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利波利登陆战役－首次现代意义的登陆战

费希尔勋爵

加利波利的登陆作战，可以说这是一场首次具有现代意义的登陆作战。但这次冒险的军事行动，是马虎策划与错误判断的结果。于是，在敌前登陆的历史上，写下了惨重的一笔。

从这次战役的组织、计划和实施，会发现登陆战役的许多问题，从而引起我们的思考，也许会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现在我就讲一下这个战例。首先，这次登陆战役的目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法武装力量为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卢斯海峡，占领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迫使土耳其退出参与德国方面的战争而进行的。英法两国企图先于俄国占领战略上极其重要的两个海峡。我们熟知的温斯顿·丘吉尔是当时的海军大臣，他是这次战役的倡议者。

其次，了解一下加利波利的地理环境。作为欧洲土耳其西南延伸部分的加利波利半岛，有60英里长，4－13英里宽。这条几乎是荒芜的多山狭长地带的加利波利，1915年只有一条泥土公路纵贯全岛。俯视海滨的山脊和陡坡提供了优良的防御阵地，保卫着达达尼尔海峡的欧洲一边，一条40英里的水道从马尔马拉海流入爱琴海，宽度从1400码到4英里不等。自古以来达达尼尔从不冰冻，但它的双向潮流，疾转的风向和猛烈的风暴，使航行成为难事。从这看起来，达达尼尔的海峡易守难攻。

再次，从这次登陆战役的目标和战略意义看，丘吉尔是唯一理解夺取达达尼尔好处的英国人。从战役爆发开始，他就徒劳的倡导攻打加利波利。他想攻占达达尼尔的原因，不仅仅因为它是一个有限的军事目标，还因为它是通向俄国黑海港口的唯一通道，并将便利同英国的东方盟国的交通。

为了军事目的和政治利益，战争史上的合纵连横是常有的事。聪明的丘吉尔建议，俄军参加协约国两条战线的陆海攻势，从黑海进攻土耳其。俄国人同意这将增进对他们有利的形势，但同他们蓄谋已久的并吞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的意图有矛盾。协约国将分享这一胜利使俄国人感到不安，英军仍然决心进行这一入侵。

战争从来都是为政治服务的，既然政治的战略的因素和利益如此需要英国人不惜血本，那么作为海外入侵的主要手段之一，登陆作战便搬上了战争舞台。老将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约翰·费希尔爵士，在74岁时复役。1915年1月初，邱吉尔得到费希尔的支持，打电报给地中海舰队指挥官萨克维尔·卡登海军上将，请他对英、法联合进攻作一估计。卡登回答说，这一计划将会为协约国开辟达达尼尔。但是，英、法远征军向登陆地域出发的准备工作既暴露又缓慢，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诺曼底登陆比较起来，这次战役的准备工作没有什么特色，英、法军对加利波利的杂乱的和无意义的进攻，反而推动了土耳其军在德国支援和帮助下，加强了达达尼尔海峡地区的防御。

英、法军终于开始了这次战役，由18艘英国主力舰和4艘法国战列舰及辅助舰只组成的英、法联合海军机动部队，于1915年2月19日驶进达达尼尔的入口处。但英、法军一开始做梦也没想到这场战役一直持续到同年的12月19日。在达达尼尔入口处，英、法军在炮火把外炮台打哑之后，突击部队巡游这个地区，把土耳其遗弃的大炮火门塞住。气候不良，使进攻不得不推迟5天，然后协约国恢复了对入口处其余炮台的零星轰击，迫使土耳其军退却，但是当入侵者向海峡上面攀登时，他们发现土耳其军有坚强的防御阵地隐蔽在悬崖后面。3月3日协约国的登陆被击退了。

开始的时候，无论卡登海军上将或是伦敦海军部都丝毫没有提到，如果这个海军中队冲进马尔马拉海，随后应有什么行动。每个人都认为，只要协约国的海军力量一出现，土耳其军的斗志就会消失。这似乎有些异想天开，军事上的想当然自然要付出血的代价！

3月11日，卡登奉命指挥又一次海上进攻，但在达达尼尔海峡清除水雷之前，不得把他的重型舰只开进去。颓然患病使卡登不得不留在岸上，把指挥权移交给他的主要助手约翰·得罗贝克，3月18日重新进攻。海峡已经反复扫荡过，都认为海峡5英里以内没有水雷了。可是，英军不知道，一只土耳其小船在主要布雷区外放了一排新水雷，它们就被放在早先炮击期间海军舰队停留的地方。在向炮台射击过程中，所有协约国舰只都安全地驶过这个危险地方。由于水上飞机定位地支援，协约国舰在午后不久，就打哑了大部分岸炮。

在法国舰只撤退时，扫雷艇继续在已知的危险区域扫雷。突然，战列舰“布韦号”抖动了一下，裂开了，从板上喷出高高的烟柱和火焰。它在继续行驶中倾覆了；带着它的舰长和639名水手沉入海底。少数浮起来的幸存者被救了上来。附近船上有些观察者认为，“布韦号“被一颗土耳其炮弹所击中，其他人认为，它撞上了一颗水雷。登陆战役中的战舰损失是令人痛心的事，无论从经济价值上还是部队战斗力都是沉重的损失。

水雷使英国人损失了6艘战列舰，得罗贝克只好令所有幸存的舰只返回爱琴海。英国人哪里知道，此时的士军，弹药已经消耗了一半，水雷则已用光了。进攻应讲求连续性，而且在进攻“顶点”到来之时应再坚持下，这是一个“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问题。但是英、法军却在关键时刻推迟了进攻。推迟进攻的理由，是英方决定放弃单纯使用海军的方案，而实施陆海军联合战役。

这次英、法陆军和海军的联合，是登陆战役史上陆、海军的首次联合，我们所说的“现代意义”也正是体现在这方面，它无疑标志着登陆战役向前进了一大步。

应运这种作战的需要，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将军被挑选出来指挥入侵军。可是，汉密尔顿爵士只接到粗略的指示，他对于他的目标的全部了解，来自1912年的土耳其陆军操典、一张不完善的作战区域地图和在最后一分钟冲进当地书店买来的君士坦丁堡旅游指南。在他离开伦敦的时候，在甚至没有选定在半岛的登陆地点。他所指挥的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还有一个法国师和本地的印度人部队，共约7.8万人。

而英、法军的对手，由德国将军利曼·冯·赞德尔斯组建了有8.4万人的新的第5集团军。此时，德、土军队虽然在兵力数量上占有优势，但有组织的防御并没有部署好，时间是赞德尔斯的宝贵资产，而英国人拖延了48天，这足以使赞德尔斯把他的几个土耳其师部署在预料英、法军登陆的地点。英、法军失去了最好的攻击时机，所以，把握战机对于取得战役胜利是很关键的。
入侵军的集结待运地区是希腊利姆诺斯岛上的穆兹罗斯港，协约国小舰队是4月23日离开那里的。汉密尔顿把登陆限于半岛两边的20英里，由现场指挥官来选择滩头阵地。这种准备不足的登陆的历史上确也少见。孙子兵法讲“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汉密尔顿“知己”的程度实在可怜，这已是立于败军之地了。

指挥不统一是登陆战役的致命弱点。两天后，协约国在希腊角的4块不相连接的海滩登陆。奥新军指挥官将军威廉·伯德伍德爵士，深信夜间登陆将使所冒敌人炮火的风险减至最低限度。但指挥第29师的英国亨特·韦斯顿将军下令白天登陆，以便舰队炮击守军。

登陆战士的英勇献身精神是夺取胜利的保证。战争中常常会发生一些偶然的东西，并且发生在无法预料的地方，有一次滩头阵地的建立，是靠一个人的勇敢。萨罗斯湾的部队离岸2英里，那时黑暗笼罩着他们。指挥官B·C·弗赖伯格毫不犹豫地带了一袋不漏水的照光炬，泅过了这段距离，把照光炬在沿海滩一线点亮。

登陆的战术和技术对登陆制胜很关键。伯德伍德将军的夜间登陆，使他的部队感到为难，他们发现自己处于难以防守的滩头阵地，当这些混乱的士兵寻找方向的时候，宝贵的时间被浪费掉了。陈旧的运煤船“克莱德河号”，改装成把巨大的门安装在船身的登陆艇，可容2000名士兵。当这艘船靠岸时，周围都是运载部队的驳船，这时土耳其炮开火了。运煤船的船首栽进沙里，但水太深了，士兵无法趟水。

解决突击上陆时的拥挤问题似乎是很有必要。登陆者一窝蜂涌上滩头，滩头的战役容量是否够容下登上沙滩的部队？而且密集突击的部队容易被岸防之敌集火杀伤。第一天上午10时左右，海滩上死伤枕籍。如果从书店里买来的地图都是不正确的，那么伯德伍德在夜间登陆，也并没有把事情改善。他所预料的有1英里长的海滩，事实上长不到1英里的3/4，宽在100英尺左右，两端都被悬崖峭壁所阻塞。在这块有限的地区，部队、牲畜、炮和补给品乱成一团。而夺取更多土地在开头几天是不可能实现的野心。整个澳新军被围困在不到2英里长和不足1英里宽的海滩区域。

抗登陆者向登陆场机动兵力的速度是对付登陆的有效招数。在得知登陆消息时，土耳其军穆斯塔法·基马尔在几英里之外的内陆。他统率了8个营和3个炮兵中队，急忙赶到可以俯瞰滩头阵地的崖岸，正好及时击退第一批攀登斜坡的澳新军。以前没有战斗经验的协约国部队，确确实实在对武器上占优势的敌人作仰攻。他们受到上面炮火的强烈压迫，在这种多岩石的地形，他们发现用小铁锹在结实的灌木根上进行挖掘是不顶用的。他们拼命在这陡峭的丘陵地寻找岩洞般的洞穴。到黄昏时刻，每一边死伤人数都在2000左右，而基马尔依旧掌握着高地。我们可以想到滩头血战的激烈和悲壮！
从4月至7月，协约国又组织过几次进攻，均没有成功。期间为了防止可以毁灭双方的时疫，双方停战9小时，以便安葬那些土耳其和协约国的死者。战争在这里似乎讲起人道来了！在交战中，为了配合登陆作战，双方海军出动了潜艇，各自损失了一些战舰和运输船只。登陆战役的空间因此扩展了。

8月初，英国统帅部决定在加利波利西北的苏弗拉湾，用2个师进行一次新的大登陆。在双方形成“顶牛”状态时，改变战役进攻方向是十分明智的。因此，苏弗拉湾登陆基本上没有遇到出其不意和寡不敌众的土耳其军的抵抗，他们从海滩退到高地待援。可是，优柔寡断的英国指挥官，包括汉密尔顿在内，不向前推进，却浪费宝贵时间去讨论战略。指挥官的素质当然对战役胜利起着关键的作用，而缺乏果断则是战役指挥官之大忌。

到了协约国决定进攻时，赞德尔斯已经赢得时间，从博拉伊全力抽调了2个师到巴伊尔山脊来，协约国以为这个地方是由登陆时德、土军退却的薄弱兵力防守的。在他们认识到优势不在他们这方面时为时已迟，8月间，协约国的伤亡4万人以上。

9月，英、法军只好增加他们的兵力，2个英国师和一个法国师调来萨洛尼卡，汉密尔顿将军则被召回了。他没有获得另外的指挥权。但是直到基切纳勋爵于11月访问加利波利，他才充分领会这场大溃败。他不再需要敦促撤出这个半岛。基切纳的简短停留，恰恰遇到了落到部队身上的一系列困难。在夏季，他们曾忍受了炎热、苍蝇和缺水的严重困苦不便。长时间的苦战必然使士兵产生厌战情绪，巴不得赶快结束战争。

11月，雷暴雨之后下了24小时的倾盆大雨，继之以雨夹雪，然后转入眩目的暴风雪，地上雪深2英尺。那些住在澳新军洞穴和地下坑道里的人还有一定程度的舒适，而在苏弗拉湾的露天部队就大受其苦了。老天爷也要惩罚这些连年征战的人。

当然，大自然也并没有饶恕土耳其人。双方可能各有500人淹死在堑壕里。许多人冻死。单苏弗拉湾一地，冻疮患者逾5000人。没有人想得起有过这样猛烈的暴风雨。协约国对这种暴风雨全然没有准备；没有储备额外的保暖衣服。如此长时间的交战，后勤保障的困难自然很大，士兵得不到有力的保障，必然影响士气和战斗力！

对于从12月19日开始的撤退，除丘吉尔外，在伦敦或加利波利没有一个人后悔的。因为这场战役是丘吉尔极力倡导的，丘吉尔始终没忘攻占达达尼尔的好处。为了政治利益，协约国的士兵只好被驱使为统治者当炮灰。

1915年，差不多有50万协约国士兵被运到加利波利，伤亡人数在50％以上，远征军包括41万英国部队和7.9万法国部队。英国伤亡之数共计21.4万，法国4.7万。土耳其军参战的至少有50万人，据官方记载，有25.1万人遭受伤亡，这些数字来自资料统计，尽管它们的准确程度值得怀疑，但不管怎样，英法军队惨败，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保加利亚决定站到德国一方参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