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战俘遗骸为何在苏联被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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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http://www.stnn.cc/reveal/200903/t20090305_990665.html
日本战败时，因为饥饿、逃难、或父母双亡，许多年幼的日本孩子被“遗弃”在中国。后来这些孩子被中国家庭收留，并抚养长大，这就是日本政府所谓的“残留孤儿”。
　　据日本新华侨报引述，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的《朝日新闻》注意到了这一特殊群体，此后民间团体不断向政府请愿，呼吁政府寻找并安置这些被弃同胞。1981年日本开始有组织地寻找“残留孤儿”。据日本厚生省统计，截至1999年底，已有2285名“残留孤儿”回日定居。
　　“孤儿”还能在有生之年回到祖先的土地上，有些人的亡魂却注定要在异国飘荡。
　　日本有个古老的习惯：倘若将客死异乡的人的遗体上的一片指甲或一缕头发带回家，那么就可以看作是逝者安眠于故乡了。所以在苏联的劳改营里，有这样一条规定：不许肢解日本人的尸体，不许秘密掩埋，以便日后把他们运送回国。
　　将日本战俘的遗骸运回日本的工作，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下半叶就已开始。最先被运回的是身份明确的战俘遗骸，而没有确认身份的死者遗骸则埋葬于前苏联境内。
　　1991年戈尔巴乔夫访日期间将一份在苏联劳改营中死掉的日俘名单转交日本政府，并同意日本在战俘墓地开展掘尸检验工作。之后日本对大约8000名死者遗骸进行检验并运回日本。但确定当年日本战俘墓地的位置是件极为困难的事。
　　当年埋葬死者时，工作过于马虎，墓地上留下的识别标志太简单，或者多年之后墓地的位置上建起了学校、商场以及其它建筑物，更多的墓难以找到。而有时即便找到了墓穴，结果也会令人失望。因为“几乎每个日本战俘都镶有金牙”的传闻，当地地痞流氓早就残忍地盗走分割了尸体。这些日本战俘是永远都不能安眠于故乡了。

从来不敢逃跑的日本人

　　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员报》报道，2004年底，俄罗斯开始允许报道有关日军战俘在苏联劳动营的情况，一些解密文献披露了日本关东军战俘在苏联坦波夫市卡列利村第64劳动营内的劳动和生活情况。
　　坦波夫市档案局研究员克罗托娃女士说：“卡列利村第64劳动营最初只关押关东军战俘，从1946年开始，也有普通日本人被关押在此。村外1公里的莫尔桑斯克森林里，曾经有一处只埋葬日军战俘的墓地。当时关押日军战俘的所有劳动营都曾得到过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命令：不许肢解饿死或病死的日本人的尸体，不许秘密掩埋，日后将把他们运送回国。”
　　关押在苏联的日本战俘确实有数千人死亡，特别是在西伯利亚地区，关押的日军战俘较多，气候寒冷，许多人冻死、病死。当地居民回忆称：“在日本人被分批运来时，整个路上到处都有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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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卡列利村，死亡的日军战俘并不多，只有200多人。克罗托娃说：“被俘的欧洲人，如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押送的路上装聋卖哑，经常伺机逃跑。小眼睛、黄面孔、身材较小的日本人从来不敢逃跑，他们比较顺从。不过，他们也有让劳动营领导最为担心的时候：每到日本天皇生日，高傲的日本战俘中经常有人剖腹自杀。”

　　1945年11月，第一批5000名日军战俘来到坦波夫。女市民多尔格娃回忆说：“我们在车站等了几天，日本人刚走下这列火车，大家立即扑过去抢夺他们的东西。他们随身带了许多日用品，如褥子、枕头、睡衣、棉袄、棉裤、彩照、画笔、颜料等。”

　　现年75岁的劳动营前看守斯维里多夫回忆了日本战俘当时的生活：“我15岁时就当了看守，当时村里找不到更合适的看守，其余男人都死在战场上了，我经常和两个残疾人一起值班。我看管的日本人外形上都一模一样，小手，小腿，一个尺寸，就像从模子里做出的。”

　　“日本战俘在泥炭开采场工作，干活非常卖力，从不偷懒。他们在我们这儿，就像在别墅中生活一样，休息时就挖牛蒡根吃，补身子，捉青蛙，在火上烤着吃，还招待过我们。”

　　在劳动营内，日本战俘与德国战俘经常打架。克罗托娃说：“日本战俘和德国战俘经常打架，真正的原因是德国人经常蔑视日本人，说他们是低等民族。日本战俘曾就此向劳动营领导提出过书面抗议。”

　　从整体上讲，日本战俘表现得非常好，听话，顺从，态度好，工作比较卖力，还经常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主动打扫卫生，不罢工，不酗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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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波夫州内务委员会最初不相信日本战俘会如此驯服，表现得如此好。第64劳动营副长官斯捷潘诺夫曾在向上级的报告中推测道：“日本人可能有阴谋，可能企图发动武装起义或做出其他更可怕的事情。”事实上，相当顺从的日本战俘根本没有想过要暴动。

　　斯维里多夫回忆道：“日本战俘互相之间差别较大，个别级别较高、比较出名的人更加自由，富有。维持秩序的日军高官生活得很富足，里面还有两名将军，国际红十字会经常给他们送大米、肉和新鲜水果。在广岛、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后，我们对日本人的态度有所好转。从莫斯科来的军官给他们带来了亲人的书信，几箱伏特加，还有食品，安慰他们。

　　“日本人得知原子弹的事情后，哭得很厉害，一些人含泪说他们憎恨美国人，热爱苏联人。不过，到了冬天，开始有人死亡，不是因为受伤、饥饿，不是被枪毙，而是因为严寒，重感冒，死了几十个人。”

　　克罗托娃研究员表示，日军战俘在坦波夫关押劳动的时间并不长。1946年，国际大赦组织不断要求苏联当局把外国战俘遣送回国，其中就包括日本人。1947年底，最后一批日军战俘离开了卡列利村第64劳动营，从1947年至今，再没有一个日本人来过这里。不过，在其他地方关押的许多日本人却志愿留在了苏联，1945年9月2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共有60万日本人向苏军投降，最后只有一半多的人返回了日本。

日本的反思只限于原子弹和苏联战俘营

　　德国之声近期刊载了日本人山元近子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及了日本人在二战后对待历史的做法：

　　“六十年来，日本人几乎从来没有正视过自己的历史。在战争结束六十周年的今年，日本同样不回忆往事。电视中没有对日本在战争中的罪犯角色开展讨论，没有一份报纸报道过新发现的皇军罪行。



　　现在，延误的一切有了报应。1931年至1945年间的日中战争中，日本犯下了无数战争罪行，南京大屠杀是最为人知、但远不是惟一的屠杀。皇军有组织地强暴亚洲妇女、用人做试验、无数劳工和中国平民死于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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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2月1日，一个日本人在等待遣返时，把衣服顶在头上

　　这一切是历史，但也具有现实意义。恰恰过去几年中，许多伤口又破裂了，只不过日本很少有人意识到。战后，日本从来没有认真对待其残暴的历史。虽然战胜国在东京审判了战犯，一些日本国家和军队领导人被判处死刑，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日本人在天皇名义下进行战争，但裕仁天皇受到了华盛顿的保护，他只向人民宣布说，他不再是战时宣传的神，而是人。此后，他又继续当他的天皇。

　　不仅美国没有迫使日本反省战争责任，其它邻国也正忙于自己的问题。中国在打内战，后来发生文化大革命。朝鲜半岛上同样在内战，接着南北分治。直到八十年代后期，韩国还处于愿意与日本合作的独裁者统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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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历史的反思往往是对原子弹受害者、对苏联战俘营中日本战俘的回忆。



　　如果历史书不提慰安妇、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内阁部长把侵略战争称为帮助亚洲摆脱西方殖民主义，那么人们要问，日本政府多次向中国和韩国表示的道歉是否出自诚意。最后，文章转向中日当前的矛盾：

　　“日本人今天对中国问题感兴趣出自另一个原因：他们害怕中国复兴，成为强国。在历史上，中国就是一个富有影响的大国，日本人至今仍然对中国的古老传统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尊敬。他们现在怀疑，二十世纪蕞尔小国日本对抗中国这个大国也许是个例外。有人认为历史将重复，好象欧洲又要出现罗马帝国一样。也许这与日本人心中隐藏的负罪感有关，正因为他们明白，他们对不起中国，所以更害怕中国的复兴。”

日本弃民的悲酸生活

　　在《海角七号》中，友子的情书中写下并不是一个人的辛酸：“我是战败国的子民，贵族的骄傲瞬间堕落为犯人的枷。我只是个穷教师，为何要背负一个民族的罪。”

　　就在裕仁天皇宣布投降之时，大约有650万日本人滞留在亚洲大陆、西伯利亚和太平洋地区，其中陆海军士兵约有350万人。滞留在中国的日本人约有260万人，其中50万人在台湾，60万关东军被苏联俘获，110万人集中在东北，还有大量的日本侨民零星分散于其他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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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历史》近日刊载了刘永峰撰写的《海角七号与数百万败战日本弃民悲酸生活》。文章采用对照手法概括了日本“弃民”的生活。他说，《海角七号》凄美故事背后，是几百万日本侨俘的颠沛命运。这些人先是日本军国主义拓殖的棋子，后成为弃民，再后来又成了大国政治角力中的砝码。

　　拓殖的棋子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日本政府在国内贫困地区动员工人和农民组成“开拓团”，到中国种地。他们说：“中国的地可肥了，一捏直出油，根本不用上粪。但因地多，开垦不过来，大部分荒山都白白地撂着。我们开拓团的任务，就是帮助中国开发土地，实现日满协和，大东亚共荣。

　　生于京都市的水野百合子，是一个贫苦人家的孩子。她13岁辍学做杂工，结婚后，丈夫水野六七在纺织厂当工人，她在外面做零活，日子很是困难。百合子回忆说：“因为连年战争，国内没有粮食，当时每人每天配给的粮食只够吃两顿的。生活已经到了维持不住的地步，常常是一天要挨一顿饿。”1942年4月，生计越来越艰难的他们，带着两个女儿，同20多家农户一起来到了黑龙江省依兰县天田“开拓团”。

　　然而，很快到了1945年，局势大变。6月份时水野百合子所在的“开拓团”，男人们全部被征走了，只剩下两个年龄过高的团长。由于日本政府的虚妄宣传，直到战争的最后关头，很多“开拓村”里的日本人对战争的局势还毫不知情。

　　突然有一天，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水野百合子和大家都胆颤心惊，慌作一团。8月下旬，团长告诉她们说：“依兰以东，大八浪、小八浪的开拓团的人员，都集中到方正县伊汉通码头，等日本军舰接我们回国。”于是，她们在团长的带领下向方正奔去。途中既不许坐车，也不准乘船，更不能和中国人接触。水野百合子带的孩子多，影响了大伙赶路，团长威吓她必须抛弃一个孩子。

　　那时局势十分混乱。战败后，有的“开拓团”声称接到了奉命回国的指示，有的则认为关东军的命令是要求他们集体自杀，大批日本平民及军人家属“自杀”或“被自杀”。8月9日，东宁勾玉山要塞，日军将藏匿在弹药库中的64名日军家属用手雷炸死，未死者用军刀刺死，然后浇上汽油焚烧；北山阵地，日军投降前有近30名日本官员家属服毒“自杀”；8月17日，虎头要塞阵地，战斗司令官大木正大尉下令炸毁无线电，全员“玉碎”，阵地内近200名伤病员及140名官兵引爆炸药自杀身亡……

　　去往伊汉通码头的途中，山野百合子失去了四岁的女儿。天气越来越冷,没有食物,没有药品，但她依然是幸运的：路上没有遇上苏联红军，更没有碰上自己人的军队。10月初，他们终于到达了方正县。然而，“根本就没有谁来接我们，听说船是来过的，但接走的都是日本军队，没人管我们这些平民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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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30日，二战结束后，解甲归田的日本士兵从拥挤的车厢里探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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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民

　　所有人都盼望早点回国。然而，8月20日，日本外务省发布的训电说：“现在还谈不到遣送驻外侨民，应尽可能使驻外侨民停留在现地。”

　　长春最大的百货商场三井百货店（今长春百货大楼），被临时辟作“满洲日本人居留民救济总会”。日本侨民每天都聚在这里，焦躁不安地打听什么时候能够回国，他们的生活将被怎样安排。

　　“救济会”就日侨撤退问题与苏军交涉，苏军答应向莫斯科请示，但很久没有结果。此后“救济会”派出一支5人“敢死队”联络到曾任“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社长的高崎达之助。高崎达之助回日本专程拜会了日本政府要员，并带来了秘密信件。两名活着回到长春的“敢死队”队员带回的密信中却依然是“停留现地，等待下一步指示”。

　　当时，已有中国香港、台湾及朝鲜、东南亚地区的日侨和被缴械的日军，由政府接运回国。唯独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侨，迟迟得不到归期。很多人眼看回国无望，且又无计维生，便纷纷采用集体自杀的办法了断生命。

　　难道他们真的被祖国抛弃了吗？根据前苏联国家档案馆的资料记载，其实早在8月15日之前，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就已决定了让“遗留中国民间的日本人定居在当地”的政策。8月19日，关东军根据该政策，制定战败计划：



　　“为了帝国的复兴，让更多的日本人留在中国大陆”。当时，日本陆军大本营对苏作战参谋朝枝繁春大佐，亲笔起草了一份《关于关东军方面停战的实施报告》，送给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报告》中说：“目前在满日本人总数为135万人，他们基本都是从事文化教育、工商企业等方面事业的骨干。……所有在满人员，包括解除武装的军人，均应在苏军的庇护下，在满洲继续生活。在满生活习惯的日本人，可以放弃日本国籍。”



　　为了卷土重来，日本政府将100多万侨民抛弃在寒冷的东北。关东军败了，不甘心的日本还不想撤回他们的“第四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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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遣返

　　然而，苏军统帅华西列夫斯基对朝枝的报告根本不予理睬，“我们决不允许，在我们临界的国土上，生活着一群与我们有着宿仇，而且像狼一样险恶的人。”



　　至于美国，“他们既担心中共利用日侨打内战，又担心将来中国和日本两大民族，因由日侨联络而团结合作，影响和动摇美国在远东的地位”，也竭力反对日本人留居中国。中国国民政府也很快做出回应：完全赞同美、苏两国关于遣返日侨的决议。

　　1946年1月，中美双方在上海会晤，决定自4月份起，全面遣返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侨俘。最初设想是同时利用大连、营口、葫芦岛三个港口，苏军以大连、营口为商港不能参与带有政治色彩的国际活动为由予以拒绝，承诺其管理区内旅顺、大连一带的日侨由苏联负责遣返。

　　就这样，滞留在东北的日本侨俘，终于等来了回国的消息。他们奔向葫芦岛，经由那里开始他们返乡之路。时任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处长的李修业中将在回忆录中写道，



　　“日侨中妇女占70%左右，儿童占10%，老人占5%”。



　　“年轻妇女担心途中遭遇苏联人，都把脑袋剃成秃子，脸上抹了锅底灰，把胸脯紧紧束起，想方设法把自己打扮成男人模样。运送日侨俘的列车多是敞篷的货车厢，日晒雨淋，人又拥挤，车速又慢，种种艰难苦处自然不少。”



　　此外，还不得不提防土匪及传染病的威胁，而预想中的中国人大规模的报复行为却很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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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回到祖国。尽管之前《波茨坦公告》明白无误地宣称“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

　　“直到1946年末，美国扣留了将近70000名投降的日本兵做劳工，用于逐步淘汰在菲律宾群岛、冲绳岛和太平洋海域的战时设施。英军方面，负责遣返南亚和东南亚大约75万日军。在这些已驱逐了日本侵略者的区域，欧洲列强扣留大量日本战俘，毫不掩饰重建自己殖民权威的意图。”（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

　　对日俘扣留时间最长的是苏联。据估计，加上被俘的平民，大约有160万到170万日本人落入苏军之手，很多被运往了西伯利亚。

　　一篇题为《日本武士的俄罗斯坟墓》的文章，记载了当年日本侨俘到达俄罗斯的情形：“1945年11月，第一批5000名关东军战俘被苏军专列押送至潭波夫州坦波夫市，”作者卡捷琳娜·萨日涅娃援引一位市民的回忆说，“我们在车站等了好多天，日本人刚下火车，我们所有的人立刻就向他们扑去，抢夺他们的东西。一会儿，他们就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了。”

　　原俄罗斯《消息报》副总编，著名政治评论家列昂尼德·姆列钦在其《历届克格勃主席命运揭秘》一书中则指出：“从1945年开始，在苏联国民经济中大规模使用战俘从事劳动，大量的战俘被安排到苏联煤炭工业工作，开采煤炭，修建和重建矿井，还被安排兴建新的重工业企业——符拉迪沃斯托克拖拉机制造厂，车里雅宾斯克和外高加索冶金联合企业、阿穆尔钢铁厂。战俘参与修建了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参加了改造和重建苏联各地区公路的工作，参与兴建了一批水电站，……战俘占这些工程工人总数的40%-90%。”

　　由于苏联的人力资源在二战中丧失殆尽，而“日本战俘的工作效率要比苏联工人和苏联囚犯好得多，因此在很长时间里，苏联都不太愿意释放这些日本战俘回国。”卡捷琳娜·萨日涅娃说。列昂尼德·姆列钦则推测：“斯大林可能认为战俘是特殊的人质——是同日本缔结和约时的一张王牌，抑或是他害怕美国人将其重新武装起来对付苏联？”这一观点得到了加列夫·马赫穆特·艾哈迈托维奇的呼应，这位当年参与了苏联出兵东北战役与接管日本战俘工作，而今是俄罗斯军事科学院院长的俄军大将分析道：“苏联为彻底歼灭敌人作出了最大贡献，但是战后在对日安排中却被排挤到了一边，苏联未能参与对日本领土的占领。……日本的亲美反苏政策，……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战俘问题的解决。”

　　十几年前，日本的对外侵略使数百万人背井离乡；战后，交战双方在日侨遣返问题上各怀鬼胎精于算计，无数生命在政治的“精明”考虑中受尽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