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元帅达武
第五章·元帅权杖
自从1793年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之后，法国政局一直陷于动荡。议会多数席位先从君主立宪派转移到共和主义吉伦特派，再继续向左倒向“民主主义”雅各宾派。1794年夏天，热月党人终止了政府的左转倾向，局势重新右转。在接下来的5年里，持续的权力斗争使得政府效率低下。督政府必须和残存的雅各宾派和日趋强大的保王派斗争。在1797年果月政变中，督政府削弱了保王派势力，但并未能全歼。督政官们欢送波拿巴将军前赴埃及远征，因为一个满载胜利果实、受到人民欢迎的将军赋闲在巴黎，本身就是对政府巨大的威胁。
截止到1799年秋天波拿巴从埃及返回时，法国已经对低效率的政府十分不满。当时存在着不少推翻督政府的阴谋，但是来自军队的支持是政变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波拿巴将军凭借着军队的支持完成了雾月政变，虽然过程有所波折，但至少结果是成功的。波拿巴修改了由埃马纽埃尔··西哀士（Abbe Emmanuel Sieyes）草创的1799年宪法，以便他能够以第一执政（First Consul.）的名义实现对于法国的独裁统治。为了尽快巩固政治地位，他在政变后立即开始处理督政府未能完成的政务。 首先是镇压旺代保王党叛乱。在1799-1800冬天，叛乱被平定。到了来年春天，他已将所有的注意力转向法国面临的外部危机。
1798年纳尔逊夏天取得了阿布基尔海战胜利，以及法国占领了马耳他和埃及，英国开始建立第二次反法同盟。土耳其首先加入同盟，紧接着是俄国。那不勒斯于1798年12月与英国达成谅解，而奥地利，因为前一年不情愿地签署了康波福米奥和约，并且正在承受着和约带来的损失，故而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同盟。督政府重启战端的拙劣决策导致了各个战线的反攻。尽管到波拿巴回来的时候，法国已经脱离了危险境况，然而法军已被赶出意大利和德意志，使他在1796-1797年战役中所取得的所有成果全部作废。
在1800年春天，第一执政带领着法国后备军途经瑞士，穿越圣伯纳德山口到达波河河谷。在此地，他指挥了生涯中最著名的战役之一，马伦哥战役。当波拿巴准备跨越阿尔卑斯山时，达武和德塞于5月5日登陆土伦。达武一进入法国领土就向第一执政以及战争部长卡尔诺写信。他不确定波拿巴如何安排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得到前埃及军总司令的欢心。达武的密友之一，安多什·朱诺（AndocheJunot）将军，在前者回国之后对他的妻子说：“第一执政不喜欢达武（原文），因为在埃及的时候，他和那些敌对波拿巴的人有所关联。我不知道他是否会被列为第一执政的敌人，但我认为达武激发了波拿巴的厌恶之情，就像有人能够娱乐他人那样。我对此感到遗憾，因为达武是我的伙伴，也是个聪明人。”朱诺夫人继续写道：“波拿巴在埃及的同伴提供了证据，这种厌恶来源与达武的邋遢（原文），在那时他是最邋遢最不修边幅的人——拿破仑十分厌恶邋遢作风，因为他自己总是整洁干净的。”更多的证据见于路易·安东尼·布里昂（LouisAntoine Bourrienne）的回忆录。在达武返法后，他曾与波拿巴有过对话，布里昂问她：“你如何做到长时间与一个被你称作野兽的人相处？”第一执政回答道：“我并没有充分了解他。他实过其名，你也会忍受他的缺点的。”波拿巴最终“克服”了对达武的厌恶，但这却解释了为什么在1799年8月时，达武没有像其他未来皇帝的“朋友们”那样跟随波拿巴返回法国。
这种厌恶被接下来的安排抑制。达武被命令继续完成工作，紧接着在波拿巴离开埃及之前，被授予师长军衔。波拿巴开始认识到达武的功劳。这里也必须指出，达武公开反对克莱贝尔和他的撤退政策，这使得他得到了第一执政的喜爱，因为波拿巴有着同样的想法。关于这一问题，德塞在到达土伦之后，认为有必要向第一执政写信解释他在阿尔阿里西会议中扮演的角色，其随后得到了第一执政的回复与训斥。然而达武却得到了很好的回复——这令像朱诺夫人这样的旁观者十分震惊。“达武（原文）”，她写道，“自返回后，达武在拿破仑面前矫揉造作，而拿破仑不仅友好回应地回应他，甚至给了他更多的赏识、任命和荣誉。”
在1800年5月14日，第一执政给巴黎的另两位执政（西哀斯和罗歇·迪科）：“我希望你们在官方公报中提到，德塞将军和达武将军已经到达土伦，简短表述一下，这两位将军在我离开之后，他们一直保持着在荷兰和莱茵战役中取得的荣誉。”与此同时，波拿巴写信给达武：“公民先生，我很高兴听闻你已经大大到达了土伦。这场战役（第二次意大利战役）才刚刚开始。我们正需要像你一样优秀的人员。你要相信，我没有忘记你在阿布基尔和上埃及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当你的隔离期结束，请返回巴黎。”然而事实上当时只有德塞被任命参加意大利军团，于是达武前往巴黎。在途中，他在拉维耶尔停留几天，和家人团圆。在七月的第一个星期，他到达了巴黎，几天之后，第一执政从马伦哥战场胜利凯旋。
马伦哥是拿破仑战争中最伟大的胜利之一，但达武却失去了一位亲密而真挚的朋友。德塞将军刚刚过完检疫期，就立刻被波拿巴叫去参加意大利军团。他在马伦哥战役当中功勋卓著，甚至为之牺牲。在他们两个相处的三年时光里，达武崇敬德塞，就像学生崇敬老师。在莱茵战役的最后阶段以及整个埃及远征中，达武从这位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战争技巧。在这些年里他们亲密的私人关系不断发展，在倒霉的埃及远征中他们共同克服困难，这使他们的友情达到了顶点。因而，德塞的死让达武非常悲伤。波拿巴同样认识到自己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将领，一位在将来近乎无止尽的战争中可以发挥更大才干的将领，所以他庄重地将德塞的遗体埋葬在阿尔卑斯山圣伯纳德山口的顶峰，俯视着整个意大利。
马伦哥战役并没有结束整个战争。奥地利人不承认失败，所以他们根据战后签订的停战协定，暂缓休息以重建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军队。并且他们和英国签订协议，在1801年初之前不会和法国单方面议和。他们休息以争夺时间，而波拿巴却急于取得和平。马伦哥给予他巩固政权所需要的军事胜利，但现在为了充分稳定局势，他需要和平。因而他采取了休息政策，就像奥地利人那样，重建并补给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军队。鉴于反对势力可能复燃，达武注定不可能在巴黎无所事事。在1800年7月4日，他接到了战争部长拉扎尔·卡尔诺的书信，宣布他被提升为师长。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被任命为师长。他在大革命高潮时推辞了这一职务，因为他担心这一高位所带来的责任，也因为自身的政治背景带来的困扰。在波拿巴离开埃及之后，克莱贝尔重新授予他这一职位。在那时他是一位师级指挥官，但他又一次拒绝了提拔，因为他不想使得这次提拔与阿尔阿里西会议联系起来，尤其是他本身反对这一会议。另外他认为这个职位是克莱贝尔为了取得他的支持的贿赂。然而现在他从埃及返回，这次升职来自第一执政，因而达武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提职。在提职通知，他将被安排到意大利军团，指挥整个意大利军团的骑兵。
7月11日达武向第一执政告别，准备出发任职。在经过意大利骑兵供给站第戎时，他安排了重要物资船运至各个驻点。到达军队指挥部米兰后，达武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尴尬的情况。从革命战争早些年份开始，特别是在波拿巴将军于1796-97年取得重大胜利之后，在意大利军团和莱茵军团当中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猜忌嫉妒。在波拿巴第二次意大利战役之后，更是明显分化成两群人，或者直接一点的说法是，两个派系，将法军一分为二。意大利派曾在波拿巴手下服役，他们支持他并且得到了他的偏爱，逐渐形成一派。另一派则是在莱茵军团服役的军官。莱茵军团的人除了听说过波拿巴的名声，很少有人真正了解波拿巴。他们觉得他不过是运气极佳罢了。他们认为自己在莱茵战役中劳苦功高，荣誉却被意大利军团夺走。莱茵军团的很多将领都有很强烈的共和主义倾向，这也使得他们声名远播，而他们对第一执政的政治野心充满怀疑。这种情况在很明显地体现在：莫罗将军指挥的莱茵军团，奥热罗将军（他曾在1796-97年于波拿巴手下服役）指挥的莱茵左翼军团，以及贝尔纳多特将军指挥的西部军团。这三个人都十分嫉妒波拿巴迅速的权力攀升。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莱茵军团所有成员都认为是共和主义者和反波拿巴分子，也不能认为意大利军团所有成员都拥护执政府和波拿巴，但是两方的相互嫉恨确实非常严重，甚至有可能涵盖了整个法军内部。
在加入了意大利军团后，达武发现自己无疑成为一个外来人——尽管他已经是一个坚定的波拿巴分子。一位第二次意大利战役的老兵，拉布瓦西埃将军指挥着骑兵。他之前的军衔高于达武，此时却只能不情不愿地放弃指挥权。波拿巴之前任命马塞纳将军在他离开之后管理军队。马塞纳想要解决这一职务矛盾，他把轻骑兵划给了达武，把剩下来的重骑兵留给了拉布瓦西埃。两位师长都直接听命于马塞纳，所以拉布瓦西埃不会在达武面前矮上一头。达武意识到了自己被当作外来人，为了不造成更多糟糕印象，他接受了这一折中方案，这一方案同样得到了波拿巴的认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达武开始着手应对敌人越来越有可能的反扑，而协商越来越不可能带来和平。
到了1800年10月，第一执政意识到奥地利在拖延时间，并且丝毫不接受他所提出的条约。他们实际上和康波福米奥和约时如出一辙。因此，在11月8日，他终止了停战协定，命令他的军队开赴维也纳。和1796-1797年、1800夏天的战役不同，这次决定性的战斗没有发生在意大利而是发生在多瑙河流域。在12月3日，莫罗将军于巴伐利亚的霍恩林登击败了奥军主力，几乎毫无阻力地前赴维也纳。南路方面，麦克唐纳将军带领着小股军队穿越了施普吕根山口前往北意大利，前往支援纪尧姆·布律纳将军（Guillaume Brune）的意大利军。
然而，由于缺乏波拿巴将军的指挥，意大利军并没有取得像在马伦哥、里沃利、阿尔科拉那样的胜利。
布律纳被要求等候雅克·埃蒂安·麦克唐纳（Jacques Etienne Macdonald）的到来。在此期间布律纳反复侵扰奥军右翼和后翼力量。故而战争重启的前三周里，麦克唐纳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进攻。仅仅是在被敌人严重刺探之后，布律纳真正发起了战役（12月17日）。12月25日到26日，在Monzambano附近一次主要战斗中，达武表现出色，他带领着几支骑兵团，摧毁了奥军中心力量。奥军在海因里希·贝勒加德的指挥下，撤回到阿迪杰河地区。在1801年1月1日，布律纳命令于布索伦戈渡河。在这个精妙的调度，贝勒加德将军通知法军，12月25日两方于中多瑙河施泰尔签署了停战协定。当莫罗的胜利之师到达莫尔克，距离维也纳只有50英里，奥皇弗朗西斯二世决定认真谈判，及时从第二次反法同盟抽身。布律纳遵循来自巴黎的指示拒绝遵守停战协定，直至贝勒加德撤到皮亚韦河左岸（位于威尼斯东20英里处）。贝勒加德并不希望放弃下波河地区和阿迪杰河河谷，故而战争继续进行。这位奥军将领听闻将得到提洛尔的补给，倍受鼓舞。
意大利军团左翼军队由邦·阿德里安·蒙塞将军指挥。在上阿迪杰河，蒙塞俘虏了劳东将军的军队。麦克唐纳占领了特伦特城，切断了敌人的补给。但劳东将军运用智慧挽救这一情况。他向蒙塞派遣了一名使者，告诉他两周之前布律纳将军和贝勒加德已经在斯特尔签订了停战协定。蒙塞答应，只要奥军从La Pietra城堡(奥军在他之前已经占领了此地)和特伦特撤退，他就会减兵。劳东先于德塞发现，麦克唐纳已经占领了特伦特城，于是他满心欢喜地撤退出了他无法守住的La Pietra城堡。蒙塞着实相信他们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整个意大利提洛尔地区。但当布律纳被告知蒙塞允许劳东撤退时，蒙塞以自己的指挥使布律纳放宽心。达武很快接管了蒙塞的部队。但是达武意识到情况危急，并且自己也不可能被蒙塞的人接纳，所以仍旧掌管着自己的骑兵队。达武和蒙塞合作，但没有交出自己军队的指挥权。他穿过特伦特前往布伦特，再向下游袭击巴萨诺的奥军左翼。当弗兰西斯二世的全权代表到达法军司令部时，蒙塞和达武即将取得胜利。两天之后，1月16日，和约签订，战争结束。
这份和约完全满足了法国的目的，仅有一个除外：布律纳不经意地忽略了曼图亚的归属，而曼图亚恰恰是通向下波河河谷的要地。他宣称，如果奥地利人不撤出曼图亚，那么和莫罗签订的和约无效。奥军无力重启战端。在1801年1月26日，一份新的和约重新草拟，它划清了吕内维尔协定的范围，最终由约瑟夫波拿巴和Cobenzel伯爵签署。
吕内维尔协定终结了第二次反法同盟。直到三月底，欧洲大陆最后一个交战国，那不勒斯最终求和，但南意大利的战端仍旧持续，并开启了国际争端的全新时代。尽管英国还和法国处于交战状态，欧洲还是得到了一次重要的喘息。但在取得和平之前仍旧存在许多障碍。埃及留存的法国军队威胁着英国在印度的利益，而英国在1800年9月5日占领了马耳他，取得中地中海控制权，波拿巴对此也难以接受。英国占领马耳他唤起了第一执政不愉快的情绪，因为此前在埃及远征中，他一直对这个岛屿保持着浓郁的兴趣。然而最终这些阻碍和平的障碍被克服，这些障碍包括法国持续占领荷兰，以及北欧诸国组成的对英武装中立。在1801年初秋，被英土联军俘虏的埃及远征军结束了这场不愉快的远征，扫平了和平的主要障碍。英国在哥本哈根袭击丹麦军舰（1801年4月2日），足够证明除了丹麦，俄罗斯、普鲁士和瑞典减轻了对英敌意——至少在海上——武装中立联盟瓦解。而对于马耳他和荷兰，英法同意撤退军队，恢复合法政府。自此，亚眠和约基本形成。1802年3月，英吉利海峡两岸厌恶战争的人民们怀着欢喜激动之情迎接亚眠和约的正式签署。
亚眠和约十分短暂，事实上无异于休战协定。在15个月以后，英法两国重启战端，而这一次是生死相搏的战争。然而，欧洲在吕内维尔和约得到了四年半时间相对的和平，一直到1805年夏天第三次反法同盟形成后，战无不胜的大军团取道多瑙河开赴奥斯特里茨之后和平才结束。在这段时间里，达武也没闲着。当1801年欧陆战争停止，根据条约，达武被派往监视奥地利人撤出曼图亚以及其他被占领的意大利城镇。此项任务完成之后，他开始重组治下骑兵，并将他们派遣到西沙尔平共和国。然后于1801年夏日他暂时休假。
在7月1日，贝尔蒂埃将军，新任战争部长写信给达武：“我必须通知你，将军公民，对于你和与你同阶的军官来说，现在在西沙尔平的法军暂无空缺职位，你可以选择最合适的地方休假。请告知我你决定好的休假之地。“达武充分地利用了返程的弹性，取道勒阿弗尔前往巴黎休假。巴黎成为了不愿退役的闲居军官唯一能够待的地方，达武不久之后就得到了任命。在第一执政的关照下，他火速升职。在过去的冬季战役中，他又一次展现出英勇才干。与此同时，他开始被当做一位极好的管理者。后者则是波拿巴现在最需要的能力。达武刚刚到达巴黎就被任命为第一、第十四、第十五军区骑兵队的巡查员。在剩下的夏天和初秋，他放弃了所有娱乐，一心一意地完成工作，展现出和战争时期相同的无限能量。尽管在1801年夏天才刚任职，达武却在机缘巧合地娶到了艾梅·勒克莱尔（Aimee Leclerc.）
吕内维尔和约带来的不仅是法军内部的重组，对于经历了九年战争的军官和人民来说，这更是休闲方式的契机。1791年，达武和玛丽·德·塞居诺小姐的离婚，终结了这场不愉快的婚姻。在接下来莱茵战场、尼罗河畔和阿迪杰河战场上，他无暇考虑再婚。1801年季夏到秋天，他认识了勒克莱尔小姐，重新萌发了婚姻的念头。
露易丝·艾梅·朱莉·勒克莱尔（Louise-Aimee-Julie Leclerc）小姐年方十八，来自蓬图瓦兹，出身于一个显要的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让·保罗·勒克莱尔在大革命之前，做谷物生意挣了很一大笔财产。她的母亲，玛丽·让娜·露易丝·马斯康特女士，同样来自一户富有显要的资产阶级家庭。艾梅是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尤其得到母亲的宠爱，这一点在之后的人生中也能显现出来。
在她年纪尚小的时候，父亲去世，家庭的职责落到了他的哥哥，维克多·埃马纽埃尔·勒克莱尔将军（Victoire EmmanuelLeclerc）身上。在1798年，勒克莱尔将军迎娶了第一执政的妹妹，玛丽·波丽娜·波拿巴（Marie-PaulineBonaparte），和波拿巴家族联姻。作为波拿巴的战友，勒克莱尔曾在埃及远征和意大利战役中服役。艾梅的二哥，尼古拉·玛丽，以德塞塞尔·勒克莱尔的名字，担任骑兵将领。她的大姐克莱尔1798年嫁给了弗里恩特将军，未来他将在达武的军中担任师长。勒克莱尔家族在旧王朝经商立家，而在帝国时代则成为著名的军事新贵。
1801年夏日，勒克莱尔将军正在准备远征海地。波拿巴梦想着正能够在西半球建立一个法国殖民帝国，以弥补在埃及和叙利亚的损失。在和西班牙的秘密协约中，他得到了路易斯安那的领土，现在想要重新取得在大革命中失去的海地地区。海地成为路易斯安那和法国的纽带。他的小舅子将带领3300人的队伍，从布雷斯特军港出发，收复这一战略要地。
勒克莱尔认为此次远征将花费数年时间，他希望在此之前见证他的小妹嫁得如意郎君。长兄如父，勒克莱尔多年来抚养和教育艾梅，和她感情很深。早先在1801年夏天，让·拉纳将军曾在考虑范围之中，这也得到了第一执政的认可。但艾梅很快就拒绝了这个粗野笨拙的年轻人。接下来轮到路易达武。他有着让勒克莱尔和波拿巴都满意的资质：他的贵族出身——尽管这不是必须的，达武同样具有比贵族出身更重要的能力。莱茵、埃及和意大利战场上的功绩证明了他是一个能干的将领以及忠诚的波拿巴分子。
达武很快就被年轻可爱的艾梅·勒克莱尔所吸引。哪怕他不喜欢艾梅，与她的结合客观上也会拉近他和第一执政家族的关系。对于这一点，波拿巴自然不会不考虑。事实上，波拿巴不仅同意这一结合，并且十分鼓励。没有哪位将领能够拒绝波拿巴妹夫的妹妹，达武亦然。此外地，尽管达武家庭并没有所谓的财政危机，从艾梅·勒克莱尔得到的150000法郎的嫁妆还是一笔可观的财产。然而事实上，问题不在于达武将军是否愿意接受勒克莱尔小姐——而在于她接不接受达武！
艾梅不仅美貌富有，而且还接受了在大革命时期最优质完备的教育。她在圣日耳曼莱昂的康庞夫人学校上学。让娜·露易丝·亨利特·康庞在旧王朝曾经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贴身女仆。她比其他任何女人对新帝国的影响都要深深远。当大革命打落王冠之时，她却开办了一所面向资产阶级少女的学校。这些家庭还未摆脱断头台的阴影。他们希望得到雍容优雅的凡尔赛式教育。在这里，艾梅和卡洛琳娜·波拿巴，未来的那不勒斯往后，奥坦斯·德·博让阿内，拿破仑的继女，未来的荷兰王后成为了密友。在这里她同样学会了18世纪的优雅从容。事实上，勒克莱尔小姐完全配得上一位前勃艮第贵族。
艾梅察觉到了兄长对自己未来的关切，如果自己的婚事能够确定，他将宽心前往西印度群岛。尽管她拒绝了拉纳将军，却喜欢上了达武。为了赶在勒克莱尔11月远征之前，婚礼正好定在雾月政变二周年纪念日——1801年11月9日。波拿巴对于达武的影响给越来越大。结婚证不仅由惯常的巴黎公证人公证，还经由第一执政之手被确认，当时他所有的亲人都在巴黎。除了妻子从兄长那里得到的150000法郎的嫁妆，包括从她过世的父亲和外公那里继承的房产。年轻的将军通过最合适的方式进入了这个集团。达武的总财产估计有20000法郎，房产和拉维耶尔的土地。
1801年11月28日，达武夫妇刚刚在马提尼翁府安居 下来，第一执政又一次在任命中表达了对他们的祝福，达武被任命为总领事。伴随着这一职务，达武又得到了一座漂亮的寓所，在桔园大道圣弗伦庭，靠近协和广场。达武管理着新组建的掷弹兵队，该掷弹兵队是未来帝国近卫军的雏形。尼古拉·苏尔特（笑）、让·巴蒂斯特·贝西埃（Jean Baptiste Bessieres）和尼古拉·玛丽·德·松吉（Nicolas Marie de Songis）管理着另外三支军团。毫无疑问，达武拥有这样的资格，从广泛的意义而言，他成为了波拿巴家族的一员。他不仅是一个被承认的波拿巴分子，而且现在还处于核心圈子里。在短短几年，他从莱茵军团的准旅长跃升成为第一执政卫队的司令。他的升迁惹来其他人的嫉妒。莱茵军团和意大利军团的人的嫉妒之情日益严重，比对波拿巴的嫉妒还要严重。
这大概可以从达武和弗朗西斯·沙瑟卢将军1802年3月的通信中发现端倪。沙瑟卢在当时是工程兵的检察长。重组工兵和炮兵存在了一些问题。在3月18日的一封书信中，沙瑟卢讽刺达武成了波拿巴的亲信，批评波拿巴对于埃及远征军成员的偏爱。“你曾告诉我他（波拿巴）很关注埃及军团的成员，但埃及军团就比默兹、莱茵和北方军团更重要吗，为何后者不受第一执政的关注？为什么在急需团结之时，法国军队被分为前埃及军团和非埃及军团呢？”在3月19日回信中，达武不承认他是第一执政的亲信，捍卫了针对埃及军团的指令——尤其是他的大舅子勒克莱尔指挥的军队，尽力说服沙瑟卢波拿巴能够公正处事，不会将工兵置于炮兵之下。
尽管达武的解释显得苍白，很少有人能够无视意大利和埃及军团得到的偏爱。虽然不能完全说达武是波拿巴的亲信，达武还是和他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达武不仅钦佩波拿巴的军事和政治才能，并且坚信他能够捍卫法国的最大利益。同时，达武绝不可能忘记波拿巴对他们家在地位、荣誉、财富上日渐增长的关怀。但是这里要指出，波拿巴只偏爱有才之人。在拿破仑时代的法国，能力和忠诚就是通向成功的钥匙。即使是波拿巴家族的成员，也会因为德不配位而饱受指责。勒克莱尔的远征到底是不是是失宠的“发配：，人们对此众说纷纭。但从事实上来说，他因缺水在西印度群岛丧命。
勒克莱尔收复了海地岛西部的圣多明各，克服重重困难维持了对当地的控制。但加之埃及远征的积劳，他的军队开始不断减员。并且，和当年在埃及一样，他的军队缺乏来自法国的补给。远征刚开始进展顺利，但到了1802年夏末，条件变得极端艰苦。“此地疾病肆虐”他写给他的大舅子，“我已经死了4个副官，许多炊事兵，士官和职员……我缺乏钱财和医疗设施。自从我到达圣多明各之后，除了面粉我什么都没得到。当他发着高烧时，他写信给达武（9月28日）：“我的整支军队伤亡惨重。每天都有人死在我眼前。在前往圣多明各的33000人中，24000人已经死亡，另外7000人在军队医院中垂死挣扎。勒克莱尔在1802年11月2日死于黄热病。陪同远征的妻子波丽娜，带着他们的小儿子多明德返回法国，在埃纳河畔的蒙特戈瓦举行了葬礼。对于兄长的死亡，艾梅达武非常悲伤。她和别人有着同样的想法——如果第一执政送去了足够的军需补给，他的兄长就不会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指挥军队，以至于丧命。这是达武夫人厌恶拿破仑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原因，开始他们动摇日渐亲近的关系。
当她还在哀悼亡兄之时，一个更大的打击降临到达武夫人身上。1803年8月12日，她的第一个孩子死于惊厥。这个小男孩只活了一岁。他出生在1802年8月中旬，在教父勒克莱尔将军的强烈要求下，外公给他取名保罗。双重打击使达武夫人陷于深深的抑郁之中，直到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后，她才稍感宽慰。
她一生大多数时间待在奥尔日河畔萨维尼。这里位于巴黎南8英里处。1802年8月，达武夫妇从哈梅林家购置了房产，花费了760000法郎。这次置产对于他们而言至关重要，虽然此举造成家庭财政紧张，却成为他们夫妇终身幸福的来源。达武夫人每年春夏秋三季都待在乡下，仅仅冬天才到巴黎，履行公爵夫人应尽的社交职责。
在1802年和1803年上半年，达武继续在第一执政的卫队中服役。他时常陪同波拿巴到马尔梅松，但更多的时间还是待在巴黎。他没有陪同第一执政在1803年前往比利时和海峡驻点，但当波拿巴第二次前往西部，达武陪同在他身旁。他们在6月底离开巴黎，巡查了敦刻尔克、奥斯坦德、安特卫普，去到布鲁塞尔、色当和兰斯返回巴黎，于八月中旬之前到达。
波拿巴两次视察英吉利海峡沿岸，希望能够找到抢滩登陆英国的港口。1803年英国撕毁亚眠条约。舆论广泛认为英法两国重启敌意，不过究竟是谁导致的和平梦碎众说纷纭。毫无疑问，波拿巴政治干涉意大利和瑞士、英国人拒绝撤出马耳他，都违背了亚眠条约。在荷兰与英军对峙的法国军队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波拿巴最有可能撤回他们。他本可以从莱茵河以南控制这个国家。 因此，英法互相指责，彼此都加快了对战争的准备。
当斗争进入下一阶段时，英国在欧洲大陆上没有盟友。法国仍然主宰着大陆，而英国海军对任何冒险出海的人都构成致命的威胁。当然，如果法国人可以穿越海峡，那么就能征服英国。然而，长达二十英里的海峡构成了天然屏障。波拿巴不是一个容易泄气的人，甚至在和平完全破裂之前，他已经在制定入侵不列颠群岛的计划。为此，他建立了从比利牛斯到易北河沿大西洋和北海沿岸的法国主力部队。战端重启，贝尔纳多特将军占领了英国的汉诺威属地。他的军队组成了法国军队的右翼。其左侧是驻扎荷兰的马尔蒙将军，总部设在乌得勒支。接下来向南移动的是三个军团，分别是布洛涅，圣奥梅尔的苏尔特和蒙特勒伊的内伊指挥。较小的部队向南扩散到巴约纳，但主力部队集中在索姆河和海牙之间。
达武在1803年8月29日被告知，他将在布鲁日营地指挥后来被称为远征军的第三军团。它由乌迪诺，杜鲁特和弗里昂将军指挥的三个师组成。马蒂厄迪马将军被任命为他的参谋长。他负责敦刻尔克和奥斯坦德——两个非常重要的港口，瓦尔切伦岛以及其附近的各种其他小岛屿。敦刻尔克和奥斯坦德将成为他指挥下的单位的主要活动中心。 第二师（乌迪诺和杜鲁特）驻扎在奥斯坦德，而弗里昂的第三师则驻扎在敦刻尔克。这些地方将成为各师入侵达英格兰时的出发地。
这次行动不是佯攻，或仅是威胁。波拿巴确实打算入侵英格兰。从埃塔普到奥斯坦德的海峡沿岸的港口得到了加强和改善。军营所需的营房和其他设施已经建成，能够抵抗汹涌波涛的船只可以容纳一百人。达武在这几年的大部分工作是组织和行政性质的。
达武9月14日到达布鲁日后，迅速视察了他的新指挥部，并在给第一执政的一封冗长的信中全面介绍了他面临的三项主要任务：1）“迅速组织军队和建造奥斯坦德和敦刻尔克兵营 2）海上建设[港口改造] 3）防守海岸，特别是奥斯坦德。“他的军团的组织和营区没有提供出现问题。而修建港口的进度比第一执政所期望的慢，不过还是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达武面临的最困难的任务是防止海岸对岸英国人的袭击，保护海岸线的通信，以及在寒冷潮湿的气候条件下维持军队的健康。
英国人并没有坐视不理对岸的种种行动。他们开始准备应对法国的入侵。为防止或至少推迟这种两栖作战，皇家海军开始骚扰沿海的法国通讯并封锁所有港口。
法军各级指挥官负责保护控制下的沿海航运。这种保护主要基于炮兵在战略要点上的定位，以防止英国舰队过于靠近岸边。这些枪炮还阻止敌人袭击沿岸，破坏法国即将入侵的准备，或者获取有关这些军备状况的情报。马拉的移动式火炮和骑兵掩护这些海防炮。这样的设计是为了帮助那些无法靠大型固定式枪支保护的船只。
1803年10月6日，第一执政斥责达武丢失了敦刻尔克东北部的一条单桅帆船。“将军公民达武，”波拿巴写道，“法国人在尼乌波特和敦刻尔克之间被英国抓获。……这艘单桅帆船搁浅了，但只有三名宪兵和两名男子捍卫保护它，英国人迫使他们离开，并占领了帆船。你没有按照命令派出骑兵和移动式火炮来支援[运输]所需的各个方向。如果这些巡逻队和机动炮没有得到妥善组织，请立即给予必要的指令。“三天后，10月9日，达武回答说：”将军，我很荣幸向您保证，两架轻火炮已被组织成移动电池;一个是在敦刻尔克的副师长[马克西米连]富瓦处，另一个是在奥斯坦德附近中将埃莫里奥处……后者在收到您在第13次[葡月13日-10月6日]信中提到的单桅帆船之后才收到马匹。“
直到1803年秋天，达武给波拿巴的信件大多提到补给匮乏，比如马匹。早在9月15日，达武就指出，他只有两家公司的火脚炮来保卫奥斯坦德。9月24日，他写道，虽然有六门火炮抵达，但却没有配套的弹药却没有。同一封信中还列出了一份供海岸防卫所需的物品清单。“随着季节的发展，部队提高了八千多条毛毯。”达武在10月29日写道，“可他们只存在于纸面上。”不过相对来说，布鲁日的营地还算不错，在冬季来临时供应充足，而沿海的防御工事则提供了足够的保护，免遭少数皇家海军的炮火袭击。
1803年秋，法军抓捕了弗里德里希·威廉·布洛男爵，他被指控为英国间谍。11月3日，布洛男爵抵达奥斯坦德。同一天，他进入军营，向士兵询问他们获得的补给，在奥斯坦德的生活和工资。比洛立即被逮捕监禁。在他的行李里发现了一把剑，两把英国手枪，500金路易，还有一封妻子的来信，表示她知道他的危险任务，这将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回报。此外，他的仆人坦白他的主人为英国人服务。2月23日，第一执政写信给达武，“任命五个官员成立一个委员会在24小时内宣判他[布洛]的间谍活动，并执行枪决。有必要给他们一些警告，我们的海岸快被这些可恶的家伙渗透光了。“12月6日，布洛男爵在奥斯坦德的大量居民围观下被枪决。
尽管相距不远，沿英吉利海峡扎营的法军很少看到敌人。皇家海军一直在监视法国的准备活动。双方偶尔发生冲突，但几乎没有战斗。各营地生活沉闷。真正的敌人不是英国人，而是蔓延的高烧，这是导致伤残和死亡的主要原因。波拿巴非常明白这一点，一直关心军队的健康状况。1803年9月他写信给达武，认为部队的健康状况是“首要考虑的因素。” 在拿破仑眼中，战死沙场是光荣的，而在营地因病而死则是浪费。在达武部队占领的奥斯坦德的低洼地带和泽兰岛上，黄热病成为主要敌人。瓦尔切伦岛在军事战略上尤为重要，必须得到捍卫。毗邻的Cadzandt岛本身就不那么重要，它是整个泽兰地区的心脏。按照他的命令，达武已经占领两地。
然而，1804年的秋天，高烧愈发蔓延。为了应对预期的疫情，达武在每个师设立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三名主管人员组成 - 一名主管，一名医务人员和一名特别服务人员，他们负责确保士兵身体健康。他们检查了肉类和水果，并不断检查饮用水。然后，9月13日颁布了一项特殊命令，禁止吃未成熟的水果，并要求只有熟的水果才能供应给士兵。另外有新的命令保证营房的通风，达武在9月5日给拿破仑的信中表示，他的军队被黄热病折磨得够呛。“敦刻尔克的军队有三分之一的病号。在一些部队中，这个数字更高。”1804年9月21日，他写道：“我很遗憾地通知您，陛下，我已经把第二军一半人送进了医院。”
在奥斯坦德，为了减少潮湿，他要求营房提高七八英寸。他下令轮换两个奥斯坦德师队，以便他们每隔二十天就在内陆较健康地区的康复营地中工作。另外他设立了医院收纳病员。在某些情况下，整个职位都撤离了，例如在纽波特，格拉沃利讷，弗尔纳和埃克里斯的部队。尽管有一些隔离预防措施，但发烧仍在继续。虽然这些措施确实改善了军队的整体卫生条件，但实际上是因为撤销了最不卫生的营地，才使得发烧人数下降。黄热病病因不明，法军没有真正治愈这种疾病。随着十月份的到来，天气转凉，医院里的人数下降，生活开始恢复正常。尽管如此，死亡率仍然很高。达武报告说，在疫情高峰期，医院每天有五十个人死亡。
达武和拿破仑之间的关系在他指挥布鲁日营地的两年期间（1803年9月 - 1805年8月）继续增强。1803年12月，他成为荣誉勋章首批成员之一。这种荣誉归功于多种因素 - 他与博让阿内家族的关系，他过去的军功以及他作为布鲁日军营指挥官的现任职位 –千言万语化作一个词：第一执政。拿破仑在这几年与达武的通信中透露出他们之间的亲系。他不断地表示满意 - 虽然不是没有偶然的批评布鲁日营地的某些方面。应该指出的是，达武尽其所能地满足了他的上级对他的要求。他成功跻身于首次授封的十八位元帅名单之中。
帝国元帅的创立直接与帝国本身的建立有关。拿破仑·波拿巴在1802年成为终身执政，并有权指定继任者。但是，反对他的阴谋 - 真实或虚构 - 激起了许多法国人的想象——波拿巴有可能会被赶下台，无论是睡觉时刺客的子弹，还是在战斗中的炮弹，或者仅仅是由于更自然的原因。法国人或许会重新回到1790革命年代的轮回中，而许多人都觉得波拿巴已经终结了革命。更令大多数人害怕的是，他的死将导致波旁王朝和旧政权的复兴。当八年宪法成为这片土地的法律时，波拿巴已成为国家的完全主人。从执政府到帝国的转变并不影响政府的基本架构;相反，这只是一个改变术语的问题。波拿巴王朝建立，以确保革命的这些成果得以延续，这些成果通过纳入拿破仑政权而得到巩固。虽然新皇帝当时没有孩子，但他有四个兄弟可能接替继承他。
1804年春天，达武第一次听到有关帝国筹备的传闻。4月21日，他的好友米歇尔迪罗克从巴黎写信给他：“这里的每个人都在谈论皇帝，遗产和继承;自参议院最后一次行动，所有的事情都围绕着它。事实是，我们认为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正面的;各处都有阴谋。对于达武来说，这样的消息并不是不悦的。他的未来紧紧地依附于波拿巴，他预期只有从帝国的建立中才能获得个人收益。 5月1日，他全心全意地表达了支持：“第一执政”他写道，“我很荣幸向您汇报，布鲁日的将军，军官，士兵，军队巡查员和营地管理员，以及所有的法国人，希望通过你们家族不变的继承顺序，确保第一执政的流传。军队也希望你拿到法国皇帝的称号[empereur desGaules]。这是您的荣耀，更是我们幸福的保证。您的名字超过了所有执政者的头衔。当您指挥一个伟大而勇敢的国家时，您必须得到一个足够伟大的称号。您将粉碎那些卑劣无能的保王党人的企图。
如果说波拿巴的心中确实存在过怀疑或犹豫，那么自从从达武那里得到军队支持的保证后，他就消除了最后一丝犹豫不安。1804年5月18日帝国建立。因为执政府成立于1799年，1802年任命为领事终身职位，最终决定以公民投票的形式提交给选民;而且，正如在之前的两次普莱比举办的那样，法国人民投票给予了压倒性的赞同。帝国的建立引起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革命共和国的诸多变革。像“公民”这样的词语转变为“臣民”，帝国有必要重建革命毁灭的旧社会等级，因为皇帝必须有一个宫廷，并配有十八世纪君主制的仪式和习惯。皇帝的哥哥约瑟夫被授予大选候选人的称号，因为他是王位上显而易见的继承人。其他皇室成员也像政府高级官员那样获得头衔，同时十八名将军被提升为帝国元帅。
新皇帝在1804年5月19日的法令中挑选出来十八名将军授封元帅，而他们当选的理由并不完全相同。 其中四个是“荣誉元帅”（克勒曼，勒弗菲尔，佩里尼翁和塞吕里耶），他们以在共和国时期建立的功勋授封，而不会再在往后的战争中指挥部队。他们串联起共和国与帝国之间的内在关系。另外选择的十四名“积极”人员则是基于更复杂的考量。
元帅的选拔不仅取决于军功和忠诚，还综合了波拿巴为了赢得反对派的考虑。对于贝尔蒂埃、内伊、缪拉和达武等波拿巴的亲信，反对人数很少。但其他人，比如奥热罗和贝尔纳多特 – 坚定的反执政府分子 – 则需要更多的解释。对于他们（其中也包括儒尔当和马塞纳），拿破仑希望通过使他们成为新秩序的一部分来赢得他们的支持。如果他们在帝国统治下占据高位，并且拥有同等程度的巨额财富，因在帝国中拥有既得利益，他们将不太可能策划推翻它，或者抱怨“曾经彼此平等的皇帝地位更高”，但是元帅的数量并没有保持不变整个帝国。随着无休止的战争，嫉妒和敌对情绪，到1814年为止，这个数字上升到了22个。总共有二十六个人授封帝国元帅。1804年5月首次任命的18位元帅：皮埃尔·弗朗索瓦·奥热罗PierreFrançoisAugereau，让·巴蒂斯特·贝尔纳多特Jean BaptisteBerna-dotte，路易·亚历山大·贝尔蒂埃Louis-Alexandre Berthier，让·巴蒂斯特·贝西埃Jean BaptisteBessieres，纪尧姆·玛丽·布律纳Guillaume- Marie Brune，路易·尼古拉·达武Louis NicolasDavout，让·巴蒂斯特·儒尔当Jean Baptiste Jourdan，弗朗索瓦·克里斯多夫·克勒曼FrançoisChristopheKellermann，让·拉纳Jean Lannes，弗朗索瓦·约瑟夫·勒弗菲尔FrançoisJosephLefebvre，安德烈·马塞纳AndréMasséna，邦·阿德里安·蒙塞Bon AdrienJeannot Moncey，爱德华·阿道夫·莫蒂埃 adouard Adolphe Mortier，若阿尚·缪拉Joachim Murat，米歇尔·内伊Michel Ney，多米尼克·凯瑟琳·佩里尼翁DominiqueCatherine Ferignon，让·马蒂厄·塞吕里耶Jean Mathieu Serurier和尼古拉·让·德·迪厄Nicolas Jean deDieu Soult。其余在帝国期间任命的元帅是：克劳德·佩兰·维克多Claude PerrinVictor (1807), 雅克·埃蒂安·麦克唐纳Jacques Etienne Macdonald (1809), 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克·马尔蒙Auguste Frédéric Marmont(1809),尼古拉·夏尔·乌迪诺 Nicolas Charles Oudinot (1809),路易-加布里埃尔·絮歇 Louis Gabriel Suchet (1811), 劳伦·古维翁·圣西尔LaurentGouvion St.-Cyr (1812), 约瑟夫·安东尼·波尼亚多夫斯基Joseph Anthony Poniatowski (1813), and 伊曼纽尔·格鲁希Emmanuel Grouchy(1815).他们是达武的伙伴，同事和敌人。
此刻的达武拉低了法国元帅的段位。1804年法国军队还有其他一些功勋卓著的将领。而达武他并没有在之前战斗中独立指挥过一支军队。他在莱茵河和埃及的军队里工作的年数都低于师长职位的要求，在第二次意大利战役的最后阶段，他在布律纳将军的领导下服役。他的第一个主要工作是指挥布鲁日军营。他的名声不大。这并不是说他没有良好的战争记录;但是他的火速升迁还是来自别的原因，因为法国此时可能有其他将军拥有良好的战争记录，而这实际上是最低要求。达武属于波拿巴。他已经成为意大利军队的“无套裤汉”之一，“埃及人”之一。在埃及，他反对克莱贝尔和撤退计划，这使第一执政很感兴趣。他一直是拿破仑非常尊重的德塞的亲密朋友和保镖。随着德塞的离世，波拿巴似乎已将德塞的职责转交给达武，甚至是为了弥补他对德塞的歉意与怀念。达武授封元帅的另一个因素来自他与艾梅·勒克莱尔的婚姻。通过此次联姻，他被引进“更大”的波拿巴家族。他是皇帝已故妹夫的小舅子。如果勒克莱尔将军还在，他肯定会在1804年封帅，甚至有可能是国王。皇帝的舅舅缪拉就是由此成为那不勒斯国王。因此也可以说，达武接过了勒克莱尔的元帅杖。
一味关注达武在拿破仑时代迅速崛起的“人血馒头”将会造成过分想象以及对皇帝的误解;但是元帅与勒克莱尔和德塞的密切关系也无法忽视。看起来，达武的自身才能和优点被轻视了;虽说未来他将成为是帝国最有能力的指挥官和行政官员之一，但这些才能到1804年还没有足够的机会展现出来。波拿巴分子者用达武的晋升来表明皇帝慧眼识才。确实，在达武的案例中所言不虚。
达武与艾梅勒克莱尔的婚姻是成功的。在他的女儿布罗克维尔侯爵夫人（Mar- quise de Blocqueville）编辑的五卷信函和评论中，“他毫无疑问地证明了他对他娇小美人的爱情。尽管她写给他的信很少留存，但是，他们之间保持着绝对忠诚。有一次，他在波兰的指挥期间被指控有不忠行为，但这种“浪漫”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达武被他的朋友和敌人一致称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在他们婚姻的前14年里，法国人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仅有十八个月例外。达武只能与妻子和家人度过很少的时光。即使没有指挥战役，他也会作为军事总督或军区司令驻守在法国境外。长时间的分居和战争带来的焦虑给他的婚姻蒙上一层阴影，其中任何一场战争都可能让艾梅青春守寡。作为一名将军，然后作为一名元帅，达武能够比一些官员更频繁，更长时间地访问巴黎。 但仍然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 比一年多一点 - 他没有见到妻儿。倘若拿破仑不允许，她就不能探望他。 然而，在在德意志战役和波兰战役，她一直陪伴了他几个月。
在正常情况下，达武夫人可以承受夫妻长期分别的痛苦。毕竟，拿破仑时期的一大特点是战争中男人的长期远离。但是达武家情况更甚。他们的前两个孩子在出生后的一年内死亡。在她的兄弟去世之前，这些悲剧让艾梅难以释怀。达武夫人持续了四年多的抑郁。除了短暂停留和他的书信，再没有没有丈夫的支持和安慰。艾梅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哀悼亲人、疗养身体。 1805年夏天，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名叫约瑟芬）的出生给她带来了一些宽慰;随着家庭人数不断增长，生活变得更加愉快。自1814年初夏他从汉堡返回后，除了在百日之后的短暂时间之外，他一直和家人在一起，直到他于1823年去世。
达武与妻子的第一次长期分居始于1803年8月底开始接管布鲁日营地之时。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了大量的通信，为我们提供了解他的一个视角。在1803-4的冬天，在沿海峡的军营地带，黄热病非常普遍。12月，他怀孕四个月的妻子前往布鲁日探望，并一直陪伴他到一月底。在此期间，她尽其所能地照顾他，但由于他不能卧床休息，因此发烧拖延了六周。尽管有病在身，他坚持亲自指挥军队。1804年5月，达武夫人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孩子 - 一个女儿。波拿巴夫人约瑟芬成为孩子的教母，故而这个小女孩被命名为约瑟芬。
婴儿很快就成了她母亲的喜悦之源，她暂时忘却了失去长子的悲痛。在这个令人愉快的事件发生前的几个星期里，分居萨维尼和布鲁日的夫妻俩十分焦虑。达武曾要求请假，但未收到任何答复。准妈妈在他不断缺勤的情况下往往会感到愤慨，他必须向妻子必须好好解释为何留在部队。他在1804年3月18日的信中写道：“第一执政分配给我的工作迫使我离开你：而我对他深深的感激之情，荣誉和对他的奉献之情，强加给我这样一种义务，即我必须履行他的意愿并赢得他的信任。这些原因使我与可爱的艾美暂时分别。”一周后，当他还不确定是否会回家时，他又写道：“如果第一执政没有给我这个许可（离开他的军队），那是因为他出于军队利益的考量需要我留下来，这是军纪。”最后达武得到了一周左右的产假。
尽管约瑟芬出生人世、身体健康，达武夫人却陷入了产后抑郁。她不喜欢巴黎社交界，更喜欢只邀请几个亲密朋友和家人享受萨维尼的宁静。 她非常想念她的丈夫，并在信中抱怨说他没有像其他将领一样经常访问巴黎，而且他应该更频繁地写信，就像卡福里利一样一天写三次。达武反驳道：“你举了卡福里利的例子，说他一天写三次; 但卡福里利和他老婆一起住。波拿巴所有的时间[此指1804年8月波拿巴视察军队]，而我一直陪同着第一执政。贝西埃和迪罗克和情况相同。请找出我们三个人中哪一个最经常写给他的妻子。”此外，他继续说道，“我更有权抱怨你的来信稀少。”
冬季来临，新任帝国元帅被召集到巴黎参加拿破仑一世作为法国皇帝的加冕礼。11月下旬，达武将布鲁日营的指挥权交给了高级军官，并在他的三名中将乌迪诺，古丁，弗里昂和三名准将的陪同下前往首都。加冕典礼于1804年12月2日举行，但各方娱乐活动持续到新的一年。最后，在皇帝的要求下，战争部长发布了以下指示：“命令苏尔特，达武，儒尔当，贝尔纳多特，奥热罗和马尔蒙元帅在风月之前重返军队[1805年2月26日]“。
随着皇室，继承者和元帅的创立，帝国很自然地遵循起革命废除的君主制的所有制度。元帅称号并不意味着是一个军事头衔，而是一个政治头衔。拿破仑明白，在战役中元帅还是将军，而仅仅拥有一根指挥棒并不会使一个将军高于任何其他将领。元帅得到的荣誉体现在帝国的社会等级体系中，他们的职责义务也是如此。例如，达武成为约那选区的主席，这是纯粹的政治行为。
在恢复君主制的过程中，新贵们的妻子承担起他们丈夫的头衔 - 因此，达武夫人变成了元帅夫人，并被指定为皇室家族担任女士等待的职责。 1805年春天，达武女士被安排给皇帝的母亲梅尔夫人。这项任务完全不符合她的想法，她立即写信给她的丈夫，表示她打算拒绝该职位。她认为她已经怀孕，而她的健康状况很差;事实上，她过去几年的健康状况并不理想。但是，她拒绝的原因不仅仅是她的健康。她对没有依附于皇后家庭感到失望，即使因健康原因被拒绝，这也会是一个更高的荣誉。在她的回忆录中，朱诺夫人写下了以下内容：“Marechale Davoust[原文如此]成为了梅尔夫人宫廷的成员。但她自负更高。她对没有被选为皇后的侍从夫人感到失望。她自称健康不佳，并在我抵达巴黎之前辞职。达武夫人和朱诺夫人之间交情寡淡。朱诺夫人的丈夫从未得到元帅权杖，社会地位也低于埃克米尔亲王夫人，但她的话无疑是真实的。达武夫人从此失去了她曾经拥有的波拿巴家族的偏爱，并且不希望成为任何皇室成员的侍从，这样的服务会要求她花很多时间工作
当他的妻子通知她打算拒绝任命时，达武立即写道：“我们曾经得到皇帝的垂青，为了表示我们的感激之情，我们有必要做他想做的事情，并且永远不让他知道我们为此有多么烦恼……最后我想说，拒绝承担责任是自私的，因为当婚姻中的一方从同一个人那里获得荣誉和财富时，这个责任就会涉及到另一方;你我都不是自私之人。”四天后，他再次敦促他的妻子接受她所提供的职位，并补充说：”我们非常感谢皇帝和皇后，他们促成了我俩的婚姻，在我看来，我们应该接受一切安排……我很清楚你的健康状况和想法。但是，亲爱的艾梅，这些都是些自私自利的理由;我们欠陛下太多。“达武夫人犹豫不决。终于在3月31日他写道：“在我发的第4次和第6次的信中，我试图劝说你不仅应该接受，而且应当满怀感激地接受。我从皇帝那里得到的恩荣带来了应当履行义务。“然而他最后告诉她做出最终决定。“做你必须做的事，我向你发誓我永远不会责备你。”尽管丈夫强烈要求，达武夫人仍旧以健康状况不佳的理由从皇帝母亲家中脱离出来，不过她的健康和孕期不能使她陪同丈夫前往欧塞尔。
作为约那选区的议长，元帅在1805年4月26日开始主持机构会议。借此他和妻子团聚。在萨维尼度过了三天后，开幕式前一天他们一起前往到达欧塞尔。除了履行其政治职责外，达特还找到了他的老师Dom Laporte，后者在学生时代帮助了他。由于革命时期反宗教势力扩大，学校已经关闭。前修道院圣日尔曼重新开放成为世俗军事学院 -这些教士已被赶出-它首先改变为中学，然后改为初中。尽管领导有能力，学校并没有蓬勃发展。在革命前运行过的本笃会解散了; Dom Laporte在距离欧塞尔不远的Augy村找到了避难所。达武要求将他带到他住的地方。当地官员抵达时，老人和神职人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接待，但当官员们看到元帅拥抱久违的朋友并向他表示最崇高的敬意时，他们迅速效仿。在元帅的推动下，学校于1806年1月1日重新开放，Dom Laporte成为第一位校长。
在四月和五月期间，达武夫妇一起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很快发生了悲剧。他们的第二个孩子（约瑟芬）还没有一岁时就夭折了，让虔诚的夫人伤心欲绝。元帅再次离开布鲁日时，与她共处了一段时间，但安慰是暂时的，因为不到一周时间他就不得不重返军队，筹划已久的征英行动愈来愈近。
波拿巴夫妇在米兰听说了这一噩耗。6月1日，皇后给达武夫人写信说：“夫人，我认为这是对你的巨大考验。我十分喜爱你的女儿，并充分理解你的痛苦。如果离你不远，我真的会觉得我会尽力帮助你度过这一难关。我很高兴知道我的女儿[奥坦斯]代替我安慰你，我希望她对你的关怀会印证我的承诺。“
在整个1805年的夏天，达武尽力宽慰妻子，但收效甚微。他建议她不要单单在萨维尼度过这个夏天，而是去巴黎，她可以在社交活动中占据更积极的位置，这会占据她的思想。如果她坚持留在乡下，那么她应该邀请朋友，比如她的嫂子，苏尔特夫人和杜马夫人。尽管尽力忘却，她仍然忧伤不止，即使已经临近分娩第三个孩子。最后在8月4日，元帅写了一封相当生硬的信，告诉她她应该更好地照顾自己的健康，并且更关心她未出生的孩子，而不是那些夭折的孩子。
准妈妈沮丧地意识到丈夫很有可能不会陪伴自己。达武在夏季负责对英吉利海峡，而征英行动即将发动，故而他几乎不可能返回巴黎。达武夫人在没有丈夫陪伴的情况下生下了一个女婴，她非常需要这个新生的孩子。他们的新女儿以皇后之名命名为约瑟芬，同时纪念他们刚刚死去的孩子。
发表于 2018-5-3 17:5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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