宗教是巩固自己统治的手段
恩格斯说:在法国,从大革命开始,“基督教已经踏进了最后阶段……它愈来愈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统治阶级只把它当作使下层阶级就范的手段……至于这些老爷们自己相信还是不相信他们各自的宗教,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注1）此话对于拿破仑,真是妙不可言、贴切之至!
伏尔泰有两句名言:“如果没有上帝,也应臆造出一个上帝。”“如果要使您的人民安静并强大,就必须让宗教服从国家的法律。”拿破仑正是这种宗教观的信奉者和实践者。他直言不讳地说:“在世界各国,宗教对于政府都是有用的。应当利用宗教对人采取行动。我在埃及是伊斯兰教徒;在法国是天主教徒。一国的宗教应完全掌握在统治该国的人的手中。”（注2）就是说,宗教应该成为统治者手中巩固自己政权的政治工具。
作为一个认为自己“太爱战争”的伟大军事家,拿破仑曾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强大的力量,即刀枪和思想;从长远来看,刀枪总是被思想战胜的。”（注3）综观其言论,可以说,在诸多思想中,他又特别重视宗教思想。认为“宗教思想所具有的影响,比某些胸襟偏狭的哲学家所愿意相信的要大得多,它能给人类以极大的好处。如果和教皇的关系搞得好,就可能使一亿人的良知就范。”（注4）
所以,他认为要培养“有道德的”顺民和愚民,最好的手段莫过于宗教教育。他说:“要提倡道德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恢复宗教。没有一些人比其他人富些,社会就不能存在;而没有宗教,这种不平等状态也就不能存在。当一个人饿得要死,而其近邻却吃得很饱,这个穷人简直不能容忍这种差异,除非有某种权威能告诉他‘上帝’要这样。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必须既要有富人,又要有穷人;但是……在天上,事情将不是这样。”（注5）
他特别注意对占人口一半的妇女进行宗教教育。他说:妇女“需要永远顺从……所有这些只能用宗教,用温柔慈祥的宗教来对付。”并指示有关官员:在公立女子学校中,“你首先必须从极其严格的宗教开始。在这一点上决不允许有任何妥协……宗教是第一要事……是母亲和丈夫的最可靠的保证。我们对教育的要求不是女子应思考,而是她们应信仰。”（注6）
他认为,如果社会没有宗教,后果就不堪设想。“宗教是想象力的疫苗,它可以使想象避免任何危险和荒谬的信仰的侵蚀……假如你们让人民放弃信仰,你们只会培养出一些江洋大盗来。”（注7）总之,“我从宗教看到的不是化身的奥秘,而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奥秘。”（注8）
法国天主教在波旁王朝时代是国教。大革命开始以后,它成了革命的对象,其土地财产被没收,教堂被封闭,宗教象征被摧毁,宗教活动被禁止。其教士又分成拥护政府的少数派即宪政派和反对政府的多数派即正统派。伴随着非天主教运动又出现了崇尚理性之神的敬神博爱教。这引起了许多教徒特别是农民教徒的不满。一些地方的叛乱就是打着恢复天主教的旗号进行的。
拿破仑多次指出,法国革命者的一个重大缺点是没有利用法国人民的宗教感情为新制度服务。他上台后,就决定结束教会的分裂,实现宗教和平和人民的团结,以巩固他的政权。他也看到,天主教的森严的教阶制度和严格的纪律,要人们服从掌权者之类的教义,都和他要建立一个稳固的中央集权政府的思想相吻合。所以他一上台,就开放了教堂,恢复了天主教的宗教活动。这受到了广大教徒的欢迎,也分化了叛乱者,再加上武力镇压,使长期为患的叛乱很快平定。这对安定新占领区的社会秩序也颇为有效,因为那里绝大多数人是天主教徒。后来,他又与教皇签订了政教协议,在保留大革命基本成果的基础上,正式恢复了天主教。按此协议及附件,它不再是国教,而是法国大多数人的宗教。它从属于国家,为国家服务。教会放弃被没收的土地和财产,不再征收什一税。大主教、主教等由拿破仑任命,由教皇授予圣职。未经法国政府批准,罗马教廷的文件不得在法国发表和实行,其人员不得在法国活动,等等。这样,教会已由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变成了为资产阶级国家,为拿破仑服务的工具,即他所谓“政府的附庸”。
后来,拿破仑又通过法律使历史上长期受压制和迫害的新教和犹太教与天主教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其宗教活动受到法律保护,但其信徒必须拥护政府,服从法律,尽纳税服兵役的义务等。
他在本国的宗教政策,受到了各宗教广大信徒的欢迎,这就促进了全国人民的团结,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他自己也认为由于他有“宪兵、郡守和教士”,所以才不怕人们造反。
但他也不是允许一切宗教或教派都合法存在。他禁止耶稣之心、圣餐公会、修士军、敬神博爱教等宗教组织的存在,认为他们的教义和活动不利于他的政权的巩固。
正因为他政治上需要宗教,所以尽管他是无神论者,却反对宣传无神论和自由思想,反对公开批判宗教,实行愚民政策。1805年有人重印了法国著名的无神论者马雷夏尔的《无神论者辞典》,他谴责重印者“老迈昏庸”,并禁止他出版任何著作。他骂大哲学家康德是空谈家和骗子,不如教皇对人的思想有益。认为与其让民众大谈哲理,不如让他们利用教堂和教义。他反对士兵读书,说“引导他们的正确办法是使他们一无所知。”（注9）他认为印刷品“越少越好”,强令法国的一百多种报纸停刊。他相信宗教迷信和愚昧无知有利于他的统治,因为愚民最听统治者的话。
注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2—253页。
注2：奥布里:《拿破仑外传》第142页。
注3：《拿破仑时代》下卷,第174页。
注4：王养冲等编:《拿破仑书信文件集》,第551页。
注5：王养冲等编:《拿破仑书信文件集》,第208页。
注6：王养冲等编:《拿破仑书信文件集》,第325页。
注7：《拿破仑轶事》,第75页。
注8：霍特曼:《拿破仑的革命》,纽约,1967年版,第121页。
注9：王养冲等编:《拿破仑书信文件集》,第239页。
宗教是神化自己的光环
他了解历史,洞察时人,懂得除了文治武功之外,还需要借助于宗教给自己戴上一轮既神秘又神圣的光环。他曾慨叹:“我来得太迟了,再没有什么辉煌的事业可做了……你看看亚历山大吧:在侵入亚洲以后,向人民宣称是朱庇特(神)的儿子……整个东方都相信了这句话……如果我宣称是永恒之父的儿子……那就没有一个粗野的妇女不在我经过的路上发出嘘声的。今天的各族人民太有见识了,并没有什么辉煌的事业可做了。”（注1）
他深知自己已不可能象两千多年前的亚历山大那样以诡称为神的儿子来愚弄人民,但是仍然可以根据他当时的具体情况最大限度地利用宗教来为神化自己服务。
首先,他要把他的帝国盖上他所谓“上帝恩典”的印章,而他这个皇帝只有得到“上帝在地上的代表”——教皇的加冕,才算盖上了这个印章。于是,他称帝后又诱请教皇来巴黎,在盛大的加冕仪式上为他加了冕。他还把亲手修订的《帝国教理问答》作为学校的必修课。他一反早年的观点,在《问答》中公然宣称“君权神授”论。说什么上帝“通过赋予我们的皇帝以和平和战争的才能,立他为我们的君主,使他成为上帝在地上的形象和权力的代行者。因此,尊敬和服事我们的皇帝就是尊敬和服事上帝自己。”“他还由于接受了天主教会的首脑教皇授予的圣职而成了神权帝王。”因此,“对我们的皇帝不尽义务”就是“对抗上帝亲自建立起来的秩序,这使他们自己理应受到无穷无尽的惩罚。”（注2）根据这个《问答》,那些教士们常给人们讲什么:上帝的神灵暂时附着于拿破仑身上,他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上帝直接干预的结果。
为了进一步神化自己,他还想在“皇帝陛下”的尊称前面加上“神圣的”形容词。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后来回忆说:“君权神授的思想对他影响也很大。”当他知道奥地利臣民用“神圣的皇帝陛下”称呼其皇帝时,就“用庄严的语调”说:“这是一个优美的习惯和良好的措辞。权位来自上帝,正因为如此,它才是人的攻击所不能及的。今后有朝一日我将采用这个称号。”（注3）其次,不信命运只信人事的拿破仑,也常常利用人们对命运的迷信来为神化自己服务。在圣赫勒拿岛时他曾颇为客观地说:我出身卑贱,来自社会的最低层,而能成为皇帝,是因为环境和舆论对我有利。但他在当政时,却故意一再公开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上天赐予的鸿运。他33岁生日时,在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上高高地悬起一颗红星,以作为他本命星的象征。他曾对朋友说:恺撒曾讲他自己的好运气并且表示他是相信命运的,他这样做是正确的。这种手段既可以影响别人,而又不会触犯任何人的自尊心。拿破仑也如法炮制,把自己打扮成命运之神的骄子。
注1：王养冲等编:《拿破仑书信文件集》,第244页。
注2：王养冲等编:《拿破仑书信文件集》,第283—284页。
注3：王养冲等编:《拿破仑书信文件集》,第568页。
[ 本帖最后由 蓝色拿破仑 于 2007-4-3 14:40 编辑 ] |
发表于 2007-4-1 18:08:55
提升卡
变色卡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