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武器上的东方影响

PZL

一楼英文原版pdf链接
http://www.vikingsword.com/ethsword/Dziewulski01.pdf

二楼正文

三楼pdf预览

PZL

波兰武器上的东方影响

米哈乌·杰武尔斯基

于2007年3月17日在蒂莫尼姆武器和铠甲研讨会中提交

    我的论文题目在众位武器和铠甲的艺术专家、历史学家和学者中是广大无边的，且流行的一个。我所拥有的时间远远不够涵盖和理解那个那个复杂的文化和政治联合体，第一共和国时代的波兰。我选择从15世纪至18世纪的着四百年作为这个话题的期限核心。我会剖析那些为广义上被称之为“东方”的文明所影响的，在波兰使用过的的武器类型——最重要的是所有伊斯兰国家，奥斯曼帝国和波斯、鞑靼，并且还有较小程度上的露西亚和印度，但我想先给出一些在那个时期的波兰历史进程的简要概述，以便提供一个促成波兰生活东方化进程的背景。

    当代波兰地图流露不出这个国家在几个世纪前突然迷恋东方的理由。坐落在欧洲的心脏地带，西以尼斯河、奥得河和布格河为界，南以喀尔巴阡山脉和苏台德山脉为限，波兰今日是在在西方影响框架下牢固地植入在各国之间。然而在15和18世纪间，波兰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实体。它在地理上面向东南，其领土顶峰从波罗的海蔓延伸展到黑海，并延伸到今天的露西亚，包括了卡卢加、图拉和库尔斯克。波兰直到16世纪末证明无法保留所有的这些领土。同露西亚的战争将其东部边境向西推动了很长的距离。摩尔多瓦的大公们的反波兰策略把摩尔达维亚土地带入奥斯曼治下，这就使得波兰直接同奥斯曼宫廷相邻。从那时起，波兰被视为基督教的前哨，保卫欧洲免遭穆斯林的推进，虽然这只是在军事意义上：我们将在稍后看到，波兰共和国的处境给予它在欧洲文化地图上一个独特地位，作为东西之间的桥梁，东西影响混杂的沃土，自由地混合。

    在15世纪波兰同立陶宛公国一起加入到共主邦联，直到16世纪，两国几乎完美地融合，通过国王个人联合和大量的共同贸易与政治利益。它们共同在16世纪于露西亚作战，在17世纪和18世纪对抗瑞典人，并在16世纪和17世纪击退的克里木鞑靼人的入侵和17世纪奥斯曼帝国的进犯。

    波兰人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下文的核心，庞大的贵族（什拉赫塔szlachta）人口——大约10%，这是远远超过其他欧洲国家。什拉赫塔阶级将会成为奢侈的东方武装的主要市场，潮流先锋和时尚的独裁者，也同样对东方影响最为开放。中产阶层（资产阶级）和神职人员都更深深植根于西方文化，并且更不易于被什拉赫塔从穆斯林土地上所带来的新理念所打破。


    纵贯中世纪，直到16世纪，波兰仍坚持在西欧文化的范围内。所有的艺术，从工艺品到建筑，遵循与其他旧大陆国家相同的风尚。对武器而言同样地，其本质上与其他欧洲的武器和盔甲没什么不同。现代考古学家已经表明，波兰骑士阶级是非常摩登的，总是试图跟上在其他国家中的军事创新。在中世纪同东方的联系相比较在15世纪和16世纪时是较罕见的，而且并不总是积极的。在波兰人意识中造成最深印象的事件是1241年的蒙古鞑靼人入侵，当时昔班麾下的一旅之师在莱格尼察粉碎了波兰军队和他们的欧洲盟友。该事件在中世纪波兰社会中留下创伤性的回响，被历史学家比拟为二战遗产之于今日。因此侵略者所携带的武器，首先是马刀，在资产阶级和什拉赫塔之中，也同样承担着非常消极的内涵。这些态度是只有在16世纪被斯特凡·巴托雷国王所战胜。15世纪见证了1444年在瓦尔纳的白鸡，当时波兰和匈牙利之王，拉迪斯拉丝三世，被杀，拜占庭的命运尘埃落定。但是16世纪见证了波兰—奥斯曼关系的相当可观的改善。贸易蓬勃发展，友好的使节来回穿梭在苏莱曼大帝和“老”齐格蒙特的宫廷之间。齐格蒙特国王为了不危及和平，甚至克制住，不向匈牙利，以及在之后当奥斯曼军队在第一次兵临维也纳时的奥地利发出进一步的援助。苏莱曼本人也非常重视与波兰的积极关系，而他的妻子洛克姗拉娜，本是波兰贵族家系的她，给苏丹国中的宫廷生活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

    但是，数十年后关系恶化。特兰西瓦尼亚大公斯特凡·巴托雷当选为波兰的国王促使奥斯曼宫廷将波兰视为一个潜在的附庸。巴托雷自己考虑过凭借他的波兰军队来解放匈牙利，但他却陷入一场同莫斯科公国的战争中，而他的统制被证明过于短暂。在17世纪初，齐格蒙特三世的亲哈布斯堡和之后反土耳其的政策挑起两国战衅。克里木鞑靼人在立陶宛领土上攻击，和哥萨克——波兰国王的形式上的臣属——在黑海沿岸的扫荡，很快导致了武装冲突。1620年在楚措拉的失败是波兰历史中黑暗的一天，甚至也不能凭借1621年在霍亭的胜利来补偿。后来在1673年于霍亭的第二场胜利接踵而至，随后是1683维也纳之围，它们见证了奥斯曼军队的溃败。这一切都不利于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贸易扩展或建立积极关系。

    然而同波斯的关系是很不错。波斯是一个反对奥斯曼帝国的天然盟友，被视为友好国家和“积极伊斯兰”的代表而闻名。18世纪见证了波兰——土耳其——波斯贸易的复兴并迎来了两国之间长时期的和平。波兰商人的车列带着波斯和印度商品运输穿行于奥斯曼领土。苏丹国是唯一抗议波兰被奥地利、普鲁士和露西亚在1772年、1793年和1795年瓜分的欧洲国家。

    在波兰的东方化生活可以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涵盖了从中世纪至16世纪中叶期间。正是在这一时期，最初的东方理念的迹象出现在波兰，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鞑靼人和定居于此的亚美尼亚人以及大量涌入的来自匈牙利和巴尔干的雇佣兵。第二个阶段标志着在波兰的真正的东方化生活。他开始于斯特凡·巴托雷国王的统制，并一直持续到17世纪中叶，当时内部和外部冲突不断上升，给波兰经济带入败坏并陷军事于危机。第三个阶段可以视为杨三世·索别斯基国王治下对东方的兴趣的复兴，更精确的时期起自1672年左右，随后黑海贸易恢复，在波兰东端领土的手工艺品的复兴。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叶，这时波兰被瓜分而且国家灭亡。

第一阶段——在波兰的最早的东方影响

    13世纪和14世纪在波兰土地上带来了最早的东方影响的迹象。就在那时，鞑靼移民大规模地植根于立陶宛大公国。这一运动由奥尔吉耶德大公开创，由在1410年于格伦瓦尔德（坦能堡）对条顿骑士团骑士作战的英雄之一，维托尔德所继续，他的鞑靼人也同样参与了那场战斗。这一时期标志着东方理念涌入波兰领土的开始，先是缓慢的，但随着波兰和立陶宛及同化融入社会鞑靼人的融合而增强。

    下一个波兰同东方友好和睦的阶段是来自奥斯曼帝国和波斯的亚美尼亚人的流入。他们定居在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共和国的东南边缘（在今天的乌克兰），慢慢地把控了波兰的黑海进口贸易。这以前一直是意大利商人的领域，他们中最主要的是威尼斯人，这些人曾在波兰南方的两大城市，克拉科夫和利沃夫中拥有贸易站。这些亚美尼亚人不久后即将在包括17和18世纪的波兰军队武器在内的各领域东方化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直到16世纪中叶，他们的主要进口产品是来自土耳其和波斯的香料和织物。在这一时期波兰也成为一个处在带着东方货物到欧洲西部的路线上的中转国，土耳其大篷车带着商品从地中海东岸来至波兰。

    波兰在此期间也加强了它与匈牙利的联系。两国在14世纪和15世纪联合在亚盖洛王朝治下的共主联邦，此时的匈牙利也面临着奥斯曼的影响。不久后匈牙利的一部分就被神圣罗马帝国屯斌，但是这并没有阻止波兰——匈牙利的接触。这些联系在16世纪初于军事方面取得陈国，当时塞尔维亚人和其他雇佣兵开始从匈牙利进入波兰。这标志着波兰军事历史新篇章的开始：大约在1500年，这些塞尔维亚人作为骠骑兵团队的开创者和最初成员而载入史册。在16世纪初，波兰的骠骑兵被用来对付克里木鞑靼人和露西亚军队。这两个低手以不同于任何当时已知的西欧和波兰的方式作战。他们迅速的轻骑兵构成了他们所拥有的巨大优势，对此重骑兵无法匹敌。因此，波兰军队的东方化背后的原因之一是尝试复制敌人，采用他人的战斗方式，他人的盔甲和他人的战术。面对变化的波兰军事思想的第一个步骤是创建快马之上的塞尔维亚正规部队。他们在防护上带盾而轻甲，疾驰中以轻骑矛和马刀攻击。后一种武器在那时仍然是新事物，在波兰其他地方仍然用剑。在波兰军中效命的骠骑兵与定居在波兰的鞑靼马队并驾齐驱。这些鞑靼人用弓打仗，同他们一起战斗的本土波兰人的“鞑靼式”骑兵部队也用弓代替了传统的弩。骠骑兵乃源自土耳其的西帕希（sipahi或曰spahi）骑兵和德利骑兵（deli），或意译为“疯子”，在匈牙利国王马蒂亚斯·卡尔维努斯（译注：即匈雅提·马加什）在位时期他们被创建以同这些部队作战。

    来自奥斯曼帝国和那些匈牙利和波兰的战士铜版画显示出前者或多或少影响了后两者的外观和武器。

    由于奥斯曼式骑兵经由匈牙利而间接进入波兰，其原始形态已然改变，因此并非全部都被认为是东方装备的成分。

    那些保存下来的有契斯卡格盔（Zischagge，或者叫希沙克盔，Schischak）、马鞍、翼头杖（Winged mace，或者叫Buzdygan-mace）、战锤和马刀。盾和服装中的一些其他样式都是匈牙利风格。骠骑兵用手枪代替弓。我将在我的论文中的16世纪和17世纪部分里再重新回到这个话题，因为那里有更多的出自这个时期的绘画资料和保存下来的原物用以补充本次讲座。

    除了亚美尼亚人同穆斯林国家的贸易扩展、鞑靼人的同化、同克里木汗国集莫斯科公国的战争、基于塞尔维亚轻骑兵而缠身的翼骑兵，另一个16世纪初叶事件也在波兰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并为各生活领域的东方化作出了宝贵的贡献。1521年，马切伊·梅霍维塔，一位地理学家和亚盖洛大学的教授，的一部题为《Tractatus de duabus Sarmatis——论两个萨尔马提亚》的作品出版了。在书中，作者用古代典籍辅以自己的猜测和辩论以支持他的波兰贵族阶级什拉赫塔是萨尔马提亚人的直系后裔的理论。萨尔马提亚人是一支同波斯人有亲属关系的游牧民族，他们从公元前6世纪起至公元1世纪，居住在现今乌克兰领土和黑海沿岸，随后迁入现在的匈牙利。梅霍维塔的作品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谬想天开，但却在什拉赫塔他们的脑袋中找到了沃土，在这个世纪过去之前，它催生了更多的承认波兰民族根源自萨尔马提亚的模仿者。于是萨尔马提亚主义，一个通过什拉赫塔在他们特异的衣着、他们的“黄金自由”的理想，他们所狂热的天主教和他们自命的抵御伊斯兰的天主教保卫者的角色而培育的理念问世。虽然如此，后者凭借什拉赫塔的所谓东方起源，众多生活领域基于波斯和奥斯曼模式而东方化。

第二阶段——东方主义和萨尔马提亚主义的鼎盛期

    然而在特兰西瓦尼亚大公斯特凡·巴托雷接受王位之前，16世纪上半期的早期东方化可能不过是波兰历史中的一段离奇有趣的小插曲。

    最初，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巴托雷，一位土耳其人的封臣，是注定要成为这个庞大的双民族国家的国王。在最后一位亚盖洛王朝国王，齐格蒙特·奥古斯塔，于1572年去世后，波兰贵族在1573年召开继任者选举，亨利·瓦卢瓦，一位23岁的法国瓦卢瓦家的成员，被选为波兰国王。年轻的国王在宝座上呆了四个月有余，波兰可能已经被更强大的西欧潮流所吸引并且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最具强烈影响力的文化上扎下更坚实的根脉。但是亨利·瓦卢瓦在闻知他的哥哥查理九世，法兰西国王，的死讯后就便衣逃离波兰。这不足为奇，面对统治自己国家的机会，他放弃了文化上对他而言是外国的波兰，在这里他的权力从一开始便受到贵族限制（这在法国是不可思议的）。更糟的是，他已经同大他三十岁的安娜·雅盖隆卡结婚。加冕的亨利三世成功登上法国王位，但在波兰，他已经结束了。

    看到这一既成事实，什拉赫塔为了改选而聚集，这一次，在奥斯曼帝国的平准下，他们选择了斯特凡·巴托雷。

    至1586年他去世，他的十年统治足以使得巴托雷成为有史以来国家最受欢迎的君主之一，而且在他去世很久之后，对他的个人崇拜仍然占主导地位。事实上，被叫做“Batorówki”的带有他肖像的马刀，在他统治的150年后，仍然在华沙制造。

    巴托雷的最伟大的成就是他的军事改革和从匈牙利带来的东方时尚的引进。其中最重要的改革是骠骑兵的更新改造。为我们今天所广为人知的形象是由他创造，始自16世纪。骠骑兵是一个独特的组成物。他们与众不同的衣着和盔甲表明了当时波兰的东西方的影响力的交融。他们衣着上的第一个变化是引入了胸甲作为用以躯干的防护。胸板甲（Breastplate）最初是由交叠板条制成的，被称为阿尼梅甲（Anime），源自于意大利，无疑是一个纯粹的西方发明。只是到后来，波兰骠骑兵的护胸甲演变了。一个这样的例外是贝希特甲（Bekhter），由同锁子甲链接的单节交叠板片制成的胸甲。这些出现于16世纪中叶，可能是专门作为骠骑兵精英的铠甲或作为豪华装备。它是一种典型的东方产物，在波兰和欧洲极为罕见，不过在印度、波斯和土耳其大名鼎鼎，在那里它通常采用以长上衣的形状，甚至于长至膝盖。在波兰发现的贝希特甲类似于在露西亚所使用的那些，而对于现今的学者已经从包括1514年奥尔沙之战的油画等资料中所熟悉。在克拉科夫国家博物馆中保存的一件由1074枚板片以11列自下而上交叠构成，仿照当时流行的紧身上衣。短下摆以尼德兰式涡卷主体的黄铜装饰板收尾。

    这显然是一种极罕见类型的铠甲， 因为在波兰的馆藏中只有另一件确定是于16世纪在波兰制造的留存实例。这第二件是于1580年制造的胸甲，现藏于波兹南博物馆。这一件更类似于露西亚风格的贝希特甲，而非欧洲短紧身上衣，凸显的腰身有一条挂在腰下的链甲裙。它被饰有文字、人像和波兹南纹章的圆形饰物所点缀。链甲用非常高质量的环制作，同样也打上图形和交织字母NS。完全是波兰工匠的大师级钣金作品的杰作。

    仿自意大利阿尼梅甲而塑造的胸甲是来自西欧的新产品，而契斯卡格盔（或希沙克盔），骠骑兵所用的头盔，则确定是土耳其式的。最早的希沙克盔出现在16世纪中叶，此时齐格蒙特·奥古斯特仍然在位。这些有着土耳其风格的尖顶（半球状顶很少见）配有护颊、护颈和底部附加护鼻的护面。这类头盔的精细插图可以在1595年的《维也纳典籍》中找到，书中展示了土耳其西帕希骑兵戴着羽饰镀金契斯卡格盔。一顶类似的希沙克盔被画在由古斯托斯（译注：原作者这里可能是笔误，应为Dominicus Custos）所作的《武器库史诗》中的一张蚀刻版画上，就在斯特凡·巴托雷的脚旁。一些16世纪的希沙克盔原物作为收藏品已经保存在波兰和世界各地。其中一些，包括一件由克拉科夫国家博物馆收藏，都是制作于西方，它们似乎证实了这么的假设，在16世纪中叶，许多商品和东方的影响力仍然经西方商人传达到波兰，他们尚未被亚美尼亚人逐出境市场。事实上，许多骠骑兵装备是制作与纽伦堡，因为马克西米连一世也在德国组建了骠骑兵团。然而，在波兰所创建的这一编队却以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在17世纪早期——在斯特凡·巴托雷去世后——一种新的混合了东方和西方的影响的契斯卡格盔出现在了波兰。改变的第一个标志出现在骠骑兵战盔的来源。这种头盔的顶直接照搬自中世纪欧洲的壶盔，而护颈、护颊和带有用铰链连接护鼻的护面都是源于东方。下一个阶段，再次部分地被匈牙利和奥地利风格所影响，骠骑兵的契斯卡格盔演变为半球形顶，无论是以单件铸造还是两片铆接而成。这一型号也有护颈、护颊、护面和护鼻，很快发展成独特的波兰式装饰特征。

    巴托雷在摒弃骠骑兵传统使用的盾牌，但却保留他们的标志武器，骑矛，上表现出极大的洞见和天才。这是种长13至14.5英尺之间的空心木矛，在撞击中破裂。对“现代化的”军队而言，可能似乎是种过时的武器，但它却是个计算过的战术决断。经波兰骠骑兵挥舞，骑矛成为一种可怕的武器，瑞典人会在1605年于基尔霍姆的惊人失败之后证明这一事实。骠骑兵的骑矛并不是仿照我们所熟悉的，仍然在16世纪的欧洲流行的竞技比赛中所用的骑矛。欧式骑矛更短、更重，并且尽管向握把扩宽，以提供必要的平衡，但还要特别的钩子附加在铠甲上以进一步支撑。土耳其版，就像后来的匈牙利和波兰骑矛，周身修长。依靠握把附近的大球提供平衡，攻击端顶置矛头。波兰骠骑兵都是使用这种看似笨拙的武器的高手。它的长度给予他们超过他们对手的距离优势，他们可以更快地先于使用长枪、戟或其他武器的西欧士兵之前对其戳刺，更不用说剑了。在冲击中，他们主要对准肚脐，这通常是对手最大弱点，即使有着护胸甲遮蔽。一旦骑矛破裂——如果骠骑兵不希望因冲击力而坠马，这是至关重要的，战士随后拔出他的剑或火器。骑矛的使用使得骠骑兵能起到可能是他们的最重要的作用，突破敌人的第一线，并努力楔入它的阵列中，以从内部粉碎他们。骠骑兵也许是至18世纪时在世界上仅有的仍保留骑矛的编队，虽然随后它的作用几乎完全是礼仪性的。骠骑兵骑矛的传奇在18世纪的下半叶是如此强烈，在19世纪和20世纪更广为人知，它被骑兵长矛所取代，尽管骑兵长矛更短，使用上略有不同，仍然是骠骑兵长矛的直系衍生物。（译注：实际上后世的乌兰枪骑兵及其骑矛是受到鞑靼人的影响，同翼骑兵无关）

    在盾牌被抛弃后，尽管可能是直到17世纪头二十五年，大约在这时，西方军队摒弃了钢手套，而骠骑兵开始使用极受欢迎的东方式的护臂（arm-guards或者叫臂铠vembrace）。在肉搏战中前臂的防护是至关重要的，这部分装甲也使得士兵获取自然人类在打斗中不用担心肢体折损而又保护自己的反应优势。臂铠于16世纪就已在波兰的鞑靼人间使用，但直到大约1620年代至1630年代间，它却未出现在描绘骠骑兵的画像中。这些护臂的波兰名字，karwasz，得自于匈牙利术语karwos。在这时期的波兰，演变出两种不同类型的臂铠：一种是为票骑兵所用，类似于土耳其式样，只包括前臂本身而没有铁手套，另一种，基于波斯风格，有着用链甲织成的铁手套，并且通常被饰以金层。后者通常为“铁甲骑兵”（pancerny）、轻骑兵所使用。

    然而巴托雷的卓越成就是在波兰普及马刀。如我曾提到的，这过去并非是一种受欢迎的武器。诚然，对马刀的兴趣在16世纪逐渐增加，同样也发生在西方，但是这些西方制造的马刀连同刀柄往往都有着仿制得荒腔走板的东方图案，或者几乎完全覆盖，就像刺剑上那样。事实上，很重要的是，波兰开始采用马刀时，正值剑在西欧几乎完全被刺剑和短剑掩没，这类直刃武器将成为在接下来的150年中西欧的主力。波兰在这一点上调头向东。巴托雷连同他自己一起带入到波兰的马刀，理所当然是匈牙利版本，但是尽管如此，马刀在波兰的出现一般仍认为是东方的影响力。匈牙利马刀直接来源于16世纪所使用的土耳其式样，有着开放式刀柄、很长、直刀镡，和很长的榫舌，一条榫舌平行于握把，另一条则朝向剑身。华沙军事博物是马刀之家，它们从传统上属于巴托雷。以匈牙利风格制造，在刃上带有狮子钢印，这是来自波斯的工艺。不久，一项被称为匈牙利——波兰马刀的对等物被设计出来。这种有着较短的刀镡和以安设为锐角的柄头（Pommel）。刀刃总是轻微弯曲，带有一根槽（Fuller）、有个突出物延伸至被称为“羽毛”的双刃刀尖（Double-edged Yelmen）。（译注：这段英文文字有误。所谓的Double-edged Yelmen对应的波兰文就是pióro，羽毛；而那个突出物的波兰文应为m?otek，锤子）很明显，在打击的瞬间，在推力的最后阶段时，在刀尖后方加宽部分所增加的重量有助于砍穿对手的盔甲。

    巴托雷的成就是巨大的：在他统治的过程中，东方的发明不仅成为波兰的民族武器，而且成为识别贵族的标志之一。就像之前的剑，马刀在波兰的什拉赫塔中获得了骑士武器的偶像地位。没了它，贵族（szlachcic）既不会感到也不会被认为是一个贵族。如果他穷，买不起一把，他会扎一把木制仿造品在他身边的腰带上。迷你马刀被放在婴儿的摇篮里， 这样他们可以为未来的军事身涯准备。波兰马刀非常迅速地不仅成为社会地位的体现，而且带着各种刻入刀刃上的铭文，也成为了政治、宗教和爱国宣传的工具。在巴托雷去世后，一个被叫做“Batorówka”的式样逐渐成为哀悼的标志，装饰着一副已故国王的象征性的半胸像，并且通常还有纪念题词。在这同一时期，另一阵营以绰号为“Zygmuntówki”的马刀的形式体现对新国王齐格蒙特三世·瓦萨的支持。

    骠骑兵武备中其他起源自伊斯兰国度的一部分是杆棒武器。也许它们中最著名的就是叫做钉锤（Nadziak）的战锤，在欧洲它也被这么称呼，就像骑士的战锤一样，因此并不一定与东方有关，但它却是通过土耳其来到波兰和匈牙利。它有着一个长而细的锥钉，不像表现出缩短趋势的欧洲版本。任何对于在波兰语语境中这种武器的东部起源的疑问，都会被它的波兰名词源消除，Nadziak， 起源自土耳其语nadzhak。

    即使是最好铠甲对付上这种武器也只能提供微薄的防护。在撞击瞬间的动能力量始终是毁灭性的。在骠骑部队中这种武器甚至成为中尉军衔的象征，然而至17世纪中叶它开始消失。钉锤没落的主要原因是盔甲正变得过时。另一个原因是波兰议会所施加的，给有时在议会会议期间使用它作为“论据”的咆哮政治家降火，并试图遏制用它犯下暴行的禁令。另外，在17世纪一个钉锤的变型版本被开发出，叫做“锤头”（Obuch），在它上面的长锥钉被钝化并弯曲。

    在18世纪编年史家延杰伊·基托维茨的作品《一份习俗说明》中可以发现一篇钉锤和“锤头”的生动描述，这是波兰在那个时期中的信息的宝贵资料：

    钉锤——多么可怕的工具，在波兰人手上，在任何氛围利于争吵或打架的任何地方。配上一把马刀，可以割断对方的手臂，削他的脸，照脑袋上添道伤口料理了他，对手鲜血流淌因而平息了他的愤怒。但是使用“锤头”，他可以把这活干得常常打出致命一击而又看似无血，一点也看不出来，他不会立即平复，而是在一击再复一击，不刺入皮肤，但是打破肋排，粉碎骨头。什拉赫塔带着这些“锤头”通常伤害了他们的农奴的健康，还常常夺取他们的性命。因此在大型会议、国会、地方议会、法庭上，在这些地方争吵并非罕见之事，任何人带有钉锤都被禁止。而在格涅兹诺大教堂，一张告示悬挂在大门上，警告任何胆敢带着如此凶恶的武器进入神殿者将被逐出教会。诚然，它就是一件凶器，因为当某人用钉锤的尖底袭击了另一人耳后时，这致命铁器击穿太阳穴，当即即可夺了性命。

    鎚杖（Buzdygan）和布拉瓦（Bulawa）权杖是另一部分来自东方的波兰骠骑兵武备。布拉瓦鎚杖，棒类的家族一员，有圆形的、略平的、或者偶尔是椭圆形的柄头安放在柄杆上。在波兰，它们从来没有被用于战斗，只服务于礼仪目的，作为盖特曼，波兰军队最高统帅，的独有荣誉。这就是为什么相较于鎚杖，如此少的布拉瓦权杖现存于波兰收藏中。不同于那些发展出波兰特有的地区化版本的物品，如臂铠、希沙克盔或军刀一般。所有已知属于波兰盖特曼的布拉瓦权杖或是土耳其式的仿制品，或是波斯工艺品。而鎚杖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它们同布拉瓦权杖的区别在于锤头被分割成凸缘。它们中更多的保存了下来，不仅在波兰收藏，因为它们是发给队长（Rotmistrz）一级的军官对应标志，并因此更大规模地制造。直到17世纪中叶，鎚杖通常铁制，用于作战目的多于阅兵。像钉锤一样，鎚杖在较早时期也为西欧骑士所用，当时它们被叫做骑士锤，这些比东方品种更大更重，而且它们的凸缘往往尖锐且锯齿状。然而，再一次地，波兰鎚杖东方起源的证明是它的名字，土耳其语bozdogan。后来的鎚杖是专用礼仪物品，将会进一步讨论。然而在此期间，他们通常是铁做的，安设在木柄上，就像匈牙利版本。因此，它们在波兰的说法中也被称作“匈牙利式”锤。

    另一件骠骑兵的装备，虽非武器但却是波兰的军队形象的核心特征，便是他的翼翅。这些又是巴托雷所鼓励的起源自东方的成分，它们在波兰流传了超过100年。骠骑兵所使用的羽毛的直接原型是土耳其的德利骑兵。巴托雷向骠骑兵们下诏，命令每位骑兵队长（rotmistrz）以“匈牙利风格”（！）穿着，同样也按照各自的想象力，戴着羽毛和其他装饰品，为了华丽和恐吓敌人。因此，骠骑兵戴着华丽的羽毛头饰，并安置入他们的马匹的头饰中，翼翅连接到他们的骑矛或者个更多地固定在骑手后方，鞍座的两侧。这类的翼翅可以在包括“斯德哥尔摩长卷 ”的文献中看到，在那里它们是由黑漆羽毛固定到木框制成。

    这当然引起了“翼骑兵”的传说，带有从背后伸出高过头顶的弧形羽饰的骠骑兵形象是很常见的。它们的目的究竟如何，现在已知的是，它们肯定不具备它们的传说中的战斗性能。另一个由斯特凡·巴托雷规定的装饰部件是野生动物毛皮，通常是豹和虎，同样主要进口自东方。

    巴托雷基于东方模式的成功不局限于骠骑兵。除了这支很快发展成重骑兵的编队，同样有一支轻骑兵，“铁甲骑兵”。以马刀和弓为武器，以链甲圆盾和被叫做密苏尔卡（misiourka）的链甲头盔防护，他们使自己密切地效仿土耳其骑兵。然而，在16世纪末，他们仅仅构成了波兰军队中的一小部分。他们的鼎盛时期在17世纪下半夜到来，我将重提该话题。

    军队的东方化，斯特凡·巴托雷的普及，同立陶宛更紧密的联盟，与莫斯科公国的战争以及外国人的涌入——所有这些因素同样影响了对外贸易。由于进口和出口扩大，波兰市场向豪华的东方装备敞开大门。这个市场基本为亚美尼亚人所控制，在共和国的东南角，主要是卡缅涅茨、波多尔斯基和利沃夫。尤其是利沃夫，在波兰土地上的武备进步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来自波兰的亚美尼亚人干了许多贸易，远行探险土耳其土地——尤其是伊斯坦布尔、特拉布宗，大不里士和安卡拉——有时甚至深入波斯的伊斯法罕。经由奥斯曼帝国跨国至波斯是一条危险的旅程，单程花费120至160天，不包括做生意的停留。土耳其本身就近得多的多，一趟旅程25至60天，虽然有时天气恶劣可能延误行程多达两个月，例如，如果在黑海上的风妨碍出行。商人处在由于政治事件和战争引发的不断的风险，他们的货物被没收或者被强制隔离，这些都提高了这种旅行的风险和成本。许多年来，主要是面料和香料在这条路上进行买卖。这可能是不是巧合，第一次提到大宗从土耳其运送至波兰的豪华武器是由亚美尼亚人干的，记录于1578年，巴托雷统治的年代。上述的商人是希腊人Affendykowicz，他带到波兰11把土耳其马刀，两面波斯（Ajami，译注：阿拉伯语中的波斯）的卡尔坎盾和七套马衣。早先的史料只提及进口皮货用来给马制作行头。但在1578年，武备成为了由利沃夫贸易商进口到波兰的主要商品类别之一。

    关于亚美尼亚贸易商进口武备的价格是值得注意的，这可能要归功于出自利沃夫的流传至今的真实贸易文档。在此期间的1578—82年，土耳其的带有大马士革刃的布拉特马刀在那座城市中价值4—5兹罗提。几年后，大约1600年，波斯的卡尔坎盾价值23兹罗提。轻骑兵用的弓可能只有2个兹罗提，但一副豪华的金饰丝绣弓囊可以售出8兹罗提。一套完整的箭袋和箭矢，连同弓和弓囊价值20兹罗提。一副土耳其马鞍值6兹罗提，而一套马衣可以出价在8至60兹罗提之间！而在17世纪中叶，一顶土耳其帐篷标价可以高达480兹罗提。豹皮和虎皮流行在高等级的骠骑兵之中，进口价约在5兹罗提一件，相当于一副马鞍。相比之下；一套五只盘子价值1兹罗提，等同四个大酒杯。一名波兰军队中的普通士兵的年薪在1581年约为26兹罗提！然而，一名在优秀连队中的骑兵一年大约挣60兹罗提。

    波兰军队由于巴托雷改革的结果更强势地进入17世纪。早在这个世纪初就显示出，骠骑兵和轻骑兵已经充分发展，博得了同瑞典人、鞑靼人和露西亚人的惊人胜利。在这个世纪，同奥斯曼帝国的关系恶化，进而导致更大的贸易限制。土耳其实行出口波兰武器的禁运意味着至少有一些武器是被走私进入该国。有风险必有利润，那些被给予的热切客户不仅在波兰同样也在露西亚，后者在这期间通过波兰进口土耳其商品。在波兰贵族间的时尚也未改变，他们继续青睐来自地中海东部的器物。

    这个时期的繁荣在1648年突如其来地结束了，在这时博格丹·赫麦尔尼茨基领导下的哥萨克起义，不仅破坏了波兰军力，还一度妨碍了安全贸易。除了道路危险外，主要贸易城镇，如如利沃夫，往往被哥萨克围城锁锁。然后，在1655年，发生了瑞典入侵，将波兰带入毁灭的边缘。手工艺品的贸易也走向了没落。就这点而论，这标志着波兰和它的军队的第二大东方化时期的终结。

第三阶段——杨三世·索别斯基和东方化高潮

    东方的时尚和手工艺品，尤其是亚美尼亚制品，在杨三世·索别斯基统治时期的波兰经历了复兴。荒谬的是，这是同土耳其关系紧张和边界冲突的时刻，而这些又持续不断地严重妨碍两国之间的贸易。然而，它们中相当多的是来源自战利品，这些重燃起对东方武备的新一轮无比强烈的兴趣。

    波兰对土耳其的两场关键胜利是1673年的霍亭之战和波兰骠骑兵最后一场巨大胜利的，著名的1683年维也纳之战。这些胜利的影响之一是缴获了数量巨大的战利品，尤其是在维也纳，波兰人在此占领了大维齐尔（译注：维齐尔就是土耳其的宰相）营地，夺去了营地所有的营帐，以及数量巨大的武器、马具、服装、器皿和其他财物。索别斯基本人在战后立即调度400大车装填土耳其战利品。这些大车每一辆有1500至4500磅的容量，这就意味着平均值给我们一个500吨（译注：原文这里是5000000吨）的运输参考重量。这一波土耳其货物风靡全国，将奢侈品降价，从波兰的胜利中分得一杯羹的欲望，强化了对一切土耳其物品的流行。这场胜利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进入19世纪和20世纪，维也纳之战的“遗物”仍然被生产和“发现”，往往公然无视历史真相。但是，就算没有这些赝品，在今天的博物馆收藏中仍拥有数量巨大的，来自那个时期的马刀、马具、帐篷和其他土耳其工艺珍品。

    对于东方的流行被国王杨三世·索别斯基本人延续，他花费了浓厚的兴趣在当时的克里米亚和土耳其的时尚中。他甚至拥有根据东方设计从西欧打造，作为礼物送他的武器。这也是一个几款新型盔甲逐渐普遍并且古老盔甲重受青睐的时期。轻骑兵此时已是一支完全成熟的编队了，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成员穿着同土耳其骑兵一模一样的铠甲：密苏尔卡盔、便于行动自由的长袖及膝的链甲衫、和前臂上的波斯风格的戴手套的臂铠。他们在身侧带着一把马刀、皮带上一个弹药盒、战斧、卡尔坎盾和同样是一件东方武器的反曲弓。事实上，相似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杨三世·索别斯基命令他的部队戴上草环以免德国人误以为他们是土耳其人。

    东方影响对波兰盔甲的另一产物是“Karacena”鱼鳞甲，虽然这既不是土耳其也不是波斯的遗产。它可以追溯到古代，一些来自罗马帝国的萨尔马提亚和斯基泰人形象。鳞甲是由鳞甲片铆接到皮衣制成。它们给双腿、躯干和头提供完全保护。波兰的鳞甲通常没有长及手腕的袖子，替换它的是作为特色的及肘长的肩甲。用于保护头部的是希沙克盔，通常以骠骑兵盔风格为蓝本，虽然一些是由头巾触发的灵感，其中包括克拉科夫国家博物馆所持有的。 鳞甲被国王杨三世·索别斯基所推广，他拥有数副画着他本人身着这类盔甲的肖像。鳞甲是这么昂贵，它们只可供给高层级别的骠骑兵和高级指挥官，它们是如此沉重以至于不可能作战；因此这依然基本上是一个礼仪性物品。

    在17世纪下半叶，另一种获得普及的武器是一种可能源自土耳其的卡拉贝拉马刀（karabela），尽管其名称的起源尚不清楚。卡拉贝拉马刀通常拥有一个开放式刀柄，带有或直或向刀刃弯曲的短刀镡。刀柄握把在柄头部制成鹰首侧面轮廓形状。刀柄形状在后期有过变化，卡拉贝拉这一名称仅仅作为一种传统印证而流传。这种类型的马刀可能在17世纪上半叶正式成型并大量地出现于波兰，尽管一些学者已经发现，早自15世纪末在文献中就提及“carabellla”。对于这些由利沃夫的亚美尼亚人制造的外来品而言，在17世纪卡拉贝拉马刀仍然被用来作为战斗武器，但直到18世纪，它逐渐成为一种礼仪刀。这种刀是如此受到欢迎，它很快获得了民族武器的地位，与同等地位的民族服饰长袍（kontusz）一起穿戴。卡拉贝拉马刀在19世纪仍然被制造着，作为一种爱国主义武器，在瓜分波兰的艰难时代中，承载了波兰先前的伟大和骄傲的象征义务。事实上，直到今天，世界上大多数的卡拉贝拉马刀藏品几乎都被认定为是“波兰”类属的同义词。往往很难将奥斯曼、波斯和波兰之间的作品进行区分。小兹齐斯拉夫·日古尔斯基是唯一的已开展对卡拉贝拉马刀进行分类和编目的学者，包括确定东方和波兰作品的特征。他用制作年代为分类标准，区别出五组波兰卡拉贝拉马刀。即便如此，将波兰的卡拉贝拉马刀同东方的区分开仍会是非常艰难的，特别是许多土耳其卡拉贝拉马刀被简单地按照波兰传统改造，例如通过在刃上添加铭文，或者是刀柄上的纹章和首字母，这些都会误导学者。

    有种物品，虽然不是武器，但却同军用物品紧密相关，作为盖特曼帅旗的识别组成部分之一，是一根13英尺的旗杆，几乎同骠骑兵的骑矛形状相同。唯一的外在区别是，杆子顶部有着替换了矛头的球形或椭圆形的球体，在它下方附以一缕缕的羽毛或棉布条。这曾是盖特曼的标志，随行在他身前；因此它的作用同土耳其的马尾旌（thug）是几乎相同的。一些专家认为盖特曼的旗杆是一种波兰本地产物，这种观点是准去的，因为它是构建于波兰所使用的骠骑兵骑矛的基础之上，但其使用和成因是东方的，唯一的区别是土耳其的马尾旌采取马尾毛自由地悬挂在装饰的球下形式，通常附着在比它的波兰对应物更短的杆子上。虽然盖特曼的这一标志是单独携带的，在土耳其的传统中，马尾旌的数量是级别资历的表现。仅有两杆盖特曼军旗流传至今，其中之一在瑞典，我们很幸运地在克拉科夫国家博物馆拥有另一根。

    亚美尼亚人在加强和普及东方的影响和艺术品味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如果说在17世纪上半叶他们通过贸易证明了自己，那么在该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直至18世纪中叶，他们在工艺品领域引领风骚。丰富的土耳其货物同样也重新燃起了对波斯和波斯物产的兴趣。对细长刃马刀、鎚杖和布拉瓦权杖、宝石、织物、尤其是波斯地毯（在波兰国外被称作波兰地毯，这表明它们在波兰受欢迎的程度）有着强劲的需求。然而，大多数的波斯货物不得不行经奥斯曼帝国，所以在战时，由于风险因素——商品频繁被征收或者商品和商家可能在他们被允许离开帝国前，一次被隔离数月而价格飙升。另外，军备出口禁令引发在波兰的供应匮乏。这种情况正是亚美尼亚工匠的优势，特别是在17世纪就已经作为难民，从波斯的亚美尼亚抵达波兰的那些人，因此良好地定向了青睐萨法维帝国的艺术品味。这群人的主要中心是利沃夫，这里成为了波兰最重要的基于波斯原产的武器生产基地，使用同样的装饰手法：掐丝、镶嵌、珐琅，和最重要的黑金镶嵌术，这是他们所完善的技术。他们使用的图案和主题也带有东方原产的风格。最常见的是带有数串鲜花的植物蔓藤和装饰黄金漩涡，虽然没有了在波斯版本中应有的铭文。他们追赶奥斯曼工匠的风尚，也用镶饰以金线的宝石。就这样，他们在什拉赫塔中发现了一个良好的市场，匮乏的奢侈品直到不久前也只有权贵能问津，而现在更便宜，还丝毫不逊色于原版。就武备的生产和纹饰方面，利沃夫的亚美尼亚人尤其擅长于卡拉贝拉马刀、骠骑兵马刀，鎚杖、卡尔坎盾、箭筒和马术装备。就卡拉贝拉及其他马刀来说，亚美尼亚人集中了以上的纹饰和镶嵌，而刃本身往往进口东方的。也许最迷人的是18世纪的带有华丽金镶饰玉髓柄的卡拉贝拉马刀。这些是融合东方艺术以西方主题的亚美尼亚技艺的极佳范例。常见的用于装饰题的材源泉交织着典型的波斯或土耳其植物纹饰的洛可可图案。别的马刀有着其他材料制成的刀柄，如木的，通常带有着色珐琅部件的镀金箍套，非常地波斯特色。刀镡的形状总是类似于传统的东方风格——带有短的，通常是直的双枝，虽然有时也如早期波斯马刀样式向刀刃方向弯曲。

    卡尔坎盾，由无花果木作肋用彩色麻线结合在一起组成，也是在利沃夫工坊制成。在这一类中区别波兰和东方原产的作品的问题要比区别卡拉贝拉马刀的大得多。学者们只能够有把握确认一些利沃夫的卡尔坎盾的来源。一般认为，亚美尼亚人制造的盾钮具有螺旋或瓣状且纽结的图案，但是这种区分存有非议。这个谜现在将永远无法解决。到18世纪时，卡尔坎盾已经变成一种更为流行的巡游武器。在此之前，骑兵曾用它作为一种出色的防御手段，特别是对箭矢。就算一支箭刺穿了卡尔坎盾，麻线的致密约束也会阻止其穿透超过2—3厘米的深度，甚至丝毫不影响它在战斗中的效能或者结构的稳定性。用于对抗利刃则较为差劲。

    但在这些最伟大的杰作之中，镶嵌有掐丝并精心地布满了精致的黑金镶饰的鎚杖才是亚美尼亚工匠们精通的真正标志。利沃夫的鎚杖可以通过许多特征来区分，包括“S”形凸缘。它们中的许多可以被拆解，重要原因是在这时期，钢制鎚杖作为战斗武器已被摈弃，而专用于军官职级的标志。仅仅作为一种典礼物品，它们可以被拆开并存储在盒中。另一共同特征是通过变化雕刻深度和金属凿边来实现鎚柄的视觉分节。微型的标枪也被纳入许多鎚杖之中，通过螺纹固定隐藏在鎚柄中。这些是曾经从马背上投掷的东方标枪的缩型复制品，常常将金质火舌装饰应用到标枪的表面上。同样地，金的或黄铜的花样也被添加到鎚杖本身。这些无一是确认或辨认于利沃夫特产的决定性因素，但它们也许确实反映出某个特定工坊的特点，并有助于确定来自这一时期的鎚杖。在18世纪，通过一位叫Grzegorz Nikorowicz的人，鎚杖再一次地以更大的规模直接从土耳其进口，他于1753年在伊斯坦布尔开设了一家贸易站，开始向华沙输入包括大马士革马刀、给这类马刀配套的箍套和土耳其或印度马刀在内的奢侈品。这是利沃夫的亚美尼亚工场和这类商品贸易的黄昏。


    在某些时期，亚美尼亚人同样在马鞍制作中媲美于东方的工匠。早在16世纪，波兰的马鞍开始脱离鞍桥垂直贴于马脊背的西欧结构，它们反而采用了有一个平放于兽脊的框架的东方式样。亚美尼亚人使用了许多与其他物品相同的技术来制造马鞍。其中就包括黑金镶嵌，通常作为填入在银片切挖的涡卷饰板中的镶嵌物，以应用于马鞍上，还有金壳镶饰的宝石（常采用欧洲设计）。鞍鞯、坐垫和里层皆为刺绣。就鞍座的结构而言，那些产于波兰的同土耳其式样的稍有不同。不过，日古尔斯基教授试图区分这两者。他认为，波兰的马鞍同土耳其鞍相比拥有平滑的线，较浅的座和更宽的鞍桥。波兰制品的底部往往是以白桦树皮为最后修饰，或者整个马鞍可能会采用桦木制造。与土耳其的一样，马鞍铺面会由丝绒绣花制成，不过据日古尔斯基教授所说，绣花少条理、技术不完美，且常采用东西方图案混搭。然而，这些指标都非常难以确定，并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比观察。因此，容易造成分类误差，特别是如匈牙利和莫斯科公国的马鞍也借鉴了东方的技巧和设计，而这些变体也同样类似于土耳其和波兰的马鞍。

    波兰藏品中同样包括有大量的箭筒、弹药盒、密苏尔卡链甲盔、和其他亚美尼亚人生产的铠甲作品。在这些产品中，利沃夫的工匠们还往往成功地创建出卓越的融合西方和东方图案的产物。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存于克拉科夫国家博物馆的一副臂铠。它们由钢制成，链绳将皮革手套同它相连，装饰有同我在几分钟前描述的鎚杖上完全相同的花样。装饰风格是东方式的，具有特色的涡卷饰将花卉图案包围，局部镶嵌着小宝石。我们知道，在欧洲，从未有过用宗教文字装饰铠甲的悠久传统，除了在某个短暂的时期与16世纪的几个孤立案例。然而这在东方国家是一个常见主题。我们的这副克拉科夫臂铠看似是与东方的类似，因为它们以着文字沿涡卷饰形成边饰为特色。然而，仔细观察发现，文字是拉丁文，并且是引用自《旧约》。右臂铠上的引文写着：尔当强乃手而奋勇（《撒母耳记下》，章节2:7），左臂铠：尔之右手表彰荣力（《出埃及记》，章节15:6）。（译注：两处拉丁文分别为：Confortentur manus vestr?, et estote filii fortitudinis；和Dextera tua Domine magnificata est in fortitudine）

    18世纪还给波兰军事构造带来进一步的东方化。除了已经提到的，现在还有了耶尼切里，与土耳其的同名兵种穿着上几乎一样。在他们侧身上带着的短弯刀有着卡拉贝拉马刀式样的刀柄。鞑靼人团队给予科尔帕克帽（kolpak-hat）以穆斯林头巾式样，有些部队甚至采用土耳其式的级别名称。类似的倾向还可在这个时候的其他欧洲军队中观察到。

    1750年代和1760年代是波兰生活东方化的最后两个十年。一种新的思潮，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已经将波兰人的思想重新引向西欧，而波兰国家的急速衰退结束了以往的国祚延续。许多东方元素在波兰流传到相当近世的时代：卡拉贝拉马刀和长袍作为民族服饰元素持续到19世纪和20世纪。在重生的波兰，马尾旌在被创建的鞑靼师中作为一个军事符号使用。甚至在第一次大战后，布拉瓦权杖继续作为波兰军队中的最高权力象征而继续使用。

    当然，我这里讲述的材料只提供了一个非常简短的主体轮廓，其中包括许多艺术学科。这也不是我完整的军队说明，因为时间限制，迫使我跳过了对其塑造同样有重大意义的西方影响。

    东方的艺术与影响在波兰受到的赞誉同在西欧受到的相比，不是一个等级。在西方，它经常被扭曲，解读怪异且肤浅，只在风俗画和神秘异域的层面上。在波兰，东方主题则一见倾心受到采纳，随着仿效而来的是在波兰共和国的环境中，产生自东方和西方思想的全新特色混合产物。因此，波兰艺术盛产混搭，诸如哥特式造型的东正教礼器和十字架、受波斯造型启发带有文艺复兴纹饰的的器皿、欧洲的刀刃有着用浓密金线构成的土耳其式的镶饰涡卷，还有文字，不过是拉丁文，等等。这种选择性是东方化的波兰版本的特征。天主教教会完全抵制这些影响，并始终忠于欧洲文化，从未屈从使用土耳其或波斯风格纹饰的诱惑。只有特定类型的武器将其采用，甚至发展了波兰特质。唯一的例外是卡拉贝拉马刀，马刀并没有安置土耳其或波斯的刀柄，而刀刃却是进口的，它们往往在波兰被重新安装。那些带有土耳其或波斯文字的被仅仅作为战利品处理，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被波兰士兵使用的例子，但却往往添加了波兰重音符号。只有杆棒武器的形状被采用；这类武器本身就在波兰制造。波斯和土耳其的战斧和短柄斧在波兰几乎没有被运用过。火器同西方使用的相同；少数几个师使用耶尼切里的火绳枪。波兰军事文化对于小刀的引证是完全是一片空白。我们知道那种短锐器经过克里米亚进口过几十年，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它们的外观或使用。在波兰从来没有出现过哪种堪比穆斯林国家的kard, jambiya, kinjal, pesh-kabz的小刀可供宣称为民族性代表。唯一提及的是16世纪提到过“czwelinki”，这种小刀从波兰出口到土耳其，在那里它们很受欢迎，但其他的仍无从可知。

    然而，东方化在波兰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在对土耳其感兴趣的17世纪，正值处于直面来其伊斯兰威胁的顶点，整个欧洲都从波兰的视角来观察土耳其。新近从奥斯曼帝国归来的法国人路易·德·阿尔维厄将一队德利骑兵比拟为他曾看到过的波兰骠骑兵。另外，一位叫达莱拉克的人在1683年写到：在土耳其，一根波兰的（a la polonaise）马尾旌竟持擎于帕夏之前。而卡拉贝拉马刀越来越深地扎根在波兰文化，导致到了18世纪时，土耳其人认为它是一项波兰的发明！

PZ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