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学稼
抗战前，我只读过陈先生的一些论文，未见过面。一九三八年一月三日，我因公由开封到武汉。翌日，李麦麦兄提议同往武昌看陈先生，他拒不见。（详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香港「掌故」月刊第二期，拙作「忆李麦麦」一文。）
同年三月间，中共在汉口发动反「托匪汉奸」宣传，把从未参加「托派」的我和任卓宣先生等，同已脱离「托派」的陈独秀先生诬谤为「托匪汉奸」。关于这一大事件的经过，不久以前出版拙作「所谓『托匪汉奸』事件」有全部文献，不必再说。
同年五月五日，我由武昌珞珈山东湖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第二大队上课毕返汉口住处南京饭店，接重庆「时事新报」汉口办事处转该报总主笔薛农山函，内附三十元钞票，要我马上转陈独秀先生，何以不直接送往？为陈先生的安全。他已搬往汉口模范区吉庆里附近一成衣店楼上。我不吃午饭，按址前往，问成衣店伙计：「楼上有姓陈的吗？」「是安微的老头儿吗？他住在楼上。」由这答话，显然他不知那位老头儿是中共创立者和曾连任总书记的政治舞台上大人物。我正欲上楼，那个人又说：「小心哟，当心跌下来！」
在黑暗中，我摸上扶梯。前楼的微光，引我走入室内。那是大约八个塌塌米大的前楼。左方靠窗的墙边放一张木板床，上挂蚊帐，中有单被。床前一张方桌，三、四张木凳，两三（？）只红皮箱放在床边。看见我的室内三个人有些惊讶，因为才下课的我，穿黄布军装（我是上校教官）。也许他们以为我是受中共指使而来杀「托匪汉奸」的暴徒！
那三个人中有一位妇人，我认得是在武昌住宅拒我和李麦麦兄会见陈先生的陈夫人。另两人之一，穿短衣，身材矮小，花白头发，有胡子。我问他：「这儿有陈仲甫先生吗？」他走到我面前说：「你是谁？」我忙把名片递给他。他看后微笑道：「哟！我们是『汉奸』同志。」我知道他就是陈独秀先生。那时，每天中共「新华社」诬谤他和我当倭寇的「汉奸」。
他阅薛农山信后问我：「吃过饭没有？」我看方桌上盛好两碗饭，一碗青菜，一碗菜汤。那饭是我从未吃过的粗米。我不是有好生活的人，但那样饭菜，实无法下咽，因此撒谎说：「已吃过了。」他不客气地坐下，介绍室内另一人。这个人，是自那天起，和我友好的罗汉先生。由于他的义侠心肠，在「五四」重庆大轰炸中失踪。郭沫若曾写短文纪念他或对报纸说过他，我不能确定。
陈先生一面吃饭，一面问我许多事。他两目有棱威。我一生只见两个人有这样的棱威，陈先生卽其一。以后我常到他住处，并遇见张东荪。
这初次会见，给我以极深刻的印像。在台北，我曾见文学革命运动另一人物，卽胡适博士。在南港他的住处会见（只这一次）时，他以洋酒招待我，并抱歉地说：「厨夫不在，无下酒菜。」由这一点说明两个人的一切。
六月十五日我到他住处，他在收拾行李，室内有几个人，似来送行。他们去后，留我和张国焘先生。他告张：「你比任何人危险，应走。」又和我说关于「抗战向导」的事。
六月二十四日我乘中央银行差船离汉口，二十八日抵宜昌。以康兆民（泽）先生的介绍片，马上转民权轮。登轮后，会见陈独秀先生一家人。除了他夫妇，还有老幼，都在头等舱外席地而卧。同船，还有胡秋原夫人和在座的任大嫂。在船上无话不谈，只记得有下面一段话：
我问他：「中共提倡土语拉丁化，取消汉字是对的吗？」因为他曾发表「实庵字说」，所以有此问。他说：「中国文字是世界最好的。一本英文字典，都是单字，要一字一字记。中国文字不同。它非常科学，如木旁的字，与木有关，另一旁常是音。汉字的根本字约数百字，如有好的通文字学老师教小学生，认得字根，其它的字，多能推知，总之，比念英文简单的多。」目前，陈独秀的著作，不管内容如何，全都禁止。「实庵字说」如列为禁书，那是当前文化复兴运动的大讽刺。
三十日船到万县，我们一同登岸游公园。他嘱我打电报给薛农山到码头招呼，和代定旅馆。七月二日下午四时，民权轮抵渝，出陈先生意料外的，接的人很多，内有高语罕先生，此后到他在南京逝世止，我们成为好友，我还保留他近二十封信。当晚有刘某（似是民生实业公司的人员）为陈先生洗尘，高语罕先生和我陪席。
陈先生依薛农山请，间为「时事新报」和薛办「青年向导」写稿。不久，薛与同报主笔罗敦伟暗斗。依薛的话，罗不满该报登陈文。恰好，陈先生应民生公司之邀演说，中国必须发展资本主义才能实现民生主义。对这演词罗氏等不满，于是引起不小风波。胡秋原和我，都以为陈的话没有错，因为只有发展资本主义（我主张国家资本主义）才有力抗战，抗战成功，有资本主义化工业，才有社会主义，而「民生主义」依「三民主义」是社会主义之一。可是，罗敦伟、「民意」主编童蒙圣等认为：主张发展资本主义，是「二次革命论」，准备革国民党政府的命。罗在台北于一九五二年出版的「五十年回忆录」，关于这件事，多歪曲事实。他是事件发动者之一，却写为附和者。何以有此事？依我记忆，由于陈独秀先生发表短文「说老实话」，被汪精卫认为讽刺他。（陈曾对我评汪：「此公不说老实话」。）罗曾参加汪的北平扩大会议，当时人们都说汪授意他出面，他在回忆录中因此极力洗刷他和汪的关系。八月二十二日，汪召集全市记者开会，卽席指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由这指示，有人向国民党中央控告胡秋原（他发表「民生主义卽资本主义」）等，我因论文被「西南日报」社长汪观之扣留，自动辞主笔职。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各报宴国民党宣传部长周佛海等，周讲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接着该部宣传处长刘百闵发表一文平息了争论。这时，由资本主义与民生主义转写「二次革命论」。现在回想，道件事十分可笑。陈独秀是唯物史观者，当然以为到社会主义之路要经过资本主义；反对唯物史观的人，如反对马克思的社会形式发展的公式，那社会发展当然不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只有不推翻那公式的人，才会有「二次革命论」。
由于在渝生活的困难，陈独秀先生全家搬住江津。那地方，有第九安徽中学，有陈先生的许多友人，高语罕先生卽其中之一。陈先生住东门内郭家公馆，后迁大西门城内黄荆街八十三号。以后，他常和找通信。我留下来十多封信，多发表于「掌故」。有值得一说的事。
一九四一年二月，因何孟吾（浩若）师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兼三青团宣传处长，邀我任该部设计委员兼团宣传处组长，我因非国民党员，辞后一职。三月二十五日接陈先生信，内附五千元支票，要我面交张国焘先生，信内说：「却之不能，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原来，当局知陈穷困，由朱家骅先生赠五千元（当日这是不小的数目），被拒。朱以张为陈友，又要张转，因此，认为张「多事」的陈，请我还张，张接信和支票后说：「仲甫先生总是如此。」
在这期间，他因病曾到重庆宽仁医院诊治，住普通病房，我闻讯带橘子看他，他说话无力，表示一切都全完了的心境。翌日再往，他已于早上返江津了。这是我和他最后一面。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二日他来信说：「弟近作颇为时人所非议，托派却攻击此文为政府亲美政策辩护，甚矣此时代说话之难也。」所谓「颇为时人所非议」的论文，是指三月二十三日登「大公报」一半被禁止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他于被禁后，曾油印寄我两份。他预言：如战后胜利属于英美，由于「英无力及于远东，远东以至南洋澳洲，自然全属于美国势力范圈。那时苏俄将是两方面拉拢的奇货，英美的命运乃决定于下次大战。」他不知罗斯福的错认为只有德、日败北，我国和亚洲殖民地才能独立，却属正确。
陈先生的健康，自三月起转坏，他不能执笔，四月间他托国立复旦大学一学生带来一信，那是他口述，何之瑜笔记的，说我所写「毛泽东评传」，「简直每一事实，都是错误的」。我的「评传」是根据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而写的。他称毛与恽代英「都是党对外的喇叭，然任之（应为「润之」－－稼）起初总做过几天党的工作，这是与代英不同的」。那时，他邀我赴江津面谈中共党史，尤其是成立史。五月初我因长女燕川被庸医所误夭逝，忙于丧事。二十九日阅「大公报」才知陈先生已于二十七日下午九时四十分逝世，卽电吊唁。关于他逝世情况，六月五月「大公报」登高语罕先生的「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记得相当明白。他的善后，由江津绅耆邓燮康，和叔父蝉秋负担，墓地卽为江津大西门外桃花林邓的别墅－－康庄。邓家为这件事，曾被召问，因为谣言有人利用陈丧发动「具体而微的『新五四运动』」（高语罕的话）。当时，有多人送挽联，如陈铭枢：
董退思（时进）先生以稿费五百元代赙，另附函说「陈一生清苦，寂寞以死，然而惟其如此，乃属难能可贵。『独』之一字，陈先生足以当之！滔滔天下，能有几人？真大哲人，固如是乎？」但这笔赙金，依遗嘱退回。葬日，由重庆前往者，有北大高足张国焘、段锡朋、俞飞三人，还有当地素昧生平的人。他的遗嘱，由何之瑜和邓初松起草，并有独秀先生公子松年签字。遗嘱中最重要的，是遗稿的整理，把三十多年来患难之交的高语罕先生除外。已出版的遗稿，由胡适博士赠美国会图书馆者，均非政治性著作。那些著作，和他未写完的「自传」当然由何之瑜转呈中共。这何氏是中共派在陈先生家卧底的人，陈与高绝交，是何的作用。（高先生在我主编「民主与统一」中发表「入蜀前后」说陈晚年事，未公开此事，是为陈讳，因何在陈家干了不可说、不可说的事！）依我当年六月十六日日记，高先生给我长信，述陈先生不满他的内情，内有这段话：
「高语罕自有其所以自立为人之道，绝非他人所能毁谤，所能磨灭，然独秀因此抱着一种怀疑－－有一个三十多年的老友卖了他－－的心情入地，彼一定不瞑目，弟之痛心实在此。」
所谓「卖了他」，是指独秀先生依何之瑜的话，疑他曾匿名写文章攻击他。又策动皖人在党部大会上，引「大公报」只发表一半文章骂他为反革命。该信依嘱寄还，未抄留下来十分可惜。
我曾写信慰问高先生，他二十日覆信说到何之瑜，关于整理遗着事有这句话：「惟仲甫遗着关系中国近四十年来历史文献至巨，一有蹉跎，必失其本来面目。鳃鳃之虑，职此之由，然亦只好听之而已。」他不知道，由于时局大变，陈的遗着中，关于政治部分，全作为中共特工的档案。
高先生在五月廿三日偕邓燮康、周弗陵看陈独秀先生病后，卽知其不久人世，已写这挽联：
喋喋毁誉难凭！大道莫容，论定尚须十世后！
哀哀洛蜀谁悟！慧星既陨，再生已是百年迟！
联内「慧星」是傅斯年先生论独秀先生的话。
六月五日下午我应国立复旦大学学生之请，「讲陈独秀先生与我」，依「日记」：听者有五百人。我演讲的内容：独秀先生为青年争了许多权利，但青年却忘记他。他在中国文化史上之地位，除梁启超外，无人可与比伦，虽然他后来并没有继续这一事业。他是五四运动（不是「五四」）的主持者，他又是CP的创造人。他为国家尽了文化上的大责任，又为中国无产阶级服役。他为它，牺牲了两个儿子和家庭，但所得的代价，却是受背反他之现中共的谩骂与侮辱。这是他应受的待遇，因为他的历史任务已经结束，他的群众已经散失。我又说他死后萧条，和死于此时，是恰到好处，现在人们不纪念他，但中国人总有一天记着他。
晚年陈独秀先生的思想，和组党后完全不同。他主张抗战，卽支持政府抗日。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认为：纳粹与布尔什维主义是双生子，也就是希特勒与斯大林为同胎生兄弟。由他油印反中国托派的文件，说明他与当日中国托派是两个思想路线的人，不仅如此，他还以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不是普遍的真理。对于列宁主义，他早视为婴儿时代的鞋子。他主张民主，反对苏维埃，恰似德社会民主党领袖卢森堡之评列宁。总一句话，他回到五四运动初期的思想。在中共发动诬他为「托匪汉奸」之前，就批评他有这样过时的观点。公平历史家该做这论断：他是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由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反常，他才充当中共的创建者。在西欧，启蒙运动和共产主义，是两个时代。为着中国历史的飞跃，他不自觉地由这一阶段跳到那一阶段。如果这不能原谅，也就是不能由他的最后见解原谅他，那站在历史公案前受审判的人不只他一人。
我引拙文「陈独秀先生的晚年」长文中的末段，做这结论：
「一个人一生只能干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陈独秀先生可说是那种人之一。他的命运，是二十年代和以前良好知识分子的镜子。我迟到抗战才认识他，却留下本文的记录。他的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他根本无富贵之念－－可为我的模范；就为这一点，我尊敬他。」 | 
发表于 2009-8-12 19:4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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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9-6 19:34: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