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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多克芒

亚历山大东征前的希腊与波斯（授课讲义）

当波斯侵略军的最后残余消失在普拉提亚平原之后145年，一次反向的入侵开始了。这次入侵，对于西亚、中亚、北非广大地区来说，其意义可以比之于希波战争对于欧洲文明的影响。而对于世界古代史来说，这场入侵所造成的在文明层面上的极大改变，更是希波战争所无法比拟的。
与通常的情况不同，导致了如此大变局的入侵，其胜负并不是由经济、政治上的某种重大悬殊所决定的。战争的胜负，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由一个人的天才所决定，这个人用他的成就证明了：他远远高于波斯或是希腊的同时代的一切人。在军事方面，他无愧于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的称号；而在政治远见和道德操守方面，他更是超越了古代史上几乎所有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这个人的名字叫亚历山大。

战前的希腊与波斯

亚历山大征服开始前，希腊已经经历了长达90多年的衰退。这种衰退有自然条件方面的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希腊人自己一手造成的。而这一衰退，却又在客观上促成了亚历山大发动入侵波斯的战争。
希腊气候和土地的特点已经在前面叙述过了。在这样较脆弱的生态系统上，希腊人不断增殖，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也就是亚历山大征服前夕，希腊人口根据不同的估计，已经达到了300-500万人。这样的人口密度对希腊本已受损的自然环境造成了致命的影响。在公元前5世纪，全希腊森林滥砍滥伐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除了北部山区和地中海少数岛屿的稀疏树林之外，希腊全土已经没有像样的森林。同时，为了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土地却是在不断开垦的，牧场和农田向各处的山地蔓延，牧场上单位面积的牲畜也越来越多。地力日趋衰减，而水土流失愈发严重，同时，冲蚀淤泥也不断在下游形成新的沼泽地，其速度比希腊人排干旧沼泽的速度更快。今天希腊到处荒坡的凄凉景象形成了。
在严峻的人口压力面前，解决的方法有三：一是改进农牧业技术。在前5-前4世纪，希腊人采用了蔬菜与谷物轮作制，并营造了梯田，同时，施肥技术也提高了。但是这并不足以扭转希腊农牧业日渐衰败的局面；二是放弃自给自足的努力，而改以经济作物或手工业产品出口来换取活命的粮食。希腊滨海的城邦普遍采取了这种方法，到前4世纪，希腊大多数城邦1/3-1/4的口粮依赖进口。其中极端的例子就是雅典。它在前5世纪已经放弃了粮食生产，将土地全都用于橄榄树的栽培，用橄榄油换取粮食；三是发动战争夺取殖民地。但是在前5世纪，地中海周边已经不存在容易夺取的土地了。整个地中海东岸已经为波斯帝国所占有，而地中海西岸存在着日渐增强的迦太基势力，凯尔特人已经占据了高卢和西班牙，在黑海北岸斯基泰人依然雄踞大草原。
在这一背景下，从希波战争结束时起，甚至在《卡里阿斯合约》签订之前的前458年，希腊人的内斗就已经重新开始，并迅速升级。这一斗争的顶峰，是雅典控制下的提洛同盟和斯巴达领导下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于公元前431年开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从经济上说，这是自给自足的内地农业城邦对抗航海商业城邦的一次决战；从政治上说，这是共和制与全民民主的一次较量。获胜者将毫无疑问的获得全希腊的领导权。
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时双方实力基本相当。但斯巴达具有若干优势：它作为希腊少有的平原城邦，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出产足够的粮食，雅典海军的沿岸骚扰对它的伤害并不大。而斯巴达对于雅典阿提卡平原的摧残，却严重的伤害了雅典赖以进行海外贸易的橄榄资源，而且这种伤害是难以恢复的（橄榄树从种植到有稳定的产出，需要16年时间，而砍倒一棵橄榄树不过需要10分钟光景）。经济受损的雅典更加依赖同盟的贡金生存，这就使其与同盟各国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在政治上，斯巴达的共和制比雅典的全民民主来得更为稳定，不受大众情绪的过分影响。此外，一些偶然因素也严重的影响到了战争的胜负。其中有两点对于雅典尤其致命：其一是公元前430年-前426年的瘟疫，这种瘟疫是现代的什么疾病至今尚有争议。但其给雅典造成的巨大破坏却是触目惊心的。一个简单的数字是：在前429年，雅典已经因病损失了1/4的重步兵。第二个偶然因素跟第一个有直接的关系：雅典全盛时期的领导人伯里克利在前429年染病去世。他死后雅典再无一个具有像他那样才能和魄力，可以震慑大众，主持大局的领导人。此后的雅典其实已无战略可言，战争决策不过是随着大众的情绪起伏而不断波动而已。
在长期战争之后，公元前404年，雅典投降。斯巴达成为全希腊唯一的强权。但是它的霸权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长久战争不仅造成了经济上的巨大损失，而且斯巴达与雅典彼此之间的政治煽动，激发了各城邦内部寡头、富人、民主派、贫民以及野心家之间的斗争。几乎每个城邦都在内斗。贫穷和内斗的结果是生活无着的穷人和斗争中失势的人沦为雇佣兵或流民，进一步加剧动荡。另一方面，斯巴达一旦获得了希腊的霸权，它的统治阶层就满以为大功已经告成，可以放手享受了。从前的种种节制迅速的被抛之脑后，千军万马都打不倒的斯巴达被金钱打倒了。与之同时发生的必然是贫富分化，前4世纪，有份地的斯巴达公民从全盛时期的9000人急剧减少到1500人。这对于斯巴达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无疑是有很大破坏力的。
尽管如此，击败既使雅典全盛时期都不敢正面挑战的斯巴达陆军，仍需要一个天才人物。而这个天才很快就适时出现了，底比斯的伊巴密浓达于前371年7月在留克特拉之战中采用斜行战术成功击败比自己多一倍的斯巴达军，接着兵锋南下，解放了美塞尼亚，从而宣告了斯巴达的衰败。但是，就如同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样，仅仅依靠一个天才打下来的局面，很容易随着这个天才的去世而失去。底比斯也是如此，前362年夏，在曼提尼亚战斗中，伊巴密浓达战死，尽管底比斯赢得了这次战斗，但已毫无意义。
就这样，希腊的诸多强权崛起又失败，始终没有一个可以统一希腊。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似乎希腊已经成了一个不祥之地。经济衰落、内斗、战争、流民、贫富分化，这个曾经辉煌的地区日渐衰败下去。而它在多个领域的辉煌成就也开始停滞。前4世纪以后，大多数希腊哲人、学者，都出生在希腊本土之外。
在这种困境下，一些人自然要把目光投向异国。希腊人还没有忘记希波战争中的辉煌胜利。既然希腊能够以区区小国战胜庞大的波斯入侵军，那么如果实施一次反向的入侵，成功的可能应该是很大的。而东方的土地是那么的广大，财富又是那么的诱人！有了这些，希腊全部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同时，西亚和希腊文化的差异，在希腊人获得其黄金百年之后，已经成为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希腊人完全失去了古风时代对于西亚、埃及文明学习的劲头。希罗多德时代不带贬义的“异邦人”一词，已经悄然变成了“蛮族”这一贬义称谓。希腊人在自身的文化认同感得到确立的同时，对于异域文明，则是交织着共同的鄙视和排斥了。前380年，伊索克拉底在一次演讲中说道：“任何外国人看到希腊现在的情形，一定会认为我们都是傻子，为了一点小利彼此混战，毁灭自己的家园。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已经征服亚洲了。”在他之后，亚历山大的老师，亚里士多德也认为：蛮族是天生的奴才，希腊人是天生的勇士，勇士是天然应当统治奴才的。这算得上是亚历山大征服的思想先声。
这样，希腊方面进行入侵的客观条件和思想准备算是有了。但如果波斯仍是居鲁士或大流士这样的英主统治下的昌盛帝国，那么这些仍都只会是妄想而已。只不过，正如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样，老天要把帝国赐给希腊，波斯人便不敢劳烦敌人动手，自己先把自己弄得一塌糊涂。从薛西斯之后，波斯帝国再无英明的君主。西亚几千年的政治智慧，全都用在了宫廷斗争和土霸王的争权夺利之中。波斯帝国的皇帝，千方百计要做的事情是镇压地方叛乱，以及防止自己的生命丧失于宫廷阴谋和刺杀。在这种情况下，帝国的政治和军事情形日坏。公元前401年，在库纳沙会战中，小居鲁士手中的1.3万希腊雇佣兵，先行突击，居然轻易击溃了波斯皇帝阿塔薛西斯二世的左翼大军，若不是小居鲁士本人轻敌冒进被杀，可能雇佣军已经使他取得了胜利。尽管如此，这些孤悬海外，将领又都被诱骗杀死的人，仍然在色诺芬等的指挥下，在既无补给，又无增援的困境下，在敌国土地上且战且退2200公里，最后成功退回希腊土地。在此过程中，波斯人的无数谋略、巧计、奸计，数十万计的大军，从镰刀战车到复合弓在内的一切精良武器，竟然全都不能阻止或歼灭这支孤军。这实在是对入侵者的巨大鼓舞。
这种军事颓废的原因，当然并不例外的，来自于政治的腐朽。正如色诺芬所说：“过去，卓越的功勋才是建功立业的途径。只有为大王舍生忘死或是开疆扩土的人才会被尊敬。但是现在，无耻小人才能获得最高的荣誉，好像只有他们才能为大王治国安邦一样。在这种风气下，所有的亚洲人都变得寡廉鲜耻和缺乏正义感了。人们通常总是上行下效的。所以终于到了法纪荡然无存，盗贼四处蜂起的地步。不仅是罪犯，无辜的人也一样会被拘捕，并毫无道理的被勒索罚金。在这种情形之下，这个国家内部早已是众叛亲离。所以当任何人对波斯进行战争时，都可以横行无忌，直至其心腹重地。它的军队不堪一击，因为他们已经忽视诸神，而又对同胞不公。无论在哪方面,他们的智慧都已经大不如前了。”柏拉图也曾说过：“名义上，他们（波斯）的兵力多到了无法计算，但却都是不堪一击的。所以他们只好雇佣外国的兵员，就好像自己没有军队一样。”
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要把这种腐朽看成是非常特殊和对外来入侵者非常有利的特例。因为下面还要提到，如希波战争时一样，波斯帝国防内为主的军事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它在军事上的徒有其表。此外，波斯的财政体系依然是完整的。到亚历山大征服波斯本土以后，缴获的白银依然至少有23万塔兰特之巨，一点也没有财政危机的影子。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波斯即使到了最后关头，也还没有完全糜烂。至少，作为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不能不从这点上怀疑，希腊学者对于波斯帝国中后期政治腐朽的描写，有一定的夸大成分。而以驿道为中心的波斯运输体系也一直正常运作。
既使从政治方面来说，波斯也并不是完全绝望的。先不提希腊本身在前4世纪也已陷入了经济衰退和政治混乱，即使是波斯本身，其继承自亚洲几千年军事政治斗争的谋略和权谋，也都还在。宫廷和官场上的龌龊伎俩虽然跟军政智慧是两码事，但若偶然得到了适当的发挥，那么也将是头脑简单的新兴民族所无法抵御的。关于这点，从伯罗奔尼撒战争直到亚历山大东征前，证据都不少。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亚西比德极力撮合斯巴达与波斯联盟。波斯用金钱帮助斯巴达一方建成了一支庞大的舰队。这一大力援助使得斯巴达可以从无到有的建立起一支强大海军，并在几度挫折后几度恢复，终于摧毁了雅典海上强权，也就解除了波斯帝国西部沿海的心腹大患。在此之后，波斯迅速改变策略，在希腊内部的混战中转而支持斯巴达的敌人。斯巴达因此忿而入侵波斯，虽然一再获胜，但前394年，科农率领波斯舰队击溃斯巴达舰队，失去了制海权以后入侵之路也就关闭了。又经过了8年混战，处境艰难的斯巴达于前386年与波斯签订了安塔西达斯和约。这个条约更加恰当的被称为“皇帝和约”，因为根据它的内容，在亚洲的希腊城邦和塞浦路斯都割给了波斯，而波斯承认斯巴达为希腊盟主。若有任何国家不接受这些安排，则由波斯强制执行。这样一来，波斯几乎随时都有干涉希腊事务的权利了。
即使到了波斯末期以昏聩著称的阿塔薛西斯三世统治时期，波斯也依然征服了埃及，可见如果本身不具备优越的战斗力，那么即使是末世的波斯，也绝非可以轻易征服的对象。

战前的马其顿军

公元前359年，阿明塔三世的儿子腓力在军队支持下篡夺了年幼侄子阿明塔的王位，自称国王，是为腓力二世，世界历史随之翻开新的一页。
马其顿的国土位于希腊北面，马其顿人根据希腊人的说法，属于多利亚人的一支，但与伊利里亚人和色雷斯人常年混血——关于这点，亚历山大金黄色的头发似乎可以作为一个证据。在当时，混血可不会被视为优生优育的好事，希腊人把马其顿人视为血统不纯的野蛮人，这使得马其顿人深感难过。但也激发了他们一定要获得全希腊认可的斗志，腓力二世将使这种愿望变成现实。
在腓力二世之前，马其顿的军事斗争主要针对伊利里亚人、色雷斯人和佩奥尼亚人。腓力二世的长兄佩迪卡斯三世就是在对抗伊利里亚人的战争中阵亡，遗下幼子，才使得腓力二世有机会篡权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其顿扮演了阻止北方异族南下希腊的角色。但很显然，总是纠缠于小民族之间的混战，是没有前途的。腓力看到了这点，他要进行改变。
与其子亚历山大不同，腓力的生活阅历颇为丰富。在他15岁的时候，就已作为人质被送往底比斯。在那里，他接受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教育，同时细心学习和领会了当时领先的底比斯斜行阵法。人质生活和篡位的经历使得他成为一个深藏不露的注重权谋的国王。在他统一希腊的每一次战争中，政治策略和阴谋总是走在了武力的前面。
在腓力即位之初，面临着极为不利的局面，国内有雅典帮助下的造反者阿尔戈斯、国外的“蛮族”也都乘机并起。四面楚歌之时最能显现英雄本色，腓力二世迅速采取行动，首先用重金安抚了佩奥尼亚人，解决最危险的国内敌人。尽管阿尔戈斯有雅典的外援，但仍然被击败了。此时，腓力的杰出政治才能显现出来，他深知凭现有实力，与雅典公开较量的时刻尚未到来，于是不仅无条件的释放了雅典俘虏，而且还从此前控制的安菲玻里撤了军。安菲玻里原为雅典属地，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已脱离雅典的统治，腓力此举对他没有什么损失，对雅典也没有什么帮助，却获得了雅典人很大的好感。而且，他在撤军的同时却暗暗的收买了一些内奸，以备后用。
此后，在整个的前358年，腓力二世着力解决了佩奥尼亚人和伊利里亚人的问题，于前357年通过内奸的里应外合，再次进入安菲玻里，并随之控制了附近潘盖厄姆山的银矿。这个银矿每年可以提供1000塔兰特的固定收入，成为了腓力二世推行政治阴谋、进行军事改革的经济支柱。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腓力是很懂得经济对于军事的决定性意义的。但同时，他也绝不是见小利而忘命的短视者。于进入安菲玻里的同时，他还同时介入希腊北部的几个地区，利用那里复杂的城邦矛盾，安抚其中一些，剥夺另一些，以此把水搅浑，扶持同盟者，并麻痹传统强邦——使他们以为这不过是普通的小国混战——以避免干涉。如果腓力二世一开始就把自己称霸希腊的目的张扬的表现出来，那么很可能他就走上了雅典、斯巴达、底比斯的旧路，在霸业的半途中就崩溃了。
之后腓力二世的政治斗争仍不外这些套路：对北面和西面的异族，采取又打又拉的战略，巩固马其顿的后方；主攻方向始终针对希腊本土，每次都先在政治上努力，找到某种“合法”的用兵理由，以减少反对舆论；同时争取尽可能多的同盟来反对敌对城邦，或至少使非敌对的强邦保持中立；即使在敌对城邦中，也早已通过精心布置的善举或贿赂来获得了一批内应。因此腓力二世不战则已，一战就肯定是在全盘掌握的远见卓识下指导的有备之战，一定形成以优胜劣的局面，每战都能胜利，而胜利之后，又一定会进一步扩大马其顿的优势，削弱称霸路上的敌人。
但是，正如前面提到过的，如果没有坚强的军队作为基础，那么一切的权谋策略，都将归于无用。腓力二世显然也知道这点。他对马其顿军队的改革，使得这支军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国弱兵，一跃而成为世界最强的劲旅。
在腓力二世之前，希腊军队的技术发生了若干小的变化，战术上则直到伊巴密浓达的斜行阵为止，变化不大。腓力把这些变革中的合理成分都加入到了军队中来。
作为希腊军队传统的重步兵方阵，在伊巴密侬达之前，都是严格遵循的在战场上平铺兵力缓缓推进，完全靠军队的素质和人数来决定胜负。伊巴密侬达大胆的改变了这种阵列，他将左翼方阵从希腊传统上的8排增厚到48到50排，这样，若双方素质相当，则敌方的右翼，也即传统上的主力部队，将在人数的较大劣势下失败。但与此同时，增厚左翼自然就意味着战线上的其他位置将会被较大的削弱，因而容易为敌人所击败。伊巴密浓达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将左翼主力方阵之后的其余方阵依次后置，这样，离主力方阵最近的方阵紧跟着接敌，其余方阵中，离主力方阵越远的，就越晚接敌。著名的底比斯斜行阵就此诞生。它同时解决了会战中的两个难题：一、如何创造出局部的兵力优势；二、如何在部队其余部分被削弱的情况下，保证它们的安全。
传统的希腊军队，在与底比斯斜行阵交战时，右翼主力将首先与底比斯的左翼大方阵接敌，然后在数量劣势下，很难避免失败的命运。此时虽然战线中其余部分将逐个与底比斯的中央和右翼方阵接敌，并有可能运用数量优势将之击败，但同时，底比斯左翼已经开始了对己方侧面的卷击。换言之，主力已败的传统希腊军队将遭到仍然完整的底比斯主力的不对等打击。既使能击败底比斯的其余部队，整个战斗的失败仍是不可避免的。
腓力二世熟知底比斯斜行阵的优势和弱点。他从这个阵型中想到的更多。如果敌方有足够的时间或韧性，在主力仍维持胶着作战状态时击溃我方的次要部队，那么这个阵型将会如何？一个人数众多的巨大的方阵，在调动方面极不灵活，一旦敌方充分发挥轻装兵和射击兵的功效，进行打了就跑的骚扰战，甚至以此为重心，先行击溃我军的侧翼骑兵和轻装兵，如何应付？简而言之，发挥阵型的优势，是否只能靠堆积重步兵的人数？一个能应付一切——不仅是对希腊人作战，也包括对波斯人和其他“蛮族”作战，都能战而胜之的阵型战法，是否应仅限于在传统希腊重步兵战法的基础上进行发挥？
腓力思考的结果，就是创造了一支全新的军队，在战车时代结束350年后，再次创造了一个复杂的多兵种配合体系。
这个体系的核心，仍是重步兵方阵。但它与其他所有的希腊方阵都有所不同。装备方面的最大变化有两个：一是希腊传统上2-3米的长矛，被增长到了4.2米（14英尺）。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步兵用矛，也就是说马其顿重步兵可以在任何敌人刺中他们之前，抢先刺中敌人。这是一种巨大的心理优势，同时，马其顿重步兵不必像底比斯重步兵那样，完全靠堆积人数来营造局部的战场优势，为此而冒削弱战场上非主力部队的危险。凭借刺猬般的长矛，纵深较浅的马其顿方阵也可以抵御住极大量的当面之敌，换句话说，靠堆积人数往马其顿长矛上碰是毫无意义的。另一方面，由于增长的矛需要双手持握，所以左手不能像传统的希腊重步兵一样持盾了。因此马其顿重步兵的盾牌缩小到直径约60厘米，并以一条肩带固定在左臂上。二是重步兵的盔甲发生了变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希腊的经济衰退，贫富分化严重。许多重步兵和雇佣兵无力承担置办铜胸甲的支出，于是选择了较便宜的亚麻甲。这种身甲一般由厚亚麻布缝制而成，基本外形如下：两块大“坎肩”将胸板和背板连为一体，从而把人的胸部完全包裹起来，为便于活动，在腹部以鱼鳞铁片覆盖保护（若财力不济也可用皮甲片或亚麻甲片代替），鱼鳞腹甲之下是两层宽幅亚麻布条，以保护下腹和下体，同时又不妨碍腿部的动作。士兵的大腿依然裸露，而小腿可以装备传统的铜胫甲，若无财力就只能裸露了。脚上仍穿着皮凉鞋。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类型的盔甲，不一定是亚麻材质的，它完全有可能在同一种外形下填充不同的材质，维尔基纳村的马其顿王陵中，出土的腓力二世胸甲就是个典型。这幅胸甲若在使用时，金镶边固定着外层的亚麻布，让人无法看出其内其实是大块的铁板。当然，大面积防护铁板的普及，还要等漫长的1700年后才会实现。在腓力二世这个年代，整体式的铁胸甲只有贵族和将领才能够享用得到。
至于头盔，在希波战争以后也发生了变化，包裹几乎整个头部的铜盔渐渐由各种类型的新式头盔取代。它们多是以一个较小的，仅保护脑部的铜盔，加上两片护颊构成，佩戴者的双耳外露，从而大大改善了视界和听力。其中较有特色的是“色雷斯型头盔”，它的外观类似于亚述鸟头型头盔，当然材质和构造都不一样。前者为整体式的铜盔，后者为鳞片式的铁盔。
腓力二世将马其顿重步兵根据旧有的部落地域，分成了六个旅，每个旅为1536人，分成三个营，每营512人，其最低的单位是列，每列16人，列长站在最前排，这是长期以来波斯的通例，现在为腓力所采纳（可能腓力在改革军队的过程中参考了波斯，这个未来最大敌手的军队编制）。每列的列长和头几排的战士都是体格和经验兼备的精兵，在交战时他们直接承担着敌人的重压。而每列最后一名也是精兵，一旦战线动摇，他就承担着站出来防止士兵溃逃的重任。精兵的护甲是良好的，而普通士兵则只能根据自己的财力去置办护甲了，这也造成了马其顿军队中盔甲千姿百态的景观。

重步兵的队形有三种：一是疏开队形，士兵左右间隔约2米，利于减少敌方弓箭的命中率，以及在必要时规避敌方突然使用的重型武器，比如马车、滚石等；二是密集队形，士兵前后左右间隔30厘米，这样盾牌可以彼此保护，长矛也很密集，主要用于防御状态；三是适中队形，士兵彼此间隔1米。
就跟古代通常的情形一样，来自于古代作家的军队编制只是“理想”状态下的表述（对于腓力和亚历山大时代的马其顿方阵的描述，以公元前1世纪的希腊军事作家阿斯克列皮奥多德的说法最为具体），标准的马其顿方阵。在真实的军队里，大多数时候是不能完全照此编排的。一列马其顿重步兵，其人数可以在8人到32人之间变动——虽然一如以前，8的倍数是希腊人喜欢的数字。而方阵的大小，自然也是时时涨缩的。
除了马其顿重步兵之外，在逐渐取得希腊霸权的过程中，腓力二世也逐渐引入了希腊各附属城邦的重步兵和雇佣兵。他们的装备与马其顿重步兵类似。
在重步兵之外，马其顿有一个颇令人感兴趣的兵种：盾兵。关于这个兵种是否应归类为重步兵，长期以来史学界都是有争议的。有的专家认为他们属于精锐重步兵，有的则根据阿里安等古代作家的记载，认为他们承担过跟随骑兵快速作战等机动任务，因而必然是轻步兵或中装步兵。但是，在现存的“亚历山大石棺”浮雕上，表现亚历山大近卫军的图像均为着重甲的步兵，如果这些就是精锐盾兵的话，那么他们显然就是重步兵了。后来的继业者“银盾兵”也都是重步兵，这似乎可以作为一种可资参考的旁证。
腓力二世也大量引进了轻步兵来充实自己的军队，包括在逼服西部和北部异族之后引进的这些民族的军队，其中以色雷斯人中擅长山地行军和作战的阿格瑞安部落兵最为有名，他们在亚历山大远征中几乎每役必与，尤其在进行快速突进、奇袭险要这两种战斗时，每每有出色表现，完成了许多不可能的任务，为亚历山大所钟爱，也在历史上留下了他们的大名。不过到目前为止，阿格瑞安兵的装备情况仍然是不很清楚的。根据他们的任务，可以比较肯定的认为他们的装备较轻，应该与同期的希腊轻步兵相似，即穿着普通的亚麻甲，着铜头盔或毡帽，无胫甲。左手持盾牌。这里有一个古老的争议话题：如果因为盾牌而把阿格瑞安兵这类轻步兵也归入盾兵的行列，那么把盾兵归类为中装或轻装步兵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也许在马其顿军队中，在盾兵这个名目下，确实存在着若干不同类型的步兵——古代作者的记述总是会有歧义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以阿格瑞安兵为代表的色雷斯人广泛使用着前弯刀。这种寒光闪闪、具有慑人威力和魅力的武器，来源相当古老，最早可以追述到古埃及的青铜前弯刀。也许它的流传路线是从埃及到新月沃地，然后再经波斯传入欧洲。在腓力和亚历山大的年代，它已经完全由铁制成了。单面开刃简化了制造工艺，而较宽的刀脊又便于局部渗碳和局部淬火，这在冶铁技术还较低落的当时是一个很大的优点。这种武器深受希腊人的喜爱，在前5-前4世纪的瓶画中多有表现。而且，它一直流传到了今天——也就是常见的“狗腿”刀，当然，制造工艺已经是截然不同了。
此外，在仿佛是希腊精兵展览会的马其顿军中，不乏擅长弓术的克里特弓手等等特色兵种。由于腓力二世的丰沛财力（在希腊而言），他招募的特色兵种在人数上总是明显的多于希腊城邦能招募的数量。
但如果光凭步兵作战，马其顿军队就和其他希腊军队没有什么区别了。而这一区别恰恰是马其顿赖以制胜的法宝：骑兵。
在传统的希腊城邦军队中，骑兵从来不是重要的兵种。除非很偶然，比如雅典远征西西里后期，在己方已占据实力和心理上的很大优势以后，叙拉古方面的骑兵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希波战争及以后，骑兵强大的波斯多次惨败于希腊人之手，更是坚定了希腊人步兵无敌的幻梦。在这种氛围中，腓力二世能够发现骑兵的重要作用，并把它抬高到主力兵种的地位上来，实属不易。
马其顿骑兵崛起的根基是战马培育的发展。希腊本土的土生马，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都是些肩高不足140厘米，又小又丑的劣马。这样的马只能勉强搭载一个轻武装的人，指望它搭载着甲、持完备武器的战士，进行快速冲刺、长途奔袭或持久作战，就是妄想。但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希腊人着手优化马匹的血统，于是在色萨利、皮奥夏和埃维厄等地，以及希腊的一些海外殖民地，良马开始被培育出来，其中体型最大、速度最快的是色萨利马。此外，希波战争以后，希腊人获得了大量的波斯战马，其中有著名的奈萨马，这种战马身体匀称，肌肉发达。肩高可达150厘米以上，是当时世界上最优良的战马。毫无疑问，希腊人利用波斯战马大大的优化了自己的战马血统。
在希腊，色萨利地区的骑兵传统最为悠久。因此这里成为腓力二世极力要得到的地区。而马其顿自身，作为平原和山地兼有的国家，也拥有大量战马，根据希腊的古老通例，能成为骑兵的都是富翁和贵族，马其顿也不例外，它的骑兵的古称就是“国王的战友”。腓力二世大力扩充了骑兵，将之分成了三个旅，每旅1500-1800人。与旧式的轻武装的，或以标枪为武器的希腊轻骑兵不同，马其顿的重骑兵穿着完善的盔甲。其中大多数是上面提到过的亚麻甲，这种盔甲不妨碍身体活动的特性使它成为理想的骑兵用甲。而头盔也基本沿用步兵的头盔，只有一个例外：毡帽型头盔。顾名思义，这种铜盔的外形酷似当时的希腊毡帽。至于为什么要制作这种外形丑陋的头盔，估计原因与肌肉型胸甲的出现类似：为增大防护面积，设置了青铜帽檐，但青铜延展性较佳，锻打时产生的多余部分无处堆积，于是只能把它们弯曲成类似毡帽帽沿的形状。在进攻性武器方面，马其顿重骑兵与之前希腊骑兵相比的最大变化是采用了与步兵等长的长矛，这种长矛可以确保骑兵在冲击敌人时，尤其是冲击敌骑兵和轻步兵时，可以抢先刺中敌人，从而创造伤亡比优势和更为显著的心理优势。
但在腓力和亚历山大那个年代，还没有金属马镫，甚至高桥马鞍都还没有传入希腊，因此和旧式骑兵一样，马其顿骑兵只能坐在毛皮鞍垫上，靠人的双腿夹着马腹保持平衡，能有效控制马匹的除了双腿就只有马嚼子了。在盔甲加重，右手武器增长的情况下，毫无疑问的骑马本身都变成了一项需要高超技艺的事情。因此，只有精锐的少量骑兵可以完成持矛冲击的战术动作。而且，跟后世依托马镫、马鞍、马刺等全套马具操纵马匹时的情况不同。马其顿重骑兵冲击时不能夹紧长矛全力冲锋，恰恰相反，必须使矛尽量远离身体，并在刺中敌人后尽快撒手，以防反冲力把自己推落下马。他们的持矛有两种方式，一是反手持矛，待接近敌人时旋转高举，以居高临下之势在接敌的一瞬间扎下，并乘势脱手。这种方法多用于对抗步兵时；二是正反手持矛均可，接近敌人时将矛旋转与地面平行，并将右臂外张，远离身体，在接敌一瞬间刺出，趁势脱手。这种方法多用于对抗骑兵时。此外，适合劈砍的前弯刀，是骑兵的近战肉搏武器。
马其顿骑兵的阵型有三种：常规的希腊传统的正方形或长方形阵；楔形阵，类似于三角形，交战时以锐角接敌，这种阵型多用于进攻；菱形阵，这种阵型可以迅速转向，多用于防御。在后两种阵型中，将领均位于最后方，便于观察和指挥。
除重骑兵外，用以承担侦察、骚扰任务的轻骑兵依然存在。在马其顿同盟军中，色萨利骑兵无疑是最精锐的，他们也可以承担冲击任务。而骑射手这一兵种，直到深入亚洲以后，亚历山大才尝试着引进。
马其顿步兵中，有一个旅被挑选出来成为所谓的“战友步兵”，意为国王的战友，也就是后世所称的近卫军；而骑兵中也有一个旅被称为“战友骑兵”，它的成员都是贵族子弟，无论马匹、武器还是训练，都是马其顿全军最出色的，具有充分的突击能力，常用于战斗中最紧急，最能决定全局成败的时间与地点。亚历山大的亲密朋友，多在这个旅中。
步兵和骑兵都是古老的兵种，而腓力二世的弩炮部队，却是世界上首创的。弩炮这种威力巨大的射击武器，最早可以追述到叙拉古僭主迪奥尼修斯时代。叙拉古作为西西里岛上希腊殖民地中最强的一个城邦，长期承担着与迦太基势力进行斗争的重任。在战争中希腊人发现一个问题，即使能够击溃敌人，如果敌人躲进城墙，那么己方对他们就无能为力了。这个问题对于西西里岛来说十分突出，因为那里四面环海，封锁对于要塞城市来说是全然无用的，因为被围者可以源源不断的从海上获得补给。因此，必须找到一种能够强行攻入设防城市的方法。他向整个地中海世界的专家、工匠重金悬赏，鼓励他们全心工作、彼此竞争，从而创造出了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全新武器。
第一种发明是公元前400年诞生的腹弓。这是西方世界的第一种弩，开辟了西方单兵弩的历史。它跟中国弩和后来的罗马手弩不同，结构颇为复杂。弩身由箭槽和基干两部分组成，彼此以结合紧密的滑动木槽相连。先将弩箭装入箭槽，推入扳机，然后将箭槽前端抵地，腹部抵住基干尾部的U型把手向前推，则弓弦自然张开——“腹弓”称号由此而来。这种武器的特别之处是基干两侧有铁棘齿，弓弦张开到什么位置均可挂住，不致因为中途停止张弦而前功尽弃。
根据现代测试，腹弓的张弦力量可达140公斤，这个数字基本与后世的腰开弩和踏张弩相当。但它独特的张弦方式要求向前下方推方可有最佳效果，并且结构太过复杂，因此主要用于攻守城作战。而且在后来的历史中也没有流传下来，而被结构简单的手弩取而代之。
对马其顿影响更大的是接下来的两种武器：其一是公元前375年出现的巨弩，它是简单弩的极致。简单说，它的形制类似于一张巨大的单兵弩，由于体型大，需要一个三角木架支撑，畜力驮运。巨弩的弩弓仍是传统的复合弓，但张力加大到了200公斤以上，靠单人的力量显然是无法张弦了。为此，希腊人发明了与绞盘相连的长手柄，一到两人用力拉动位于弩身两侧的手柄，即可借助杠杆原理拉动绞盘张弦。而且，由腹弓开始出现的棘轮在巨弩上仍然保留，因此它也可以保持任一张弦状态。
巨弩发射的是重箭乃至标枪。由于有固定平台，它具有了精确射击的可能。同时威力也是任何单兵弓弩所无法比拟的。但这种重型武器的灵活性当然的不如单兵弓弩，而且张弦速度较慢。尽管如此，在没有见识过它的人看来，仍是极为可怕的。
在前340年左右，希腊弩炮被发明出来，这是第一种摆脱复合弓结构的尝试。它的发射势能主要不再积蓄于弓身，而是积蓄于两侧由动物筋腱、毛发或麻绳构成的扭曲发条。这是世界上第一种扭力弩炮，此后这类弩炮将成为古代欧洲军队重型射击武器的绝对主流。除了威力更大以外，扭力弩炮还可以发射石弹，用以攻击城墙。从此，城墙不再是一道可以令防守者高枕无忧的屏障了。
腓力和亚历山大时代的弩炮的威力没有可靠的证据。现在能知道的是亚历山大的军队中的弩炮分为投石和射箭的两种，考虑到时代和技术的差异，说马其顿弩炮的威力远不如罗马弩炮，应该是不过分的。尽管如此，作为一种当时闻所未闻的新式武器，它仍旧发挥了巨大的心理作用和实际用处。前者如对中亚游牧民族的塔内河之战，后者如提尔等处的著名围城战。在攻城方面，马其顿开辟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新篇章：不再是单纯依靠长期围困来攻克城市，而是结合各种攻城武器和围困，乃至单纯依靠强行攻城，来夺取设防城市乃至坚城。事实上，亚历山大在他进行的如此之多的攻城战中，都取得了胜利，而没有哪个城市是靠单纯靠内奸、长期围困或允许有条件投降之类传统手段“熬”下来的。
除作战兵种之外，马其顿军队也是一支拥有完善后勤的军队。很遗憾，由于年代的久远，这个至关重要但又不如浴血交战那么引人的要素，其细节几乎都已被人遗忘了。目前所知道的只有几个内容：腓力二世减少了军队中的奴仆和随军人员，把大多数的单兵物资交由士兵本人背负（这在后来的罗马军队中再次得到落实）；将主要驮畜由牛变为马，这就提高了驮畜的行进速度；在亚历山大时代，妥善的利用了波斯帝国完善的驿道系统，并且在沿途设立了仓库（大致上，军队按正常速度每行进一天，就能遇到这样的一个仓库），从帝国各地运来的粮食和补给品都储存其中，军队沿驿道行动时无需考虑后勤征集，可以从容高速行进。经过这一系列改革，马其顿军队一改旧军队臃肿缓慢的外在形象，轻装简从，效率极高。事实本身即足以说明它的成功：亚历山大的远征军在广袤大地上经过了高山、荒漠、平原、丘陵等等不同的地区，从培拉到印度河，仅计算直线距离都在4000公里以上，但除了从印度河返回波斯这一段路后勤断绝，遭到严重的非战斗减员以外，其余路段都是平安的通过了。要知道，后来近两千年间，各个大帝国的军队往往仅越出本国领土几百公里就因后勤不继而被迫后退或遭到了失败的命运。
除此之外，技术人员、以及数学、档案学人才在马其顿军队中也有其位置。在历史上留下了名字的有：总监建造和使用攻城武器的色萨利人迪阿德斯；工程设计师戴罗格拉底；史学家阿瑞斯托布拉斯、卡地亚人欧米尼斯和亚里士多德的侄子卡利西尼斯。这三人中除卡利西尼斯早死以外，前两者的作品都保存了几百年。虽然欧米尼斯是官方的史官，但阿瑞斯托布拉斯的著作却流传更久，影响更大；作为御医的阿卡纳尼亚的腓力。此外，在军队中还有地理测量小组。专门进行地理资料的获取和里程测量工作。亚历山大对这个小组的工作经常过问，他们的成果构成了日后很长时间里，欧洲人对亚洲地里认识的基础。

战前的波斯军队

在大敌即将袭来前，波斯军队也发生了若干变化。
在兵器方面，波斯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富的帝国，当然是不缺任何先进武器的，而且直到波斯灭亡，其财政体制都一直没有紊乱，可以说波斯皇帝只要想要，就可以有当时能够提供的最大量和最好的武器。特别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希腊雇佣兵大量流入波斯，给波斯源源不断的提供了希腊的武器和战术。而亚洲本身，随着技术的发展，武器也有了一些引人瞩目的变化。
在公元前4世纪，斯基泰弓正在继续发展着，而大型的射击武器，譬如弩炮，在波斯军队中也有了装备，加沙之战中亚历山大就是被弩炮所射伤的。在东方，印度的坩埚钢此时正处于逐步成熟中。但对于波斯军队来说影响最大的还得数具装铁骑的出现。
在骑兵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发现虽然骑手可以着甲，但外形比人更大，因而也就更容易被打中的马匹，却没有任何防护。在高速运动中，一旦马匹被杀或重伤，骑手很容易跌落，在骑兵群中，这还导致了被践踏和彼此搅乱的危险。因此，给马匹较佳的防护成了当务之急。但有三个因素制约了马匹防护的发展，一方面，当时还没有金属马镫，高桥马鞍也还没有普及。在光滑的马背上铺好盔甲之后，鞍垫的固定问题如何解决？对于战车用马来说这不成问题，因为挽马上是无人骑乘的，但骑兵用马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其次，对于裸马，人的双腿算是一种控制工具，而在没有马刺的时代，如果马已经披甲，那么控制它就更困难了；再次，重甲意味着马匹必须较为高大，方可承载其重量。矮小的马匹是难以胜任的。
这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得以部分解决。到了亚历山大东征前，马术精良、马匹高大的游牧民族率先拥有了人马皆披重甲的骑兵，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所称的具装铁骑。在波斯军队中，波斯本族的骑兵、斯基泰、亚美尼亚和巴克特里亚的重骑兵，都是人马皆披甲。他们将成为亚历山大最危险的敌人。不过，由于技术上的革命性进步尚未出现，因此这些重骑兵的数量都不是很多的，最多不过数千骑，而且因为经济贫富的不同，富人可以穿着全套铁甲，而相对穷的就只能穿着皮甲了。
此外，战车在波斯的复兴也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变化。早在亚述帝国后期，战车就已经衰落了。而波斯早期，包括在希波战争中，也没有使用战车的记载。但是在前4世纪，却突然出现了四马战车，具体原因不详。波斯四马战车仍采用传统的腹带-轭式牵引法，采用三人车组，一人驾车、一人射箭、一人近战。它的最大特色在于在轮轴两侧都装有三到四片锋利的刀片，在冲锋时能够有效扩大杀伤范围，而且难以提防。因而又被称为“滚刀战车”（关于这种战车的刀片布置，因为没有实物出土所以现在还难以弄清。从造车技术来说。采取围绕轮轴旋转的数片刀片更简单，。但从杀伤效果看，显然是一片向前的长刀更佳。而且在技术上也没有不可克服的障碍）。
在武器方面的最后变化是战象第一次被引入了西亚地区。这些战象来自当时波斯统治下的印度河流域——虽然从北非引进较温顺的北非象也不是不可能，但从波斯帝国的疆土变化和后来的战象运用历史看，显然仍是亚洲象的可能居多。大象作为一种巨型动物，对于伤害的忍受能力是远强于其他动物的，而且它可以承载更多的兵员和更多的装甲。关于波斯的战象装备情况和使用方式没有更多的资料。
战车和战象在波斯军队中的服役数量均不大。
在战术方面，波斯军队的变化在于随着游牧民族雇佣兵的加入，骑射的比重有所增加。而希腊雇佣兵的大量服役则把希腊式的方阵带了进来。但总的来说，变化是不大的。希罗多德对于前479年的波斯军所用的许多词句，可以毫无问题的用在前333年。
在战略方面，波斯的不断腐化的后果之一是总督的权力加强。在波斯总督本来就是政权、军权、财权三位一体的地方大员。一旦中央没有英明君主坐镇，其争权夺利的野心立即膨胀，既使没有问鼎的胆量，在自己辖区内做个土霸王也是情理中事。这对于波斯军的统一协调必然发生不利影响。就其总体方针来说，防内为主的军事重点并没有改变——实际上也不可能改变。因而少数精兵带领一大群各民族的杂兵这一状况，也就不可能有大的改变。但是，在希腊严重的军事威胁之下，波斯也在增强自己的军力。虽然政治的腐朽使波斯已经越来越不可能依靠本国的力量练出精兵，但通过充沛的财力，招募希腊人、斯基泰人、中亚以勇敢著称的山地民族等各有特色的强力兵员，对于帝国的维持来说，也算是一种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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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是否把文章分成几个部分来发?这样方便阅读.要不文章太长,看上去很辛苦.

朔风

很好的资料，最近我个人也在阅读《远征记》，在第2篇中色诺芬给出了远征军的详细序列，其中包括1万1千多方阵步兵与2千轻盾步兵。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细节是小居鲁士检阅希腊人部队的时候，让他们模拟一次战场冲锋，结果希腊步兵的气势将小居鲁士的波斯士兵都吓的不轻

永远奋斗

为什么要保密？不理解。

斯多克芒

因为这是我的以后还有用的讲义草样。。。。

永远奋斗

原来如此，这资料很好。

快快飞飞

非常好的帖子~~~~`

辛巴

让我想起了《亚历山大的将道》这书。
英国富勒写的。

恶少

讲义很好，希望讲课的人不要辜负这份讲义，听课的人也要认真听讲

白月残风

阁下是什么人物？？？？
历史老师，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