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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最后的战役(1811—1813)
此后贝西埃尔一直失宠,直到1811年。从西班牙传来了坏消息:事实证明6位将领在北部省份的各自为政之举根本不能挫败西班牙游击队,他们显然需要唯一的上级指挥官,而贝西埃尔的过往经历让他很自然地成为了合适人选。1811年1月8日,他及时地被任命为新组建的北方军团的司令,麾下有4个步兵师和两个骑兵旅,还有在圣塞瓦斯蒂(Sebastian)和潘普洛纳(Pamplona)的固定卫戍部队。
贝西埃尔本应以这些部队来维持葡萄牙与马德里之间的交通线,遏制立基于加利西亚的西班牙正规军,并击败游击队。但由于他负责的地区从法国边境延伸到葡萄牙,贝西埃尔很快就意识到他面对的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他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军队,无法同时维系军政府的统治和组织野战军与西军作战。除非采取进攻策略,否则西班牙人显然永远也不会被击败,但采取攻势只会让法军不得不镇守更多的地区。这样完全就是进退维谷,而元帅勇敢地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拿破仑,并坚决主张放弃葡萄牙、埃斯特雷马杜拉和安达卢西亚,将法军集中在北方。[11]
拿破仑显然不能接受这些建议,反而向西班牙派遣了更多的部队。这对贝西埃尔没什么直接的帮助,他被迫撤离阿斯图里亚斯以减轻物资方面的负担。他只获得了短暂的喘息时间,1811年3月,马塞纳的受创的葡萄牙军团往边境撤退,进入了他的辖区。马塞纳要求贝西埃尔满足其众多需求,理由是负责法军在半岛的主要进军行动的葡萄牙军团应该优先享用可用资源。[12] 这个要求本身并不是不合理的,但马塞纳不会为贝西埃尔提供任何回报,比如说,他拒绝负责防御自己所占领的边境地区。贝西埃尔送去了一些补给和资金,但马塞纳仍不满足。[13]
也许贝西埃尔可以更多地满足马塞纳的物资需求,但后者很快也伸手讨要额外的兵员,以便对威灵顿的军队发起反击。[14] 贝西埃尔根本没有办法满足这些要求,正如1811年7月的行动所昭示的那样,他集结起一支小部队击退了加利西亚军团的突然进攻,但集中野战军的代价就是让有机可乘的游击队在后方捣乱。[15]
几经推诿之后,贝西埃尔带来了1,500名骑兵、6门炮和足够再拉运36门炮的马匹。马塞纳勃然大怒,不只是因为援军少得可怜,还因为这位亲自前来的同僚的目的暴露得太明显了,他肯定是想要从马塞纳的荣誉中分一杯羹。[16] 不过,并没有多少荣誉可以分:法军在丰特斯德奥尼奥罗之战(1811年5月3日至5日)被击败了,马塞纳和其他许多人都把这场失败归咎到贝西埃尔身上。[17] 伊斯特里亚公爵在这场战斗中当然不怎么配合行动,但对他的主要指责——他没有在法军于5月3日大举进攻英军右翼并迎来战斗之高潮时发动一次大规模骑兵冲锋——是极其不恰当的:再大规模的骑兵也无望击败阵型坚固的步兵,而贝西埃尔的骑兵即便参战也不会对这场战斗的结果有任何影响。至于他本该带来更多部队的说法,如果他真的那么做了,那这场仗根本就不用打了,因为威灵顿会干脆撤回葡萄牙。
此役之后,贝西埃尔回到了自己的辖区,于1811年7月成功击退了入侵莱昂(Leon)的加利西亚军团,但不久就有点丢脸地被召回巴黎。元帅对半岛战争的悲观看法惹恼了拿破仑,于是后者把他当做丰特斯德奥尼奥罗的替罪羊。[18] 皇帝的不满也体现在1812年战役的安排上:贝西埃尔并没有当上军长,而是指挥不超过6,000名近卫军骑兵。
贝西埃尔对征俄战役的影响主要是在战略方面。他带着特有的谨慎反对进军莫斯科,根据马尔博的说法,他还协助说服拿破仑不要在博罗季诺为了取得全胜而孤注一掷地投入近卫军,那是法军赢得战争的唯一希望。[19] 尽管这种说法未见于他处,但这肯定与他在随后的战役中表现出来的谨慎小心相符。他极力主张撤出莫斯科,在1812年10月24日至25日的小雅罗斯拉韦茨之战(Maloyaroslavets)中,他帮助劝阻了拿破仑,让后者不要为了夺取关键的卡卢加(Kaluga)路而冒险和库图佐夫再打一场仗,因为法军的失败将意味着彻底的大灾难。
经历过可怕的大撤退之后,仍坚信法国的利益就是皇帝的利益的贝西埃尔陷入了极深的沮丧当中。他的悲观情绪由于对死亡的强烈预感而增强了,结果在1813年5月1日一语成谶:当他骑着马在前方侦察联军在吕岑附近的阵地时,一发炮弹打中了他,让他当场毙命,拿破仑对此深感悲痛。[21]
从很多方面来说,贝西埃尔都是个更具吸引力的元帅。同时代的记述都一致赞美他的高尚、慷慨、仁慈、虔诚和勇敢。和许多同僚不同,他并不是个残忍贪婪的佣兵队长,而是一个避免任何形式的腐败的有修养之士。[22] 他英俊潇洒而又平易近人,也被称为“最和蔼可亲和彬彬有礼的人”。[23] 也许他最杰出的品质就是耿直。虽然他的确忠于拿破仑,但他并不是个阿谀之徒。如果说他的直率经常让拿破仑把怒火撒在他头上,那么皇帝似乎也敬重他的真心实意,并且总是把他当成自己最亲密的朋友之一。[24]
贝西埃尔的诸多优良品质为他赢得了“大军团的巴亚尔”的美名,这一形象得到了其后的他的圣徒传作者的充分利用。[25] 但实际上,他还远不是一个圣人。他在1801年对拉纳、1811年对马塞纳的行为都明确对此提出了质疑。在西班牙也是,他在面对民众的时候也可以表现得和其他同僚一样残酷。[26] 他的妻子也被他的行为所折磨。她并不知道贝西埃尔与一个叫做维尔日妮(Virginie)的巴黎年轻歌剧演员有染。当贝西埃尔元帅夫人为丈夫的去世深感悲痛时,她的痛苦因为发现了这一私通行为而大大增加了。[27]
评价作为一个将领的贝西埃尔要容易得多。作为近卫军骑兵的兵种荣誉上将(colonel general),他的管理技巧因其部下的优良品质而得以彰显。作为一个野战指挥官,他的优秀能力也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即便是在需要发挥最小的个人主动性的时候,他也会开始踌躇犹豫:拉纳指责他在马伦哥和阿斯佩恩“混日子”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哪怕是在里奥塞科城,据说他一开始也怀疑应不应该进攻西班牙人。
作为一个战略家,他的缺点就愈发突出了。在危机面前——比如1808年6月在西班牙——他能作出明智的反应,但在要进攻的时候,他却似乎总是不知所措,在1806年向纳雷夫河(the Narew)以及之后向塞科河运动时的表现足以为证。这些踟蹰不前的表现是出于过分的谨慎,在1812年时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不过若有他在博罗季诺和小雅罗斯拉韦茨表现出来的细心缜密,可怕的大撤退也许本可避免。
因此,尽管贝西埃尔拥有无可置疑的才干和优良的品质,但他并不是军人美德的典范。他也和大多数的同僚一样容易犯错,所以,日后的巴亚尔之称对于他来说只是可叹的虚名。
贝西埃尔夫妇
IV. 里奥塞科城之战(1808年7月14日)
贝西埃尔于1808年6月对西班牙起义军的胜利并没有改善他的战略处境。除了原先承担的任务之外,现在他要守卫巴里亚多利德(Valladolid)省和桑坦德省,还要为萨拉戈萨围城战提供部队。他还面临戈雷多里奥·加西亚·德·拉奎斯塔(Gregorio Garcia de la Cuesta)将军率领的卡斯蒂利亚军团的威胁,他们正在埃斯拉河(the River Esla)后重整。还有传言称,华金·布莱克的加利西亚军团伴随一支(不存在的)英国远征军,正赶去对旧卡斯蒂利亚发动进攻。
元帅唯一的优势在于消息灵通:他的一位副官曾被叛乱分子抓获,但假装自己是一位英国军官而顺利逃脱了,在逃回安全地带的途中,他仔细收集了许多有用的信息,而贝西埃尔会将其善加利用[28]。元帅急忙召回了桑坦德的守军,将所有的兵力都集中到帕伦西亚。虽然他只有10,700人,但拿破仑意识到了威胁,给他派去了穆顿(Mouton)师(尽管由于途中派出分遣队,在抵达贝西埃尔处时只剩下3,000人了)。拿破仑还从马德里调派更多部队驰援,不过他们并没有及时赶到[29]。
此时贝西埃尔手上有13,700人和37门大炮,依旧居于劣势:虽然没有英国的援军,但西班牙人理论上可以集合起45,000人的大军。更糟糕的是,贝西埃尔的军队掺杂着大量新兵,他们被编入组织和领导皆欠佳的临时团[30]。然而,在1808年7月9日,约瑟夫国王已经进入了他的领地,在他进抵首都之前给予西班牙人沉重的一击是很有政治必要性的。无论如何,西班牙军队都不太可能让约瑟夫长驱直进。所以贝西埃尔已经别无选择,唯有立刻发起进攻:1808年7月13日,他率领11,800名步兵、1,150名骑兵和32门大炮及时开出帕伦西亚,与西班牙军遭遇。法军包括梅尔(Merle)和穆顿的步兵师,拉撒勒的骑兵旅加上萨巴捷(Sabathier)的步兵旅组成的混成师,以及多尔塞纳(Dorsenne)的预备卫队。
如果西班牙军马上对法军发起协同进攻,那贝西埃尔就真的有麻烦了,好在西班牙人之间的内斗真是无可救药。阿斯图里亚斯和加利西亚的政务会对奎斯塔将军疑心很重,而且正确地认识到他想要做一个军事独裁者。所以,奎斯塔要求派出援军以便进攻旧卡斯蒂利亚的要求遭遇了敌意,尤其是政务会希望把军队留在自己的地盘上,以维持自身的权威。只有对战事的忧惧才能说服他们发兵,但阿斯图里亚斯政务会最终也只是派了两个征募来的营而已,而加利西亚则把全副家底交给了布莱克,但严令后者确保加利西亚的安全,也不要相信奎斯塔。布莱克自然小心谨慎,而且对于在卡斯蒂利亚平原上作战的前景感到不快,因为法军可以发挥其自身的骑兵优势。所以他把5个师的其中之一留在了加利西亚,然后以蜗速前进。
两位将军在贝纳文特(Benavente)相会,但在军事会议的伊始便陷入了争吵中。奎斯塔恼怒于布莱克的迟缓拖拉,并坚持认为职位更高的自己应该统一指挥两支部队。布莱克满腹怨言地接受了这个安排,但奎斯塔要说服他再进军就比登天还难了。即便如此,布莱克还是一以贯之地慢速挪动,还坚持把又一个师留置在贝纳文特。本来西班牙人能动员45,000人*,但最终却只有22,000人(加利西亚军团有15,204名步兵、150名骑兵和20门大炮;卡斯蒂利亚军团有6,000名步兵和560名骑兵)[31]。
*当前的西班牙兵力:加利西亚军团——前卫军,1,962名步兵、150名骑兵和6门炮;第一师,6,470名步兵和5门炮;第四师,5,818名步兵和5门炮;附属部队,804名步兵和4门炮。卡斯蒂利亚军团——第一师,3,100名步兵和260名骑兵;第二师,2,900名步兵和300名骑兵。
起义军内部的不和正中贝西埃尔下怀。西班牙军在质量上完全被法军压倒了,卡斯蒂利亚军团全是新征召的士兵,骑兵不仅稀少而且坐骑糟的不能再糟了(几个世纪的骡子育种败坏了西班牙的马匹),火炮的数量也不足。这样的一支军队在旧卡斯蒂利亚的广阔平原上占不到一点地利。
在这样的情况下,西班牙军的唯一希望就是动用全部的力量发动迅猛打击,但奎斯塔、布莱克和政务会的关系让这一希望也落了空。法军得以集中兵力,这场战役的胜负也已成定局。
7月13日,奎斯塔抵达了塞科河畔梅迪纳镇,此时他得知贝西埃尔正从帕伦西亚向此处行军。布莱克的军队分布在往南和东南的公路上,奎斯塔急忙派信使去将他们召到里奥塞科城。布莱克让部队自行前进,自己则骑马去见奎斯塔。对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的记述让人迷惑而且自相矛盾,不过布莱克似乎确信敌军会从巴利亚多利德方向攻过来,所以他让军队列阵掩护里奥塞科的南面通道。两位将军都对敌军的兵力状况一无所知,奎斯塔认为只有7,000人。直到7月14日凌晨2点,布莱克才得知法军并不是来自巴利亚多利德方向,而是帕伦西亚方向。他得在一片漆黑之中调动部队占领俯瞰里奥塞科的平顶山脊,亦即帕拉莫德巴尔德奎瓦斯(Paramode Valdecuevas)。这一位置很适合于抵抗法军的进攻,因为其东坡相当陡峭。不过,它也有缺陷,其北面被一座名为泰松德蒙克兰(Tesonde Monclin)的高高的山丘俯控着,附近有一道凸向东面的巨大山脊,终止于另一处突起的山丘,而贝西埃尔会在稍后将总部建于该山丘之上。在这一山脊之后只有一个凹角可以让骑兵登上帕拉莫。
奎斯塔的部队并没有因此占领重要的帕拉莫以北的山脊以及俯控的泰松德蒙克兰,布莱克的副官华金·莫斯科索(Joaquin Moscoso)明确记述道,这正合布莱克心意。奎斯塔只是把卡斯蒂利亚军团停在里奥塞科镇外,让加利西亚军团的第四师援助他的新兵并占领据泰松德蒙克兰1,000码的一道山脊。为什么要作出这些部署还是个谜,可能奎斯塔的进军被迟滞了,而出现在山脊顶的法军也阻碍了他的占领行动。同样,他以梯形编队将战列布置在左面,可能是想要在法军翻过山脊时包抄其侧翼,这一计划在政治上也有益处,因为如有必要他就能够挽救布莱克的败势。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奎斯塔的行动收效悲惨:西军兵力被一分为二,彼此连看都看不见,而在唯一能够登上帕拉莫的那个凹角处,布莱克的左翼完全暴露在法军骑兵面前。可能布莱克甚至都不知道他的竞争对手不在场。与此同时,贝西埃尔的军队从东面接近。元帅很快就利用了西军的部署缺陷。梅尔和萨巴捷的步兵向布莱克发动正面进攻,而拉撒勒的骑兵则攻击其暴露的左翼。同时,穆顿师将会占领山脊的北坡并牵制奎斯塔的部队。
从他的所在,布莱克只能看到法军穿过他的前线。他确信贝西埃尔打算迂回他的右翼,所以他派人请求奎斯塔派出部分骑兵加强右翼。令人惊讶的是,奎斯塔顺从地照办了,但收效甚微:在布置于布莱克阵地下方的一个有力炮组的支持下,梅尔和萨巴捷突然迂回了其右翼,向帕拉莫进发。他们的进攻起初被陡峭的山脊扰乱阻挡住了,但拉撒勒的骑兵很快就从山凹的边缘冒了出来,扑向布莱克的侧翼。不幸的西班牙人根本不知道法军骑兵逼近,他们在正面和侧翼都受到了法军的猛攻,于是便迅速掉头溃散了,尽管布莱克绝望地试图重整部队,但那也是无济于事的。西军骑兵受命向法军发起冲锋,但他们也在一片混乱中撤退了。只有炮兵和布莱克的亲卫队“纳瓦拉志愿军”(Voluntarios de Navarra)坚守阵地,但他们很快也被击败了。
此时此刻,奎斯塔的部队终于赶到了战场。被法军的炮火大大惹恼的两个奎斯塔的近卫骑兵中队以及加利西亚第四师向泰松德蒙克兰进发。西班牙人凭借这一极具勇气的进攻深入敌军,甚至成功缴获了4门大炮。但他们的胜利只是昙花一现,很快,穆顿的师和卫队发起了正面反攻,梅尔和萨巴捷则袭击其侧翼。寡不敌众的西军最终崩溃了。眼看逃亡的士兵奔涌而来,一直并未发挥什么作用的奎斯塔只好率领卡斯蒂利亚军团撤出战场。
法军并未追击,他们在热浪中精疲力竭,于是停下来洗劫了不幸的里奥塞科镇。据说法军遭到了来自镇里的射击,并且因为发现被严重残虐的法国俘虏尸体而十分愤慨。不过,这场洗劫在战争法中并不正当,大大玷污了贝西埃尔的声誉。
在其他方面,法军在里奥塞科之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们只损失了500人,但却给敌军造成了3,300人的伤亡,还缴获了15门大炮。除此之外,约瑟夫可以直进马德里了。不过,贝西埃尔并未充分利用他的这次胜利。西军完全陷入了混乱,在空旷的平原上狂奔了好几英里才抵达安全地带。如果法军发起猛烈追击的话,就能给予布莱克重创,并且也能大大减轻杜邦在拜伦之降的恶劣后果。但贝西埃尔却因一时的畏怯而失却了时机:他极其缓慢的行动放任西班牙人逃跑了,最后只能徒劳地写信给布莱克,试图诱其寝返。结果是,不出数日,拜伦的灾难一举毁坏了他的胜利成果[32]。
1.L. Junot, Memoires de Madame la duchesse d’Abrantes (Paris, 1831- 35), Vol. 3, p. 31.
2.See D. LaCroix, Memoires pur servir a Vhistoire de France sous la regne de Napoleon, escrits a Sainte Helene sous sa dictee par les generaux qui ont partage (Paris, n.d.), Vol. 1, pp. 95- 256, 328- 81; and A. Ravel, Le Marechal Bessieres (Paris, 1903), pp. 14-22.
3.M. de Baudus, Etudes sur Napoleon (Paris, 1841), Vol. 1, p. 41.
4.E. de Beauharnais, Memoires et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u Prince Eugene, (Paris, 1858- 60), Vol. 1, p. 83.
5.J. Marbot, Memoires du General Baron de Marbot (Paris, 1891), Vol. 1, pp. 189-90; and Junot, op. cit., Vol. 5, p. 307.
6.Junot, op, cit., Vol. 16,p. 164.
7.see Junot, op. cit., Vol. 9, pp. 367- 71; Baudus, op. cit., Vol. 2, pp. 229- 30; Marbot, op. cit., Vol. 1, p. 373.
8.Marbot, op. cit,, Vol. 2, pp. 186- 92, 228.
9.Baudus, op. cit., Vol. 1, p. 122.
10.Ibid, pp. 132-44.
11.Bessieres to Berthier, June 6, 1812, cited by J. Delmas, Journaux des sieges faits ou Soutenus par les frangais dans le peninsule de 1807 a 1814, Vol. 1, pp. 560- 62.
12.Massena to Bessieres, April 29, 1811, cited in ibid., pp. 530- 31.
13.A. C. T hiebault, Memoires du Baron T hiebault (Paris, 1895), Vol. 4, pp. 473- 76; Massena to Berthier, April 17, 1811, cited by Delmas, op. cit., pp. 513- 17.
14.For example, Massena to Bessieres, April 22, 1811, in Delmas, op, cit., pp. 528- 29.
15.A. von Schepeler, Histoire de la revolution, d’Espagne et de Portugal, ain- sique de la guerre qui en result a (Liege, 1829- 31), Vol. I, pp. 336- 37.
16.Thiebault, op. cit., pp. 478- 79.
17.For example Massena to Berthier, May 7, 1811, in Delmas, op. cit., pp. 531- 33.
18.Berthier to Bessieres, May 19, 1811,in ibid., pp. 531- 33; and Baudus, op. cit., Vol. 2, pp. 315- 22.
19.Baudus, op. cit., Vol. 2, pp. 35- 36; Marbot, op. cit., Vol. 3, pp. 135-36.
20.Baudus, op. cit,, Vol. 2, pp. 124-26; Marbot, op. cit., Vol. 3, pp. 135-36; General Gourgaud, Napoleon et la Grande Armee en Russie (Paris, 1825), pp. 329- 30.
21.Baudus, op. cit, Vol. 1, pp. 159-61; Marbot, op. cit., Vol. 3, p. 250.
22.Baudus, op. cit, Vol. 1 , pp. 186-87.
23.Junot, op. cit., Vol. 10, p. 273.
24.Ibid, Vol. 5, p. 294.
25.E. las Cases, Le Memorial de Sainte Helene (London, 1823), Vol. 1, Pt. 2, p. 160.
26.For example, decrees of Bessieres, June 5 and 6, 1811, in Delmas, op. cit., Vol. I, pp. 563- 67.
27.Mile, de Avrillon, Memoires de Madamoiselle Avrillon, premier femme de chambre de Vimperatice, sur la vie priveade de Josephine, sa famille et sa cour (Paris, 1833), Vol. 2, pp. 120-22.
28.Baudus, op. cit., Vol. 1, pp. 110-11.
29.Schepeler, op. cit., Vol. 1, p. 429.
30.A. Foy, History of the War in the Peninsula Under Napoleon (London, 1827), Vol. 2, pp. 123-25.
31.G. Garcia de la Cuesta, Manifestio de presenta a la Europa el Capitdn General de los Reales Ejercitos Don Gregorio de la Cuesta sobre sus ope- raciones militares y politicos desde el mes de junio de 1808 hasta el dia 12 de agosto de 1809 en que dejo el mando del Ejercito de Extremandura. (Palma de Mallorca, 1811), pp. 6-7; Conde de Toreno, Historia del levanamiento guerra y revolucion de Espana (Liege, 1829- 31), Vol. 3, pp. 336- 37.
32. For the battle of Rio Seco, see Schepeler, op. cit., Vol. 1 ,pp. 431- 34;Toreno, op. cit., Vol. 1, pp. 314- 39; Foy, op. cit., Vol. 2, pp. 171-82; Baudus, op. cit., Vol. 1, p. 107; Cuesta, op. cit., pp. 7-8; J. Moscoso, Memorias para las campana ... desde 1808 hasta 1812 (Mss.) and Relacion de la batalla . . . (Mss.), both in the Archive of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at the Servicio Historico Militar Madrid, Caja 3, Leg. 4, Carp. 23 (Doc. No. 1) and Carp.25, respectively.
书目记录
关于贝西埃尔元帅的经典传记是 A.德·贝西埃尔的《伊斯特里亚公爵贝西埃尔元帅》(巴黎, 1941 年)以及 A.拉贝尔的《贝西埃尔元帅》(巴黎,1903 年)。在 J.安贝尔的《五剑》(Cinq Epées,图尔,1884 年)中也有与书目有关的文章。尽管在查询时很有用,不过通篇都是唱高调。
当代的逸事材料参见 M.德·博迪的 2 卷本 Etudes sur Napoléon(巴黎,1841 年)、L.朱诺的 18 卷《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回忆录》(巴黎,1831—1835 年)、E.拉斯卡斯的 5 卷本《圣赫 勒拿回忆录》(伦敦,1823 年)和 J.马尔博的 3 卷本《马尔博男爵将军回忆录》(巴黎,1891 年)。博迪是贝西埃尔的首席副官,也是朱诺夫人的密友:他们的著作有益于反驳马尔博的著作,后者的笔调对贝西埃尔充满敌意。
以上这些著作都涉及到贝西埃尔参加的战役,不过关于 1809 年奥地利战役的详细记述出自曾在贝西埃尔麾下任职的一位军官 D.赫拉波斯基(D.Chlapowski)的《1806—1813 年拿破仑战 争回忆录》(巴黎,1908 年)。
关于丰特斯德奥尼奥罗之战的记述参见 A.C.蒂埃博的 5 卷本《蒂埃博男爵回忆录》(巴黎, 1895 年)。最后,P.德·塞居尔的 2 卷本《拿破仑与大军团在俄国史》(伦敦,1825 年)所 记述的贝西埃尔的 1812 年经历并不可靠。古尔戈将军的《拿破仑与大军团在俄国》(巴黎, 1825 年)则有用得多。
这篇小传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来源是里奥塞科城战场本身,本文作者在 1985 年 4 月亲自考察过,几乎还保持原样。
我要感谢参议院的 R.卡恩(R.Kann)先生帮忙查找书目记录,以及英国曼彻斯特米德尔顿的德 拉萨莱大学(De La Salle College)的受托人的资金支持,让我得以在西班牙进行调查。
年表
1768 年 8 月 6 日—————————生于普赖萨克(洛特省)
1792 年 4 月 5 日—————————加入护宪卫队
8 月 10 日—————————————参与守卫杜伊勒里宫
11 月 1 日—————————————进入比利牛斯军团的比利牛斯兵团服役
1794 年 4 月 31 日—5 月 1 日———在布卢之战表现出色
1795 年 8 月————————————随团转到意大利军团
1796 年 5 月 30 日—————————在博尔盖特单手缴获枪支
6 月 5 日——————————————受命指挥波拿巴的亲卫队——向导队(the Guides)
11 月 15 日—17 日—————————成功在阿尔科拉迂回敌军后方
1797 年 1 月 14 日—15 日—————在里沃利发动一场成功的骑兵冲锋
1 月 27 日—————————————携急件与缴获的军旗被派回巴黎
1798 年 5 月 19 日—————————随波拿巴渡海至埃及
1799 年 7 月 25 日—————————作战于阿布基尔,晋升为准将
8 月 22 日—————————————随波拿巴返回法兰西
11 月 9 日—10 日—————————在雾月政变中支持波拿巴
11 月 11 日————————————再次受命指挥新组建的执政卫队
1800 年 6 月 14 日————————在马伦哥之战中表现突出
1801 年 10 月 26 日————————与阿黛勒·玛丽·让娜·拉佩里埃结婚
1804 年 5 月 19 日————————受封为帝国元帅(论资历排第 14 位)
1805 年 12 月 2 日————————在奥斯特里茨指挥近卫军骑兵,击退俄军最后一波反扑
1807 年 2 月 8 日—————————在埃劳支援了缪拉的骑兵大冲锋
6 月 25 日—7 月 9 日———————参与蒂尔西特会议
1808 年 3 月 9 日—————————受命指挥西比利牛斯观察军
7 月 14 日—————————————在里奥塞科城击败奎斯塔
1809 年 5 月 21 日—22 日—————在阿斯佩恩-埃斯林坚守法军中部
5 月 28 日—————————————受封为伊斯特里亚公爵
7 月 6 日—————————————在瓦格拉姆负轻伤
1811 年 1 月 8 日—————————受命在西班牙指挥北方军团
5 月 3 日—5 日——————————在丰特斯德奥尼奥罗与马塞纳协同作战
9 月 20 日————————————返回巴黎
1812 年 9 月 7 日————————在博罗季诺说服拿破仑不要动用近卫军
1813 年 5 月 1 日————————在吕岑之战的前夜身中炮弹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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