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与罗马帝国的衰亡

腐败与罗马帝国的衰亡
ZZ

早期的基督教作家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和道德主义者一直坚定的断言：“罗马帝国衰亡是人们性关系堕落、生活奢侈和挥霍放荡的必然结果。”腐败当然不是罗马帝国衰亡的唯一原因，正如凯茨在《世界文明史中的争论》中所指出的那样，罗马帝国的衰亡“关键是罗马帝国的内部因素导致了罗马的国力和抵抗力的衰落，这就是皇帝和贵族对帝国的控制、膨胀的官僚集团、强迫性的法律规范、对中产阶级和自由民的过分的税收、用大部分的国力去支撑漫长国境线的防御、中央权威的不断削弱、贫富差距的扩大”等等），但透视导致罗马衰亡的每一个因素，无不与腐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腐败使后期罗马帝国公德丧失、风化败坏，政局不稳、行政乏力，赋税日苛、经济瘫痪，民怨沸腾、军队靡散。腐败使昔日强大无比的罗马帝国，成了一触即碎的风化物。

一、腐败摧毁了罗马人传统、优良的道德精神
许多论述罗马文明史的现代著作中都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早期的罗马人“健康、纯朴、高尚”，富有爱国心和荣誉感，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和尚武精神，美德和荣誉是罗马共和国的宗旨，有抱负的公民都竭尽努力以求无愧于一次胜利所带来的庄严的荣誉。这种传统美德和道德精神使人人争先为国效力，这是罗马之所以能够历经严峻考验却依然屹立不倒的根本原因。以生活俭朴而著称于世的罗马人，是辛勤的农夫和坚强的战士。即使是像西庇阿这样的将军，也亲自耕作，居所简陋：“这位令迦太基人闻风丧胆、把入侵者永远赶出罗马的人物，在田间干活干累了就来这么一个角落洗澡。干活对他来说就是锻炼身体。古代的人都亲自耕作，他也不例外。他住的房子屋顶简陋，路面低劣，凹凸不平。然而，随着罗马帝国的建立和太平盛世的来临，世风日坏，腐败堕落的现象到处可见。正如尼采在他的《善恶之彼岸》一书中所说：“他们（罗马人）终于获得了幸福，排除了过度紧张。周边大概没有敌人了，而且生活资料丰富，从而可以享乐了。于是旧的行为准则所强加给人的镣铐一下子被砸碎，因为那些行为准则看来不再是种群生存的必要条件，只能作为奢侈品和老古董残存下来……他们在力求得到荣耀和知识的时候，没有意识到从前的道德观所具有的约束、限制和宽容……以前的那种道德观正在迅速成为过时的东西。”道德精神的堕落弥漫了上至达官显贵下至普通百姓的各个社会阶层。罗马贵族将伊壁鸠鲁派的伦理学曲解为一种享乐主义道德，崇尚奢华、狂欢纵欲，并以此理论辩护他们穷奢极侈生活的正当性。仅就淋浴这件日常琐事，就足以体现罗马人的铺张。“谁家室内的墙壁要是没有金壁辉煌的饰板，没有亚历山大的大理石、衬以努米底亚的贴花饰物，没有房屋挑檐下那一整圈精心设计、丰富多彩、美如画卷的饰带，拱顶表面没有玻璃天花板，浴池四周砌的不是萨索斯石板，水龙头不是白银做的；汗流浃背精疲力竭时不能在这种豪华浴室享受一番，就会觉得自己寒酸……说到自由民的浴室，有多少尊雕像，多少根石柱啊！那些石柱什么也不支撑，仅仅是一种奢华的装饰。哗哗的流水奔泻而下，何等壮观！我们已经奢侈到地面非装饰不可的地步了。”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和强盛，挥金如土的消遣娱乐活动规模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多。罗马全年假日公元1世纪时为66天，4世纪时竟达175天，罗马人以近半年的时间沉湎于观看奴隶角斗、斗兽、海战、戏剧等表演，其靡费之大极为惊人。
在这种崇尚奢侈享受的世风中，朴实勤勉的罗马人不见了，即使是作为中小生产者的罗马自由平民也十分鄙视劳动，认为劳动是一种耻辱，竞相追逐富裕和安逸，其中有不少败家者成为流氓无产者。仅罗马城的流氓无产者就多达80万）。他们终日游手好闲，靠国家和社会施舍生存度日，成为寄生并毒害社会肌体的赘瘤。孟德斯鸠曾经说过：“既然精神的贫弱成了整个民族的特色，那么在事业中也就不再有智慧了。”在罗马，当奢侈之风销蚀了罗马人的传统道德时，它也扼杀了自由、团结、爱心和创造力。安逸享乐磨灭了罗马人的进取心，曾经铸造了一个伟大罗马的那些因素渐渐消失，精神文化的没落成为罗马帝国走向衰亡的起点。

二、腐败导致了罗马经济生活的瘫痪
罗马国家在生产类型上，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农业国。在罗马立国早期，自由的自耕农占大多数。由于当时罗马的国家机器还不发达，自耕奴没有感到政府压力的沉重。同时，在田间辛勤劳作的农民在当时备受推崇。一部罗马文献这样写道：“我们祖先，赞扬一个好人的时候，就称颂他是一个好种田人，一个好农民。凡是受到这样称颂的人，认为是获得了无上光荣。”但随着罗马国家的扩张、国家机器逐渐强化，官僚集团的势力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这个日渐庞大的官僚贵族集团带给罗马的是什么哪？罗马帝国后期，官僚贵族腐败堕落、挥金如土，终日沉湎于声色淫乐和纸醉金迷中。他们大兴土木，建筑别墅，不惜把大片肥美的良田改为猎场以供消遣。为了满足其骄奢淫侈的生活，官僚贵族不断加大对下层群众的剥夺。罗马官吏用贪污、罗马地主用地租达到其聚敛财富的目的，没有一个力量能够遏制罗马贵族、官僚和地主要过奢侈生活的欲望，因此，也就没有一个力量能够遏止他们贪污受贿和获得更多剩余产品的行为及冲动。罗斯托夫采夫论述罗马帝国时说：“官僚体制权利至高至大，不受国家基本成员所施行的任何监督，从而变得十分腐化、不诚实……贿赂公行，非法鱼夺习以为常，企图采取一大套暗中侦察和官员彼此互相监督的制度来制止这种现象均属徒劳无益。每一次增加官吏的名额、每一次扩大监督人员的队伍，其结果都只是增添了靠贿赂为生的人数。”这种现象对广大农民和隶农产生的直接影响则是：贪污越来越凶、地租越来越多、赋税越来越重。罗马帝国为供给庞大的官僚机构、军队和宫廷所需的巨大开支，只能竭泽而渔，不断增加税收，国民越来越难以承受。“罗马帝国从3世纪开始逐渐衰落，并接连不断地衰落直至灭亡。这种情况使课税问题，越来越被推到前台了。政府靠课新税来弥补国家的经常亏损，同时，把旧税更加推广开来……税率也在不断地提高着”。面对日渐难以承受的赋税，富人们疯狂地寻求免税权，并千方百计地转嫁赋税，结果正如当时一位作家萨尔维所说的那样：“现在很多富人，迫使穷人负担他们的赋税，同时富人又对穷人提出新的勒索，迫使他们交付。税收的沉重负担连续不断地、令人无法忍受地落在农民头上。到帝国末期，土地税率超过共和国后期税率大约3倍，国家收取的税额，占全部农业产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另外，为了安抚和供给向臣民勒索的工作人员，臣民的纳税费比官方税率高出30％。这样，罗马帝国及统治阶级上层为满足其奢侈腐化的生活，对中下层群众的剥削越来越重，使素来以生产为荣的小农感觉到生产的产品越多，被国家和富人榨取的也就越多，从而使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失掉了一切兴趣。加之崇尚奢华的世风的影响，作为中小生产者的罗马平民也十分鄙视劳动，致使享乐者越来越多，生产者越来越少，罗马帝国的经济调弊也就成为必然。对缺乏热情的劳动状况，罗马作家科路美拉在《论农业》中描述道：“他们（奴隶）把土地耕种得极坏，在播种时故意乱播，而浪费了极大数量的种子，他们不管田里的谷物是否成熟，便收割了运到打谷场上去，他们甚至在打谷时把一部分谷物藏起来，或以故意的疏忽造成损失。”由此可见，生产者以对生产的破坏抵触劳动，这样，罗马帝国最终陷入经济危机乃至经济崩溃也就不足为奇了。
经济危机首先从西部农业衰落开始。农业是手工业和商业的基础，农业衰落使城市粮食和手工业原料缺乏，工商业也随之衰落下去。工商业衰落又导致城市萧条、财政枯竭，引发了经济危机和内乱外患，从而使罗马帝国陷入政治危机，统一的帝国开始分裂，日趋解体。对此，学者曾有如下正确的分析：“皇亲国戚，高官大员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无不沉湎于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之中。他们对供养者的需求越来越大，支出不断增大而收入相对减少……百官贪污腐化的现象日益严重。政府为了弥合财政逆差，只好增加赋税，结果往往使百姓们不堪重负。由于国库空虚，导致水渠河堤年久失修，粮食歉收时节政府无力接济灾民，结果饥谨横行，于是各地盗匪蜂起并最终爆发农民起义。由于无力发放军饷，边境防守亦开始崩溃。各地军政大员纷纷拥兵自立，于是朝廷垮台了事。之后各方混战一场，吐旧纳新，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朝代循环。”

三、腐败导致罗马帝国政局动荡，行政乏力
费雷罗在《古代文明的衰落》一书中曾经写道：“罗马帝国的崩溃除了其它原因，千万不要低估日益堕落的帝国政府机构及管理人员这一重要原因”。我们知道，在罗马帝国建立之初，作为专制皇帝的奥古斯都，是备受人民推崇的。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奥古斯都结束了长期的内战、不停的劫掠，因此受到了罗马人民发自内心的崇敬。人们自觉自愿的把他看成一个‘神’，这种对皇帝的崇敬一直持续下去，成为一种维系罗马帝国强大的力量”。但实质上，人民对于帝国各级政府的爱戴源于罗马帝国强盛时期高效而廉洁的行政力量。奥古斯都，这位统治着如此大的疆土、如此多的臣民的君主，在他的工作岗位上一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他整顿原有的官僚机构，力图让那些有才能有经验的人担任各级官职，并对各行省的官员实行严密的监管。他的工作被他的继承者们继续着。约翰·麦克说：“罗马政府自从奥古斯都以后在不断完善着。其中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就是在克狄奥斯统治下，帝国的官僚机构迅速壮大。而随后的皇帝哈德良则把这一套官僚体系建设得十分富有组织性……哈德良把文官系统和武官体系分开……上述皇帝的努力都提高了帝国运转的效率和皇帝的权威。”汤普逊在他的《中世纪社会史》中也谈到，在第二世纪，安敦族的开明皇帝时代，皇室国库财产的管理是又廉洁，又有效能，而且又可得盈余。在帝国盛世争相担任行政长官的富人，为官的动机也是为了荣誉而非贪污。“原在帝国的盛世，有势力的公民争先恐后地竞争市政官位。这批人通常是巨富，他们能以自己的资财来维持这种官位的开支，来供给游戏和竞技场那样的娱乐。法官虽然使他们对中央政府向城市所征税款如有不足应负责任，但他们并不因此裹足不前。他们觉得，即使遭受可能的损失，这职业的体面都已使自己够光荣了。当时，光荣和官位是同义的名词”。）。早期罗马帝国的繁荣与兴盛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归结于帝王的贤明、统治机制的完善和官员的廉洁：“罗马繁盛的原因之一是：它的国王都是伟大的人物。在历史上除此之外，我们再也看不到不间断的一连串这样杰出的政治家和统帅”。而“罗马的政府也是十分完善的，因为自从它产生以来，它的制度就是足以使或是人民的精神、或是元老院的力量、或是某些高级官员的威望永远能够制裁任何滥用权力的事件”。这时，罗马的法律也能合理地把国家的权力分配给许多高级官吏，使官吏之间既能相互协调，又能相互制约。
权力可以用来造福于民，但不受制约的权力则是腐败的根源。“凡是一种官僚体制，如果不受人民所掌握的充分权力的制裁，它都注定了会腐化无能”，）。专制滋生腐败，而腐败又会酿成政治混乱和分裂，腐蚀罗马帝国的政治支柱。在罗马帝国后期，实行绝对专制的君主制，形成了毫无制约力的皇帝独裁，致使最高统治集团荒淫奢侈，吏治更是腐败之极。如在君王坦丁统治的后期，“在马克森提乌斯和李锡尼宫中多年积累下来的财富全部被他挥霍一空……而对人民的压榨却是能维持这位君王的挥霍的唯一的资金来源。他的一些品德低下的亲信依靠他们的主子的无限的慷慨全都十分富有，更肆无忌惮地掠夺和贪污受贿。一种隐藏的但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在政府公开的行政机构各个部门中已完全可以觉察到了，而皇帝本人尽管仍然能够得到臣民的顺从，却已渐渐失去了他们的敬爱”。而当一位皇帝将自己的权利视为一种特权而非一种职责、生活由克勤克俭走向骄奢淫侈的时候，他所招致的不仅是广大平民百姓的反对和唾弃，而且是官僚集团内部的纷争与动荡以及整个国家行政效率的降低。
帝王的昏庸腐败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使后期罗马形成“大官大贪，小官小贪”的局面。帝国的“行省政府于是变成了元老院议员阶级一个发财致富的新源泉”。）。“公家官吏，无论地位高低，都靠贪污行贿发了财”。国民赋税负担越来越重，国家政治日益腐败，政局也日益动荡不稳，争夺帝位的激烈混战频繁发生。从238年至253年，罗马帝国如同走马灯式的一连更换了十位皇帝。后期罗马皇帝虽然名义上仍是国家最高元首，但实际上已经瘫痪无力，统一的帝国开始分裂。总之，腐败即是行政乏力的诱因，也是政府行政效能降低的必然结果。正是由于罗马帝国的“荒淫豪奢，腐化之极；官吏贪污成风、吏治败坏；大奴隶主挥金如土、醉生梦死，使整个罗马帝国患上了重度‘政治肌无力’症，致使近卫军可以随意杀旧帝、立新帝，军队将领频频篡位夺权，内战不断爆发，帝国政治经常处于瘫痪、动乱状态。”“政治腐败确实是罗马帝国灭亡、罗马文明衰落的重要原因，历代执政者足可引以为戒”。

四、腐败销蚀了罗马军队的斗志
纵观世界发展历史，朝代循环往复的原因主要是和赋税、管理效率及军事力量有关。对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凯茨在他的《世界文明史中的争论》一书中曾经指出：“我不认为罗马帝国的衰亡源自野蛮人的入侵。罗马帝国在5世纪以前，成功地抵御了野蛮人的多次进攻。因此，关键是罗马帝国的内部因素导致了罗马的国力和抵抗力的衰落。”而罗马军队抵抗力的下降，又和腐败有着内在的联系。
我们知道，罗马靠军事起家，到公元一世纪，罗马已经发展成为囊括地中海的庞大帝国。其军事力量的勃兴与强大是与早期罗马人的忠勇尚武精神和荣誉感分不开的。同时，以平民士兵为主要战斗力的公民兵是军队的支柱，而稳定的自耕农集团是公民兵的基石，它保障了公民兵的坚强的战斗力。因为公民内部的团结和军事力量的增强换来了更大的军事胜利，接连不断的征服战争的胜利所获得的土地、财富和奴隶使平民的土地和债务问题大部分获得解决，在战争以前，贵族妥协，向平民开放各种官职，减轻平民的债务负担。这样，在罗马帝国盛期，罗马人的爱国心、荣誉感、民族精神、尚武精神，加之经济利益的驱动和政治地位提高的诱惑，造就了罗马军队强大的战斗力。但是，繁荣盛世成为腐败的温床，当没有敌人可以征服时，安逸的生活、崇尚奢华的世风磨灭了罗马人的进取心，也销蚀了罗马军人的斗志、爱国心和荣誉感。“在一片安居乐业的景象中观察到暗藏着的衰败腐化因素……人的头脑都降到了同一水平，天才的火花渐次熄灭，甚至连尚武精神也烟消云散了……他们过去那些最勇敢的领导人的后代，全部安心于作一个普通子民和公民。最有抱负的人都往皇帝的宫廷或卫队里挤，被抛弃的一些省份，逐渐失去了政治力量或凝聚力，不知不觉中变得人人只顾自己过着懒散闲适的生活”。当没有敌人可以征服，罗马各地出现了安宁、繁荣的景象时，罗马强大的军事力量被用于个人目的。尤其是在罗马帝国后期，腐败导致帝王对军队的倚重和骄宠，对军队的过分骄宠又加剧了官兵的腐败，从而大大销蚀了罗马军队的战斗力。
帝国后期，许多帝王荒淫豪奢、腐化至极，贵族地主挥金如土，醉生梦死，致使民不聊生、政局动荡。腐败无能的皇帝只有靠军队维持其统治。塞维鲁皇帝曾说：“让士兵发财，其余的人皆可不管”，“他让那些士兵都戴上金戒指以满足他们的虚荣心，让他们带着妻子安闲的住在军营中，尽量让他们过着舒适生活。他把他们的军饷加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并且先是告诉他们等着，遇有任何危险事务或喜庆节日可能会有额外的犒赏，后来则更变成了公开讨要。渐渐一个个养尊处优，自高自大并由于享有危险的特权而显得比一般人民位高一等，很快已完全无能进行艰苦的军事行动，却只会欺压人民，而且也完全不能接受正当的管束了”。一味放纵军队的结果是造成了军队坐大并主宰政权的混乱局面。当赏赐不能满足其贪欲时，近卫军往往发生哗变，废立篡杀之事屡屡发生。过多的月薪和额外的赏赐使国家财政支绌，而军人个个富有，这样，“军队的战斗力不是通过严酷的军营训练和忠勇无畏的尚武精神日益加强，却是在城市的奢侈生活中全部消磨殆尽”。）。耽于享乐的腐败使罗马军队军纪松弛、战斗力下降，彻底失去了昔日的风采，当罗马帝国丧失了可为祖国一战、并时刻准备奔赴战场的士兵的时候，其灭亡也就为时不远了。

也许有感于古代罗马的强大，也许有感于古代罗马对中世纪欧洲和现代西方世界的持续影响，长期萦绕在西方史学家脑际中的问题之一就是西罗马帝国为什么在公元5世纪灭亡。
　　
20世纪，西方学者继续探讨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这个千古之谜。
　　
1916年，维兰德密·斯密科维奇在《政治科学季刊》上发表《罗马衰亡的重新考察》一文。他认为，罗马的灾难开始于共和国时期，早在加图时代（公元前180年左右），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农业已经衰落了。各个行省的耕地逐渐沙漠化，荒地无限扩大。大量土地抛荒导致仍然耕种土地的农民税收负担加重，农业劳动生产率降低，社会生存所依赖的物质条件恶化。所有这些使西罗马帝国难逃灭亡的厄运。
　　
1917年，埃尔沃斯·亨廷顿在《经济季刊》上发表“气候变化和农业衰落是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一文。他的论证方法非常奇特。美国加里福尼亚地区有一种树龄达到3000多年甚至4000年的红杉树，这种红杉树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一年都长出一个年轮，根据年轮数可以推断树龄，而且这种树的年轮纹理之间的距离是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气候有利时，也就是降水量大的年份，年轮纹理间距比较大，反之则较小。所以根据红杉树的年轮纹理的间距可以推断出该地区降水量的历史。而且亨廷顿认为加里福尼亚地区的降水历史与罗马统治时期地中海地区的降水大体一致。基于红杉树的特点和两地降水历史大致相同的假设，所以亨廷顿认为，西罗马帝国的衰亡是由于公元4、5、6世纪降水量不足而造成的。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邓尼·弗兰克则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西罗马帝国的衰亡。通过仔细研究许多拉丁文墓志铭，他发现这些墓志铭上的奴隶多是希腊人的姓名。因此，他断言，罗马和拉丁西部遇到希腊和东方奴隶的入侵：由于这些都是被释放的奴隶，所以他们都取得了罗马的公民权，罗马公民的成分发生了变化。通过对13900个墓志铭的研究，他推断罗马城中近90％罗马出生的居民是外族血统，曾经建立罗马帝国的罗马人现在让位于外来种族。正因如此，罗马从元首制过渡到君主制这是专制主义的胜利，东方宗教的传播，拉丁文学的衰落，曾经建立帝国的人治理国家的天赋不断降低。
　　
尼尔森在《罗马帝国》一书中认为，罗马帝国最重要的问题是种族问题，因为罗马文明就是以种族为基础的。文化取决于种族的特性。如果外来种族和蛮族被同化，那么他们必然与征服者（罗马人）互相渗透。由于罗马世界范围广大，外来种族众多，因此罗马人的出生率必须提高。但是罗马人的出生率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所降低：罗马人的血统变得越来越不纯洁，在帝国的罗马化地区，由于文明的互相交流和融合导致种族的无节制混合。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不同种族互相通婚和血统的混杂遍及各个行省。在这些血统混杂的地方，稳定的精神和道德标准都失去了。
　　
罗斯托夫采夫在《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一书中，也探讨了西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他认为正是通过城市这个媒介，罗马统一了意大利，当罗马帝国扩张到西欧地区时，它自然会使城市成为罗马化的中心。但是城市的财富来自乡村，乡村农民激烈反对城市市民的剥削。在罗马帝国的和平环境下，城市居民逐渐不能适应军营生活，公元3世纪危机时，帝国政府只好招募农民参加罗马军队，军队中的农民与乡村农民联合起来，反对城市的压迫。因此，贵族以及依赖贵族的古代文明的衰落就是由于军队中的农民与乡村农民的联合反抗。
　　
研究拜占庭历史的诺曼·H·拜恩斯从比较的角度来探讨西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他认为西罗马帝国存在文化中断的现象，东罗马帝国则没有。从根本上来说，文化诞生于互相交流，为了维持文化，需要有意识地巩固对它的兴趣。罗马文明依靠互相联系，依靠从罗马城扩散到各个行省省会，然后再返回罗马加以巩固。然而，只有在没有暴力的地区才能保持这种自由联系。罗马帝国由城市行政官员以及驻守边境的军队维持，城市官员和军队成为维持整个文明结构的重要力量。而蛮族的入侵使这些相互联系的地区分裂了，蛮族王国在罗马领土上的建立打破了帝国政府统一的行政管理。蛮族王国的建立不仅缩小了罗马帝国的领土，而且减少了罗马帝国的财政收入来源。帝国的防御需要金钱，因为罗马曾经为西欧地区提供了长期的和平交往，以致它的公民再也不是战士了。要想获得战争胜利，西罗马帝国就必须依靠蛮族雇佣军，而雇佣军是要支付巨额军费的。更加糟糕的是，西罗马帝国面临两线作战：陆地上需要与蛮族作战，海上还要与汪达尔人的舰队作战。因此西罗马帝国的悲剧在于它没有必要的财力资源，在维持一支雇佣军的同时又能维持一支强大的舰队。
　　
80年代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西罗马帝国是由于“铅中毒”而衰亡的。罗马城市的供水管道是用铅制作的，随着时间的流逝，铅逐渐被锈蚀，长期使用这种铅水管的罗马人智力因此下降，以致到公元5世纪时，他们缺乏应付帝国内外危机所必要的智力。
　　
美国学者马文·佩里在《西方文明史》一书中认为，罗马帝国的衰亡是一个历经数百年的过程，它并不是发生在公元476年的一个单一事件。其次，帝国仅仅是西半部灭亡，帝国的东半部则作为拜占廷帝国而幸存下来，直到15世纪中叶。因此，没有任何单一原因足以说明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它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蛮族的作用，二是精神原因，三是经济原因。
　　
菲里普·李·拉尔夫在《世界文明史》中认为，西罗马帝国的衰亡主要是由于内部问题。第一，政治上，元首制下缺乏明确的继承法，结果元首一去世，接着就是内战，帝国后期政治上最大的缺陷是没有使足够的人参与政府活动，帝国的居民大多数是不参与政治的臣民，沉重的税收常常使他们对帝国心怀仇恨。第二，经济上，罗马最严重的经济问题是由奴隶制度和劳动力短缺所引起的。罗马城市主要依靠奴隶生产的剩余产品，但是奴隶承担的劳动过于繁重，以致无法通过繁衍后代来补充奴隶队伍，随着对外政府战争的结束，战俘奴隶的来源断绝了，结果乡村生产的剩余产品越来越少；奴隶制度使罗马的奴隶主不关心发展生产技术。第三，缺乏公民理想。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不能依靠共和国时期的公民理想，这主要是由于连年的战争和沉重的赋税负担造成的。地区之间的分歧、公共教育的缺乏以及社会的分层进一步阻碍了任何统一的公益精神的形成。西罗马帝国是伴随着人们的普遍冷漠而走向历史的尽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