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南京浅谈抗战中的战略问题》

雪之痕

   不久之前刚刚看完《南京！南京！》，一时兴起，就有了此文。   
   说南京就不能不提到淞沪会战，中国人最熟悉的《南京大屠杀》，其直接原因就在于淞沪会战国军的失利。而一般大凡谈论战役，是不能不结合时局大势来详细分析的，故而本文之目地，既以淞沪为引子，略谈谈37年的抗战。而由于笔者以习军略为嗜好，故而更多的，笔者是围绕着战略这个角度来看这场会战、这场战争。所述观点自然无法尽善尽美，但笔者仍就会尽可能做到客观的分析和评论。同时，本文最后所作的总结，亦是笔者认为本文真正的价值所在。
   好了，废话少说，就此开始。
   一直以来笔者甚为欣赏顾剑教授与纽先终老先生两位军史学者的作品。颇为有趣的是，这两位学者关于淞沪会战的看法则恰好相反----
   必须首先说明的是，淞沪会战实际上有两次，分别是1932年和1937年两次。史学界一般把前者称为淞沪抗战，而把后者称为淞沪会战或者上海保卫战。在此，我们主要讲述的是1937年的淞沪会战，这场会战被称为抗战中最惨烈和最大的会战，历时3月，双方皆投入数十万大军（有资料说高达百万）。而对国军来说，淞沪会战是抗战前期国军精锐集结最多的一个战役，其结果却最终失败，不得不令人殊为感慨和好奇-------
    曾据闻毛泽东主席在淞沪会战打响的时候就曾经谈到过这场会战对于整个中国的战事而言，其战略意义并不高。纽先终先生也是如此认为，其理由如下。
    一、淞沪地带水网丛生，固然不利于大兵团运动和机械化程度较高的日军作战。但这点其实是面向双方的，对于装备更为落后的国军来说，其实很难说会比日军有利。
    二、37年在淞沪的数十万国军，尽管号称国内之冠，但总体上与日军相比仍属于不对等的劣势。而少有的几个能与日军比美的德械师也基本属于打光就完的奢侈品。所以鉴于此，把这些有限的精锐放在狭小的地域与日军血拼，实在不是高明的做法。历史上，37年淞沪会战国军投入数十万大军，血战数月，其精锐如德械88师等固然杀敌不少，但自己也近乎损失殆尽。而到头来，几十万将士在淞沪的殊死奋战并没有阻止日军占领上海地区，同时也耗尽了国军能用于保卫首都南京的力量。人们后来回顾南京的惨剧，固然一面悲愤于日军的残暴和国MD方面的无能。但事实上以军事角度来说，至淞沪的血战后，国军兵疲师老，已经没有多少能继续作战的可能。所以南京城防军固然尚有十数万人，但其实多数是前线撤回来的单位，虽不说完全没有战斗力，但确实质量不高。而且事实上，国MD在南京外围的保卫战是尽了力的。
    然，几十万将士血战数月，最后的结果却仍是国土不保，六朝古都南京更是被铁蹄蹂躏，回憶歷史的沉痛之余，我们不尽要问，难道當時就没有更好的方法了吗？？
    纽先终先生对此的看法是，其实国军压根就不应该主动打响淞沪会战，也完全不应在淞沪地带投入几十万大军与日军血战。首先是，以现在的一些资料看，日军在37年并没有主动开辟上海战线的想法（当然，37年以后会不会就说不准了）。而其次，如果，注意，是如果。如果当年国军能以较强的主力北上依托山西太行山等地威胁华北日军南侵部队的侧翼，而淞沪方向的国军则有计划的机动作战，最终依托吴淞一带构筑的国防工事防御。那么整个南京、整个抗战的结果说不定就要彻底改变。
    然而此计划的一个首要条件是，日军的主攻方向只在华北。也就是说，如果日军当年在华北取守势，而以海军为依托入侵中国的腹地上海甚至广州一代，那么整个态势对于国军来说就会非常不利了。
    及此，恰与纽先终先生相反的是顾剑教授的观点。诚固然，淞沪一带的水网地形对于装备低劣的国军是很不利的，但相较起华北的开阔地而言，至少说国军不用面对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大规模日军穿插。同时，主动打响淞沪之战其实有不少好处，最好的情况是迅速彻底的摧毁日本在上海的小租界，这样的胜利固然在单纯的军事上意义不高，但在政治上却能鼓舞国内的士气。而退一步说，即使无法达成上述的目地，能把日军的注意力引向淞沪地区，则这样仍可以很大程度上减轻华北国军的压力。
   两相比较，咋一看我们还确实无法评价谁更妥当些。为此，我们就必须换个角度，以战前Z国军队的部署位置和上述两种方法可能的变数来加以分析。
   非常遗憾的是关于战前三个月Z国军队的相关部署资料笔者已经遗失，但相信有心之人如果去考究必将发现纽先终先生的设想并非没有实现的机会。然而纽老的构想却也有个理论上的问题，依托太行山等地固然有利于防御，但能否按预期对日军侧后加以骚扰则很难说。高地之险固然使进攻方攻击不易，但若攻方有效利用，比如封锁主要出击口并配以一支精锐的机动部队，那么防御方也同样很难进行有效的袭扰战。而且，我们也确实很难相信日军会在侧翼不安全的情况下贸然南下，历史上日军在华北方面的战事结束后，就派出了第五师团对山西做初步的试探。有鉴于此，纽先生的构想应该说原则上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但主要的问题在于，37年的形势使国军鲜有机会能进行如此需要高度协调的作战部署。
    某种程度上说，这场始于37年的八年战争对于双方而言，其实多少都显得仓促了。
    我们先说Z国方面。37年的Z国，无论如何也说不上铁板一块，即使以蒋介石这样的权谋好手，也不过勉强保持着国民ZF的表面完整。旧时代如桂系、川系等等军阀依旧在青天白日旗的背后暗暗掌控着己方的一切，而即使是中央军本部，其内部也充满着内斗和敌对。在当时的局势下，政治人物的筹码完全取决于军队，再好一些则是拥有一定的地盘。如是淞沪会战中英勇作战的孙立人将军所统帅的税务警卫团，其实无论在装备还是人员的选拔上，完全是由国民ZF财政部长宋子文一人掌控，实质上属于宋子文的私人武装。 而中央系统本身也是派系众多，如是最出名的就有陈成的“土木系”。军队统一指挥都很难做到，可以想象这样的部队如何能克敌制胜。
    而在具体的作战构想上，公允的说包括国MD在内，早在20年代Z国就有不少军政人士预见到了中日间几乎很难避免的战争。同时据后来披露的史料看，蒋介石本人很可能在很早以前就预见到了中日间未来的战争。对这个说法最好的证据是，蒋介石对于德国军事顾问在20年代国防构想建议的采纳。
    早在20年代中原大战前，蒋介石就极力聘请德国方面的优秀军人来华帮忙构建Z国现代化的国防力量。而从魏采尔到法肯豪森，基本上来华的德国军事顾问都在报告中提到中日间未来的战争几乎不可避免。同时，德国军事顾问也一一在为蒋介石寻找解决之法。这其中，又以法肯豪森在35年8月20日的《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最为详实。其文节选如下；
    “目前威胁Z国最严重而迫切者，当然日本。日本对Z国之情，知之极悉。其利害适与Z国相反，故必用尽各种方法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与图强，至少设法迟延其实现---设想则政府有坚韧意志，断无不抵抗而既承认敌方要求，沉默接受。鄙意民气，既是造成抵抗意志，故不容轻视。苟领袖无此种意志，则人民亦不肯出而抵抗。抵抗意志必须有实力之兵力，方有固定之基础，目前中国陆军，故不能担任新式战争，但未若不可用作持久抗战，迫使其增加兵力，一切重要莫过于成立虽小而极端新式之国防军。”
  “一旦军事上发生冲突，华北既直接受威胁，若不战而放弃河北，则陇海路及重大城市，既陷于最前战区，对黄河防线，不难由山东方面，取席卷之势。对海正面有重大意义者，首推长江。敌苟能控制中国最重要之中心点，直至武汉一带，则中国之防力已失一重要之根据，于是至内地，中国截分为二。”
   “目前国军主力，具集中于南部、西部，宜速抽调可以节省之兵力，分驻各区，使能应作战之用。凡作战所用部队，宜集中于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区间。北方则掩护陇海路及沿路有关生存之设备，故最初抵抗区务必向北推进，是以沧县、保定之线宜绝对防御---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东部有两事极关重要：一为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两者有密切之连带关系。次之为武汉、南昌，可做支撑点，宜全力固守，以维持通广州之联络。终之四川，为最后防地。”
    人们固然也会说，蒋介石之所以聘请德系顾问，实质上是为了对付中G。没错，但人们所忽视的是，中G在当时只是蒋介石要一统Z国的敌人之一，而且尚不算是最迫切的敌人。如果蒋介石及其最高统帅部对于中日战争毫无预见的话，那么就完全没必要按德国顾问的建议，在吴淞一带修筑国防工事了。那么，既然国民政F很早以前就预见到了战争的可能，为何却仍旧在战争中显得那么仓促和准备不足呢？？
   实际上，所谓预见中日间的战争在当时来说并不算什么特别不能想象的事，困难的在于这场战争究竟会在何时爆发以及有什么应对的方法。本质上这要求处于弱势的一方时刻准备着，但这点对于国民政F来说却恰恰是最致命的弱点之一。国民政F中不乏有识之士，但其刻入骨髓的派系和内斗却使得这个组织即使有好的计划也殊难执行。除此而外，国民政F在总体战略的把握上其实有其局限性。自民国瓦解以来，中国大地上战乱不断，动辄我们都能看见数十万人的惨烈战争和伤亡，但其中真正能与同期西方甚至日本相比美的职业士兵却非常稀少。往往一支军队鱼龙混杂，既有被强抓来的壮丁，也有战场上走过几遭的老兵油子。不过这些老兵的经验也多仅局限于旧式战争的经验，大量的官兵对于日军战术和装备的理解非常稀少，部队官长也很少有去主动研究别国的军事技术。对于他们来说，从军的目地是为活命，而当官的目地也不过是为了更好的获得财富和物质享受。同时对于他们来说，纷乱的局势也使得他们几乎没有这个时间。蒋介石政F的一系列措施和不断的战争固然或多或少提高了中国人对战争的适应能力，但综合起来中国的军队依旧与日军有很大的差距。此外则更有别于双方高层的军事水平，蒋介石政F的决策层中不乏是身经百战的将军，但他们的经验多是旧式战争，人们的惯性也一般会把经验停留在才发生过的事情上。他们所缺乏的是另一种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即合理的联想推演能力。而即使是蒋介石本人，虽然不能说他在大战略角度上毫无眼光，但的的确确他缺乏足够完成他构想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我们在后来一般都承认蒋介石有“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设想，但鲜有人了解在39年，蒋介石还曾意欲发动一次全面的反攻。这场反攻在历史上得到了部分的实现，现在一般称之为“冬季攻势”。然而尽管普遍认为日军在那次攻势中受损颇重，但其实这跟斯大林在1941年末不顾苏德战场实际形势擅自发动的反攻一样，白白损失了大批兵力却对整个大局没有多少好转，甚至还变向加恶了。其结果，日军在40年相继发动进攻，以至于直到接近43年末国军才缓过这口气来，而为此所损失的代价却是难以估量了。也当然，战争作为一个双方互动的活剧，很难说哪怕是军事天才就可以完全没有失误，对于历史人物我们也确实应该报有历史之同情。但不管怎样，错了就是错了，尤其对于人为的错误，这是不论如何也无法推卸的。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的不足在于，一方面他必须任命前线指挥官以进行具体的作战行动，另一方面却又因信不过大部分高级将领而遥控干涉具体的军事部署。如此，这两者就构成了一个勃论，以至于随着距离越来越远，国军的整体反应也越来越慢。诚既如此，又怎么能打好仗呢？
    而相对起来的日军方面，固然有相对先进的技术装备和较强的军事素质，但就战略上说倒是跟国军难分伯仲。
    一个国土和国家战略力量都极为有限的日本，在当时倘若有全面侵吞中国的想法，那么其计划一般而论就要避免长期的消耗战。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在一开始就投入自己所有的力量对敌予以最沉重的速决打击。日军贵速不贵久，这起码是一切清醒的军界人士对当时的中日局势一种最基本的认识。然而，日军并没有这么做。时至今日我们不尽会想，设若当年日军在37年战争之初既以其所有力量武装50-60个师团，配以海空军主要作战部队在几个战略方向。如，华北平原（此为正面战场）、上海（此为浅纵深迂回）以及广西一带（可做大纵身迂回亦或说真正的隐蔽战略）发动全面性打击。那么战争的结果将是什么样的呢？？事实上，上述几个方向恰恰也就是历史上日军的行动方向，只是并没有联系在一起行动密切协调罢了。37年开战之初，日军首先如我们所知道的在卢沟桥动手，所用之兵力如果包括华北各地总计4万伪蒙古军和17000治安军在内的话。那么，日军在开战初的战斗兵力大致在6-8万之间，也就是说其纯日军士兵大概在2万左右。其中北平城方向以（日）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为最大作战单位（仅仅就77事变当日）。有趣的是，当77事变爆发后，直至7月25日，也就是说在过了18天后，日军华北方面作战兵力才集结至6万余人，注意，这是纯日军兵员了。而在7月28日上午的北平城作战行动中，参战日军仅仅拥有朝鲜军第20师团，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约1万人，100余门大炮和装甲车。同时辖数十架飞机掩护。更令人好奇的是，仅仅在77事变后的第三天，中日双方交战部队曾达成口头停火协议。这就很奇怪了，倘若说参战日军以及密谋高层确实有意发动全面战争，那么何至于在事件爆发直至第18天后方才集结了6万兵员呢？又或者换个角度上说，倘若日军一开始就秘密集结这6万日军，那么事实上在7月7日当天他们就早已经取得了北平甚至于华北的控制权。
   及此，人们的第一反驳是，日军若做如此规模的战前集结，那么中国方面岂会不知道？但问题在于，当德国在1941年的苏德边境集结高达100多个师好几百万军队的时候，斯大林及其一干领导人还是认为，这是希特勒为了进攻英国而作的详动。然而这种想法，却在41年6月战争开始时，使苏联差一点就宣告战败。
   除此而外，人们反驳的第二个理由在于，这似乎忽略了当时日军的后勤能力并不足以支持其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若以历史观之，却又令我们不尽疑惑了。
   1944年4月17日至12月10日，日军在面临战败之即发起了近乎绝望的大陆反攻，其间日军动员总兵力高达51万。第一阶段，日军以14.8万人进攻河南，至6月2日河南方面作战基本结束。而同时期，也就在5月，横山勇指挥8个师、1个飞行团和海军一部，共20余万人展开长衡会战，本此作战至8月8日结束。同月，也就是8月29日，日军向广州进军，第6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奉命指挥第11、第23集团军、第2飞行团(飞机约150架)和第2遣华舰队一部，共约16万人展开桂柳会战。同时其间辅有日南方军一部。至12月10日，历时8个月作战，日军基本完了其作战初衷“打通大陆交通线”，并同时歼灭国军50-60万人，横越20余万平方公里。当然，本次会战的成败及其作战行动在战略上的意义并不作为我们此间讨论的问题。但起码有一点，这场号称抗战中日军兵力动用规模最多最大的豫湘桂战役。它不单向我们表示了日军有这种组织大规模战略作战的能力，同时也反过来说明了国军在面对这种大规模作战上是有很大欠缺的。既然如此，倘若不是在日本已日薄西山的44年，而是在37年日军各方面都尚处于健全期的时候，就发动比豫湘桂战役更大规模的战略进攻，那么历史又将如何演变呢？？？
   比較妥當的看法是日军高层应有的理智被其政治野心所蒙蔽，以至于最终深受其害。这可说是政治和军事分家的又一真实佐证。
   而这点对今天也有几个潜在的意义。其一是，既然我们都从上面再次看到了军事和政治分家的恶果，那么在未来的战争如何使军方和政界人物达成一个相对平衡和互助也就成了未来国家最高统帅的主要职责。在今天，国家组织中的人事考核就如同文理分科的谬论一样，本质上两者是相互联系、难以分割的，但却被人为强制的区分。其结果既无法造就单一方面的专才，很大程度上也消弱了整体组织的能力。军队里重理轻文纯属于无知，把文理之分当成文武之分更是荒缪。自古以来凡是军事装备上的最大进步，往往都源于一些科学家非军事目地的科技创造，如是电话、电报、汽车、飞机--------等等。自古以来也很少见过出色的武人是不看历史而专功工科的。
    而其二，日军当年所犯的错误在今天也形成了一个潜在的盲区。近几十年以来我们关注于军事理论的发展，大部分都认为未来的战争更趋向于小规模的冲突和地区性的局部战争。这些说法固然不能说不对，但问题在于谁又能保证战争规模就一定是局部性的战争呢？又或者说，如果一旦面对全面性的战争，我们如何去抵御？近几十年来，人们之所以认为战争规模已经大幅度缩小，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核武器的产生。其实，核武器尽管确实威力无穷，但却并非人们一般想象的那样几颗核弹就足以把一个大国彻底摧毁。实际上即使是美苏冷战交恶最紧张的时侯，双方的核武器拥有量都是惊人的。就已公布的数据，美苏当年各自拥有高达300枚战略导弹，近万枚核弹头。基本上可以把彼此毁灭过好几遍了。如此超量的核武器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核武器仅仅是军事手段，它既非战争的起因也并不能完全决定战争。而同时，也从来没有人规定赢得一场战争就必须要用军事手段。在今天，人们认为战争规模缩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武器杀伤力的进一步扩大，但从来战争的目地就是胜利。而为求胜利，人们往往可以牺牲一切。微观点说，武器杀伤力的进一步扩大确实也造成了人们对于战争残酷的认识，以至于战争规模更趋向于谨慎和缩小。但问题往往在于，这些谨慎和缩小的战争常常很难决定胜负，大国间的战争尤其如此。因而对于想发动战争的国家来说，其选择只能是要就不打，要打就要动用国家的一切力量打到最后。而如果假设它的对象国同样是一个大国的话，那么这种战争的规模就必然是规模空前、石破天惊的。这正如19世纪以来，工商业资本的高度运作导致了人们对于资源的进一步需求，而当多国的需求共同作用产生矛盾时，其最后的结果就要求战争来决定胜负。30年战争前，一场10万人的会战往往就决定了两个国家间的胜负和国运。而到了拿破仑时代，10万人的会战不过是两国战争的一个阶段罢了。更进一步等到两次次世界大战时期，10万人规模的战斗则更多是战争中的无数场战役罢了。可预见的未来，尽管我们已经很难再见到数十万人的大兵团在平原阔野里厮杀，但国家以少则数十年多则上百年的准备来谋划的一场“跨时间跨空间的无限制战争”却并非不可想象。而在这种战争中，我们每个人无论愿意与否，我们的日常活动、我们的一切都将被归于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中去。
    这正如《未来战争》中的描述一样：“在未来，人民的生活既是战争”。

后记：
    由于本文写作仓促，关于抗战中双方战略上的得失，很多不足尽望谅解。实际上笔者的初衷在于阐述这场战争中双方战略中的一个点，这个点固然无法作为对这场战争中战略成败的最后考量，但却还是能达到一个相对高度的重点。而更为重要的是，笔者写此文的最主要目地乃是在于引申人们对于未来战争的联想上。毕竟往往我们只有借鉴历史，才能更好的看清未来。
                  
                        怀雨
                   公元2011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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