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之 法国革命的来临与瓦尔米的炮击

高守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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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先钟 [翻译]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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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头怪 [校对制作] 2004

虽然使法国大革命开始发动的力量，就是美国的革命，可是以1789年的情况而论，也许再没有两个国家，会像当时的美法两国那样不相似的。前者是一个巨大而尚未开发的国家，对于一个具有自由民主心灵的民族，足以贡献无限的机会。后者是一个古老的君主国家，一向受着特权和传统的拘束。在美国，租税（为1775年叛乱的主因）是由人民来决定的；在法国却由国王来决定，并且由第三等级（Third Estate）来担负——换言之，即除了贵族和教会以外，都要纳税。尽管法国的繁荣日益增加，可是这种由于不平等所引起的怨恨，不但不曾减轻却反而更受激高涨。因为财富增多了，国债和税额也随之而增加。结果受害最重的还不是赤贫的无产阶级，而是小康的中等阶级，他们也正是财富的生产者。由于他们要求应有的社会正义，和对于国事的指导能占一席之地位，结果才造成了法国的革命。

因为参加美国的独立战争，势必要筹措战费，于是法王路易十六（1774-1792年）求教于他的财政顾问，热内亚的银行家内克（Jacques Necker）。他主张避免增税，而用发行公债的方法来维持财政支出，可是后来公债发得太多了，为了付利息而不能不加税。据说路易十六的祖父路易十五曾经说过：不幸而言中的就是公债，它实为洪水的来源。

1781年，内克被免职。不久之后，他的位置即由加隆（Charles Alexandre de Calonne）所代替，为了应付危机，他劝路易召开贵族（Notables）会议——由贵族和教士的代表所组成。他们在1787年开会，但当他们发现加隆的财政改革计划有损于他们的特权时，就拒绝通过。其次在1788年8月8日，路易在无可奈何之中，听信了巴黎市议会（Parlenient）的劝说，决定于次年召开国会（States General）。他们自1614年起，就从未开过。（注：路易十五曾经把巴黎市议会取消，等到路易十六即位时，又重新召开。）

人民要求一个君主立宪制度，希望他们的代表能定期集会，并保有权利。当1789年5月5日，国会代表在凡尔赛举行第一次会议时，他们心中所持有的即为这种观念。

第三等级的代表们拒绝分坐，并邀请贵族和教会的代表与他们共同讨论，因为他们之间很少有人愿意屈尊，于是到了6月10日，第三等级的代表们就自称为“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而独立成为一个组织。十天之后，在著名的“网球场”（Tennis Court）中，他们宣誓表示除非已经拟定了一个新宪法，否则决不解散。为了安抚他们，路易命令所有的特权阶级代表，都加入与平民代表在一起开会。但同时为了防患未然起见，他又命令布罗格里公爵（Duc de Broglie）在凡尔赛集中瑞士和日耳曼人的部队，以充宿卫。此外又再度罢免内克，这是他在不久之前，又召回任用的。

巴黎的资本家一向认为内克是惟一可以使经济复兴的干才，所以这个措施使他们大为不满。于是资本家的爪牙巴黎的群众开始暴动。结果是7月14日群众攻击巴士底（Bastille）狱，并杀害它的守兵。当这个消息传到宫中时，路易喊着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叛变！”利昂古尔公爵（Due de Liancourt）回答他说：“不，陛下，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

这次暴动立即的效果是又三度起用内克，并成立了一个“国民自卫军”（National Guard），由拉斐特侯爵指挥。

为了取信于民，8月26日国民议会发布了一个宣言，定名为“人权宣言”（The Rights of Man），内容与美国的独立宣言极为相似。因为路易犹豫不决，未加以批准，于是在10月5日，拉斐特率领一小队“国民自卫军”，把皇族中人从凡尔赛押解移入首都之内，后面有许多群众跟随，不断地高呼怒吼。此时，国王的幼弟阿尔图瓦伯爵（The Comte d'Artois）已随第一批王党的逃亡者（Emigres）出国，他立即开始进行推翻革命的阴谋。由于他们阴谋与外国合作，使之成为最后导致战争的主因之一。

因为这个国家已经在财政上破产了，由于奥特恩主教（The Bishop of Autun）——他是内克女儿的爱人——的建议，国会开始进行宗教改革，以便没收其巨大的财产。国会宣布今后主教和教士都必须由人民代表选举。然后米拉包（Merabeau）主张发行一种以土地为担保的纸币，以代替没收教会的土地。但是内克却乘机骗到了大量的教产，宣称将来用金银偿付。当诺言无法兑现，内克就逃走出国。结果在米拉包主持之下，终于发行了土地货币。

这个反宗教的国会使路易感到深恶痛绝。他说：“我宁可做梅斯（Metz）的国王，也不愿依照这种条件来做法国的共主。”结果，当新法施行不久之后，他就决定逃走。他不听米拉包的建议，并不逃往忠于王室的诺曼底或不列坦尼，而逃往梅斯，想与那些逃亡者会合在一起。他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也热烈作此主张。她是玛丽·特里萨的女儿，是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二世（1790-1792年）的姊妹。

6月20日到21日的夜晚，路易和他的家人躲过了守兵的注意，沿通到蒙梅迪（Montmedy）的道路逃走。中途被人发现，在瓦伦钮斯（Vareanes）被拘捕，押回了巴黎。当这个消息传到奥地利之后，利奥波德宣称说：拘捕国王一事直接冒犯了所有其他君主的荣誉，和任何政府的安全。8月27日，他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1786-1797年）联名发布了一个“皮尔尼兹宣言”（Declaration of Pillnitz），这两位国王宣布将联合其他欧洲的统治者，共同支持路易。利奥波德事实上是不怀好意的，在这个宣言尚未发布时，他就曾与腓特烈·威廉共同商定了一个瓜分法国的计划。奥地利获得阿尔萨斯和洛林，普鲁士分得于利希（Julich）和布尔格（Berg）两个公国，并在筹划中的波兰瓜分案内可以分享一部分。

9月14日，国民议会已经制定了新宪法，于是自动解散，代替它的是新宪法中的立法议会（Legislative Assembly）。它于1791年10月1日，召开第一次会议。

这个新国会的领导权落入一群青年的中等阶级热心分子的手中，他们号称“吉伦特派”（Girondins），因为多数人都来自吉伦特（Gironde）省。他们激烈反对逃亡者、利奥波德和玛丽·安托瓦内特。因为在法国的东面边界上，有少数逃亡者的兵力在集结，他们认为是一种侮辱，同时也感到畏惧，所以主张用对奥地利作战的手段，来统一国内的意志，并强迫路易摊牌。

12月间，这种备战的热心使法国人把沿着法国东疆的部队，分组成三个军团，北方军团由罗尚博指挥，中央军团由拉斐特指挥，他们二人都是曾经参加过美国革命战争的；莱茵军团则由鲁克勒元帅（Marshal Nicolaus Luchner）指挥，他是一个年老的日耳曼骑兵军官。这就是最初的法国革命军。

巴黎的报纸刺激人民的感情，使他们趋向好战的途径。在雅各宾的寺院中（注：当国会移到巴黎时，第三等级的某一部分代表，在雅各宾寺院中租了一间大房子，作为集会之所。这就是这个著名革命党派的命名起源。）和国会中，布里索（Brissot）也鼓动对于宫廷的仇视心理，并宣传战争的必要。不仅是为了团结人民和使他们服从国会的意志，而需要战争；而且诚如希里斯（Herault de Scchelles）所说的：“在战时可以采取某些措施，若在平时则似乎是太严酷了。”——这也就是恐怖时代即将来临的先声。

当巴士底监狱被攻击时，在欧洲还不会产生组织十字军以援救法国的观念。当时各国王室所注意的问题，是波兰而不是法国的革命。1792年3月1日利奥波德逝世后，才迅速地发生了新的变化；因为他的儿子弗朗西斯二世（Francis Ⅱ），接受了吉伦特派的挑战，一心要恢复其姑母的荣誉。他是最后一任神圣罗马皇帝（1792-1835年）。同时，腓特烈·威廉也认为法国是一个容易到手的目标，并且以扑灭革命为借口，来扩张其领土。俄国女王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年）又希望维也纳和柏林两地的政府都被纠缠在法国的事务中，这样就可使她在波兰坐受渔人之利，此时波兰正好到了第二次瓜分的边缘。最后，法国的保王党人也认为只有奥地利出面干涉，击溃法国的征兵，才能救出路易。这就是1792年4月20日的情况，路易十六以俘虏的身份，向他的主人，吉伦特派的内阁，建议对奥地利宣战。其目的是想当他们被打倒之后，他自己也就可以脱身了。

法国对于战争实在是毫无准备：它的府库空虚，军队混乱，人民像患有神经病一样。7月11日，政府号召全国人民从军，于是许多群众都纷纷自愿入伍。十四天之后，普鲁士也向法国宣战，并指派不伦瑞克公爵（The Duke of Brunswick）为普军总司令。他受了王党逃亡者的指使，发了一个颇不妥当的宣言，使巴黎人民大为愤怒。8月10日，杜伊勒里宫（Tuileries）受到攻击，结果是国民公会以敕令废除1791年的宪法，取消路易的一切权力，实行普选。国民公会（Convention）又代替了立法议会。

在这个混乱之中，最严重的危险却是来自军中。法国陆军此时共为八万二千人，不包括边界守备队在内。在左面，北方军团现在改由拉斐特指挥，掩护着从敦刻尔克到马尔梅迪（Malmedy）为止的边界。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共二万四千人，驻在佛兰德边界方面；另一部分共一万九千人，称为安德内斯军团，驻在色当附近。在它的右面，从蒙梅迪到孚日（Vosges）山地，为中央军团，亦称梅斯军团，共一万七千人，由鲁克勒元帅指挥。在它的右面，从弗斯格斯到巴塞尔（Basle），为莱茵军团，共二万二千人，由巴隆将军指挥（Gen. Biron——即劳曾公爵）。在后方，苏瓦松（Soissons）附近，又有一大堆无组织的志愿兵，号称预备军团。

8月11日，拉斐特正在色当，当他知道了前一天的敕令之后，他立即命令在桑布尔河桥村（Pont-Sur-Sambre）的狄龙将军（Gen. Arthur Dillon）和在毛德营（The Camp of Maulde）的杜木里埃将军（Gen. Dumouriez）向巴黎进发。前者是一个保王党，表示同意；而后者则趋附吉伦特派，拒绝服从。国民公会听到这个兵变的消息之后，立即派遣委员前往色当，但为拉斐特所拘捕。8月16日，政府任命杜木里埃为北面军司令。第二天，拉斐特看到军队对他已经丧失了信心，于是率领许多军官越过了卢森堡国界，向奥地利投降。同时，在梅斯的鲁克勒，也是拉斐特的朋友，他也拒绝接受这个敕令，于是被派指挥第二线的部队，而由克勒曼将军（Gen. Kellermann）接充司令。鲁克勒部下的重要军官也都被调换。在莱茵军团中，只有巴隆将军愿意竭诚效忠。当杜木里埃代替拉斐特时，法国陆军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高守业

瓦尔米的炮击（The Connonade of Valmy）不仅是一个军事性的事件，它还足以构成两种战争形式之间的一个明显界线。前者是从1648年开始的战争形式，后者是1792年以后的战争形式。在前一个时代，诚如以前各章已经叙述过的，战争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都变得比较有限制。除了极少数的显著例外情形，战役都是井井有条、好整以暇的，大家都遵守一种公认的规则。奥内利伯爵（The Earl of Onery）在1677年曾经这样说：“我们在战争时像狐狸而不像狮子，有二十次围攻还不能作一次决战。”二十余年之后，笛福（Daniel Defoe）又说：“现在的情形常常是这样的，双方各以五万人的大军彼此互相对峙着，一无所获，然后各自宿营过冬。”一百年之后还是如此。卡诺（Lazare Carnot）说：“在军事学校中所教授的，已经不再是如何防御据点的艺术，而是如何遵守一定的礼节，使它不失光荣地投降。”

在1733年的皮齐吞（Pizeighetone）围城战中，对于这种文雅的战争，可以获得一个完美的例证。当双方议定休战之后，在壕沟上搭了一道桥梁，使双方可以互相交通。于是大家大开宴席，到处笙歌，完全是一片太平景象，大有盛宴难再之感。

在卡诺发表上述见解后的一百年，新的战争形式已经发展到了它的顶点，福煦元帅（Marshal Foch）认为“这种古老的方法不是得到要决定性的解决，而只有有限的目标。”萨克斯（Maurlce de Saxe）（1696-1750年）曾经说过：“我是不赞成会战的，尤其是在战争开始之时。我还深信一个聪明的将军可以终身作战，而不会被迫采取会战的手段。”福煦对于这种理论也曾严厉地加以驳斥。

虽然如此，福煦对于这种“古老方法”的成因，却似乎并没有认清。不仅是因为三十年战争的无限野蛮，引起了大家的厌恶，因此认识了君子的战争毕竟要比小人的战争好些；而且，又因为正规常备军的成本日益高涨，同时后勤部门（Commissariat）的效率极低，征发补给的速度也极为迟缓，这些限制就使大家都愿意避免会战，因为在这个时代中，火枪以短射程作战，生命的成本是极为高昂的。同时，大家也都愿意多进行围城战，以便沿着行军的路线，依照间隔建立补给基地。早在1770年，吉伯特（Guibert）即曾认清，从金钱上来说，这种“踱方步”的战法其实成本很高。他认为这种有礼貌的战争，不流血的运动，光荣的投降，其实只是表面上廉价的，因为它们并不能获得巨大的政治解决。所以他主张应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战争方式来代替它们。

他这样的写道：“让我假想在欧洲有一个活跃的民族兴起：一个有天才、有资源和有政治认识的民族。他们能团结一致，组成一支全国性的民兵，并有一定的侵略计划，而从不放弃其目的。他们知道如何使战争廉价化，并支持它以达到胜利。像这样一个民族，决不会因为财政上的考虑而被迫限制其战争的范围。我们将坐视这个民族征服其邻国，推翻我们脆弱的组织，好像狂风扫落叶一样。”

对于吉伯特心中所想到的这种战争型态，“瓦尔米”实为其滥觞。在它的如雷的炮声后一年，吉伯特逝世后的两年，法国的国民公会为了确定“所有的法国人均应入伍以保卫国家起见”，通过了一个法律，从此无限战争变成了流行的新秩序。

这个法律的内容是说：“青年人应该战斗；已婚的男人应该铸造兵器和运输补给；妇女应该制造帐幕和被服并在医院中服务；儿童们应将旧布制成绷带；老人们应抬到公共场所，以鼓励战斗人员的勇气，并宣传对国王的仇恨和共和国的团结。”

“公共建筑物应该改成营舍，公共广场改成兵工厂。一切具有适当口径的火器均应移交给部队，在国内的警察应使用短枪和刀剑。一切配鞍的马匹都应集中以供骑兵之用；一切挽马凡不作耕种之用者，都应用来拉曳炮车和补给车辆。”

这就是总体战的诞生哭声。

一为有限，另一为无限，在法国革命中，这两种战争形式要见一个高下了。在这个最初的冲突中，双方的将领适为最好的例证：不伦瑞克代表前者，而杜木里埃则代表后者。

不伦瑞克生于1735年，杜木里埃生于1739年，他们差不多是同年，这是他们之间的惟一联系。前者为一代诸侯，并为腓特烈大帝的侄子；后者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都是一个冒险之徒，是法国一个委员的儿子。在1792年，不伦瑞克被认为是欧洲最伟大的军人，而杜木里埃也深信他自己是这样的，他对于自己有无限的信心，认为革命这一行事业最适合于他的才能，他本能地认为应将这种精神发挥到最高限度，除了机会主义外，他更无其他的原则。有一次，他曾经提出一个保救王室的计划，简单而大胆。他说要想击败雅各宾派，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变成一个雅各宾派，学习他们的思想，采取他们的精神和文字，然后再反转过来打倒他们。在战场上他是完全无畏的，不怕困难，表现出无比的活力，具有最可贵的天才——感动其部下的能力。他是一个卓越能干的军事赌博家，具有幻想、机智、远见和乐观心理。

不伦瑞克是一个饱学之士，一生谨慎，对于任何问题均爱作极细密的研究，结果反而没有认清问题的本身——只见有树，不见有林。使他获有大名的主要原因，是他在荷兰的1787年战役。那几乎是完全不流血的，所以从其同时代的人们眼中看来，应该算是一个完善将道的典型。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因为在旧有战争的狭窄限制之内，不伦瑞克正好像是一个下棋的专家一样，只要对方遵守一定的规则，则他对于敌人的每一着棋，都是能够预先料想到的。他对于自己的困难总是不惜加以夸张，但却很少考虑敌人的困难，通常他又拙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在压力之下，他是会向旁人的意见让步的。对于他而言，也可以说是很不幸的，腓特烈·威廉是一个冲动浅见的人，但却偏要以腓特烈大帝自居，而不伦瑞克则认为普鲁士元帅的天职，就是服从其国王，于是不惜牺牲自己的判断来迎合他的意图。此外，不伦瑞克也强烈地讨厌奥地利人，认为法国是普鲁士的真正同盟国，并且也厌恶王党逃亡分子。他对于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都估计颇高，所以早在1792年，法国革命政府曾请他充任法国陆军的最高统帅。假使他接受了，那么杜木里埃就会变成他的合作者，而不是敌人了。

这两个人所指挥的军队在性质上也完全不同。普奥两军是他们国王的工具，绝对服从其长上。法军方面，固然大部分仍为旧有皇军中的军人所组成，但却已经变成一支民族性的军队，具有新的民族精神。若是将领知道如何发挥其精神，它可以有奇异的表现；反之将领若不通此道，则可能发生恐慌现象和叛变。虽然军官极感缺乏，尤其是在步兵和骑兵两方面，有数以千计的军官都已经逃亡出国；但是幸亏他们有大量的士官，都是久历戎行的，可以立即提升为军官。在瓦尔米之战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将来帝国时代中的名将，有些是军官，有些还是士兵，例如儒尔当（Jourdan）、勒古布（Lecourbe）、乌迪诺（Oudinot）、维克多（Victor）、麦克唐纳（Mecdonald）、达武（Davout）、圣西尔（Gouvion-Saint Cyr）、莫蒂埃（Mortier）、苏尔特（Soult）、勒克莱尔（Leclerc）、拉纳（Lannes）、马塞纳（Massena）、贝尔蒂埃（Berthier）、贝西埃尔（Bessieres）、絮歇（Suchet）、拉阿尔普（La Harpe）、费里埃（Friant）、勒费弗尔（Lefebrve）、和克勒曼（Kellermann）——（年长的一个）。

法国的炮兵在欧洲是首屈一指的。尽管近代射击学之父是英国人罗宾斯（Benjamin Robins），他于1742年曾著有《炮学新原理》一书，主张使用后膛的来复线火炮，并使射击学有了科学的基础。可是在格里包发尔（Gribeuaval）的指导之下，法国的炮兵却有最伟大的进步。1776年，他被任命为法国陆军的炮兵总监，把法国的炮兵从上到下，都作了彻底的改组。他限制野战炮兵为4磅的团级火炮，对于预备炮兵（即师炮兵）则使用8磅、12磅的加农，和6吋的榴弹炮。对于要塞防御和围攻的任务，他又采取了16磅和12磅的加农，8吋的榴弹炮，和10吋的臼炮。他发明了前军，并使炮车在构造上有统一的模型，使其零件尽可能的可以互相交换。

（注：在这个时代中有两个重要的发明，都是英国人的。其一为麦西尔（Mercier）的“有效炮弹”（Operative Gun Shell） [ 注：不清楚钮的术语翻译是否准确。不过参照战史的记述可以知道，这应该指当时发明的一种炽热的加农炮弹（炽热弹），极易引起木质船体着火燃烧。——校制者 ] ，从24磅炮中发射5.5吋臼炮炮弹，在直布罗陀围攻战（1779-1783年）中首次使用。另一为亨利·施拉普内尔（Henry Shrapnel）所发明的“榴霰弹”（Shrapnel Shell），时间是在1784年，但英国陆军到1803年才采用它。前者使木质战舰注定要被淘汰，后者则使炮兵战役有了革命性的变化。）

这些改进使炮兵受到了彻底的影响，好像一个世纪以前，由于刺刀的引用，使步兵所受到的影响一样巨大。结果是火炮的地位日益重要，而打倒了火枪。又有两个影响必须加以注意：（一）多用炮兵，则马匹和车辆的数量也随之而增加，所以行军时纵队加长了，又必须用轻型部队来加以保护——轻步兵（Chasseurs a'Pied and a'Cheval）。（二）为陆军的成本日增，为使军械和装备标准化，对工业的要求也日益增加。

虽然在普鲁士军中，步兵和骑兵是极为优良的，但炮兵却远为落后，而军需制度也颇为陈腐。许多将军都已年老，而很多青年军官却是同情革命的。但是最弱的一环还在指挥方面，因为在腓特烈·威廉和不伦瑞克之间，并无一致的思想。后者厌恶逃亡分子，前者则对于他们颇表信任。他们对于法国人民同情王室的心理故意作夸大的宣传，并且说他们对于法国军官有充分的认识。布耶（Bouille）说；“我可以负责攻下这些要塞，因为它们的全部钥匙都在我的口袋里。”这种狂言使得腓特烈·威廉相信他只要长驱直入，即可以直捣巴黎，并受到效忠王室的人民的欢迎。

不伦瑞克的思想则完全不同，因为他不仅不信任这些逃亡人士，而且更反对战争。他的观点是认为第一个战役仅限于攻占隆维（Longwy）、蒙梅迪（Montmedy）、色当（Sedan）等要塞，其次则在这些地方建立补给基地，对于任何来援的法军，均应以迂回的方式将其击退，最后即宿营过冬，并准备明年的战役。当后方尚有未被攻占的要塞。而且遍地都是抱有敌意的人民，要他在法国境内进行一个秋季战役，这个观念会使不伦瑞克感到谈虎色变。此外，他也深知他的军需人员足以限制迅速的前进，这是一点都不错的，因为他的一位幕僚马森巴赫（Massenbach）以后也说：“补给的问题好像是一个死重量，挂在我们的腿上。”

最后所决定的计划是分为三个军团，侵入洛林：（一）不伦瑞克率领普鲁士部队四万二千人，黑森部队（Hessians）五千五百人，法国逃亡部队四千五百人，从梅斯的克勒曼军团与色当的杜木里埃军团之间，由科布仑茨（Coblenz）直入洛林。（二）一万五千名奥军，由克里法特（Clecfayt）指挥，以比利时为基地，在普军右翼上向南前进。（三）另有同等数量的兵力，由霍恩洛厄——基希贝格亲王（Prince Hohenlohe-Kirchberg）率领，以巴拉庭为基地，在普军左翼方面前进。当三个军团在洛林会合一起之后，即应渡过马斯河，直向巴黎进发。

从科布仑茨到法国的边界，普军花了二十天的行军时间，直到8月23日始到达隆维边境要塞的前面。经过短时间的炮击，该要塞被迫投降。

此时，杜木里埃正在要求法国的军政部长塞尔旺（Servan）向日德兰发动侵入战。他的计划是让狄龙（Dillon）在色当、克勒曼在梅斯，挡住普军的前进，而他则从瓦朗谢讷（Valenciennes）前进，以击败克里法特所率领的奥军。这是杜木里埃的“固定观念”（Idee Fixe） [ 注：这最初好像是个音乐术语，指大型音乐作品中贯穿全曲的基本主题，或译“固定乐思”。——校制者 ] ，因为他一向以阿伽多克勒（Agathocles）和西庇阿自居。他曾经上书国民公会当局说：“当汉尼拔还留在罗马的城门之外时，罗马人民却已经把战争带到非洲去了。”

从战略上来说，他的想法可能是正确的，因为他对于不伦瑞克的价值，已经估计得十分精确。可是从政治方面来看，他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假使他全军向北移动，巴黎的公民将认为首都的门户已经洞开无阻，他们就会马上大叫起来说：“这是卖国的行为！”塞尔旺对此深有认识，所以于8月22日力劝杜木里埃还是与克勒曼合作，后者在霍恩洛厄亲王的压迫之下，已经逐渐后退了。8月24日，由于隆维被围的消息传来，巴黎人民大起恐慌，塞尔旺就命令杜木里埃赶紧前往色当。

8月28日，杜木里埃到了色当，所发现的情形，照他自己的书信中所描写的有如下述：“这是一个没有将领和高级军官的军队，内部分成了许多派系。有一半以上的军人对于他们所一向爱戴的将领（拉斐特）的离去，感到十分不满，并且认为这个继任的人是他的死敌，而且他的去职也是由于这个人造成的。”

第二天，杜木里埃在检阅他的部队时，所接受的不是惯例的欢呼，而是沉默和冷眼。最后有一位榴弹兵高呼着说：“反对打仗！”杜木里埃立即回答他说：“你以为不打仗就能赢得自由么？”另外又有一个士兵高叫着“打倒将军！”杜木里埃拔出他的剑，叫他来决斗，这个家伙不敢作声了。突然的，杜木里埃认清了他这种不合常规的行为，已经赢得了部下的拥护。

其次，当他知道凡尔登（Verdun）已经遭受威胁时，他就派加尔包德中校（Lt-Col. Galbaud）率领两营兵力去增援。他们没有能达到这个要塞，而退到了圣米尼豪德（St. Menehould），在那一夜里，他写信给塞尔旺说：“这个军团是处在了最恶劣的环境之下。若是我们后退，则我害怕它会自动瓦解；若是我们前进，这似乎是它所愿意做的，但又必然会被敌人击溃。它没有衣服、鞋子和帽子，而且也缺少了许多的枪械。”

他仍然迷恋着他的日德兰侵入计划，8月30日，他召开了一个战争会议，虽然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记载的又是一样，实际上这个会议也赞成这个计划。但是在巴黎的塞尔旺，却认为杜木里埃早已放弃了这个观点，所以于9月1日写信劝他向阿戈讷（Argonne）撤退，同时也告诉他，克勒曼已经奉命前进来支援他。第二天，巴黎的警钟响了，进入了9月的大屠杀期。塞尔旺又写信给杜木里埃说：“以祖国的名义，我命令你率领军队向马斯河与马恩河之间前进。进到圣米尼豪德或其附近，甚至于进到沙隆（Chalons）。”

8月31日，在这个信件尚未发出之时，杜木里埃在巴柴里斯（Bazeilles）已经听到了在凡尔登方向上传来的炮声，同时也知道克里法特已经率领一万五千人到一万八千人，在斯提内（Stenay）渡过了马斯河。于是他终于认清了他的侵入计划已不可能，因为他的右翼已经遭受威胁，而色当已经不可再留了。他写信报告塞尔旺说：“在任何战争中，法国都不曾面临过这样巨大的危险。为了避免更坏的结果，我可能将被迫把蒙梅迪和凡尔登留给它们的守军去负责防御，放弃马斯河全线，采取最短的退路退到艾尔（Aire）河上，以防御奥特里（Autry）的缺口。”

这就是说退到阿戈讷森林之上，这正当着上埃纳（Aisne）河的右岸。这里包括低缓的丘陵，厚密的森林，并且为河流和沼泽所切断。在1792年要比今天的地形还更困难，因为当时并无公路，一到了下雨的天气，松软的泥土就会很快地变成泥潭了。对于一个携带着炮兵和补给纵列的军队而言，只有五条道路可以通过这个森林，它们恰好经过下述的五条隘路：（一）艾斯里提斯（Les Islettes）隘路，凡尔登—克莱蒙（Clermont）—圣米尼豪德—沙隆—巴黎道路。（二）卡拉德（La Chalade）隘路，凡尔登—兰斯（Rheims）道路。（三）格南德普里（Grandpre）隘路，瓦伦钮斯—武济耶（Vouziers）道路。（四）克鲁瓦（Croix-aux-Bois）隘路，斯提内—武济耶道路。（五）齐斯尼—波普拉克斯（Chesne-Populeux）隘路，色当—勒泰勒（Rethel）道路。

因为杜木里埃尚在色当，他距离两个主要隘路——格南德普里和艾斯里提斯——要比在斯提内的克里法特，和在凡尔登的不伦瑞克都要更远一点，所以速度十分重要。他知道他的兵力不足以同时防守五个隘路，所以命令在桑布尔河桥村（Pont-Sur-Sambre）的杜瓦尔（Duval）率领六千人，和在毛尔德（Maulde）的包仑维里（Beurnonville）率领一万人，都全速向勒泰勒行军。前者于9月7日到达，后者于9月13日到达。

图21 阿戈讷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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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木里埃对于齐斯尼—波普拉克斯和克鲁瓦两个隘路，暂时不加防御。他于9月1日命令狄龙率领前卫六千人，去占领艾斯里提斯和卡拉德。他自己则亲率主力三万人，采取最短的路线，越过克里法特的正面，于9月4日到达了格南德普里。狄龙于次日也到达了艾斯里提斯。

杜木里埃于9月5日，从格南德普里向塞尔旺发出一封充满了英雄气味的信件：“凡尔登已被敌人攻占，我正在等候普鲁士军。格南德普里和艾斯里提斯的营地就是温泉关，但我却会比李奥尼达斯更为幸运！”

此时不伦瑞克又如何呢？9月2日，凡尔登投降，他不立即前进，就在那里宿营到9月11日为止。诚然，天气是极为恶劣，自从联军越过法国国界之后，大雨就一直未停。当时的从军人员之一，歌德（Goethe），在8月28日的日记上记着：“可怕的天气。”9月6日又说：“一切东西都沉入了无底的泥沼中。”9月12日又说：“大雨不停。”此外在普军方面也有数百人死于痢疾。歌德在9月4日又这样说：“常常有人提到艾斯里提斯，它是凡尔登与圣米尼豪德之间的一个重要隘路。可是无人能了解还不加以占领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不伦瑞克和腓特烈·威廉之间，对于下一个步骤，始终还不曾获得协议。

在凡尔登攻下之后，不伦瑞克的计划是再攻占色当，然后就在蒙梅迪、梅齐里斯（Kexieres）和吉费特（Givet）附近宿营过冬，并建立一个坚固的基地，以准备明年的战役。但是国王却不肯听从这个计划，不仅法国逃亡分子拥护他的意见，而且在不伦瑞克的部下中，也有某些军官赞成前进。国王这一派的看法，认为这个战争彻底是一个政治性的行动，而不是战略性的行动，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个革命性的军队，而不是正常的军队。所以在凡尔登和隆维建立基地，然后宿营过冬的想法似乎是完全不适当的。反之，他们主张现在应该像洪水一样冲入香槟平原（Champagne），在一个大会战中把法军完全淹毙。由于普军有优良的纪律，在会战中是可以稳操胜算的。只有这样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政治胜利，才能不失时机，把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救出来。

虽然这样一个非正统的办法，曾使不伦瑞克为之大惊，因为照他的军队现况、道路和军需制度来加以判断，都可以知道迅速前进是不可能的。虽然如此，他却放弃了自己的计划，来服从国王。但是他又不命令立即前进，而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进行详细的准备。最后在9月7日，他和国王才一同骑马前往克莱蒙（Clermont），以侦察艾斯里提斯。不伦瑞克看到有许多敌军藏在森林中，当他从一个农民的口中知道法军已经在构筑工事时，他就害怕正面攻击会成本太高，于是建议作迂回的运动。最后决定只攻击五个隘路中的一个，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其兵力决定作下述的分配：利用霍恩洛厄的奥军和黑森部队，来监视艾斯里提斯隘路，而普军则向格南德普里进攻；骑兵和法国流亡部队向齐斯尼、波普拉克斯进发，而克里法特，在卡尔克劳斯（Kalkreuth）的支援之下，以占领克鲁瓦隘路为目的。

最后到了9月10日，不伦瑞克才命令部队前进。第二天上午，在大雨如注之中，普鲁士兵走出了他们已经湿透了的营帐，上路向米南柯特（Melancourt）前进。他们在那里过夜，9月12日又进到朗德尔（Landres），因为一路的村落中人民都已逃亡，使他们很头痛，这使他们在补给上都感困难。与法军交战为一事，在一个坚壁清野的环境中与其交战又为另一事。这种情形使联军大为沮丧，所以在朗德尔的营地中，情形极为恶劣，被人称为“污秽营”（Filth Camp）。在左面，霍恩洛厄的奥军监视着艾斯里提斯的东方。在右面，克里法特从斯提内向克鲁瓦前进。

克鲁瓦的守军共有两营步兵、一个中队的骑兵和四门炮，由科隆上校（Col. Colomb）指挥，他也是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老兵。9月11日，他向杜木里埃报告说他的阵地是不可透入的，结果后者认为敌人的主攻点将在格南德普里方面，于是命令他只留下一百人，交给一个上尉指挥防守这个隘路，而把其余的兵力都撤回到格南德普里。

对于杜木里埃而言很不幸，从一个农民身上，克里法特知道了这个撤退的消息，于是在9月12日派遣了一个由轻步兵和轻骑兵所组成的支队，冲入了这个隘路并将它占领。因为它的失陷威胁到齐斯尼—波普拉克斯的南翼，所以它的指挥官迪布奎特上校（Col. Dubouquet）就自动撤去了它的守军。下午5时，因为溃兵到达了格南德普里，杜木里埃才知道大祸已经临头，他认清了克鲁瓦沦陷的严重性，于是命令卡左特将军（Gen. Chazot）率领八个步兵营、五个骑兵中队和四门炮，从格南德普里出发，取道武济耶，于9月13日收复这个隘路。因为道路的条件太坏，卡左特到了夜幕低垂时才到达武济耶。第二天上午继续前进，并收复了该隘路。可是不久之后，奥军作了一个逆袭，又把他们逐出了，于是只好退回武济耶。关于这次战斗有一件值得奇怪的事，就是奥军并未追击。诚如约米尼（Jomini）所指出的，假使克里法特继续向前推进，而不伦瑞克又同时进攻格南德普里，那么杜木里埃可能已经全军覆没了。（见约米尼所著《革命战争史论》。）

法军的情况已经坏到了极点，可是杜木里埃的情况却是好到了极点。他知道普军的进度是迟缓的，而且这种天气将使其更加迟缓，所以马上决定，一方面坚守艾斯里提斯和卡拉德，另一方面撤出格南德普里，退向圣米尼豪德。假使敌人从所放弃的隘路中前进，那么他就居于一个面对其后方的位置了。这是一个天才的杰作，为了使其迟缓的敌人陷入陷阱，他又向各方面用快速的传骑传达命令。首先派了一个支队去挡着克鲁瓦隘路，然后命令卡左特在午夜时从武济耶撤退，与在蒙特巧丁（Montcheutin）平原上的主力会合。留在勒泰勒的包仑维里和他的一万人，奉命进到圣米尼豪德，另外派了一个副官去催促尚留在巴勒迪克山（Bar-le-Duc）附近的克勒曼，加速向北行进。此外又命令狄龙在艾斯里提斯对奥军作决死抵抗，又向在沙隆的斯巴里将军（Gen. Sparre）紧急要求，请他速派援军前来，以及请戴哈维里（Gen. d'Haruille）将军在兰斯、艾皮尔内和苏瓦松等地，搜集一切剩余的兵力。

当发现阿戈讷地区仍在坚守，不伦瑞克不禁大感惊异，于是决定与杜木里埃展开谈判，派了马森巴赫上校（Col. Massenbach）去安排一次会晤。马森巴赫从法军的前哨，被送到杜法尔将军的司命部，但是杜木里埃拒绝接见他。当他在杜法尔的司令部时，马森巴赫发现法军方面有行色匆匆的迹象，所以回来就向不伦维克报告说，照他的推测，敌军是要准备撤退。不伦瑞克不禁大喜过望，因为这无异是说他的迂回已经成功了，依照他的战争典范，一个成功的迂回即相当于一次胜利。不久之后，马森巴赫又会见了国王，当后者听到法军已经快要撤退了，不禁大怒，因为他所需要的是一个胜利，而不是无声无息的迂回。他骑马疾驰，向格南德普里赶去。

马森巴赫是并没猜错，杜木里埃的确有撤退的意图，但却不是他所料想的，撤往马恩河上，而是退向圣米尼豪德。9月15日上午3时，杜木里埃启程，到了上午8时，到达埃纳河上的奥特里。从那里，其主力又向比翁尼（Binne）河上的东马丁（Dommartin sous-Hans）前进。

依照杜木里埃的命令，卡左特应该在9月14日午夜离开武济耶，在其后卫的掩护之下，在主力的先头到达蒙特巧丁平原上。但因为上下午的两度苦斗，其人员已经疲惫不堪，所以直到9月15日拂晓才出发。几个钟点之后，当他的部队正要进入蒙特巧丁平原，突然受到了一千五百名普鲁士轻骑兵的攻击。最初他们虽然击退了敌人，可是突然有一部分人产生了恐慌，四散奔逃，高声乱喊！接着卡左特的全军约一万人都自动瓦解了。根据杜木里埃在回忆录中所记载的情形，其中有二千多人一直逃到了勒泰勒、兰斯、沙隆等地，到处传播说全军都已被歼灭，杜木里埃和他的全部将领均已向敌人投降。当他们拼命奔逃之际，中途又遇到了从沙隆前进的援兵，于是他们也立即掉转头来，向后方奔逃。

当这个恐慌现象发生时，杜木里埃还在东马丁，正准备设营。又和克鲁瓦陷失时一样，溃兵把坏消息带来，他们喊道：“一切都完了！整个都垮了！敌人就在后面追来了！”他立即骤马前进，与米南达将军（Gen. Miranda）遭遇，后者正在收容那些步兵。几个钟点之后，当他回到东马丁，正要吃晚餐的时候，第二次恐慌现象又发生了。这一次是发源于他自己的营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若非他采取了紧急的措施，就可能无法收拾。第二天，9月16日，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恢复秩序。

在圣米尼豪德以西，沙隆道路以北，有一个高原，它从后者一直延伸到埃纳河上的纽维里（Neuvie-au-pont）村落。杜木里埃的军队即宿营于此，他的右翼靠近马夫里考特（Maffrecourt），中央在巧德芳腾（Chaude Fontsine）以西，左翼则在沙隆道路上，一部受到一个叫作里唐格（L'Etang-le-Roi）的沼泽的掩护。在营地西面的布劳克斯-圣柯希里（Braux-St. Cohiere），他部署着一个前卫，由斯登格将军（Stengel）指挥。其前哨则设在托尔比（Tourbe）溪流上，它在比翁尼河以北，与其平行。在他的营地前方，他展开了他的炮兵，用来扫射低地。沿着埃纳河的右岸，他又部署了一线坚强的据点，使其右翼与在卡拉德的狄龙左翼相连接。最后，他选择圣米尼豪德为他的司令部，因为它恰好在他的营地与狄龙营地的中点上。

他之所以能够从容部署，完全是因为敌人行动迟缓之故。假使普军在9月16日到18日之间就向他进攻，正是恐慌现象发生之后，增援尚未到达之前，那么他的溃败将会是毫无疑问的。即使就目前而论，他的情况也还是很危急。因为包仑维里本已在9月13日到达了勒泰勒，但当他于9月16日向奥费（Auve）村前进时，听到了全线溃逃的消息。他害怕他自己会陷入敌军包围，于是立即又退回沙隆。后来在接到了杜木里埃的紧急要求之后，才于9月18日再度前进，次日才抵达圣米尼豪德。

一个类似的偶然事件，也使克勒曼的到达发生了延误。9月12日，他的部队已经到达了巴勒迪克山，但是次日，当他接到了杜木里埃的通报，告诉他克鲁瓦已经失陷的消息之后，他不想被卷入这个失败的漩涡，所以不但不赶近前进以支援杜木里埃，反而向西往维特里-勒弗朗索瓦（Vitry-le-Francois）转进。一直等到9月15日，奉了鲁克勒元帅的严命，要他用强行军赶往圣米尼豪德时，才再度前进。（注：克勒曼是一个独立的指挥官，不属于杜木里埃的体系。）9月18日，他进到了丹皮里（Dampierre-Sur-Auve），第二天越过了奥费河（Auve），在东马丁-拉普南齐特（Dommartin-la-Planclette）的沙隆路上宿营。他一共带领了十七个步兵营和三十个骑兵中队，共有一万六千人。

不伦瑞克已经丧失了两次歼灭敌人的机会。第一次是在克鲁瓦隘路上，第二次是9月15日，他只派了一千五百名轻骑兵前进，而没有把他的整个前卫兵力都投下去。现在他又丧失了第三个机会：尽管他在9月16日即已占领格南德普里，可是他的主力仍然都留驻在朗德尔，直到9月18日为止，还都尚未前进。原因是必须等待补给纵列，要把面包从凡尔登运到，他才能够行动。诚如纳沙-西根（Nassau-Siegen）所说的：“由于补给问题的处理失当，所以在格南德普里也和在凡尔登一样，逼迫我们必须停顿，损失了许多时间。”

最后到9月18日，面包终于运到了，不伦瑞克也开始构思一个作战计划。这又是想用迂回敌方阵地的手段，来压迫敌军撤退。在那一天的下午，他和马森巴赫一同去侦察敌情，然后决定使普军取道格南德普里隘路前进，以攻击卡拉德和艾斯里提斯阵地的西面，而奥军则攻击其东面。他认为这样就足以使杜木里埃放弃他的营地。他对马森巴赫说：“我们的左翼应该前进，以迫使敌人退出阿戈讷。我们可以获得艾斯里提斯，而不必多流血。你应该知道我们必须节省人力，因为我们的人力并非太多。”

第二天上午，普军开始前进，但当正午，国王正要进餐时，有一个传骑来到，报告一个消息，说法军又要开始撤退了。腓特烈·威廉不禁大怒，虽然不伦瑞克也在坐，他却简直未予理会，向马森巴赫说，命令部队立即直向沙隆道路进发，切断法军的退路，以便迫使敌人接受会战。虽然这个命令使不伦瑞克的一切调度都完全落空了，但他却并未表示反对。不久，又有一个传骑来到，所带来的消息恰足以证明前者是不确实的，可是国王却并未收回他的命令。所以对于这次的最后失败，腓特烈·威廉实应负全责。

许凯（Chuquet）在他的《瓦尔米战史》中说：“就是这样，普军埋头向法军一直冲过去，没有作过一次搜索，没有派一个军官去侦察地形，也没有一个会战的计划。”

那天夜间，普军沿着从苏皮斯（Suippes）到瓦尔米的道路露营，其主力则大约在托尔比河上的索姆-比翁尼（Somme-Bionne）地方，在它的南面即为比翁尼河。

在比翁尼河以南，即为瓦尔米战场，其东界为埃纳河，南界为奥费河。在后者的北面即为圣米尼豪德—沙隆大路，在里唐格沼地上通过杜木里埃的左翼部分，并且也通过东马丁-拉普南齐特，它现在正是克勒曼的营地。在东马丁以西约一哩半远处，即为阿贝发（Orbevel）的驿站。自比拉西，大路又向上升达到一个叫作拉仑（La Lune）的旅馆。在这里大路又有一个分支，通到索姆-比翁尼。在支路的东方又有一个山岭升起，其北部称为约仑山（Mont Yron），而其南部则称为瓦尔米小丘。在小丘之上有一个风磨，现在那里建有纪念碑，在它北面不远的地方即为瓦尔米村落。从拉仑、阿贝发、东马丁和瓦尔米小丘上，都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在东方远处，即为阿戈讷高地。

克勒曼在东马丁-拉普南齐特设立营地不久之后，他就骑马来到圣米尼豪德，与杜木里埃会晤。他认为他这个位置不安全，因为沼泽的奥费河恰好在它的后方流过，所以他希望在第二天上午再退过奥费河，重新占领丹皮里和弗里门特（Voilement）两个村落。杜木里埃建议不如占领拉仑和瓦尔米附近的高地，但是克勒曼却不同意，于是决定撤退。为了在夜间掩护其营地，克勒曼命令其前卫在德普雷-卡西尔将军（Gen. Deprez-Cassier）指挥之下，向比翁尼河前进，并在途中与杜木里埃的前卫取得接触。后者由斯登格指挥，在普鲁士骑兵的压迫之下，其前哨已由托尔比河上退到了约仑山和瓦尔米。

图22 瓦尔米之战

高守业

9月20日上午，在6、7两个钟点之间，当克勒曼将要撤过奥费河时，普军的前卫在霍恩洛厄亲王指挥之下，从索姆-比翁尼前进，目的是切断沙隆大路。这时的天气冷雨凄凄，浓雾密布。前卫出发不久之后，就听到约仑山方向有炮击传来——这是德普雷-卡西尔所发的炮。没有人注意它，普军前卫仍继续缓缓向南移动。接着有一阵炮弹落在它的左翼之前。这是一个部署在拉仑的法军炮兵连所发射的，因为在这一天清晨，为了支援德普雷-卡西尔，克勒曼又已命令瓦朗斯将军（Gen. Valence）所率领的预备军前进到了这个旅店。

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在上午7时，他接获了普军已经前进的消息，于是立即认清他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撤过奥费河去，所以他收回了撤退的命令，而改为采取前一天黄昏杜木里埃所作的建议。他匆匆地调度兵力，在浓雾与上述两方面的火炮掩护之下，命令他的第二线部队和十八门炮，由莫拉特（Muratel）率领，前进占领瓦尔米小丘，并从斯登格手中接替了它的防务。其次，由于雾幕的缘故，没有估计到这个高地的范围是有限的，他又命令第一线部队，连同另外的十八门炮，也随着第二线的后面前进。他的骑兵本应留在阿贝发附近的低地上，但不知为什么，他又命令他们随第一线走。其结果是在浓雾之中，他的步兵、骑兵和炮兵，都全部挤在这个风磨的附近，秩序混乱不堪。对于克勒曼而言，可以说是极为侥幸，因为大雾的遮掩，普军未能发现这种混乱情形。更侥幸的是，此时瓦朗斯在拉仑的炮兵，击溃了普军的三个骑兵中队，他们在大雾之中冲进了自己的部队。在这个顿挫之后，霍恩洛厄命令前卫暂停前进，等到炮兵赶上前来可以向拉仑发射时再行动。这样就使克勒曼有了充分的时间，可以调整他的部队。

霍恩洛厄的炮兵开火之后，德普雷-卡西尔和瓦朗斯都退到接近阿贝发的位置，以便保护瓦尔米的左翼，并填塞它与克勒曼另一部分兵力之间的空隙。后者部署在毛皮尔夏斯（Maupertius）村和在奥费河上的吉早考特（Cizaucourt）村中。

这样就可以叙述法军战线的全貌了，它从约仑山起，延展到毛皮尔夏斯止，形成一个半圆形。右端为约仑山上的斯登格前卫。中央为克勒曼的主力，集中在小丘之上。左翼方面从风磨的下面到阿贝发为止，都是德普雷-卡西尔和瓦朗斯的部队。在他们的左面和沙隆大路的南面，只有两个支队，分据毛皮尔夏斯和吉早考特。

结果，克勒曼的军团并不曾延长杜木里埃的左翼，和掩护其与维特里-勒弗朗索瓦的交通线，反而孤立在其中央的左前方。换言之，当法军受到攻击时，即将由其承受敌军的全部冲力。为补救起见，杜木里埃命令斯登格向前移到约仑山的西侧，为了支援他，又把包仑维里所辖的十六个营，部署在他的后方。为了增强克勒曼的左翼，他又派了九个营的步兵和几个中队的骑兵去增援瓦朗斯。另外把十二个步兵营和六个骑兵中队，部署在阿贝发以东的沙隆大路上，当作预备队。

虽然法军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为敌所乘，只能被迫采取守势，但杜木里埃却无意完全放弃攻势。他决定采取了两个大胆的迂回运动。其一，他命令费纽尔将军（Gen. le Vineur）率领了十二个营和八个中队，在讷维尔桥（Neuville-au-Pont）以上渡过埃纳河，前进到贝尔佐克斯（Berzieux）和弗尔吉尼（Virginy），以便打击普奥军的背面。其二，他命令在维埃纳（Vienne-le-Clateau）的杜瓦尔将军也渡过埃纳河，去攻击普军的辎重部队，它们正在梅森（Maison-de-Champague）组成了一个“车城”（Wagenburg）。

当瓦朗斯后退时，雾幕也开始升起，马森巴赫与不伦瑞克的私生子弗尔斯吞堡伯爵（The Count of Forstenburg）一同从前卫的位置进到拉仑。他们立即认清了此地的战术重要性。因为从这里，炮火可以扫射到通往阿贝发的大路，并且还可以侧击瓦尔米小丘。所以他们立即赶回去报告不伦瑞克，后者立即命令把一个炮兵连推进到拉仑。差不多在同时，杜木里埃也认清了它的重要性，命令卡左特将军去占领它。但当他接近该地时，发现敌人已建立坚强的防御，无法攻下，就自动撤回。

当霍恩洛厄占领拉仑之后，普军的主力分为两个纵队，缓缓地向约仑山和瓦尔米前进。他们的右翼倚托在拉仑上，左翼则在比翁尼河上。正午时，当部署完毕之后，雾幕也逐渐散尽了。使他们大感惊奇的，是腓特烈·威廉、不伦瑞克和歌德都看到在他们前面的敌军并不像要退却的样子，而是严阵以待，准备会战。更使他们感到胆塞的，是站在风磨边的克勒曼，看到他们来到之后，就把他的帽子——上面饰有三色的帽缨——顶在宝剑上，大呼：“国家万岁！”所有的法军都应声高呼着：“国家万岁！法兰西万岁！将军万岁！”

此时，普军的火炮共58门，由滕皮尔霍夫将军（Gen. Tempelhoff）指挥，已经从拉仑向北，展开了他们的炮兵连。克勒曼的炮兵约有四十门炮，由戴阿博维尔（Gen. d'Aboville）将军指挥，位置在瓦尔米的山岭上，射程大约是一千三百码。

突然，刮起了强风，雾气全被驱散，太阳光明地照耀着。歌德说：“关于这次炮击，有许多的说法，但当时的猛烈情形却是无法形容的。”蒙内说：“这是我从未听过的强烈炮声。”在下午1时，依照歌德的记载，它达到了最高潮，整个战场都在发抖。杜木里埃说双方都消耗了两万发以上的炮弹，可是尽管火力是如此的强烈，双方的死伤却极为轻微。不仅由于当时的火炮射程太有限，只有一千三百码，而且因为泥土都太潮湿了，所以多数炮弹都埋在泥土中，而不发生跳飞现象。

因为这次炮击并不能产生不伦瑞克幕僚所料想的效力，于是大家一致同意现在只有一件事可以做，即向瓦尔米阵地实行突击。

普鲁士士兵在他们的炮火浓烟掩护下，开始组成了两道攻击线。但当他们刚刚开始前进之际，克勒曼的全部炮兵就都对着他们射击，于是有些营踌躇不前，而丧失了他们的秩序。不伦瑞克虽然已经下令攻击，但内心中却是反对这次攻击的，所以就以此为借口，命令暂停前进，此时他们已经前进了二百多步了。当不伦瑞克下达这个命令时，杜木里埃恰好到风磨位置，来与克勒曼会晤，他看到敌军突然停止不前，即判断不伦瑞克并不企图进攻。

大约在下午2时，一颗普军的炮弹使克勒曼战线后方的三部弹药车发生了爆炸，这个响声震动了整个战场。浓烟把法军炮手都包围住了，他们只好停止射击，普军炮兵也是一样，因为他们也已经看不见目标了。有两团法军溃退了，但立即为克勒曼所收容，但是炮兵的车辆人员都是没有纪律的老百姓，如潮涌般向后方奔逃，这实在是一个危急的关头。

马森巴赫当时正在拉仑，看到了风磨周围的情形，认为会战是已经赢定了，就跑去见国王和不伦瑞克，劝他们立即增援已经停止进攻的右翼，并且用冲锋的方式攻下瓦尔米小丘。他的话尚未说完，炮声又起，似乎法军已经恢复了秩序。因为看到法军步兵的顽强坚定，又注意到在阿贝发和奥费之间的平原上，法军的骑兵也都已经上马了，所以不伦瑞克同他周围的人员说：“诸位，你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所面对着的是什么部队。那些法国人是正在等候我们进攻，以便立即向我们冲锋。”于是他踌躇不语，心里在盘算着，是继续攻击呢，还是等候克里法特的到达？对于后者，他已经命令其全速赶来会合。他再向法军望了一眼，于是召开了一个作战会议，出席者有国王和其他几个高级军官。在这个战役中，他真正行使总司令的全权，这似乎还是第一次。当炮声仍在雷鸣，他宣布了他的决定：“我们不在这里打了”。霍恩洛厄、曼斯坦（国王的副官）和格拉威特将军（Gen. Grawert）都表示同意。当不伦瑞克宣布这个突击是会失败的，而且即令成功，也没有好处，国王也放弃了他的成见。（注：有人认为杜瓦尔对于普军辎重的突袭，与不伦瑞克的决定有关。）

此时，在左翼方面，卡尔克劳斯也在炮击约仑山。诚如许凯所指出的，斯登格所作的抵抗足以阻止克勒曼的右翼受到迂回。这对于法军的成功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普军停止进攻，在下午4时，越过大路前进，改以切断敌人从沙隆到巴黎的交通线为目的。炮击停止了。黄昏将近时，又是一场大雨扫遍了战场。几个钟头之后，克勒曼也乘着黑夜的掩护，把他的军团撤到了丹皮里和弗里蒙特，以掩护弗特里道路。

这样就结束了瓦尔米之战，在这一战中是普军三万四千人对法军五万二千人，后者实际参战人数也不过三万六千人而已。损失数字更是不足道：法军全部官兵损失约300人，而普军则为184人。多数的负伤者都死在战场上。

尽管有腓特烈·威廉的遇事干涉，可是不伦瑞克的将才也仍然很有批评之余地。不过话虽如此，这个决定不再打下去的观点却是正确的。他的兵力由于痢疾已经在减少之中，冬季已经快到，道路的条件日益恶劣。他的交通线也不稳固，他的军需人员又缺乏效率，所以向巴黎迅速前进是一个毋庸考虑的问题。即令能够到达那里，他的兵力也必然会被消磨殆尽，而面临全部被歼的危险了。这个战役的目标将不可能达到，而战役本身也变成了一个荒谬的行动，这是不伦瑞克在战役一开始时就已料想到的。但是真正导致他这个决定的，却是他感觉到尽管法军常常发生恐慌和叛乱的现象，可是其将领和人员，还是要比他自己和他那个行动迟缓而无思想的部队较为优越——虽然他始终不会公开承认。

普王的私人秘书隆巴德（Lombard）说：“敌人真使我们大失所望。杜木里埃和克勒曼已经表现出他们的将才，而不是可以随意抹杀的。他们已经选择了优良的阵地；旧有的法军也都甘心受他们驱策。新的志愿军也增大了他们的数量，当配属给老练的部队时，也能发生真正的作用。他们的轻骑兵都是优秀精壮的。他们的军队不缺乏什么，而我们什么都感到缺乏。无论是前面或后面，他们的阵地都筑有良好的工事，而他们的炮兵也至少和我们的相等。这些因素都足以使我们无法作决定性的打击。”

作这个赞美之词的作者，对于使这个战役结束也颇有重要的贡献。9月30日，当费纽尔将军对于普军后方作果敢的突袭时，隆巴德被法军俘获。由于腓特烈·威廉的特别要求，杜木里埃把他释放了，并乘机由他把一个备忘录带交给普鲁士国王，说明战争应即中止的理由。此外，因为他听说普王已经没有咖啡和糖可以享受，于是送了十二磅当作礼物。

不伦瑞克立即抓着这个机会，而普王因为刚刚从波兰方面获得了不利的消息，所以也表示同意了。接着谈判了一个星期，到了9月27日，杜木里埃又致送了第二个备忘录，其主要的目的就是想拆散普奥两国之间的关系。普王拒绝考虑这一点，于是停战谈判告一结束。9月29日，杜木里埃仍力劝在巴黎的外交部长勒布伦（Lebrun）应认清调和的需要。他的信上说：“一个全面的和平，可以使我们获得光荣的条件，要比甘冒长期战争的危险好得多了。”但是革命政府却不听这一套理论，毅然宣布说：“除非其领土已全部收复，否则共和国决不谈条件。”

在9月30日到10月1日的夜间，不伦瑞克在拉仑拔营，很巧妙地把他的军队撤到了马斯河的右岸上。9月27日，杜木里埃升任法国陆军总司令，于是又回到了他那个侵入日德兰的计划。他在瓦朗谢讷（Valenciennes）接管了北面军团的指挥权，到了11月6日，在热马普（Jemappes）击败了阿尔贝特·萨克森-捷欣公爵（Albert Duke of Saxe-Teschen）和克里法特的联军，使全欧都大感震惊。

瓦尔米一战，实为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中的马拉松。面对当时欧洲最负盛名的将军所率领的最强大无敌的军队，法军在杜木里埃和克勒曼的领导之下，接连地把他们击退和击败了。诚如许凯所说的：“在瓦尔米一战之后，任何持枪佩剑的法国人，都莫不以英雄自命，认为他们所拥护的理想是注定必胜的。”瓦尔米是旧王朝的“死榻”，也是新共和国的“摇篮”，照卡米耶·德穆兰（Camille Desmouins） [ 注：领导法国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的的英雄。他是丹东和罗伯斯庇尔的中学同学，和丹东一样，在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上台后被处死。——校制者 ] 之流的梦想，认为这个共和国的任务，就是把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带到被奴役的国家中，使所有的国王都被消灭，在地球上建立天堂！

虽然不久，这个天真的梦想即被可怕的梦魇所打破，可是在那个时候，也有人认清了这次炮击的雷声代表了一个不祥之兆。诚如马森巴赫所说的：“你可以看见那些小雄鸡是如此趾高气扬地站立了起来。他们已经接受了火的洗礼，我们所输掉的不仅是一个会战，9月20日已经使历史改变了它的途径。它是这个世纪中最重要的日子。”在那天夜间，那些沮丧的伙伴们问歌德的观感是怎样的，他回答说：“从此时此地在世界上打开了一个新的时代，你们都可以说是亲自看见了它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