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资料：欧洲文学小史

CAT OF NAPOLEON

　　第一章　古代文学
　　第一节　概论

　　欧洲古代文学包括古希腊文学和罗马文学。

　　古希腊位于地中海东北部，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希腊，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东达小亚细亚、叙利亚，南达埃及、北非，西达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北达黑海。罗马城邦相当于现在的罗马，帝国时期最广的疆界北面从不列颠、莱茵河直到黑海，东部包括美索布达米亚、叙利亚，南部包括整个北非，西部包括现在的葡萄牙、西班牙，而以现在的意大利为本土。

　　古希腊和罗马都从原始公社进入奴隶社会，并经历了奴隶社会由盛及衰的各个阶段。希腊在公元前八世纪以前还处在原始社会，公元前八至六世纪奴隶社会逐渐形成，到公元前五、四世纪进入希腊历史的全盛时期，公元前四世纪末以后逐渐衰微，称为“希腊化”时期。罗马也大致在公元前八至六世纪时原始公社逐渐解体，经过公元前五至一世纪，即共和国时期的奴隶制的发展，到公元一、二世纪而达到奴隶制全盛时期，即帝国全盛时期，公元三世纪以后罗马奴隶制国家由衰落而灭亡。古希腊和罗马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平行发展的，直到公元前二世纪中叶，罗马才最后代替了希腊在地中海的统治地位。

　　古希腊、罗马同是欧洲文化的发源地。当欧洲绝大部分地区还处在野蛮状态，古希腊、罗马已经有了高度发展的文化。古希腊、罗马的文化是建立在奴隶社会的基础之上的。恩格斯说：“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在思想意识、国家制度、科学文化等等方面，现代欧洲和古希腊、罗马之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继承关系。

　　古希腊、罗马文化是古希腊、罗马社会的产物，但它又是在文化发达较早的亚洲西部国家和埃及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无论在宗教、科学、哲学等方面都可以看到埃及、巴比伦和其他国家的影响，甚至希腊字母也是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形成的。当古希腊、罗马文化发展起来以后，也反过来影响了这些国家。

　　古希腊、罗马文化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反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奴隶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在奴隶主内部又有上层和下层的矛盾。奴隶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但是他们处在绝对无权的地位，甚至不被当作人来看待，他们的愿望和理想在文化中只能曲折地、间接地有所表现。当时的统治文化是奴隶主文化。在奴隶主文化内部也有两种不同倾向，一种是代表奴隶主贵族利益的，一种是代表奴隶主下层、有时也包括奴隶的利益的。这种情况明显地反映在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伊壁 鸠鲁，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的唯物主义哲学代表了奴隶主民主派的思想，而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斯多噶派、新柏拉图主义者以及他们的罗马代表则反映了奴隶主贵族的思想。有的哲学家既有唯物主义思想也有唯心主义思想，如亚理斯多德。

　　希腊、罗马文化有许多共同点，但也有不同之处。这主要是由希腊、罗马奴隶社会各自的特征所决定的。希腊的奴隶制国家表现为各自独立的城邦，在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雅典，奴隶主内部民主比较充分。罗马则是由城邦发展为庞大的奴隶制帝国，有更加严密的国家机器进行专制统治，民主气氛薄弱。此外，希腊的工商业比较发达，而意大利适宜于农业，大规模地使用奴隶，实行大田庄制。基于以上原因和其他因素，在希腊，特别是雅典，在哲学领域中就出现了繁荣的局面；文学成为活跃的政治生活中一部分；在文学和哲学发达的基础上，文艺理论获得很高的成就；科学和艺术十分昌盛。此外，希腊奴隶主提倡精神和身体的全面发展，富于机智和创造性。而罗马则在国家观念、统治术、法律、军事技术和工程等方面有更高的成就；在公民中提倡坚毅、服从、责任感等道德；在哲学领域则从希腊的现成体系中取其所需而予以发展，如希腊化时期的伊壁鸠鲁、斯多噶哲学、折衷主义以及后来的神秘唯心哲学；在文学领域，罗马沿用了希腊文学的形式，产生了反映罗马特点的文学；此外，罗马奴隶主文化的寄生性也更为突出。

　　罗马人模仿并继承希腊文化，有以下一些主要原因。当公元前三世纪罗马开始强大的时候，希腊已经经历了文化的全盛时期(公元前5世纪前后)，这时希腊文化高于罗马文化。希腊和罗马在地理上是比邻，希腊又很早就移民到意大利，而罗马后来又征服了希腊。希腊和罗马的社会制度相同。但当罗马开始强大的时候，希腊文化已进入衰落时期，罗马所受希腊影响很大一部分是属于这一时期的。更重要的是罗马文化毕竟是罗马奴隶制社会的产物，不能认为是希腊文化的简单重复。

　　就希腊文学和罗马文学而言，前者对后者有很大影响，但它们还有各自的特点。马克思指出，希腊的神话和史诗是发展得最完美的人类童年的产物，具有永久的魅力。不论神话还是史诗又都是希腊全民的创作，在人民中间经过几百年的锤炼，在许多方面有它独特的成就。继荷马之后，希腊产生了一系列杰出的作家，如抒情诗人萨福、阿那克瑞翁、品达，寓言作家伊索，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以及演说家、历史家等等。特别是悲剧和喜剧作家，他们紧密结合希腊奴隶制民主政治进行创作，热情地为民主事业奋斗，他们的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他们以民间文学为他们作品的基础，既有所继承，又大胆革新，取得了重大成就，形成希腊文学的古典时期。亚理斯多德在公元前四世纪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文艺理论，尤其是关于悲剧的理论，对后来欧洲文艺理论的发展起过深远的影响。古希腊文学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具有首创的性质，后世欧洲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方法都可以溯源到希腊。欧洲文学的主要体裁，如诗歌中的史诗、教谕诗、抒情诗、田园诗，戏剧中的悲剧和喜剧，散文中的历史、演说、哲学论文、对话录、文学评论、传记、传奇和寓言等等，莫不创始于希腊。

　　罗马文学虽然总的成就不及希腊，但是它继往开来，成为希腊和后世欧洲文学的中介。罗马文学对文艺复兴时期、古典主义和十八世纪欧洲文学，影响尤大，通过罗马文学作品，人们可以看到一些失传了的希腊作品的面貌。罗马文学在某些方面发展了希腊文学，在某些方面也有所独创，例如维吉尔的史诗使古代欧洲文学中的史诗得到定型；西塞罗的演说在技巧上达到了古代雄辩术的最高水平；卢克莱修的哲理诗在古代文学中占有独特的地位；普劳图斯的喜剧密切结合罗马生活，也取得一定成就；讽刺诗在罗马文学中比较发达；此外，罗马文学中的警句、小说在古代文学中也较为突出；文艺理论方面，贺拉斯首次提出文艺的教育和娱乐的双重作用。但由于罗马奴隶主显著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在晚期希腊文学的影响下，罗马文学常常表现一种颓废倾向。

　　希腊文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氏族向奴隶社会过渡阶段，这时产生了神话和史诗；古典时期，即奴隶制全盛时期，产生了悲剧、喜剧、散文和文艺理论；希腊化时期，文学崇尚修辞技巧，内容贫乏，主要成就是新喜剧。公元二世纪以后，希腊影响所及的地区被罗马帝国吞并，虽仍在希腊语作家，但古希腊文学已失去独立性。罗马文学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到二世纪中叶为开始阶段，作品大都失传，主要成就是喜剧；共和末期为一段，无论散文、诗歌都有较大成绩，称“黄金时代”；公元一、二世纪，即帝国初期，称为“白银时代”，以讽刺诗和历史较为突出；三世纪以后为衰落阶段。此后，以拉丁语写作的作家中，基督教作家成为主流，此外还有由拉丁语派生的方言文学，欧洲文学进入中古时期。


　　第二节　古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

　　公元前十二世纪以前，爱琴海上的克里特岛和希腊半岛中部的迈锡尼地区已完成从原始公社制向奴隶社会的过渡，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和奴隶制国家，这两个地区的文化一般称为克里特文化和迈锡尼文化。公元前十二世纪末，原来居住在北方的多利斯人入侵，摧毁了克里特和迈锡尼的奴隶制经济。多利斯人正处于以父系氏族为基础的部落社会，此后，直到公元前八世纪，史家称为荷马时代，或英雄时代。这个时代处于从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过渡的社会发展阶段，生产水平正由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它已踏进文明的门槛。大片土地属于公社，但土地私有制已经出现，《伊利昂纪》中有一个描写搏斗的比喻说，“像两个人争夺田界，手中拿着量地的尺子，在公共的田野上争取自己的一份。”部落成员之间贫富不均，使部落分化为贵族和平民，部落首领占有大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并拥有家奴。家奴的出现只是奴隶制关系的萌芽，在整个部落内部还没有建成奴隶制关系。当时没有国家，最基本的社会集团是部落，各部落内部实行“军事民主制”，设有族长会议和民众大会，议决部落的重大事件。部落首领是军事统帅、法官和最高祭司，不拥有行政权力。各部落在战时常常结成不大的军事联盟，但各自仍旧保持独立性，联盟在战后随即解体。公元前八到六世纪，奴隶制关系逐渐形成，爱琴海地区出现了许多独立的奴隶制城邦，其中最重要的是雅典和斯巴达，雅典是全希腊的文化中心，斯巴达则以武功著称。各城邦展开了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在小亚细亚、黑海沿岸、意大利半岛南部、西西里岛和非洲北岸建立了百余个新城邦，每个城邦都以城市为中心，周围有乡镇，城邦的人口不多。

　　希腊人的语言在这个时期主要有埃俄利亚、伊俄尼亚、多利斯等方言。荷马史诗的语言就是前二者的混合体。其后在雅典全盛时期，雅典的阿提刻方言(属于伊俄尼亚一系)成为最重要的方言。希腊字母据说是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到公元前五世纪末，伊俄尼亚的文字被普遍采用。

　　希腊早期文学的主要成就有神话、史诗和抒情诗。

　　希腊神话，以口头文学的形式在各部落流传了几百年。它并不是一部完整的作品，而是散见在荷马史诗、赫希俄德的《神谱》以及奴隶制古典时期的文学、历史和哲学等著作中。现在通常所见的希腊神话故事集都是后人根据古籍整理编写的。

　　古希腊人处于低级的社会发展阶段，知识不足，生产水平低下，生活艰难。有一则神话说，国王坦塔罗斯受到神的惩罚，浸在齐劲的深水中，身旁有果树。他低头喝水，水即退去，伸手取果，树即避开，他永远受着饥渴的煎熬。这则富于哲理的故事描绘了在自然和社会中受到折磨并感到迷惘的古希腊人的形象。在这种条件下，他们只能借助于想象来认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这样，就产生了神话。

　　希腊神话主要包括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部分。

　　神的故事主要是包括关于开天辟地、神的产生、神的谱系、天上的改朝换代、人类的起源和神的日常活动的故事。在古希腊人的想象中，山川林木，日月海陆，以至雨后的彩虹，河畔的水仙，都是神的身影；生死病死，祸福成败，都取决于神的意志，他们创造了庞大的神的家族。宙斯是众神之首，波塞冬是海神，哈得斯是幽冥神，阿波罗是太阳神，阿耳忒弥斯是猎神，阿瑞斯是战神，赫淮斯托斯是火神，赫尔墨斯是司商业的神，九个缪斯是文艺女神，三个摩伊拉是命运女神。众神居住在希腊最高的奥林匹斯山上。希腊神话中的神和其他比较发达的宗教中的神不同，他们和世俗生活很接近。多数的神很像氏族中的贵族，他们很任性，爱享乐，虚荣心、嫉妒心和复仇心都很强，好争权夺利，还不时溜下山来和人间的美貌男女偷情。以宙斯为代表的大多数神都喜欢捉弄人类，甚至三番五次打算毁掉人类，古希腊人常在神话中潮笑神的邪恶，指责神的不公正。荷马史诗中曾说，“神给可怜的人以恐惧和痛苦，神自己则幸福而无忧地生活着。”但是，也有像普罗米修斯这样造福人类的伟大的神。普罗米修斯把天火盗到人间，使人类有了划时代的进步，宙斯把他钉在高加索山上，每天放出恶鹰，来啄食他的肝脏。

　　英雄传说是对于远古的历史、社会生活和人向自然作斗争等事件的回忆。英雄被当作神和人所生的后代，实际上是集体的力量和智慧的代表。英雄传说以不同的家族为中心形成了许多系统，主要有赫拉克勒斯的十二件大功，忒修斯为民除害，伊阿宋取金羊毛和特洛伊战争等系统。赫拉克勒斯是有名的大力士，他在摇篮中就扼杀了一条水蛇。幼年时，恶德女神来引诱他走享乐的道路，但他听从了善德女神的劝告，决心不畏艰险，为众人造福。传说他在成人以后，杀死过有九个头的毒龙和长着蛇头发的女妖美杜萨，甚至还到下界打败了冥王哈得斯，把被囚的忒修斯救回人间，使他们夫妻生活美满。关于赫拉克勒斯的故事充满了英勇豪迈的气概，体现了古代人民热爱劳动、珍视集体的宝贵品质。

　　神话中还包括一部分关于生产知识的传说，例如普罗米修斯教人如何造屋、航海和治病的故事。也有一大部分神话描述了日常生活中的欢乐和愁苦。有一则神话说，司掌农耕的女神得墨忒耳的爱女被冥王抢到地府，她悲怆欲绝，以致大地上不再生长草木。由于宙斯的安排，她每年能和女儿相会一次。她们在一处时，大地温暖和煦，万物滋长繁茂，就有了春；女儿归去以后，大地复归于寒冷肃杀，就有了冬。这则解释时序的神话反映了人间的悲欢离合。从许多神话还可以看出希腊人好客的风俗和对于音乐、舞蹈及竞技等活动的爱好。

　　希腊神话是在长时间内形成的，神的性格和职责以及故事情节都有发展变化。在最早的神话中，神的自然属性很强，往往具有图腾崇拜的性质，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神的社会属性逐渐居于主位。荷马史诗中的神统反映了氏族社会的等级关系，例如宙斯，他在史诗中是滑稽可笑、性情乖张的氏族首领。在奴隶社会里，神是奴隶主阶级的象征，在某些悲剧中，宙斯成了一意孤行的暴君——民主制度的敌人。到了公元前五世纪，诡辩派哲人曾经以理性的观点来解释神话产生的原因，否认神的存在。但是，贵族集团则尽力扩大神的权威，柏拉图曾严厉指责古代诗人把神描写得可憎可笑的渎神行为。英雄传说的历史比较简单，它始终保持着野蛮时期和氏族社会的烙印。

　　马克思曾经指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又说，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希腊神话是古希腊人最初的意识活动的成果，它艺术地概括了他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表达了他们对社会不平现象的义愤，集中了他们的经验和思想，充满乐观精神。在后世作家的描述中，希腊神话具有天真美丽的幻想和清新质朴的风格。

　　神话是古希腊文学的土壤，此后的诗歌、悲剧等都以神话和英雄传说为题材，它对于后代作家也有重要的影响。

　　《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是欧洲文学史中最早的重要作品，相传是公元前九至八世纪由一个名叫荷马的盲诗人根据在小亚细亚口头流传的史诗短歌综合编成的，因而被称为“荷马史诗”。由于史诗形成的时间很长，诗中包括了不同时代的成分，在行吟诗人被迎入宫廷后，又有符合贵族利益的倾向。公元前六世纪，两部史诗正式写成文字，到公元前三至二世纪，又由亚历山大城学者编订，每部各分为二十四卷。

　　《伊利昂纪》描写特洛伊战争的故事。这次战争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特洛伊位于小亚细亚西北海岸，商业繁荣，史诗称它为“富丽的伊利昂”，“有神话般的财富”。公元前十二世纪初期，希腊半岛上的一些部落联合进攻特洛伊，毁灭了这座城市。《伊利昂纪》的原意是“伊利昂之歌”，它本身是一部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

　　相传阿喀琉斯的父母举行婚礼时，没有邀请不和女神厄里斯，她来到席间扔下一个“不和的金苹果”，写着“赠给最美的女子”。赫拉、雅典娜和阿弗洛狄忒三位女神果然争夺起这个萍果来。宙斯要她们找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评判。三位女神各许帕里斯以最大的好处，赫拉许他成为最伟大的君主，雅典娜许他成为最勇敢的战士，阿弗洛狄忒答应他娶一个最美丽的女子。帕里斯判定阿弗洛狄忒是最美的。他随后到斯巴达做客，拐走了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的妻子，美丽的海伦，并劫走大批财富。希腊各部落公推阿伽门农为首领，联合攻打特洛伊。战争进行了十年，众神各助一方。最后，奥德修设计把一只内藏兵将的巨大木马遗弃城外，假装撤退。木马被特洛伊人拖进城中。入夜，希腊人里应外合，终于攻陷特洛伊。战后，希腊人各携财宝奴隶还乡。

　　史诗集中描写了战争结束前几十天发生的事。联军统帅阿伽门农专横地夺取了阿喀琉斯的女俘，并使他当众受辱。阿喀琉斯是希腊军中武艺最高强的将领，他拒绝参战，并祈求宙斯降灾给希腊人，希腊人因此屡遭败绩，阿伽门农赔礼谢罪，也遭拒绝。在危急的情势下，阿喀琉斯的好友借他的甲胄上阵，被特洛伊英雄赫克托耳杀死。阿喀琉斯悲痛欲狂，他宿怨顿消，上阵报仇，杀死了赫克托耳，把他的尸体拖在战车后面泄恨。随后，特洛伊老王跪求尸体，史诗写到赫克托耳的葬礼为止。全诗共15693行。

　　在荷马时代，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恩格斯在论及这个时代时指出：“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伊利昂纪》所描写的战争就是一次在神话的动人外衣掩盖下的掠夺。当时，由于氏放部落内部发生了分化，贵族和平民对战争的态度已有所不同。以希腊方面为例，氏族贵族由于掠夺品瓜分不均而发生严重的内讧。他们把战争当作增加个人财富的重要手段。出于这种需要，他们把英勇作战看成是至高无上的美德。他们热中于战争，几经挫折而坚持不懈。氏族平民已不像更原始的部落成员那样能从战争中得到一些好处；他们在惩罚的威胁下被迫作战，牺牲最大。阿伽门农试验希腊军队是否有归心的场面，证明广大希腊平民有厌战情绪。但史诗按照战争既得利益集团的观点，丑化了平民代表人物的形象。在这种条件下，史诗对战争和贵族的歌颂也是从贵族的利益出发的。在特洛伊方面，氏族平民由于城邦面临毁灭而同仇敌忾地支持贵族，但他们也只是作为陪衬英雄的背景而出现的。

　　《伊利昂纪》是一部英雄史诗，氏族的首领从各方面受到歌颂。首先是勇敢，例如，安德洛玛刻劝赫克托耳不要上战场，诗人这样写道：

　　赫克托耳回答说：“保卫特洛伊是我的职责，
　　有关战争的一切，都是我分内的事。
　　如果我赫克托耳像懦夫一样逃离战场，
　　岂不要被特洛伊的英勇的儿子们
　　和穿着长袍的特洛伊妇女所耻笑。
　　我从少年时候起就练习做勇敢的人，
　　在特洛伊人之中总是战斗在最前列，
　　替我父亲和我自己赢得光荣

　　又如，阿喀琉斯的母亲曾经预言，他可能有两种命运，或是过和平生活而长寿，或是在战争中早死。他为了得到荣誉，选择了第二种命运。当时战争的方式是很原始的，一个人能否成为英雄，取决于他的膂力，史诗中的英雄大都体魄矫健，武艺高超。阿喀琉斯健步如飞，除了脚踵以外，他浑身刀枪不入，他一出现，就使敌人丧胆。老一辈的英雄涅斯托耳，由于年迈体衰，在诗中就比较逊色。史诗中的英雄都是部落首领，具有不可冒犯的威严，往往表现得专横任性。此外，由于当时的社会分工不发达，英雄们都是一身而兼有多种本领，奥德修既能造船，又能打仗，又能言善辩，长于出谋划策。

　　但是，史诗中的英雄主要是为了掠夺和加强个人的权势而战斗的。史诗中的英雄观念也和氏族中的等级观念相适应。这些英雄已和英雄传说中的英雄不同，后者多是群众的理想和经验的化身，前者则是高踞于群众之上的骄横的贵族，仗势欺压本部落的平民。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等人就是这种英雄的代表。在氏族内部分化的情况下，他们是从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的英雄。平民的代表忒耳西忒斯则被丑化为懦夫而受呵责。事实上，他敢于面斥联军统帅和氏族首领，号召希腊士兵不再为首领卖命，并毅然返回家园，他应是平民中的英雄。

　　《伊利昂纪》描写的战争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存亡。全书以英雄的业绩为中心，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人物的情绪都很激烈，全诗充满了英雄主义的气息。史诗中的性格描写很出色。英雄形象都具有鲜明的个性。阿喀琉斯是一个小部落的首领，在战争开始前就垂涎特洛伊的财富。他在史诗里拒绝参战，就是因为他个人在物质利益和权势上受到了双重损害，以和最高统帅决裂作为反击。他暴躁如雷，凶猛可畏，是氏族首领中蛮勇的典型。

　　赫克托耳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首领。他预感到特洛伊注定要毁灭，对妻儿所面临的悲惨命运感到难过，心情沉重，但他控制住自己的悲哀，毅然负起保卫家国的责任。他的形象具有强烈的悲剧色彩。史诗中其他主要人物的形象也很丰满，言谈举止和内心活动都写得活泼生动。他们的性格常通过戏剧方式在对话和行为中表现出来，但一般是固定静止的，缺少变化。

　　《伊利昂纪》还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宗教生活、生产贸易和体育竞技等活动。其中比较有名的一段，是描写铁匠神赫淮斯托斯为阿喀琉斯锻造甲胄，心里充满劳动的喜悦。他刻在盾牌上的图画，反映了日常生产劳动的情景。
　　《奥德修纪》描写希腊英雄奥德修在特洛伊战后还乡的故事。

　　奥德修在海上漂流了十年，没有到家。在这期间，有许多青年贵族觊觎他的财产，住在他家喧宾夺主，尽情消耗他的资财，向他的妻子求婚。第十年，奥德修漂流到斯刻里亚岛上，受到国王的款待，他向国王追述他离开特洛伊以后的遭遇。他先在海上遇到风暴，部分伙伴被一个独眼巨人库克罗普斯吞食；又到了食椰枣者的国土，这里的人们以椰枣为食粮，过路客人吃了就都不愿返回故土了。后来，风神送他一袋礼物，当故乡伊塔卡遥遥在望时，水手们以为袋中有财宝，把它打开，里面装着的各路大风飞了出来，又把他们吹走。他们到了把人变成猪的女巫的妖岛，游历了冥土，经过先以歌声迷人，再把人杀死的塞壬妖岛，遇到了六个头十二只脚的女妖斯库拉和藏在大漩涡下面的女妖卡利布狄斯。奥德修和水手们一一克服了这些危险，后来，在太阳神的岛上，水手们违反约束，宰食岛上的神牛，宙斯用雷霆击沉船只，只有奥德修一人幸免于死，在一个海岛上被仙女卡吕普索挽留了七年。此后，宙斯命仙女放他还乡，他才漂流到斯刻里亚岛。国王听完故事后送他还家。奥德修为装伪乞丐，杀死了求婚者，终于和妻子珀涅罗珀团圆。全诗共有12105行，故事的时间约有四十天。

　　史诗中荒诞不经的事物和故事，反映了经过幻想加工的自然现象和古代人类对自然的斗争。自然力的主要代表是大海。照史诗的说法，海洋有紫罗兰一般美丽的色泽，但随时准备毁灭人类，和它比较起来，人类的力量本来是渺小脆弱的，可是，由于人们机智勇敢、刚毅沉着地和它斗争，人终于征服了大海，人的气派显得比海还伟大。这部英雄史诗的诗意，首先就表现在这里。史诗中各段故事大都包含不少教益。例如，独眼巨人的身体比人大几十倍，几乎是不可战胜的，但奥德修毫不畏缩，设法用巨大的树干刺瞎他的眼睛，巧妙地摆脱巨人的报复，逃出了巨人的洞穴。这段故事歌颂了人的机智和勇敢。又如，水手们贪图私利，违反约束，打开风袋，食用了神牛，终于带来不可挽回的灾难，这次失败含有深刻的教训。

　　《奥德修纪》还广泛地描写了荷马时代的社会斗争。它反映的社会生活比《比伊利昂纪》稍晚，集体生活的场面很少，奴隶主家庭生活的描写很突出，奥德修便是一个早期的奴隶主。社会斗争集中反映在他和求婚者的斗争中。史诗一再提到，最使人痛恨的事是求婚者霸占奥德修的财产。这场斗争主要是一场维护私有权的斗争。作者认为，侵夺别人的财产是可耻的，求婚者受到的惩罚是罪有应得的，奥德修代表了正义的力量。

　　这部史诗对于正在形成的奴隶制关系采取了歌颂的态度。诗中把奥德修这样的奴隶主写得慷慨仁慈，赞扬忠心耿耿为他服务的奴隶，反对求婚者那样凶恶的奴隶主，痛恨背叛了奥德修的奴隶，使他们都受到严厉的惩罚。史诗强调对于奴隶主的忠诚，这一点甚至体现在奥德修的老狗的故事中，这只狗衰老已极，无人理睬，它第一个认出了归来的主人，挣扎着向他表示亲昵，随即在他脚下死去，使奥德修也黯然泪下，另一方面，史诗在某些地方也反映了奴隶的不幸命运。奥德修的养猪奴说，一个人沦为奴隶，就失去了人的一半尊严。史诗对于磨面女工等奴隶也寄以同情。


　　《奥德修纪》还生动地反映了从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期间的家庭关系和社会生活。当时，对于妇女来说，一夫一妻制显然已经确立。史诗着重歌颂珀涅罗珀忠诚贞节的品德。从诗中又可以看出，当时奴隶主还参加一部分劳动；手工业和商业已有相当发展；贵族武士轻视商人；社会上有殷勤好客和喜欢竞技的风气。史诗还描写了行吟诗人在筵席上讲述特洛伊战争故事的情景，反映了荷马时代文化生活的风貌。

　　史诗的中心人物是奥德修。他非常机警，善于克制，会使用计谋。作为一个早期奴隶主，他具有为了建立奴隶制而在奴隶主身上被理想化了的各种品德和才干。他是聪明的领导者、勇敢的战士、生产的能手、受人爱戴的奴隶主和好丈夫。他的性格中最重要的方面是不怕困难，他在不可想象的困难中表现了英雄本色。他历尽千辛万苦，并不贪图安逸，他虽然回到自己家中，但他听从神的意志，打算再度离家。史诗的这个收场，留下了奋勇不息的余音。

　　《奥德修纪》是一部描写航海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史诗，它的艺术特点和《伊利昂纪》很不相同。《伊利昂纪》的格调比较悲壮，节奏比较急促。《奥德修纪》虽然也写了惊心动魄的斗争，但场景瑰丽，变化较多，总的格调是平静的。诗中描叙海上经历的部分富于浪漫的幻想，家庭生活的部分有写实特点和抒情气息，有些细节的描写很成功。例如，当老乳母替陌生人洗脚时，她从脚上的疤痕认出了化装为乞丐的奥德修，往事立即浮现出来，她悲喜交集，眼中充满泪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奥德修纪》是欧洲文学中第一部以个人遭遇为主要内容的作品，成为文艺复兴和十八世纪流浪汉小说及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先驱。

　　荷马时代所以能产生这样灿烂辉煌的文学，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上文已经提到，马克思认为古代希腊社会是发展得最完美的人类童年的社会，只有在生产落后、知识不足的人类童年，才能产生希腊人天真美丽的幻想，它具有永久的魅力。高尔基也说，荷马时代的文学经过世世代代人的千锤百炼，是古希腊人民集体的创造天才的结晶，后世的个人著作很难和它媲美。

　　在荷马史诗中，已经可以看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古希腊人也有关于冥府和乐土的观念，但谈得极少，他们不大考虑来生问题，他们的希望在人间。阿喀琉斯的鬼魂说，他宁愿在人间为雇工，也不愿在冥府为王。史诗赞美人的美丽和智慧，嘲笑神的邪恶。作者热爱生活，歌颂劳动，面对自然中的凶险时，仍然相信人自己的力量。

　　史诗中已出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最基本的创作方法的因素，在《奥德修记》中，现实主义方法有所加强。

　　荷马时代的文学成就，还在于创造了完美的史诗形式。据亚理斯多德说，当年的史诗种类很多，有简单史诗、复杂史诗、苦难史诗和性格史诗。这两部荷马史诗包括了这些史诗的特点，通常称为英雄史诗。它以严肃重大的事件为题材，以英雄人物为中心，风格崇高，富于戏剧性。它采用第三人称的叙事方法，规模宏大，插曲很多，语言富于装饰，常以日常生活、劳动和自然界的各种现象来做比喻，采用六音步长短短格的诗体，通常称为英雄格。

　　荷马史诗在后来的城邦时期是公民教育的重要材料，它有如百科全书，古希腊人从中吸取了关于天文、地理、历史、社会、哲学、艺术和神话等一切知识。荷马史诗是后代欧洲史诗的典范，欧洲有许多作家都从两部史诗的故事和人物形象中取得素材。它至今还给读者以艺术享受，使人了解远古氏族社会各方面的情况。

　　荷马史诗以后，希腊出现了赫希俄德的教谕诗《农作与日子》。公元前八世纪，工商业和货币经济发达，土地集中在贵族手里，农民陷于贫困，起来反抗贵族。赫希俄德的弟弟珀耳塞斯企图凭借当地贵族的势力侵占他的财产，他写这首诗来规劝珀耳塞斯。全诗共828行。诗中叙述人类生活的艰苦，提到人类的金时代、银时代、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铁时代。作者认为各个时代每况愈下，铁时代讲强权，不讲公理，农民有如苍鹰爪下的夜莺。诗人劝他的弟弟做事要公正。诗中有一部分描写农民一年的操作，讲述如何经营农业，十分精彩。最后一节记载每月的吉日和凶日。全诗谴责贵族的骄横，歌颂辛勤劳动的农民，是古希腊流传下来的第一首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诗作，风格清新自然，平易简洁。在赫希俄德的名义下还传下《神谱》一诗，大概不是他的作品。这首诗描写宇宙的形成和诸神的世系与斗争，诗中关于宙斯和提坦神之间的斗争写得比较生动。

　　公元前八至六世纪期间，氏族社会进一步解体，奴隶制城邦逐渐形成。氏族社会解体之后，人们失去了氏族的庇护，不得不独自谋生，面临生存斗争的困难。这时候，集体的情感由于阶级的分化和不平等的社会地位而冲淡了，个人的遭遇引起了种种复杂的情感，这些情感抒发为诗歌，因此，抒情诗在这个时期特别繁荣。抒情诗来源于民歌，分为双管歌(或称哀歌)、琴歌和讽刺诗。双管歌的题材多样，有军事政治的、道德教诲的和爱情的，大都用双管伴唱。琴歌分为独唱琴歌和合唱歌，以竖琴伴唱。讽刺诗用短长格诗体写成，可以用双管或竖琴伴唱。双管歌体比较安静柔和，讽刺诗比较活泼、激昂、锋利。双管歌中最著名的是提耳泰俄斯(公元前7世纪末)为斯巴达人写的战歌，雅典立法家梭伦(公元前639?-559)为自己的政策辩护而写的政治诗，以及西摩尼得斯(公元前556?-468?)为温泉关之役(公元前480)中殉国的三百名斯巴达健儿所写的墓志铭。讽刺诗用于讽刺或诅咒，最著名的作者是阿耳喀罗科斯(公元前714?-676?)，他的讽刺尖锐有力。

　　独唱琴歌最著名的作者是萨福(公元前612?-?)，她是列斯波斯岛的贵族，在那里组织了一所音乐学校，写情歌和婚歌，与女弟子唱和。她写过九卷诗，只传下两首完整的诗和一些残句。她用简洁自然的诗句写出了自己复杂的心理变化，反映希腊奴隶主贵族的生活情趣。萨福死后，她的名声传遍了全希腊，柏拉图称她为“第十位文艺女神”，她受到西欧历代具有贵族倾向的诗人的推崇。琴歌的另一个著名的作者是阿那克瑞翁(公元前550?-465?)，他写了五卷诗，歌颂醇酒和爱情，其中有独唱琴歌、双管歌和讽刺诗，只传下一些短诗和残句。古代和后世有许多人模仿他的诗体，称为“阿那克瑞翁体”。

　　独唱琴歌抒写个人的情感，只流行于狭隘的贵族圈子里。合唱琴歌和舞蹈配合，结构复杂而谨严，抒写多数人的情感，为广大人民所喜爱。合唱琴歌的最著名的作者是职业诗人品达(公元前522?-442)。当时，希腊盛行体育竞技，竞技活动又和敬神的节日结合在一起，品达在诗中歌颂奥林匹克运动会及其他泛希腊运动会上的竞技胜利者和他们的城邦。他写过十七卷诗，只传下四卷。他的诗里有泛希腊爱国热情和道德教诲；他歌颂希腊人在萨拉米之役(公元前480)中获得胜利；他认为人死后的归宿取决于他们在世时的行为。他的诗风格庄重，词藻华丽，形式完美。品达的合唱歌对后世欧洲文学有很大影响，在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时期被认为是“崇高的颂歌”的典范。

　　和抒情诗同时，在民间还广泛流传着一些散文故事。其中有许多是动物寓言，相传是公元前六世纪的伊索所作。传说中的伊索是一个相貌丑陋而绝顶聪明的奴隶，后来获得解放。公元一世纪，巴布里乌斯用格律诗改写了120余则伊索寓言，编纂成集。伊索寓言中可能也有一些来源于亚洲和非洲。

　　伊索寓言的内容和抒情诗很不相同。抒情诗主要反映贵族奴隶主的情趣；伊索寓言则反映下层平民和奴隶的思想感情。其中有许多故事表现了当时的阶级对立关系，例如《狼和小羊》。一只狼看见小羊在河边饮水，想找借口把他吃掉。狼指责小羊把水弄脏了，小羊说，我在下游，不可能弄脏上游的水。狼又说，小羊去年骂过他，小羊回答说，我那时还没有生下来。这只狼老羞成怒，便说：“即使你辩护得好，我也不放过你，”他就把小羊吞吃了。寓言的教训是，“暴君是不缺少借口的。”这个故事是对奴隶社会的深刻写照。伊索寓言把压迫者比作狮子、豺狼、毒蛇、鳄鱼和狐狸，谴责他们为非作歹、残害人民的暴行。寓言中有许多故事总结了古代人民的斗争经验和生活教训，例如《农夫和蛇》教导人们不能对敌人仁慈；《猫和鸡》要人们对敌人提高警惕，不要上当；《农夫的儿子们的争吵》说明团结就是力量；《龟兔赛跑》劝诫人不要骄傲；《乌鸦和狐狸》讽刺虚荣心；《狐狸和葡萄》讽刺无能者的自我安慰。寓言中也有一些反映了被压迫者安于现状的消极意识，例如《两只公鸡和鹰》宣传人必须谦卑，才能得到恩惠。伊索寓言的思想性很强，形式短小精悍，比喻恰当，形象生动，对后来欧洲寓言作家影响很大，常被后人模仿和引用。



　　第三节　古希腊古典时期文学和悲剧、喜剧


　　自公元前六世纪末到公元前四世纪初，一般称为希腊史的“古典时期”。这时期的文学主要指雅典文学。

　　在早期的雅典城邦，统治阶级中存在着新兴工商业奴隶主和土地贵族奴隶主的矛盾。由于双方势均力敌，公元前六世纪的城邦统治者一向奉行调和政策。到了公元前六世纪末，工商业奴隶主的力量空前壮大，实行民主改革，使自由民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百余年来反对贵族统治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建成了奴隶主民主制。这时，氏族制度的残余完全被扫除，此后的阶级矛盾主要是奴隶和奴隶主的矛盾以及没有公民权的外邦人和公民的矛盾，但是，奴隶主中的民主派和寡头派的斗争仍旧贯穿了整个古典时期。

　　公元前五世纪初，希腊和波斯之间的经济和政治矛盾引起希波战争，希腊人在马拉松之役(公元前490)和萨拉米之役中获得重大胜利。战后，一些希腊城邦成立提洛海上同盟，以防御波斯侵略，同盟为雅典所控制。此后，雅典的经济和政治势力蒸蒸日上。伯里克理斯执政时期(公元前443-429)是雅典的黄金时代。公元前四三一年，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经济和政治矛盾引起伯罗奔尼撒战争，断断续续打了二十七年(公元前431-404)，最后以雅典的失败结束。在战争期间及战后，雅典处于经济和政治危机之中，贫富的矛盾以及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经常发生奴隶逃亡和起义的事件。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希腊再次和波斯发生战争，各城邦之间也不断混战。城邦制度已不能实现奴隶制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统一。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北方的马其顿兴起，不久便征服希腊，从而结束了古典时期的希腊历史。

　　在古典时期，雅典的工商业和农业比较发达，由于外族侵略和内部的民主斗争，城邦政治生活十分活跃，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城邦经常举行盛大的节庆活动和体育竞技活动。历史科学、自然科学和哲学也随着发展起来，建筑和雕塑艺术有了飞跃的进步。这个时期，文学上的主要收获是悲剧和喜剧，文艺理论也有很高的成就。

　　古希腊悲剧一说是起源于“酒神颂”，悲叹酒神狄俄倪索斯在尘世遭受的痛苦并赞美他的再生；另一说是起自阿提刻农村在节庆中关于死亡等悲伤事件的严肃表演。一般采用第一说。关于悲剧的词源，一解为“山羊歌”，因为酒神颂的合唱队披着山羊皮扮演半羊半人的角色；或解为在表演比赛中歌者争取的奖品是山羊。

　　公元前560年，僭主庇西士特拉妥为了讨好农民，把农村中盛行的酒神祭典搬到雅典城中，举行祭典时的表演就是悲剧的前身。在奴隶主民主制时代，雅典领袖利用这种群众性最广泛的表演形式来进行宣传教育。伯里克理斯发放观剧津贴，改建露天剧场，在每年春季举办盛大的戏剧比赛，使剧场成为当时自由民的政治讲坛和文化生活的中心之一。希腊悲剧就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起来。

　　在题材方面，悲剧逐渐由酒神颂扩大到神话和英雄传说的范围，它保留了酒神颂的合唱队形式和抒情诗的特点，剧中的对话采用诗体。悲剧的形式是逐步发展完善的。最初的酒神颂是由歌队提出问题，由作者扮演回答者临时口占作答。这个回答者就是第一个演员。第一个悲剧诗人据说是忒斯庇斯，他在公元前五三四年左右又采用了一个演员，把酒神颂化为悲剧。这是雅典城第一次上演悲剧。公元前五世纪初，埃斯库罗斯把演员数目增加到两个，每个演员都穿高底靴，戴面具，可以轮流扮演几个人物。合唱队最初是十二人，后来增至十五人。合唱队跳舞，唱歌，对剧中人表示同情，提出劝告，向观众解释或预示后来的情节，对剧中事件的发展表示感慨，此外还起到换幕的作用。

　　根据亚里斯多德的定义，希腊悲剧描写的是严肃的事件，目的在于引起怜悯和恐惧，并导致这些情感的净化；主人公往往出乎意料地遭到不幸，演成悲剧，因而悲剧的冲突成了人和命运的冲突。

　　悲剧中的确贯穿着命运观念，这种观念的产生是因为希腊人把不可理解的社会发展趋势和个人遭遇归因于命运的捉弄。因此人和命运的冲突，实际上是以迷信的方式反映了人和社会环境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冲突。悲剧的产生是由于悲剧中的英雄敌不过社会邪恶势力的缘故。主人公虽然最后毁灭，但他在精神上是不可战胜的。因此，希腊悲剧主要不在于写悲，而在于表现崇高壮烈的英雄主义思想，风格很雄伟。希腊悲剧兴盛于民主制战胜独裁制和希腊人战胜波斯侵略的时代，它的基本主题是写古代的民主斗争，悲剧中贯穿了反对独裁、侵略和压迫的精神，歌颂为自由和正义而斗争的英雄行为和爱国思想。它虽以神话、英雄传说为题材，但它和当时的政治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和深刻的思想性。

　　公元前五世纪是希腊悲剧的繁荣时期，当时有许多悲剧诗人创作了大批剧本参加比赛，最有名的是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古希腊悲剧只传下他们三人的一小部分作品。

　　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456)出身贵族，曾参加马拉松之役和萨拉米之役，抗击侵略，老年时，因为和雅典人发生冲突，曾两次赴西西里。传说他写了九十部悲剧和“萨堤洛斯剧”，只传下七部。他在世时得过十三次奖。他的作品反映了雅典民主制建成时期的社会生活。

　　埃斯库罗斯在政治上拥护民主派，他的悲剧中处处流露出民主精神。《波斯人》写波斯水师在萨拉米之役的覆灭，是现存的唯一以当时的现实为题材的悲剧，显示雅典的民主制度优越于波斯的专制制度。诗人认为，希腊人之所以获得胜利是因为他们是自由人，为保卫祖国的自由独立而战；波斯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波斯国王骄傲自大，受到神的惩罚，还因为波斯士兵是被奴役的人，在杀头的威胁下被迫作战。《七将攻忒拜》中的波吕涅刻斯是一个攻打祖国的叛徒，诗人用他来影射雅典僭主希庇亚斯，希庇亚斯曾在马拉松之役企图借波斯兵力复辟。但是，埃斯库罗斯思想上存在着矛盾，他有时用贵族眼光来看待当时的现实。他在《报仇神》中劝雅典人不要随便修改法律，表示他不同意民主派对元老院的改革；他在《普罗米修斯三部曲》中流露了调和寡头派和民主派的愿望。政治上的矛盾也反映在宗教方面。诗人把神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他一方面在《俄瑞斯忒斯三部曲》中赞美神的公正，另一方面又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对神抱敌视态度。他一方面相信人的自由意志，认为人应该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埃斯库罗斯的思想矛盾反映了雅典早期民主派的特点，他们在政治经济上一向采用适当节制贵族，适当满足自由民愿望的改良措施；在意识形态上也是力图使先进思想和传统观念调和起来。

　　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充满了昂扬的战斗精神，常常有欢庆胜利的收场，表明他对民主制的胜利满怀信心。恩格斯曾经称他为“有强烈倾向的诗人”。

　　埃斯库罗斯最重要的作品是《普罗米修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曲《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公元前479-478)。悲剧取材于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的神话。开场时，宙斯为了惩罚普罗米修斯，派威力神和暴力神用铁链把他钉在高加索山上。河神俄刻阿诺斯来劝他和宙斯和解，被他谢绝。普罗米修斯表示，“宙斯的王权不打倒，我的苦难就没有止境。”他知道，如果宙斯和某一位女神结婚，她将生一个比宙斯强大的儿子，把宙斯推翻。赫耳墨斯奉命来逼迫普罗米修斯把这个秘密讲出来，他坚决不讲。他说，“我不肯拿我这不幸的遭遇来换取你奴才的命运。”随后，天塌地陷，普罗米修斯被打进深渊。第二部曲《被释放的普罗米修斯》已失传，据说，在剧中，宙斯为了摆脱他父亲洛诺斯关于他将被推翻的诅咒，同普罗米修斯和解了。第三部曲《带火的普罗米修斯》也已失传，据说是描写雅典人对普罗米修斯的崇拜仪式和火炬游行，表现对人类社会进步的信心。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是希腊悲剧中主题最崇高、风格最庄严的作品之一。剧本用全宇宙来影射小小的雅典城邦，把民主派和寡头派表现为超人的神明，把民主斗争提升到关系人类命运的高度，表现了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高尚精神和雄伟气魄。全剧富于哲理和肃穆气氛，感情汹涌澎湃，体现了雅典民主派的自豪感。

　　普罗米修斯在赫希俄德的《神谱》中本来是一个小神，经过埃斯库罗斯的塑造，他成了一位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伟大的神，成了民主派的化身，他憎恨不正义的神，宁可承受亿万年的苦难也决不向他们屈服。普罗米修斯的形象堪称不朽，他从古到今都获得进步人类的称赞，马克思称他为“哲学的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

　　宙斯在剧中是个新得势的神，他敌视人类，甚至企图毁灭人类，是人类的公敌。他在普罗米修斯的帮助下推翻他父亲而获得王位，但他恩将仇报，对他的战友进行迫害。他不讲信义，残忍暴虐，专制横蛮，荒淫邪恶。在宙斯的形象里反映出雅典当日的僭主。除了攻击宙斯而外，诗人还讽刺河神的怯懦，挖苦赫耳墨斯的奴才根性，所以马克思说，希腊众神在《普罗米修斯》中“悲剧式地受到一次致命伤”。

　　《普罗米修斯》的剧本结构简单，动作很少，独白和合唱队的抒情诗在剧中的比重很大，普罗米修斯就像是酒神颂歌中的回答者，剧中出现的人物向他提问题，他回答问题并抒发他的感触。宙斯在剧中始终没有出场，但他的淫威无处不在，他的无形的形象比有形的形象更有力。

　　埃斯库罗斯的其他名剧是《俄瑞斯忒斯三部曲》(公元前458)，这是现存的古希腊唯一的三部曲。第一部《阿伽门农》是古希腊最出色的悲剧之一。阿伽门农出兵特洛伊时，曾经杀死他的女儿伊菲革涅亚祭神，他的妻子克吕泰墨涅斯特拉想为女儿复仇，串通她的情人埃癸斯托斯在阿伽门农得胜回国时把他谋害了。第二部《奠酒人》写阿伽门农的儿子俄瑞斯忒斯回国为父报仇，杀死他的母亲。第三部《报仇神》写俄瑞斯忒斯在雅典法庭受审，雅典娜女神宣判他无罪。剧本结束时，雅典人欢庆城邦的保护神雅典娜的节日。这个三部曲的主题是描写父权制对母权制的胜利和进步的法治精神对血族复仇观念的胜利。

　　埃斯库罗斯是古希腊悲剧的真正创始者，恩格斯称他为“悲剧之父”。他使悲剧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完备的形式。他首先采用三部曲的悲剧形式，每部既能独立存在，各部之间又有紧密的联系。据说，布景、庄严的舞蹈、高底靴和轻飘鲜明的服装都是埃斯库罗斯首先采用的。

　　埃斯库罗斯的人物都是巨人式的，但一般说来，他们的性格固定不变。他的悲剧富于抒情气氛，不大注重情节的戏剧性。他的风格庄严崇高，词汇丰富，但有时显得堆砌。

　　阿里斯托芬在他的喜剧《蛙》里对埃斯库罗斯推崇备至，认为他的悲剧有很大的教育意义。他的作品在十九世纪受到广泛的重视。据说，埃斯库罗斯是马克思最喜爱的作家之一。

　　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6?-406)的父亲是制造盔甲的作坊主。诗人早年和寡头派领袖客蒙来往，后来和民主派领袖伯里克理斯交谊甚笃。公元前440年，他被选为雅典十将军之一，公元前413年，参加了反民主的政变。他大约写了130部悲剧和“萨堤洛斯剧”，现存七部，其中以《安提戈涅》和《俄狄浦斯王》两部最为杰出。他得过二十四次戏剧奖，是得奖最多的悲剧诗人。

　　索福克勒斯生活在雅典城邦盛极而衰的时期。伯里克理斯时代虽然被称为“黄金时代”，但城邦已潜伏着沉重的社会危机；雅典在提洛同盟中的压迫者的地位加强了城邦上层的寄生性和反动性；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以后，民主制大大削弱。民主制的衰落和社会动乱在自由民阶层中引起了对民主理想的幻灭情绪。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中有一种惶惑不解和事与愿违的沉重心情。他也把社会的各种现象归因于命运的捉弄。对他来说，命运不是具体的神祗，而是一种抽象的力量。他虽然相信命运的威力，但又认为命运是不公平、不合理的。他重视自由人的个性和自由意志，不甘向命运屈服，他的英雄人物具有和仇敌或命运斗争到底的坚强意志，他们相信自己是站在正义一方，所以临危不惧，明知事之不可为而为之。索福克勒斯重视人的才智和力量，他在《安提戈涅》中说人是世间最奇异之物，赞美人善于工作，善于运用语言和思想。

　　索福克勒斯在政治上属于温和的民主派，主张维护民主法治，反对独裁，但他又赞成限制公民的权利，在伦理方面，他主张中庸适度。

　　索福克勒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俄狄浦斯王》(公元前431)。他借用一个古老而惊心动魄的故事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忒拜国王拉伊俄斯从神那里得知，由于他自己早先的罪恶，他的儿子命中注定要杀父娶母，他因此抛弃了自己的婴儿——俄狄浦斯。这婴儿被科任托斯国王波吕玻斯收养为己子。俄狄浦斯长大后，也从神那里得知他的命运，他一心要反抗命运，就逃往忒拜，在路上一时动怒，打死一个老年人，正巧是他的生父。他猜破了人面狮身的女妖的谜语，为忒拜人解除了灾难，被忒拜人拥戴为王，娶了前王的寡后，实际上是自己的生母伊俄卡斯忒。剧本开始时，忒拜发生瘟疫，神示说，必须把杀害伊俄斯的凶手驱逐出境，瘟疫才能平息。俄狄浦斯诚心为城邦谋福，为了禳除灾难，他想尽各种办法去查访凶手，结果发现凶手就是他自己，娶母的预言也应验了。极度的悲痛进一步酿成惨剧，伊俄卡斯忒自杀，俄狄浦斯悲愤欲狂，刺瞎了自己的眼睛，并且请求放逐。

　　《俄狄浦斯王》的主题是描写个人的坚强意志和英雄行为同命运的冲突，表现了善良的英雄在力量悬殊的斗争中不可避免的毁灭。俄狄浦斯体现着奴隶主民主派的理想君主的一些特点。他聪明诚实，热爱真理，关心自由民，敢于面对现实，承担责任。他的悲剧命运在于，他清白无辜，却要承受先人的罪恶；他越是竭力反抗，却越是陷入命运的罗网；他越是真诚地想为城邦消弭灾难，却越是步步临近他自己的毁灭。他的毁灭一方面宣扬了命运有不可抗拒的威力，同时也表明命运具有伤天害理的邪恶性质，反映了雅典自由民对于社会灾难无能为力的悲愤情绪。

　　《俄狄浦斯王》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亚理斯多德认为它是希腊悲剧的典范。剧中的悲剧冲突、悲剧性格和悲剧效果都足以代表希腊悲剧的特点。索福克勒斯在写作这个剧本时，已经跨出了早期的模仿阶段，在艺术上达到成熟的地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剧本一开始就摆出了严重的事件，悲剧气氛很强烈，而他还能毫不费力地加强这种气氛，把剧情逐步推向高潮；剧情合理自然，其中每一件事都是前一件事的必然发展，尽管情节复杂，却表现得简练紧凑，每一个戏剧动作都发挥出最大的效果。索福克勒斯造成了一种使观众明白而剧中人不明白的戏剧情境；俄狄浦斯不自知的状态，更提高了他的悲剧性。在可怖的命运面前，俄狄浦斯的英雄行为非常壮烈，激起很大的怜悯和恐惧。

　　索福克勒斯的另一杰作是《安提戈涅》(公元前441)。剧本叙述俄狄浦斯的女儿安提戈涅反抗暴君的命令，埋葬他的哥哥波涅刻斯，因而被处死。剧本的主题是描写宗教伦理和残暴的法律的冲突，代表正义的安提戈涅虽然遭到毁灭，但暴君克瑞翁也只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为自己造成悲剧。剧本的主旨仍在于提倡民主精神，反对独裁制度。剧中的矛盾冲突很复杂，但结构很严谨。安提戈涅本来是个弱女子，但她勇敢倔强，有牺牲精神，她的道义力量使她成为一个高大的形象。

　　索福克勒斯使悲剧艺术达到完美的境界，他突破抒情诗式的悲剧形式，减少合唱队的作用，加强了戏剧动作。他放弃了三部曲的形式，能够更加简练地在一出悲剧中表现复杂的戏剧冲突。他最注意情节的整一和内在联系，使剧本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他的作品在希腊戏剧中结构最为完整。索福克勒斯不注重写神而注重写英雄；不注重大段抒发人物的感情而注重刻画人物性格，使它成为剧情发展的基本动力。他还善于采用对照人物的手法，使人物性格格外鲜明。索福克勒斯的风格简洁自然，对话很紧凑，符合人物的身分。他的合唱歌也写得很美，特别是《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一剧中的第一合唱歌和《安提戈涅》中的第三合唱歌，被誉为抒情诗的典范。

　　阿里斯托芬在《蛙》里认为索福克勒斯最有资格继承埃斯库罗斯。拉辛认为《俄狄浦斯王》是一部最完美的悲剧，莱辛和歌德对他的技巧评价很高。

　　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5?-406)出身贵族，曾学过自然哲学，与苏格拉底和一些诡辩派哲学家交往，被称为“剧场里的哲学家”。他晚年由于反对侵略战争，对神抱怀疑态度，以致不见容于雅典当局，到马其顿国王宫中作客，后来死在那里。他大约写过九十二部悲剧和“萨堤洛斯剧”，现存有《美狄亚》、《特洛伊妇女》、《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希波吕托斯》等十八部悲剧，得过五次戏剧奖。

　　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反映了奴隶主民主制发生危机时期的雅典社会。他主张维护民主制的一些重要原则，认为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应一律平等，人人都应有发言权，他也同样谴责僭主。但他和前两个悲剧家不同。埃斯库罗斯热烈拥护民主制，索福克勒斯对民主制的信心已发生动摇，欧里庇得斯则深切体会到民主制所产生的严重弊端。他受到诡辩派进步思想的影响，对于雅典城邦对外侵略、对内压迫的政策，对于当时的妇女地位和宗教意识都发生了怀疑。他说神是“古老的谎话”，甚至认为，“奴隶身上只有一件东西不体面，那就是奴隶这名称”。在欧里庇得斯看来，决定人的命运的不再是神，而是人自己。欧里庇得斯在某些地方超出了奴隶主民主制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民主要求。但他也没有完全摆脱旧思想的束缚，仍旧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宗教观念。

　　欧里庇得斯和其他的悲剧家一样，也借用现成的神话和英雄传说的情节进行创作，但他改变了这些传说的性质。希腊众神在诗人笔下失去了神性而无恶不作；古代的英雄也失去他们的庄严而变得厚颜无耻，自私自利；特洛伊战争也失去了英雄主义的色彩而成为野蛮残酷的侵略战争。这种不同的处理，一方面是由于诗人的意图在托古喻今，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诗人对理想化了的传说发生怀疑。
　　欧里庇得斯深切关怀妇女的命运，他现存的悲剧中有十二部是写妇女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美狄亚》(公元前431)。科尔喀斯公主美狄亚不顾一切爱上了伊阿宋，帮助他杀死了她的兄弟，抢去她父亲的金羊毛，然后随他来到希腊，和他结婚。剧本开始时，伊阿宋行将另娶科任托斯公主，遗弃美狄亚，科任托斯国王还要把她驱逐出境。美狄亚痛苦得几乎发狂。她起初和伊阿宋争吵，后来假意与他和解，打发两个儿子把两件浸沾毒药的礼物送给新娘，害死了新娘和国王。为了惩罚伊阿宋，使他断绝后代，美狄亚在痛苦中杀死了她的两个儿子，自己乘龙车逃往雅典。

　　在英雄时代和氏族社会解体时期，妇女的地位还相当高。到了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期间，私有制的发展使家庭制度巩固下来，婚姻已经固定为一夫一妻制。但一夫一妻制只对妇女有约束，男子则可以把妻子关在家中，自己在外胡作非为，或随便把妻子遗弃。妇女的地位几乎和奴隶相等，她们的生活是痛苦的。《美狄亚》一剧反映了当时妇女的处境，美狄亚在剧中说，“在一切有理智、有灵性的生物当中，我们女子算是最不幸的。”欧里庇得斯对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现象表示愤慨，他赞成妇女起来反抗。

　　美狄亚是一个聪明倔强、有办法、有胆量的女性。她是外国人，得不到城邦的保护，在离乡背井、只身无援的处境中被丈夫遗弃，又遭到国王的迫害。她对丈夫的强烈的爱转化为强烈的恨，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心爱的儿子，以图报复，向社会提出抗议。她复仇的方式固然残酷，但这是社会把她逼到这个地步的。

　　伊阿宋本来是一个取金羊毛的英雄，也很爱美狄亚。回国后，他贪图权势和钱财，变成一个喜新厌旧的小人和野心他。他忘恩负义，遗弃了美狄亚，还处处为自己的背叛行为辩护。

　　欧里庇得斯善于描写炽烈的感情。美狄亚的爱和恨都超出了一般的感情，合唱队以中庸之道婉言相劝，也不能使她平息。从这部戏里可以看出，社会动荡引起人们心理的变化，中庸适度的平衡感打破了，代之而起的是骚动激烈的感情，近乎变态。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反映了这种情绪。

　　欧里庇得斯一般不甚注重结构，但这部悲剧的结构比较完整。在剧中，崇高和庄严的传统气氛消失了，只有冷酷无情的实际生活景象。剧本的前半部着重描写美狄亚被逼而濒于绝望的情绪，后半部着重描写美狄亚心中对丈夫的恨和对儿子的爱的激烈斗争和她的复仇行动，气氛可怖。

　　《特洛伊妇女》(公元前415)也是欧里庇得斯的名剧。这个剧本假托特洛伊战争的故事，反映了雅典人在公元前416年攻下守中立的墨罗斯岛、大肆杀戮的历史事实。剧中描写特洛伊城被焚毁，男子被杀尽，妇女沦为奴隶，赫克托耳的幼子被希腊人从城墙上扔下来摔死，景象很悲惨。剧中抒情气氛浓厚，心理描写深刻，但是各场之间的联系比较松散。

　　欧里庇得斯的剧作标志着旧日的英雄悲剧的结束。悲剧到了他的手中，现实的社会问题才提得特别鲜明，特别广泛。索福克勒斯曾经说，他自己的人物是理想的，欧里庇得斯的人物是真实的。这句有名的话指出了希腊悲剧发展的一个方面。欧里庇得斯首先描写日常生活，甚至把农民、奴隶、儿童和仆人作为悲剧中的人物。欧里庇得斯还善于描写人物的心理，特别是妇女的心理。他的语言自然流畅，接近口语，富于感情。

　　欧里庇得斯生前不大为同时代人所了解，死后的名声比较大。阿里斯托芬在《蛙》里指责欧里庇得斯不应描写妇女的激情和不健康的心理，但也承认他在戏剧艺术上有某些长处。亚理斯多德对欧里庇得斯有许多指责，但也称赞他善于运用日常语言，善于造成悲剧的效果，引起观众的怜悯和恐惧。欧里庇得斯的戏剧对古希腊“新喜剧”、罗马文学和后世欧洲文学有很大的影响。

　　古希腊喜剧起源于祭祀酒神的狂欢歌舞和民间滑稽戏。这种滑稽戏产生于墨加拉城邦民主制建立时代(公元前600年左右)，后来流传到阿提刻，具有了诗的形式，成为喜剧。公元前四八七年，雅典正式确定在春季酒神节庆中增加喜剧竞赛项目。

　　希腊喜剧大半是政治讽刺剧和社会讽刺剧，产生于言论比较自由的民主政治繁荣时代。在内战期间，战乱频繁，城邦内部贫富对立加剧。当时民主权利虽然受到限制，但仍多少有一些言论自由，因此喜剧加强了批判性，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时的喜剧称为“旧喜剧”，讽刺的对象是社会的著名人物，特别是当权人物。剧中人大半是普通人，角色比悲剧的多一些，每剧一般由六个部分组成：一、开场；二、进场；三、对驳场；四、评议场；五、插曲；六、退场。但也不十分严格，主题思想主要表现在对驳场中。斗争一方胜利之后是一些欢乐的场面，显示胜利的后果。

　　亚里斯多德认为，喜剧是对丑的和滑稽的事件和人物的模仿，但是他有轻视旧喜剧的意思。实际上，旧喜剧的表现形式是轻松的，但它的意图是严肃的。喜剧作家善于利用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和滑稽、偶然的事件，通过夸大来表现生活的本质。喜剧通过嘲笑而起教育作用。

　　公元前五世纪，雅典产生三大喜剧诗人：第一个是克拉提诺斯，第二个是欧波利斯，第三个是阿里斯托芬。只有阿里斯托芬传下一些完整的作品。

　　阿里斯托芬(公元前446?-385?)是雅典公民，拥有土地。他交游甚广，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朋友。诗人敢于在剧中抨击雅典的当权人物，特别是克勒翁；曾被控告侮辱了雅典公民和城邦，但他并不退缩，仍旧继续讽刺他们。他写过四十四部喜剧，现存十一部。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触及当时一切重大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描述了雅典奴隶主民主制危机时期的社会生活。

　　阿里斯托芬的世界观基本上反映了自由民中的农民的利益，他提出一些新思想，但在政治上又有保守倾向。他坚决反对雅典集团和斯巴达集团之间的战争。他在《阿卡奈人》、《和平》和《吕西斯特拉忒》等剧中主张议和，同时也歌颂马拉松时代抗击外国侵略者的精神。内占期间，雅典的民主越来越衰落，政治越来越腐败，政治煽动家克瑞翁的气焰特别嚣张。诗人在《骑士》中大胆地把克勒翁描写成一个愚弄人民的骗子，还在剧中使象征人民的德谟斯返老还童，恢复马拉松时代的精神。战后，雅典经济崩溃，一般人民更加穷困，社会上产生了理想国思想，要求平均财富。《公民大会妇女》和《财神》等剧都反映了这些思想。但诗人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认为贫富不均的现象不合理，另一方面又认为富裕意味着脱离劳动，而没有劳动就不可能产生财富，因此他对于平均财富的思想也有怀疑。阿里斯托芬对妇女问题也非常注意，他反对妇女没有政治权利的不平等现象，批判轻视妇女的思想。他在《吕西斯特拉忒》中认为，妇女也了解政治问题，能够挽救城邦，治理国事，但他又不主张妇女彻底解放。阿里斯托芬反对诡辩派的新教育，提倡培养心灵、注重节制的旧教育。他对神采取嘲笑态度，同时仍旧拥护传统宗教。

　　阿里斯托芬留下一些关于创作的言论。他在《阿卡奈人》中提出，他写作喜剧的目的是为了发扬真理，支持正义，给人民指出教训，把他们引上幸福之路。他在《蛙》一剧中提出，推崇一个诗人的标准，要看他是否为国家教好人民。酒神在剧中宣称，使人类堕落的诗人应当处死。他最早明确地表述了文艺的社会功能。

　　《阿卡奈人》(公元前425)是阿里斯托芬第一部成功的喜剧。在“开场”中，农民狄开俄波利斯看见雅典公民大会不让一个提倡议和的人讲话，他给了那人八块钱币，派他替他自己一家人同斯巴达人议和。在“进场”中，雅典附近受战祸最深的阿卡奈人(合唱队)用石头追打狄开俄波利斯，指责他叛国。他在“对驳场”中争辩说，他并不想投靠斯巴达人，他本人也受到他们的蹂躏，但雅典人也要对引起战争负责。有一些阿卡奈人不服，请主战派将领拉马科斯来帮忙，狄开俄波利斯当场和他扭打，把他打败，并去和伯罗奔尼撒人通商。接着的“插曲”表现了作交易的场面，显示和平的好处。拉马科斯再度出征，在“退场”中，他跛着脚上场，他在战争中负伤，痛苦万分。狄开俄波利斯却由两个吹双管的女子伴着，饱食大醉，得意洋洋。

　　《阿卡奈人》通过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和表面上很不严肃的讪笑打诨的场面来反映生活，很像闹剧。例如，狄开俄波利斯和拉马科斯的争辩本来是件正经事，但两人却在台上撒野，通过扭打来解决问题；又如，有一场写一个农民在战乱中丢掉耕牛，几乎把眼睛哭瞎，他来到狄开俄波利斯的市场上买“和平眼药”，谐谑地表现了农民的和平愿望。这些场面都很滑稽。但是，在“退场”中，堂皇的雅典将军在台上哇哇大叫的场面就很丑。在这些滑稽和丑陋的事件中，寄寓着非常严肃的思想。《阿卡奈人》的政治作用在于扫除雅典公民中的主战心理，号召订立和约。诗人在剧中指出，战争对政治煽动家和军官有利，对人民有害；他认为战争双方都有过错，主张各城邦团结友好，发扬马拉松精神，共同对付波斯的侵略威胁。阿里斯托芬正是从这个思想高度去俯视脚下的现实，才把生活中丑陋的本质挖掘出来，尽情地加以嘲笑。

　　狄开俄波利斯是个典型的阿提刻农民，他头脑清楚，有机智，有胆量。拉马科斯是一介武夫，头脑糊涂，虚荣心强，外强中干。

　　《鸟》(公元前414)也是阿里斯托芬的杰作之一，是现存的唯一以神话幻想为题材的喜剧。剧中有两个雅典人和一群鸟一起在天和地之间建立了一个“云中鹁鸪国”。这个国家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其中没有贫富之分，没有剥削，劳动是生存的唯一条件。这部喜剧讽刺雅典城市中的寄生生活，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描写理想社会的作品。在艺术性方面，《鸟》无疑是阿里斯托芬最优秀的作品。剧中情节丰富多彩，由合唱队扮演的飞鸟出入林间，五色缤纷。全剧富于幻想，抒情气氛浓厚。在阿里斯托芬的剧作中，这部喜剧的结构最完整。

　　阿里斯托芬的想象力非常丰富，他的戏剧情节是虚构的，往往流于荒诞，但主题很现实。他喜欢采用夸张手法，仿佛是一面凸凹不平的镜子来映照生活，镜中的形象虽然是漫画式的，但反映了生活的本质。他有时还采用象征手法，把一些抽象概念拟人化。阿里斯托芬富于机智，善于使用谐音字，并戏拟悲剧中的诗句，产生喜剧效果。他运用民间的朴素生动的语言，配合着城市里的文雅语，台词灵活生动。他的剧中有美丽的诗，也有粗野的场面。海涅曾说，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像童话里的一棵树，上面有思想的奇花开放，有夜莺歌唱，也有猢狲爬行。

　　恩格斯曾经称阿里斯托芬为“喜剧之父”和“有强烈倾向的诗人”。

　　和悲剧与喜剧同时，希腊出现了正式的历史著作，从文学角度说，它意味着散文的发展。希腊有三位著名的历史作家。第一个是希罗多德(公元前485?-425?)，他被称为“历史之父”，著有《历史》(又名《希腊波斯战争史》)一书，记载埃及、西亚和希腊的历史以及希波战争。作者已经开始比较各家记载，力图发现历史的真相，但他仍旧在历史框架中嵌入许多传说和故事。他看不出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往往用命运和神力来解释这些事件。他的描写手法引人入胜，文字流畅，清晰自然。第二个是修昔底德(公元前460?-400?)，他著有《伯奔尼撒战争史》一书，未完成。作者能够分析经济、政治和军事之间的联系，揭示历史事件发展中的因果关系。他还能引用战争双方的言论，分析史料，核对证据。他的叙述谨严，风格简洁生动。第三个是色诺芬(公元前430?-355?)，他写过各种著作。在他的历史著作中，他把历史归结为个人的斗争和军事首领的活动。他的代表作是《长征记》(又名《万人进军》)，叙述公元前401年一支希腊雇佣军深入波斯腹地，帮助波斯皇帝之弟小居里斯争夺皇位，以及希腊人艰苦撤退的经过。作者本人曾参加这次战争。他的历史写得平易简洁，但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

　　由于当时的政治纷争剧烈，雄辩术(演说)在雅典得到发展，产生了十大演说家，其中最著名的是伊苏格拉底和狄摩西尼。伊苏格拉底(公元前436-338)把统一希腊的希望寄托在少数强有力的统治者身上。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号召全部希腊城邦联合起来讨伐波斯的演说词(公元前380)。他的文体讲究和谐，重视节奏。狄摩西尼(公元前383-322)号召希腊各城邦联合起来抵抗马其顿的菲力浦二世，失败后，服毒自杀。他最有名的作品是第三篇反对菲力蒲的演说(公元前341)，这篇演说洋溢着忧国忧民的热情，提醒希腊人注意马其顿的威胁，号召他们团结御侮，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他善于用简单的语言表达激昂的情绪，对后世的雄辩术有很大的影响。

　　在文艺理论方面，最重要的作家是哲学家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

　　柏拉图(公元前427?-348)出身雅典贵族，早年从哲学家苏格拉底求学。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主政权以破坏宗教和毒害青年的罪状处死后，柏拉图曾游历埃及等地。回雅典后，他创办学园，授徒讲学，并撰写哲学对话录，直到死时为止。柏拉图的对话录总共有四十多篇，内容涉及政治、伦理、文艺、教育以及当时争辩激烈的一些哲学问题。最著名的有体现他的政治纲领的《理想国》，讨论修辞学和辩证法的《斐德若》，讨论审美教育的《会饮》，和谈到理想国的社会组织的《法律》等篇。这些对话中主要发言人都是苏格拉底，论敌则大半是诡辩派哲学家。柏拉图自己在对话中始终没有出场，苏格拉底可能就是他的代言人。

　　柏拉图生活在雅典贵族失势、民主派当权的时代，他提倡贵族政治，反对民主制度。在哲学上，他继承了苏格拉底的唯心主义，成为西方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始祖。他把“理式”或宇宙间的原则和道理看作是第一性的、永恒普遍的，至于感官接触的世界则是“理式”世界的摹本或幻影，无永恒性和普遍性，所以不仅是第二性的，而且是不真实的。柏拉图的哲学体系中还谈到关于爱情的理论。他反对把爱情当成利害关系和情欲的满足，认为爱情是从人世间美的形体窥见美的本体以后所引起的爱慕，人经过这种爱情而达到永恒的美(理式)。这种思想虽然具有反对庸俗爱情的意义，但本质上是精神贵族的观点，是他唯心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后世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就是导源于他的爱情学说。

　　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对诗人提出两在罪状。第一，诗不能教人认识真理。例如画家画床只是模仿木匠制造的床，而木匠造床又模仿床之所以为床的道理(理式)，所以文艺只是“模仿的模仿”，“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着两层”。其次，诗滋养着应该由理智压制下去的“人性中的卑劣部分”，例如情感和欲念。而且，希腊诗人把神和英雄写得无恶不作，破坏了宗教信仰，起了伤风败俗的作用。根据这两大罪状，他把诗人逐出了他的理想国。但柏拉图实际上并不否定文学艺术，他只是反对具有民主倾向的文学艺术。他从反动的贵族利益出发，提出文艺必须服务于贵族政治的观点。

　　此外，柏拉图还发挥了希腊传统的灵感说。他认为创作的源泉是灵感，诗人须有神灵凭附，转入狂热状态，才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这也是客观唯心主义在创作理论上的表现。

　　柏拉图的对话录对希腊文学有很大的贡献。它的特点是用提问、启发、诱导等方式解决疑难，以浅喻深，由近及远，层层深入，使读者不但看到思辨的结果，还看到思想发展的过程。柏拉图描写对话者之间的矛盾，具有一定的戏剧性。人物有一定的个性，如苏格拉底的发言总带些装傻。对话场所的描绘也颇生动。此外，他善于运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抽象观念。例如，他用两匹马的活动来比喻人的灵魂中的冲突。一匹马驯良而懂得节制，代表德行；另一匹马桀骜不驯，代表情欲。这两匹马同驾一辆车子，发生了痛苦的冲突，使御者不能驱车升到诸天的绝顶。

　　公元三世纪，柏拉图的哲学思想由普洛丁努斯发展为新柏拉图主义。这种新柏拉图主义在中古同基督教神学结合在一起，在哲学和美学方面统治了一千多年。柏拉图和新柏拉图派的思想在后来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浪漫主义中也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亚理斯多德(公元前384-322)生在马其顿，父亲是御医。他二十一岁时赴雅典从柏拉图学哲学，柏拉图死后，他回到马其顿，当菲力浦二世的儿子亚历山大的教师三年，及至亚历山大即位东侵，他又回雅典开办一所学校，授徒讲学，撰写哲学和科学著作。

　　亚理斯多德并不维护奴隶主贵族制，他认为贫富悬殊会引起社会动荡，只有中等的富裕才是幸福。在伦理学上，他提倡中庸哲学。亚里斯多德的思想代表奴隶主中的中等阶层的利益。

　　在哲学方面，亚里斯多德发展了赫拉克利特的唯物的和辩证的思想，奠定了形式逻辑学的基础(《论工具》)，论证了一般与特殊的统一，认为理性原则存在于感性事物之中，从而彻底批判了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是在肯定神为创造因这一点上，他还是唯心主义的。

　　在文艺理论方面，亚理斯多德利用他那丰富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对希腊文艺作了总结。他的《诗学》和《修辞学》都是这种总结的成果。他抓住文艺的一些基本问题，作出了在当时是最深刻的解答。

　　亚理斯多德的《诗学》首先阐述文艺和生活的关系，他发扬了古希腊传统的“模仿说”，认为现实世界是文艺的蓝本，文艺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模仿并不是消极的抄袭，而是通过观察和认识，来反映现实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事物。《诗学》第九章有一段比较诗和历史的话是极其重要的：“诗人的职责不在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写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是可能的事。诗人和历史家的……差别在于，历史家描述已发生的事，而诗人却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诗比历史更近于哲学，更严肃；因为诗所说的多半带有普遍性，而历史所说的则是个别的事。所谓普遍性是指某一类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在某种场合下会说些什么话，做些什么事——诗的目的就在此，尽管它给所写的人物安上姓名。至于所谓特殊的事则指例如亚尔西巴德所做的事或所遭遇到的事。”这段话有几点含义：首先，诗有诗的真实，它是合乎规律的，带有普遍性的，所以柏拉图说诗不显示真理的论点不能成立。其次，诗的真实不同于历史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不同于生活的真实；诗是虚构，在虚构中揭示事物的必然性而抛去偶然性，所以诗或艺术的真实可以高于生活的真实。这就推翻了柏拉图认为艺术只是“影子的影子”的论点。再次，诗可以通过“安上姓名”的个别人物来显示出普遍性和必然性，这就是“一般与特殊统一”的观点。

　　由于认识到诗必须符合可然律和必然律，显示事物的内在联系，亚理斯多德特别强调作品必须是有机的整体，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认为无论是史诗还是悲剧，都应以动作或情节为纲，而不应以人物性格为纲，因为以情节为纲，较易显出事件发展的必然性。情节要整一，一部作品只应有一个主要的情节，从开始发展到顶点，然后转到必然的结局。

　　亚理斯多德在《诗学》里着重分析了悲剧。第六章里悲剧的定义是重要的：“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动作的模仿；用的是由各种雕饰来提高的语言，不同的雕饰用在不同的部分；方式是通过动作而不是通过叙述；引起怜悯和恐惧，从而导致这些情感的净化。”接着他指出，“动作须有动作的人物，人物必然具有性格和思想两方面的特点。”这样，亚理斯多德就指出了分析一般戏剧作品所必须考虑到的六个要素：动作(情节)、人物性格、思想、语言、表演(通过人物动作，不通过叙述)和歌唱(因为希腊悲剧有合唱队)。此外，他还指出悲剧所引起的情感是对人物所受灾祸的怜悯和恐惧。这些情感在看悲剧时受到“净化”，所以对心理能起健康的影响。这里也就批判了柏拉图的文艺伤风败俗的观点。

　　他在论悲剧时，强调动作的整一，并指出悲剧的时间不应无限制地延续。这些观点后来被古典主义者引申为悲剧的三一律。

　　总的说来，亚理斯多德的文艺观点是符合现实主义的。他的《诗学》对西方的文艺理论奠定了基础，两千多年来一直有深远的影响。

　　公元前四世纪下半叶，马其顿征服了整个希腊。亚历山大逝世(公元前323)后，庞大的帝国分化为几个王国，各自实行中央集权制，此后二百多年间，希腊各城邦保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时常掀起反马其顿的斗争。但是，由于内忧外患，希腊的政治形势异常动乱，贫苦平民一再要求废除债务，重分土地，奴隶连续起义，政变频繁，各城邦不断受到马其顿的打击。公元前一四六年，希腊为罗马所灭。

　　自公元前四世纪末叶至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希腊文化在东方广泛传播，并和东方文化互相交流，这一时期被称为“希腊化”时期。这时期文化中心逐渐由雅典移至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其科学、艺术、哲学相当发达，学术界注重书籍整理，建成了规模空前的大图书馆和博物馆。但古希腊文学至此已届尾声，文学脱离现实和群众，讲究词藻，有学究气味和感伤情调，对于当时严重的阶级斗争和对外战争无所反映。比较有成就的是新喜剧、拟剧、田园诗和史诗。

　　在希腊化时期，剧场已不再是群众性的政治文化活动中心，而是富人的娱乐场所。新喜剧正是为满足这样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不谈政治，通过爱情故事和家庭关系来反映当时的社会风俗，表现贵族青年男女要求自由独立的愿望，它强调情节的曲折和风格的雅致，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新喜剧中出现了一些新的人物类型，如食客、兵士、艺妓和家奴等，常常把奴隶写得聪明机智。新喜剧的讽刺很生动。剧中没有天神出场，也没有合唱队。新喜剧一般分五部分，中间穿插歌舞。最著名的新喜剧作家是米南德。

　　米南德(公元前342〉-292?)出身贵族，写过一百多部喜剧，得过八次戏剧奖，只传下《恨世者》和一些残篇。《恨世者》和残篇《评判》等剧的主题都在于劝善规过，提倡宽大仁慈，以调和社会矛盾。米南德强调性格的重要性，他认为人们的幸运或不幸取决于自己的性格。他的人物彼此有联系，各个人物都能推动情节向前发展。剧本的结构紧凑，语言接近口语，适合人物的性格、身分和年龄。米南德的剧本，通过罗马剧作家的改编，对后世欧洲喜剧尤其是风俗喜剧发生了影响。

　　拟剧起源于巫师祭神时的歌唱表演，是一种短剧，在街头演出。拟剧描写日常生活，讽刺风俗习惯，风格很粗俚。对中古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民间喜剧有影响。

　　田园诗是忒俄克里托斯(公元前310?-245?)首创的。他传下的诗有二十九首，这些诗描写西西里美好的农村生活和自然风景，清新可爱。古希腊的田园诗对后世欧洲带有贵族倾向的诗歌有很大的影响。

　　这时期还产生过几部史诗，其中比较著名的是阿波罗尼俄斯(公元前295?-215?)的《阿耳戈号航海记》，这首诗描写伊阿宋乘“阿耳戈”号船到黑海西岸科尔喀斯去取金羊毛的故事。伊阿宋爱上美狄亚，在她的帮助之下取得金羊毛。诗中富于浪漫情调，对美狄亚的恋爱心理作了生动的描述。诗的风格优美，描写动人，但结构松散，人物刻画很差。

从传说中的荷马算起，古希腊文学经历了很长一个过程。它是欧洲文学的开端。它首先在罗马文学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在中古的西欧，它遭到摈弃和埋没，只是在拜占廷文化中保存了一部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它又重新被发现。希腊文学中以人为本的现世精神被后世资产阶级发展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文艺复兴以后，它受到不同时代的欧洲作家的重视。古希腊文学至今对我们还有认识价值和审美意义。
　　

　　第四节　罗马文学


　　约在公元前二千年，拉丁人部落定居意大利中部拉丁姆地区，其后伊特鲁利亚人、希腊人、高卢人陆续迁移到意大利，共同构成早期意大利的主要居民。

　　罗马历史一般分为三期。第一期是王政时期(公元前753-510)，这时期中各拉丁村落结成同盟，又合并其他地区，建立了罗马城邦。当时罗马还处在从氏族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开始出现奴隶，居民分为贵族与平民两个集团。第二期是共和时期(公元前510-27)，王政被推翻，建立了奴隶制贵族共和国。共和国初期(公元前510-264)，古典的奴隶制已初步形成。平民为反对债务奴役，争取政治权利，和贵族进行激烈斗争。在这阶段内，罗马征服了意大利。共和国中期(公元前264-133)，社会进一步分化，豪门贵族和从事商业金融的富裕平民(称为“骑士”)掌握了政权，形成新贵族的寡头共和国政体。为了这两个阶级的利益，罗马开始向地中海地区扩张，经过三次布匿战争，三次马其顿战争，罗马征服了西部地中海和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地区，成为庞大的强国。共和国末期(公元前133-27)，战争的结果使奴隶数量激增，出现了大田庄制。对奴隶剥削的加剧引起不断爆发的大规模奴隶起义，如西西里奴隶起义和斯巴达克领导的起义。大田庄制使小农经济破产，农民流入城市，造成失业现象。在反对贵族的斗争中，城乡下层联合为民主派。骑士阶级为争取政治权利，利用失地农民和城市贫民反对元老贵族。在错综的国内阶级矛盾、军权实力派滋长和版图扩大的情况下，城邦共和制无法维系，让位于独裁和帝国制度。第三期是帝国时期(公元前27-公元476)，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初期从屋大维执政到公元一九三年，是帝国繁荣时期，也称“罗马和平”时期，生产发达，帝国疆界扩展到最大范围。皇帝以加强军事独裁和官僚机构来维持统治，同反对帝制、坚持共和的元老院贵族之间展开激烈斗争，自由民的民主运动重新兴起，皇帝往往以残酷恐怖手段镇压反对派。罗马对外省，经济上通过官僚体系进行压榨，政治上采用分而治之的政策，对人民的反抗实行镇压。但各行省经济迅速发展增强，罗马本土在帝国中逐渐失去主导作用。奴隶来源削减，越来越多地采用隶农制。帝国后期经济衰落，奴隶、隶农、贫农起义，外省人民运动不断发展，蛮族屡次入侵，腐朽的奴隶制帝国在这些力量的冲击下终于覆灭。

　　罗马文学的语言是拉丁族的语言——拉丁语。它包含了作特鲁利亚、希腊、高卢等语言因素。文学语言和日常生活所用的口语相差颇为悬殊，文学语言的特点在于简练有力，语法结构严谨。拉丁语原有轻重音，在希腊诗歌影响下，罗马诗歌也采用了以长短音为准的“音量制”。随着帝国的扩张，到了公元四世纪，拉丁语在西方各省代替了当地的土语，最后发展为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等“罗曼斯”语种。东方各省仍以希腊语为主要语言。

　　罗马神话可以说并不存在。最早的意大利的神祗是同宗教迷信分不开的。古罗马人认为每个地方或场所都有它的神祗，例如家神、灶神、囤神、门神。罗马人从事农牧业，因此认为田地、山林、泉水、河流也都有神祗居住掌管，如作物和羊群之神法乌努斯、林神狄安娜。人们必须向这些神祗祭献，才能求得安宁和保护。

　　同希腊文化接触后，许多原来的罗马的神便同希腊的神融合起来，具有了希腊神的特点(即人格化)和属性。罗马人信奉的天空之神尤皮特便等同于希腊的宙斯，他的妻子尤诺等同于赫拉，海神奈普图努斯等同于波塞冬，冥神狄斯等同于普鲁托(又称哈得斯)，罗马人崇奉的春天女神维纳斯等同于阿弗洛狄忒，酒神巴库斯等同于狄俄尼索斯，火神伏尔康等同于赫淮斯托斯，林神狄安娜等同于阿耳忒弥斯，神的信使麦尔库利等同于赫尔墨斯，如此等等。

　　这些希腊和罗马的神到了后代，有些以希腊名称传世，这是因为罗马人没有类似的神而原封不动地接受了希腊传统，如阿波罗、文艺女神缪斯；有的恐怕是出于偶然，如希腊冥神普鲁托流传而狄斯不传。有些以罗马名称传世的，或因是罗马所独有，如囤神佩那特斯，或因历代诗人、艺术家广泛使用，如战神玛尔斯(即希腊的阿瑞斯)、小爱神丘比德(即希腊的埃洛斯)。

　　罗马最早的文学是在劳动和举行宗教仪式时所唱的诗歌和原始的、笑剧式的对话，但留传绝少。留存下来的最早的文学作品是戏剧。共和国中期，罗马国势扩张，进行大规模的武力掠夺，奴隶主积聚了大量财富，生活日趋奢侈。贵族、骑士和他们所豢养的大批食客需要娱乐。这样，在早期的节日歌舞、民间戏剧的传统和希腊戏剧的影响下，罗马戏剧获得了一定的繁荣。由于元老贵族权力强大，压制民主，戏剧很少直接涉及当时重大的政治问题。

　　早期罗马戏剧主要有悲剧和喜剧两种，有的是模仿希腊的，也有以罗马历史和现实生活为题材的。悲剧都已失传，流传下来的喜剧主要有普劳图斯和泰伦斯的作品。他们对欧洲文艺复兴和以后的戏剧很有影响。

　　拉图斯·玛求斯·普劳图斯(公元前254?-184)出身于意大利中北部平民阶层，早年到罗马，在剧场工作。后来他经商失败，在磨坊作工，并写作剧本。他写过一百多部喜剧，流传二十部。这些剧本都采用希腊新喜剧、尤其是米南德的喜剧的题材和背景，来反映罗马社会生活。他的主要作品有《孪生兄弟》，这出戏通过幼年失散的一对兄弟被人错认的情节，反映了罗马上层社会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喜剧的主人公对妻子不忠，偷窃她的衣服首饰赠给妓女。作者通过一个为阔人帮腔帮闲的食客的形象，说明这种人是真正的奴隶，奴隶可以打断锁链，而食客却被饮食的链条永远牢牢锁住。《吹牛的军人》写一个雅典青年所结识的妓女被一个军官霸占，青年的奴隶设计使青年重获妓女，军官受到奚落。奴隶在剧中调兵遣将，是主要角色。《一坛黄金》叙述老人尤克里奥发现藏金，失而复得的故事，刻画了一个吝啬鬼患得患失、疑神疑鬼的心理，最后他把金子送人，心里才得安宁。普劳图斯的喜剧从平民观点讽刺社会风习，特别针对当时淫乱、贪婪、寄生等现象，予以针砭。他嘲笑富人、贵族，对奴隶表示同情。他所创造的人物完全是罗马社会的人物。他生动地刻画了军官、兵士、水手、大小商人、高利贷者、奴隶、婢女、食客、庸医、老鸨、妓女、浪荡青年、老父、主妇、吝啬鬼、战俘、厨师等，也刻画了天神、家神等神话人物。他善于创造喜剧性情节，但是其中有时也有不近情理的地方。他又善于利用旁白、独白揭示人物心理，如尤克里奥失金之后叫道：“我完了?我死了，我被人谋害了……我到哪儿去?我在哪儿?我是谁?……你们笑什么?……我受不了了!”作者的语言俏皮，风格粗犷。
　　普布留斯·泰伦提乌斯·阿非尔，通称泰伦斯(公元前190?-159)，是出生北非的奴隶，随主人到罗马受贵族教育，不久获释。他写过六部喜剧，绝大部分是改编或翻译米南德的作品。他的喜剧多是通过父子、兄弟等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反映老少两代人之间的矛盾。老的一代企图维护古老的贵族道德，年轻一代则生活放荡。作者为年轻一代的行为不检辩护，主张宽恕容忍。

　　泰伦斯的代表作为《婆母》和《两兄弟》。《婆母》一剧写青年潘菲路斯生活荒唐，勉强从父命和一女子结婚。婚后不久得一子，夫妻都不能肯定婴儿的父亲是谁，最后发现父亲正是潘菲路斯自己。剧中两家父母都对青年的妻子表示爱护与同情。作者认为要维护正常家庭关系，家庭成员应相互体谅，尽管青年行为不检点，也是可以原谅的。《两兄弟》写米丘和狄米亚兄弟二人，兄无子，过继了弟弟一子。兄教子从宽，弟从严。兄子行为不羁，抢劫奴隶商的一个女奴。后来发现他是为了弟弟而抢劫的。最后狄米亚悔悟。作者认为宽容可以防止子弟欺骗父母。他站在贵族立场，认为穷人所以不干荒唐事，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富人有钱，就不免要干荒唐事，应予以原谅。泰伦斯喜剧结构周密完整。他刻画人物内心矛盾比较细致，如《婆母》中潘菲路斯又孝母，又爱妻，又恋妓。他擅长叙事，语言流畅。

　　罗马戏剧到帝国时期，虽有奥维德、塞内加等作家，但由于政治自由减少，缺乏群众基础，迎合少数贵族趣味，而日渐衰落。

　　共和国末期和屋大维统治时期被称为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共和国末期，政治斗争，尤其是贵族派和平民派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随着阶级矛盾复杂化和帝国的扩张，罗马统治阶级的法律得到发展。这些因素促成了雄辩术的发达西塞罗把古代雄辩术推到了高峰。

　　马尔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公元前106-43)是罗马政治家、哲学家和最重要的散文作家。他的著作充分反映了共和国末斯罗马动荡的政治生活。在政治上，他基本上站在贵族元老派的立场，主张贵族的“贤人政治”。他以律师从政，当选为执政官，后来在“后三雄”与元老派斗争中被杀。在哲学上他折衷希腊学院派、斯多噶派和伊壁鸠鲁派的伦理学，把这些思想介绍给罗马，成为中古和近代欧洲哲学思想同希腊哲学思想之间的桥梁。他的主要散文成就是他的演说辞和书信。他遗下书信九百封，其中主要的有《致阿提库斯书》十六卷《致友人书》十六卷，反映了共和国末期社会政治生活，描绘了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风格接近口语。他的演说辞共存五十八篇，一部分是法庭演说，另一部分是政治演说。后者中最著名的是反对民主派喀提林演说四篇和模仿狄摩西尼而作的反对安东尼(《菲力匹克》)演说十四篇。他的演说按照修辞程式组织材料，词汇丰富，句法考究，一句中讲求妥贴排列从属子句，局部之间要求对称，以累积说服力量，而在句尾特别注意音调的抑扬顿挫，称为“西塞罗式的句法”。他也善用提问、直接向对方致词、比喻、讽刺等修辞手段。他认为演说主要是打动听者的感情，而不是诉诸理性判断，因此他不惜用诬蔑或歪曲事实的手段。他的演说文的风格被后代一些作家和演说家奉为榜样。

　　该尤斯·尤利马斯·凯撒(公元前102?-44)是在共和国末期贵族和平民的复杂斗争中出现的军事冒险家。他也是一个杰出的散文作家。他的历史著作《高卢战纪》七卷记述罗马人征服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的过程。《内战纪》三卷回忆他和庞培的战争。凯撒的散文风格和西塞罗不同，他不用修辞的藻饰，而以简明精炼、朴实无华著称，反映了罗马人讲求实用的特点，成为拉丁散文另一种典范。

　　提图斯·卢克莱提乌斯·喀鲁斯，通称卢克莱修(公元前99?-55?)，是共和国末期的主要诗人之一。他的作品反映了民主派对贵族元老的反抗。贵族如西塞罗主张“使公民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和统治者”，利用宗教控制人民，卢克莱修却提倡唯物论、无神论。他的唯一作品哲理诗《物性论》六卷，每卷千余行，提出“无不能生有”，宇宙一切都由原子组成这一基本的、唯物的论点。他说，灵魂也是物质的，随躯体而死亡，人死后失去感觉，死后的恐怖和神罚都是迷信。他用大量篇幅解释雷、地震，瘟疫等最易引起迷信的现象。他描写了万物和人类的起源，歌颂人类文明，对人类前途充满信心。卢克莱修用生动的比喻解决了表达抽象概念的困难，例如用远山放牧的羊群来比喻静止的物体，构成这物体的原子却像单只的羊一样在运动着。他又用字母与词的关系比喻原子与万物的关系。全诗规模宏伟，风格崇高。马克思称他为“真正罗马的史诗诗人”。

　　内战时期，一部分贵族青年对现实表示不满，沉湎于爱情生活，追求个人幸福。贵族阶级的旧道德和家庭伦理也濒于破产。此外，罗马诗人又受到希腊化时期侧重内心感受、雕琢辞藻的诗风的影响。这些因素促成了罗马抒情诗歌的繁荣，当时诗人辈出，形成潮流，其中以卡图鲁斯最为杰出。

　　该尤斯·瓦利留斯·卡图鲁斯(公元前84?-54?)出生于富有的骑士家庭，在罗马和贵族交往，追求一个贵族出身的有夫之妇，她在他的诗里被称为莱斯比亚。卡图鲁斯的诗作现存116首，其中有致友人的，有悼念亡兄的，有讽刺凯撒的，有庆祝别人婚礼的，还有希腊小型史诗的翻译，而以致莱斯比亚的诗最为著名。这些抒情诗的特点在于作者善于捕捉各种不同的情感，如欣悦、狂喜、失望、平静，而用警句式的语言表达出来。他用优美的文字歌颂生活中的欢乐，如六十一首《结婚曲》。他的诗歌也反映了罗马贵族的道德堕落。

　　屋大维建立元首制，在共和的外衣下实行军事独裁，受尊号，称“奥古斯都”，实际上已向帝制过渡。屋大维四十几年的统治(公元前31-公元14)是在长期内战之后，他停止了苛捐杂税和土地没收，使动荡的罗马保持暂时的稳定。这一时期，罗马奴隶主意识到国家的“光荣”，在内战时期受损失最大的小土地所有者对新政权也寄予幻想。在前一时期文化成就的基础上，罗马文化达到了它的最高峰。为了笼络民心，巩固统治，屋大维重视文化工作，保护那些为其政权服务的文化活动。针对内战后罗马公民颓废苟安的倾向，他试图利用古代宗教和道德，培养公民的责任感，宣传罗马的历史使命。他的亲信麦凯纳斯把当时最杰出的作家吸引到他的周围，为元首的文化政策服务，但是他们的创作并不完全符合元首的政策。此外，代表贵族元老保守势力、反对元首独裁的美萨拉也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但是他们终于和元首妥协，他们的创作往往使人消极地逃避到享乐主义中去。

　　这一时期的文学缺乏前一时期的哲学探索精神和激烈政治辩论的热情。而更多地肯定现存秩序所带来的和平生活和强大的国力；文学风格不及前一时期的遒劲和豪放，而技巧更趋成熟，追求表达的完美，强调内心的感受。

　　普布留斯·维吉留斯·马罗，通称维吉尔(公元前70-19)，是罗马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家。他出生于意大利北部一个富裕农民的家庭，在罗马学法律，后来改习哲学和文学。内战时期，他的田产被没收去犒赏老兵，他向屋大维申诉而重获土地。他认识了麦凯纳斯，成为麦凯纳斯文学小组的成员。他一生写过三部作品：《牧歌》、《农事诗》和《埃涅阿斯纪》。

　　《牧歌》(约成于公元前42-37)是在希腊田园诗影响下写成了。它由十首短歌组成，采用牧羊人对歌或独歌的形式。十首诗中有情诗、哀歌、哲理诗、酬友诗，但也有一部分描写农村凋敝的现实，反映了小土地所有者厌恶内战、对大奴隶主消极抗议的情绪。在第九歌中，诗人借牧羊人的口说道：

　　我们今生居然经历到了未曾梦想过的事，
　　一个陌生人变成了我们的土地的占有者，
　　他居然说，“这是我的地，你们老农户，搬走。”
　　在这样颠三倒四的世界，我们认输，我们悲痛。
　　我们现在正在把这群羔羊给他送去，愿他倒霉!

　　作者感激元首使他重获土地(第1歌)，歌颂黄金时代的重新到来，庆祝罪恶与恐怖的结束，希望毒蛇毒草不再伤害羊群(第4歌)。但诗人同时怀疑黄金时代是否能实现，目前的和平能否持续。这给作品蒙上一层感伤的色调，成为作者的风格特点。由于内容和形式的新颖，《牧歌》出版后传诵一时，引起权贵的注意。

　　《农事诗》四卷(约成于公元前37-30)，每卷五百余行，分别写种谷物、种橄榄和葡萄、畜牧、养蜂等农事，属于赫希俄德的教谕诗的类型。维吉尔此诗是应麦凯纳斯之约而写的，为屋大维吸引农民回到农村的政策服务。诗人虽未描写大田庄制度下奴隶的劳动生活，但他同情并肯定劳动，认为“劳动战胜了一切”；他对照战乱生活与和平宁静的农村生活，歌颂意大利丰饶的自然资源，表达了奴隶主阶层的爱国情感；他描写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和动植物的习性(如蜂群的劳动和战斗)，保存了当时的一些农业知识。诗中也有些神话插曲(如俄耳甫斯下冥土寻找妻子)。在对自然的看法上，他和卢克莱修不同，他仍然相信神的主宰力量。这部作品的风格特点在于诗人对种种自然现象很敏感，赋予生产劳动以诗意，表达了独立小农的情趣。

　　维吉尔的主要作品是史诗《埃涅阿斯纪》十二卷，近万行，写于诗人一生最后十一年，至逝世时尚未修改完成。诗人遗嘱将诗稿焚毁，但屋大维下令保存。前六卷模仿《奥德修纪》，写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在特洛伊灭亡后夫妻离散，携带老父、幼儿、随从和家族的神祗在海上飘泊七年，经历千辛万苦，到达了迦太基，女王狄多盛情招待他，他向女王追述了特洛伊陷落和自己飘泊的悲惨经历，并和女王结婚。但由于神的指令，他必须离弃狄多到意大利重建邦国，致使狄多自杀。埃涅阿斯抵达意大利后，参拜神庙，在神巫引带下游历地府，见到亡父的灵魂，亡父向他预示了罗马的未来。后六卷仿《伊利昂纪》，写主人公到了拉丁姆地区，受到国王拉提努斯的款待，神意要他和国王的女儿结婚，激怒了她早先的求婚者鲁图利亚王图尔努斯，因而引起双方的战争，全诗以图尔努斯被埃涅阿斯杀死结束。

　　这部史诗的主题是谈帝国的命运。诗人歌颂罗马祖先建国的功绩，歌颂罗马的光荣，并说明罗马称霸的使命是神所决定的。他把埃涅阿斯的儿子尤鲁斯写成是凯撒和屋大维这一族的祖先，因而肯定了屋大维的“神统”。主人公埃涅阿斯的全部艰辛的经历说明缔造帝国之不易，更应珍视帝国的和平，表现了奴隶主的爱国精神。全诗是颂扬屋大维并为其政策服务的。

　　史诗主人公虔诚、勇敢、克制、大度、仁爱、公正不阿，作者认为一个理想的政治领袖应该具有这些品德。埃涅阿斯和奥德修同是流浪者，但他负有重大使命，是神的意志的执行人。同样是大将，他不像阿喀琉斯为了争夺一个女俘的私事而放弃责任，却是克制了自己的感情，服从使命。从《埃涅阿斯纪》开始，欧洲文学中第一次出现了所谓责任与爱情的冲突的主题。

　　史诗虽然写罗马的光荣，但作者也不时流露出哀伤情绪，例如主人公在迦太基看见尤诺神庙上刻着特洛伊故事，叹息道：“人间一切都引我伤心落泪”等。诗中比较生动的人物是失败者狄多和图尔努斯，作者对他们寄予很大同情，使读者感到作者对“罗马和平”、帝国光荣能否维护抱有一定的怀疑。

　　这部史诗的风格不像荷马史诗那样活泼明快，而是严肃、哀婉、朦胧的。作者细腻地描写了狄多和图尔努斯之死、主人公和长嫂的告别、在地府遇到了亡魂等情节。他爱用幻景、梦境、预言、暗示、讽谕等手法。他也着重人物心理的刻画。

　　史诗故事性强。比喻往往采用大自然中的现象，切合人物性格或情节，如把杀死特洛伊老王的皮洛斯比作春在蜕皮的毒蛇，出现在阳光里，新鲜、年轻，但闪动着三叉舌。

　　维吉尔史诗没有人民口头文学的特点，是欧洲“文人史诗”的开端，使古代史诗在人物、结构、诗歌格律等方面进一步获得了定型。

　　维吉尔的严肃性和宗教思想，使他成为在中古时期末被排斥的少数古典作家之一。但丁认为他最有智慧，最了解人类，在《神曲》中让他作为地狱和炼狱的向导。此后，他对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文学影响最大。

　　昆图斯·贺拉提乌斯·弗拉库斯，通称贺拉斯(公元前65-8)，是奥古斯都时期最主要的讽刺诗人、抒情诗人和文艺批评家。他父亲是获释奴隶。贺拉斯在内战时期参加过共和派军队，共和派失势，他和元首统治妥协，受到麦凯纳斯的庇护。

　　他的早期作品有《长短句》一卷十七首和用六步诗行写成的《闲谈集》(又称《讽刺诗集》)二卷十八首。其中最早的诗歌表现了共和派的倾向，但不久诗人就转而歌颂屋大维。他和维吉尔一样反对内战，要求宁静和平的生活。他的根本思想是亚理斯多德的中庸小康和伊壁鸠鲁的享乐主义，反映了奴隶主中的小土地所有者的理想。他从这个观点出发，在早期作品里主要讽刺罗马社会的风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如暴发户的炫耀、寄生阶层的追逐遗产和金钱、社会的淫靡、投机讹诈、生活腐朽等现象。作者自称师承公元前二世纪罗马讽刺诗人鲁齐留斯等，但缺乏鲁齐留斯的政治热情和尖锐性。

　　使贺拉斯享有盛名的是他后期的《歌集》又称《颂歌集》四卷百余首，和《诗简》二卷二十三首。《歌集》主要是抒情诗，中心主题是醇酒、恋爱、诗歌、友谊，都可归结为个人享乐。根据他的中庸思想，他认为享乐也不宜过分。他怕贫困，也反对饕餮；既要依附权门，又要有一定的独立。最理想的生活是田园生活，知足长乐。

　　颂歌中有一部分被称为“罗马颂歌”，赞美帝国统治者所提倡的道德如淳朴、坚毅、正直、尚武、虔诚等，宣扬奴隶主的爱国精神，赞颂屋大维。他这一类的代表作是《世纪之歌》，那是典型的庙堂文学，为适应屋大维的需要而写的。

　　贺拉斯的《诗简》内容驳杂，比较重要的是论文艺的部分，《诗艺》即是其中的一封。

　　贺拉斯继亚理斯多德之后重申文学模仿自然之说。他肯定文学的教育作用，即寓教诲于娱乐之中。他针对当时贵族奴隶主追逐财货、道德败坏的风尚，以及专以布景华丽、场面热闹取胜的舞台，提出戏剧应当宣扬公民道德，歌颂英雄业绩，写爱国题材的主张。这都是符合屋大维的政策的。

　　在创作方法上，他强调作家应有生活感受和刻苦的功夫。创作要合乎“情理”，作品要注意整体效果，创新不能超过“习惯”所允许的范围。他重视程式，提倡沿用现成题材，强调判断力，形式和语言必须仔细推敲。这些主张在当时有积极意义。但作者总的倾向是保守的；他不忽视内容，但更注意形式的完美。贺拉斯的文艺思想和创作原则，对文艺复兴，特别是对古典主义文学起过很大的影响。

　　贺拉斯的诗歌以表达的准确和恰到好处见称。他说：“如果你安排得巧妙，家喻户晓的字便会取得新的意义。”

　　普布留斯·奥维第乌斯·纳索，通称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8)，是奥古斯都时期第三个重要诗人。他出生于富裕的骑士家庭。早期作品内容轻佻，风格轻巧，反映了罗马奴隶主贵族和富有阶层糜烂淫逸的生活现实。《爱情诗》三卷，包括哀歌体诗四十九 首，设想各种情景，追求爱情，以享乐主义为主导思想。《古代名媛》是二十一首用哀歌体写的诗，大半是作者设想古代传说中的女子如珀涅罗珀、狄多写给丈夫或情人的书信，表示离恨或责备对方无情。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有一定戏剧性，但无真实感情。这部作品在中古和文艺复兴时期极有影响。《爱的艺术》三卷也是用哀歌体写的，把求爱写成一种学问，反映出罗马奴隶主精神上的堕落颓废。奥维德早期作品违反了屋大维“重整道德”的政策，在他五十岁那年被放逐到黑海之滨。

　　在放逐前，奥维德完成了哀歌体的《岁时记》六卷，属教谕诗一类。作者的目的在于肯定并歌颂罗马的各种制度。自正月至六月，他在每月下写出本月的天文现象、历史事件和宗教节日的起源和仪式等内容，这对了解罗马风习有一定参考价值。

　　奥维德的主要作品是《变形记》十五卷，用六步诗行写成。这是由二百五十个神话故事组成的故事集，其中五十个较长。全部故事从天地创造一直写到当代罗马，使这部作品成为古代神话的汇编，后世欧洲文学家、艺术家多从这里寻找素材。作者根据毕达哥拉斯一切生物死后灵魂相互转替的唯心学说，从思想上把各个故事联系起来，因而故事中的人物无不变为动物、植物甚至顽石。作者最后把凯撒化为天上的星辰，用此来歌颂帝国。书中著名的故事有日神之子法厄同的故事，阿拉克涅变蜘蛛的故事，金羊毛的故事，描写农民日常生活的菲勒蒙的故事，皮格玛利翁的故事等。作者用故事中套故事、人物轮流说故事、对话、描写器物上的故事画、写完一个故事又写一个性质相反的故事等方法，把各种故事串联起来。他注意描写人物心理，尤其是嫉妒和复仇。故事的叙述富于想象力，他的风格受到当时流行的修辞学的影响。这部作品在中古和文艺复兴时期都很流行。

　　奥维德在流放年间写的哀歌体的《哀怨集》五卷、《庞图斯诗简》四卷，备述流放之苦，哀求释放。奥维德最后死在流放所。

　　以上三个罗马文学中的主要诗人都属于麦凯纳斯集团，此外还有抒情诗人普洛培尔提乌斯和美萨拉集团的抒情诗人提布鲁斯，他们的诗歌都表现了柔弱、抑郁的情绪。

　　罗马在屋大维死后的二百年间，即帝国初期，文学史上称为“白银时代”。宫廷趣味占统治地位，到二世纪前半叶达到高潮。贵族青年以公开朗诵空洞无物的诗歌为时髦，文学更加成为少数人的消遣，颓废倾向更为明显。这时一部分贵族作家仍然向往共和国时代，但在专制淫威箝制言论自由的情况下，他们的思想多倾向于斯多噶派的内心宁静和坚忍，有时悲观绝望，流于宗教迷信，有时则又阿谀奉承，正如恩格斯所说：“同普遍的无权地位和对改善现状的可能表示绝望的情况相适应的，是普遍的意志消沉和精神颓废。”在充满阴谋、暗杀、恐怖的时日，歌颂帝国或追求“幸福”的抒情诗中断了。而这一时期成就最大的是反映奴隶主下层思想的讽刺文学和反映旧共和派不满情绪的作品。外省发展的结果，外省作家增多了。

　　鲁齐乌斯·安奈乌斯·塞内加(4?-65)是罗马最重要的悲剧作家。据说他参加过元老院贵族反对尼禄专制统治的活动，尼禄命令他自杀。作为哲学家，他宣扬斯多噶伦理学，以内心宁静克服生活中的痛苦，表现了这一时期罗马贵族的软弱、悲观。他宣传同情、仁爱，甚至认为奴隶也应得到平等，以调和阶级矛盾，他被称为“基督教的叔父”。他的哲学书信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散文有很大影响。他写过九部悲剧，都不是为了上演而写的。他的代表作《美狄亚》以流血复仇为主题。《费得尔》描写强烈的情欲。《特洛伊妇女》反映了命运的残酷。他的悲剧素材多半采自希腊悲剧，内容是宣扬作者的斯多噶伦理学，讨论生死、情欲、自由意志、罪恶、惩罚等问题。有些剧本也攻击了暴君。总的说来，塞内加的悲剧充满屠杀、恐怖、出卖、复仇。人物的情感保持高度紧张，作者强调人物的内心痛苦，并采用鬼魂和巫术的场面来渲染悲剧气氛。他的悲剧还有锋利的对白、长段的演说辩论等特点。

　　另一旧贵族作家该尤斯·彼特隆纽斯(死于公元65年)是尼禄的亲信，后以畏谗自杀。小说《萨蒂里卡》一般公认是他的作品，现存原作的一部分，基本上是散文，夹杂诗歌。小说通过主人公恩柯尔皮乌斯的自述，广泛描写了一世纪意大利南部半希腊化城市的生活。他是个流氓窃贼，和两个同伙到处行窃，干了许多荒唐勾当。全书主要部分写主人公到暴发户、获释奴隶特里玛尔奇奥家参加的一次宴会。当时获释奴隶数量日增，靠投机、放高利贷、买卖奴隶致富。作者站在贵族立场，讽刺这些人的庸俗趣味。特里玛尔奇奥的田地大得“连乌鸦都飞不到头”，奴隶多得“分了四十个等级”，在他的田庄上，一天出生七十个小奴隶。作者大力描绘了宴会的奢侈。小说中穿插一些民间流传的故事和文学批评，最著名的故事是讽刺以弗所地方一个寡妇在丈夫陵墓里和看守犯人尸体的兵士恋爱的故事。书中人物的语言符合他们的方言特点。小说里的猥亵成分反映了当时贵族堕落的精神面貌。本书可以说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一部流浪汉小说。

　　和以上作家的倾向相反的有该尤斯·尤利乌斯·菲德鲁斯(公元1世纪前半期)。他是希腊北部出生的奴隶，在屋大维宫廷服役，获释。他是罗马唯一重要的寓言诗人，著有《寓言集》五卷，大都仿伊索的动物寓言。他站在罗马受压迫阶层立场，借寓言讽刺罗马社会和政治。《寓言集》中最著名的有狼和羔羊的故事，揭露告密者“捏造理由陷害无辜的人”。青蛙因为缺水反对太阳结婚，“如果它生出小太阳来，未来不堪设想”，用以讽刺权臣想娶皇帝的亲族，夺取皇权。菲德鲁斯在欧洲寓言的发展中占有一定地位。

　　继贺拉斯的《诗艺》以后，罗马文学中一篇比较重要的文艺理论作品是《论崇高》，也是用书信体写的。作者相传是希腊人朗吉努斯(1世纪末)，用希腊文写作。他提出崇高的风格主要决定于庄严伟大的思想和强烈激荡的感情，然后借助技巧，才能产生伟大作品。那些认为财富、名誉、权势是幸福的人不可能有伟大的灵魂，产生伟大作品。作家若只是注意修辞就等于诡辩或存心欺骗。他认为当代文学所以败坏，是因为作者内心被情欲所支配。论文还强调作品应为更广大读者所接受，说明作者反映了民主潮流的文艺观点。
　　这一时期，具有民主倾向的讽刺作家有马希尔和朱文纳尔。

　　马尔库斯·瓦利留斯·马尔提阿里斯，通称马希尔(40?-104?)，出生于西班牙，终生贫困。他著有《斗兽场表演记》一卷，此诗写斗兽场开幕式上所见的血腥娱乐，歌颂提图斯皇帝“与民同乐”，并无批判。《礼物铭文》两卷，备赠礼者随同礼物赠人之用，是适应罗马的食客制度的作品。马希尔的主要著作是《警句诗集》十二卷，一千五百余首。其中一部分内容猥亵，大部分讽刺罗马社会的风习和各种社会类型。这些短诗的总和给读者绘出一幅一世纪的罗马生活图景。作者在斯多噶哲学影响下也写了他的生活理想——小康的田园生活。诗人对社会下层表示一定的同情，有时流露出感伤情绪，例如他哀悼六岁的女奴之死，希望诗人自己的父母在黄泉之下能好好保护她。马希尔诗歌的风格简短生动，含蓄突兀，富于机智和讽刺，欧洲文学中的警句这一体裁从马希尔起得到定型。

　　德奇姆斯·尤尼乌斯·尤文纳里斯，通称朱文纳尔(60?-127?)，他父亲可能是一个获释奴隶。他终生贫困，四、五十岁时才开始写诗。据说他因为讽刺皇帝而被放逐到埃及，并死在那里。他遗诗共十六首，每首从百余行至六百余行不等，用六步诗行的诗格。他自称“忿怒促使我写诗”，并说要继承鲁齐留斯的讽刺锋芒，写“与人有关的一切”。在当时讽刺作家中，他的态度最严肃。但由于言论不自由，他有时只能托古喻今。

　　他的作品讽刺性强，最有力的讽刺是针对皇帝的淫威和大臣的阿谀而发的。他认为在罗马皇帝宰割下的世界已是半死了。渔人打了一条六斤重的大鱼，没有人敢买，因为这种大鱼只配献给皇帝，大臣们附和着说：“这条大鱼是皇朝的祥瑞，它是自愿投入鱼网的。”他又揭露帝国言论不自由，皇帝的密探布满罗马，人人噤若寒蝉，如果谁敢“像鲁齐留斯那样，操刀在手，忿然大吼”，“那就会引起‘统治者的’恼怒和‘批评者的’悲痛”。朱文纳尔特别同情文人食客，那些“在意大利只有在死时才穿得上一件‘拖袈’的人”。他最感痛心的是“尊严”的丧失：“不幸的穷人最难忍受的一点就是受人嘲笑。”他讽刺奴隶主贵族的门第观念，提出“道德是衡量高贵的唯一的、仅有的标准”。但他的作品也表现出宿命论观念，把对恶人的惩罚寄托在恶人的良心谴责上，歌颂仁慈是人类“最高的情感”。他的诗忿恨不平，热情洋溢，并生动地描写了罗马社会生活。
　　帝国时期罗马文学对后世的另一贡献是传记文学。传记文学在希腊时期已颇发达，但传世甚少。古代传记起源于挽歌和悼词，起着纪念的作用。古代历史学家突出个人的作用，把某些哲学家、文学家、军人、演说家的事迹记载下来，成为传记，仍属历史范围。有的传记则出于政治上的赞颂、攻击或辩护。亚理斯多德对伦理学的研究，引起对社会类型(如饶舌者、吝啬鬼)的兴趣，出现了肖像式的行状，作为纠正时弊的实例。希腊化时期，对古籍的整理和注释需要介绍作者的生平和著述，也形成了传记的一种。自传、回忆录之类的作品，又往往带有自我辩解或生活总结的性质。西塞罗写他任执政睡官时期的经历，奥古斯丁(354-430)的《忏悔录》，都属于此类。罗马早期传记大都失传，一、二世纪以塔西陀、绥通纽斯和普鲁塔克三人对后世最有影响。

　　普布留斯·科尔涅留斯·塔奇图斯，通译塔西陀(55?-118?)，出身旧贵族，被称为贵族共和派最后一个代表，帝制的专横与恐怖使他不满。《阿格利可拉传》一卷写罗马驻不列颠总督阿格利可拉的一生，用以说明即使在暴政下也可能存在不同流合污、不阿谀奉承的“伟大”人物。阿格利可拉是作者的岳父，作者出于政治动机为他辩护，进行歌颂。其方法是通过叙述阿格利可拉的一系列活动，主要是军事活动，来刻画他的性格，同时夹叙夹议。他在描写主人公政治活动之时，偶尔也穿插一场个人的遭遇，如主人公的幼子之死。作品中不列颠酋长的誓师词是一篇动人的演说，其情绪实际上反映了罗马共和派贵族要求自由的企望。塔西陀另有《日耳曼志》一卷，记载日耳曼各部落的地理、社会宗教、军事、政治、风习等。作者认为，各部落虽然野蛮，但有朝气，帝国的罗马虽有高度文学，但已腐败衰朽。

　　塔西陀主要著作有《历史》，残存四卷余，写六九至九六年间的事；《编年史》残存约十二卷，写一四至六八年间的事。两部作品的文学性很强，给后世留下了帝国时期政治生活的最生动的记载。作者从个人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把历史写成帝王将相的实录或传记，同时又从共和派贵族立场出发，描写帝国的恐怖暴政和对外关系，因此他特别注意人物的塑造和气氛的烘染。主要人物都具有鲜明的、各不相同的性格。例如克劳迪乌斯皇帝庸碌无能，优柔寡断，任何皇后摆布，他不知有“憎恨、满意、忿怒、悲伤或其他人类感情”；他的皇后麦莎丽娜则是荒淫无耻的典型。尼禄皇帝之母阿格利皮娜是一个狠毒的、想要独揽大权的野心家，而尼禄本人则是残酷、怯懦而又爱歌咏、演出、竞技的纨绔青年。作者从人物之间的勾心斗角的关系、人物行为的动机来刻画人物，因而形象鲜明，叙述富有戏剧性，常为后世戏剧家、小说家所引用。塔西陀的散文风格以简练著称，有如警句，如《阿格利可拉传》中不列颠酋长演说时指控罗马侵略者说：“他们造成一片荒芜，而称之为和平。”

　　希腊语作家普鲁塔克(46?-120?)著有《道德论说文集》和《希腊、罗马名人传》；后者共五十篇，记载从半神话人物一直到一世纪的罗马皇帝的生平。作者把一个希腊名人和一个罗马名人的传并列，如传说中的城邦创建人、雅典王忒修斯和罗马王罗慕路斯，希腊演说家狄摩西尼和罗马演说家西塞罗；大多数附有“合论”，加以对比，以折衷派的道德标准衡量人物，宣扬节制、人道以及对神的恐惧来反对罪恶和暴政。作者按希腊传记程式，写传主的身世、出生、青少年时期、性格、事迹，直到逝世。但着重细节与轶事，说教目的明显。书中保存了许多故事，后来作家研究古代思想、吸取素材时多所征引。莎士比亚写希腊、罗马人物的悲剧都取材于此书的英译本。

　　与普鲁塔克同时的罗马传记作家该尤斯·绥通纽斯·特朗奎鲁斯(69?-140?)著有《名人传》，已散佚或残阙；《十二凯撒传》(121)是他的主要作品，包括从凯撒起到多密善十二个皇帝的传记。他曾任哈德理安皇帝的秘书，因而他的传记里利用了许多文献档案。他的传记的格式是同普鲁塔克一样的。他接受帝国制度，只是不赞成皇帝的残暴，对皇帝政治上和私生活上的腐败有所贬抑。关于灾异、妖兆等迷信记载尤多。对人物的状貌和性格的描写有一定的生动性。

　　希腊和罗马在同亚、非两洲接触频繁以后，亚、非的民间故事在两地得到传播。公元前二世纪小亚细亚的“米勒图斯故事”(失传)最有代表性，内容多写爱情和冒险。《萨蒂里卡》中以弗所寡妇的故事即其中一例。这些流传在民间的故事成为阿普列尤斯《变形记》的基础。

　　鲁齐乌斯·阿普列尤斯(124?-175?)出生于北非一个官吏家庭，后来入了埃及的伊希斯教门，在罗马作过律师。他的主要作品是《变形记》，又名《金驴记》。这是罗马文学中最完整的一部小说。青年鲁齐乌斯因事赴希腊北部帖萨利地方，这是有名的妖术之邦，他止宿于高利贷者米罗家中，米罗的妻子是个女术士，青年误敷了她的魔药，变成一头驴子，被一群强盗劫去，后来落到奴隶主庄园，又辗转卖给磨坊主和菜农，又为军人劫去，卖给贵族厨奴，最后伊希斯女神把他救了，他恢复了人形，就皈依伊希斯教门。

　　这部小说以主人公的遭遇为纽带，真实而广泛地描写了罗马帝国外省生活。例如贵族地主纵犬咬死小农三个儿子，强占土地；罗马军官强夺人民财产；富人豢养野兽，举办斗兽会等。小说也叙述了不少由于贪图金钱、遗产，或由于情欲而引起的凶杀。作者利用主人公变驴后的遭遇和感受，刻画了穷人和奴隶受奴役和虐待的处境。主人公虽然变成驴子，但保持了好奇的性格；虽不能说话，但仍是一个能思考、有见识的观察者。由于人们不怀疑他，他能听到、见到人们最卑鄙的思想和行为。同时，小说也写了不少巫术、怪异，贯穿着埃及宗教的神秘精神：主人公历尽苦难，最后达到和平仁爱的彼岸。书中最著名的插曲《小爱神和普苏克》写公主普苏克以美貌引起爱神维纳斯的嫉妒，和小爱神结婚后又引起自己两个姐姐的嫉妒。作者的散文富于机智、夸张，杂有古语、口语，极为生动活泼。

　　古代文学中最后一位重要作家是希腊语讽刺散文家鲁齐阿努斯，亦称琉善(125?-200?)。他出生于叙利亚一个贫苦家庭，遍游小亚细亚、希腊、意大利等地，曾任律师、修辞教师、官吏。他的著作约有八十种，讽刺古代社会瓦解时期各种宗教、哲学流派、修辞、文学等方面。恩格斯称他为“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伏尔泰，对任何一种宗教迷信都一律持怀疑态度”，其中也包括基督教。马克思指出：从琉善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哲学家如何被人民看作是“当众出洋相的丑角，而罗马资本家、地方总督等如何把他们雇来养着作为灰谐的弄臣”。古代希腊诸神也被他嘲笑得体无完肤。他最主要的作品有：《诸神的对话》，以生动活泼的语言，剥掉了神的尊严。《死者的对话》讽刺社会上的虚荣、欺骗、追求暴利的风气。讽刺故事《伯列格林努斯之死》写流氓利用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进行欺骗。《一个真实的故事》以荒诞不经的航海游记形式，讽刺当时的历史、游记、诗歌、哲学、考据等著作。琉善的作品反映了二世纪奴隶制社会开始瓦解时期奴隶主思想意识的崩溃。他的散文风格轻快，富于机智，爱引用古希腊文学、历史、哲学中的辞句，也染上修辞的习尚。

　　二世纪以后，帝国经济衰退，官僚机构和军队空前膨胀。统治集团贪污挥霍，赋税的重担落在社会中、下层身上。奴隶举行起义，中央政权瘫痪；外省各地局势混乱，人民起义和各种宗教(包括基督教)运动结合爆发，帝国濒于崩溃。虽然三世纪末皇帝实行改革，一方面迁都东部，一方面利用基督教劝人顺从、爱敌人、寄希望于来世的思想和它的群众基础，定为国教，也未能挽回颓势。罗马下层居民和隶农、奴隶欢迎入侵的蛮族，罗马经过几次洗劫之后终于在476年覆灭。

　　帝国末期文学的特点是：异教思想和现实主义衰退，内容空虚，怅惘地向往古代，雕琢辞藻。在创作缺乏生命力的时候，文学活动主要是对古代作品进行诠释。同时，宗教唯心哲学泛滥，著名的宗教作家有吉洛姆(340?-420)、奥古斯丁等。

　　帝国东迁以后，形成拜占廷文化，这是希腊传统、基督教和亚洲文化的混合物。基督教对古代文学极端仇视，四世纪时焚毁了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在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成批迫害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文学为教会服务，文学活动局限于编写圣者传、编纂辞书、选辑古代作品等工作，创作极为贫乏。

　　从四、五世纪起，欧洲文学实际上已开始向中古时期过渡。

　　第二章　中古文学
　　第一节　概论


　　欧洲中古历史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初期(5-11世纪)是封建社会形成时期；中期(12-15世纪)是封建社会全盛时期；末期(16-17世纪中叶)是封建社会衰亡、资本主义产生时期。就文学史而言，最后一个阶段已是近代欧洲资产阶级文学的开始，不包括在中古文学史之内。初期的前几个世纪，蛮族尚无文字记载的文学，拉丁文文学则几乎全是教会文学，当时介乎欧、亚两洲之间的拜古廷文化远远高出欧洲蛮族文化。中古比较有成就的文学大半产生于九、十至十四、五世纪。从地域范围来说，中古文学已扩大到希腊、罗马以外的全欧洲。

　　欧洲封建社会的开始，是以西罗马帝国灭亡(476)和蛮族登上历史舞台为标志的。帝国内部封建因素——隶农的出现和蛮族的入侵促成了帝国的灭亡。蛮族主要指克尔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各个部落。克尔特人在罗马帝国时期已大都和罗马人融合。摧毁西罗马帝国的主要力量是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对东罗马帝国的封建化起过重要的作用。

　　各蛮族的封建化过程先后不一。从四世纪末开始，匈奴人的西移和蛮族内部的发展引起了民族大迁移。五世纪西罗马灭亡后，日耳曼各部落在帝国废墟上建立了许多国家，通过土地集中、公社解体和农民的农奴化，逐渐由氏族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日耳曼各部落中最强大的法兰克王国，在八至九世纪查理大帝的统治下完成了封建化。查理死后，王国分裂为西法兰克(法兰西)、东法兰克(日耳曼)和意大利三个部分。九至十一世纪，封建庄园制和等级制的建立巩固了封建主的统治。斯拉夫各族在八世纪以前还处在氏族社会末期，九世纪左右，先后进入封建社会，其中以西斯拉夫人的摩拉维亚、南部斯拉夫人的保加利亚和东斯拉夫人的基辅罗斯最为强大，基辅罗斯在十世纪已有很高的文化，十三世纪中叶为蒙古人所占领。北欧各日耳曼族以地处边陲，发展落后于欧洲其他地区，长期保持氏族社会，约在十一世纪前后才开始封建化。

　　近代欧洲的国家在各部落定居并建立封建国家的过程中已粗具规模。

　　封建生产方式比以前的奴隶制是一大进步。农奴可以有部分生活资料和简陋的生产工具，生产力得到了提高。但剥削仍然极为残酷。作为基层经济组织的庄园为世俗或教会领主所有，生产一切必需品，成为一个自足的经济单位。主要劳动者是农奴，他们依附于土地，负担繁重的生产劳动，受着徭役、租税的盘剥。封建主为了巩固统治，发展了封建等级制，他们各有自己的武装和保垒，用以压迫人民。封建主和农奴之间的矛盾构成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城市发达以后产生了市民阶级，他们也受到封建剥削，和农民一起反对封建主。“反封建的革命反对派活跃于整个中世纪。”封建主各据一方，彼此经常进行掠夺战争，或联合起来反抗君主，造成封建社会的混乱局面。

　　在欧洲封建社会内，基督教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它在罗马帝国后期已被定为国教。当日耳曼人在罗马帝国版图内建立起一系列新兴封建国家的时候，他们并未采用基督教，而是与依附于奴隶主的基督教进行斗争。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哲学家波依修斯(480-524)代表新兴封建阶级，否定了基督教的一些基本教义。他虽未摆脱神学的影响，但他像卢克莱修一样，宣称“无不能生有”，一切存在都有原因。

　　随着封建主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的发展，封建主逐渐利用并接受了基督教这一具有普遍影响的精神统治工具，基督教遂与封建蛮族王国合流。同时，教会本身也逐渐变成了大封建主，建立了一个以教皇为首的统一组织，不仅在经济上剥削各国人民，而且以其禁欲主义、否定现世的来世思想从精神上麻痹人民。

　　北欧各国受到基督教势力的侵袭较晚(约在11世纪前后)，氏族社会文化保存最久。东斯拉夫人在十世纪末从拜占廷接受了基督教，这是符合罗斯封建统治者的利益的，基督教巩固了封建关系，加强了大公的势力。同时，基督教的传入也促进了罗斯和拜占廷之间的文化交流，推进了罗斯文化。

　　基督教的主要思想武器是《圣经》。《圣经》由《旧约》和《新约》两部分组成。《旧约》是希伯来人(分为以色列和犹太部落)古代文献的汇编，内容包括公元前十三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之间民间流传的历史传说、战歌、爱情诗歌、先知的言行录、法律、宗教教条和戒规等，成为犹太教的经典。这些作品大部分用希伯来文写定，其后又译成希腊文，其中有一部分是亚洲西部的优美的文学。

　　《新约》则成于基督教兴起之后(公元1、2世纪)，包括有关耶稣言行的传说、耶稣使徒的传说和书信，用希腊文或希伯来文写成。基督教会把《旧约》和《新约》合为一书，称为《圣经》。《圣经》虽然是亚洲宗教文献，但随着基督教势力的扩张，在宗教改革时期又被精心译成各国文字，对欧洲社会思想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　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


　　中古欧洲的英雄史诗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反映了处在氏族社会末期的蛮族部落的生活，他们基本上还未封建化，一般也没有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类代表作有日耳曼人的《希尔德布兰特之歌》、盎格鲁·撒克逊人(日耳曼人的一支)的《贝奥武甫》，以及冰岛的“埃达”和“萨迦”。这类史诗和荷马史诗同是氏族社会末期的产物，歌颂的多是部落的贵族英雄，而自由贫民和奴隶都不占重要地位。它们的内容多以神话或历史事件为依据。神在故事中干预人的命运，但人对神已开始失去敬仰。这些故事在民间口头流传，写定的人往往不可考稽。日耳曼人的英雄史诗数量极多，从更多方面反映了氏族社会生活，如部落之间的血仇关系，象征权力的黄金给部落带来的诅咒和灾难；更加突出英雄的悲剧性格；更多魔怪、法术等因素。

　　另一类英雄史诗也以历史人物、民间传说为基础，如《罗兰之歌》、《熙德》、《尼伯龙根之歌》和《伊戈尔远征记》，但这类史诗是欧洲各民族高度封建化以后的产物。各部落先后从分散状态走上趋于统一的封建国家的道路。国家的统一是符合人民的愿望的，是进步的。史诗中的英雄反映了这种愿望。他们和前一时期的英雄不同，他们的荣誉观念已不限于狭小范围的部落英雄的复仇义务，而开始具有国家观念的内容。他们是要求团结、抵御外侮的英雄。同时，在他们身上，封主、封臣的关系体现得很明显。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他们的爱国行为往往表现为反对异教徒的斗争。在这类史诗里，多神教的神话因素相对减少。但欧洲各主要国家的历史发展不尽相同，史诗题材本身的发展情况和写定的年代也不同，因此上述特点在各国的英雄史诗中很不一致。

　　第一类英雄史诗中最早、最完整的作品是《贝奥武甫》。全诗长三千余行，其中所记的历史事件属于六世纪，反映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欧洲大陆的生活，他们定居不列颠后，在八世纪以古英语写定，它成为英格兰民族第一部史诗，现存唯一手抄本属于十世纪。

　　全诗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写瑞典南部耶阿特族贵族青年贝奥武甫渡海到丹麦，替丹麦人消灭为害的巨妖格伦德尔和巨妖的母亲。诗中特别强调主人公的见义勇为、徒手搏斗的英雄气概。第二部分写五十年后贝奥武甫作为国王为本族杀死焚烧人民房屋的火龙并因而牺牲的事迹，歌颂了主人公忘我无私、具有高度责任感的道德品质。他虽然是部落贵族，但不脱离人民，体现了氏族社会瓦解时期部落人民的理想。

　　诗中写火龙发怒是因为一名犯罪的奴隶逃避法律，恰巧躲进龙窟，偷了一个金杯而引起的。奴隶把金杯献给主人(贝奥武甫的臣属)，赎了罪。奴主又将金杯献给贝奥武甫。从这福州和现实交织而成的情节中，可以看出奴隶同氏族贵族的关系，以及当时法律的一斑。

　　诗中常用对比、对话和插语等方法，突出主人公英勇正直的性格。关于巨妖格伦德尔敌视人间欢乐、巨妖之母所住的水底魔窟、火龙失宝以后的焦急、忿怒等场景的描写，也是这部史诗的精彩部分。诗人写道：“当龙醒来，斗争又重新燃起。它嗅嗅岩石，勇猛的心发现了敌人的脚印。……宝物的守卫者沿着地面一路搜寻，贪婪地想发现在他睡眠时欺侮他的那个人。龙心中燃烧着凶猛的烈火，它围绕着墓墩转来转去。荒野里，杳无人迹。……它强烈要求战斗。它又沿着墓穴，看看那被盗的宝藏。忿怒在心中沸腾，它焦急地等待着黑夜的来临。”诗中还描写了部落贵族生活如宴会、说唱，以及信仰、神话，都极生动。史诗的结构比较集中精炼。它用头韵体写成，使用一种特殊的形象比喻(同义语)，如称大海为“鲸鱼之路”，兵士为“拿盾牌的人”，酋长为“宝物的守卫者”等。这些是北欧史诗共有的特点。这部史诗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如把氏族社会的命运观念同上帝的概念混同起来，把格伦德尔称为该隐的族类等。

　　日耳曼人的史诗《希尔德布兰特之歌》残存六十八行，流传于八世纪，手抄本属于九世纪，叙述民族大迁移末期随东哥特国王狄特里希出征的希尔德布兰特在三十年后返回故乡、在边境上和他的儿子战斗的故事。父亲认出了儿子，赠给他一个金环。儿子拒绝这个“异族人”的赠品，为了保持日耳曼战士的荣誉，向父亲挑战，父亲也只好应战，残稿在描写激烈的战斗处中断了。这一片段着重刻画了日耳曼人刚强勇敢的性格。诗中对话富有戏剧性。这是仅有的一首用古德语写成的日耳曼英雄诗歌。

　　反映欧洲氏族社会末期生活的文学以冰岛为最丰富。最初，挪威的“海盗”和农民于九世纪后半期到十世纪初叶开始定居于冰岛。当时他们还处于原始公社解体阶段。居民中有自由人，有奴隶；在自由人中，氏族贵族掌握立法和司法大权，形成贵族共和国，贵族军事民主持续了很久。十二世纪初，封建关系逐渐形成。九、十世纪之交，爱尔兰基督徒也定居冰岛，至十二世纪氏族贵族同教会合流，他们占有土地日广，到十四、五世纪进入封建全盛时期。

　　最早从挪威迁来的定居者带来了古代北欧的神话和英雄传说，形成独特的冰岛文学，从形式上它可以分成诗歌和散文两种。冰岛诗歌绝大部分(30首)收在诗集“埃达”里边。这些口头诗歌约在十二世纪写定，十七世纪发现的唯一留存的手抄本大约是十三世纪写的。“埃达”中的诗歌可以分为三类：神话诗、教谕诗和英雄史诗。

　　神话诗的代表作为《佛卢斯泡》，又名《女法师的预言》(10世纪末)，纪录了有关世界的创造、毁灭和再生的传说，也描绘了氏族制末期的社会矛盾。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这首诗写成于海盗时代，当时氏族社会已趋瓦解，所以它写的是诸神的没落和世界的毁灭、大灾难到来以前的普遍堕落和道德败坏：

　　弟兄们彼此
　　相互杀害，
　　姐妹们的儿子
　　相互残杀；
　　世界在痛苦中，
　　淫乱风靡；
　　枪的时代，刀的时代，
　　盾牌被砍裂；
　　风暴的时代，饿狼的时代，
　　世界将要覆灭。
　　大地在吼叫，
　　女巨人在飞；
　　人们彼此
　　相互陷害。

　　同时，从这段诗中也可以看出母权制的残余尚未消失。“姐妹们的儿子相互残杀”指的就是在母权制下，母系关系被看成是血缘关系，比之父系关系更为密切和神圣。

　　另一方面，诗人也表现了对理想社会的向往：

　　她看见一座殿堂，
　　比太阳还美丽，
　　顶上铺着黄金，
　　底座是宝石；
　　许多有道德的人
　　将住在这里，
　　永远享受着
　　无上的幸福。

　　另一首代表作《洛卡森那》，又名《洛奇的吵骂》，写被压迫的神洛奇嘲骂主神奥丁，反映出氏族社会的信仰随着氏族社会的衰落而消失；同时奥丁是氏族贵族所信奉的神，对他的批评也反映了贵族和平民的矛盾。这首诗富有戏剧性，它的佚名作者被称为北欧的阿里斯托芬。

　　教谕诗的内容和观点驳杂。在代表作《豪玛冒尔》(《天帝之歌》)中，有的段落体现农民追求小康生活的愿望；有的表达氏族领袖的理想；有的反映氏族的集体观念；另外一些是具有警告或诫谕性质的诗。

　　“埃达”中的英雄史诗都很短，有的残缺不全。其中主要诗篇以佛尔松族的传说为中心，这一传说在“萨迦”和《尼伯龙根之歌》中叙述得更完整，但在“埃达”里，这个传说的每个片段都具有独立性，可作为歌唱的单位，并更多地保存了氏族社会的面貌。

　　冰岛散文叙事文学称为“萨迦”，意为“话语”。这类作品数量很多，包括历史、英雄传说、王朝史话、家族史话，写成于十二、三世纪，也有属于十四世纪的，但大都反映氏族社会生活。其中对后来欧洲文艺影响较大的是《佛尔松萨迦》，写佛尔松家族和纠奇家族传说。中心故事写佛尔松族的英雄西古尔德杀龙得宝，遗弃了未婚妻布仑希尔特，娶了纠奇族女子古德伦，布仑希尔特嫁给古德伦的哥哥巩纳尔，并嗾使他杀死西古尔德。西古尔德死后，布仑希尔特的哥哥匈奴王阿提拉觊觎纠奇族宝物，强娶了古德伦，并杀死巩纳尔。古德伦为哥哥报仇，杀死第二个丈夫匈奴王和他的儿子，然后自杀。这部“萨迦”保留了这一传说的许多氏族社会特点。黄金宝物在当时象征权力和权力带来的灾难，得到宝物的人必然遭到灾难。灾难在这里又被理解为命运，因此灾难来临之前总有预言、梦兆，以说明其不可避免。这就使“萨迦”充满了悲剧气氛。作者又突出人与人之间的背信弃义的行为，反映出氏族社会末期的情况。在复仇问题上，古德伦的丈夫被自己的兄弟们杀死，她不向他们报仇，而仅仅表示哀痛，但匈奴王杀死她的兄弟，她立即报仇，这说明血缘关系重于夫妇关系。

　　《尼奥尔萨迦》是另一巨著。主人公尼奥尔是一个平民“执法人”，他是个贤德老人，希望氏族之间和平相处，但由于儿子杀了人引起血仇，结果老人一家被仇人烧死在家里，若干年后女婿卡利为他报了仇。故事发生在十、十一世纪之交，十三世纪写成。作品描叙了复仇观念与要求和平法治的思想之间的矛盾，带有基督教色彩。

　　芬兰人民史诗《卡勒瓦拉》(又名《英雄国》)也是中古欧洲著名的史诗之一，它既不同于日耳曼人和北欧的史诗，也不同于法国和西班牙的史诗。它具有芬兰民族的特点。这部巨著是芬兰人民在长期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从七世纪末、八世纪初起，芬兰人民中就流传着各种有关本民族的古代神话和传说，一般都是歌谣形式，有些是十二世纪瑞典人把基督教传入以后的产物。到了十九世纪，芬兰医生艾里阿斯·隆洛特(1802-1884)长期深入民间，收集了大量的歌谣，编成一部完整的史诗，题名《卡勒瓦拉》，于一八三五年出版。此后他又继续收集补充，一八四九年出版了史诗的最后定本，包括五十支歌曲，二二七九五行诗句。

　　《卡勒瓦拉》以争夺“三宝”的故事为核心，描写了卡勒瓦拉的英雄们和北方黑暗国波赫尤拉之间的斗争。三宝指的是一座能自动制造谷物、盐和金币的神磨。这部史诗虽有神话因素，但以直接具体地描摹现实的生活和人物为其特色，反映了芬兰人民在氏族制度瓦解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意识。史诗不仅写了氏族之间的斗争，氏族制瓦解时期的种种社会现象，而且还有许多日常生活和风习的细致描述，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这部史诗形成于基督教思想统治时期，但是仍然保留着芬兰人民原有的多神教信仰，只有在少数歌谣中可以看到基督教的影响(如结尾部分关于圣母的故事)。诗中有关于宇宙的创造、铁的发明、天时气候、耕作酿造等传说，也包括一些咒语。这些都反映了人民对于自然的朴素认识和征服自然的斗争和愿望。“三宝”本身也表达了人民对于繁荣富裕的理想。

　　史诗成功地描绘了两个人民英雄的形象，他们都是人民的战士和劳动能手，为了卡勒瓦拉人民的光明幸福，他们和波赫尤拉凶暴贪婪的女族长娄希进行了艰巨的斗争。诗中的主要英雄是享有极高威望的老歌手万奈摩宁，他的歌曲能感动神人鸟兽，同时他又是能耕作善渔猎的农民。他懂得各种咒语，具有无比的智慧和勇敢精神，在争夺“三宝”的战斗中建立了丰功伟绩。另一个重要英雄是铁匠伊尔玛利宁，他沉默寡言，埋头工作，锻造出各种工具、武器和艺术品，“三宝”就是他的伟大创造。除了这两个英雄以外，活泼轻率的青年战士勒明盖宁也是夺取“三宝”战斗中的重要人物。史诗歌颂了创造性劳动和英雄们为人民幸福而进行的斗争。

　　这部史诗全部都用四音步扬抑格头韵体写成，经常运用重复的诗句和夸张的手法，具有人民诗歌的特点。它对芬兰民族文学和民族语言起过巨大作用。

　　第二类英雄史诗，即作为欧洲各民族高度封建化的产物的英雄史诗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法国的《罗兰之歌》(1080?)。它在十一世纪以咏唱方式在民间流传，现在我们读到的最古的本子是十九世纪发现的十二世纪手抄本。最后一行诗提到杜罗勒都斯这个名字，他可能是民间艺人或这个本子的抄写人，也可能是在民间创作基础上加工的诗人。史诗用诺曼语写成，共291节，4002行，每行10音，尾音是谱音，不是押韵。这个形式是由诗的咏唱性质决定的。

　　这部英雄史诗的主人公罗兰是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的十二重臣之一。查理大帝在西班牙对阿拉伯人作战，萨拉哥萨山国国王马尔西勒遣使求降。查理大帝指派加纳隆作使臣，去和马尔西勒议定投降条件。叛徒加纳隆却向马尔西勒献策，在查理大帝班师回国时，袭击他的后卫部队。罗兰是后卫部队的主将，他和他的战友们以及二万精兵在英勇战斗并击毙了无数敌人后，全都壮烈牺牲。最后，查理大帝为法兰克军队报仇，消灭全部敌人，并将加纳隆处死。

　　《罗兰之歌》有一定的历史根据。七七八年，查理大帝从西班牙回国，法兰克部落巴斯克人袭击他的部队，把他们全部杀死。史诗说罗兰和他的战友们死于阿拉伯人的背信弃义，这是人民根据自己的需要，把他们刻画成抵抗外族、忠君爱国的英雄。人民的幻想还创造了加纳隆这个人物，为了表明如果没有这个卖国贼，阿拉伯人决不可能有力量打败法兰克军队。

　　恩格斯在谈到《罗兰之歌》时指出，查理大帝体现了法兰西的统一，体现了一个理想的、还不存在的封建王国。诗中的查理是新兴封建阶级统一国家的象征和理想。恩格斯又说，法兰西是骑士制度发展的中心，十一世纪末骑士制度在此首先形成。诗中把罗兰写成一个理想的骑士，他爱国、忠君，对敌勇敢作战，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阵亡时，他把脸朝向敌人，以表示其仇恨和不屈。这种刻画都体现了封建阶级上升时期的理想，也是符合人民保卫自己土地的愿望的。

　　诗中写罗兰同阿拉伯人作战也是为了基督教的利益，他死后被天使接到天堂，这正好说明封建统治阶级同宗教的合流。

　　《罗兰之歌》的描写简要确切，鲜明突出，勾画人物性格一般只用三言两语。诗中有好几处采用重叠法，例如奥利维埃三次建议罗兰吹号角，罗兰三次拒绝。作者也喜欢用对比法。查理大帝为国勤劳，爱将士胜于爱自己的生命；马尔西勒懦弱卑鄙，使他悲恸的不是将士的牺牲，而是儿子的死亡。罗兰忠心耿耿，为“可爱的法兰克”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加纳隆为了个人恩怨不惜出卖自己的国家。重叠法和对比法是民间文学的艺术特色。《罗兰之歌》是中古时期法国人民的优秀作品。

　　和《罗兰之歌》类似的是西班牙英雄史诗《熙德》(约1140)。西班牙从八世纪初被阿拉伯人占领以后，人民长期反抗外族侵略，到十一、二世纪进入高潮。熙德就是这一斗争中产生的英雄。熙德死后出现了一系列关于他的传说和谣曲，史诗《熙德》就是其中一部杰出的作品。全诗长3700行，分为三章。第一章写卡斯提尔王阿尔芳索听信谗言放逐熙德，熙德和摩尔人(阿拉伯人的一支)作战，屡屡获胜。第二章写国王给熙德的两个女儿说亲，熙德根据封建义务勉强答应。第三章写两个女婿对妻子的暴行，熙德和两个女婿比武并战胜了他们。熙德在诗里首先是一个战胜侵略者的英雄，他向摩尔人讨索贡赋，夺取他们的城池、财货，连同俘虏献给国王，强迫各摩尔国王臣服于西班牙国王，这样来体现他的爱国思想。在熙德身上，封主封臣的观念很强。同时，他也是信奉基督教而反对异教的一个英雄。

　　为了突出熙德的英雄性格，作者创造了两个怯懦的女婿的形象，作为对比，他们“只想获得财富，不想去冒风险”。作者承认国王是“天然尊长”，但也反映了国王和封臣、封臣和封臣之间的矛盾。从《熙德》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封建骑士的掠夺生活。

　　德国的英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约1200)共9516行，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名《西格夫里特之死》，下部名《克里姆希尔特的复仇》。尼德兰王子西格夫里特是一个有名的勇士，他早年曾杀死怪龙，并占有尼伯龙根族的宝物。他爱慕布尔艮特国王巩特尔的妹妹克里姆希尔特的美貌，想和她结婚。他帮助巩特尔打败敌人，又帮助巩特尔娶得冰岛女王布仑希尔特，巩特尔才允许他和克里姆希尔特成婚。十年后，布仑希尔特和克里姆希尔特发生纠纷，她发现巩特尔是依靠西格夫里特的力量才娶得她的，感到自己受了侮辱，便唆使巩特尔的侍臣哈根在打猎时杀害了西格夫里特。西格夫里特死后，哈根把尼伯龙根宝物沉入莱茵河。克里姆希尔特为了复仇，在寡居十三年之后，同意嫁给势力强大的匈奴王埃采尔。又过了十三年，她借故约请巩特尔等亲戚来匈奴国相聚，在一次骑士竞技大会上，对布尔艮特人大肆杀戮。最后哈根被俘，她要求他说出尼伯龙根宝物的所在地，遭到拒绝，于是把哈根杀死。她的部下希尔德布兰特不能容忍她的残暴，也杀死了她。

　　这篇史诗的故事导源于民族大迁移后期匈奴人和布尔艮特人的相互斗争，又穿插了许多其他历史传说，和《佛尔松萨迦》的故事有共同的地方，但又有本质的不同。《尼伯龙根之歌》以氏族社会部落之间的血仇为基础，所写的是十二世纪封建社会。它围绕尼伯龙根宝物的争夺，反映了封建主之间的权势之争。更重要的是它塑造了西格夫里特这一骑士理想形象。他在接受爵位的典礼上就表示立志要把一切危害国家的外侮弭平；他忠诚勇敢，模范地遵守和克尽封建义务。诗中的哈根，就像《罗兰之歌》中的加纳隆，阴险、凶残，同西格夫里特形成对比。诗中处处强调封建等级关系，例如布伦希尔特因为她的婚姻是由“侍从”西格夫里特撮合而成的便感到耻辱。诗中反映的宫廷生活，如宴会、婚礼、丧礼；骑士道，如打猎、比武、对妇女的殷勤；宗教生活，如望弥撒、洗礼；基于政治利益的婚姻，如第十歌中巩特尔决定把妹妹克里姆希尔特许配给一位尚未宣布名字的骑士时，她就表示愿意接受；又如巩特尔向布仑希尔特求婚，埃采尔向克里姆希尔特求婚，而他们都未见过对方本人。——这一切都说明这首诗同《罗兰之歌》一样，也是反映封建阶级上升时期的生活和理想的。

　　这部史诗所用的诗体，后来称为尼伯龙根诗体，每四行一节，每行中有一停顿，便于民间艺人朗诵。

　　俄罗斯的英雄歌谣产生于早期封建社会，即从基辅罗斯到蒙古人占领时期(9-15世纪)。它是一种短小的叙事诗，流传下来的共一百余首，大都歌颂勇士保卫疆土的战斗生活。最著名的勇士是穆罗姆人伊里亚，有关他的歌谣也最多。传说他本来是个瘫痪的农民，喝了游方僧的蜜酒后，具有惊人的体力，便离家开始戎马生活。歌谣叙述了他消灭各种各样的敌人、为民除害的英雄事迹。他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谋幸福，曾几次冒犯王公贵族，被关进地窖。但是当敌人乘机入侵，国王请他出来迎敌时，他并不计较个人恩怨，慨然允诺。他说：

　　我去作战是为了正教的信仰，
　　为了罗斯的国土，
　　为了光荣的京城基辅，
　　为了寡妇、孤儿、穷人；
　　若是为了狗王符拉季米尔，
　　我决不迈出这地窖一步!

　　有些英雄歌谣则歌唱中古罗斯的和平生活，如《伏里加和米古拉》、《萨特科》等。俄罗斯英雄歌谣情节简朴，爱用夸张手法。

　　俄罗斯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1185-1187)是中古时期另一部出色的史诗。作者不详。十八世纪末才发现这部作品的十六世纪抄本。全诗是根据一一八五年罗斯王公伊戈尔一次失败的远征的史实写成的，除序诗外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写伊戈尔出征和被俘。第二部分，作者通过基辅大公的“金言”，号召各王公团结起来捍卫祖国。第三部分，俄罗斯大地响应人民的呼吁，帮助伊戈尔逃出囚禁，重返祖国，象征罗斯的复兴。

　　当时基辅罗斯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王公们不断地相互残杀，而突厥族的波洛夫人则盘据在黑海沿岸，严重地威胁着罗斯人民的安全。作者指出形成民族危机的根本原因既非敌人强大，也不是神的意旨，而是王公们的争权夺利：

　　王公们抗击邪恶人的斗争停止了，
　　兄弟手足只顾争吵：
　　“这是我的，那也是我的!”
　　对于一些细小的事情，
　　王公们却说：“这是大事。”
　　于是他们给自己制造了内讧，
　　而那邪恶人便从四面八方
　　侵犯罗斯的国土，势如破竹。

　　作者通过基辅大公的“金言”和自己的呼吁，要求王公们和人民踏上金马镫，为“罗斯的国王”、为“伊戈尔的创伤”雪耻报仇。基辅大公被写成一个捍卫全罗斯利益的英明统治者，他体现了作者的理想。《远征记》表现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当时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马克思说：“这部史诗的要点是号召俄罗斯王公们在一大帮真正的蒙古军的进犯面前团结起来。”

　　史诗一方面谴责伊戈尔贪图个人荣誉、孤军出征的轻率行动，另一方面却热烈歌颂他敢于抗御敌人的英雄气概。“钢铁铸成的”伊戈尔不顾日蚀的凶兆，誓师出征。他的战士个个都是“在号角声中诞生，在头盔下长大，用长矛利刃进餐”的健儿。作者把这次远征看作全民事业的一部分，伊戈尔的惨败震动了整个罗斯，伊戈尔的妻子在城头上的哭诉正反映了人民的悲痛和希望：

　　光明的、三倍光明的太阳啊!
　　你对任何人都是温暖和美丽的：
　　神啊，你为什么要把你那炎热的光芒
　　照射到我丈夫的战士们身上?
　　为什么在那干旱的草原上，
　　你用干枯扭弯他们的弓，
　　用忧愁塞住他们的箭囊?

　　伊戈尔的远征不仅和人民有血肉联系，而且和罗斯土地也是息息相关的。不论伊戈尔出征、战败，还是逃回罗斯，罗斯大地上的飞禽走兽、树木花草甚至山川日月，都积极地分担他的命运，从而加强了史诗的爱国思想和抒情气氛。作者虽把自然万物都当作有灵之物，但基本上还是表现了基督教思想，马克思说：“全诗具有英雄主义和基督教的性质，虽然多神教的因素还表现得非常明显。”

　　《远征记》和民间歌谣有密切的联系，如史诗中的固定修饰语、象征、哭诉、比喻等手法都取自民间歌谣。
　　
　　骑士文学盛行于西欧，反映了骑士阶层的生活理想。以出身而言，最早的骑士来自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他们替大封建主打仗，从后者获得土地和其他报酬。骑士有了土地，住在堡垒里，剥削农奴，成为小封建主，思想上是支持封建等级制的。后来骑士土地成为世袭，于是形成了固定的骑士阶层。十一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十字军东侵提高了骑士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接触到东方生活和文化。骑士精神逐渐形成了。爱情在他们生活中占主要地位，表现为对贵妇人的爱慕和崇拜，并为她们服务。他们常常为了爱情而去冒险。在他们看来，能取得贵妇人的欢心，能在历险中取得胜利，便是骑士的最高荣誉。由于他们处在封建统治阶级的低层，他们中间有些人也有锄强扶弱的一面。他们并不反对基督教；正相反，他们有时也为宗教去冒险，因为基督教对他们是有利的。但他们往往不顾基督教的出世思想和禁欲主义而要求享受生活，要求文化，从东方回来的骑士把东方文化带到了当时还处于野蛮状态的西欧国家。他们之中产生了一些诗人和歌手。他们的诗作歌唱现世生活和爱情，歌唱骑士的冒险，同时也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弥漫着宗教神秘思想，并且往往掺杂着一些怪异故事。

　　十二、十三世纪是骑士文学的繁荣时期，以法国为最盛。骑士文学分两种：骑士抒情诗和骑士传奇。

　　骑士抒情诗的中心是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普罗旺斯民族从法兰克王国瓦解以后，政治独立，商业发达，贵族文化也趋于繁荣。“它在近代的一切民族中第一个创造了标准语言。它的诗当时对拉丁语系各民族甚至对德国人和英国人都是望尘莫及的范例。”普罗旺斯诗人被称为“特鲁巴杜尔”(或译行吟诗人)，多数是封建主和骑士，也有少数手工艺人和农民。他们的名字流传下来的有数百之多，但作品留存的很少。他们的诗歌一般咏唱对贵妇人的爱慕和崇拜，其中以“破晓歌”最为著名。“破晓歌”叙述骑士和贵妇人在破晓时候分离的情景。恩格斯指出，在中世纪统治阶级中，婚姻是包办的，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封建主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并举了《尼伯龙根之歌》中克里姆希尔特等人的婚姻为例。他又指出，骑士爱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个人之爱，其作用是破坏了封建主夫妇之间的忠诚，并且说普罗旺斯爱情诗的精华是“破晓歌”。这种诗歌在当时很受欢迎，后来就变得千篇一律了。普罗旺斯诗人运用的诗体有的是从民间诗歌接受过来的，有的是他们自己创造的。他们的诗格律谨严，技巧复杂。他们对诗学作过一些探索，有“明”和“暗”两派。明派主张诗要明朗易懂，暗派提倡隐晦难解的风格。十三世纪初北方贵族在教皇策动下镇压了南方“异端”运动，南方一些贵族如土鲁斯伯爵等，由于容纳“异端”，也遭到覆灭，在他们宫廷中居留的许多普罗旺斯诗人逃亡国外，把抒情诗传统带到意大利，推动了文艺复兴时期抒情诗歌的发展。

　　德国这时也产生过大量的骑士抒情诗人，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瓦尔特·封·弗格尔瓦德(1170-1227)。他出身于一个贫穷的骑士家庭，一一九八年后在各地漫游了二十多年，熟悉人民的疾苦，他的作品超出了一般骑士抒情诗的范围。如有名的抒情诗《菩提树下》不是写骑士对贵妇人的爱慕，而是写普通青年男女的淳朴爱情，音调和谐，语言简练，有民歌风味。更有意义的是他的政治诗和格言诗，主要反映当时教皇和王权的斗争。作者态度鲜明地维护王权，揭露教皇分裂德国的阴谋，谴责教皇的虚伪，表现了爱国精神。

　　骑士传奇的中心是法国北方。法国北方的诗人被称为“特鲁维尔”(也译为行吟诗人)。骑士传奇的主题大都是骑士为了爱情、荣誉或宗教，表现出一种冒险游侠的精神。骑士传奇不同于英雄史诗，它没有历史事实根据，而是出自诗人的虚构，有的取自民间传说，有的模仿古希腊、罗马的作品。骑士传奇可以按题材分为三个系统。

　　一、古代系统一般是模仿古希腊、罗马文学的作品，像《亚历山大传奇》、《特洛伊传奇》、《埃涅阿斯传奇》等。这些传奇写古希腊、罗马故事，但它们的英雄则具有中古骑士的爱情观点和荣誉观点。

　　二、不列颠系统是围绕古克尔特王亚瑟的传说发展起来的，其中主要写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的故事。这些故事在西欧各国流传很久。法国诗人克雷缔安·德·特洛亚(12世纪)是这个系统的代表作家。他的主要作品有《朗斯洛或小车骑士》(1165?)、《伊凡或狮骑士》(1175?)、《培斯华勒或圣杯传奇》(1180?)。《朗斯洛》是最典型的骑士传奇，写亚瑟王的骑士朗斯洛和王后耶尼爱佛的恋爱。为了寻找耶尼爱佛，朗斯洛不惜牺牲骑士的荣誉，不骑马而坐上小车，随后又冒生命危险爬过一道像剑一样锋利的桥。在比武场上，不论耶尼爱佛命令他退让或还击，他都唯命是听，绝对忠诚。他集中体现了骑士的爱情观点。《培斯华勒》写骑士们到各处寻找盛过基督的血的圣杯，充满神秘幻想。德国诗人哈尔特曼·封·奥埃(1170?-1215?)、沃尔夫拉姆·封·埃森巴赫(1170-1220)等都以克雷缔安的作品为蓝本，写出长篇的骑士传奇。

　　《特利斯坦和伊瑟》(12世纪)也属于不列颠系统，是在德、法两国民间流行很广的一部亚瑟王传奇。保留下来的只有法国两诗人贝卢勒和汤玛(均12世纪)及德国诗人高特夫里特·封·史特拉斯堡(创作时期约在1205-1220)等人的残篇。这个传奇写特利斯坦和伊瑟无意中喝了一种药酒，其功效是使人永世相爱。他们受到伊瑟的丈夫马尔克国王的残酷迫害，但他们的爱情永远消灭不了。这个故事肯定骑士的爱情，把爱情描写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就这一点来说，是和基督教把爱情看成是邪恶的那种宗教道德观点相抵触的。

　　三、拜占廷系统是用拜占廷流传的古希腊晚期故事写成的作品。《奥迦生和尼哥雷特》(13世纪)写贵族子弟奥迦生爱上女奴尼哥雷特，遭到父亲的反对。他为了爱情忘了保卫国家、抵抗外敌的骑士责任。这部传奇说明从罗兰到奥迦生的二、三百年中，骑士精神已经衰落了。《奥迦生和尼哥雷特》中咏唱和叙述互相交迭，咏唱部分是用韵文写的，叙述部分是散文体。

　　骑士传奇反映的生活面狭窄，虚构成分较多。它往往以一两个骑士为中心人物，把他们的冒险经历组织成一个长篇故事，在人物外形、内心活动、生活细节等方面都有细致的描写，对话生动活泼。这些艺术特点使骑士传奇初步具备了近代长篇小说的规模。

　　第三节　城市文学


　　西欧各国从十一世纪起，由于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商业的发展，产生了城市，形成了从事工商业的市民阶级。城市是在不断斗争中发展的，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二、十三世纪，市民为自己的独立，不分阶层，共同反抗封建主，建立公社。第二阶段是十三、十四世纪，手工业主反抗城市贵族上层分子，进行“行会革命”。第三阶段是十四世纪以后，城市平民(帮工、徒工、雇工等)反抗城市贵族和大行会。国王一向利用城市来和割据的封建贵族作斗争。城市是王权的支持者，因为市民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农民反封建的斗争逐渐表面化，他们和城市平民结成一股强大的反封建力量，冲击着封建制度。这又迫使小封建主向国王寻求保护，并支持王权。教会和国王之间虽有矛盾，但它一直是封建制度最顽强的支柱。

　　十二世纪，城市打破了教会对教育的垄断。它要求有自己的文化教育，办起私立的非教会学校，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阿贝拉尔的学校。彼埃尔·阿贝拉尔(1079-1142)是早期城市文化的代表。他用理性来限制宗教信仰的权威，他针对封建制度的辩护士所提出的“信仰而后理解”的口号，提出“理解而后信仰”的相反的口号。尽管他并不根本否定宗教信仰，而只是反对盲目信仰，但教会还是对他进行残酷的迫害。同时，在西欧许多国家产生了“异端”运动，形成了世俗文化。教会感到危险，竭力加以压制。它设立宗教裁判所，作为镇压“异端”教派和自由思想的工具。它又从理论上反攻，圣·贝拿尔(1091-1153)、圣·阿尔伯特(1193-1280)、圣·托玛斯·阿奎那斯(1224-1274)等是捍卫教会权威的理论家。

　　城市文学的产生同城市斗争及“异端”思想有密切关系，同时也适应了市民对文化娱乐的要求。城市文学多数是民间创作，有强烈的现实性和乐观精神，描写市民生活或提出市民最关心的社会问题。它歌颂市民或农民的个人机智和聪敏，反映了萌芽中的新阶级的精神特征。它的主要艺术手法是讽刺，有时尖锐，有时温和，这要看作者是站在城市上层还是下层的立场。此外，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接受了封建文学和教会文学的隐喻、寓言、梦境等手法。它的风格简单朴素，语言生动鲜明，有时流于粗俗。

　　法国是西欧城市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城市文学也最发达。“韵文故事”是法国最流行的一种城市文学类型，当时数量很多，保留下来的却很少。它的特点是故事性和讽刺性都很强。作者把社会生活用生动的语言写成引人入胜的故事，把骑士和僧侣的丑态揶揄尽致，同时也暴露市民的贪婪自私。它反映的社会面广，从骑士、僧侣、法官到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仆役以及乞丐都成为它描写的对象。记述上和农民有密切联系，而且城市斗争在最初阶段是和农民的反封建斗争结合在一起的。《布吕南》揭露乡村教士贪婪成性，想骗取农民的牛，结果却赔了自己的牛。《驴的遗嘱》谴责教会巧立“遗赠”之名，强夺农民的财产。《以辩论征服天堂的农民》写一个农民死后想进天堂，圣彼得、圣汤玛、圣保罗不许他进去。农民和他们讲理，把他们驳倒，他们只好让他进入天堂。故事中虽有迷信的因素，但也说明农民认为天堂不能让统治阶级垄断，农民也有权进去。《农民医生》写一个农妇受了丈夫的殴打，于是捏造说她丈夫会治病，但一定要打他一场，他才会承认自己是医生。这农民挨了打，被迫当医生。凭他的机智，他终于摆脱窘境。这个故事赞扬了农民和市民的机智狡猾，下层妇女第一次在中古文学作品里占重要地位。十七世纪莫坦克哀采用这个情节，经过加工，写成《屈打成医》。这一类文学在德、英等国也很流行，如德国有关阿米斯牧师的故事。

　　城市文学中最重要的一种民间创作是《列那狐传奇》。这个故事在西欧各国传播甚广，十二、十三世纪法国有很多民间诗人用它写诗，保留下来的有二十七组诗，共三万多行，这二十七组合起来构成全部故事，主要情节是列那狐和依桑格兰狼之间的斗争。他们因个人恩怨，互相仇恨。依桑格兰尽管力气大，但每一次都遭到列那的暗算，吃了大亏。他向诺布勒狮控告列那。诺布勒很想敷衍了事，但在商特克雷公鸡和班特母鸡哭诉之下，他不得不传列那到庭受审。《列那狐的审判》是二十七组诗中最精彩的一组，故事性强，讽刺尖锐，性格描绘也很精确。列那被判有罪，但凭他的狡猾智慧，终于逃脱，获得最后胜利。

　　《列那狐传奇》是一部讽刺作品。它以兽寓人，并且赋予群兽以人的行动、语言、思想和感情，这样来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和腐败。诺布勒狮是国王，横行霸道，独断独行。依桑格兰狼和布伦熊等是贵族廷臣，为非作歹，强取豪夺。贝拿尔主教是一头笨驴；教皇代表缪萨尔是一只骆驼；普利莫在祭坛上大唱弥撒，是一条嗜酒的狼。下层社会也有代表人物，像鸡、兔、蜗牛等。列那狐的形象特别复杂。尽管故事说他是贵族廷臣之一，但在他和狼、熊、狮等斗争中，他却是一个反封建人物，至少是一个封建逆臣。他是智力的象征，他的胜利表示市民智慧战胜了封建暴力。二十七组诗都把市民的机智狡猾作为优良品质而加以肯定。另一方面，列那狐和下层社会的普通人也有矛盾。他欺压他们，他们抵制他，反击他。在这些斗争中，列那总是失败者，他欺压弱小的行为受到谴责。这部作品贯彻了小人物可以战胜大人物的思想。在这一意义上，列那狐又是城市贵族上层分子的形象。

　　《列那狐传奇》问世后，法国有好几个诗人为它写续篇，德国、英国、弗兰德斯、意大利都有译本或模仿作品。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歌德根据这则故事写成叙事诗《列那狐》。

　　《玫瑰传奇》也是法国城市文学中一部重要作品，作者是威廉·德·洛利斯(?-1235?)，他未把全诗写完就去世了，由若望·德·墨恩(1240?-1305?)续完。这部传奇采用寓意手法，人物除诗人本人外都以概念为名，如爱情、美丽、理智、吝啬、嫉妒等。前半部写诗人梦游花园，爱上一朵玫瑰。爱情、直爽、欢迎等支持他，嫉妒、危险、谣言等多方阻拦。玫瑰受到监视，诗人朝夕思念。在后半部，爱情大力帮助诗人，发动文雅、慷慨、直爽、怜悯、大胆等和诗人一起克服种种障碍，终于得到玫瑰。前后两部分的主题思想是对立的。前半部基本上继承了骑士文学的传统，宣扬骑士爱情观点，有一大段谈爱情理论，是模仿罗马诗人奥维德的《爱的艺术》的。后半部反映了市民的思想感情。它批判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谴责十三世纪教皇用来蛊惑人心、压制“异端”的游乞僧团，强调要以理智和自然的原则对待爱情和生活。这部作品在中古时期发生过广泛的影响。

　　城市文学作家在抒情诗方面也作出了成绩。法国的吕特勃夫(?-1280)是中古时期第一个优秀的市民抒情诗人。他出身于社会下层，一生贫病交迫。他的诗歌多半描写自己的穷苦生活。他讽刺僧侣、骑士、法官和城市贵族上层分子，揭露托钵求乞的游乞僧是腰缠万贯的富家翁，指出罗马教廷是黑暗腐化的地方：

　　谁带着钱来罗马，
　　谁就获得僧禄。

　　中古时期的抒情诗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弗朗索瓦·维庸(1431-1480?)，他在巴黎下层社会中长大，生活放荡不羁，盗窃财物，经常和法院警卒作对，先后遭到监禁和流放，几乎死于绞刑。他是一个典型的流浪诗人，写过两部诗集：《小遗嘱集》(1456?)和《大遗嘱集》(1461)。他大胆暴露内心的复杂感情，甚至包括卑鄙的感情。他有时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生活，以半严肃半诙谐的口吻写他的“遗嘱”。他抱着焦虑恐惧的心情，面对死亡的威胁，写他的有名的《绞刑犯的谣曲》，表示他对生命的留恋。他看出富人和穷人的社会地位不平等，但他指出有钱有势的人最后总是和贫贱的人一样，免不了一死。在《往日贵妇的谣曲》里，他说历史上有过不少美人，多少人拜倒在她们脚下，结果还不是香消玉殒，长埋地下?他写道：“去年的雪如今安在?”同样，在《往日王爷的谣曲》里，他写道，历史上有过不少帝王英雄，受人尊敬崇拜，现在还不是躺在坟墓里，长眠不起?“英勇的查理大帝如今安在?”

　　维庸诗集中的谣曲写得特别精彩，饶有民间诗歌的风味。他的两部诗集反映出十五世纪法国社会动荡不安的状态。

　　这一时期农民运动在文学上也有所反映。英国下级僧侣威廉·兰格伦(1332?-1400?)的长诗《农夫皮尔斯》是英国农民运动的直接产物，当时流传颇广。诗的第一部分，作者通过一系列的梦境和众多的寓意形象(如“七大罪恶”)，揭露了封建社会特别是教会和僧侣的种种罪恶。在他所梦见的农民皮尔斯这一形象中，他注入了自己的理想，肯定劳动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削，提倡平等。第二部分写皮尔斯追求真理和善的历程，多是经院式的辩论，形象性不强。这部作品以劳动人民为主人公，在农民运动高涨时期提出改革要求，起过进步作用。当然它也反映了时代的局限，寄希望于封建国王，并且受到很深的宗教影响，在作品的最后，作者幻想人们团结在统一的教会的旗帜下，向罪恶进行斗争。马克思在谈到十四世纪英国农民起义领袖约翰·鲍尔的农民平等思想时，曾提及兰格伦的《农夫皮尔斯》，并建议人们把它同“高雅的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对比一下”，从而指出了这部长诗的基本倾向。

　　中古后期，谣曲盛行于各日耳曼民族的国家如北欧各国、冰岛、英国、苏格兰以及南欧的西班牙，其中以英国的一组谣曲《罗宾汉谣曲》(保存了约40首)成就较大。罗宾汉出身自由农，据说生活在十二世纪，他不堪封建压迫，逃往绿林，成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他和一些同样受封建主压迫的农民、手工艺人结伙，出没绿林、城镇，专门抢劫财主和大僧侣，帮助受欺凌的穷人，并和追捕他们的官吏、地主、僧侣进行顽强的斗争。他射得一手好箭，非常勇敢、机智、豪迈，对战胜敌人充满信心。他虽然不愿给国王服务，并捕食树林中属于国王的鹿，但他并不把国王当成敌人。谣曲的艺术特点是故事性强，往往出现意外的情节，对话很多，富于抒情性。罗宾汉谣曲在十四、五世纪流传很广，在文艺复兴时和十九世纪还经常为作家所采用。类似罗宾汉的传说许多国家都有，如挪威的神箭手艾吉尔，瑞士的神箭手威廉·退尔，都反映了农民的抗暴斗争。谣曲这一诗歌形式直到现在仍然在一些国家流行。

　　中古时期，戏剧这一领域长期被教会占据着。宗教戏剧有两种：奇迹剧和神秘剧。其情节取自《圣经》和圣母或圣者的传说，充满宗教色彩，是宣传迷信的工具。十三世纪，市民思想打进宗教戏剧，有的作家把日常生活写进他们的奇迹剧，但其中的宗教迷信色彩仍很浓厚。真正的世俗戏剧到十四世纪才出现。这时候，市民要求有自己的娱乐，组织自己的剧团。戏剧活动在欧洲各城市中都有一定的发展，而以法国最为突出。巴黎有两个重要剧团：法院书记剧团和傻子剧团。他们编写的剧本，有道德剧、傻子剧和笑剧三种体裁。

　　道德剧通过寓意的手法，宣扬宗教道德或世俗道德。

　　傻子剧用人物装疯作傻来表示市民对封建贵族和教会的不满情绪，讽刺性较强。彼埃尔·格兰高尔(1475?-1538?)的《傻王的把戏》(1512)中的傻王影射法王路易十二，傻娘是教会，教皇被称作“顽固人”。

　　笑剧比道德剧和傻子剧在当时更有现实意义。笑剧人物一般是市民，反映的是他们的生活和处世态度。从中古时期保留下来的笑剧中最优秀的一部是《巴特兰律师的笑剧》(1470)，写一个骗上加骗的故事。布商想骗律师，受骗的却是他自己。律师替羊倌出谋，骗过了法官和他的主雇——布商，羊倌却又骗了律师，赖了他的律师费。在这部以欺骗为主题的剧本里，作者的同情显然是在骗术高超的那一面，他把机智和狡诈作为一种道德品质加以赞扬。《巴特兰律师的笑剧》和《列那狐传奇》及韵文故事等同样说明着，市民在和封建贵族斗争中一开始是依靠机智来取胜的，同时也很好地证明，资产阶级文学是以骗子人物开始的。《巴特兰律师的笑剧》在人物性格刻画方面说不上有很高的艺术性，但按照职业身分来描绘每个人物的心理状态，在这方面有一定成就。十八、十九世纪还有作家采用它的情节编写喜剧。

　　第四节　从中古到文艺复兴的过渡和意大利诗人但丁


　　中古欧洲的城市文学反映了市民的要求，具有反封建、反教会的倾向。他们在作品中常常以机智战胜残暴愚蠢的封建主，对自己的胜利抱乐观态度，表现得很有信心。而市民对世俗生活的兴趣，又使城市文学具有较多的现实主义因素。城市文学的这些新的特点，使它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前驱。

　　但是作为资产阶级前身的市民，还不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远远不能和封建统治阶级相抗衡，他们还不可能有鲜明的阶级意识。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因素较为发展、政治斗争比较激烈的地方，这一阶层才得以初步形成带有自觉性的阶级意识，茁发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出了一批向文艺复兴过渡的作家。这些作家重视现世生活，肯定个人地位，或多或少地具有近代的民族意识。他们的作品继承了城市文学的现实主义因素，但比起城市文学来，不仅反映的现实面更为广阔，而且更能反映时代的重大问题。他们的讽刺已不是斗智、嘲笑，而是更能打中封建主和教会的要害。他们提高了俗语，使之更加丰富。但是另一方面，他们还没有摆脱封建意识和神学思想的束缚，艺术上也常常未能完全超出中古文学表现方法的范围。欧洲各国由于经济、政治条件的不同，这一类介乎两个历史发展阶段之间的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出现也先后参差不齐。他们当中有的带着更多的中古文学的特点，如维庸；有的更接近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如彼特拉克、乔叟。而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则是但丁。恩格斯把他称作“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但丁·阿利吉耶里(1265-1321)出身于佛罗伦萨一个属于圭尔弗党的没落的小贵族家庭，早年的文学创作属“温柔的新体”诗派。为了歌颂他所爱的女子贝雅特里齐，他写过一系列抒情诗。在这些诗里，他把妇女高度理想化。贝雅特里齐被写成一个从天国下凡显示奇迹的天使。她死后，但丁把歌颂她的诗用散文串联起来，名为《新生》(1292?)。但丁对贝雅特里齐的爱是精神上的爱，带有强烈的神秘色彩。他使用的艺术手法是中古文学所惯用的梦幻、寓意、象征等。除了《神曲》以外，《新生》是但丁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但它没有涉及当时社会的主要方面，艺术上还没有完全达到成熟的境界。

　　但丁好学深思，掌握了中古文化领域里的广博知识，这给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他曾参加政治活动，1300年当选为佛罗伦萨市的行政官。他坚决反对教皇干涉佛罗伦萨内政，于1302年被放逐，至死没有重返故乡。

　　政治生活使但丁触及了现实社会的重大问题。放逐期间，他坚强不屈；他看到祖国壮丽的河山，接触到社会上各个阶层，加深了爱国思想。他的眼界扩大到意大利全国和整个基督教世界。

　　放逐初期，但丁写过两部著作。《飨宴》(1304-1307)是用意大利文写的，借诠释自己的一些诗歌，把当时各方面的知识通俗地介绍给一般读者，作为精神食粮，故名《飨宴》。书中盛赞俗语的优点，批判封建等级观念，阐明真正的高贵在于具备优良的道德品质的人文主义思想。这部著作给意大利语学术性散文奠定了初步基础。《论俗语》(1304-1308)用拉丁文撰写，目的在引起知识界对于民族语言的注意。这是最早一部关于意大利语及其文体和诗律的著作。书中阐明了俗语的优越性和形成标准意大利语的必要性，对于解决意大利的民族语言和文学用语问题起过重大的作用。从这本书可以看出但丁用意大利语写作《神曲》的理论根据。

　　在放逐中但丁深刻地认识到祖国的和平与统一是当时的重要课题。他在意大利看不到能够实现和平与统一的力量，因而把希望寄托在神圣罗马皇帝身上。他用拉丁文撰写的《帝制论》(1310?)以经院哲学的推理方式，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观点，论证人类社会的目的在于使人类能够充分发挥潜在的才能，而这一目的只有在皇帝统治下的和平自由的环境中才能实现。这种观点带有强烈的空想性质。但是他强调政教分离，反对教皇干涉政治，则表达了新时代的要求。书中还热烈赞扬古罗马的光荣传统，流露出作者的爱国思想。

　　《神曲》的写作开始于但丁放逐初年(大约在1307年)，他逝世前不久才完成。政治上的挫折和个人的不幸遭遇，使但丁感到在生活中迷失了方向。放逐期间他看到意大利和整个欧洲处于纷争混乱的状态，因而对祖国和人类的命运怀着深切的忧虑。但他并不悲观，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实现和平与统一的人物出现。他意识到自己担负着揭露现实，唤醒人心，给意大利人民指出政治上、道德上复兴的道路的历史使命。写作《神曲》的动机正在于此。

　　《神曲》的故事采用中古梦幻文学的形式。诗里叙述但丁在林中迷路后走出森林，忽然被三只野兽(豹、狮、狼)挡住去路。正危急时，罗马诗人维吉尔出现，他受贝雅特里齐的嘱托来救但丁，引导他游历了地狱和炼狱，接着贝雅特里齐又引导他去游天国。游历的过程构成《地狱》、《炼狱》和《天国》三部曲。每部有三十三歌，连同作为全书序幕的第一歌共一百歌，这种匀称的结构是建立在中古关于数字的神秘意义和象征性的概念上，并不是从作品本身的内在必要性产生的。和许多中古文学作品一样，全书的情节充满了寓意，在解释上引起很多争论，可是但丁在作品中所要贯彻的主题思想相当明确：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个人和人类怎么样从迷惘和错误中经过苦难和考验，到达真理和至善的境地。维吉尔象征理性和哲学，他引导但丁游历地狱和炼狱，标志着个人和人类在哲学的指导下，凭借理性认识罪恶和错误，从而悔过自新的过程。贝雅特里齐象征信仰和神学，她接替维吉尔作向导，引导但丁游历天国，标志着个人和人类通过信仰的途径、神学的启发，认识最高真理和达到至善的过程，这种境界，依靠理性和哲学是无法达到的。认为信仰和神学高于理性和哲学，这完全是但丁作为中古诗人的偏见，他所认识的真理和至善，显然还局限在基督教神学的观点里。但他追求最高真理的精神和关怀人类命运的热情，在中古时期说来，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围绕着这个中心思想，《神曲》广泛地反映了现实，给中古文化作了艺术性的总结，同时也射出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思想的曙光。

　　但丁幻游地狱、炼狱和天国时，遇到历史上和死去不久的一些著名人物。他和各种正面与反面人物的交谈，广泛地接触到当时政治和社会的状况以及中古文化领域里的成就和问题。例如和洽科的谈话(《地狱篇》第6歌)提供了佛罗伦萨的社会情况；和卢加的诗人波拿君塔的谈话(《炼狱篇》第24歌)涉及了意大利抒情诗的发展；和手抄本彩饰画家欧德利西谈到(《炼狱篇》第11歌)意大利绘画的发展；维吉尔的话和但丁自己的叙述(《地狱篇》第4歌)，说明了中古对希腊、罗马诗人和哲学家的认识和评价。尤其是维吉尔和贝雅特里齐这两个向导，用答疑的方式，阐述了当时哲学、科学和神学上的许多重要问题和理论。因此，《神曲》除了是一部政治倾向性强烈的长诗外，还起到传播知识的作用，带有百科全书的性质。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作品的艺术性，书中某些阐述学理的部分(如《天国篇》第2歌关于月球上的暗斑的来源问题)，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是有韵的学术性散文。

　　但是《神曲》的进步意义主要在于它揭露了现实，如封建统治者的残暴专横，市民的贪财好利，尤其是教会的贪婪腐化。但丁虽然是正统的天主教徒，但他对教会的尖锐批评在客观上是和异端运动中人民反教会的情绪一致的。诗中还忠实地描绘了佛罗伦萨从封建关系向资本主义关系过渡时期的社会和政治变化；可是他又把封建宗法时代的佛罗伦萨美化为一个平静淳朴的牧歌式的社会，来和动荡的现实社会对比。

　　《神曲》的揭露一般是通过人物形象进行的。揭露者和被揭露者大都是历史上或当代的名人，如用圣彼得暴露罗马教廷的腐败，用法国加佩王朝的始祖揭发法国王室的罪行，用教皇尼古拉三世揭发他自己和他的后继者博尼法齐乌斯八世及克力门五世的罪行，因为但丁相信，只有通过著名的人物和事件，才能够震动人心，促使改革早日实现。

　　在对待诗中人物的态度上，但丁常常是矛盾的。他一方面根据教会的道德标准，把保罗和弗兰齐斯嘉作为犯淫乱罪的人放在地狱里，但同时又对他们的命运极度同情，以致晕倒过去；把法利那塔作为信奉异端的人放进地狱，同时又赞扬他的英雄气概和爱国行为；把乌勾林诺作为卖国者放在地狱的底层，但又从人道出发，对他和他的儿子们被关入塔牢活活饿死的惨剧表示极端愤恨。书中屡次揭露教皇博尼法齐乌斯八世的罪行，当他还在世的时候就宣布他一定要入地狱，但对他在阿纳尼受到的污辱则非常愤慨。同样，在古人中，卡图作为异教徒，作为反抗凯撒和犯自杀罪的人，按照但丁一贯的道德标准，是应该入地狱的；但他却成为炼狱的监督者，因为但丁把他看成是道德完善和热爱自由的典型。维吉尔作为异教徒，被放在地狱外围的“悬狱”里，不能升天国，可是但丁把他选为游历地狱和炼狱的向导，称他是“拉丁人的光荣”、“其他诗人们的荣誉和光明”、“智慧的海洋”，对他怀有无限的尊敬和热爱；对于“悬狱”里的其他希腊和罗马诗人、哲学家、政治家等也流露出不同程度的敬意。但丁把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尤利西斯(奥德修)作为使用阴谋诡计的人放进地狱，但是又以赞美的语调描写他为了求知，战胜后不肯还乡，坚持航海探险的英勇行为。

　　诗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常常有矛盾。他把现世生活看成是来世永生的准备，把代表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圣者放在最高的天上，但诗中主要还是表现了他对现世生活的兴趣，即使“从佛罗伦萨来到正直、健全的人民当中”(指天国)，他也忘不了“那个使我们变得如此凶恶的打谷场上”(指地球上)的事情。他借欧德利西的口讲到荣誉的虚幻无常，但又借维吉尔的口肯定追求荣誉的必要，并且表示自己要借《神曲》永垂不朽。在哲学观点上，他通过维吉尔的话肯定理性的局限：“谁要是希望人的理性能够走遍三位一体的神所走的无 道路，谁就是疯狂。”然而又通过尤利西斯的话，认为人类“生来不是为了像兽一般地生活，而是为了追求美德和知识”，这是人文主义思想。在政治上，前面已说过，他竟指望神圣罗马皇帝来实现祖国的和平与统一的理想。

　　凡此种种矛盾都是但丁作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个诗人、新时代的最初一个诗人在世界观上的矛盾。

　　《神曲》描写的虽然是来世，但不是从禁欲主义观点出发的。诗中的来世正是现世的反映：地狱是现世的实际情况，天国是争取实现的理想，炼狱则是从现实到达理想必经的苦难历程。书中揭露现实的部分占很大比重，可是但丁也很着重描写生活的理想。这说明《神曲》并不纯粹是现实主义的，也是浪漫主义的。在黑暗的现实基础上产生了他的光明理想，诗人渴望一个没有黑暗和罪恶的世界。

　　《神曲》中塑造的人物，性格鲜明，形成一座丰富多姿的人物形象的画廊。作为《神曲》的主人公，诗人自己的性格和精神面貌描绘得最为细致入微。但丁常常(特别在《地狱篇》里)通过人物在戏剧性场面的行动和对行为动机的挖掘来刻画性格。他勾勒人物形象的特征，有时只用寥寥数语。例如，“他挺胸翘首昂然直立，似乎对地狱怀着极大的轻蔑”，这两行诗就使法利那塔的英雄气概呈现在我们眼前了。

　　《神曲》对于地狱、炼狱、天国的描写不象中古一般文学作品那样模糊混乱，而是构思明确，想象丰富。诗人幻想地狱在北半球，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深渊，从地面通到地心，形状象圆形剧场；炼狱是一座雄伟的高山，耸立在南半球的海洋中，山顶是地上乐园；天国由托洛米天文体系里的九重天和超越时间空间的净火天(即严格意义上的天国)构成，这九重天环绕着大地旋转，净火天则是永恒静止的。三个境界细分为若干层，体现出作者根据哲学、神学观点所要阐明的道德意义。三个境界的性质不同，因而色调也各不相同。地狱是痛苦和绝望的境界，色调是阴暗的或者浓淡不匀的；炼狱是宁静和希望的境界，色调是柔和爽目的；天国是喜悦的境界，色调是光辉耀眼的。在《地狱篇》中但丁只以自然景象为陪衬，主要描绘人物受苦的场面，《炼狱篇》才直接写了自然景色，《天国篇》则广泛地利用自然界空灵的现象——光来表现精神喜悦的程度。这些境界都记述得非常真实，使人如身历其境。对自然的描写也往往富有高度的画意，足见但丁对自然之美极为敏感。这一点也是他作为新时代诗人的特征。

　　但丁在塑造人物形象和描写情景时，善于使用来源于现实生活和自然界的比喻。例如，形容鬼魂们注视但丁和维吉尔，说它们像老裁缝穿针时凝视着针眼一样。形容两队魂灵相遇，彼此接吻致意，说是像蚂蚁在路上觅食，彼此相遇时互相碰头探询消息。禁食的魂灵瘦得两眼深陷无神，则像是宝石脱落的戒指。所写的对象越不平常，就越是用人们熟悉的事物来比喻。形容基督上升，光芒下射，照耀着圣者们，说是像日光从云缝透出，射在繁花如锦的草坪上。这些比喻使人物和情景鲜明突出，取得了造型艺术的效果。

　　《神曲》的细节描写固然巧妙，但它的主要成就还在于高度的概括和综合。这部作品把诗人的内心生活经验、宗教热情、爱国思想和政治文化方面的重大问题，把历史的和现实的、古典的和基督教的因素融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在这一点上，《神曲》确实是很成功的。

　　《神曲》共14233行，全诗用三韵句写成，三韵句是但丁以当时民间诗歌常用的一种格律作为基础而创制的。更重要的，《神曲》是用意大利语撰写的，这对于解决意大利的文学用语问题和促进意大利民族语言的统一起过很大的作用，因此但丁成了意大利第一个民族诗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但丁评价很高，把他列为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第三章　文艺复兴时期文学
　　第一节　概论


　　文艺复兴是十四至十六世纪在欧洲许多国家先后发生的文化和思想上的革命运动。这个时期，古希腊、罗马文化重新受到重视，因而有“文艺复兴”之名。但“文艺复兴”不是古代文化简单的复兴，而是标志了资产阶级文化的萌芽，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

　　这一时期欧洲封建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一系列封建统一国家如法国、英国、西班牙、葡萄牙、波兰、俄国等先后成立，为近代资产阶级国家打下基础。还有一部分地区如意大利、德国，仍然存在着封建割据局面。在封建社会内部，各地先后产生了资本主义因素，出现了初具规模的手工业和发达的商业贸易。意大利是资本主义发生最早的地区，在十四、五世纪其北部的若干城市，手工业已比较发达，银行和商业有很大发展，成立了若干城邦。但这些新兴城市受到封建势力的包围，并且彼此竞争。法国在百年战争(1337-1453)中获胜后，国家一度统一，王权扶植工商业，有了第一批手工业工场。十四、五世纪，德国工商业城市也相当发达，但是诸侯割据的形势十分严重，没有中央政权，这就有利于教皇势力的扩张。西班牙继光复运动之后在十五世纪完成了统一，封建主为开辟财源，开始向海外掠夺，地理发现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十六世纪初西班牙王当选为德国皇帝，势力遍及西欧大陆，成为当时最大的封建主。西班牙的封建势力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展，资本主义因素一度高涨，随即衰落。十六世纪，英国作为一个封建专制的统一国家形成，资本主义突飞猛进，深入农村，在战胜西班牙以后，取得了海上霸权，扩大了殖民掠夺。在东欧，波兰在十四世纪驱逐了条顿骑士团，十五世纪完成统一。十五世纪，莫斯科大公击退蒙古人，建立中央政权，到十六世纪末消灭了封建割据，形成统一的国家。在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许多国家内出现了新的阶级——资产阶级。

　　这时，封建势力——世俗封建主和教会在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内仍占统治地位。农民和城市平民到处同封建统治阶级进行激烈的斗争。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还很软弱，没有可能夺取政权，建立资产阶级的统一国家。它一方面和农民、城市平民联合，反对封建，另一方面，由于它本身是靠用暴力夺取农民的生产资料，剥削城市手工业劳动者而发展起来的，因而它又害怕农民运动和城市平民起义，往往和封建主妥协。资产阶级或在封建国家内部形成若干分散的独立城邦，或依附王权，求得保护。统一的封建国家对资本主义是有利的，而王权也利用资产阶级来摧毁封建贵族的势力。

　　资产阶级反封建的主要斗争形式之一是宗教改革运动。德国、英国、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都经历过自己的宗教改革运动。恩格斯认为德国的宗教改革是欧洲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第一次大决战。教会是封建制度的主要支柱，资产阶级“要在每一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宗教改革以后，基督教在西欧分裂为新教和旧教两大派。在很长时期内，新教称基督教，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旧教称天主教，代表封建阶级利益。

　　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另一主要表现是“文艺复兴”。资产阶级继承和发展了中古市民阶层反教会、反封建的精神，并吸取了十二、三世纪十字军东侵和阿拉伯人带来的西亚的科学和唯物主义思想。古希腊、罗马作品的手抄本和艺术品的重新发现，给人们打开一个与中古迥然不同的古代世界。十五世纪末的地理发现也使人们的眼界更为开阔。在这些条件下，形成了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国印刷术通过西亚传入欧洲，也大大有助于欧洲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传播。这一运动并未波及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较低的东欧和北欧等地区。

　　文艺复兴时期所形成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被称为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者主张一切以“人”为本，来反对神的权威。这是因为“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都合并到神学中”，从而“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资产阶级要把阻碍它发展的宗教信条以及其他封建观念重新予以估价。为了反对教会认为人生是苦难和罪恶的妄说，反对禁欲主义和来世思想，资产阶级就肯定现世生活，肯定人有追求财富和个人幸福的权利，歌颂爱情，要求解放个性，并多方面发展个人才智，提倡冒险精神。为了反对蒙昧主义、神秘主义，资产阶级就提倡理性，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应该去追求知识，探索自然，研究科学和唯物哲学。为了反对封建的残酷压迫，资产阶级就鼓吹仁慈、博爱；为了反对等级制度，资产阶级就歌颂友谊和个人品德，提倡平等。总之，人文主义反映了一个新兴阶级的要求，它在当时是进步的思想，表现了蓬勃的革命朝气、满怀信心的乐观精神和巨大的创造性。它是以后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初思想准备。

　　但是人文主义者所想到、所推崇的“人”，实质上是指资产阶级自身和本阶级的人。他们把资产阶级和个人的要求合理化，个人主义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准则。在提倡发挥个人才智和事业心的同时，资产阶级表现了它的弱肉强食的掠夺本质；在反对贵族血统的同时，又看不起下层人民。个别人文主义者如马基雅维里为了夺取并维护权力，主张使用诈术，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

　　人文主义者承担了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反封建斗争的任务。其中最杰出的都是“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他们对欧洲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活动深入到社会生活各个部门，最初是搜集古代手抄本和研究古代语言、哲学、文学，杰出的代表有意大利的彼特拉克、卜伽丘、波吉奥·布拉丘里尼，其后有法国的毕代，德国的赖希林，尼德兰的埃拉斯慕斯，英国的莫尔，西班牙的魏维斯等，他们的目的在于从古代文化中吸取思想上的营养。同时，在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如意大利的达·芬奇、伽利略，波兰的哥白尼，德国的凯普勒等；哲学方面如意大利的瓦拉、米兰多拉，法国的蒙田，英国的培根；社会理论方面如英国的莫尔，意大利的康帕内拉；艺术方面如意大利的达芬奇、米开郎琪罗、拉菲尔，德国的杜勒等，都有很大建树。在科学领域，他们奠定了自然科学的基础，推动了生产力；在哲学领域，他们有助于唯物主义的发展；在社会思想领域，第一次出现了空想社会主义；在艺术领域，他们一反中古呆板的、象征的、虚幻的艺术，表现出生动活泼的写实精神。

　　资产阶级思想的发展并不是没有经过斗争的。这一斗争特别尖锐地反映在哲学问题上。从十四到十六世纪围绕亚理斯多德关于灵魂的学说展开的长期论战，正是这一斗争的表现。同样，从彼特拉克、卜伽丘开始的围绕着神学与文学的关系的论战，和为诗歌争取地位的努力，也反映了新旧的斗争。

　　教会对人文主义者极端仇视，加以严酷的摧残。意大利哲学家庞波那齐对灵魂不朽说表示怀疑，受到教皇的迫害，他的著作被焚。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反对地球是宇宙中心之说，他的著作被天主教会列为禁书。法国作家拉伯雷的作品遭到天主教堡垒巴黎大学的谴责。法国人文主义者多雷否认灵魂不死，被处火刑。同样，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继承并发展了哥白尼的学说，被天主教会从一国驱逐到另一国，最后也被宗教裁判所用火刑处死。此外如伽利略、康帕内拉也受到宗教裁判所的迫害，康帕内拉因为组织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起义，被囚达二十七年之久。

　　人文主义者在这一时期起过很大的历史进步作用。但他们，尤其是其中的一些学者，多半和下层人民有一定的距离。他们往往有和教会、贵族妥协或相通的一面，他们本人有的是贵族，有的是僧侣。他们虽然同情人民，但往往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有时甚至敌视人民。他们中间的哲学家、科学家也还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文艺复兴时期西欧的新文学是以人文主义思想为内容的。这是欧洲资产阶级文学的开端。这时文学更加具有民族特点，更富于民族历史内容；优秀作家提出有关国家命运的问题，充满着爱国情绪。人文主义者中除少数学者用拉丁文写作外，无不以本国语言创作，一方面表现民族自豪感，一方面也为了使作品能为更多读者所接受。他们从古代和人民语言中吸取营养，扩大了语言的表现能力，对本国的文学语言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

　　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学在创作方法的发展上达到一个重要阶段，取得了新的成就。在反封建、反教会的斗争中，作家的创作更为自觉了。他们热爱生活，要求了解现实，反映现实，抛弃了中古的象征的梦幻文学的手法，注重写实。当时的杰出作家都具有时代感和历史感，他们的反封建意识使他们的作品带有强烈的讽刺性质，某些人甚至对资本主义关系作过敏锐的观察，并予以批判，间接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愿望。人文主义作家描叙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创造了一系列不巧的艺术形象，丰富了欧洲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他们对人类发展具有信心，优秀的作品不仅健康、乐观，并且富有浪漫主义的热情和幻想。他们笔下的人物也往往体现了他们的理想。

　　近代欧洲文学中的许多体裁都在文艺复兴时期奠定了基础，如抒情诗中的十四行诗体等，初步具有近代特点的短篇小说，围绕着一个或几个主人公的经历并以广阔的现实社会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打破悲剧和喜剧界限的戏剧，随笔式的散文等等。

　　各国文学由于历史条件不同，成就的方面也各有不同。意大利的新文学诞生最早，彼特拉克歌颂个人爱情的抒情诗为西欧其他各国开了风气；卜伽丘的短篇小说发展了中古的民间故事，辛辣地讽刺了僧侣阶级。一些学者对古代学术的研究促进了文艺理论的繁荣，推动了西欧其他各国来建立适合资产阶级需要的新诗学。德国资产阶级的兴起主要体现为宗教改革和农民运动，人文主义运动只局限于少数研究古代语言的知识分子，但民间文学和讽刺文学比较发达。法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有和宫廷相结合的一面，在文学上出现了七星诗社的带有贵族色彩的诗歌流派，但也出现过拉伯雷的充满人文主义者反封建热情的小说。稍后，人文主义者反对盲目信仰的思想表现在蒙田的散文里。在封建势力强大的西班牙，贵族和教会的文学仍有很大影响。但西班牙在中古民间戏剧的基础上发展了具有民族特点的戏剧，也产生过独特的流浪汉小说，人文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和维加的一部分戏剧中。英国资产阶级在十六世纪获得迅速发展，阶级矛盾尖锐。英国的特殊条件使得这时期英国文学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英国的新文学诞生于意大利和法国之后，吸取了它们的创作经验，在艺术上成就最大。优秀作品的数量和种类也极可观，而以戏剧最为繁荣，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中的高峰。

　　这时期除了以人文主义为内容的新文学以外，同时存在着民间文学和封建文学。许多人文主义作家常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但也或多或少受到封建文学的影响。

　　民间文学在中古民间文学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德国关于浮士德的传说表达了人民反对宗教、追求知识的愿望；大量的民歌和厄仑史皮格尔的故事反映出中古以来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反封建斗争。城市平民的文学继续出现，如城市手工业者出身的诗人的诗歌、谣曲。故事、笑话、寓言、民间戏剧等也很盛行。

　　封建文学在文艺复兴时期并未绝迹，在封建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还很流行。教会通过它的作家企图继续统治人们的精神世界，大力扶植封建文学。托玛斯·阿奎那斯的神学著作从十六世纪起多次印刷出版。德国僧侣托玛斯·肯皮斯(15世纪)的《论模仿基督》一书也流传广。这两人是中古末期最有影响的反动教会作家。十六世纪西班牙僧侣洛攸拉为耶稣会士写了《精神锻炼》一书。此外，教会还采用文学形式传播它的反动思想，产生了西班牙女僧铁列莎的赞美诗和大批其他宗教文学作品。以上这些作品都宣传神秘主义、禁欲主义，肯定教会的统治，目的在于压制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

　　世俗封建文学一方面常和宗教神秘主义文学合流，如十五至十七世纪在西班牙流行的神秘主义诗歌；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回光返照的骑士文学，如十五世纪英国马罗礼的《亚瑟王之死》，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在西班牙风行一时的《高卢的阿玛狄斯》。骑士传奇在意大利也仍然很流行。这时的世俗封建文学，总的说来，是中古封建文学的末流，标志着封建贵族的没落。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以人文主义文学为主流。它以深刻的思想内容、高度的艺术概括、自由的结构、包罗万象的人物、生动有力的语言，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真实，表达了新兴阶级的理想和广大人民的愿望，推动了欧洲文学的发展，为近代欧洲资产阶级文学奠定了基础，对人类文化作出了贡献。

　第二节　文艺复兴发源地意大利的文学


　　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在十四世纪，富裕的商人、手工业工场主、银行家成为北部城邦里新兴的统治阶级。这个新兴阶级需要文学艺术丰富它的精神生活，反映它的生活理想，也需要科学技术增加它的财富。它培养出大量为它服务的人才：法律家、外交家、艺术家、诗人和学者。这些人重视现世生活，强调个人作用，蔑视否定现世的基督教；他们研究人和人的生活，宣传人文主义思想。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和人文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意大利的文学艺术有了高度的成就。

　　古希望、罗马文化的重新发现对人文主义思想和诗人、艺术家的创作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但这些思想家和诗人更重视罗马文化，因为他们的民族意识渐渐觉醒，渴望意大利统一；作为古罗马的“后裔”，他们追本溯源，向往罗马古代的光荣。

　　意大利并未能得到统一。它从十五世纪后期起，成为法国和西班牙的侵略对象。到了十六世纪，意大利战争频繁，大部分地区受西班牙控制，许多城邦已经变为封建式的公国，同专制暴君统治着。加上东方贸易因土耳其势力膨胀而陷于停顿，商运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也使意大利经济凋零，工商业活动范围缩小，资本转入农业，又回到落后的封建制度。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衰退，政治的日趋反动，宗教裁判所势力的猖獗，进步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如布鲁诺、康帕内拉、伽利略等遭受迫害，人民起义受到残酷镇压，文艺复兴也就在意大利结束了。

　　在文学上，文艺复兴最早的代表人物是号称人文主义先驱的彼特拉克的卜伽丘。

　　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生于佛罗伦萨。他父亲是当地一个公证人，和但丁同时被流放。彼特拉克本人早年旅居普罗旺斯多年，曾漫游法国、弗兰德斯和莱茵河流域。他喜欢搜集希腊、罗马古籍抄本，研读罗马著名作家的著作，说西塞罗和维吉尔是古典学问的“两只眼睛”。一三七四年罗马市民群众起义，反对贵族的暴虐统治，彼特拉克写信给起义首领科拉·底·里恩佐表示支持。彼特拉克的著作大部分是用拉丁文写的，如他的叙事诗《阿非利加》(1342)。诗中颂扬了古罗马西皮奥击败汉尼拔的英雄事迹，他希望这部作品能使他“永垂不朽”。但他最优秀的作品是用意大利文写的抒情诗集《歌集》。

　　《歌集》主要歌咏他对女友劳拉的爱情，也包括少量政治抒情诗，诗中赞颂祖国，号召和平与统一，揭露教会的腐化。《歌集》反映出诗人内心的矛盾：热爱生活和自然，渴望人间的幸福，追求爱情和荣誉，但不能和宗教传统及禁欲主义思想决裂；有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而又脱离人民，轻视群众。这些矛盾正是从中古过渡到新时代的人文主义者的矛盾。他的抒情诗继承普罗旺斯和“温柔的新体”诗派的传统，克服了抽象性和隐晦的寓意，表现了新的人文主义精神，使爱情诗接接近生活。诗人在劳拉身上寄托他关于美和精神品质的理想，同时也对她的形体之美一再加以歌颂。彼特拉克对于自然之美也很敏感，有些诗把歌颂劳拉和描绘自然结合起来，《清、凉、甜蜜的水》这首诗就是显著的例子。彼特拉克善于叙述内心的变化和抒写爱情的经验，超过以前的诗人。这些诗都表现了人文主义者以个人幸福为中心的爱情观念。他的《歌集》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为欧洲资产阶级抒情诗开创了道路。《歌集》中占大部分的十四行诗达到艺术上的完美，成为欧洲诗歌中一个重要诗体。

　　乔万尼·卜伽丘(1313-1375)是一个商人的儿子，早年在那不勒斯经商，接触以宫廷和贵族骑士生活，熟读罗马古典文学作品。他后半生大部分时间住在佛罗伦萨。在这一城邦的政治斗争中，他拥护共和政体，反对贵族和勾结贵族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但是轻视下层群众。他和彼特拉克交往，热心研究古代典籍，是第一个通晓希腊文的人文主义者。

　　卜伽丘的早期作品是一些以爱情为主题的传奇和叙事诗。他的杰作是《十日谈》(1348-1353)。这部作品的开端叙述十个男女青年为躲避黑死病，在佛罗伦萨乡间一个别墅里住了十天，讲了一百个故事，故名《十日谈》。这些故事，有的取材于中古行吟诗人的传说，有的取材于东方故事集(如《一千零一夜》和《七哲人书》)，但反映的主要是当时意大利广阔的社会现实。故事多半以爱情和聪明机智为主题，也常常把二者结合起来。作者塑造了许多不同职业、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形象。他揭露讽刺天主教僧侣和封建贵族生活腐朽、道德败坏，称道商人、手工业者等聪明勇敢，赞美男女青年之间的爱情。卜伽丘热爱现世生活，坚决反对禁欲主义，在思想上比彼特拉克更前进一大步。他的创作表现出文艺复兴初期的民主倾向。他最进步的思想是对于封建社会中阶级不平等和男女不平等的批判(如第4日第1故事和第6日第7故事)。但是《十日谈》歌颂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对于放纵的情欲描写过分，也有道德说教的地方。

　　《十日谈》在欧洲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发展了中古的短篇故事，不仅叙述事件，并进而概括现实，塑造人物，刻画心理，描绘自然。作者有意识地注意结构上的技巧，例如使用框形结构，把一百个故事镶嵌在一起；在第一日第九故事里把情节发展的转折点放在两个主题的交叉点上。他创造了一些巧妙的讽刺手法。卜伽丘是一个自觉的文体家，《十日谈》的散文以古代罗马作家为典范，结构完整，文笔精炼，善用对比，语言丰富、鲜明、生动，为意大利散文奠定了基础，正如《神曲》为意大利诗歌奠定了基础一样。《十日谈》出版后，立即被译成西欧各国文字，对十六、七世纪西欧现实主义文学发生过很大影响，为欧洲近代短篇小说开了先河。此后一直到十六世纪，意大利短篇小说风行一时，短篇小说家都继承卜伽丘的创作传统，写出当时资产阶级所喜爱的接近现实而又复杂曲折的新故事。

　　卜伽丘死后一直到十五世纪中叶，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主要表现在对古代文化的研究上，没有出现重要作家。十五世纪中叶以后，诗人、作家虽然众多，甚至像米开朗琪罗那样的大艺术家也写出过不少优秀的抒情诗，但他们的意义不能同文艺复兴早期的彼特拉克和卜伽丘相比。这时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成就主要在绘画、雕刻、建筑和科学方面，同时民间文学也得到提倡和发扬。

　　把人文主义思想和民间文学题材融合在一起，在艺术上有一定成就的是卢多维科·阿利奥斯托(1474-1533)。他出身于贵族家庭，为菲拉拉公爵艾斯提家族服务多年。他的代表作是传奇体叙事诗《疯狂的奥尔兰多》(1516-1532)。这部长诗情节复杂，主要线索有三条：奥尔兰多(即罗兰)对安杰丽嘉的爱情；查理大帝及其骑士对回教徒的战争；鲁杰罗对勃拉达曼提的爱情。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线索。奥尔兰多迷恋安杰丽嘉，为寻找她走遍天涯地角，后来知道她已和梅多罗结婚，他由于气愤和绝望而发了疯。在发疯的场面，作者描写奥尔兰多的心理变化深刻入微，是全诗的顶峰，作品即由此得名。诗人以这三条线索为纲，把许多故事巧妙地穿插在一起，但叙事、抒情和田园诗的成分、悲剧和喜剧的因素、严肃和诙谐的情调互相交错配合。书中人物，除了英雄美人以外，还有魔术师、妖精和仙人。作者对于冒险离奇的骑士故事都用嘲讽态度来处理，用以说明骑士生活的复活是不可能的，使这部富于幻想的长诗具有了现实意义。诗中歌颂了爱情、友谊以及忠贞、勇敢和牺牲精神。热爱现实世界，热爱人体、自然和艺术之美，反对宗教偏见和禁欲主义的人文主义思想在诗中得到反映。作者有时也谴责外国侵略者和意大利各据一方的暴君们，希望意大利实现和平与统一。阿利奥斯托的诗音韵和谐，语言鲜明生动。他的创作对于后来欧洲叙事诗很有影响。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后的著名诗人是托夸多·塔索(1544-1594)。他生在一个廷臣和诗人的家庭，作过菲拉拉公爵艾斯提家族的宫廷诗人，由于神经失常被监禁七年之久。塔索是人文主义者，对于爱情、美和感官的快乐有热烈的要求。而这时天主教教会为了抵制宗教改革运动，加强了有关宗教信仰的控制，引起他的内心矛盾，他怀疑自己的宗教思想是否正统，害怕宗教裁判所的迫害。他的叙事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1575)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这部作品以歌颂的态度叙述第一次十字军将士在高弗莱多·底·布留尼的统帅下，经过种种挫折和残酷的战斗，最后取得对回教徒的胜利，攻下圣城耶路撒冷。这个主题在当时有政治上的现实意义。土耳其断绝了意大利东方贸易的出路，威胁着意大利本土，作者要唤起英雄精神，抵抗土耳其的扩张。他又企图通过基督教与异教的斗争和两种文化思想的冲突来显示基督教信仰的力量，这和当时天主教反对宗教改革的运动有联系，但是诗中异教因素往往战胜了基督教因素。许多故事描写爱情的力量战胜了基督教信仰，如里那尔多由于迷恋魔女阿尔米达而忘记了自己的基督教战士的责任。塔索所要表达的宗教思想是反对宗教改革运动的天主教教会强加在人们头上的，它毫无打动人心的力量。基督教英雄史诗的创作源泉事实上早已枯竭，塔索塑造出来的基督教英雄高弗莱多也只能是一个抽象的人物。可是在一些表现非基督教精神的人物形象和场面的描写上，这部长诗却显示出它的艺术威力，闪耀着意大利文艺复兴最后的光芒。

　　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文艺理论的探讨十分活跃。他们首先面临的任务是为诗歌辩护，因为当时天主教会认为诗歌不能表现真理而且伤风败俗。在早期，彼特拉克和卜伽丘都认为诗歌能用寓意表达真理，起到教育作用。十五世纪中叶以后，研究亚理斯多德《诗学》和贺拉斯《诗艺》的风气盛极一时。但是形成两派：保守派把亚理斯多德的理论看成普遍永恒的“法则”；革新派则强调民族、时代和风俗习惯不同，不能完全走古希腊、罗马的老路，为一些新兴的文学体裁进行辩解。这两派的“古今之争”在十七世纪的法国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第三节　德国文学


　　德国在十六世纪是封建统治下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政治上是分裂的，经济力量是分散的，但是资本主义因素在个别城市中有所发展。罗马天主教会、神圣罗马帝国皇权和封建诸侯对人民进行重重剥削，使农民、城市平民直至部分小贵族都对现存制度感到不满。宗教改革和农民起义标志着资产阶级第一次向封建制度冲击。宗教改革在欧洲产生了很大影响，十六世纪二、三十年代，路德派新教已传入北欧以及英、法、波兰等国。德国的民族感情在这一世纪的革命高潮中觉醒起来。德国各地的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延续数十年之久，他们“所怀抱的理想和计划，常常使他们的后代为之惊惧”，但最后遭到诸侯们残酷的镇压。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人文主义者反教会、争取思想自由的作品，宗教改革和农民起义中富有战斗性的政论文和从中古时期发展来的民间文学。

　　在德国，人文主义思想多半在各大学的学者中间传布，它代表早期资产阶级想从中古的蒙昧主义和经院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要求。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约翰·赖希林(1455-1522)编纂了《蒙昧者书简》(1515)，这些书简在罗马讽刺诗人的影响下，借蒙昧的神学家的口吻，模拟他们拙劣的拉丁文，揭露经院学者和僧侣们的狭隘无知以及教会的道德败坏。德西德利乌斯·埃拉斯慕斯(1466-1536)生于尼德兰的鹿特丹，是一个著名的语言学家，学识渊博，先后旅居法、英、德、意、瑞士各国，和莫尔友善。他的著名文学讽刺作品、用拉丁文写的《愚蠢颂》(1509)，从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观点出发，通过“愚蠢”这个人物的自白，揭露僧侣的虚伪愚昧，批判诸侯争权夺利的战争，嘲讽迷信，肯定现世生活。这些人文主义者的著作有积极意义，但他们用拉丁文写作，和人民有相当大的距离。最富有战斗性的人文主义者是乌利希·封·胡登(1488-1523)，他参加过济金根的骑士起义，是《蒙昧者书简》第二部(1517)的主要撰稿人。《书简》第二部比第一部词锋更为锐利，给教会以毫不容情的抨击。他也用德语写诗，表达自己鲜明的战斗立场。他模仿琉善写作《对话录》，并把其中最主要的几篇从拉丁文译成德语，有两篇通过作者和“热病”的对话表示出对自己民族的热爱，涉及当时政治上和宗教上的重大问题。他以文学为武器，反对诸侯的分裂统治和罗马天主教会对德国人民的压迫，努力唤起人民的民族意识。

　　马丁·路德(1483-1546)是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他在1517年宣布宗教改革纲领，1520年写成《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书》，反对教皇干涉王权，呼吁德意志教会摆脱罗马教皇种种不合理的控制，并提出一系列反对天主教教义的主张，要求建立新教。从1517到1533年，他根据人文主义学者对古代语言研究的成果，采用人民语言，把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圣经》译成德语。他的《圣经》译本使农民和平民能够援引《圣经》中的章句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辩护，并对于促进德国民族语言的统一发生重大影响。他写过许多赞美诗、论争性散文和寓言，最流行的一首赞美诗是《我们的上帝是一府坚固的保垒》(1525)。“路德不但扫清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且撰作了成为十六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的词和曲。”

　　但是路德逐渐和诸侯妥协，背叛了人民。把人民的宗教改革进行到底，彻底反对封建统治的是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托马斯·闵采尔(1490?-1525)。闵采尔以牧师的身分，在宗教外衣下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于1525年失败被杀害。他倡导一种原始的共产主义，要求平均分配财富，在宗教问题上他已不局限于抨击天主教的一切主要论点，而是更进一步抨击基督教的一切主要论点，接近于后来的泛神论和唯理主义。他的《对诸侯讲道》(1524)号召萨克森的诸侯反对天主教，而他的《公开驳斥不忠实世界的错误信仰》则进一步抨击封建统治者。他在他的《论据充分的辩护词》里把路德称为“维登堡的行尸走肉”，宣告与路德断然决裂。1525年他发布《致阿尔斯特德人民书》，号召城市贫民与农民联合起来，举行起义。这些文件论证充足，热情充沛，是用火热、锋利的语言写成的，是德国最早的优秀的革命宣传文字。

　　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一时期民间文学极为繁荣。因为新兴市民阶层需要文化生活，而印刷术的普遍使用提供了满足这一需要的条件。中古晚期流行的小故事和“笑话”大大发展，不少“笑话”收集成册。民间故事书也风行一时，或取材于中古传说，或取材于东方和南方国家的故事，良莠不齐。其中意义较大，能反映时代生活的有《梯尔·厄伦史皮格尔》(1515)。书中主人公厄伦史皮格尔是一个农民，作品通过他把许多民间故事和笑话串联在一起。有的故事写手工业行会师傅受到厄伦史皮格尔的愚弄；有的写厄伦史皮格尔以农民的机智战胜了统治阶级，或对教会进行批评。例如故事之一叙述厄伦史皮格尔被一个伯爵雇佣为守塔人，因为伯爵苛待他，使他常常挨饿，他便使出妙计，捉弄伯爵，伯爵责问他为什么这样作，他答道：“谁挨饿受罪，谁就会想出一些计谋来。”这部作品反映了农民在革命前夕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宗教改革的要求。另一部民间故事书是《浮士德博士的生平》(1587)。浮士德实有其人，出生于十五世纪末的德国，传说他通晓天文地理，懂得魔术，死于1540年。故事书叙述浮士德和魔鬼订约，把肉体和灵魂卖给魔鬼，魔鬼答应为他服务二十四年，满足他的一切愿望。他和魔鬼上天入地，纵论天文地理，并追求人生享乐。作者虽然站在宗教立场反对浮士德，但从浮士德的言行里也反映出文艺复兴时代探索宇宙奥秘，追求知识的冒险精神，因而引起人民广泛的兴趣。同时代英国作家马娄和后来歌德都以浮士德为题材，写出他们的名著。

　　这一时期来自社会下层的一个多产作家是汉斯·萨克斯(1494-1576)。他是个鞋匠，主要的成就是戏剧与诗歌。他提高了手工艺人的诗歌，把中古的宗教戏剧发展为反映人民生活的讽刺戏剧。这些戏剧大都取材于民间故事，描写的对象有市民、农民、奴仆、骑士、流浪汉等。他的作品，形象生动，语言通俗幽默，内容和形式都为当时人民所喜爱。但是他反映的生活面狭窄，对现存社会制度表示满足，局限于投合市民阶层的趣味。

　　宗教改革的不彻底，农民革命的失败，加强了德国的分裂。这一世纪德国没有能产生像英国、法国、西班牙那样杰出的民族文学，但是在这动荡时代，德国文学是和社会生活密切联系的，它接受人民群众，具有现实主义因素。

　　第四节　法国文学和拉伯雷


　　十五、十六世纪是法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某些手工业部门已超出中古行会的范围，手工业工场开始出现。商业也相当活跃，里昂成为国际性的金融市场。但法国仍然是一个封建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国。

　　十六世纪的法国是西欧最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王权地位相当巩固。贵族地主需要王权镇压农民起义，保护他们的封建特权。天主教教会虽然和国王有矛盾，但它仍要依靠王权来排斥“异端”。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也是王权的可靠同盟者，他们借钱给国王，包收国税，购买官职。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逐渐贵族化，当上法官，成为“穿袍贵族”。城市平民和农民受到重重剥削和压迫，城市起义和农民暴动日趋频繁。

　　十五世纪末，法国新兴资产阶级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意识。在意大利的影响下，人们开始钻研希腊文学和哲学，人文主义思想得到传播。毕代(1467-1540)、拉伯雷、杜尔奈伯(1512-1565)、拉缪(1515-1572)等是法国最早的人文主义者。教会和巴黎大学仇视新思想，有时甚至企图使用消灭肉体的野蛮手段来消灭人文主义思想，1546年野昂的语言学家、印刷商多雷(1509-1546)被处绞刑和火刑，就是这种迫害的著名例子之一。

　　法国的宗教改革是在加尔文派的领导下进行的。加尔文(1509-1564)最初曾受到路德的影响。“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他所提倡的教会制度比较民主，是“选民公社”制度。加尔文信徒在法国称为胡格诺教徒。1540年法国设立宗教裁判所，大肆镇压加尔文信徒。1562年开始的胡格诺战争延续了三十多年之久，这场残酷的宗教内战也是一场大封建主争权夺利的战争。

　　法国文艺复兴运动有时也得到王权的支持。弗朗索瓦一世在人文主义者毕代的建议之下，1530年成立以研究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为主的法兰西学院，和巴黎大学相对抗。弗朗索瓦的姐姐玛格利特·德·那侥尔的宫廷，是受教会和巴黎大学迫害的人文主义者和加尔文信徒的避难所。

　　法国人文主义作家有两种不同倾向。具有贵族倾向的七星诗社中的抒情诗人肯定生活，歌颂自然和爱情，反对禁欲主义，有时也关心人民疾苦，但他们更注意的是民族语言的统一和民族诗歌的建立。民主倾向作家如拉伯雷则和人民比较接近，对封建势力和教会予以猛烈的抨击。这两种作家都钻研古代的文学、历史、哲学。拉伯雷是有名的希腊语文学者，他从古希腊文化吸取精神力量，和封建势力作斗争，同时也大量采用民间故事来丰富他的作品。七星诗社作家更多地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榜样进行创作，表达人文主义思想，而对于民间文学和人民语言则极端轻视。

　　这一时期小说和抒情诗最为繁荣。中古后期曾经泛滥一时的骑士传奇已不受欢迎。骑士阶层衰落了，人们对骑士冒险生活不再感兴趣；识字的人多起来，从听故事转到读故事。这样，散文故事和小说应运而生，代替了用诗体撰写的骑士传奇。故事作家中值得一提的是玛格利特·德·那伐尔(1492-1548)。她的《七日谈》(1558)是模仿《十日谈》而写的故事集。小说中，拉伯雷的《巨人传》成就最高。至于抒情诗，在维庸以后，法国尽管有不少诗人，像修辞派诗人、野昂派诗人等，但他们都未写出有价值的诗歌。在七星诗社以前，稍有成就的是克雷曼·马罗(1495-1544)。他接受宗教改革运动，屡遭迫害。他采用罗马文学中的诗简、讽刺诗等形式进行创作。作品中反映的社会面比较狭窄，但有一定的真实感情。他是从维庸过渡到七星诗社的桥梁。小说和抒情诗之外，法国人文主义者在语言学和翻译古代作品上也作出了成绩。到了十六世纪后半期，散文得到发展，文艺复兴后期最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蒙田的《散文集》是法国第一部最优秀的散文作品。

　　弗朗索瓦·拉伯雷(1495?-1553)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之一。他出身于律师家庭，早年受僧侣教育，在僧院里就已研读古希腊文学和哲学。不久，他和毕代通信，到法国各地游学，和散居各地的人文主义者讨论问题。游学时期，他有机会接近人民，增加了对社会的认识。他对数理、医药、考古、天文、植物等都作过钻研。1530年后，他在里昂行医，是法国最早研究解剖学的医生之一。他不仅用医药减轻病人的痛苦，还写些故事供他们消遣，他的文学创作就是这样开始的。长篇小说《巨人传》共五部，1532年后陆续出版，被巴黎大学和法院宣布为禁书，拉伯雷先后到意大利和法国小城躲避。《巨人传》第一部的主人公是国王格朗古杰的儿子卡冈都亚。他生下来便会说话，喝一万七千多匹母牛的奶，他的衣服用一万二千多尺布制成。这种夸张的描写是要说明人的力量是巨大的。卡冈都亚最初受中古经院教育的毒害，后来人文主义教育才把他解救出来。他到巴黎旅行，在实际生活中得到锻炼。这时，他的国家受到邻国国王毕可肖的侵略，他率领若望修士等击退敌人。他建立德廉美修道院酬答若望的功劳。第二部的主人公是卡冈都亚的儿子庞大固埃。他一开始就受人文主义教育。祖孙三代巨人，一代比一代受到更好的教育，一代比一代幸福，反映了作者的人类不断进步的思想。第三部用很多篇幅讨论巴汝奇要不要结婚的问题，在这里作者对宗教迷信加以揭露和嘲笑。随后庞大固埃、若望修士和巴汝奇等一起出发到世界各地寻找“神瓶”。第四、五两部写他们在旅行中遇到无数骇人听闻的事。第四部的第五章到第八章写巴汝奇和羊商斗智的一段是书中最精彩的故事这一，饶有民间故事风味。第五部的讽刺比前四部更尖锐，对违反自然、抵制科学的教会势力和危害人民的封建司法作了猛烈的抨击。庞大固埃一行人走过许多地方后，终于找到了“神瓶”。“神瓶”给他们的答复是：“喝呀。”作者的意思是教人吸取人类的知识，以此来武装自己。

　　拉伯雷在《巨人传》第五部的序言里谈到他为谁写作，他形象地说，他“要伺候石工，替石工烧火煮饭”。小说中的巨人在法国民间创作中早已存在。格朗古杰是十五世纪一个民间笑剧中的人物，卡冈都亚的名字早已见于民间故事，庞大固埃曾经在中古时期的神秘剧里出现过，他为人机警，喜欢恶作剧。《巨人传》中穿插着一些民间故事，赞扬劳动人民的善良品质，歌颂他们的勇敢和智慧。

　　拉伯雷的巨人思想贯穿在整部作品中，体现在三个巨人的形象上。他们一方面食量过人，饕餮好酒，纵情享乐。作者以赞赏的口吻肯定他们的享乐人生观，这是对僧侣主义和禁欲主义的嘲讽。另一方面，他又把一些优良品质赋予他的巨人。格朗古杰爱和平，爱人民。他的国土被敌人侵略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统治地位，而是人民的利益。卡冈都亚对教会很不恭敬。巴黎圣母院是教会权威的象征，卡冈都亚却把它的大钟从钟楼上取下来，作为马铃，使巴黎大学神学家们惊惶失措，乱成一团。他指出教会是是非丛生之地，修道生活是违背自然的。他主张人们自由发展，不受宗教教条的束缚。庞大固埃体现出文艺复兴时期的好奇心理和创造精神，他游历冒险是为了探索宇宙的秘密，寻求真理。这三个巨人的形象虽然表面上荒诞不经，甚至不可思议，但实际上作者是把他们作为人的力量的象征来塑造的。十六世纪新兴资产阶级意识到，要解放被封建制度束缚了几百年的生产力，人的力量的解放是首要问题。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是知识渊博的人，是人文主义者拉伯雷的理想人物。

　　如果说巨人的形象主要是用浪漫主义手法表现出来的，那么在巴汝奇的形象上则有较多的现实主义成分。他是法国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时所产生的一种人物类型，他用狡猾方式进行剥削，谋求个人利益。他向老百姓借钱，说尽一切好话，钱到了手，老百姓休想他还债。他有时也会吃点亏，但有仇必报。羊商因为得罪了他，便死在他的手里。可是，拉伯雷对这个资产阶级典型人物是同情的，说他是“世界上最好的好孩子”，把他写成狡猾中有幽默，非常乐观，他在庞大固埃等人消灭害人的恶魔和邪恶的巨人时，也起了一定作用。

　　拉伯雷对僧侣有深刻认识，揭露他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但他也塑造了出身于下层僧侣的若望修士的理想形象。修道院遭受劫掠，院长和其他修士慌成一团，“以唱赞美诗和作祷告来抵抗敌人，用美丽的词藻来祈求和平。”若望修士却立刻拿起武器，抗击敌人。他为人诚实，心地善良，尽管语言粗野，但直爽可亲。

　　《巨人传》的主要特点是揭露性强。作者认为宗教迷信妨碍社会向前发展。巴黎大学的神学家妄想统治精神世界，他们成为拉伯雷嘲笑的对象。他指出巴黎大学经院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讽刺安岱雷希王国的女王把抽象、本质、外形、概念、想象这“五种元素”作为主要食粮。他揭露反动的罗马教廷，说它是“对世界的威胁”。他愤怒抨击封建司法。穿皮袍的猫王是非常可憎可怕的畜生，是非不明，曲直不分。它们的法律好比蜘蛛网，专捕捉小苍蝇、小蝴蝶，不敢惹大牛蝇。它们身上挂一个开口大袋，用来接受贿赂。拉伯雷继承了法国中古城市文学的传统，对后来的讽刺文学有很大影响。

　　《巨人传》描写的德廉美修道院体现了作者的社会理想。在这个修道院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尔虞我诈，而是互相信任。不论男女，都可随时进院修道，也可随时退出。他们不受任何教规的约束，“可以光明正大地结婚，人人都可以发财致富，自由自在地生活。”修道院只有一条院规：“做你所愿做的事。”拉伯雷标榜的社会原则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要求。

　　拉伯雷认为解放人的力量要通过教育。因此，教育问题在《巨人传》里占很重要的地位。拉伯雷强调教育要把体育锻炼包括在内。他批判中古经院教育窒息“人的天性”，提出新的人文主义的教育方案，主张使人全面发展，培养“全知全能的人”，也就是适应当时资产阶级需要的人。他特别强调知识的作用，以为人类只要掌握了科学，在学问上成为巨人，就有力量和黑暗势力作斗争，为人类创造美好光明的幸福世界。

　　《巨人传》没有严密的结构。第一、二两部还有一定的脉络可寻，故事围绕着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两个巨人的经历而发展。最后三部只凭庞大固埃等的游历冒险这条线索把故事无限地延长下去。作者利用这种结构形式，在广阔的背景上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罪恶。他特别注意人物外形的描绘，但有前后不一致之处。庞大固埃在第三部还是个魁梧的巨人，第三部以后却好像和平常人一样了。《巨人传》的语言富于创造性，有时气势磅礴，热情充沛，有时庄严雄辩，但也有一些段落流于庸俗粗野。拉伯雷大量运用各行各业的语言，这说明他对社会下层的行话也很熟悉。他往往一连使用几个意义相近的词来描写一个动作或表达一个概念。这是拉伯雷的夸张手法的一种表现，同时也说明十六世纪的法兰西语还未固定下来。

　　七星诗社是由六个人文主义作家和他们的老师希腊语文学者多拉共七人组成的，他们大都出身社会上层。由杜·贝雷执笔的《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1549)是七星诗社的宣言书，随后龙沙又陆续发表一些文章和著作，进一步阐述他们的理论。他们表示要为法兰西民族语言统一，为建立一个可以和希腊、罗马媲美的法国诗坛而奋斗。他们反对用拉丁语或外国语从事文学创作。他们肯定法兰西语可以用来表达高深的学问和思想，但也承认法兰西语词汇需要加以丰富，提出向希腊和拉丁语假借词汇，把旧字改造成新字，创造新词等办法来“发扬”法兰西语。他们对劳动人民语言的歧视是他们的理论脱离人民的表现。他们主张采用希腊、罗马文学的诗体和意大利十四行诗体，摈弃民间诗歌所使用的诗体，这也暴露了他们轻视民间创作的贵族倾向。他们在法兰西语言文学方面开始的工作，到十七世纪才为古典主义作家所完成。

　　彼埃尔·德·龙沙出身贵族家庭，他的老师多拉说他会成为“法兰西的荷马”。龙沙的第一部诗集《颂歌集》(1550)是模仿古希腊诗人品达的作品。后来，他转而模仿另一个希腊诗人阿那克瑞翁和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他写过很多作品，运用过各种各样的诗体。在《关于时代灾难的时论诗》(1562)里，他大声疾呼，要求停止宗教内战。龙沙是法国第一个近代抒情诗人。他把爱情作为诗的主题。他热爱现世生活，追求欢乐。他的抒情诗亲切轻松，自然景色的描写和诗的感情相当协调，但过于刻意模仿造作。他在十六世纪欧洲有很高的声望，十九世纪有些法国浪漫主义诗人很推崇他。

　　七星诗社其他诗人中以卓阿金·杜·贝雷的抒情诗写得较好。他的初期作品模仿彼特拉克，很不自然。他在罗马居住时所写的《悔恨集》(1558)的主题是爱情、友谊和乡思，摆脱了初期的模仿作风，写出内心的蕴结和悲伤。

　　七星诗社的爱缔安·若岱勒是个剧作家。悲剧《克莉奥佩特拉》(1552)是他的代表作，以古代罗马历史事迹为情节，具有后来古典主义悲剧的一些特征。十六世纪法国产生了好几个剧作家，其中以罗伯特·加尼埃(1524-1590)的成就较高。他写过七部悲剧，罗马悲剧家塞内加对他影响很大。这时候的剧作家在人文主义运动的促进下，向古代文学和历史著作寻找故事情节，模仿古代剧作家。有的人从意大利接受三一律，开始探索戏剧理论。从这些现象看来，十六世纪可以说是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萌芽时期。

　　杰克·阿米奥(1513-1593)翻译过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他的译本(1559)不但对丰富法兰西语的词汇，而且对西欧文学贡献都很大。一些古典主义作家曾向他的译本寻找戏剧创作题材。

　　米舍勒·爱冈·德·蒙田(1533-1592)是法国文艺复兴后期的人文主义作家，先后当过法院顾问和市长。他从小便学会了拉丁语。他读古希腊、罗马作品时不断写心得，作笔记，为他后来的《散文集》(1580-1588)打下基础。这部文集是很多篇长短不齐的文章构成的，每篇有一个题目，讨论一个独立问题，彼此之间不一定有联系。他生活优裕，对当时法国激烈的阶级斗争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同时，动乱的时代又使他深感个人生活受到威胁，产生了怀疑论的思想。在《散文集》中最著名的一篇《为雷蒙·德·塞崩德辩护》里，他说人是渺小的，人和禽兽不同之处在于人能够思考。正因如此，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就有分歧意见，有矛盾。人人都自以为掌握真理，别人总是错误的，于是产生争论，甚至导致战争。其实，几百年来，人类追求真理，其结果只是证明自己的无知。他教人不要说：“我懂得，”要说：“我懂得什么呢?”他这种情绪论反映了当时一部分人文主义者的精神状态，他们对旧的信要失去信心，而对新的事物又缺乏高度热情。蒙田怀疑，但不否定一切。他认为生活是真实的，应当尽量享受它。享受生活首先要精神自由，心情恬静，不让习惯、偏见等束缚自己的思想，不让贪婪、吝啬等欲念扰乱自己的心情。《研究哲学就是为了学死》一文教人不要害怕死亡，尽情享受生活。他这种思想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对他说来，只要个人真正享受到生活的快乐，什么政治制度、宗教信仰都无足轻重。《论儿童教育》一文也反映了他的怀疑和享乐的思想。他不主张把很多知识教给儿童，认为这会给他们带来痛苦，而不是快乐。他的教育目的是培养所谓道德高尚、悟性高、判断力强的“绅士”。他的观点代表法国资产阶级上层的观点。蒙田用漫谈的口吻写《散文集》，给读者以亲切自然之感。他的文章富有形象性，不乏诗意。《散文集》在法国散文史上有重要地位。蒙田也是欧洲近代散文这一体裁的创始人。

　　第五节　西班牙文学和塞万提斯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西班牙结束了反摩尔人侵略的斗争，国家趋于统一。1469年卡斯提尔公主伊莎贝拉和阿拉贡国王斐迪南联姻，标志了西班牙专制君主制国家业已形成。十五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后，西班牙在美洲进行残酷的殖民活动，掠夺了大量的黄金。查理一世1516年继位，1519年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改称查理五世，西班牙成为称霸于欧、美两洲的强大王国。国内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王权的鼓励下一度繁荣。

　　西班牙的强盛时期极为短暂，十六世纪中叶后已经开始衰落。资本主义关系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王权很快走向反动，不断发动对外掠夺战争，大量耗费资财。专制王权又和教会勾结，镇压一切进步思想。“西班牙的自由在刀剑的铿锵声中、在黄金的急流中、在宗教裁判所火刑的凶焰中消失了。”但是，西班牙人民从未停止过斗争，反抗专制政府和天主教教会黑暗统治的起义连续不断。

　　十六世纪初，西班牙出现一些人文主义学者，他们创办学校，批判宗教偏见，介绍并模仿古希腊、罗马和意大利的文学，传播人文主义思想。但是人文主义思潮遭到反动统治的摧残，发展迟缓。贵族骑士文学流行一时，反动的宗教思想对文学也有很大影响。十六世纪后半期，人文主义文学才达到繁荣，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家，西班牙文学进入“黄金时代”，以小说和戏剧的成就为最大。

　　小说方面，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骑士传奇和田园传奇虽很流行，但是在一部对话体的小说《瑟列斯丁娜》(1497)中，已经出现了以下层人民为主人公，描写社会现象的新倾向。

　　十六世纪中叶，西班牙产生一种新的小说类型——流浪汉小说。这种小说和中古市民文学有相通之处。西班牙城市发达较晚，流浪汉小说就是城市发达后的产物。它多半描写城市下层生活，并从下层人物的角度去观察和讽刺一些社会现象。主人公常是失业者，在封建和资本主义交替时代，靠个人机智谋求生存，抵抗压迫。他们没有什么道德标准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往往表现出玩世不恭的态度。这种小说所反映的正是当时西班牙骑士传奇作家所不屑于反映的生活，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成分。

　　西班牙最早、最有代表性的一部流浪汉小说是《小癞子》(1553)，全名为《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作者不详。小说由主人公小癞子自述他的经历。他从小就离开贫困的家庭，供人驱使，最初给一个刻薄的瞎子领路。后来他侍候一个吝啬的教士，因为偷吃面包，被赶了出来。第三个主人是绅士，此人穿着漂亮，气派华贵，可是身无分文，靠小癞子每天乞食供养。以后小癞子的主人有教士、出卖赦罪符的僧侣、驻堂神父、公差等。这些人大都贪婪吝啬，靠欺诈为生。他也学会了欺诈，中求发迹，不顾廉耻。最后，他当了叫喊消息的报子，靠不义之财，靠妻子和神父私通，过着富裕的日子。

　　这部小说通过小癞子的流浪史，写出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物，以幽默俏皮的手法，大胆地讽刺了僧侣的欺骗、吝啬、贪婪、伪善，贵族的傲慢和空虚，揭露了西班牙社会的腐朽和衰落。作者善于刻画形象，语言简洁流畅，叙述生动自然，笔调辛辣有力，他创造了一种新型的体裁，受到广泛的欢迎。

　　大约半个世纪以后，西班牙出现另一部重要的流浪汉小说：马提欧·阿列曼(1547-1614)的《阿尔法拉契人的古斯曼》上下两部(1599，1604)。他模仿《小癞子》的写法，以更大的规模反映西班牙社会生活。此后，这种小说大量出现，一直延续到十七世纪初期。

　　西班牙的流浪汉小说一般采用自传体的形式，以主人公的流浪为线索，人物性格比较突出，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和广阔的社会环境描写交织在一起，已初具近代小说的规模。但是主人公的性格没有发展，情节和情节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西班牙流浪汉小说对于以后欧洲小说的发展，特别在长篇小说的人物描写和结构方法上，有过深远的影响。

　　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在小说方面的最高成就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

　　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1547-1616)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生于西班牙中部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父亲是医生。1569年他到意大利，后来参加西班牙驻意军队。在对土耳其的海战中他带病上阵，负了重伤，左手残废。1575年回国途中，他被土耳其海盗掳去，在阿尔及利亚服苦役五年，1580年由亲友赎回。他以一个英雄的身分回国，但是后半生却贫困潦倒。他曾任军需官、税吏，接触到农村生活；他一度因不能上缴公款而入狱。这种种经历使他逐渐看清了西班牙的现实和人民的被压迫地位。

　　塞万提斯曾采用当时流行的各种体裁进行创作，他写抒情诗、讽刺诗，也模仿田园传奇和骑士传奇写了《伽拉苔亚》(1585)和《佩尔希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1617)，他写过长诗《巴尔那斯游记》(1614)，也写过许多剧本，出版的有《喜剧和幕间短剧各八种》(1615)和悲剧《奴曼西亚》(1584)；小说方面有短篇小说集《训诫小说》(1613)、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其中以悲剧和长短篇小说较为重要。

　　悲剧《奴曼西亚》以古代西班牙奴曼西亚军民反抗罗马侵略者的历史为题材，写法类似中古道德剧，剧中出现许多寓意性的人物。奴曼西亚人在罗马军队围困下坚持抗战十四年，他们的遭遇惨绝人寰，但始终英勇不屈。最后，罗马军破城而入，全体居民自杀殉国。塞万提斯这部悲壮动人的历史悲剧歌颂了西班牙人民的爱国精神和英雄性格，深受人民喜爱。

　　《训诫小说》包括十三篇作品，其中有曲折的爱情故事，有世态风俗写照，也有哲学议论。这些小说受到意大利小说的影响，但充满着西班牙生活的特色，表现了作者反对封建偏见，反对压迫奴役，肯定个性自由，同情人民遭遇的人文主义思想。

　　《堂吉诃德》是塞万提斯的代表作。小说的全名为《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台·拉·曼却》，共两部。第一部出版于1605年，立刻受到读者欢迎，反动集团在1614年出版了一部伪造的续篇，歪曲塞万提斯的作品。塞万提斯为了抵制伪作的恶劣影响，立即写完第二部，1615年出版。

　　当时西班牙王权用骑士的荣誉和骄傲去鼓动贵族建立世界霸权，而美化封建关系、情节离奇虚幻的骑士传奇正适合他们的需要。塞万提斯痛恨这种文学，他在全书的自序中公开宣布他要“攻击骑士小说”，“把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扫除干净”。

　　《堂吉诃德》故意模拟骑士传奇的写法，描述堂吉诃德和他的侍从桑丘·潘沙的“游侠史”。堂吉诃德是拉·曼却地方一个穷乡绅，本姓吉哈达，他读骑士传奇入了迷，想当游侠骑士。他拼凑了一副破烂不全的盔甲，自称为堂吉诃德，骑上一匹瘦马，取名“驽骍难得”，而且仿照骑士的作法，物色了邻村一个养猪女郎为自己的意中人，给她取个贵族名字叫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决心终身为她效劳。一切齐备，他就离家出走，从事游侠，前后共三次。最初一次，他单枪匹马出游，受伤而后。后来，他找了邻居桑丘·潘沙作侍丛一同出去。堂吉诃德满脑子都是骑士传奇中的古怪念头，以为处处是妖魔鬼怪，是他冒险的机会。他把风车当巨人，把旅店当城堡，把理发师的铜盆当作魔法师的头盔，把羊群当军队，把苦役犯当作受迫害的骑士，把皮酒囊当作巨人头，不顾一切地提矛杀去，结果闹出无数荒唐可笑的事情。这些行动不但害了别人，也使自己挨打受苦，弄得头破血流。但是他执迷不悟，直到几乎丧命，才被人抬回家中。临终时他醒悟过来，立下遗嘱，不许他的唯一的亲人侄女嫁给骑士，否则她就得不到遗产。

　　《堂吉诃德》揭露了骑士传奇的荒唐和危害(如第1部第6章、第48章)，尽情嘲笑了骑士理想和骑士制度。从这部小说出版以后，西班牙再也没有出现过骑士传奇。

　　作者通过堂吉诃德主仆的游侠经历，反映了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初西班牙的广阔的社会现实。小说中出现将近七百个属于各阶层的人物，如贵族、僧侣、地主、市民、兵士、农民、演员、商人、理发师、骡夫、牧羊人、强盗等等。所写的生活面从公爵的城堡到外省的小客店，从贫穷的农村到杂乱的城镇，从平原到深山，从大路到森林，构成一幅完整的社会画卷。小说第二部关于公爵城堡的描写，集中揭露了贵族的腐朽实质。贵族们虽然态度傲慢，生活奢华，实际上借了债无力偿还，精神上更是空虚无聊，以捉弄堂吉诃德主仆来排解愁闷。书中有许多地方描写旅店的情况，广泛暴露了当时社会上庸俗自私的市侩习气。又写到人民的贫困和受压迫的情形，如小农奴安德列斯受地主虐待等。小说还接触到政治、经济、道德、文化和风俗习尚等方面，充分揭示了这个威震世界的西班牙王国已经破绽百出和它必然衰落的趋势。

　　主人公堂吉诃德是欧洲文学中一个著名的典型。他是个矛盾复杂的人物。他按骑士传奇行事，疯疯癫癫，滑稽可笑。但是他的荒唐行为往往出于善良的动机。他攻打风车，是自以为要清除万恶的巨魔。他释放苦役犯，是为了反对奴役，给人自由。堂吉诃德痛恨专横残暴，反对压迫，同情被压迫者，向往自由。他把维护正义，锄强扶弱，消除世间的不平作为自己的天职，而且见义勇为，从不怯懦，为了主持正义，个人生死可以置之度外，具有英勇无畏、忘我斗争的精神。堂吉诃德也是一个具有崇高理想和渊博学识的人，只要不触及骑士这个题目，他的思想和谈吐都很清醒而深刻。他谈到不分你我、人人和谐相处的古代理想社会，谈到自由的可贵、奴役的可恨，谈到清廉公正、爱护百姓的政治理想，还谈到文治武功、贵贱等级、教育文艺等，广泛地涉及了人文主义者所关心的各种问题。但是他脱离实际，完全生活在幻觉之中，他对着臆造的敌人不顾一切地横冲直撞，只能闯祸坏事。同时，他想恢复的是过时的骑士制度，把游侠骑士单枪匹马打抱不平的方式当作主持正义、改造社会的途径，结果自己碰得头破血流，他的善良动机总是得到相反的结果。这个形象反映了塞万提斯的人文主义理想和西班牙现实的矛盾，也反映了西班牙人文主义者的弱点。塞万提斯看到现实的黑暗，也看到骑士游侠的方式不能解救社会，但是看不到在反动统治下决不可能实现人文主义理想。于是他在嘲笑骑士制度的同时，又回过头来，以理想化的骑士精神来反对没落的封建阶级和市民阶层的庸碌自私。他揭露了西班牙现实，然而他的理想却是回复到古代社会。

　　桑丘·潘沙是小说的另一主人公。他和堂吉诃德的关系，既是对立的，又是相辅相成，他们两人的外表和性格都形成鲜明的对比。桑丘具有西班牙农民的特点，作者在他身上也注入了自己的理想。他是一个帮工，家里穷得无以为生，才听信堂吉诃德的劝诱，出来游侠。他希望得到一次意外的成功，做个海岛总督，改变他一家的窘况。他的处境说明了西班牙农民的贫困。桑丘贪图小利，胆小怕事，时时为自己打算，也反映了农民狭隘自私、目光短浅的一面。但是桑丘头脑清醒，随时都提醒堂吉诃德从幻想回到现实中来。他的语言诙谐生动，一出口就是连串的谚语，表现了他的健康乐观的性格。桑丘当总督的情节最突出地体现了他的智慧和才能，他毫无自私的念头，断事英明，办事公正，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堂吉诃德用骑士方式不能实现的理想，在桑丘的行动中却实现了。

　　《堂吉诃德》标志着欧洲长篇小说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者注意塑造人物，着力刻画了两个典型。人物性格复杂多面，不是静止的，是有发展的。作者往往把堂吉诃德主仆在现实生活中的活动加以夸张，反复强调他们的某些特点，并通过他们之间的对比和他们彼此推心置腹的谈话，来突出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塞万提斯虽然模仿骑士传奇，但是主人公的游侠不在离奇虚构的环境中进行。《堂吉诃德》虽也近似流浪汉小说，但情节更为丰富、复杂，环境都经过一番选择和安排。例如书中常常以旅店为人物活动的背景，因为这里可以出现各种人物，看到各种社会关系，更便于描写广阔的生活。小说在主要情节之外，还穿插一些独立的故事，更广泛地反映了现实。第二部中，这类故事经过作者的有意改进，融合到主要情节中去了。《堂吉诃德》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它对于欧洲近代长篇小说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的戏剧相当繁荣。十六世纪初期的戏剧家还大都是模仿古希腊、罗马和意大利的戏剧，后来有些作家努力摆脱古代戏剧的法则，创造适合本国人民需要的作品。五十年代后，西班牙戏剧进入繁荣时期，优秀的剧本大量涌现，固定的公众剧场建立起来，面向广大群众的民族戏剧逐渐形成。这种繁荣景象，一直继续到十七世纪初期。

　　费力克斯·洛卜·德·维加·卡尔皮奥(1562-1635)是西班牙民族戏剧的主要代表。他出身于马德里一个没落贵族家庭，曾在许多贵族手下供职，参加过1588年“无敌舰队”对英战争，1614年接受教职，成为僧侣。他写过各种体裁的作品，主要成就是戏剧。据说他写了1800多部剧本，现在还留下400多部(其中有些作品是否为维加所写，尚有争论)，另有宗教剧四十多部。

　　维加在论文《当代写作喜剧的新艺术》(1609)里，主张戏剧创作应该以满足当代观众的要求为准则，不必拘泥于古代的陈规。他说自己创作时要用三重锁把一切规则锁住，并把普劳图斯和泰伦斯抛出书房。他谈到戏剧应该逼真地反映现实，可以“和自然一样”，悲剧和喜剧因素应掺杂在一起。他主张写三幕剧，而且特别重视情节安排的技巧。这些看法实际上也就是西班牙民族戏剧基本原则的总结。

　　维加取材极为广泛。其作品表现了人文主义思想，也受到贵族意识和宗教意识的影响。从内容来看，他的剧本主要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写爱情和家庭问题，其中一大部分被称为“斗篷加剑”的喜剧，因为主人公多半是以斗篷与剑为服饰的贵族。维加把爱情看作一种可以冲破封建道德和等级偏见的力量，他歌颂青年追求爱情自由的斗争，如《园丁之犬》(1618)、《带罐的姑娘》(1627)，有些剧本还描述了人民怎样为维护自己的爱情与权利而向专横的贵族展开斗争，如《最好的法官是国王》(1620-1622)。但是也有些“斗篷加剑”的喜剧只写贵族家庭纠纷和维护贵族荣誉的题材，局限较大。第二类剧本是谈社会政治问题的，主要取材于民族历史和民间传说。这类剧本揭露了暴君的罪恶，塑造了一些理想君主的形象，如《塞维利亚之星》(1623)。有些则直接描写西班牙农民对封建主的反抗。

　　《羊泉村》(1609-1613)是维加最成功的作品之一，描叙1476年羊泉村人民反抗领主的史实。剧中写卡拉特拉瓦骑士团队长费尔南·戈麦斯在驻地羊泉村企图污辱当地村长的女儿劳伦夏，劳伦夏被青年农民弗隆多索救出。随后费尔南又破坏这对青年的婚礼，劫走新娘，要把弗隆多索绞死。劳伦夏逃回村中，呼吁乡亲起来抗暴。全村人民起义，攻占城堡，杀死了费尔南。事后，国王赦免全村人民，把羊泉村收归自己管辖。

　　剧本揭露了封建主的专横暴虐，歌颂农民为维护自己的荣誉和自由而进行的正义斗争。剧中的农民集体的形象最为动人，他们的反抗情绪随事态的发展而增长，法官严刑拷打他们，全村三百多人众口一词说杀死队长的是“羊泉村”，连十岁的小孩也这样坚强。女主人公劳伦夏的形象也很生动，她从一个聪明倔强的姑娘成长为英雄。剧本最后也反映了维加对专制王权的看法，以为人民和国王的利益可以一致，共同反对封建主。

　　维加的剧本都是三幕诗剧，场次很多，场景经常变换，剧情进展很快，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交织在一起。维加善于安排富于戏剧性的场面，情节引人入胜，结局往往出人意外，偶然的因素在情节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维加剧本中人物众多，描写真实生动，但是性格刻画不够深刻。

　　维加的剧本在当时享有极高的声誉，剧场几乎天天上演他的戏。塞万提斯称他是“自然的奇迹”。他的创作奠定了西班牙民族戏剧的基础，形成一个戏剧流派，并影响到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其他国家的戏剧。



【整理自网络】



[ 本帖最后由 CAT OF NAPOLEON 于 2008-4-1 22:49 编辑 ]

luisalonso

楼主不愧是文学院的女主人~
长知识了,尤其是早期部分,过去没注意过.

CAT OF NAPOLEON

楼上莫不是误解了 这不过是咱从网上搜到的 此赞誉受之有愧呀……

其实这种资料很方便收集 文学史的书籍也随处可见 只不过是希望把文学院更充实些罢了……

朔风

古罗马在文艺与综合文化方面与古希腊对比的确显得比较渺小，共和时期西塞罗的文章比较理智精彩，除此之外大多都是写讽刺剧的作家，而古罗马普通戏剧简直不能看，全部模仿古希腊，而且庸俗的东西特多。帝政初期在奥古斯都的黄金时代之下还是出现过一些好的作品的，维吉尔，荷拉斯的诗歌清新可读，李维的罗马史也令人回味无穷。记得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曾经为罗马效劳过的人，深得众人好评，现在他选择退隐耕种。后来，罗马北方的蛮族侵入罗马，元老院派人传信，向他宣布他经元老院讨论他被任命为独裁者领导罗马军民作战抵抗，任期为数月。此人放下农具奔赴罗马，在他的领导下罗马取得胜利打退了侵略者，而他的任期也过了，他没有贪恋权力，脱下白袍返回他的田地继续耕种。李维认为，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罗马人。

CAT OF NAPOLEON

罗马文艺的拉丁传统也有它的消极特征吧？

KleinKlauss

原帖由 CAT OF NAPOLEON 于 2008-4-15 21:51 发表
罗马文艺的拉丁传统也有它的消极特征吧？

这要说什么时候。一直以来比较奢靡xx的就是希腊文明，在罗马，希腊歌舞就跟今天的美国国舞一个意思。

罗马共和国时代总体来说是好的，帝国时代后随着征服地域的扩大，几个放荡的文明中心比如埃及，巴比伦，的生活方式也陆续加了进来，最后武德转换为欲求，整个国家就必须要基督教来遮羞，这也构成了西方文明的直到今天的劣根性。

KleinKlauss

原帖由 朔风 于 2008-4-11 05:56 发表
古罗马在文艺与综合文化方面与古希腊对比的确显得比较渺小，共和时期西塞罗的文章比较理智精彩，除此之外大多都是写讽刺剧的作家，而古罗马普通戏剧简直不能看，全部模仿古希腊，而且庸俗的东西特多。帝政初期在奥古 ...

西塞罗是亮点。罗马文艺确实很烂，不过罗马留给世界的财富是法律，专业论文（比如军团建设，建筑科学，农业科技等），以及斯多亚哲学（算是古典的康德派？）。

现在说到的拉丁文艺，还是要感谢哥特人和伦巴第人等等“蛮族“的贡献，他们延续了拉丁文明，也在他们手里弄出了文艺复兴，才拯救了拉丁文艺的形象。

朔风

原帖由 KleinKlauss 于 2008-5-5 14:46 发表


这要说什么时候。一直以来比较奢靡xx的就是希腊文明，在罗马，希腊歌舞就跟今天的美国国舞一个意思。

罗马共和国时代总体来说是好的，帝国时代后随着征服地域的扩大，几个放荡的文明中心比如埃及，巴比伦，的 ...

的确如此。

因为罗马是农业起家，因此罗马人天性中十分重视传统，性格保守，也十分喜欢搞家族政治。同时因为罗马是从七个山丘兴起来的强国，罗马人性格中也包含了勇敢，顽强的尚武精神，这些在共和国初期与中期抵御高卢以及后来与迦太基，希腊的战争中体现出来了。作风开始败坏的是征服希腊之后，爱彼居尔的奢靡哲学传入，同时罗马由于不断繁荣，居民也逐渐丧失了原先那种精神气概，共和晚期罗马道德已经不成样了。西塞罗曾在一封信里讲，“凯撒向我推荐一部街头戏剧，我去看了，但内容着实庸俗不堪入目。”但是帝政初期，奥古斯都决心整治罗马的这种道德败坏的气氛，在罗马大建神庙，加大道德管制，流放了写不雅诗句的诗人，算是很有成效。可惜他一死罗马陷入争权之乱，他的建设成果没有全部保留。

斯多亚哲学最早也是从古希腊传过来的，但是由于这种修行对广大庸俗民众来说过于痛苦，所以少有人接纳。其实斯多亚哲学的精神拥有后来基督教在道德方面的作用，而且还没有基督教神权至上的缺点，可以说是十分完美的信仰。马克奥略留的那本小书读起来就很清新，总的来说，斯多亚哲学就是要求修行者对于生活保持积极看法，将生命的意义认识为是对高尚事物的不断追求探索，斯多亚定义的高尚事物包括真理与自然。

不过斯多亚与康德的哲学还是较有区别的，康德的哲学我认为应用性更广，理论性更强，算是规范了社会的道德准则与哲学思考方式，斯多亚哲学在我看来更多的是一种行为修养与信仰，而不是理论性的东西。

CAT OF NAPOLEON

好不容易出了个塞内加 还被尼禄赐死了 尼禄啊……

[ 本帖最后由 CAT OF NAPOLEON 于 2008-5-17 15:41 编辑 ]

KleinKlauss

原帖由 CAT OF NAPOLEON 于 2008-5-17 15:29 发表
好不容易出了个塞内加 还被尼禄赐死了 尼禄啊……

文学和政体有关。

历史上凡文官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文学便比较发达。反之，则乌七八糟。

在文艺复兴前后，前现代化的到来决定了人普遍的心理需求，于是文学便超越国家而流行起来，当年的小说，等于现在的CCTV.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