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

X先生

现代中国的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

　　近年来，学界对现代中国的激烈反传统主义进行了反思和批评，但鲜有人注意
到，激烈反传统主义其实是一种政治民族主义在思想层面的反映；也鲜有人注意到，
激烈反传统主义是以政治民族主义与一种本应健康发展却未能健康发展的文化民族
主义之间严重的不平衡为基本内涵的。本文拟在从类型上描述此两种民族主义的关
系之基础上，讨论它们在现代中国语境中的对峙和紧张。

一
　　从类型或形态方面来看，可以将民族主义辨析为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文化
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语言民族主义，甚至体
育民族主义等几大类。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指的是对民族国(nation-state)高度
忠诚的态度、情感和信念。政治民族主义指的是对民族和国家的强烈政治认同。文
化民族主义指的是一种对民族国文化的强烈认同。政治民族主义一般不太在意民族
的文化认同，但很在乎民族的政治认同。它可以摆出一副彻底否定民族文化认同的
姿态，但对民族的主权和独立，对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荣衰强弱十分关心。
这意味着，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可以同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分离。明治维新时期的日
本、五四时期以来的中国、一战后一二十年间的土耳其出现了一种一方面激烈反对
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扩张，另一方面又激烈否弃本民族传统文化，同时积极引进、
消化西方文化和制度的民族主义。这些都是典型的政治民族主义。
    比之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内涵是非常深厚
博大的，如此深厚博大，以至称之为“民族主义”是否合适已是问题。因为它所涉
及往往已不是民族国之间，而是各主要文明间的紧张。当然，文化民族主义的紧张
可能出现在主权国家之间和主权国家群之间，甚至可能出现在主权国家之内。由于
这种民族主义的概念涵盖面甚广，对文化间的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价值理念涉及甚
深，也由于民族主义概念在其他意义上的广泛使用，故迄于今日，可能是探讨得最
不够的民族主义类型，在九十年代中国的特定语境中也最有可能引起争议。
　　也应注意，文化民族主义可以同国籍脱钩，亦即，同对国家或“民族”的政治
认同脱钩。一个入了美国籍的成年中国人在政治上可能效忠美国，但在此后几十年
内却不可能不认同中国文化，而且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将此认同传给后代。这意味着，
一个现代国家的移民在文化认同上可能是精神分裂的。认同对象的双重化甚至多重
化难免造成认同混乱，这对大量接受移民的西方社会难免造成一种危机感，因为从
逻辑上讲，这最终将导致西方现有文化结构的解体。无怪乎，预言“文明之战”将
要来临的亨廷顿最近著文，呼吁“加强西方的凝聚力”，“明确规定西方的界限”，
“控制来自非西方社会的移民，并确保承认西方文化的移民融入西方文化。”从另
一方面看，移民身上发生的那种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冲突，完全也可能给该公民
造成一种无根感，即一种在精神上无家可归，飘泊游荡的感觉。
　　文化民族主义也可能以一种异常扭曲的形态表达出来，这在晚清顽固派官僚身
上有典型的表现。他们连“洋夷”的“奇技淫巧”也加以排斥，更遑论制度和观念
层面的西方文化了。这当然是一种极不健康的文化民族主义。后来张之洞提出“中
体西用”的方略，已是在器物层面引进西方文化的企图，因而称不上纯然的文化民
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某些美国汉学家如费正清、史华兹所喜欢使用的“文化主
义”一词就指的是这种民族主义。当代新儒家坚持中国文化的根本理念，往往被看
作文化民族主义者，但他们的信仰算不上纯粹，因为他们可以不加批判地认同于西
方的民*主*与科学。从另一方面看，一般被视为“全盘西化”论者的胡适，其传统考
据功夫比同时代一般反传统主义者甚至许多维护传统文化的人更深，况且他一到国
外便当仁不让，摇身一变成为中国文化的捍卫者了。这就是说，就连胡适这种全盘
西化论者，在骨子眼里也不可能不是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

二
    不过，目前看来最具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还是现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
与“政治民族主义”之间的紧张。
　　近代以前，中国绝对不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处在统一皇权
下的巨大社会或历史文化共同体，或一个以巨大统一国家的形态出现的文明。考虑
到这一国家样式的文明在历史上存在的连续性和长期性，应当说这是世界文明史上
的一种独一无二的中国现象。当然，类似于西方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中国历史上
也并非没有出现过，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相互征战的诸侯国。但除了在一些基本的
文化观念上，这些诸侯国在文字、度量衡，以及诸多其他文化和制度方面都不是统
一的。或许是由于梁漱溟意义上的文化“早熟”，中国在秦汉时代就已演变为一个
普世的大一统帝国。统一意味着和平。考虑到西方历史上可与之相比的罗马帝国时
期的“罗马和平”(Pax Romana)转瞬即逝，中国历史上统一和平的长期性及所覆盖
地域的广袤性不能不算一大成就。当然，和平也意味着华夏文明自此将从“早熟”
演化至“滥熟”，其负面性越到后来便越充分地表现出来。
　　当西方人已发展出具有强大政治动能的近代民族国家（但不要忘记民族主义也
可能释放出巨大的破坏性力量）之文明样式时，中国人仍处在所谓“文化主义”的
文明样式中。把他们凝聚在一起的，主要是一些根本的文化理念，或者说是其共同
的文化认同。当然，书生士人除了这种文化认同以外，还有对皇帝这一国家象征的
政治认同。一般百姓虽不能说全然缺乏这种政治认同，但他们的认同显然很弱，不
然为什么在鸦片战争期间，许多清朝群众会躲在珠江沿岸丛林中隔岸观火看热闹？
一些清朝老百姓甚至卖水、食物和其他补 给品给英国人，甚至给他们指路带路。拿
现在的标准看，这是十足的卖国叛国行径。 只是又过了几十年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
中国人才认识到，不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国
家，不发展现代民族意识（此任务在抗日时期大体完成），便不可能进行充分
的民族动员，便不可能自强。在此意义上，晚清至１９４９年以前的中国历史，是
从文化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化、从国家样式的文明向现代样式的国家转型的历史。
　　在此过程中，自晚清至民初，学习西方的中国人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从制度
到文化理念的转变。但这种转变未尝没有代价。不仅“体”与“用”的内涵及相互
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以文化而非种族、语言、地域为认同符号的“天下”最
终竟被降格到一个普通“国家”的水平。换言之，主要以儒家文化为认同对象的普
世性文化主义，最终为现代意义上的区域性民族主义所取代。换言之，国家样式的
文明终于变型为现代样式的国家。何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清末至五四的中国人逐渐
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要自强，仅仅模仿西方人的船坚炮利是无法取得成功的，非得
深入接受西方的制度以及文化理念不可，而坚持传统天下观与这一目标又不可能不
发生矛盾。这也就是梁启超意义上的“保教”与“保国”的冲突。
　　这意味着，文化性的民族主义必须让位于一种政治性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
义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否弃传统文化认同，却是一条最有可能恢复国家主权，最终
赶上西方强国的道路。然而从实践上看，政治民族主义的方略却未能免于沦为一种
灵魂的典当，即以牺牲民族文化为代价，甚至牺牲民族文化的根本理念也在所不惜，
以换取国家的尊严和强盛。所谓“五四迷思”，就是指的这种浮士德心态。这种心
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偏激的全盘西化的主张。全盘西化论的出台又意味着，现代
中国在张扬政治民族主义以自强的同时，面临着在学习西方文化与守护自己的文化
根性两者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这一根本的文化问题。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表述：在
代表激进政治民族主义的全盘西化论与过分的文化本位论（辜鸿铭即是一个极端例
子）两极之间应当有一个适当的度。但这个度究竟在哪里？如何去把握这个度？实
际上，这是一个晚清以来中国人所一直面临的根本课题，也可以说是一个具有根本
性的两难处境，一个直到当前也不能说已近于终结的两难处境：不大量吸纳西方文
化质素，中国不可能自强，而大量吸纳西方文化质素，中国人又可能丧失自己的文
化同一性，亦即丧失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那些根本品质。
　　在很大的程度上，中国的问题可以认为是源于五四期间蔚然成势的全盘西化论。
尽管并非没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回过头来不难发现，全盘西化论是一种情绪化
的文化激进主义，一种给政治民族主义提供理论支持的偏激的思想主张。五四以来
大半个世纪中国所遭罹的挫折和苦难已使人们认识到，整体性地引入西方文化以取
代中国文化，从理论和实践上看都既不可取，也不可能。甚至可以认为，这是一种
盲目破坏的立场，一种在文化上自虐自戕的立场。回顾历史，不难看到五四运动是
以抗议西方国家要中国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为直接动因的。但当时的中国并非不可
以通过外交手段来挫败西方国家的企图。结果却出现了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在知识
人当中更是出现了全盘西化论的偏激的思想主张。
　　从根本上说，这种偏激的主张是由文化自信心的丧失引发的。文化自信心的丧
失必然会导致对西方文化关系的肤浅认识，其后果难免是一种一任情绪泛滥、急功
近利、只顾眼前痛快，不顾长远利益的心态。五四以来的曲折历史表明，仁即“吃
人”之类的断语和烧掉一切线装书一类的偏激口号，不仅没有使中国很快富强起来，
反而加重了它的苦难。牺牲民族文化的根本理念以自强的做法是得不偿失的。从理
念的正当性或合法性来看，这种做法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权宜之计。换句话说，现代
中国的激进政治民族主义并不具有根本的正当性或合法性，而迟早要遭到否弃。这
就是“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灾难后遂有改革开放之大转变的根本原
因。政治民族主义并非不可以否定民族文化，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并非不可以否
定某些民族之所以成其为民族的根本理念，因为这样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合理的，
但这种否定终究得有个限度，否则民族何以成其为民族？

三
　　中国的许多问题从根源上看，是由民族文化的自我否定过头造的因。否定过头
的征象可以说比比皆是。比如那无处不在的崇洋媚外现象。这几乎可用“臭名昭著”
之类的字眼来形容。不仅社会中下层的许多人如此，就连许多高级官员也如此。不
仅许多文盲半文盲如此，就连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也未能做到清白。不仅新商标要取
个洋名或不伦不类的准洋名，而且已有的中国品牌也要换个洋名以除去原有的“土”
味。近年来更有越来越多的父母给孩子取一个“玛丽”或“维廉”之类的洋名。出
国理所当然被视为光荣，甚至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出国定居自然格外光荣，社会身
份也就格外高了。未能出国或虽出了国却未能取得“绿卡”，在一些人眼里简直就
是人生的失败。留学生学成归国，很少被认为是回来报国的，反而被认为在外面混
不下去。当然中国人的崇洋情结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但新文化运动以来对民族
文化否定过头不容置疑地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此，不妨将犹太人与中国人作一对照。犹太民族自罗马帝国初期起便失去家
园，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大流散”(Diaspora)。然而这只是身体和地理意义上的流
散，因为犹太人是一个以宗教、文化异常紧密地凝聚起来的民族。其文化凝聚力之
强乃举世罕见，近代以来的全球性世俗化潮流（这意味着文化融合）虽对之有很大
的冲击，但未见得把它削弱了多少。尽管在“大流散”中，犹太人在世界范围经历
了与各种文化的接触和冲突，但在时间长河中却能一以贯之地将其文化根性保存下
来。在历史上甚至在当前，犹太文化总是能在保留其根性的前提下，不断吸收和利
用异质文化要素，对之加以筛选、调适和改造，从而成为一种从古至今延续了三千
多年而仍然葆有其同一性的文化。换句话说，犹太人虽经历了两千年身体和地理上
的“大流散”，在精神上却没有松懈、怠惰、自暴自弃，更没有像现代中国人那样
在文化上、精神上自虐自戕。随着现代以色列国家的建立，甚至古代的希伯来语也
复活为一种现代语言，犹太人的“大流散”也告一段落。
　　相比之下，中华民族大体上说虽没有经历身体和地域意义上的流散，但自清末
便开始了精神上的“大流散”，目前仍然处在此流散中。当然十二亿人之统一在一
个政治实体之内这一事实本身，对精神流浪中的中国人未尝不是一种补偿。以十分
有限的国力，中国从１９６０至７０年代起就发挥了相当重要的国际作用，这不能
说不是统一大国的地位使然。８０年代以来国力的迅速增长，使这种大国地位的作
用更加突出了。可是必须看到，崇洋媚外既如此深入中国人的骨髓，以十二亿人精
神上长期自暴自弃、自虐自戕，大国又怎么样？因此大国地位只能视为一种有限的
补偿。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中国也正在付出代价。市场经济形式的现代化意味着
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西方通俗商业文化对既有民族文
化的进一步侵蚀。中国人的精神飘泊，岂不将更加严重？
　　好在与此同时，中国人特别是知识人的文化自信心也有相当程度的复苏，对先
前文化上的过度自我否定已有较为深刻的反省。照此发展下去，政治民族主义话语
之在较大程度上被修正，民族文化在中国人的心灵中之回归到一个较高位置，一个
应有的位置，尤其是一些具有根本意义的民族文化理念之恢复其应有的地位，当并
非不可能。民族文化的根本理念一日不恢复其在民族心灵中的应有地位，中国人心
灵的流浪就一日不会结束，中国人就仍然在精神“大流散”中飘泊。在此意义上，
当代新儒家所做的工作虽有不足，需要补充、完善甚至修正，但具有方向性的重要
价值则无疑。这可能是救治晚清以来中国人的政治民族主义过分膨胀，现代民族文
化意识一直未能伸张之世纪性偏颇的唯一途径。

　　可是何谓民族文化的根本理念？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另外，民族终究是民族之林中的民族，是世界情境中的民族，因此，民族主义与国
际主义的关系同样是一个重要问题。限于篇幅，这些问题只有另文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