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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所著小说《克利松与欧仁妮》波兰军团的创始者——东布罗夫斯基 路易斯-皮雷•蒙布伦和他的骑兵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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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非首发】《拿破仑与战争艺术》:耶拿战役 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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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9 17:16: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黑郁金香 于 2018-8-12 19:48 编辑

拿破仑•波拿巴,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即便不是制定行动计划的战争之父,也无疑是其中的推动者,这是人们普遍的认知。马丁•范克勒韦尔德提出了三个相关因素。信息的传播速度并不会比士兵快得多。通信的局限性——包括作战地图——限制了作战计划的制定以及约束了指挥官们的才能。军队规模相对较小,限制了整场战役的区域范围。然后,直到拿破仑的出现,没有一个指挥官拥有如此的灵感和活力,在大革命时代能够如此精力充沛,同时在远程通信方面和建立大规模军队方面进行运用和改良。


当然还有第四点,也是同样至关重要的因素,或许可以添加到马丁•范克勒韦尔德的三点要素中:权威。战争分为四个层面。战争政策决定了战争的基本法则。接下来的依次为:战略重点、行动计划实施、战术执行。然而,越南战争后,对战争层次划分制度的坚持则是为了掩人耳目。事实上,各层次间的真正关系是共生的。任何层面上的缺陷或者过分强调都会让整个战争体系陷入僵局和崩溃。拿破仑是第一位能够懂得掌握,通过体制结构和个人能力相结合的现代统治者,对战争的四个层次都能有效地支配。因此在这方面,拿破仑是第一位始终能够“掌控局面”的执行者:制定他的战争法则并且下达他的作战任务,不仅是一个层次接着一个层次,而且是所有四个层面同时进行,一气呵成。


荒谬的是,拿破仑也是最后一位能够执行完成这一伟业壮举的国家元首。早在19世纪中叶,战争法则——制定起来就变得愈加复杂,仅凭单独个人无法直接控制管理——尽管这并没有阻止有人再三反复地进行尝试。我们有充足的事例可以证明,至少到1812年,也可以说是更早的时候,拿破仑所制定的战争体系已经超出其能力范围。然而,在这个顶峰时期,最高权威是整个欧洲乃至于世界的奇迹和恐怖的缘由。于是,在承认奥斯特里茨战役主张的同时,在1806年至1807年,拿破仑征服普鲁士并且粉碎了第四次反法同盟,这就更好地说明战争法则在四个层面的制定中具有协同作用,这便是拿破仑作战艺术的母体。这是一个远地点,将战争带到离它现有母体最远的地方。这是一个近日点,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对个人和战争体系而言,到达其最大可能接近的地方。



第四次反法同盟

耶拿战役也许可以考虑看作是一个近日点,因为耶拿战役让拿破仑最接近实现其一贯未聚焦的野心。在奥斯特里茨战役的惨败之后,奥地利军队的屈服和沙俄军队的撤退似乎证实了法国军队有无限的才能来履行其指挥官们的指挥权力。拿破仑一举废除了神圣罗马帝国,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以法国为导向的莱茵邦联,并且向巴登、符腾堡和巴伐利亚这样中等大小的邦国开出价码,让他们无法拒绝:在领土上获得利益并且在法国的保护下享有主权地位。同时,将目标转向普鲁士。



十多年来,普鲁士的国家战略一直是避免与法国开战,利用其备受推崇的军队作为其威慑力量。尽管来自法国和奥地利的压力巨大,普鲁士并未加入第三次反法同盟的行列。作为酬谢,来自法国巴黎方面给出了一项提议:即继续保持中立,或许能够得到汉诺威选帝侯国的领土作为回报,而汉诺威选帝侯国自1803年被法军占领以来,一直是紧张局势的根源。结果,普鲁士军队没有遭遇抵抗就进入了汉诺威的领地——恰好就在奥斯特里茨战役打响并且由此产生范式转变的数周之前。神圣罗马帝国即将解体,也引起了北德的政治真空,普鲁士无法稳定局势。拿破仑除了专横跋扈进行压服外,毫无任何理智可言。通过一系列的单方谈判,此时拿破仑正与沙俄开战,普鲁士不得不为拿破仑提供资源物资,关闭供英国船只停泊和商品贸易的港口,并交出其东部和北部的领土。普鲁士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出现在1806年的夏季,当时拿破仑提出恢复汉诺威选帝侯国的主权,以此换取和英国的同盟。同年8月,普鲁士发布动员令。腓特烈•威廉三世国王派遣使者向拿破仑递交一封书信,信中指出,即使为时已晚,但还是希望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实现和解,拿破仑认为这封信件是种侮辱,遂将其驳回,并且公然宣布普鲁士的现有形势将会在一个月之内发生改变。拿破仑的语气和措辞斩钉截铁。



在战争政策方面,法国和普鲁士的对比反差有着天壤之别。拿破仑领导的法国在当时是一个由战争构成的社会:一种服从权威的政治文化,政府行政机关能够长期维持综合全面管理并且能够长期维持其有效性,自古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欧洲,此种局面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已经超出人们任何所预见的情景。审查制度是当时的秩序。司法独立的缺失和集体组织机构的缺乏同样备受人们所关注。这也并不是独裁阶层/专制制度。强制制度得到赞同并加以补充。公众舆论和公开辩论普遍被认为是造成法国旧君主专制制度的垮台以及继承者能够肆意妄为的主要原因。职业广泛向人才开放——同时也向投机取巧者和唯利是图者开放。帝国的重负仍然是可以承受的,特别是因为其在社会上的不平等分配,而在某种情势下,所谓的平等已经简化为一个抽象概念。



另一方面,普鲁士的战争政策制定,由最高政党、外交政治和个人因素彼此相互作用影响推动的,这几方面的因素仍然对分析构成挑战。参与其中的人数极为小规模。这是国王的把戏,巧妙地避免了他们的决断,让他们之间彼此掣肘。这样的结果就是意味着僵局,相较而言,王权的游戏更为重要——直到拿破仑在中欧霸权的实力变得不可撼动。即使如此,普鲁士的战争决断也没能形成一个连贯的战争政策。由于从更深远复杂的国际形势上考虑,对于该做什么,何时进行,以及如何进行的争论变得日益激烈起来。一个新的反法同盟,第四次反法同盟,围绕着沙俄和英国建立了起来,目的是对抗法国。此中有一个潜在的假设,这一次普鲁士将加入第四次反法同盟。到了1806年10月,这一点看似已毫无疑问——除了普鲁士有限的信誉。整个夏季的谈判都在试探性地进行着。现在,普鲁士似乎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单独向法国宣战——这显然是以卵击石——或者立即与拿破仑交战(并且破釜沉舟)以表示加入反法同盟的诚意。



于是达成共识的唯一重要事项就是萨克森问题。神圣罗马帝国的终结,北德开始探寻出了一个可能性,与莱茵邦联相对应,受控于普鲁士,但萨克森州则将自己的地位提升到了王国。这是7月25日,向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提出该议案。这项议案的通过只是暂时性的。如果可以任由自己行使权力,萨克森政府肯定会更倾向于中立,而且可能会与法国建立外交联系。然而,在普鲁士所暴露出的西南疆界问题上,鉴于选帝侯的立场,这些问题到了柏林一切都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强者——即使是相对来说比较强——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而弱者则必须忍气吞声。萨克森王国,派出了一支22000人的军队,加入到了15万的普鲁士大军中,向未来的战区进发。



战略、政策和作战行动

此时战争政策已经进入战略层面。从普鲁士的视角出发,他们仍然有足够的时间在部队充满斗志期间攻击法军(把法国佬揍得鼻子喷血)——这一壮举看上去并未超出普鲁士军队的实力。萨克森王国在普鲁士的保护下与其合作,但是热情度并不高涨。更为至关重要的是,普鲁士整整花了一个冬季的时间,在向沙俄购买刺刀以及向英国贷款军费,以便让自己军队的实力横跨整个欧洲。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不少于5个不同的战略计划被制定了出来。这些战略计划的思维都是拖延作战行动,等待沙俄军队的会师,然后迎面与法军进行较量,大兵团对抗大兵团的决战。所有这些战略计划都只是初级行动计划,没有一个长期的目标打算。将军们对明确贯彻实施战略计划这一话题仍在进行讨论,而国王离开了柏林前往图林根的埃尔福特——普鲁士的领土,但自从1802年以来才是。



拿破仑则期望普鲁士继续拖延作战行动的时间。在公开场合下,直到9月5日,拿破仑才召回预备役军队并且将应征入伍者动员起来。直到得知普鲁士将动用武力捍卫萨克森王国的权利并且保留莱茵邦联以外的领土主权,这位法国皇帝才正式向腓特烈•威廉三世发出终止一切行动的警告。事态发展到如此地步,一切都已经无关紧要了。自8月底以来,拿破仑就一直在研究他的作战地图,并且制定作战计划再次让他的大军团进入战场厮杀。这个战争政策的目的就是防止敌国入侵,不仅是为了防止法国受到入侵,也是为了保护莱茵邦联以及其他法国的保护国:这个帝国未必打算和平,但是需要提供保护。拿破仑的战略意图就是在沙俄出面进行干预之前,先发制人并击败普鲁士军队的任何进攻。然而达到这些战略目的就需要从战术上入手:一次决定性的战役:另一场奥斯特里茨战役,在战场上彻底击败普鲁士军队,胁迫沙俄进行和谈——并且可以得到英国的支持,承认法国在欧洲享有绝对的大陆霸权。从分析的角度来看,拿破仑寻求的战术胜利,将实现他在政策和战略上的目标。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关键性的促成因素就在于作战艺术。



在战争政策和战略层面上的决定,是由拿破仑自主完成制定的。在军事行动计划方面上,他着手命令路易-亚历山大•贝尔蒂埃元帅,其同时担任法国战争大臣和总参谋长,从法国的军需库中分拨物资给拿破仑大军团,以增强拿破仑大军团的战斗力。奥斯特里茨战役之后,拿破仑已经迁入南德,为他的政治重建提供支持。但是,自从拿破仑将自己推销成一个盟友和保护人以来,各军队所分配到的食物定量是莱茵邦联政府所提供食物的最低限量要求。长达九个月没有战事的平静岁月,法军部队的纪律开始涣散松懈——尤其是随着莱茵邦联重组的完成,军队准备返回法国。休假和复员是法军营地里讨论异常活跃的话题,而不是讨论一场潜在的新的战局。



战局的形势瞬息万变。1806年9月5日,拿破仑委派路易-亚历山大•贝尔蒂埃准备一份关于军队现状的报告,并且开始侦察各个区域的道路分布网情况。在9月10日,拿破仑向路易-亚历山大•贝尔蒂埃下达初步命令,在维尔茨堡集结3个军的兵力,很快便有情报显示,普鲁士的大军正在向萨克森运动。拿破仑开始向他的部队指挥官们下达第一道指令,部队随时准备开拔,并且配备好野战司令部。在9月15日,拿破仑已经得到情报信息,普鲁士大军已经进驻萨克森。同日,他开始下达动员令——在48小时之内有多达120条指令发出。这其中的一些指令从帝国卫队中发出,通过运送物资的马车队到达美因茨,确保指令在传递过程中不会出现纰漏——情报传递人员疲惫不堪,但不会因此体力耗尽——这是第一次有如此规模的军队调动,直到铁路的发展兴起。9月21日,拿破仑从路易-亚历山大•贝尔蒂埃处获悉,普鲁士军队正在向西南方挺进,横渡了易北河,这位法国皇帝随即离开了巴黎前往新的战场。



起初,拿破仑还经过深思熟虑得出了两个直截了当的方针:通过汉诺威直接进军攻入普鲁士或者展开一场攻势从美因茨进入萨克森——冷战时期的富尔达缺口,只是位置互换了下。然而,两个方案都需要重新部署大量法军。这两个方案同时还具有这样一种风险,只是将普鲁士军队推向沙俄军队,并不能将其歼灭。法军可以利用目前的有利态势向东北方挺进攻入柏林。同样,这也为普鲁士军队提供了一个目标,从逻辑上来说,或者从可预料到的情况上分析,或多或少可以诱使普鲁士军队发起一些攻势,然而普鲁士军队此时与最初的部队调动形成了鲜明对比,拿破仑发觉“这异乎寻常”。



南德是这个军事行动计划的新战区,有关其地形地貌的资料信息相对较少。单单图林根森林地区就被认为是主力部队调动的一个重要障碍。这片区域阻止了进入萨克森和普鲁士的道路,并且地图绘制对主要的关注点并不能达到自给自足。然而,路易-亚历山大•贝尔蒂埃奉命派遣了工兵勘察通往柏林的道路,同时拿破仑大军团的轻骑兵就擅长侦察地貌,甄别地形,并且——其一贯如此——汇报结果。在9月30日,拿破仑向他的弟弟路易•波拿巴,荷兰国王,概述了自己的意图。拿破仑提议将他自己的全部兵力集中在右翼,然后需要留出从班贝格到莱茵河这一空闲地区,以便可以容纳下20万大军的战场可供他预期的决战之用。如果对方军队试图对理论上暴露的法军左翼主动发起猛烈进攻的话,拿破仑就会“将他扔进莱茵河”。



这一相当精简的表达方式,很可能是为了给这位法国皇帝的好战弟弟留下深刻的印象以及打算给他吃下一颗定心丸。“拿破仑大军团的全体部署集结”则是另一个重要事项。6个军和帝国卫队已经准备就绪,听候调遣。法军第7军、法军第6军和法军第1军接到命令分别在法兰克福、纽伦堡和安斯巴赫集结待命,部队即将出发的时间定在10月2日。法军第3军在班贝格与拿破仑和他的帝国卫队会师;法军第5军将以维尔茨堡为中心进行集结;法军第4军位于因河的最东端,在10月4日将要到达安贝格集结。拿破仑的继子,欧仁•德•博阿尔内率领的意大利军队则负责监视奥地利部队,以防其有任何野心图谋不轨。此外有25000名官兵,大多数来自军需库驻军和卫戍部队,负责法国北部海岸线的安全,防止来自英国军队的突然袭击和登陆。然后还有一支新组建的法军第8军,是从各自一线部队中抽调组建而成,目的是支援路易•波拿巴的军队,防止普鲁士军队从东北部发起突然袭击。



从总体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指令清楚地展现了耶拿战役中的军事行动计划层面。这位法国皇帝以最小的部队实力保护着其他可能受到对方威胁的区域,而在决定性战区则集结了一支庞大的主力部队——部队在集结中没有出现任何的拥塞状况。如此看来,拿破仑对于地区道路网的了如指掌就足以使他的最后一些命令得以提前完成。法军第5军和法军第7军的4万部队位于左翼,向萨尔费尔德挺进。法军第4军和法军第6军,其后跟随者一支巴伐利亚特遣队,共计兵力达5万余人,位于右翼,将经过霍夫。拿破仑则率领部队位于中央:法军第1军和法军第3军,帝国卫队以及大部分的骑兵预备队——部队中的一些精锐就在于此。拿破仑向他的其中一位下属说道,由于在这有限的区域内我们握有优势兵力,我决心不留任何机会。但在前方40英里充满不确定因素的道路和小径上,指挥一支由7个军总兵力达20万人的“营方阵”大军,则颇需要技巧和运气。



拿破仑大军团

拿破仑对两者颇为青睐——尤其是,如果将运气理解为是计划行动的剩余品。在班贝格,他向他的集结队伍发表了演说:“他们想让我们从德国境内撤离,纵然他们炫耀着武力……士兵们,我想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想要以其他任何方式返回法国,而不是荣耀。我们只能以胜利者的姿态返回法国,我们必须通过凯旋门。”如果在聆听演讲的士兵们之中有人怀疑,“我们”指的是否是这位法国皇帝口袋里的老鼠,那么演讲记录是无声的。1806年的秋季,拿破仑所率领的军队可以说是为其效力的顶峰。军队接受了长达两年的训练,目的是为了准备向英国发起登陆进攻,当然这项计划流产了,在乌尔姆-奥斯特里茨战役中部队得到了缓和,然后是8个月的休整和换装。大约四分之一的士兵从大革命战争的某个时刻起就一直穿着旧制服。另外四分之一的士兵则是近期在南德和意大利北部作战过的老兵。剩下的一半兵力则是应征入伍的士兵,大部分是在1800年至1803年期间征召入伍的。于是体力尚且充沛的老兵以及仍然乐意效命的意愿,甚至是高涨的热情替代了倦怠,提供了一个近乎于最佳的混合体。军队的所属各团尚未因伤亡人数而减员。他们的士气混合着对大革命的记忆和对帝国的忠贞不二。只有在美国内战期间的最后18个月里,在这大规模战争时代中,由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所指挥的军队(这支作战顽强经验丰富的部队)才在质量和数量上能够与其相媲美。



拿破仑大军团的指挥体系也同样为其提供了良好的职能。通常是从师级到连级单位,由他们队伍中经验丰富的军官们领导,习惯于彼此紧密配合作战。然而,正是在军级方面,法军更显得出类拔萃。事实上的确如此,拿破仑的军事行动计划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能够合作的军级指挥官们(在部队的作战中和战术谋划上);能够对眼前的形势立即做出自主判断,但通常又不需要在其他情况上考虑太多。在1806年,可以说拿破仑组建起了有史以来最优秀的部队指挥官团队。法军第3军指挥官路易-尼古拉•达武,法军第4军指挥官尼古拉斯•让•德迪乌•苏尔特,法军第5军指挥官让•拉纳,法军第6军指挥官米歇尔•奈伊——所有这些指挥官们都是优秀的战术策略谋划者并且能出色指挥军队。所有这些指挥官们都能对地形和战局的认知度达到堪称“一目了然”,这让他们能够很好地利用战机,尽量减少战场上的意外事件发生。从根本上来说,法军第7军指挥官皮埃尔•奥热罗,相比之下就略输了一筹。当然,最薄弱的一环,当属法军第1军指挥官让-巴蒂斯特•贝尔纳多特,此时恰好就在拿破仑的眼皮底下。然后,若阿尚•缪拉指挥着军队的骑兵部队,毫无疑问,军队将发挥出技巧和活力。



这些官兵们中没有一个因太多的战事和太多的职责压力而精疲力竭。各个军的兵力在16000人到30000人不等,这样的规模大到可以独立自主运作,小到可以由一位指挥官指挥控制:单独的情报机构,融为一体的意愿以及唯一的态度。这与后来的一些战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像在1812年的路易-尼古拉•达武军队,当时一个军的兵力人数多达7万余人:充其量只是一根笨重的大棒,而绝不是一把利剑。这种有限的军事力量也意味着拿破仑可以把各个军当作一枚枚棋子。在这个阶段,他的高级下属军官们中还都仅仅是初露锋芒,资历尚浅。然而他们可以独立作战——可以打得非常出色并且赢得决定性的胜利,正如路易-尼古拉•达武将在几天内证明这一点。但是想法还是拿破仑的职责范围;只有他才考虑着整个局势,不管是军事行动计划还是战术策略。



在拿破仑的战争中,这位法国皇帝缺乏对下属将军们的才能发挥,使他们无法一贯且持续有效地指挥野战部队,同样也无法让部队形成更具有战斗优势的作战编队,这仍然是值得争议的话题。他的自尊心是否拒绝了一个更加可能成为其竞争者的高级指挥官?他难道是害怕培养出一位潜在的竞争对手来和自己争权夺位?拿破仑•波拿巴和腓特烈大帝都著有大量关于战争艺术的文章,但他们的运用方式却有根本性的不同。腓特烈大帝是一位校长,他无休止地向读者们解释战争艺术的原则和细节,不期望你能完全理解吃透。拿破仑则是位魔术师,他详细地展示着各种计谋——但为了自己,却把这些成功的关键给保留了下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他们各自的做法反映了世袭君主和自我合法化的篡位者之间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简单的回答可能是最准确的。拿破仑,他如果不是一个判断力极佳的人,那他就完全不可能认识到,他早期在意大利组建起军团以来就存在一个上限低的集体。他的元帅们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并在战争局势下强调问题的立刻解决——而非更加抽象的理论知识。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工程师,美国内战时期的各位将领,苏俄内战时期的红军指挥官们:这些仅仅是一些具有局限性的例子,告知我们经验是位老师。拿破仑回顾往事观察到,他的元帅们需要严格进行掌管。需要还是必要?元帅们显现出拿破仑大军团的指挥活力还是这些活力是为元帅们量身定做的?无论如何,在1806年,拿破仑对他的元帅们严格进行掌管并且牢牢约束他们工作的体系——在这位法国皇帝的战争中,在任何战区上,都比以往获益更好。



战争的武备

法军很快就点燃了战争的导火索。拿破仑靠着军队的双腿就发动了战争,三天后,拿破仑大军团穿过图林根森林并且没有遭遇到任何抵抗。这反映了一件事实,普鲁士军队和他们新的萨克森盟军分散在整个作战计划战区上。普鲁士丝毫没有忽视大革命时代/拿破仑时代的法军其不断提升的战斗力。普鲁士的反应为强调发展一支“高素质的军队”,能够以更加强大的战斗力对抗法军的大规模军队和军队的作战才能。法军所推崇的的军事素质可以通过体制改革再造,而这种改革的基础是社会变革而不是革命。战术策略教条仍然是备受争论的话题。热衷者们提倡正规的训练,唤起士兵们内心的荣誉感和天生的热情。以制度为导向的军官们则赞成将大革命时代的散兵线战术策略和线式作战编队相结合,线式作战编队在合理指挥行动中仍能继续证明其存在的价值。这场尚未解决的辩论因战端的开启而变得毫无意义了。然而,军队确实受益于一系列的行政改革。规章条例简化了。后勤系统被彻底修改。辎重和后勤补给车队进行了简化:军队中所使用的4000台车辆对符合其野战标准来说,相比以前的标准有了真正的改进。耶拿战役中的普鲁士军队比七年战争时期的普鲁士军队要精简得多。军队在整体上也要好得多——至少纸面上是如此。经过多年的论证,1806年的战局之初,最终采用了法军队列的师级制度。我们不会因此感到惊讶,除了缺乏经验的指挥官们对简易编队中所产生的常规问题备受折磨外,普鲁士军队各师之间严重缺乏和谐度;火力和打击力度也同样不足。然而,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强。



1806年的普鲁士军队也可以合理地描述为适应过去十年间发展起来的新式战争的过程。就相比较而言,这是三年后奥地利军队在瓦格拉姆战役中所处的水平。至少要到1810年,英国野战部队的主力才能达到普鲁士军队在耶拿-奥尔施塔特战役之前的组织结构和指挥管理水平。但在1806年10月,这样的水准将证明是毫无竞争力的——尤其是在军事行动计划层面。



我们可以如此认为,也许一支军队和他的指挥官们遇上对他们有利且最好的形势就是碰到一个听话的对手。一个听话的对手不会犯错误。在战争中,犯错是不可避免的事,甚至一个致命的错误将产生极大的影响乃至破坏整个战局。如果这个听话的对手已经下决心和己方开战,那么在他的司令部里一定正在准备作战指令。普鲁士军队非常接近这一标准,直到10月10日,拿破仑仍然对他们的对手所处位置和意图感到困惑。然而,这种“顺从”会让人摸不着头脑。普鲁士军队的调动是混乱的,正如早些年乌尔姆战役时期的卡尔•马克•冯•莱贝里希的军队那样。否则,普鲁士军队可能会比拿破仑所了解的更能洞若观火。混乱的战争政策不一定会转变为混乱的作战计划。



法军的每一支挺进部队都在延伸他们的后勤补给线。部队仍然在近乎于原始的图林根森林挺进,军队彼此间的横向快速通信交流是困难的。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拿破仑设定了行军路线和时间,使他的三路人马能以相同的行军速度前进。然而,法军一旦走出这片森林区域,部队的任何一个侧翼都将会遭受到对手的攻击。法军的前锋部队在围绕霍夫和施莱茨的小规模战斗中获胜。在萨尔费尔德,让•拉纳的第5军与一支分遣队规模的萨克森-普鲁士联军相遭遇,这支联军的指挥官是路易•斐迪南亲王,他在与一名法军轻骑兵中士的肉搏战中战死。



这场遭遇战极其富有戏剧性,并且可以描述为新旧作战制度的碰撞。然而,无论是萨尔费尔德还是其他地区的小规模战斗,行动计划的局势没有得到任何的澄清:普鲁士军队到底在哪里?他们可能进攻的方向会是哪里?尽管如此,拿破仑的头脑中一直在谋划着作战计划的下一步行动而不是借助他自己的情报机构停留在这片区域迟疑不决。在10月10日上午8时,可得到的情报碎片信息表明,普鲁士军队打算兵分两路发起进攻,一路经由耶拿-萨尔费尔德-科堡,另一路则经过迈宁根和富尔达。拿破仑为此所做出的对策则是将自己的右翼部队向位于格拉的岔路口推进,这是拿破仑大军团将向那里集结而迈出的第一步。这将掐断普鲁士军队向莱比锡撤退的行动计划路线并且也可以威胁到普鲁士军队和沙皇部队彼此战略上的联系。拿破仑由此推断,可能造成的结果便是,普鲁士军队将会——将顺从——集中兵力在格拉展开一场决战。



我们再次将目光投向战场,在10月10的夜晚,这位法国皇帝写到“事实将会澄清一切”。最终被“澄清”的事实是,向格拉进军是徒劳的——由此证明即使是拿破仑自己也完全会产生误判。在10月11日剩余的时间内,没有关于普鲁士军队作战意图和行军下落的有用情报信息。然而,大约在子夜时分,两次重要的派遣结果信息递交到了拿破仑的面前,一则来自于若阿尚•缪拉,据一名被俘的萨克森军官声称,普鲁士军队的主力在埃尔福特。另一则来自于尼古拉斯•让•德迪乌•苏尔特,情报信息显示普鲁士的军队已经从格拉撤退至耶拿。在靠马匹传递书面指令的时代,这两份情报都是尽可能新鲜的:向前挺进的法军骑兵部队在主要道路上留下了一些小股分遣队,以便让传递情报的信使更换筋疲力尽的马匹。拿破仑审视着自己最新绘制的作战地图,听取了他唯一所尊敬的军事顾问的意见——他自己本人——然后召唤了路易-亚历山大•贝尔蒂埃,然后开始口述下达指令。从凌晨2:30时至清晨6:00时,各个军接到了一系列的指令。全军相当于向左转了个直角:左转90度方向萨勒河。让•拉纳和皮埃尔•奥热罗的军队直接向耶拿行进。让-巴蒂斯特•贝尔纳多特和路易-尼古拉•达武的军队则继续向北挺进,到达奥尔施塔特-瑙姆堡,然后左转行军,并从东北方向耶拿靠近,到达让•拉纳军队的右翼。军队开始重新执行大胆的作战部署,尼古拉斯•让•德迪乌•苏尔特和米歇尔•奈伊的军队向西转动,穿过原中路纵队的通信路线,从东向耶拿前进。一旦就位,这些部队将和帝国卫队一起成为中路纵队和后备力量,让-巴蒂斯特•贝尔纳多特和路易-尼古拉•达武的军队则随着部队的重新部署现在成了拿破仑大军团的右翼部队。这是一个“营方阵”,这样的方阵可按要求面对前方和侧翼的威胁,其基本原则仍然是相互支援。若阿尚•缪拉和他的骑兵后备部队接到的指令是朝莱比锡挺进“淹没整个乡村”;即使他们一无所获,这仍然是摸清对手意图的积极行为。拿破仑宣称,战役发生时间预计在10月16日,战场可能围绕在埃尔福特地区。



在这个子夜时分准备的这一系列复杂的军队调动过程,突出了拿破仑在作战艺术上的另一个基本方面:他的参谋制度。那天晚上路易-亚历山大•贝尔蒂埃起初的主要职责就是秘书:快速记下拿破仑的指令,这些指令常常带有暗指。他的秘书职能可能变得更加具有从属性;据说,他是司令部中唯一一位能不断解读这位法国皇帝字迹(拿破仑的字迹令人苦恼异常)的人。但是他不仅仅只是文书。他的技能集中在——也可以说是他的天赋——将拿破仑的大致意图转化为具体的命令,然后向下级参谋军官们说明这些命令,由他们将这些命令写出,供拿破仑最后审阅批准。



军事上的文件书写,其令人感兴趣的方面是,它倾向于目前最理想的部队参谋人员,而非作战参谋人员,这是普鲁士-德意志的参谋体系。理想情况下——而且往往是事实——这是一种协同作用,部队指挥官和他的参谋长之间存在的是共生关系:一个提供军队的意志力,另一个则提供军队的智慧,各自都能够理解和内化对方的观点。拿破仑的模式则是将自己的野战参谋当作是一个下属机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负责将部队指挥官的意志和思想化为指令和作战行动,这样的形成充其量来说就是次优。事实上,普鲁士的参谋模式仅实现了半个世纪:1866年至1918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队由其指挥官们指挥作战。他们需要仔细调研才能发掘出任何在部队水平上比路易-亚历山大•贝尔蒂埃更出色参谋军官。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采用拿破仑的模式,引进部队参谋体系和思想理念,此后一直保持这种模式。



顺便值得一提的是,事实证明,成为路易-亚历山大•贝尔蒂埃并不比成为拿破仑容易多少。路易-亚历山大•贝尔蒂埃和拿破仑的团队是属于个人的,而非制度化的;路易-亚历山大•贝尔蒂埃经常被戏称为是拿破仑的妻子。这样的一个战局最适合于进行集中作战,而不是沿着漫长辽阔的战线进行指挥作战。即使有限的区域限制了部队的规模,但是部队的机动和指挥是可以有效进行的。1806年10月11日的夜晚,这三点因素结合在了一起,这是法军获得决定性优势的前兆。



拿破仑的作战意图在于,通过威胁普鲁士军队的后勤补给线,通信传递路线以及撤退路线,迫使其进行一场决定性战役。于是贯彻执行这样的作战计划,则需要动用20万兵力,加上火炮,马匹和运货马车,还要对抗浓雾和小规模战斗。作战指令下达到各部队的平均时间在2-3个小时之间:考虑到作战营地副官不得不在黑夜中面对陌生的地形前行,以及必须面对交涉协商的破裂,这本身就是了不起的壮举。令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从作战指令的传递到部队最初的执行,这之间所花费的时间。这大约是2个小时——进一步证实了一个制度体系所彻底完成工作的效率并且已经习惯于突发事件的产生。



然而,拿破仑大军团作为一种作战艺术的工具,其具有有效性的真正证明是,这支部队华丽地完成了他们的阿拉贝斯克芭蕾舞姿。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极简的后勤补给线,既不容易受到道路阻塞的困扰,也不会容易遭受到敌方部队的袭击。军需总监——皮埃尔•安托万•诺埃尔•布鲁诺•达吕无疑是拿破仑军事团队中最容易被忽视的高级官员。皮埃尔•安托万•诺埃尔•布鲁诺•达吕以他的组织才能,他的勤勉和真诚备受人们尊敬——这在他特有的环境中,即便不是独一无二的,也是与众不同的——他反复向大家展示着自己的才能,他能够产生出足够的草料和稻谷向军队的后勤补给提供,为部队的军事行动计划添砖加瓦。然而这一次,她几乎一无所有:没有粮食储备;极少的运货马车并且其中大部分还是由一家能力值得怀疑的私人公司所拥有。为了能够实现在后勤补给上的数量优势,必须进行征用:这一过程涉及到各单位部门之间存在大量的盗窃行为和对平民的暴力行为。



乍一看,这种对运货马车的需求似乎是在挑战拿破仑后勤补给的统治神话。法军作为一支无情的粮食掠夺部队而闻名于世,可谓无出其右。这一次,在收获的季节结束时,在收成良好的一年里,在一个还从来没有被身穿军服的部队遭受过搜刮的地区,于是这片土地变成了战场。人口的大量增长,农业种植方法的改进,以及接受马铃薯作为粮食作物,进一步改善了人类以土地为生的前景。但是军队对粮食作物的搜刮会造成极高的浪费,而且对军纪而言也会造成极坏的影响,军队会变得臭名昭著。其实粮食搜寻工作的原意只是进行粮食的补充,而不是取代发放的基本口粮,例如压缩饼干和腌肉。法国军队会轻装上阵。部队会避免将帐篷当作大衣外套,这节省了扎营和破坏作战营地的时间。但是士兵们往往会在长途跋涉的行军中将大衣外套当作多余累赘的重量而丢弃。这是一支需要军鞋和军服的部队——需要代替从法国抵达而来的赤脚大军。部队需要各种杂货,从食盐到医疗用品。



皮埃尔•安托万•诺埃尔•布鲁诺•达吕,部队的元帅们、上校们以及上尉们,都应付过来了。当部队开始进军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军进行了如下汇报:能供部队两天食用的面包——但是食盐可供15天,可供两天食用的牛蹄肉以及至少两份单位的白兰地。这是尼古拉斯•让•德迪乌•苏尔特军队的后勤供给,他以不惜一切代价让自己的军队获得后勤补给物资而闻名于世。军队的士兵们平均每人可以供应到四天的面包和两双军鞋。这意味着,拿破仑大军团的一个军的物资运输量就需要动用300辆左右的运货马车——到了18世纪,后勤补给已经精简了标准制度,但是仍然不能完全做到自我调节。皮埃尔•安托万•诺埃尔•布鲁诺•达吕成立了肉类和饲料管理供应委员会,并且监督战地医院。部队各个军之间的通信传递路线划分为数个地区,由法国国家宪兵部队负责巡逻。与其他现代军队的临时宪兵部队相比,法国国家宪兵部队执行了一定程度的交通管制,即使是行军纵队相交,也能保持道路畅通以及后勤补给物资不会受到阻塞。



乐曲奏响:张网待捕

普鲁士军队在前一周的军事调动源自于10月5日在埃尔福特举行的一场军事会议的结果,参加会议的是腓特烈•威廉三世以及他核心圈子里的文职人员和军事顾问们。其中一个派系,由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霍恩洛厄-英格尔芬根亲王”和克里斯蒂安•卡尔•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冯•马森巴赫上校为主导,提倡立刻发动攻势:大规模横渡萨勒河并且在拿破仑军队仍在弗兰肯之际发动袭击。长期担任外交大臣的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海因里希•库尔特•冯•豪格维茨则认为拿破仑着重是在战略防御:拿破仑的军队已经摆好了防御的姿态,最想要看到的就是诱使普鲁士军队过早发起进攻。名义上的陆军司令官,卡尔•威廉•斐迪南“不伦瑞克公爵”也同样坚信拿破仑军队在初期会采取防御措施。站在中间立场的是,恩斯特•冯•吕歇尔将军,他认为法军将会发动进攻但是他也同时考虑到横渡萨勒河是一场过度的冒险行为。



格哈德•约翰•戴维•魏茨•冯•沙恩霍斯特,卡尔•威廉•斐迪南“不伦瑞克公爵”的参谋长,普鲁士陆军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声称在战争中所做的一切比团结和活力更重要。他的观点既富有聪明才智又牛唇不对马嘴。“军事会议”根据其定义可以是“优柔寡断”的同义词。这场特殊的争论演变成为一场混乱,而最终以大家的相互妥协而收场。卡尔•威廉•斐迪南“不伦瑞克公爵”的主力部队仍然在埃尔福特以北。仅次于其规模的军队,是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霍恩洛厄-英格尔芬根亲王”所指挥的普鲁士-萨克森联军,部署在鲁多尔施塔特和施塔特罗达周围。恩斯特•冯•吕歇尔的特遣队在艾森纳赫负责部队右翼的警卫任务;而资历相对较浅的普鲁士将军博吉斯拉夫•弗里德里希•埃马努埃尔•冯•陶恩钦,则率领他的一支相对较小的军队部署在霍夫周围,保护军队的左翼。当我们把普鲁士的前锋卫队包括在内时,普鲁士-萨克森联军在面对拿破仑军队的猛攻下,开始分裂成不少于7块编队部分,将其称之为“四分五裂”则最合适不过了。



战局的真实情况已经开始浮出水面,陶恩钦的特遣队已经从霍夫(这个严重暴露的阵地)中撤出,若阿尚•缪拉的前锋部队将其逼退到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霍恩洛厄-英格尔芬根亲王”所指挥的军队位置。在10月12日,当路易-尼古拉•达武率领的第3军达到瑙姆堡时,任何疑云都消失了。从卡尔•威廉•斐迪南“不伦瑞克公爵”的视角来看,法军似乎正向自己的左翼阵地进行迂回包抄,实际上是他的整个军队,然后直接向新建立起的普鲁士-萨克森同盟的核心地带发起攻击:哈勒、马格德堡、德累斯顿,最后攻入柏林。此外,这仅仅是开始:拿破仑的最终目标是歼灭整个普鲁士军队。“上帝保佑我们!”据说卡尔•威廉•斐迪南“不伦瑞克公爵”哭叫道。“我们面临着生死考验。”10月13日的早些时候,腓特烈•威廉三世召开了另一场军事会议。少数人倾向于向东转移,并在耶拿站稳脚跟。然而,大部分人的观点则是,军队应该立即向北撤离,到达哈勒-马格德堡,并将驻扎在那里的15000名官兵可以当作战略预备部队。这场争论冗长而激烈。卡尔•威廉•斐迪南“不伦瑞克公爵”最终做出了影响迄今的重大决定:部队进行全面撤退,经阿波尔达和奥尔施塔特到达莱比锡,意图在北部构建起一条新的防线,保卫柏林和马格德堡。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霍恩洛厄-英格尔芬根亲王”的军队在耶拿周围站稳脚跟并且避免了一场战斗,随即恩斯特•冯•吕歇尔的军队在魏玛得到了支援。一旦撤退计划成功开启,恩斯特•冯•吕歇尔的军队将会撤退,而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霍恩洛厄-英格尔芬根亲王”的部队则会担任起整支军队的后卫职责。



一切都是按照战争教科书式的作战模式——拿破仑在这10年间一直在改写着18世纪的战争教科书。10月12日下午8:00时左右,这位法国皇帝到达格拉。他在给约瑟芬的信中提到,我断言一切事情都进展得非常顺利,完全都是我希望的那样。但在10月13日凌晨4:00时,他向让•拉纳和若阿尚•缪拉表达了自己内心潜在的担忧:“我需要关于我的对手们打算做什么的情报信息。”继续沿着当前的进攻轴线前进,将意味着毫无任何意义地离开普鲁士的大军,普鲁士的军队要么将会撤退到萨勒河的对岸,要么将会撤退到魏玛和埃尔福特,随后开始全军向北撤离。拿破仑如此预料——或是认为——他需要他的元帅们和他的轻骑兵们能够迅速澄清这一局势,于是拿破仑下达了一则初步指令,命令让•拉纳和若阿尚•缪拉的军队于10月13日就位,然后剩余人马每天行军12至15英里。



在次日,持续在时间上的浪费并不是最理想的第一选择。当他们得知这件事时,停止进军的决定令他们惊讶不已,甚至普鲁士军队也是如此。另外一种合理的解释则来源于一位低级作战营地副官所提供的信息,他在回忆中如此描述,这位法国皇帝直接来到腓特烈•威廉三世并且提出了进行和谈的提议,而寻求开战的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霍恩洛厄-英格尔芬根亲王”则驳回了拿破仑的提议。在其他资料文件中,这件事并未得到有力的证实,并且从表象来看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这个故事值得反复提及,可以作为拿破仑在制定战争规划的四个阶段中随意行动的极端例子,寻求使用政治谋略解决战术策略局势的案例。



在同一时间格局内,拿破仑则在不断向让•拉纳和达武盘问是否有得到关于普鲁士军队的任何情报信息。10月13日上午9:00时左右,信使们从若阿尚•缪拉、达武和皮埃尔•奥热罗处到达拿破仑营帐前。经过了整个夜晚,然后在不同时间到达,信使们被派遣出去,然后获得情报信息进行传递所花费的时间在8-10个小时不等。综合情报信息内容,总体看来在魏玛-埃尔福特地区是普鲁士的主力部队;普鲁士的军队更靠近魏玛,然而距离东面又足够遥远,可以断定普鲁士部队在向北进行全军撤退。达武汇报说,他的军队在行进过程中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在耶拿周围恰好观察到了普鲁士的哨兵。更重要的是,达武的骑兵部队在通往瑙姆堡的道路上缴获了一列完整的浮桥货车。这些笨重的家伙,担保道路畅通的护航者,从来都不是没有目标而移动的——这种情况足以证明,普鲁士的军队正在瑙姆堡附近横渡河流。



决定性的情报信息则来自于一名轻骑兵少校。他和他的骑兵们到达魏森费尔斯——从地图上来看,位于瑙姆堡东北部的一个小点,他们经过时被当成了萨克森军队。他恰好发现了数名掉队的普鲁士士兵。从埃尔福特到莱比锡,他们在马车上询问了这些掉队的普鲁士士兵们,他“相当肯定”地说道“受到惊吓”的普鲁士军队正慌忙向梅泽堡、哈勒和马格德堡撤退。



正如这二十年间所发生战争中的任何一次,轻骑兵这次任务同样执行得干净利落。于是拿破仑引领他的军队宣告“面纱终于被揭下了”:普鲁士军队正在撤退,正在向马格德堡撤退。这种确信可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给公众信心;这位法国皇帝用这种方式来激励起他的元帅们的士气和斗志,他所说的比他实际上所掌握到的现有情报信息来得更加肯定明确。让•拉纳的第5军,现在位于耶拿附近,现在距离对手最近,然而什么都没有到来。因此,拿破仑命令若阿尚•缪拉率领他的龙骑兵部队和骑兵部队以及让-巴蒂斯特•贝尔纳多特的第1军移动到萨勒河畔的多恩堡,地处位于耶拿和瑙姆堡之间,以便在让•拉纳的军队遭受到攻击时给予有力的支援。拿破仑同时还派遣军队中的重骑兵向耶拿进发,并且命令皮埃尔•奥热罗的第7军和尼古拉斯•让•德迪乌•苏尔特的第4军朝同一方向开拔进军,打算让他们分别到达让•拉纳军队的左翼和右翼。拿破仑本人提议在10月13日下午2:00时左右抵达耶拿。



在途中经过了一次简短的护送,这位法国皇帝终于在下午3:00时左右遇到了一位来自让•拉纳军队的信使,由于信息传递的时间过晚,这位信使是轻跑而来的。这份情报信息内容十分详尽,足以弥补因递交延误而带来的麻烦。让•拉纳在情报信息中陈述道,他在10月12日已经抵达耶拿,而对面的12000名或15000名左右的普鲁士军队已经向魏玛撤退。让•拉纳认为与其在对手实力不明的情况下,在 “糟糕”的地势上发起向对手的追击,倒不如让军队原地休整待命。根据现有的情报信息显示,普鲁士军队正处于“大混乱”中,但让•拉纳不确定普鲁士军队是要发起进攻还是打算撤退。让•拉纳声称自己已经准备好向魏玛进军——但是并不清楚拿破仑的意图打算。次级主动权在拿破仑大军团中存在局限性:大约就在作战艺术刚开始时。



让•拉纳的情报信息让拿破仑坚信,他断定他所寻求的决战时间可能不会出现在10月16日,而是就在次日的10月14日。拿破仑的反应是,在马鞍上直接口授新的命令。这位法国皇帝的大致意图是向魏玛进军,并且指示部队做好一切作战准备工作,随时面对在进军途中在任何地点所发生的任何战斗。苏尔特的军队、皮埃尔•奥热罗的军队以及帝国卫队,一个“缺编的营方阵”,将与让•拉纳的军队合兵一处,将普鲁士军队困在该地区,然后形成重拳一举将其歼灭。米歇尔•奈伊的军队接到拿破仑的指令,命令其进行强行军以完成部队的集结。让•拉纳的军队可能会在10月13日夜晚遭受到来自于普鲁士军队的攻击,那么其军队的左翼则会得到来自于路易-尼古拉•达武军队的支援。否则的话,这位法国皇帝会在与普鲁士军队遭遇时,提前拿出10月14日的作战计划。



起初,拿破仑设想了贝尔纳多特军队和路易-尼古拉•达武军队在战术策略上的军事行动计划:从萨勒河畔的多恩堡和瑙姆堡直接向普鲁士军队的左翼和后方进行包抄攻击。但是,如果有关普鲁士军队的调动和所处阵地的情报信息是合理正确的,那么越来越清晰的局势是,普鲁士军队最后一条主要的行军路线,通信传递路线和撤退路线,都是直接从前线经阿波尔达至瑙姆堡西南方向。这使得普鲁士军队在深思熟虑的军事行动计划层面上愈加脆弱。10月13日下午7:30时左右,拿破仑的第一批命令下达到路易-尼古拉•达武的指挥部中——这是帝国的副官们在此种境况下,另一次值得其信赖表现的地方——记着一份最新指令的文件,将会在这个夜晚到达。这些指令在10月14日的凌晨3:00时左右送达到的。根据法军第3军的战时日记,路易-尼古拉•达武告诉他的高级下属军官们,10月14日的目标是阿波尔达。达武和他的军队是如何到达那里的,这取决于他本人,他急切渴望参与一场战斗。贝尔蒂埃添加了一份附件。这位法国皇帝希望让-巴蒂斯特•贝尔纳多特按照命令驻守在萨勒河畔的多恩堡。然而,如果他和路易-尼古拉•达武的军队在一起,这两支军队就可以一起向普鲁士军队的后方挺进并伺机发起攻击。



贝尔纳多特,从来就不想让他人来逼迫自己,事实上他的军队在瑙姆堡,达武军队在此逗留之际,他的军队则停下来休整等待拿破仑的下一步指令。10月14日凌晨4:00时,路易-尼古拉•达武递交了一份明确是拿破仑书写的公文信件给了贝尔纳多特。正如人们所经常指出的那样,拿破仑的元帅们绝不是一帮亲兄弟。一个更为恰当的比喻可能是,这些元帅们活像是一群站街的妓女们为了一个利益而在街角处相互竞争——或者说是为了得到皮条客们的关注而故意搔首弄姿。让-巴蒂斯特•贝尔纳多特是个不可靠的歌舞伎。路易-尼古拉•达武几乎在任何境况下都会显得很疾言厉色。于是这次他们的互动结果是,贝尔纳多特在没有获得拿破仑本人直接下达的新命令情况下,拒绝接受达武实际上的直接领导。相反,他坚持按照原先的指令来执行,将军队调动至萨勒河畔的多恩堡。



“算了吧,”达武在离开的时候,听到贝尔纳多特口中喃喃地说。这句措辞的意思是“谁在乎”或是“真他妈糟糕”。在10月14日,这两个意思均适用。拿破仑首选的选择是让-巴蒂斯特•贝尔纳多特的军队从萨勒河畔的多恩堡向普鲁士军队的左翼发起进攻——但是这位元帅在南方,将军队调动的宝贵时间花费在了自己身上——这一天有足够的时间让他的第1军在路上行军,于是他错过了在耶拿战场上最后画龙点睛的机会,也错过了在奥尔施塔特战场上与路易-尼古拉•达武一起谱写不朽传奇战绩的机会。事实上,人们可能会认为让-巴蒂斯特•贝尔纳多特的愤怒而造成的不幸失误,对法军在那一天战术层面上的奇怪表现来说是一个范例。在耶拿战场上,普鲁士军队在团级战斗中发挥出色,并且给拿破仑的一些下属军官们(尤其是米歇尔•奈伊)带来了足够多的麻烦。这位法国皇帝不得不在战术策略层面上指挥这场战斗——以致于他失去了与其他部队之间的联系。苏尔特,也许是若阿尚•缪拉,一整天都没有接到拿破仑的指令。还有达武,非但没有拦截到溃逃的普鲁士军队,还在奥尔施塔特地区,在急速地行军中迎头撞上了普鲁士的主力部队:普鲁士军队兵力60000余人,达武军队不足30000人。在这片平缓的战场上,达武的军队以伤亡人数占全军四分之一的代价,击溃了这支普鲁士大军,这是史上最出色的一场战斗之一。


乐曲落幕:无处遁逃

法国史学家弗朗索瓦-居伊•乌尔图勒在他的著作中如此评价耶拿-奥尔施塔特战役,在耶拿战役中,拿破仑赢得了一场不可能输掉的战斗,而在奥尔施塔特战役中,路易-尼古拉•达武却赢得了一场不可能获胜的战斗。当然我们也可以如此理解,制定出组织周密的军事行动计划以及在战术上的果断执行,才会演绎出如此具有神来之笔的出色战役。在有限的情报详述细节中,拿破仑所得到的信息可能让他产生了误判,但总的来说,他对情报信息分析和判定的感知能力,足以促使他的对手们在未经第一轮交锋的情况下就萌生撤退的念头,然后拿破仑便可动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向对方军队的后方和侧翼发起进攻。当然,路易-尼古拉•达武的部队在其指挥官的率领下,所执行的作战任务超出了合理的预期,赢得了整场战役的胜利,而路易-尼古拉•达武也得到了“奥尔施塔特公爵”的头衔(尽管直到1808年才将此头衔授予,拿破仑将此褒奖一直怀揣不授予无非是因为猜忌和嫉妒)。然而,我们也可以这么认为,如果让-巴蒂斯特•贝尔纳多特按照拿破仑的明确意图行事,奥尔施塔特战役的胜利就不会那么青睐法军了。这支准备有15000支滑膛枪的部队将会从本质上大大减少获胜的几率,因为让-巴蒂斯特•贝尔纳多特,他本人并不是一位出色的战役指挥官。



结果,拿破仑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与自己交战的部队,仅仅是普鲁士-萨克森联军的小部分军队。当拿破仑在收到来自奥尔施塔特战场的初次战报时,他不相信——或者还带有讥讽挖苦之意——询问这位元帅是否患有近视,将敌方部队数成了两倍。但在10月15日发表在拿破仑大军团的公报中,则写道路易-尼古拉•达武因“勇敢而坚定的个性”受到热烈赞扬,并且他“创造了奇迹”。在另一件军事事务中,拿破仑准备好了公文要将让-巴蒂斯特•贝尔纳多特送上军事法庭——然后他改变了主意。他或许在处理这场双重胜利的战役过程中变得成熟了。他或许还记得让-巴蒂斯特•贝尔纳多特和自己曾经的未婚妻结了婚,拿破仑自己则为了约瑟芬而抛弃了未婚妻。拿破仑或许认为,以他的逻辑惯例,他鼓励他的元帅们之间发生对抗和冲突必然会产生这样的后果,虽然这不可避免,但结局还是好的。这位法国皇帝也许看到了把一支完整崭新的部队交给一位指挥官掌管的有利之处,他有许多事情要向其余的军队证明——或许还包括他自己。



当然,让-巴蒂斯特•贝尔纳多特在耶拿战役追击普鲁士军队的作战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也证实了耶拿战役是早期战役中的典范,在作战艺术里属于经久不衰的杰作。在奥尔施塔特,10月14日战役结束,并在下午4:30时左右,路易-尼古拉•达武下令停止追击普鲁士的军队,很明显他所指挥的部队体力已经精疲力竭,体能已达极限。在耶拿,若阿尚•缪拉率领自己的骑兵部队发起最后的冲击,10月14日下午6:00时,追击部队到达魏玛城门,6000名普鲁士官兵沦为战俘。米歇尔•奈伊的前锋部队到达阿波尔达,与让-巴蒂斯特•贝尔纳多特的前锋部队(这支部队是从萨勒河畔多恩堡出发的,并且军容懒散不堪)会师——切断普鲁士-萨克森联军的退路已经为时过晚,法军目前能做的只能是继续追击,追捕掉队的普鲁士士兵。目前为止,我们或多或少可以说这是场典型的追击战,甚至可以说这场战斗的胜利是一边倒的。军队持续追击的情景在拿破仑的时代并不比18世纪罕见。黑火药的战斗,是在双方军队距离足够近的范围内进行作战的,胜利方通常会和失败方一样精疲力竭,除非害怕的情绪促使人们的肾上腺素分泌,从而导致部队仓皇溃逃。死亡通常会发生在夜幕降临的时刻;人在幽静黑暗的环境下极易成为被猎杀的目标。部队的人员伤亡会影响其组织秩序。官兵们除了有意愿需要了解谁还活着,谁没有负伤之外,“谁在指挥战斗,接下来的战斗该如何进行指挥”也是往往需要确切解决的问题。部队的指挥官们也无法期望能够迅速得到精确的战报信息。当然,皇帝也无法避免受压力和疲劳的影响。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之后,他的精力消耗直接所导致的结果便是,他骑着马漫无目的地穿过了战场(我们或多或少的可以如此认为)。在耶拿,他则在作战地图上睡着了。直到10月15日上午5:00时,拿破仑下达了全军追击的命令。



现在的作战已经演变为一场追击战。普鲁士军队和萨克森军队已经开始瓦解——正如他们常说的,至少是因为,部队“未经改革”的本性让他们不堪一击,而不是因为部队在10月14日拼尽全力地战斗让他们虚弱不堪。部队的指挥官们和部队所属的官兵们彼此失去了联系。沿途到处都是掉队落伍的普鲁士官兵以及被部队指挥官们所抛弃的普鲁士军队,各连各团的普鲁士部队成了一群散兵游勇。



拿破仑的命令如下:派遣尼古拉斯•让•德迪乌•苏尔特的第4军和米歇尔•奈伊的第6军以及若阿尚•缪拉的轻骑兵继续对普鲁士-萨克森联军施加压力。皮埃尔•奥热罗的第7军和让•拉纳的第5军位于左翼,路易-尼古拉•达武的第3军和让-巴蒂斯特•贝尔纳多特的第1军位于右翼,全军加速向前突进,在普鲁士军队和萨克森军队尚未抵达之前,分别占领了哈勒,德累斯顿并且横渡了易北河。事实证明,这局势过于乐观了。在10月16日黄昏时分,若阿尚•缪拉的军队在埃尔福特俘虏了多达14000名士气低落的普鲁士官兵。但是,精疲力竭的步兵部队进军速度却极其缓慢——除了让-巴蒂斯特•贝尔纳多特的部队之外。他所率领的第1军不仅在10月16日抵达哈勒,并且还瓦解了一支15000人的军队(这支部队最初作为预备队驻守在哈勒):这是最后一支成建制的普鲁士野战部队。



拿破仑同时还在战争政策的棋盘上做了一些小文章,将萨克森王国视为一个中立国,在没有一份和约条款的情况下释放了萨克森军队的战俘。这是将萨克森王国发展为自己保护国的第一步,萨克森王国加入莱茵邦联,在今后的7年中,萨克森王国为拿破仑提供了最优秀以及最值得信赖的军队。在1812年,博罗季诺战役中,萨克森胸甲骑兵率军攻入大多面堡。拿破仑也同样做出了一个战略性决定,将通信传达路线从位于他的后方基地美因茨直接连接到埃尔福特。这一决策举动不太成功。特别是尼古拉斯•让•德迪乌•苏尔特,他公开指责部队日益严重的掠夺行为,并且这种掠夺所造成的违纪行为已经严重到足以危及指挥官们的性命安全(这些指挥官们试图维持军纪,阻止军队的掠夺行为),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肆意妄为的掠夺行径正在破坏当地资源。尽管如此——或者说是结果——让-巴蒂斯特•贝尔纳多特决定着法军的进军步伐,其他部队紧随其后,相继赶上,在10月20日到达易北河。路易-尼古拉•达武的部队于次日在维滕贝格渡过易北河。让•拉纳的前锋部队修补了一座桥梁,其所属部队遂在当晚渡过易北河。让-巴蒂斯特•贝尔纳多特的部队则试图在马格德堡临时搭建起一座桥梁,以便让米歇尔•奈伊的军队和尼古拉斯•让•德迪乌•苏尔特的军队到达此处时可以顺利渡河。尽管普鲁士军队逃跑的速度要比追赶的法军快,然而通往柏林的道路——大概意味着战争已经结束——对法军来说是敞开的。到10月24日夜晚,法军的骑兵进入柏林城。次日,城内举行了胜利阅兵游行,路易-尼古拉•达武的军队获得殊荣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



但是胜利仍然没有完整落幕。普鲁士军队中最具实力的一支精锐部队,现在由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霍恩洛厄-英格尔芬根亲王”指挥(卡尔•威廉•斐迪南“不伦瑞克公爵”在奥尔施塔特战役中身负致命伤),军队撤退到位于奥德河波美拉尼亚地区的斯德丁要塞(今波兰什切青),在此处希望能够得到沙俄军队的支援。这也是拿破仑目前所最关心的问题;他于是派遣让•拉纳的第5军和让-巴蒂斯特•贝尔纳多特的第1军以及无处不在的若阿尚•缪拉轻骑兵去追赶普鲁士的部队。在10月28日,法军的前锋部队在普伦茨劳追赶上了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霍恩洛厄-英格尔芬根亲王”指挥的普鲁士军队。若阿尚•缪拉,一位自诩对手是西哈诺•德•贝热拉克的法国加斯科涅人,他口无遮拦地告诉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霍恩洛厄-英格尔芬根亲王”,我向我的荣誉担保,你已经被10万大军包围了。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普鲁士军队向这位法军指挥官若阿尚•缪拉投降,此时普鲁士的这支军队仅剩10000名官兵,只占原先兵力的一半。斯德丁要塞的卫戍部队于次日投降,要塞随即陷落——兵不血刃,向一支轻骑兵旅投降!20000多名被打散了的普鲁士官兵被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上将重新聚拢在一起,向位于吕贝克的汉莎城进发,希望在那里随英国皇家海军的舰船撤退。然而,让-巴蒂斯特•贝尔纳多特的部队追赶上了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的军队,于是在11月5日至6日,从耶拿-奥尔施塔特战役中撤出的最后一支也是最大一支的逃亡部队,最终放下武器投降。11月8日,马格德堡陷落,22000名名义上的卫戍部队向米歇尔•奈伊投降。关于进一步的抵抗看上去似乎已经毫无意义且仅增徒劳,小规模的部队和次要的要塞群纷纷放下武器投降,简直是树倒猢狲散。恰好也许若阿尚•缪拉已经汇报给了拿破仑,战斗已经结束,因为已经没有对手了。



余波

耶拿战役堪称一场关于作战艺术上的战役杰作并且完全可以居于首位。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拿破仑的军队一路势如破竹,以摧枯拉朽之势击垮普鲁士的军队并且攻占了其领土。然而,普鲁士,虽然损失惨重蒙受耻辱,但并没有被毁灭。拿破仑看上去获得的全面胜利反而让人产生一种他其实一无所有的感觉。这场战争盛宴,受到玛丽•路易莎女王(被拿破仑戏称为“普鲁士伴郎”)的激励,让沙俄军队得以与普鲁士军队在战场上并肩作战对抗拿破仑的军队。然后在接下来的8个月时间,我们发现了一条悖论。在相同因素的作用下,作战艺术可以扩大战争的地域范围,同样就战争规模而言,又超出了作战艺术在决定能力上的最大限度。在1807年6月14日的弗里德兰战役中,经过将近24小时的激烈搏杀,拿破仑获得了一场战术上的胜利,而这场胜利则直接导致了拿破仑在政治上的胜利:迫使沙皇俄国进行和谈,对受到支配的普鲁士而言,其中的和约条款变得更加严厉苛刻。《提尔西特条约》促使拿破仑达到了其权力和影响力的巅峰。但是,无论是拿破仑的大军团还是拿破仑的指挥官们,都无法复制拿破仑本人在耶拿战役中熟练的军事行动指挥才能,也无法复制创造出像他一样面对法军的对手们有如此的洞悉能力和对局势的掌控能力。



在波兰和东普鲁士,经过半年的时间,拿破仑的大军团其具有的优势已经开始变得黯然失色,锋芒已钝——也可以说是拿破仑本人。气候变得愈加恶劣,军队越向前挺进,补给线的距离也越拉越长,并且食物的搜寻工作也远不如物产丰富的西欧地区,前景愈发渺茫。后勤补给和兵员补充已达极限。事实证明,无论是从策略上制胜还是从战斗中制胜,沙皇俄国的军队一贯是毫无人情味的对手。战斗发生的地方远离莫斯科心脏地带以及其它人口聚集区。在拿破仑正在执行的军事行动中,就其作战环境而言根本不存在瓦解沙俄军队的可能性,更不用说瓦解整个国家了。最终的结果并不是和平,而是法国和沙俄之间全副武装、互相猜忌的休战并且持续时间不超过5年——然后在普鲁士国内发生了一场改革运动,让普鲁士走上了在欧洲占据主导地位的道路,事实证明,这场改革运动毫不逊色于拿破仑的革命。



最后具有讽刺意味的一点是,这两个帝国都建立在作战艺术的基础之上,然后都因未能认知其具有的局限性,从而导致帝国最终分崩离析。永远不要认为克利俄(希腊神话中负责历史的缪斯女神)和贝罗娜(罗马神话中司战女神)缺乏幽默感。



译自:《Napoleon and the Operational Art of War 》第6章 耶拿战役 作者:Dennis Showalter

首发链接:https://zhuanlan.zhihu.com/p/3955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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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11 22:58:39 | 显示全部楼层
总体上很不错了

不过第一句细节似乎有点问题

拿破仑•波拿巴,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就是因为他的父亲,他才铁定会成为战争行动计划的推动者,这是人们普遍的认知。

Napoleon Bonaparte is increasingly credited with being if not the father, then certainly the facilitator of operational war as it is generally understood.


似乎应该翻成即便不是战役层面的战争(operational war)之父,也必定是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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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2 13:36:37 | 显示全部楼层
装甲掷弹熊 发表于 2018-8-11 22:58
总体上很不错了

不过第一句细节似乎有点问题

原来如此~~~通了通了,我修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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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13 22:55:10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位作者可以说相当毒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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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14 13:52:19 | 显示全部楼层
灭火小太阳 发表于 2018-8-13 22:55
这位作者可以说相当毒舌了。。。

把该黑的都黑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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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19 11:18:54 | 显示全部楼层
灭火小太阳 发表于 2018-8-13 22:55
这位作者可以说相当毒舌了。。。

他这篇其实一般,普鲁士视角的那几本书和相关文章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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