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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三岁看老。”一个人在童年时期形成的性格，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对他未来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塑造了他的人生。虽然这种观点看起来有些过于绝对，比如性格上的缺陷可以通过努力加以克服，但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中间所付出的代价其实也深深嵌入了我们的人生，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个人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不例外。亨廷顿曾指出：“美国这个社会是由17—18世纪来北美定居的人创立的……他们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为以后两三百年美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①]。当清教徒在新英格兰构筑高耸入云的山巅之城时，当教友派教徒在宾夕法尼亚耕耘心灵深处宁静祥和的种植园时，当圣公会善男信女在弗吉尼亚打理纷繁琐碎的乡村事务时，所谓的美国性格也在悄然酝酿中，他们的一举一动自然非比寻常，即使是利他主义者在佐治亚完全失败的乌托邦试验，也同样弥足珍贵，因为它从反面凸显出美国性格的强大力量——一旦背离，便会为美利坚社会所淘汰。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不难看出殖民地历程在美国历史中所占的份量，然而之前的史学著作大多只是停留在基本史实介绍上，抑或偏重于某一领域概念义理的阐发。因此，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Boorstin)所著《美国人——开拓历程》(<<The Americans------The Colonial Experience>>)[②]不禁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在他娓娓道来的笔触引导下，我们仿佛坐上了时空马车，流连于殖民地的城镇和乡村，与杂专多能的普罗大众一道，接受哈佛、耶鲁的熏陶，并时不时体验着新世界医药的简单实用；间或到广袤的原野上，与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物种擦肩而过，只为观察变幻莫测的天文奇观；如果运气足够好，还能瞥见那只在暴风雨中时隐时现的风筝，以及线的另一端处聚精会神做着记录的富兰克林；当然也少不了到他创立的图书馆中小坐片刻，信手翻阅藏书，在字里行间体会美国人的精神状态，感受一个新兴民族强有力的脉搏……
（加尔文教徒）把自己看成选民，把所有的疑虑统统视为魔鬼的诱惑，并与之进行斗争，这被认为是一种绝对的责任。因为缺乏自信是信仰不坚定的结果，因而也就是不完整的恩宠的结果。而圣徒关于紧紧把握自己的圣职的劝诫便被解释为一种获得个人选民地位的确定性，以及在生活的日常奋斗中获得称义的责任。因此取代谦卑的罪人的是那些充满自信的圣徒[③]
——马克斯·韦伯
如果说要在殖民地中挑出一个群体来作为这段文字注脚的话，那么马萨诸塞的清教徒无疑是最佳选择。从启程离开英国之日起，他们的言辞里便洋溢着作为上帝选民的使命气息。“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将看着我们”[④]。清教徒正是怀着这样的理想和信念，开始了他们在殖民地的开拓历程，而这种自信，加上得天独厚的环境[⑤]，以及生活的艰辛[⑥]，最终使得殖民地的清教主义带有强烈的现实色彩[⑦]，从而超脱于母国教派的埋首义理之间。
殖民地清教徒务实精神的一个生动体现便是布道。与母国“形而上学”的高谈阔论相反，这里简单的生活方式以及居民思想上的共通性使得布道更多带有一种简洁纯朴的风格，注重劝说诱导和教义的实际效果，而不是理论本身的阐述。不仅如此，作为人们少有的交流平台[⑧]，布道会已经成为一种整个社会都参加的仪式，给当时生活的各方面都打上了强有力的正教烙印[⑨]，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美国文化重视演说的特点。无论是帕特里克·亨利“不自由，毋宁死”式的慷慨激昂，还是林肯“一所分裂的房子是站不住的”郑重宣告，抑或罗斯福炉边谈话式的亲切交谈，背后都闪动着清教徒牧师们灵魂的火光。
当然，就清教徒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而言，演讲只是沧海一粟，他们对“新英格兰方式”的探索深深影响了美国性格的塑造，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自身的宗教理论。托克维尔对此曾有所阐发：“清教的教义不仅是一种宗教学说，而且还在许多方面掺有极为绝对的民主和共和理论”[⑩]。但可惜的是，他在这方面的论述主要着笔于清教徒对上帝的虔敬之心，以及《五月花公约》的巨大象征意义[11]，却并未对“清教教义的民主和共和理论”加以阐释。布尔斯廷则较好地弥补了这一缺陷，他在本书中花不少笔墨探讨清教神学的特殊性，强调教会自治主义思想的重要作用。尽管他本意是用以说明清教徒重视实际的特点[12]，但我们仍能从中看到托克维尔笔下新英格兰乡镇精神的滥觞[13]。而清教徒的保守主义对形成美国体制中庸、妥协和因循守旧的思想也起了一定作用，并与清教教义一起抵制了乌托邦理想的诱惑。
有鉴于此，我们不禁由衷地赞同莱克福德所说的那句赞美之辞：“甚至比他们聪明的人，来到这蛮荒之地建立同英国现有政府不同的新政府时，都有可能比他们搞得糟些”[14]。不幸的是，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会教徒便上演了这样一出“聪明人”的悲剧。
一六八一年，威廉·佩恩从英王查理二世手中接过了赐给他宾夕法尼亚的证书，当时教友会有许多特点，看来很适合于完成开发新世界的使命。教友会教徒的一套观点跟后来关于美国民主制度的经典定义也是吻合的。那就是：崇信平等，不拘礼仪，信仰自由。他们既不缺少勇气，也不缺乏干劲。而具有决定意义的与其说是他们教义的实际内容，不如说是他们毫不妥协、顽强坚持教义的做法和他们对待自己的态度[16]
——丹尼尔·布尔斯廷
通过以上这段文字与前文的比照可以看出，同清教徒相比，教友会教徒所缺乏的，恰恰是一种务实的精神，“别人把来到北美洲视作不受阻挠地推行其正统教派观念的大好机会，但教友会教徒却孜孜不倦地追求殉教”[17]，虽然这在早期足以增强他们自身的信仰，并使周围的人对他们更加钦佩，可是随着西半球教友会教徒的增多，特别是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建立，教友会教徒被迫承担起管理职责，而他们的信仰与现实间的冲突也日益兀显。如果说早期教友会教徒尚且能在原则问题上进行妥协以维护自身执政地位的话，那么到了晚期，“由于自认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的思想在他们当中占居主导地位，他们变得更注重维护和完善他们的真理”[18]，信条日趋僵化，而对自我灵魂纯洁的重视[19]更是加重了他们的避世倾向，使得他们对现实情况熟视无睹，进而无视日常生活的发展趋势，并在考验到来时不惜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维持自己的洁身自好。这些性格上的缺陷在是否宣誓及处理与印第安人关系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对此布尔斯廷不无义愤地写道：“教友会教徒就这样，为了保持自己在宣誓问题上的‘纯洁性’，竟然把那些可能触犯十来种罪行中一种的人们的生命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教友会的死硬派确实没有沾上好战的边，始终没有违反自己的反战声明，可是，数以百计无辜的妇女和儿童却在宾夕法尼亚西部被印第安人杀害了”“这一段故事不只是反对以绝对化的信条作为政治行为指南的例证，而且还表明虔诚的教徒如何为了自己良心的过分纯洁而牺牲别人的幸福乃至生命”[20]。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教友会教徒自身也是他人手段的牺牲品。那些远在伦敦的教友会领导人并不了解殖民地社会具体情况，却力图按照教友会国际社会，尤其是英国教友会的利益来制定宾夕法尼亚的策略方针，这极大阻碍了北美教友会改变其教义以适应北美的生活，直至最后以主动退出议会宣告自身的失败。
不过政治上的失败并不能掩盖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功绩，最为突出的便是他们对后世美国文化所施加的影响，“较之其它殖民地，贵格会在宾夕法尼亚建立的社会更多地预示了未来美国的宗教和种族多元性”[21]。这意味着他们至少还为后来者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不像佐治亚，暂时的喧嚣过后，留下的只是一片荒野，还有后人的嘲讽。
佐治亚的穷苦居民散布到全球各地；庄园荒芜；市镇被抛弃；村落一片衰败；改善生活成了口头禅，而自由则沦为笑谈；朋友们视之为怜悯的对象，而敌人则视之为侮辱、轻蔑和耻笑的目标[22]
——丹尼尔·布尔斯廷
佐治亚此等凄凉的景象在北美十三个殖民地中尤为刺眼，而当我们得知这个殖民地的创建竟源于英国国内的慈善思想，并曾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时，更是产生了一种唏嘘之感：是什么使得这样一个在美好愿望驱使下建立的殖民地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繁荣，反而沦落到如此地步？答案要从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指导建立佐治亚殖民地的慈善主义思想中寻找。
18世纪中叶的英国是个异常平凡的时代，革命时代激荡着的热情已逐渐冷却，重新点燃它的争霸时代尚未到来；加上社会生活中贵族占优势及由此而来的以所谓安全感与信赖感为表征的社会停滞，使得人们更为关心的是在自己的精神和知识范围内如何生活，而不是孜孜于开拓生僻的领域，这就为那个时代的慈善事业打上了属于自己的烙印：它所提供的可能性如此有限，却又能如此彻底地利用这些可能性；人们的想象力如此狭窄，却又能如此坚定地利用自己的想象力[23]。所有这一切被政治腐败刻画下的自私自利气氛所激发，产生出一种强烈的情感诉求，即在海外建立理想社会，“人间乐园”。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对建立佐治亚殖民地一事如此热心。
然而，推动佐治亚殖民地建立的不单单是慈善主义思想，英国国家利益也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把穷人送往国外，英国将会富强起来”，向殖民地运送穷人作为移民，不仅能够减轻国内用于慈善事业的财政开支，而且殖民地的开发在保护边疆地区免受印第安人、法国人、西班牙侵犯的同时，还能为英国提供充足的原料来源。在制订政策时，英国政府“所仿效的古代典范肯定不是耶稣而是凯撒大帝”[24]。
于是从建立之初起，佐治亚便被这样一种复杂的目的所扭曲：一方面，它是利他主义者寄托理想的心灵家园，而另一方面，它又是帝国主义者扩张领土的前哨阵地。定居者的挑选[25]仅仅是问题暴露的开始，这种在观念与现实间永无休止的摇摆最终导致了佐治亚的毁灭。
其实在观念与现实间不时进行调整本来是必需的，尤其是在北美殖民地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中，马萨诸塞清教徒与宾夕法尼亚教友会教徒的经历便从正反两面说明了这一点。然而佐治亚的悲剧却源于它在应该坚持观念的时候过于苛求现实，而在应该适应现实的时候选择了恪守观念。他们做好事的目的模糊不清，只能诉诸实践加以探索，然而他们着力要做的事情又过于细致烦琐，以至变成了一项“妥善安排”的计划，这恰恰违背了实验的精神所在，并在不知不觉中抹杀了美国生活所应有的冒险性、自发性、独立性、主动性气质，以及流动性大、充满机会的特点。因此那些有雄心壮志的移民纷纷选择到别处定居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并不是所有其它的殖民地都适合他们，弗吉尼亚封闭停滞的社会生活使他们望而却步。
一些寻找黄金的人，都被送往弗吉尼亚。这些人既无才干，又乏品德；他们的暴躁而喜欢闹事的性格，给初建的殖民地制造了混乱，并导致了殖民地的发展忽缓忽快。随后，才有工农业者到来。他们虽然比较讲究道德和性情温和，但在任何方面并不怎么高于英国的下等阶级。既没有高尚的观点，又没有深思熟虑的设想，去指导建立新的制度。殖民地刚刚建立起来以后，又引进了蓄奴制，而这正是后来对整个南方的性格、法律和未来发生巨大影响的主要事件[26]
……
赫德森河以南的大地主却形成了一个优越的阶级，这个阶级有其自己的观点和风尚，并且一般都成了当地政治活动的核心人物[27]
——托克维尔
以上这段话可谓是对弗吉尼亚早期历史的精炼概括，如果说马萨诸塞的清教徒是为了建立山巅之城来显示上帝的荣光、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会教徒是为了探求灵魂纯洁以达到同上帝的合一、佐治亚的移民是为了实现利他主义目标，因而都带有一种理想色彩的话，那么弗吉尼亚人所追求的从一开始便是非常现实具体的目标：寻找新土地，成为乡村绅士，而英国的各种制度、风气自然也就一并移植过来。因此1700年前的“民主”只不过是昙花一现，随着土地资源被分配殆尽，加上大量输入黑人奴隶所形成的大种植园制对小自耕农的挤压，在这里通过奋斗成为绅士的幻想逐渐破灭，于是新到的白种移民大多改而前往特拉华、马里兰、宾夕法尼亚等州寻求机会，弗吉尼亚社会开始“冻结”，那些占有大地产的绅士作为少数贵族统治着殖民地。而切萨皮克湾纵横交错的河网对土地的切割又使得他们怀有较强的地域之见。寡头、奴役、停滞、狭隘，这就是人们对弗吉尼亚的全部印象。
然而翻开美国早期历史，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帕特里克·亨利、麦迪逊……无数个熠熠生辉的名字与弗吉尼亚联系在一起。出自寡头政治的贵族成了自由平等的倡导者，带有强烈地域色彩的地方领袖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元勋，这戏剧化的一幕不禁让人重新审视弗吉尼亚的历史与现实，思考它所应得到的公正评价。
其实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克维尔便曾提及弗吉尼亚绅士与传统贵族的差异，以及他们的历史功迹[28]，而这同样构成了布尔斯廷在弗吉尼亚问题上的基本看法：“他们生活的地方正是人民默默接受由富有和出身名门的人进行治理的地方，也正是富有和出身名门的人没有过分压迫人民的地方”[29]。除此之外，他还注意到切萨皮克湾烟草经济与种植园主的杰出才能间某种必然的联系，指出“经营一个农业、商业和制造业兼而有之的小世界，需要具有商业上的敏锐性和大量的实际知识”，因而涉猎广博成了“十八世纪较大和较有成就的弗吉尼亚种植园主身上常见的本领”[30]。
但是，富有能力只是管理政府的前提和可能，绅士们自身的意愿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历史上隐居庄园、自得其乐的绅士不胜枚举。弗吉尼亚的幸运之处在于时代风气造就了一个勇于承担职责、并认真对待政治义务的贵族阶层，而他们巩固的社会地位与丰富的经验相结合，产生出一股勇于做出决断的活力；对地方观念的重视又使得他们懂得从地方利益的平衡中去寻求正确的政治见解。这一切都推动着他们去承担领导美国独立的历史使命，正如布尔斯廷满怀激情所写道的那样：
弗吉尼亚种植园主贵族们引为自豪的独立精神，难道不是源于他们辽阔的种植园和他们的贵族责任感吗？他们对个人自由的高度重视，难道不是由于他们目睹周围的奴隶制，在鲜明对比下更形加深了吗？他们的贵族思想习性——他们“热衷于指挥的特性”以及他们自认为可以代表社会做出决断的信念，难道没有推动他们起而担任美国独立革命的领导人吗？[31]
不过，仅有突出的领导者是远远不够的，革命需要建立在深厚的群众基础之上，于是新的问题随之产生：革命时代中是否真的存在所谓的美利坚民族？
尽管随着定居活动的进行，殖民地人民在教育、职业、医药、科学、语言等诸多方面逐渐形成了某种意识上的共通之处[32]，即前文所极力论述的注重实际的精神，但这至多只能算对殖民地环境不断适应的应激产物，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还有待人们去发掘。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列出了如下几条理由[33]：
（1）18世纪30、40年代的“大觉醒”运动对跨殖民地意识的萌发
（2）争霸战争使殖民者有了共同的经历，并锻炼他们的作战本领，树立自信心
（3）英国对殖民地的高压政策
（4）各殖民地之间的通信联络日益加强，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沟通
（5）殖民地与英国本土社会现状的巨大反差
（6）来自外界的定位
类似的原因还有很多，而争论也将继续，毕竟民族的起源是个相当复杂而又抽象的事物，关键在于你如何界定它。由于篇幅所限，加上本人造诣尚浅，因此以下仅对与本书内容相关的第（2）点和第（4）点展开叙述。
作为“英国政治天秤上一个小小的砝码”[34]，同时也作为一个不断开拓的社会，美国时不时卷入与邻近欧洲国家殖民地及印第安人的冲突之中。而这种不分前后方的战争模式迫使每个人成为士兵，“战争成了既是普通平民，也是一般战士的共同事业”[35]。这直接推动殖民地民兵向更高层次的战争素养发展，他们与殖民地式改良来复枪的结合缔造出令敌人胆寒的神枪手神话。
但是，拥有战争利器是一回事，如何使用它又是另外一回事。在早期殖民地民兵作战的历史中，我们看不到一丝民族认同的痕迹；相反，充斥于我们面前的是对各自家乡的地方保卫，以及对邻州防务请求的推三脱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所谓高效的殖民地民兵战备仅仅是个遥不可及的神话，只能算作为家乡而战的勇士，实在无法将其称为美利坚抗争的先驱。
与人们通常想象的不同，由于英国政府对印刷业威力有着充分认识，严令各总督通过控制印刷机、铅字、纸张和油墨的供应对其加以限制，因此殖民地的印刷业直到独立战争前夕才获得较大自由发展的空间。但早在此之前，出于印刷官方文件的需要，印刷业在政府津贴的扶持（当然也可顺道对其加以控制）下兴旺发达起来，而该种印刷品所具有的公众特性使得它成为社会各方面关注的焦点，并促使印刷业为整个社会服务，这又进一步推动它向各个小城镇发展，一种史无前例的公众新闻网开始成形，虽然此时的印刷业还是以政府工作为主要职责，但它所占的比重将随各殖民地商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逐渐下降，取而代之的是生活历书、科学书籍及后来的鼓动性文章，“最终将会使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团结成为一个整体，在满足人们对新闻需求的同时，激励人们前进”[36]。考虑到殖民地印刷业独立发展的历史之短，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奇迹[37]。
不过在北美的大地上，到处都演绎着多样的奇迹和神话，本书所观察的，尽管力求周全，但仍只是殖民地社会的一个缩影罢了。然而透过这有些模糊的幼小身躯，我们依稀能够看见美利坚未来的样子：一个注重实际、轻视义理的行动主义者，一个没有不可能的乐观主义者，一个富有开拓精神的创业先驱，一个扎根于传统的社会引导者……而作为早期移民精神后继者的本书自身以其随意挥洒的笔风区别于其他著者系统严谨的论证，从而也成为了美利坚精神的一个小小的注脚。
参考书目：①[美]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Boorstin)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译《美国人——开拓历程》(<<The Americans------The Colonial Experience>>)
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3年版
②[德]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著 于晓 陈维纲等译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③[法]托克维尔 著 董果良 译 《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 1996年版
④ [美]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 著 程克雄 译 《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新华出版社 2005年版
⑤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 吴叡人 译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年版
⑥[美]加里·纳什(Gary B.Nash)等 编著 刘德斌 主译 刘德斌 任东波 审校 《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The American People, creating a nation and a society)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⑦[美]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 著 何实 译 《常识》(Common Sense) 华夏出版社 2004年版
[①][美]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 著 程克雄 译 《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新华出版社 2005年版 P.33
[②] 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3年版
[③] [德]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著 于晓 陈维纲等译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P.57
[④][美]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Boorstin)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译 《美国人——开拓历程》(<<The Americans------The Colonial Experience>>)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3年版 P.3
[⑤] “在清教徒看来，新英格兰提供了绝妙的机会……在这里，人类终于可以全力以赴实施基督教教义——不是澄清理论而是建设天国”“在英国，如果发生意见分歧，就会在清教主义内部产生一个新的派别，而在新英格兰，却是开辟另一个新的殖民地。英国清教主义的特点是有充分自由发展不同的派别，而新英格兰广袤的土地和周围荒芜的原野则使牧师们没有必要这样做”（同上 P.8）
[⑥] “清教徒居住在荒芜之地，远离欧洲那些研究学问的中心……每天都要对付原始的北美大陆上无数的困难和危险，因此，他们没有条件去仔细研究神学和对其中的某些细节展开辩论（同上 P.6）
[⑦] 这还可以部分归结为韦伯所说的“只有在上帝通过选民们而工作并且他们也意识到这一点时，选民们才有可能与他们的上帝成为一体，他们才能感觉到这一点……他们的行动来自因为上帝的恩宠而产生的信仰，而这种信仰反过来又以其行动的性质而自我肯定”（[德]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著 于晓 陈维纲等译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P.58）
[⑧] “人们在参加布道会的时候可以遇见住得较远的邻居，互通消息，闲谈聊天。要是没有布道会的话，早期的新英格兰人就没有什么集体活动的机会了”（[美]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Boorstin)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译 《美国人——开拓历程》(<<The Americans------The Colonial Experience>>)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3年版 P.16）
[⑨] “这些布道会向选民说明，从正教神学的观点来看，不同的选择意味着什么，好的统治者应有什么特点，以及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相互承担的义务”（同上 P.14）
[⑩] [法]托克维尔 著 董果良 译 《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 1996年版 P.36
[11] 详见上引书P.36～P.39
[12] “教会自治主义的核心是这样一种起团结作用的思想：真正的基督教教会应该适应当地具体环境……礼拜‘应该在考虑一切情况之后，以最有利于教诲的方式进行……’教区的大小也要由实际情况来决定”（[美]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Boorstin)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译 《美国人——开拓历程》(<<The Americans------The Colonial Experience>>)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3年版 P.19）
[13] “教会自治主义的一个基点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每个教会既不是僧侣集团的一部分，也不是尽善尽美体制的一个分支，而是由寻求圣洁的生活方式的基督教徒们所组成的一种俱乐部。教会自治主义的教会更像一个处理日常事务的商行”“一个教派的形成，就不是由于行政命令或一群信奉基督教的信徒随意组合，而是通过一群‘圣徒’之间的‘誓约’或协议而组成的”（同上）
“新英格兰的乡镇有个到处可见的激励人们进取的优点，那就是独立和有权”“（新英格兰居民）认为乡镇是一个自由而强大的集体。他们是乡镇的成员，而乡镇也值得他们经心管理”（[法]托克维尔 著 董果良 译 《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 1996年版 P.74）
[14] [美]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Boorstin)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译《美国人——开拓历程》(<<The Americans------The Colonial Experience>>)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3年版 P.34
[15] 即通常所称的贵格派，此处按书本译法译为教友会，下文同
[16] [美]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Boorstin)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译《美国人——开拓历程》(<<The Americans------The Colonial Experience>>)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3年版 P.35～P.36
[17] [美]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Boorstin)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译《美国人——开拓历程》(<<The Americans------The Colonial Experience>>)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3年版P.38
[18] 同上 P.44
[19] 韦伯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P.81）对此曾有较为专门的论述：“逃避尘世——即避免一切与世人不必要的交往；严格维护圣经的至高无上——即以早期基督徒生活作为自己的榜样——这一切是初期浸礼宗团体的产物，而且只要旧观念存在，逃避尘世的原则就不会完全消失”
[20] 以上三句话分别引自[美]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Boorstin)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译《美国人——开拓历程》(<<The Americans------The Colonial Experience>>)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3年版P.52、P.71、P.53
[21] [美]加里·纳什(Gary B.Nash)等 编著 刘德斌 主译 刘德斌 任东波 审校 《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The American People, creating a nation and a society)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P.94
[22] 同上 P.107
[23] [美]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Boorstin)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译《美国人——开拓历程》(<<The Americans------The Colonial Experience>>)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3年版P.81～P.82
[24] 同上 P.88
[25]首先，他们必须是穷困潦倒之人；但其次，他们又必须有能力在新大陆谋生，以增强边疆前哨实力；尽管托管人公开声明要为新教徒提供避难之所，却又认为他们“把所有重要事情全部当作上帝精神直接推动的结果”（转引自上书 P.88）而加以拒绝。
[26] [法]托克维尔 著 董果良 译 《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 1996年版 P.34
[27] 同上 P.53
[28] “他们是一种与人民群众只有微小差别的贵族，容易考虑群众的感情和利益，没有激起人们的爱或憎……正是南部的这个阶级领导了起义，为美国革命提供了一些伟大人物”（[法]托克维尔 著 董果良 译 《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 1996年版 P.53）
[29] [美]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Boorstin)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译《美国人——开拓历程》(<<The Americans------The Colonial Experience>>)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3年版P.138
[30] 以上两句话均引自上书P.121
[31] 同上 P.159
[32] 详见本书第五至十章
[33] 详见该书（新华出版社 2005年版）P.92～P.94
[34] [美]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 著 何实 译 《常识》(Common Sense) 华夏出版社 2004年版 P.39
[35] [美]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Boorstin)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译《美国人——开拓历程》(<<The Americans------The Colonial Experience>>)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3年版P.402
[36] [美]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Boorstin)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译《美国人——开拓历程》(<<The Americans------The Colonial Experience>>)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3年版P.385
[37]另外，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研究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时，对印刷业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强调印刷语言对口语方言的整合在民族意识形成中的巨大作用。同时他系统严谨的叙述方式恰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本书随意挥洒的笔风，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这些语言的数量多到了一旦印刷资本主义打算开发每一个潜在的口语方言市场，它就只会停留在小规模的资本主义状态了。但是这些形形色色的口语方言只能够在有限的范围内被组合成数量较原先少得多的印刷语言……没有什么比资本主义更能有效地将彼此相关的方言组合起来”。详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 吴叡人 译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年版 第三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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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2-17 00: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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