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败如山——1806年的普鲁士军队

Gustavus

以下文字摘自以色列希伯来大学马丁·凡·克列威尔德所著《战争的文化》一书，他的视角较为宽广，但观点可能偏一些

在腓特烈生命的最后23年——他死于1786年——在他统率下无往不胜的这支军队开始走下坡路。普鲁士像18世纪的其他国家一样，受过教育的中等阶层人士是不要求服兵役的。然而，这时为了恢复经济，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即按照他们被划分的征募区命名的著名的“Kantonisten”也被免除了兵役，以便他们从事农业生产。为了补充仍在不断扩大的军队，只得招募外国人。到腓特烈死时，外国兵员的数量已超过了本土兵员，比例甚至达到了二比一。然而普鲁士这个国家仍然以吝啬小气而著称，结果低素质的外国兵员一有机会就开小差。为了弥补他们的缺陷，普鲁士军队非常强调战争文化，以致到了几乎非理智的地步，包括臭名昭著的使用鞭子。

部分上，这是国王自己的过错。他一向是个玩世不恭的人，现在，过早的衰老和精疲力竭，使得他越来越重形式而不重实质。在他 之下，最应该为这一新趋势负责的人是弗雷德里希·克里斯托夫· 冯·萨尔登中将（Friedrich Christoph von Saldern）。他生于 1719 年，起初是一位非常能干的指挥官，在霍赫基希战役、利格尼茨战役和托尔高战役等恶战中，证明了自己坚强的意志和迅速、准确地调动部队的才能。他的外貌很引人注目，一位当时的人曾这样描写他：“简直是一副战神的模样，身材高大（他曾是一名大个子掷弹兵），虎背熊腰，充满了威严和高贵的气质。”他也是一个比较正直的人，曾经拒 绝过腓特烈要求他摧毁一个属于萨克森国王的狩猎场的命令， 结果一度失宠。1763年，腓特烈任命他担任驻马格德堡的部队监察。他在那个位置上一直待到了 1785年。然而在此期间，他说服了 同辈的将军们——都是像他一样在“七年战争”中身经百战的宿将——军事训练的实质，实际上也是全部军事生活的实质，就是在战术机动 演练中所表现出的整齐划一。

这时，国王的名声已开始带上了一些传奇色彩。某种程度上，他 似乎陷入了对自己创造的体系的迷恋当中。年复一年，他都要观看队列操练。年复一年，他都兴味盎然地看着冯•萨尔登站在俯瞰着城中 市场广场的塔楼上，充分利用他的大嗓门，指挥着部队进行越来越复 杂的队形变换。其中许多都是专门设计出来给国王看的。最壮观—— 尽管不是最实用——的队列活动是让部队围绕着自已的轴，像伞盖旋转一样行进。曾任普鲁士军队参谋军官，后来成为知名军事作家的格奥尔格·冯·贝伦霍斯特（Georg von Berenhorst），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描述：“由200或250个纵列组成的队伍，以宽大的正面，向正前方的现众走来，给人留下了非常壮观的印象。士兵们的腿上打着精致的 绑腿，穿着紧身的马裤，前后摆动着，就像织机上的织物。阳光照射在他们擦得银亮的滑膛枪和白色的皮带上发出耀眼的光芒。仅仅几分钟，这道移动的墙就向你压了过来。”

为达到这样的完美，军服必须制作得密实紧身，单是穿戴整齐，就得花很大一番工夫。更严重的是，由数以千计的人构成的巨大 机器，每一个齿轮都必须运转得非常精确，毫无差池。能够成功地完 成这一任务的指挥官，将赢得巨大的赞誉，包括获得普魯士的最高奖 章蓝十字勋章。然而，只消出一处差错，国王的盛怒就会了结一名军 官的前程：曾有将军为此坐牢，校官被阵前革职，骑兵军官被为不那么威风的步兵军官。为了防止家里的男人遭此灾祸，妻子、母亲、孩子和其他亲戚都会为他们对天祈祷。在检阅前的几个星期，士兵们 会加紧操练，哪怕一颗纽扣系得不合适，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也难怪他们都变得像机器人一样了。

阅兵也许有助于加强国王与军队的联系。据说腓特烈本人曾说，队列演习最令人惊奇的事情倒不是他们表现出的整齐划一，而是他和他的随从当着成千上万全副武装的战士，居然能够非常安全地站着现 看。然时，战争文化超越了战争本身的程度，有两个当时的故事能够 很好地说明。故事之一是冯•萨尔登如何一本正经地与人们辩论将行 进速度由每分钟75步提高到76步的利弊。另一个故事说，冯·萨尔登死后，在天上见到了古斯塔夫·阿道夫，向他讲述起自己的 操练办法，这位囯王回答说，他还不知道他死后地球已经被踏平了。 简而言之，原本服务于一个实用目的的上千个细节一一后来，格布哈特·冯·布吕歌尔陆军元帅（Gebhard von Blucher）斥之为“拘泥形式”——可以说变得脱离实际了。它们仍然纯粹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战争文化的一部分而流传着，但这种战争文化本身已不再有任何意义了。

腓特烈死后，情况还在继续恶化。他的继承人是他的侄儿腓特烈·威廉二世（Frederick William II），绰号“肥巨人”。他既没有什么亲身的战争经历，也对战争没有任何兴趣。这个讨人喜欢的人，最关心的就是他那无穷无尽的一连串情妇。1788年，他的军事统帅试图通 过颁布新的轻装步兵操典来实现军队现代化。然而，即便如此，大部 分条文关注的仍是紧密队形操练：按军衔着装、向前进、每分钟多少 步、向右转、向左转，等等。结果，轻装步兵的训练与其他兵种相 比，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也非常小。
外国人被腓特烈大帝的威名所吸引，成群结队地来现看阅兵，希望搜集到一些有用的经验。其中较有见识的有前驻北美英军司令査尔斯·康华里将军（Charles Cornwallis）。他刚刚获得了对他本人来说 很不幸的最新战争方式的第一手经验。他看到的情景并没有打动他。 两长列士兵，穿着极其华丽的军装，在标杆和绳子的协助下排列得非 常整齐。他们被带到操场上，相向前进，到相距只有六码时，立定开火，直到把最后一颗训练子弹打完。康华里后来写道，这样的演习如此荒唐，就连最糟糕的英国将军都会耻笑。然而,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在耶拿战役中，普鲁士军队就是这样作战的。

还有一位访客是拿破仓的参谋长路易·亚历山大·贝尔蒂埃（Louis-Alexandre Berthier）。1806年初复，他到马格德堡观看了不伦瑞克公爵（Duke of Brunswick）举行的一次演习。像所有其他人一样，他注意到了普鲁士军队在变换队形时所表现出的完美秩序。然而，他们没有实 弹射击，而是用木响板模仿了枪声。这样的军队根本无法对作战经验 丰富的法军构成威胁。贝尔蒂埃不知道，恰在此时，波茨坦团的指挥 官正在向柏林报告，由于无休止的擦洗，他们的滑膛枪已经磨损严 重，无法再射击真正的火药了。然而，其他普鲁士军官仍在嘲笑法军 的队列根本达不到他们的标准。腓特烈大帝时代被视为普军最可怕的劲旅的骑兵，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当战争真正来临时，习惯以密集 队形行动的普军部队，已不知道该怎样侦察和巡逻。

当法国大革命展开，以及拿破仓大军随后横行于欧洲时，普鲁士 一直袖手旁现。其军队曾于1792年入侵法国，但在当年9月著名的瓦尔米炮击中被击退。此后，他们在战争中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相 反，他们陷入了军事上的死水。深怀优势意识的普鲁士将领们死抱传 统不放，包括所有军官和士兵都必须听命于国王、必须扎马尾辫等传统。这方面尤其突出的是恩斯特·冯·吕歇尔（Ernst von Ruchel）。他是冯·萨尔登的门徒，克劳塞维茨说他无论仪表还是行为都是普鲁士 精神“浓缩的精华”。有一次他说普鲁士军队中有许多拿破仑。然而 还有一次，在由未来的军事改革家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Gerhard von Scharnhorst）创办的柏林军事学会探讨下面这个问题——步兵军 官不仅要像操典要求的那样骑马随部队前进，还应当学会如何在战斗中指挥他们——时，这位在即将发生的战争中担当了重要角色的将军（吕歇尔），厉声喝道：“普鲁士贵族永远不能步行！”在1760年的托尔高战役中，约翰·冯·许尔森（Johann von Hulsen）中将的坐骑被敌人射 杀，他因受伤而无法再骑上另一匹马，就让士兵把他架上一门炮，拖上了前线，然而，自那以后，情况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

1806年，普鲁士与俄国签约结盟，准备同拿破仑的法国交战。这时普鲁士的君主已是腓特烈·威廉三世。他于 1797年即位，将一直统治到1840年。他儿时的老师是冯·舍伦将军（von Scheelen），恰是构 成了普鲁士军队中坚的那些“魔鬼般的队列教官”之一。国王本人虔信宗教，心地善良，但目光短浅、性格腼腆，完全受他漂亮的妻子路易丝（Louise）王后的摆布。拿破仑曾于1807年夏天专门花了很长时间与他一起用餐，赞扬他是个“好人”。但他也发现，国王除了 “军 服上的头饰、纽扣和军用皮包”外，很少谈及其他；对于包括军事在 内的其他话题，他都知之甚少。在当时142名普鲁士将军中，有4名 已经年逾八旬。有13名已经79岁。有62名，包括吕歇尔本人，在 60岁以上。甚至团、营一级的指挥官，也有25%超过了 60岁。可想 而知，这样的人很可能持旧瓶，却不大可能装新酒。

普军总司令是上文提到过的布伦瑞克公爵。40年前，他是腓特烈二世的主要副官之一，被腓特烈二世称为“我的小英雄”。他骁勇异常，曾成功地指挥过德国西北部的汉诺威军。克雷菲尔德战役（1758 年）的胜利使他名扬欧洲。然而这时，他已经71岁了。1806年10月 4日发生的一个小小的事故，表明了他多么地恪守战争文化，四十多 年的和平又使他变得多么顽固不化。腓特烈·威廉召集他的高级将领 在爱尔福特开会。高谈阔论所花的时间比预期要长，但还没过更换每 日口令的规定时间11点。军官们已开始在室外集合，国王透过窗户注意到了他们，就给了不伦瑞克一个新口令要他宣布。当总司令来到 门口时，立刻注意到一个小小的疏漏：本应在那里阻止陌生人靠近并 听从召唤的军士和四名士兵，都没有站在他们指定的岗位上。

当着国王的面，老元帅踱来踱去，对部下大发雷靈，却不知道接 下去该怎么办。有人试探着提出，可以使用在大楼门口站岗的两名卫兵，但按照条令规定，还缺一名军士和两名士兵。老天有眼，恰在此 时，一辆为掷弹兵营运面包的马车轰隆隆地驶来。车上正好有需要的 军士。但新的灾难又发生了。这名战士没有按条令规定手持卡宾枪， 而是把枪系在了车上腾出了双手！面对这样无视纪律的行为，该怎么 办？如果他用这样的战士来保守口令的秘密，他岂不是在拿条令开玩 笑？而如果他按照自己的意愿惩罚这个人，口令又无法传达。元帅陷 入了巨大的惊骇和无助中，直到他发布了一项特殊命令，才斩断了这个戈尔迪之结（希腊神话中弗利基亚国王戈尔迪打的难解的结。按照神谕，能入主亚洲者才能解开，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挥利剑将其斩断）。这个故事是当时在场的未来将军和陆军大臣赫尔曼•冯•博延讲述的，他评论道：“这就是将带领我们去打拿破仑的人。”

几星期后，在1806年10月14日的耶拿和奥尔施泰特双重会战 中，报应来了。本书不是分析双方的战略计划或描述普鲁士最高统帅部内的分歧的地方。我也不打算细说存在于戴着国王的徽章并享有特权的军官与深受压迫的普通士兵之间的巨大鸿沟。这些普通士兵大多仍然是农奴，没有任何公民权，境遇比牛马强不了多少。他们是在军 官们的鞭子和军士们的短矛驱赶威逼下走上战场的。这是大多数历史 学家，特别是一些试图说明普鲁士是多么“封建”和“专制”的非军事专家，所归结的普军败因。这样的士兵为什么要打仗？然而，虽然军队的确是平民社会的反映——他们本身就是平民社会的一部分—— 但同样正确的是，任何军队都是由我们称之为战争文化的纽带维系起来 的独立的组织。这种战争文化即使平民社会有所分享，也极其有限。

仔细观察战场上真正发生的情况，就会看到一幅与普遍看法不同 的画面。同拿破仑交战的普鲁士军队总数不到20万人。其中有7000 名军官，这一比例在当时的军队中丝毫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不过，这 些军官中只有190人战死——刚过2.5%。而在双重会战中阵亡的普军总数估计为约10000人。换言之，腓特烈•威廉的军官们为国捐躯的比例，远低于那些普通士兵。然而这些军官都是享有高度特权，经过精心挑选，专门为打仗而培养的军人。他们都曾庄严宣誓效忠国王，并且深深浸润在一种战争文化中。这种战争文化，如吕歇尔所评述的，被推行到了适得其反的地步。

普通士兵的行为则完全不同。在耶拿战役中，普鲁士军队最重要 的一支部队是霍恩洛厄-英格尔芬根亲王（Prince of Hohenlohe-Ingelfingen）麾下的两万人。一连几个小时，他们在前线核心地带的维尔柴恩海里根村附近，排着队列，站成三重纵深。他们机械呆板地装弹、 举枪、瞄准、射击。滑膛枪一次又一次的齐发射进了——什么？他们 的对面是呈散兵状、以村内建筑为掩蔽的法军士兵。在这些普鲁士人的后方，吕歇尔正带着一万五千人来增援他们，但出于某些原因，六英里的路他竟花了四个小时。于是这些被与其他部队分隔幵的士兵， 身处看不见的敌人猛烈的炮火之下，被自己的武器冒出的白烟遮蔽着视线。周围的战场也逐渐为灰烟所笼罩，他们的勇气（或者也许仅仅 是不动脑筋的迟钝）是惊人的，恐怕世界上再没有其他人能做到他们一半了。即使他们的大多数战友都倒在了地上，已死或即将死去，成群的士兵仍然像平时训练一样在前进。

如果这场战役的结果是由平民大众对普鲁士社会政治条件的不满 以及他们拒绝为国而战所决定的，那么就应当是军官坚守阵地而普通士兵纷纷逃命。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一种形成于大约1700 年，在普鲁士国家同敌人的历次殊死搏斗中得到锻炼的战争文化，顶着胜利的光环，自然会变成这个国家突出的力暈象征。就此而言，这 种战争文化又机械而坚决地推行了40年，直到变成其军人的第二天 性。对于军官来说，其影响是使他们变得自负、胆怯、固执和惰于思考。任何改变成规的企图都会遭到惩罚，任何热情都会遭到打击。对于士兵来说，其影响是：即使是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即使他们所做的是完全无意义的事情，即使如伤亡数字所表明的，他们的指挥官没有几个在监督他们，他们仍要做他们在训练中所傲的事情。当伤亡数字 变得无可容忍时，这支军队及其赖以维系的文化，就都土崩瓦解了。

―连几十年精心培育的一切，证明全都是无用的，这支军队迅速地瓦解了。霍恩洛厄的部队在表现了非凡的勇气后，却无法再坚持下 去，于是残兵败将们开始溃逃了。在逃跑的路上，他们又迎面撞上了 正以演兵场上惯常的平稳步伐从后方赶来的吕歇尔部队。其结果便是 无法形容的混乱。德语中的“versprengte”一词，意为“被打散的群龙无首的部队”，据说就是因为这一情景而产生的。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 之后，秩序才得以恢复。用拿破仑的元帅之一让·克洛德·拉纳（Jean-Claude Lannes）的话来说：“普鲁士军队被吓坏了，无论在哪里，哪怕 只有一名法国人出现，他们就会放下武器。”皇帝本人的贬损也毫不 客气。他在大军团的第22期公告中富有诗意地 写道：“像是秋天的薄雾遇上了冉冉升起的阳光，普鲁士军队就这样消散了。”

这话并非言过其实。从前，就连身为批评者的沙恩霍斯特都认 为，这种把军队维系起来的纽带，能够经受得起一次失败并存活下来，甚至能够经受得起不止一次失败。他曾写道：“我们的荣誉感和 相互信任，将始终完好无损。”然而，任何论断都不能超越事实。整个部队，包括许多一枪未放的部队，都像被鬼追逐一样仓皇逃窜，或 者匆忙投降从而背弃了战友。以指挥普军中坚部队的霍恩洛厄为例。 他尽管战败了，不得不撤退，但他仍然拿握着一支上万人的强大力 量。他还拥有64门火炮，比在奥尔施泰特击败了两倍于己的普军的 法国元帅路易·尼古拉·达武（Louis-Nicolas Davout）多20门，比拿破仑本人为在耶拿形成“大炮群”而集中起来的火炮多39门。然而，10月28日，在轻信了法国元帅若阿基姆·缪拉的恐吓，说他已被十万法军包围之后，他放下了武器。他在向手下军官们通报这一决定 时，竟无一人反对。但假如他们指挥得当，他们完全应当能逃到斯德丁的。后来，就连日后在滑铁卢战役中成为胜利者的布吕歇尔，也没 能逃脱被俘的命运。

一些普鲁士著名要塞城市，如爱尔福特、马格德堡、施潘道、斯德丁，还有更东边西里西亚和奥德河沿岸的要塞，10月14日的战役 都未曾触及。它们中的许多都给养充足，武器装备也比野战军精良。 单是爱尔福特就有上万守军，尽管士气低落、组织换散。马格德堡收 容有两万五千败军。这些城市的行政长官，大多由参加过“七年战 争”的老将担任，国王是为了节省养老金，才把他们安置在这些位置上的，然而他们甚至都没有尝试一下抵抗。有一座叫屈斯特林的要 塞，是在守军司令冯·英格施莱本上校受贿后陷落的。曾经一度，有 如此多的城市几乎在同一时刻开门投降，缪拉甚至都来不及向他那位 身为皇帝的内兄报告。发布了著名的公告，告知国王战败，声称公民 的“首要义务”是保持冷静的那位柏林长官，本人却逃跑了，他在军 械库里留下了5万枝崭新的滑膛枪，从技术上讲比法军使用的还要优 越。后来，拿破仑就是用这些枪，装备了他在波兰招募的部队。

法军的推进非常顺利，很快就向东到达维斯瓦河。历史又一次证明：并非中等阶级疏离了祖国才导致了普鲁士战败。未来的元帅， 当时的上尉奥古斯特·冯·格奈泽瑙（August von Gneisenau）发现， 在他撤退（还不如说是逃跑）时，虽然法国人就在前面，老百姓仍对他非常友善。无论他到哪里，他们都很愿意帮助他，为他提供住处、食品、干衣服、交通工具和情报。如果没有这些帮助，他绝对不可能逃 脱。像耶拿战役已经证明过的一样，普鲁士军队的崩溃是从军官群体开始向下蔓延的，而不是相反。
一天晚上，当法军逼近波美拉尼亚的军事重镇科尔贝格时，市民们想要唤醒守军的上校指挥官，结果却被告知他已经睡下了，不能打 扰。第二天，当第一颗炮弹打过来时，他们发现他根本不想抵抗，只想尽快举起白旗。最后，他们不得不用刺刀来阻止他这样做。不久， 格奈泽瑙来到这里，这时他已升任少校。他接过指挥权，守住了该 城，直到1807年6月《提尔西特和约》签订。他的表现在当时绝对是 异常出色。在耶拿-奥尔施泰特会战之后的几个星期里，腓特烈·威廉的军官投降的实在太多，拿破仑都不知道该拿他们怎么办了，最终 在他们保证不再打仗后，他将他们大部分都释放了。

前面提到过的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在战前不久曾写道：就队列演习而言，普鲁士军队“出类拔萃，也许永远无人能及”。然而， 正因为如此，其军官一上战场，就不知所措了。普鲁士将“战争文 化”置于军事效能之上，便使国家生存陷入危险境地。在这次大败后 不久，沙恩霍斯特的门徒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便撰文支持了他的观 点：在演兵场上无休无止地操练，只会使“军队的精神”变得“完全不好战”。

在山的另一边，制造大场面的能力丝毫不亚于军事指挥才能的拿破仑，也深谙战争文化的正反面作用。他首先拆除了罗斯巴赫那座庆祝1757年普鲁士大胜法国的纪念碑，并运回了巴黎，重新树立在离皇 官不远的地方。他还不辞辛苦地专程去了趟波茨坦的驻军教堂，庄重地瞻仰了腓特烈大王陵墓，还带走了这位普鲁士国王的三角帽和剑。最后他还在柏林的勃兰登堡门举行了一场大游行以庆柷胜利。

jzha086

嘿嘿，本朝喜欢豆腐块儿~~

高守业

1806年的普鲁士是被历史所累，菲二虽然在之前给他们带来了太多“荣耀”，但也正是这些所谓的“荣耀”所产生的巨大包袱在耶拿-奥尔施塔特将他们最终压垮。
恪守中立的普鲁士已经10年没打仗了，对于外界的变化以及拿破仑所引导的战争体系的变化可谓浑然不知，1806年他们唯一的取胜之道就是撤过易北河等待涅曼河对面开来的俄军，用路程与补给拖垮拿破仑。

knightf6

那两仗震撼效果超过1940年德军突破阿登了……

高守业

1806年 普鲁士军官在法国大使馆前挥剑挑衅：

Gustavus

在这些普鲁士人的后方，吕歇尔正带着一万五千人来增援他们，但出于某些原因，六英里的路他竟花了四个小时。

关于这个问题，钱德勒有不同意见，他指出吕歇尔在四个小时内行进十二公里，不能说慢，而且其间需要拔营出发，先是走大路，接着还要改变阵型走小路

上午九时，吕歇尔在魏玛接到向耶拿前进命令，十时三十分，吕歇尔接到霍恩洛厄的消息，称“战斗进展良好，我军在各条战线取胜”，约十二时，霍恩洛厄派人前来紧急求援，大约一点三十投入战场

看来普鲁士也有一个不幸的格鲁希


看克劳塞维茨对他的评价，这位普版格鲁希也挺倒霉

Gustavus

克劳塞维茨传中对当时民情的描述（西德版）



东德版对普鲁士军队状况的描述

Gustavus

1806年普鲁士燧发枪营（相当于其他国家轻步兵）作战图，至少理论训练上还是跟得上时代的

Gustavus

Pascal Bressonnet的études Tactiques sur la Campagne de 1806一书中耶拿的配图




不过霍夫施罗尔的普鲁士战术一书回护的地方着实不少，耶拿一直强调普鲁士是“以一敌二”，但法军明明是分批赶到战场，优势也没那么大

高守业

霍夫施罗尔对普鲁士一直护着，1813年的两本对他们也是一捧再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