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战前：1975年军队整顿的由来

KleinKlauss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1年，人民解放军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对外在南北两个方面顶住了美国、苏联的压力，完成了援越、援老抗美任务，取得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胜利，捍卫了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内派出280万人参加“三支两军”，4.9万人担任县以上革命委员会委员，军队干部兼任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的占全国70%，维持了工家业生产和社会秩序，对稳定国家混乱局势起到巨大的作用。


      但是，“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也给军队造成消极影响和巨大破坏。“文革”爆发后，林彪随即发出“指示”，要求军队机关、院校和文体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样搞。此令一出，军队形势急转直下，全军百余所院校数十万学员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涌向社会。1966年11月，在两次“万人大会”上，叶剑英、陈毅等一批老帅纷纷发表讲话，强调人民军队不能乱，动员军队院校师生员工离京回校复课闹革命。但是军队院校的造反派闻风而动，扯起造反大旗。当他们被各级组织制止时，便向林彪当面告状，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限制太多”。于是，林彪随即提出：军队机关、院校和文体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样搞。１０月５日，以军委名义，发出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取消了院校党委领导，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


      军队自林彪推行“左”的一套后一些问题就产生了，只不过被当时社会“左”的政治环境所掩盖。随着林彪集团的覆灭，军队越积越多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一是编制混乱，员额猛增，军队臃肿。由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和执行“三支两军”任务，1971年全军总人数比1959年增加360万，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20％。机关和非作战人员大量超员。二是部分单位和人员存在组织纪律上的松散，出现思想、作风上的骄傲、奢侈、懒惰。三是军队的教育训练严重削弱。林彪鼓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部队大量时间用于政治学习，院校教学和部队训练的制度被废止。陆军有的野战师连续八年搞生产不搞训练。空军飞行事故增多，大多数歼击团不能执行复杂条件作战任务。125所院校被砍掉82所，保留下来的也不能正常教学。院校教育处于取消状态，干部的指挥、管理素质明显下降。四是国防科研受“文化大革命”冲击，体制、规划被搞乱，武器装备研制缓慢，军工生产规章制度被破坏，多数产品质量低下。上述问题造成军队整体战斗力下降。


附：关于林彪对于军队的政治化工作问题，吴法宪的回忆录有另外一种说法：

      吴法宪回忆录中说“在军队怎样搞‘文化革命’的这个问题上，林彪与中央文革以至毛泽东之间，曾经有过不少矛盾和冲突。”“作为主管军队工作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林彪的态度是比较明朗的：一个是希望军队能相对地稳定下来，至少不要像地方那样搞得一团糟，否则如果敌人乘机入侵，就无法履行保卫祖国的职责，也无法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另一个就是不希望军队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认为地方的事，应该让地方自己去搞。”面对风起云涌的文革风潮，林彪作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第一副主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１） 林彪对军队院校师生进京接受毛泽东接见作了三条规定：第一、军队院校师生可以分期分批来京接受毛泽东检阅，但检阅后不许立即返回原单位；第二、来京后要一切行动听指挥，要有组织地来并由领导带队；第三，来京后由军队负责接待，不准到外面去串联。林彪还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上旬授意全军文革起草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紧急指示实际上也是被毛泽东和整个形势逼出来的，该指示虽然也说军队院校的文革运动要与地方一样，按照十六条规定办，但该指示还说“为了搞好军队院校的斗批改，应当允许进行革命串联和调查，但军队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尽量对军队院校师生的文革活动予以限制。
   
    （２） 林彪对文革的学生运动群众运动采取了最大程度的克制态度。由于军队院校的不少学员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下冲击国防部，总参、总政、国防科委等机构，号称要揪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副总参谋长李天佑。总政主任萧华等请示叶剑英后，打算严肃处理，对于闹事的头头还要抓捕。但是林彪没有接受这些建议，而是提出“四不政策”，即对这些学员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抓人，不开枪”，做好这些人的思想工作。因为稍有不慎，就会酿成事故甚至悲剧，林彪宁可采取克制政策。
   
    （３） 利用开军委扩大会议之机保护军队的干部。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旬，中央军委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林彪的本意是借开会的名义把军队的主要领导人接来北京予以保护。林彪还规定，不经过林彪、叶剑英和徐向前三人的批准，任何人不得返回原单位，另外林彪也想让与会者集思广益商讨对策，以稳定军队，尽量减少运动给军队带来的损失。林彪委托叶剑英主持会议，叶剑英每天都向林彪作汇报，周恩来也常来与会。会议首先制定的就是《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说“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第二个文件就是著名的“军委八条命令”，这是林彪口授，并争得其他几位老帅得同意后，报毛泽东批准执行。对稳定军队起了重要作用。第三个文件就是《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得几项规定》，军以上机关的运动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一律不许自下而上夺权。军以下机关则坚持正面教育，一律不得进行“四大”。此外，会议还制定了其他文件，如《关于军以上机关进行文化革命的补充规定》、《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关于外出人员串联限期返回本单位的通知》、《关于重申切实执行军委二月八日决定的通知》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文件都是叶剑英向林彪汇报，并由林彪与周恩来共同领导制定，很好地体现了林彪力求稳定军队、尽量减少“文革”对军队的冲击的指导思想。
   
    正是由于林彪和军委其他老帅们的共同努力，军队的局势得到控制，稳定的军队后来通过“三支两军”稳定了全国的局势。总的说来，军队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既保护了一批老干部。也使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同时也减少了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损失。稳定的局面使原本中断的工农业生产得以逐步恢复，使全国的交通、金融、建设等各项工作得以正常运行。事实上军队系统正是日后粉碎“四人帮”的坚强柱石。
   
    吴法宪总结说：“林彪倒台后，有些文章说：林彪是个反军、乱军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煽动在军队搞全面‘四大’，拼命想把军队搞乱，等等。这个说法显然极不客观，也是极不负责任的。林彪是军委的主要领导人，他为什么要一心把自己搞乱？这个说法于理不通，也绝不符合事实。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自始至终都在注意保持军队的稳定，甚至不惜与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激烈的冲突。”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认为林彪对军队建设的破坏和影响至深，如不认真清理，将直接影响军队的全面备战。他召集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谈话，要求“要好好整顿我们的军队”。从1972年开始，在叶剑英领导下，军队在政治工作、军事训练及国防科研方面为纠正林彪的破坏和影响，进行了艰巨的清理整顿工作，很快取得成效。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在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并在四届人大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人大会后，他代理病重的周恩来全面负责起中央党、政、军的领导重任。这时，人民解放军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是：苏联仍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文化大革命”没有结束，“四人帮”还在台上，到底是纠“左”还是批右?邓小平决心改变军队现状，迅速恢复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他坚定地表示，1975年军委工作的第一件事，便是军队要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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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后不久，在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十分繁忙的日子里，抽出时间于1月12、18、19日三次召集三总部、各大军区和海军、空军的负责干部共36人进行座谈。


    1月25日，邓小平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大会上发表《军队要整顿》的重要讲话。


    2月5日，毛泽东、中共中央决定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以叶剑英、邓小平为主要领导人的中央军委常委会。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军委常委、各总部领导同志和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军事科学院、军政大学等大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各派一位领导同志，共计76人。会议在叶剑英、邓小平主持下，遵照毛泽东关于“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示，针对军队建设存在的问题，集中讨论了精简整编和安排超编干部两项议题，并通过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


    会后，邓小平、叶剑英把军队领导班子的整顿作为重中之重，特别注重解决班子中的“软、懒、散”问题和高层领导班子的调整配备问题。要首先配备好各大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的领导班子和军级以上领导班子的军政一把手，然后配好师以下的领导班子。


    为了调整配备好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中央军委组成了以叶剑英、聂荣臻、粟裕、陈锡联、杨成武、梁必业为成员的军委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先后与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不含总参)、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和军政大学等24个大单位的主要领导人协商，提出了各大单位领导班子调整配备的初步方案。其内容包括留任、当顾问、交流调出、挂职休养、离休以及担任常委的人选名单。这个方案，经报军委常委讨论并做出最后调整决定后，再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审核批准。这样，经过上下结合，充分酝酿，反复协商，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高层领导班子的调整配备方案。8月30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公布了全军第一批23个大单位领导班子的调整配备方案。10月1日、12月29日又分别批准公布了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两个领导班子的调整配备方案。在第一批大单位领导班子调整配备任务完成之后，军委即开始了军级领导班子的调整配备工作。主要是选配好作战部队和省军区的军政一把手以及三总部机关的二级部(局)的领导干部。这项工作，在1975年底之前基本完成。


    经过这次调整，全军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在政治上得到很大加强，在组织上纯洁了、精干了、年龄相对年轻了。原来的班子一般在20人左右，多的达30—40人，调整后的班子都在12人一13人左右。各大单位党委常委原来大多在15人左右，调整后分别为9人左右。全军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的年龄，平均由61岁下降到59岁。军级单位主要负责人的年龄也下降了几岁。全军高级领导班子的调整，对防止“四人帮”进一步反军乱军、篡党夺权，保持军队乃至全国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为后来顺利粉碎“四人帮”准备了重要条件。


    调整编制体制，精简人员，安排好超编干部，这是军队实现消“肿”的主要措施。军委确定的精简整编的原则是：大力精简机关，裁并重叠机构，安排超编干部，减少保障部队和普通兵员，淘汰陈旧装备，有些部队平时实行简编制，保留技术骨干和技术装备，保持一定数量的齐装满员部队，有重点地加强特种兵部队。军委计划在三年内将定额减少160万人，占原军队总员额的26．2％，超编干部减少50万人，基本达到“消肿”。


    精简整编方面的工作实际从1975年上半年就已经开始了。1月底，撤销甘肃省农建1师、2师和林建师。3月21日，中央军委召开陆军编制会议，确定新编制根据现有的装备情况来制定，其中步兵师可编大、小两种，减少骡马，增编汽车。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同意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将农垦师划归自治区建制，将现役干部的大部分放在新疆军区分配。步兵部队撤销了地方独立师和步兵师；保留的步兵师，分别整编为满员师和简编师；铁道兵地铁部队、部分工程建筑部队和县、市中队移交给了地方有关部门；空军撤销了部队军部、高射炮兵师等等。


    同时，在消除派性，增强党性，整顿军纪，加强管理等方面，军委出台了一系列条令、条例。


    邓小平高度重视整顿国防科研和武器装备方面的问题，把装备建设列为军委的一项重要工作。他说：我们军队讲打硬仗，真正打硬仗是打钢仗。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反革命集团搞乱了科研管理和武器装备生产的体制，使国防科研和生产陷入混乱状态，这不仅使国家经济蒙受了巨大损失，也延缓了新型武器装备的发展速度，把我国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又拉大了。叶剑英提出，当前部队武器装备建设有四项主要任务：一是要把性能落后的旧杂装备淘汰一批；二是部队的装备缺编不少，要补齐，按战时编制储备；三是装备不配套的，不能用于打仗，要解决配套问题；四是部队装备严重失修的，要解决。


    为此，调整、整顿国防科技工业部门的领导班子，理顺管理体制。1975年6月19日，中央军委批准组成了以陈锡联为组长的军委常规武器发展领导小组，负责对常规武器装备发展方向、装备体制及装备的科研、生产、定型、改型和停产等，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加强部队武器装备的管理。


    同时，调整规划，突出重点。邓小平提出，要缩短战线，精简型号，突出重点。武器装备发展规划部门照此精神将武器装备的发展目标和研制计划进行了一次调整。确定在狠抓导弹、核武器研制的同时，继续以军队“打坦克、打飞机、打军舰”的需求为重点，搞好常规武器的科研、生产。对导弹、运载火箭的研制计划也进行了大幅度压缩。3月21日和5月25日，调整后的卫星通信工程研制计划、导弹核武器研制计划和常规武器十年发展计划先后获得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中央还做出了加速发展固体导弹的决定。


    为了改变军队军事训练的落后状况，为了彻底扭转轻视军事训练的现象，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如果不注意军队训练，至少在战争初期要相当倒霉就是了……”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军委决定1975年部队全面恢复军事训练，重点是抓好干部训练，联合兵种演练，争取在2至3年内解决军、师、团、营各级的组织指挥问题。为了加强正规化军事训练，总参谋部重新颁布了军事训练大纲、条令、教材等，在全军掀起了学习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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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军队的全面整顿，实质上是以邓小平、叶剑英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极端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试图消除“文化大革命”对军队的破坏和影响，恢复和发扬军队的优良传统，纠正党在军队建设上的“左”倾错误，使军队建设重新回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使之朝着“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方向前进的一次努力。这次整顿的意义在于：


    保持了军队的稳定和集中统一，阻止了“四人帮”再度篡夺军权，为中共中央顺利结束“文化大革命”在军事上作了组织准备。  “四人帮”掀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断了邓小平对全国各方面工作的整顿，广大党员、群众无不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但是军队整顿中一项最关键的工作，即调整巩固高级领导班子和强化党纪、军纪的整顿教育已经完成，即使在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叶剑英暂时离开军委领导岗位的情况下，全军仍然保持了高度的集中统一。正如事后胡乔木所说：1975年的整顿，“使军队重新掌握在老革命派的手中，成为以后粉碎‘四人帮’的首要保证和首要力量……军队大权夺回，党的阵地大为加强。”


    以改革的精神，提出了抓军队建设的实际步骤和与现代化战争相适应的治军方法。对于当时的军队建设，邓小平讲道，现在作战“不是过去的小米加步枪了……现在连长的知识要求比过去多得多，更不用说连以上的干部了。”提出“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

     区分主次，以调整编制为重点，带动解决相关问题，为我军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精兵道路作了初步的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军队的数量与质量，历来是一个国家国防力量强弱的标志，是军队建设的两项基本要素。从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军队的发展看，“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已经成为普遍性的趋势。根据军队建设的一般规律和未来战争的要求，江泽民提出我军必须实行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从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的建设方针，为我军指明建军方向，这就是“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现在，人民解放军正处于这一历史性转变之中。而这一转变是从1975年军队整顿开始的。整顿中的“消肿”实际是走精兵之路的初步探索。当时全军总人数已超过苏、美两国军队的总和。邓小平及军委领导已认识到，军队“臃肿”使大量的军费用于生活保障，不能用于改善装备，而且造成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是产生诸多问题的祸源。“臃肿”不能适应与强敌相抗的现代化战争。因此，从1975年年初邓小平的动员部署到军委扩大会议的主报告，无不把调整编制体制作为整顿的重点。解决领导班子“软、懒、散”问题，解决部队“散、骄、奢、惰”的问题，使军队变得精干。1975年的整顿，全军总员额共裁减了83万人，虽然仅消减了13．6％的人员，但是这两条宝贵经验对今天军队的精简整编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永远奋斗

叶帅丰功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