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旺代农民叛乱起源研究综述

月光丸

来源：《江西社会科学 》2010．11 ，作者黄广凌

　　在波澜壮阔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交响曲中，旺代农民叛乱无疑是一阵格外刺耳的不和谐音。1793 年 3 月，农民利用共和国政府征兵之际，在法国西部以旺代郡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动武装叛乱，公开对抗革命政府。叛军主力曾一度占领肖莱、布雷絮尔等重要城市，与共和国正规军血战达数月之久方告失败; 其余部则转入游击作战，直至 19 世纪初期才全面平息。

　　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瓦解了封建领主特权和教会在精神及经济方面的压迫，使农民得以充分摆脱封建土地制度的桎梏。这也是共和国政府最重要的历史功绩之一，并在革命初期受到各界民众的热烈拥护。那么，究竟是什么使旺代地区的农民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两百多年来，旺代叛乱的起因一直挑战着历史学家们探索真相的好奇心，成为法国革命史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据统计，1965至1985年之间，欧美国家刊出的有关法国革命的论文中，旺代农民叛乱的相关研究高达12% －13%[1]( P63)，其中，起因问题所占比重尤为突出。

　　叛乱起因问题的研究发轫于叛乱肇始之时，在 19世纪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高潮。19 世纪，法国的政治体制在共和制和君主制间几经摇摆。不同政治派别都以历史研究为阵地，借古喻今，以期争夺政治方面的话语权。旺代叛乱作为“反革命”和反对共和国的典型历史事件，自然成为他们角逐的重要阵地，双方各执“贵族 /教士阴谋论”和“农民运动自发论”，争论不休，学术之争带有较为明显的政治色彩。而 20 世纪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视角在学界日益得到重视，大量史学研究从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的角度重新审视旺代叛乱的背景，极大地拓宽了人们对法国农村在革命中所发生之变迁的理解。而法国革命二百周年前后，法国革命史领域内“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和以政治文化为核心的“新史学”的崛起，在该问题的研究中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因此，厘清该问题研究中不同学派的观点，既有助于理解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价值和功过，也可以为观察西方史学界的发展和变迁提供一个具象的视野。然而，由于时间跨度较大，相关论著浩繁，笔者学力所限，只能对其主要流派及代表性观点做一简单梳理。

　　一、共和派史学家的“阴谋论”

　　共和派史学家坚信旺代农民叛乱的背后潜伏着颠覆共和国的巨大“阴谋”。这种观点一度是法国学术界的主流。实际上，大革命以来，不断被揭露和证实的宫廷阴谋，强化了社会矛盾急剧激化给民众心理带来的张力，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下层民众，都生活在对各种“阴谋”的恐慌和焦虑之中。当 1793 年，法国西部地区数以百计的大小城镇在几天之内，几乎同时发生暴动之时，人们不得不更加执著于自己对阴谋的猜想。因此，“阴谋论”广为共和派人士所采用，并随着当事人回忆录和书信等第一手资料的不断曝光，似乎越来越多地得到验证，从而主导旺代问题的研究达百年之久。

　　直接参与战争的共和国将领们倾向于把贵族视作阴谋的发动者。曾参与平叛的克莱贝尔 ( Kléber) 将军在回忆录中声称，旺代地区“二十多个中小贵族”给法国带来了这场灾难。[2] (P5)1806 年，德波尚( de Beaucham p) 根据对司法档案的分析得出结论: 大革命之后，贵族与英国和俄国的反革命势力密切勾结，密谋策划内战，准备通过叛乱重建君主制，并恢复封建特权和割据状况; 他们最早酝酿在布列塔尼半岛起事，在几次失败的尝试后，终于在旺代地区引发了战争。[3]而塞勒斯丹·波特(Célestin Port) 则揭露了来自莱茵河畔的反革命宣传对法国西部农民的影响，攻讦目标直指流亡贵族和普鲁士、奥地利的封建势力。[4] (P25)

　　当然，把煽动叛乱的主要责任归咎于教士者也大有人在。曾在战争后期于旺代地区担任要职的萨瓦里( Savary) 观察到叛乱地区内教士在民众中重要的精神影响力。因此，他认为: 当革命触动了教会的利益时，他们就通过书信等联系方式，构建了一个以精神力量为核心的反革命网络，保持对民众的煽动和操纵; 并利用国家征兵的机会，引爆了旺代叛乱。[5 ] (P46)20 世纪初的史学家杜布厄耶( Dubreuil) 就此论断:“教士们的作为，并非为了捍卫基督教的教义——— 事实上，教义根本没有受到真正的挑战; 他们的目的，只不过是要维护自己的权威，希望把国家置于他们的掌控之下。”[6] (P20)

　　共和派旺代史学的集大成者当推夏尔－路易·沙珊 ( Charles－Louis Chassin) 。 他 广 泛 搜 集 并 考 订 了1789 －1793 年间浩繁的地方档案资料，并在此基础上于1892 年推出了研究旺代战争的专著《旺代战争的准备:大革命历史资料研究》。综合以上两派观点，他认定: 教士和贵族作为没落封建势力的代表，联合起来阴谋策划了旺代的叛乱。他在书中写道:“准确地说，是抵抗派教士准备好了叛乱的温床。在几年的时间里，他们重燃了宗教的圣火，并把随时可以点着的火种保存在民众之中。没有他们，在 1793 年，贵族们从 1789 年开始酝酿的阴谋，仍会像 1791 和 1792 年一样招致流产的命运。当然，没有贵族们——— 他们大部分是来自旧陆军和海军的军官——— 的参与，一场农村暴动，也不可能具有兼顾了‘地利’与‘人和’的军事组织形式。”[7] (P607)19 世纪法国史学界的泰斗米什莱(M ichelet)对此不无形象的比喻道:“贵族在暗处袭击法国，而教士则试图卸下共和国的武装。”[8]( 第 2 卷，P17)
　　那么，对民众大量参与叛乱的现象应当如何解释?米什莱无法解答，只能慨叹道:“民众被蒙上双眼，引入歧途，武装对抗大革命——— 自己的母亲，这真是令人惊异。”[8]( 第 2 卷，P11)显然，这暴露了共和史观在这一领域的致命弱点，也使该史观受到其他流派史学家的挞伐。因此，到 20 世纪中期，此派观点基本已退出史学研究的舞台。

二、革命反对派史学家的“自发论”


　　革命反对派史学家的主要构成为君主立宪派学者、宗教人士和部分怀有旺代“情结”的法国西部本土学者。早在 19 世纪初期，君主立宪派史学家们就提出了“自发性农民运动”的理论，力图强调“反革命”行动的“人民性”，借以挑战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价值。他们使用的原始材料多源于叛乱地区当地贵族和其他当事人撰写的大量回忆录和信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德拉罗什雅克兰夫人 ( M adam e de la Rochejaquelein) 的回忆录，该书不仅当时广为传颂，至今仍多次被翻印。在她笔下，大革命以前，农民和贵族们同饮共舞，和谐相处; 当革命的风暴打破了这种田园牧歌般的生活时，农民自发武装起来，保卫国王和他们的“好教士”。[9]

　　19 世纪中期的君主立宪派著名历史学家克雷蒂诺－若里 ( Crétineau －Joly) 把旺代叛乱拔高为一场反抗“暴政”的农民“民主运动”。在《旺代战争地区史》中，他指出: 农民眼中，法国大革命的实质是“暴力”，而非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因此，是不合法的。“旺代就是民众! 与法国其他地区一样，它是尊重旧制度的法规和习俗的民众。当法规和习俗受到了破坏，他们拒绝分享大革命在洗劫了富裕阶层之后提供给穷人们的盛宴。”[10 ]( 第 1 卷，P67 －68)

　　随着 19 世纪后期作为“历史科学”的“考证史学”的兴起，革命反对派的史学家们也开始寻求史料方面的突破: 一方面“求新”，对战争亲历者的口述进行了整理; 一方面“求变”，对共和派提供的史料资源进行了全新角度的诠释和解读。1878 年，德尼奥神父( AbbéDeniau) 的五卷本《旺代战争史》出版。在书中，旺代军的战士们具备优良的品行和宗教殉道者的高尚情怀; 他们在贵族的领导下，为拯救君主制和天主教而战。[11]而 20 世纪的比约( Billaud)、波多诺夫( Bordonove) 和蒙塔尼翁( M ontagnon)等学者的著作①，也都展现了旧制度直至法国革命初期农民与贵族和教士们亲如一家、“和谐生活”的美好图景。其实，他们对叛乱的社会和经济背景并非全无认识;然而，他们还是更乐于从文化和道德危机的角度来解释叛乱的根源。因此，与其说这些旺代出身的学者是从根本上抵制法国大革命的，还不如认为他们的学术导向受到了传承自旺代叛乱者的集体记忆的影响。这也是在他们的著作中常见一些意气之语的原因，部分弱化了其学术价值。

三、社会经济领域的研究


　　20 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理论越来越多的进入具体的史学研究领域，从而对旺代叛乱起因问题的探索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 世纪 20 年代，左派历史学家马迪厄率先指出: “( 旺代战争之类的动荡) 其主要原因都是经济的及社会的。属于政治及宗教性质的原因是继起的，但为前者之辅。”[12 ] (P291)可惜的是，他并未对此做出深入的阐述，而只限于讨论旺代战争的导火索——— 征兵。在他看来，以当时的社会背景，无论征兵方式如何，民众都不可能满意: 采用投票制，会“使征募事件受制于业已激动的各种地方情绪”，造成各派系之间的争斗; 而抽签制，难免使农民联想到旧制度下的自卫队招募体制，从而丧失对革命的信心。[12 ] (P292 －298)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介入，揭开了旺代叛乱研究的全新篇章。从此，史学家开始更为客观的评价历史事件，专注于对战争根源之结构化起因的研究。

　　20 世纪中叶，随着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等量化分析方法在史学中的使用，旺代问题的研究也注入了更多的严谨性，有机会摆脱简单化和脸谱化的意识形态纠葛。“农民终于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成为研究对象，不再被当成是由贵族和教士们所操纵的工具。”[13]( P14)历史学家尽力挣脱学术前辈们的身份印记和学派标签，注重发掘整理新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力图通过重现当时社会结构的模型，全面理解旺代叛乱的深刻根源和运行机制。其中，马塞尔·福胥( M arcelFaucheux) 、保尔·布瓦( PaulBois) 和查尔斯·蒂利 (Charles Tilly)三人的贡献尤为突出。

　　美国社会历史学家查尔斯·蒂利于 1964 年发表学术专著《旺代》。在该书中，他借助丰富的档案资料，采用数据统计和分析等社会学的研究手段，揭示了 18 世纪后期法国城市化进程对旺代地区社会结构的影响。他指出: 法国革命以前，资产阶级作为新生的政治力量迅速崛起，并以土地收购等方式，对周边的农村地区构成了经济威胁; 在城市化发展较快的地区，农民的敌视和反抗情绪尤为严重。而资产阶级政权在各领域内采取一系列较为激进的政策( 教会改革、拍卖没收资产、行政区划改革，等等) ，扩大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行政权力，却伤害了农民的感情，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对抗。因此，他认为，旺代叛乱事实上是大革命以来一系列社会矛盾冲突的延续和爆发。[14]

　　在蒂利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福胥进一步提出: 旺代叛乱的深层历史根源，不是圣职人员基本法的颁布，也不是路易十六之死和征兵，而是“旺代的贫穷”。大革命不能满足人们对 1789 年三级会议的期望: 国家资产大多被资产阶级和商人们中饱私囊，在旺代占人口大多数的佃农无法从封建权利的废除中获益。因此，传统社会结构的破坏、教会制度的改革和大规模的征兵，迅速激化了社会矛盾。[4]

　　通过对叛乱地区萨尔特省案例的研究，保罗·布瓦发现: 在该地区，参加叛乱者往往是富裕的农民;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崛起，对他们在农村的主导地位构成了威胁; 而共和国军队的主要参与者，恰恰是容易受到革命宣传影响的贫民。因此，他认为: 大革命之前，贵族开始大批搬往城市居住，不仅扩大了城乡差距，而且留下农村权力控制的真空，引发了各种新型政治力量的竞争。这正是旺代战争的主要成因之一。[15]

　　无疑，通过对社会关系和经济结构的分析，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揭示了旺代叛乱深刻的历史根源，也基本奠定了日后该领域内学术理论的框架。然而，由于叛乱所涉及的地域较广，而这些学者们又倾向于把法国西部视作一个整体，所以，他们往往会选择某特定地区进行个案研究，并希望借此建立一种模型，把结论推诸整场叛乱。这种做法受到了新一代史学家的质疑。

四、新政治史学和微观史学: 旺代叛乱起因研究的最新史学趋势


　　目前，国内史学界对 1793 年爆发的旺代地区的农民暴动，通称为“旺代叛乱”( 本文亦沿通例) 。而在欧美国家，一般称为“旺代战争”( Guerre de Vendée) ，但“叛乱”一词也偶有使用( insurrection 或 révolte) ，未作明显区分。到底是叛乱，还是战争? 这一问题在法国当代历史学家让 －克莱蒙·马丹( Jean Clém ent－M artin) 那里得到了解释。

　　马丹是当今法国史学界旺代研究的执牛耳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丹一直致力于旺代战争的研究，出版了十余部相关著作。马丹认为: 旺代叛乱始于3月中旬的西部地区征兵抽签; 而直到该月19日，共和国军队第一次镇压失败，才是旺代战争的起点。由此，他指出: 旺代战争起源于旺代叛乱; 把一场本来普通的“叛乱”升级为“内战”，是雅各宾派在与吉伦特派的政治斗争中，借以打击对方的舆论战略; 而当局对叛乱看法的改变及相关措施，又使叛乱真正发展为战争。[16 ]( P25 －50)在他的眼中，“旺代战争”和“旺代叛乱”不属于同一范畴。因此，他断言: 在1793年之前，叛乱发生地区之间没有共性，统一的反革命行动也从未真正形成; 而所谓“旺代特性”，只是人们营造的“神话”而已。这一大胆的假设，从心态史和文化史的角度为旺代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可惜的是，旺代叛乱并非他的旺代史学研究真正的中心所在; 在《旺代与法国》一书中，他曾以较大篇幅列举并批判了以前各种有关旺代叛乱起因的研究成果，[16 ]( P52 －91)解构的深度较大，但对问题的解答，缺乏真正的建构性。

　　无论如何，当法国革命二百周年的系列纪念活动相继谢幕，旺代问题的研究与法国革命史一起相对归于沉寂。20 世纪末期，以阿兰·杰拉尔( Alain Gérard) 为代表的旺代本土史学家更多地把笔墨置诸对战争中的“殉难者”的哀悼和对大革命政府的批评，即使目的在于矫枉过正，终归容易被视作另一种“纪念史学”，很难再引起学界的重视。倒是近十年来，微观史学的思潮更多地把旺代战争的研究引向对革命时期农村的基层社会单位——— 村社的考察。安娜·罗兰 －布勒斯特罗 ( AnneRoland －Boulestreau) 通过对旺代地区不同性质的三个村社的个案分析，指出: 当村社首领不满于共和国政府的政策时，叛乱便已见端倪了; 至于农民是否参与暴动，则取决于他们对村社的依附程度。[17]同时，史学家们对位于旺代地区边缘，但并未参加叛乱的城市和村镇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如: 瓦兰 ( Valin) 对革命时期的拉罗谢尔(La Rochelle)的研究，威廉对吕松 ( Lu on) 地区的研究，等等。这些著作均是对前一代史学家研究成果有益的开拓和补充。

　　由于旺代叛乱的直接后果是革命恐怖政策的实施，旺代叛乱起因的研究对理解法国大革命中反对派的思想和雅各宾派的行为逻辑具有直接的意义。20 世纪 80年代，欧美的历史学家们对法国大革命的功过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反思，反对弘扬“革命暴力”的“侧滑论”应运而生。国内史学界一贯强调对这种“修正主义”史学观的批判，然而，对相关史料的分析和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既然旺代叛乱是修正派史学家们经常援引的论据，我们就可以考虑以此作为一个基点，展开细致的研究，从而，更为有理、有据、有节地评判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功罪，捍卫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价值。

　　目前，国内史学界对旺代叛乱的关注还不是很多。1989 年，许虹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专题论文《1793 年法国旺代农民叛乱原因新探》，对传统共和派史家的“阴谋论”和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经济决定论”提出了质疑。她部分秉承蒂利的观点，主要从政治的角度，剖析了村社传统与革命政府的社会革新之间的矛盾冲突。她认为，“革命者对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的正义性坚信不疑，因此不去设想人民除经济利益外还有别的要求”，采取的某些政策有举措不当之处; 而旺代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对大革命推进的政治现代化的抵制”。[18] (P53 －65)此外，《旺代叛乱述略》[19]等论文，也对国外旺代叛乱研究的一些最新学术成果进行了推介和综述。此外，秦晖和金雁合著的《田园诗和狂想曲》中，把旺代叛乱的起因归于宗法农民对村社共同体的依附性。书中指出，革命对封建基层社会结构的破坏，使农民奋起保护旧有的秩序。[20]( P183 －212)虽然作者没有结合法国革命的具体背景展开论述，但颇具启发性。

　　这些研究成果搭建了国内外的法国革命史研究之间的桥梁，开拓了我们对于旺代问题研究的视野。然而，由于某些客观条件的限制，其主要史料很大比例来自英美的学术专著——— 这也为国内学者的进一步研究留下了空间。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日渐频繁，我们也有更多的机会去查阅和占有丰富的第一手相关史料，全面参考和借鉴国外已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力争实现国内世界史研究在该领域的推进和发展。

　　注释:
　　①这些著作分别为比约的《旺代战争》( Billaud．Guerre de Vendée．Fontenay．1967)、乔治·波多诺夫的《大革命中旺代的日常生活》( George Bordonove．la vie quoti-dienne en Vendée pendant la révolution．Paris．1974)、安德烈·蒙塔尼翁的《旺代战争 1793 －1832》( AndréM on-tagnon．Guerres de Vendée 1793 － 1832．Paris．1974)。

　　参考文献：
　　[1]Claude Langois．La révolution malade de la Vendée，Vingtièm e siècle，Revue d? histoire．1987，(14)．
　　[2]Kléber．Kléber en Vendée．Paris．1907．
　　[3] Alphonse de Beaucham p．Histoire de la guerre deVendée et des Chouans depuis son origine jusqu' ?la pacif ica-tion de 1800．Paris，1806．
　　[4] M arcel Faucheux．L ? insurrection vendéenne de1793: aspectséconomiques et sociaux．Paris，1964．
　　[5] Jean Julien M ichelSavary，Guerre des Vendéens etdes chouans．Paris，1824．
　　[6]Léon Dubreuil．Histoire des insurrections de l ? Oue-st．Paris，1929．
　　[7]Charles－Louis Chassin．Préparation de la guerredeVendée: ?tudes documentaires sur la Révolution Fran?aise．Paris，1892．
　　[8]J．M ichelet．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Paris，1979．
　　[9]Mémoire de Madame la marquise de Bonchamps etde Madame de Larochejacquelin．Paris，1823．
　　[10] Crétineau －Joly．Histoire de la Vendée militaire．Paris，1973．
　　[11]Félix Deniau，Histoire de la guerre de la Vendée．Anger，1878．
　　[12](法)马迪厄 ．法国革命史 [M ]．北京: 三联出版社，1958．
　　[13]Alain Gérard．Pourquoi la Vendée．Paris，1990．
　　[14] Charles Tilly．La Vendée: révolution et contre －révolution．Paris，1970．
　　[15]PaulBois．Paysans de l ? Ouest: des structures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aux options politiques depuis l ? époquerévolutionnaire， dans la Sarthe．Paris，1971．
　　[16] Jean －Clém ent M artin．la Vendée et la France．Paris，1987．
　　[17]Anne Rolland －Boulestreau．Communautés ruraleset Révolution ( 1750 — 1830 ) ． Les notables des Mauges．Rennes，2004．
　　[18]许虹 ．1793 年法国旺代农民叛乱原因新探[J]．历史研究，1989，(4)．
　　[19] 朱爱青，刘北成 ．旺代叛乱述略 [J] ．史学月刊，2004，(7)．
　　[20] 秦晖，金雁 ．田园诗与狂想曲: 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M ]．北京:语文出版社，2010．

月光丸

另附《“旺代叛乱”述略》一篇


朱爱青/刘北成
【作者简介】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北京　100875/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历史系，北京　10008 4
   
  朱爱青(1976-)，女，浙江台州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刘北成(1949-)，男 ，北京市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西方思想史研究。

【内容提要】“旺代叛乱”是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 旺代农民的“愚昧”、“保守”。从最直接的现象看，它实起因于共和国政府的政策与 农民的传统情感之间的冲突，共和国政府的过激政策无疑应负一定的责任。共和国政府 对旺代农民的镇压，不仅是拯救共和国的胜利，而且也是恐怖政策的过火表现。在近现 代世界历史中，“旺代叛乱”并非只是个别的现象。在革命或者现代化进程中，不难看 到一部分农民或者一部分弱势群体因维护自身利益而陷入与掌握着“革命”话语权的政 府相对抗的困境乃至绝境这种历史现象。重新探讨“旺代叛乱”，有助于深入理解法国 大革命以及世界历史中的“旺代现象”。

【英文摘要】Vendean Rebellion was a significant event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The　rebellion should not simply be attributed to the ignorant and conservative　nature of the Vendean peasants.Instead,it resulted from a conflict of interests in policies between the Republic and the Vendean peasants.The policies of the French government should be to blame for it in some way.The　repression of Vendean was not only the defense of the new republic,but also　reflected the excessive use of terror.The phenomena such as Vendean Rebellion are not exceptional in the modern world history,there have existed　under-privileged groups who rebel against,and are ultimately defeated by,the government.To rethink Vendean Rebellion would help to understand both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similar phenomena.

【关 键 词】法国大革命/“旺代叛乱”/共和军/旺代军
    the French Revolution/Vendean Rebellion/Republic army/Vendean troops

【正 文】

    [中图分类号]K565.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4)07-0064-06

    旺代，这个法国地名因1789年的大革命而载入历史教科书。

    “摧毁旺代，瓦朗西安和孔代将不再受奥地利控制。摧毁旺代，英国将不再占据敦克 尔克。摧毁旺代，莱茵河将从俄国统治下解放出来。摧毁旺代，西班牙将受到法国南部 和西部胜利之师的联合袭击。摧毁旺代，里昂的抵抗将会停止；土伦将起来反抗西班牙 人和英国人；同时，马塞精神将提升到共和革命的高度。对旺代的每一次打击，都会在 封建势力和外国侵占的叛乱城市激起回应。”[1](p148)

    这是1793年8月2日雄辩的革命家巴雷尔(Barere)演讲时的一段激烈言辞。他将法国大 革命中的“旺代叛乱”看成是事关革命成败的焦点和所有叛乱的中心。不止巴雷尔，当 时许多有识之士在旺代问题的严重性上已达成共识。有的人甚至还断言，假如革命失败 ，那一定是由于旺代的缘故。

    旺代不仅仅在大革命时期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而且在大革命后的百余年内依然如此 。[2](p208)为什么人们对旺代有这么持久的关注?“旺代叛乱”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于 “旺代叛乱”这一重大事件，在中文著述(包括译著)中至今没有完整的论述。

    本文试图对“旺代叛乱”的始末做一概述，并提出我们的一些看法，以期引起对法国 大革命更深入的思考。

一　“旺代叛乱”的缘起

    旺代位于法国西部，北接卢瓦尔河，西临大西洋。根据不同的地形，旺代省被划分为 上旺代和下旺代两部分。下旺代临近海岸，主要由沼泽地组成。上旺代则是森林稠密的 地区，山脉蜿蜒，峡谷、山涧众多，大部分人口散居在各个相互隔绝的小农场和村舍里 。这里土地肥沃，通过农业、牧业劳动来糊口并非一件难事。但这里同外部的交往并不 多，新思想很难渗透到这些地区来。

    旺代农民安于现状，从不曾想过要让他们的生活有一丝的改变。他们笃信上帝，热爱 教士。大凡涉及精神领域的一些事情，农民都会对他们的灵魂导师——教士深信不疑， 而且无所畏惧。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和教士之间的这种亲密依恋关系已成为旺代人的传 统了。而且，他们时刻准备着用鲜血来捍卫这一传统。旺代农民还把服从自己的领主作 为天职，根本不懂得把自己的利益和贵族的利益区分开来。此外，旺代农民生命中还蕴 藏着一股巨大的热情，那就是对家乡的热爱。他们只希望生活在自己的家乡并且老死在 那里。为了坚持他们有住在他们熟悉的环境中的权利，他们愿意拿起武器；为了保卫他 们的家园，他们情愿流血牺牲。

    这些纯朴、强悍、迷信宗教而又忠于旧秩序的旺代农民，对于与他们的地位无关的革 命是无法理解的。更何况，大革命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夺走了他们精神上的慰藉者 。如1792年6月30日，旺代政府下令逮捕全部未宣誓的教士；8月26日，国民公会下令凡 60岁以下的反抗派教士在15天内必须离开法国，年老有病者则监禁在首府。

    最令旺代农民难以忍受的还是共和国政府的征兵令。在旧制度下，军队是为保卫国王 的荣誉和财产而存在的，而非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参军是一种特权，而非公民的义 务。但大革命以来，人民被要求以民族利益为重，为捍卫国家独立而奋斗。闭塞的旺代 农民，根本无法理解巴黎政治家们高喊的爱国主义口号，不愿履行共和国政府强加给他 们的种种义务，更反对远离家门参军打仗。所以，旺代在1793年1月份国王被处死之时 仍未拿起武器，而3月10日征集30万军队的命令一下，不少地方却同时暴动。这正表明 这次征集直接引发了旺代农民暴动，同时也解释了托克维尔提出的在保王意识最薄弱的 旺代和布列塔尼却发生保王党叛乱的吊诡现象的原因。[3](p159,210)

    当然，在“旺代叛乱”中起领导作用的大多是贵族。这些贵族参与旺代农民暴动的目 的是为了复辟波旁王朝，恢复旧秩序，维护自己的封建特权和利益。但他们只是在农民 暴动发生后才加入起义队伍，而且事态的发展表明他们也无力左右这支旺代农民大军的 命运。


二　旺代战事的进程

“旺代叛乱”从1793年3月10日下旺代的马什库尔起义和上旺代的圣弗洛朗起事开始， 到12月23日旺代军被彻底击溃为止，历时9个月，辗转了旺代、曼恩—卢瓦尔、普瓦图 、昂儒、布列塔尼、诺曼底等广大地区。这场战争惨烈而又悲壮，愚蠢却又辉煌。

纵观旺代战事进程，笔者将其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旺代军的早期胜利，战局不定 、互有胜负和旺代军走向毁灭。

(一)旺代军早期的胜利

第一阶段从3月初暴动开始到6月旺代军进攻南特之前，为旺代军的早期胜利阶段。在 这一阶段，各地起义的农民军大多分别领导、独立行动。下旺代由海军军官夏莱特(F.A .de Charette)指挥起义，上旺代先由平民卡特利诺(Jacques Cathelineau)、斯托夫莱 (Stofflet)做起义军的领袖，后来又选定贵族邦尚(Marquis De Bonchamps)、德尔贝(the Marquis d'Elbee)、拉罗什雅克兰(Marquise De La Rochejacquelein)、莱斯居 尔(Marquis De Lescure)、塔耳蒙(Prince Philippe de Talmont)等来领导起义军。卡 特利诺说：“让贵族领导我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更勇敢，而是因为他们更懂得战 略和战术。”[1](p49)此外，贵族在这封闭的偏远地区还得到农民的爱戴和信任，由他 们来领导被认为是十分自然的事。所以，在早期，农民与贵族之间能够进行较好的合作 。这十分有利于旺代军的胜利进程。他们接连打败平叛的部队和国民自卫军，相继攻占 了肖列(Chollet)、布雷絮尔(Bressuire)、图阿尔(Thouars)、索缪尔(Saumur)、翁热( Angers)等城市，并进逼西部重镇南特(Nantes)。

旺代农民的起义并没有进行精心的策划，也未做长期的军事准备，然而旺代军却能节 节取胜，逼得共和军连连败退。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推究。泰勒指出：“起义的时间并非 刻意选择的，而是紧迫的形势决定的。然而，这一点恰恰给叛军提供了成功的可能，要 不然就不会有此机会。”[1](p25)确实，就共和军方面来说，当时的旺代并没有足以防 御的力量。一支被认为在前线战斗力最弱的几千人部队，几个营的国民自卫军，这些就 是赖以镇压旺代农民军的所有力量。旺代各地农民几乎同时举行暴动，使共和军猝不及 防，同时巴黎方面也尚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没有派出大量的增援力量。这样的局势 ，使得旺代农民军的最初胜利成为可能。

当然，仅有上述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旺代农民军的步步进逼，共和军的一再溃败还 有其他诸多原因。首先，旺代农民军熟悉作战环境，与共和军相比处于有利地位。旺代 地区地形复杂，森林、峡谷密布，而森林向来是“法外之地，是盗贼等不逞之徒的天堂 ”[4](p116)，也是“弱者的避难所”[4](p117)。在这样的地方打赢一场战争是不容易 的。要是广大将士对地形不熟悉，仅靠不确切的消息或凭猜测去做决定的话，那取胜的 难度就更大了。对共和军来说，旺代的乡村就像一个迷宫，既深又暗。即使是主要的道 路，大多数也在两旁围了篱笆。一个陌生人若想从路的一侧穿到另一侧去，那他首先必 须找到林中的蜿蜒小路。即使找到了，那也是非常狭窄的，不能通过任何比乡下人的手 推车更占空间的交通工具。而旺代农民军却可以躲在篱笆背后或藏在峡谷里以逸待劳地 阻击进犯的敌人。他们还通过喊叫声，利用敌人对他们人数的不确定以及在暗处的连续 射击，在共和军队伍中制造极大的恐慌。但是，如果共和军组织反击，那么这些旺代人 就会在一瞬间全部消失不见。因为他们已通过荒僻的小路返回家里，并在家里关注着战 事，同时耕耘他们的田地，直到要求武装的警钟再次响起。

天时地利固然重要，但人的因素更是关键。旺代战争早期旺代农民军取胜的第二个原 因就是他们的勇敢无畏，而共和军很大部分却斗志不坚、畏首畏尾。旺代军装备落后、 纪律性差、经验不足，但他们却能以热情、不畏艰难、不怕死来弥补不足。他们衣衫褴 褛，饥肠辘辘，缺乏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但他们仍然斗志昂扬、高唱圣歌；他们缺少 枪炮，大多以军刀、镰刀、镐头、木棍对抗敌人的炮火，但只要指挥一声令下，他们就 会不顾枪林弹雨前去抢夺敌方的军用品。4月份，第二次丰特内(Fontenay)战役中，当 一名炮手报告炮兵指挥官弹药不够并要求再给予一些时，这位军官指着共和军炮台回答 说：“弹药在那里。”十分钟后他们得到了那些弹药。[1](p85)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共和军的部分守军。一名共和军军官在图阿尔失守后抱怨说，一些守城者对共和事业并 不热心，而且应他要求派来增援的尽是农民，这些人不是投入战争，而是四处逃散，甚 至反过来与共和军作对。

旺代农民军不怕死的勇敢品质是和他们领袖的骑士精神联系在一起的。旺代领袖身先 士卒、敢于牺牲，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这是早期胜利的又一原因。在攻打索缪尔的 激烈战斗中，当身为指挥官之一的拉罗什雅克兰看到战争即将结束但敌人却负隅顽抗之 时，他便带着4名军官冲入城内，然后选定一座剧院，背靠着墙，向四处逃窜的敌军射 击。他们还夺得两门大炮并用它们来杀敌。敌人很快便朝图尔(Tours)方向撤去，拉罗 什雅克兰和赶上前来的六十多名战士一起将他们逐出很远。当他返回缪索尔时，他欣喜 地看到2.5万人的大军已经拥入该城。这些勇敢的将领为了激励士兵，有时还会使出奇 怪的招数。第二次丰特内战役是在形势对旺代军极为不利的情况下进行的。面对敌军的 强烈炮火，莱斯居尔发出了进攻的信号，但旺代军却犹豫不前。这时只见莱斯居尔一人 冲向前去，挥动着帽子高呼“国王万岁”。当敌军用一阵弹雨来回答他时，他已经毫发 无损地回到他的军队之中，只听他高声喊道：“你们看哪，那些共和军不知道怎样射击 。”听了他的话，农民军一拥而上，最终取得了丰特内战役的胜利。[1](p86)

跟他们相比，共和军的将领们有着更多的顾虑。在大革命期间，对将领来说，战败与 其说是不幸，还不如说是犯罪。旺代战争早期被派往平叛的贝律耶将军(General Berruyer)由于没能阻止叛乱的扩散，国民公会便以贻误战机罪解除他的总指挥一职， 并被公安委员会召回候审。索缪尔一战中吃了败仗的凯蒂诺(Quetineau)将军，回到巴 黎后即被送上断头台，甚至还累及了他的妻子。在这种恐怖气氛中，共和国将领们在决 策时就多了几分顾虑，或者互相推诿，结果是真的贻误了战机。而且，共和国还常常有 派别之争，吉伦特派代表和山岳派代表不能协调、合作，也对战略造成消极影响。

攻占索缪尔后，旺代领袖们就何去何从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斯托夫莱主张向巴黎 进发；拉罗什雅克兰倾向于前往图尔，让法国中部各省的保王大旗也树起来，带动他们 起义；莱斯居尔和其他部分人希望朝海上挺进，以便得到英国支持，邦尚和德尔贝一心 想着进入布列塔尼。但是，他们也都意识到这支农民大军是不愿意离开家乡的，所以最 后决定攻打西部重镇南特，以期更加稳固地保有旺代地区，控制卢瓦尔河。

进攻南特之前，旺代军已一举攻下了城市翁热。随着旺代军的一再胜利，局势也正发 生着变化。由于面临强大的共同危险，吉伦特派和山岳派都认识到不能再让派别分歧削 弱自身的防御力量，他们之间实行休战和解。这对共和军来讲是一大幸事，但更为有利 的还是旺代军内部的变化。这时的旺代军已不是不久前的旺代军了。农民们满足于已取 得的成就，不愿意再作牺牲。因为他们以为他们的目的已达到，即：不用远离家门去服 兵役，也可以拥有自己喜欢的教士。因此他们对为什么还要继续作战大惑不解，甚至干 脆返回家去。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旺代军开始了对南特的进攻。战斗中，统帅卡特利 诺这个农民军心目中的偶像不幸中炮。而当卡特利诺受重伤甚至可能很快会死去的消息 传开时，农民军一下子被恐慌和沮丧的情绪左右，他们开始了溃逃。

南特一役，旺代军兵员损失惨重，卡特利诺战死。米涅称这次进攻是“旺代叛乱得势 和外侵行为的终结”[5](p210)。此后，旺代战争进入第二阶段(7～10月)。在这期间， 作战双方各有胜败，旺代军方面上下旺代几度联手，但总的来说，旺代军的处境不断恶 化。


(二)战局不定，互有胜负

进攻南特受挫后，旺代农民军退回到旺代境内。在这里，他们又数次打退共和军的进 攻，并在夏蒂荣(Chatillon)设立了临时政府和中央委员会。但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大多不是军方人士，而是保王分子，它采取的几项措施也都对旺代的命运极为不利。它 规定：只许使用革命前流通的货币，革命期间发行的指券作废；宣告归还已出售的国有 财产和被没收的财产；要求旺代每一个人和所有地方当局都必须宣誓效忠国王。这些规 定损害了很大部分人的利益并引起不少人的恶感，这对旺代人进行这场战争产生了消极 影响。

在共和军方面，比隆将军(Biron)接任统帅，但他难以服众。其中韦斯特曼(Westerman )公然不满他的过于稳重的作风，在旺代推行强硬的“火与剑”政策，烧光、杀光。大 规模的血腥暴行自此开始。韦斯特曼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但很快旺代军便展开了有效 的反击，韦斯特曼陷入困境。到8月份，国民公会已清楚地意识到旺代的灾害性，下令 彻底摧毁旺代，派出增援部队，并带去各种易燃物品以焚毁所有森林、树丛、庄稼。旺 代军的处境日益艰难，有的人试图寻求英国的支持，但不少人因为传统上就对英国人有 很强的不信任感，他们宁愿不请求英国的援助而保持自身独立。出于种种原因，英国最 终也没有在西海岸登陆，直接参与这场战争。与此同时，上下旺代倒是几度合作，在托 尔富(Torfou)、孟泰居(Montaigu)等地获得大胜。但是，下旺代的领袖夏莱特喜欢单独 行动，缺少合作精神。他在取胜不久便撤军离去。但旺代军的威胁依然很大，即使在比 隆之后又派来两个指挥官坎克洛(Canclaux)和罗西居奥尼尔(Kossignol)也难以消除威 胁。旺代的局势事关共和国的安危。在这种认识的支配下，救国委员会毅然派勒舍尔(Jean Lechelle)率近两万大军前往平叛。不负众望的勒舍尔带兵在夏蒂荣、肖列等地 多次击败旺代军，并重创其领袖莱斯居尔、邦尚、德尔贝。难以在上旺代立足的旺代军 鉴于不能与夏莱特进行持久合作，决定渡过卢瓦尔河，前往布列塔尼。这次外逃是他们 的一次致命的失败。旺代军从此进入了毁灭性的阶段(10～12月)。

(三)旺代军走向毁灭

旺代大军一撤出旺代本境、渡过卢瓦尔河，共和军的根绝政策便在这片土地上实施开 来。他们用“火和剑”，烧毁一切森林、庄稼和农舍，屠杀所有男女老幼病残。公安委 员会代表梅林(Merlin)在写给巴黎的信中说：“旺代成了一片灰烬，同时这里也被叛逆 者的鲜血所淹没。”[1](p221)

为了警戒布列塔尼人，防止他们加入叛乱行列，共和军方面向他们发出了通告：“旺 代叛军已被共和军战士击败，现在他们正渡过卢瓦尔河并准备把灾难带到你们这里。如 果你们不动用全部的力量击退他们，那么旺代的命运同样也就是你们的下场!”[1](p23 3)后来旺代军所到之处并没有吸引多少布引塔尼人的加入，这一定程度上与共和军对他 们的恐吓有关。旺代军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作战，甚至还取得了拉瓦勒(Laval)一 战的极大胜利，逼得共和军统帅勒舍尔引咎辞职，并在不久后死去。此后由克莱贝尔(Kleber)继任总指挥，在他领导下共和军在格朗维尔(Graville)击败旺代军。自此，旺 代军除了因共和军领袖相互猜忌导致军中混乱而奋力一击，在多尔(Dol)、昂特兰(Antrain)等地取得最后的胜利外，再也难逃覆灭的厄运了。共和军残暴地执行屠杀政 策。在富热尔(Fougeres)的一家医院里，他们冲进病房，割断躺在病床上的旺代士兵的 咽喉；在勒芒(Le Mans)，他们将5000多名战俘处死；在由勒芒撤往拉瓦勒的途中，又 有3000多名旺代士兵被杀，此外还有7000～8000名旺代的老人、妇女、儿童以及病人和 伤员在逃亡之中被屠杀。国民公会代表在信中描述勒芒这一惨像时说：“叛军领袖、侯 爵、伯爵、神父以及其他一切人都落入我们手中，街区、房屋、公共场所、道路全部塞 满了尸体，成堆的尸体是我们追逐敌人的惟一障碍物。而且15个小时过去了，这场屠杀 还在进行之中……”[1](p307)

从后来的情况看，正是由于旺代等地的农民暴动，法国政府在政策上不断地加以调整 ，以改善与农民的关系，争取农民对政府的支持。譬如，在镇压旺代农民军的同时，雅 各宾派政府颁布了土地法令；再如，拿破仑与罗马教廷签订教务专约，承认天主教是法 国大多数人的宗教。这些不都是对导致“旺代叛乱”的政策的修正和弥补吗?

还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对“旺代叛乱”的镇压发生在雅各宾派专政时期，但激发“叛 乱”的1790年教士法和1793年征兵令分别是在制宪会议时期和吉伦特派时期颁布的。因 此，那种把法国大革命的“过激”完全归咎于雅各宾派的论述，似乎也值得重新考虑。

其次，对旺代军的镇压通常都被笼统地归入雅各宾派为拯救共和国所取得的军事胜利 。

诚然，就共和国方面来说，摧毁旺代对挽救共和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旺代军是各 地叛乱中规模最大的一支，而且它还打着“天主教王党军”的旗号，所以它的成败关系 着其他保王分子的进退。正如巴雷尔所说，对旺代的每一次打击，都会在其他叛乱城市 激起回应。旺代军的彻底溃败，很大程度上就使得共和国免于沦入保王党和入侵国之手 。

但是，就共和国所采取的斩尽杀绝、滥杀无辜的政策而言，旺代无疑是大革命的一个 不堪正视的创伤。围剿旺代军的战争给旺代人民带来了灭顶之灾。旺代战争中，估计共 有四五十万人被夺去生命，而且其中大多数是平民百姓。[2](p209)此外，它还造成了 事后多年的恐怖，十几个省的蹂躏，田园的荒芜，收成的毁败，村庄的焚毁，都市的摧 残，住宅的劫掠。旺代战争无异于一场人道主义的灾难。

旺代战争是一场用地方性反对中央性、以家园对抗祖国的战争，是局部与总体之间的 较量。在这场较量中，旺代人尽管有地方主义，却并未组成特殊的人口。但这场战争却 发生在雅各宾派鼎力推行恐怖政策的风口浪尖上，以至于雅各宾意识形态把他们从人民 内部排除出，以为他们是一种特殊人口，是一个“土匪种族”，必须将他们彻底消灭。 从这一点来看，旺代是雅各宾派恐怖政策的又一个牺牲品。

最后，在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中，“旺代叛乱”不是个别的，类似现象并不难见到。 我们很容易联想到1921年俄国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喀琅施塔得水兵不同于旺代农民， 他们是十月革命的突击队，在内战期间也一直是苏维埃政权的坚定支持者。但是，与“ 旺代叛乱”相同的是，喀琅施塔得叛乱也起因于新政府的政策——内战时期的余粮征集 制——对农民的伤害。而且，这次叛乱引起列宁在政策上的调整，直接导致了新经济政 策的产生。[10]

由此，我们甚至可以推而广之地说有一种“旺代现象”。我们指的是，在革命或者现 代化进程中，可能会有一部分农民或者一部分弱势群体，因维护自身利益而陷入与掌握 着“革命”话语权的政府相对抗的困境乃至绝境。对于这种历史现象，我们不可以用“ 保守”、“反动”一言以蔽之。

历史不能提供未来的指针，但可以提供给现实中正在创造着历史的人们以借鉴的资源 。“旺代现象”不仅让我们掩卷叹息，同时也会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

收稿日期：2004-03-07
【参考文献】
[1]A.Taylor.The Tragedy of an Army : La Vendee in 1793[M].London:Hutchinson and CO.(Publishers)LTD.,1964.
[2]莫里斯.哈特.从“反革命”到“抵抗”[A].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C].北 京：三联书店，1990.
[3]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4]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M].顾良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5]米涅.法国革命史[M].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6]F.布吕什等.法国大革命[M].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7]世界历史词典编委会.世界历史词典[Z].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
[8]刘祚昌，王觉非.世界史·近代史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9]许虹.1793年法国旺代农民叛乱原因新探[J].历史研究，1989，(4).
[10]L.Schapiro.A Turning Point in the History of Socialism:the Kronstadt Up rising[A].Russian Studies[M].London:Collins Harvill,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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