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骑马者——拿破仑战争中的哥萨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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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挖的坑，现在补上。文章在数据资料方面主要参考了奥地利陆军上尉A. Prokesch所著的《Ueber den Kosaken, und dessen Brauchbarkeit im Felde》（About the Cossacks，and their usefulness in the field），鱼鹰系列各相关书籍，和大量网络上较为常见的英语、法语和德语资料。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还请各位多多指教。PS：转载请注明作者并保持文章完整性。

【被遗忘的骑马者——拿破仑战争中的哥萨克】
我们不妨以这样一句话开始这个话题：拿破仑战争中，有一个哥萨克。
你脑海里的各种线索可能马上就会汇聚起来，形成线条，进而勾画出一个形象。很多人不见得能准确描述这个形象，但却能说出这个形象的意义，比如：这个人很可能与光辉和荣耀无缘，他只能神出鬼没，是散兵游勇的一员，给英雄人物的旅程制造一点波澜大概可算他的传奇；他还很有可能干过打家劫舍的勾当，摆脱不了烧杀抢掠的罪行，他能将沿途的一切抢成白地千里，战争的文明规则对他从来没有约束力。
不过，如果不认识一棵树，又如何能认识一棵树的意义？况且尚存在这种场合，需要严肃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在拿破仑战争时代，作为一个兵种概念，哥萨克是否具有独立与西欧正规陆军对抗的能力？
本文目的并不在于回答这个问题。以下的文字与其说是在讲历史或战史，不如说是关于历史文本本身。在记录恢弘的拿破仑战争的文本中，出现了哥萨克这个小角色。现在，我尽量把他们不怎么为人所知的一面整理出来，并非打算建立、论证或推销某种论点。我将一切评价的权利交给读者。我所期待的最好情况便是读者诸君觉得以下文字有一定道理，并且你们愿意因此而改变某些曾经的认识。

[ 本帖最后由 austerlitz 于 2007-8-10 08:5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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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对于哥萨克的认识从一开始就有不少偏差。“哥萨克”这个词，作为一个兵种概念，源自俄国军队中来自南俄罗斯草原的特殊轻骑兵，但后来渐渐成了俄国所有的非正规轻骑兵的代名词；作民族概念讲的时候，西方又尤其喜欢把哈萨克人，巴什基尔人，卡尔梅克人等有东方血统的民族都算在内。这样就把对哥萨克的恐慌塑造成13世纪东方民族入侵的重演，西方进而占据一个文明的受害者的位置；在军事层面上，扩大这个概念，等于是在混淆俄国所有的非正规轻骑兵，混淆常备哥萨克和后备哥萨克，混淆顿河哥萨克和西伯利亚哥萨克。
其实，“哥萨克”这个词在民族意义上，指的不是某一个特定、统一的民族，而是一类民族的集合：最早是13世纪为逃避蒙古和钦察汗国统治而逃到顿河、第聂伯河和伏尔加河下游的斯拉夫人，后来在15－16世纪加入了为逃避地主和大贵族压迫而迁徙到此的俄国和波兰农民。我们知道，这些人追求自由和无拘无束的生活，为此不惜与俄国，土耳其和波兰常年作战， Cossack这个字的突厥语含义便是“自由的人”。

哥萨克骑兵的广泛分布
当16世纪成为沙皇的臣民之时，哥萨克民族还享有相当大的自由：社会地位处在农奴阶级之上，不需缴纳人头税，各个部落选举自己的首领，过简单的生活。西方凡有游历俄国者，都留下了关于他们的文字：
……每个村都有一座教堂，一座市政厅，一名首领（ataman，Hetmann），几名军官，几门大炮。教堂毫不含糊，以砖石砌成，状态良好。普通民居则为木制，有石砌的地基，室内装饰着圣人、圣女和主教的宗教画，据说比俄国人的传统民居更干净，更舒适……
……经过几个世纪的掠夺别人的土地，顿河哥萨克们终于定居下来并开始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也有的做起了贸易，例如Grebensk哥萨克经营酒业，乌拉尔哥萨克的产业与捕鱼有关。大多数的农场和贸易由女性打理，因为部落中的男性总是随时准备出征打仗。
（Samuel Kittle《哥萨克的历史》）
现在，若要画出一个哥萨克的形象，你要注意，他的相貌不能太丑陋而阴险——如同西方盛行的种种描述那样具有“东方风格”——因为凯瑟琳大帝的一位宫廷顾问C.F. Masson曾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总的来说，哥萨克人比俄国人更高大，英俊，敏捷，活跃，更具个人勇敢。虽然处在被奴役的境地，但仍然外向，健谈，自豪。”你也需要考虑爱德华•克拉克（Edward Clarke）的笔记：“我从来没有看到有哪个哥萨克穿着脏兮兮的衣服，他们的双手总是很干净，不生虱子，牙齿洁白，皮肤也看起来干净而健康。虽然他们的举止跟俄国农民差不多，但在家居，着装和饮食方面，他们更注意卫生问题。”这说明他们的居住条件和卫生习惯可能没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此外，他应当是个虔诚的东正教徒，而且遵循俄国教会改革前的旧教义。

哥萨克传统社会的构成很简单，普通人（rank and file，vyborni），稍穷一些的中农（pydpomichnyky），以及不拥有土地的贫农（pydsusidky），他们在vyborni的土地上受雇佣劳动。没有大贵族阶级。部落遇到决策问题，则召开圆桌会议讨论，每个成年男性都有发言权。
18世纪，随着俄国持续的对外战争，沙皇加强了对他们的控制。1738年，第一次出现了一名首领由沙皇亲自指定的事情。此后，大事决策权渐渐集中于部落中的长者和首领。随之出现了贵族精英阶层，他们逐步掌握vyborni阶层的土地，积累起巨大的财富，没有土地的贫农阶级因而成长起来。1775年，长者决策最终被一个由贵族组成的哥萨克政府取代，由这些人决定部落的方方面面。保罗一世在位期间（1796－1801），则干脆改成了军事化的组织（chancellery）。克拉克的记载中就提到，民政和军事政府的首领必是一名Voishovoy Ataman，中将军衔，由沙皇亲自指定。战事一开，哥萨克就以领地（Voisko）为基础被征召，由部落首领带队，奔赴沙皇的战场。保罗一世为哥萨克军人建立的军衔体制，进一步磨掉了哥萨克人在帝国统治中的棱角，使他们的军官开始关注自己的财富，名誉和地位。如此一来，哥萨克人就成为沙皇俄国统治的附庸和工具。

[ 本帖最后由 austerlitz 于 2007-8-10 02:1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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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哥萨克男孩到了19岁便可以在自己部落的团（stanitza）中服役：最初的两年他可以呆在家中照料家事，之后便做好了出征的准备。根据沙皇的命令，一名哥萨克需要在军队中服役25年，然后回家执行类似警察任务5年，才能退休成为完全的自由人。如此一来，哥萨克就成了俄国进行战争的重要资源。例如1802年俄国境内适合服役的哥萨克数量就有10万人，服役人数占当时俄国陆军总数的22.62%。
哥萨克士兵既有俄国士兵坚忍不拔的优秀品质，也继承了草原居民的豪放性格。因此，一方面，他们有不容质疑的个人勇敢和荣誉感，对战场生活的超强忍耐力，对长官的无条件服从，对沙皇和东正教的虔诚；另一方面，缺乏组织观念，战斗经常出自一种个人行为，率性而为，有时被迷信说法左右情绪，如此构成他们广为人知的纪律问题。这正反两面，奥地利陆军上尉A. Prokesch所著的《Ueber den Kosaken, und dessen Brauchbarkeit im Felde》（About the Cossacks，and their usefulness in the field）一书就给了我们一个绝好的参考。
关于使命感
上级经常给哥萨克分配一些例如护卫车队，押送战俘，清理战场，打扫营地之类的任务。即便如此，在俄国传统享受个人荣誉的骑兵部队中，没有人比哥萨克更能毫无折扣地执行这类命令。送信和传令于他们已被认为是无上光荣的事情；若是盖有特殊封印或附有羽毛的急件，他们会选择让自己的坐骑狂奔至劳累而死（马匹是他们战场上最为珍视的财产），自己则誓死保卫信件以防落入敌手。
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例如在行军中，必须保证队列末尾有一支15－20名骑手的殿后力量，由一名作风严厉的军士指挥，否则“整个部队的1/3都可以因为一千个不同理由掉队”。1814年法国战役期间，从巴黎到顿河的一千公里路线上就可以找到一整串这样的掉队者，忙着把自己的战利品经过无数层人手运送回老家。而且军官不会干涉下属的个人事务，尤其是经济方面的事情。不过战况紧张时，这些物品通常会以最快的速度被卖掉，哥萨克则将现金带在身边。如果在战场上牺牲，他的一切财产则交给集体保管，马匹和武器被出售（通常还是卖给哥萨克），所得钱款记入团部账目，回国后全数奉还给死者家属。
军官
军官对哥萨克部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军官能够在危险中镇定自若，则士兵甚至能像正规军那样以密集队形经受对方的枪林弹雨，虽然这并非他们的风格。他还应该了解他的部下的种种最细微的感情，在受到挫折之时要加以抚慰，在情绪低落之时要适当激将。他必须给部下一种感觉：他完全信任他们，并毫无保留地与他们共存亡。有时候，按照某种虚构的标准“挑选”出来的人可以有超常的发挥，进而带动整支部队。在1813年中这样的事例尤其常见。
不过对于哥萨克军官，俄军中将本肯多夫（Alexander Von Benkendorf）认为，哥萨克人的特性让他们只能做到优秀的士官，而做不了优秀的军官。士官的军衔完全对应资历和战功，构成部队的灵魂。他们不分时间地点负责部队的里里外外，行政，财政和作战，每天还要写报告。但一名享有独立指挥权的哥萨克军官，会必然面临如下问题：行为习惯容易违规；文化水平低下，有些根本不能阅读命令或识别地图；对待下属专横暴戾；利用职位收敛财富；而且，他需要在战斗中活命以享用这些财富。所以，不少哥萨克军官最多只能做到出色的上校，而到将军一步（尤其在和平年代）往往晚节不保，身败名裂。

哥萨克中最著名的人物莫过于普拉托夫。马特维耶•伊万诺维奇•普拉托夫（Matvey Ivanovich Platov，1751-1818年），顿河哥萨克首领，伯爵，骑兵上将。1772年起指挥一个团，1791年俄土战争中因为攻打伊兹迈尔要塞（Izmail）过程中表现出色，晋升少将。他此后的经历可谓大起大落：1795年参加对伊朗的战争，成为一名哥萨克战地首领（field ataman）；1797年因为某些绯闻被流放到Kostroma，后又投入Petropavloskaya要塞监狱；1801年1月，保罗一世任命他为远征印度的最高指挥官（这支部队完全由哥萨克组成），但随着宫廷政变和保罗的死去，继位的亚力山大一改反英立场，入侵印度的计划也就不了了之。1806年起，普拉托夫参与真正的拿破仑的战争，1809年俄土战争后晋升骑兵上将。1812年统领所有哥萨克部队，是为当年俄军最活跃的人物之一。1816年随沙皇一道访问英国，这位战场外以豪饮著称的哥萨克被牛津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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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一个常备哥萨克团（Sotinia）的人数在500－1000人之间，团长即部落首领，下辖5－10个中队，每中队100人（装备长矛），由一名上尉（esaul）指挥，此外有1名中尉（sotnik），1名旗手，2－3名下层军官，10名军士配备骑兵剑，以及10名strelki（相当于一般骑兵中的射手，但不少人的马枪是土耳其或波斯货）。不过，现实中的兵力从来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比如像1812年组建的大量哥萨克民兵团（Opolchenie），虽然使哥萨克团的数量达到了107－110个，但的装备和训练不如常备团。比如在塔卢蒂诺战役中，加入库图佐夫的26个顿河哥萨克团（12695人）中就有22个都是民兵团（8752人），3943名正规哥萨克骑兵则构成部队的真正战斗力。1813年的德意志战役和1814年的法国战役中，哥萨克团的实力更是比标准编制低得多。例如1813年维特根斯坦和维岑格罗德（Winzingerode）旗下的17个哥萨克团中，规模最大的只有320人，有些团的甚至只有80-120人。
顿河哥萨克是哥萨克诸部落中人数最多的一支，因此也是俄军哥萨克部队中规模最大的一支。1802年，服役的顿河哥萨克人数有14313人之多，其中466人被编成两个炮兵连。此外还组建了沙皇的近卫哥萨克团，下辖3个中队。
乌拉尔哥萨克。根据1802年的统计，乌拉尔哥萨克居民总数有28459人，服役5688人。其中2494人实际上过战场，包括近卫乌拉尔哥萨克中队的92人。
黑海哥萨克或Chernomorski哥萨克。1802年后组建了10个骑兵团和10个步兵团，每团511人。另还有一支159人的炮兵部队，装备20门3磅炮。
乌克兰哥萨克，1812年在基辅省和波多尔斯科伊省组建了4个团，每团8个中队，一共3600人，隶属托马索夫的第3西部军团。
除此之外，拿破仑战争中，沙皇还征召了乌克兰哥萨克，布格河哥萨克，Churguevski哥萨克，Orenburg哥萨克，Gredenski哥萨克，高加索哥萨克以及西伯利亚哥萨克，各支部队的人数从1000至5000人不等，但这些人并非所有都参加了1812年及其后的重大战役。

现役的哥萨克大多穿深蓝色长外套，袖口和领口处有不同颜色的绲边，非现役的哥萨克士兵绲边则全为红色。1812年，深蓝色长裤两侧裤缝处加两条红条。他们的传统帽饰之一是23厘米高的阿斯特拉罕圆筒帽，只是尺寸小一圈，顶部为红色布质，镶有十字形线条装饰。此外，深蓝色无框架布帽也算常见，基部红色圈，黑色帽舌。鞍褥颜色与衣着一致，蓝色为主色，有红色镶边。

顿河哥萨克
但是自然战场上不可能保证这些服装条件。1813年3月，普拉托夫中校就写道“他们（Ataman团）衣着各异，有穿法国人衣服的，有穿zipounes的，有穿农民的短上衣的，破烂，污秽，带着弹孔和刺刀挑出的破洞。”在这种混乱的着装情况中，只有少数线索可以使我们辨别出哥萨克部队的大体来源。
黑海哥萨克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本无统一的服装，他们与顿河哥萨克的主要区别是前者的外套背后有两条空袖管及白色的sash，顿河哥萨克的则为红色；他们装备带小旗的红色长矛。
乌拉尔哥萨克在1801-1806年间服装主体深红色，领口和袖口为白色，蓝色长裤有白色绲边；1806年以后与顿河哥萨克相同。
1803年组建的3个团布格河哥萨克，着装主色为深蓝，领口、袖口、肩章和裤缝处有白色绲边；1812年起穿双排扣的上衣，传统毛皮帽顶部为白色，配白蓝混合的绒质饰带，上白下橙-黑混色的羽饰，白色长矛末端黑色，鞍褥也有白色镶边。
乌克兰哥萨克长裤为灰色，黑色毛皮帽没有任何装饰，第1团识别色为深红（crimson），第2团红色，第3团天蓝，第4团白色。
西伯利亚哥萨克在1802年以前没有统一服装，随着西伯利亚前线军区的建立（10个团哥萨克），开始采用与顿河哥萨克相同的制服。1808年后明确规定为主体蓝色加红色绲边，鞍具为蒙古式样，前后鞍头有黄铜装饰。1812年起长矛颜色有特别规定，前段为白色，后段则各团有所不同：第1团浅绿色，第2团浅蓝色，第3团黄色，第4团蓝色，第5团深红，第6团棕色，第7团深灰，第8团红色，第9团紫色，第10团绿色，服装也变为枪骑兵式样，主体蓝色加红色绲边，戴圆筒军帽。这是哥萨克中比较特殊的装束。

1812年的西伯利亚哥萨克
Churguevski哥萨克穿黑色外套，有红色贴边，1803年8月19日后换成深绿色，1808年以后他们的装备与枪骑兵无异。Orenburg哥萨克的识别色为紫红色（raspberry）。Gredenski哥萨克则是抛弃了传统哥萨克装束，完全一幅亚洲游牧民族的打扮。

[ 本帖最后由 austerlitz 于 2007-8-10 02:1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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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沃洛夫说过，哥萨克是军队的眼睛和耳朵。我们不妨概括地说，哥萨克构成了军队这个机体的感觉器官和神经节。上文提及的奥军上尉Prokesch对此有极完美的评价。据他说，哥萨克士兵的视力非常好，在普通人只能辨认出动的东西的距离上，哥萨克可以辨认出那是不是个人，进而辨认出此人是骑马还是走路，最终判断出是自己人还是敌人；耳朵贴在地面上，哥萨克骑兵能听到20英里之外的炮火，而且能猜出大致的方向；精通追踪术和辨认天象使他们几乎从未有过迷路的记载。他们是活力充沛的感知细胞，敏锐洞察周围环境的任何变化。于是又有一种说法：当俄国人睡觉时，哥萨克人睁着眼睛。
自从1810年法俄两国关系逐渐升温起，在时任战争部长的巴尔克莱关于加强西部国境防御的计划中，哥萨克就构成第一线力量——国境线每159公里由一个哥萨克团（5个中队）负责警备；这段防御区又被划分成15部分，每部分1/3个中队，平均每10.6公里由30名哥萨克负责。到了1812年6月23日，也是这些人在第一时间将战争爆发的消息传给当局。长期与东方军队作战培养成的警觉性，使哥萨克骑兵成为最令人放心的警戒哨，上级只需要向一名军士指出敌军的大致方位，之后的一切就顺理成章。哥萨克被突袭的例子是不多见的，即使有，也多出于上级的怠懈，Prokesch上尉给了我们1813年在Stecknitz的例子：8月16日，两个月的休战期刚结束，最新消息还没有传达到基层部队，而法军次日即向联军战线进军。在小镇Mölln，一个团的哥萨克此时还驻扎在停战期舒服的营地里，被突如其来的进攻打了个措手不及。但是法军的突袭只取得了名义上的胜利，实际倒是提供了一个展示哥萨克闪电般反应能力的机会——这些被袭击者快速集结，以良好秩序迅速退去，没有丢下一个人一匹马。

不过，俄军从未在官方出版的作战手册中明确哥萨克骑兵的军事价值，保罗一世1796年写的骑兵手册也对他们只字不提。哥萨克骑兵的训练因此只能由基层军官和士官来完成。
从现有的记载来看，训练课程的重点无疑是单兵对长矛的使用，他们的长矛比欧洲各国枪骑兵的要长1.5英尺，使用起来得心应手。马刀的使用也十分熟练，据说这得益于常年与土耳其人的战斗。手枪是最不受重视的武器，主要用来发出警报而不是作为杀伤敌人的武器。按照本肯多夫的说法，“你无法叫他们瞄准了射击，他们开火只是为了枪击发的响声，而且只有胆怯的人才最常使用手枪。相比之下，燧发枪和马枪对他们更为上手，下马之后的哥萨克都是一流的射手。”
哥萨克下马战斗的著名一战是1799年9-10月之交的Muotatal隘口后卫战。1799年战役是哥萨克的拿破仑战争旅程的开始，苏沃洛夫派往北意大利的骑兵部队全部由哥萨克组成。不过在多山的战场上，他们表现欠佳。俄军当时的指挥很差，缺乏地图，山区地形也限制了有效的侦查，后勤的压力迫使哥萨克将马匹用作运输物资，因此徒步作战也是不得已而为之。9月下旬苏沃洛夫在苏黎士附近遭受失败，他在9月28日撤到Muotatal，下马的哥萨克作为后卫一直打到10月1日，隘口才被法军突破，但这时苏沃洛夫已经带主力撤向瑞士境内。只是英雄并未因此受到应有的待遇，此战之后，保罗一世的二儿子康斯坦丁大公居然将这些哥萨克部队的长矛收缴用于烤火取暖之用。
后来在1813－1814年战役中，俄军有大量让哥萨克下马战斗的实例。

骑兵作战时，哥萨克的常见进攻队形为单行横队，形成一个展得非常开的弧形，最好的士兵集中于两翼，以便于有效包围敌人。或是形成无数波浪式的横队，像水中的波纹一般从四面八方高速发起冲击。如果他们暂时未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或者打算进行一次奇袭，则采取一种称之为“wintiet”（screwing）的战术：围绕某一点作圆周运动，速度越来越快，然后在对方摸不着头脑之际突然发起进攻。一旦进攻不奏效，他们也可以无需命令下达，以极快的速度组成一个密集方队。在开阔地形上，撤退呈梯队式进行，两支部队互相掩护后撤，队形展开和收拢的时机都把握得恰到好处。传统哥萨克部队没有号手，一切行动全靠默契，而速度是哥萨克战术的核心，而且在此方面他们有极大的优势，即他们的马匹：“他们马匹的徐行（amble）相当于其他马匹的慢跑（gallop），即便行走速度也极快，而且走的时间越长，速度越快……”超强的持久力特别适合哥萨克这种不间断运动战术。
普遍认为哥萨克骑兵从不发起有组织的冲锋。对此，本肯多夫的观点是：“只有那些对哥萨克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的人才会认为，不可能让哥萨克发起有组织的冲锋。但有什么不可能？难道哥萨克就不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难道他们缺乏勇气？我曾经不下十次亲眼证实，哥萨克骑兵可以在任何你需要的时候发起冲锋，对骑兵，对步兵，对炮兵，或对任何东西的冲锋。”
当然不可否认，哥萨克确实不常发起正面冲锋。论其原因，乃是因为哥萨克人的军事观念中不存在殉道式的自我付出这一条。当时西欧战争的进行模式中，没有个人这个概念——庞大的步兵队形中，个人与集体共存亡；重骑兵的冲锋号一旦吹响，人和马就不再受个人意志的控制，直到被击倒或撞倒；炮兵的位置越来越靠前，直到发展成在对方步兵火力范围内的自杀式火力突击。如此种种，发展到一战，便是一场场令人愕然的惨重伤亡。哥萨克并不热衷这种打法，相比在密集队形中被毫无意义的打倒，他们更倾向于保全自己的生命，因为祖先流传下来的智慧教会他们：只要自己还活着，就能想出一千种方法给敌人带去死亡。
这种思维带有明显的东方色彩。今天对这种所谓“欺软怕硬”战术不屑一顾的人，轻率的以“机会主义”加以评价并附加“不名誉，不光明正大”的道德谴责的人，应该审视自己是否迂腐地戴着所谓西方价值观的有色眼镜来看问题。事实上认为18-19世纪的西方战争重正面对抗而不重谋略，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误解。1812年7月9日（俄历6月27日）的米尔之战（Mir）是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哥萨克先主动退向米尔村，诱使杀气腾腾的波兰第3 Rozhnetsky团枪骑兵追击。村庄由西索耶夫（V.A.Sysoiev III）的一个哥萨克团防守，其他7个团藏在城堡和周围的林子里。普拉托夫在村口布下警戒哨，又在附近树林中布下200名哥萨克。波兰枪骑兵轻而易举地击溃警戒哨，冲进村庄，但立刻被西索耶夫团击退；再次发起冲锋，又遭到城堡林子中哥萨克的反冲击。波兰人决定撤退，这时普拉托夫的200名哥萨克冲出来截住了他们的退路。此时的情景如下：

成为瓮中之鳖的波兰第3枪骑兵损失惨重，迫使Turno将军调上波兰第15，16枪骑团，但再次被普拉托夫击退。前者又调集波兰第2，7，11枪骑团，后者则等来瓦西里齐科夫（Vasilichikov）少将的阿提尔卡（Ahtyrka）骠骑兵、基辅龙骑兵，新俄罗斯龙骑兵，立陶宛枪骑兵和第5猎骑兵。这造成了第二天（7月10日）长达6个小时的骑兵战斗，在此期间，巴格拉季昂率部安全撤往博布鲁伊斯克（Bobruysk）。此为后话。

苏沃洛夫在其《战争艺术》一书写道：“正规骑兵向来应该以中队或师的建制在战线正面组成第三线，或在侧翼组成第二线，他们进攻的目标是敌人的背后或侧翼。哥萨克紧随正规骑兵纵队其后，以高速的冲锋取得一锤定音的效果，一举获得突破，并且保证溃散的敌军被切实消灭。”这表明他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哥萨克的军事价值。
除此之外，哥萨克部队是军队后勤史上的奇迹。他们对补给的要求非常微薄，马匹、装备和服装全由自己负责，政府只需要提供食物，军饷和营帐设备。本肯多夫曾就这一点说：“没有人比他们更懂得宿营的艺术……最让我疑惑的是，经常在整支大军都在挨饿的时候，一名哥萨克不但能自己有汤喝，还能给自己的马匹准备点粮草。”
之后的历史演绎证明，哥萨克不仅是一支沙皇军队的必要支持，更可以成为赢得一场战争的重要因素。
1812年卫国战争，哥萨克纯熟上演了他们威力惊人的袭扰战术。不间断地攻击一支行进中的大军的侧翼，后卫和运输队，像迷雾一般，一浪高过一浪地接踵而至，然后又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即使面对强敌无法脱身，也能以极其顽强的战斗自保。这些都成为1812年飘雪的荒原上法军的梦魇。

[ 本帖最后由 austerlitz 于 2007-8-10 02:1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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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关于巴尔克莱的文章中，我已经向各位梳理了1812年第一阶段战事发展的脉络，到博罗蒂诺为止。在这第一阶段，哥萨克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9月3日，拿破仑在给将军们的信中说道，有关哥萨克的各种传言正侵蚀着军队的士气，必须采取措施加以制止，“每天都有数百人被俘。必须禁止士兵离队太远，必要时辅以严厉的军法惩罚。”这等于从反面认可了丹尼斯•达维多夫带领的哥萨克－轻骑兵游击队的功劳。9月7日下午2:00的博罗蒂诺战场，俄军的中央已经摇摇欲坠，此时乌瓦洛夫的骑兵军和普拉托夫的哥萨克军在战场最北端发动了一次大迂回，几乎绕到欧仁第IV军的背后，迫使正在攻拉耶夫斯基堡的欧仁掉头，原本用于加强中线的格鲁西第III军也转向应付。此举可谓决定性地拯救了俄军，使其避免了中央被贯穿，全军覆没的危险。它的意义足可与滑铁卢布吕歇尔的及时赶到相提并论，但由于可想而知的原因而并非广为人熟知。

1812年9月14日往后的一个月里，战争形势发生了转变。10月19日，拿破仑决定放弃莫斯科，开始撤退，近卫哥萨克、Jlowaisky、Tschernozubov和Benkendorf I团哥萨克随后解放了这座沙皇的都城。10月24日，大军到达小雅罗斯拉维茨。同一天，库图佐夫向所有的正规军，哥萨克和游击队发去命令，要求他们“像哥萨克那样每天都能从撤退敌人的行军队伍末尾缴获几门火炮”。捉拿法兰西皇帝的号召也被一并下达，并配有说明文字，描述了拿破仑的长相，穿灰色大衣骑白马的特征。更有传言说，谁抓到拿破仑，谁就能娶普拉托夫的女儿。（不知道他女儿长得好不好看 ）
10月25日，普拉托夫追到小雅罗斯拉维茨，一开始他们被拿破仑当成了缪拉的部队，因为他们“秩序良好”。未等法军有所反应，数千哥萨克发起冲锋。片刻之间，参谋部被哥萨克包围，拿破仑也不得不拔剑自保。危急时刻，近卫猎骑兵护卫队一拥而上，将皇帝团团围住，拉普也誓死相搏，他的坐骑在战斗中被长矛刺穿。万幸的是哥萨克没有认出拿破仑来，德赛古（Philippe-Paul de Segur，一名法军参谋军官）回忆说“哥萨克伸手便可抓到皇帝，但他们将注意力转向了大路上的车队和人群。”此次突袭是整个拿破仑战争期间皇帝个人最危险的时刻之一，在众多将领的回忆录中都有提及（上一次是在奥斯特里茨前夜，也是遭遇哥萨克）。此后便有拿破仑自备毒药的说法。


有关1812年悲惨冬季行军法军方面的各种记录中，此类有关如何逃避被哥萨克俘虏命运的经历（或者某些不走运人士的俘虏经过）在回忆录中最为常见，说军官如何提心吊胆，士兵如何苦不堪言。相比之下，直接反映哥萨克战斗表现的文字却内容简要而含糊。这种状况不可谓不正常，其原因有二：
1，哥萨克介入的战斗规模十分有限，在散兵级别的冲突中胜算较高，较少有目击者的第一手资料保留下来；另一方面，会战中成建制的哥萨克部队通常并非主力（实际上普拉托夫的哥萨克军整个就是一支前锋部队），胜负之数可受其他因素影响，所以他们也难以成为会战的主角。
2，哥萨克的军事价值，并非量化的伤亡数字所能完全体现，犹如胸甲骑兵的闪亮胸甲并非只有抵御枪弹之用一样。他对战争进程的宏观影响，相比之“歼灭”功效，更多则体现于“腐蚀”，为对方实践意志的过程制造各种阻碍，增加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摩擦”出现的几率。而不断的“磨损”足以使一部状态良好的战争机器停转。
11月3日的维亚济玛会战即可说明这一点。俄军26500人（18000步兵，3500骑兵，5000哥萨克）由米罗拉多维奇将军指挥；法军24000人，包括达武第I军，欧仁第IV军，波尼亚托夫斯基第V军。战役中俄军损失1800人，法军则损失6000-8000人，其中4000人被俘。首先要说明，俄军的丰硕战果要归功于来自斯模棱斯克－莫斯科大道旁高地上的致命炮火，而非普拉托夫的哥萨克军。在战场的最东侧，这些哥萨克在4000步兵（Paskevich第26师）的支援下，并没能击败达武的步兵方阵。那么，上文论及的那个“非量化数字”的价值在哪里？
米罗拉多维奇选择在维亚济玛进攻，乃是因为他在11月2日晚敏锐觉察达武军和其他法军之间出现了一个大缺口：当时法军沿公路的撤退队伍长达60英里，朱诺第VIII军打头阵，已经到达多罗戈布施（Dorogobuzh，各种资料词尾拼写有不同），后面跟着近卫军，缪拉骑兵军，内伊第III军；欧仁和波尼亚托夫斯基已达维亚济玛东郊，达武尚在更东面的费德罗夫斯科伊（Fedorovskoye）。14000人的达武本是拿破仑的后卫，此时却难以完成后卫任务，以至拿破仑不得不命令内伊固守维亚济玛，以掩护其后的欧仁、波尼亚托夫斯基和达武先撤，进而接替达武的后卫任务。究其“失职”之原因，乃是因为第I军几乎从一开始就被哥萨克“贴身关照”，与之保持不间断的短兵相接。对一支退军来说，这种消耗是惊人的——不单是达武军，即是波尼亚托夫斯基，欧仁和内伊军，在撤退的17天里也有一半人马掉队或成逃兵（straggler）。由于受到不间断袭扰，以及补给的缺乏，第I军行动迟缓，处境愈发被动，直到拉开了与欧仁等人的距离。对于拿破仑的意志来说，一个“摩擦”在这时就出现了——米罗拉多维奇迅速意识到这是吃掉达武军的绝好机会，于是在11月3日早晨8点，不等南边两个步兵军（符腾堡欧根亲王第II军，奥斯特曼-托尔斯泰第IV军）的开到，全力攻进这个缺口。
经此一战，法军不但经受了承担不起的惨重伤亡，而且意识到一个痛苦的事实：他们难以保证一支从容的后卫力量，他们的撤退较9月以前的俄军，更为迫切和不济。更让人绝望的是，11月6日，俄国冬天的第一场暴风雪降临。克拉斯内的反戈一击尚很遥远，在此之前大军团将失去更多。



1812年撤退阶段的法军兵力变化和气温图

1812年9－10月，仅在斯模棱斯克－莫斯科运输线上被哥萨克和游击队俘虏的法军就高达15000人。从维亚济玛到多罗戈布施，法军又损失了55000人中的18000，欧仁差点被俘。追击途中，就连普拉托夫也以不无怜悯的笔调写道，每一步都可见遍地死者和垂死者。11月14日在斯模棱斯克，气温降到零下21度，冰天雪地使俄军也面临很大困难，俄军参谋部的乌克斯库尔男爵（Boris Uxkull）回忆道：“我们所在的国家的这个部分如同荒原。人员和马匹都在因为饥饿和体力耗竭而死去。”但他又说，“只有哥萨克永远乐观，活跃，精力充沛，每天带回一批俘虏，还高喊‘前进啊，同志！’……”
对面这样的对手，“你能有什么办法？”法军骑兵反问道。“你想俘虏他们，他们就逃走；你想休息一会儿，你就无法赶走他们；你组成密集队形，就发现自己被包围；你将队形展开成跟他们一样的宽度，他们则迅速集中起来击破你的队形，一切都在你有所反应之前；你将他们赶跑一百次，他们仍然会回来；这样下去，你的战马就完蛋了。”
维亚济玛之后，大军团经多罗戈布施，斯模棱斯克，克拉斯内，布列津纳，博布尔（Bobr），鲍里索夫（Borissov），斯托迪昂卡（Studianka），斯莫戈尼（Smorgoni），维尔诺，一路蹒跚向西（请记住这些名字，我将在今后的文章中再次提到它们）。撤退开始时的拿破仑在莫斯科和波洛茨克共有130000人，这其中能在12月12日从科夫诺（Kovno）渡过涅曼河者，只有10000人。


俄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在这场冬季撤退行军中，俄国哥萨克共击毙大军团20715人，俘虏10位将军，1119名军官和43312名士兵（应该还包括随军人员），缴获军旗15面，火炮342门，弹药车1066辆。如此一来，哥萨克的战果相当于大军团总损失之一半有余。

在有关1812年文字的最后，有必要提一下达维多夫这个人。丹尼斯•瓦西里耶维奇•达维多夫（Denis Vasilievich Davidov，1784-1839），出身莫斯科的贵族家庭，喜好诗歌创作，具有很强烈的自由思想，与后来的十二月党人交往甚密，但在1812年却成为最著名的游击战领导者和战争英雄，这种经历在同时期的众多将领中也算传奇。他自己是阿提尔卡骠骑兵团的军官，但主要带领哥萨克袭击大军团的侧翼和补给线，起家时只有130名骑兵。为了动员农民在大军团战线后开展游击战，这位曾经歌唱过骠骑兵华丽的服装的诗人换上农民服装，蓄大胡子，脖子上挂圣尼古拉小圣像，胸前不戴任何勋章，以此赢得农民的信任和合作。当年俄国游击战的代表作，是在11月9日（俄历10月28日）的利雅科沃（Liakhovo）村，当时达维多夫与费格纳（Figner），塞斯拉万（Seslavin）奥洛夫-丹尼索夫（Orlov-Denisov）等人的各路游击队汇合，合围并俘虏法军一个2000人纵队。


[ 本帖最后由 austerlitz 于 2007-8-10 02:56 编辑 ]

austerlitz

1813年的欧洲局势，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军事方面，经过1812年的巨大消耗，法俄两国的战争机器都已几近崩溃。对此，法兰西的皇帝正在以他的天才和超人的热情来弥补，而俄国则是靠自身的顽强生命力和同盟关系来加以修复，但是奥地利尚忧心忡忡，瑞典尚提心吊胆，普鲁士满腔热血但财政已经破产。所以双方远不能说是以一种准备充分的姿态来打这一仗。实际也表现了这一点：吕岑和包岑的两次虎头蛇尾，备受争议的停战，德累斯顿会战及其前后一周内发生的事情——大比伦、凯兹巴赫、库尔姆，之前的历次战争还没有经历过如此剧烈的变化和如此戏剧性的发展。然而以10月16日为结，联军最终还是将拿破仑从当年3月11日那个以柏林为中心的大战略上拽到了莱比锡的城墙下。两部同样到处是问题的战争机器，一个“稀里糊涂”地达到了自己的预定目标，一个无可奈何地偏离了自己的预定计划，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前者有某种“润滑剂”的存在，而后者却经历了额外的磨损和故障。在本文的环境下，大概不会有人不能想到这可能与哥萨克有关。
1813年的一系列大型会战中，联军骑兵都占压倒性优势，这使法军不可能不面临侦查不力，通信不畅，打击不能一锤定音，追击不能一劳永逸的问题。然而1813年历史的趣味并不只限于会战战场。双方在莱比锡平原上杀得昏天黑地的同时，富勒写道，“哥萨克部队在汉诺威、哈尔兹、西伐利亚等地大肆活动。当他们到来之后，当地人民也跟着揭竿而起。整个日尔曼都起来反抗拿破仑。”观察一下地图即可发现，这是一场由固守、围困、渗透、奇袭和颠覆组成的非常规形态战争。

我们从哥萨克进军柏林开始说起。
1813年新年和约克将军叛变的消息一同到来。此时守卫柏林的是奥热罗的10000人，包括区区200名骑兵。在爱国心和英镑的双重刺激下，整个普鲁士人心都在浮动，克莱斯特（Ludwig Kleist）甚至已经做好准备在市中心集结一个营的起义军。在这种情况下，已临奥德河东岸的联军能否迅速占领柏林，被认为是确保日耳曼世界起义成功的关键。当年2月，俄军特滕布恩（Tettenborn）上校率4个团哥萨克，2门轻炮，2个普鲁士骑兵中队（Schill少将指挥，“借”于约克的部队）渡过奥德河，朝柏林进发。
然而部队刚一开动，形势就发生了骤变：冯•吕佐夫带来普王的信，要求他终止进军柏林的计划；所有普鲁士军官也接到了停止行动的命令。而皇室的同意和普军进驻柏林，这两点被认为是全面起义的重要因素。如此一来，特滕布恩只得邀请位于法兰克福的车尔尼雪夫（Czernitschev）将军加入他的行动，后者同意并率领3000骑兵在兰德斯堡（Landsberg）与特滕布恩汇合。这支部队于第二天开向柏林，途中侦查情报不间断送来，显示柏林城内的法军对即将发生之情况并无有所准备之迹象。然而离城市只有1/4英里的时候，突然有消息称“副王（欧仁）正从Cöpnik往柏林急行军”，俄军大吃一惊，决定停下来重新分析情况。这时，沃尔茨堡龙骑兵（Würzburg dragoons，奥热罗仅有的骑兵）出现在市郊的高地上，他们发现了特滕布恩的部队。尽管仍可以安全撤退，但特滕布恩上校选择走到Komissarov团哥萨克的队伍前面，高喊一声“乌拉！”。于是突袭行动开始了。哥萨克击溃法军龙骑兵，一路冲到城门口，遭到猛烈的火力反击，但对方步兵显然也吃惊不小，一时难以集中。特滕布恩见状，派出一连串军官请求车尔尼雪夫支援，但后者大概是考虑到目前暂时还无实力坚守柏林，或者考虑到以联军微弱力量来策动柏林市民的起义，只会造成灾难性后果，总之他没有响应，只是有限地占据了市郊高地。与此同时，奥热罗抓紧集结他的部队在勃兰登堡门一带，控制了越来越多的地盘。最终，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哥萨克被赶出了柏林城。
联军的这次行动虽以失败告终，但其中亦不乏传奇式的成就。我指的是本肯多夫中校夺取Writzen的战斗，他在这场行军中为特滕布恩提供掩护。情报显示Writzen由1个威斯特伐利亚步兵营防守，而且只通一条路。本肯多夫的对策是夜间行军，用一晚上率部从Zellin到达Writzen，并将其完全包围。尽管兵力处于劣势，他还是要求对方步兵出城投降。这个要求自然遭到拒绝。于是本肯多夫召集了Soulin团哥萨克，选了30人作陪同，另有6名俄国和普鲁士军官也自愿加入。随后，这样一支37人的队伍发起冲锋。冲到集市广场的时候，他们遭到掩蔽所的火力反击，4人落马。但是榜样已经被做出来，其他人大受鼓舞，紧跟而至。此时广场上的威斯特伐利亚步兵营已组成方阵，眼见突如其来的哥萨克，立刻丧失了勇气。德国军官的喊话做了剩下的工作——550名威斯特伐利亚人缴械投降。事后本肯多夫被授予圣乔治勋章。
哥萨克进攻的突然性，一部分是归功于他们善于夜间行军的本领，而这又是得益于草原居民的生活习惯。他们着装上的金属物件很少，马枪或燧发枪一般背肩上，手枪插腰间，马具缰绳上没有金属链。另一方面，顿河哥萨克不骑种马，而顿河马本来就性情非常平稳，所以这样的组合能够达到部队任何动作都悄然无声的效果。Prokesch上尉甚至有记载，拿破仑从莱比锡撤退的时候，本肯多夫曾经率两个团进行夜间跟踪，从Wippach城堡一直跟到Weißensee，期间有时与法军警戒哨距离不足30步，但法军毫无察觉，而己方则无一人掉队。

我们回到1813年3月。那时欧仁已经退守易北河一线。特滕布恩率领他的哥萨克和2门轻炮从柏林出发，再次开始行军，用4天时间经路德维希拉斯特（Ludwigslust）到达劳恩堡（Lauenburg），行程36日耳曼里（相当于262.8公里，1日耳曼里＝7.3公里），其中2天在与数量占优之敌战斗并获胜，第3天（3月12日）进入汉堡。
在劳恩堡，有情报传来说法军莫朗德的部队（2500人和16门炮）正在从瑞典属波美拉尼亚南下易北河，现已抵达Mölln。刚刚经过强行军的特滕布恩立即分出一部分兵力前去拦截。莫朗德接敌之后，害怕被切断与汉堡的联系，迅速带部回撤丹麦方向，但此时的丹麦尚未决定倒向哪一边，拒绝让他入境。面对渐渐被收紧的包围圈，莫朗德只能在Escheberg和Bergedorf之间建立一个据点，好在地形不适宜骑兵作战，这对法军有利。作为对策，特滕布恩让部分哥萨克下马散兵作战。这些下马的哥萨克摸向法军炮兵，然后冒着开花弹将对方炮手射倒。法军尽力反击，使战斗陷入僵局，直到维持包围圈的骑马哥萨克陆续从法军的背后和两翼发起进攻（此举亦可以把法军从丹麦边境隔离开来）。莫朗德抵抗至夜幕降临，不得不再次南下，朝易北河上的渡口前进。
特滕布恩没有给对手一点喘息的时间，第二天一破晓就再次发起进攻。地形再次对对手有利，莫朗德用6门火炮封锁了唯一的道路。特滕布恩以自己的火炮炮击对方步兵，以下马哥萨克夺取了道路，法军则加速向易北河上的预设渡口前进。这支部队中的不少人后来被哥萨克俘虏在易北河岸上，一并俘获的还有那6门炮。此后，过了河的莫朗德带领剩余兵力仍然一路向南一直撤到威悉河，14天以后才重回易北河前线。但是这次对他来说是更大的不幸：他遭遇的对手是联军的车尔尼雪夫，多恩伯格（Dörnberg）和本肯多夫几支部队，特滕布恩的600哥萨克也参加了战斗。法军仅有少数人得以逃脱。
4月到5月间，“欧洲的主人”登场了，形势对联军不利。经过5月2日的吕岑、21日的包岑两次会战，联军撤往西里西亚。德意志再次被迫臣服。5月29日，达武和旺达姆开进汉堡。休战谈判开始于6月1日，破裂于8月15日。新的军事行动围绕德累斯顿展开。但是我们不去管它，我们的注意力还将留在汉堡这个沉闷的战场上。

下文提及部分地名的位置，蓝色为易北河。
8月18日，达武的40000人渡过斯特克尼兹河（Stecknitz），他们是乌迪诺进军柏林计划中的一部分。当面的联军是瓦尔莫登（Wallmoden）的25000人，这时候正按照贝尔纳多特的命令缓慢撤往易北河－施维林（Schwerin）一线，特滕布恩做后卫。当达武在施维林地区的众多湖泊之间停住脚步的时候，特滕布恩用他的哥萨克将法军主力包围了起来。这个脆弱的包围圈显然无法吃掉法军，但是有效切断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命令既无法送进去，也无法传出来。
不久以后，贝尔纳多特又有令：法军之一部（杰拉德的师，Gerard）正假道马格德堡（Magdeburg）实施威胁柏林的行军，瓦尔莫登应向这支敌军方向靠拢；特滕布恩则留在原地，制造瓦尔莫登仍没有离开的假象。瓦尔莫登于8月25日开拨，留下只有1500哥萨克、300吕措夫骑兵和3000步兵的特滕布恩，要钉住有4万人之众的达武，可谓mission impossible。
特滕布恩做的第一件事是加强包围法军营地的兵力，造成一种联军进行挑衅、指望他们出战的姿态。之后，他将所有的兵力集中于从施维林到路德维希拉斯特之间的开阔地上，完全暴露给敌军。但达武似乎不为所动，这就证明他被骗住了，否则他本可以不必理会特滕布恩小小的部队，向勃兰登堡省或波美拉尼亚省实施机动，从而轻而易举地完全打乱贝尔纳多特的部署；如果得知瓦尔莫登已经撤走，达武几乎必定会这么做。
在此期间的8月23日，联军在大比伦击败乌迪诺，法军夺取柏林的威胁被消除了。8月27日，杰拉德（Gerard）的12000人在Belzig遭到车尔尼雪夫和赫施菲尔德（Hirschfeld）的袭击，到达预定目标马格德堡的时候只能集中起2000人。随后瓦尔莫登返回施维林，让特滕布恩大松一口气。
不过即使面对如此危险的力量对比，特滕布恩甚至仍在考虑在没有得到增援的情况下展开攻势行动——用他的哥萨克和猎兵不间断地骚扰法军。为此，他把指挥部和主力都移到离法军更近的Ortkrug。这个位置经过了精心挑选，得以协调一切出击行动，利于包围对方并展开疲劳战。周边区域容易监视，一切开向第十三军的车队都遭到了袭击，几乎全部被俘。所有的邮件也都落入哥萨克之手，因为无法获知战事发展，达武始终担心受到攻击，尤其是被切断与汉堡的联系。
情报和补给的缺乏，使法军不得不整营整营地出动以寻找补给，还有炮兵配合，如同作战一般。由于怕被俘虏，巡逻兵活动也很消极。每天晚上都有一支哥萨克和猎兵悄悄摸到法军营地外围，击退他们的岗哨，制造尽可能大的噪音，一直闹到天亮，让法军片刻不能安宁。哥萨克则轮换着回到Ortkrug营地休息。这种行动让法军非常头疼，因为稍有不慎，一场袭扰战就会变成真正的进攻。
9月3日晨，正当瓦尔莫登终于决定主动进攻达武的时候，接到情报说敌人已经于半夜离开施维林向斯特克尼兹撤走了。特滕布恩立即展开追击，法军后卫难以招架。追击的哥萨克跟在达武的后面、出现在他的侧翼甚至前方。法军的后卫和前锋都受到攻击，不得不几次停下来重整，以避免撤退变成溃退。在斯特克尼兹，又有数百名法军被俘，而他们的骑兵和车队几乎已经不存在了。
回到汉堡后，达武只能尽力维持住从汉堡到斯特克尼兹这一线，为此他派佩舍（Pecheux）的师到易北河左岸清剿那里的哥萨克。这一行动事先被瓦尔莫登从俘虏口中探知，而且连预定日期和时间都了解得一清二楚。9月14日，瓦尔莫登率全部兵力从多密茨（Dömitz）渡过易北河，特滕布恩担任前锋，迅速前出至Göhrde森林。一队哥萨克关闭了分别前往吕讷堡（Lüneburg）和乌尔岑（Ultzen）的道路，这样法军侦察兵就无法发现瓦尔莫登主力已经转移。
很快，佩舍的步兵师就出现在预定地点，大约有8000人8门炮。瓦尔莫登兵力大大占优，打算一口吃掉法军，于是将主力埋伏在一系列小山后面。一支哥萨克奉命暴露自己，并佯装撤退，将法军引入陷阱。但佩舍是达武手下的将领，觉察另有玄机，整个第二天都按兵不动。他派人报告达武，说在易北河左岸（南岸）发现哥萨克，问该怎么办。但实际上他并不知道自己离哥萨克的大部队距离非常之近。达武命令他继续前进，对此，联军立即察觉，做好准备于9月16日早晨9点接敌。
但实际上联军一直等到11点都没等到佩舍，不得已决定放弃有利阵地主动进击，特滕布恩再次受命包围敌人，使他们无法脱离接触，瓦尔莫登则率主力迂回佩舍后方。实际情况正是按计划发展：法军被特滕布恩发现时正准备进入一片树林，而树林是躲避攻击的良好场所。于是哥萨克立即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目标直指法军纵队队首和前锋，把他们从树林边驱离。佩舍发现自己四面被围，于是下令换队形准备战斗。此时瓦尔莫登还没有到场，特滕布恩的下马哥萨克和吕措夫猎兵面对法军的火炮，显得火力微弱，难以为继，不过天色已晚，特滕布恩决定无论如何坚持到夜幕降临。
没过多久，一个旅的俄德军团（Pfuel上校）和瓦尔莫登突然出现在佩舍的背后，横扫法军后卫。特滕布恩也同时加强了进攻，解决了法军散兵。佩舍破釜沉舟，准备决一死战。但他的大炮一门接一门沉默下来，直到最后一门也被普军猎兵俘虏，相反，联军的火炮却进入射程，开始将法军轰成碎片。佩舍收拢队形，沿高地往易北河边撤退，以期杀开一条生路。此时Congreve的火箭也加入战斗，新武器给法军带来很大恐慌，但这种影响不及另一些情景带来的打击：哥萨克认准法军军官，将他们纷纷刺倒。到这一步，战斗胜负已经毫无悬念，法军伤亡惨重，佩舍将军带领600多人趁夜色躲进树林，终得以逃脱，这是8000人中仅有的幸存者。至于那些伤者，出于对他们勇气的敬意，瓦尔莫登下令妥善照料他们。

以上整个这一系列以哥萨克为主力的行动，它们的意义是不应该被忽视的。8月中旬战事重开伊始，若达武能顺利北进，则很可能为法军拿下柏林之役一锤定音，因为当时防守柏林的贝尔纳多特已经是怕得要死。拿下柏林，拿破仑从当年3月就定下的打算就很可能实现了：把战争引向北方，远离奥地利，割裂普鲁士，解但泽之围。
这个设想虽然不甚豪迈了些，同样也忽视了在这期间其他不确定因素出现的可能性。但无法否认的一点是，达武北进失败从而退守汉堡，今天看来，即是一退永退。整个9月，联军都在有效消耗他的实力，这正是刚经历过一胜四败的拿破仑所面临问题的翻版。到月底，达武的孤立处境就已经无可挽回了。进入10月，哥萨克又相继拿下不莱梅和卡塞尔，每到一处皆高喊“乌拉！乌拉！亚历山大万岁！菲特烈•威廉万岁！”，第十三军与外界的联系从此被完全切断。
当然，达武就是达武，他要坚城死守，联军自然也是对他无能为力，但这不妨碍联军浪费自己庞大兵力的一小部分来死死围困他。而在易北河防线的另一端，那里的法军既缺兵又缺将，布吕歇尔、施瓦尔岑堡和贝尔纳多特集中起来的35万人，最终以近2:1的优势把拿破仑堵在了莱比锡。

[ 本帖最后由 austerlitz 于 2007-8-10 02:43 编辑 ]

austerlitz

1813年莱比锡以后的内容游离于我们这篇文字的主旨之外，所以不再详述。来年1月，马克莱（Macklay）少将率160名哥萨克用8天时间从Osnabrück到达阿姆斯特丹，并宣布解放荷兰。特滕布恩则带领人马从荷尔石泰因进入法兰西心脏，造就了他个人最辉煌的行军记录：1月24日离开Eyder，2月11日从科隆渡过莱茵河（532公里），在波恩短暂休整后经过一系列翻山越岭和封锁法军据点的战斗，2月25日到达雷姆（Rheims），30天走了150日耳曼里，合1140公里。

特滕布恩像

1814年新年，联军各路大军进入法国。但是尽管数量占绝对优势，拿破仑却接二连三地将他们击败了。相比这种糟糕的正面战场，哥萨克却给法国带来刻骨的、持续的恐惧。皇家海军的詹姆士中尉（R.B. James）1804年被俘，1814年被哥萨克解放，他后来回忆道：哥萨克的战斗力和超高机动性让1814年的法国人处在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情绪中，街道上常常空无一人。
为了激励军队士气，当时的法国报纸经常报道一些哥萨克劫掠的事件，用了最耸人听闻的文字和最扣人心弦的描述，说财物被抢劫，村庄被焚毁，妇女在马背上被强奸。这些实在只能算战时的宣传技巧而已。1814年攻入法国之后，沙皇明令禁止任何劫掠行为，虽然俄罗斯历史学家A.Mikhailovsky-Danielevsky在《1814年法国战役的历史》一书中承认实际还是发生过一些劫掠事件，但无论如何，贝尔纳多特担心的“法国土地遭受哥萨克凌辱”的情况实际并没有发生。詹姆士中尉给我们讲述了另一种劫掠场面：“一群哥萨克涌进一户人家，管他们要一件衬衫，一双袜子，一条手帕，手帕经过所有人的手转一圈，传回来就成了脏兮兮的一条抹布。然后他命令主人给他们提供晚餐，要是烤肉或烤鸡，不过他最喜欢的莫过于内部塞上香肠和大蒜头、由白兰地烹制而成的阉鸡。”
必须承认，哥萨克在德意志土地上的劫掠是非常可怕的，以至当地人在祈祷的时候以“哥萨克”替代了魔鬼这个词。但是从手段上讲，却并不比同时期其他同行更为恶劣，唯独劫掠之后会有专门的组织负责将战利品运回家乡，这就将他们置于道德上不正确的境地。按照一些外国军官的说法，哥萨克人的劫掠行为主要出自他们“幼稚的诚实感和天生对别人一切物品的好奇” ——一场劫掠经常以最友善的保证开始：“哥萨克，好人！兄弟！哥萨克不拿任何东西。”当他们走的时候则会说“兄弟，哥萨克想要这个！”此时，东西其实已经在他们的兜里了。还有不少文字表现了这些骑士的开朗性格：有的哥萨克看到当地居民，因为想到自己的母亲而当众号啕大哭；本肯多夫则说：“只要条件允许，哥萨克都喜欢逗当地小孩子，举行一些唱歌跳舞的活动，并照常遵守信仰上的戒律。”凡此种种，与后来欧洲战争中愈演愈烈的那种纯粹以报复和泄愤为目的的恶劣行径相比，实在不能一概而论。

尽管战场上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拿破仑无法扭转战略上的绝境，1814年战事最终向着无法避免的结局加速驶去。这期间，哥萨克在正规作战中也表现出色。例如2月底拿破仑北渡塞纳河，准备往马恩河一线进攻布吕歇尔，其前锋——10个中队的近卫骑兵在Fere-Champenoise被特滕布恩以2个哥萨克团截住。施瓦尔岑堡本来并不知道拿破仑已经开走，而布吕歇尔也不知道拿破仑正冲着他来，幸得特滕布恩的急件报告方逃过一劫。双方战至雷姆（Rheims），在不明对方兵力的情况下，特滕布恩冲散法军一个近卫龙骑兵团和6门炮，歼灭了其中1个中队。
3月9-10日的拉昂会战（Laon），本肯多夫手下的基洛夫率250名哥萨克打败法军300-400名胸甲骑兵。这场会战法军最终损失9000人，但拿破仑仍决定继续进攻。他在Epernay再次遭遇特滕布恩，期间发生了Papabantschikov团哥萨克跨过一座桥歼灭法军300人和3个骑兵中队的事情，当时桥突然被炸掉，法军以为终于可以俘虏这批哥萨克，实际却眼看着他们再次泅渡回马恩河对岸，没有任何损失。几天后，法军文森特将军率800名步兵和3个骑兵中队赶来支援Epernay，再次被Pfull上校的2团哥萨克击败。为了向约克和克莱斯特指挥的普鲁士人表现自己的勇敢，基洛夫、西索耶夫和基洛瓦斯科IV（Jlowaisky IV）团哥萨克在埃纳河（Aisne）上从容进攻了有15000人之众（包括600波兰枪骑兵）的法军，受到了普王的褒奖。到3月底，车尔尼雪夫手下的基洛夫团和西索耶夫团在Sens附近袭击了法军800名近卫龙骑兵和巴黎骠骑兵，俘虏其中230人和4名军官。等等等等。
1814年4月30日，哥萨克率先进入巴黎城，这座征服者的城市，欧洲的心脏。过去两年中，从俄国到德意志，哥萨克一直是联军的前锋，他们第一个在柏林城外喊出“乌拉！”的口号，第一个在柯尼斯堡向市民宣布普鲁士的自由，第一个进入萨克森首府德累斯顿，在汉堡，卡塞尔，不莱梅，法兰克福缅因，鹿特丹，布鲁塞尔，总是他们第一个听到自由的欢呼，看到幸福的眼泪，受到热情的拥抱。现在，在拿破仑的伟大帝都，情形又是怎样？巴黎人的热血和信心都已经耗尽，他们毫无表情地看着这些东方的骑马者踏过巴黎的街道。夜晚的沙龙里，贵妇人开始穿“宝石红或紫罗兰色的哥萨克披风”，戴“淡粉红色普拉托夫帽子，正面镶一排小贝壳，就好像珍珠王冠或精巧的流苏饰带”，陪着哥萨克军官们喝酒跳舞。与此同时，在各种精巧建筑的包围之中，哥萨克士兵们露宿在巴黎的大街上，靠在他们的战马旁边，法兰西第一帝国宫殿的围栏上晾着他们的衣服。

[ 本帖最后由 austerlitz 于 2007-8-10 03:04 编辑 ]

austerlitz

经历以上漫长的阅读过程，我相信读者一定和多年征战的哥萨克一样疲惫不堪。可是血雨腥风总会过去，纠结的语言也终将到头。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中，曾经出现过几个我个人认为最可爱的哥萨克的形象，我想以这段文字结束这篇文章：
柯西莫回到路边的树顶上，他听见马蹄声。原来一小队轻骑兵奔驰过来，卷起飞扬的尘土。他们穿的制服是从未见过的，沉重的皮帽之下露出稍微扁平的白脸，胡须浓重，生着眯缝的绿眼睛。柯西莫挥动帽子招呼他们：“从哪儿吹来的好风呀，骑士们？”
他们停步：“你好！老大爷（斜体为俄语），请问，还有走多远才到呀？”
“你们好，士兵们！”柯西莫说，他过去各种语言都学会一点儿，也懂点俄语，“去哪里，要到哪里去呀？”
“到这条路可通的地方去……”
“哟，这条路嘛，通许多地方……你们去哪里呢？”
“去巴黎。”
“哦，去巴黎有更方便的路线……”
“不，不去巴黎。去法国，找拿破仑。这条路通哪里？”
“哦，可以去许多地方：奥利瓦巴萨，沙索科托，特拉巴……”
“什么？奥利瓦巴萨，不对，不对。”
“那么，想去的话，还可以去马赛……”
“去马赛……对，对，马赛……法国……”
“你们去法国干什么？”
“拿破仑跑来同我们的沙皇打仗，现在我们的沙皇追赶拿破仑。”
“你们从哪里出发来到这里？”
“从哈尔科夫，从基辅，从罗斯托夫。”
“那么你们见过许多美丽的地方！你们喜欢我们这里还是喜欢俄罗斯？”
“好地方，坏地方，我们喜欢俄罗斯家乡。”

（全文完）

iron duke

恭喜大作，很全面，也很精彩。
觉得哥萨克的无所不在，防不胜防是一个看家的法宝。丹尼索夫在1812年10月Tarutino也是个很成功的战例，那次本尼格森的主力因迷路没有及时合攻，但丹尼索夫的哥萨克的突袭仍把缪拉打的很狼狈。除了损兵，丢掉大量火炮，第1胸甲骑兵团和第28龙骑兵团的鹰旗也被哥萨克缴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