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阿根廷2001年经济危机的历史渊源

箴瑛

7年前根据资料写的东西。一直没有公开过。
现在看起来很肤浅可笑，不过倒是也怀念年轻时“无知者无畏”的心态。

如果版主觉得荒谬或者与军事无关，删除也可以。

箴瑛

阿根廷

2001年和2002年之交阿根廷的经济崩溃、社会动荡、政治危机，是世界的目光一时都聚集到了这个星球最遥远的角落。

从地理方面看，阿根廷是拉美唯一的温带大国，而温带曾被李斯特认为是工业化的天然范围，应该说论自然条件，阿根廷在南温带是最好的，甚至在拉美也是最欧洲化的，确实可以称为“气候宜人，沃野千里”，适合农牧的潘帕斯草原更是举世无双。从居民构成看，阿根廷种族结构单一，与拉美大多数国家白人、黑人、混血种人、印第安人混杂，种族矛盾十分尖锐大为不同，阿根廷欧洲白色人中后代占全国人口97%，在拉美中是首屈一指的。因此阿根廷基本上没有种族矛盾。而且总的说起来，阿根廷人受教育水平比较高，劳动力素质也比较好。这一点从足球运动员身上就可以体现出来。南美是足球运动发达地区，有道是“自古南美无弱旅”，其中巴西、阿根廷更是其中的“绝代双雄”，但两国虽均有多名球员在欧洲效力，但阿根廷球员有许多担任队长，巴西球员却很罕见，这与阿根廷球员在纪律、文化素质诸方面的优势是分不开的，以至于人们称阿根廷是“南美的欧洲人”。这上述两大优势，有助于阿根廷人形成一种民族优越感——向欧洲强国看齐的民族优越感。

如果上面说的是独具的优势的话，下面这一点却是少见的劣势。建国以来，阿根廷政局十分动荡，其中又以1955年后的20多年为最，在此期间，阿根廷政府更迭12次之多，其中7届政府为军事政变推翻。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

下面我就通过考察阿根廷政治经济的变迁历史，来说明这次阿根廷危机的历史根源。

阿根廷政治经济的变迁历史是后发工业国现代化的共性与阿根廷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反映。

后发国的现代化共性是政治、文化思想在形式上的变化超前于经济发展，经济现代化远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但政治、文化思想的形式却可短时间内移植。政治、思想精英们看到的是当时先进国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就立刻引入本国，当然短时间内也只能是引入形式。这也是在先进国综合优势熏染下的产生的制度迷信的结果。但正如前所述，这种引入的政治、文化思想形式却未必适用于落后国家那落后的经济基础。早育的上层建筑畸形发展，反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对阿根廷而言，建国即废除君主制，改行共和，即因受美法革命和启蒙思想影响以十九世纪先进国之政治外壳驾于本国落后的经济基础之上。然而圣马丁、贝尔格拉诺等少数受启蒙思想浸润的先行者毕竟无法代表广大思想落后之民众，正如有人指出的，“上层人物的启迪”同时，“一小部分群众的启迪在程度上低得多”。[15]由此他们更无力改变落后的经济基础。加之圣马丁为了避免与玻利瓦尔发生冲突，抱着功成身退的思想而隐居欧洲（这一点和辛亥革命后的革命党人有相似之处，甚至犹有过之）。结果国家土崩瓦解，四分五裂，各地互相对立，混战不休。这就是以共和国政治外壳驾驭中世纪封建经济的必然后果。其实，在拉美各国当时的条件下，根据圣马丁的主张，实行君主制或许更好些，毕竟这可以保留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纽带，从而稳定秩序。

1829年Juan Manuel de Rosas 控制了国家的中心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他是一个热情的联邦主义者，主张对内实现国家统一，完备并加强国家机器；对外实行贸易保护，保护本地幼稚工业，扩张领土。在此后20多年中，他推行了这些政策主张。但也许他的手伸得过长了，加之国际环境的不利，1852年，他被英、法、巴西、乌拉圭及国内反对派的联合势力驱逐。在当时及此后，他被人称为暴君、恐怖分子、杀人魔王，但在拉美很多人心目中却是个神话般的人物。从事后看，这个人的功绩不亚于美国的汉密尔顿，他使统一的阿根廷国家取代了分散的诸省，留下了强有力的国家机器，使中央政府不再形同虚设。这些都是阿根廷向前发展不可缺少的基础。

1853年，阿根廷以美国为蓝本建立了联邦体制，至少纸面上是如此，但真正的政治稳定又经过了十年才实现。此时阿根廷的经济基础并没有本质的进展，但思想上的长期浸染，使人们接受了立宪共和的政治形式，此后自由派长期执政，不过某些棘手的问题直到1880年才解决。

自由主义者强烈地相信，自己的使命是使阿根廷走欧美强国的发展道路，自由主义政客和知识分子相信自己代表了真正的欧洲科学和哲学原则，但他们所说的自由主义，正如他们引用赫尔伯特·斯宾塞的理论来论证的，如果贵族政体统治阿根廷，它将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因此阿根廷的立宪共和实质上是寡头民主制，这与经济上的自由放任结合在一起，体现了土地贵族和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实际上这种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实际上就是作为农产品供应者加入国际经济体系，以农产品向欧美工业国换取工业品。其实这正是李斯特所论批评的十七、十八世纪西班牙、波兰的发展之路，是一条走向经济依附的道路，是与欧美强国兴起时的贸易保护政策相悖的。想以此实现强国之梦，无异于南辕北辙。不过寡头共和制作为一种政体确实适应了当时阿根廷落后的经济基础，为阿根廷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

1880年，阿根廷进入了所谓“黄金时代”，主要是凭借出口导向的农牧产品部门的发展。从1860年代至1914年，阿根廷的GDP总值以每年平均5%的速度增长，这是有记载以来，各国最高的持续增长之一。阿根廷被誉为“世界的粮仓和肉库”，其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被视作“南美的巴黎”，在欧洲的许多城市。当人们形容某人腰缠万贯时，常用的形容语是“他像阿根廷人一样富有”。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在3797美元，高于法国的3485美元和德国的3648美元，人均GDP居世界第八位。实际上直到1950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仍然与一些发达国家不相上下。

阿根廷的经济发展表面上虽颇为可观，但实际上却是脆弱的，更多的是特殊时期外部有利条件作用的结果。这一时期是世界工业化进展的决定性时期，世界迄今为止的主要工业强国都是在这一时期由农业国转为工业国的，这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也是最成功的一次工业化浪潮。随着工业化的急剧扩张，农业部门释放出大量劳动力，西欧特别是英国成了食品净进口国，对食品的需求激增。这个时期世界工业很大程度上仍处于粗放型阶段，科技水平和部门内分工不发达，对农产品等初级产品的依赖性很大。而当时农产品的最重要生产资料还是土地，加之技术变革使食品（主要是肉类）的远距离运输成为可能，这样阿根廷那举世少有的农牧业自然禀赋形成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正是这种世界工业化、科技发展的特殊阶段给了阿根廷一个国际分工中在收益上暂时有利的地位，也造成了阿根廷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繁荣，但也是典型的依附性繁荣。这种暂时的繁荣也强化了阿根廷的农产品出口国地位，妨碍了工业的发展，从而丧失了以农补工实现工业化的宝贵机遇，而日本则正是在这一时期发展为工业强国的。当年日本民众为了实现工业化，忍受着十分贫穷的生活，甚至改一日三餐为一日两餐，而阿根廷却在表面的富裕繁荣中加深了对工业强国的依附，也确实沦为了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正像当时的人评论的，“今天阿根廷在经济上已经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了。”不过几十年的经济繁荣在拉美是无可比拟的，它却确实大大的增强了阿根廷人固有的民族优越感，在阿根廷人心中，阿根廷就是拉美的欧洲国家，阿根廷应有欧洲主流国家那样的富强。尽管由于主流社会由欧洲移民控制，拉美各国都与欧洲思想感情相联，但阿根廷这种国家定位却是少见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这是阿根廷此后与拉美其它国家甚至巴西那样的大国的发展相异的重要原因。

但经济上的繁荣，不管来源于什么部门，必然会对相关部门产生影响，必然对社会结构、政治格局产生影响。在经济繁荣中，中产阶级壮大起来，他们和新兴的沿海土地所有者以及未能在经济繁荣中获利的没落贵族联合起来，在19世纪末成立了激进党，要求改革贵族寡头民主政体、扩大民主、分享政治权力。当然这其中又受到了先进国的制度文化冲击。在繁荣的条件下，即在暂时资源较丰的条件下，旧势力看到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才是真正的威胁，于是决定将中产阶级纳入政权体制内。于是就有了1912年的选举改革，这与当年西欧、美国的普选权改革类似，选举程序也比较健全，在当时的拉美是富于创新性的。这种超前性是与阿根廷独具种族结构和经济繁荣的特点相关的，经济繁荣使阿根廷的工业发展[16]和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在拉美都是首屈一指，尽管后面我们将看到，这种发展仍然是在脆弱的经济繁荣下的远不充分的发展，也无法在形势变化的情况下，维持一种稳定的政治结构。综上所述，脆弱的经济繁荣，阶级力量对比的不充分变化，先进国制度文化的冲击，结合在一起，造成了阿根廷政治体制的又一次超前跃进，因为支撑民主体制的不是像欧美国家那样发达的工业，而是发达的农业，是脆弱的。在民主政体确立后，由于经济基础落后，民主政治坚实的思想基础不充分，而新封建主义传统却相当强大，民主政治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反而百弊丛生，激进党内部也是斗争激烈。后来阿根廷各政党之间势不两立、缺乏合作精神、难于同舟共济，各党内部也是派别林立、甚至形成“自杀传统”，都与超前的民主制度有关，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滋生蔓延开来的。

1929年，经济大危机爆发了，给脆弱的依附性的阿根廷经济以沉重打击。其实经济大危机对阿根廷的打击较之其他拉美国家并不算大，因为阿根廷的主要出口品是小麦、牛肉等基本食品，这种产品的消费弹性是很低的，而那些主要靠出口矿产品、经济作物的国家受的打击要大得多。经济繁荣导致的高收入水平会使阿根廷社会对经济打击的承受能力下降，但当时并没有十分突出的社会危机，劳工的不满也还是比较温和的。但1930年军事政变却推翻了民主政府。一个对比是，受危机打击更大的巴西却结束了寡头体制并建立起了民众主义政权。在阿根廷为什么会发生军事政变？一个原因当然是阿根廷民主制度的脆弱性。其他原因则要另寻。

一个原因是军队自身的使命感，阿根廷在军官训练上与德国进行了四十年的合作，德国军队那种保守主义倾向和将自身视为民族的中流砥柱、民族优秀传统的真正代表的观念深入阿根廷军人的灵魂，对民主政府的混乱和争权夺利十分蔑视，认为文官们都是些肮脏的家伙。二是当时世界保守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日益泛滥，成了不同于西方民主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的第三条道路，这对于很多后发国都极有吸引力。[17]而阿根廷军队中出身于意大利移民的人增加，对军队保守主义倾向的滋长也是个推动。当然那个欧洲强国的定位，也为军队自身的使命感的火焰浇上了圣油。

民主制度被推翻，但尽管民主主义在阿根廷还远未成熟，但如前所述毕竟也有了一定基础。而阿根廷军人的政变却没有什么客观上的紧迫性作为压服各派政治势力的依据。因此各派政治力量和广大民众对政变和军人统治并不认同。此外军人内部也存在分歧，有一派势力主张回到1912年前的寡头时代，另一派则主张承认阶级状况的变化，建立一种准法西斯主义的法团（CORPORATE）政体，将军官、工业家、商人和工人的力量统合在一起，这正是受到当时欧洲意大利等国法西斯主义的影响的产物。因此军人政权并不稳固，从1930年到“二战”爆发，更换了四届总统，军人恢复1880年时代的企图遭到城市精英和工人阶级的反抗，被迫向城市的民主力量让步。因为双方都有一定实力，又都对对方不满，政局呈现僵持局面。“二战”爆发后，阿根廷精英们（无论是军队中的还是民众的）认为保持“中立性”，通过抑制对交战大国的忠诚才能使阿根廷获得最大利益，显示阿根廷的卓尔不群。这与阿根廷的独特国家定位是分不开的，其他拉美国家都在珍珠港后早早倒向了盟国，连第一大国巴西也不例外。军队越发感到只有自己才能稳定政局实现这个国家目标，于是军人解散了议会，驱逐了文人政治家。

但这一时期由于经济危机和“二战”导致阿根廷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城市各阶级阶层实力增强：工业家的力量壮大，中产阶级是拉美最强的，工人的力量也随着工人的本土化、非文盲化而更加容易组织工会而增加，成了阿根廷政治生活中堪与军队相比的强大力量。出身中产阶级的胡安·庇隆原本是军人政权的一员，但他在妻子“圣女”埃维塔的协助下，通过胡萝卜加大棒，获得了工人的强有力支持，进而依靠上述的城市联盟，在1946年的总统大选中，战胜了美国的抵制，以54%的绝对优势当选，并于1952年连选连任。庇隆力图使工业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工人和劳工结盟，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形成稳固的执政力量以实现国家发展。在世界上一般把这类政权称为民众主义政权，但由于我们前面说的阿根廷的发展特点，民众主义的力量要比其他国家大得多。在其任内，阿根廷开始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耐用消费品和重化工业，对外实行民族独立、抵制美国霸权的政经政策，这突出表现在1947年里约热内卢会议上对美国的抵制上。

但庇隆的努力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这主要是时代已经改变。在经济上，原有的国际分工格局已经改变，“二战”后世界市场上，初级产品的价格不断下跌，工业制成品价格不断上升，对阿根廷进口替代的工业化造成了严重阻碍，在这种条件下推进工业化，以农补工的空间缩小，但庇隆政府仍然推行这样的政策，大大提高工人工资[18]，建立欧洲式的福利制度，同时却压低农产品的价格，这一方面触怒了国内农场主利益集团，另一方面却增加了工人的收入刚性，使本已和发达国家相近的工资更高了，这是欧洲工业国的推进工业化深入的政策，但却不是作为一个农业国的阿根廷实现工业化应该做的，这在阿根廷又加上了一种脱离实际的经济制度，使阿根廷的工业品无法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甚至拉美的墨西哥、巴西那样以低工资的价格优势与别国竞争，却导致了主要出口部门农业的萎靡，造成了阿根廷严重的贸易赤字，通货膨胀。另外美国的霸权对各国国内事务的干预远远超过了以前的大国，庇隆的民族独立政策明显触怒了美国。

庇隆被迫在经济上采取巩固性和更趋务实的政策，但在1952年埃维塔死后，他失去了政治上的灵魂，在政治上犯下了重大错误，他疏远了军队，部分原因是军队反对他扩大权力，而更加依赖工会，而且对支持者打击教会等保守势力的过激行为加以纵容。军队不再把他视为稳定力量，而是为不稳定的根源。在国内外反庇隆力量的推动下，1955年军队发出最后通牒：辞职或者内战。庇隆无意使国家陷入血腥，离开了阿根廷。

但这次比上次军人干预更糟，军人内部依旧存在分歧，上次挫败的阴影加之“二战”后西方式民主政体向全世界的强势输出，使军人宁愿只作政治的裁判而非选手。军队将权力交给激进党来执掌，但激进党内部同样四分五裂。1962年的大选中激进党获得了50%的选票，压倒了庇隆党，但激进党两派却不合作，导致了经济成绩不错的Frondiz政府被军队推翻。[19]1966年军队再度执政，但其内部分歧依旧，也不能得到文人政治家的支持，加之左翼游击队活动猖獗，国家陷入内战。

在这一时期，阿根廷政局可谓混乱之极，政府更迭频繁，在当时世界为仅见。文官实力四分五裂，不能稳定局面；军队对文官的政府不满，就推翻它，但内部也分歧严重，也控制不了局面。政治上的对立、分裂的传统从此根深蒂固。政局的动荡使人和发展国家的政策都不能得到有效地贯彻，“休克疗法”、IMF的货币政策，这些都曾实施，但却没有什么实效，反而在民众的高收入刚性面前导致了更大的混乱，由此导致的通货膨胀成为阿根廷的痼疾，愈演愈烈。经济发展受挫，对外国资本的依附日益加深。

1955-1973年的阿根廷很像魏玛时期的德国，1、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强大，但却多受改良主义影响，只关心工资和工作条件等经济利益；2、中产阶级较多，但内部分裂，行为软弱，没有掌权的能力；保守势力（在德国是容克地主和垄断资产阶级，在阿根廷是大土地所有者和商人）受到冲击，也不能牢固的掌权。也就是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单独稳定执政，而这些力量又不能联合，文官政府只能靠总统特别授权运作，而总统又是军队的代表。这种状况就需要一个铁腕强权以独裁来强制规范各阶级阶层的利益，推行有利于国家长远发展的政策。可庇隆和军官团都没有这样做。

庇隆本来得到了各阶层广泛的支持，最有可能这样做。可庇隆不是希特勒、墨索里尼或者萨拉查、佛朗哥那样的“革命者”或独裁者。他处在与希特勒相类似的那个位置上，但出身中产阶级、仕途顺利的他缺乏希特勒那种政治敏锐、铁腕和冒险精神。他从未真正控制过军队，尽管他一度得到了军队的支持。和在魏玛时期的德国一样，军队以一种独立的力量自居。他依靠工会，但他从未接受过埃维塔的建议来武装工人。这样他的权力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保障。从而错过了1930年以来最可能的一次发展机遇，此后国际形势对阿根廷越来越不利，新兴工业国纷纷涌现，竞争对手越来越多。这也应该成为一条制度变迁的教训：如果你要铲除强势的既得利益集团，特别是它与国外的强大势力有着密切同盟的话，你就必须掌握可靠的新型的有组织的武力，单纯依靠旧军队是不行的，尽管往往不得不争取旧军队。

当然希特勒所以能控制住德国军队还与德国军官团在“一战”后受到协约国的从国外施加的压制有密切关系。德国军官团在一战后成为了协约国主要的压制对象，军队人数被压到十万人。德国军官团畏惧协约国的武力，又极怕失去名誉，尽管他们在技术上十分出色。[20]从兴登堡这个军官团的首领身上也可以看出这点。1919年德国总统艾伯特觉得凡尔赛和约过于苛刻，想拒绝，向兴登堡征询意见。兴登堡拐弯抹角地说了一番形势估计后，对格罗纳将军指出，要抵抗，军官团就得完蛋。但兴登堡不敢自己去告诉艾伯特，怕承担使德国蒙受羞耻的责任，就恳求格罗纳去。结果在整个魏玛时期，格罗纳将军都成了军官团的替罪羊，说他与政府合谋出卖了军官团的荣誉。毫无疑问，兴登堡也不敢建立军事独裁，因为这会开罪协约国，会使军官团直面协约国的压力，极有可能导致军官团的荣誉丧失。兴登堡的这种思想在德国军官团中十分流行，直到德国在“二战”中形势危急，他们中多数人也不愿除掉希特勒以挽救德国，因为他们害怕承担战败的责任，留着希特勒可以将责任推给他。在战后古德里安、曼施泰因等人的回忆录中，这个目的终于实现了。当然他们后来不去除掉希特勒也与希特勒成立了忠于自己的军队党卫军有关。因此要是没有军官团在协约国压力下的不作为，希特勒是难于在德国施展抱负的，下层人士往往比贵族们更具冒险和不怕死的精神。陆游曾说，爱国者还是在“陇亩之中”，也是这个原因。后来希特勒又以扩军备战等解除军官团束缚的手段笼络住了军官团，当然希特勒也没有放松建立“第二武装”。在阿根廷军官团不受这种外部抑制，于是频繁的干政，却又因种种原因，不能建立自己的稳定独裁。

1973年，庇隆被当作唯一能防止左翼上台、恢复国家稳定的救星被请回国执政，就像当年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但为时已晚，不久死去。他的继任者无能，经济情况更加恶化。1976年军队再度发动政变，建立了军人统治，这次军队十分团结，决心从根本上结束混乱的政局。在政治上，军队搞了“肮脏战争”严厉的镇压民主力量和反对派；在经济上贯彻美国授意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取消工人福利，降低实际工资，实行私有化和“非工业化”，完全否定了庇隆的改革。其经济影响就像是九十年代的预演，起先国外游资大量涌入，但很快金融体系的灾难（a wave of bank failure）造成巨额资本流出，通货膨胀超过100%，1981年工业开工率只有一半。

军人政权骑虎难下，寄希望于战争的胜利来摆脱困境，但军事体系的低效却导致了马岛的惨败。切记：军人政权千万要小心对待战争，因为一是战争是政权优劣的最明显的试金石，再者军人又是战争直接的负责者，军人政权没有可以推卸战败责任的对象。仗打败了，还要你们军人干什么！

军人政权倒台了，军队用尽了全部招数，经过这一次失败，他们再也没有自诩为国家救星的权利了。而且在1980年代以来，西方式民主政体“制度一元化”在全世界大肆泛滥的形势下，除非以后得到美国的强力支持，军队只能在政治上“不作为”了。像这次如此严重的危机，军队也没有干预。

但和军人政权一起倒下去的还有阿根廷人的民族优越感和国家定位。大半个世纪以来，阿根廷在欧洲强国定位的鼓舞下，建立了许多重化工业，军事工业更是在拉美数一数二，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各类武器大量出口，甚至还想模仿“北约”建立自己主导的“南大西洋公约组织”。结果还是不堪一战，战争是对国家地位的最终测定，这对高傲的阿根廷人是个致命的打击，定位坍塌了，梦想破灭了，信心瓦解了，人们茫然了。正如《现代拉美》一书中指出的：“战败的灾难给了阿根廷人被严重挫伤的国家定位以剧烈震动，……战败的影响不会很快消失，重建国家也并非易事，每个人都知道阿根廷人必须明确他们是谁和他们要什么。”此后，阿根廷人丧失了对祖国的信心和忠诚，他们不想为国家做些什么，只想向国家索取，精英们则以靠出卖国家来中饱私囊。这样政治混乱和对立分裂的最后制动也不存在了。这就是不合国情的制度带来的结果。

接下来的情况大家都比较了解了，梅内姆以保护民族产业、提高民众福利为号召上台执政，然而在其执政的十年中（1989-1999年）他把自己的“民粹主义”信仰、增加工资和“生产革命”的许诺抛之九霄云外，而是完全背离自主工业化的道路，推行“仔卖爷田”的政策以图“皆大欢喜”，为了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实行货币局制度，使阿根廷比索与美元的汇率固定为1:1，一方面取悦习惯高收入、高消费的选民，另一方面以稳定的币值取悦外国投资者，这个制度的危害现在已经是尽人皆知了；将巨额国有资产出售一空，一方面偿还外债取悦外国投资者，另一方面，扩大政府开支以维持选民的每年平均7800美元的高消费。[21]当然梅内姆等人也从中大捞了一笔，实际上在他执政期间，造成了阿根廷历史上最严重的腐败。在这种政策下，暂时是“皆大欢喜”，其实国家经济竞争力没有真正的提高，“为啖自割”迟早会导致崩溃。而阿根廷政坛的互相残杀恶习更是加速加剧了崩溃。

阿根廷在建国之初就已陷入国际经济联系之网，从而不存在像亚洲国家那样对依附道路的抗拒。而特殊的国际条件和特殊的国情造成了阿根廷的经济繁荣，使得阿根廷没有发达国家的工业基础却有了发达国家的富裕，还使得阿根廷的阶级结构更为发达国家化，没有传统的农民，只有农场主，中产阶级却相对强大。[22]这一切在先进国的影响下，造成了阿根廷上层建筑的超前性和收入的超前性。上层建筑的超前性的基础不象其他工业国那样脆弱，但仍远不充分，而且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而恶化，但惯性却无法消除，而且在收入的超前性导致的高收入刚性的配合下成为了阿根廷政治动荡的根源，也阻碍了阿根廷的工业化。“二战”以后，阿根廷工业的地位在世界上是在相对下降，1990年代阿根廷的工业发展水平已经明显低于巴西，也落后于墨西哥，1945年，巴西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阿根廷的1/3，1990年代两者已大体相当。收入的超前性使工资、物价交替上升，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成为经济动荡的根源。这两者的遗毒对这次危机的责任可以说是主要的。

在1945年，阿根廷无疑比葡萄牙、西班牙、韩国等富有发达，现在这三国都靠强权统治发展起来了。而阿根廷却在民主的动荡和民主与独裁的交替这双重动荡中，停滞不前，直至现在工业品出口不到出口总额的1/3。[23]其关键就是国情上的“高不成，低不就”，这种国情一旦陷入“先进国制度陷阱”，较之国情更差的更难“改出”，使没有任何一种方案较之其他方案有明显的优势，结果是来回动荡，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历史的偶然性作用。相反那些国情更差一些的，不搞“旧式强权统治”也可以搞“新式强权统治”——多少反映了现代化推进的“强权统治”，却更容易选择一条看起来是落后的但却是适合的方案稳定实施，也犹胜于一暴十寒。在国际形势大大恶化的今天，阿根廷的工业化恐怕是会更加艰难，多半没有根本好转的可能了。



这一章就算论述失败，也是可贵的失败。但愿能对读者有所启迪。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阿根廷：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与社会脱节  牛晋芳编译  来源：士柏资讯网

阿根廷危机的由来及教训——兼论20世纪阿根廷经济的兴衰  江时学

  " Modern Latin  America”  Thomas E Skidmore &Peter H Smith

尾注
[15] 引自《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一个“太平洋时代”网页

[16] 1925年为制造业产值占国民总产值18.5%。

[17] 20世纪30年代直到“二战”中，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德黑兰，从开罗到南京的政治殖民地或经济殖民地的人们仰望德国、靠拢德国，这不是一句政治上的反动和倒退所能解释的。首先这是对压迫着一地区的主要罪魁英、美、法还有日本进行反抗的一种表现。而且这种“第三条道路”对于正处在由传统向现代做痛苦转折的后发国很可能也是一种客观的需要。即使对德国本身也是如此，正如李工真在《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一书中论述的，“在面临这场传统与现代化激烈冲突时，由于民主主义在德国还远没有发展成一种成熟的政治文化，因而也提不出一种能跨越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区别和矛盾的信仰，它体现的……一场妥协罢了，而现在由于现代化危机的深化，这种妥协已不存在了，因此[它]迅速被排挤到政治边缘上去了。……两种明确的回答：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种已经过时，另一种还不能得到社会大多数人的支持]。这样唯一还有可能扩越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区别和矛盾的政治信仰就只剩下民族主义，[而纳粹主义在当时德国的民族主义各支派中是最适合的。]”

[18] 实际工资在1947年提高25%，1948年提高24%，国民收入中劳工所占份额在1946—1950年提高了25%，庇隆政权甚至鼓励罢工。

[19] 激进党被看作是代表中产阶级的政党，它的失败，正如" Modern Latin  America”一书中指出的，” Once again…the middle class party, the Radicals, proved unequal to the task of governing Argentina, the most middle-class country in Latin  America.”

[20] 看《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一剧，德将霍夫曼在询问儿子死讯时，只是对儿子因到占领区老百姓家偷窃失去了贵族荣誉痛心疾首，对儿子的死本身倒是为次要的了。多少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意味。

[21] 梅内姆的政策根本上是非工业化，本国工业衰败，特别是中小企业衰败的最终结果就是社会两极分化，阿根廷在世界上经济地位的不断下降也使情况必将如此，故此阿根廷的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达18%。但由于梅内姆等政客为了执政总得拉拢选民，高收入阶层、一部分中产阶级多少在他的“饮鸩止渴”的政策中获益或暂时维持了生活，而那些政府机构的内部人则更是大赢家。其他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22] 也正因为如此欧美观察家把阿根廷看作是由传统向现代转移的试验场。

[23] 见孙岩峰《哪些因素导致阿根廷社会动乱？》

[ 本帖最后由 箴瑛 于 2009-2-3 10:49 编辑 ]

KleinKlauss

话说经济拉美化，福利非洲化，税负北欧化，道德东洋化。这四化让很多国人心惊胆颤但又窃窃私语。

重读拉美的历史，会发现很多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