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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苏尔特

一　比利牛斯半岛上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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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两年，拿破仑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时间。他曾经利用这个机会来割治“西班牙的溃疡”。可是，在初期，由于英将摩尔的干预，拿破仑未能在病痛刚起之时制止伤势的发展，而现在，在以后这几年，威灵顿却破坏了拿破仑的各种医伤措施，因而使其疮口更加扩大，并使毒菌蔓延到整个拿破仑帝国的身上。法军固然累次地击败了，并且继续击败着西班牙的任何一支正规军，可是，西班牙人却从这些失败中总结了有益的教训，他们懂得了把自己的主要力量用来开展游击战争。一个捉摸不定的游击支队活动网，代替了那些不够灵活，因而也较容易被捕捉的正规军。一些非正统出身而经验丰富的游击队领袖，指挥着游击队的战斗活动，从而取代了那些出身高贵却能力有限的西班牙将军。
　　对于西班牙来说，因而也是对于英国来说，一场最大的不幸，就是西班牙政府曾经企图组建新的正规军，以用来获取暂时性的胜利。可喜的是，这些正规部队很快又被法军打散了。于是，西班牙境内的法军重新陷于游击队的打击之下。这样，毒菌又蔓延开来，而不是集中在一个地点。在这场奇特的战争中，英国人最大的作用就是给拿破仑的战斗行动制造困难，并扩大这种困难的根源。使用如此少量的兵力而使对方受到这样大的牵制，这在英国历史上是一个稀有的成就。它在西班牙战争中所取得的成就，如果通过一些虽然不大但实际上却有矛盾的结果来看，就更加清楚了。这就是：一方面，英军曾经直接地与他们的大陆同盟军比肩作战；另一方面，英国又派出了好几支远征军，远涉重洋去进攻敌人的殖民地，其距离非常遥远，其目的是想在心理上给敌人以某些影响。但是这些远征的结果，与西班牙战争所产生的效力比较起来，对敌人所起的作用是很微小的，不过，站在英国国家政策的立场上来看，这些远征对于促使英国的繁荣富强是有价值的。由于这些远征，英帝国取得了不少的殖民地：如好望角，毛里塔尼亚，锡南(现为斯里兰卡)，英属圭亚那，以及西印度群岛中的若干个岛屿。
　　一般历史学家的传统观念，都是过于重视各次会战的结果，因此，英国人在西班牙所采取的间接路线在其大战略结构中的真正效果，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评价。如果把比利牛斯半岛的战争史，只看成是威灵顿进行战斗和围攻的编年史，那么其结果将是毫无意义的。英国史学家约翰·弗尔特斯丘对于这种趋势和误解，曾经作过很多的矫正。他的主要著作是《英国陆军史》，尽管他在这本书中所研究的问题也是有限的，但是，当他的研究愈是深入以后，他就愈加坚信，西班牙游击队的行动对于这次战争的结局，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
　　虽然英国远征军的存在对于产生这种影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但是，威灵顿在那里采取直接军事行动所起的作用，却是微不足道的。在延续五年的战争中，一直到法军被逐出西班牙之日为止，威灵顿使法军直接遭到的损失，包括击毙、击伤和俘虏在内，总共不过四万五千人。而根据马尔波特的估算，在这整个时期之内，法军因伤病致死的人数，平均每天就有约一百人。由此可见，使法国的兵力逐渐消耗殆尽的，使他们的士气日益低落下去的，是游击队的活动，当然也包括威灵顿的活动在内。他们把西班牙变成了人造的沙漠，使法国人无法再停留下去，否则只有全部饿死。
　　另外一个值得特别重视的现象，就是在这样长时期的一连串战役中，威灵顿进行会战的次数竟是少得可怜。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传记家们通常认为，这是因为他对于实际具有“健康的思想”，而且这是他的个性和观点的基础。这样解释行得通吗？现代的一位传记作家说过：“直接的和狭隘的现实主义是威灵顿个性的本质。这正是他产生缺点和招致失败的原因。但是，就其社会事业的广阔境界来说，这一点又使他上升到了几乎接近于天才的地步。”这位传记作家的结论，是研究了威灵顿在比利牛斯半岛的战略以后作出来的。
　　这次由英军主力分出的部分兵力所进行的远征，虽然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后果，可是在最初的时候，它却只是英军主力在谢尔德河地区劳而无功之后，所不得已而采取的一个下策。英国政府派出这支远征军，当时的目的只想拯救葡萄牙。并不曾设想什么更高深的大战略运用，没有估量到竟有这样大的潜力，以致使“西班牙溃疡”一发不可收拾。对于这次远征，威灵顿公爵曾经发表过他的见解：如果葡萄牙的军队和民团能够得到二万英军的加强，那么，法国人要想征服葡萄牙，就必须有十万人的军队；而如果西班牙继续与法国人进行斗争，那么，法国是抽不出十万兵力来对付葡萄牙的。换句话说，那就是只要用二万英军，即足以“牵制”十万法军，而且至少可以使其部分兵力无法投到奥国方面那个主要战场上去。
　　从对奥国进行间接援助的观点来看，这支远征军没有辜负人们对它的期望。可是，要它充当掩护葡萄牙的一个屏障，却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一种手段，它大大消耗了拿破仑的兵力，给英国争来了许多利益，因此，它的成绩是很杰出的。
　　威灵顿只领了一支二万六千人的军队，于1809年4月到达里斯本。当时，一方面，西班牙各地都爆发了反抗的怒火；另一方面，约翰·摩尔在向布尔戈斯发起一阵进攻之后，又向拉科鲁尼阿地区实行撤退，因而引得法军在整个比利牛斯半岛四出活动。奈伊在半岛的西北角上，企图征服加利西亚，但是久攻不下。在奈伊的南面，即葡萄牙北面的波尔图地区，是苏尔特的部队。他也把一支大军分成为若干支队在活动。维克多则在梅里达地区，从南面封锁着通往葡萄牙的道路。
　　威灵顿登陆以后，利用了登陆地点正处于中央位置这个有利条件，考虑到敌人的兵力业已分散，于是立即向北开进，去进攻苏尔特。尽管他未能按照预定的设想，把苏尔特撒在南面的若干个支队割裂开来，可是仍然使苏尔特本人产生了惊慌失措情绪。趁苏尔特来不及收拢部队之前，威灵顿即破坏了他的作战部署，在杜罗河的上游渡过了该河，从而切断了苏尔特的退路。如同杜伦尼在一六七五年所作的那样，威灵顿接着就对敌人的残部进行扫荡，使其无法进行集结。结果，苏尔特被迫经过不毛之地，爬山越岭，向加利西亚实行退却，其部队最后遭到了惨重的损失，但不是由于对敌战斗，而是因为退却行军的过度疲劳和消耗。
　　然而，威灵顿的第二次战役，却进行得不如第一次那样顺利，而且从其目的与手段的配合来看，也不那么明显。原来停在梅里达无所作为的维克多，在苏尔特“失踪”之后，随即被调往塔拉韦腊，以便掩护直通马德里的道路。一个月以后，威灵顿决定经由塔拉韦腊这条道路向马德里进攻。马德里是西班牙的心脏，这就等于直接去钻狮子口。他选择这一条进攻路线，恰好给法军提供了一个方便目标，使西班牙境内的各路法军都便于向他实施进攻。而且，把自己的部队这样集中起来对付一个目标，法军就能有效地保障自己的交通线。当各路大军分散在整个西班牙境内的时候，交通线的保障曾是他们最大的弱点。
　　威灵顿开始进攻的时候，只有二万三千人，预期对他进行支援的兵力，大概也是这么多，而且其统率者库斯塔是一位才能有限的西班牙将领。这时，维克多继续朝马德里方面撤退，在那里有另外两支法军可以对他进行支援。法军的兵力集中以后，大约能有十万人。诚如弗尔特斯丘指出的那样，“这只是偶然的结果，并非事先有何计划。”当时，奈伊、苏尔特和莫蒂埃的部队，都从北面向马德里开来。由于库斯塔的优柔寡断，加上自己部队的补给发生困难，威灵顿未能拖住维克多进行战斗。后来，维克多更获得了约瑟夫·波拿巴从马德里派来的援军。于是，威灵顿被迫实行退却。他在塔拉韦腊地区很有成效地抗击了法军的猛攻，如果不是库斯塔拒绝对他进行支援，他还打算实行反攻。反攻没有实行，这对威灵顿来说却是一个幸运，因为苏尔特此时已经逼进到他的后方来了。鉴于向西撤退的道路即将被切断，威灵顿立即向南溜走，越过了塔霍河，避免了自己的覆灭。尔后的退却虽然遭到了巨大的损失，以致部队纪律涣散，士气低落，但他仍在葡萄牙边境驻止下来，设防固守。由于粮秣不足，法军也未能对他组织追击。这样才结束了1809年的战役。对于西班牙正规军的脆弱无能，虽然早已从摩尔的教训中知道一些，但通过这次战役以后，威灵顿才真正认识清楚了。为了褒奖他在西班牙的功劳，他被晋封为子爵。事实上，他在第二年的成就才真正配得上这样的奖赏。
　　拿破仑在1810年迫使奥地利签订和约以后，一直到1812年，曾分出部分精力来关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战事。这两年是比利牛斯半岛战争最紧迫的阶段。法军在这两年中未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其历史意义的重大，与其尔后遭到的失败比较起来，或者与威灵顿在1812至1813年所取得的胜利比较起来，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英军之所以获得胜利，是出于威灵顿对于当时的军事-经济因素，有着精确的判断：第一，他估计到了法军粮秣来源的有限性；第二，他构筑了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这样，威灵顾的战略，实质上就成了对付敌人军事-经济目标的间接路线战略。
　　在主要战役尚未开始以前，仍和往常一样，威灵顿也还得到西班牙正规军的支援。西班牙的部队曾经发起一个冬季战役，可是却被法军彻底击溃了，此后，法军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在西班牙夺占了大片新的领土，并且侵入到南部的富饶地区，占领了安达卢西亚省。
　　这时，拿破仑决定亲自掌握西班牙战争的领导权。1810年2月末，他已经在西班牙集中了差不多三十万人的兵力，而且还预计继续扩大部队的数量。在这三十万人当中，他拨出了六万五千人，指定由马森纳指挥，其任务是要把英军从葡萄牙赶走。虽然这个数字也已够大，但就西班牙境内法军的总数来说，却还只有较小的一个部分。这个情况说明，西班牙境内的游击战争，对于法军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局面。而威灵顿的英军，包括由英国人训练的葡军在内，总共只有大约五万人。
　　马森纳对葡萄牙的入侵是从西班牙北面来的，途中经过古达德-罗德里戈。这样，就使威灵顿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实现他的战略企图。他极力阻滞马森纳的进军：首先，全部销毁马森纳必经地区的粮食；其次，在布萨柯以东地区进行顽强的抵抗。对此，马森纳考虑欠周，留试图以直接冲击的方法来加以克服。尔后，威灵顿退到了托里什-韦德拉什这条筑垒防线之内。这条防线横切着塔霍河与海岸之间的那个山地半岛，正好成了里斯本的屏障。10月14日，也即是开始进军四个月以后，马森纳只前进了大约320公里。当他来到托里什-韦德拉什这条筑垒防线面前时，不禁感到大为吃惊。马森纳在这条防线面前徘徊了一个月之久，始终未能把它突破，后来即因饥饿所迫，不得不后撤50公里，退到塔霍河上的圣塔伦。威灵顿这一次表现得非常高明，他既不组织追击，也不找他作战，只是尽力设法把马森纳圈在一个狭小的地区，使他的部队很难获得粮食的供应。过去，拿破仑留经痛斥过谨慎的战略家，说，“补给么？关于这些事情，用不着向我罗嗦。两万人的部队也一样可以在沙漠中生活！”在这一次，以及在以后的战役中，法军为了坚信这种乐观的幻想，不免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威灵顿始终坚持不渝地执行看自己的战略计划。而在当时，他是面临着两重威胁的：一方面，英国国内有变换政策的可能，这是间接的威胁；另一方面，法将苏尔特正在南面，经由巴达霍斯实施进攻，极力为马森纳解围，这是直接的威胁。马森纳也曾经千方百计地诱使威灵顿发起进攻，但威灵顿却丝毫不为所动。最后，他终于因此获得了成功。这年3月，马森纳被迫撤退了，当其饱受饥饿的残余部队往回越过葡萄牙边界时，已经损失了二万五千人，其中，只有二千人是真正战死的。
　　此时，西班牙游击队的活动已愈来愈积极，人数也愈来愈多。仅以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两个地区来说，就有法军的两个军，总数近六万人的兵力，一直被困在那里。他们本来是准备开进到葡萄牙去增援马森纳的，可是在几个月之内，竟被几千个游击队和若干支进行游击作战的西班牙正规部队所牵制，实际上无法开进。在南面也是一样。法军一直在对加的斯进行围攻，由于联军方面未能利用自己在巴罗萨的胜利而解除对加的斯的围攻，结果反而使他们获益，使法军捆住了手脚，屯兵于坚城之下作着毫无结果的围攻。在这几年，还有一个引起法军关注的因素，那就是英国仗着自己的海军实力经常对法国造成威胁，它可以派出部队在沿海各处实行登陆。
　　后来，威灵顿对于敌人的影响作用，主要是他的威胁，而不是他的打击。当他对这一或那一地点构成威胁时，法军就不得不随之派遣部队，因而使得西班牙游击队在其他地区获得大肆活动的机会。
　　然而，威灵顿也没有满足于只使法军经常处于受威胁的状态。当马森纳向萨拉曼卡撤退时，他即跟在后面追击，派出部分兵力封锁了北面的阿尔麦达边境要塞，同时，派遣贝里斯弗德去围攻南面的巴达霍斯。结果，他把自己的兵力几乎是两半平分了，以致丧失了进行机动的能力。幸而命运拯救了他。马森纳在重新收集了自己的部队和得到少量的增援以后，又匆匆忙忙去救援被围的阿尔麦达要塞。在弗温特斯-德奥尼奥罗地区，由于所处地形不利，威灵顿曾经一度受困，陷入严重境地。尽管他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是他自己也承认说：“如果拿破仑本人在这里，那我们是一定会失败的。”在巴达霍斯，贝里斯弗德也放弃了对城塞的围攻，而改去迎击苏尔特的援军。由于对战斗的组织指挥不当，贝里斯弗德在阿尔布拉遭到了失败，但是作战部队进行了奋勇的抵抗，付出了极重大的牺牲，最后总算稳住了阵势。
　　威灵顿现在重新集中起了自己的兵力，即使缺乏攻城器械和武器，他仍然决定再次围攻巴达霍斯。可是，他这次又把攻城的计划放弃了，很快解围而去，因为法将马尔蒙在取代马森纳以后，正毫无阻碍地向南进军，企图与苏尔特会师。两位法军将领立即制定了联合进攻威灵顿的计划。可幸的是，这两位将领发生了意见分歧。苏尔特耽心在安达卢西亚省重又爆发新的游击战争，带着他的部分兵力返回那里去了，而把剩下的部队留给马尔蒙指挥。结果，由于马尔蒙过分谨慎，1811年的战事也就逐渐地停止下来了。
　　在这些战斗中，威灵顿是冒过很多危险的。但是很难确定，这些冒险究竟给他带来了多大的利益，实际上，这并不比执行他原来的战略企图而已经取得或可能取得的成就更多。由于手中兵力有限，威灵顿毕竟不能想怎么使用它们就怎么使用它们。尽管他的绝对伤亡数字要比法军的数字小些，但是从比例关系来说，他却比法军的大得多。不过，他总算在这个战斗行动最紧张的阶段经住了法军的猛击。后来，拿破仑本人无意中帮了他的忙，使他确保了自己的有利地位。拿破仑开始准备进攻俄国，把自己大部份的兵力和注意力都转到那个方面去了。这个事实，以及游击队所造成的严重局面，迫使拿破仑调整了法军在西班牙的作战计划，改变了法军主要作战线的方向。拿破仑决定，首先集中全力彻底征服巴伦西亚和安达卢西亚，而后再去进攻葡萄牙。
　　法军在西班牙的数量，与1810年比较起来，减少了七万人。而在所剩的部队当中，至少也有九万人用于防守法军与本土之间的交通线，从地中海沿岸的塔腊果纳起，一直到大西洋岸边的奥维亚多止，使其免遭游击队的破坏。
　　当法军的抵抗已经削弱之后，威灵顿利用有了行动自由的机会，曾突然地发起对古达德-罗德里戈的进攻，并以强攻方式夺占了该城。在强攻该城时，他派遣希尔率领一个支队掩护着自己的战略翼侧和后方。马尔蒙既无力阻止希尔的行动，也无法再夺回被抢占去了的要塞，因为他的攻城装备已经被英军掳获走了。同时，他还不可能越过那些粮食已经被搜括干净了的地区，无法对威灵顿实施追击。
　　于是，威灵顿利用这条饥饿的屏障作掩护，趁机开到了南方，同样以强攻方式夺取了巴达霍斯。这一次，虽然他准备强攻的时间很短，但还是在付出重大牺牲以后获得了成功。在巴达霍斯，威灵顿缴获了法军的舟桥纵列。随后，又在阿尔马拉斯地区毁坏了法军架在塔霍河上的浮桥。这样一来，他便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战略优势，把马尔蒙和苏尔特这两支法军分割开了；他们再要渡越该河，只有经过托莱多的桥梁，而那里距离塔霍河河口已有大约五百公里。
　　除此以外，苏尔特因为粮食补给的困难和受到游击队的阻扰，被困在安达卢西亚省无法动弹。这使得威灵顿可以不受阻扰地自由行动，于是他便集中起自己的三分之二的兵力，去进攻驻守在萨拉曼卡的马尔蒙。但由于他采取了直接路线的方法，只不过迫使马尔蒙向其基地和援兵开来方向稍作后撤而已。
　　这样，马尔蒙获得增援，使得双方的兵力重又势均力敌，达到平衡程度，而且他还几度切断了威灵顿的交通线。但是，威灵顿对于自己的交通线并不耽心，因为他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交通线。有几次，双方都在平行地进行强行军，彼此之间的距离不过几百米，都力图获得一个有利的机会来攻击对方。由于拥有比英军稍高的行军速度，法军本来是占有一定优势的。可是，在7月22日，马尔蒙却因为过分地自信而犯了一个错误，因而很快给部队带来了不利的后果。他让自己的左翼和右翼隔离得太远，威灵顿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向其左翼的暴露翼侧实施了迅猛的突击。这样，法军等不到增援部队到达，即已遭受了失败。
　　然而，威灵顿在这次萨拉曼卡会战中，也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因为整个说来，他在比利牛斯半岛上的兵力，比之法军还是相差很远的。后来，有人责备他，认为他应该对遭受失败的法军残部(此时已由克劳赛尔负责指挥)立即组织追击。可是，既然当时没有获得把敌人迅速击溃的机会，那么，要想在敌军逃到布尔戈斯之前再来争取这样一个机会，似乎是不会有希望。此外，如果立即组织追击，也将使自己的部队处于危险的境地，因为约瑟夫国王可以随时从马德里派出援兵，用来袭击他的后方和交通线。
　　因此，威灵顿决定向马德里进军，期望此举在精神上和政治上产生作用。威灵顿进入了西班牙的首都。约瑟夫狼狈不堪地逃跑了。这对于西班牙的人民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兴奋剂，是抱有希望的象征。不过美中不足，威灵顿不可能在马德里久留，因为各路法军很快就赴救来了。事实上，正因为马德里这个国家中心的失守，才有可能促使分散在西班牙各地的法军如此迅速地向那里集中。威灵顿不等到敌人的迫近，就从容地退出了马德里，改向布尔戈斯进攻，从而威胁着法军同其本国之间的交通线。可是，法军由于采取就地取食的办法，并不怎么害怕自己的交通线受到威胁和破坏。甚至连一点有限的影响也没有带来什么效果，因为威灵顿缺乏攻城的装备和围攻的方法，结果徒然耽误了宝贵的时光而最终无能为力。所以，威灵顿在这次萨拉曼卡会战中取得的成功，就只是迫使法国人放弃了夺占整个西班牙的企图，而把其全部兵力集中起来对付威灵顿。这样一来，威灵顿的处境就比当年摩尔的处境还要险恶，但他仍然及时地撤退出来了。当希尔率兵前来会师以后，他又重新胆壮起来，似乎自己又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同汇合到一起的法军进行一次新的萨拉曼卡会战了。这一次，与上几次战役比较起来，法军数量上的优势虽然不大，大约只是九万人对六万八干人，但他们并不感到惶恐，因为这一次进行会战的话，已不可能由威灵顿来选择地形。威灵顿于是继续实行撤退，退到了古达德-罗德里戈城。他到达那里以后，1812年的西班牙战役也就终结了。
　　威灵顿虽然再度回到了葡萄牙边境，而且从表面看来，也没有再向前进，可是，比利牛斯半岛上的战争结局，实际上已经决定下来了。这是因为，法军为此丢弃在西班牙夺占的大部分地区，把兵力集中起来对付威灵顿，因而就不能再去对付西班牙的游击队，丧失了消灭他们的机会。这时，传来了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的消息，因而不得不把更多的法军从西班牙抽调出去。因此，等到下一个新的战役开始时，西班牙的局势已经完全改变了。
　　威灵顿获得增援以后，占有了数量上的优势，总兵力达到了十万人，但其中只有一半是英国士兵。于是，他使自己的行动更加具有了挑衅性。法军士气低落，组织纪律更加涣散，因为受游击战争的干扰比军事上的失败还要严重，因而被迫立即后撤，退过了埃布罗河，企图保住西班牙北部的一隅之地。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目的有限的任务，他们也已无法完成，因为从比斯开湾和比利牛斯山方面，不断出现游击队，袭扰和压迫着他们的后方。这又迫使他们不得不从正面数量已经不多的兵力中抽出四个师，用来对付游击队的压迫。尔后，威灵顿即逐渐抵近了比利牛斯山山地，并踏进了法国的领土。虽然其间也有个别战斗失利，但总的趋势是顺利前进的，而就比利牛斯战争来说，这只是一个战略性的尾声。
　　如果没有威灵顿给予西班牙那样的精神鼓舞和军事支援，西班牙战争未必能够如此顺利地结束。他的行动部分地吸引着法国人的注意力，促使游击战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还要指出一个有趣的疑点：威灵顿在1812年取得的胜利，是否反而使他在1813年的进攻行动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因为他使法军在1812年缩小了自己的作战地区，减少了伤亡，以致在下一个战役中，即在1813年的战役中，法军进行战争的前途反而有所改善。事实上，法军在西班牙境内分布的地区愈广，占领的时间愈长，他们就更有可能遭到彻底的歼灭。比利牛斯半岛的战争，是历史上一个很显著的例证，足以说明某种特殊形式的战略。运用这种战略的原因，与其说是故意的，不如说是由于某种直觉的本能而造成的。一个世纪以后，英国的劳伦斯把这种战略演化成为一种合理的理论，并且付之于实际的运用，不过它并未获得确定的结果。





　　现在，在探讨了“西班牙溃疡”以后，我们必须回过头来，研究另外一种战略形式，分析这种战略对于拿破仑军事观点的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