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周恩来临终 毛泽东不探望黄金搭档

永远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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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1月5日凌晨，医务人员为生命垂危的周恩来做最后一次手术。在做这次手术时，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国务院负责人接到周恩来病危通知，陆续到医院探望，但其中没有毛泽东。
　　事实上，周恩来在住院期间，包括生命垂危之际，毛泽东未曾到医院探望。《真相：毛泽东史实80问》解说了毛泽东不去探望他的“黄金搭档”的原因。

毛泽东与周恩来，曾经的革命战友、黄金搭档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与世长辞，终年78岁。
　　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没有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做最后告别悼念。1月15日，周恩来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毛泽东也没有参加。

最后一次握手

　　毛泽东、周恩来的友谊由共同追求而生。他们一路同行，互相支持，互相慰藉，共同奋斗。《最后的传奇》中写道：
　　“九一三”事件使毛泽东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从那以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明显不佳。起先支气管发炎引起昼夜咳嗽，后来医务人员发现主席的心脏也出现了问题。为此，周恩来特意把自己身边的保健医生、心脏病专家胡旭东调到主席身边，监护着主席的病情。
　　1974年开始，疾病缠身的毛泽东明显地感到自己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吃力了。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秘书专程给主席送来一副老花镜，这是周恩来自己戴过多年，感觉最好的一副，他还嘱咐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如果主席戴得不合适，一定要告诉他。
　　毛泽东戴上周恩来送来的眼镜，果真还是看不见，原来他的眼睛单靠戴眼镜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此时的周恩来也已是重病缠身，医院的病理报告上清楚地写着癌乳头状组织开始脱落，但他还是亲自组织北京著名的中医和西医的眼科专家为毛泽东会诊。
　　这一年的5月28日，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来访。次日，周恩来陪同拉扎克走进了毛泽东游泳池的书房，这也是周恩来住进305医院前，最后一次走进这间与自己有着深厚革命情谊的老战友的书房。
　　中南海摄影师杜修贤拍完了会见的镜头，站在书房门外静候着宾主相送的一刻的到来。深夜里，毛泽东书房的门悄然打开，短暂而简单的告别之后，邓小平、乔冠华陪同拉扎克走出了毛泽东的书房，但一同进去的周恩来并没有同他们一起与毛泽东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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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修贤本能地向门里多看了一眼。只见送走了客人的毛泽东一脸的倦容，当他的目光与守候在门边的周恩来的目光相遇的一刹那，杜修贤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他娴熟地端起照相机。这时，周恩来伸出了手，毛泽东不由自主地也伸出了手，而且目光也随之从周恩来的脸上滑落到他的手上……



　　这一次，杜修贤没有错过时机，留下了镜头前两位巨人最后的一次握手。



没有毛泽东的身影



　　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没有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做最后告别悼念。



　　那么，在周恩来生命垂危时，毛泽东是否曾到医院看望呢？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92年2月出版的《毛泽东的后半生》一书对此是这样记载的：

　　或许毛泽东只是不让许多人看见。在总理的最后几个小时中，他曾悄悄来到医院，坐在周恩来的病榻旁。可能是由于某种令人痛楚的孤独，甚至是懊悔之感，他才最后前来同这位忠贞不渝的同事谈话。〔美〕罗斯·特里尔著：《毛泽东的后半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235页。

　　据多方面查证，此记载有误，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8年2月出版的《周恩来传》记载，1975年，进入9月以后，周恩来的病情急剧恶化，癌细胞继续扩散，免疫力严重下降。9月20日下午，在医院第四次做手术。10月24日，又做了第五次手术。这次手术后，他再也没能从病床上下来。

　　1976年1月5日凌晨，医务人员为生命垂危的周恩来做最后一次手术。在做这次手术时，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国务院负责人接到周恩来病危通知，陆续到医院探望，但其中没有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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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最后一次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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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西柏坡指挥全国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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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不到医院去探望病危的周恩来呢？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在《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一书中写道：

　　自从周恩来进行了几次手术，病情一直在恶化。毛主席对他的健康非常挂念，他自己不能亲自前往探视，便派张耀祠前去医院值班，了解那里的情况，随时向他报告。因而，一个时期以来，张耀祠往305医院跑得较多，了解的情况也就多。

　　毛主席从治疗报告中知道周恩来的病情十分严重后，曾指示治疗组认真会诊，及时救治。尽管毛主席对周的健康十分挂念，可是，当时的他，也是自顾不暇。这时的毛主席已不能起立或是坐下，连一步路也走不了。只能躺着，他说话很困难，吃饭要人喂，严重时要用鼻饲。所谓鼻饲，就是把一根橡皮管子从鼻孔插进去直达食道，用橡皮管子往里进灌流食，当然只能是很稀的液体了（陈长江、赵桂荣著：《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44页）。

　　毛泽东的病情是这样的严重，不可能到医院去探望病危的周恩来。1976年1月7日，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后，气息已变得非常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第二天上午9时，便与世长辞。10日、11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叶剑英、邓小平、宋庆龄等以及首都各界群众1万多人，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1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因为病情严重没有参加。

　　总之，周恩来在住院期间，包括生命垂危之际，毛泽东未曾到医院探望。如果他曾悄悄到医院探望周恩来，新闻媒体不可能不报道，有关的著作不可能不载入史册。而国内的报道和有关的著作，均无此记载，说明没有此事。

毛泽东听“周恩来万岁”

　　“万岁”一词所蕴涵的政治意义，或许只有中国人才能体会。中共建政之初，大多中国人只会喊中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万岁”，至于担任总理之位的周恩来，尽管他的政治智慧以及外交魄力为国内外所推崇，但在国内也万万不敢称之为“万岁”，否则，其后果不堪设想。但一些外国人无法理解其中的玄机，因此险闹后果可能严重的“笑话”。

　　周恩来会见外宾时，中联部工作人员齐锡玉曾当过几次翻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共党史资料》第81期所登齐锡玉的《为周总理作翻译的点滴回忆》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政治笑话”。

　　1952年5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各国工会代表团参加“五一节”观礼，并列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齐锡玉负责接待澳大利亚工会代表团，其中有位比尔·加德纳先生，当时他是煤矿工会代表。

　　观礼大会闭幕当天，中共党政领导人集体接见全体代表和外国工会代表团。当中央领导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

　　对于中国民众的这一做法，加德纳感到十分不解，他向齐锡玉问道：“为什么只喊毛主席万岁，不喊周恩来万岁?”对于这一提问，齐锡玉当时暗想：“怎么会提出这样没有常识的问题呢”，但碍于上级的指示，他只能解释说中国的制度不同于澳大利亚，总理不是第一把手，而主席才是全国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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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德纳对齐锡玉的这一解释显然不满意，他说：“这些我知道，我的经历你却不知道。”原来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澳大利亚工会曾发动罢工声援中国工人，抗议澳大利亚政府卖生铁给日本，而加德纳参加了这次罢工。加德纳说，他对周恩来在战争期间的表现非常追崇，也很佩服。

　　会见结束时，外宾分成三队同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握手告别。加德纳在同周恩来握手时用英语说：“向你致敬。”周恩来直接用英语回答：“谢谢你。”但谁也没想到，紧接着加德纳竟用英语喊出“周恩来万岁！”的口号。周恩来没想到会出现如此戏剧化的一幕，于是立即摆手示意，让齐锡玉不要翻译。

　　加德纳也许是毛泽东主政时期第一个在中国国内公开高喊“周恩来万岁”的人，但其实，在国外，“周恩来万岁”的口号并不少见。1954年，周恩来到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出席亚非拉会议时，当地华侨沿街人山人海，他们挥舞着两国国旗，喊起了“中国万岁”，“周恩来万岁”的口号。

“毛泽东不可能总是权威”

　　林彪坠机无疑是中共建政以来不可忽略的大事件。按照中国政府的官方说法是：林彪试图逃往苏联，也许他是希望说服俄国人对中国进行干预。但他乘坐的那架飞机当晚就在蒙古坠毁了。正如周恩来后来在他的官方报告中所说的，林彪“背叛党和国家，像叛徒一样投向苏修的怀抱”。

　　不管怎么说，林彪死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都松了一口气。而兴高采烈的德国大使在大使馆举行的一次宴会上不顾外交礼节地向周恩来祝酒说：“周恩来的时代已经到来，这对中国来说是件好事。”大部分中国人心中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然而，马上有谣传说，由于广东省的一些高级将领因他们的亲林倾向而迅速遭到清洗，因此广东省可能要分裂出去。

　　周恩来使出了他的全副本领来保证那些各省的解放军指挥员不至于觉得他们受到排挤，同时他重新安排其老部下的工作得以逐渐走上正轨。廖承志在八月份得到了重新任命；董必武被宣布为国家代主席；而别的老同志，像朱德、聂荣臻也都重新回到他们在军事委员会和核武器发展计划委员会的位置上。这些成就都是在“四人帮”还不那么活跃和羽毛尚未丰满的情况下取得的。

　　但对一些人来说，一切都太晚了。1972年1月，陈毅去世了，他一直未能从文革的创伤中恢复过来。“我们应该化悲痛为力量”。周恩来在悼词中这么说。追悼会结束后，毛泽东仍呆呆地坐在会场，两眼茫然地盯着花圈。最后，周恩来上去扶着他的胳膊，小心地把他引离会场。

　　周恩来后来对一个美国来访者说：“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都犯过错误。……怎么会有绝对的权威呢？……毛泽东可能会在某些问题上是权威，但对于那些他不熟悉的问题，他怎么能算是权威呢？……这里还有一个时间问题，你可能今天是权威，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明天还是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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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0月，毛泽东和宋庆龄（左二）、周恩来（右二）、陈毅（右一）中南海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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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苏归来，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周恩来

　　不过，周恩来在中国能够享受如此高的崇拜礼遇，却不是因为他在政治上老练的处理手段。在中国人眼里，他在公共生活中以真诚民主的方式来严格认真地按照秩序办事，这受到了各阶层人的追捧。外国传记作者称，他是“中共党内惟一尽力尝试将平等主义带到中国上层生活里来的人”。
　　有一个欧洲外交家曾经这样评论道：“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个家庭，那么深受人民喜爱的周恩来就扮演了一个母亲的角色，而一开始受人尊敬，后来又让人害怕的毛泽东则扮演了父亲的角色。”

毛泽东暗批：他想当皇帝

　　文革到了末期，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态度一直让人捉摸不透，总的而言，可以用“既离不开又总不满意”来形容。

　　到了1973年底，因为周恩来与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关于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的谈判让毛泽东感到不满，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要求周恩来批判自己，导致一向沉稳的周恩来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当众拍桌子，差点引来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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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界评价中，周恩来文雅、非常富有忍耐性

　　周恩来挨批 大发雷霆
　　基辛格提出的关于中美之间建立热线的问题，毛泽东听取了中共中央官员的汇报后，认为周恩来态度软弱了，说了错话，犯了错误。从11月17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政治局委员全部出席，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也就是说，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批判自己。
　　会前，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讲话，为会议定了调子：“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它就不投降。”
　　他还说：“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排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提出，要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会谈时的“右倾软弱”，合称“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于是，与会人员按照这个调子火力齐下。江青更是咄咄逼人，一会说周恩来“左”了，“是霍查主义，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没有好好执行毛泽东的联美整苏方针；一会又逼问周恩来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并指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
　　周恩来开始时并没有预料到火力如此猛烈，还做了一些自我批评，期待检讨完事。为了保险，周恩来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承认自己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并完全接受对他的批评。然而，会议不但没有降温，上纲反而越来越高，江青的指责不断升级，什么“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等等，根本不由周恩来分辩。在忍无可忍可际，周恩来当场拍了桌子：“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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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毛泽东亲自到机场接周恩来

　　毛泽东对周恩来上纲上线
　　周恩来的这一怒惹了大祸。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从11月25日起，会议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政治局委员外，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和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全部参加，再加上中联部长耿飚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

　　会议地点从钓鱼台搬到了人民大会堂。会议主持人也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毛泽东指定王海容、唐闻生两位小姐为联络员，随时向他报告会议情况。
　　扩大会议一开始，就由唐闻生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泽东在最近一个时期对周恩来及外交工作的批评，上纲非常之高，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入，水泼不入”，等于文革前的北京市委；外交部不执行毛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因此要对外交部“甩石头”。
　　这些用语相当多的是毛当年打倒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林彪集团时所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