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两大革命家---拿破仑三世与俾斯麦

Zeus

(ZT)两大革命家---拿破仑三世与俾斯麦  
克里米亚战争后梅特涅体制的崩溃带来近二十年的冲突：皮耶芒  
（Piedmont）战争及一八五九年的法奥战争，一八六四年因石勒苏益格  
公国与荷尔斯泰因公国（Schleswig，Holstein）而起的战事，一八六六年  
普奥战争及一八七○年的普法战争。自这个混乱局面中出现了新的欧  
洲均势。曾参与三次交战并鼓动其他上述争战的法国，不再能主导德  
国的情势。更关键性的发展是梅特涅体系的道德约束力消失。这个剧  
变可自一个新出现的名词见出端倪，代表纯讲实力的均势政策的德文  
字Realpolitik（现实政治或权力政治），取代了法文的raison d’etat（国家  
至上），但实际意义上并无改变。  

这欧洲新秩序是两个差距十万八千里的人的杰作，即拿破仑三世  
（NapoleonⅢ）与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他俩后来更成为针锋相  
对的敌人。他们无视于梅特涅的信条：为求稳定，欧洲各国合法正统的  
王位必须保留，民族与自由运动必须镇压，最重要的是国际关系须由理  
念相同的统治者共同决定。现在这两个人物却以现实政治为政策基  
础，即国际关系纯由实力决定，强者掌控全局。  

拿破仑三世是曾横扫欧洲的拿破仑的侄儿，年轻时他曾加人意大  
利秘密社会组织，反抗奥地利的统治。一八四八年当选总统，后在一次  
政变后于一八五二年自封为皇帝。俾斯麦出身普鲁士名门，他激烈反  
对一八四八年的自由革命，一八六二年因时势而成为首相，普鲁士强势  
国君因为军费与难驾驭的国会相持不下，别无他法，唯有请俾斯麦出掌  
大局。  

在他俩相互为用之下，维也纳会议的安排完全被推翻，由共同的保  
守观念衍生而来的自制更完全被打破。然而没有比这两人个性更具差  
异的了。铁血宰相与莫测高深的法皇，因反对维也纳国际体系而结合。  
他们都视一八一五年在维也纳由梅特涅擘画的国际秩序为眼中钉。拿  
破仑三世不满的原因是它以围堵法国为目标，虽然他没有叔父拿破仑  
那般狂妄的野心，但这位反复无常的皇帝认为，法国偶尔获得一些领土  
并不为过，因此不希望出现团结的欧洲来横加阻挠。他更觉得世人均  
＿以法国为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表征，而维也纳体系欲压制这两种思  
想，便是想箝制他的野心。俾斯麦反对梅特理体系，是因为它使普鲁士  
在德意志邦联中的地位在奥地利之下，他也认为邦联中保留了太多小  
国令普鲁士有志难伸。若要完成普鲁士的历史任务，统一德国，则维也  
纳体系势必要推翻。  

虽然对既有的国际秩序均深恶痛绝，这两位革命家最后的成就却  
是天南地北。拿破仑三世努力的结果是适得其反。他以维也纳体系的  
终结者、欧洲民族主义的启蒙师自居，却把欧洲外交导人一片混乱，且  
法国从中一无所获，反而是其他国家受惠。他制造了有利意大利统一  
的环境，更无意中促成了德国的统一，这两国的统一削弱了法国在地缘  
政治上的地位，法国素来在中欧享有的绝对影响力也遭破坏。法国固  
无能力阻挡这两国走向统一，但拿破仑三世反反复复的政策却使统一  
的过程大为加快，同时也消解了法国依据其长远利益建构国际秩序的  
能力。他要打破维也纳体系是因为他认为法国受到孤立，这也代表某  
种程度的事实。但到他的统治于一八七○年结束时，法国比梅特涅时  
代更孤立。  


俾斯麦的功绩则截然不同。少有政治家能像他这样创造历史的。  
他上任之前，德国的统一原看好会经由有国会有宪法的政府来完成，这  
也是一八四八年革命主要的诉求。五年后，对解决已持续三代的统一  
问题他已进行得差不多了，但他不是以民主宪政，而是依恃普鲁士的强  
大优势来推动统一。俾斯麦的做法从未获得很多人的拥护。新德国对  
保守派而言太民主，对自由派而言太专制，对正统派而言太重实力，但  
它却是一位天才人物的精心制作，这个天才主张导引他在国内与国际  
上所解放的力量，利用其间的矛盾对立——这一点他做得相当成功，后

世无人能望其项背。  

拿破仑三世在位期间有杜依勒利宫之谜（Sphinx of the Tuileries）  
之称。外界总认为他雄才大略，颇有一番图谋，至于他葫芦里卖的什么  
药就无人知晓——药是一点一滴慢慢显现的。大家多认为他得以结束  
法国在维也纳体系下的外交孤立，又以克里米亚战争促成神圣同盟的  
解体，的确是深不可测的英明。唯有一位欧洲领袖，即俾斯麦，自一开  
始便看穿他。一八五○年代俾斯麦对拿破仑三世就有如此的嘲讽：“他  
喜怒无常反令人高估其智慧。”  

拿破仑三世也与叔父一样深以非正统王室出身为憾事。虽他自认  
是革命家，却极渴望为欧洲各正统国王所接受。当然，若神圣同盟仍秉  
持原有的信念，则必会设法推翻一八四八年取代法国君主专制的共和  
政体。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暴力此时仍令人记忆犹新，但外国的干预激  
使法国革命军在一七九二年踏上欧洲各国的领土。同样对外国于预的  
戒心使行共和的法国誓言向外输出其革命。在禁制不成之余，保守势  
力各国只得勉强承认法国共和，起先它是在诗人政治家拉马丁  
（Alphonse de Lamartine）治理之下，后来拿破仑三世当选总统，最后他  
为推翻宪法限制其连任，于脆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发动政变，次年称  
帝，法国进入第二帝国。  

拿破仑三世称帝后承认的问题再起。此次牵涉到的是要不要承认  
拿破仑三世的帝位，因为维也纳和约中明白禁止波拿巴（BonaParte）家  
族再登上法国王位。奥地利率先接受了无法改变的事实，其驻法大使  
胡布纳男爵（Baron Hubner）曾提到其上司施瓦曾伯格亲王（Prince  
Schwarzenberg）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感而发的一句话：“讲原  
则之时代已成过去。”它也象征梅特涅时代的结束。  

拿破仑三世心上第二件大事是别国国君会不会称他为“兄弟”，一  
如他们彼此间的称谓，还是会在称呼上歧视他。后来奥地利及普鲁士  
君主妥协，沙皇尼古拉斯一世却不让步，只肯称他为“朋友”。以沙皇对  
革命分子的观感，他必然觉得这个称呼已太抬举拿破仑三世了。胡布  
纳曾记下如下的感受：  
“有如受欧陆工族世家无情之喝叱。深深啃噬着法皇拿破仑  
之心。”  
无论这种感觉是真有其事，还是无中生有，却反映出拿破仑三世与  
其他欧洲君主间的鸿沟，这是造成他对欧洲外交不顾一切猛加挞伐的  
根本心理因素。  
他一生最讽刺的对照是，内政比外交更为他所擅长，但他对内政无  
多大兴趣，对外交又欠缺胆识。每当他暂时放下自诩的革命使命，对法  
国的发展便有重大贡献。他把工业革命带到法国。他对大规模借贷机  
构的鼓励，促进法国经济发展居功厥伟。将巴黎重建为如今的磅礴气  
势，也应归功于拿破仑三世。十九世纪初，巴黎仍是个中世纪城堡，街  
道狭窄弯曲。他授权来信豪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并给予经费，  
建造有宽广街道、宏伟建筑、一排排林荫的现代化都市。建造宽广道路  
的原因之一固然是为方便枪弹的发射，但无损于市容的伟大壮丽。  

可惜他热爱的还是外交，却常受左右为难的情绪所煎熬。一方面，  
他明白自己绝无可能实现求得正统地位的宿愿，因为那是由出生所决  
定，无法靠后天的赐予。另一方面，他又并不真想在历史上留下正统主  
义者之名。他曾是意大利独立斗士（Carbonari），又自视为民族自决的  
守护者。同时，他反对冒太大的风险。拿破仑三世最终的目标是废除  
维也纳和约有关领土的条款，改变此约所依据的国家制度。但他从未  
觉悟，要达成他的目标也会导致德国统一，井就此让法国永无主宰中欧  
的希望。  

他反复无常的政策正反映出其难以取舍的困境。由于不信任那些  
“称兄道弟”的国君，他转向依赖民意为政权基础，因此其政策往往随他  
对民意不同的解读而起伏。一八五七年观察人微的胡布纳向奥皇奏  
报：  
“其（拿破仑三世）视外交仅为保障其统治，合法其王位，建立  
其王朝之工具。任何可维持其人望之途径、施为必不放过。”  
由于缺少内在的定力使他不致迷失方向，此种作风常使他自食其  
果，受制于自己所制造的危机。他一再鼓动危机，一下在意大利，一下  
在波兰，一下在德国，到后果显现时又退缩。他有叔父的野心但无叔父  
的胆 量、才具，也无拿破仑那么大的权势。他支持意大利民族主义，只  
要它不越过意国北部。他赞成波兰独立，只要那不致引起战争。至于  
德国，他根本不知道该站在哪一边。原预期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的角  
力会持续很久，事后他居然要求获胜的一方普鲁士赔偿因他个人优柔  
寡断而致的失算，落得贻笑国际。  

拿破仑三世的如意算盘是召开欧洲会议，重新划定欧洲国界，这样  
他才能冒最小的风险，有最大的收获。但他对于希望如何重划国界却  
没有任何明确的打算。无论如何，其他强国都不愿召开这种方便他迎  
合国内需要的会议。没有国家会愿意更改国界，尤其是对本身不利的  
变动，除非是迫不得已。结果拿破仑惟一主持的一次欧洲会议，是结束  
克里米亚战争的巴黎会议（congress of Paris），会上并未能重绘欧洲的  
地图，只是追认战争所造成的既成事实。会议决定俄罗斯海军不得进  
驻黑海，使俄国无法防备英国再一次的攻击。俄国也被迫将比萨拉比  
亚（Bessarabis）及黑海东岸的卡尔斯地区（Kars）归还上耳其。此外，沙  
皇也被迫放弃奥斯曼帝国基督信徒保护者的名衔，这原是克里米亚战  
争的导火线。巴黎会议象征着神圣同盟的解体，但与会各国均无意于  
修改欧洲的地图。  

此后拿破仑三世想召开重绘欧洲地图的会议，却始终不曾实现，有  
一个基本原由，英国大使克拉瑞登爵士曾向他提过：一国既想大刀阔斧  
的改变，又不愿放手一搏，最后注定是徒劳无功。“余眼见法皇渐生召  
集欧洲会议之意，借以扩大其疆界，废止已失效之条约，并完成其余必  
要之遗留问题。余即席力陈若会议之决议无共识，或将导致众多危险  
阻难，然共识达成不易，抑或有一二顶尖强国愿以战遂其所欲亦可。”  
帕默斯顿曾一言以蔽之说明拿破仑三世的政治人格：“其脑中想法  
增殖之快，有如一窝窝兔子。”问题出在他这些想法没有一个更高的中  
心思想为依归。在梅特涅体系被打破后的混乱中，法国有两个策略选  
择。一是遵循黎塞留的政策，设法使中欧保持分裂。这个选择必须要  
拿破仑三世放弃他支持革命的主张，至少在德国不能支持，要拥护现有  
的各正统君主，他们也亟于维持中欧各自为政的现状。另一个选择是  
效法叔父的作为，做革命运动的领袖，希望因此使法国赢得各国民族主  
义者的感激，甚而因此成为欧洲政治领袖。  

对法国很不幸的是，拿破仑三世这两个策略同时进行。他赞成民  
族自决，却仿佛无视于这对法国在中欧地缘政治地位的风险。他支持  
波兰革命，但面对其后果时却又临阵脱逃。他反对维也纳会议的安排，  
认为是对法国的侮辱，却未能及时觉悟其实这也是最能保障法国安全  
的安排。  
因为德意志邦联原本的构想，便是只为对抗强大的外来危险而团  
结在一起的组织。邦联的各国受到明文禁止因攻击的目的而集结，也  
从无可能形成共同的攻势策略。由这个主题在邦联五十年历史中从未  
被提出即可证明这一点。法国莱茵河边界只要维也纳国际秩序不变，  
就不会有问题，但在拿破仑三世促成邦联瓦解后的一个世纪里，却都是  
纷扰不安。  

他从未觉悟到这个法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直至一八六六年普  
奥战争，即结束德意志邦联的战争爆发，他还向奥皇写道：  
“目睹以反法为主旨之德意志邦联解散，脱坦承不可谓不欣  
慰。”  

哈布斯堡的奥皇回信中比他看得透彻得多：  
“纯因防御而起意所组之德意志邦联，于其半世纪历史中始终  
未令邻邦心生疑惧。”  
取代邦联的不是黎塞留理想中分崩离析的欧洲，而是一个统一的
德国，人口比法国多，工业实力也很快便超越法国。拿破仑三世反维也  
纳安排的结果，是把对法国安全的防御性障碍转变为具潜在攻击性的  
威胁。  

政治家的考验在于是否能自战术性决定的漩涡中，分辨出国家真  
正长远的利益为何，并擘画适当的策略以达成这些利益。拿破仑三世  
大可沉浸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他明智的战术（也是拜奥地利短视之赐）  
为他赢得的美名中，并善用战后他所拥有的更多外交选择。符合法国  
利益的应该是与奥国、英国接近，因这两国最可能维持中欧的领土现  
状。  

然而他的政策却颇为出人意表，且受其善变的性格影响。他是波  
拿巴家族的一员，因此不论根据“国家至上”原则应该怎么做，他对与奥  
地利合作始终不放心。一八五八年他曾对一位皮耶芒的外交官说：“朕  
对奥地利素来甚为嫌恶，至今依然。”他对革命运动的热衷促使其于一  
八五九年为意大利而与奥国交战。战后他并吞萨瓦及尼斯（Nice），又  
一再提议召开欧洲会议重划边界，都使英法渐行渐远。更有甚者，他支  
持一八六三年的波兰革命，以致牺牲与俄罗斯结盟的可能性，使法国完  
全孤立。拿破仑三世在民族自决的旗帜下，把欧洲的外交导人乱无章  
法的状态，却突然发现自己孤方无援，而由他大力促成的混乱，反有助  
于德国完成统一大业，结束法国在欧洲一枝独秀的地位。  

在克里米亚战争后，拿破仑三世在一八五九年，巴黎会议后三年，  
首度有所行动。谁也未料到他会重操年轻时的旧业，想要帮助意大利  
脱离奥地利的统治。自这个冒险行动中法国能获得的利益十分有限。  
若得胜，将形成一个更能够阻挡法国传统侵略路线的国家；若失败，不  
但有损法国威望，也令人质疑法国参与其事的意义何在。而不论成败，  
法军进人意大利都会使整个欧洲不安。  

基于这些理由，英国大使柯利爵士（Lord Henry Cowley）相信法国  
绝无可能派军队至意大利作战。据胡布纳报告，柯利曾说：  
“与英之同盟虽曾一时生变，且仍呈蛰伏状，但其仍为拿破仑  
三世政策之根本。”  
三十年后胡布纳有如下的省思：  
“吾人甚感费解，此君既已位及至尊，若非心已征乱或丧失理  
智，岂竞极有心于涉入又一冒险行动，却无可理解之动机可言。”  
然而拿破仑三世令所有外交官大惊失色，仅与他有如寇仇的俾斯  
麦例外。俾斯麦已预见法国会与奥地利交战，也的确希望借此战争削  
弱奥地利在德国的地位。  

一八五八年七月，拿破仑三世与意大利境内最大的一国皮耶芒（萨  
丁尼亚 Sardinia）首相加富尔（CamillO Benso di Cavour）达成秘密协议，  
将合作对奥地利作战。这纯粹是马基雅维里式的分赃，加富尔可借此  
统一意北，拿破仑三世则可得到皮耶芒手中的萨瓦与厄斯作为报偿。  
到一八五九年五月，他们终于找到合适的借口。总是沉不住气的奥地  
利，被皮耶芒人的侵扰弄得气不过而宣战。拿破仑三世宣称这等于是  
对法国宣战，便派军直人意大利。  

很奇怪的，在他那个时代，法国人在谈到民族国家的统一为大势所  
趋时，所想到的主要是意大利，而不是更强大的德国。法国人对意大利  
颇为同情，也有彼此文化相近的感觉，对东边来势汹汹的邻居德国却不  
然。再者，将德国推向欧洲一流强国地位的经济荣景，此刻才刚开始；  
因此一点也看不出来意大利的实力会逊于德国。普鲁士在克里米亚战  
争时的小心翼翼，则加深拿破仑三世的成见，认为普鲁士是列强中最弱  
的，没有俄罗斯为后援就无法采取强势行动。所以他的如意算盘是，与  
意大利作战，会削弱奥地利的实力，可使法国最危险的敌手德国实力下  
降，增强法国在意大利的重要性，但在这两方面其判断都是错得无以复  
加。  

他同时维持两个相抵触的选择。比较上算的是他可扮演欧洲政治  
大师的角色：意北脱离奥地利统治，欧洲各强国愿出席他所主办的会
议，并赞同他在巴黎会议未能达成的欧洲版图大修正。下策则是战争  
出现僵局，由他操持马基雅维里式的权术，追求“国家至上”的利益，以  
牺牲皮耶芒换取奥地利若干好处，作为终止战争的条件。  
拿破仑三世欲同时兼顾这两个目标。法军在马坚塔（Magenta）及  
索费里诺（Solferion）俩地获胜，却在德国引起强烈反法情绪，以致有一  
度，德国诸小邦仿佛因畏惧再遭到拿破仑式的攻击，而有意强迫普鲁士  
站在奥地利这一边加人战事。受此初显乍现的德国民族主义迹象所冲  
击，又受到实地巡视索费里诺战场的震撼，他居然在一八五九年七月十  
一日，在未知会皮耶芒的情况下，与奥地利在维拉法兰加（Villafranca）  
议定休战。  

他不仅一个目标都未达成，更大大地动摇了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  
地位。此后，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将他所拥护的原则，推行到完全出乎他  
想象的地步。他想在约略分为五国的意大利建立一个中型卫星国的目  
标，引起皮耶芒不悦，皮耶芒是不会放弃其统一大业的。奥地利坚持不  
放威尼西亚（Venetia），拿破仑三世则坚持将它交还意大利，这样又制  
造了一个无从解决的争端，而法国在其中并无明显的利益。英国对法  
国并吞萨瓦及尼斯的看法，是视其为又一个拿破仑征服时代的开始，对  
法国提议召开拿破仑三世念念不忘的欧洲会议一概拒绝。而此期间，  
德国民族主义人士看出，欧洲的乱局正是他们推动国家统一的大好时  
机。  

拿破仑三世在一八六三年波兰革命期间的行为使他益形孤立。他  
重温波拿巴家族与波兰友好的传统，先试图说服俄罗斯向其闹革命的  
波兰子民做些让步。但沙皇连谈都不愿谈。其后他又想与英国结盟，  
但帕默斯顿对这位捉摸不定的法皇深怀戒心。最后他向奥地利提议，  
要奥国放弃其波兰省份，给一个尚未成形的波兰国，将威尼西亚让给意  
大利，然后向西里西亚及巴尔于半岛寻求补偿。这个提议对奥地利不  
具吸引力，因为这么做有引发与普鲁士及俄罗斯战争的危险，所换来的  
却是可能在其边境出现一个法国的卫星国。  

轻举妄动对政治家而言是个所费不赀的嗜好；而且终有一天要付  
出代价。凭一时喜怒好恶而不顾及整体策略的行动绝不可能持久。在  
拿破仑三世统治之下，法国失去对德国内部安排的影响力，虽然它曾是  
自黎塞留以降法国政策的重心。黎塞留了解勿让中欧坐大是法国安全  
的关键，但拿破仑三世的政策受其好大喜功所影响，却集中于欧洲边  
唾，这是惟一风险最小而能有所获的地带。随着欧洲政策的焦点转移  
到德国，法国却发现自己已势单力孤。  
一八六四年有一不好的情势发展。自维也纳会议后，在奥地利与  
普鲁士联手下中欧的平静首度被打破，它们为代表德国对抗非德国的  
势力而发动战争。战争的焦点是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这两个易北  
河（Elbe）公国，这两国与丹麦的王室有关系但又是德意志邦联的成员。  
丹麦国君逝世后，形成极其复杂且纠缠不清的政治、王族及民族问题，  
帕默斯顿还曾因此发过一段妙语。他说只有三个人了解其中的来龙去  
脉：一个已经死了，一个在疯人院里，还有一个是他本人，可惜他已经忘  
了。  
这个争端的内容没有普奥联手向小国丹麦宣战，迫使其放弃这两  
块古老的德国领土来得重要。此次战争证明德国确有能力采取攻击性  
行动，而且若邦联的组织太累赘，那普奥两个德意志大国可能根本就无  
视于它的存在。  

依维也纳会议的传统，此时欧洲各强国必已集会设法大致恢复原  
有的现状。但欧洲现在却是一片混乱，这主要是拿破仑三世的功劳。  
俄罗斯不打算与它镇压波兰革命时未介入的普奥为敌。英国对普奥进  
攻丹麦虽感到不安，但必须与欧陆国家结盟始可插手，但惟一可行的结  
盟对象法国又令人不敢信任。  

历史、意识形态和“国家至上”原则应已足以警告拿破仑三世，此种  
局势发展下去不久就会失控。但他却在要维持法国传统的外交原则使
德国继续分裂，或奉行他年轻时所笃信的民族主义原则之间摇摆不定。  
法国外长路威（Drouynde LhuyS）写给驻英大使杜维涅（La Tour d’Au－  
vergne）的信中说：  

“一方涉及我长期同情之友国之权利，一方涉及德意志人民之  
愿望，两者均须虑及，吾国势必较英国更为审慎其事。”  

然而，政治家的责任在于解决问题而非思考问题。对缺乏决断力  
的领导者而言，审慎便成了拖延决定的托辞。拿破仑三世自认为坐而  
言才算明智，便听任普奥决定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的前途。在欧  
洲其他国家袖手旁观的情况下，切断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与丹麦的  
关系并合力加以占领，这在梅特涅时代是难以想象的举动。法国最恐  
惧的梦魔，也是拿破仑三世逃避了十年的德国的统一，终于就要来临。  

俾斯麦并不打算与他国分享德国的领导权。于是他把为石勒苏益  
格与荷尔斯泰因而打的战争，变作又是奥地利所犯的一大错误，十年来  
奥国仿佛大错不断，使其大国的地位是江河日下。奥地利犯下这些错  
误的原因都一样，每每主动提出与其合作以讨好所谓的敌手。但讨好  
策略对普鲁士的效用，与十年前克里米亚战争中对抗法国时的结果差  
不多。对丹麦的胜利不但未能使奥地利摆脱普鲁士的压力，反而提供  
了新的而且是对奥国不利的角力场所。它现在必须与普鲁士共同治理  
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而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是决心要利用这个机  
会，在距奥国千百英里外却接近普鲁士主要地区的土地上，挑起一场他  
等待已久的摊牌行动。  

紧张情势升高，拿破仑三世进退维谷的态势也越加明朗。他害怕  
德国统一，但又同情德国的民族主义，对解决这棘手的难题畏惧不已。  
他认为普鲁士是最道地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在一八六○年曾写道：  
“普鲁士为德意志民族、宗教改革、商业进步、自由宪政之表率，乃  
正统德意志王国中最大者；其自由良知，思想开明，人民之参政权，均优  
于其余诸多德意志邦国。”  

俾斯麦对这番话必定举双手赞成，但对他而言，拿破仑三世肯定普  
鲁士的独特地位，正是他如何定夺的关键。拿破仑公开表示对普鲁士  
的推崇，最后又成为他坐而言不起而行的一个借口。他把犹豫不决当  
作是英明权谋，并实际上鼓励普奥开战，部分原因是他认为普鲁士必  
败。一八六五年十二月他告诉前任外长瓦留斯基（Alexandre Walews－  
ki）：“卿可信朕所言不虚，奥普之战必有意外结果，对我之利将不止一  
端。”很奇怪，在鼓动两方作战时，他似乎从未自问，若普鲁士胜算如此  
之小，那俾斯麦为何执意要上战场。  
普奥战争爆发前四月，拿破仑三世已毫不避讳，明白敦促双方兵戎  
相见。一八六六年二月他告诉普鲁土驻巴黎大使戈尔兹伯爵（Count  
von der Goltz）：  

“请代致贵国王陛下，彼我友好和睦永不生变。普奥若起战  
事，朕必保持绝对中立。朕愿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公国与普  
合一。设若情势出人意表，朕深信必可与普取得谅解，因贵我双方  
多有所见略同，然朕与奥则无协议之可能。”  

拿破仑三世究竟想要如何？难道他相信战争会出现僵局使他的谈  
判筹码增加？他显然是希望普鲁士肯做些让步以换取他的中立。俾斯  
麦知道他用意何在，便提议，若拿破仑肯保持中立，他对法国占领比利  
时将采乐观其成的态度，因为这有让英国涉人与法纷争的好处。拿破  
仑可能对这个提议不太在意，因为他认定普鲁士会战败；他的行动着眼  
于让普鲁士继续走向战争的成分大于为法国争取利益。数年后法国外  
长首席助理阿曼德伯爵（Count Armand）承认；  
“外务部惟一之顾虑为普国遭击溃羞辱太过严重，对此吾国誓  
以及时介入予以防范。皇上陛下欲待普国战败，既而干预，并依其  
想象建造德意志。”  

他所想的是黎塞留式谋略的更新版。它假定普鲁士会因战败而愿  
献出西部土地作为对法国的补偿，威尼西亚给意大利，德国境内的新安
排则是，设立由普鲁士领导的北德邦联及由法、奥支持的南德意志集  
团。这个计划惟一的问题是，黎塞留知道该如何判断各股势力之间的  
关系，且愿意为自己的判断而战，拿破仑却两方面都不行。  
他一再拖延，盼望出现转机，好让他不必冒任何风险便可实现他最  
大的愿望。他用的是一贯的策略，提议召开欧洲会议化解战争危机。  
各国的反应到现在也有了固定的模式。大家对拿破仑的图谋深怀戒  
心，均拒绝参加。不论他转向哪一边，都是两难的抉择：他可以放弃对  
民族主义的支持，决定维持现状；要不然就是鼓励革命及民族主义，而  
危及法国传统的国家利益。他逃避的作法是向普鲁士暗示要有“补  
偿”，却不明讲是什么补偿，这令俾斯麦相信法国的中立是代价问题而  
不是原则问题。戈尔兹致俾斯麦的信中说：  
“以法皇视之，普、意、法于会议采共同立场惟一之难处为法来  
获补偿。吾国之所求，众所皆知；意国之所求，亦众所皆知；然法皇  
于法国之所求语焉不详，就此我等无从予其任何意见。”  
英国提出参加欧洲会议的条件是，法国必须同意维持现状。对于  
法国一手促成且对其安全关系重大的德境情势，拿破仑却未能善用确  
立此一情势的机会，反而临阵退缩，坚称：“为维护和平须衡酌国民情绪  
与要求。”换言之，他情愿冒普奥不免一战及德国统一的风险，只为取得  
在意大利对法国实质国家利益无关痛痒的不明确战利品，及他又不肯  
明讲的想在西欧获得的利益。而他所对抗的俾斯麦却是对现实的力量  
深信不疑，并会为其本身的目的而利用拿破仑所最擅长的种种虚张声  
势之举。  
有法国领袖了解拿破仑所冒的风险，以及他有意获取的所谓赔偿  
与法国的基本利益无关。一八六六年五月三日，坚决反对拿破仑且日  
后曾任法国总统的梯也尔（Aldolphe Thiers），在一次精彩的讲演中正  
确地预言，普鲁士可望成为德国最强大的势力：  
“查理五世建都于维也纳之王国如今将重现于柏林，而且距我  
国边境更近，压力将随之而来。诸位有权以法国利益为名反对此  
一政策，因法国的地位如此重要，势必受到此次革命严重的威胁。  
法国奋斗了二百年欲摧毁此劲敌，现在是否打算就此坐视其重振  
国咸而无动于衷？”  
梯也尔指出，法国应采行明确的反普鲁士政策，取代拿破仑暧昧的  
意向，并抬出维护德国诸邦的独立为借口，即黎塞留的老手法。他主张  
法国有权抗拒德国的统一：  
“先以德国诸邦为名继之以其本身独立为名，最后以欧洲之平  
衡为名，凡符合全体利益，全体国际社会之利益。现今有人对‘欧  
洲平衡’一词大事嘲弄，但何谓欧洲平衡？即欧洲之独立。”  
此时要阻止会使欧洲平衡永久改观的普奥战争，几乎已嫌太晚。  
理论上说梯也尔的主张不错，但采取这个政策的前提应在百年前即已  
确立。即使现在，若法国发出强烈警告，绝不容许奥地利被击败，或传  
统诸侯国如汉诺威王国被消灭，或许可让俾斯麦有所收敛。可惜拿破  
仑认定奥地利会赢，而且似乎更在乎打倒维也纳体系和完成波拿巴的  
家族传统，而轻忽对法国传统利益的种种权衡，便不肯选择此路。他在  
三天后回应梯也尔：“朕憎恶一八一五年诸条约，现今众人欲以其为吾  
国政策惟一之依据。”  
就在梯也尔演讲后一个多月后，普奥正式开战。完全出乎拿破仑  
三世的预期，普鲁土很快便获得决定性胜利。依黎塞留的外交规则，他  
应该协助战败的一方，避免普鲁士大获全胜。但他虽派出一队“观察”  
部队到莱茵河，却不敢有所行动。俾斯麦以请他调停向他示好，然而这  
空洞的姿态已无法掩饰法国对德国事务越来越无过问权的事实。一八  
六六年八月签定布拉格条约后，奥地利被迫退出德国。汉诺威和黑森一  
卡塞尔（Hesse Casse）两邦因战时与奥地利同盟，与石勒苏益格、荷尔  
斯泰因以及法兰克福自由邦，一同被普鲁士并吞。俾斯麦废掉它们的
君王，借此昭告天下，曾为神圣罗马帝国一员的普鲁士，已放弃以正统  
论作为国际秩序的指导原则。  
德国北部仍保有独立的诸邦全纳人俾斯麦新成立的北德邦联  
（North German Confederation），各邦所有政务举凡制订贸易法令以  
至外交政策，全由普鲁士主导。南德的巴伐利亚（Bavaria）、巴登（Baden）  
及符腾堡也与普鲁士签定条约，允诺在与外国有战事时将其军队交由  
普鲁士指挥，以此为条件保有其独立。德国的统一如今只差一步之遥。  
拿破仑三世自作聪明将国家带人死胡同，法国已无路可走。他想  
与奥地利结盟，但已太迟，他曾以军事行动将奥国逐出意大利，又保持  
中立令奥国退出德国。而奥地利已无心恢复在这两国的地位，宁愿先  
集中全力重建同时以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为首都的奥匈帝国，再向巴尔  
于半岛发展。英国因法国对卢森堡及比利时的图谋而对结盟兴趣不  
大；俄罗斯则从未原谅他对波兰革命的作为。  
法国只有孤军奋战挽救它在欧洲已丧失的优越地位。情形越是悲  
观，拿破仑越是想要出奇致胜，就像赌徒输得越多，赌注下得越大，越想  
翻本。俾斯麦在普奥战争期间用取得领土为饵，先是在比利时境内，后  
在卢森堡，诱使拿破仑保持中立。但每当拿破仑想要攫取时，希望总是  
落空，因为他希望这些“补偿”是由别人送上门来，而俾斯麦觉得既已成  
功地利用了拿破仑的优柔寡断，何必再多冒风险。  
拿破仑深感颜面尽失，尤其眼见欧洲的情势对法国越来越不利，便  
想借当时出缺的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大作文章，以弥补因错估普奥战  
争奥国必胜所犯下的错误。他要求普鲁士国王保证霍亨索伦（Hohen-  
zollem，普国王室）不会有人继承西班牙的王位。这又是一次浮面的表  
态，充其量只能提高声望，对中欧的权力关系毫无影响。  
在变动的外交情势中运筹帷幄无人比得上俾斯麦。他再以高明的  
计谋，利用拿破仑此番表态诱使他于一八七○年向普鲁士宣战。法国  
要求普鲁士王族不得有人继承西班牙王位，这确实颇具挑衅意味。但  
老谋深算的普工威廉不但没有动怒，反而心平气和、理直气壮地拒绝了  
法国派来获取承诺的使臣。威廉帝电告俾斯麦事情的经过。俾斯麦将  
电文加以删节，去掉用词比较客气委婉的部分，而普工实际上是对法国  
派来的使节相当客气。超越时代的俾斯麦随即利用一种技巧，后世政  
治家已将其发展成一门艺术，即将所谓的埃姆斯密电（Ems Dispatch）  
透露给报界。经删节后的电文看来像是打了法国一记耳光。愤怒的法  
国民众要求对普国一战，拿破仑顺应了他们的要求。  
普鲁土在所有其他德国诸邦的助力下，又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  
此刻德国统一的大道已畅行无阻，普鲁士便毫不客气地在一八七一年  
一月十八日，于凡尔赛宫的明镜厅正式宣布德国统一。  
拿破仑就此促成他一向赞同的德国革命，但其后果却与他原先所  
预期的大不相同。欧洲的地图确实重新绘过，但此新局面已无可挽回  
地削弱了法国的影响力，而且未能带给拿破仑他所渴望的声望。  
他鼓励革命却未能体认革命可能的后果。他无法评估各种力量之  
间的关系，并利用此种关系实现个人长期目标。他经不起考验。他的  
外交政策全盘尽输，原因不在于缺乏理念，而是他无法自众多的想法中  
理出一个头绪，或分清理想与周遭现实间的关系。他一味追求虚名，从  
未有一贯的政策作为指引。他受制于一团纷乱的目标，其中有些更是  
相互矛盾。每当面临事业上的重大危机时，各种不同的直觉反应便会  
互相抵消彼此的力量。  

拿破仑三世视梅特涅体系为法国之耻辱，也限制法国对外扩张的  
野心。他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在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制造分裂，成功地  
破坏了神圣同盟。但他不知该如何善用成功的果实。一八五三至一八  
七一年间是一段相当混乱的时期，因为欧洲秩序在重整中。这段期间  
结束后，德国一跃而成为欧陆最强大的国家。使欧洲保守君王团结在
一起的正统原则，曾调和梅特涅时代均势体系的紧张，如今却变成空洞  
的口号。而对这所有的发展拿破仑三世本人都难辞其咎。他高估法国  
的实力，鼓动每一次的争战，误以为法国可以从中渔利。  

到最后，国际政治演变成纯以实力为基础。而在这样的世界中，法  
国自视为欧洲第一大国的想法与是否有实力支持这种想法，其间始终  
存在着差距，这个差距直到今天仍影响着法国的政策。拿破仑三世在  
位期间，他屡次呼吁召开欧洲会议改写欧洲地图不成，便是理想与实力  
无法配合的例证。一八五六年克里米亚战争后，一八五九年意大利战  
争前，一八六三年波兰革命期间，一八六四年丹麦战争期间，一八六六  
年普奥战争前，他都曾呼吁各国领袖集会，每次均希望在会议桌上改写  
各国的疆界，却从不曾明言究竟要如何改写，也不肯为此矢志一战。他  
的难题在于没有足够的实力坚持己见，他的构想又太激进难以获得共  
识。  

法国倾向于与肯接受其领导的国家结盟，是自克里米亚战争后法  
国外交政策中一贯的要素。由于与英、德、俄或美国结盟无法占上风，  
又以屈居次要与堂堂大国及济弱扶倾的国家形象不合，法国便思与次  
要国家结合以取得领导地位，如在十九世纪与萨了尼亚、罗马尼亚及中  
等规模的德国诸邦，在两次大战期间与捷克、南斯拉夫及罗马尼亚。  

同样的态度也见于后戴高乐时代的法国外交政策。普法战争一百  
年后，实力强大的德国始终是法国的梦魔。法国很勇敢地选择了与这  
个可畏又可敬的邻国交好。然而就地缘政治的逻辑来推理，法国应设  
法与美国建立紧密关系，即使只为多一些选择余地。但法国的自尊阻  
碍它选择这条路，反而倾向于在欧洲号召组成与美国抗衡的团体，即使  
有时是不切实际，有时是饥不择食的任意凑数，甚至不惜付出让德国最  
终称霸欧洲的代价。在现代史上，法国有时的行为犹如反美国领导的  
国会反对派，试图将欧洲共同体（the Eurpean Community）擘划为可取  
代美国的世界领袖，并与它能够主导或自认为能够主导的国家结盟。  

自拿破仑三世去位后，法国一直欠缺足够的力量，实践其得自法国  
大革命的天下一家的理想，也没有合适的场合供其发挥兼善天下的热  
情。百余年来，法国始终难以接受的事实，即黎塞留所建立的让法国独  
大的客观条件，在欧洲各国完成国家统一后便告消失。法国的外交作  
风常令人感觉突兀，便是起因于其领导人企图在越来越不利的大环境  
中，延续法国仍是欧洲重心的政策。首创国家至上观念的国度，居然在  
一个世纪的大半时间里，均致力于挣扎着使愿望与实力能够旗鼓相当，  
的确相当讽刺。  

由拿破仑三世发动的摧毁维也纳体系的大工程，在俾斯麦手中完  
成。俾斯麦以对一八四八年自由革命持强硬保守反对立场而在政坛大  
放异彩。他也是率先在欧洲实行男性普选权的领袖。在前后六十年间  
堪称欧洲最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也出于他的手笔。一八四八年他费  
尽心机反对民选的国会决议将德国的帝位授予普鲁士国王。但就在刚  
过二十年之后，他却在反自由主义原则下，借普鲁士强大的军事力量，  
完成德国的统一大业后，亲手将皇位交到普王手上。这惊人的成就将  
国际秩序又带回十八世纪毫无节制的竞赛局面，而此刻更因工业技术  
的精进及国家可动员的庞大资源，使此种角力更加危险。没有人再提  
起正统王朝的团结，或欧洲各古国的和谐相处。在俾斯麦的现实政治  
原则下，外交政策成为一种实力的角逐。  

俾斯麦的成就与他的个性一样出人意表。这位“铁血宰相”能写文  
字极为简练优美的散文，喜爱诗，曾在日记中一页页地抄录拜伦（By-  
ron）的作品。这位称颂现实政治的政治家却有绝佳的均衡观，虽大权  
在握却懂得自我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