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家康

小苏尔特

毫无疑问，德川家康是日本史上唯一的英雄人物，他不仅是一个朝代的开创者，也是一位一生极富传奇色彩的豪杰。他为人机警，一生好武艺，有百步穿杨的本领——被誉为海道第一神弓手，这构成了他武勇刚强的一面。   
自幼生活坎坷的他，虽是小国的大名的世子，但为了国家安危送去盟国当人质，中途被绑架成为俘虏，长年的囚禁生活，失去父母的呵护，都折磨着他幼小的心灵，养成了他坚忍不拔的意志和狡猾而不露声色的性格，以至在他成人之后，能做出常人所难能的行为：为了取信于盟友，他忍辱杀妻杀子：为了结交权贵，他不惜屈下尊贵的武士之膝，下拜市井浪子出生的丰臣秀吉。他这种忍常人所不能忍的功夫，使他成为日本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伟大人物。   
但是，在统一日本的伟大抱负背后，也有着让人难以接受的背信、弃义、诡诈和残酷。他在丰臣的帐下，虽然很受宠遇，但毕竟两雄不并立，他不得不随时提防秀吉的猜忌和群小的中伤。秀吉死时，他也以渐入老境，但身体依旧健壮，当世无人能比的上他的实力，于是他便毅然仿效源赖朝，以统一天下位己任。秀吉是当时公认的霸主，遗留下的孤儿也是公认的继承人，自然成为他这一计划的绊脚石，必除之而后快。于是家康不能不背叛对秀吉所作的誓言，撕下假面具，而露出狰狞的面目来，掀起了一场卵石之争，让孤儿和他的寡母在烈火中壮烈死去，为了斩草除根起见，他还残忍的杀戮了数以万计的无辜。   
德川家康的一生大致分为：“弱”、“由弱转强”和“强”三个阶段。德川家康的少年时代从父亲手中继承过来的这个国家是个小国。在弱肉强食的时代，这种弱国的命运必然是悲惨的，即使想尽办法去依附一个强国的保护，也得不到绝对的平等和尊重。所以，这一求生存阶段所需要的是“认知力”，也就是充分的认识本身所处的地位和条件，以生存为第一要务。   
家康对于自己的处境知之甚深，为了突破这种困境，他采取的策略是“生存第一”的乱世生存术。主要的原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攻势战略，则使是充当盾牌或炮灰也在所不惜。他选择依附一个强国，尽力在混战中求表现。这是夹缝中求生存、开活路、化危机为转机的唯一的方法。   
他的这种策略，不但赢得强国的看重和尊敬，而且也藉此锻炼了德川军的战力。在桶狭间、姊川战役中，他都充当第一线，担任最危险的前锋，抱必死的决心奋勇作战，结果反而在最危机的极限处找到胜利的契机。德川的地位因这几场战役中非凡的表现而渐渐受到肯定。   
处在弱者阶段的家康，他的生存之道，简单地说，就是无条件的承认自己实力弱小。因此，在政治上的姿态极为低调。然而，在战场上则以退一步即无死所的背水一站精神，所有有进无退地以赌命的方式脱颖而出，以奠定日后发展的基础。所以，家康的“认知力”是使他能忍辱负重，否极泰来的主要原因。   
如果家康在弱者阶段所赖以生存的是“认知力”，则在由弱转强的阶段，最重要的是“意志力”、“判断力”和“组织力”。   
在三方原之战中，家康在日本战国兵法第一的武田信玄手下吃了败仗，这使他深深了解到“有勇无谋”的危险。体会出不遵守兵法的乱仗硬挺是不足以成大事的，自己如果有志于上洛进而号令天下，就必须改变战略。   
所以，在这个阶段，家康所重视的是联盟的选择。和谁联盟最有利？如何联强制弱？而不是无条件、命令式的依附强者。而在每场战役前，总会深思谁应该应战？谁不应战？何时该用持久战？何时该采用消耗战？这些问题的决定，都需要睿智明确的“意志力”和“判断力”。例如：在高天神城争夺战中，他就坚定的避开挑战的诱惑而按兵不动，藉以消耗武田胜赖的战力。而在长筱战中，为了威信，即使牺牲再大,他也义无反顾的参于，这种果断和毅力，是他能由弱转强的关键。   
此外，他在诸多联盟和战役中，深感军师幕僚的重要，而开始精心培养智囊团。像政治参谋本多田信、情报参谋服部半藏、战略参谋内藤信成、高木清秀等人，都是在这段期间培养出来的。这些部下使德川兵团形成一个布局沉稳，有计划、有组织、有效率的“常山之蛇”，对他后来打败石田三成，扫除反对势力，掌握大权有极多的贡献。

小苏尔特

德川家训

人の一生は重荷を负うて远き道を行くが如し  
急ぐべからず  
不自由を常と思えば不足なし  
心に望み起こらば困穷したるときを思い出すべし  
堪忍は无事长久の基  
怒りは敌と思え  
胜つことばかり知りて负くることを知らざれば  
害その身に至る  
己を责めて人を责むるな  
及ばざるは过ぎたるより胜れり

翻译：
1. 人的一生就像挑着重担走远路一样.不该着急.  
2. 把不自由当作平常的话,就没有不足之处.  
3. 当感到没有希望的时候,该想起以前困境之时.  
4. 忍耐是长久没事的基本.  
5. 把愤怒看成敌人.  
6. 只知胜利而不知失败者,灾难降之身.  
7. 自责可,不能责怪与他人.  
8. 达不到胜过于过头 / 过犹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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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苏尔特

1590年8月1日德川家康离开五国迁往江户（现东京），从此采取一系列措施，权利经营关东。 首先，采取新办法配置家臣。德川家康在靠近江户的武藏、相模等地，集中了直辖地和封地在一万石以下的下级家臣。万石以上的高级家臣配置得尽量远些，分布的密度是关东的西南部略稀，东部与敌对性大名接壤的边境地带较密。显然，这样配置是一种临战体制。而且他在进入关东的同时，便决定将封地换算成产量发给家臣。这些措施对进一步控制家臣，巩固关东新领地起了很大作用。 其次，德川家康为了调整农村中的租佃关系，稳定新领地的秩序，还开展了大规模的检地。其具体办法是，在土地登记册上，在隶属农民登记人姓名的右上方标上人名肩书，表明该人耕种的土地其领有权是属于哪个名主的。这样做，是既承认身为领主的名主的土地领有权，使其负担交缴年贡的责任，另一方面又承认租佃者尚不稳定的耕作权。

这种措施对治理关东这种比较落后的地区是得策的。 最后，德川家康也十分注意发展领内的工商业。为了解决陆路运输和吸引外地商人来江户经商，从江户和周围农村征调人夫建立了道中云马役。为了解决水路交通问题，组织人力挖掘沟渠，使船舶可以直接停靠江户城下。又指定专人管理领内的度量衡；委托从旧领地跟来的土豪式商人发展江户的市区建设和对工商业进行管理；1592年以后，铸造了号称武藏小判的一两金币，以促进货币流通。随着江户建设的步步进展和工商业的繁荣，外地商人纷纷来到江户。德川家康对关东的建设，为他后来夺取全国政权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支援和巩固的根据地。 1598年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是五大老的首领。1600年，他进攻上杉景胜。接着于当年9月的关原之战打败石田三成，掌握了全国政权。

1603年2月，被朝廷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右大臣、源氏的长者（即源氏的族长、家主）。同年，他在江户开设幕府。1605年，把将军职让给了儿子秀忠，退居骏府城，但作为大御所仍然掌握着军政实权。1615年5月大坂（今大阪）之役，灭掉丰臣秀赖，实现了所谓的“元和偃武”。1616年3月，出任太政大臣。4月17日死于骏府城，终年76岁，葬于久能山。翌年，追谥正一位，受东照大权现的敕号，后改葬日光山。 日本的战国时代，诸侯割据，大名之间争夺政权的斗争十分激烈，实现国家统一是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形势下，德川家康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必须对统一的大局有清醒的认识，因时、因地制宜，采取灵活的政策和策略。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是顺应了时势，举措得宜的。 本能寺之变以后，丰臣秀吉捷足先登，抢先控制了局面，使德川家康失去了一次夺取全国政权的机会。

当时大局虽然对他很不利，但这时他与丰臣秀吉之间的关系和实力已非昔日的织田信长与他的关系可比。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他采取了有限的行动。1584年，德川家康应织田信雄之请，与丰臣秀吉战于小牧、长久手，就是出于有限目的的一种有限行为。长久手之战，德川家康打败了丰臣秀吉的一个支队，打死了丰臣秀吉的勇将池田信辉，迫使丰臣秀吉以相当有利于他的条件讲和，这对全国都很有影响，丰臣秀吉对德川家康不得不另眼相待。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时，没有把德川家康的部队编入渡海战列。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德川家康的幸运，其实这是德川家康运用自己的实力和采取巧妙的策略得来的。丰臣秀吉出兵朝鲜，使丰臣政权和西南大名损失惨重，而德川家康却在和平建设中积蓄了财力，壮大了力量。这些变化是丰臣氏政权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德川家康后来夺取全国政权的重要转折点。 注意内治是德川家康取得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德川家康的内治是和改组与强化封建秩序溶为一体的。在取得全国政权前，每占领一地，总要对新领地的统治加以整顿，而不是一味追求武力扩大版图。夺取全国政权后，为了巩固政权，除保持丰臣秀吉的政治成果外，又采取了一系列改组和强化封建秩序的措施。 一是没收和削减敌对性大名的领地，充实幕府的经济基础：德川家康没收了87个敌对性大名的领地，总收入量为414万石（一说没收了90个大名的领地），减封了三个大名的领地，总收入量为207万石（一说减封四家大名领地）。其中的3/4转封给自己的功臣和亲近大名，其余的1/4划为德川氏的直辖地，再加上甲斐、信浓、美浓、近江、越前、佐渡、陆奥南部等地区的直辖地，总收入量达6万石以上，此外，德川家康还把佐渡、石见、伊豆等地的重要矿山和京都、大坂、奈良、骏府、长崎等重要城市和港湾地划为幕府直辖。这样，幕府就几乎控制了全国的大部分重要财源。 二是建立起幕藩体制的封建统治制度。德川家康根据对幕府的向背，把全国的大名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他的儿子和德川氏的近支宗族，这一类叫做“亲藩”；第二类是忠于自己和自己祖先的功臣，这叫做“谱代大名”，“亲藩”和“谱代”是幕府政权的支柱；第三类是关原之战前与德川家康同为大名的人，或战时曾忠于丰臣秀吉战后降服的大名，属于这一类的叫做“外样大名”。德川家康把三种类型的大名混杂相间，使亲藩和谱代大名监视外样大名。其次，为了加强对武士的统治，树立幕府的权威，又于1615年颁布了《武家诸法度》。其要旨是奖励文武、诫逸乐奢华、守节俭、严阶级（即服饰、乘舆的等级规定）、不得蓄浪人、不得擅自修缮城池、不得私婚、不得结党，但最主要的是规定了大名的“参觐交代”制。按规定，全国外样大名分为东西两半，半住江户，半住领地；每年4月为东西两半部大名的交代时期（对谱代大名另有规定），大名的妻子须常住在江户，事实上作为人质，大名依地位带领侍从，构成“诸侯行列”，按期到江户参觐交代。由于“诸侯行列”人数众多，往返于江户和领地之间的耗费十分巨大。

因此这一制度不仅可以使幕府实际上把江户交代的大名作为人质而加以控制，还可以大量消耗大名的财力，使之无力叛乱。与此同时，德川家康还进一步推行丰臣秀吉的兵农分离政策，完善了身份制度，把整个日本社会划分为身分世袭的士、农、工、商四个等级，每个等级内部又贯穿着纵的主从关系。最后，在1615年还针对皇室、朝廷、寺社颁布了《禁中及公家诸法度》和五山十刹的法度。这样，以身分制为核心，以幕府为政权的中枢，上对天皇、公卿，下至各藩大名、一般武士、僧侣、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幕藩体制。德川幕府就是主要靠这个体制来统治全国。 第三，在对外事务方面，德川家康不是个完全的锁国主义者。

创立幕府后，他立即遣使朝鲜，并于1608年恢复了和朝鲜的邦交。与此同时，又积极谋求与明朝的间接贸易。他出于对军需物资和生丝贸易的需要，创立幕府后的初期，对发展与西欧各国的贸易也很积极。1608年，他聘用英国人三浦安针为外交顾问、贸易事务官，并向他学习世界知识、天文和数学。他甚至默许基督教的传播，后来因感到危及日本传统的封建统治，又加以禁止。1612年，幕府在直辖地首先颁布禁教令，翌年便把这一法令推行到全国。1615年起，进而对朱印船贸易也严加限制。 第四，德川家康大力提倡文治。他十分好学，喜欢读有关治国平天下的经史典籍，鉴于字镰仓幕府以来佛教势力已与庄园制紧密结合的事实，他在创立幕府前一直抑制佛教，推崇儒家思想。创立幕府后，他认为庄园制已彻底摧毁，佛教因失去旧的经济基础和遭到沉重的政治打击也已衰落，这时恢复佛教的威信，对巩固新政权不仅无害而且有益，因此晚年逐渐扶植佛教，与名僧探讨各宗的佛法，日益趋于儒佛合一的思想统治。 德川家康一生的最大业绩在于他继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之后，改组和强化了日本的封建秩序，把日本封建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他开创的德川幕府在日本历史上维持了长达260多年的和平统一局面，这给日本封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比庄园制时代略好一点的社会环境。但是，德川家康所改组和强化的日本封建制度，仍然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严格的身分制度把每个人都死死地固定在一个狭窄的框子里，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他推动海外贸易并非要民间贸易自由发展，走上近代重商主义的道路，而是出于幕府政治和经济的需要，维护封建的政治统治，其范围只限于由极少数幕吏、大名、特权大商人所把持的官方贸易，一旦超出幕府的政治需要，就立即加以取缔或限制。1612年颁布的禁教令，实际上是德川幕府政治锁国的开始，从1615年开始对朱印船贸易的限制，则是一种部分的经济锁国，是德川幕府后来全国锁国的先声。此外，德川家康晚年推行儒佛合一的思想统治，对日本人民的思想起了很坏的束缚作用。这种影响甚至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