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军就那么迷死你？你就哈汉斯的那身狗皮？

毛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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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大大

不用二战，看看一战的军团主义
《八月炮火》第十七章，1914的德军没有受到纳粹污染吧，看看他们干些什么

比利时事态的演变是德国恐怖论的产物，克劳塞维茨曾把恐怖规定为缩短战争的正当手段。他的整个战争理论的基础是必须快打、猛打和决战。不让平民百姓感受到战争影响是不行的，一定要使他们感到战争压力，并且要以最严厉的措施，迫使他们强迫他们的领导人媾和。战争的目的既然是解除敌人的武装，“我们就必须置敌人于继续打下去要比投降更难以忍受的境地”。这个似乎言之成理之谈，完全适合德军总参谋部的杰出的人才在整个十九世纪所呕心构思的那种科学的军事理论。这在1870年法国人在色当之战以后奋起抵抗的时候，就已付诸实践。当时德国以法国人进行“自由射手”战的罪名杀害俘虏和百姓的残酷报复行为，曾使全世界在钦佩普鲁士为时六周就已取得胜利的奇迹的同时，为之震惊，为之目瞪口呆。全世界就此认识了德国人的人面兽心。虽然1870年已经证实恐怖理论及其实践所造成的后果，即：加深对立，激发抵抗，最后是延长战争；但是德国人对此仍然抱住不放。正如肖伯纳所说，他们是无视常识的民族。  
　　 8月23日，列日贴出了由冯·比洛将军签署的告示，宣称：马斯河畔靠近那慕尔的昂当小镇，其居民以极其“阴险”的方式袭击他的部队，“经我同意，统率该部的将领已将该镇化为灰烬，并枪决了一百十人”。这就是告诉列日居民，让他们懂得如果按他们的邻居那样行事，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命运。  
　　昂当镇的焚毁和大屠杀——据比利时估计被害二百二十一人——是在8月20日和21日沙勒罗瓦战役期间发生的。比洛手下的司令们，既要遵守时间表，而又受到比利时人炸毁桥梁和铁路的骚扰，于是就对他们所到的村庄进行无情的报复。跟昂当镇隔河相望的塞耶，有五十名百姓被杀，许多住家遭到恣意抢劫和烧毁。塔明是在8月21日被攻陷的，当晚，战斗一结束，洗劫便开始了，抢了整整一夜和整个第二天。通常在准许抢劫任其恣意妄为的情况下，随同发生的是酗酒，约束松弛，并把士兵引导到所希望于他们的那种野性发作的地步，以遂其增加恐怖效果的意图。塔明镇沦陷第二天，约四百名公民在士兵监视下被赶到教堂前的大广场，行刑队先是有计划地向这群人开枪，枪声停后，便用刺刀把那些未死的人捅死。塔明公墓中三百八十四个墓碑上刻着：“1914年被德国人枪杀”的墓志。  
　　比洛的军队拿下三万二千人口的城市那慕尔后，便张贴通告，宣布：已从每条街取得十名人质，倘有人向德国人开枪，就将枪毙这些人质。人质的取得和杀害，象征收食品那样在有计划地进行。德国人越向前推进，逮捕的人质就越多。最初，冯·克卢克的部队每到一城镇，便立即贴出布告，警告居民说，市长、首席法官和地区参议员均已被扣作人质，并照例警告说，他们的命运将如何如何。不久，三个有名望的人作为人质不够了；每条街一个人，甚至每条街十个人也都不够了。经动员入伍在冯·克卢克军队任后备军官的小说家瓦尔特·布勒姆——他写的有关进军巴黎的报道是非常有价值的——告诉我们，在他的连队住宿的那些村庄里，“冯·克莱斯特少校”每夜都要“下令按户取一人质，没有男的，就要女的”。由于这种办法有其特有的致命伤，所以越是恐怖，看来也就越需要恐怖。  
　　每当镇上一有狙击的报告，这些人质就立即被处决。冯·克卢克部队的欧文·科布曾从窗口看到两个平民押在两排上了刺刀的德国兵中间，被带到火车站后面。一阵枪声后，两副担架抬着一动不动的人体出来了，上面盖着毯子，只有他们硬直的靴尖露在外面。科布还看到了两次同样的情况。  
　　维塞是德国入侵第一天在去列日的路上打第一仗的地方。它被摧毁了，但不是被刚从火线上下来的部队摧毁的，而是在战争向前推进好多时以后被占领军摧毁的。8月23日，德军一个团从列日调到维塞来了，这是对一份狙击报告作出的反应。当夜就杀人了，在荷兰边境那边五英里的埃斯登都可以听到枪声。第二天，埃斯登就被四千名难民的洪流淹没，维塞的居民，除了被枪杀的和被送到德国去为他们收割农作物的七百名男人和青年外，全部涌来了。放逐是从8月开始的，在道义上，尤其是在美国，激起了很大的反响。美国公使布兰德·惠特洛克后来在访问维塞原址时，见到的只是被烧黑了的断墙残垣，“一片废墟，可能就是当年庞贝的景象”。不见人影，不见有生命之物，不见屋顶。  
　　 8月23日，在马斯河畔的迪南，冯·豪森将军的撒克逊士兵正在同法军作沙勒罗瓦战役的最后一战。冯·豪森亲眼看到了比利时居民阻碍修建桥梁的“不顾信义”的行为“是确实违犯国际法的”。他的部队于是开始行动，捉了“几百”名人质，男女老少都有。那天正好是礼拜天，有五十人是从教堂里抓走的。这位将军看见“这些人在掷弹兵的监视下，挤作一团，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躺在地上，脸上流露着恐惧和难以言状的痛苦，并显示了强烈的愤怒和为遭受的灾难激起的复仇心情”。冯·豪森是个很敏感的人，他感到他们在发泄着一股“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而他正是曾在比利时一个绅士家里给弄得很不愉快的那个将军，吃饭的时候，那个绅士就是两手捏着拳头插在口袋里拒不同他交谈。而今在迪南的人群中，他又看到一个负伤的法国士兵，头上在淌血，躺在那里快死了，一声不响，很是哀痛，可就是拒绝任何治疗。冯·豪森到此结束了他的叙述。他很敏感，没法谈迪南公民的下场。事实上，这些公民一直被困在大广场上，傍晚之后被排成两队，女人在一边，男人在她们对面分成两行，前一行的人跪着。两个行刑队开到广场中间，各向一方扫射，直到没有一个目标竖着为止。经验明埋葬的尸体计六百十二具，其中包括出生才三个星期的费利克斯·菲韦。  
　　接着便纵使撒克逊兵大肆骚扰、抢劫、放火。曾经保卫过这个城市的中世纪城堡，象鹰巢似地耸立在河右岸的高地上，俯视着中世纪的破坏掠夺的重演。撒克逊兵留下的迪南，一片焦土，瓦砾遍布，坑坑洼洼，灰烬满地，了无生意。冯·豪森将军对部下造成的这种惨无人烟的情景“深为感动”。但他撤出迪南这堆废墟时则确信责任在于比利时政府，是“它同意这种违背国际法的不顾信义的街道狙击战的”。  
　　德国人对违反国际法的关注囿于谬见。他们完全无视他们在比利时的存在所造成的违法行为，而着眼于把比利时人反抗他们的存在视为违法行为。德意志帝国国会的阿尔萨斯议员，韦特莱神父，一次曾以长期隐忍的痛苦心情感慨系之地承认说：“在拉丁语学校养成的头脑，是很难理解德国人的心理的。”  
　　德国人的囿于谬见有两个方面：一是认为比利时人的反抗是非法的；一是认为他们的反抗是由“上面”组织起来的，是由比利时政府或是市长、神父以及其他可列为“上面”的人物组织起来的。把这两个方面归结到一起，也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德国人的报复行为，不论程度如何，都是正当的，合法的。枪杀一名人质，或是屠杀六百十二人，或是把一个城镇夷为平地，都得一律归罪于比利时政府——这就是从迪南事件以后的豪森到卢万事件以后的德皇，每个德国人都是跟着这么说的。豪森一贯声称：责任必须“由那些煽动居民起来反抗德国人的人承担”。他还坚持说：毫无疑问，迪南和其他地区的全体居民“是由阻止德国人前进的愿望所驱使的——那又是谁下的命令？”没有“上面”命令的驱使，人民竟会去阻止入侵者，那是难以想象的。  
　　德国人到处看到这些命令。冯·克卢克声称，比利时政府警告其公民不要采取敌对行为的公告，实际上是“煽动平民百姓向敌人开火”。鲁登道夫谴责比利时政府“有计划地组织平民战争”。王储对法国老百姓的抵抗也用了同样的理论。他指责隆维地区“狂热”的人民用着“巴黎特地送来的”猎枪“奸诈而不顾信义地”从门窗里向他们射击。在法国农村，星期日打野兔的猎枪，就象穿的裤子那样，是件普普通通的东西。如果这位殿下的旅行也包括了解法国农村的话，那他就会知道是用不着巴黎送枪来武装自由射手的。  
　　德国人在谈论他们在敌人境内的经历的时候，一谈到游击战问题，就歇斯底里大发作，出言刺耳了。鲁登道夫说游击战是“可憎的”。这个时过不久其大名就成了欺诈、暴行、狡狯的别称的鲁登道夫，自称他是“带着骑士的、人道的战争观念”上阵的，可是自由射手的手法“使我本人的幻想痛遭破灭”。布勒姆上尉两周以前自己还是个平民，可是却为一种“可怕的想法”弄得终日惶惶不安，他想他可能会被一个平民一枪击中或是打死。他报道说，在一天二十八英里的精疲力尽的行军中，没有一个士兵掉队，因为他们“认为落到瓦隆人手中要比脚痛更糟糕”——脚痛是向巴黎进军的另一个极大的痛苦。  
　　对自由射手的害怕和恐惧，是出自德国人认为平民百姓的反抗基本上是目无法纪的想法。歌德曾说，假如在不讲正义和目无法纪两者之间可以选择的话，德国人宁愿选择前者。一个在臣民对君主的关系以服从为唯一基础的国家训导出来的人，对一个建立在其他基础上的国家是无法理解的，所以当他来到这样一个国家的时候，他会感到很不自在。只有在权威面前才感到舒服的人，是会把平民狙击手视为祸害之尤。在西方人心目中，自由射手是英雄；而在德国人，则视为威胁国家生存的异端。在苏瓦松，有一座纪念1870年唤起学生和平民起来反抗普鲁士人的三位教师的青铜和大理石的纪念碑。1914年，一个德国军官惊奇地凝视着这块纪念碑，对一个美国记者说：“你瞧，法国人就是这样，竟为自由射手树碑立传。在德国，是不允许人民干这种事的，也不能想象他们想干这样的事。”  
　　为了使德国士兵处于固有的精神状态，据布勒姆上尉的记载，从第一周起，德国报纸就充满了关于比利时人“反抗的残酷行为”的种种故事，“……武装的教士带领着一帮一帮抢劫掠夺的市民，无恶不作……奸诈阴险地伏击巡逻兵，哨兵的眼睛被挖了，舌头被割了。”类似的“恐怖传闻”早已传到柏林，布吕歇尔公主已在8月11日写进了日记。她向一个德国军官核实情况时，那个军官对她说，当时亚琛就有三十个德国军官被比利时妇女和儿童挖掉了眼睛，躺在医院里。  
　　被这种种故事激起的情绪，是很容易使德国士兵猖狂的，只要大叫一声“狙击手！”他们便会大肆抢劫掠夺，杀人放火，而军官们则毫不加管束。施行暴虐，其意图就在于不派驻占领军而能起到与占领军同样的作用。最高统帅部要从进军巴黎的部队中抽调部队担任占领军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8月25日，火烧卢万开始。卢万座落在列日到布鲁塞尔的公路上，以其大学和无与伦比的图书馆著称于世，是座中世纪的城市，建于1426年，那时，柏林还只是一片木棚。设在十四世纪织布工人大厅里的图书馆，藏书二十三万卷，其中有世所罕见的收藏品——七百五十份中世纪的手稿和一千多册古版书。称为“哥特式艺术珍宝”的市政厅的门墙上的一组石刻骑士、圣人、贵妇人的图案，即使在同类的雕刻中，也是丰富多彩的。圣伯多禄教堂祭坛镶板上的绘画系出自迪里克·布茨 [ 注：迪里克·布茨（Dierik Bouts），荷兰古代的画家，约生于1410-1420年间，1475年死于卢万。——译者 ] 及其他佛兰德人大师之手。卢万的火烧、抢劫，连同对平民一律枪杀持续了六天，其后就与开始时一样突然停止了。  
　　卢万刚被占领时，一切都很平静。商店生意兴隆。德国士兵的举止行动很象样子，买明信片，买纪念品，买什么都付钱，并且在理发店和普通顾客一起排队等着理发。第二天，情况比较紧张了，一个德国兵腿上中了一枪，据说是狙击手干的。市长赶紧再次号召市民缴出武器。他和另两名官员被捕作为人质。在火车站后面杀人成了常事。冯·克卢克的小分队沉重的脚步声日复一日地在市内不停地响着。  
　　 8月25日，驻在安特卫普壁垒森严的防地边缘马利纳的比军，对冯·克卢克军的后卫部队进行了一次猛烈的突然袭击，把它们冲得溃不成军，退回了卢万。天黑以后，就在退却的混乱之中，一匹战马，闯过几道门跑掉了。另一匹马受惊，欲脱缰而不得，带着挽具摔倒下来，拖着的车子也翻了。枪声响了，引起了“法国人来啦！英国人来啦！”的叫喊声。后来，德国人声称是比利时平民向他们开火，又说是平民在屋顶上开枪向比军发信号。但比利时人声称是德国兵在黑暗中自己打自己。在这震惊全球的事件发生之后，特种法庭对肇事的原因进行了成年累月的调查，德国的控诉遭到比利时反诉的驳斥。究竟是谁打谁的问题始终没有定案。这反正与后来发生的事件无关，因为德国人火烧卢万，不是作为对所谓比利时人的不轨行为的惩罚，而是作为对他们所有的敌人的一种威慑和警告——一种在全世界面前显示德国威力的姿态。  
　　布鲁塞尔新市长冯·吕特维茨将军在第二天上午作了很多表白。在美国和西班牙的公使进行职务上的访问时，他对他们说：“卢万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我们在那里的一位将军被市长的儿子开枪射中了。居民向我们的部队开了火。”他停了一停，看了看来访的人们，最后说：“现在，我们当然也就不得不毁灭这座城市了。”惠特洛克先生后来经常听到这个或那个德国将军被市长的儿子，有时被市长的女儿开枪射中的故事；所以在他看来，比利时人肯定把市长的孩子培育成一批象中世纪在叙利亚专事暗杀的穆斯林秘密教派那样的特殊人物。  
　　卢万被焚的消息早已传开。被赶出来的那些吓得不知所措、哭哭啼啼的难民们，向人们诉说了德军逐条街纵火和野蛮地抢劫、不断抓人、杀人的暴行。8月27日，当时正在比利时的美国记者之星，理查德·哈丁·戴维斯，乘军用火车来到卢万。德国人把他锁在车厢里，但那时，大火已烧到车站对面的蒂勒蒙大街，所以他可以看到一排排房子上升起的“笔直不动的火柱”。德国兵喝得酩酊大醉，胡作非为。一个士兵从关着另一个记者阿诺·多施的车厢里把头伸出窗口大叫着：“三个城市夷为平地啦！三个！还会有更多的！”  
　　 8月28日，美国公使馆的一等秘书休·吉布森在瑞典和墨西哥的同僚们的陪同下，去卢万亲自察看了情况。墙黑木焦的房屋还在燃烧，路面发热，灰烬遍地；到处躺着死马死人。一个白胡子平民老头儿就这么脸朝天地躺在太阳里。许多尸体已经发肿，显然已死了好多天。各种毁坏了的东西以及家具、瓶子和撕破了的衣服，还有一只木屐，扔在四处的灰烬里。德国第九后备兵团的士兵，有的喝醉了，有的紧张不安、愁眉苦脸、满眼血丝，在把居民从残存的屋子里赶出来，正如他们告诉吉布森那样，这样就可以彻底毁灭这座城市。他们从一幢房子跑到另一幢房子，破门而入，抢着贵重的东西，口袋里塞满了雪茄烟，然后挥舞火把。房屋主要是砖石结构，火蔓延不开来。一个主管军官在街上看得发愁，抽着雪茄烟。他恨透比利时人，反复对吉布森说：“我们一定要把它毁掉，决不会有一块砖石还砌在另一块砖石上！——你听着，一块也不会。我们要教导他们尊重德国。人们将世世代代到这里来看看我们干了些什么！”这就是德国人让人永世不忘他们的方式。  
　　在布鲁塞尔，由美国人设法营救出来的大学校长德贝克尔主教，叙述了图书馆被烧的情景。图书馆被烧得荡然无存，全部化为灰烬。当他要说“图书馆”三字时，已不能出声。他停了一下，想再说时，刚说到“图”字就说不下去，扑在桌上哭了。  
　　这一损失，成了比利时政府公开抗议的主题，美国公使馆也作了官方报道，当烈火还在熊熊燃烧的时候，就已引起整个世界的愤怒声讨。外国报刊以大量篇幅登载着难民亲眼目睹的种种事实和记者们所作的报道。除了大学和图书馆外，“所有宏伟壮丽的公共建筑”，包括市政厅以及圣伯多禄教堂及其所有绘画，据说也已全部被破坏无遗；只是到后来才发现，市政厅和教堂虽已损坏，但还屹立着。《纽约论坛报》在戴维斯的报道上面列了一条醒目的大标题：《德国人洗劫卢万；妇女、教士遭枪杀》，在《柏林证实在卢万的恐怖行为》的副标题下，刊登了德国驻美使馆散发的一份柏林广播声明，说是由于比利时平民“不顾信义”的袭击，“卢万才受到全城毁灭的惩罚”。这跟冯·吕特维茨将军的说法完全一样，表示柏林不希望世界各国误解他们在卢万的举动的性质。毁灭城市，蓄意并直认不讳地向平民发动战争，对于1914年的世界来说是骇人听闻的观念。在英国，一些社论宣称，这是“匈奴人的进军”，是“对文明的背叛”。《纪事日报》说，火烧图书馆意味着不仅是对平民的战争，“而且是对子孙万代”的战争。甚至连惯常保持沉默、小心保持中立的荷兰报纸也奋起仗义执言。鹿特丹《新闻报》说，不论肇事原因为何，但“全城被毁事实俱在”，而且是个“可怕的”事实，“全世界闻此消息定必毛骨悚然”。  
　　这些报道见于8月29日外国报刊之后，卢万的焚毁于8月30日告终。8月30日这天，德国外交部还发出了一份正式公报，一口咬定，“事件的全部责任在于比利时政府”，并且没有忘记那种惯常的说法：“妇女和女孩都参加了战斗，挖了我们伤兵的眼珠，使他们成为瞎子。”  
　　为什么德国人要这样干？全世界人们都在提这个问题。罗曼·罗兰在给他从前的朋友，德国的文豪格哈特·霍普特曼的一封公开信中责问道：“你是歌德的后代？还是匈奴帝国阿提拉王的后代？”比王阿尔贝在同法国公使的交谈中认为，德国人这样干主要是出于他们的自卑感和嫉妒心。他说：“这些人心怀妒忌，精神失常，脾气急躁。他们焚毁卢万的图书馆，只是因为它是举世无双和普遍称道的。”——换句话说，这是野蛮人对文明事物泄愤的一种表示。这个解释，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忽视了德国人《作战守则》中有关蓄意使用恐怖的规定。该守则写道：“进行战争，不能仅针对敌国的战斗人员，还必须设法摧毁敌方的全部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这对全世界永远是一种野蛮人的姿态。德国人原来意图以此恐吓世界，诱使其屈服，结果却反而使很多人深信他们有一个与之不能和解、不能妥协的敌人。  
　　比利时澄清了问题，对许多人来说，比利时也成了战争中“最重要的问题”。在美国，据一位当代历史学家回顾说，比利时问题是各种观点的“沉淀剂”，而火烧卢万则又是比利时问题的顶峰。在德国为那种不幸的需要所迫而不得不这样干之后，不久就要负责宣传工作的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曾感到比利时“几乎唤起了整个世界来反对德国”。他的反宣传的论点，是从军事需要和自卫出发论证德国的举动是正当的，这种论点，正如他勉强带着几分歉意所承认的那样，理由是“不够充分的”。  
　　卢万事件后十天，德皇在致威尔逊总统的电报中声称，对于“比利时人的野蛮罪行所造成的”比利时的灾难，“我感到痛心”。他还解释说，比利时人的反抗是由他们的政府“公开煽动”和“周密组织起来的”，这就迫使他的将军们不得不采取最强硬的措施来对付这批“嗜血成性的居民”。可是德皇采取的这个攻势，并没有为他带来什么好处。  
　　德国九十三名教授和其他知识界人士的《致文明世界》的声明也帮不了什么忙。声明宣扬了德国文化对文明所起的作用，并声称：“说我们违法侵犯了比利时的中立是不正确的。……说我们的军队野蛮地毁坏了卢万也是不正确的。”不管这些签名的人——哈纳克、苏德曼、洪佩尔丁克、伦琴、霍普特曼——是多么显赫，但图书馆的默不作声的灰烬则作了更响亮的回答。到8月底，协约国的人们已经相信，他们面临的敌人是个必须被打垮的敌人，面临的政权是个必须被摧毁的政权，面临的战争是一场必须要血战到底的战争。9月4日，英、法、俄三国政府签订了伦敦条约，三国承担了“在当前这场战争中不得单独媾和”的责任。

毛大大

我还是把一楼那个帖子列出来，立此存照，当然是转帖

绞刑架的故事——东线德军暴行
一 绞刑架与卓娅

　　
　　苏联人或许是在沃洛科拉姆斯克城内第一次看见了德国人架设的绞刑架。这部绞刑架和上面吊着的8个苏联男女青年被摄入了胶片，并将在战时和战后的无数部记录影片中出现。而在苏德战争以后的日子里，随着“英勇的德国武装部队”的步步后撤和“野蛮”俄国人的步步推进，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还将会出现越来越多这样的绞刑架。它们成为了苏联沦陷区的标志，成为纳粹主义和德国武装部队共同支配统治下的苏联沦陷区的标志。
　　
　　1942年1月27日，苏军收复佩得里谢沃，又发现了一个从绞刑架上扔下的少女，年仅18岁的女游击队员，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历史注定她会成为所有被绞杀者中最著名的一个。1941年11月26日，这位生于1923年9月13日，父亲死于大清洗的前莫斯科第201中学学生，在莫斯科城郊的佩得里谢沃落入德国国防军第197步兵师第332团之手。罪名是游击队员和纵火犯。
　　
　　但从严格意义上，她是红军的一名特种兵，执行的是被后来的俄罗斯“新新人类”们大为诟病的坚壁清野任务：焚烧德国人居住的村庄。（作为已知的最有名的一位“纵火者”——这早已被俄国的“新新人类”们证实——卓亚被抓时既没有穿德军军服，烧的也是已经被德国人强征的设施。不知道某人对此要作何解释？是卓娅违抗训令呢，还是一贯严谨的德国人记录马虎？而且德国国防军是没有女兵的——恶名昭著的集中营看守们相信无论如何都会被指为党卫军——不知道苏联人派个女人去当“纵火者”是不是有点犯傻）俄国的在被德军逮捕后，一个叫做卢布科夫的叛徒（此人于1942年4月3日被苏军军事法庭判处极刑）在德国人面前指认了卓娅。在德军步兵团团长路德维尔.路德瑞尔中校（根据笔者查到的资料，此人在不久前的1941年10月23日获得骑士勋章）本人参加的审问中，这位少女遭到了残酷拷打，其后甚至被轮奸（苏联官方材料隐瞒了这个实事），最终于1941年11月29日被德军公开绞死。当苏军发现她的尸体时，脖子上依然套着绞索，身体被刺刀扎烂，一只乳房被德国人割去。对于这个在照片上无法隐瞒的事实，苏联官方后来允许发表的描绘是：“胸脯上有凝结了的血。”
　　
　　类似的事件在东部前线并不罕见。但作为一位并没有立下什么丰功伟绩的“游击队员”，卓娅在当时却被广为宣传，并在1942年2月16日成为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首位女性。其最直接的原因，或许是她在临刑时对群众的演讲，尤其是最后几句话：“你们现在绞死我，可是我不是一个人，我们是2万万人，你们不能把我们全绞死，有人会替我报仇。永别了，同志们！奋斗吧，不要怕！斯大林和我们在一起。”
　　
　　对此时的苏联领袖们来说，这几句话（其中直接赋予最高领袖“救世主”的形象）和一位弱小少女被德国人残酷杀害的事实，足以给红军的前线士兵注入无比的仇恨——在这个世界上，仇恨的力量无穷无尽。通过众多宣传手段，苏联领袖的意图得到了实现。卓娅的死，确实在红军士兵，其中也包括卓娅本人的弟弟，一个后来在１９４５年４月８日的德国本土作战中战死的苏联坦克手舒拉身上，注入了仇恨的力量。在红军中广为流传着斯大林下令不允许接受杀害卓娅的德军第１９７步兵师投降的说法，无论真假，都是这种复仇心理的真实反映。
　　
　　但抛开政治因素和现实考虑，卓娅，一个没有击毁过一辆坦克，没有击落过一架飞机，甚至没有打死过一个敌人的普通少女，最终以她大无畏的精神力量，成为苏联最著名，也是影响最为广泛的英雄主义象征。她不仅在那无比艰苦的日子感召了无数苏联人在前线无畏地赴死取义，甚至也为未来岁月里众多远隔千山万水的异民族人民注入过巨大的精神力量。作为一个在强暴面前虽弱小但不屈的生命，卓娅面对英雄的称号将永远当之无愧。
　　
　　当然，对红军士兵来说，仇恨绝不仅仅来自卓娅的死。在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２年的冬季，由于严寒而导致的德军暴行留下的痕迹遍布前线，在那寒冷的冬季，缺乏冬季装备的德国国防军是这样解决取暖问题的：在他们的防区里，一切苏联居住点的房屋都被征用，所有居民的冬季服装都被没收，大量苏联平民仅被允许穿着单薄的衣服赶到毫无遮盖的冰天雪地里，结果使得成千上万的苏联平民象苍蝇一般死去。（其实某人所贴的训令最大的漏洞就在这里：41年冬天苏德两军战线德军一侧的房屋早被缺少冬装的德军征用以御寒，烧毁这些剧民点的意义在于把德国人赶到寒冷的野外去，结果被某人篡改成了“激发对法西斯占领者的仇恨 ”——被赶出去的苏联平民看到这些房屋被烧，解恨还来不及呢！）。一个幸存者作了惨痛的回忆：“１９４２年２月８日，德国人到了我们村庄后，立刻开始抢劫财物，连房屋也被疯狂的德国人推倒”（为防止某些人做文章，提请注意一下：42年2月8日德军已经拿到冬装了），“那些试图逃跑的村民都被德国人杀死。为了不引起德国人的注意，我在身上涂满血迹装死，也许是由于我个头小，德国人没有注意我”。
　　
　　毋庸置疑，这些事实将赋予红军士兵无穷无尽的力量，其中无可避免的包括盲目仇恨的力量。正因为如此，犹太作家爱伦堡后来才会非常满意的写到：“战争教会了人民仇恨。”

ViveI'empereur

但是记得曾经在某个西方战史里说道，一战丑化德国人的暴行里面，有许多是虚构和瞎编的

毛大大

“但是记得曾经在某个西方战史里说道，一战丑化德国人的暴行里面，有许多是虚构和瞎编的”
“但是记得曾经在某个东方战史里说道，抗战中日军的暴行里面，有许多是虚构和瞎编的”

LANCER

德国人的暴行是不容否认的，八国联军的时候不还有威廉二世的讲话吗？
在战争中总有暴行，而且德国军队绝对不是“纯洁无暇”的。

毛大大

继续把那个帖子贴完
二 仇恨的力量
　　
　　本书并不拟展开对德占苏联地区的深入研究。但从军事上来说，却完全有必要对苏联军人在战争中战斗精神的“源泉”——仇恨，略为涉及一下。
　　
　　在冷战时代的西方，犹太人被描绘成纳 粹 主 义唯一的受害者，而唯一需要为此负责的也只是希特勒及其纳 粹 党。除此之外，德国及其武装部队被描绘为世界上最“善良”、最“文明”的入侵者。浩如烟海的书刊、杂志、音像制品刻画出了一个英雄形象：无数德国军人为了日耳曼民族的荣誉而英勇战斗，并以清白的行为使光芒万丈的军旗和漂亮的军服都没有受到丝毫的污 染。在东部战场，他们是把俄国人民从斯大林暴 政下解 放出来的光明使者。而在艰苦卓绝的后期战争中，大无畏的德国战士则抗击着无数俄国人如同潮水般的野 蛮进攻，以拯救自己的妻子儿女不受来自“亚洲的野 蛮 人”凌 辱。
　　
　　同时苏联红 军被赋予了及其狰 狞的形象：不仅是斯大林共 产 主 义的暴力工具，而且是东方野 蛮的现代象征，是“暴 虐的解放者”，并在斯大林和元帅将军们的纵容下无节制的发泄战争兽 欲。描绘此种情况的书籍和报道，虽然称不上浩如烟海、满山遍野，却也是俯身可拾了。(这就是所谓的“被遗忘”）
　　
　　而在冷战时代过去的今天，一些“修 正 主 义”倾向的西方历史学家开始怀疑上述说法，并谨慎的认为：“德国军人的制服并非总是那么干净”。但他们所依据的仅仅是一些零星暴行的报道，却根本无法掌握其规律，也谈不上任何系统研究。相形之下，苏东崩溃后，德国、以及一些急于“回归西方”的东欧国家中兴起的歇斯底里的右 派历 史大颠 覆却把对国 防 军的吹捧推向了顶峰。在今天的大众传媒中，文明勇敢的德国武装部队，野 蛮而粗 鲁的俄国人，已经是被广为接受的固定形象。
　　
　　已经消失的苏联，也没有在官方材料中留下多少德军罪 行的迹象。除了罗列一些杀人数字和尸体堆放地点外，他们对具体暴 行几乎毫无涉及。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俄国的档案馆却堆放着长达32公里的德军暴 行档案。出于某些政治考虑（与西方和民德的关系，党的失误导致人民被入侵者屠 杀可能有损其威信），斯大林和他的继承者们禁止发表这些材料。而现在似乎也只有研究犹太人命运的人对此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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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今天，笔者却打算给大家介绍几个事实。不是为了自 我 炫 耀，也不是为了鼓 动什么，渲 染什么，灌 输什么，而仅仅是为了反映一点事实、一点基本事实、一点德 国 武 装 部 队的基本事实。和苏联的宣 传，以及党 卫 军的屠 犹行为（在苏联有60到100万犹太人被杀）相比，他们才为苏军注入了更大的“力量”。
　　
　　1941年７月，一个刚刚组建不久的德国步兵师开赴东部前线。这是一个“根 正 苗 红”的武装部队陆军师。其番号是第707步兵师，下辖第727、747步兵团，第657炮兵团。作为一个只有２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团的野战师，该部队最初没有承担第一线战斗任务，而是在已成为中央集团军群后方的白俄罗斯担负警戒任务。1941年8、9月间，该师提交了一份报告，宣布他们辉煌的战果：在仅仅一个月里，第707师处 决了10431名“游 击 队 员”和“游 击 队 员 嫌 疑 分 子”！考虑到该师的编制，几乎每个士兵都取得了击毙一个敌人的战绩。果然战果辉煌。
　　
　　可是笔者明明记得，几乎所有的西方历史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宣称，41年冬季以前，俄国游 击 运动仅仅存在于苏联的宣 传中。而即使根据“宣 传 渲 染”的苏联材料，直到41年秋季，中央集团军群后方总共只有4万游击队，而且零散的分布在大片地区。德国陆军总司令部关于游击队活动的第一份报告是1941年７月25日才提出的。由此，我们可以想象所谓“游 击 队”是什么人。有的西方历史学者则干脆认为，第707师处死的１万多人就是平民。

　　如果一个师在游 击 队尚不活跃的一个月中就处 死了1万多苏联人，那么在整个东线军管后方地带的10个到20个陆军师及众多陆 军 特 遣 队（不包括党 卫 军的警 察 警 卫部队），在游击队最为活跃的1942、43年，以及东线大崩溃的1944年，又屠 杀了多少苏联平民呢？按照规定，每死亡一个德国人，或者隐藏一个游 击 队 员和苏联士兵，都要处死50到100个苏联人。根据中央集团军群的报告，每个月在其后方地区（这只是占领区的一部份）都要处死几万人。而在1943年1月则首次处死了超过10万人（当月苏联游 击 队总人数不过8万人）。这种血 腥 讨 伐几乎在东线其它战区也在进行着，受害者总数不下600万，刽 子 手则主要是陆军后方部队。（不知道这种“处决游击队算不算暴行？）为这种大 屠 杀而颁 发的专门勋章在德国至今是“合法”的。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日 本 军在中国的作为：大量平民被作为“中国败 残 兵”和“便 衣 队”而被杀害。1937年冬季的南京大屠杀就是这样发生的。只不过日本人事后没有颁发勋章，只是把一批将领撤了回来。
　　
　　大家或许知道，在前民 德的档案材料中，曾经发现过200万份堕胎记录（这就是200这个数字的出处，结果被某人篡改成了“在战后被划归波兰的原德国东部地区,被强奸者达200万人,”还加上一个“其中24万人死亡.”），堕胎者在父亲一项上填的是“俄 国士兵”。这些材料成为苏联军队在德国纪 律 极 端 败 坏的证据。一个英国人还撰写了一部专著。从此，苏联军队就被称为“红 色 强 暴 机 器”。但这位英国作者同时也说出了苏军此类行为的根源：德国武装部队曾经从被占领的苏联领土掠 夺了大量妇 女充当军 妓。其手段，在笔者看到过的一位苏联记者的回忆中可见一 斑：在大卢基地区，5名苏联妇女由于拒绝到德国士兵的妓 院 报 道而被枪杀。为了杀 一 儆 百，德国人还为此张贴了告示。这种暴 行在东欧的其它地区同样存在。在著名的利迪泽村大 屠 杀中，全村25岁以下的妇女都被送往军队 妓 院。有时甚至连犹太妇女也遭到这样的待遇。
　　
　　对于这种暴 行的规模，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戴维.欧文无意中透露了一个惊人的证据。欧文在犹太人问题上有为希特勒辩 护 之 嫌，但其史料功底确实扎实。只对犹太人问题感兴趣的他曾经轻描淡写地叙述了如下事实：在1942年夏季，希特勒得知其冬线德军已经使一百多万苏联妇女怀孕！（某人所谓的“德国军队很少有强奸事件发生”，我曾经说过，在一部分人眼里逼良为娼是不算强奸的）为此，他下达了2道命令：第一，要把“具有日 尔 曼 特 征”的孩子从母亲身边夺走；第二，要求冬线德军广泛使用避 孕 套。如果说日 本 军 队强 征慰 安 妇多少还是为了遮 羞（一般认为在中国强 征的慰 安 妇为20万），那希特勒的措施却仅仅只是害怕德国士兵会把“日 尔 曼 血 统”留给俄国人。
　　
　　作为这种措施的后果，就是在战争后期几乎每个德军都随身带着5-10个避 孕 套！，怀孕者的数量自然大大下降。但遗憾的是，这些德国士兵和避 孕 套却也越来越多地落入苏军之手。政 委们则在苏军面前大骂着展示这些他们所没有的东西：由于德国 大 规 模 野 蛮 行 为所带来的苏军同类报 复，以及由此导致的红军风 纪 大 败 坏，甚至从中东欧蔓延到了中国东北地区。
　　
　　对德国在东线的行为，英国军事史学家安德森、克拉克、华尔什的评价最为准确：“德军可以对苏联军民实施任何暴 力，包括抢 劫、强 奸和杀人，而不用担心受到惩罚。虽然许多指挥官不赞成纳 粹及其政策，拒绝执行和传达这些命令，但对苏联男人、女人和儿童的大 屠 杀是广为存在的。"
　　
　　德 国 武 装 部 队的真实面目就是如此，战争的真实面目就是如此。战争不是骑士和公主的浪漫故事，也从来就没有什么道义可言，这个魔 怪 天生就必然带来掠 夺和屠 杀，而掠 夺和屠 杀也必然产生仇 恨，仇 恨则必然产生报 复。暴 行是战争的必然，报 复也同样必然！

diaoduoxi

《八月炮火》确实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德军一战中在比利时的暴行是出于对“自由射手”，即不着军服的抵抗分子夸大的恐惧造成的。1914年比利时德占区的实际统治者是冯戈尔茨元帅，反游击扫荡行动的祖师。所以诸如随意枪杀人质，处死教士，烧毁村庄和城市也就不奇怪了。

箴瑛

“纯洁无瑕”一词恐怕不能用在近代以来任何一支西方大国的军队身上。

sunjiaxin

LZ想说什么?
似乎没人说国防军就是高尚吧,我们都承认,当时的条件下,德国国防军不可能清白的
对于德国法西斯,我们是和对于日寇一样痛恨的,这点请放心
可是纳粹德国,难道每个将领都是杀人狂?每个国防军军官都是疯子?
他们当中难道就没有优秀的军事家?沙漠之狐这个名字是隆美尔自己起的?
我们强烈鄙视纳粹,鄙视法西斯,鄙视希特勒,但并不是当时每个德国军人都是败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