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Duffy谈十八世纪的北美战争

装甲掷弹熊

译自Christopher Duffy的The Military Experience in the Age of Reason

译自著名军事史学家Christopher Duffy的大作The Military Experience in the Age of Reason

Duffy谈北美战争

美洲的经验

美洲的士兵

法裔加拿大人是被埋没的北美军事英雄，尽管他们与北美殖民地的英裔居民人口比例是1比20，但这些法兰西人依靠他们的灵活机动、对森林的了解和使用武器的技巧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军事平衡。

较之法国殖民者的军事经历，世人更加了解英国殖民者在法国-印第安战争（1754年-1763年）中的军事作为，而独立战争（1775年-1783年）显然又要更为人所熟悉。1775年，Percy伯爵强调 “任何将北美人视作无组织的暴民的人都在犯错”。北美叛军通过法国-印第安战争积累了深厚的实践经验，Percy进一步注意到：在他4月19日从Concord撤退的途中，许多北美人以极大的决心猛烈攻击。

北美叛军最直接的失败来自他们对正规作战的无知和对军人公共生活的生疏。在1775年，许多美军死于痢疾，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在家中女性亲属们时常要求他们清洗脸和手、保持整洁和干净的生活，一旦失去了这些监视，军人们变得懒散而粗心，他们忽视保持健康的方法，变得污浊不堪，这也毒害了他们的体质” (Quoted in De Pauw, 1976, 177)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时间流逝而得以进步。

拉法耶特侯爵，作为一名志愿人员，高度赞扬了美军列兵的耐心和坚韧，他认为美军较之欧洲同行能够更快的习惯于机动作战，因为必须强迫战列部队轮流外出参与前哨任务（以免一涌而出）。(Lafayette,1837, I, 376. See also Closen, 1958, 49).
美国人“尚处在国家上升期，出身和等级的区别少有人知，士兵和军官一视同仁，军官经常被询问在自己家乡所从事的职业，难以设想对士兵的占有会和其他任何职业一样固定不变”

军事艺术的高级分支起初被认为与那些“非职业”军官无缘，但这些军官们却着手进行认真而成功的学习，进而自我提高。1777年12月，一位黑森上尉Johann Ewald注意到，美军军官普遍拥有Santa Cruz、腓特烈大王、Turpin de Crissé、Grandmaison、Jeney、Tielke等人撰写的标准文本，以及大量北美人撰写并出版的手册。“在发现这些书之后，我多次建议我们的军官绅士们阅读它们并赶上那些两年前还是猎人、律师、医师、教士、手艺人、鞋匠和裁缝的敌人” (Ewald, 1979, 108).

欧洲军队与北美军队的遭遇

在法国-印第安战争中，来自旧大陆的军官们在与北美同事们合作时发现了许多令人不快的事物。1756年，蒙特卡尔门侯爵作为军事指挥官前往加拿大，并带来了他所谓的“新观点、新原则”。在他看来，迄今为止加拿大人所进行的战役仅仅是近乎劫掠的远征而已。他疑心Galissonniere伯爵（1748-1750年的总督）所提出的吞并英国殖民地的大战略是被当地毛皮贸易的利益过度影响所致。而在同一场战争中，英国正规军官们对殖民地地方盟军的轻蔑并不亚于法军军官。“美洲人在战役中是不可靠的，他们的营帐臭气冲天，弥漫数英里。他们在精细的个人忠诚和契约义务的社会网络中生活，这往往令初来美洲的人大惑不解”(Anderson, 1984, 168)。美洲人羡慕“龙虾兵”的职业素质、优良秩序和战斗中的勇气，但也憎恶英国军官的傲慢、列兵的粗野与渎神。

几代以来，美国人总被他们独立战争时期的教官，前普鲁士 “中将”Baron Friedrich von Steuben的描述奉承，Steuben在写给一个居住在德意志的朋友的信中提到：“这个民族的天赋丝毫不能与普鲁士人、奥地利人或法国人相提并论。你对你的士兵说：‘干这个！’他便服从你的命令。但我必须对我的士兵说‘这是你做这件事的理由’，然后他才会去做那件事。诱惑在于将北美叛军总结为一种全新而高级的存在的代表，一个新时代的预兆。”

在那些细致观察美国人的欧洲人眼里，新大陆的优势并非不言自明。破除因袭的史学家Gilbert Bodinier推翻了前往美利坚的法国军官们燃烧着对独立事业的热情并将新观点带回欧洲从而加速法国大革命的观点(Bodinier, 1983, passim)。Bodinier指出事实上，除了拉法耶特等特殊个人，在战争早年前往北美的志愿者往往出于对无所事事的厌倦或是对经历和光荣的渴求（换而言之这与当时驱使欧洲人前往愚昧的土耳其帝国服役的动机并无二致）。美国人接待这些冒险者的方式令许多第一批来到北美的人感到幻灭。其后，他们的位置为1780年罗尚博率领的法国官方远征军的正规军官所取代，而这些职业军官们只不过是在履行职责而已。当法国自己的革命来临时，从北美返回的军官中倾向于共和国的比例甚至略低于那些待在国内的军官。

大部分黑森人哀叹北美叛军对合法君王的不忠、以及这些大西洋彼岸人们的挥霍无度和物质主义。依靠黑奴劳动过活的弗吉尼亚人伪善而懒惰，这令黑森人和法国人都感到厌恶。

在马萨诸塞，物质奖励的前景使得在法国-印第安战争中服役变得极富吸引力。在1756年的Crown Point远征中幸存下来的人获得了人均十五英磅的回报，这足以购买至少15英亩的肥沃处女地。对那些希望在殖民地成为土地所有者的年轻人而言，这些物质回报是强有力的服役动机。

在独立战争中，金钱与土地的许诺继续吸引着“年轻人、不谙世事者、失业者、社会渣滓” (Sellers[1974], 1976, 164)加入军队，换而言之，北美军队士兵的社会来源与欧洲同行们并无区别。至少在马萨诸塞的大陆军战列步兵和弗吉尼亚的大陆军战列步兵、民兵中，情况的确如此。在美军士兵当中，少有对独立事业的献身精神，很少有“爱国者”会在服役期限结束后选择再次入伍。战争结束后，当弗吉尼亚的老兵们要求兑现对他们的奖励诺言时，这些幸存者发现肯塔基的土地已然被弗吉尼亚的上层人士捷足先登，而这些人在弗吉尼亚军官团中处于支配地位。

对某些欧洲人而言，理想主义更加突出地显示在北美殖民地的效忠派居民身上。“人数众多的北美人，那些被称作‘效忠派’的人，是英国人的支持者。他们充当英军间谍，为他们带路。甚至加入英军部队，相对于那些捍卫自由的同胞们，效忠派以更大的献身精神投入战斗，”（Chevalier Goislard de Villebresme, quoted in Bodinier, 1983,352）

Steuben所指出的美军特点为欧洲军队的现实所反驳。在欧洲军队中，军官和士兵间的关系远非简单的主奴关系。契约的想法对旧大陆而言绝非陌生，欧洲军官们也从未将向士兵解释训练的缘由视作纡尊降贵。Ligne亲王知道，他的士兵们愿意在炎热天气中训练，只要他告诉他们这种条件将有何等好处。Santa Cruz侯爵苦口婆心地说服士兵，使他们相信抵挡骑兵攻击是可能的。在欧洲人中，至少已有一小部分人同意Quincy的观点，即“当一个人被更体面地对待时，他将更易接受荣誉感，并更倾向于尽其责任” (Quincy, 1726, VIII, 78)

那么，是否美洲的经验在战术上比之在人际关系和价值观上发挥了更大的推动作用呢？北美边远地区的来复枪手是出色的射手，并使他们自己成为英军的巨大麻烦。如许多人想象的那样：眼光锐利的爱国者神射手们将机械般的正规军军官和士兵们逐一放倒——但独立战争并非这样进行。来复枪手的战斗通常旷日持久，若无基干部队协助，这些战斗通常并不具备决定性。黑森上尉Max O’Reilly在观察1776年8月发生在Flatbush的前哨战后表示：“北美叛军和德意志人一样拥有来复枪，但他们的更长。敌军对我军开火长达四十个小时，而且Donop的猎兵像克罗地亚部队一样匍匐通过战场。敌军发射两千余发子弹，但仅仅造成十二人受伤和一名猎兵阵亡” (Atwood, 1980, 65)

蒙特卡尔门在1747年参与皮埃蒙特阿尔卑斯战役的经验使得他统帅的法军得以在1758年取得提康德罗加之战的胜利，而1781年，为美国独立而战的法国远征军更是遵循最为欧洲化的战争原则。正规战术始终是华盛顿、格林以及其他大陆军军官们心中的典范，1776年的长岛之战是独立战争中的有趣插曲：黑森人以散兵线和密切配合的小队战术击败了腓特烈式紧密阵型的北美叛军。

在法国-印第安战争和独立战争中，英军证明他们非常乐意根据当地实际情形调整自身状况。在1758年对提康德罗加的远征中，英军指挥官乔治•豪命令士兵换装。这一改变异常激烈以致一份波士顿报纸出现了如下报道：“我们（在换装后）变得滑稽异常，你们如若见到我们的身影，定会大笑不止。正规军和地方军都被要求裁掉他们的帽檐……正规军也好，地方军也罢，都放弃了他们所应有的装束——他们将外套裁到几乎连腰都遮不住。你将无法区分我们这些军人和普通的农夫。” (Haarmann,1977, 187)

1777年4月6日，柏高英中将在蒙特利尔下达了同样的命令。

因为长管来复枪需要很长时间装填，所以刺刀冲锋是对付来复枪手的有效战术，不仅如此，刺刀还是开阔地带叛军的克星。第49步兵团的托马斯•苏利文描述了1775年的邦克山之战：“我英勇英军以刺刀冲击，以致叛军无暇逃窜”(Sullivan, 1967, 233. Seealso p. 307)。然而，英军战列步兵的基本战术却的确是欧洲训练与北美战地需求的折衷产物。单薄的两列横队在法国-印第安战争中于1759年首次被采用，其后成为独立战争中英军的范式，并进而影响到之后的英军战术。大卫•邓达斯上校曾惋惜在战列步兵中“所有关于团结一致的概念均已被遗忘”，而轻步兵的战斗方式在他看来“并非建立在促使多数人投入的真实感觉之上，而是假设每个人的精神和努力”(Dundas, 1788, 11, 14)

邓达斯曾观察过普军在和平时期的军事演习，受到了深刻影响，以至于忘记了对战场条件的良好适应性也是欧洲正规步兵的一大特点。但他仍然指出了在北美行之有效的战斗方式并不适用于欧洲——欧洲的战斗规模要远大于新大陆，而士兵也必须列成堂堂之阵以阻挡重骑兵的突击。

装甲掷弹熊

残酷的战争

北美战争的罕见恐怖并不来自其战斗规模，而是参战方近乎野蛮的行为。游击战一旦展开，残酷随之而来，而游击战正是北美主要的战斗形态——如果不是决定性的话。然而，北美战场有其特有的凶残一面，那就是独立战争中的兄弟阋墙和印第安人恐怖的战斗风习。理查德•罗杰斯少校无动于衷地描述他在1755年于提康德罗加堡外杀死一个法国人并剥下他的头皮(Rogers, 1883, 34)。四年后，第63步兵团少尉马尔科姆•弗雷泽惊骇地知晓一队北美别动队（rangers）冷酷地杀死两个加拿大男孩：“我希望这个故事不是真的，但我疑心并无太多理由去质疑。那些家伙在归途中对此自吹自擂……这种野蛮行径产自北美当地居民（不管是印第安人还是欧洲移民）的胆怯和残暴”(Fraser,1939, 142)。

在独立战争中，北美叛军和效忠派在南方诸州展开了格外残酷的战争，而更多的暴行则被归于英军在纽约组织的“牛仔”和投降英军的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将军在康狄涅格州于1781年组织的远征军（American Legion）账上。独立派和效忠派均以损害对方为目的，诱使印第安人进行劫掠和破坏。

与上述的恐怖相比，1781年约克敦之战后，美军军官对英军俘虏的冷淡态度可谓温和之致。然而，那些习惯于欧洲式礼貌相待的法军军官们仍然认为北美盟友的冷漠值得大书特书。引人注目的是，在整场战争中，英美两军从未就交换战俘达成任何协定，英军俘虏在美军中受到了物质意义上尽可能好的对待，但美军俘虏们却被英军关进拥挤的废船和公共建筑，条件极其恶劣，以至于成千的尸体被埋进无名坟墓甚至就此扔进纽约港的泥淖中。伊森•艾伦上校目击了他的战友们在纽约所遭受的折磨后说道：“我走入教堂，看到各式各样的战俘们有的因为饥饿处于临死前的极大痛苦之中，有的已然无法说话，奄奄一息，却仍在奋力咀嚼屑末，其他人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并恳求看在主的份上，多少得到一些食物。低沉的呻吟充塞着我的耳朵，绝望镌刻在每个人的脸上。各种浊物令教堂变得污秽不堪，难以名状。地上尽是排泄物，我小心翼翼地试图选择一条避开它的道路，但始终未能如愿。” (Allen, 193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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