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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亚历山大-达维·老仲马将军[1]
General Thomas-Alexandre-Davy Dumas
生日：1762年3月25日
出生地：法国 圣多明各 热雷米（Jérémie）
离世年月：1806年2月26日
离世地点：法国 维莱科特雷（Villers-Cotterets）
所在凯旋门位置：南
托马-亚历山大-达维·仲马是亚历山大·安托万·达维·德·拉·帕耶特里侯爵（Marquis Alexandre Antoine Davy de la Pailleterie）与一位黑人（也有可能是黑白混血儿）女奴玛丽·塞瑟特·仲马（Marie Cessette Dumas）之子。大革命期间，他当上了将军，然后生下文豪亚历山大·大仲马。
老仲马是有色人种中在欧洲军队中军衔最高的人（在整个西方世界的范围内，有一位升至美国四星上将的人可与他比肩），同时也是首位升至准将乃至少将的人，有色人种担任法军军团司令一职也是他首开先例。
老仲马的父亲安托万和他的兄弟夏尔本来都是法国军官，来到殖民地圣多明各后，由于当地以种植甘蔗获取了大量利润，兄弟二人就放弃了军职，夏尔当起了种植园主。后来他们闹翻了，安托万就带着3个夏尔的奴隶跑到了乡村里，老仲马的母亲就是在那时用“高价”买下的。没有记录证明老仲马的双亲结过婚，不过他们育有4个孩子，都是黑白混血儿。据私家侦探向夏尔所报告的，老仲马的外祖父并非奴隶。尽管如此，由于双亲等级差距悬殊的结合，亚历山大从小就有了“独特的社会视角”。
1775年，离开圣多明各之前，为了资助他的船只从美洲返回法国，安托万将玛丽-赛瑟里以及其他3个女儿卖作奴隶（根据赖斯[2]的说法，也有可能玛丽-赛瑟里已经于三年前逝世，但并没有确切证据。问题是，有两份文件证明她也许没有死，其中一份是在1801年，由老仲马签名，声明老仲马将军在圣多明各的资产由“玛丽-赛瑟里”管理）。他最喜欢的孩子，亚历山大，最后也被卖掉了，不过是“有条件的”。1776年，安托万把14岁的亚历山大以800里弗尔的价格在太子港正式卖给一个中尉，雅克-路易·鲁塞尔（Jacques-Louis Roussel），但实际上是非正式地卖给了上尉朗格卢瓦（Langlois）。如此一来，这笔可赎回的买卖让亚历山大可以被朗格卢瓦合法地带回法国，安托万也可暂时得到一笔借款回国。
8月30日，亚历山大随上尉到了勒阿弗尔（Le Havre），然后安托万得到了家族在诺曼底的城堡后（双亲已相继去世），就到了勒阿弗尔将他赎回（不过不包括其他人）。这样亚历山大就可以和他一起生活，并被当作贵族培养。在被卖和赎回的那段时期，亚历山大使用了“雷托雷”（Retoré）这个姓氏，可能是取自在热雷米的某个邻居。另外，由于母亲是奴隶，父亲是贵族，所以亚历山大戏剧性地同时继承了这两种身份，不过到了禁止奴隶制的法国本土后，他就不再是奴隶了。
1776年，美国发表独立宣言的一年，亚历山大却正渡过大西洋，前往旧世界。1778年秋，安托万卖掉了家族的地产，搬到了巴黎郊区圣日耳曼区的一间别墅里。在那里，亚历山大在尼古拉·特谢尔·德·拉· 博埃西埃的学院里接受贵族子弟的高等教育。负责教他剑术的是圣乔治骑士（the Chevalier de Saint-Georges）。
由于卖掉家族地产后资金充裕，安托万在儿子身上投入了一大笔钱，他的公证员写道，这个孩子“花了他不少钱”。从1777年到1786年，多亏了他父亲的富裕和慷慨，亚历山大活得非常悠闲。他在这段时间里接受了贵族的生活方式：奢华的服装，不菲的晚餐，狩猎，骑马，跳舞，决斗以及与女性的交际。1784年，22岁的亚历山大搬到了卢浮宫附近艾蒂安街的一间公寓里，继续过着交际生活。9月的一天，当他和一位“漂亮的克利奥尔”女人坐在尼科莱剧院里的时候，有一个白人殖民地海军军官带着两个同伴来骚扰他们。亚历山大口头抗议之后，那些家伙“企图让他跪在挑衅者面前，乞求被放过”。老仲马则反唇相讥，想要离去却被拦住了。最后警察指控他们两人扰乱公共秩序、
然而，无论曾在家中享有多大的乐趣，自从安托万以71岁高龄在1786年与33岁的女管家结婚之后，亚历山大的生活费就被削减了。
既然如此，亚历山大决定参军，这是绅士们的普遍职业。1781年的一条法律规定，父系四代为贵族的可以被委任为军官，但是法国种族法又让“一个混血儿很难要求他应有的头衔和尊贵地位。”这意味着亚历山大要从下级的列兵做起。
如果他未来的儿子大仲马记载的可信的话，老仲马的父亲安托万·达维对此相当震惊，他对亚历山大说：“我可不想让你身处军队底层还用我的姓氏。”于是，叛逆的亚历山大作出了一个改变文学史的决定：弃用父亲的贵族姓氏，继承作为女奴的母亲的姓氏[3]。从那时起，他就是亚历山大·仲马了。入伍13天后后，安托万去世。顺带一提，老仲马从1794年开始使用缩写的姓名“亚历克斯·仲马”（Alex Dumas）。
1786年6月2日，后来以身高和非凡的力量而著称的老仲马加入了王后第六龙骑兵团，“亚历山大·仲马”这个名字就是在该团的名册上首次出现，不过他所在的排都知道那不是他的真名。他在那里“干起了最辛苦和最脏的工作”。
抛开花花公子般的过往，老仲马让自己成为了“完美的战士，一个兼具强大信念和气节的人···以其力量，其剑术，其勇气还有在最艰难的处境中取得胜利的诀窍而闻名。”赖斯还写道，老仲马那“桀骜不驯的顶嘴和挑战权威也为人所熟知。”也就是说，老仲马简直是巴顿的法国前传。哪怕是成为将军之后，老仲马也喜欢在特别行动中率领小部队，依靠机智和出众的体魄取胜。
另外，谈到老仲马的相貌，王后第六龙骑兵团的入伍名册这样描述老仲马：“身高6法尺，拥有卷曲的黑发和眉毛···椭圆形的脸，棕色皮肤，小嘴，以及厚嘴唇。”根据已知最早的出版物的描述（1797年），他是“你所能见到的最英俊的男人之一。[···]他卷曲的头发让人回忆起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卷发。”里面还写道，他的脸“更像乌檀木”而不是“青铜色”。在其他地方，老仲马将军一般被说成“黝黑——非常黑。”
约翰逊如此描述他：“除了是一个一流的士兵和坚定的共和党人之外，老仲马可能是法军中最健壮的人。他最喜欢的把戏之一就是将4支步枪放在地上，将手指伸入每支枪的枪管中，然后同时将其举到肩膀的高度。在骑术学校里，他喜欢在马镫上站起来，抓住头上的高梁，将自己和他的马一同举离地面。有一次，看到有些士兵违反纪律，老仲马走过去，抓住他的衣领，毫不费力地把他放到鞍前，然后驱驰奔向最近的警岗。”考虑到战马的平均体重超过1,000磅，赖斯认为举起马的说法有点夸张了。赫罗尔德（Herold）也写了同样的话，并且还补充道：“有一次在奥地利，有些步兵无法攀过一道栅栏，老仲马将军就把他们提起来，一个个地扔过栅栏，把奥地利人给吓跑了。”他对老仲马的评价是：“真正是一夫当关，不过并不是个优秀的将军。”
老仲马参军的第一年在皮卡第（Picardy）的拉昂（Laon）小镇度过，这里靠近奥属尼德兰的边境。1789年8月15日，随着大革命的开展，他的部队被派往巴黎附近的维莱科特雷（Villers-Cotterêts）。镇上新任国民自卫军领袖，旅店老板克洛德·拉布雷（Claude Labouret）叫他们来应对被称为“大恐慌”（the Great Fear）的农村暴乱。老仲马在旅馆住了4个月，拉布雷一家人将他视为亲人一般。在此期间，他和旅馆老板的女儿，善良、美丽而又略显严肃的玛丽-路易丝·伊丽莎白·拉布雷（Marie-Louise Elizabeth Labouret）相爱并订婚。
1791年7月17日，老仲马的团在巴黎，和国民自卫军一起在拉法耶特指挥下参与了练兵场惨案。当一大群人聚集起来在请愿书上签名，呼吁废除国王时，军队杀死了12到50人。两年后，有人以此向公共安全委员会告发了老仲马，而他声称他干预了冲突，避免了2000人被屠杀。
1792年4月，法军进攻奥属尼德兰，老仲马第一次参与实战。他是比龙（Biron）将军手下的10,000部队中的一员。驻扎在比利时边境附近的莫尔德（Maulde）镇，8月18日，老仲马下士带着4到8个骑兵灵活地抓住了12名蒂罗尔猎手，这件功绩成为了一份报纸的话题，直到3个月后还被提起。
1792年，法国成为共和国，动员组建了新的部队，其中之一就是黑人军团（la Légion Noire）。这是朱利安·雷蒙德（Julien Raimond）在9月组建的一个“自由兵团”（区别于正规军），原名为“南方及美洲自由兵团”（ the Légion franche des Américains et du Midi），由从法国殖民地来的自由混血黑人组成。指挥官是另一位混血黑人，老仲马的前剑术教官圣乔治骑士，约瑟夫·布洛涅（Joseph Boulogne）。在他上任后，该军团就获得了众多称号，包括“美洲军团”，“黑人军团”和“圣乔治军团”。
听说了老仲马的勇敢表现后，圣乔治打算招募他，不过名声远播的老仲马已然成了抢手货，直到10月份，圣乔治应允授予他中校委任状时，老仲马才被招入麾下，充当副指挥官。由于圣乔治经常缺席指挥，老仲马也就时常代劳。历史学家约翰·G·加莱赫（John G. Gallaher）在书里写到，亚历山大·仲马将军“想必感到震惊。几乎在一夜之间，他就从一个指挥5到6人的巡逻队执行侦察任务的下士，跃升为一个很快就达到营级规模的军团的指挥官。”
1792年11月，随黑人军团驻扎在亚眠的老仲马与妻子结婚。此后，老仲马征战在外的时候，妻子就和娘家人待在维莱科特雷，老仲马在那里买了30英亩的农田。二人育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1793年4月，迪穆里埃将军企图发动军事政变，圣乔治和老仲马拒绝参与其中，并保护了里尔免受政变支持者侵袭。顺带一提，他曾受命带领在里尔附近的穆维欧（Mouviau）的一个中队去攻占一处荷军前哨站。老仲马和手下14个人对战42个敌军，结果杀死6人并抓获16个俘虏。
黑人军团的待遇并不好，官兵们领不到军饷，有些人没有靴子，老仲马愤怒地发现他要给他的人搞些武器都很困难。1793年6月，圣乔治被指控滥用政府资金，买进价高的马然后卖掉，给自己的部队配备便宜的马，于是军团就被解散了。不像大仲马在回忆录中写得那样富戏剧性——圣乔治将罪责推诿给老仲马，然后老仲马向战争部长澄清事实，接着两位老战友决斗又和好——事实是老仲马没有收到任何审讯的传票或者被谴责，而是在7月30日收到战争部长署名的信，晋升他为北方军团的准将。
随后，新任准将负责守卫马克桥（Pont-a-Marque），以保护杜埃（Douay）和里尔之间的交通线。他在8月的龙克（Roncq）之战中被击退，不过不久就因为表现突出而在9月3日被提名为少将。国民公会在9日批准了对他的任命——仅仅一年前，他还只是个下士。
1793年9月，他被委任为西比利牛斯军团司令。在这次短暂的任命中（9月到12月），他的总部在法国巴约讷。根据他儿子的回忆录，那里的无套裤汉给他起了“人情味先生”（Mr.Humanity）的绰号，他们想要威胁老仲马遵从他们的政治路线，那时候法国将军极易被指控犯叛国罪然后遭到处决。有一次，骚动的民众围在老仲马的房子外叫着他的绰号，老仲马拉下了百叶窗和窗帘，和副官一起刀枪不离手，随时准备应战，形势一度相当紧张。后来，人民代表让米勒（Muller）将军接过了指挥权，而老仲马则被派去增援西方军团。
接着，1793年12月22日，老仲马受命指挥53,000人的阿尔卑斯军团。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请他的参谋军官们摘除金质和银质的军衔肩章，在他看来这有点奢侈和腐败的味道，然后换成羊毛制成的肩章。”他还要在一片冰天雪地中解决地图，食物，物资补给等等问题。
尽管困难重重，老仲马在法国和皮埃蒙特边境，击败了防守塞尼峰（Mont Cenis）的小圣伯纳德山口的奥军和皮埃蒙特军：他的基地位于格勒诺布尔，经过几个月的筹划和侦察后，他不得不等待冰雪融解到便于部队通行的程度。1794年4月到5月，老仲马向塞尼峰发起了几次进攻。4月23日，冒着大雪行军两小时后，老仲马率军进攻小圣伯纳德山口，攻占了所有的要塞，然后乘胜向瓦莱里安山（Mont-Valérien）的皮埃蒙特军要塞发起进攻。攻下这些要塞后，法军将大炮的炮口对准了原来的主人，迫使敌军撤离了圣伯纳德教堂。除了臼炮以外法军缴获了5门火炮，30门山地炮，200杆枪，还俘获了200名士兵。老仲马以此保卫了通往法国的道路。
取得之前的胜利后，老仲马计划将皮埃蒙特军赶出他们在塞尼峰的防御工事。5月11日，老仲马发起了一次大胆而并不激烈的夜间攻势，夺取了米拉布埃要塞（Fort Miraboue）。与此同时，老仲马将一支3,000人的纵队带进了博尔多纳赫（Bordonnach）和塞桑（Césanne）的富饶谷地，自己驻扎于库尔（Coulx）。然后对塞尼峰的进攻开始了，老仲马的部队穿着冰靴攀上冰崖，巴格洛纳（Bagdelaune）师不顾皮埃蒙特军的猛烈炮火，性急地带头冲上前去。左路纵队攻占了利维兹（Rivetz），右路纵队则冲垮了皮埃蒙特军的战列，把他们赶跑了。法军前进到费里耶尔（Ferriéres）和诺瓦拉（Novarre）镇，缴获了大量步枪和弹药，以及38门火炮和臼炮，所有的辎重，还抓获了900到1,700名战俘。
尽管老仲马的战绩赢得了巴黎的政党领袖的赞誉，他还是在6月24日收到了罗伯斯庇尔的亲笔信，要求他马上回到巴黎——他可能要面临叛国罪的指控。老仲马作为一个指挥官的固执己见是出了名的，因而有时会和上司发生矛盾。赖斯写道，在1794年1月的一个关键时刻，他拒绝执行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占领山口以“毫不拖延地征服塞尼峰和小圣伯纳德”的命令。老仲马如此回应：“进攻符合法国人的性格，但是为了取得胜利，领导他们的人有责任谨慎明智地准备好一切。”委员会很不满，他们可能将老仲马在战役中的延搁视为作乱而不是谋略。对他来说（也对未来所有的法国文学爱好者来说）幸运的是，他在7月中旬才到达巴黎，很幸运地没有在罗伯斯庇尔被处决（7月27日），恐怖时期结束之前被委员会找到。然后对他的指控就被抛在一边或者被遗忘了。
其实，指责他叛国无疑是荒唐的。老仲马很少发表政治言论，但他作出的建议能使人深深地感到他的共和主义信仰。1794年2月4日，国民公会宣布在殖民地废除奴隶制，所有人无论肤色，都成为法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在1794年3月6日的一封勉励阿尔卑斯军团的士兵的信件中，老仲马用第三人称传达了他骄傲自豪的心情：“你们的同志，一个士兵以及总司令···出生在这样一个地方，自由对于此地的风土人情来说充满魅力，这里的人们第一个起来争取自由。真正热爱自由与平等的人，确信所有自由人都是平等的，他会自豪地来到你面前，帮助你努力，而暴君的联盟将会知道，所有肤色的人们都同样的憎恨他们。”
在8月初，老仲马短暂被派到巴黎附近的塞纳河畔讷伊（Neuilly-sur-Seine）的马尔斯军事学院（Ecole de Mars military school），在那里主持管理了两周。9月他到达旺代就任西方军团司令，负责巩固政府在旺代叛乱中取得的胜利。老仲马制止了习惯于大肆掠夺，甚至屠杀农民的军队，并致力于提振军队纪律，公正地对待任何人，避免士兵虐待当地民众，这为他赢得了赞誉。后来他还曾经在比利时布永省（Bouillon）镇压过当地的叛乱。一个历史学家，无论他有或没有保王主义倾向，都会将这时的老仲马称为一个“无畏和无可指责的”指挥官，“值得传颂后代，并与其同时期的刽子手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引起的公愤将会让他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0月下旬，老仲马被调离西方军团，当地的人民代表在官方公报上发表了一份声明，感谢老仲马将军为军队带来了新秩序，人们感到了正义和不屈的存在。人民代表对他只待了那么一小段时间而感到惋惜，即便这样，他还是改变了现状。之后，老仲马短暂地指挥了布雷斯特海岸军团，然后被转调到桑布尔-默兹军团。离开旺代后，老仲马开始报告他严重的头痛，另外，因为在第六龙骑兵团时期的一次决斗，他的左眼留下了伤疤，此时化为囊肿困扰着他。
1795年，他被派到皮什格鲁指挥的莱茵军团中指挥右翼。9月，老仲马在莱茵军团的克莱贝尔将军（他们是知己）手下作战，参加了对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的进攻，不幸负伤。余下的时间里他都在法国东部，以及在家陪伴怀孕的妻子和孩子。这一年年末，老仲马想要辞掉在色当的职务，但是战争部长不予批准。相反，老仲马被派去兰道（Landau）。他还曾经被调回克勒曼的阿尔卑斯军团。
1796年10月，老仲马再次得到了大展才华的机会，被调往意大利军团指挥第二骑兵师。11月，他在米兰加入了波拿巴将军指挥的意大利军团。两人的紧张关系在这个时期就开始了：老仲马在米兰就觉得拿破仑与其说是一个将军，不如说更像一个君主，借大革命扩大个人影响力。此时的老仲马和拿破仑之间就开始相互厌恶。他批评后者没有采取更多的措施来阻止军队鱼肉百姓，并且不该让将军们鼓动对拿破仑的个人崇拜。
老仲马还抵制拿破仑允许军队滥征当地财产的政策，他们在如何对待平民的问题上产生了冲突。一如在旺代时那样，老仲马努力维持军纪，写了无数的信去谴责他的骑兵军官的胡作非为，还将一些人免职了。当拿破仑命令战斗区域的居民撤离，并让老仲马去没收所有财产充军时，老仲马尽量不去违背他的命令，但却本着良心反对这种掠夺政策。他写信给旅长，让他们“软化命令”，要求他们给居民及其牲畜留下足够的食物，禁止士兵占用房屋，违者严惩。
当接到命令让所有女人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某个旅时（可能是为了防止卖淫或强奸），老仲马没有反对，不过他在总部为女性们仗义执言：“这些离家三百里格的女人该上哪儿去呢？法令必行，亦须合乎人情。所以我请求你们，推迟执行这项命令，直到马塞纳将军提出一个温和的办法。”
此外，他还用了一个古老的办法，那就是假装最高指挥官对于胡作非为一无所知，然后写信抱怨士兵因为缺乏军需而大肆掠夺，而军官又贪婪不已。
抛开这些明里暗里的斗争，老仲马参加了曼图亚和拉法沃里（La Favorite）之战：12月，老仲马负责指挥一个师围攻曼图亚的奥军。在圣诞节，他拦截了一个携带重要战术情报，打算交给奥军指挥官的间谍。顺带一提，他的上司塞吕里耶曾经在1月13日写信询问他要不要撤退（奥军派出了大批增援），并且显然已经习惯了他近乎不服从的傲慢（四天前老仲马回复道：“我现在要骑上我的马，明天我会给你一份报告解释我整晚待在那里的原因。”），因为老仲马写信让上司去做想做的事，他自己则要留下战斗——身边只有600人。
1797年1月16日，老仲马率领他的师阻止了奥军突围的尝试，并在圣安东尼奥（San-Antonio）附近，以勇猛的还击让普罗韦拉（Provera）的援军无法进入曼图亚，最后俘获了敌军800人和两门炮。法军因而得以继续包围曼图亚，直到法军援军抵达，最后迫使该城在1797年2月2日投降。毫无疑问，老仲马为夺取胜利果实贡献很大。
但是，在1月16日的战斗过后，贝尔蒂埃在战斗报告中写道：当维尔姆泽做最后一次试图打破对曼图亚的封锁时，老仲马还在“观望”。这让老仲马大发脾气，找了第二十龙骑兵团中的9个人书面作证，证明那一天他胯下的一匹马被打死了，另一匹被炮弹打死。他还在18日写了一封咒骂贝尔蒂埃的信给拿破仑：“我听说那个蠢驴在写给你的关于雪月27日（即1月16日）的战斗报告中声称我在整场战斗中都作壁上观。我可不想对他作任何观察，因为他会在裤子里拉屎。”——结束语是“敬礼，兄弟！”
他也确信拿破仑有意削弱他的军事成就，于是在信中暗示了这一点。不过，赖斯解释道，贝尔蒂埃的报告涵盖了与曼图亚之战有关的整场战役，奥皇就曼图亚之战在全欧洲作出的军队调动都浓缩在一个段落里。显然，这份报告有许多来源，而且注重的是战略概述，所以虽然贝尔蒂埃没有正确描述那一天的情况，事情恐怕也并非像老仲马所想的那样充满侮辱性。
后来拿破仑在1月写给督政府的战斗报告中，赞扬了参与曼图亚之战的所有军官，不过一次也没提到老仲马。随后，拿破仑更是让老仲马屈居下位，在马塞纳手下指挥作战，完全不顾老仲马的部队已经用请愿书证明了他的英勇。于是，老仲马在2月接受马塞纳指挥，协助法军将奥军赶往北面，并俘获了数以千计的敌军。就是在这个时候，奥地利人开始叫他“黑魔鬼”。
2月底，儒贝尔师长出于对老仲马的共和主义的钦佩之情，特意请求将他调到了自己的师里。在儒贝尔手下，老仲马指挥前卫军进入蒂罗尔（Tyrol），参加了3月22的诺伊马尔克（Neumarck）之战，带着一支小部队打掉了敌军在阿迪杰河（Adige River）沿岸的几个阵地。老仲马和贝利亚尔（Belliard）将军受命率领第五和第八龙骑兵团以及第八十五轻步兵团追击退往特勒民（Tramin）的奥军。在圣瓦伦丁（Saint-Valentin），奥军试图站住脚跟抵挡贝利亚尔的第八十五团的反复进攻，不过老仲马率领骑兵包抄了他们的侧翼，将其击溃了。从战场上被两位法国将领全力击退后，奥地利人丢下了他们的辎重，两门炮和600个俘虏。
老仲马在这一时期的最好战绩是在3月23日的行动，他率军在克劳森（Clausen）的埃伊萨克河（Eisack River）将一整支奥军中队从布里克森（Brixen）桥上赶了回去。当时奥军骑兵逼近波茨恩（Botzen），法军暂时被压倒性的敌军击退了。老仲马在近战中干掉了许多奥军士兵，身负两处轻微刀伤。然后他孤身立于桥上，将整支奥军骑兵中队阻挡了几分钟，直到自己的部队到来。
在给拿破仑的报告中，儒贝尔写道：“仲马将军做得尤为杰出。他三次冲在骑兵的前头，亲手击毙了不少敌人。他的勇气为今天的行动胜利助益良多。他在独自伫立于桥上，赶跑奥军骑兵时受了两处轻微的刀伤。”作为奖励，拿破仑任命老仲马为蒂罗尔州的骑兵司令。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守桥的壮举，老仲马在法军中得到了“蒂罗尔的霍雷修斯·贺拉提斯[4]”（the Horatius Cocles of the Tyrol）的美誉。拿破仑是个实用主义者，看到老仲马在意大利战役的表现后，他知道老仲马会派上大用场，于是也用这个绰号称呼老仲马，承认了他的勇武。
此后，老仲马不顾战伤，继续在蒂罗尔指挥骑兵，数天后在米特尔瓦尔德（Mittelwalde）作战。3月27日，法军到达因斯布鲁克（Innsbrück）隘道前面，该处由一个营的奥军，3门火炮和蒂罗尔居民把守。贝利亚尔将军发动强攻，紧接着老仲马冲了过去，胯下一匹马被射杀。奥军损失了600人，两门炮，三个弹药箱，一些运货马车和20匹龙骑兵的马。老仲马在战斗中丢失了手枪，拿破仑送了一对更高级的手枪给他。不过，奥军将领克彭（Kerpen）男爵将手枪还给了老仲马，还附上了赞扬老仲马的英勇的荣誉之信。
由于地形与居民活动的缘故，继续深入是很危险的，于是拿破仑让老仲马指挥两个师共5,000人，驻扎在布里克森监视奥地利人，儒贝尔则率领其他法军退回意大利。这一年的余下时光里，老仲马都是在总督的位置上度过，管理特雷维索省和北威尼斯。坎波福尔米奥和约带来了和平，于是老仲马返回了法国，并得到拿破仑的盛赞，因而他被带去埃及也就不足为奇了。
1798年3月，老仲马因一项未指明的任务被派往土伦。他加入了集结在该处准备向秘密目的地出发的庞大法军舰队。舰队在5月10日出发，依然没有宣布目的地。直到6月23日，舰队已经征服马耳他之后，拿破仑才宣布这次的主要任务——征服埃及。在已行驶到地中海中部的“纪尧姆·退尔”号上，老仲马获悉他已被委任为东方军团的骑兵总司令，下辖勒克莱尔，缪拉，米勒尔（Mireur）和达武的四个骑兵旅 。
舰队在6月底抵达亚历山德里亚。在7月3日，不等他的骑兵，老仲马借了一杆枪就和第四轻步兵团的前卫部队登上该城的城墙，打进了内部，最后法军攻陷了此处。
在这里，让我们先脱离一下时间轴。赖斯认为，意识形态的差异是造成老仲马和拿破仑之间紧张关系的重要因素：“老仲马将自己视为志在解放世界，而不是统治世界的战士。”赖斯还认为，拿破仑对老仲马伟岸的身高有所嫉妒。
例如，在这次战斗过后，拿破仑派老仲马去为贝都因人绑架的一些法军士兵付赎金。远征军的首席医疗官在回忆录中详述了此事：当地的埃及人对比了老仲马和拿破仑的身高和体型，得出了老仲马是总司令的结论。看到“他在战壕中骑着马，去赎回被俘的人，所有人都相信他才是远征军的首领。”
从7月7日到21日，老仲马指挥远征军的骑兵向南方行进，从亚历山大港走到开罗。由于炎热，干渴，疲劳，以及缺乏补给，在沙漠中艰难跋涉的法军中发生了不少自杀事件。在达曼胡尔（Damanhour）宿营时，老仲马在当地买到了三个甘美解渴的“圣西瓜”，然后请几位将军——拉纳，德塞和缪拉——到他的帐篷里分享。本来吃西瓜是唯一的议程，但是很快这次聚餐就带上了政治色彩。他们批评了拿破仑的领导，以发泄心中的不满，并讨论能不能在到达开罗后，避免进一步的行军。不久，老仲马参加了金字塔战役，然后追击了马穆鲁克骑兵，并占领了开罗。在占领行动期间，拿破仑得知了早先带有叛变性质的谈话，然后毫无征兆地冲进帐篷与老仲马——他的鼻子只到老仲马的胸部——当面对质。在他的回忆录里，拿破仑记得他曾经威胁要以叛乱罪枪决老仲马：“您鼓动了叛乱。注意，我没有履行我的职责，不然您六法尺一寸的身高不妨碍您在两小时内被枪毙”。老仲马表示了反对，要求离开并返回法国，拿破仑没有阻止他。除此之外，赖斯还补充道，老仲马对拿破仑不打算废除埃及当地的奴隶制感到失望，别忘了老仲马用的是他母亲，一位女奴的姓氏。
但是，法军舰队被纳尔逊的英军舰队摧毁后，老仲马直到来年3月之前就只好继续随军前进了。8月，老仲马在一间房子下发现了一处藏有黄金和珠宝的重要藏物点，并将其交给了拿破仑。他在10月占领了曼宰莱（Menzaleh），并协助镇压了开罗起义。他在行动中骑马冲进了艾资哈尔清真寺（Al-Azhar Mosque），然后，根据他儿子的记录——大部分来自老仲马的副官德尔蒙古（Dermoncourt）的回忆录，拿破仑对老仲马说：“我要让人画一张占领大清真寺的画。仲马，您将会被放在画的中央。”——不过，拿破仑应允的这张画在11年之后才完成，而且画的是一个白人——拿破仑——冲进了清真寺。
当拿破仑准备进军叙利亚的时候，老仲马声称自己因为气候恶劣而患了重病，拿破仑就放他走了。据说拿破仑曾写道：“我可以轻易地用一个准将替代他”。
老仲马在1799年3月7日登船归家。他乘坐一艘叫做“美丽的马耳他”（Belle Maltaise）的小船，随行的还有同僚让-巴普蒂斯特·芒斯库特·迪罗祖瓦（Jean-Baptiste Manscourt du Rozoy）将军，一个地质学家，还有40名伤兵，以及一大批马耳他和热那亚平民。老仲马卖掉了在开罗住处的家具，买了4,000磅摩卡咖啡，还购买了11匹阿拉伯马（其中2匹公马）以在法国做种畜，还雇了这艘船。
不幸的是，到了3月底，船开始下沉，老仲马不得不扔掉了大部分货物。受到暴风雨袭击，船只好停在敌对的那不勒斯王国的塔兰托（Tarente）进行修理。老仲马和他的同伴希望得到良好的接待，因为他们得知王国已被帕尔瑟诺佩（Parthenopean）共和国推翻了。然而事实是，这个短命的共和国很快又被那不勒斯的盟军，红衣主教法布里齐奥（Fabrizio Ruffo）的神圣信仰军（Holy Faith Army）终结了。
船上的129个人被神圣信仰军关了起来，没收了大部分的财产。在囚禁刚开始时，红衣主教原想用老仲马交换一名叫做博凯钱佩（Boccheciampe）的科西嘉冒险家，他是一个冒充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德四世之子，弗朗西斯王子的骗子，在访问了塔兰托的囚犯后不久就在北那不勒斯被法军抓住了。红衣主教希望以此援助神圣信仰运动，不过当得知博凯钱佩已经被法军杀死之后就作罢了。
1799年11月，拿破仑已经回到巴黎并夺权。老仲马的妻子游说政府出力寻找并解救她的丈夫。直到缪拉率领法军击败费迪南德四世的军队后，老仲马才终于在1801年3月获释。
然而，在城堡的地牢里度过了两年营养不良的战俘生活后，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大大恶化了（他相信是因为中毒）。此时的他一只耳朵曾经聋了（又康复了），一只眼睛近乎失明，部分肢体瘫痪，身体已经被严重摧残了，并且一文不名。还算幸运的是，在监禁期间，当地有一个秘密的亲法组织给他带来药物和一本有关治疗方法的书。
第二年，执政府迫使他退役到了维莱科特雷村。不过，老仲马从法国政府处没有得到被监禁时“正常来说应该发放给将军的孀妻的退休金”，于是他只好努力供养他的家庭。老仲马曾一再写信给拿破仑，寻求对在塔兰托损耗的时光的补偿，以及一个新的军职。当老仲马的旧部请求拿破仑给老仲马提供援助时，拿破仑嘲弄地说道：“我禁止您再向我提起那个人！”不过，根据大仲马的回忆录，其实老仲马每年（大概在回国后）还是有4,000法郎的半饷的。
令老仲马更加痛苦的是，法国国内通过了更严格地对待自由黑人的法律，殖民地则恢复了奴隶制和奴隶贩卖。而且据说拿破仑还曾下令，抓住或者杀死穿着军装的圣多明各黑人。
最后，1806年2月26日，老仲马因胃癌病逝于家中。这一年是圣多明各作为海地共和国的一部分取得独立的第二年，但他却再也没有机会亲眼去看一看了。
他的儿子大仲马出生在1802年，他的母亲很高兴地看到幼子拥有白皙的皮肤和蓝色的眼睛。在儿子的出生证明书上，老仲马用了全名“托马斯-亚历山大·仲马-达维·德·拉·帕耶特里”（Thomas-Alexandre Dumas-Davy de la Pailleterie）。大仲马很崇拜他的父亲，当老仲马逝世后，只有3年又7个月大的大仲马被告知上帝带走了父亲，这个懵懂而悲愤的孩子偷偷拿起了父亲的枪。当他跑上楼梯被妈妈拦住时，他扬言要到天堂去杀了上帝——那个杀死了父亲的凶手。
从此仲马一家陷入了深深的贫困当中，大仲马因此连基本的中等教育都没得到。老仲马的妻子坚持游说政府支付她的将领孀妻养老金。成年后，大仲马将父亲的很多真实事迹写进了书中，譬如在《基度山伯爵》中，大仲马讲述了一个叫做爱德蒙·唐泰斯（Edmond Dantès）的人被关在地牢里的事，明显是取自他父亲的经历。在《三个火枪手》中，四位主角初识时决斗的著名场景，大概是借鉴了老仲马的事迹——赖斯记述道：“···老仲马曾经在一天内决斗三次并大获全胜，仅仅划伤了头而已。”
译注:
1.Dumas应译为“迪马”，根据习惯在文中改称“老仲马”。
2.老仲马传记The Black Count: Glory, Revolution, Betrayal, and the Real Count of Monte Cristo的作者，本文大量引用了此书。
3.这段记录的来源同上。凯旋门的说法是亚历山大改姓的原因在于避免被怀疑为贵族，并且是在大革命爆发之际，明显不符，故取前者。维基百科称安托万帮助老仲马进入军队，如此看来也不是实情。
4.古罗马独眼英雄，约活动于公元前6世纪前后。公元前508年由埃特鲁里亚人所组成的军队入侵罗马，毁坏了台伯河上的苏布里基乌斯桥，他挺身而出遏止了敌军进攻，后溺水身亡。他的事迹后来在罗马被广为传颂。
本文还参考了维基百科和Geert van Uythoven所写的的《Général Thomas-Alexandre Dumas》，原文地址http://www.cadytech.com/dumas/related/thomas_alexandre_duma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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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11 21:5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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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12 08:3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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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12 13:29: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