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原创：隔着遥远的距离，纪念倪天增副市长

KleinKlauss

这是我的朋友陶心（id:陶然亭外绿树荫,心海堂前红墙凭）在XY的一篇新文章。

详细记述了一位在当地享受民望很高的市长事迹，这个事迹不是汇报式的，而是一个回忆者站在时间的角度进行的纪实。

在此时发表，尤其显示出必要性，追溯往事，放眼今天，能够体味出的，想必不会是轻浮与嬉笑之内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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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果我简略地讲一句：“我亲眼望见过倪天增副市长（尽管隔了相当一段距离）。”肯定会被大家讪笑：“你想表达什么意思呢？”没什么意思，甚至忘了具体时间。我只是陈述一件平淡之平淡的小事。

      如果谁简略地说一句：“倪天增副市长于在京党校进修期间的课余活动中突发心脏病去世。”假如是不知道他何许人也的人，也许不会由此产生任何好感，如若是那种玩世不恭的人，甚至会哂笑。

      简略不是精辟，事情本身就并不全然能和任何语言一一对应。我乃一介小民，普通市民家庭出身，和倪副市长自然没有任何的关系。对他的了解，也基本上从他人口头、笔端的转述所得。所以我说，隔着遥远的距离去记念他。

      身后没有铺天盖地的宣扬溢美，生前没有标新立异的典型语汇，马克思作证，就某个区域里，我的父辈那一代人，提起他，真会异口同声地，只用最质朴、最简练的话来评价他：“倪天增格副市长是牢好额！伊是额好干部、好共产党员！是额好知识分子！”

      大概这就是返璞归真，任何煽情催泪的、精彩绝伦的、激情澎湃的、流光溢彩的评述都嫌失色，这个时候，只有最平朴的才能做到最合适，否则也许就是曲解了他，误读了他，就是失真，甚至亵渎。

      和高层人士那么遥远的我，为什么能有那么一次“亲眼望见”呢？

      关于那“隔了相当一段距离”的“亲眼望见”，我后悔自己忘记了具体时间，我的家人也忘记了。只记得，那是八十年代末或者九十年代初的一个八月初，当时我还是个放暑假的小学生。八月初的上海正循例接受台汛的年度考验，驻黄浦江沿岸的任何工企业单位的职工及其家属，都可以感受到那种也许不流露于人们表情、又确实存在的、不可名状的紧张气氛。如果家居地又是处于排汛能力低的老宅区（现在早已拆离），这种感觉更加切身。

      电视机里不时报道市领导的动态，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每当这种时候，千百邻居，总会有人说：“格辰光，倪天增大概是最忙的了！”倒不是哪个邻居认识高干，否则他不会住在那个地段，也不是谁忧国忧民思想境界高。这是不必使用华丽赞美之词的口碑。

      那天，弄堂里的白桐树白天起就无法挺直腰杆，老宅区邻里随处可见居民冒雨上哪怕两、三层高的屋顶检查瓦片。父亲的旧单位在半公里开外的黄浦江北岸，名曰公司，但级别不高，尚未跳槽的父亲那时是当时常见的“以工代管”编制的小小股级主管，不过每年台汛值班总是逃不掉的。但那年夏天，祖母当时走亲戚去了，母亲虽然在单位没有值班任务，但在父亲的授意下，那晚住在邻居家帮忙照顾病人。所以那天，仔细检查了二层老宅后，把我带到了他的单位，我成了个“编外值班干事”。

      可惜我这个编外人员实在太小，只能在二楼面向浦江的窗前默默注视着大人们在防汛墙内侧的尚未得令关闭的大铁门处神色严肃地交谈讨论。方才下得越发急骤的雨此时似乎开始为人考虑，我怎会知道哪位大领导会雨夜到这里来查看，所以在我困惑不解的目光中，发觉他们的表情愈加郑重其事，人也增多起来，看上去一些人好像“很有来头”，虽然穿着同样朴素。其中有一人，应该是人群的核心，却走到了最前头。豪雨减为小雨，颤抖的夜幕中，我只能看到他身着旧塑料雨衣，但没有包住头，头发花白，瘦高个子，穿着黑胶雨鞋，执手电筒，哗啦啦趟着水，一路走到防汛墙前，察看着什么，很认真的样子。等他转过身来，我才依稀但又确实看到这张脸，比他的头发显得年轻————就是电视上时不时看到的、开会一丝不苟作笔记、常出现在某类为民排忧解难场合的倪天增副市长。我确信我能认得出、认得准。

      接着看到倪副市长在大铁门处又查探、询问着什么，好像查问之余还在关心周围的人什么。然后又去看了一些架空电线和电气设备。

      我的窗子对着黄浦江，所以他如何离开的我看不到。很晚了，父亲上来走进房间，看到我还没睡，就说：“侬还么困觉？侬刚刚窗门前看到了伐，格额副市长、倪天增勿晓得侬晓得伐，前头来视察过了，伊倒看了比阿拉还要认真。”

      他的语气从淡淡地转到了平静中的敬仰。但他也许觉得少不更事的我岂会知道谁是倪天增、什么是副市长的工作，何况他也只是在人丛后隔着看而已。我当时这个单纯的红领巾，也就跟着淡淡地敬仰起来。那是一种遥远的、朴实的、没有哲理装饰的敬仰。

      多年后，父亲才告诉我一些人丛后亲眼看到的细节。倪副市长非常细致，防汛墙情况、水位状态、大铁门的橡皮垫、场所范围的排涝状况、电线电缆、用电设备、避雷接地、照明器具、警报器材、执勤安排和应急预案直至锅炉间烟囱的拉撑钢缆，问的时间并不长，很精干，可句句点到实处，还关心他人的状况。父亲还不知确切地讲道倪副市长当晚把那个重点地块打西头起的毛纺厂、水厂、仓库、父亲的旧单位、轮渡码头等都检查下来，直至放心方离去。

      其实有一点父亲没有注意讲而我其实偷偷看到，当时倪天增总是站在队伍的前沿，装扮上像个联防队员，却遮不掉那种主心骨的严谨而从容、认真而温和的气质，亲临矢石，弯了许多次腰、探了很多次头。

      那么多年过去了，老宅被拆得差不多了，老单位的那底层中间是通廊的关墙式大楼也将会随着浦江两岸规划开发而被拆除。几年后，那里的面貌将焕然一新。故地重游，我甚至会瞎想：“如果倪天增副市长在天有灵，会对这块地方的地区规划有何高见呢？”尽管这看似真的和我们这等小市民无关，举家早就搬都搬了。

KleinKlauss

（二）

      一九九二年六月七日（星期天），当时我也还是小学生，还不算很会为不久后的四年级下学期期末考试发愁。晚饭时，父母习惯性地收听广播，听到了倪副市长在京突然病逝的噩耗。弄堂里，人们相告相谈，神色中都带有惋惜，好像他走了，世界就少了点什么，尽管看上去和我们切身没有什么直接关联。第二天礼拜一，早早到了学校，老师之间也在神情凝重地谈论这件事。那段时间，上海街头巷尾似乎都在谈论他的病逝，公交车的售票员，商店店员；公园里的晨练人，平平凡凡素不相识的人们。一介小民看不到那隆重的或者哀绝的场面，却能感受到，这个城市，一时间好像真的丢失了点什么东西。不可否认，后来的副市长群体中也不乏好干部，可惜他们之前有个倪天增。

      那时年少的我，只知道大人们都说，倪天增是个好干部、好党员，毫无修饰，但斩钉截铁。多年后才通过一些书籍、一些讯息，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倪天增副市长的简历：1937年生于浙江宁波，祖籍浙江嘉善。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在华东工业建筑设计院参加工作，职至副院长，上海市城市规划建筑管理局局长助理、局长。1983年起任上海市副市长，分管城规、市政、交通、防灾、宅建、环境、邮电、绿化等工作。是上海市第七届、第八届人大代表，中共上海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

      他当年的老师吴良镛教授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创始人之一，我国建筑学泰斗。清华就读的六年是倪副市长风华正茂，从翩翩青年走向成熟的时期。直至肩担重任，80年代，每当上海研究修订城市规划、研讨重大工程方案之时，倪天增总会特地邀请吴良镛先生等清华教师去参加评审研讨。当然也还邀请同济大学教师。在他们这辈人看来，建筑和环境两个领域当时真是北清华、南同济。倪天增晚间临教授下榻的旅馆求道、亲手为教授搬运行李，不在任何纪念照上，而在知情者的记忆转述中。他自己的气质也更像一个教师，一个真正为人师表、既有中华传统美德、又有西方平等交流思维的良师。

      倪副市长逝世后，吴教授以行草书挽诗一首凭吊：
      清华多俊彦，君子众所推。一生献建设，不惜鬓毛衰。居功不自傲，艰辛为人民。谦怀虚若谷，美誉满春申。协和欢聚日，花木宏图挥，昊天胡不吊，英年竟西归。华厦万间立，坦衢百里通。浦江新貌改，应可慰忠魂。

      1983年，汪道涵同志从彭冲同志手上接力，市委市府换届，倪天增同志当选副市长，时年46岁的他是最年轻的省部级干部之一。这一当就是9年，和四任市长共过事，历经“六五”（经济恢复后的基础性铺垫）、“七五”（功能区规划与建设热潮开始）、“八五”（基础建设强化，开发浦东）建设时期。

      我不曾学建筑，不过有学建筑、搞建筑设计的朋友，从中得知，倪天增同志曾在华东工业建筑设计院、上海城市规划建筑管理局工作二十年以上，高级建筑师，业内专家，主持和参与工程项目20多个（如上海美术馆、龙柏饭店、上海体育馆、南师院、更多居民住宅区等）。其中还包括曾参加过支援小三线（江西）的工程建设，以及援外工作（贝宁、坦桑尼亚等）。他所牵头或参加的项目多次获奖，他在该方面还撰写了一些有价值的论著与文章，外语流利、重视科技交流。

      他担任副市长的时期是80年代至90年代初，这是上海市初步恢复经济后，城市基础和现代化建设兴起的时代。就仅以城市排水而言，自前一年，西区污水处理厂改建（现在的天山污水处理厂）等工程的完工，既代表着中小型地区分散式排水体制仍将中远期为申城水质净化事业服务，也暗示着申城的排水基建面临着集中外排建设战役的开幕，1983年正是集中外排工程的前期研究、方案论证阶段启动之时。倪天增在老市政局合流建设指挥部的人心目中很有亲切感，在而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上海滩先后出现的三大一级代建机构，即市政建设处（俗称马当路建设处）、浦东建设指挥部、大桥建设处的老城建者们中间也很有口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改革开放的全面恢复时期，以及“六五”建设时期是他所高度评价的，因为主要不是在他的副市长任期内，所以他以此来把后来的成绩向前人归功、向他人归功。他认为，上海建设在这段时期进入飞跃发展的新阶段，城市总体规划开始制订，而且公开招展，专家评议、市民意见相结合，现代化工业建设全面展开，居民居住条件开始全面改善，科教文卫迅猛发展，而且，对外开发，积极对外引进的基础条件形成，他觉得，这段时期开始摸索中着手的与外国机构合资建设具有现代化技术的工业项目，与外商合资、合作，大量建设现代化高级城市服务设施，努力建设虹桥、闵行、漕河泾等技术开发区等工作，对之后的全面推进改革开发、城市现代化建设等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七五”建设时期是他殚精竭虑的五年，他的头发就白在这个时期，也是他引以为豪的五年——当然不是为他个人自豪，他为他的事业、他的工作环境所自豪。他坚决支持和参与这个时期的建设事业，国外先进经验与国内实际情况相结合，大兴土木与环境保护并重，工业核心技术与营造招商引资城市环境共建，民生为先、缓解住房紧缺和重视菜篮子工程，科教兴业、大力为文教事业配套服务。这段时期居住区改造与建设、城市整体基础设施与交通建设、航运越江、港湾码头、环境卫生、新型工业营建、农副业生产基地、水质净化、商业仓储建造、教科文设施建设等的全线踏征，以及规划、建设、管理三线分立互进体制的初步形成，都融入了倪副市长的心血，

      印象中的“八五”建设，哪怕对于“关我甚事”的普通上海市井小民而言，也是激动人心的、口碑绵长的，浦东开发的正式启动，南浦、杨浦等大桥的成功建造，虹桥机场的扩建，全市燃气工程的开动，外高桥港区建设，合流污水治理工程顺利进行，大型引水和供水工程兴建，地铁1号线初现端倪……这些预示着现代化城市的标志而同时又完全是实事工程、利民工程的工作，持续发展至今天和不远的将来的建设思路，都在那个时期初具规模、面向深入发展。可惜，街头巷尾、寻常巷陌时不时听到这样一句话：可惜倪天增看不到了。

      当然，这些大范畴的业绩不是他个人世界的全部。我等普通市民心目中的“哪里有难处、有苦处、有危险、有事故，就有他”、“他的工作挺苦”等评价，字句本身也不是关键——他分管这些，他当然得承担这些。关键在于，为什么说到他这里，百姓们就肃然起敬、由衷赞叹，一样简单的话语，自有倪副市长不一样的而看不见的丰碑。好干部不止他一个，比他更好的也不少，好干部未必能被普通大众所了解、所理解、所认识、所感铭于内，能赢得民心自有他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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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暂不妄谈城市发展的某个时期的特点，暂不分析为什么同样的事迹发生在他身上却更赢得了千家万户百姓的心、被赋予标杆般赞誉的综合原因。先从所收集的资料中，倪天增其人其事开始归纳其本身。当然从中穿插一些对于某个时期本市市民心态的最为浅显的思考。

      倪天增首先一个特点就在于“实”，实实在在的工作，包括务实、踏实、勤恳和谦逊。没有华丽的词藻，一次发言，现场时间近8分钟，他90%的时间在坦诚分析自己需要努力的地方，别说自我肯定，连一句表白志向的出彩话都省略了。这位身材修长、建筑师出身的副市长，外表上步履从容、言谈自然，讲话办事，都是那么具有学者风范、真正的学者风范：严谨、朴实、不尚浮华。

      他常年奔走在各类工作第一线，工地现场、事故现场、抢修现场，无论自己多辛苦，但面对公众，他始终会把自己放在次要位置，突出一线的市政公用职工，自己当配角。防汛防台更是一项“整天提心吊胆”的工作，倪天增任防汛防台总指挥的3000多个日夜里，几乎所有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牢记着他披风沐雨、鞠躬尽瘁、操碎了心的工作场景，把壮年的青丝熬成白发，疲劳侵蚀了他健壮的肌体。而他的家族中，没有人有心脏病史、华发早生现象。

      所以人们称他“风雨市长”、“辛苦市长”、“沪上忧劳一忙人”，上海市的总建筑师，为官常思民之苦，没有沽名钓誉、哗众取宠，只有常年真实的艰辛工作。

      夏季的汛情让他牵肠挂肚，冬季的严寒同样使他魂牵梦系。91年底暴冷袭击沪上，市区大面积水管爆裂。他踩着吱吱作响的竹梯爬上屋顶，观察水箱情况。冒着凛冽寒风，他爬上六层楼顶去慰问修房工人。还有大雪天、大雾天……

      建设工地的泥浆，挡不住他对建设者发自内心的关怀；狂风暴雨，更挡不住他对城市安全的忠诚。

      我们都还记得，八十年代中期，陆家嘴轮渡站有过一次严重的挤踏伤亡事故。但无论在面对上级，还是面对直接责任的轮渡公司，倪天增都把责任揽在了自己身上，尤其对下级，不曾责怪过一句，有的只是焚膏继咎地组织整改措施研讨与落实。他质朴、坦白，从不文过饰非，勇于承担责任。他对下级从不训斥、责难，他是以理服人、以德服人。

      他低调为人、敦厚待人，尊重所有人，爱护小辈，但也不是没有刚硬甚至犯颜直谏的时候。他面对建设工作中某些部门推托扯皮、不敢承担工作推进责任的情况，也会对事不对人地进行批评，但立足点始终在把工作有效地推动上去。他还曾以舍得了乌纱帽的勇气，向姚依林副总理实事求是、乃至声泪俱下地坦陈某些实际的具体困难。领导上理解和信任了他，因为他的恪尽职守的工作早有口碑。

      人们回忆，他九年多副市长生涯，只有两次“休假”，一次因为肠胃功能紊乱不得不休养，一次是因患带状疱疹。他的夫人在痛惜，别人一年365天，他有多少天，当多少天用，有几个休息日，只想到别人，从不想自己……

      街头巷尾，老百姓由衷地怀念，他是累死的，为老百姓累死的……

      其次是肯为他人着想的善良细心。也许只有类似于上海人，我们这群更容易满足于小市民心态与情趣的人，才会如果非要在行政长官的“大气磅礴”与“细致入微”中二选一时选择后者。

      我们从各种资料讯息中知道，倪天增第一任秘书本是被称作和他是“最佳搭档”的紧密助手，一起工作了六年，但倪天增主动提出秘书年纪也不小、再当下去会影响其前途，让他出去独立工作。如果因为实在太忙，有文件需要被人协助写作，哪怕最终自己仍多次修改，他还是会记得标上别人的名字、分送别人稿费。会展活动中，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记者衣着单薄，也会引得这个副市长记挂在心头。日以继夜的防汛工作中，自己再辛苦，他还会想到秘书和司机的身体，情愿乘上普通工作人员的值班车。还据说在外滩人民英雄纪念碑方案设计征集评选时，当他看到中标的是同济的张振山教授的方案时，立刻就反应道：“张教授身体状况怎样了、是不是还那样忙”，一个普通教授能让他了解得如此之深，关心得如此真切。他也会在台汛时，亲手帮老百姓搬运家具，他觉得这是减轻自己的歉疚。知晓了那个曾一起工作过的普通公务人员近期有了精神负担，他会记得打电话过去，予以劝慰和鼓励。

      接着是他广受美誉的清廉俭朴。直至90年代初，他一个月工资和各种补贴总共250多元，不如在幼儿园当教师的女儿。过去为女儿买一架钢琴要借钱。家具是夫妻俩东拼西凑买便宜货、过时货，借邻居的黄鱼车一件件搬回来。甚至于夫人的同事买得起大闸蟹，他们家却买不起，也婉拒别人相送。

      他长年住在南市区的老城厢的一件平房，没有卫生设备、没有煤气，和周围邻居一样，要倒马桶、要买煤饼，要生煤炉。有人给找他汇报工作，还恰逢他正在给煤炉加煤球，动作熟练，这个书生可是家中唯一的“重劳力”，还坚持自己挑煤，落下腰肌劳损的毛病，还从不利用权力给自己家哪怕特批一个液化气罐。后来的康平路100弄某号某室，并不宽敞，涂料粉墙，碌片作地，磨平的地板。他为解决住房特困户殚精竭虑，但自己的居住则从来没有与时俱进过。

      其实这本可以算是一个群体特点，但发生在这个在省部级干部行列中的年轻干练、又是高学历高职称的人身上，这里的市民往往对此的心理感受已经不只是“廉洁”本身了，更转化到了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因为那个时期之前已经注意了对高级知识分子、高级人才的待遇改善，而他一个高级建筑师出身的副市长如此的清廉俭朴，被普通市民赋予了除此之外的另外一种意义：高级知识分子和我们是站在一起的，这和他的清俭互为表里。所以，他的清廉更被赋予一种特殊内涵。

      清廉的同时还有一种严于律己、约束亲人的意识。他曾主管外地进上海户口指标的工作，却不曾为自家人“办实事”，甚至于逝世后，他的夫人和亲人竟然不知道他管过这个工作，因为夫妻俩十几个兄弟姐妹至今仍散在外地工作，哪怕族中老人年事已高，亟需有人返沪照顾，他们也是夫妻俩自己肩挑，再辛苦一些。

      也许这么一说，有人又会认为他“不近人情”。可是他的亲人回忆道，倪天增在亲族中，办事公正，从不讲人一句坏话，在亲族中最有威信。

      他的儿子进进要结婚了，当时房改政策出台，分房要买债券，有人劝他给儿子“快办”，免得要买债券，他却坚决不同意儿子搭车免费分房，结果儿子婚期拖了一年，按政策买了债券才分的房。但身教育人，儿子和儿媳都不曾有抱怨。他的女儿颖颖从事幼教事业，当上了一名普通的幼儿园教师，很少有人知道她就是副市长的女儿。

      然后就是一种“平民姿态”。这种“平”，并非志趣爱好上的投契，而是对一种性质正统、形式又开明的家庭生活和为人处世方式上的好感。其身边人回忆中，倪天增伉俪情重，相濡以沫，倪副市长是一个足以让小市民们名之为“上海男人”的好丈夫，家务活拿手，花围裙、袖套、鸡毛掸，好一个“围裙丈夫”，像一个普通男子那样深夜去接等同样工作繁忙的妻子；倪天增父女情深，女儿直至参加工作了，下班归家、入夜休息前，都要和这个慈父亲昵一番；他的邻居甚至在他当了副市长后，仍会如往常串门走动，相互关心生活，却不曾涉及到工作安排。搬家了，有位被他叫“大阿嫂”的邻居，拿手包的粽子，每逢端午都记得给他送去，但不曾让副市长给予什么便利安排。因为他的身边已经形成一种立足原则基础上又邻里相亲的氛围。

      他熟悉市情，深谙民情，不仅家庭生活，他的平民意识还会融入到工作中，曾有一次，某企业集团要在市区内正用一块地，这块地内正好有一个老牌煤球厂，有人觉得可以把厂迁到郊区。倪天增当即指出了这个煤球厂的重要性，他深深体会到涉及居民群众的开门七件事，煤可是头一桩，处理该类问题要谨慎。厂迁了，附近老百姓“哪亨办呢？”最终说服了该集团，妥善安排了新的方案。

     “平民姿态”也许只是一种姿态，但能做到平易近人，就相得益彰，教人称赞。在参观淀山湖时，被基层单位普通职工认出要求合影，倪天增不仅爽快答应，还会主动东望西瞧寻找最佳拍摄角度、不厌其烦当“模特儿”。他的下级也普遍反映他的平易，不摆架子，觉得他相互熟了，“会像兄长一样关心你。”

      还有就是“知性”，尤其在当时，社会风气一则在“八三严打”下慢慢好转，二则“附带飞入的苍蝇”还没对部分不谙世事的少年人产生群体性负面影响，三则责任制普遍推行而竞争压力仍不算很高，那么人群中普遍提倡的，还是一种正统结合开明的精神面貌，积极中融合宁静致远的心态。同时，文革后对于知识文化的重视回潮，但又尚未因为“人口高峰”现象产生的扭曲加极端现象，当时，整个社会对于知识的追求是普遍的、真挚的、纯朴的、务实的。人们对于一个被称为高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公众形象又如此亲民的副市长，自然会平添几分信任与好感、敬仰与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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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八十年代开始后，上海市日益壮大的城市工商业、城市规模、人口增长处于第二次高峰期，和其遗留问题尚未解决、配套跟进缓慢的市政设施建设之间所存在的不匹配开始明显凸出。当时这个城市的主要矛盾不在于新老意识形态的落差，而是“阿拉上海人”那种在其他省市同胞眼中显得市井气过重的“实惠”上的追求。我们这个市民地域心态颇为特殊的城市，经历了“文革”后，传统积淀不多、新的冲击未到，20世纪上半叶的五光十色也没被某个阶层聊以思念而怡然自得，所以我们这个人群整体，相比其他地方，对衣食住行的改善的心思更为迫切。无论是物资供应，还是市政公用配套的服务。也许八十年代是“阿拉上海人”经历的一个相对所谓“人穷志短”的时期。

      在这么个时期内，上海市民需要的往往就并不是振臂一呼的豪言壮语，而是贴近日常生活、和老百姓贴心的功用配套事业的落实。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糖，菜篮子，肉兜子，铸就了上海人特有的精细，也造成了之后部分人生活质量上去后的意向型奢侈——他们不是一味地炫耀式铺张，而是有所选择地展示富裕，有时候依旧抠门得紧。在这种群体心态下，市民通常更会对低调式的、公用事业服务特征强的领导好感有加。如果这个领导同时又是“高级知识分子”，普通市民就又产生了“高级知识分子如此肯为我们着想”的原始而朴素的尊敬。

      撇开“全民素质”这个话题，从“全民性格”角度来说，中国民众相对还算是朴实的、忍让的、宽容的、善良的，即便小事上的“斤斤计较”，也无非因为觉得自己“亏吃得太多”。远期积累到一定限度，爆发起来当然厉害。但若能事先因势疏导，我国的老百姓还算是很能体谅的，大城市里基本上均如此，上海亦如此，有人不满要抱怨两句，就会有人自发地劝解。

      那么对于市政配套的多年遗留旧账，一般老百姓未必需要多少年之内如何大变样、如何与国际先进接轨。只要看到在一点点在好转、有关方面一点点实实在在地在改进，就满意了。

      即使是“知识文化精英阶层”，也分几类，一类忙于准备出国，一类得到翻身不满十年、正是振作入世之时，一类在思想的转型期前半段则尚在闭关修炼……总之，他们对于社会问题，那段时间就少了一种随意上升到政治的浮躁，“文革”后百姓生活越发多姿多彩，知识精英们也是人，就更愿意把一些对于社会的探索放到就事论事、贴近日常生活的层面去思考。

      那么老百姓在面对城市灾害、市政配套不力现象时，情绪固然激动，但所需要的未必就是逼政府多少时间里一定根治什么，他们只要你解释，而且是不是“腔势浓”地教育民众，而是低姿态诚恳地把问题与难度解释清楚。

      尤其是城市排水范畴的。倪天增上任伊始，上海市城市建设遗留欠帐多，拥挤的住宅与马路，不完备的排水配套设施，每年台汛季节，总有多处严重积水地带，其中有一些地势低洼的老住宅区，家家户户水漫金山。屋内水盆开小船，这几乎成了一部分居民每年的“功课”之一。还有一个就是入冬时节的水管防冻。

      在倪天增当上副市长的初期，有一年夏季台汛期，他带队去各区积水带调查情况、落实排忧解难。晚上8、9点许，在杨浦区的一户居民家中走访时，被得知他是副市长的他，受到了该居民的气愤责问。倪天增穿着透明塑料雨衣和塑料凉鞋，面对情绪偏激的责难，一边帮着转移家什，一边极为低姿态地从拉家常开始解释，他的姿态甚至让身边工作人员不解。但该居民，还有周围邻居最终对市政府的工作理解了、谅解了，这就见真章，也见真情。倪天增朴实而深切地认为：“群众的生活因为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好、一时还难以解决而存在困难，家具泡在水里遭受损失，当然有气，我们去了，听了意见，做了解释，群众会谅解这些暂时的困难，支持我们的工作。”这就是中国的老百姓，这也是中国老百姓的好市长。你一时没解决好，对你的要求并不很高，关键是看看你有没有想到该想到的、在不在做你该做的、如何说你该说的。

      普通市民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也处于一个相对的历史最佳期，恢复“高考”十年前后，人们对于知识的渴求，正处在一个相对的蜜月期。而新老知识分子们，也相对处于一个获得解放、一吐积郁，有“回到怀抱”之感，正思积极主动高处着眼而低处着手为社会作一番贡献的时刻。他们的经济待遇并未得到显著性的提高，而精神待遇却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因此这正是他们大多数人感受境遇落差、感怀而图强，又被一般上海老百姓普遍认同，关联贴切的时期。作为建筑师出身的分管市政的副市长，倪天增自然就成了一个代表人物。

      总之，老百姓看到的是，他的生活质量和他们一样，他能体会到平民百姓的疾苦，他能稳妥地解决实际问题，又能高瞻远瞩地把学者的思索融入实践——老百姓自然产生了这样一种潜在的心理印象：任凭风吹雨打，以倪副市长为代表的这一群知识分子，是肯和老百姓站在一起的。

      我们中国人有一种民族心理，就是往往把一把手（或者第一团体）先入为主地看成一种意识形态的象征，而对二把手（或者第二团体）要求甚高，却又很容易受到感动，这个感动往往不是针对石破天惊、千秋伟业的震撼，而是爱民护民，常思民苦、常体民情的亲切。周恩来总理是二把手的代表人物，而倪天增副市长未尝不是第二团体的代表人物。

      所以说，特定的历史时期、牺牲自我的工作轨迹、务实而睿智的知识分子风骨、体贴民情的第二团体形象，铸就了这个也许独一无二的倪天增。有人同样为民尽孝、为社会尽忠，有人比他伟大。但独特而大众的倪天增，犹如夜空橙色的大角星，不是最耀眼亮丽的，不是会凌最顶端的，却永远给人柔和的温暖。

      在上海男人心目中，倪天增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但这个知识分子又那么平民化、为老百姓的生活环境而奔波苦干。
      在上海女人心目中，内心深处把倪天增比作“上海男人”，那么细致地呵护他要照顾的东西。
      选择男人，上海女人自然要选体面、精致的男人，这方面要求极其苛刻，但真看上了某个体面男人，又希望他为自己留热汗、喘粗气。
      而上海普通市民也许是有些偏爱学者型的领导，但这个学者当上领导后，必须贴近平头百姓，为他们要求的可以算高也可以不算高的生活质量而操心。
      这番浅薄的看法，当不会减弱倪天增副市长勤政为民的公仆标杆，更不影响我们对于他的深情缅怀，对其高风亮节的钦佩敬仰。

      初夏的古镇西塘，想必正是燥热中独自清凉，白墙黑瓦，炊烟袅袅，疏柳依依，清水静流的时节。一直想去西塘参观倪天增纪念馆，远离城市去前副市长的家乡，倪先生的故居追寻存影。不过虽然近却一直没有成行，也许觉得自己这个凡夫俗子的身上有太多的杂质需要在生活中洗刷，才敢前往瞻仰这位过着凡夫俗子生活的脱俗之人。

      “一身正气披风沐雨替人民住行奔走鞠躬尽瘁，两袖清风蹈火涉水为城市建设操劳死而后已！”
      今天，是2007年6月7日，在这倪天增副市长逝世15周年之际，一个平民，一个平民的后代，隔着遥远的距离，深切怀念我们的人民公仆倪天增。

      （2007年6月7日夜完成）

diaoduoxi

这位市长在当地确实名望很高。但是他为什么早死了呢？

高级知识分子出身，拥有平民心态的务实行政官员，是不是当今官僚体制首要的淘对象和再起被淘汰之后拼命树立起来装点门面的“典型”呢？

KleinKlauss

门面是需要常修的，否则所谓风雨岁月就没意义了吧。

我以为能够见贤思齐就太好了~ 再有，亲民官员未必是靠什么语惊四座的政绩工程来博得自己认为的成绩，亲民官员的道德和价值观应该是很清正的，这也是在某些特定时刻比如思潮交汇或政策变迭之间能够保持形象与政绩的基本纲常~

diaoduoxi

呵呵，那自然，亲民的政治家永远不会以面子工程和GDP数字来夸耀自己。

不过……黄仁宇南开大学毕业参军，据他自己说，不仅没有把现代军人理念带给国军的一些连队，反而学着兵油子吃狗肉，对老百姓心狠。这“见贤思齐”就显得有点缥缈了。在官场，好干部往往短命、清贫、辛劳、遭排挤、忧谗畏讥，代价实在太大了。

KleinKlauss

  我觉得黄仁宇的经历对他的历史观也有好处，吃燥热的狗肉时会知道什么是一段时期一定环境的产物，有了反差，自然会思考。

倪天增的事情也可能会带来这样的契机吧？

CAT OF NAPOLEON

黄仁宇？
是那个写《放宽历史的视界》的人么？
三年前买过那本书 但至今没怎么看
他的学术作品写得怎样？对他了解得很少~

KleinKlauss

黄仁宇的历史学著作，是必看的，写得很好。
三年前买过的书，一直没看？呵呵，想要说的是，虽然你没有看，不过记得三年里他的书又一次再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