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隆河的弯曲

水月刀

一、针锋相对

　　1866年（清同治五年）10月21日，新捻军为打破曾国藩“以静制动，重点防河”的平捻计划，联络各路反清义军，实施经略根本的决策。于河南中牟兵分两路，梁王张宗禹率领所部（西捻军）西入陕西，遵王赖文光、鲁王任化邦等率部（东捻军）东向山东，前往运河以东地区，以便筹粮扩军。至12月2日，历经数十战，无法攻破清军的运河防线，只得转趋河南。12月3日攻打归德府不成，旋即南下，一路转战，突破曾国藩原设的贾鲁河——沙河防线，12月22日到达湖北麻城地区做修整补充。这时，东捻军的战略企图是以主力循荆州、宜昌挺进四川，以一部屯驻湖北为声援，另一部攻占豫、陕交界之荆子关，联络西捻军，然后以图川蜀之地为根基，可北出汉中、东向湖湘、西入云贵，逐步扩展力量，重建太平天国；若各部皆不得手，则入荆子关以趋陕西，结合西捻军和回民军在陕西建立基地。
　　清廷鉴于曾国藩劳师无功，已于12月7日将曾撤回两江总督原任，另委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节制湘淮军，专办剿捻军务。李鸿章上任轶始，仍遵照曾国藩的攻剿方略，但加以改进。提出“扼地兜剿”的策略：将东捻军“困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各省之军合力，三四面围困之”。他将各部分为堵击之师和兜剿之师，加强围追堵击。同时加强对捻军内部的分化瓦解，以执行其平捻方略。眼看东捻军进入湖北，李鸿章议定“重整沙、贾两河之防，困之西路山多之处”的计划，在大洪山、桐柏山、大别山以南和长江、汉水以北布下天罗地网，调动不下十万人的部队进行堵击。具体部署为：
　　1，北路：以其六弟员外郎李昭庆部淮军驻汝宁、信阳，阻住东捻军北上通道。
　　2，西面：令提督鲍超率霆军由河南南阳进至湖北襄阳，总兵宋庆与副将蒋东才率豫军防守枣阳，将军巴扬阿部马队、提督江长贵和蓝斯明部、水师总兵左光培部自汉水沿岸布防，防止东捻军西渡入川或西北入陕。
　　3，东面：安徽巡抚英翰、总兵张得胜等督率皖军驻六安、霍山一带，扼住趋皖之路。
　　4，南面：以前任湖广总督官文驻防武昌，兵部右侍郎彭玉麟率长江水师守备黄州一带，防东捻军南下。
　　5，以提督刘铭传、按察使刘秉章、总兵周盛波和张树珊部自河南分路入湖北，与湖北巡抚曾国荃、提督郭松林、记名布政使彭毓橘、记名提督伍维寿、熊登武部湘军组成兜击部队，决定在湖北消灭东捻军。根据李鸿章的部署，各路清军对东捻军形成了“三面兜围，南阻江、汉，笼山络野，已入阱中”之势。
　　二、郭、张败亡
　　东捻军面对清军强势，还是采取快速机动的战术，经黄冈、黄安南下新洲、黄陂，12月26日威逼武汉外围后，转而疾走孝感。次日连克云梦、应城，随后转向德安，伺机歼敌。12月29日，郭松林所部淮军8营人马尾随而至，东捻军于当夜三更出兵劫营，以作试探性袭击，郭松林分兵三路打退了东捻军的进攻。东捻军见敌势颇强，便用老战法“以走疲敌”。次日转据天门，郭部紧追不舍。1867年（同治六年）1月1日，东捻军在天门皂市设伏打击了郭部追兵后，又于应城、京山、钟祥地带与追兵兜圈圈，拖疲郭松林所部。1月5日，郭部进至京山臼口。6日，双方有所接仗，东捻军前锋被击退。同日，彭毓橘部也至卢家寨和东捻军一部交仗，东捻军被击退。8日，东捻军与郭松林、彭毓橘、伍维寿、熊登武等部清军战于臼口及附近地区，阵毙总兵张凤鸣、副将钟光斗、游击杨爵发等。9日夜，彭毓橘出兵袭击，东捻军将领陈槐邦率马队153人、步队400余人降清，东捻军放弃臼口，佯败退走罗家集。
　　郭松林领军占据臼口后，具此判断东捻军已成惊弓之鸟，便乘胜追击。1月11日，兵分三路直奔罗家集。在行进途中，遭到东捻军伏击。东捻军魏王李蕴泰率领马队包抄两翼，赖文光率部袭击清军后队，任化邦正面挡住清军。“马步抄裹，越集越厚”，经半日激战后，左路清军首先溃败，总兵曹仁美、谢连陞相继阵亡。郭松林自将中路来救援，也被包围。战至夜间，郭松林身受七处刀枪伤，为东捻军所生俘。因左脚被打断，无法行走，又不识他身份，而将其弃于路边。三更时由其部下背负逃走，其弟副将郭芳鉁被击毙。除右路沈鸿宾部退入村庄筑垒防御数日后，为老湘军彭毓橘部解救得脱外，郭部被歼灭近4000人。
　　东捻军乘胜逼近安陆，于钟祥县至臼口间结筏抢渡汉水，被清军一部阻击未能渡过。1月16日，东捻军于钟祥沙港与彭毓橘、熊登武、谭仁芳部激战，击毙清军副将颜光杰、左得胜、参将邓志鳌等；但清军拥有劈山炮等强大火器，东捻军伤亡3000余人，只能败退。次日，转进至安陆新河又与总兵刘维桢所部激战无果，返回天门、京山，1月20日于应城和提督姜玉顺部遭遇，转至云梦。1月26日，东捻军于德安胡家店遭遇淮军周盛波、刘秉章两部，鏖战八个小时，马步队轮番冲击，不能取胜。只得转向西北方向的应城杨家河东岸屯扎。淮军总兵张树珊部赶至王家湾，求战心切。淮军诸将领“皆言贼悍且众，不可轻发”。张树珊此次由豫入鄂，只因不愿做驻守之师，坚请所部为游击之师，因而急于求战，大斥诸将“畏贼如虎”。遂不听诸将劝告，带队急追至杨家河。见东捻军屯营于河对岸，便将所部6营分为左右两翼，自率步队居中，马队游护于外，擂鼓过河攻击。东捻军一见淮军有轻敌之态，便佯败而走。张树珊率部恃勇轻进，追至舒家埠，东捻军以大军抄其后路，分割包围。树军久战无援，前后分割，陷入重围。战至深夜，张树珊率亲兵营200余人尤死战不退，所乘之马立于积尸之中竟不能行，其转而下马搏斗至死，所部皆败亡于杨家河倒树湾。张树珊为淮军勇将，有“血性忠笃，治军精强，作战凶悍，常为军锋”之誉，其部的覆灭使淮军各部莫不心伤。郭松林及张树珊两军相继被歼，对清军各部是教训深刻。曾国荃即言：“子美（郭松林）受挫于前，海柯（张树珊）阵亡于后，二人皆戎行健将，悉中贼之诡计。各军于勇锐之中，仍寓稳慎之意，庶可以策万全也。”
　　三、尹隆河的激战
　　东捻军倚仗连胜之势，人员装备均得到大量补充，军力急增，号称10万。清军各部则胆颤心惊，不敢撄锋。然而，刘铭传所部淮军入鄂后赶至德安，自逞其勇，试图报复。2月5日和东捻军遭遇，东捻军被刘部击退后走襄阳王家集，转至霸王山等地，仍旧不能渡河，再经枣阳折回钟祥，屯扎于京山尹隆河附近。尹隆河在汉水东岸，臼口镇一段江面较窄，水流较慢，适于渡江。且土地肥沃，物产丰盈，粮食供应容易解决，东捻军决计与此稍做修整，待机消灭追兵后，渡过汉水。清湖北巡抚曾国荃根据当时态势，依照朝廷上谕所提出的“歼贼于唐白河、襄河之间”的要求，调遣彭毓橘、熊登武、谭仁芳、刘维祯等部防守东路皂市、九里冈、永兴市、天门一带；豫军蒋东才部守备北路随州茅茨畈；淮军刘秉章、周盛波部守京山，淮军李昭庆部由河南信阳赶赴京山宋河镇，防备东北方向；总兵左光培率水师巡防江汉水路；以淮军主力刘铭传部20营一万余人和湘军霆军鲍超部32营一万六千人为攻击部队，企图将东捻军围在臼口地区，四面夹击，聚而歼之。
　　2月18日，铭军追至京山下洋港，侦察到东捻军驻地，鲍超亦率霆军到达臼口镇。刘铭传致函鲍超相约次日兵分两路，霆军从臼口自西向东、铭军从下洋港由北向南，两面夹击以收全功。东捻军也探知清军动向，遵王赖文光便设计以箭射书于刘铭传：“鲍妖勇略，非汝所及，汝何不与鲍妖合，至明日辰刻同来战，顾以孤军驻下洋港，宁非送死？！”刘铭传得信大怒，以为捻军轻己，又与鲍超积不相能，遂不听右营统领唐殿魁苦劝，决计爽约先战。次日清晨提前一个时辰全军尽出，以前后马队，夹护步兵辎重，浩荡南下。到了一处名叫宿食桥的地方，刘铭传驻马等候谍报。两三拨哨探接踵报告，说是捻军仍在尹隆河对岸，未见动静，似乎对官军提前出击，尚无所知。刘铭传立即下令，以王德成、龚元友二营兵力留在宿食桥守护辎重，余下十八营的依照原来的计议，全数渡河，分作三路，齐头并进。右军攻击尹隆河北岸的杨家洚，任务最重，刘铭传特派他最为倚重的记名提督唐殿魁担当。左军统带是记名布政使刘盛藻，中军则由他自己亲自率领。这一带湖泽纵横，楚天辽阔，又当冬季水浅，更便驰驱。刘盛藻的左军先到河边，人马涉水而过，接着中军也渡了河，拉开队形，向前直冲。东捻军以少量步队正面迎战，刚一接战，又作不支而退之状，引敌来追，千余马队向北包抄袭击铭军后路。刘铭传唯恐后路辎重有失，遂抽出三营马步队回援，仍以十五营兵力分三路攻击，使得力量更加分散，首尾不能相顾。捻军也分作三路迎敌，荆王牛宏升在西、鲁王任化邦在东，遵王赖文光和魏王李蕴泰居中策应。铭军中刘盛藻的左营部队较弱，而东捻军以任化邦一股马队最强悍。这最强的正好碰着最弱的，刚一接触，刘盛藻左营就稳不住阵脚向后退了。左军一退，导致中军侧翼暴露。刘铭传一看这情形，急从中路调派黄桂兰、张士元、李锡增三营救援，但无济于事，刘盛藻部被打退过河，增援的副将李锡增也中枪而死。东捻军中路的赖文光和李蕴泰所指挥的步队竟也一时攻击不动铭军的中营，正在有些踌躇，忽见东面尘烟大起，捻军之众亦无不精神大振。东面来的正是任化邦的马队，一部分渡过尹隆河去追击刘盛藻的败兵，一部分由任化邦亲自领着来攻刘铭传的中军。拦腰侧击，形势最利，等刘铭传发觉，已颇难应变——任化邦的马队飘忽如风，转眼迫近，铭军中营被拦腰被冲为两段。后一段溃散，前一段恰好遇着赖文光和李蕴泰指挥的东捻军步队迎头痛击。中、左两军都垮了，右军唐殿魁却打得很好，轻易夺下杨家洚，渡河击退牛宏升一股，正遇着任化邦侧攻中军，便率部火速来援，阻遏了东捻军的攻势。然而这一挡却使他自己成为众矢之的，中、左两军死的死、逃的逃，捻军三路合而复分，一半渡河去追残敌，一半对付唐殿魁一军。东捻军数万人，重重包围，渐渐逼紧，唐殿魁率部拼力死战，直至短刀肉搏，身负重伤倒地为东捻军马队踩死，麾下记名总兵田履安、副将胡衡章、吴维章、刘朝珣等也力战阵亡。铭军整个儿崩溃了，刘铭传此时方寸大乱，只由两百余亲兵拼死保护着，欲在乱军中夺路而走，然而始终突不出去。刘铭传和他的幕僚及亲兵，陷在重围之中，以为无法逃生，索性脱下冠服，退入废窑，坐而待毙。。。。。。
　　忽然间有人大喊道：“霆军，霆军！”但见北来的霆军，如大海潮生，初看不过一线，等听出人喊马嘶，已如怒潮澎湃，转眼迫近。鲍超的性格跟宋朝党太尉是一路人物——胸无点墨、口无遮拦，但要是以为鲍超作战鲁莽就是大错特错了。霆军其实已按时到达战场外围，鲍超发觉淮军和东捻军已经开打，他对战况也还不甚明了，只从探马的不断回报中，得知铭军逐渐处于下风。鲍超决定先看看情况如何再出兵，他并不想冒然进入战场。他会合手下的几个主要将领策马上了一处小冈，大家拿千里镜四处搜索，勘查战场态势。鲍超发现铭军此刻是纷纷溃败，“辙乱旗靡，驼马满野”。这时捻军两翼的马队，渡河的还不多，大部分在尹隆河南岸对付唐殿魁右营残部，以及追杀四下溃散的左、中营铭军，但中路捻军，渡河逐北的人数已有一两万，乌合蚁聚，遍野皆是。
　　而此时赖文光一见霆军将近，遂振臂高呼：“今日斩刘捉鲍，长驱西上，一入四川、据巴蜀之利，一上荆子关、合梁王张宗禹攻陕西，洪天王事不足为也！”东捻军将士不由得士气大振，随即不顾疲劳，不整军阵，分兵三路猛攻霆军。“万马潮涌，奔腾而上”。鲍超见状也分兵三路应战，但每路又分主攻和策应，以提督唐仁廉部为左路，提督邓训诰部为援军；提督谭胜达部为右路，总兵杨谦万部为援军；他自领提督宋国永部为中路，提督曾成武部为援军；而以总兵杨德琛的马队为游击之师，迂回包抄东捻军的后路。唐仁廉为霆军中第一骁将，军中人称子龙、敬德再世，鲍超作战“专倚此人，不忍令其冲锋，每战只做接应，能打人所不能打，为人所不能为”。这次，事关全军安危，鲍超也顾不得了，一开战就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接着便是惊天动地的“杀”声，三路齐发，如排山倒海般压制东捻军。霆军纪律一向不佳，但赏罚极其分明，“临阵怯退者必斩！”各级将佐皆身穿头戴能表明自己品级的补服和顶子冲杀在前，士卒也个个奋勇争先，挺矛舞刀，迅如疾风，当者披靡。双方左右两路最先接战，东捻军左右两路接战不利，然中路军尤是拚命向前。鲍超亲自率领的洋枪队看东捻军将到射程以内，便即施放排枪，两排枪放过，中路的捻军阵脚就已支持不住。左右两路的步队也涌上前去增援，还是无法取胜。任化邦和牛宏升的马队也渡河驰援，中路捻军越集越多，鲍超的开花炮左右交替着往疾驰而来的捻军马队中轰击，顿时人仰马翻，捻军的阵法大乱。这时杨德琛的马队，已从远远两侧兜了回来，两翼齐张，千骑并发，不久便合而为一包抄截断了东捻军后路。东捻军前面迫于炮火，后面又有归路被断之虞，军心动摇。鲍超趁势督率各部冲击，会同杨德琛的马队，前后夹击。东捻军阵势大乱，大败而逃，撤退时慌不择路，损失惨重。东捻军的营垒多在尹隆河南岸，东起洪水转折之处的多宝湾，以西是拖船埠、张截港等处共数百座。于是鲍超一面分兵翻回尹隆河北去追敌，一面扫荡营垒，东捻军的补给物资，除掉毁于炮火，便都落在霆军手里了。
　　尹隆河战役，双方损失都很大，东捻军先胜铭军，后败于霆军，阵亡或溺死者几达万人，被俘八千有余。清军方面，刘铭传部损失大半，战后李鸿章将树军剩余6营兵马尽数补充铭军，铭军修整达两月之久。霆军阵亡将校也有：候补总兵陈永康、王开国、副将刘金山、参将张金魁、游击李宏胜、李占彪等人。战后清点结果，霆军夺还铭军在宿食桥所失去的骡马数千头，洋枪四百余支，号衣八千多套，还有各种杂色军械，再加上十几颗红蓝顶子，二十多支花翎、蓝翎。另外两千多名陷入重围的铭军，也被救了回来。
　　四、战后余波
　　此战所至的结果对于各方的影响甚大。清军方面：原湘淮军将领之间颇有芥蒂，湘军中战力最为强悍的是霆军，淮军诸营自程学启战亡后，铭军跃为劲旅。自淮军郭、张部相继败北，鲍超甚为轻视淮军，他“自谓宿将，自剿灭长毛以来战功最多。刘省三后起，战绩不如霆军远甚，乃亦比肩为一军总统？！”刘铭传自负“才气无双，不居人下”，认为“鲍春霆有勇无谋，仅偏裨之才，唯靠胡、曾所护至此耳，闻其名出己上，心尤不甘！”战前，刘铭传召集众将计议：“度我军之力可以破贼，若会合霆军而获捷，霆军必居首功，人亦谓我因人成事，不如先一时出师，待歼此寇，使彼来观，亦当服我铭军之能战也。”正是因为刘铭传要争首功，遂使赖文光的激将法成功。刘铭传的战术指挥确实不怎么样，自以为是，分兵多路，后路空虚，一见东捻军分兵包抄后路，又慌不择路，再次分兵回援，削弱前军实力。鲍超虽是一赳赳武夫，却进退有据，虽也是三路对阵，但是每路又加强了接应部队，以防护侧翼的安全。一旦接敌，也非全是逞血气之勇，采用洋式枪炮以挫东捻之气势。加强两翼的攻势，以收钳型攻势之效。结果铭军惨败，霆军大胜。战后鲍超派人押着铭军失去的辎重和两千多被救出的兵士外加上在战场上拣到的刘铭传的顶戴送还到铭军大营，以此羞辱刘铭传。又致函李鸿章：“省三殉矣。省三得头品顶戴，穿珊瑚细珠为帽结以示异于众，今获于贼手，其殆死乎？”给了淮军系统很大的难堪。刘铭传大丢面子，恼羞成怒，耍起无赖本色。一面参劾本家族侄、左营统领刘盛藻轻敌浪战，以示自己“大公无私”；一面倒打一耙，报称鲍超违约误期，将战败的责任转嫁他人。李鸿章也因鲍超致函羞辱淮系之故，加之有意袒护刘铭传。按刘所报上奏，以至于清廷严旨斥责鲍超：“误由鲍超未照约会分路进剿，致令刘铭传骇退挫败，鲍超更不得辞咎”。鲍超原以为“功高，冀邀褒奖为荣”，根本没想到会受此严责。因此抑郁成疾，心灰意冷，回乡养病。霆军也被编遣，所部32营只留14营，由唐仁廉统带，纳入淮军体系。从此，湘系日趋衰落，淮系蒸蒸日上。
　　东捻军自罗家集、杨家河之战后，军势大振，只待尹隆河一战功成，即可抢渡汉水、实行入川复国的战略大计。同时，1月23日，西捻军于陕西临潼十里坡设伏，大败陕西清军主力。阵斩记名提督肖德扬、杨得胜、肖集山、肖长青以下3000余人，收降数千人，清廷方面“丧兵过万，镇帅阵亡，全陕震动”。西捻军也有“至汉中过年，明春入蜀之说”。虽说东西捻军情况互不通晓，但是对于清廷方面的平捻战略全局的威胁却是显而易见。东捻军方面最初利用湘淮军将领之间的矛盾定计成功，诱使刘铭传轻率出战。赖文光自请将所部防堵霆军，以使湘淮军两不相顾。但魏王李蕴泰等捻军首领却持异议：“分兵则军单，不如合军破刘妖，后再破鲍妖之为稳健”，赖文光不能为主，只能从此议。同时，在连败郭松林、张树珊部之后，以为湘淮军各部战斗力不过如此，产生了轻敌思想。当霆军进入战场之后，未作周密安排，不顾作战疲劳，只凭血气之勇仓促反击，想一下子将两股强敌全部消灭。一旦前锋受挫，军中情绪立刻“惶恐”，不能坚持稳步后退，以致转为溃败。2月21日夜间，鲍超率谭胜达、唐仁廉、杨德琛、总兵陈由立等部在钟祥丰乐河设伏再次击败东捻军，东捻军朝将顾宗荣等6000余人战死，4000余人被俘。霆军损失也很大，总兵章茂、金明亮、副将杨明德、汤顺、黄仙芝、黄光立、谢九和、参将贺高志、黄起胜、游击范全福、刘开胜等将校阵亡。此后，东捻军于鄂豫皖地区反复盘旋。虽然于3月23日在湖北蕲水六神港至溪潭坳之间利用大雾天气诱使轻敌浪战的湘军彭毓橘部13营人马进入泥沼地带，一战聚歼，阵斩有“每战当先，最为奋勇，忠勇性成，勋劳卓著”之称的彭毓橘及其以下官兵3000余人。然而始终不能摆脱清军各部的围追堵截，清军守御各部利用地利堵击，游击之师来回接应。东捻军多次抢渡汉水未成，进军川陕的战略计划不能实现，连日不断的机动和苦战也使东捻军疲惫不堪。5月14日设伏击败总兵杨鼎勋部，接着次日即被恢复元气的铭军击败。转战至5月下旬，东捻军因补给不济，又加山东等地反清武装相召，遂放弃进入川陕计划，转而东向胶莱进军，以求觅粮就食。进入三面环海、一面阻河的绝地，自此走向了覆亡之路。
　　附：双方战略战术初析
　　捻军在初期很长的时间内，外出征讨，主要是为了获得钱粮物资，以便运回家乡享用。流寇思想颇为浓厚，虽有各个经常活动地区，但始终未将这些地区联成一片，建立可攻可守的根据地。在两淮基地被清军各个击破后，更加动摇捻军首领对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信心。长期不停顿地流动作战，得不到应有的修整和补充。初期的围城作战，常常听到清军援兵赶到，不管多少，随即撤围，不懂得利用围城打援得战法。淮南作战时期，一旦占据数处城镇，便改流动作战为分兵把守，清军来攻后，采取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被动挨打，各处互不救援，所居城镇逐个失守。
　　自捻军和太平军残部混杂而成新捻军后，双方首领合股会盟，誓同生死。赖文光以太平天国王宗身份其意在联合捻军恢复天国，而捻军诸首领丧家败亡之余，无可归依，惟在图存。不过是虚尊赖文光为盟主，实质自行其是，自专其政。遵王号令，不出天兵旧部数千。然赖文光谋略过人，善于激励，每议军策，多有中的，捻军诸首领还是颇为敬重的。鲁王任化邦骁勇善战，骑射绝伦，战辄奋先。尤其擅长指挥马队，湘淮军诸将等“皆畏其锋”。连李鸿章都一再称赞他：“任柱称雄十年，拥骑万匹，东三省及蒙古马兵具为战尽，实今日第一等骑将好汉。”、“任柱骁勇善战，项羽之俦，人中之怪杰也。吾与将士不幸而遭此磨难。”二人素相亲善，遵王偕首王范汝增、奏王赖世就等天国旧部常依任化邦部行动。遵王与任化邦二人推心置腹，诸事计议而行，军中流传有“鲁王善战，遵王善谋”之歌谣。然而军中矛盾尚存，梁王张宗禹足智多谋，其族弟幼沃王张禹爵堪称“万人敌”，任化邦因昔日张乐行杀蓝旗军旧主刘永敬旧怨，素与张宗禹部黄旗军不睦，作战行军常分两队，互有芥蒂。入鄂作战期间，截获清军副将谭仁芳给德王唐日荣的招降信。唐日荣原是翼王石达开麾下固天豫，翼王败死后，唐日荣死战得脱，与遵王等合兵，所部皆是百战精锐，然而平日不甚和于遵王。遵王赖文光以变妖罪名处决了唐日荣，吞并其部，太平军旧部诸将口虽不言而心实怨之。赖文光见长期流动作战，而无根据之苦。便有中牟分兵，两路入川，以取根本的战略设想。以任化邦、张宗禹分为主帅，各自独立作战，但是缺乏两路配合呼应。自此，东西捻军再无合军之日。
　　新捻军结合太平军战法——所谓的“三十检点回马枪”，即易部为骑，往来飘忽，以走疲敌，侍机进击，步骑联合，包围歼敌。又设有所谓的“边马”和“绊尾”，即是主力部队的侦察和掩护部队，便于捻军的安全而迅速地转移。常用的是两种战法，一种是用老弱诱敌，而精锐利用天然形势遮蔽，官军贪功深入，必中埋伏；一种是以前队挑战，另选精骑，绕出官军后路，施行突袭。又多有缴获的洋式枪炮，清军对其在装备上也无绝对的优势。然而，因多由缴获而来，补充实为不易。一旦发起攻击，即以马队为主，配合步队包围作战，马队从四面八方围裹包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逼近，正面以一骑夹一步的方式，浩浩荡荡，冒烟冲锋，如同排山倒海，惊天动地。数年之间，所向多捷。
　　清廷对于捻军围剿初期，因主要进攻方向在于太平军，而对剿灭捻军投入不够。袁甲三、胜保等剿抚并用，步步为营，个个击破，专以破坏捻军两淮根据地。虽未从根本上平定，但确使捻军遭受惨重损失。一旦太平天国势萎，清廷即将重心转向两淮捻军。僧格林沁指挥剿捻全局，一改以往双管齐下策略，对于旧日首鼠两端的苗沛霖也坚决剿除。与两淮之地大施屠戮，对捻军穷追猛打，曾于霍山黑石渡大破捻军和太平军余部联军。僧格林沁更加骄狂，自以为以满蒙马步队便可剿灭捻军，一再拒绝调动湘淮军增援，曾、李等人也以满臣轻视汉臣之故，有意掣肘。僧格林沁所部为新捻军牵着鼻子与豫皖鲁地区打转，终于自取兵败杀身之祸。
　　曾国藩接任钦差大臣主持剿捻大局后，其根据剿灭太平军的经验，认为新捻军已是不同于以往他所遇到的对手，决不能重蹈僧格林沁盲目穷追的覆辙，而改为“以静制动”的方略：
　　其一，重点设防。强调应在新捻军“必经之途，驻扎重兵，变围追之举为拦头之师，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使新捻军的行动受到限制，阻止其流动。
　　其二，建立马队。对付快速机动的新捻军，唯有以建立具有相同机动能力的马队才能奏效。以骑兵为主的几只游击之师，加上洋式枪炮的装备，利用经常调换、相互交替、或为守军、或作游击的特点，不断的打击、骚扰新捻军。
　　其三，修筑圩寨。在新捻军活动频繁之地，强调利用地方士绅组建团练构筑圩寨，坚壁清野，清查捻余。
　　这几个方面，有战有守，相互呼应，遏流清源，密切配合，甚是狠辣。然而，计划虽佳，执行起来确是困难重重。所隶各部多非曾国藩旧部，指挥不灵，多方掣肘。作战地域多是平原地带，不利于各部驻守防御。曾国藩鉴于此种情况，又重新修改方略，提出“聚兵防河”的计划，以地利阻遏新捻军的往返流动，逐步缩小作战区域，以便形成包围圈。怎奈计划尚未完全实施，所谋划的河防即被新捻军突破。曾国藩徒劳无功，黯然去职，改由李鸿章接掌平捻大计。
　　李鸿章取曾国藩方略之长，提出“扼地兜剿”的策略。利用东捻军战略决策失误，进入胶莱困地之际，采取“倒守河防”之策，缩小东捻军作战区域，使其无从发挥流动作战的长处。同时，不断扩大马队数量（其中主力部队铭军最多时拥有13营马队三千五百多匹战马，几占马队的半数），增强自身的机动能力，实施战略包围，充分运用洋式枪炮的优势，同时改进作战方法，强调部队要镇定整齐，对阵要立稳脚根。诸如：“先制其冲突，而后放枪炮，先立定脚根，而后讲击刺”；“每营必结为团阵而行，亦系学捻逆之结多阵也，亦凭四面抵御”；“每战，十营之中，只以二三营交锋，其余七八营概系防其包抄；推之三十营只可用八九营交锋，其余皆宜作接应，以防贼马之包抄为妙”；“头一二仗胜，则不可追，恐其诱入埋伏之内，吃大亏耳”；行军追击注意搜索，“必先以探马，逢村搜村，逢林搜林，乃可预防其伏贼”；又加强招抚捻军中意志不坚定者（最显著者：刘铭传收买捻目潘贵升于1867年10月江苏赣榆一战中狙杀了捻军首领任化邦）。自此，捻军再也无法按照自己的战术套路作战。1867年12月，东捻军覆灭。1868年6月底，为救援东捻军出陕的西捻军在转战直鲁之间陷入清军的“河防之围”，孤立无援，全军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