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拿破仑远征俄罗斯

Imperial_Guard

目录
序言
第一章、备战
第一节、大使归来以后
第二节、事变前夕：1812年
第二章、进军
第三节、第一次流血
第四节、斯摩棱斯克
第五节、博罗迪诺会战
第三章、莫斯科
第六节、莫斯科大火
第七节、举棋不定
第八节、欲罢不能
第四章、撤退
第九节、溃败
第十节、饥荒
第十一节、冰天雪地
第十二节、别列津纳河之战
第五章、归程
第十三节、乘雪橇到华沙
第十四节、从华沙到德累斯顿
第十五节、从德累斯顿到巴黎
附录：拿破仑军政首脑简历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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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在拿破仑的一生中，尤其是在晚年，他都堪称为一位文人。他喜欢说，是历史的研究使他第一次认清了自己的命运。不论他的话是否真诚，有一点是肯定的：虽然他如此感谢职业的历史学家们，但由于历史本身的缘故，在促进历史研究方面，他比他们当中的任何人都做得多。
拿破仑生平的每一件大事对人们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每当人们谈到这些大事时，禁不住都要提出这样的假设：“要是……又会有怎样的结果呢？”单是滑铁卢战役就给人们以无穷的推测，“要是……”，那么战争的结局一定会完全不同。然而滑铁卢一战仅仅是他光辉的戏剧性的一生的尾声。不管我们怎样多次地读到拿破仑的生平，脑子里总会出现这样一种想法：或许这次会产生另外一种结局吧。总之，在某种意义上说，拿破仑的一生是一场悲剧。这场悲剧使人心潮澎湃，使人叹息不已，也可使人心惊胆裂。
1812年的俄罗斯战役是拿破仑悲剧的决定性时刻。在那次战役中，没有什么比成功更叫他倒霉的了。“我每一次都打败了俄国人，”皇帝说道，“但那使我一无所得。”就在那时，悲剧快要结束了。对于这个结局的到来，除了列夫·托尔斯泰写的《战争与和平》以外，没有谁能比维琴察的第一位公爵阿芒·德·科兰古的这本回忆录解释得更清楚。
这部回忆录是一个职业军人评述一位名震寰宇的伟大军人的杰作。更重要的是，这部回忆录是一个来自旧王朝又服务于新帝国的人的观察结果。写这部回忆录的军人同时又是一位政治像——一个塔列朗派的外交家，只是少了一点那种奇怪的女人习气罢了。他还是一位完全能够理解拿破仑的计划，并做出公允评价的行政官员—— 人们往往觉得拿破仑身边的那些回忆录作者恰恰缺少这一素质。最后，他还是一位精力极其旺盛的人，这种精力不仅可与拿破仑本人媲美，有时甚至还超过他。
这部回忆录尽管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写好了，但是由于下面将要谈到的原因，直到1933年才出版。在那以前，自然谈不上翻译成英文了。
1773年12月9日，阿芒·奥古斯丁·罗伊斯·科兰古侯爵世袭他祖上的爵位，出生在庇卡底省的圣康坦附近的科兰古。1827年2月19日，他死于巴黎，享年五十四岁。他比拿破仑小四岁，在拿破仑逝世六年后他才死去。
阿芒家族对科兰古土地的封建占有权至少可以上溯到1370年。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将军，把他和他弟弟夹奥斯特算在一起，那就是他家连续三代出了四个将军。命运把他和军人职业联系在一起，而他本人也具有那个社会地位的秉性。在平时就替一家地产的经营管理，在战时减少族人的牺牲乃是这个家族成员的责任。因此在战争中，为了赢得一个战役，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伤亡，其次才是歼灭敌人的数量。这是区别职业军人和非职业军人的标志，不管后者怎么有才能。科兰古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对自己人的关心赢得了拿破仑的尊重，但却从来没有受过他的恩宠。
阿芒·科兰古十四岁那年通过他的家庭教师的帮助，参加了皇家胸甲骑兵。十八个月后，即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他所在的团被改为第七骑兵团。科兰古被授予少尉军衔。由于他的父亲加伯利尔·罗伊斯·德·科兰古中将赞成革命的主张，他们全家也都效法父亲，没有一个人迁居国外。在1792年动荡的局势下，加伯利尔·罗伊斯以养病为名，离开了军队，以后就隐居起来了。他的大儿子阿芒·科兰古克服了重重困难，和国民自卫军一起坚守军管。后来，在克莱贝尔和奥什的指挥下，部队移防旺代。就在他去那儿准备重新加入自己的第九十三团时，阿芒被控为贵族余孽而投入监狱。幸好看管科兰古的狱吏的妻子曾得到过阿芒母亲的资助，因而科兰古得以换上看守的衣服逃了出来。这样，共和国的西方方面军才得以保全一名少尉军官免受共和国法庭的狂热的惩处。
没有必要在这儿详细叙述科兰古以后几年的经历。只需指出，奥什曾建议提升他，只是这次提升拖了很长时间。科兰古被派去办两件不太重要的外交差事，这使他引起了塔列朗的注意。到督政府时期，他才被晋级。当时他不在意大利，也不在埃及，而是在莱茵方面军。由于他被提升为上校，暂时没有离开那个战区，所以，他对拿破仑第一次立下的赫赫战功知道甚少，更谈不上钦佩了。即使在那儿，人们，尤其是科兰古也会感到法国社会上出现的令人不满的逆流，而这种局面给英雄施展雄才大略提供了条件。儒尔当被查理大公击败了，掠夺了大量财富的督政们正在大搞苛捐杂税，敲诈人民最后一点私有对产。当甘公爵公然坐镇巴黎，策划复辟波旁王朝的阴谋。当十八世纪快要结束时，到处都是战乱，没有一点儿和平的影子。阿芒在一封家信中这样写道：
“ 愚忠皇权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经验告诉人们，只有保护人民的政府才能为人民所拥戴。人们只有自身安全得到保证才能安居乐业。很不幸，私欲代替了爱国，阴谋家挤走了诚实的人。于是发生了一系列令人痛心的骚乱，损害了公众的信心，减少了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拿我们军队来说，士兵们的勇气还像过去一样，但是，当他们的对手也具有同样的勇气时，士兵们是不会做出什么惊人之举的。……一句话，妈妈，让议员们给咱们家安全吧，让我们的父母亲能像依靠自己一样依靠他们吧。那样，我们将再度获得胜利！但愿我们的成功能够换来和平与安宁……军人们至少还像过去一样，他们不要求别的，只求领导人不要辜负了大家。”
奇怪，巴拉斯[五人督政之一。——译者注]的检察官竟然没有查出这封信来。
督政府撤消了儒尔当在莱茵方面军的领导职务，代之以莫罗将军。这位伟大的战略家上任后曾出现过一个短暂的和平局面。不久，他被流放了，而科兰古上校这时回到了巴黎。不久，经司令部的推荐，科兰古被委派出使彼得堡。任务是把第一执政[即拿破仑。——译者注]的一封信交给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这次出使俄国，前后共用了六个月。当他行将离开俄国时，沙皇送给他一件礼物——一个盖子上镶着亚历山大肖像的盒子，肖像周围装饰了许多宝石。在他的有生之年，阿芒一直没有忘记亚历山大的那种形式的亲善态度。
1802年8月，科兰古被指派为第一执政的第八名随从副官。拿破仑身边原有七名副官，当时那些副官们已经操着皇帝侍从的腔调在说话了。科兰古的加入，给他们在凡尔赛的那些美好日子带来了不少乐趣。阿芒的童年时代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凡尔赛度过的。科兰古的加入还显示了新秩序一定会照顾那些旧政权人们的利益。当拿破仑的随从副官绝不是一个闲职，拿破仑走到哪里，他们就得跟到哪里——这个任务本身就是一种职业——任何时候，副官们都有可能被派到边远地区或者困难、危险的部门出差。一年以后，就在科兰古被提升为准将的前夜，他给姑姑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不是旅行……我们是在赛跑——不仅是从一点跑到另一点，而且是从一种熟练的动作转为另一种熟练的动作。”
科兰古那时已经二十九岁。他参加过十三次战役，负过两次伤，是一个有着十五年军龄的老兵了。他晋升也不快，就像那年头在其他行业一样。
不久，这位年轻的副官发现：追逐荣誉可能导致很不光彩的行为。他还发现，在一个独裁者的宫廷里，主人的行为必须作为特殊行为对待，而不能看做一种行为的准则。认识了这两点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仍希望维护“皇帝的特殊荣誉”。到这个时候，他还不可能认识更多的东西。
当甘公爵事件，以及科兰古被迫在这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在他以后的生活中一直是一场噩梦，甚至到1890年还使他的后代遭到麻烦。直到今天，当有人提到那一事件时，法国人也会面红心跳——也许那是因为当甘公爵事件是拿破仑胆敢干出的为数不多的几次个人恐怖事例中的一个吧。
亨利·德·波旁，当甘公爵于1804年3月15日早晨五点在巴登的埃登海姆被法国的龙骑兵逮捕。他的被绑架——或者叫“引渡”(当时是这样说的)——被解释为他参与了一项谋刺第一执政拿破仑的大阴谋。他被带到法国边界。3月17日半夜被押到斯特拉斯堡，大概为了安全起见，随后又被押解到巴黎。当甘公爵在巴黎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被定为叛国罪。21日早晨三点钟，他被处决于温森斯的一条战壕里。在发生这一事件的同时，科兰古受命指挥一支分队也进入了巴登。他逮捕了好些王党嫌疑分子，但并没有见到当甘公爵。他只是转达过把当甘公爵押往巴黎的命令。波旁的王党分子抓住这一事件大做文章。他们指责科兰古，说他背叛了贵族阶级，合谋陷害当甘公爵，甚至还说，在行刑时，科兰古也在场。正如雷米扎夫人后来说的：“公众舆论指向了科兰古先生。从某个方面说，这正是放走了阎王，抓住了小鬼。”
事实上，科兰古之所以去巴登，是因为当派出第二支分队时，他正好当班。直到在温森斯枪杀当甘公爵的第二天晚上，他才回到巴黎。科兰古是在马尔梅松宫报告情况时才第一次从约瑟芬口里听到此举的。他发现自己被利用了，悔恨得失声痛哭起来。据说有一阵子，他闹得几乎要自杀。从那以后，他用外交家所谓“高贵的礼貌 ”来对待拿破仑。此外，他还常常抓住要害，用他认为属于政策主旨的意见直率地批评这位伟人。
对拿破仑来说，让科兰古遭到波旁喉舌的攻击，他一点也不后悔。据雷米扎夫人说：约瑟芬抱怨自己的丈夫，说不该让一位前贵族卷入到当甘公爵事件中去，因而使得这一事件显得不那么光彩。“那有什么呢？”拿破仑回答道：“如果科兰古受到伤害，那也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由于那个原因，他会更好地为我服务。”
那一年夏天，拿破仑登基，做了法国皇帝。7月10日，科兰古被封为御厩总管。他当天接到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在皇帝用膳时为他摆好椅子。他主管皇室的设备、仆从、服饰、车马、仪仗，派出传令兵和值星军官，负责安排皇家的外出和旅行。战时，他兼管统帅部的后勤人员。在战场上，他还要骑马紧跟在皇帝后面，万一拿破仑的坐骑负伤，科兰古随时准备把自己的马交给他。这样，科兰古有幸亲眼目睹了乌尔姆、奥斯特里茨、耶拿、艾劳、弗里德兰以及后来的博罗迪诺等各次大战役。在这些战役中，他的岗位一直是在皇帝的左手边。作为皇家交通运输的组织者和日程的安排者，科兰古能够随时满足皇帝外出的要求，不会使工作出现被动、困窘的局面。在圣克卢，他管理着皇家的种马饲养场，许多著名的战马，例如科克特、图科门、库特瓦、艾梅以及其它四十多匹宝马，在那儿培训出来了。就是这些骏马，拿破仑也常常会在一天之内把三、四匹骑得筋疲力尽，即使在博罗迪诺会战中，据说他生了病，也仍然不例外。
1805年，科兰古被晋升为少将。就在这一年，他学到了上文提到的第二门课程。当时拿破仑正计划同约瑟芬离婚。在他那个新兴帝国里，离婚会引起轩然大波，遭到人们的非议。就在那时，科兰古爱上了约瑟芬的一位宫廷女侍阿德琳娜·德，坎妮丝。她是一位被丈夫抛弃了的女人。她十三岁那年，为了家庭财产不致丧失，被迫嫁给了她的叔叔。科兰古发现他和坎妮丝的结合毫无希望，因为拿破仑不顾坎妮丝的申述，拒绝让她和她叔叔离婚。看来，这位伟人的反对，一点也没有消除御厩总管追求坎妮丝的决心。在那个根深蒂固的以渔猎女色为乐的社会里，阿芒在情场上是颇有点名气的。但在1805年后，他一心一意只爱着坎妮丝夫人。直到 1814年，在前往厄尔巴岛的最后日子里，拿破仑一切都丧失了，无职无权，当在那一帮显赫的文臣武将中几乎只有科兰古还没有变心时，他才同意了科兰古和坎妮丝的婚事。
值得注意的是，塔列朗正是企图通过这件事，而且采用某种成功的手段来影响科兰古的政治观点。塔列朗自称是坎妮丝夫人的朋友。他让人们相信，他当时运用了对皇帝的影响来促成科兰古的婚事。当然，他并没有真正做什么事。但他能赢得科兰古的毫无保留的支持去对付那些官场上的竞争者。还不止于此，他能使这位年轻的外交家处于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即不论皇帝派给他什么外交差使，他都渴望赶快办完。由于急于奉召回国，科兰古一定会反对拿破仑的宏大的外交政策，而赞成塔列朗的最为得意的均势政策，即法国人不要干涉莱茵河北部的事务。正如塔列朗所预见到的，万一皇帝垮了台，这些条款是法国人不得不接受的最坏的条款。他希望把自己始终坚持的这些看法记录在案。另一方面，在科兰古看来，这种温和的外交政策是维护皇帝利益的最佳办法——如果在形势变得非实行这种政策不可之前就实行这种政策的话。因此，还在帝国的鼎盛时期，科兰古就极力用均势政策的主张去说服拿破仑，说要是这项政策实行得太晚，必然会危及自身。为什么这项温和的计划注定要失败呢？科兰古的这部回忆录做了极清楚的说明，而塔列朗则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1807年夏天，当沙皇亚历山大和皇帝拿破仑在提尔西特的一个木排上会晤，并达成瓜分世界的协议时，科兰古的心中还在想着均势政策。那个场面是人们都熟悉的，正如一幅旧的黑白画，上面画着东西方的两个巨头，他们没戴帽子，掂起脚尖，小心翼翼地走着，他们抬起胳膊，互相拥抱。据说是第一次，尽管时间很短，拿破仑真正被一个人打动了，亚历山大这个人的外貌完全不像他自己的内心。五年前，年轻的科兰古也曾经这样被他迷惑过，这真是一个小小的奇迹。
那年11月，科兰古被委派为驻圣彼得堡的特使。亚历山天还是像过去那样随随便便，优柔寡断。对这位拥有广大臣民的孤独、高贵和浪漫的君主来说，理性时代似乎姗姗来迟。沙皇声称他把拿破仑当做他的说拉丁语族语言的兄长，这位足智多谋的、用文明民族的语言说话的兄长为俄国选择了最好的道路。俄、法两国将共同打破英国人对世界贸易的毫无道理的垄断，给欧洲大陆带来和平和富足——如果俄国同时有机会得到君士坦丁堡的话，那么理性之宠儿[指拿破仑。——译者注]有什么理由来反对呢？相反，拿破仑的热情这时已经冷却下来。在圣赫勒拉岛，他说沙皇是“没落制度下的希腊人”，然而，他早就说过：“很难找到比沙皇亚历山大更聪慧的人了，对于这一点，尽管我曾经好像在哪里有所觉察，但我没能很好地了解他。”
很明显，这种“均势”比塔列明所能想象出来的任何一种都更不稳定。科兰古从俄国写给皇帝的信就像他们促膝交谈一样坦率。他在信中表示了自己的忧虑。当时，沙皇的亲近使他着迷，但两大国联合的前景使他不寒而栗。科兰古出使俄国是违背了自己的意愿的，沙皇跟他的私人友谊是促使他安心留下来的主要原因。他过着极其奢华的生活，借以给俄国人留下印象，这是他的任务之一。他雇用了俄国最好的厨师，他用四百套餐具举行盛大宴会；他迫使奥地利大使让出更显要的位置给他，理由是哈布斯堡大使的资格没有拿破仑大使的老。科兰古曾获得二十五万法郎来讲排场，而他自己的薪金是八十万法郎。1808年，他被敕封为维琴察公爵。拿破仑为他选择这一爵位看来是相当武断的。与授予许多元帅们的爵位不同，科兰古的这一敕封与他的军事生涯无关(当拿破仑忘记说爵衔时，作为贵族出身的阿芒常常在言谈和书写中使用爵街来称呼别人)。拿破仑有时把爵位授予那些行政官员们也属于这一类，让他们也分享到意大利和伊比利亚半岛的荣誉。因此康巴塞雷斯[大宰相。——译者注。]号称巴马公爵，而富歇[警务大臣。——译者注]这个贺瑞斯·伏波尔的影子也得到了奥特朗托公爵的封号。
提尔西特的兴高采烈的情绪到1808年秋的埃尔富特会议时就冷却下来了。会议后，俄、法两国的最高统治者由于互不信任而分道扬镳。拿破仑对他的“兄弟”亚历山大的拖拉的本性越来越不耐烦。另外，他的“兄弟”也表现出不愿看到俄、法两军采取联合行动，除非他本人在最高统帅部中也占有一席位置。而这对于那位说过“战神和命运之神与我同在”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大陆封锁制度也实行得不好，英国人还远远没有挨饿。亚历山大开始抱怨，因为拿破仑对法国违反制度的现象故意视而不见，却坚决要求把俄国各港口更严格地控制起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轮到科兰古来为拿破仑的婚事操心了，他向沙皇的一位妹妹提亲，以便重新修补两国的联盟。虽然此事毫无结果，但大使主持谈判的手段是如此灵活，以致他的主人并没有被对方令人难堪地断然拒绝。
1809年夏天以后，除了通过正式的外交渠道，拿破仑不再给科兰古写私人信件了，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暗示，意味着让大使在回复时也照此办理。塔列朗这时早已离开了外交大臣的职位。后来，巴萨诺公爵马雷也当过外交大臣——当时有人评论这位政治家说，在法国只有一个人比马雷更蠢，那就是巴萨诺公爵了。1810年底，坎妮丝夫人被免去了宫廷女侍的职务，并且还不允许进入巴黎。科兰古盼望回国，他早就想离开圣彼得堡了。虽然沙皇还像过去一样和蔼可亲，但已不再同他讨论任何事务了。那时拿破仑还不能派人换回科兰古，继续让他处于那个不知情的位置，直到有一天皇帝打算向世界公开宣布法国的对外政策。
1811年2月，拿破仑觉得宣布政策的时机终于来到了。他给沙皇写了封信，说维琴察公爵由于“健康状况不佳”需要离职。同年6月5日，科兰古安然无恙地佩戴着圣安德鲁大十字勋章回到了巴黎。他的继任人是炮兵专家洛里斯托纳将军。俄、法两国的关系就这么勉勉强强地维持着。以后的事件就让这部回忆录去陈述吧。
1821年，科兰古表示了他自己的愿望，想筹措一大笔钱请人写他和他那个时代的历史。他当时已经完全隐退，身体不好，没有接近波旁宫廷。从俄罗斯战役回来以后，他曾两次担任过拿破仑的外交大臣。他单枪匹马地在夏蒂荣会议上与列强谈判，极力想保住拿破仑的皇位。他充当过拿破仑的私人代表，从枫丹白露赴巴黎跟外国首脑们讨价还价。正是他，在拿破仑服毒自杀后，同医生一起拯救了皇上的性命。他曾去迎接从厄尔巴岛回来的这位被流放的英雄，在“百日政权”里，他担任过大臣为拿破仑服务。就使他永远也不能再回到政界了。他同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他的庄园里度过了一个个冬天。那座庄园在滑铁卢战役后差点被普鲁士人拍卖掉，多亏把自己打扮成宽容的征服者的沙皇亚历山大制止了他们，庄园才得以保存下来。夏天，科兰古搬到普朗比尔斯养病。他的病被及时诊断出是胃癌。
科兰古没有能找到一个人替他写回忆录。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一些参加过俄罗斯战役的同事先后发表了他们的回忆录。但是除了著名的古尔戈将军和凡先生以外，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在巴萨诺公爵马雷的思想影响下写的，这使得科兰古忍无可忍。当时他的健康状况有了好转。他发现自己被别人歪曲了。在他的精致的文件夹里，收藏着他和皇帝在拿破仑帝国时期所作所为的真实纪录。这些纪录是他在对这位大人物的研究之门砰地关上之前随即不增不减地写下来的，是在皇帝的帐篷外面的篝火旁边记下来的，或是在从波兰撤退回国的漫长道路上，当皇帝正在打盹，警醒的科兰古在一旁守望时记下来的。他决心把自己的笔记按时序整理成篇，好让子孙后代根据事实去评判他和马雷谁是谁非。
科兰古的方法是恰当的。今天，他和巴萨诺公爵的分歧成了专家学者们研究的题目。但科兰古留给我们的是拿破仑身边一位顾问的报告，有益而又有趣，而且没有一点拿破仑有时需要的那种奴性。在那危机的日子里，当拿破仑不可能对事实真相再具有洞察力时，科兰古在皇帝身边说的那些话今天听来都像是历史的声音。但是，他的主张越有理，似乎就越是被弃置不顾。为了使拿破仑的那些话流传下来；科兰古在我们面前展现了这位伟大独裁者的自画像。
那么，为什么科兰古的这部回忆录长期没有发表呢？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发表的原因也正是维琴察公爵当初汇编它的原因。他的后代和巴萨诺家族有了联姻关系。还有，出于对当甘公爵事件的考虑，撇开表面的道理不谈，科兰古在那个事件里也有不可推卸得责任。该书的出版一定会唤起那些不愉快的回忆。还可以这样设想，当时对诽谤罪所制订的法律条文也是一个必须加以考虑的因素。这一条文的作用在法国跟在其他地方一样是令人无法理解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位进取心强的评论家很可能在对拿破仑的评论上做出惊人的成绩。因为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研究法兰西第一帝国的许多评论家才涌现出来，这就足以证明以上的推测是不错的。
正当这部回忆录行将编辑出版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德国人占领了圣康坦。当时为了保险起见，本书的原稿被藏在科兰古庄园的一个温室里。1917年，出于某种战略上的原因或其他理由，德国入侵者在那个庄园里挖战壕，把庄园彻底毁掉了，只剩下几根竖立的柱子和一堆劫后余灰。
此后又过了几年，人们又一次打算出版这部书，只是抄件的可靠性不及原稿(这份抄件原来保存在巴黎)。直到1933年8月，书稿付印时，这部回忆录的原稿才重见天日。原稿次序有些颠倒，留下被水浸泡过的痕迹，装在一个破旧的铁皮箱里，但毕竟还是在战火中保存下来了。在清理过程中，那个箱子成了一堆废铁皮。这个发现应归功于重建那座庄园的建筑师贝罗波诺夫先生。由科兰古亲手修订的原稿随即被人们整理好，并与正在付印的抄本进行了对照、比较，差异是微不足道的。这些细微的差别将放在一个附录中。
科兰古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还在从事回忆录的写作。在他与世长辞的时候，稿子已形成两个互相独立的部分。一部分涉及到他的大使馆工作及整个俄罗斯战役，就是读者随后可以读到的这部书，另一部分则记述从1813年春到拿破仑第一次退位的所有事件。本书是由著名的法文编辑让·汉纳特先生编辑出版的，他对全书的精湛的编辑手法使当时的研究人员，尤其是美国的编辑们受益匪浅。汉纳特先生为本书写了注解以解释某些疑点，他还为我的这篇序言提供了若干材料。本书按照其自然的需要分成若干章节。为了不致打乱时间顺序，作了某些细微的调整，而为了避免重复，为了准确叙述科兰古没有亲身参加过的事件，对原稿也作了一点删节。
乔治·利拜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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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使归来以后
导致1812年俄罗斯战役的欧洲各个事件，对以后历史的发展有着如此巨大的影响，致使欧洲命运的天平偏到了俄国人一方。当时我就感到，把记录在那些年月所发生的各个事件的笔记保存下来，一定是很有价值的。我原先的写作目的不外是记下自己的生活、思想活动和所作所为。而从那时起，我逐渐认识到作为一个大使，为了完成政府赋予的使命，作好笔记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甚至还能反映那个伟大时代的历史进程。
如果我的笔记有助于阐述皇帝拿破仑的政治观点和他的个性，那我就如愿以偿了。
我的笔记是每一天，甚至是每时每刻，在办公桌旁，在军营里随时随地写下来的。它们是日积月累的结果，我对事实既不作润色也绝不会加以掩饰。尽管拿破仑常被人们当作偶像去崇拜，我还是要根据事实说话。那时我常常想到这些笔记是在皇帝的眼皮底下写成的，也许总有一天他会将笔记本收去，但这种念头并没有使我停下笔来。这个事实对那些声称在拿破仑统治下，人们既不能思考，又不能说话，更不能写作的人，是一个极好的回答。有人还说，真理成了拿破仑不可调和的敌人，诚然，真理曾使他的宏伟志向受挫，但他那坚强而高傲的性格，又使他对所有的批评置之不顾，哪怕这些批评是出于真心诚意的。我深信我的笔记只是我和他对话的真实记录。如果我发表这些笔记是想攻击拿破仑的政策和名誉的话，那么这些材料就会成为有害的东西。
如果有一天，人们谈及这些材料，并将某些事情归罪于我的话，我希望人们考虑到我把它们写了出来，从而对我加以原谅。
1811年6月5日，皇上在圣克卢宫。十一点钟，我也到了那里，陛下冷淡地接待了我。不久，他开始数落沙皇亚历山大的罪状，但没有指责我。他说沙皇的敕令禁止进口外国货[1810年12月31日的敕令。由于大量进口外国货，造成资金大量外流，而俄国本身又没有货物可供出口，为了防止兑换率下降，敕令禁止进口外国商品和丝绸。以图发展本国工业。——科兰古注]，却允许中立国和美国的船只进入俄国港口。他说，这样做是违反大陆封锁制度的。他还说沙皇是个背信弃义的家伙，他的目的就是想跟法国打仗。接着皇帝重复了那些使他高兴而又极其荒诞的故事。这些故事是在但泽、在华沙的公爵领地，甚至在北德意志编造出来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场调查或者事件的进程证明了这些故事是不准确的。
“老实说，就是亚历山大，他想跟我打仗。”拿破仑皇帝说道。
“不，陛下，”我回答道，“我可以用我的性命担保，他不会开第一枪，也不会首先命令他的士兵越过边界。”
“我们那时达成过协议，”皇帝继续说，“因为我不想进犯俄国，不想打仗，也不想恢复波兰。”
“陛下，那么您应该解释您的想法，好让别人明白陛下的军队为什么要集结在但泽和北普鲁士。”
皇帝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说身受战争灾祸的俄国贵族一定会担心他们的宫殿，因此，只要一次决定性的会战就能迫使沙皇亚历山大缔结和约。
“陛下，您错了。”我说。接着我向皇帝重复了沙皇给我印象很深的一段话。那是在洛里斯托纳先生[继科兰古之后驻圣彼得堡的法国大使。]到达彼得堡后，我不再担任大使职务时，沙皇在我与他的一次私人交谈中说的。他以前也给我讲过类似的话，那一次谈话更加深了我的印象。因此，我在回国的路上就把这些话追记下来了。此刻我把它们复述出来，我认为，我记得相当准确。
[face=楷体_GB2312]“如果拿破仑把战争强加在我的头上，”沙皇亚历山大对我说，“假如我们应战，我们也许会吃败仗，甚至很可能会吃败仗，但那并不意味着他就能平安无事。西班牙人就经常打败仗，但他们并没有被打垮，他们也没有屈服。他们不像我们远离巴黎，他们也没有我们的那种气候和资源来帮助他们作战。我们不会冒险的。我们有辽阔的国土，有组织完善的常备军，这就意味着，如果拿破仑皇帝进入我们的国土，我们不论遭受什么挫折，都绝对不会接受屈辱的和平。更重要的是，那时胜利者将被迫面临由于征服异国而带来的问题。瓦格拉姆战役以后，拿破仑皇帝曾在维也纳同车尔尼舍夫[沙皇亚历山大的随从副官。他在拿破仑身边亲眼目睹了瓦格拉姆战役，拿破仑授予他一枚荣誉军团勋章。]谈过这个问题的后果。如果奥地利人当初不曾答应减少军队数量，他也绝不会停战。愿望不能代替事实。拿破仑常常离开法国，亲赴战场，所以，他就总是急于回国，这是一位教主说的。我绝不会第一个拔出自己的宝剑，但我将最后一个把宝剑插入剑鞘。西班牙人已经证明，在你们的统帅发动的战争里，缺少坚忍不拔的精神就会使国家灭亡。在最近的一次法奥战争后，拿破仑皇帝和车尔尼舍夫的谈话清楚表明，如果奥地利人再坚持一下，他们就能在和约中获得较有利的条款。要是那样的话，人民将不知道怎样受苦啊。如果战争不可避免，我宁愿退到堪察加半岛，也绝不割让省份，绝不在我的首都签订停战协定。法国人是勇敢的，但长期的饥饿和恶劣的气候将磨掉他们的锐气，使他们丧失勇气。我们这里的气候，我们这里的冬天将会帮助我们作战。从你们方面来说，皇帝所到之处将会出现奇迹，但他不能无处不在呀，他也不能年复一年地离开巴黎。”[/face]
皇帝聚精会神地，甚至有点儿惊讶地听着我的话。他听得好像出了神，好长一会儿都没有说话。我想我的话一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的脸色和他的态度刚才还是十分严厉的，这时他却有了笑容，变得友好起来，好像是想鼓励我再说下去。他不仅盯着我，而且提出了问题。他问及了俄国的社会，俄国的军队和政府，甚至提到沙皇亚历山大，而没有像过去那样拿他的名字开恶作剧式的玩笑。事实上，皇帝这时的一举一动都对我表现出友好，并对我的服务态度表示赞赏。我向他保证，他误解了沙皇亚历山大，误解了俄国。最重要的是，绝不可根据某一个人的话就对那个国家作出判断，也不能根据在弗里德兰战役的见闻就对俄国军队下结论。那支军队经过一年的整备，已有可能应付任何突然事变。他们尤其注意到我们有可能被胜利冲昏头脑。
皇帝仔细听完我的话后，开始计算他统率的军力和支配的财力。当他回到这个话题后，我痛心地感到，一切和平的希望都成了泡影，因为列举部队的番号和数量比任何事情都更使他着迷。最后陛下告诉我，一次胜利的战斗就可以证明我的朋友沙皇亚历山大的决心是毫无价值的，而他的沙质堡垒就更不在话下了。皇帝这里指的是俄军当时沿着德维纳河的堤岸和在里加仓促构筑的防御工事。
皇帝谈到了西班牙的形势。他气愤地埋怨留在那儿的将军们和他们在那儿遭受到的挫折。他说由于他哥哥西班牙国王(约瑟夫)和法国将军们的无能，才使他们在那儿陷入困境。他还说，他决心结束这一切。陛下还试图说服我：只要他下决心，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但英国军队可能在别处进攻，甚至进入法国领土。如果那样的话，他下结论说，把他们放进葡萄牙或许还是上策。然后，他又把话题转到沙皇亚历山大。
“他是个软弱多变的家伙。”拿破仑又一次说道。
“他是顽强的。”我回答道，“他那温良的本性使他在条约没有特别损害他的利益的时候容易做出让步，但如果超过了一定的界限，他是绝不后退的。”
“他有着希腊人的性格，是个靠不住的人。”皇帝又重复道。
“我不这样认为。”我说道：“他从来不会口是心非，凡是他跟我说过的话，他都没有食言，凡是他通过我向陛下做出的保证都兑现了。”
“亚历山大的野心大极了，他想通过战争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告诉您，他想要战争。否则他为什么要拒绝我提出的每一项建议呢？他有着某种诡秘的动机。您还看不透他吗？他的野心还不仅仅是波兰和奥登堡。”
“这些动机再加上您屯兵但泽的事实本身就最好不过地解释了他所采取的路线。当然，像欧洲的其他政府一样，他很难接受陛下在提尔西特会议，尤其是在维也纳条约以后改变了的政策。”我回答说。
“这跟亚历山大有什么关系呢？那些政策对他毫无影响。难道我没有叫他去拿芬兰、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吗？我没有叫他参加瓜分土耳其吗？为了奥地利战争，我没有给他三亿法郎吗？”
“不错，陛下，但您不要希望这些利诱能使他闭眼不看您从那时起改变了政策的事实。那些政策首先就是恢复波兰——而那正好是在俄国的版图内。”
[face=楷体_GB2312]“像他一样，您简直就像痴人说梦！我再说一遍，我不想跟他打仗，但他必须兑现他的诺言，在封锁英国方面还要加强。我改变政策，他有什么好怕的呢？改变这些政策同像俄国那样远在天边的国家有什么相干呢？”
“在这一点上，沙皇从来没有向我解释过他的想法。”“我不反对他在亚洲的扩张，甚至在土耳其也一样，只要他不去碰君士坦丁堡。他对我兼并荷兰很反感，那是因为他需要外国的贷款。”
“汉撒的联合，法兰克福大公国的建立，都说明陛下想保留意大利，把汉诺威交给威斯特伐利亚。这些变化都是在和约签订以后出现的，只是用法令的形式公布出来罢了。疏远英国，并在同它和解的道路上设置障碍，这些都是同俄国的最高利益相抵触的。即使如此，俄国人也不会为了这些原因同我们打仗。”
“那么我就应该听命于英国人或者我的兄弟(路易·波拿巴，荷兰国王)来讨好亚历山大不成？鲁缅佐夫[俄国的外交大臣。——译者注]知道得很清楚，在采取这一切步骤以前，我尽了我的一切力量来说服英国人缔结和约。拉布谢尔去了好几趟伦敦，甚至是代表荷兰人去的。难道我可以允许英国货在北德意志泛滥吗？”
“恐吓他们一下，说要将那些措施付诸实施，这才是上策。现在不但施行了那些措施而且把大军统统集结在北方，这就引起了不安。本来，只要派几个营的兵力给那些海关人员施加压力就行了。”
“您并不比亚历山大看得更远，而他只是吓破了胆而已。正是这些您反对的政策正在使英国人屈服，并将迫使他们签订和约。”[/face]
这次谈话继续进行了好长一阵子。皇帝一会儿提一个问题，过了一会儿又提出同样的问题，无疑他是在看我是否使用同样的回答。从他专注的神情和结束我们长达五小时的谈话时那长久的沉默来看，似乎他对这些问题比过去进行了更严肃认真的考虑。在长时间沉默之后，他说，“是我们同奥地利的联姻造成了不和，沙皇亚历山大很生气，因为我没有娶他的妹妹。”
如同我从前向他报告过的那样，我冒昧地提醒皇帝说，俄国人一点也不急于和我们联姻。虽然沙皇没有断然拒绝那个计划，但他不会在宗教问题上让步。即使沙皇得到他母亲的同意，婚姻也会推迟一年。总之，他对此事是不热心的。尽管我们多少有点儿随便地把求婚目标转向了奥国公主，但俄国人听说我们决定同奥地利联姻，都十分高兴[“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很满意，包括主人和其他人。”——见科兰古1810年2月25日致塔列朗的信。]。我们向俄国的求婚没有被马上接受。如果他们接受了，那么处在我的地位上我将会非常尴尬。
“那个事情的细节我记不起来了，”拿破仑回答说，“但俄国人对我们和奥国的接近肯定是生气的。”
我指出，实际上正如当时大家所感觉到的，也正如我们向奥地利提出求婚后皇帝和鲁缅佐夫公爵谈话所证明了的，那时彼得堡的反映是倾向于赞同的。因为那样做就解决了法、俄之间所存在的十分微妙的问题，甚至也解决了沙皇同他母亲及其家庭所存在的微妙的问题。
拿破仑皇帝又一次说，他既不想打仗，也不想恢复波兰；但是在关于中立国商船和其他一些分歧上达成协议是至关紧要的。
“如果陛下真想同俄国签订一项协议，那是不难办到的。”我说。
“您可以肯定吗？”皇帝问。
“当然可以肯定。”我回答说，“但我们得提出通情达理的建议。”
“什么建议？”皇帝问道，并催我说出来。
“陛下跟我一样清楚，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您就知道了，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俄、法的疏远，而且您比我更清楚您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来进行补救。”
“什么措施？他想让我干什么？”
“关于两国间贸易，必须根据互利互惠的原则来达成一项协议，对一般的商船问题，也应达成一项类似的协议。只要我们继续实行商业执照制度，并允许有执照的船只进入法国港口，我们就应赞同中立国的商船开进俄国港口。对奥登堡亲王，我们应该提供援助。像在埃尔富特一样，他完全没有依靠您。关于但泽问题应达成一项协议，还有关于普鲁士的……。”
皇帝不愿意听我扯到这些政治问题，因为一谈到这些问题，他就不得不表态，而有些问题他是不愿意谈的。他说他已经任命洛里斯托纳先生负责执行这些政策，而我应该休假了。
“我请求陛下再听我说一件事情。”
“说吧。”皇帝说道。
“陛下，在您决定是和平还是战争的时候，当您权衡它们两者的利弊得失时，我想恳请陛下对您自己和法国的利益作出全盘的考虑。”
“您说话简直像俄国人。”皇帝回答道。
“相反，我是真正的法国人——您的一个最忠实的仆人。”
“我再说一遍，我不想打仗，但我不能阻止波兰人对我提出这种要求。达武元帅和拉普将军报告说，立陶宛人和俄国人闹翻了。他们不断地派代表团找我的将军们，要他们敦促我们，给我们施加压力，让我们下决心。”
“您被他们蒙蔽了，陛下。”我回答说。
我向皇帝解释说，俄国政府本质上最合波兰贵族的意。沙皇保罗待他们不错，而亚历山大对他们就更好了。我曾经和许多波兰籍的俄国地主交谈过。我发现，尽管他们对祖国失去独立感到痛惜，但他们对再次冒险以恢复民族独立兴趣甚少。即使波兰有一天能独立，那也并不意味着波兰能恢复成为一个独立的强国。我还向皇帝说，华沙大公就是一个好例子。他们认为，他对自己的地位远远没有满足，但此人也不像陛下所想的那样，能使人们转过来为我们效劳。况且波兰的贵族们一直勾心斗角，充分表现了他们波兰人那种不稳定的性格，这就妨碍他们采取统一行动。我还对皇帝说，他不应该睁眼不看事实。今天，欧洲人谁都容易了解这一点，即拿破仑关心一个国家的事务时，与其说是关心那个国家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适合他自己的需要。
“您是这样想吗？”
“是的，陛下。”我回答道。
“您不要相信那些糟蹋我的话。”他开玩笑地说。“现在该吃饭了。”说完，他就走了。
就这样，持续了五个小时的谈话结束了，而我对欧洲是否能维持和平已失去了信心。
后来，我又一次见到了巴萨诺公爵[于格·贝尔纳·马雷被拿破仑封为巴萨诺公爵。1811年他担任了法国外交大臣。]。他跟皇帝一样，向我保证说，不存在想发动战争的问题。彼得堡的恐惧是毫无根据的。而皇帝并不打算取消任何他认为完全必要的措施。
此后，我对皇帝改变政策几乎不抱有多少希望，但我还没有完全气馁。法军在西班牙的处境虽然很坏，但那也可能促使人们从中得出一个不同的政治见解。两个月过去了，波兰人激动的情绪有了缓和的趋势，将军们以及在德国的间谍们也比过去活动得少了。我想皇帝的观点是不会变的。但是由于西班牙事件和他对新政策所产生的结果的估计，以及他那庞大的计划，很可能会使皇帝多少有点犹豫。从表面上看，法国政府的态度不再是那么咄咄逼人了，如果形势的发展使和平政策成为必要，或者说，如果政府的明智使得赞成这一政策的人获胜，政府是会奉行一项和平的外交政策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切备战工作已经就绪，而法国政府没有采取一点措施来防止战争的爆发。
就在那次跟皇帝谈过话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和他进行私人交谈。我的地位是不稳定的。在公开的场合他待我是够好的。由于坎妮丝夫人[阿德琳娜·赫维· 露易丝·德·加渡尼·德·坎妮丝(1785—1876)是约瑟芬的宫廷女侍，1805年后是玛丽·路易丝的女侍。坎妮丝十三岁出嫁，后被丈夫抛弃，她想离婚，嫁给科兰古。但拿破仑害怕她的离婚会给宫廷带来丑闻，不予同意。1810年年底，坎妮丝夫人就被流放了。]被流放，我不断提出抗议。尽管我的信件和申述使他烦恼，但他总是避免亲自跟我谈这个问题。后来他终于接见了我，并说应该把坎妮丝召回来，但他没有明确授权谁去办理这件事。为此，我继续提出要求，直到有一天，应我的请求，迪罗克向陛下转达了我的想法：如果皇帝不守信用，我就要求辞职。拿破仑又一次答应允许坎妮丝夫人回来，甚至亲切地说应该恢复她在宫中的职务。这个想法还不是我所敢贸然提出来的。到第二天，我就明白了，皇帝的这番好意是有条件的。因为他要求我去向库里亚金亲王[1808年至1812年间俄国驻法大使。]说：我认为法国皇帝不打算恢复波兰，也不想看到它的恢复。他仍然坚持盟约。之所以扩充军备是因为俄国先发出了动员令。我拒绝了皇帝的这个要求。而他关于召回坎妮丝夫人的许诺也就不了了之，尽管陛下多次邀请我同他共进晚餐，而且是连续八天，天天如此，似乎表示了对我极大的好意。在这一段时间里，他还和我在圣克卢宫进行过几次长谈。有一次在巴格泰尔用完晚餐后，他又跟我谈起俄国。
皇帝还是不断地向我保证说他不想打仗，而且也很少顾及波兰。“那是一个浅薄的民族，”他说，“而且是一个难于被利用的国家。如果我给他们的国王碰巧不合适的话，那一切就糟了。而我又很难选择一个更好的。我的家庭不支持我。他们全是些野心勃勃、生活奢侈、没有一点本事的家伙。”其他关于俄国的谈话内容无非是多少重复我刚回到巴黎第一次晋见皇帝时的那次长谈。
皇帝反复说他不愿打仗，其真正目的是想让我去说服库里亚金亲王：我们互相误会了，双方都不知是为了什么而怒气冲天，拿破仑没有任何企图要去进攻俄国。只要大陆封锁制度还继续存在，拿破仑就坚持维护它。因此，考虑到维护这个制度，就有必要调整两国的关系，以解决分歧。而当我一涉及到问题的实质，开始讨论双方可根据什么做出让步的细节时，皇帝就改换了话题。这就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他并没有真正改变他的计划，充其量不过是延缓了执行的时间而已。而他想让我做的就是消除俄国的疑虑，这样他就有可能赢得时间。我不愿意充当拿破仑的这个中间人，我请求皇帝把此事托付给洛里斯托纳先生，用他认为合适的方法去转达给俄国人。皇帝对这个建议十分不快。这样，我们的谈话立刻就结束了。
从那以后，除了继续迫害我的朋友外，皇帝把他能给国家行政官员所施的打击一古脑儿加到了我的头上，甚至扣发我的薪金。他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使我感受他生气的分量。而当我为自己的经济收入抱怨时，他总是以不了解情况为借口搪塞过去。不管我是通过口头、书面还是通过迪罗克向他转达我的请求，坎妮丝夫人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后来，我再一次向宫廷总管迪罗克提出辞职的要求。
“这个时候提出辞职真不是时候。”他对我说道，“您这样做将失去您的朋友和毁了您自己。耐心点吧，事情会好起来的。现在皇帝正生您的气呢，但他对您还是很尊重的，他甚至喜欢您。他对坎妮丝夫人也有着极大的兴趣。事情会好起来的。我告诉您，如果您有头脑，不想让自己走错路，您就应该明白这一点。您对俄国人的事情那么关心，这是很可笑的。我们对俄国是爱莫能助，既然您知道无法改变皇帝的计划，又何苦惹他生气呢？他有他的看法，他正在做某些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的事情。您可以相信，他的政策会比我们的更有预见性。总而言之，作为您的朋友，我极力主张您收回辞职的要求，以后再说。”
他就这样跟我谈了很久。在我们再次谈到这个问题的几天以后，皇帝让迪罗克相信事情不久将会改变。迪罗克马上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并再次要我保持耐心。他还指出，作为一个军人，在和平还没有实现以前不能离开自己的岗位。他还重复说皇帝一定会准时来看我。陛下很痛苦，但他总是以尊敬的口吻谈到我。
想到迪罗克也没有办法帮助我，我就给警务大臣罗维戈公爵写了一封信。他坦诚地向皇帝提出了意见。他指出：即使是从政治观点出发，再继续那种给人印象不好的严厉态度是毫无道理的。但他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
我想，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皇帝在圣克卢召见了他的一位大臣[指1810年1月3日被任命为军械部大臣的拉居厄·德塞萨克。]，谈了几分钟一般性工作后，皇帝对他说：“我们去散散步吧。”随后，他们来到一块台地上。从那儿他们可以看见任何走近他们的人，而别人则无法从远处听到他们的谈话。皇帝继续说下去，
“ 我想让您干一件事，这件事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甚至也没有向我的大臣们讲过，总之，这件事跟他们没关系。我决定进行一次伟大的远征。我将需要大量的马匹和运输工具。人力我有的是，困难的是准备运输工具。我需要一支十分庞大的运输队伍，因为我将从涅曼河开始这次远征，而且我们要在不同的方向上长途进军。这就是我需要您帮助的原因。这事一定要保密。”
那位大臣说这项计划需要一笔巨大的开支；他本人将迅速地，并尽可能谨慎地贯彻执行。但是当人们看到大批的车辆集中时，他无法不让大家议论纷纷，等等。
皇帝厉声地回答了他的第一个问题，他说：“下一次跟我一起去杜伊勒里宫，我要给您看看四亿金法郎[事实上，当时在杜伊勒里宫的地下室里只有大约三亿八千万法郎——科兰古注]。不要叫财政问题把您难住了。我们将会提供一切必要的开支。”
谈话在继续进行着。皇帝精心制定的政策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理论上的，即通过彻底粉碎俄罗斯——这支欧洲大陆上仍然存在的可能联英反法的唯一力量，来打败英国。他谈到把俄国从欧洲事务中排除出去的意义，以及在中欧建立一个国家来防止来自北方的入侵。他还说现在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以后将不会再有机会进行这样的远征了。为了在这光荣的年代，同时也是无聊和不安的年代过去之后，问题能得到全面解决和实现持久的和平，为了我们和子孙后代的幸福，我们非得进行这最后一次打击不可。
一天晚上，在宫廷宴会上(1811年8月15日在杜伊勒里宫举行)，拿破仑皇帝走近离皇座不远的库里亚金亲王，然后，他们开始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皇帝的声音很大，使得他身边的人觉得应该回避一下。当时，我正在隔壁一个里面大外面小的窗口旁边跟人谈话。皇帝谈话时，是站在皇位的左边，脸刚好朝向我这边。当时所有的公文急件都报道了这次谈话。皇帝抱怨说沙皇亚历山大想进攻他，因为沙皇允许伪装成中立国的英国船只进入俄国港口，而且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军队调动，所以，俄国就不再是盟国了。在这次长达半小时的谈话快结束时，皇帝大声地宣称，以致站在我的位置上也听得很清楚：“根据科兰古的报告，我们获悉沙皇亚历山大想跟我国打仗。”
皇帝如此激动，声音如此激昂，语句如此之快，致使库里亚金亲王目瞪口呆地站在一边，一句话也插不进去。尽管他们离人群相隔一定的距离，但是旁边的人全都听见了，特别是那些碰巧在场的各国外交使节。
“德·科兰古先生，”皇帝接着说道，“已经变成了俄国人，沙皇的欺骗已经把他争取过去了。”
离开库里亚金亲王后，皇帝向厅中走了几步，他想从周围人们的目光中看出他的话所产生的效果。他从窗口注意到了我——我当然无法避开他的注意。他向我走了过来，气愤地说：
“您已经变成了俄国人，是不是？”
“我是一个真正的法国人，陛下。”我以坚定的语气回答道：“时间将会证明我向陛下陈述的事实是一个忠实的仆人所不能不讲的。”
看到我对此事如此严肃认真，皇帝马上假装说，他刚才不过是开了一个玩笑。
“我很清楚您是一个诚实的人。”他说，“但是沙皇的甜言蜜语已经把您的头脑搞昏了。因此事实上您变成了一个俄国人。”他微笑着说了这些话。
然后，他转身离开我，又开始同别人谈话。
第二天，由于没有机会单独晋见皇帝，我就正式地向迪罗克提出，请他将我想辞去宫中职务的愿望转告皇帝。同时我还向警务大臣说道：在不到二十四小时前，坎妮丝夫人已经被允许从流放地回来了。[1811年3月，坎妮丝夫人被允许返回巴黎。]
在这一点上，我必须感谢罗维戈公爵的公正无私，除我之外还有很多人都对他感激不尽。他坦率地向皇帝指出了这件事的严重性。确实，在许多类似的问题上他都仗义执言，或设法推迟、耽搁一些错误的处置，或者用某种方法导致取消这些处置，而一点也不害怕可能会落到他自己头上的苛刻的对待和不愉快的后果。毫无疑问，萨瓦里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敢于向皇帝说真话。
第二天早晨，迪罗克来看我的时候，我是以一个铁定了心的人的口气同他说话的。他告诉我，皇帝无意说什么话来伤害我。他只是对库里亚金亲王说了他后来同我说的那些话，为的是让沙皇明白我还是他的朋友。皇帝对我的评价很高，但我也应该从某些方面多为他的感情着想，而不要像过去那样，一同他谈话便总是争论不休。要引导他，只能靠在某几点上做出让步，而不是针锋相对地去反对他的观点。迪罗克还说，我总是在一些与己无关的事情上毫无必要地自寻烦恼，这样下去只能于我自己和我的朋友们有害，而于政策、于个人都没有任何好处，为了那些人们无法改变、又没有力量反对的国家高级事务去牺牲自己是愚蠢的。那不过是一种徒劳无益的自我牺牲罢了。我尽量地向迪罗克解释了我自己的感情，但毫无效果。他拿我说的“履行自己的职责”开玩笑。他告诉我，他从心眼里赞同我，但是想要他去说服皇帝改变政治观点，那只能是浪费他的时间和损害他的忠诚。
在皇帝巡视各地的宫殿之后，我们便出发去布伦，然后从海边到达荷兰。他把我们带出了巴黎，这样就暂时结束了困扰着我的那些大量的烦恼。在那些不平凡的旅行和临时决定的远足中，尽管皇帝不愿给予表扬，但我的工作[作为御厩总管，科兰古在和平时期主要负责安排实施皇帝的旅行计划。他还负责指派传令兵，车夫以及值班军官。这些只是他的一部分职责。在战时，他的职责将增加更多内容，他负责统帅部的迁移和供给。他的马车在皇帝的前边开路。若在马上，他的岗位是在皇帝的左侧，战斗中紧紧伴随皇帝。宿营时，他的办公室尽可能近地挨着皇帝的帐篷。这样他就可以随时随地接到皇帝下达的命令。]所取得的几乎是杰出的成就，还是无意中不时地引起了他的注意，不过他始终没有改变对我的尖刻态度。
跟这些旅行(从1811年9月19日——11月11日)有关的问题必须呈报皇帝，虽然他对我十分粗鲁，但对我所起的作用还是公正地表示过赞赏。回到巴黎后，他却并没有一点善待我的意思。
事关我的荣誉，关系到我的祖国和我的自尊心，我不愿违心地充当皇帝那种政策的代言人，因此，我的处境十分困难；而我的办法就是在公开场合对所有的这些问题保持沉默。
我屈从了这位从来不向臣下让步的不公正的统治者。事关我个人，我都忍住不提意见，但对于他虐待我朋友的做法，我只好诉诸信件，通过迪罗克和罗维戈公爵转交给他。我的朋友根本就不知道我的政治观点。皇帝注意到我在公开场合的沉默和克制态度。据迪罗克说，皇帝赞成我的做法，但他从不改变他自己的观点。
冬季，宫廷举行了多次宴会、盛装舞会和化装舞会。1812年2月6日在一次国家举行的正式舞会上，我是唯一被排除在皇后和亲王们的瓜德利尔舞(四对舞)之外的高级官员。我也是唯一一个没能，或者干脆说没有被邀请参加同皇后共进晚餐的高级官员。单就那次晚餐来说，我倒不在乎，因为那可能被认为只是个人问题，但未能参加瓜德利尔舞却关系到我的地位所应享有的特权，而且还会引起很多议论。我觉得我应该提出自己的意见。结果皇帝派人告诉我说：我的名字被漏掉是一个差错，但我从制订名单的迪罗克那儿了解到，那样做完全是有意的。
迪罗克以他那特有的亲切态度，友好地警告我说，暂时不要提我的朋友回宫的事。他还说他不知道我干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皇帝比任何时候都更生我的气。迪罗克注意到，我反对波兰计划过于激动，而在皇帝同我讨论国际事务时，我又歪曲了皇帝的观点，因而使皇帝非常生气。宫廷总管这儿指的无疑是皇帝同我的两次谈话；一次是在去荷兰途中的卢城；另一次是两天前在巴黎。这里，我要把这两次谈话作一个简略的叙述。除了我将记录下来的那部分以外，其他内容正如我前面已经描述过的，从方式到措辞都大同小异。
皇帝说：“这次旅行与我将要对英国商业采取的策略，将会向沙皇亚历山大证明，我仍然坚定地执行着大陆封锁制度，并且还将证明我关心帝国的繁荣昌盛胜于那些将原因归咎于我的战争计划。
“与此同时，陛下集中在这儿的军队正向北方进军，这不能被认为是一种与维护和平相一致的行为。”我回答说。
“波兰人在召唤我，但我没有想要恢复波兰。尽管那样做是精明的，对文明世界是有益的，我还是对此不予考虑。由于奥地利人的缘故，那必将是一个过于庞大的计划。”
“尽管如此，陛下，我可以看出那是牺牲同俄国的结盟所获得的唯一补偿。”
“我并不想牺牲法、俄联盟，我只是要占领北德意志以便强化大陆封锁制度，并在欧洲还没有实行这一制度的地方真正严格地把英国封锁起来。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必须在各地加强力量。而我的兄弟亚历山大是固执的。他把这看成是用纱罩掩护进攻。他错了，洛里斯托纳坚定地向他指出了这一点。但一个胆怯的人总是疑神疑鬼。在圣彼得堡，人们什么都看不见，光看见师团的调动、军队的备战以及波兰的武装。应该由我来采取防御措施了，因为俄国人已把从亚洲调过来的师团开到了边境。”
我向皇帝说明，他的真实计划不可能瞒过圣彼得堡，之后，我又指出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利益能够证明这场战争是正确的。这场战争将把他带到离巴黎八百里格[每一里格约等于4.5公里。——译者注]以外的地方去，而这时西班牙和英国正在全力同我们作战。
“这是因为英国人还留在西班牙的缘故。他们不得不留在那儿，我对他们并不担心。您不懂政治，只是像俄国人一样，除了威胁呀，战争呀，什么都看不见。假如鲁缅佐夫保持镇定，迫使英国人求和的必要的兵力部署早在六个月前就该完成了。”
皇帝在结束这次谈话时，表情已经不仅仅是不耐烦了。现在再回到同迪罗克的谈话。他让我保证今后再也不要去看塔列朗。他告诉我说，早在一段时间以前，塔列朗就因好几件事情而失宠。最明显的是他同意进攻西班牙，尽管他也是第一批敦促拿破仑登上皇帝宝座的人。迪罗克还说我们不了解皇帝广泛的计划，也不了解他的政治观点，只知道他集中一切力量去对付英国，以便争得和平，使欧洲最后享受太平。迪罗克的考虑都是出于对我的关心和好意。

Imperial_Guard

二、事变前夕：1812年
冬天过去了。同奥地利政府的军事同盟谈判已经开始。这个同盟是前不久才强加给普鲁士人的。人们在各个方面用比往常更大的努力来实现皇帝的伟大计划，并使组织和部署更加完善。在德累斯顿筹划的招待会是有意作为整个事件的序幕的。这样，我们也就接近了事件的结局。此时，在巴黎，在皇宫里，人们正沉湎于各种晚会和文娱活动。
在这冬去春来的日子里，我和皇帝又进行了两次较长时间的谈话。其中一次是在我同迪罗克那次会见之后不久。话题转到了政治方面。开始时，皇帝再一次想说服我，他说他不再打算恢复波兰，也不想冒失地同俄国打仗。一句话，他只想迫使英国放弃它那毫无根据的主张，并同意缔结和约。因此，关键的问题是俄国港口必须把英国商品拒之门外。然而，一年过去了，它居然允许打着美国旗号的英国货倾销进来。
对于这一点，我反驳说：我们自己就接受有执照的同样的货物——当然，这些货物和执照是收了双倍的税的。
“这有可能。”皇帝笑着回答道，“为了我的滨海城镇，我不能不实行这一政策。亚历山大也只能这样做。我宁愿让俄国和它的国库获利，也不愿意这些好处让所谓的中立国捞去。”
然后，皇帝又谈起了他那个老主意：亚历山大如果没收所有中立国的货物，俄国一定会受益不浅，等等。
“你可以放心。”皇帝说道，“我无意牺牲这样大的利益去冒险恢复波兰。”
“我相信陛下不会仅仅为了波兰而去同俄国打仗。”我回答道，“我宁可说你在欧洲没有遇到对手。除了那些‘仆从’国，就没有别的了。”
我说，在他的脑子里，这种思想比大陆封锁制度占有更大的比重。只要皇帝敢于承担贫困和损失，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到但泽的封锁制度一定能严格实行起来。而这种贫困和损失，皇帝当然希望从别的国家那儿获得补偿。最后，我强烈要求他不要在北德意志驻扎那么多的军队，那样做对西班牙战争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我还说，如果他不是为了某种企图，某种政治目的，或者为了满足他个人的某种欲望，他就不应把这么大笔的金钱抛到所有那些备战中去。
“什么欲望呀？”皇帝笑着问道。
“战争，陛下。”
他拧了一下我的耳朵，一边轻声地抗议说没有那么回事。然后，他让我畅所欲言，并说他要以最好的心情来听取我说的每一件事。每当我说到一件使我痛苦的事，尤其是当我说到我感到他好像在战争的路上已经走得相当远的时候，他总要拧一下我的耳朵，并轻轻地在我的脖子后面拍一下。
我说他的欲望如果不是为了世界霸权的话，至少也是想谋求一个比Primus inter pares(同辈人中居首位者)更强一些的位置。他想把自己置于这样一种地位上，既可以要求别人做出牺牲，而自己又可以不承担一点义务，即便这样，还要剥夺别人发牢骚甚至发表评论的权利。这种做法，只能给法国带来短暂的好处，而结局早就注定了。到了一定时候，结局甚至会更惨。敌意、仇视和嫉妒迟早会给我们带来悲剧性的结果。在当今这个时代里，那样一种制度是不能强加给其他任何国家的。
皇帝在管我叫“博爱主义者”时开心地笑了，而且他也笑我说的“Primus inter pares”。他的心情好极了，随时会笑出声来，一点也不生气。他笑呵呵地说，“您说得不错，您猜对了，但您不要对别人去说……”
皇帝越发现难于说服我，就越千方百计地坚持要说服我。他那精心安排的诡计和他所使用的语言，一定会使不知内情的旁人相信我是一个很有权势的人，因为皇上是那么热衷于把我争取过去。
我常常注意到他对人的关心和争取人的耐性。所以，我不敢认为我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他对所有他想要说服的人都是这样做的，而且他总是想说服某一个人。
我谈到这么多的细小问题，就是因为这些细节可以勾画出他的个性，这就是我此举的唯一目的。我还要指出，他总想用自己的信念去打动别人，要不就是要把自己的信念强加于人。他的这种耐性起因于他的习惯，不过这个习惯还是改掉了不少。他的习惯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是由于他的至尊地位，还是因为他的天才，以及这种天才赋予他高瞻远瞩的能力呢？毫无疑问，他的这种能力同他爱好与外国首脑会面，并长期与外国政府的部长、大使们打交道以解决某些特别微妙和重要的问题是分不开的。当他想要说服你时，他的声音里就包含着一种折服力和魅力。他的表情、他的态度就跟他的优越感和灵活性一样赋予他优势。这种优势使他超过了他的谈判对手。
当拿破仑施展他的这种才能时，没有谁能比他更富有魅力的了。为了抵御他的这种力量，人们不得不像我一样清醒地认识到，某些政治错误被他的谈判艺术所掩盖，即使我做好了思想准备，甚至也许在提防着，他还是常常在一些问题上一时说服了我。就像那些草率而顽固的人一样，我只有解除符咒，坚持自己的立场，维护自己的想法，而不去留心陛下的那些理论。为了避免被他的亲切和蔼的态度所迷惑——当他希望得到对方的信任时；为了顶住皇帝那雄辩的和头头是道的理论——这种理论常常貌似有理，而且使用巧妙，充满贴切的比喻，这种能阐明他的理论的比喻同样很好地掩饰他企图达到的目的——你不得不佯装全然不懂他的意思，而事先就一个劲地在心里默念着：“这是正义的，这是正确的，这只是为着法兰西的利益，因此才真正是为着皇帝的利益。”
在同皇帝谈话时，你的注意力一定要集中在你所面临的问题上，而不要在争论中迷失了方向。最主要的是不要跟在皇帝后而去纠缠枝节问题。须知当他遇到对手时，他是绝不会偏离问题的实质的。在争论时，一个细小的让步也会让你倒霉，因为你那精明的对手会引导你从一个让步走向另一个让步，最后达到他的目的。如果你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他则举出你原先做出的让步来证明你的错误。他也会接受你的辩护以暗示你在那一点上还拒绝做出让步。当拿破仑认为事关他的利益或者他只是想那么干，那就没有哪一个女人具有他那样的手腕来使对方满足自己的要求。这些回忆使我想起在一次类似的场合里他说过的一句话。那句话比任何措辞都能够更好地说明，为了成功，他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当我需要什么人时，”皇帝说道，“我不会做得太过分的，我会吻他的……”
一旦他脑子里出现什么念头，他就会被那个念头冲昏头脑。他珍爱它，迷恋它，有人会说他全身都“散发”着它。那么，他力图以怎样的方式把自己的想法转达给别人呢？他如果想让你着迷，你可以相信，他自己已经被迷上了。在某些特定的问题上，没有哪一个人的理智和判断力会像皇帝的理智和判断力那样使他迷失方向、误入歧途，成为他自己的想象力和激情的牺牲品。他不遗余力，不避艰险地要实现自己的目的，事无巨细，一概如此。人们会说，他完全把自己献给了他的目标。他总是使出浑身解数，运用自己的全部能耐，全神贯注于行动或者重要问题的讨论。他的激情遍及一切事物。因此，他就获得了巨大的优势来压倒他的对手。因为，没有几个人能够像他那样精神集中、深思熟虑、反应灵敏。
我希望读者能够原谅我作了这么一大篇评论。现在，我仍然回到同皇帝的谈话上来。
皇帝极力向我证明他发动的战争都是为着实现政治目的。他现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和英国缔结和约。他的一切计划都服从这一目标，而且是“瞄准了目标的”。皇帝的这些话使我又一次谈到同战争计划有关联的宏大的政治问题。我把这个战争计划归结于皇帝代表了波兰人的利益。我说我很理解他的做法。当他还在酝酿恢复波兰时，我就曾为此给他写过信。假如说恢复波兰是为了在中欧建立一个巨大的缓冲国，那么，波兰还不够大，因而就有必要建立一个大小适中的政权，其疆界、政治地位和体制都必须照顾到同邻国的关系。我说我对这样一个政权的用处十分清楚，因此我重视为实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一切可行措施，只要皇帝不想另外再打仗。我继续说，依我看，这个主张不会得不到英国和奥地利的同意。亚历山大呢？尽管他不能公开地同意这个要收回被俄国占领的波兰的计划，但他还是会赞赏这个计划的英明。既得利益和荣誉感使他不会轻易交出他的波兰领土，而必然进行斗争，然而，这场迟早要爆发的战争在欧洲的默许下不会持续多久。假如打仗只是为了那个目的，我们就应该申明战争的动机所在，那样欧洲才会明白我们只是为了自身的安全而去打仗。
我说，皇帝将自己的观点、原则及其目的作一个毫不含糊的建设性的声明是必要的。把出海口归还给奥地利，将会使奥地利认为这个计划是公平合理的。一句话，使欧洲各国都获得合理的疆界。我还说，对普鲁士持坚定而明确的态度也是至关重要的。这样，我们就能同所有的大国达成协议。缓冲国的政权既不隶属于法国，也不隶属于俄国或者奥地利。总之，这个国家也好，它的政体也好，都是完全独立的。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以及我们这种主张的宗旨都一定会比大陆封锁制度更能打动英国人，促使他们跟我们达成和平协议。而且我们还为所有的欧洲政府提供了一个和平安定的未来。我们自己则树立了一个温和，甚至是自我牺牲的榜样。
我对皇帝说，如果做到了这一步，就一定能够安抚那些一般性的对他的仇视。这个伟大的政治运动应该公开地进行，假使这果真就是皇帝的目标的话。在我看来，这个计划是多么彻底，多么崇高，多么精明，从而能使他的皇权成为不朽的政权。因此他应该把自己的动机告谕天下。那样，在实施这个计划时，人们对皇上的目的就不存任何疑虑。我继续说，所有对我国现存政治制度的神秘看法，所有那些表面上是让我们表态，而实际上是使我们进退两难而被戴上侵略者的帽子的流言飞语，统统都将会过时而不攻自破。在这个事件中，我乐意充当代理人，为这个计划去游说一番。而且我也随时准备出使彼得堡，尽管我带去的信息会使俄国人不快。
在结束我的话时，我是这样说的，只有这个值得陛下去发挥天才的波兰战争计划才是我能够理解的，其余的都是不合理的。因为一场对俄战争，假使没有事先声明是为了波兰的自由，没有因丧失加利西亚而把伊利里亚补偿给奥地利人，我们就不会得到他们的忠实援助。假使没有英国人的默许，那么这个战争计划就会成为冒险的事业，因为我们给各国带来的只有困难，而没有任何一点实际的好处。在我看来，在奥得河对岸的战斗里，杀死一百个俄国人也抵不上一个法国人的生命。
皇帝注意地听着我的话，但偶尔也流露出不耐烦的神情。我说一会又停一下，希望能听到他的回答。只有接触到整个巨大问题的细节，他才能抓住我的思想实质。然而，他像先前一样，只是在一般性的问题上表示了态度。他还是用过去那种讽刺的口气说：“奥地利人要是听到你的话一定会高兴的。亚历山大的朋友，在给普鲁士国王建立一个王国的过程中，英国人的笑声会把我们都给惊醒的。难道您没有看见这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吗？”
“我没有提到过普鲁士国王啊，”我回答道，“萨克森国王和其他任何国王都可能统治这个国家。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谁知道那些大国是否不同意让某个同盟国的亲王或者陛下认可的某个人登上那个王位呢？”
尽管我的意见看来不大合皇帝的口味，我还是想到我已经说得够多了，必须把实质问题点破一下，只有这样，皇帝才能更好地认识到，没有人会被我们现在实行的政策所蒙蔽。所以，我接着又说：
“如果陛下不是按照这条路线去做，我就应该老实地说，欧洲的任何人，如同法国人一样将会认为您正在大力准备的俄国或波兰战争不是旨在建立一个缓冲国，就像陛下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而是为了以此为借口去达到某种别的目的。”
皇帝看来有些发火了，就像他平时被什么事情弄得不愉快时常常表现出来的那样，他说：“在这一点上，我并没有征求您的意见。”
他虽然口头上这样说，但话题还是没有离开过俄罗斯。他谈到了每一个细节问题，涉及到各种困难，仿佛他在同内阁大臣们仔细研究计划的每一个步骤，在为自己的方案寻找依据和征求对方的同意。
皇帝好像还是急于想让我去见库里亚金亲王。我告诉他说，我绝不会跟别人一起去欺骗人的，尤其是欺骗沙皇。我也绝不做相当于搞阴谋诡计的任何事情，因为我不再是谈论那些问题的权威人士了。所有这一切备战措施对法兰西来说都是不幸的，对皇帝本人来说也是会后悔、难堪的事情，所以我不希望自己屈服，去为这样的事业卖力。皇帝听到这儿便转过身去，不知说了一句什么，反正我觉得是同政策无关的事。然后，他就离开了我。
我继续过着脱离政治的生活。我保持自我克制，不多说话。在这期间，我不去见俄国人，甚至避免见到库里亚金亲王。在皇帝同我进行另一次谈话前的一个多月里，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俄国人。那次谈话是在皇帝离开巴黎前不久进行的。在谈话中，他又一次回到他那想象的苦恼中。这一次，看来他说的是真心话。皇帝不再掩饰他要动身的计划，但他仍然企图让我相信，他不想重建波兰，也无意同俄国打仗。他希望不施加任何打击就能把一切事情办好。
我们还是使用同过去一样的前提，坚持各自不同的观点。我进一步阐述这样一次远征必然使皇帝长期远离法国而带来种种不便，而没有提及其他的危险性。我谈到，当他在杜伊勒里宫的办公桌旁发号施令时，他在冒着多么大的风险。他拿如此巨大的命运去进行赌博，为此，他会受到人们的责备。我还说到这种拿法国青年去冒险的做法会给国家带来的影响——这种冒险不再像从前一样，只限于社会的底层老百姓。我还对他说，人们批评他在西班牙战争中的冒险。而现在，那场战争还没有结束，而新的更大的战争又要开始了。
我说，如果非要坚持和俄国进行那场不幸的战争，也应该先在西班牙赢得胜利。我把俄国向他作了描述：那里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对敌人是有利的。敌人可以放他深入内地，在寻找不到决战机会的情况下让他兵疲将乏，自行瓦解。我提醒他注意我曾经向他报告过的沙皇说的那一番话。我还提醒他，在最后一场波兰战役中，部队陷入到物资严重匮乏的困境中，以及部队因此而产生的不满情绪。对我说的这一切，皇帝的回答是：您的心向着俄国，您对重大问题根本不懂。
“ 如果我根本不懂，陛下，”我微笑着反驳说，“为什么您要给我这么大的荣誉，同我讨论政策问题呢？除了我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您的臣民的深厚感情外，我的确是能力微薄的。但我相信我的这种感情不会把我引向歧途，也不会使我执迷不悟。陛下，您对不同意您的观点的人这样无礼，您认为反驳您是很可笑的。确实，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朋友们都不想让我过于坚持己见，我自己也不愿意这样做，但我还是坚持了，这是我的良心和信念在起作用。陛下，您被错误的情报欺骗了，在您从事的危险的事业中迷失了方向。您认为您正在向一个伟大的政治目标前进，而我却坚信您错了。”
皇帝用温和的语气回答道，想发动战争的是俄国沙皇。洛里斯托纳先生已经报告他说所有的俄国军队都在向西部进军，甚至连土耳其前线的俄军也不例外。他说沙皇亚历山大的甜言蜜语把我弄糊涂了，还说他送出另一位大使时，才知道俄国人的敌意。洛里斯托纳先生告诉他，英国人正在彼得堡公开经商，甚至还有人想抢劫朗格卢先生。
朗格卢是法国大使的一名随从副官，当时洛里斯托纳先生派他把一封急件送给皇帝。无疑，皇帝不知道我曾经见过那位年轻的朗格卢先生，而且我还清楚他的全部“历险”经过。
当时，那位年轻军官作为一名信使正乘坐一辆笨重的四轮大马车，在沙地里艰难地前进，这时一位乘坐轻便马车的俄军信使赶上了他。于是他们就争吵起来，法国人想，在俄国也应该享有在法国的权力，阻止别人超过自己。而那个俄国人作为政府的信使也不相让。他催促车夫继续向前冲，结果轻而易举地超过了朗格卢先生正在泥泞中吃力爬行的马车。朗格卢先生一怒之下，掏出手枪向俄国人射击。后者对此就像对他的恐吓一样毫不在意。在里加，俄国总督对此事进行了干预，指出法国人的行为是不恰当的。考虑到他是政府的信使，就让这位鲁莽的年轻人继续上路了。但总督将此事报告了宫廷。洛里斯托纳先生对他这位随从副官的行为十分气愤，就把他调走了。这就是皇帝向我引证的那个遭到别人攻击的信使，还说什么袭击他的目的是要抢走法国政府的文件。
在这次与皇帝的谈话中，我注意到他比以往动了更多的脑筋。我的有些想法看来给他留下了更深的印象，只是他不愿意全都流露出来罢了。巴萨诺公爵的到来打断了这次我感觉到皇帝还想继续进行下去的谈话。公爵声称他带来了发自维也纳的政府信件。皇帝打发我走了。无疑，他又开始了另一次谈话。不可抗拒的命运之神正拉着他向前走去。
就在这时，皇帝已经开始执行他的计划。奥地利人事实上答应了同他结盟，普鲁士人别无选择，只能踏上一条自找麻烦的道路。
就在皇帝同我谈话后没几天，他送走了一批皇室人员。马匹和车辆都已经上路前往德累斯顿。他声称此行是去会晤奥国皇帝。
拿破仑皇帝于1812年5月9日离开巴黎。
据说我们去德累斯顿要取道班贝格，以便绕开德国的幼君。实际上，皇帝是想避开魏玛[魏玛大公是沙皇的表兄弟。]。他逢人便说他不想打仗，宫廷人员也都重复着这种许诺。同沙皇亚历山大会见的谎言被有目的地散布开了，而派驻那个君主国的大使纳博纳先生的任务就是试图证明这种谎言。
皇帝于5月16日到达德累斯顿。
皇帝以及所有各部的人员都努力使自己的一言一行适合缓和、友好的气氛，以便装装门面，好给奥地利人留下某种印象。为此我们都特别小心谨慎，使那些将要受到攻击的人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皇帝偕同皇后一道旅行。我们不得不走的这条路，六个月来一直在修整。萨克森的国王和王后先于我们到达普劳恩。我们到达德累斯顿时，城门两旁排列着手持火把的欢迎队伍。两天后，奥地利皇帝也到了那里。既然政治事务已同我无关，我对那次两国皇帝的会见就没有收集足够的资料，因而也就无法作详细的叙述了。
拿破仑皇帝竭尽心计来智胜梅特涅先生[奥地利外交大臣。——译者注]。他特别要看看自己制造的缓和空气所收到的效果。他还从纳博纳先生那里获悉，俄国沙皇已经拒绝了奥地利人。这样一来，法、奥两国就完全联合起来了，而无需诉诸战争来达到这一目的。皇帝说了梅特涅先生的好话，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大概也是最后一次吧。
俄国人傲气十足地拒绝同维也纳内阁对话以消除误会，而当时维也纳是很乐意听命于俄国人的。如果说俄国人这一行动表现了他们的尊严，但同时也显示了他们的笨拙。这样，在公众眼里，我们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俄国人不自觉地为我们的利益出了力。
被派去维尔纳见沙皇亚历山大的纳博纳先生回到德累斯顿后，皇帝指示他去见梅特涅先生，并把自己的使命报告奥皇。
皇帝考虑到在同奥国公主玛丽·路易丝的婚姻中纳博纳先生所起的作用，考虑到他作为一位智者的声誉，以及他同施瓦岑贝格亲王的关系，因此特别挑选他去完成这个使命。这些都使他较容易同奥地利朝廷打交道，不管他说什么，都更能打动帝国的岳父(奥皇)。
纳博纳先生来看过我，告诉我皇帝同他谈的话，他在俄国的所见所闻，以及他如何忠实地向拿破仑皇帝报告了一切。皇帝指示他向奥地利皇帝和梅特涅先生部分地重复一下这些情况。
我当时做了记录，或多或少地记下纳博纳先生的原话。更由于他多次向我重复过这次谈话的内容，因此我能核实笔记，使之更加准确。
纳博纳受到了沙皇亚历山大和其他人的热诚欢迎。他们的一般关系是适宜的。他们表现得高贵而不自负。俄国军队像一个健壮男人的体魄，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纳博纳先生参加过两次同沙皇的会见。当时，鲁缅佐夫不在那儿。从一开始，沙皇就坦率地同他进行了交谈。
“ 我将不会第一个拔出自己的剑。我不想在欧洲人的眼里成为这次流血战争的罪魁祸首。十八个月以来，我一直受到威胁。法军远离他们自己的国家三百里格，实际上是驻扎在我的国境上。而我们呢？是在自己的领土上。他们在我的边境上的战略要地集结军队，修筑工事，组建新的部队，煽动波兰人。他们的抗议一个接一个，说我包庇中立国，让美国船进入我国港口。而正是在这个时候，法国皇帝在自己国家里出卖执照，允许被利用的船只去英国运货。他一方面增加国库收入，一方面剥夺自己不幸的臣民。从一开始，我就声明不打算这样做，我不能从我的臣民的衣袋里掏钱，然后放进我自己的衣袋。
“拿破仑皇帝和他的代理人声称我偏袒英国，没有执行大陆封锁政策。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会有六十或八十条船以走私的罪名被没收吗？你们以为英国人没有千方百计地敲我的门吗？如果我愿意的话，我手下每一个人都会有十位英国代理商，但我根本就没有听过他们的话呀。尽管我还是法国的盟友，还在忠实履行我的全部诺言，但三十万法国大军已整装待发，准备入侵我国。如果我的政策发生变化，我会开诚布公地说的。问问科兰古，当拿破仑皇帝脱离联盟的时候，我是怎么向他说的，在他行将离开俄国时，我跟他谈过些什么。科兰古是个可敬的人，他不是没有立场的人。今天不管拿破仑皇帝如何破坏我们的友好关系，我还是一如既往。
“现在虽然我还没有脱离联盟，他却正在唤起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致使全欧洲都武装起来对付俄国。我有理由认为拿破仑不会放弃对俄作战的有利机会。我现在不抱任何幻想。我对他的军事才能作了十分充分的估计。我不能不估计到战争的全部危险性，以引起作战部队的高度警惕。除了尽我所能维护光荣的和平并赞助一个可以导致世界和平的政治制度外，我不会做任何事情来玷污我所统治的国家的荣誉。俄国不是一个在危险面前畏缩不前的国家。把所有的欧洲刺刀都集中在我国边境上，也不能阻止我这样说。”
“我的忍耐和缓和政策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出于一国之主的义务，我对怨恨毫不在意——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除了和平与人民的福利，我别无他求。如果我放弃斗争，人民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拿破仑皇帝在全面和平的时候入侵北德意志，无视联盟的条约，放弃大陆封锁制度的原则。他能诚实地对此做出解释吗？难道他不应该解释他自己的动机吗？”
此外，沙皇还在谈话中谈到，他不会把自己放在联盟的对立面，如果这样，他的事业就是非正义的，但他一旦受到攻击，就一定要自卫。在结束谈话时，他摊开一张俄国地图，并指着俄国最遥远的边界线说：
“如果拿破仑皇帝决心打仗，如果命运之神对我的正义事业不报微笑，我将不得不走到天涯海角去寻找和平。”
然后沙皇又一次说到他绝不首先开火，但战争一旦爆发，他也绝不会首先罢休。
纳博纳先生进一步告诉我说，在维尔纳逗留期间，沙皇亚历山大总是用这种真挚的感情对他说话，没有任何敌意，对拿破仑皇帝也没有流露出讥讽的神情。他谈到我时也充满着崇敬之意。看来纳博纳先生对沙皇所说的每一句话都相当满意，而且被他那雄辩的事实说服了。纳博纳先生说拿破仑皇帝好像对他的汇报留下了印象，尽管皇帝还是不断地指责沙皇虚伪，而且重复那些对他抱怨的老调。
普鲁士国王和王储于5月26日到了德累斯顿。皇帝希望在那儿见到他们，其目的在于使两国政府能协调一致。那样既能保证使普鲁士满意，又能使两国在对俄战争中通力合作。有人怕皇帝不会善待普鲁士国王，因为皇帝不喜欢他，而且在谈到他时总是批评道。“他不过是一个军士教练员、一个傻瓜。”但这一次皇帝陪伴了他所关心的人物，心情极好。在当时，让普鲁士国王相信，拿破仑皇帝允许他自由参与法国的政治计划，而幕后并没有什么阴谋，那正是皇帝的利益之所在。后来，普鲁士国王和王储因受到盛情接待，离开时心情是愉快的。
皇帝于5月29日离开德累斯顿。当时，皇后正在布拉格。她和奥地利朝廷在那儿没住多久。皇帝于6月7日至10日在但泽停留。那是一个大兵站，在过去的一年里皇帝对这个城市极为重视，因而眼下一切工作都已组织就绪。但泽是一个可以供应前方一切作战物资的要塞。
那不勒斯国王(即缪拉元帅)没有获令前往德累斯顿。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对奥地利皇帝的不敬。他在但泽等候拿破仑皇帝。由于拿破仑的岳父、奥皇弗兰西斯总是对意大利耿耿于怀，拿破仑假装不希望让他在看见自己的女儿的同时看见那不勒斯国王，从而引起他痛苦的回忆和使他扫兴，于是决定不召缪拉前往德累斯顿。事实上，这是一个很方便的借口。皇帝只是不愿意让缪拉与奥地利人建立联系。那不勒斯王后和梅特涅之间已经有着太多的情谊。“如果奥皇对他好一点，缪拉一定会心向着他们。他肯定会把各种蠢话都说出来的……”
拿破仑皇帝见到但泽总督拉普将军的第一句话是：
“您的那些商人们是怎样花钱的？战争即将爆发。现在，让我来亲自处理财政问题。”
在一次晚餐后的谈话中，皇帝同拉普将军、那不勒斯国王和其他一些人谈到，普鲁士人，甚至奥地利人将跟我们一起去完成共同的事业，这是亚历山大始料不及的。他一定会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尽管他曾经想打仗。他还说，如果亚历山大确实不想打仗，他是可以避免打仗的。但要不了几天，形势就会明朗化。不难看出，所有的政治应声虫都有计划地到处重复这个谈话。皇帝真正的意图在他第一次见到拉普将军时就已经讲了，当时我和其他一些人都在场。
当天晚上和第二天早上，皇帝都在我面前抱怨那不勒斯国王。皇帝说他不再是法国人了，他忘记了他自己的祖国和恩人。在皇帝身边，那不勒斯国王也在向贝尔蒂埃、迪罗克和我抱怨说，皇帝只把他当成一个总督，一部从老百姓身上榨取钱财的机器，等等。
皇帝在公开的场合十分热情地欢迎那不勒斯国王，但随后就把他冷落到一边，无疑是想预先阻止他的抱怨。皇帝一会儿指责他，生他的气，一会儿又规劝他不要忘恩负义。结束那次谈话时，皇帝显得又恼火又伤感——“同这位那不勒斯傻瓜打交道，这是少不了的。”他这样告诉我，“他是有良心的，他打心眼里爱我胜过那些行乞的和打杂的流浪汉。他在我身边时，他是我的人，但他离开我时，像所有那些没有骨气的人一样，他会袒护那些奉承他、接近他的人。如果他当初到了德累斯顿，他的私心和虚荣心会使他在企图博得奥地利人好感时做出无知的蠢事。他的妻子野心勃勃，总是用些愚蠢的想法去填塞他的脑袋。他想拥有整个意大利，那只是他的梦想，我不能把波兰的王位送给他。
“我要把王位送给波拿巴·热罗姆。我要给他创造一个出色的王国，但他必须为此做些事情，为波兰人所热爱的真正的荣誉做些事情。但热罗姆除了荣耀、女人、盛宴外，对别的一切都不关心。我的兄弟们不给我争气。他们唯一的高贵品质就是那种愚蠢的虚荣心。他们既无天才又无能力。我不得不管着他们。没有我，他们一定会把可怜的威斯特伐利亚给糟蹋掉，整天花天酒地，兴建宫殿，使他们的宠臣和情人大发横财。尽管我给他们做出了好样子，但除了他们自己，他们啥也不想。我才是人民真正的国王，因为除了鼓励发展艺术和给国家留下光荣的、有益的回忆外，我没有挥霍一个子儿。没有人会说我把财富装进了宠臣和情人的腰包里。我只是把报酬赠予国家的有功之臣，但绝不做与此相反的事。”
统帅部和参谋部同禁卫军一起向托拉进发，天明前到达托拉。各种军用物资又从那儿运往因斯特贝格。皇帝在因斯特贝格和统帅部会合，然后随统帅部一起向科夫诺方向前进。途中经过古比宁、斯塔卢坡伦、维尔科韦息卡和一条穿过森林的大道，从右边绕过了玛利亚姆波列。各部队沿着一条极好的道路前进。士兵们对皇帝的到来表示真诚热烈的欢迎。第一军团(即达武军团)以其雄壮的军威和整齐的阵容令人注目。他们来自良好的军营，经过他们司令官长期的严格训练，更显得精神抖擞。他们完全可与皇帝的禁卫大军相媲美。这些年轻人个个身强力壮，热情洋溢。全军团每一个士兵的背包里都装着两个星期的干粮。

Imperial_Guard

三、第一次流血
皇帝随同埃克米尔亲王[即达武元帅。——译者注]的第一军团司令部来到了离涅曼河和科夫诺只有两英里半的一个地方。1812年6月23日天刚亮，他就立即出发，对涅曼河堤和整个地段进行侦察，一直忙到天黑才回来。他用了两个小时口授命令，然后，又跨上马，借着月光再次对堤岸附近进行侦察，以便决定渡河地点。我们其他的人都远远地跟在他的后面，以免引起在更远的地方可能存在的俄国巡逻兵的注意。在工兵部队的哈克苏将军的陪伴下，皇帝在堤坝的上下来回走着。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从那天早上起，他就一直披着一件波兰士兵的斗篷。
侦察结束后，皇帝回到他的参谋军官中间。他再一次对各部队即将占领的各点进行了巡视。当他纵马驶过麦地时，一只野兔蓦然从皇帝的马蹄间窜出，他的战马弗里德兰受了一惊，再加上他的马鞍不好，使皇帝身体一歪，掉下马来。我刚想伸手帮他一把，他已一骨碌站了起来。他一言不发地又跨上了马。由于土地松软，他只是臀部稍微跌伤。当时，一种不祥的预感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不只是我一个人有这种想法，因为纳夏泰尔亲王[即法军总参谋长贝尔蒂埃元帅。——译者注]立刻就握住我的手说：
“我们最好不要渡过涅曼河，刚才摔的那一跤是个坏兆头。”
皇帝开始时没有说一句话，他的想法并不比我们更乐观一些。过了一会，他就同纳夏泰尔亲王和我拿刚才摔的那一跤来开玩笑了。虽然他极力掩饰，但他那忧郁的心情还是很明显地表露出来了。倘若在另外的场合，他一定会责备引起这次愚蠢事故的战马，而且也不会放过驯马手。但此刻，他装出十分沉着的样子，并且极力想驱除表露在每个人脸上的不安神情——在这严重的关头，在这巨大事变的前夕，人们都一反常态，变得非常迷信了。
他对于摔跤开的玩笑是很平常的：某个司令部的参谋军官注意到，那些相信预兆的天主教徒因此绝不会答应渡过涅曼河。一整天来皇帝都为看到自己的部队在执行那巨大的军事行动而轻松愉快、神采奕奕。但此刻，他脸上出现了少有的严肃和心事重重的样子。
河对岸没有一点消息。几天来，一切讯息都已经中断。
对岸的河堤上死一般寂静，唯一的生命就是偶尔出现的哥萨克骑兵巡逻队。从早到晚，皇帝不是视察自己的部队就是持续地侦察对岸的敌情。我们的右翼军团也像我们一样对敌军的动向一无所知。他们一直没有获得有关俄军的情报。大家都在抱怨一个间谍也没有回来。这件事也使皇帝心情沉重。我们只从一个来自俄国马利恩堡的犹太人那儿得知俄军正在撤退，而与我们对峙的只是哥萨克人。皇帝相信俄军一定正在特罗其集结，以便拱卫维尔纳。
晚饭后，皇帝派人叫我去见他。他问起马受惊使他摔下来的原因。他说他确实没有摔伤，而且他很快就站起来了。也许在黑暗中，没有人看见发生的事故吧。他还问道，司令部的军官们是否在谈论这件事。然后，他又提了好些有关俄国的问题，诸如居民的生活方式，城乡能够提供的资源，以及道路的状况等等。他还问到俄国农民是否会像西班牙人一样斗志旺盛，并自动武装起来，组成一支支队伍。最后，他还问我，我是不是认为俄军已经撤走，不经任何战斗就放弃了维尔纳。看来，他十分担心发生这样的事情，但他争辩说，俄军不可能像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从马利恩堡撤走了，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就不得不放弃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纳)——因此也就一枪不放地放弃了整个俄属波兰，这必然使俄国人在波兰人眼里大丢其丑。皇帝敦促我就俄军撤退一事表明自己的观点。
我回答说，我从来没有期望能堂堂正正地打一仗；正如我曾经跟他说过的，俄国的面积是如此辽阔，只要能诱使我们远离后方基地和分散兵力，他们就可能会撤出一大片地区。
“那么，我就得到了波兰。”皇帝轻松地说道，“在波兰人的眼中，亚历山大不抵抗就会蒙受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放弃维尔纳就会导致失去整个波兰。”
皇帝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发挥他的想象力。他谈到要将军队展开，迅速地前进，他说那样一来俄国人就无法保留他们的仓库和大炮。他甚至相信，把仓库和大炮毁掉的俄军将无法逃脱迅猛挺进的法军的打击。皇帝计算了到达维尔纳的时间，并问我是否在这条路上旅行过——好像这场战争只是乘坐一辆邮递马车旅游似的。
皇帝又对我说：“不消两个月工夫，俄国人就会求和。大地主们将会怕得要死，有些人会在战争中破产。沙皇亚历山大的处境将十分困难，因为俄国人打心眼里不会关心波兰人。他们肯定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危机。”
为了避免和我顶撞，皇帝像连珠炮似的提出问题，又一厢情愿地自己回答这些问题。他刚催促我回答，又向我提出了一些别的问题——没有留下一点机会让我进言，因为他不知道我所想的是否同他一样。
他说了一大通之后，又对我的沉默表示不快，因为他想听到我的赞许声，以便使他对自己的预见更有信心。……
1812年6月23、24两日夜间，莫兰德师渡过了涅曼河，后续部队随后跟上。工兵部队在此以前早已抵达对岸。整个架桥工程只用了几个小时。他们既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也没有遭到俄军的抵抗，甚至连哥萨克，也只是一小部分人在远处的河堤那边，向这边进入村庄的法军进行射击。
就在第一师过河不久，皇帝也于清晨渡过了涅曼河。他极为惊诧地获悉，原来集结在维尔纳的俄军早在三天前就撤走了。开始他怀疑这个情报。接着，他又得到好几处报告。有人还把来自维尔纳的几个人带来见他。他这才相信了这个消息。皇帝随着前卫部队行进了两里格多路，他不断催促部队快速前进，并且询问他所遇到的每一个村民。不过他还是没有得到什么令人鼓舞的消息。波兰人被派往不同的方向去收集情报。
随后，皇帝又返回科夫诺。他视察了全城和近郊。一直到天黑前，他都忙于催促部队尽快渡过维利亚河。当时，一些水手被征召来为部队建桥。在河对岸，部队也投入了建桥工作。
居埃内斯先生率领两百个水手过了河。他从自己的轻步兵团转回去时，看到一个被急流冲下来的士兵。他连衣服都来不及脱就跳进河里，奋力救起那个士兵。皇帝认为这种行动在和平时期是值得称道的，但是当他的团正面临敌人时，作为一个上校，这样做就不值得赞赏了。皇帝也是这样对他说的。
当天晚上，皇帝在离科夫诺只有四分之一里格的一个俄国女修道院过夜。他在那儿一直呆到6月26日，制订计划，督促部队加快渡河的速度，指挥各路大军追击敌人。他听说俄军正在全速撤退，据侦察，敌人的战线拉得很长：在左翼，巴格拉吉昂将军的部队离主力相距很远，要保持通信联系是很困难的。
“我将从那儿打进一个楔子。”皇帝说道，“如果俄国人不在维尔纳城下决战的话。”
皇帝总是很乐于给中军配备强大的侧翼部队。6月27日，他在乌兹安尼斯卡过夜，28日早晨九点钟，他到达维尔纳。我们这样神速地挺进，使俄军来不及转移所有的仓库和破坏沿途的全部物资和房屋，因此法军的先头部队都住得相当好，但后续部队就惨遭饥饿的折磨。劳顿、缺乏草料以及夜里的凄风冷雨，使一万匹马死在进军路上。由于饥寒交迫和过度疲劳，许多年轻的禁卫军士兵也在进军途中倒下了。军官们号召年轻的士兵同那些经历过无数危难的老兵竞赛，结果使不少优秀青年成了盲目热情的牺牲品。
跟随在那不勒斯国王前卫部队后的埃克米尔亲王报告说，沙皇的侍从武官巴拉索夫中将带着沙皇的亲笔信到了他的司令部。亲王受命找一些借口，阻止巴拉索夫会见皇帝。直到两、三天以后，他才获准前往维尔纳。
我们的前卫部队曾在离维尔纳几里格远的地方跟俄军发生过一场激战，其他部队的战斗则离城近一些。我们的骑兵表现得并不出色，因为轻骑兵的指挥官赛居尔被俘了。
皇帝这时得到了敌军已经撤退的准确情报。他对敌人果断地做出了撤退的决定，主动放弃维尔纳深感惊讶。
失去了在维尔纳城下决战的机会使拿破仑忧虑万分……他只得自我安慰说，埃克米尔亲王一定会幸运一些，他们可能会追上巴格拉吉昂将军。他还认为向德维纳河挺进的军团一定会抓住俄军的左翼部队[战役开始时，在涅曼河前线的俄军包括三支部队。由巴克莱统率的西部第一方面军有着自己的右翼部队(由维特根斯泰因将军指挥，驻防波罗的海沿岸)和左翼部队(由多赫士洛夫指挥，布置在格罗德诺市郊)。司令部设在维尔纳。巴格拉吉昂统率的西部第二方面军部署在格罗德诺——穆查维克河一线，总司令部设在沃耳科威斯克。后备军在托尔马索夫将军统率下，部署在沃尔希尼亚省，司令部设在卢茨克。跟这些俄军对峙的法军分成两个战略集团。第一个战略集团包括达武元帅、乌迪诺元帅、内伊元帅、欧仁亲王、圣西尔元帅统率的各军团以及莫蒂埃元帅指挥的禁卫军，缪拉的骑兵，接受皇帝拿破仑的直接统率。另一个战略集团包括波尼亚托夫斯基元帅、雷尼埃将军，旺达姆将军统率的各军团，还有拉图尔·莫堡将军指挥的骑兵。该集团由热罗姆统一指挥。由麦克唐纳元帅统率的左翼部队部署在提尔西特。奉命攻占里加。施瓦岑贝格将军统帅的右翼守卫着布格河一线。6月26日后，俄军第一方面军从维尔纽斯撤到了德里萨大营。俄军第二方面军6月29日奉命从沃耳科威斯克撤到尼古拉耶夫。法军一渡过涅曼河，拿破仑就命令乌迪诺和内伊追击巴克莱。达武向明斯克方向前进，对巴格拉吉昂和巴克莱两军实行战略分割。——见克劳塞维茨所著《1812年的俄国战役》。]。当各部队的军官们来到统帅部时，皇帝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抓到多少俘虏？”他急于获得大批战利品，以此来提高波兰人的士气，但是，却没有人把俘虏送来。
巴萨诺公爵和萨皮阿亲王负责组建国家和武装波兰人。但当地居民对唤起他们爱国热情的呼吁兴趣甚少，因为军队的抢劫和各种不法行为使得所有乡村的居民们都无法生活，不得不四处逃亡。城镇里较有身份的人也都闭门不出。尽管随军而来的波兰人热情很高，皇帝还是要派人去拜访他可能需要的维尔纳的那些可靠的人士，然而却没有一个人自愿出来为他服务。
皇帝决定在维尔纳召见巴拉索夫先生。陛下对巴拉索夫的使命的评论，使人觉得那就是送给波兰人“战利品”。他说，俄国人想求和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了他们的处境十分困难。这对鼓励波兰民族的奋起无疑大有益处。我从纳夏泰尔亲王那儿知道了巴拉索夫的到来，以及他此行的使命。可是，我们预感到和平是渺茫的。拿破仑皇帝说：
“曾在纳博纳面前那么骄横跋扈的亚历山大想求和了，他害怕了。我军神速的运动已经使俄国人惊慌失措，惶惶不可终日了。不要一个月，他们将会统统跪在我的面前。”
巴拉索夫先生带来了沙皇亚历山大的一封亲笔信，还有与信中内容相一致的口信。沙皇说法国不宣而战，在和平时期侵入俄国究竟理由何在。他还建议说，如果拿破仑皇帝愿意把军队撤到涅曼河对岸，两国可以捐弃前嫌，交换意见，避免战争，并谈判解决过去悬而未决的问题。
对少数几个掌握这一秘密的人来说，事情似乎是这样的：我军的迅猛挺进从一开始就使得俄军惊慌失措，并且打乱了俄军统帅部的战略部署。当时，巴格拉吉昂军团遇到重重困难，能否在德维纳河沿重整旗鼓还很成问题。因此，沙皇亚历山大想通过谈判来迟缓我军的推进。这些消息都是我从别人那里听到的，因为当时，我对这一情况还不甚了解。我只记得皇帝当着纳夏泰尔亲王、伊斯的利亚公爵[即贝西埃尔元帅。——译者注]、迪罗克和我的面大声地说过：
“亚历山大在嘲笑我。难道他认为我到维尔纳来，光是为了讨论商业问题吗？我来这儿的目的，是为了一劳永逸地毁掉这个野蛮的北方巨人。我的剑已出鞘。他们必须滚回他们那冰天雪地的老家去。这样，在至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他们将再也无法干涉文明欧洲的事务了。”
皇帝继续说道：
“ 即使在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俄国在欧洲政治中也还是无足轻重的。还是波兰这个国家才把他们同文明世界联系起来。现在是波兰人起来把他们赶回老家去的时候了。难道奥斯特里茨战役、弗里德兰战役和提尔西特和约对我兄弟亚历山大的要求做出了让步吗？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治一治俄国人对德国事务的好奇心。我同意他们让英国人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去做生意，但波罗的海一定要对英国人关闭。为什么亚历山大不向纳博纳或者洛里斯托纳解释他的政策呢？洛里斯托纳到了彼得堡，为什么沙皇不在维尔纳接见他呢？
“直到最近，鲁缅佐夫都还不相信战争将要爆发。他说服沙皇，我们军队的调动仅仅是个威胁——同俄国结盟对我太重要了，所以我不会下决心打这一仗。他认为他看透了我，在外交上，他比我精明、巧妙得多。沙皇把战争看得这么严重。现在他的军队又被我们分割成两半，他害怕了，所以想缔结条约。但是我将要在莫斯科签订和约……自从埃尔富特会议以来，亚历山大变得太骄傲自大、目中无人。攫取芬兰已经使他忘乎所以。如果他渴望胜利，让他去打波斯人好了，绝不能让他插手欧洲事务。文明世界不接受这些北方佬，欧洲必须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解决自己的问题。”
皇帝友好地接待了巴拉索夫先生。7月1日那天，皇帝设宴招待了他，纳夏泰尔亲王、伊斯的利亚公爵和我奉命出席作陪。我为受到皇帝这样的礼遇感到吃惊。然而，这并不能弥补在我心中留下的创伤，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皇帝已经使我习惯了忍受他的冷落。他周围的人是很有可能受到那种待遇的。
皇帝对待巴拉索夫先生十分和蔼可亲。他们的交谈也不拘形式。宴会后，陛下同他侃侃而谈。
“沙皇亚历山大对外国大使很不错，他以为讨好卖乖就可以指导外交事务。他把科兰古变成了俄国人。”
这是他通常责备我的方式。过去，他曾在我朋友面前伤害过我。由于我的朋友们都很了解我，因此我对这种责备历来不屑一顾。但这一次，皇帝在这种场合再一次重复这句话，其用意很明显，这是在挖苦我：还是沙皇亚历山大的恩德大呀！他的话刺伤了我，当时我禁不住用激动的语气回答了他：
“毫无疑问，由于我享受到言论自由，我成功地向陛下证实了我是一个忠实的法国人，而您却佯装不知。沙皇亚历山大常常给我荣誉。实际上，他这是尊重陛下您。作为您的一个忠诚的奴仆，我将不会忘记那些好意。”
皇帝看出了我的恼怒，就巧妙地换了个话题。不久，他送走了巴拉索夫先生。
巴拉索夫先生走后，陛下用开玩笑的口气对我说，我把他的话误解了，不应该生那么大的气。他说，那不过是他的一个巧计，无非是想向沙皇证实，我并没有忘记他曾经对我的好意。
“您想得太多了。既然您受了委屈，我愿意成为您的好朋友。”皇帝又说道，“沙皇的军队不敢同我们较量，这样一来，他就让他的军队像他的内阁一样蒙受耻辱。不出两个月，俄国的贵族将会迫使亚历山大向我求和。”
像他通常抱怨的那样，皇帝又说了许多话，以便向纳夏泰尔亲王、伊斯的利亚公爵、迪罗克和一、两个在场的随从副官，证明我是反对这场战争的，而且也谴责大陆封锁制度。
我所受到的待遇是如此粗暴，一方面我被无辜地斥为“一个俄国人”，而另一方面我却不能提出异议。我回答皇帝说，同那些赞美这场战争的人相比，我是一个更好的法国人。当别人为了讨好他、恭维他，仅仅向他说动听的故事时，我却总是把事实真相告诉他。我说，考虑到我对陛下的尊重，当他在我的朋友们的面前打趣我时，我总是往好的方面想，因为朋友们是尊重和了解我的。但是当着一个外国人的面怀疑我的忠诚和爱国心，那就是对我的侮辱。既然皇帝讲出了事实，说我是反对这场战争的，我说，我就为反对这场战争而感到骄傲——我尽了自己的努力来阻止这场战争的爆发。我甚至为自己的这种态度所带来的不快和恼怒而感到自豪。最后，我说，鉴于长期以来，我的服务不再为皇帝所接受，我请求允许我离职。由于考虑到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不能衣锦还乡，开始新的生活，我请求陛下让我到西班牙战场并且允许我明天就动身。
皇帝十分冷静地回答了我：
“谁怀疑过您的忠诚呢？我很清楚您是一个诚实的人。刚才我只是开开玩笑罢了。您太激动了，您很了解我一直对您很尊重。刚才，您完全是胡言乱语。对您的要求，我不予答复。”
我承认我当时有点儿失常了，激动的心情难以抑止，我险些对皇帝说出了更失礼的话。
伊斯的利亚公爵拉着我的大衣的衣角，纳夏泰尔亲王扯着另一角，他们两人把我拉到一边，求我不要再顶嘴了。皇帝一直保持耐心，友好地同我说话。他看到我一定要走，一点也听不进别人的劝告，便离开我们，走进他自己的书房。其他的先生们则徒劳地想使我平静下来。我当时已经完全失去了冷静。后来，我回到了自己的营房，决心非离开那儿不可。我直到把行装收拾好，把要移交的工作准备好，才熄灯睡觉。
第二天一清早，我请迪罗克接替我的工作，去接受皇帝的命令。他还是劝我留下，然而却不起一点作用。过了不大一会儿，纳夏泰尔亲王和迪罗克相继从皇帝那儿来找我。皇帝起床后没在寝室看见我，就命令他们来告诉我说，他不想再听到我说要走的事。我还是一味地坚持要走。当皇帝骑上战马，还没有看见我时，就第二次派人来找我。我躲了起来，没有让他们找到，因为我不想向别人解释，我为什么要离开皇帝，那样做将使我十分尴尬。
皇帝在城里转了几圈，仍然没有看见我，就停在一座桥边，下令说，一定要找到我，并说他有话要对我说。我不能再违抗命令了，当他在维尔纳城外视察工事时，我来到了他的身边。
皇帝拧了一下我的耳朵，说：
“您真下决心要离开我吗？您知道，我是很尊重您的，并不是有意要伤害您的感情。”
然后，他一会儿纵马飞奔，一会儿又勒住马缰，同部下谈许多别的事情。迪罗克和我只好紧跟着他，一句话也插不上，更不可能说要离开他的话了。
6月24日，作为联邦政府的华沙议会号召波兰人民拿起武器，推翻那些骑在他们头上的俄国压迫者。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前来维尔纳，向皇帝表达他们的愿望和要求，而且也是来鼓动立陶宛人的。1812年7月11日，皇帝闪烁其辞地回答了他们，却没有把加利西亚划给波兰，这使波兰人的热情好像被泼了一盆冷水。
皇帝在维尔纳逗留期间显示了非凡的精力。一天二十四小时对他来说似乎太不够用了。他的随从副官、传令官和参谋官们出出进进，日夜奔忙。陛下越来越不耐烦地等候着正在挺进中的各军团送来的报告。他见到各部队来人的第一句话总是：“你们抓到多少俘虏？”
皇帝的战略计划正在付诸实施。7月16日下半夜他离开维尔纳，赶上了在什温超涅利亚伊的禁卫军。皇帝在那儿收到那不勒斯国王送来的急件。信中详细叙述了他的骑兵部队受到的挫折。同时，国王还报告说，俄国人不但放弃了工事坚固的德里萨大营，而且放弃了两年来构筑的所有堡垒和他们所占领的有利地形，正在继续撤退。俄军的这一行动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巴格拉吉昂不迅速采取这一措施，就会被法军实行战略分割，既不能与巴克莱大军会合，也不能同南俄各省联系。皇帝早就料到了这一点。他的预见是很英明的。这一消息使他十分兴奋。而且，当这个消息在统帅部传开时，那些因波兰问题而弄得心灰意懒的人们又重新燃起了热情的火花。
陛下决定立刻出发，前往格卢博科耶。禁卫军首先奉命马上去占领那个地区。皇帝在什温超涅利亚伊用了十二个小时口授各种命令，然后连夜行军，希望用这种神速的动作一口气撵上俄军。清晨，他到达了格卢博科耶。那是一个有着大片肥沃田野的幽雅的修道院。这次从维尔纳到格卢博科耶的进军证明了妥善使用马匹，就可以进行令人难以置信的长途跋涉。我们的战马和拉辎重的牲口是在早晨六点钟离开维尔纳的。当天晚上八点钟就到达了什温超涅利亚伊，而在第二天中午就到达了格卢博科耶，整个行程长达四十八里格。这些马匹仅用十八个小时走完了从什温超涅利亚伊到格卢博科耶的三十四里格的路程，没有一匹累倒。
指挥着前卫部队的那不勒斯国王已经到达德维纳河。由于事前侦察不周，圣·简尼斯将军和许多军官在战斗中牺牲了。后来，各种小规模的骑兵战斗虽获得了某些战果，但由于俄军隐蔽了他们的退却路线，因而他们能够不受干扰地顺利撤退。埃克米尔亲王在莫吉廖夫迅猛推进，已经切断了巴格拉吉昂亲王的退路。当时那部分俄军正忙于在萨尔塔—瑙卡同法军的前卫部队交战，以图恢复他们的通信联络。
由于战斗失利，俄军损失了四、五千人的兵力。巴格拉吉昂就决定带领军队兜一个大圈，以便同主力部队会合。这两支俄军直到抵达斯摩棱斯克城才得以会合。那次战斗使双方都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俄军更是伤亡惨重，尽管他们被俘的人数很少。
当时查明，沙皇亚历山大已于7月18日离开了波洛茨克。在那以前，他就已经离开军队，前往莫斯科，号召俄国人民武装起来[其实，还不能控制自己的亚历山大一世应他的将军们的请求，于7月14日离开军队前往莫斯科，因为他的将军们知道沙皇在军事上的无能。——据Cf·K·沃尼斯泽沃斯基所著《亚历山大一世王朝》。]。人们认为他离开军队是为了逃避对军队以后的惨败负责任——由于俄军撤退受挫，遭到法军的战略分割，因而不得不撤出巨大的筑垒军营德里萨。在俄国人看来，只要在那个要塞放上一支坚强的部队，德里萨就是一个不可攻破的堡垒。一切迹象表明，俄国军团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满员。正如皇帝说的，俄军的司令官们和后勤部门，要是没有把他们军队的四分之一放进他们自己的腰包里去，这个问题他们本来早就应该很容易解决了。
我们还获悉沙皇发布了一项敕令，号召在黄种人里以百分之一的比例征召兵员，在白种人中则每一百人中征召两人，其中一人应为住在外地的俄罗斯人，另一人是居住在莫斯科的居民。这样就能使人们认识到，这是一场全民战争。由巴克莱签署的文告被人扔到了我们的前哨部队。从这个文告看，沙皇所采取的措施是不够审慎的，文告中要求法国人和德国人放下自己的旗帜，迁到俄国去居住。
皇帝对俄国人的这种做法十分惊奇。
“我的兄弟亚历山大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他说道，“如果我高兴的话，我可以许诺给俄国农奴们自由。沙皇被他的军队欺骗了。他既不懂得用兵，又不想缔结和约，他是个反复无常的家伙。一个羸弱的人应该精明，善于运用策略。可沙皇不行，他的政策算是完蛋了。”
当皇帝得知俄国人放弃了经营达两年之久的德里萨大营时，真是大喜过望。在皇帝眼里，逼迫亚历山大离开军队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他恰如其分地把这个胜利归功于他的部队的迅猛推进。这一推进阻止了俄国各军团的会合，并迫使他们不经战斗就放弃了德里萨大营，到更远的地方去寻找会合点。当时，皇帝说，如果俄国人再不求和，他就可以在莫斯科或者彼得堡之间进行选择，下一步他该向哪儿攻击。
皇帝企图通过神速的挺进来迫使俄军按照他企望的方式进行决战，或者通过迫使俄军不战而逃，来挫伤他们的锐气，使他们名声扫地。他预见巴格拉吉昂军团不能同俄军主力会师，一定会遭到法军围歼，至少其中一部分会被消灭。这就势必在俄国引起巨大的震动，因为巴格拉吉昂将军是苏沃诺夫的一个老战友。皇帝决定部队向维帖布斯克进军，以迫使俄军防守那座城市，并在那儿等候巴格拉吉昂。埃克米尔亲王所率领的法军当时正紧紧地追赶着那支俄军。
陛下于7月21日离开格卢博科耶，23日在卡曼过夜。7月25日俄军近卫军的重骑兵在贝什岑科维次奇附近同我们的前卫部队发生激战并遭到惨重伤亡。就是在去那个小镇的路上，皇帝注意到几天来我们就发现了的一件事——所有的居民都逃离了家园，只留下空空如也的房屋。很明显，居民们正在执行最近颁布的一个命令 ——那是俄国政府拟定的一项周密计划。
从贝什岑科维次奇往维帖布斯克方向进军的路上，我们常常不是露营就是支起帐篷过夜。
皇帝渴望同俄军决战，因此，他费尽心机和精力来催促部队全速前进。继贝什岑科维次奇之后，7月26日在奥斯特罗夫诺的战斗使我军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才终于把敌军击溃。那只是一场后卫战，可敌人实现了他们的目的——妨碍我军的运动，迫使我们重新调整部署，从而使我军失去了宝贵的几个小时。
军队继续向前追击。第二天天明时，我们发现，敌人就在我们的面前。他们占领了维帖布斯克城前面的一大片高地上的许多制高点。7月27日破晓时分，皇帝策马赶到前线。我们的侦察部队远在卢奇沙河就发现了进入阵地的敌骑兵主力部队。我们的两个步兵团过了桥，在右前方的一个高地上停下等待后续部队，直到炮兵和其余的骑兵赶上来，再继续挺进。敌人散开大量的骑兵，向我军前卫部队较弱的轻步兵团冲杀过来，当时那些轻步兵在大道的左边和溪谷的前方排成两行战斗队列。我们的骑兵也冲了上去，却未能迅速地整好队形，给正在同我前卫部队混战的众多敌人以迎头痛击。战斗一开始，敌人就占了上风。
就在这时，一连轻步兵从我方的左翼被派出去支援力量单薄的骑兵部队。这支步兵是如此果敢坚决，以致在被敌人分割开的情况下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或沿小溪排开，或被布置在溪谷前的灌木丛中和房屋里，向像乌云般涌来的俄国骑兵射击，给我们势单力薄的骑兵营以有力的支援。敌人遭到他们的不断射击，纷纷中弹落马。敌人渐渐支持不住，被迫从我方骑兵营的侧翼退却。如果没有步兵这一强有力的支援，敌人在侧翼的猖狂进攻将对我军构成严重的威胁。
有好几次，我们看见这些轻步兵五、六个人一组，背靠背站立着，瞄准五十步开外的敌骑。他们总是等到敌人进入有效射程时才开火射击。步兵们甚至还抓了好些俘虏。在当天的战斗中，这个步兵连起了很大的作用。战斗结束后，当一些人把俘虏送来，并向皇帝请功时，陛下对他们说：“你们全是勇敢的小伙子，你们全都可以立功。”
那一天，我们是在紧张的行军、激烈的炮击、猛烈的进攻中度过的。这种进攻旨在检验和调整我们的各个阵地，以便发动更大的攻势。皇帝和大多数法国人都希望总攻在明天拂晓时开始。皇帝满面春风，而且时时都在骄傲地微笑。他把敌我双方的兵力进行了对比，因而充满着信心，认为这一仗必然会给他此次深入得太远的远征增添光彩。他一整天都是在马背上度过的。陛下从各个方向侦察了高地，甚至深入到很远的地方进行侦察，直到很晚的时候，才回到他的帐篷。那一天，他亲自检查了各项工作。
我无法形容军中普遍存在的失望情绪，尤其是皇帝的失望情绪——7月28日，天将拂晓，我们突然发现对面的俄国人已经无影无踪了。他们放弃了维帖布斯克。我们找不到一个人，甚至连一个农民也没有找到。敌人担心农民会给我军透露巴克莱撤退的方向，他们撤走时，并没有穿越这座城镇。
天亮后的几个钟头，我们不得不像猎人一样，派人从各个方向去搜索敌人的踪迹。但这有什么用呢？敌人的大队人马和炮兵究竟是从哪条路线撤走的呢？没有人知道，而且在几个小时里也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各条道路上都有车马经过的大量痕迹。
起先，皇帝只派出了他的前卫部队。他骑马飞速地穿过街道和镇外的道路，加入他的禁卫军。此时，禁卫军也像其他部队一样踏上了到斯摩棱斯克的道路。各部队遇到了不少困难，许多马匹已经驮不动先遣部队留下的军需品了。这样一来，骑马的士兵只好下马步行，把战马改成驮马。那一夜，皇帝同禁卫军一起在洛切什纳过夜。第二天(7月29日)，他仍然留在那儿，等候各地的战报。
我们仍归找不到当地的居民，连俘虏也抓不到一个，更谈不上同敌人发生战斗了。间谍也不知去向。我们已经来到俄罗斯的心脏地区。如果让我打个比方，我们就像一条失去罗盘的、在茫茫大海上漂泊的海船，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好不容易抓到两个农民，从他们口里得知俄军主力早已远远走到前面去了，他们早在四天前就已离开此地。
皇帝犹豫了一个多小时。
“也许俄国人想在斯摩棱斯克同我决战？”他说，“巴格拉吉昂还没有同他们会合，我们必须迅速地攻击他们。”

Imperial_Guard

四、斯摩棱斯克
皇帝最终还是决定给部队一个短暂的休整时间。我们的部分骑兵已经被拖垮了，炮兵和步兵也累得精疲力竭。道路上到处都拥塞着疲惫不堪的人马。敌人把沿途的一切都破坏了。当时，若要继续前进，关键的问题是要把我们的后勤组织好，以及等候留在德维纳河各兵团行动的消息。毫无疑问，俄军避免同我军决战。因此，皇帝所渴望的决战在一段时间里是不会发生的。这使皇帝十分忧愁。7月29日，他终于不得不决定自己返回维帖布斯克。
正如我说过的，我们的骑兵和炮兵遇到严重的艰难困苦。马匹已大量死亡。还有许多马匹跟不上前进的大军，被落在很远很远的后面。那些能够跟上军团的马匹也已经成了毫无用处的包袱。
那不勒斯国王比任何人对这些困难都更加津津乐道。他跟我们谈话时，把困难详细地叙述了一遍。他甚至壮着胆子把有些情况向皇帝作了汇报。但是，陛下对这些同他的目标相左的意见毫不理会，假装没有听见。缪拉把话题转到了别的问题上，因为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取悦皇帝，所以，也就自吹自擂起来，而对他先前给我们说的那些明智的见解反而只字不提。不久，他甚至把那些意见全忘了。那些处于最前线的法军尖兵们，恨不得当着哥萨克的面把这位元帅一刀捅死，因为他随便地断送了我们的骑兵，而这将导致丧失整个军队，最终把法兰西和皇帝带到地狱的边缘。
有一天，那不勒斯国王的总参谋长贝利亚尔将军在回答皇帝的询问时，亲自向他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陛下，您应该了解事实的真相。我们的骑兵已经在迅速瓦解，我们进军的路程太远，而部队已经疲劳到了极点。在战斗中，当军官们下令冲锋时，您会发现那些平时最勇敢的小伙子也都落在后面，因为他们的马根本跑不动了。”
皇帝对这些意见充耳不闻。他想要获得完全的胜利。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实现他的目标所必须付出的牺牲，因而，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去达到目的。
就在这些灾难落到法兰西大军的头上时，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的部队被派遣去支援埃克米尔亲王的军团。热罗姆[拿破仑的弟弟。——译者注]曾怂恿他的部队抢劫过华沙大公国，结果把那个忠诚的国家弄得怨声载道——他自以为那个国家非他莫属——而皇帝希望光复波兰后，把它变成东、西方之间的缓冲国。因此，威斯特伐利亚国王认为要在奥尔斯泰特和埃克米尔的胜利者[指达武元帅。——译者注]麾下听令，是不符合自己高贵的身份的。7月16日，他离开军队，带着他的卫士回到了卡塞尔。
这就是皇帝在最困难的时候，他的兄弟给他的“支持”。这些人曾靠着皇帝，一个个都当上了国王。据皇帝的看法，埃克米尔亲王所指挥的战役之所以没有成功，原因就在热罗姆身上。他们没能阻止巴格拉吉昂军团的逃遁，所以就给整个战役带来了失败的命运。
皇帝原先把埃克米尔亲王的军团调走一部分。当他了解到俄军的运动，看到巴格拉吉昂军团同俄军主力分开，就立刻命令亲王用留给他的部队(一个半师)去追击巴格拉吉昂军团，同时通知亲王，威斯特伐利亚国王及其统率的军团也归他调遣。
亲王知道皇帝信任他，委派他指挥的战役十分重要，因而他催促军队日夜兼程地前进。他知道巴格拉吉昂军团要经过两个沼泽地中间的那条很长而狭窄的小路，于是决定率领军团的前锋部队先敌赶到狭路的尽头，断敌归路。他派人把自己的行军计划告诉热罗姆。然而，那位傲慢的国王极其冷淡地接待了传令军官，对作战计划大放了一通厥词，尔后，便领着他的卫队回国去了。
正像达武元帅计划的那样，他领军进攻了巴格拉吉昂军团前进路上的护卫队和军需堆放场，缴获甚多，抓到一批俘虏。亲王不让这些俘虏拖累自己，又继续挺进，以便在俄国人走出沼泽地之前占领有利阵地。
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离开后，达武元帅就没有足够的兵力在开阔的原野上进行有效的战斗了。7月20日，他在莫吉廖夫前面占领了阵地。巴格拉吉昂军团正向那个方向逃逸前进。热罗姆擅自离队，从而拯救了敌人，使他们有机会夺路逃走。
当巴格拉吉昂将军知道埃克米尔亲王所统领的军团只是一支为数不多的部队，而自己背后又没有追兵时，就叫他的一名副官给亲王送来一封语气十分傲慢的信，说一些天以来，他被亲王的积极活动蒙骗了，而现在他才知道挡住他去路的只是一个军团的先头部队。为了避免一场毫无意义的战斗，他通知亲王说，他打算第二天晚上在莫吉廖夫睡觉。达武元帅对这种无礼的狂言所做的回答就是尽一切力量加固自己的阵地。尽管战斗开始时，结局就已经定下来了。但是，7月23日这一天，在萨尔塔—瑙卡，亲王还是打退了敌人的猛烈进攻，坚守住自己的阵地，竟杀伤俄军四、五千人，迫使巴格拉吉昂后退。等到半夜，这支俄军才不得不从另一条路逃走。
7月29日，皇帝回到维帖布斯克，首先关心的就是粮秣和医院。他命令我去看望伤员，给他们发养伤费，安慰和鼓励他们。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悲惨的情景。只要你还能思考，还没有被虚假的荣誉和野心所迷惑，你就一定会对眼前的景况感到非常痛心。
除了高级官员之外，一般后勤官员对这种种困难完全漠不关心。我们用了两年时间，花费巨大开支积蓄起来的各种军需物资，成千上万的车辆，由于盗窃和遗失，已经损失了很多，还由于缺乏足够的马匹把补给运往前线，沿途到处都遗弃了不少军用物资。部队的强行军，缺乏挽具和马鞍，粮草贫乏和管理不善，这一切使无数的马匹倒毙了。整个战役从涅曼河打到维尔纳，又从维尔纳打到维帖布斯克，然而，却没有打出什么结果，我们两个方面军都没有打什么胜仗，倒是使部队处于弹尽粮绝的境地。
那时，皇帝因为不想听到批评，便没有向任何人征求意见。原先我们的马车都是根据行驶碎石路设计制造的，并且只考虑到每天行驶一定的路程，完全没有想到会走我们现在走的这些乡间小道。我们越过第一片沙漠时，就有一些马累死了。人们不是按照马车的重量和路程的远近按一定比例来减少马车的载重，相反却是增加载重量。因为人们以为一路进军，一路消费，车子会越来越轻。在制定这一计划时，皇帝没有计算到，当这一消费还远没有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马匹要走多么漫长的路。
那些连自身的基本需要都无法保证获得的人们是很少关心他们的马匹的。他们甚至无动于衷地看着他们的马一匹匹地死去。因为马匹的死亡意味着他们的饲养任务的取消，这样一来，他们的艰苦劳务也就结束了。谈到这里，你就会了解当时的事情真相，以及我们早期的灾难和最后失败的原因。
我们经过的城市也和乡村一样，到处一片混乱。人人饥肠辘辘，个个疲惫不堪。在粮食供给方面，禁卫军也不比其他军团好些。从那时起，破坏军纪的现象越来越严重，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犯罪行为。皇帝震怒了，他召来军团司令官和行政官员，向他们大发雷霆，但是面对缺粮局面将持续下去，皇帝这样发一通脾气，也无济于事。
野战医院的粮食供应不足，从医生到伤员都常常忍饥挨饿。这是一个无法补偿、不可原谅的错误。后勤部门的低级官员对医院的疏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是如此不负责任地滥用了那些不幸的人们的勇气。军队的外科大夫和后勤部门的首脑的热情和天才都是值得称颂的。他们都对医院里的情况感到非常失望。尽管他们表示关切，亲自过问，尽力想使医院的状况得到改善，但这一切努力都收效甚微，因为一切物资都极端缺乏。我们还只是到达维帖布斯克，还没有打一场像样的仗，可我们甚至连绷带都没有了！
皇帝满脸怒容，心事重重。他平时绝不是这个样子。但一旦别人惹恼了他，他就会板起一副阴郁的面孔，表情非常冷漠。此刻，俄国城乡居民的逃避使他大为震惊。也许，这种对付进攻者的撤退方式使他有所醒悟吧。也许，从法国千里迢迢深入俄国腹地作战会使他有所考虑吧。然而，许许多多能使他惊醒的事情竟然一瞬间从他脑海里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一件偶然发生的小事又使他重新燃起希望之火。一名被带到最高统帅部的被俘俄军军官使他精神为之一振。这个俄国人说，本来俄军计划在维帖布斯克城下决战，只是在7月27日那一天收到巴格拉吉昂将军的一封信，才决定取消这场战役。那封信说，在到达斯摩棱斯克以前，他的军团无法同主力会师。皇帝认为俄军主力一旦同巴格拉吉昂军团会师，就会立即向法军展开攻势。顷刻之间，他又充满了希望，忧郁的心情一扫而光。
那不勒斯国王坚持不懈地追击俄军，每天都要前进十到十二里格。像皇帝一样，他总是把希望寄托在第二天早上的成功。这使他忘记了去计算自己每天的损失。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他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弱点：他看到手下各团的力量在削弱，大部分团已经减员一半以上。他的部队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所以总是以密集队形挺进。这样一来，草料和军需品的供应便更感缺乏。在开头的日子里，给士兵配给口粮的工作也没有做好，而哥萨克早已经把仓库里的粮食坚壁起来了。法军许多马没有钉掌；马具也质劣量少，锻炉也像其他物资一样，被留在后方。事实上，大批军用物资都丢失了。到处都没有钉子，没有铁匠，甚至连适合打造钉子的铁都找不到。
一些天以来，人们不得不靠磨玉米粉来解决粮食问题。根据皇帝的命令，人们建起炉灶烤玉米饼。他靠着自己的崇高威望和旺盛精力，努力使每一个人都充满信心。可是各项工作都进行得杂乱无章。自从渡过涅曼河以来，他遇到的是完全陌生的环境。这是他从未经历过的生活。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他摆脱正向他逼近的失败命运。倘若皇帝偶然地看清了他所处的不利地位以及这场战争的必然结果，倘若他稍微冷静地思考过这个问题，那么下一步，他的行动计划必须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可是，他又一次被他的幻想所迷惑，立即又回到他那雄伟的目标上去。那些微不足道的前哨战，援军的到来，弹药车的出现，从那不勒斯国王那里送来的报告，检阅部队时几声“皇帝万岁！”的欢呼；而更重要的是从维尔纳来的信件[法国外交大臣巴萨诺公爵当时在维尔纳。]，这一切往往足以使他晕头转向。
纳夏泰尔亲王日以继夜地到处发布命令。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动以及辛勤的工作，终于使他病倒了。事实上，不少事情出了乱子，全都是由于这位总参谋长缺乏远见。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只要皇帝想亲自做某件事，或者下达某个命令，那是没有人敢承担起责任的，甚至包括总参谋长在内。那些不能有效组织运输、保障供应的后勤官员们根本不能完成皇帝交给他们的任务，同时也不能贯彻执行他的命令。皇帝下达那些命令是毫不费力的，他也从不考虑这些命令需要如何去执行。
纳夏泰尔亲王比我和其他一些人更加关心法军的前途。我们坚持利用一切机会向皇帝进言，让陛下明白我们所处的实际困境，使他清醒地认识到，不能一味地相信运气，狂热地再让军队继续前进了。我想，从来没有哪一位国君能听到过臣下这么多的忠言吧。尽管这些劝告并没有起作用，但是，我还是要公正地指出，皇帝之所以没有按照实际情况决定政策，那是因为现实违背他的意愿。然而他并没有粗暴地否决我们的意见。实际上，他甚至没有对那些敢于向他申诉己见的人发过脾气，也许他认为我们的见解不足挂齿吧。
那些能够接近皇帝的人既担心皇帝会为战役的不顺利而恼怒，又担心皇帝会被他自己心中的幻想所迷惑——他的这种幻想由于近来有极少数人在推波助澜而益形强烈。对于那个伟大的时代，诋毁者总是信口雌黄。但事实真相是，皇帝从来没有被这么多的才略之臣劝说过。因为这些人不仅是帝国的朝臣，而首先是诚实的人。他们都承认，他们对皇帝极为钦佩和爱戴。尽管他们的性格和习惯各不相同，但是，只要皇帝愿意，他们都可以把正确的，甚至是把令人痛苦的忠告，而不单单是把奉承话[把这一段与塞居尔的话对照来读是很有趣的：“他的这些大臣们和将军们却关心着他们自己的部门。他们没有向皇帝隐瞒事情的真相。如果他发脾气了，不屈的迪罗克表情极为冷淡；洛博变得粗暴；贝尔蒂埃唉声叹气，眼里含着泪花走到一边去了，至于科兰古和达律呢，一个脸色铁青，另一个气愤得脸都涨红了。他们激烈地同皇帝进行论争，一个又性急又顽固，而另一个是又冷峻又坚定。”——见塞居尔著的《历史的回顾》。]奉献给他。事实上没有谁被皇帝的幻想所陶醉。是因为获得那个荣誉太不现实，还是因为常识叫我们不要相信它的魅力呢？我们始终是稳重的、优秀的法国人。
我们对皇帝的感情必须归功于他的名誉。他的原则，他的公正无私，他那些能使各种阴谋无处藏身的坚定的信念培养和助长了这种神圣的感情。他那众所周知的对任何见风使舵行为的厌恶，使每个人都有一种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是被优越的现实所充分证实了的。皇帝的意志力把各种不同观点的人团结起来了，同时抑制了形形色色的野心。法兰西和皇帝这两个词成了光荣的代名词，而且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皇帝不知不觉地征服了所有人的心灵，并把全民的意志统一起来，去实现他个人的奋斗目标。
谁没有被他那卓越的天才、那超凡的帝王能力，那人人都会引为知己的亲切和蔼的态度打动过呢？谁不对这位伟大的统帅、立法者、社会秩序的恢复者感到由衷的钦佩和敬仰呢？——总之，法国靠了他才停止了内战，实现了国家的强盛。大革命被中止了，宗教恢复了。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政府，我们那成百倍增长的工业，繁荣的经济——不就是这一切持续不断地向我们证明了皇帝赐予我们的恩惠吗？我们还能从他那儿要求什么呢？尽管有的人在这样一连串的成功和令大多数人眼花缭乱的荣耀面前感到崩溃的危险，但他们的这种先见之明也只是从某种特殊的环境里获得的，在这个环境里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
皇帝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性格。法国人变得认真、严肃了。国家大事占据着每个人的心灵，个人的情趣相形之下显得何等渺小。人们会说，公众的普遍情感是热爱祖国，人们会因自己流露出别的情趣而脸红。皇帝周围的人以没有奉承他而感到自豪。有的人甚至以向皇帝说实话惹恼了他而自我炫耀。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精神。
我回忆的这些事都是有目共睹的。正如皇帝也注意到的，连反对派也没能把人们的这种热情和献身精神稍微减弱一点。他并不把反对派放在眼里。一般来说，他认为那是狭隘观点在作怪。事实上，没有几个人能全部了解皇帝的宏大计划。如果用我自己的例子来判断的话，我认为反对派的活动也完全是为了维护皇帝的特殊荣誉。个人的感情和利益怎么能动摇这样一种全民一致的共同奋斗呢？在那个时候，谁又能预见后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敢断言，当时，除了法国的利益和维护皇帝的荣誉外，人们是不会轻易被别的东西打动的。也只有这两种至高无上的利益才能够与皇帝对于荣誉的漫无止境的追逐抗衡。当时，这种追逐荣誉的行为所带来的危险越来越明显。皇帝的这种热情——这种雄心已使他无可挽回地与法国的利益背道而驰——当这种倾向妨碍他的事业成功的时候，任何人都不会不对这个事业表示更大的关注。更主要的是，人民都在私下埋怨这场战争。其实，在皇帝的宏图大业中提出来的和平倡议总是遭到英国人的拒绝。这一事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使法国人民无限地信赖他。权力和幻想比理性和经验，对他、对人们有着更大的影响和控制力。
我们到达维帖布斯克还只有十天，就要派人到十至十二里格以外的地方去收集饲料了。那里到处都是逃散的居民，可惜我们无法把草料运回来。本来急需休息的马匹因外出搬运粮秣而更加疲惫不堪，而且那些马匹连同骑手们一起分散在野外，随时都有被哥萨克人掳去和遭到农民袭击的危险，这样的事件层出不穷。
当皇帝知道巴格拉吉昂的军队于8月4日同主力会合以后，他对敌人会主动出击已不抱任何希望了。再者，由于敌人就在眼前，他也不可能让部队得到急需的休整机会。8月10日，皇帝决定追击敌人。他说他打算让右翼部队在罗萨斯纳渡过第聂伯河，因为看来有着同样目的的俄军必定会进行同样的调动，以便在河右岸攻击我们，迫使我军背水作战[俄军在8月7日确实打算使用三个纵队阻击法军。8月8日，他们放弃了这一计划。]。皇帝在12日晚上十一点离开维帖布斯克，次日清晨到达了第聂伯河左岸的罗萨斯纳。当天，禁卫军也赶到了河边。维帖布斯克只留下一支力量十分单薄的驻军和伤病员。
皇帝计划进行一次会战，把敌人击退。那样，他才能使部队得到休整，并着手建立冬营。同时，在德维纳河的军团也要为这一目标部署军事行动。皇帝还是专心致志于实现他早先的计划。如果他采取的措施和俄国政府的困难处境还不足以迫使彼得堡内阁在冬季或者在那以前求和的话，他将在明年春季战役开始时向敌人首都进军。皇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迫使俄国签订城下之盟，因为他开始对战争感到厌倦了。正如他说的，假使俄国人求和，他绝不会提出苛刻的条件。
第二天早晨(8月14日)，天不亮皇帝就骑上战马，一直到夜幕降临，他才回到利雅多维附近禁卫军的营地。他从一名负伤的俄军俘虏那里了解到托利·巴克莱在第聂伯河右岸的调动。这使他打消了心中的疑虑，因为他中午从一份侦察报告中了解到这一点时，他还不太相信。当时，所有的军团都奉命向斯摩棱斯克进军。皇帝在拂晓前就随禁卫军出发了，他一心想先敌赶到那里。在俄军的对面，我军悄悄以纵队队形经巴比洛维奇向罗萨斯纳前进。
15日清晨，皇帝策马追赶先遣部队。在被紧紧包围的斯摩棱斯克的大门外，他迅速地视察了围城部队的阵地。当时敌人正在进行反冲击。我们的部队陆续赶到了。这一天双方都展开猛烈的炮击，同时进行了小规模的战斗。法军奋力夺取和守住前沿阵地，尽量使其靠近敌城。
次日凌晨，包围圈更加缩小了。斯摩棱斯克坐落在高地上，那片高地上的一个制高点——一块墓地和几所房子已经被炮火摧毁了。当天晚上，皇帝带着几门炮进入一个阵地袭击敌人通往后方的一座桥梁。从这个阵地上，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一部分俄军成纵队过河进入城市，另一部分则从城中开出来。
不久，我们就看清了，那些进城的敌人是巴克莱最后到达的军团。他们到达后，就接替了城防部队。这种换防究竟是为了什么呢？难道是另一次撤军的前兆？皇帝惶惑了。顿时，他变得暴躁起来，后悔不该命令部队进军，从而使部队更远地离开了后勤基地。他本来可以在四十八小时前就向对面的这股俄军发动攻击，迫使对方应战。根本不必一直追到这儿来的。
皇帝询问我对俄军这一调动的想法。他想听到我说俄军会坚守阵地，同我们打一场硬仗，那是他求之不得的。他好像是一位要安慰的人。可我的想法恰恰相反：既然俄国人失去了主动权，他们就不会贸然同我军决战，而一定会继续撤退。我就是这样明确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 要是这样的话，”皇帝用一种断然下定了决心的口吻说，“由于放弃俄国的这座圣城——斯摩棱斯克，在俄国人民的眼里，他们的将军将使俄军威信扫地，而我们将处于更强有力的地位。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将把俄国人赶得更远一点。我们将要在这儿站稳脚跟，休整部队。这个国家将要围绕这个中心改变形态。到那时，我要看看亚历山大对此将作何感想。我要把注意力放到驻在德维纳河畔的军团上，他们在那儿正无事可做。现在我们的军队将变得更加强大，我们的地位对俄国人来说将比打赢两次战役更使他们害怕。我将在维帖布斯克建立我的大本营。我要把全波兰都武装起来。最后，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将选择下一个打击目标——莫斯科或者彼得堡。”
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听着皇帝说出如此正确的想法，我热烈地赞扬了他的决心。他在我眼里，正如在他取得最辉煌的胜利的日子里一样，显得那么崇高、伟大、富有远见。我告诉他说，这个计划一定能导致和平，因为以后当他再次进军时，他会一步步地更加强大起来，而不会再冒大的风险了。俄国人的战略计划是想把我军引进俄国内地，使我军得不到后方基地的补给，最后把我们困死在冰天雪地里。我说，最要紧的是不要中了他们的奸计。
陛下似乎十分赞同我的意见，好像是下了最后的决心。我急忙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向纳夏泰尔亲王作了汇报，以便让他竭力敦促皇帝坚持这个明智的决定，但是亲王怀疑皇帝会在斯摩棱斯克止步。天哪！他的看法是何等的正确呀！当我听到皇帝的话时，我是多么高兴啊，我也被美丽的幻想迷住了。
8月17日那天，俄国人被迫撤走了城外阵地上的所有部队。皇帝带三十门攻城大炮去轰击那座桥梁。由于我们离城很近，桥上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的大炮给过桥的敌人造成了大量伤亡，迫使敌人的多路纵队变成了两路纵队。很明显，俄军正在进行全线撤退。皇帝和一些工兵军官、参谋军官们决定对城内进行侦察，以便对撤退的俄军展开攻击。可惜，部队当时缺乏登城的云梯。后来，还是皇帝收到的一份报告促使他改变了这个计划。到夜间，已证明敌人的撤退是确凿无疑的了。从早晨起，城内就燃起熊熊大火。俄国人放的这把火越烧越猛，一点也不见减弱的势头。
直至深夜，火势才有所缓和。这是一个可怕的场面——这也是后来莫斯科大火的残酷情景的前奏。那天深夜两点钟，我迟迟不能入睡，就信步走到外面。我悲伤地想象着，如果皇帝不能坚持他头一天晚上所下的决心，那这场战争会给我军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啊。这些恐怖和惨重破坏的情景刺激着我，一个预感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将会成为这场灾难的一位不幸的见证人。我同皇帝交谈的话语又不断在我耳边回响，这使我多少获得了一点安慰。但是纳夏泰尔亲王的声音更大，因为过去的经验使我更倾向于同意他的看法。
那天夜晚是寒冷的。我向皇帝帐篷前的一堆篝火走去，面对城市坐下，睡意随之袭来。这时，陛下同纳夏泰尔亲王、伊斯的利亚公爵一道走了过来。他们遥望着火光冲天的城市。大火把地平线都染红了，原野上还到处点缀着我们的篝火的闪光。
“这是维苏威火山的爆发！”皇帝喊道，他拍着我的肩膀，把我从恍惚中唤醒。“这不是很壮观吗？大总管先生。”
“可怕极了，陛下！”
“嘿！”他说道，“先生们，请记住一位罗马皇帝的名言：“敌人的死尸总是香的！”
我们一起往回走。纳夏泰尔亲王的话突然又在我耳边响起。我内心深处一直揣测着皇帝刚才说的话。我望了亲王一眼，我发觉他也正瞅着我。我们正像那些在无声交谈的人们一样，彼此心照不宣。……
8月18日凌晨四点，一些担任警戒任务的士兵从城墙的一些缝隙里钻了进去(敌人撤走前没有来得及堵住这些洞口)。五点钟时，皇帝获悉敌人已全部撤走，只留下一座空城。他下令，除非集体行动，任何个人不许擅自进城。可还是有一些人爬上城墙，把几处炮眼砸开，然后爬进城里。皇帝骑上他的战马，视察了城东部，随后从城墙的一处裂口进了城。他立刻巡视全城。最后皇帝停在大桥旁，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敦促人们把大桥修复起来。
城里最高级豪华的房屋和广场上的建筑物损坏较少。虽然军火库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可是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其他各个街区几乎都遭到烈火的焚烧。城里的居民都随军队撤走了，留下来的只有一位牧师、一位工匠和一些贫苦的老人。他们向我们讲述了城内发生的事情，但有关俄军的情况，他们都闭口不谈，甚至当我们问到俄军的损失如何时，他们也说不知道。皇帝看来十分满意，甚至有几分得意洋洋。
“不消一个月，”他说，“我们将到达莫斯科。六个星期后，我们将会赢得和平。”
内伊元帅在离城一里格的地方做好了渡过第聂伯河追击俄军的一切准备。俄军的后卫部队还遥遥在望。8月19日，在追击途中，内伊发现俄军在瓦卢迪诺进入了阵地。那不勒斯国王的参谋长鲍雷利将军被派来向皇帝报告这一情况。
皇帝不相信敌人会进行任何抵抗。他认为阵地上的敌人不过是一支后卫部队罢了。然而络绎不绝的报告终于使他相信，那是一支十分强大的兵团。他立刻前往战场，并派出数名军官到阿布朗泰斯公爵[即朱诺将军。——译者注]和纳夏泰尔亲王那里去传达他的命令：前进，与俄军会战，不让一个俄国人逃走。就在那时，内伊元帅以他特有的英勇猛攻俄军，使其遭受重创。但是一师掷弹兵被派来增援俄军的后卫，顶住了居丹师的一轮新的攻击，守住了阵地。居丹将军——这位法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在进攻开始时就受了致命伤，不久就牺牲了。他的死赢得了全军的敬仰，认识他的人都十分悲痛。这一事件没有妨碍我们攻入俄军第一线阵地。但是敌人也不断得到增援，而且由于阿布朗泰斯公爵没能及时地指挥军队迂回到敌人的侧翼，以致俄军在日落前守住了他们阵地的制高点。当皇帝登上一处能够俯视整个战场的山顶时，他再一次命令阿布朗泰斯公爵迅速行动。
“巴克莱已经发疯了，”他说，“只要朱诺能从容地赶到这儿来，敌后卫部队一个也跑不掉。”
皇帝在进入瓦卢迪诺前就知道了战斗的结局。他带着对阿布朗泰斯公爵怨恨的心情回到了斯摩棱斯克。朱诺指挥不力，贻误战机，致使我军功亏一篑。纳夏泰尔亲王、伊斯的利亚公爵和埃尔欣根公爵也指责他行动迟缓。而阿布朗泰斯公爵呢，他争辩说，他的军团是由外籍部队组成的。为了保险起见，他不得不让部队以密集队形前进，而在运动中，队伍又遇到了障碍物，迫使他不得不绕道而行。
纳夏泰尔亲王和那不勒斯国王却说，军队前进的路上根本不存在什么障碍物。我记得在送交皇帝的一份报告中是这样说的。在枪炮齐鸣的战场上，那不勒斯国王曾只身赶到前边阿布朗泰斯公爵的队伍里去，想看看这一迂回打击能产生何等巨大的战果，国王催促朱诺加速前进。
“您不是因为没有获得元帅衔而气恼吗？”他说，“现在好机会来了！抓住它！您肯定可以赢得您的元帅杖。”
等后面的骑兵跟上来时，那不勒斯国王把自己的部队调到了朱诺指挥的符腾堡师的前面。军队开始向着目标前进，同时国王要求公爵一定要增援他。如果国王能使那支骑兵部队投入进攻，他们一定能荣立卓著战功，把俄军击溃。可是，阿布朗泰斯公爵的军团并没跟上来，这使得国王不得不顾忌到有被敌人切断退路的危险，从而放慢了前进的速度。后来，他甚至要让人马停下来等候后续部队，而后续部队相隔甚远，这时正在小跑前进。
皇帝接到有关的这些报告后，他的愤怒是可以想见的。
“朱诺放跑了俄国人。”他痛苦地说，“我的胜利被他葬送了。”
当时，皇帝对朱诺又是谴责又是威吓。但像往常一样，对朱诺过去种种功劳的回忆压倒了对这次过失的愤怒，因此他的不满也就不了了之。
皇帝整日操劳，要把他称之为中心点的斯摩棱斯克建设成一个交通线上的坚固堡垒。万一他不得不再挥军前进的话，这座城市就是通向前方的一个中心枢纽。他不分昼夜地专注于所有后勤方面的具体工作，特别是军粮、医疗设备等各方面的工作。
他命令部下几次勘察了这座要塞及其外围的工事。工兵部队的夏塞洛将军来向他报告已经完成的工作。皇帝开玩笑地说：“你不想在这个地方再建立起一座亚历山大里亚吗？你不想再用掉另外五千万法郎吗？可是，在俄国是不值得那样干的。”
夏塞洛将军完全不那么想。他只想建立一些防御工事，以便形成第聂伯河上的要塞。8月20日，皇帝停下了一切正在进行的工作，似乎不想再从斯摩棱斯克向前进了。
俄国人这种不知会在何处停止的撤退，越来越证实了，就是他们自己有意放火烧毁斯摩棱斯克的。我们除了得到一些土地外，这场造成两败俱伤的战争不会打出任何结果——所有这些情况，给皇帝进行严肃思考提供了材料，使他打消了继续向前推进的想法，并决心努力使俄国人回到谈判桌上来。下面的情况对于了解他当时的想法是有帮助的。关于这一点，他曾与纳夏泰尔亲王、埃克米尔亲王开诚布公地解释过。
皇帝到达斯摩棱斯克后就询问有没有俘虏到负了轻伤的俄国军官或有一定地位的俄国人。当时唯一能找到的人就是一位打着要求停战的白旗过来的俄国军官。由于某种原因，他被我军拘留了。皇帝接见了他，向他提出几个没啥意义的问题后，皇帝问道，俄军是否计划打一仗。他还说，荣誉要求俄国人再不能不经战斗就放弃土地，就像两个决斗后的斗士和解一样，两军只有通过决战，分出胜负，和平才会到来。他说，战争只是一个政治问题，他希望沙皇亚历山大会像他一样宽宏大量。
皇帝最后说他打算把这位军官放回去，条件是他要向沙皇转达皇帝的意思，那就是，他，皇帝拿破仑渴望和平，他最大的愿望莫过于在决定性战斗没打起来之前就达成谅解。
俄国军官答应把这个口信转达给沙皇，可是他表示，只要法军还在俄国的土地上，和平是不会来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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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博罗迪诺会战
俄军按部就班地撤退，没有丝毫慌乱和匆忙，如同那些绝不向敌人屈服而且准备好在万一失败时也要作拼死搏斗的人那样。那不勒斯国王相信俄军良好的撤退秩序肯定意味着他们决心打仗了。他甚至还产生这样的想法——他自己也说不出任何原因——巴克莱·德·托利已经在奥卡河后面进入了预设阵地，而且他正在多洛哥布什前面掘壕筑垒，准备同法军一决胜负。
国王想，这一定就是皇帝梦寐以求的那场决战。假如法军赢得这场战斗的话，那么全军就可以在军营里休息一段时间，而不必远离后方基地去作战了。我军明显的优势和我们赢得胜利的传统，使我们坚信此战必胜无疑。国王把他的梦想和希望统统向皇帝述说了。我把他的想法叫做梦想，是因为米罗拉多维奇的援军尚未赶到，何况俄军也没有阵地可以坚守，怎么谈得上打仗呢？
缪拉的这种想法太乐观了，并且同陛下的想法十分吻合。皇帝没有把这一切停留在思考上面，而是命令部队火速开拔。8月25日凌晨一点，禁卫军已排成梯队，先行出发，以便在必要时增援那不勒斯国王的部队。皇帝又一次在某种程度上违反了自己的初衷，去冒极大的风险。我军于25日抵达多洛哥布什，26日一整天，皇帝都停留在那儿。
对方一再进行“挑战”，而皇帝可不是那种知难而退的人。大军团的雄威和战争的喧嚣使他异常振奋。当他居于这滚滚向前的洪流中，他在斯摩棱斯克的那种明智观点立刻让位于对荣誉的追求。有人说，我们要在第二天追上敌人，因为敌人被紧紧追逼，陷入了困境，不可能次次都能逃走。不管怎么说，敌人正在被我们追踪。如果不进行一次决战，我军就别想获得一次真正的休整，而且我们还会不断地担惊受怕，忧虑重重。总之，不管人们找出多少理由来支持这次长途追击，可是，四十八小时以前，我们还在斯摩棱斯克，而现在我们又一次出发去追逐荣誉，或者说是追逐那不幸的命运——这使得皇帝不能再具有正确的意图和明智的决心。
施瓦岑贝格亲王(奥地利将军)打败俄军，获得成功的消息使皇帝对胜利又充满了信心。
“这件事给联盟增添了光彩。”他说道，“那阵枪炮声将会在圣·彼得堡回响，会在我兄弟亚历山大的皇宫里回响。这同时还给普鲁士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们兴许也会因此鼓起勇气呢。”
皇帝问我，施瓦岑贝格亲王在彼得堡有没有名气，他是否同俄国宫廷里最显贵的人物有联系。皇帝同意付给他附加的五十万法郎作为秘密经费，并指示纳夏泰尔亲王把证券给他送去。
我们的好几个军团在多洛哥布什弄到了面包，这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事件。
有情报证实沙皇于7月24日到达了莫斯科。过去，我们对这一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即使到达了斯摩棱斯克，我们对这类情况也知之甚少。我们获悉他在莫斯科召集了贵族和平民的会议，把国家面临的危险向他们说了，并且向各地政府求援。莫斯科派出八万人参加俄军，而各地政府也按一定比例派出人员。小俄罗斯[即乌克兰。——Franc]向他提供一万八千名哥萨克人。而广大群众则捐献出大批物资，给整营、整连的步兵、骑兵提供了齐全的装备。为了给这种军备活动涂上民族的和宗教的色彩，大主教普拉托夫把精工制作的圣·塞杰斯的圣像送给了亚历山大，而沙皇又转手送给莫斯科的民兵部队。总之，一场针对法国的圣战正在被动员起来。
从多洛哥布什出发后，部队几乎是成单行前进。缪拉的骑兵，禁卫军，第一军团和内伊元帅的军团在公路上疾进，波兰军队居右，欧仁军团居左。我们当时正在俄国最高的高原上行军，发源于这个高原的奥卡河向西南流入里海，第聂伯河往南注入黑海，德维纳河则朝北汇入波罗的海。自从渡过第聂伯河后，我们的步兵和炮兵被沙漠弄得精疲力竭，然而对巴克莱准备决战的想象使我们不得不以密集队形前进。
有人认为，我们进入的每一个被毁的城镇，都是那些缺乏纪律的法军先头部队和哥萨克后卫部队放火烧的。那些哥萨克人对损害俄国的利益毫不在乎。我承认，开始时，我也持这种看法，不了解俄国人破坏非军用设施，甚至烧毁不可能对我们有多少作用的民房的目的何在。一些人就纵火问题向皇帝作了汇报。8月29日在维亚兹马附近，他命令我弟弟组织一支禁卫军分遣队，穷追敌人的后卫部队，以便了解事情的真相，了解是否真是俄国人放的火。皇帝指示我弟弟在城镇里维持秩序，不能留下一个抵抗者。
皇帝的这些命令被严格地执行了。敌人的后卫部队占据阵地，在撤出城镇前总是要同我们激战一场。我的弟弟带着几个狙击手火速冲进维亚兹马。当时该镇已有几处地方起火。他在几个不同的方向都看见哥萨克人在易燃物上点火，因此，他立即指挥我们的部队灭火。由于大家的努力，结果使一些房屋免于被毁，同时还抢救出一些谷物、面粉和白兰地。开始时，这些物资都没有被抢，但是好景不长。
我们从一些还没有离开自己房屋的居民那里得到证实，哥萨克后卫部队的分遣队早在我们到来之前就制订了详尽的破坏计划：法国人一到，立刻就放火。听到这个情况，大家都为之一惊。皇帝也同大家一样，尽管他假装满不在乎，把这种战争的新方法当做笑料大加嘲弄。他后来常跟我们开玩笑说：“一个为了防止我们在他的房子里睡觉的人，竟不惜把自己的房子烧掉。”
离开了多洛哥布什后，那些首先到达维亚兹马的人，不顾熊熊烈焰，找到了大量的食物、白兰地甚至还有烈酒。人们把那些能填饱肚子的东西都塞进自己的挎包、饭盒。这些食品使放火烧城的可怕景象在人们心中留下的惊惧退居到第二位。我们的部队是如此地需要补给，又如此劳累，而俄国又是一个如此令人生畏的地方，以致大部分人的肚子成了感情、信仰和判断力的晴雨表。
在波兰时，物资奇缺。在维帖布斯克时，人们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才过上了半温饱的日子。在那儿，我们找到了还没有收割的庄稼以及谷物、面粉，还有牛，甚至找到了草料，但是没有谁见过白兰地和酒。过了多洛哥布什后，尽管俄国人把一切都投入火海，但是商店和酒窖却封存得很好，那里面的东西琳琅满目，甚至近乎奢侈。不久，人们还发现每一幢房屋都有储藏室，里面藏着各种各样的丰富物资。士兵们开始抢劫了，那是无法制止的。我军远离后方基地长途进军，交通运输跟不上来，因此部队缺乏补给，士兵们长期以来忍饥挨饿，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当时，大多数人都过得不错，酒足饭饱。只有军官不时还要忍受物资贫乏的折磨。他们总是在抢劫完后才进入空空如也的房屋，因此他们也就不能分拿赃物了。当将军们和高级军官们坐在士兵们的篝火旁啃黑面包时，而火上却烤着香喷喷的鸡肉、鸭肉和羊肉，火腿混在鸡蛋中烧得吱吱作响。这些奢侈品，大批物资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以及房屋的建筑规模——这一切都显示出，一个巨大的首都[当时俄国的首都是圣彼得堡，不是莫斯科。——Franc]临近了。士兵们又一次充满活力，变得顽强起来。
指挥前卫部队的那不勒斯国王经常是每天挺进十到十二里格。人们从凌晨三点钟骑上战马，一直到晚上十点钟才能休息。由于在这儿太阳从不降落到地平线以下，皇帝似乎忘记了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
路上到处躺着倒毙的马匹。皇帝却每时每刻都在自我安慰：很快就能追上敌人了。他不惜一切代价去抓俘虏。了解俄军的情况，俘虏是唯一的情报来源。从我们踏上俄国土地的那一刻起，间谍就不起任何作用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前景和沙俄的笞刑使那些哪怕是最聪明、最刚毅的间谍也为之胆寒。此外，要想渗入到这个国家也是极其困难的，打入俄军内部则更是难上加难。我们收到的情报全是通过维尔纳转送来的，没有一份能直接送到我们手上。
那一天晚些时候，我们的马都累垮了。仅仅是一个小战斗就使我们好些英勇的小伙子丧了命。他们的马匹简直连步子都迈不开了，骑兵营返回营地时，我看见士兵们都是走回来的。在滚滚的烟尘中，一些人牵着马的缰绳，而另一些人则丢掉了马，徒步跑回来。
纳夏泰尔亲王、迪罗斯内尔伯爵、洛博伯爵和皇帝身边其他一些勇敢的人不断地把部队的真实情况向皇帝作了汇报。他们说，不管陛下是想同敌人主力决战，还是要进军莫斯科，都必须珍惜还剩下的这些人力、物力。可惜的是，皇帝的奢望总是使他想在明天就可以夺回他今天失去的东西，因此他被这种幻想牵着走。原来他打算只走五里格，后来却不得不赶十二里格了。
就在我们追击俄军，又苦于弄不到敌人的情报时，敌军指挥上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库图佐夫将军遵照贵族们的旨意，复出统率俄军。他于8月30(？)日在格日阿次克和维亚兹马之间的查列沃返回部队，而拿破仑皇帝对此事竟一无所知。我们正威胁着敌人的首都；俄国的圣城已被烧毁并落入了我们的手中，此刻我们已经兵临格日阿次克城下，曾经把巴拉索夫派到维尔纳去媾和的沙皇，此时竟没有发出和谈的呼吁。
在离格日阿次克两里格的地方，我军前卫部队捉到一个失去战马的哥萨克士兵。不久，他们又捉到了一个自称是赫曼·普拉托夫的黑人厨师。后者是在抢劫一个村庄后，离开那儿时被捉的。那不勒斯国王把这两个俘虏送到了皇帝那里。陛下向他们提了好些问题。他们的回答给我震动颇大，因而我把这些回答都记录下来了。
黑人把他的那位将军的生活方式都详细地讲了出来。由于他在将军用膳时常在餐桌旁侍候，因而能听到他们的许多谈话，并能描述那些互相嫉妒的将军们的争吵。可他对军队的调动一无所知。他不断地打听现在同他谈话的人是谁，他现在是站在哪位大人的面前。同时，他还做着各种怪模怪样的滑稽相。他们俩被一再告知审问他们的人是法国皇帝本人，但他们都不愿意相信拿破仑皇帝居然会同前卫部队在一起，而且是如此地挨近他们的哥萨克朋友们，因为他们不能相信沙皇会如此地接近敌人。
“普拉托夫有时也到后卫部队来，”黑人说道，“但他绝不会像这样同后卫部队一起行军、宿营。俄国的将军们，他们从来不跟哥萨克人在一起，甚至也不同俄军部队在一起。如果俄国人也来后卫加强哥萨克人的部队，那么法国人绝不可能来到格日阿次克的大门口，因为那样一来，俄国人和哥萨克人的人数将大大超过法军，哥萨克也就用不着惧怕法国人了。”
当我们再次告诉他，同他谈话的确实是皇帝本人，他赶忙鞠躬，并直几次下拜，拜完就开始跳舞、唱歌，并做出各种曲身弯腰的动作。黑人竭力使那不勒斯国王相信，没有向导，他也能知道整个农村的情况。因此陛下命令派人把他送回缪拉元帅军中。这个命令被立即执行了。
皇帝又叫人把哥萨克人带到他面前。黑人受审时，这个哥萨克人一直站在一边。他的年龄大约在三十到三十六岁之间，棕色皮肤，五英尺高，眼睛炯炯有神，脸膛宽阔，显得精明而严肃。显然，他为自己成了阶下囚而懊丧。他尤其为丢了他的马和钱而烦恼。据说，他还丢了一个垫坐在马背上的小包袱，那是他偷窃来的赃物。皇帝叫我给他一些金币，并从马厩里牵出一匹马借给他。这样一来，这个哥萨克人才放心，他的自信心也随之恢复了。于是他谈了我们想要了解的情况。
他隶属于后卫部队，自从离开斯摩棱斯克以来，还没有见到主力部队。在斯摩棱斯克的那次战斗中，俄军损失惨重。在莫斯科城下，还要再打一仗。俄国人痛苦地埋怨巴克莱，说他在维尔纳和斯摩棱斯克都把俄军关在城内，不许同法军交战。库图佐夫两天前来到部队，取代了巴克莱。哥萨克人并没有见到他，只是昨天一个年轻的参谋军官才将此事告知了哥萨克军官，并向整个部队公布了这个消息。贵族们迫使沙皇进行这次更替，而这次主帅更替受到全军的热烈欢迎。
这个消息看来十分合皇帝的口味。他顿时喜形于色，见人就讲这个新闻。巴克莱的拖延战略正在把我军拖垮。俄军的撤退除了使追击者筋疲力尽外，他们自己实际上并没有失去任何东西，同时这一撤退使我们陷入了欲战不能、欲退不得的绝望的困境。
“他们的这个计划，”皇帝当时评论说，“将把莫斯科送给我——进行一场决战将会更快地结束战争，给我们带来和平。无论如何，我们一定会争得和平的。”
当知道库图佐夫统率俄军以后，皇帝立刻满意地注意到俄国将军们不可能再让俄军继续撤退了。库图佐夫一定会进行一场决战，而他肯定会失败，莫斯科也一定会落入我们手中，因为俄军离他们的首都太近，所以无法有效地保卫它。应该感谢沙皇，他在这个紧要关头做出了这样的决策，对法军来说，没有比这更有利的了。皇帝赞扬了库图佐夫的智力，但也谈到他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和在土耳其战场上的愚蠢和调度无方。他还说，统率俄军最强大的军队，尚且不能控制多瑙河，不能迫使土耳其人在君士坦丁堡签订城下之盟，或者拿下瓦拉几亚，那么现在统率这支疲惫不堪和士气低落的军队，他怎能阻止法军攻占莫斯科呢？皇帝说：库图佐夫为了讨好权贵们，一定会决一死战。这样，两个星期后，俄国的首都将会陷落，军队将会被毁灭。当然，这支军队会因为没有拱手让出首都而获得荣誉，也可能这就是沙皇决定更换俄军统帅的目的吧。要是那样的话，他既不会在签订和约时受到舆论的谴责，又能使那些挑选库图佐夫的大贵族们放心，万一失败，他还可以把遭受失败的罪责全都推到库图佐夫身上。很明显，这就是沙皇向他的贵族让步的原因。
皇帝继续审问那个哥萨克人。后者打起精神回答问题。他的智慧在士兵中可能是屈指可数的。
“ 如果亚历山大的俄罗斯士兵们，特别是将军们都像哥萨克一样，那么，您和你们法国人就别想打进俄国。”他对皇帝说，“如果拿破仑的军队中有哥萨克的话，他一定早就当上中国皇帝了。这个仗是哥萨克人打的。俄罗斯人有任务总是派他们去完成。当俄罗斯人酣睡时，哥萨克人却在站岗。哥萨克人是为了亚历山大才去保卫莫斯科的。尽管沙皇的大臣们和将军们正在欺骗他，可他还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他的将军们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作战，他们放弃了圣城斯摩棱斯克。那是一个坏兆头。如果莫斯科沦陷，法国人就会进入哥萨克的家园，俄国就全完了。哥萨克人都是优秀的士兵，他们将会尽职到底。到那时，他们将会站到拿破仑一边的。
“拿破仑是一个伟大的将军，亚历山大是一位很贤明的沙皇。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成为俄国最好的将军。俄国的将军们贪图安逸，他们睡得太多，他们离不开安逸、舒适的生活，他们只想到他们自己，从不考虑士兵们的需要。法国人仗打得好，但你们太缺乏警惕性。你们喜欢抢劫，士兵们常离开他们的部队去搜房子，因此哥萨克人捞到不少好处，每天都抓到大批的法国兵，并从他们身上把赃物抢走。要没有哥萨克人，法国人一定早就到了莫斯科、彼得堡，甚至到了喀山。唯有哥萨克人在每天拖着法国大军。
“你们的那不勒斯国王像哥萨克人一样，作战十分英勇。他不怕死，总是第一个冲入枪林弹雨之中。俄国人流传说，缪拉是打不死的，他们实在想活捉他。”
我们在维亚兹马时就捉了一些正在放火烧城的俄国人。9月1日，我们发现格日阿次克也部分地被他们烧毁了，当时全城正冒着浓烟。法军投入救火，尽力阻止火势的蔓延。皇帝在这座城池前面和周围进行了长时间的视察。他还视察了没有被烧毁的坐落在城门边上的医院。他督促工兵重建桥梁，让部队迅速过河。直到很晚，他才回到宿营地。他所期待的决战时刻终于来到了。他一边仔细检查各项工作，一边饶有兴味地听着人们对战局的议论。他插话说：“新来的将军不能再执行那个撤退计划了，因为俄国的公众舆论都谴责撤退战略。正是因为库图佐夫同意决战，他才被推荐出来统率军队的，因此，俄国迄今为止的作战计划都必须改变。”
基于上述考虑，皇帝决定采取相应的措施，准备决战。9月2日和3日，他都呆在格日阿次克集结兵力，让已到达的骑兵和炮兵稍微休息一下。
由于炮兵前进的道路被各种车辆堵塞，这使得我们的炮兵可能无法按时赶来参加迫在眉睫的决战。皇帝命令炮兵护卫队烧毁一切堵塞道路的车辆。第三天他对我说.“如果我的车子阻拦了部队前进，我也要把车子烧掉。”
皇帝催马前进，偶然发现几辆马车被赶出了行军纵队，正缓缓行驶，阻碍着前进中的炮队，于是他命令身旁的轻骑卫兵叫住了这几辆车子。他自己也翻身下马，命令部下把为首的一辆车子烧掉。纳博纳先生出来反对(被烧的正是他的车子)，他说：“车子烧了，官员们可能会掉队。到明天早上，我的两条腿一定完蛋了。”
“如果明天早上我没有炮兵，那会使我们损失更多的东西。”皇帝回答道。
人们找来稻草和干木头引火。这时，先是一辆轻便四轮马车着了火，接着，一辆轻便货车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就在火舌蹿上来时，皇帝又策马飞奔而去了。我想，那些车夫们一定会抢救正在燃烧的车辆。
“我希望被烧掉的是您的车子。”皇帝对纳夏泰尔亲王说，“那样影响会更大一些，而您丢一辆车子也应该——我常常看见那辆车。”
“陛下，如果把您的车子烧了，我也会效法的。”亲王说道。
“那是科兰古的过错。”皇帝回答说，“但不管怎么说，我已经向他保证过了，只要一看到我那辆车，我一定会把它烧掉。你别对我的话生气，因为我对自己的车不会比对别人的车更感到可惜。我是统帅，我一定得树立榜样。”
[在这儿，科兰古没有提到拿破仑在格日阿次克对贝尔蒂埃所作的一次粗暴的指责。那天(？)，在到莫日艾斯克以前，总参谋长都没有同皇帝一起用膳。当时的好几个回忆录都记叙了这一情况，特别是丹尼尔的《路线》一书，叙述更为详尽。]
9月4日，统帅部在普罗科夫沃附近宿营。5日，我们到达了博罗迪诺村附近。那一天与往常一样，皇帝的帐篷被安排在禁卫军方阵中间，皇帝在自己的帐篷中只呆了一会儿。当我军的右翼部队向俄军左翼的两个多棱堡发起攻击时，他就出发了。
那次进攻十分凶猛，还不到一个小时，法军就占领了那两座堡垒。部队奉命坚守阵地。步兵列成方阵，这是皇帝一个富有远见的部署。大约在天黑后半个小时，由步兵支持的俄军胸甲骑兵开始猛烈地进攻我军的方阵，直趋多棱堡，敌人想乘夜间混乱之机击退我军，收复阵地。
我军的第一个方阵猝不及防地受到敌人的攻击，伤亡了一些士兵，大炮也遗弃了，但其他各方阵仍发挥火力，寸步不让。俄军由于增援不力，它的胸甲骑兵被我们的炮火和滑膛枪打得人仰马翻，不得不从阵地上退下去。多棱堡还在我们手里，这是打开敌人阵地的钥匙。法军在黑暗中追击逃敌时又扩大了一小块阵地。我们还在一片树林的边缘建立了阵地，那个地方对敌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本来可以从那儿延缓我们的攻击，并监视我军的调动。
整个夜间，皇帝都在我们的营地奔走，视察已被我军占领的多棱堡。他多次骑马沿着战线来回走动，用肉眼观察敌人的阵地，以弄清他们在各点的力量配置。同时，皇帝还视察了自己的部队，这是他在每次大战前夜的习惯。
9月6日，天将破晓。皇帝再次巡视了一个主要的多棱堡和一大片树林。那是昨天晚些时候，我军乘夜攻占的。纳夏泰尔亲王和我跟随在他左右。我们来到了离敌人阵地最近的地点，以便侦察敌人。随后陛下又横穿我军的前沿阵地，特别视察了中军和左翼阵地。他甚至深入到前哨阵地去了解敌情。在那不勒斯国王的陪同下，他又一次回到中军主阵地，在现场解释了他的全盘部署。
最后，皇帝又来到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指挥的右翼。头一天晚上，亲王率领的波兰士兵打得相当漂亮，攻占了很大一块阵地。俄国人在这里的抵抗比想象的还要弱，而且也要比其他阵地上的俄军打得差。皇帝这时有些犹豫不决：他是应该在右翼进行大规模调动以包抄敌人的阵地，部分地避开敌人的多棱堡呢，还是只单单利用两个夺取的堡垒，从正面攻打敌人的中军，而在右翼发动攻势以配合主战场呢？他唯恐实行第一个方案会吓坏敌人，迫使敌人下决心再一次作大规模撤退，特别是俄军在前一天的战斗中丢失了两个多棱堡，从而使他们的阵地受到极大的削弱。这一考虑促使皇帝下决心采取第二个方案打击俄军。
看到敌人没有任何撤退的迹象，皇帝决定让我军休息一天。这样做，他就有时间把增援部队的炮兵调上前线，并把缴获到的物资稍微向后转移。他还想，昨晚增援上来的俄军曾拼命争夺失去的多棱堡以巩固他们的左翼防线，在今天也一定会尽一切努力恢复他们的阵地，至少要夺回波兰人占领的那片阵地。如果他们果真如此，那么他们将会被打得一败涂地。皇帝的这个想法也促使他决定让部队休整一天，以逸待劳。然而，这一整天并没有发生激战。俄、法两军都在虎视眈眈地对峙着。唯独波兰军团又占领了一小块阵地，这样，在明天的大战中，法军的队伍就可以尽量疏散开，以减少伤亡，打击敌人的侧翼。
皇帝一直在监视敌人的动静，他注意到俄军阵地上没有部队调动，因而猜测敌人在修筑野战工事用以代替头一天丢掉的两座堡垒。大约下午三点钟，他忽然怀疑俄军是否正在悄悄撤走。于是，他迫不及待地要下命令发起全线进攻。然而，从各处送来的侦察报告证实，俄军还留在他们的阵地上。晚上，皇帝回到他的帐篷。
那天下午，内侍长博塞来到前线。他给陛下带来了皇后的信件。博塞曾陪同皇后从德累斯顿到布拉格长途旅行。他还带来了热拉尔创作的一幅精美的罗马王肖像画。皇帝从前沿回来后，发现那幅肖像画挂在自己的帐篷里。与此同时，拉古萨公爵[即马尔蒙元帅——译者注]的副官也来到博罗迪诺前线。他带来了西班牙形势恶化的消息。几天前，信使已经从巴黎带来了有关西班牙的最新消息。但是俄罗斯战役当前正值最紧急关头，皇帝无暇顾及到拉古萨公爵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失败。
“英国人陷在那儿出不来了。他们不能离开西班牙，跟我在法国和德国捣蛋，这就是问题的关键。”第二天，他这样对我说道。
9月7日，天还未亮，皇帝就来到我军右翼的多棱堡内。然后，在达武元帅、贝尔蒂埃元帅和我陪同下，皇帝朝前方树林的边缘走去。当东方露出一线曙光时，皇帝当天的作战命令就在部队中宣读了。这个命令就像他在其他重要的时刻所写的那样简短而有力。
公告
19182号
于博罗迪诺高地，皇帝军帐
1812年9月7日凌展2点
士兵们！——这是你们盼望已久的战斗。胜利就靠你们去夺取了。你们一定能够赢得胜利。胜利将给你们带来富足和舒适的冬营，并使你们能早日凯旋归国。
像在奥斯特里茨、弗里德兰、维帖布斯克、斯摩棱斯克那样去战斗吧！让你们的后代用骄傲的口气来谈论你们今天的勇敢行为吧。让他们这样说到你：他参加了莫斯科城下的那次伟大的会战！
破晓前，波兰军团、那不勒斯国王及其布置在右翼的骑兵部队，还有埃克米尔亲王的部队已开始行动。我军的攻势极其猛烈。他们对面的俄军也在巴格拉吉昂亲王的指挥下顽强地坚守阵地，可还是抵挡不住我军前仆后继的勇猛攻势。第一轮冲锋时，孔潘将军就负了伤。他的指挥由拉普将军接替了。拉普将军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不久也中弹负伤。受伤或阵亡的将军们立刻在没有引起注意的情况下由其他的将军们接替了。进攻的速度却丝毫没有减缓，甚至在达武元帅负伤后也是如此。
内伊元帅以他闻名全军的勇敢指挥军团冲进了俄军的中军阵地。上午七时，战场上炮火轰鸣、枪声大作，那山呼海啸的声势是不常听到的。与此同时，支持着那不勒斯国王的骑兵部队和第一军团从右边给俄军以迅猛的打击，增援了缪拉元帅的军团。这两支军队占领了俄军左翼的一大片阵地。
八点钟，皇帝获悉指挥包括三个师的第一骑兵军团的蒙布伦将军阵亡。他立即下令召见我的弟弟。当时，他正在我军右翼指挥作战。不久，我弟弟来了。他向皇帝报告夺取了俄军两个多棱堡以及随后获得的战果。
“马上去指挥第一骑兵军团。”皇帝向他命令道，“像在阿卓比斯甫那样去干吧！”
纳夏泰尔亲王立即为我弟弟起草了书面命令。我弟弟紧握住我的手说：“在这样激烈的战斗中，恐怕我们难以再相见了。如果打不赢这一仗，我也不会活着回来。”
我弟弟长年经受的痛苦常使他渴望自己迅速战死。此刻，是这种令人断肠的预感又在他心头泛起？抑或仅仅是一种战斗的狂热？我也弄不清楚。但我心里一直摆脱不了那种可怕的预感。终于，一个致命的消息证实了这种预感，并将我推入痛苦的无底深渊。
在欧仁军团的部分军队支援下，内伊元帅正援助右翼的法军。到上午十点钟，敌人失去了中军阵地上大棱堡前面的所有表面阵地。俄军在左翼的阵地和支持他们中军的村庄相继落入我军之手。但这时，俄军的预备队增援上来了。一时间，在我方右翼作战的双方出现了反复争夺，阵地得而复失，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在俄军的猛烈反攻下，法军的士兵们不得不撤入已夺得的棱堡，我军的前锋部队也被迫撤离了许多阵地。
雷鸣般的枪炮声在各处制造着伤亡。俄国步兵竭尽全力收复失地。从大棱堡射出的炮火把我们的中军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地狱。内伊元帅和欧仁亲王把两军汇集在一起，向大棱堡发起攻击，但都被俄军密集的火力击退了。他们的攻击一再失利，似乎再无成功的希望。内伊元帅甚至还丢失了更多的阵地。这时，我们的一支禁卫军进入了阵地，以便在形势变得严重时支援前方的各军团。在这支禁卫军的后面，是整齐划一的禁卫军团的各阵列。这些方阵把我方的中军和右翼联系在一起。这时，我军的炮兵给蜂拥而来的俄军以猛烈的袭击。而俄军在这毁灭一切的炮火狂轰下，还在阵地上坚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最后，他们不得不放弃他们收复的阵地，退了下去。
在这激烈战斗的时刻，皇帝一直呆在中军——我们最后夺取的那个棱堡的侧面阵地，密切注视着战斗的发展。他下令暂时停止进攻，坚守已占领的阵地，以便让炮兵打击那些顽强坚守的俄国步兵群。那时大约是十一点钟。在此以前，士兵们押来了从棱堡中捉到的十五名俘虏，其中一个是利卡切夫中将。押送的军官告诉皇帝说，这些俄国人作战很顽强。皇帝和颜悦色地接待这位俄国将军。看到他没有佩剑，皇帝对没收了他的自卫武器一事表示了歉意。
“先生，我对那些不幸者的勇气是极为尊敬的，”他说道，“因此我会为把武器发还给这些勇敢的人而高兴。”
说完，皇帝把他的佩剑递给俄国将军，并问了他几个问题。然后，皇帝命令对其他的战俘也要审问，并给予照顾，还要像对这位被俘的将军一样，给予尊重。
这次俘获使皇帝极为愉快；但对他来说，才俘虏这么少的敌人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攻占这些棱堡时，法军的进攻是如此迅猛，而且那不勒斯国王的骑兵把那些堡垒都团团围住了。对此，皇帝提了好些问题，开始痛苦地抱怨，毫不掩饰地希望获得更多的战果。
“我们会打赢这一仗。”他说道，“俄国人会被粉碎的。但是，如果我们抓不到俘虏的话，那就还不能算是真正的胜利。”
皇帝露出了焦急的神情。从正午到一点钟这段时间里，他下令欧仁军团坚守阵地，以援助左边的内伊军团，而内伊军团正在支援朱诺将军。由青年禁卫军加强了的右翼同样接到命令向前推进。敌人这时已遭到我军炮火的严重杀伤，并在各处受到沉重的打击，但他们冒着猛烈的炮火继续收拢部队，顽强抗击着法军的进攻。当时，皇帝钻进一座棱堡，用肉眼观察战局，并不时对运动中的各部队下达命令。
我军经过一番苦战还是没有攻下敌阵，因而又展开了更猛烈的炮火急袭。两军在各个阵地上都激烈地搏斗着。就在此时，我弟弟指挥的两个骑兵师在两营步兵的支援下发起了进攻。他身先士卒，冲在第十五胸甲骑兵团的最前面，引导骑兵师直扑俄军的要塞——大棱堡。多次进攻的失利证明了只有这样做才能保证进攻能够奏效。他们终于把俄军逐出了大棱堡。就从这一刻起，整个战役的胜利就奠定了。皇帝当时是这样说的，因为俄军立刻开始了全线的总撤退。
我猜大约是在下午三点钟左右，一位副官急如星火地赶来向皇帝报告我弟弟已攻占了大棱堡，敌军开始总退却。过不多久，我弟弟的副官沃尔伯特先生来了，而我弟弟却没有来。副官先报告了进攻的一些细节，然后说道，当我弟弟从大棱堡中出来追击那些企图进行反扑的俄军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心脏下方的左胸部，他当场就阵亡了。当他向皇帝报告这个消息时，我就站在陛下的身边。此刻，我不打算描绘当时我的悲戚心情。
“他死得英勇。”皇帝说道，“他的死决定了这场战役的胜负，法兰西又失去了一位最优秀的将军。”
陛下说完后，立即跃上战马，朝骑兵师的前方飞驰而去。他找到那不勒斯国王，想布置新的行动，扩大战果。当时，内伊元帅和欧仁军团援助了战斗中的科兰古骑兵师，使俄国人夺回大棱堡的企图归于失败。他们被迫从前沿阵地向后撤退了。
俄军还坚守着一个棱堡和一小片控制通往莫斯科的道路的阵地。看来俄军还不打算放弃那片阵地。一片稀稀拉拉的树林挡住了我们的视线，使我们看不见俄国人的调动。皇帝对俄军加速撤离战场感到十分得意。他打算派出骑兵去给敌人最后的打击。新禁卫军和波兰军团已做好准备，夺取俄国人仍然据守着的阵地。
为了弄清俄军的动向，皇帝同狙击手来到最前沿阵地。子弹像飞蝗一样嗖嗖地从他耳边飞过，他已经把卫队丢在后边。当他看见我还在他身边时，就叫我回去。
“仗打完了，”他说，“回我的统帅部等我。”
我谢了皇帝，但并没有离开他。当时俄军的齐射十分猛烈，时刻都在威胁着皇帝的生命安全，所以，那不勒斯国王和另外好几个将军不得不急忙赶上来，敦促他赶快退后。
皇帝随后向开上来的纵队前面走去。在那支纵队后面跟着老禁卫军。枪骑兵部队和成梯队的骑兵也正向前挺进。看来，皇帝决心拿下这残存的俄军阵地。纳夏泰尔亲王和那不勒斯国王向他指出，法军所有的部队差不多都失去了他们的司令官，师长们不是阵亡就是负伤。正如皇帝看到的那样，骑兵团和步兵团的战斗力已经大大下降。他们说战斗力不久前还在增长。尽管俄军现在确实在撤退，但是不管我们的炮弹在敌人的队列中造成多大的伤亡，他们还是有秩序地转移，这表明他们将会死守每一个阵地。
他们还对皇帝说，现在唯一的成功机会就是动用老禁卫军，对撤退的俄军再次发动攻击。因为从现在的形势看来，我们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取得的胜利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挫折。同时，失败的一方退出战场，将会完全抵消我们在战斗中夺取的胜利。最后他们又劝皇帝不要把全军唯一没有损失的军团投入攻击，而应留下应付以后的事变[科兰古强调贝尔蒂埃和缪拉的观点和他们对攻击的干预是不必要的。观察家们都十分惊奇，皇帝在这个紧要关头居然犹豫不决。但历史学家们把原因归咎于拿破仑当时健康状况不佳或者是战场上大屠杀的惨景在他心中产生的作用。很显然，贝尔蒂埃和缪拉也考虑到把禁卫军投入攻击不但是无益的，而且是危险的，因为这是皇帝手边唯一可以巩固胜利的完整军团。]。皇帝还在犹像，他再次走到前沿，亲自观察敌人的运动。
同时，那不勒斯国王和纳夏泰尔亲王也从不同的方向来到这些棱堡的墙边。他们对皇帝说，俄国人根本没有撤退，而是进入了新的阵地——他们的几个军团都集结起来了。他们还派出警戒，大有破釜沉舟、决一死战之势。所有那些陆续送来的报告都表明我方的损失是惊人的。为了防止俄军企图进行反扑，皇帝终于下决心收回进攻的命令。他仅派出少量兵力支援正在交火的各军团。事实上，俄军是不可能再次反扑的，因为他们遭受的损失也很惨重。随着夜幕的降临，一天的战斗结束了。双方都疲劳到了极点，好些地方没有接到命令就自动停火了。夜里，皇帝把他的统帅部设在白天战斗开始时他所在的地方，旁边就是棱堡。
过去从来没有哪一次战役使这么多的将军和军官阵亡或负伤[“我把各军团参谋长交给少将的报告收集后制成了统计表，……我军共有四十九位将军阵亡或负伤。” ——见丹尼尔所著《路线》。]。而且整个战役好不容易才取得了胜利。白天的战斗如此激烈，以致我们的将军们也像他们的下级军官一样，不得不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胜利。无论是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还是在夜间，我们都尽了一切努力来抢救伤员。大部分房屋都在白天被炮火毁坏了，因而许多伤员不得不在露天过夜。
我们只抓到很少的俘虏，俄国人表现得十分顽强。他们在被迫放弃阵地时也没有慌乱，而是有秩序地撤退。在战斗中，尽管他们的队列遭到我军的炮轰、骑兵的砍杀和步兵的冲击，但是却始终没有溃散。他们多少有些呆板的密集纵队勇敢地面对着死亡。只有在遇到我军猛烈的攻击时他们才缓缓向后收缩。
有好几次，皇帝都重复说，我军如此大胆地进攻敌人的堡垒，而敌人又是如此顽强地坚守他们的阵地，我军居然抓不到多少俘虏，真是不可思议。他多次询问向他报告胜利消息的军官们抓到的俘虏在哪里，他还估计某某人应该已经被我军俘获了。他甚至派出传令兵到各个阵地上调查清楚是否真的没有抓到更多的俘虏。这次战役，既没有多少俘虏，又没有什么缴获，这使皇帝十分恼怒。他几次对纳夏泰尔亲王和我说：
“这些俄国人宁愿像机械人一样战死，也不愿活着当俘虏。这对我军是极为不利的！这些要塞都要用炮火夷为平地。
那天晚上，我们用肉眼都可依稀见到，敌人开始撤退了。皇帝即刻下命令跟踪追击俄军。第二天黎明时分(9月8日)我们勉强只能看到哥萨克部队。他们离战场只有大约五英里。敌人已把他们的大部分伤员随军运走了。我们总共才捉到前文提到的那几个俘虏，同时从我弟弟攻占的大棱堡里缴获了十二门炮。另外还有三、四门炮，是在我军第一次冲锋时缴获的。
一清早，皇帝就开始巡视整个战场。他极为关切地监督搜索和运送伤员。我们对俄军的伤兵也像对法军伤兵一样给予治疗。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战场上有那么多死人。在一个曾激烈战斗过的小村庄的周围，俄军的尸体堆积如山。在小村庄后面的山冈上，利托夫斯基军团和伊斯梅洛夫斯基的近卫军的阵亡士兵的遗体遍布高地。他们都死于我军大炮的轰击。皇帝仔细地视察了战场的各个部分，各军团的阵地，他们的进攻路线，他们克服的种种障碍。在每一个地方，他都停下来询问战斗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并对军人们的勇敢行为和战绩给予表扬和鼓励。皇帝每到一处，都受到官兵们惯常的热烈欢迎。
皇帝还观察了俄军遗弃的阵地。当我沿着染上我弟弟的鲜血的阵地往前走时，我那哀伤之情难以形容。尽管全军上下为了纪念这位勇士，给了他高度的评价和热烈的颂扬，使我得到少许的宽慰，但我的心还是无法平静下来……
视察完阵地，皇帝又骑马追赶前卫部队。根据早上那不勒斯国王送来的报告，前方除了哥萨克部队外，已经看不见俄军的踪影了。我军除了抓到少数掉队的俄军士兵外，他们遗弃的物资总共还不到一马车。国王原打算指挥军队越过莫日艾斯克，并让皇帝晚上把统帅部设在那儿。但是，当他追到莫日艾斯克城下时，才发现该城已被一支由步兵和强大骑兵组成的俄军部队防守着。我们赶到那儿时，已近黄昏。由于还没有侦察敌人的阵地，我们不得不停止进攻。夜里，皇帝就在莫日艾斯克城外的一个村子里宿营。敌人趁夜弃城而逃，我军在第二天黎明时分进入该城。
皇帝在正午时进城。如果撇开这次远远不能叫人满意的胜利不讲，皇帝还对西班牙的局势十分担忧。再加上俄国的局势，他真是伤透了脑筋。他所看到的法军各军团的现状是非常可悲的，战斗力普遍大大下降。他的胜利让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头天晚上他下令停止进攻时，他已经确信，同这个在撤退中也不溃乱的敌人进行血战，除了再夺得一些土地之外，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然而占领莫斯科的前景仍在诱惑着他。要是俄军不被粉碎，就是占领莫斯科也不能解决问题。大家都注意到皇帝在沉思着、焦虑着，尽管他后来宣布说：
“和平就在莫斯科。一旦我军胜利地进占他们的首都，就会迫使我的兄弟亚历山大看清形势，同时也逼迫俄国的大贵族们正视现实。他们将会重新考虑是否要把战争延续下去。倘若我解放俄国的农奴们，那将使俄国巨大的财富遭到毁灭！”

Imperial_Guard

六、莫斯科大火
莫日艾斯克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医院，从将军到士兵都希望在那儿得到救护和治疗，但是没有人能给他们任何帮助。
9月11日以前。大军还在继续向前挺进。指挥前卫部队的内伊元帅已离开莫日艾斯克五里格远，他正在通向莫斯科的大道上前进。那不勒斯国王在更前一点的地方。俄军的撤退只给我军留下为数不多的俘虏。这时，皇帝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就地休息，开始进行必要的整编，以准备应付第二次大战。
9月13日，当全军开始向前推进时，皇帝又一次下令各军团停止前进。我军的骑兵已经筋疲力尽，不能派出做任何长距离的侦察。因而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对敌情竟一无所知，甚至连库图佐夫的去向都弄不清楚。皇帝认为最好还是让部队先停下来。他没有接到右翼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的报告，所以很担心那边的情况。他猜测，俄国人也许会利用我军休息的时候，从右边进袭我军，威胁我们的侧翼和后方，从而阻止我军，推迟我军进军莫斯科，直到他们收到来自彼得堡的命令。皇帝甚至还推测敌人会企图再次进行决战。
军官们被一个接一个地派往各个方向去了解敌情。那不勒斯国王奉命沿着卡卢加大道进行一次武力侦察。后来，皇帝终于放心了。大军团又开始继续向前推进。他很高兴地获悉，因受伤兵和行李拖累，敌人走的是通往莫斯科的路线。从各方面的情报看，他们放弃了原来准备进行第二次决战的野战工事……
纳夏泰尔亲王告诉我，皇帝对那不勒斯国王没有收到敌人的媾和提议感到意外。尽管敌人的军队补进了民兵和新兵，可他们没有采取防御的态势，还是继续撤退。皇帝由此推断，俄军在博罗迪诺战役中遭受到的惨重损失超过了人们的估计，致使他们在这一年里无力再进行大的战斗。自从会战以来，皇帝总是缄口不言，难得同他身边的幕僚们说几句话，看来他还是忧虑重重。
14日上午十点钟时，皇帝在一个叫做斯巴罗山的山顶上瞭望了莫斯科城。就在这时，那不勒斯国王派人送来了一个消息，说敌人正在撤出莫斯科。一个打着白旗 (停战旗)的俄军参谋军官来了。他提出在俄军穿过该城的时候，双方停止敌对行动。皇帝答应了敌人的要求，但是他命令缪拉元帅，一旦接近城池就紧紧地跟踪俄军，以迫使他们尽可能远地离开莫斯科。他同时指示缪拉不要进城，如果可能的话，可以绕过去。皇帝还叫国王尽快召集城中的名流，组成一个代表团，他将在城门口接见他们。
不久，皇帝又指示迪罗斯内尔将军充当莫斯科城的总督，并挑选足够的宪兵随他进城，在城中建立秩序，占领公共建筑。皇帝特别强调要维持好秩序，警卫克里姆林宫，并随时向皇帝汇报情况。尤其要催促把那不勒斯国王召集起来的社会名流组成代表团。皇帝说，这是该城居民保持平静的最好保证。
皇帝没有想到，这样的代表团根本就不会产生，也没想到他甚至连有关的消息都听不到。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疏忽，他当时一心只考虑还要进军的距离。皇帝在午时到达护城河的栅栏边，在那儿下马等候代表团的到来。他越等越不耐烦。他几乎每一分钟都派出一名军官去接代表团或者社会名流。后来，他从那不勒斯国王和迪罗斯内尔将军不断送来的报告中才获悉：他们根本就没有找到一位名流，甚至连该城的一个长期住户也找不到——他们全都跑光了。莫斯科是一座空城，除了少数社会地位低微的人外，街上几乎是肃寂无人。
那不勒斯国王寸步不离地紧跟着俄军撤退的后卫部队[缪拉元帅于1812年9月14日半夜进入了莫斯科城。]。尽管俄军指挥官不敢高声说话，但他还是向国王陛下的鲁莽提出了抗议：“您就是我们如此羡慕的那个人了。这些天来，我们哥萨克中流传说没有人打算向您这样一位勇敢的人开枪。”他又说道，“您会倒霉的。 ”他说像缪拉元帅这样有名的人不应滥用自己的勇气。很多时间就是这样在他们相互致意中过去了。看到国王对他们的奉承颇为得意，俄国人又大吹了一顿。为了给这样谦恭的敌人送点礼物，缪拉问他的随从人员，谁能借一些珠宝给他。传令军官古尔戈先生当时正在国王身边，他把自己的珠宝递给了缪拉，后者立即转赠给了哥萨克军官。
皇帝一边等候那不勒斯国王的消息，一边巡视了那座山岗。这座山岗的位置很重要，它能够控制整个城市。当陛下回到莫斯科城门口时，他命令我给在巴黎的大宰相康巴塞雷斯和在维尔纳的巴萨诺公爵写信，通知他们，我们已经到达莫斯科。他还在我的信尾署明：“写自莫斯科。”皇帝派人设置了纠察线，防止士兵们进入这座城市。但是城墙上洞眼很多，因此这个预防措施并没有多少用处。在城内，时有武装的农民、俄军的散兵游勇和随处可见的哥萨克人在互相开枪射击。
克里姆林宫也像大部分私人邸宅一样十分静谧，甚至连墙上的钟还在走着，仿佛它的主人还没有离开似的。当时，俄国的散兵游勇制造了一些骚乱。虽然不断地抓了一些人，但迪罗斯内尔先生的宪兵还是无法有效地对付他们，所以他只能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克里姆林宫和教养院一带。全城只有这两个地方没有遭到破坏，总督要求皇帝派给他更多的部队。他说每幢房子里都有俄军的散兵游勇和逃兵。最好把许多房屋都搜查一遍，在各个街区都实行巡逻制度，否则他无法保证这座城市不出乱子。皇帝命令他去请特雷维佐公爵(莫蒂埃元帅)给予帮助，因为公爵的军队将负责警卫该城。但那支部队战斗力已大大下降，而且公爵还看不到有立即派出大批部队的必要性。直到夜暮降临，他才给迪罗斯内尔将军派去一支人数很少的部队。
正如我前面谈到的，莫斯科的居民都撤走了，贵族们也逃之夭夭。我们甚至无法找到一个行政机关的公务人员。全城除了少数法国的家庭教师、外国的店铺老板、旅馆的侍者和下层社会的穷苦百姓，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人。
我很难形容皇帝听到这个消息时的沮丧表情，我也从来没有见到过他如此激动。本来在城门口等上两个小时就已经使他心烦意乱，够他气恼的了，而这个报告无疑又一次震动了他，使他深深地陷入了严肃的思考。他那平时显得十分冷淡的脸上立即浮现出痛苦和失望的表情。
迪罗斯内尔伯爵将他收集到的情报向皇帝作了汇报。这些情况完全证实了我们所听到的传闻：原莫斯科总督罗斯托普钦先生一直到当天中午十一点钟送走了最后一批政府官员和城市的居民后自己才离开城市。只有极少数居民和大约千余贫民被丢下了。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们不属于贵族家族，他们的地位太低，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上哪儿去。大部分房屋都像街道一样空无一人。
莫斯科总督一直向居民们隐瞒战役失利的情况，直到最后关头才公布撤离城市的计划，因此俄国人撤走时只带走了一小部分档案和贵重物品。军械库里还存有一些武器。有的房屋里躲藏着俄军士兵和民兵。他们都有武器，而那些民兵简直就像野人一样凶悍。因此，迪罗斯内尔将军再一次告诫皇帝，暂时不要进城。由于在找翻译、向导和了解情况方面遇到困难，耽误了许多时间，皇帝在城外呆了一个晚上，他的统帅部就设在郊区道路上一座木结构的下等酒店里。
正在追击敌人的那不勒斯国王给皇帝送来了消息，说他抓了许多俄军散兵。他们全都说俄军正在解体；哥萨克人公然宣称他们不再打仗了，其他部队正开往喀山。国王证实了我们从城里听到的消息：库图佐夫一直对战役的失利和撤出莫斯科城的计划秘而不宣，直到前一天人们才得知这一消息。城里的名门望族和居民当晚就开始逃离该城。直在我们到达的当天，人们还在源源不断地逃走。他告诉我们，罗斯托普钦总督只是在我们进入莫斯科的四十八小时前才得知俄军在博罗迪诺战场上失败的消息。在那以前，库图佐夫元帅只向他们说他的胜利，他的英明决策以及他如何重创法军。
那不勒斯国王信心十足地期望俘获敌人的部分护卫队。他还对一举粉碎敌人的后卫满怀信心。他认为此举将使敌人的士气一蹶不振。缪拉不断重复这类消息。他坚持说哥萨克人已经士气沮丧，不久就会脱离俄军。
所有这些消息使皇帝的心情又变得轻松愉快起来。尽管他在莫斯科的城门口没有接到沙皇媾和的建议，但是，俄军军心涣散，哥萨克人怨声载道，俄国第二首都陷落，这些将在彼得堡产生影响。还有，库图佐夫无疑也会像对罗斯托普钦一样对沙皇封锁俄军失败的消息。皇帝相信所有这一切必定会促使沙皇屈膝求和。他对库图佐夫撤向喀山的行动未置一词。
大约在夜里十一点钟，有消息说巴扎赫起火了。特雷维佐公爵和迪罗斯内尔伯爵赶往出事地点。但在黑暗中，人们对那冲天大火毫无办法，因为他们手头啥也没有。谁也不知道上哪儿去找水泵和软管。本城的居民和士兵早已把这一类商店洗劫一空。
夜里，郊外又有两处起火。出事地点离皇帝宿营的地方还有一段距离。人们认为那是烧篝火的法军不慎引起的。于是军队接到命令，统帅部要求他们加倍警惕，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这种事件果然没有再发生了，因为这种事件是容易控制的。禁卫军奉命到各处设置岗棚。特雷维佐公爵和迪罗斯内尔伯爵成天马不停蹄地巡视，尽他们的一切力量来保证这个巨大城市的安全。
迪罗斯内尔发现自己缺乏足够的兵力来维持城市的秩序。于是，他就在凌晨亲自来找皇帝，建议把莫斯科的治安交给特雷维佐公爵负责。莫蒂埃的部队(青年禁卫军)当时部署在莫斯科城各处，因而他能够很容易地控制该城的局势，皇帝同意了这个建议。迪罗斯内尔伯爵亲自向特雷维佐公爵传达了皇帝的命令，让他担负起警备莫斯科的责任。
9月15日中午，皇帝前往克里姆林宫。被遗弃的城市笼罩着沉闷静谧的气氛。在我们经过的长长的街道上，寥无一人。我军已在城市周围进入了阵地，有的军团被安置在兵营里。下午三点钟，皇帝跨上战马，对克里姆林宫和教养院做了一番视察，又巡视了该城的两座主要的大桥。尔后他回到克里姆林宫，住在沙皇亚历山大的房间里。
各方面的报告都谈到库图佐夫和罗斯托普钦在撤出该城前曾会晤过一次。据说罗斯托普钦主张把城市毁掉，但库图佐夫反对这样做。他对这个建议以及总督提出的其他一些措施非常愤慨，因此拂袖而去。从其他一些情报看，这两个互相心存芥蒂的大人物很少会见。
看来，像对罗斯托普钦一样，库图佐夫把沙皇也蒙在鼓里，直到最后关头才向他透露了真实情况，因为在彼得堡也像在莫斯科一样，人们在为俄军想象中的胜利大唱 “感恩赞美诗”呢。听说第一批从博罗迪诺撤下来的伤兵于12日抵达莫斯科，尽管人们不以为意，可第二天失败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一连两天，莫斯科的部分民兵被派去增援正规军。别说莫斯科的居民，连那些政府要人也是一直到我军进城的前一天才了解到事情的真相。
我们收到的许多情报都是自相矛盾的。有的情报说一直到最后一刻，那些撤离首都的人还对没有撤走的人保守秘密。一个上了年纪的法国女演员一再提起她同一个叫做波罗兹丁的将军的谈话，皇帝对此很感兴趣，表示想召见她。据那位将军说——应该说是据这位女演员说，人们对沙皇甚为不满，也不喜欢同波兰人打仗。俄国的贵族们害怕失去自己的财富和产业，因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争取和平。他们将向沙皇亚历山大施加压力，迫使他谋求和谈。她还说库图佐夫像欺骗了俄国的公众和莫斯科总督一样，也欺骗了彼得堡朝廷。人们都把他想象成一个胜利者，可他却轻率地撤离首都，那样必然会毁掉俄国贵族们，同时也会迫使政府急于求和。贵族们由于被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所欺骗，因而对库图佐夫和罗斯托普钦怀恨在心。
晚上八点钟，郊区突然蹿起火舌，虽然大火被我们的人员好不容易扑灭了，可人们对此还是不太重视，因为大家都把火灾的原因归咎于部队的不谨慎。
当晚，皇帝很早就睡了。当时大家都累得精疲力竭，都像他那样急于早点休息。十点半钟，一个我在彼得堡任特使时就跟着我的精力充沛的仆从唤醒了我。他说四十五分钟前，莫斯科全城着火。我一睁开眼睛就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因为火焰发出的强光已经把我的房间照得通亮，甚至在房间中央都可以看书。我从床上一跃而起，边穿衣，边吩咐仆从去唤醒宫廷总管迪罗克。由于着火的街区是离克里姆林宫最远的街区，我们决定通知莫蒂埃元帅，让禁卫军处于戒备状态，而暂时不唤醒皇帝，让他再多睡一会儿，因为他近几天来太累了。
我迅速跨上战马，想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并集中一切我能够掌握的人。我还需要证实一下散布在全城各处的我的部下是否在进行各种不必要的冒险。一阵强风从北边吹来。正吞噬着两个街区的熊熊烈焰，开始向市中心蔓延，火势越来越猛。9月16日夜大约十二点半钟，第三起火灾在稍靠西的街区也发生了。不一会儿，在另一个街区又发生了第四起。这时，风向已稍稍偏西。大约凌晨四点钟，火势已广泛蔓延，看来非叫醒皇帝不可了。皇帝起来后，立刻派出更多的军官去了解火灾的规模以及火灾发生的时间。
我军处于戒备状态。没有撤走的居民都离开自己的住房，集中到各个教堂里。他们从那儿发出一片叹息声。前一天，我们就派人四处寻找灭火器材，可是一无所获。很明显，这些器材即使没被带走也已经被破坏殆尽，不能使用了。从一些房子里，法军官兵抓到了一些Boutechntcks(正在执行任务的警察)和俄国农民。他们是在往易燃物上点火时被捕的。那些易燃物事先被放在房子里，显然是准备烧毁城市时用的。
波兰士兵报告说他们已经抓到一些纵火犯，并且开枪打伤了若干罪犯。他们说从这些人和一些居民口里得知，放火是警察们按俄国总督的命令干的。他们奉命在一夜之间烧掉全城。这些报告简直叫人不敢相信。被捕的人被监押起来了。法军又增派了瞭望哨和新的巡逻队，并在那些还没有燃烧的街区设置警戒线。可是不断传来的有关火灾的消息增加了我们的忧虑。
皇帝显得心事重重。快到九点半的时候，他步行离开了克里姆林宫的院子。恰在这时，两个被当场捉住的纵火犯被带了进来。他们都身穿警服。我们当着皇帝的面审问了这两个人。他们供出了自己的任务：他们的长官命令他们焚毁一切。自然，房屋就成了放火的目标。在每个街区，他们都准备好了大量的易燃物——他们听说，这是总督罗斯托普钦下的命令。警官把他们分成小组，然后派往各个街区。行动命令是头天夜里下达的，次日早晨一位军官又重复了这道命令。这两个俄国人开始时支支吾吾，都不愿说出那个军官的名字。后来，他们中的一个人还是供了出来——那人只不过是一名下级军官而已。他们当时都不可能或者不愿意说出他现在在哪里，怎样才能找到他。我把这些俄国人的话给皇帝翻译成法语。当时陛下的幕僚都在场。从其他方面得到的情报证明他们说的都是实话。这些纵火者全都被关押起来，其中有的人受到审判，有八到十人被枪毙了。
烈焰继续从已经燃烧的街区的边缘向其他街区扩展。克里姆林宫周围的房屋已经燃烧起来了。稍稍偏西的北风掀起了更可怕的火浪。火势还在大面积继续蔓延，强风把大量的火星播向远处。火场周围的房屋即刻也落入了可怕的火海，连最勇敢的人也不敢稍微接近这片烈焰。空气灼人，松木的火星四射。
军火库那支撑房顶的栋梁着了火。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的御厨也伸出了火舌。那儿的人们拿着扫帚和铁桶奋力灭火。他们拼命扑打从天而降的火星，用水浇湿房顶的横梁。皇帝亲临军火库的救火现场。他的出现鼓舞了禁卫军官兵。他们终于以难以置信的勇气和力量扑灭了那一片大火[禁卫军的炮手和步兵担心地看到拿破仑出现在如此危险的境地，因而人人奋勇争先，急于把火扑灭。拉里里布瓦思埃将军恳求皇帝赶快离开。他指出，皇帝在场只能使炮手们在大火中作出无谓的牺牲。—— 见他所著的《1812年手稿》。]。
我急忙赶往宫廷马厩，因为皇帝的马匹都拴在那儿，此外还有沙皇加冕典礼时乘坐过的马车。当时马厩也着火了，马夫和侍从们凭着极大的热情和勇气奋力灭火。一些人爬上了屋顶敲掉木头上的炭渣，另一些人正在使用我在夜里装好的两台灭火机(这两台机器原先完全被拆散了)。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我们是在一个燃烧的窟窿下拼搏。由于大家的努力，我们拯救了美丽的哥利津宫以及附属的两幢房屋——当时那些房屋都已烧着了。在灭火中法军居然还能够得到哥利津亲王的仆从们的襄助。那些仆从对他们的主人表现出高度的忠诚。在这场同烈火的搏斗中，我们每个人都尽到了最大的努力。
整个空间都弥漫着烟火，我们呼吸进去的都是烟火，身体再好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也难于长久支持。克里姆林宫南边的桥被烈火烤得如此灼热，以致当大量的火星溅落下来时，桥面上就火苗乱蹿。尽管禁卫军和工兵们决心要保住这座桥，火焰还是此伏彼起。我和禁卫军的将军们、皇帝的副官们不得不帮他们一把。我们始终留在那片火海的中央，以便鼓舞那些被烤得半死的人们。同这样的烈火作斗争，你必须不住地运动，不能老站在一个地方，否则就会被烧伤。尽管如此，那些掷弹兵的皮毛帽子还是被烤焦了。
就在这时，烈火扩展到了更大片的城区。我军进驻的北区和西区也大部分燃烧起来了。浓烟笼罩了那些豪华的剧场和大型的建筑物。西风继续在刮着，火势有增无减。人们不知道这场火灾要烧到何时何地才结束，因为人们无法控制它、征服它。火焰越过了克里姆林宫城墙，但是看来莫斯科河可能会拯救莫斯科的东城区。
大约下午四点钟，烈火还在熊熊燃烧。尽管那不勒斯国王不断送来报告，说俄军还在沿着通往喀山的道路撤退，皇帝却开始考虑这场灾难也许同敌军的活动有关。于是，他下令弃城，禁止部队把任何军需品丢在城内。
统帅部设在通往彼得堡大道旁的彼得罗夫宫。这是一座乡间的官邸。沙皇在莫斯科进行加冕典礼以前就常常喜欢住在这儿。由于大火的关系，我们无法走近路直达彼得罗夫宫，而不得不绕道西城区，穿过废墟、灰烬，甚至烈火。当我们到达那儿的时候，夜幕早已降临。第二天，我们一直呆在那座宫殿里。城里的烈火还在以新的势头继续猛烧。但是从克里姆林宫到彼得罗夫宫的那一部分街区被我们抢救出来了。统帅部和禁卫军就驻扎在那一带。皇帝在深深地思索着，没有同任何人说话。
在一些公共的和私人的建筑物里，我和一些人都亲眼看到了俄国人预先设置的导火索。那些导火索都是同一种型号，我把其中一部分带去给皇帝看。这些导火索还是在皇帝进城时，在住宅区，甚至在克里姆林宫的皇家卧室里找到的。迪罗斯内尔先生、特雷维佐公爵、迪马伯爵和其他许多人也在他们的门口看见过这些东西。可惜当时他们对此并没有当一回事，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作为一个失去自卫能力的实体——莫斯科总督及其政府还能够有什么大的作为。
一位俄国警官曾供认(他是在我们进城那天被捕的)，纵火的准备和实施都是按照总督罗斯托普钦的命令去做的。那位警官是当勒卢涅男爵进城寻找陛下需要的代表团时，落入我军之手的。他知道所有那些正在进行中的活动。他那些坦白的供词，后来被一些警察的供词和许多报告证实了。关于放火的准备工作，他还提供了许多细节。如今这些细节使人们不再怀疑是总督下的命令这一事实。同时他还适时地揭露了俄国人烧城的阴谋。那些纵火者有的受到审判，有的丧了命，有的蹲了监狱。正如皇帝所说的，他们都成了盲目服从上司的牺牲品，而他们的上司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疯子。
被勒卢涅男爵抓到的那位俄国警官出于无奈，一开始就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情报。他的情报听来令人惊骇，并且不无混乱之处，最初留给人们的印象，无异于痴人说梦，因此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那个不幸的俄国人在别人不需要他时，被送到禁卫军监禁起来。直到火灾发生时，人们才记起了他说过的话。人们还想起，当出现第一起较小的火灾时，他就大声宣布，不要多久，还有更大的火灾会出现。可当时大家还认为那只是由于笼火距离木头房子太近而引起的。当全城各区都燃起熊熊大火时，他又说，烈焰将要毁灭这座城市，因为总督的命令已经付诸实行了。我们曾经怪罪他有意危言耸听，扰乱军心，此刻这一切都成了事实。因此他又被带出来审问。除了原先提供的情况，他又作了一些补充。他的话也证实了其他纵火者的话：在罗斯托普钦撤走的前一天，有好几位警官被召到一个他指定的隐蔽地点，接受了他准备烧城的命令。他们奉命：一接到放火的暗号，立刻就动手。开过几次会议之后，警察头目指定了一个新的场所，让下级去报告情况。在指定的那一天，各警官几乎同时都接到了总督发出的命令，他们把那个命令传达到自己管辖的街区，让人们放火烧房子，让消防队拿走灭火机，凡是不能用马驮走的灭火器材都被拆掉或者藏匿起来。
进莫斯科以前，皇帝本来不打算住在城里面的。这场大火，以及后勤供应遭受到的破坏，似乎使皇帝坚定了原先的想法。事实上，这时撤退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纳夏泰尔亲王甚至曾经设想过撤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那不勒斯国王不断地送来报告，说是俄军正在崩溃。他还在一个急件中表示了他所希冀达到的结果，并且按照他的愿望做出了保证。这一切不久就动摇了皇帝的决心。
缪拉元帅眼里看到的是俄军沿着通往喀山大道的撤退、俄军的逃亡和溃散，哥萨克骑兵准备同俄军分道扬镳，有人甚至还想同胜利的法国人合作，完成“共同”的事业。哥萨克的首领不断地阿谀逢迎，终于征服了那不勒斯国王。国王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给对方以宽宏大量的暗示，法军的前锋部队不需要再打仗了。而哥萨克军官们从国王那儿了解到他将向何方前进，他打算在哪儿建立自己的司令部。缪拉的前哨部队每到一地，哥萨克人都对他们关怀备至，生怕发生什么不妥的事情。讨好、卖乖，无所不用其极，为的是讨国王的欢心。他们那些表示敬仰的谈论也使缪拉快活得忘乎所以。
因此皇帝对国王的信件并不完全相信。那些大肆吹捧缪拉的评论也使他感到怀疑，他发现国王被敌人戏弄了。他要国王相信，库图佐夫向喀山撤退不过是故作姿态罢了。但皇帝当时也看不透敌人调动的真实意图。在缪拉看来，如果情况如皇帝所说的那样，那么这种装模作样的撤退的原因是由于敌军正在瓦解以及哥萨克人的不满 ——因而可以断定，敌军虚张声势的撤退只是一场骗局。尽管如此——如果这是真的——皇帝也感到心满意足，但他还是看出了敌人的一些阴谋：蒙蔽和欺骗国王，对他施放诱饵，引诱他落入陷阱。
9月18日，皇帝回到了克里姆林宫。由于他离开莫斯科，部队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局面。那些被我们从火海中抢救出来的房屋遭到抢劫，那些留下来的城市居民受到虐待，商店和酒窖被强行打开。从那时起，各种暴行和犯罪便泛滥成灾，其原因就是那些喝得烂醉的士兵们摆脱了上司的约束。城里的一些不法之徒也利用了这种混乱局面，开始进行抢劫。他们还领着法军到酒窖及一切他们认为可能收藏着财富的地方去，以图在抢劫后能够分享赃物。那些没有进城的部队也派出自己的小分队来获取他们需要的粮食和战利品。这种有组织的搜索，其结果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各种各样的军需品被找到了，人们获得大量的酒和白兰地。沿着码头一线的粮仓和饲料仓库没有受到火灾的侵害。自从会战以来，人人都急于搞到更多的饲料，尤其是当法军从斯摩棱斯克向格日阿次克进军时，由于草料缺乏，军马常饿着肚子，死亡率很高。现在他们如愿以偿。光是15日和16日那两天我们弄到的草料就够用好几个月了。一部分食品在人们找到时就消费掉了。多亏那些剩余的粮食，使得我们在离开莫斯科前都生活得相当富足，甚至在撤退的部分日子里，这些粮食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使许多人和马免于饿死[拉雷在《军事外科学》一书中估计，从莫斯科找到的粮食足可供全军食用六个月。]。
皇帝一回到莫斯科，立即忙于整顿部队。陛下认为俄国人出于憎恨才放火烧城。而法军拼尽全力去扑灭大火，从这一点来说，也足以宽恕法军士兵所犯的罪行。
皇帝指示勒卢涅先生去寻找一个俄国人，这个人要能够说出他所知道的情况，又能把他听到的话带到某一个适当的地方去重复。图托尔明先生是教养院的院长。他像一个优秀的父亲那样，把绝大部分孤儿遣散之后，仍然勇敢地留了下来。看来他是会不负使命的。作为未亡皇后的慈善机关的一个负责人，他的地位使他的报告有一定的权威性，并能在彼得堡的各个阶层产生影响。他被带来晋见拿破仑，勒卢涅先生在旁进行翻译。
这位俄国人对我军帮助和保护了他的慈善机关说了许多表示感激的话。皇帝向他保证说进行这场战争完全是出于纯政治的动机，而不是出于个人仇恨。和平是他首先要达到的目标。当他再一次解释了这场战争后，他说，他曾不顾个人的生命安危被迫进入莫斯科。他像在别的地方一样，做了各种各样的好事，保护私人财产，镇压纵火犯，那场火是俄国人自己烧起来的。
图托尔明先生给彼得堡的信刚写好，他就获得通行证和其他一切便利条件，使他的一位职员能以信使的身份去彼得堡。
除了那不勒斯国王的军团以外，其他全部法军都驻在城里或者城郊。从火海中逃出来的俄国人都已经在教堂和公墓区，以及一切他们认为不会受到军队骚扰的地方找到了安身之处。建立在广场上的大部分教堂给人们逃避火灾提供了相当安全的处所。许多难民已经前往彼得罗夫宫，我们全力帮助了这些不幸的人们。在哥利津宫，我给大约二十四位难民提供了住处。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位名叫查格里斯基，他是沙皇的御厩大臣。他留在莫斯科，是想挽救他的房子，那是他倾毕生心血关注的财产。在这些人里面还有一位俄军少将，他双亲都是德国人，在为叶卡捷琳娜女皇服务了多年之后，他退休住在莫斯科。此时这些闷闷不乐的人们除了身上的大衣，已经身无分文了。
我此次重返莫斯科，一点也不比离开时心情轻松。自从我弟弟死后，我自己的惨淡心情是无法言喻的。最近的事件给我造成的刺激又简直是给我的致命一击。那些即将包围我们的恐怖更加深了我失去亲人的痛苦。面对人民所遭受的如此深重的灾难，一个人心灵上的创伤是难以完全医治好的。在严重的浩劫中，他的心情只会变得更加沉重。我的心碎了，那些从来不曾见过这种悲惨场面和毁灭情景的人是幸运的。
莫斯科的大部分城区已化成灰烬。离克里姆林宫最近的北区由于风向转西而获救，有些处于上风的孤立的住宅区也完好无损。城市四周华丽的官邸也逃脱了毁灭性的大火。只是由于主人的关系，总督罗斯托普钦先生的住宅被烧成了焦土。为此，他曾在通往他的住宅翁佐沃的一个指路牌上贴出布告，以表明他的心愿。毫无疑问，这个举动在他看来是一种爱国行为。人们把这个布告呈送给皇帝。陛下把此事变成挖苦总督先生的笑料，并叫人把这个布告送往巴黎。毋容置疑，这个布告在巴黎产生的效果如同在军队一样，是皇帝始料不及的。它对每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总督赢得了更多的钦慕者，而不是批评者，尽管当初写这个布告的目的是用牺牲自己的房屋去鼓舞那些爱国者。布告是这样写的：
“八年来，我建设了这块土地。在这儿，我同全家人一块过着幸福的生活。在你们到来的时候，我公寓里总数为一千七百二十位的房客正在离开这儿。对我来说，我宁愿烧掉自己的房屋也不愿让它受到你们的玷污。法国人留在莫斯科，我放弃了两幢公离，连同家具，价值共计五十万卢布，但你们所看到的只能是灰烬。”

Imperial_Guard

七、举棋不定
回到克里姆林宫后没几天，皇帝公开宣称他决定把冬营建立在莫斯科。就当时的条件来说，莫斯科的粮食供应和居住条件都比其他地方好，因此他下令派兵把克里姆林宫和城市周田的庙宇、女修道院保卫起来。他还下令用制订冬季防御计划的眼光对邻近地区进行了几次侦察。
皇帝还采取了另外许多预防措施。他宣布说他将下令在法国和波兰征召新兵，打算组织波兰哥萨克部队。“为此，命令已经发出了。”皇帝说道。预备军团获令加入我们的战斗序列，所有那些增援部队都被派去掩护我军的后勤，保卫运输队和通讯联络线。
邮局周围修筑了防御工事；战役前我组织的通讯体系受到了特别的重视。皇帝和统帅部每天收到的从巴黎送来的急件在路上只需用十五天(常常是十四天)。陛下总是以焦急的心情等待着信使的到来。有时仅仅是晚了几个小时，他也注意到了，甚至还会为此变得忧虑起来。巴黎的公文包、华沙和维尔纳的包裹就是皇帝情绪的寒暑表。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每一个人的心情都由来自巴黎的消息所决定。
少量的酒和其他一些物品运到了莫斯科。从后方来的军官、军士和后勤官员也陆续补充了部队。当时我军各部队司令官的报告都能送达统帅部，通讯联络畅通无阻。从巴黎旅行到莫斯科就像从巴黎到马赛一样方便。尽管人们都不愿意在离法国这么远的地方过冬，然而人们的注意力和思想在不断转变。皇帝的历次战役使法军的军力受到挫伤。和平总是用好几个月艰苦转战的代价来换取。过去除了普鲁士和波兰战役，我们总是在法国过冬的。对沃斯特普达和古兹塔德的回忆，以及普乌土斯克和普拉兹尼茨(1806年到1807年的战役)的风雪给军人们带来了忧郁。
一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怀疑皇帝是否真打算在莫斯科过冬。从莫斯科到波兰的遥远的距离使敌人有无数的机会骚扰我们。此外，可能还有上千种不利条件妨碍着我军执行这一计划。但另一方面，皇帝专心致志于如此众多的防御措施，用如此明确的措辞去讨论这些措施，如果和平不能在冬季到来以前就实现的话，这些防御措施看来对皇帝的事业又是如此重要，以至我们当中那些最怀疑的人都终于相信皇帝有意要执行他的计划。当时，甚至连宫廷总管和纳夏泰尔亲王也改变了看法。因此，人们都开始打自己的小算盘。大家纷纷把遗弃在城里的有用的家具收集起来运回驻地，以安排自己的房间。木料和食品都属于收集之列。总之，人们都表现得好像一定要在春季到来之前，在莫斯科度过八个月的漫长时间似的。
而我却认为，皇帝在谈到他的计划时的圆滑腔调也如同他为“实现”这个计划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一样，无非是想转移公众的视线，好让部队收集到更多的粮秣。而更主要的是，以实力支持他对和谈的提议。当时，没有更多的人知道这些提议。图托尔明先生像勒卢涅先生一样忠实地严守秘密，而后者曾另受委托。倒是皇帝本人在纳夏泰尔亲王面前无意中泄漏出他的提议的性质。
正如皇帝后来承认的，他对和谈的提议是有把握的。那是由于他在信中强调了法国人同火烧莫斯科无关，而且尽了他们的努力来控制这场浩劫。他表示愿意同俄国人谈判，并达成一项协议。他认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引诱俄国人作出答复，甚至主动提出媾和。莫斯科大火已经在皇帝脑子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他极力想要消除这个事实会在部分俄国人中产生的不言而喻的影响以及打消俄国政府不大可能提出媾和的设想。可他总是相信他的好运，总是想象着被战争弄得筋疲力尽的俄国人会抓住一切机会来结束这场战争。
确实，我认为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拿破仑皇帝对和谈负有很大的责任，因为只有和谈才是把我军从困境中解脱出来的唯一出路。可是皇帝认为他向俄国人提出和谈似乎只是由于他的宽宏大量。他给人的一种印象是，他的真实动机只是为了哄骗俄国人。他试图相信，要是他提出建议太迟，俄国人将不敢提出媾和。因此，他希望把自己从自己安排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正是这种期望——立即实现和平的心愿，结果使他不幸地延长了在莫斯科逗留的时间。
那一年持续了很久的晴朗天气和温和气候也是使皇帝丧失判断能力的一种因素。在他的补给受到威胁和攻击以前，也许他真的想在俄国建立冬营。如果他留在俄国，正如他说的，莫斯科的政治地位、它那众多的幸存下来的建筑物，它的资源和军事态势都比其他地方要好。
就是在他的上层小圈子里，皇帝所说所为，以及所发布的命令，无不以驻守莫斯科城为前提。这样一来，甚至连那些参与皇帝最高机密的人们也在一段时间里对此深信不疑。
这就是我们到达莫斯科后十天到十二天里的情况。人们都认为，只有当我军的炮兵护卫队受到攻击，我们的邮件不能按时到达，我们才会被迫转移。
看到气候这么好，我军还是没有要撤离的迹象，我也怀疑，我军是否会自动退出莫斯科了。我想，在冰冻开始前，皇帝甚至不可能想到要撤退。特别重要的是我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证大军团能跨过冰原。尽管从当年在沃斯特鲁达和在波兰发生的事情中人们联想到俄罗斯冬天将意味着什么。此外，对1807年的回忆又使人们想到了皇帝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精神。
每一天，人们都发现了一些藏有大量货物、衣服和皮毛的商店和地下室。因此，许多人都争相购买过冬的必需品，事后证明这些物品拯救了法军不少人的生命。
我给所有部下发了薪金，并命令他们在大衣里衬上皮毛。要是买不到大张的毛皮，至少衣领子要衬上皮毛。我还下令制作皮帽子和皮手套。我一进城，就组织了一些工场，制造交通工具，以备运送饼干和饲料。我建立了一个很大的马掌仓库，以便给马匹钉上冰钉，使马匹能在冰雪中奔跑。总之，我采取了一切有效措施来对付在冬天可能遇到的困难。靠着这些措施，我的病号和车辆才能平安地到达遥远的维尔纳。
皇帝重返莫斯科后，曾下令在克里姆林宫院内举行阅兵仪式。我们花了很大力量建立了一些烘烤炉。一个炊厨服务系统也组建起来了。建筑防御工事的工作正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达武军团的一部分部队开进城内，以加强城市防务。城郊的蔬菜，特别是白菜都被仔细地收割回来，大堆大堆的干草也被运回城里，城市周围两、三里格内的马铃薯也全部被收获干净，车辆日夜都在繁忙地运输。由于面粉开始缺乏，我为皇室人员们开办了一家磨坊；我叫人们烘烤出大量的饼干，我们还制造出很多雪橇。一句话，不论是继续留在城内，还是马上撤离，我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我们还精心建立了一些医院，我在克里姆林宫旁边就专为皇室人员建立了一座。当时，大批饱受疲惫之苦的军人又受着头痛发烧的折磨。
图托尔明先生送去彼得堡的谈判建议被俄国人当作是我军已经落到山穷水尽地步的证据，这是他们早就期待的。当俄国人在讨论那个提议时，如前所述，皇帝正夜以继日地埋头于他日常的工作。法国和巴黎是他关心的主要目标。信使们带着从莫斯科签署的法令和决议频繁地启程回国。
皇帝习惯于在被征服国家的皇宫里下达和平的命令。而这一次，对手的沉默使他惊诧不已。这种沉默越久，越是证明沙皇的抵抗决心和俄国人民的愤怒情绪，拿破仑皇帝就越是相信和平协议只能在莫斯科达成。他希望以自己温和的态度博得对方的好感，他以谴责放火来为自己开释，他甚如(？)尽全力逮捕罪犯。他说：
“ 很难看出由于仇恨所产生的动机能妨碍我们双方达成谅解。我们到达了俄国古老的首都。从军事的观点看，不管多么有利，可不签订一个初步和平协议就离开这里会被人们看成是一种政治上的失败。整个欧洲在注视着我们，他们会把我们在明年春天肯定会获得的胜利判断为我们今天的失败。如果那样，后果将不堪设想。”
从那时起，皇帝实际上已经准备撤出俄国。他采取了一些措施抵制英国的贸易。他想以此来抵消他的军队在荣誉上受到的损失。陛下想重新争取沙皇亚历山大。他似乎是自愿做出一些对方没有料到的牺牲，给沙皇一点让步，使他不会在自己的人民面前丢脸。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皇帝力图消弭相互敌对的令人讨厌的记忆。因此他决定亲自直接给沙皇写信。勒卢涅先生奉命到医院和俄国俘虏中寻找一位能给彼得堡送信的高级军官。结果他找到了，此人是俄国驻德国外交官的兄弟。
皇帝把他曾经向图托尔明先生说过的话又向这位俄国军官重复了一遍。他提出了有关法、俄和解及达成和平协议的想法，但是，这位俄国军官却彬彬有礼地回答说，只要法国人仍然留在莫斯科，他就怀疑双方能否达成任何谅解。然而皇帝当时对这个看法不予重视，只是让俄国军官把他的一封信带走。陛下自我安慰说，彼得堡内阁之所以对提议没有作出反应，是由于他们害怕法国人在谈判中要价太高。而他表示的温和态度给俄国人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一定会急于抓住这个有利的机会。就是这个致命的想法，这种不幸的希望，使得法军仍然留在莫斯科，后来不得不冒着冬季的严寒撤退。这个严冬所索取的生命比任何瘟疫都要多得多。
皇帝当时的这一想法只有纳夏泰尔亲王、勒卢涅先生和我知道。依照皇帝提出的要求，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保守着秘密。
现在，让我来谈谈那不勒斯国王。他沿着喀山大道信心百倍地跟踪俄国军队。其间他曾回到莫斯科晋见过皇帝，第二天，才回前卫部队。
国王在莫斯科时，欧仁亲王、纳夏泰尔亲王、埃克米尔亲王凑巧都到了皇帝那儿。皇帝提出了一个问题：法军立刻向彼得堡进军是否行得通。按照国王的说法，俄国人正在全线退却，部队混乱，士气低落，哥萨克人随时都准备离弃他们。皇帝真的相信有进行新的远征的可能吗？他真的认为在寒冬到来之前还有时间执行这一计划吗？他以为部队还有如此雄厚的实力能实现这一目标吗？从他以前和后来对纳夏泰尔亲王说的话来看，我知道他从来没有真正打算实行这一计划。且不说我军的炮兵和骑兵实力大减，就是从敌人方面来看，库图佐夫就近在眼前。他们有组织完善的步兵和庞大的骑兵部队。显然，这一计划是行不通的。
欧仁亲王和元帅们并没有把俄军看得一团糟，因而没有像国王那样盲目乐观。他们坚持说我军需要休整，而且有必要尽快地在良好的冬营里进行整编。
皇帝一定是想通过说明法军还能胜任任何军事行动来分散大家对军队巨大损失的注意力。他一定是想驱散来自彼得堡的声音。他还急于想知道部队中知识分子心里想的是什么。对皇帝提出的计划，元帅们没有进行更多的讨论。我们依然留在莫斯科。
俄国人继续用甜言蜜语哄骗那不勒斯国王，用无微不至的关心来麻痹他的斗志。同时我军的前卫部队完全陶醉于同敌人的礼尚往来。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他们却很少向前推进。这样做当时是深受士兵们的欢迎的，因为他们都不愿远离莫斯科的酒窖和其他所有的好东西。这一切都被那些留在城中的部队享用了。由于法军的前卫部队离俄国首都不远，因此他们仍能每天都得到这些东西。
国王不想推进太远，无疑他也没能了解到皇帝命令的重要性[拿破仑曾命令缪拉从梁赞大道向土拉大道进军，直至得到关于库图佐夫的消息。]。因此，前卫部队表现懒散，进展迟缓，只是经常变动着他们的阵地而已(我只是重复当时从皇帝那儿听到的情况)。为了自我辩解，国王一再在信中表白，他是在用巧计捉弄哥萨克人，而那些哥萨克人已不想再同我们作战了。他说，他可以攻击他们，尽管他们不会向法军开火。总之，他们已不再具有自卫能力，而且实际上正在脱离同俄军的联系。他还说，他发现俄国农奴对现实极为不满，许多人已经在谈论着争取自由，等等。
纳夏泰尔亲王把两封这样的信拿给我看，皇帝也给我看过三、四封，这类信件的内容大同小异，皇帝问我对此有何想法。
“我认为他们在愚弄那不勒斯国王。”我说道。
皇帝和亲王都同意我的看法。
皇帝曾一再命令那不勒斯国王率军紧追敌军，识破敌人的诡计，侦察出库图佐夫的行踪。现在，这些命令全都落空了。因此他为伊斯的利亚公爵组建了一个军团。这个军团是由达武的步兵和禁卫军的骑兵组成的。拉·何塞师也编入这个军团。
那不勒斯国王终于认识到自己的失误，开始按照皇帝的命令向卡卢加方向追击。直到那时为止，他还同哥萨克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把自己的手表、宝石都送给了他们，甚至差一点没把自己身上的衬衣都送出去。他根本就没发现狡猾的哥萨克人正在戏弄他，让他把注意力放在通往喀山的道路上。而在这种烟幕的掩盖下，俄军主力已经转向卡卢加大道达五天之久了。他们乘着夜色，在首都莫斯科熊熊火光的映照下行军。
9月23日，我军的运输队受到敌人的袭击，可我军的前卫部队和哥萨克人的非正式谈判还在进行中。皇帝知悉此事后，十分气恼。他禁止再谈判下去。过去皇帝曾一再说明过这种对话的意义。此时，他将对话取消了。这个事件看来非常严重，皇帝对此表示了特别的关注。关于塞巴斯蒂亚尼将军的军团，他所关心的是，人们在谈论些什么。
“这种同敌人的联系，”皇帝说道，“目的只是为了警告部队，让他们不要忘记自己远离法国，不要忘记俄国的气候，俄国的冬季。现在我知道俄国人在说这场战争是不公正的，是失策的，我攻击俄国人是不义的。他们会向我的士兵们大谈沙皇的和平目标，谈他如何爱护法国人和他们的缓和政策。通过这些甜言蜜语，俄国人正在把我们勇敢的士兵变成叛徒，使那些英勇的人丧失斗志，为俄国人的事业增加支持者。缪拉是个容易上当受骗的人，他的蠢笨远远超过了他的精明……我要把第一个再同敌人对话的人枪毙掉，哪怕他是将军。”
皇帝绝对禁止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与敌人进行交往。为了照顾那不勒斯国王的感情，命令只是直接送交塞巴斯蒂亚尼将军。
事态已经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我们的前卫部队和敌人实行了心照不宣的停火。敌人从停火中得到了很多好处。他们麻痹我军的警惕性，派出特遣分队进入了斯摩棱斯克市，把法军没能送走的十五辆弹药车全部烧毁。他们扰乱了我军后方的通讯联系，使信件迟迟不能送到莫斯科。这件事使皇帝大发雷霆。皇帝发这么大的火，在战役开始以来还是第一次。同敌人友好往来的浪头当时还波及到伊斯的利亚公爵指挥的部队。皇帝得知此事后，极为烦恼。他没收了两面我军接受的停战旗，并且严令公爵不得再接受此类东西。他还命令公爵派人在前哨没收一切从敌方寄来的信件，并把这些信件送交统帅部，以避免任何与敌人私人之间的联系。
“所有这些停战旗下的谈判，”皇帝当着我的面对贝尔蒂埃说，“只能对要求谈判的那一方有好处。现在这种谈判正从各方面削弱我们的优势。”
皇帝要求贝尔蒂埃把这个命令转达给贝西埃尔元帅。
皇帝差不多每天都骑马视察城内的各个部队和城周围被当做军营的女修道院。那些修道院的高墙看上去好像是一个个小城堡。他白天忙了一整天，晚上还要工作到深夜。整个法兰西、波兰以及在他统治下的德国，也感觉得到他脉搏的跳动，就好像他仍然坐在杜伊勒里宫一样。每一天，邮差、信使们都带来许多信件，然后又带着命令返回法国和欧洲。当时邮政通讯已经十分健全、准时。邮件通常都是在下午两点钟左右到达莫斯科。
晚饭后，皇帝经常接见元帅们、博阿尔内和那些可以暂时离开部队的师长们。一个星期里他常有三、四次召来这些军事首脑共进晚餐。在饭后的闲谈中，皇帝能够很好地控制与会者的观点，并从政治上指导全军的舆论。
为了那些留下来的可怜的俄国人的利益，皇帝想找一些德高望重的俄国人来管理市政。他下令寻找这样一位俄国人。但是，找来找去，只有图托尔明先生是个合适的人选。然而，教养院的工作太需要他了，他根本无法接受别的任务。
皇帝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同我讨论过任何政治事务，而且纳夏泰尔亲王在开始时对皇帝想要举行的那种谈判并不很了解。因此，我也只是在后来才认识那几位俄国人的。皇帝发现我的看法总是同他的想法相抵触，对我心怀不满。所以，我不敢贸然去见图托尔明先生。至于在我保护下刚脱离了灾难的查格里斯基先生和其他俄国人，我也求宫廷总管告诉皇帝一声，以免以后发生误会。不管怎么说，他们全是些老人，并且全是些早就离开了政府的无足轻重的人们。谁知皇帝竟想在市政管理中雇佣这些人。有一次，他暗示说，他想要见一见他们。但这些俄国人婉言谢绝了皇帝关于要他们任职的要求——一个最简单的理由是，他们没有衣服穿。现在人们是不可能想象他们当时的那种狼狈相的。
除了陪伴皇帝骑马出巡，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住房。尽管我和我的参谋们置放车辆的哥利津宫在我们去彼得罗夫宫的那天夜里遭到了彻底洗劫，可我还是搜集到很多书籍，所以也偷闲读了不少书。在克里姆林宫，我占用了两间南边有阳台的小房间。当时在宫中，除了大厅以外，别的房间都谈不上什么布置，因此，我们都不得不购买那些从烧毁的房子中抢救出来的家具。用这种方法，我用几个金币就买下了俄国皇家的全部肖像画，这些名贵的画被士兵们当作营房里的隔板。
当时，天空是那样晴朗，气候是那样温和，甚至连莫斯科的居民们也感到奇怪。看来，似乎连季节也和沙皇一起图谋欺骗皇帝[“少有的好天气。居民们说：‘上帝一定与你们同在，以往的冬天要冷得多。’”——见卡斯特朗的《日记》。]。每一天，当我在场时，皇帝都非常尖刻地评论说，莫斯科的秋天要比枫丹白露的秋天更晴朗、更暖和。他每天都骑马出巡。他出外时没有哪一天不讽刺性地拿本地的气温同法国的气温做比较。他常哼着一首古老的曲子，他只是把其中的歌词改成了更妙的句子和适当的诗句：“一个旅游者以最轻松的态度撒谎”。——A beau mentir qui vient de loin。(远方来客撒谎戳不穿。)他还怕这样说不够尖刻，有时，还要对阳光评论一番：“这么说，这就是科兰古先生拿来吓唬小孩的莫斯科之冬啦。”
我们在莫斯科已经住了三个星期。自从会战以来，皇帝还没有对我提到过我弟弟的死，尽管他在文告中用最热烈的言词赞誉过他。
“我能为您兄弟的幕僚们做些什么呢？”这是皇帝谈到我弟弟时的第一句话。这句话引起了我极大的痛苦。“他们一定都是些优秀的军官，因为他们的将军是个了不起的人。如果他不死，一定会大有作为。”
我对陛下说，如果他答应的话，我将建议提拔和奖励我弟弟麾下的全体参谋军官、传令军官和那些默默无闻的人们。
皇帝回答说：“今天我就要把这件事办好[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还要补充说明一下：皇帝所有的参谋军官，传令军官、副官以及那些隶属于统帅部的将军们和军官们都是在御厩大臣的指挥之下。——摘自科兰古的笔记。]。”
皇帝之所以不愿对我提起我弟弟，那是因为一提到我弟弟就会使他产生一种对我不满的情绪。他在同纳夏泰尔亲王和迪罗克谈话时，就时常提到我弟弟。
就在会战的当天晚上，皇帝同纳夏泰尔亲王这样谈到了我弟弟：
“他是我最好的骑兵军官，他思想敏捷、目光锐利、英勇无畏。如果他还活着，到战役结束时，一定可以取代缪拉元帅。”
皇帝批准了我的建议，提升了我弟弟的下属人员，尤其是他的副官们，但皇帝绝不在我面前再提到他了。
从皇帝收到的报告来看，我军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一切事情都使他感到自己处在艰难困苦之中。但是困难越大，他就越有决心去克服它们……
尽管大部分军团都有一些物资储备，可需要源源不断地供给部队物资的后勤服务却十分脆弱。他们既没有军队保护也没有足够的运输工具把军需品运送上来。皇帝幻想能同过去的战役一样，会遇着某些商业公司，只要拿出黄金或者纸币，他们就会把你所需要的物资送来。但是，哪儿没有适当的行政管理，哪儿就不会有承包商。像往常那样，当他遇到无法逾越的障碍时，皇帝反而会做出更大胆的决定，寻找能够克服困难的办法。此刻他想，利用那些贫穷的难民一定是个可行的办法。他认为那些袭扰我军运输线的哥萨克骑兵必然会同情他们自己的同胞，因而供给他们所需要的物资，其中必然有一部分是我军所需要的。于是，他下令成立一个俄国公司，专门到乡下从事食物采购。可是，没有一个俄国人敢自愿参加，尽管我们事先许愿用现金做交易，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们十分清楚，哥萨克人对待莫斯科的居民不会比对待法国驻军更好一些。
皇帝很长一段时间来没有同我讨论过政治问题。在10月2日或3日，他突然问我，如果向沙皇提出和平建议，沙皇是否会答应呢？当时，他并没有同我谈到他已经向沙皇写信一事。我坦率地回答说，在我看来，俄国人牺牲莫斯科的做法就表明了他们抗战到底的决心。随着气候转冷，对俄国人有利的机会将更多。总而言之，既然沙皇下决心放火烧毁莫斯科，他就绝不会在这个废墟上签订和约。
“您愿意去彼得堡吗？”皇帝问我，“您去见沙皇，我让您带一封信去，您将去缔结和约。”
我回答说，由我去完成这样一个使命是不会成功的，因为他们不会接待我。皇帝做了一个滑稽相，他戏谑地说：我的想法完全错了，因为沙皇一定十分渴望通过给他谈判的机会来捞取好处。他的那些贵族已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再加上莫斯科被烧毁，他一定会急于实现和平的。皇帝十分肯定地说，“放火烧莫斯科是一件愚蠢的事，纵火的那些疯子当时可能会自我吹嘘一番，但是，一到第二天，他们就会追悔莫及。沙皇看得很清楚，他的将军们没有本事——就是再强大的军队在这些将军们的率领下，也是无所作为的。”
皇帝继续同我争论，企图用他的道理说服我，劝我接受这样一个使命。
我把上面说的话一再重复也不起作用。皇帝说我弄错了。他刚刚听到从彼得堡传来的消息说，俄国人正在惊慌失措地收拾东西，准备迁都。最贵重的东西已经送往内地，有的甚至送到英国。沙皇对形势一筹莫展，因为他的军队减员太多，再加上士气低落，而法国军队已做好了进军彼得堡的准备。陛下还说，气候仍然对我们有利，如果我们向彼得堡进军，沙皇政府就会彻底垮台，沙皇就会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因此，他一定会以迫不急待的心情，抓住我们的任何一个关于和谈的提议。因为那样，他才能以一种体面的方式爬出他为自己设置的绝境。
皇帝发现他的话不能动摇我的决心。于是就说，由我起头，每一个曾经到过俄国的人都同他大讲有关俄国冬天的神话。他还是坚持他要我出使彼得堡的要求。皇帝看到我执意不从，以为只是因为过去我在彼得堡受到过热情款待，而现在俄国正在遭到浩劫，我去那儿会感到处境尴尬。他说：
“很好！那么你去库图佐夫的统帅部吧。”
我回答说不管是去彼得堡，还是去见库图佐夫，都不会有什么结果。我说，我想起了沙皇亚历山大在一次会见中同我说过的话。我深知他的性格，他绝不会在自己的首都签署一项和约。他一定会拒绝这个提议的。我还说，我们这项建议根本不会得到响应，因而最好不要提出这种建议。
皇帝突然转过身去，他说：
“好吧，我派洛里斯托纳去。他将要享受缔结和约以及拯救你的好友亚历山大的皇位的荣誉。”
果然，没过多久，皇帝就把会见库图佐夫的使命交给了洛里斯托纳先生。
洛里斯托纳先生于10月4日和5日到了俄军的司令部。他受到很好的接待。库图佐夫拒绝让他再继续往前走。当时洛里斯托纳先生获得了这样一个印象。每一个俄国人都急于尽快结束这场战争，他们看来比我们更加疲惫不堪。有人告诉他，彼得堡很快就会做出答复的。这个话使皇帝十分愉快。他希望和要求的就是在谈判和拟定条款时，双方能够停止敌对军事行动。他猜想，事情将正如在过去那些相类似的情况下人们通常所做的那样，在谈判过程中，交战双方都蹲在自己防守的工事里，各处都平安无事[在库图佐夫和洛里斯托纳的会谈中，库图佐夫不同意任何形式的休战。他只同意两军的前哨部队停火。这样库图佐夫就为自己保留了行动的自由。在法军的两翼，哥萨克骑兵就可随意进行袭击。]。
听纳夏泰尔亲王和迪罗克说，我们在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提出的建议，俄国人都不予理睬。皇帝认为那是因为自从巴拉索夫从维尔纳回去后俄国人胆怯心虚罢了。当时如果不把波兰恢复到原来的规模，皇帝是绝不罢休的。现在，他开始看到事件的发展和俄国乡村的焚烧已经使俄国人变得不愿同法军善罢甘休了。而莫斯科的被毁至少已使得他们达到了丧失理智的程度。陛下忽然怀疑俄国人是否会接待他的全权代表。在洛里斯托纳动身的前一晚，皇帝写信给那不勒斯国王，要他转告俄国人，说是皇帝的副官将要出使俄方。这样，他就事先得到了代表会受到接待的保证。
皇帝在心里仍然自我安慰：谈判一定会重开的——至少，他是这样说的。他在自己的建议没有被接受的情况下，仍旧呆在莫斯科。自从他作出第一次努力后，时间已过去了这么久。皇帝以为他建议中提出的理由一定能说服俄国人。因为沙皇本人一定不敢奢望法国人会有这么积极的姿态。皇帝认为自己在他的眼里是能够信得过的。因此，陛下为重开谈判又进行一番新的努力。
像每一个人一样，皇帝本来应当意识到不断重复一种和平建议，只能向敌人暴露出我们的困难处境，只能更坚定他们的敌对心理——尽管皇帝还在一个劲地想进行和谈。作为一个具有如此敏锐的政治头脑的人，如此精于计算的人，他对于自己的命运是多么盲目自信啊！他在敌人面前暴露了自己多么大的盲目性和虚弱性啊！他有着鹰一样锐利的眼睛和出色的判断力，怎么会抱有这样不切实际的幻想呢？这个矛盾，让人类学家们去分析吧。像拿破仑这样的伟人也会出现这样的失误——他竟然会去企望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作为一个有着很强判断能力的人，这是皇帝的耻辱。这种奇怪现象并不代表我们的本质。这种希望也不是一个人遇到灾难时最后的慰藉。
那不勒斯国王不顾同自己的意愿相反的那些命令，继续同敌人谈判……哥萨克人从他的制服一眼就可以认出他来。他们把他看成是他勇猛的军队中最勇敢的一个人。他们总是想开枪向他射击。哥萨克军官还像过去一样吹捧他、安抚他，说什么他们对他的勇敢佩服得五体投地。因此他们不会向他开火，而以能够把他活捉为满足。然而，有一天，当缪拉在散步时，一个对前哨部队停火的新规定不甚清楚的哥萨克兵突然用手枪向他射击，幸运的是子弹没有打中他。一位哥萨克军官立刻跑来道歉，并保证回去惩罚那个不守规矩的家伙。这个事件倒是引起了极好的结果。国王对敌人不再抱有很大的信心，而且也不太相信那些俄国贵族的和平姿态了。
纳夏泰尔亲王和弗留利公爵(迪罗克)都向我说过，皇帝之所以停留在莫斯科，是因为他想在这儿实现和平。尽管他总是企图说服别人，特别是我，可他对我军所处的形势已经不抱什么幻想。从一开始，皇帝就在他最信任的人中间说过，莫斯科的战略形势很恶劣。他留在莫斯科，只是为了重整法军，保卫我们后方的那些盟国。如果我们在这儿遭到最小的挫折，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都会翻脸，变成我们最危险的敌人。
虽然皇帝有如此清醒的认识，但他的热情，他的幻想，以及他的奢望正源源不断地从他心中产生出来，期盼望着沙皇早日作出答复。至少，他希冀能同库图佐夫达成停火协议。有了这样的协议，就可以把谈判更加推向深入。以后，人们很可能会说，皇帝是迫于当时困难的形势和极端危险的处境，才盲目地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事情正是这样。所以随着事态的发展，皇帝总是不能洞察事物的真相，从而一步步走上了危险的道路。
纳夏泰尔亲王同时收到了施瓦岑贝格和达律寄来的两封信。施瓦岑贝格的信提供了许多值得亲王思考的材料。这些情况比达律写的还要严重。亲王让我和迪罗克看了信。那封信显示了施瓦岑贝格的忠诚和高尚的情感。信的主要内容是：
“情况已很危急，形势变得更加严重。我请您(贝尔蒂埃)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始终尊重您，我们的友谊不会变，而且还将继续发展下去。”
在同贝尔蒂埃讨论那封信时，皇帝说道：
“这封信第一次给了我们反叛的警告。这种反叛也许已经开始了，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是我们背后的敌人，木已成舟，不可挽回……”
皇帝说完，停了一下，又说道：
“Du destin qui fait tout，telle est la loi suprême.”(命运安排一切，这是最高法则。)
贝尔蒂埃认为我军有必要尽快地执行原先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撤离莫斯科，向波兰转移。这样做，我们就能粉碎敌人的阴谋，而使我们自己的力量增长一倍。
[face=楷体_GB2312]“你是急于想回格罗布瓦去会见维斯孔蒂夫人吧[美丽的约瑟芬·卡克萝是弗朗西斯·维斯孔蒂的妻子，也是贝尔蒂埃的情妇。布瓦西·圣·勒格附近的格罗布瓦大别墅，当时是属于贝尔蒂埃的。他以喜欢狩猎闻名。]。”[/face]
皇帝这样说道。当他看到自己的话刺伤了对方时，又补充说：
“ 这封信完全是胡说八道。施瓦岑贝格编造了这些话，因为他想到格罗布瓦或者是在他的波西米亚打野鸡，而让你每天早晨都急一阵子。不管怎么说，马雷很喜欢他。马雷了解维尔纳的一切。那儿的一切都很正常，普鲁士人同俄国人的仗也打得好。倘若那边发生了什么事，马雷会有办法了解到的。他告诉我说，那边很安定，他十分满意。我们必须呆在莫斯科，等待亚历山大的答复。现在他比我更狼狈——因为他的元老院和库图佐夫在给他施加压力。”

Imperial_Guard

八、欲罢不能
当我军的统帅部还在梦想着谈判与和平的时候，哥萨克人正在乡下袭击我们的粮秣征收员，甚至大白天在城门附近捉走我们的人。他们还出现在莫日艾斯克到莫斯科的大道上，追逐和捕捉我军的一些零散人员。一位通信兵比正常时间迟了十五个小时才把信送到莫斯科。这可把皇帝急坏了。每过十五分钟，他都派人来问我和总参谋长信件是否送到，我们是否了解这个事件的原因。趁这个机会，我提出要派兵护送信使，哪怕是有两个人也好。这个建议，我们在到达莫斯科后就经常提出。由于路程漫长，需要接替，因而需要派出相当的兵力，才能完成这个任务。考虑到骑兵部阿队的力量已经大大削弱，皇帝决定不采纳这个建议。他说路上是安全的，采取这个预防措施没有必要。
三天以后，送信回巴黎的通信兵在过了莫日艾斯克后受到枪击，并被敌人追击达五英里远。这件事发生后，皇帝才按照我的要求，派兵护卫信使。正如我说的，每次从巴黎方面来的信件被耽搁，都使皇帝坐立不安，脾气暴躁。虽然所有重要的信件都是用密码写成的，敌人就是截获我方的信件也不能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但是皇帝看到自己同法国的联系受到威胁，便感到如坐针毡。他不希望法国和欧洲知道，在他的背后已经有了敌人的活动。
皇帝又忙碌起来。无疑，他内心已经意识到形势不利，对这一点他一直讳莫如深。战场上的惨重损失和骑兵的严重削弱，都没有像几个出现在他后方的哥萨克人那样使他心神不安。不管是在散步的时候还是在有元帅、将军、宫廷主要人物参加的晚餐后的谈话中，皇帝总是谈论晴朗的天气，他将如何在莫斯科过冬……
皇帝还公开谈论他要进击库图佐夫，把他赶得远远的，以便让法军好好休整一下。他谈论从巴萨诺公爵那儿获得的消息，一次大规模的征兵即将在波兰开始，从波兰征集的六千哥萨克人不日即可抵达莫斯科等等。
就是在这个时候，皇帝下令开始撤走那些因负伤而不能很快回到指挥岗位上的将军和军官们。失去骨干力量的部队的一些普通士兵和从各团抽调出来的一些下级军官，也将返回法国，组建和训练新的军团。皇帝命令他们回去征集大量的马匹和车辆。
野战医院的首脑南苏蒂中将也在战斗中负了伤。10月10日他被任命为这支部队的指挥官。他们终于在严寒到来之前渡过了涅曼河，并且幸运地安全回到了法国。
在准备这次撤退时，皇帝要求迪马将军报告从莫斯科到达涅曼河所需要的时间。迪马估计约需要五十天。这个估计叫皇帝非常不快，他没有想到他会离后方这么远，并且他还想到，那些自己能够计算出这个距离的人也一定会因此胆寒。皇帝在询问了计算的具体方法后，变得更加生气了，好像迪马将军能够人为地把这段距离缩短似的。
皇帝向彼得堡提出的和谈建议没有得到答复。这时，哥萨克骑兵不断地袭扰莫斯科的外围，他们甚至渗入到市郊，掠走征集粮草的人马。因此我们需要建立强大的骑兵和步兵卫队来保护那些征粮人员。
尽管皇帝没有向任何人，甚至没有向纳夏泰尔亲王暗示过有关撤退的计划，但我猜想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皇帝内心已经决定要撤出莫斯科，全军退到维帖布斯克，守住他曾经建立的那条防线，并让部队在那儿过冬。虽然他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但不幸的是他继续推迟实行这一计划。皇帝并没有意识到立即行动的紧迫性。首先，他还在幻想着他的和谈愿望会得以实现，他不相信一直对他吉星高照，使他一帆风顺的命运之神，在此刻他需要奇迹出现的时候竟会将他抛弃。
我军一支炮兵部队受到了攻击，几辆弹药车被敌人掠去。出事的那个庄园是汉皇帝进入莫斯科前过夜的地方。人们不难看出，敌人的这次攻击，标志着他们在实行一项妄图切断我军退路的新的战略计划。他们不可能想出更凶狠的计划来给我军制造麻烦，致使我们受到更沉重的打击了。我同纳夏泰尔亲王、博阿尔内先生讨论了这一事件。
事情已经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我觉得我应放弃长期以来采取的缄默态度，同皇帝好好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于是我请求陛下抽空单独接见我一次，当时我正陪同他到处巡视。看来他对我这种正式的要求感到很吃惊，他当即就同意了我的请求。
“好吧，有什么事这么急？出了什么事吗？”
我详细讲述了留在莫斯科和冬天冒着严寒行军的种种危险。皇帝很和蔼地听完我的意见。当时他没有回答我，也没有向我表明他自己的看法。
“科兰古已经快冻僵了。”皇帝是这样向迪罗克和纳夏泰尔亲王说的。他把我对他说的话告诉了他们。
纳夏泰尔亲王和欧仁亲王都曾亲自向皇帝指出过继续留在莫斯科会引起的种种不便和危险。而我军官兵麻痹大意和玩忽职守的倾向使我们所处的战略态势更加险恶。我相信，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皇帝都看到了。只是摆脱这种险恶处境所面临的困难，使他把希望寄托在谈判上。这样一来，事实上他已经成了被关在克里姆林宫的囚徒。
大概是在9月24日，莫日艾斯克大道完全被俄国的一个骑兵军团和哥萨克部队切断。皇帝派出几营骑兵和禁卫军的龙骑兵部队去打击敌人。他们同俄国骑兵打了几个小仗，获得了胜利。但后来，他们追击得太远，反而被优势的敌人包围，不得不放下武器。马瑟少校和另外几个军官，禁卫军的龙骑兵和骑兵营的一部分士兵被俘了。虽然法军士兵们在战场上表现得十分英勇，但是禁卫军团这次受到的有限损失对皇帝来说，却好像是打了一场大败仗。在当时，这个事件对每个人的打击更甚于在博罗迪诺损失了五十位将军。
通往斯摩棱斯克道路上的另外几处也被敌军占领了。由此而产生的结果就是，我们同法国的一切通信联系都被切断。维尔纳、华沙、美因兹、巴黎不能再每天收到法兰西大帝国皇帝签发的命令。在莫斯科，皇帝徒然地等待着他的大臣们的信件、政府的报告和欧洲的消息。人们也许会认为，我们从来没想过会有被敌人切断退路的可能吧。为了获得干粮而不得不拼死战斗；为了弄到一捆干草而去冒被俘的危险；为了呆在俄国，我们都有被冻死之忧。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大家对这些可能性或者说是必然性早有思想准备。但是，不能收到从法国寄来的信件，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圣·绪尔比斯将军奉命率领第二支禁卫军骑兵去打通交通线。
这个月的月底，我们就是这样轻率地在莫斯科度过了。法军当时还有九万五千名生力军，五百门大炮，其中半数以上可以用炮车牵引。
皇帝也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他竟然想拿几件他在莫斯科得到的战利品送给巴黎。因此，他征求我们的意见，应该把什么战利品送回法国来炫耀法军的赫赫战功。他亲自察看了克里姆林宫的各个部分，还视察了伊万·韦利奇教堂和其他一些教堂。
波兰人经常提到伊万·韦利奇教堂。不光是俄国人去做祷告，而且是人们极端崇拜的地方。皇帝被告知，教堂顶上的铁十字架受所有正教会的敬仰。俄国人的传说和一些报告使皇帝知道了伊万·韦利奇的十字架在敌人心目中是一个圣物，那么重树一个十字架应当是所有忠实教徒的首要目标。这个想法促使皇帝下决心摘下那个教堂上的铁十字架。可是要完成这项工作却很困难，因为没有一个工人能爬得那么高。
纳夏泰尔亲王也跟其他人一样，不忍再把这座惨遭蹂躏的城市的唯一完整的标记抢走。皇帝不得不再一次重复自己的命令，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禁卫军的工兵去完成。这么一来，就没有人再提什么困难。十字架虽然被扔到地面上来了，但它还只是部分地被拆下来。在那个铁十字架上还有许多各种不同的玩艺儿。据说那都是沙皇加冕典礼时用过的。波兰人要将教堂上面的两门老式大炮拉走。当年俄国人也就是这样从波兰人手中拉走的。但是那两门炮终究还是留下来了，因为在这个国家，我们再也找不到马匹来补充我军的损失，而且我们的炮兵也缺少马匹来牵引大炮。所以我们匀不出马匹来拉这些纪念品。因此波兰人唯一能够聊以自慰的就是，把军火库中俄国人过去从波兰掠去的那些旧军旗重新夺回去。
洛里斯托纳将军回来的那天，皇帝同我谈到了他的使命。这一次，他的态度很友好。这使我反而觉得有点儿不习惯了。
[face=楷体_GB2312]“沙皇亚历山大是个顽固的家伙，”他说，“他会后悔的。他将不会再得到我现在向他提出的那么好的条件了。由于放火烧自己的城镇和首都，他已经给他自己造成严重的损害，我还能要求他干什么呢？他要是没收英国的商船，总不会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吧？如果波兰人民不奋起反对俄国人，保卫自己的利益，我就可以停止战争，缔结和平，因为法国人已经为他们做出了应有的牺牲。但我也不会忘记照顾到他们的特殊利益。
“我打算进攻库图佐夫，倘若我把他打败——那是很有可能的，沙皇就会冒更大的风险。今天，凭他一句话，我可以停止这个军事行动。谁又能预料到，未来的战役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我有的是钱，我的士兵多得超过了需要。很快我就会有六千名波兰哥萨克兵。在下一次战役开始时，我将拥有一万五千名哥萨克士兵。从这一次战争中，我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的军队正在熟悉这个国家以及他们的军队。这些都是无法估量的优势。
“如果我把冬营建在这儿和卡卢加，甚至在斯摩棱斯克，那就意味着俄国完蛋了。我在这儿就好像在沃斯特鲁达一样提出和谈建议[1807年2月21日到3月 31日，在弗里德兰战役前，法国向俄国提出了结盟的建议。]。我能够做出的让步全都做了。除了实现我自己的计划，实现我自己规定的政治目标外，我别无其他选择。如果沙皇愿意动动脑筋的话，他应该认识到，对像我这样性格的人，他是应该在谈判问题上采取主动的。而现在我跟他已无事可做了，因为他对我提出的建议不予回答。您是对的，科兰古先生。”皇帝说道，“当时您没有接受那个任务，如果接受了，就一定会使他们认识到那时他们比我们更强大。”[/face]
在另一次谈话中，我回答皇帝说：即使让我出使彼得堡，能得到的回答也绝不会比洛里斯托纳先生得到的更好……所有那些动听的言辞只能是一种游戏，只能促使我们怀有迅速和谈、达成协议的希望。换一句话说，只能哄骗皇帝，使他在莫斯科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因为在彼得堡，俄国人了解他们的优势和我方的困难。
当我说到“哄骗”和“困难”的时候，皇帝表示惊诧。
“您说我们的困难是什么？”他问道，语气中带着恼怒。
“冬天，陛下。”我回答说，“冬天是一个巨大的困难。首先我们缺少仓库；您的炮兵缺少马匹，您的伤病员缺乏运输的车辆，您的士兵穿得也很可怜。每一个人都需要一张羊皮，一副结实的皮毛手套，一顶有护耳的帽子，暖和的袜子，结实的靴子——士兵的脚才能免于被冻伤。这一切您都缺乏。我们的马还没有一匹掌上钉了防滑铁。它们怎么能拉大炮呢？还有您的通信联络问题。陛下，我还能举出许许多多项目。现在天气还好，但是，一个月后会怎么样呢？半个月后会怎么样呢？天气转冷也许还不要那么长的时间呢。”
皇帝听着我的话。我发觉他是耐着性子听下去的，但他毕竟没有打断我，让我一口气说完。这一次，好像我的话里暗示的撤退之意比“哄骗”、“困难”更叫他恼怒。他最不愉快的就是别人言中了他这块心病。
“这么说，您认为我会离开莫斯科吗？”皇帝问道。
“是的，陛下。
“那不一定，在莫斯科比在别的地方生活更好。”
严酷的冬季，御寒物资的匮乏等等，还没有为皇帝所重视。
“您不了解法国人，”他对我说，“他们将会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一种物资也可以代替另一些物资……严冬不会在二十四小时内降临。尽管我们在适应气候方面比不上俄国人，但我们的人比他们体质更健壮。我们还没有过秋天呢。在冬季到来前，我们还会有足够长时间的好天气。”
“不要指望那个吧，陛下。”我回答说，“冬季会像炸弹一样，说来就来——考虑到当前我们部队的现状，您还不能不担忧呢。”
没有必要摆出更多的细节了。这次谈话最好不过地说明了皇帝的希望和要求。在未来的事件中，他又寄希望于能够成功地打击库图佐夫。皇帝认为他有把握能够赢得胜利。他设想天气还会好下去，使他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做完这一切。他倾向于在打败库图佐夫以前不进行大的调动。他想在守住莫斯科的同时把主力撤至维帖布斯克。这样，有必要的话，就可以在维帖布斯克过冬。要是他打算守住那条线，他就有备无患。在撤退计划中，他认为，只要他愿意，他就会有时间和办法撤走莫斯科的驻军。
10月3日，我军各部队奉命集结。在15日或16日，皇帝似乎有意撤出莫斯科，把统帅部迁到维帖布斯克，而把斯摩棱斯克当成前哨阵地。要是他不打算置身于太靠近德维纳河的维帖布斯克的话，他也有可能把统帅部设在斯摩棱斯克。皇帝比过去更痛苦地抱怨那不勒斯国王损失了他的骑兵部队。10月14日晚上，在他命令国王做好攻击库图佐夫的准备时，皇帝听信了国王关于骑兵状况、部队每天的损失、收集粮食遇到困难的报告，只好命令他暂时进占沃罗洛沃的阵地，因为他在那儿可以得到步兵的掩护。然而，由于一段时间来存在着心照不宣的停战，那不勒斯国王还是决定按兵不动。
与此同时，皇帝再一次派遣洛里斯托纳先生出使俄军总部，提议停火，并弄清楚彼得堡是否做出了什么答复。那不勒斯国王受命尽快传递洛里斯托纳先生的信件。皇帝尽了最大的耐心来等这些消息，因为他也意识到了冬天的临近。10月16日，纳夏泰尔亲王就是在这种意义上给库图佐夫写了一封信，敦促他用决战的方式来保住他的国家，而不是对它进行破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还提出了某些办法。10月21日(俄军在沃罗洛沃战斗胜利后)，库图佐夫给予了回答：“长达三个世纪以来，这个民族没有在自己的国土上见过一个敌人。他们不能忍受敌人长久的占领，也不熟悉文明国家建立的那种现代作战方式。”
皇帝读过这封信后，认为这是一个符合事实的回答，他说：
“对这个民族不能以礼相待。库图佐夫是谦恭的，因为他想结束这场战争，可亚历山大没有这种愿望，他是一个顽固而又愚蠢的家伙。”
应俄国将军们的要求，那不勒斯国王提出了停火建议。但俄国将军们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沙皇不同意停火。就是在这个时候，当他接到从俄军总部送来的急件及建议时，沙皇说道：
“现在是我的战役开始的时候了。”
几天以后(沃罗洛沃事件后)，听俄国人说，沙皇明确地禁止他的元帅和将军们以任何形式实行停战。洛里斯托纳是在10月17日回来的，库图佐夫当时正准备第二天突然袭击我军。那是一次多么残酷的打击啊，它使我们每一个人的幻想都破灭了。
一些士兵在搜寻食物和酒时，发现了几个储藏有大量毛皮的地窖。所有能掏出钱来的人都买了这种毛皮。对那些下级军官来说，这些兽皮实在太昂贵了，但我还是花了几个金币买了一张。
10月18日，那一天我军就做好了于20日向卡卢加进军的一切准备工作。皇帝原决定把一部分皇室人员留在莫斯科。他给我的命令就有那个意思。下午一点钟，当皇帝在检阅内伊军团时，他获得了那不勒斯国王在温克瓦被打败的消息。皇帝当即决定快速完成他眼前的工作，并提前一天时间开拔。全体皇室人员和他的所有的车辆都奉命出发，连许多轻伤员也随军行动。皇帝向纳夏泰尔亲王和所有那些他直接下达命令的人说的第一句话是：
“ 我们必须消除这次突然袭击所造成的影响，不能让人们在法国说俄国人的这样一次攻击就迫使我们撤退了。多么愚蠢的国王啊！他们竟然没有一个人保持警惕。这次偷袭把我们的全盘计划都打乱了，把一切都破坏了。我军的荣誉必须在战场上重新建立起来。我们要看看俄国人还会不会像搞偷袭那样勇敢地面对我军。不管怎么说，看来国王也给了他们沉重打击，因为俄军事后不敢追击他。我们无论如何要去援助他，为他报仇。”
那不勒斯国王在这次战斗中损失了几门炮。一些最优秀、最勇敢的军官阵亡了，一些人被俘了，还有许多人负伤。他原先抓的一些俄军俘虏也逃散了。他自己的马车和军团的大部分马车也丧失了。
国王率领他的部队有秩序地撤出了战场，并没有遭到俄军凶猛的追杀。俄军只有几个军团渡过了切尔里息列河。库图佐夫原计划只是让俄军的前哨部队趁我不备时进行突然袭击。他对这次小小的成功深感满意，因而并没有打算大举出击，不拿争得的优势去冒险。由于他谨慎从事，除了只让普拉托夫将军在几支正规部队的支援下追赶那不勒斯国王外，主力部队都安营扎寨了。俄军重占了纳拉河岸的阵地。那次战斗后，我们的几个士兵设法从敌阵中逃了出来，表现了勇敢的精神。
皇帝抱怨那不勒斯国王，尤其是责备遭到袭击的塞巴斯蒂亚尼将军。他事前没有派警戒部队和巡逻兵进入能够控制他的右翼阵地的一片小树林里。俄军当时比我们还要灵活机动。正如皇帝说的，他们在那片阵地上可以观察到塞巴斯蒂亚尼部队的调动，甚至还可以看到他的司令部里的所有活动。
使皇帝更加生气的是他不得不因部队受到敌人的偷袭而责备他的将军们。十月初，就是在同一个地方，哥萨克人也是利用那一片树林攻击过我军，所以陛下曾认为那个地方应该引起了部队司令官的注意。皇帝也没有忘记责备他自己呆在莫斯科却没有视察过那片阵地。
“ 这就是说我必须把每一个地方都亲眼看过。”他说道，“我不该依靠那不勒斯国王。他相信他自己的勇敢。他把事情让给他的将军们去做，可他们又都是那么麻痹大意。在事件中国王表现了非凡的勇敢，要不是他镇静自若、勇气过人，那就全完了。如果俄国人的指挥再好一点的话，他将会遇到更大的危险。”
这次遭到俄军袭击证明了我军是多么缺乏警惕性。尽管敌众我寡，可我军的战斗向敌人表明了疲惫和物资缺乏绝没有使我们丧失勇气。哥萨克人在偷袭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的机动作战吸引了我们太多的注意力。我们的士兵无疑是很勇敢的，但他们太大意，缺乏警惕性。这一方面是由于缺乏纪律，一方面也是与他们的性格分不开的。
这次失败成了纳夏泰尔亲王和皇帝身边其他将军们进行严肃反省的经常性题目。军团里年轻的军官太多了。振奋他们的精神，提高他们的勇气比其他的一切都更为重要。战术、预见，甚至严守纪律都被放到了次要的地位。皇帝的看法是：冒险、勇敢和机遇决定一切。
当时，那些在后方基地组织和训练新兵、推动各项工作的军官们，一旦离开了大军团，没有机会参加这种或那种战役，就不会得到应有的重视。可是，由于指挥官的失误和军纪松弛而给部队造成损失，甚至减员三分之二，也不会有人予以追究。在战场上，你率领一百人打了一场勇敢的战斗，你就能获得你想要得到的一切。而那些曾经参加过二十次战役，后来又被派往后方兵站组建和训练新部队的勇敢的中校却一无所获。他们被人遗忘了，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在作战的时候为赢得胜利创造出英雄的业绩。
我绝不是说皇帝没有奖赏老兵，相反，大量的事例证明，只要他们还在军团，或者由于伤残而退役，皇帝是会很挂念他们的；但是如果他们被留在兵站，即使被留在为大军团服务的后勤部门，在重返前线以前他们是不会得到提升的。
毫无疑问，这种制度的长处是使所有的军官们都急于重返前线。但是，这对后勤工作确实有害，同时也挫伤了那些最优秀的军官们的积极性，因为军团总是只把最有能力的人调往兵站工作。
任何一个不抱偏见的研究人员把战役开始时的大军团同战役结束时军团的状况作比较，寻找我军失败的原因时，一定会发现，虽然敌人的枪炮给我军的骑兵造成极大危害，但那绝不是我军失败的原因。我军有的部队到了战役结束时仍然组织健全，而其他部队却是溃不成军，丧失了战斗力。他们同样都得不到后勤保障。两相比较，就证明了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军纪松懈，是随之出现的混乱。究其原因，还是司令部工作的失误。
皇帝的统帅部在征俄战役中一共有七百一十五匹战马和曳马。这些马拉着满载各种粮食和大量帐篷设备的马车。统帅部常常最后一个到达宿营地。那些地方总是还有一些被遗弃的物资，因为全军都已经从那儿经过了。我们有必要在一段距离内寻找我们需要的东西，把这些东西都利用起来。(注意：在战役过程中，后勤供应一般无法给我们提供总计达一千磅的面包，一百捆干草[老干草56磅一捆，新干草60磅一捆，稻草36磅一捆。——译者注]，也无法提供一点燕麦给皇室人员。) 因此，我有了这样一种经历：通过计谋和细心弄到各种粮草增补给统帅部的成员。统帅部的全体人员也同样地在苦境中奋斗，但由于他们每人都有几匹马，就比较容易找到粮食和获得饲料。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即皇帝和他的随从人员的坐骑要比其他人的马跑得快得多，远得多。12月8日我军到达维尔纳。战役一开始，我们的七百一十五匹马在整个撤退过程中总共只损失了八十匹。
撤退途中，我始终和其他随从人员一起，以便事先解决我曾听说的或未曾听说过的关于寒冷、缺粮等等问题。由于马匹没有适当地钉上防滑铁，不能在冰上行走，因而不断地有马匹倒下去，并被人们推到路边。一匹马倒下去了，任你怎么让它再站起来都是枉然。它们只能躺在倒下去的地方。结果士兵们在它们甚至还活着的时候就把它们宰掉充作军粮。只要适当地给马钉上防滑铁，并稍微细心地训练一下，大部分马匹本来是能够活下来的。
在叙述撤离莫斯科以前，我应该着重谈谈有关我们对该城的行政管理。特雷维佐公爵曾负责管辖这座城市。法国原驻彼得堡的总领事莱塞普斯先生奉命充当莫斯科的行政首脑。这位可尊敬的先生偕同妻子和八个孩子从彼得堡返回巴黎。他们在但泽登陆时，一位传令兵赶上了他，并交给他一份紧急命令，叫他立刻前往皇帝的统帅部。以后，莱塞普斯先生来到了莫斯科。皇帝不顾他的强烈反对，还是在一星期后任命他为莫斯科的地方行政长官。这位杰出的先生上任后像一位真正的总督一样，尽了一切力量来消灭各种各样的犯罪现象，其中包括发行假钞票，造成亿万元损失的抢劫以及毁坏从烈火中抢救出来的档案等等。
就是这位诚实和高尚的莱塞普斯先生，他比其他人提出更多的理由来反对宣布解放农奴。正是他收留了许许多多不幸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这些人的房屋被大火吞噬了，使得他们像幽灵一样在这座被毁灭了的首都过着流浪生活。莱塞普斯给他们提供了住所和食物，拯救了他们的生命。他没有忘记三十年来在俄国受到的殷勤款待。我是他的善行的见证人。他经常向我吐露他的失望和遗憾。这种心情使他万分苦恼。
我应该把莱塞普斯先生的这种可敬的品德公诸于世，正是他的这种品德支配着他去施行仁政。
皇帝曾准备发表宣言解放俄国农奴。那是十月初的事。一些下层社会的渣滓和几个煽动叛乱者(充当那些人的喉舌并怂恿他们闹事的德国工匠)到处鼓吹和呼吁给农奴自由。他们劝皇帝发表宣言，说自由的希望正在每一个农民心中萌发，皇帝如能给他们以自由，就再也不会感到置身于敌人的包围中，而是会获得成百万的援军。这个举动是不是与皇帝那众所周知的原则根本对立呢？皇帝想到了这一点。后来他对我说，一般平民心中对我们产生偏见和仇视于我们极为不利，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障碍。所以，如果实行那项计划，就会激起人们更大的愤怒，而得不到任何实际的利益。
我军每到一地，就不可避免地带去破坏和抢劫犯罪的行为。这些都已经造成了农民对我们的疏远和仇恨。俄军随意放火烧毁城镇，俄国农民也将其归罪于我们法国人。语言不通，俄国传教士针对我们的宗教战争的宣传——这一切使得那些迷信的俄国人把我们当成了是来推翻他们的圣坛，虏掠妇女和儿童，并把他们监禁起来的野蛮人，所以他们像逃避野兽一样逃避我们。
要同俄国居民重建友好关系是要花时间的。你得先同他们商量，然后才能表示意见。而事实上，我们甚至找不到能够与之商量的人。俄国政府曾聪明地在法军来到以前就把居民撤走了。
在那些事件里——我现在可以说了，俄国人感到害怕，是缺乏深谋远虑的。不说别的，解放农奴的宣言就是一个事例。这个宣言同皇帝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因此也就不可能付诸实现。由于它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而且还会给这场战争增添一种革命的性质。这对于一位君主来说是很不适宜的——皇帝曾以恢复了欧洲的社会秩序而自豪。所以，扬言发表这个宣言，这只不过是一种恫吓手段。凡是了解皇帝的人都很清楚这一点。
这是皇帝做出的许多姿态中的一个，以便观察这种威吓是否能产生影响。一俟可能，他就向对方进行恫吓。这是他的报复性的雷声——光打雷，不下雨。当时皇帝真正做到了千方百计实现他渴望的谈判，尽管他把声明说成好像是一个明确的计划，但那不过是他实现政治计划的一个谋略。
有一天，皇帝甚至这样对我说：
“ 像您一样，莱塞普斯也是反对解放农奴的。可还有一些人想法不同。他们对于俄国的了解并不亚于您。你们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你们想要对得起你们的朋友亚历山大。但他放火又对得起谁呢？他们一定能充分理解这种报复。要不然，我也会采取同你们一样的态度。重要的是，要弄清这个措施会引出怎样的后果。到现在为止，除了沙皇烧毁了他自己的城镇来防止我们占领外，我们相互之间不过是玩了一场游戏。没有哪一种进攻性的声明不对敌方具有侮辱性。既然我们的决斗已经结束了，他不接受我们的谈判建议就是错误的。我们本来应该很快就达成协议而成为最要好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