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说《张之洞》的创作思考

KleinKlauss

唐浩明








      上一个世纪之交，大清国的君民是带着奇耻大辱，告别旧世纪，走进新世纪的。1900年，二千人的八国联军，长驱直入北京城。穷极思变，到了这个时候，清廷的实际当家人慈禧，这才真正意识到要变法变制了。1901年元月二十九日，流亡西安的中央政府颁发上谕，宣布变法，稍后又成立了以奕匡力、李鸿章牵头的督办政务处。   

    这年的七、八月间，当时最负时望的两个封疆大吏——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接连会衔上了三道奏折，提出兴学育才、变更旧法、采用西法等一系列变法变制主张。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江楚会奏三折》。三折中的种种设想，日后便成了晚清新政的基本大纲。没有想到，整整一百年后，也是七、八月间，《张之洞》一书将要问世，这实在是上苍所安排的纪念。   

    张之洞一生最重要的时期，为19世纪的80年代至20世纪的前10年，这是中国两千年封建帝制行将就木的三十年，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张之洞》一书写的也就是这三十年。举凡这三十年内中国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如中法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八国联军入侵、东南互保、镇压自立军起义、筹办新政等等，张之洞都亲身参与，而且都在其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说他是这三十年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那是毫不过分的。   

    具体地说，张之洞在近代中国留下了哪些痕迹呢？   

    作为中法战争的地方最高统帅，他打赢了这一仗。这是清廷与外国交战中唯一赢得胜利的一场大仗。   

    他筹建了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厂——汉阳铁厂。他在武汉办起了枪炮厂、织布局、纺纱局、缫丝局、制麻局，为日后的工业大城市武汉奠定了基础。   

    他最先提议修建北京至汉口的京汉大铁路，并督办该铁路南段的修筑。   

    他与戊戌变法中的重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杨深秀、杨锐等人都有密切的联系。维新派视他为强有力的支持者，他差一点要进京主持变法运动了。   

    在庚子年的动乱中，他倡议东南互保，镇压自立军起义，免去了清廷的半壁江山之忧。   

    他是接受慈禧托孤的唯一汉大臣，在晚清最高政坛上的满汉之争中起着很大的调和作用。比如保全袁世凯的性命，对于中国历史的演变道路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作为国家重臣，他第一个大力倡导“中体西用”，他用自己的洋务局厂努力将这个构想实践，又通过其得到光绪帝旨准发行200万册的《劝学篇》，将这个构想传遍大江南北天涯海角，使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成为上个世纪之交举国上下最时髦的口号，并对日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影响甚为深巨。   

    照理说，这样一个人物应该受到历史的尊重和后世的缅怀，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出版的各种私家史乘中，张之洞的形象大多不佳，他被说成一个热衷仕宦、投机取巧、好大喜功、铺张糜费的政客，一个使气任性、行为乖张、倨傲自大、偃蹇作态的名士，一个“面目可憎，语言乏味”的丑角。到后来，随着洋务运动的被全面否定，这个洋务运动的“殿军”也自然而然地被轻蔑地抛弃了。尽管一代伟人曾经说过，我们“不应忘记张之洞”的话，但在实际上，他被人忘记了。   

    历史车轮驶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现代化”的呼声再次在中国响起时，人们才想到，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有着一批又一批的爱国之士，不愿意看到国家因贫穷落后以至于灭亡，他们一直在寻找导中国于富强的道路。道路有许多条，但有一条似乎是最引人注目的主线，即向西洋欧美学习，向东洋日本学习，学习他们的科学技术，学习他们的治国方法，乃至于学习他们安邦立国的精神、意识、品性、文化……   

    于是，洋务运动和它的一班主要倡导者，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张之洞即是其中重要的一个。   

    从这个角度上看，“张之洞”无疑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关照性。西方智者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国民对近代史的兴趣，又一次为这个观点提供了证据。   

    然则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人们对张之洞和他的洋务事业进行的批判指责，难道都是无中生有，都是不负责任，都是错误的吗？显然也不全是这样。其中的原因，除张之洞本人的为人，有不少该指责处外，最主要的是他所办的洋务事业几乎都没有取得大的成就，更没有达到他所期盼的富国强兵的目的。说句并不太苛严的话：他的洋务事业是失败的。   

    要说此人最值得今天重视的价值，便是他所留下的这份洋务失败的遗产。从本质上说，我们今天的“与世界接轨”，就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先进人士所探索的那条救国主线的继续。这条主线曾在张之洞死去后不久给中断了。分析离我们最近的这辆“车”的倾覆，对于今人有直接的借鉴作用。   

    我以为，张氏洋务事业所留下的最大教训有如下几条。   

    1.他的洋务局厂是衙门而不是企业。   

    局厂各级各部门的负责人大多是候补官员，而不是懂技术的专家。   

    2.缺乏科学合理的设计规划。如汉阳铁厂设在汉阳，既不在产煤区，也不在产铁区，规划不合理。   

    3.没有市场概念。   

    张氏办洋务大手大脚，不算经济账。汉阳铁厂生产的钢铁，质量不如外国，且价格又比人家高，自然卖不出去。   

    4.不应官办应商办。   

    张之洞在湖北办洋务之初，盛宣怀便向他建议集商股，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但张氏断然否决，坚持要用官办。结果越办越亏，最后不得已才转给盛宣怀去商办。   

    总之，张氏办洋务，用心虽好，收效则甚微，究其原因，是没有把洋务办到位，正为辜鸿铭所说的：“只有模样，没有精神。”造成这种后果，固然有其个人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时代因素。   

    时代因素中最主要的有两点。一，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在中国已属破天荒，引进西方的企业管理制度，则更是对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强烈冲击，遇到的阻力非常巨大。单有机器，没有管理，当然办不好。二，当时的大清帝国民贫国弱，弊端丛生，最为严重的是官场上下一片腐败。在这种环境中，几乎任何一点稍大的作为都不能获得成功。从这个视角上来看，张之洞其实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人物。   

    写出时代酿造人生的悲剧命运，最富于文学价值。而这，又正是本书的写作意图。   

    小说中的文学人物张之洞，是一个视国事为生命、一心为国效力的爱国士人，也是一个顺乎时代潮流、有远见卓识的高级官员；但他同时又是一个视仕宦为生命、铁心忠于朝廷的传统士大夫，也是一个缺乏“现代化”知识，满脑子儒家禁锢的封建官僚。   

    他是一位肯办事能办事具有大刀阔斧气概的实干家，也是一个师心自用、只讲形式不重实效的官场人物。   

    他生财有道，广辟财源，也不惜败坏社会风气，将负担转嫁给普通百姓。他办洋务追求闳阔，一甩千金，甚至得“屠财”恶名，但他自己却清廉自守，一生手中过银千千万万，却不贪污受贿分文，到死“房不增一间、田不增一亩”，即便那些诋毁他的野史，在“廉”这一点上对他都一致予以认同。   

    他博学好古，诗文领一时风骚，但不以词臣谏官为满足，一心要做经济大业，然在疆吏生涯中，却又时时暴露出其书生的特质及弱点。   

    他以儒臣自居，对门生僚属的德行操守要求甚严，但自己却不过多培植“内圣”功夫，他不拘常礼、不循常度，且在政治上极善经营，是一个会做官又官运好的角色。   

    总之，文学人物张之洞是一个有着许多缺点，然大体上不失可敬可近的名士型官员。他是上个世纪之交的中国一个极具典型性的士人，同时又有着鲜明的个性特色。通过这个文学形象，或许能够更生动地了解中国封建末期的官场。这个封建官场的消失，距今还不到一百年，至于它的影响，不仅现在存在，很可能还要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如此看来，《张之洞》就不完全是一部闲书，它或许也能给当今读者以某些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