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世界史”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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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世界史”的命运

来源：学术中国  作者：诺曼M. 耐马克 著魏万磊 译

本文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耐马克在学界瞩目的第十四届世界史教科书国际研讨会上提交的会议论文，本届研讨会由清华大学中韩历史文化研究所、韩国国际历史教科书研究所联合主办，于2007年5月16、17日在清华大学举行。来自德国、美国、俄罗斯、埃及、以色列、韩国、日本、印尼等国家的学者们汇聚一堂，研讨欧美、亚洲国家所从事的世界史教学及其研究等相关问题，旨在提升国际世界史教学研究的方法和途径。本届研讨会一次性召集到11位来自不同国度的德国洪堡奖学金获得者，更多地汇集了各国的业内专家。耐马克教授的文章认为，全球化的发展使美国世界史的研究和教学经历了一个逐渐淡出的过程，世界史、全球史、国际史、跨国史在美国此消彼长，可以看作是美国和世界形势发展变化对于学科整合的要求，而种族屠杀史则兼跨全球史、跨国史、国际史三个向度，该学科因其新的编史方法被看作是新的世界史形式。全文如下：

　　过去，美国的史学家和历史编纂学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国和西欧（主要是指英国和法国）史上，在使他们摆脱这一狭窄的局限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到了格外重要的作用。此前，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和美国外交政策一直是美国重点大学历史系的主要研究对象，在大学和中学的历史课中也占着主导地位。当美国政府试图召集可以帮助美国军队在世界上广阔的区域中作战并占领它们的学者队伍时，大多数美国人对于世界其它部分的异常无知便凸现出来。事实上，在战时的“战略服务办公室”（OSS）——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只有来自德国、俄国、中国、南斯拉夫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流亡者”（émigrés）才能使这个国家得以了解它的盟友和敌人的动机与文化。基于像玛格丽特·米德和露丝·贝宁迪这样的人类学家的观念，跨学科的地区研究专家队伍——后来称之为区域研究——引起美国知识界的关注。

　　在战争中开始显露头角的这些学者（一些是“流亡者”，一些出生在美国）中有许多人都回到了大学，成为区域研究领域的先驱。在历史方面，这意味着在俄国史、中国史、德国史和日本史方面新增了一些教授职位，开始了区域知识的专业化研究进程。新的期刊、研究生培养计划和跨学科的研究中心在最好的大学遍地开花。一方面，历史系继续推进以20世纪早期的美国历史为样板的国别史。另一方面，研究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学家在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方法方面已很熟练。冷战只是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进程，因为它促使美国政府有浓厚的兴趣来培养研究事关国家安全之区域的专家，特别是俄国、东欧和中国地区安全。他们开办了新的跨学科中心，设立了研究生奖学金用来研究战争中潜在对手的语言和文化。这种知识和训练很少下渗到中学层次，中学生的历史教育继续依照美国宪法对他们进行公民课和美国独立战争课的训练。

　　在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正像美国文化和教育的其他方面所发生的变化一样，这一情形有了很大变化。区域研究方法被一些学者指责与政策利益联系过于密切。国别史教学尤其是美国本国史教学被批评为思路狭窄、反应迟钝，不适应面对着怀有敌意的世界的美国公民的需要。尤其在学校，认为“世界史”对良好世界公民的发展是必需的这一观念广泛地在各种各样的公立教育机构中传播。尽管确实有一些著名的学院派历史学家（包括威廉·麦克尼尔、文思理、菲利浦·柯廷）写了许多关于世界史的有趣而且重要的论文，但大学却没有象中小学那样，马上就接受从人类历史伊始直至当前的世界历史：这样的世界历史重点研究相继而来的“文明”，通常以西方文明为顶点。

　　有趣的是，当大学继续以强调“西方”的发展的研究方法为核心时，中学教授的是地球上不同的文明，以古巴比伦和埃及为开始，进而到希腊和罗马，同时没有忘记中国和印度。尤其是随着民权运动和“黑人权力运动”的爆发，前殖民地时代的古非洲王国也得到他们应得的关注。为了促进多元文化教育，1994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群历史学家开展了“美国史和世界史国家标准”教育，它的发展深为前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主席林恩·切尼所憎恶。也正是西方文明优越论的终结使批判这些标准的保守人士忧心忡忡。然而，世界史在它所涉及的国家的支持下，设法逃过了劫难而存在下来。

　　在大学层次有一些世界史课程，通常由那些反对欧美问题研究者的主导地位及其民族主义的研究方法的非洲问题研究者或中东专家讲授，但是，在研究生阶段，尤其是在一流大学里，世界史课程所得到的评价都不如那些覆盖面狭窄的专门的国别史课程。关于这一点，有趣的是，在世界史分支学科的发展中，夏威夷大学已经扮演并将继续扮演重要角色。西方、太平洋岛和东亚文明在此处交汇，对于当地的人民进而对于州政府而言，世界史有特殊的意义。

　　随着苏联的解体、德国（和欧洲）的统一以及中国共产主义的商业化，世界史相对于全球史来说其重要性有所下降。全球化成了今天的口头禅，因为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了交流方式而且创造了世界范围的商业和知识网络。大家都产生了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仍旧存在）：世界正在经历一个起飞阶段，在它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全球性的成就和全球性的问题（全球变暖、穷国到富国的移民潮、国际恐怖主义、核扩散、资本的运动等等）是后1989时代独有的。无论是学者还是学生，都不再愿意耐心地重构曾是世界历史的重要部分的文明类型，让他们更感兴奋的是追赶流行的全球道路、好莱坞电影或计划生育。全球化理念起源于先前所做的把世界置于一个现代化范式之中，从“不发达”国家到“发达”国家的尝试。但是新的全球史追溯既往旨在解读当下和未来的利害关系。甚至正如帕特里克·曼宁所指出的那样，“全球研究的发展使得世界史学家相对孤立，全球研究分析倾向于聚焦在当下和未来经济、环境和国际关系的议题上，而很少集中在历史上。”

　　全球史与世界史互动，可是在一些方面已经取代了它。在美国和英国，国际史也已经有引人注目的发展，它也吸收了世界史的一些传统。正如左拉·斯坦纳（Zara Steiner）所说：“国际史是一个有旧血统的新领域。”国际史可以看作是一种翻新的外交史，后者曾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古老而重要的分支。但是国际史也包括国际体系史的许多不同成份：战争史与和平史；冷战和冷战危机；国际组织史；多国基础上的文化冲突和文化交流；帝国、侵占和殖民主义；以及世界史纲要。国际史也分析有时被称为“软权力”的多国效应：沟通、科学、大众文化和替代选择运动。国际史与比较史不同；它在跨国的基础上明确地处理国家、民族、运动、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关系，不一定比较他们。耶鲁大学的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和保罗·肯尼迪已经在这一领域中训练了许多历史学家。耶鲁的国际史强调多档案的调查和坚实的国际关系理论基础。

　　如果说今天的世界史相对于全球史而言已经过时，国际史在学术界和大学中承担着虽小但很重要的角色，一个被称作跨国史的更新的领域似乎已经比前三者更能俘获历史专业的想象。跨国史不必要非得是彻底国际的或彻底全球的。跨国史只涉及超越一个国家的理念、人、资本、精英或大众文化的运动。就某些方面来看，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早期研究很好地为跨国史的理念做了准备。如果世界史研究文明，全球史研究普遍趋势，国际史追踪国家和运动之间的关系，那么跨国史明确地将民族国家和特定的文化与文明抛诸脑后。在人权非政府组织、全球变暖、艾滋病传染、生化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犹太人复国运动、性和环境运动大行其道的当代世界，跨国史认为民族国家不再是人类所面对问题的本质。甚至像联合国或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组织，都属于国家的世界和以前的状况。而跨国史舞台上的演员则是运动、理念和人口流动。

　　我们应该很清楚世界史、全球史、国际史和跨国史在边缘上有所重叠，而且一些历史问题理所当然地归于这些次领域中的两个或更多。很少有人争论这些学科分类中一个或者另一个的合法性，而惊人的是这些领域在美国最好的历史系中很少被体现出来。如前所述，耶鲁引领了国际史领域，芝加哥大学在世界史的发展方面占有特殊地位。吉尔伯特·阿拉达斯（Gilbert Allardyce）写道，芝加哥是“美国的世界史研究重镇”。但是总体上来看，历史系依照民族和地域的原则组织，有欧洲问题研究者、俄国和东欧问题研究者、美洲问题研究者、非洲问题研究者、拉美和东亚问题研究者。历史系里有中东和南亚专家，但是很少雇用世界史学家，而且他们更少有在世界史学科的研究生项目。如果我们将利奥波德·冯·兰克奉为现代历史学的奠基人，那么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明显是与现代史学的出现一起成长的。美国的中学系统继续主要以比较文明为基础教授世界史，但大学依然相对保守，因为它们还在继续保持国别史这一传统领域。

　　我现在想要讨论在全面理解“世界史”范围内的一个相对新的领域，这在大学校园内和中学里已经日益流行，那就是所谓的“种族屠杀研究”，因为它以比较为主、结构松散，而不是连续的、有系统的，因此甚至可以将种族屠杀研究称作“新的”世界史形式。尽管它并非严格的历史学家的领地，种族屠杀研究极大地仰赖在全球范围基础上的历史的理解和比较。这个次领域主要是从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对大屠杀进行的成功研究发展而来的，大屠杀研究的中心是纳粹对犹太人的集体谋杀。大屠杀在不仅是20世纪历史上最易激起历史讨论、在道德上最骇人听闻的事件，而且它也是教导伦理和公民价值的重要工具。大屠杀研究有助于阐明公民对其他地方发生的屠杀应负责任的实质；它也传授“正义战争”的教训；它针对的是在各自的社会中处理合作、对受难漠然置之、反抗非正义的问题。大屠杀研究的成功招致了亚美尼亚族群在中学和大学里讲述1915年种族屠杀故事的兴趣。最后，种族屠杀研究包含了全世界范围内集体杀戮的个案，从高棉种族屠杀到危地马拉、卢旺达、波士尼亚共和国和苏丹的种族屠杀。种族屠杀的历史也有触及全球史、国际史和跨国史的维度。因为种族屠杀史包括对这种罪恶的反应、国家和国际组织涉入（与否）和它固有的跨国特点。

　　在学术界，论争不断升级，在使用像种族屠杀史这样的有重要的司法和法律内涵的历史概念时，其是否合法，一直争议不断。是否将斯大林主义俄国和毛主义中国的罪行纳入种族屠杀研究，学者也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但是这一领域在这个国家的几乎每所大学里讲授，通常班级规模极大，而民族史——例如法国史、英国史、德国史或俄国史——已经在教授规模和重要性方面开始萎缩。 中学系统继续把重心集中在大屠杀，所以在美国，几乎每一个进入大学的中学生都知道大量有关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事情，即使他们的德国历史知识几乎为零。一方面，这是世界史的成功，因为许多学者已经开始为种族屠杀和人种净化寻找并确定前现代的先例。另一方面，了解种族屠杀无助于对文明与它们所经历的变化进行比较理解。

　　可以从前面的讨论中得出结论，美国的“世界史”教学和知识，已经明显下降。同时，全球化已经使人们更好地理解，或至少更好地认识到了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文化。举例来说，很多的美国人了解中国今天的事情；可他们对于中国辉煌的文明以及中国在文化和政治上与周边世界之间的历史联系一无所知。地球的缩小已经使美国人成为世界公民，但是要实践这种公民身份，就需要欣赏并接受不同文明的文化和历史之间的差异，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文修订版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6期）
转自：http://www.cawhi.com/show.aspx?id=4991&cid=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