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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萨同盟的力量之源
一、前言
13世纪时，汉萨同盟崛起于北德意志，并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几乎垄断了沿波罗的海地区的所有贸易,在历史上留下一段传奇。每当看到“汉萨同盟”这个字眼，人们眼前立刻浮现出一大群日耳曼商人的身影，他们驶过波涛汹涌的北海，他们跨过礁石遍布的松德海峡，他们穿过冰天雪地的俄罗斯大地，他们越过巍然耸立的斯堪的纳维亚山脉。似乎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才使得汉萨同盟拥有了持续不断的力量源泉。这种看法历来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也确有一定道理，然而未免过于片面。汉萨同盟的兴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政治上的，经济上的，还有文化上的。因笔者学识尚浅，无法就这一宏大问题进行面面俱到的分析，所以本文仅试图从波罗的海和北海地区（以下简称两海）经济霸权的转移、日耳曼人东扩、政治环境的变更这几方面来探究汉萨同盟的力量之源，思考它兴起背后的原因。
二、11、12世纪的两海贸易
在这一时期的两海贸易中，日耳曼人不过是个配角，真正的主角是弗里斯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以及后来的哥特兰人[1]。
这群人中间，最早最突出的是弗里斯兰人。他们的重要性来自于拥有的独特地理位置优势及其领土的地理局限。弗里斯兰从辛克发尔河口（即现在的茨温）沿着北海海滨一直延伸到威悉河河口。这块土地不肥沃，但它可通行的河流网络与大海衔接，在岛屿之间有保护得很好的航道，使得这里非常适合捕鱼、航海和水上贸易[2]。从这些中心出发，同时从作为一个整体的莱茵河三角洲出发，一个完整的道路网络系统朝各个方向辐射开来：往英格兰、往高卢和法兰西的西部、往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3]。
不过弗里斯兰人在两海贸易中并不占垄断地位。他们出口的商品并没有留在弗里斯兰，甚至也未必就经过该地。虽然在盎格鲁——撒克逊贸易中他们十分活跃，但他们没有垄断它，把英国商人排除出去。同样，弗里斯兰人与西法兰西的贸易似乎也十分积极，但我们知道法兰西和它的邻居之间也有直接贸易，这些贸易许多是掌握在本地商人手中的[4]。或许正是由于这种不完全的垄断，加上他们对于城镇的反感，使得弗里斯兰人在两海贸易中的影响逐渐减弱[5]，最终为斯堪的纳维亚人所取代。
其实早在史前时期，斯堪的纳维亚与西欧国家之间就开始了一些贸易。北欧海盗极大扩展了北方贸易的范围，他们侵入西至格陵兰岛和北美海岸、东至博斯普鲁斯的广阔地区，在西北欧和波罗的海之间架起了一座桥粱，而且也建立起横穿东欧大陆的重要陆上通道，由此将斯堪的纳维亚与东西欧国家间的贸易推向高潮（顺便要说的是，北欧海盗并非如人们印象中那样，单纯从事烧杀抢掠，“他们中大部分人一会儿是渔夫，一会儿是商人，一会儿是征服者”[6]），集市如雨后春笋般在斯堪的纳维亚出现。它们不仅是本国商人的交易场所，还经常吸引外国商人，其中在当时为数最多的是哥特兰人。
哥特兰人其实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商人，他们大多数时候的身份是农民，贸易上的成就也有赖于土地产出[7]，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农闲时所进行的海上商业活动。从中部瑞典到俄罗斯的广大区域内，到处闪现着哥特兰人活跃的身影。当中对俄罗斯贸易的开发尤其重要，因为这使得他们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掌控着北部东方产品的贸易，进而奠定了自身的特殊地位。
尽管与上述商人相比，日耳曼商人在当时只是个配角，但他们仍努力扩大着自身的影响，其中较为突出的是科隆商人向西进行的商业拓展。
早在10世纪时科隆就拥有了常年的集市，到11世纪末，它发展成一个贸易和手工业中心。科隆的部分收入来源于手工业制成品，不过它的财富基础仍是商业而不是工业。由于腹地的增长，曾经是欧洲贸易中心的莱茵河口地区不再占有原来的重要地位，三角洲的许多贸易现在取道科隆并最终被控制在科隆商人手中[8]，他们占有了河谷的大部分贸易。不仅如此，科隆商人还与佛兰德地区发生商业联系，并趁着佛拉芒人贸易的衰落而成为佛兰德和德意志中部、南部之间的主要贸易中介（当然这是后话）。除开佛兰德，在另一个日后对汉萨同盟而言意义同等重要的地区——英格兰，科隆商人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早在十一世纪初，科隆商人作为神圣罗马帝国商人的一部分，与Tiel和不来梅商人一起获得了艾思雷德二世的保护，并由此享有与伦敦商人平等的法律地位。到1130年，由于他们与英国之间不断拓展的贸易，科隆商人被允许在伦敦居住(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权利并没有授予来自Tiel和不来梅的商人，由此可见科隆商人在竞争中已处于优势地位)。而在1157年，科隆商人的特权清单中又添上了亨利二世对他们货物和定居点的保护，以及莱茵酒在销售上享有与法国酒一样的特权。
和科隆商人有声有色的向西扩展相比，其他日耳曼商人在东方的拓展显得相形见绌。他们尾随在哥特兰人身后，就像学徒跟着师父似的亦步亦趋，零散进行着与东方各国的贸易，学成出师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
然而，伴随着一场大规模殖民运动的到来，这种状况将发生根本性转变。
三、日耳曼人东扩及城镇的兴起
其实自6世纪左右开始，拉丁—日耳曼的西方文明就逐渐扩张到中欧商业腹地，莱茵河和威悉河之间的土地很快被开拓出来。查理曼大帝时期，萨克森在法兰克的征服与同化下也成为西欧贸易区的一部分。但对于汉萨同盟而言，最重要的一次东扩是对斯拉夫土地的征服。
11世纪时，由于农业生产的进步，粮食产量提高，欧洲人口不断增加，对土地造成了巨大压力，一些地区试图通过普遍工业化来解决经济问题。然而12、13世纪之交，这个过程发展到足够充分，使剩余的人口打破到此刻为止古老而且人口相对过密的土地的界限，涌到易北河以东的新的“殖民地”上[9]。
当然，在日耳曼人东扩过程中，经济因素并非唯一驱动力，政治因素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十二世纪，封建贵族也开始表现出开明的态度。他们看出奖励农民移到他们所占有的广大森林地和沼泽地去的经济价值，还急切希望从斯拉夫人手里夺取他们所垂涎的土地，所以他们开始以宽大条件来引诱移民”[10]。宗教的领主把它视为一种美德，而广泛森林的世俗领主也不再坚持对其进行全面的维护，日耳曼边境各省的总督和主教，以及后来普鲁士的条顿骑士，必须使其统治得到保证。定居的日耳曼人在信念和血缘上的联盟是一明显的方法，据此可以增加军事、金融和经济资源。从德意志召来并被赠与土地的教职与世俗人员和幸存下来的当地贵族，根据自己的利益仿造政策。老德意志随时为边界提供其所需。许多人都想去边界，因为人口增加了，而且也鼓励与异教徒斗争。德意志内部的殖民提供了各种各样、效果良好的土地、村庄和法律，这在多瑙河的村庄和东阿尔卑斯山得到验证。城市生活已逐渐发展，城镇规划和法律的主要部分已建立起来，并可以为新兴地带提供样板。自12世纪开始以来，这些事情都得到东部日耳曼领主的积极热情而且系统的使用[11]。
因为具有丰富的拦海造田、开垦沼泽经验，再加上地域相对狭小，单纯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均无法解决人口密度过高的问题，荷兰人和佛拉芒人成了这次东扩运动中的先行者。他们向东一直推进到朱特博格附近的弗雷明，向南到梅森，直到“波西米亚的森林山地”[12]。
不过，在产生的对外影响方面，他们与修道院发动的现代殖民活动相比是不足为道的。最初西多会改革目的不在于广泛而巨大的经济成就，正相反，它追求精神上的东西以及远离尘嚣的孤独，其中一种表现便是通过教友的劳动，在荒野中贫困地生活[13]。由于对纯粹修道院体制、牧师授职礼及僧侣彻底精神修炼和约束的笃信，农民劳动者被排斥在外，这就一定程度上束缚了西多会扩张的脚步。其它修道院创造了一种协调方式，允许世俗的仆人宣誓之后作为皈依者进入这一集体，农民劳动者因此承担起大部分必需的工作，这大大加快了修道院东扩的进度。西部日耳曼群体很快开始追随并效仿荷兰人及佛拉芒人，大量涌入斯拉夫地区。他们砍伐森林，开垦荒地，营建聚落，修筑道路。在1100年时，日耳曼人自奥地利东移到摩拉维亚和匈牙利，到12世纪越过萨尔河—易北河一线，抵达波罗的海。13世纪早期，移民越过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东部、西里西亚和摩拉维亚北部，然后，他们侵入新边界（New Mark）、大小波兰（Great and little Poland）和波西米亚东部。到13世纪30年代，他们经库尔姆（Kulm）和索恩（Thorn），越过日耳曼骑士在维斯杜拉河下游的新疆界。1280年大暴动被镇压后，移民在普鲁士实现了有效的定居，并紧接着加快定居速度。日耳曼人东扩在1300～1350年间达到高峰，然而过了这之后，速度就降了下来，只有在最东部一些与世隔绝的地方，如红俄罗斯（Red Russia）、东普鲁士，殖民运动仍在继续[14]，但也是散乱无章。日耳曼人东扩就此终告结束。
在东扩过程中，日耳曼人依据德意志内部殖民时留下的村庄、法律样板，并参照新兴的城市生活与城镇规划，建立了许多城镇。这种由商人进行的、而且是为了商业目标进行的城市殖民化，在有些地方甚至领先于由骑士和农民进行的农村殖民化。“所有这一切给德意志东部的城镇带来财富和权力，标志着德意志商业崛起的最后阶段的完成。它们对东欧集市、食物和原材料的占领，使它们在整个北欧受到欢迎甚至已变得不可或缺。它们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赢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对低地国家施加经济影响，还在英格兰赢得了特权。不久，经济强权得到了政治组织的支持，日耳曼城镇合并成为一个拥有强大的海上、军事和政治势力的汉萨同盟”[15]
四、汉萨同盟的崛起
从13世纪初开始，德国商号和日耳曼移民在波罗的海的非日耳曼城镇和斯堪的纳维亚西海岸站稳了脚跟。自那以后汉萨城镇——由商人们根据商业利益进行管理——采纳了一项扩张政策，以确保其对贸易和贸易路线进行更强有力的控制[16]。
对汉萨城镇而言，处理来自丹麦的威胁是当务之急。早在巴巴罗萨统治帝国期间，丹麦就开始赢得易北河东面的领导地位。这一过程到瓦尔德马二世统治时期发展到了顶峰，他对该地区德意志王侯的最高统治权也得到承认。丹麦权力在易北河东面的扩张自然阻隔了汉萨城镇与东方的贸易，同时对于它们的安全也是个极大的威胁（例如1201年瓦尔德马通过囚禁在斯卡尼亚、斯科纳等集市上的吕贝克商人迫使该城市屈服）。恰在此时，丹麦国王的宏伟政策引起了德意志封建王侯的恐慌，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其结果便是1227年瓦尔德马二世在博恩霍乌德战役中的惨败。尽管军事力量的主体是以什未林（Schwerin）和荷尔斯泰因伯爵为首的德意志小王侯联军，但他们锃亮的兵器、厚重的铠甲以及奔放的骏马上到处闪烁着汉萨城镇金币的光辉，“德意志的小诸侯们因其领地靠近大的汉萨城镇而从中获益，他们和他们的贵族是欧洲北部一支相当重要的军事力量，他们通过职业战争赢得了财富”[17]。而吕贝克市民也从中获得了在斯科纳市场拥有自身法庭、实施吕贝克法律的权利。
在这次成功的首演之后，汉萨城镇并未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进行大规模对外扩张，它们只是沿续着此前的策略，即当内战使许多毗邻波罗的海的诸侯国陷入分裂后，把经济支持出售给这个或那个派系，以换取更广大的特权[18]。豁免港口税收、控制瑞典金属出口等方面的特权都是在这一时期取得的。相反，它们更多地将精力放在内部建设上，地区性同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以应对帝国权力分裂后的无政府状态，求得和平与特权的保留[19]。这些地区性同盟的出现，为汉萨同盟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汉萨城镇的成熟不单单表现在地区性同盟的建立上，竞争手段的完善也是重要内容，这其中最为突出的要属对经济封锁的运用。在此之前，经济封锁只是作为一种面对攻击或迫害时所采取的谨慎反应，而从此以后，它就成为旨在使对方做出让步的联合行动[20]。1277年立窝尼亚遭到俄罗斯——立陶宛联军的攻击，这给了汉萨城镇一个小试牛刀的机会，他们与条顿骑士团、还有立窝尼亚主教一道，停止前往诺夫哥罗德进行贸易。可惜的是，由于资料缺乏，我们并不十分清楚这次经济封锁的结果。但不管结局如何，对于汉萨城镇而言，这次经济封锁不过是其漫长发展史中的一个小插曲，就像大餐前的小吃，并未产生太过深远的影响（结果的不清晰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一点），真正的较量即将开始。
一直以来，在布鲁日的外国商人不得不忍受当地居民对于他们享有特权的仇视。这种寄人篱下之感，加上对只允许与布鲁日居民贸易这一规定的不满，使得冲突最终在1280年爆发。当然，如果单凭此时汉萨城镇的实力，是不足以达到预期效果的，于是他们聪明地选择了与其它国家商人（特别是西班牙人）一道进行联合经济抵制。另外，将经济封锁范围仅限于布鲁日也是一着妙招，这有利于确保佛兰德斯朝廷的友好态度。经过萨克森、威斯特伐利亚、普鲁士城镇及维斯比的一致同意，布鲁日商站迁移至阿登堡，经济封锁正式开始。
对严重依赖外贸的布鲁日而言，如此规模的经济封锁无异于釜底抽薪，往日喧嚣沸腾的港口在失去商业支撑后，逐渐变为冷寂的一潭死水。希望重现往日烈火烹油景象的布鲁日着手寻求与汉萨城镇和解，双方最后达成协定，汉萨城镇结束经济封锁，将商站迁回布鲁日，前提是布鲁日给予他们更多贸易方面的特权，并允许外国商人之间进行贸易。为期两年的布鲁日危机终告一段落，而汉萨商人的目的基本上得以实现。
汉萨城镇想必是从此次经济封锁中尝到了甜头，当两年之后挪威试图限制汉萨商人的特权时，经温迪西城镇会议决定，汉萨城镇再次祭出经济封锁这一法宝。与此前略有不同的是，如果说对布鲁日的经济封锁仅仅影响到它的城市繁荣、属于肢体之患的话，那么对挪威的经济封锁就威胁到整个国家的基本生存状况、可谓心腹大患。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挪威粮食产量很低，每年需进口大量粮食来满足国内需求，而这些粮食恰恰来自汉萨城镇控制的波罗的海东部沿岸。经济封锁宣告了这柄达摩克勒斯之剑的轰然落下，也斩断了挪威独立发展的念头。它不得不授予汉萨商人更多的特权，成为汉萨商业经济的附庸。
这次对挪威的经济封锁还收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松得海峡的关闭切断了由东向西的大贸易路线，哥特兰人无法进入北海，而挪威人、弗里斯兰人也无法进入波罗的海。曾经盛极一时的哥特兰人被排挤在贸易之外，逐渐衰落下去，吕贝克在波罗的海海上贸易中取得了无可置疑的领导地位[21]，汉萨城镇也凭借着这两次冲突中所获得的特权不断扩展自身势力，似乎汉萨同盟的最终成立就在眼前。但好景不长，14世纪初的几场危机即将考验汉萨城镇。
五、危机
首先发难的是丹麦国王埃里克·门德威，他延续了瓦尔德马二世的扩张政策，对北德意志的土地虎视眈眈，此时北德意志王侯的内部矛盾恰好给了他介入的契机：梅克伦堡王子在与勃兰登堡伯爵的冲突中耗尽了钱财，便以罗斯托克作为筹码，换取丹麦的金钱支持。丹麦毫不迟疑地抓住机会，占领罗斯托克，并在两年后取得帝国皇帝的承认，这样便在汉萨城镇链中打开了一个缺口。
此外，霍亨斯陶芬王朝及北德意志诸王侯恢复对城镇控制权的努力也威胁着城镇的独立发展，更糟糕的是，由于缺乏资金和军队，他们向丹麦寻求支持，这正中埃里克·门德威下怀，于是汉萨城镇不得不绝望地发现自己的生存空间面对着来自丹麦、帝国及北德意志王侯的多重挤压。
在这种情况下，汉萨城镇内部不团结的一面暴露无疑，它们各自为战，即使有间或出现的几个城市间同盟，也很快因为力量不足而解体。作为领头城镇的吕贝克表现更为拙劣，它既加入一个城市间同盟，试图依托联合的力量维护自身利益，又向丹麦寻求保护，并因此在同盟需要帮助时无动于衷。这种寡颜鲜耻之举极大损害了吕贝克在汉萨城镇中的威信，它们有一种被欺骗和抛弃的感觉，汉萨城镇间似乎到了该劳燕纷飞的时候。
然而历史往往在危机中蕴涵着转折，汉萨同盟将在抗争的烈火中涅槃。
六、汉萨同盟的正式形成
1319年埃里克·门德威的死使汉萨城镇松了一口气，它们终于有机会坐下来，心平静气地思考过去这段时间的得与失，共同勾勒未来发展的蓝图。其中想必有一点是它们之间的共识，那就是联合的力量。在此基础上，汉萨同盟的正式形成就在眼前。
其实，这个系统的主要架构在14世纪初就已存在，但那时这个系统像后期的非正式帝国一样，它的团结和统一应归因于经济因素而不是政治联系。因为，从理论上看，在国外的公司组织仍然是孤立的和独立存在的，也就是属于在其中贸易的商人。从行政和司法角度来看，汉萨同盟在13世纪末和14世纪前叶的崛起，只不过是一个非正式的系统逐步转型成一个正式的系统，把一个个孤立的公司------德意志商人的汉萨------转变成一个单一的城镇联合体。可以说这种转化是如何发生的已经清楚了，无须更多的解释。一样清楚的是城镇联合获得一个永久组织的过程，“家乡”城镇偶尔举行聚会讨论由它们在国外的商人提出的问题，这种会议在14世纪中期可能举行，而且事实上也举行过几次。将它们比较长久地结合在一起所需的只是适当的时机和一个果敢的领导。两个条件都在中世纪的后半期成熟了，这时佛兰德正酝酿着危机，与丹麦的紧张关系加深，最终导致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汉萨战争。在冲突开始的1367年，各个城镇在科隆聚会，形成了一个颇具雏形的正式联盟，不仅拥有一个持久的组织，而且还形成了共同的财政基础[22]。一只利维坦（此处指海怪）正式浮出水面，开始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兴风作浪。
七、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在汉萨同盟崛起与形成过程中，商人的经济活动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汤普逊曾写道，“汉萨同盟像历史上其它庞大的组织机构一样，虽然表面上看似乎是突然自发出现的现象，然而却深深植根于历史中，其产生背景是巨大的商业活动传统”[23]），但政治上的斗争也必不可少，而由日耳曼人东扩所带来的波罗的海日耳曼化构成了汉萨城镇间文化上的认同感。正是在这三位一体的沃土中滋生出汉萨同盟嫩绿的幼苗，并最终长成参天大树。
附：1
汉萨同盟大事年表[24]（从日耳曼人东扩至汉萨同盟正式形成）
同期历史
汉萨历史
12世纪前半叶日耳曼人东扩的开始
1125～1137 罗泰尔(Lothair)三世
1142～1180 萨克森公爵亨利狮子
1143～1159 吕贝克的建立
1152～1190 腓特烈一世
1154～1189 英国国王亨利二世
1157 亨利二世批准将特权授予在伦敦的科隆商人
1160 光顾哥特兰的德意志商人成立团体
1189～1192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12世纪末德意志商人在诺夫哥罗德成立商站
1201 里加的建立
1202～1242 丹麦国王瓦尔德马(Valdemar)二世
1213～1250 腓特烈二世
1226 吕贝克获得帝国特许状，成为帝国城市
1216～1272 英国国王亨利三世
1227 对丹麦博恩霍乌德（Bornhoved）之战的胜利
1230～1283 条顿骑士对于普鲁士的占领
1230 吕贝克和汉堡的第一次结盟
1237 立窝尼亚臣服于条顿骑士，同时爱沙尼亚
1250 斯德哥尔摩的建立
臣服于丹麦（直到1346年）
13世纪下半叶 吕贝克城内Marienkirche的建立
1253 里加大主教区的建立
1252～1253 在佛兰德斯的汉萨商人被授予特权
1254 莱茵河城镇同盟
1256～1264 温迪西（Wendish）城镇同盟的形成
1273～1291 哈布斯堡王朝国王鲁道夫
1280～1282 布鲁日商站的第一次转移
1281 伦敦“钢院商站”（Steelyard）的组织
1285～1314 法国国王公正的路易
1284～1285 汉萨对于挪威的封锁
1293 诺夫哥罗德商站的控制权由维斯比转至吕贝克
1286～1319 丹麦国王埃里克·门德威
1307～1319 丹麦作为吕贝克的保护国
1309 条顿骑士团将总部移往马林堡
1307～1309 布鲁日商站转移至阿登堡（Aardenburg）
1327～1377 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
1347 布鲁日商站的成文法确立
1337～1453 百年战争
1340～1375 丹麦国王瓦尔德马四世
1356 第一次汉萨会议，汉萨城镇同盟开始发展
1346～1378 皇帝查理四世
1358～1360 对佛兰德斯的禁运
1361 维斯比被瓦尔德马四世所占领
1346～1384 佛兰德斯伯爵路易丝德梅尔
1348～1350 黑死病
1356 金牛（Golden Bull） 帝国宪法
1367～1385 对抗丹麦的科隆联盟形成
1370 施特拉尔松德和约
参考书目：M.M.波斯坦 主编 郎立华 黄云涛 常茂华 等译 郎立华 校订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一卷）《中世纪的农业生活》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年
M.M.波斯坦 D.C.科尔曼 彼得·马赛厄斯 主编 王春法 主译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二卷《中世纪的贸易和工业》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年
M.M.波斯坦 H.J.哈巴库克 主编 王春法 主译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三卷）《中世纪的经济组织和经济政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年
[美]汤普逊 著《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 1997年
[美]汤普逊 著 《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 商务印书馆 1992年 P.198
Phillipe Dollinger <<The German Hansa>> Routledge/Thoemmes Press 1999
[1] Phillipe Dollinger <<The German Hansa>> Routledge/Thoemmes Press 1999 P.3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lfth century the Germans had still only a fairly modest share in the commerce of these two seas......In both the Scandinavians were still the leading traders” P.5 “In this area the Frisians were still dominant, extending their trade right into the Baltic” P.7 “Trade in the Baltic was, however, principally in the hands of the inhabitants of Gotland”
[2] M.M.波斯坦 D.C.科尔曼 彼得·马赛厄斯 主编 王春法 主译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二卷《中世纪的贸易和工业》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年 P.188
[3] 同上 P.189
[4] 同上 P.189
[5] Phillipe Dollinger <<The German Hansa>> Routledge/Thoemmes Press 1999 P.5 “But their influence was declining, for reasons not yet fully determined. Possibly the main reason was the Frisians’ aversion to urban life at a time when the town was becoming the mainspring of economic activity”
[6] M.M.波斯坦 D.C.科尔曼 彼得·马赛厄斯 主编 王春法 主译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二卷《中世纪的贸易和工业》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年P.190
[7] Phillipe Dollinger <<The German Hansa>> Routledge/Thoemmes Press 1999 P.7 “This had not yet led to the setting up of an urban center: agriculture and sea trade were still more closely connected here than elsewhere. Commercial activity appears to have been confined to a number of sites which were occupied intermittently and protected by earthworks”
[8] M.M.波斯坦 D.C.科尔曼 彼得·马赛厄斯 主编 王春法 主译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二卷《中世纪的贸易和工业》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年P.195
[9] 同上 P.175
[10] [美]汤普逊 著《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 商务印书馆 1997年 P.110
[11] M.M.波斯坦 主编 郎立华 黄云涛 常茂华 等译 郎立华 校订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一卷）《中世纪的农业生活》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年 P.390
[12] 黑尔牟德语 引自M.M.波斯坦 主编 郎立华 黄云涛 常茂华 等译 郎立华 校订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一卷）《中世纪的农业生活》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年 P.76
[13] M.M.波斯坦 主编 郎立华 黄云涛 常茂华 等译 郎立华 校订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一卷）《中世纪的农业生活》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年 P.66
[14] M.M.波斯坦 主编 郎立华 黄云涛 常茂华 等译 郎立华 校订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一卷）《中世纪的农业生活》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年 P.391
[15] M.M.波斯坦 D.C.科尔曼 彼得·马赛厄斯 主编 王春法 主译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二卷《中世纪的贸易和工业》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年P.200
[16] M.M.波斯坦 H.J.哈巴库克 主编 王春法 主译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三卷）《中世纪的经济组织和经济政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年 P.331
[17] M.M.波斯坦 H.J.哈巴库克 主编 王春法 主译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三卷）《中世纪的经济组织和经济政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年 P.320
[18] M.M.波斯坦 H.J.哈巴库克 主编 王春法 主译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三卷）《中世纪的经济组织和经济政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年 P.331
[19] Phillipe Dollinger <<The German Hansa>> Routledge/Thoemmes Press 1999 P.45 “Throughout Germany the towns, newly come to power, were faced by the anarchy resulting from the failure of imperial power, and so formed alliances destined to safeguard peace and defend their own privileges”.
[20] Phillipe Dollinger <<The German Hansa>> Routledge/Thoemmes Press 1999 P.47～48 “but up till now it had been used rather as a matter of prudent reaction in the face of attacks or persecution suffered by Germans. Henceforward joint action was to be undertaken with the intention of forcing concessions from the town or country at fault”
[21] M.M.波斯坦 H.J.哈巴库克 主编 王春法 主译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三卷）《中世纪的经济组织和经济政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年 P.332
[22] M.M.波斯坦 D.C.科尔曼 彼得·马赛厄斯 主编 王春法 主译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二卷《中世纪的贸易和工业》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年P.230
[23]
[美]汤普逊 著 《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 商务印书馆 1992年 P.198
[24] 见于Phillipe Dollinger <<The German Hansa>> Routledge/Thoemmes Press 1999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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