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F.C.富勒：《朱利乌斯.凯撒：男人、军人、独裁者》

泥泞中的老虎

此书是英国战略学家J.F.C.富勒所写的最后一本著作，对研究这位名将的将道有相当大的价值。
译者是本人，辗转反侧后，最终还是决定在中拿更完这本书。

目录如下：
序
第一章 历史背景
第二章 庞培的崛起
第三章 凯撒的崛起
第四章 罗马军队
第五章 征服高卢
第六章 镇压高卢叛乱
第七章 内战的序幕
第八章 意大利的内战
第九章 西班牙的内战
第十章 希腊的内战
第十一章 亚历山大里亚与本都战役
第十二章 非洲的内战
第十三章 内战的终结
第十四章 作为国务活动家和将军的凯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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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泞中的老虎

序
“在历史长河中追踪并找寻真相是十分困难的。一方面，后世撰写历史的人发现历史极长的跨度严重影响他们的判断；另一方面，出于嫉妒或恶意，亦或出于偏爱与崇拜，各种各样自相矛盾的史料记录大大地歪曲了历史。”——普鲁塔克
正如普鲁塔克所说，历史研究中最大的困难之一便是从伟人们各种各样被歪曲的“传说”中去芜存菁的找到他们的真实性格与历史活动。通过反复传播，这些“传说”不仅仅在普罗大众心中，同时也在许多严谨的历史学家心中成为了固有观念（idees fixes）。在革命或者内战这种人心惶惶的时期这个现象就更加的明显，领袖的美德、恶行还有领导力都被抬高或者贬低，导致这些有血有肉的人脱离了他们真实的自己，而只是成了流传甚广的“传说”。
在我们英国自己的历史就有奥利弗.克伦威尔这个典型的例子。克伦威尔十九世纪前一直都被抹黑，然后又被宣称为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议会斗士之一。今时今日为了纪念他在西敏寺外安放了塑像——这里曾经被他封锁并禁止使用！
更典型的一件事是有关美国南北战争将领罗伯特.李，这个例子更能说明本书的观点。正好是我坐下写这篇序的那一天，我收到了一个美国通讯记者的信，他告诉我说他正在读第二遍我写的《尤利塞斯.格兰特的将道》一书。然后他接着说：“在Mason-Dixon 线（译者注： Mason-Dixon line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分界线，也是南北战征之前美国的南北区域分界线。这条分界线是美国历史上文化和经济的分界线。其名称是为了纪念发现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之间的地理分界线的18世纪的英格兰探险者Jeremiah Dixon和Charles Mason。 ）出生并长大，自小就被灌输两个‘真相’：地球是圆的，以及罗伯特.李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将军（并且现在也是）。想要说服别人罗伯特.李或许——仅仅只是或许——并不是如此伟大的将军时，你不仅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还要具备与这种说法完全背道而驰的重量级事实才行，而且你的逻辑必须冷酷严密。如果你曾在这个地区旅行过，你会发现在这里，尤其是波托马克河(Potomac River)以南的地区表达与此相异的观点（指不赞同罗伯特.李是有史以来最伟大将军）是既不礼貌又不安全的，即使你是军人也不行。”
在刚开始写这本书时，我想找到一些和历史“传说”相异并能作为对比的例子，但之后却渐感力不从心。直到我整理了我的历史笔记之后，整件事就开始变得明了了：由许多学者和现代历史学家所描绘的凯撒与《凯撒评论集》中体现出来的特质以及古典历史学家所描绘的在好几个方面都大大不同。正如罗伯特.李膨胀式的声望是在战争时产生，而却在内战后大幅增长一样，很明显凯撒作为超人的神化也是在文艺复兴之前都一直没有的。并且这种神化很快就成了“固有观念（idees fixes）”，变成了历史印象。在莎士比亚的《朱利乌斯.凯撒》中，他借卡西乌斯之口说道：
他像一个巨人似的跨越这狭隘的世界；我们这些渺小的凡人一个个在他粗大的两腿下行走，四处张望着，替自己寻找不光荣的坟冢。

和凯撒这个超人观点相关的是，本书所引用和咨询的一些历史学家所产生的奇异现象。并且毫无疑问如果我们对其它人的著作也开展一个调查，便会发现这种相似的“历史魔力”。
西奥多.蒙森的观点是“凯撒是一个完全并完美的人”“或许没有哪只军队比在凯撒领导下更加完美的了”。詹姆斯.安东尼.弗鲁森确信“或许有史以来没有任何一位指挥官展现出了比凯撒更大的军事天赋”。T.赖斯博士（DR T.Rice）认为凯撒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实干家”。道奇上校则认为凯撒是“古代史中最伟大的人物”“我们正在研究或许是世界上出现过的人中最伟大的那个的历史”。E.L.怀特教授则断定凯撒是“地球上所产生过的最伟大的人”。胡格.拉斯特教授（Prof. Hugh Last ）则显得有理智一些，他宣称“凯撒的胜利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基于于其人格的结果，以至于没有一场战役是靠纯粹的战争艺术取胜的。他没有留给追随他的将领任何胜利的方法，只是告诉他们凯撒有多么遥不可及….他对罗马军队作业没有进行任何简单的技术改进”。弗兰克.阿德科克爵士则认为凯撒之所以不这样做是因为“他不需要”，言下之意凯撒的军队可以满足当时时势下任何的战术需求。
古典史料所提供的凯撒形象就远没有那么高大了：凯撒是一个为了追求权力能够不择手段的民众煽动者，并且也是一个不仅能获得大胜，也能犯下大错的将领。这些史料除了一些对他的溢美之词外，极为接近凯撒本人的形象。道奇上校正确的指出：“如果做一个详细的统计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凯撒半数以上的战役都是为了将他从自己的错误中解救出来”。
在一场长期战争中花费一半以上的时间用来把自己从敌军制造的困难中解救出来，并不一定能说他的将道是不好的；但是当这些困难都源自他自己个人犯下的错误时，那么他的将道就无可争议的需要被指责了，即使这些自我解救的军事行动无比的漂亮。因此，虽然我阅读了大量的现代历史学家关于罗马共和国和凯撒的著作，我对凯撒作为一个人与军人的观点却只是建立在古典史料之上；并且我深刻地意识到，我无法将这些现代历史学家的观点杂糅在一起并为己所用。在1958年，我刚开始为这本书做注释的时候，我自然是没有什么理论的。现在这本书我已经写出来了，那么我得出的理论是——如果它能被称为理论的话——可以明智的这样推断：有时候凯撒并不需要为自己的行动负责，并且在他生涯的末年，他已经开始变得妄自尊大了起来。
关于凯撒在权力上崛起之路的政治历史我参考T.赖斯.霍尔姆斯博士的书要远多于参考其它任何一个现代历史学家的。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优秀的古典学者，并且也因为他为罗马史所做的极其详细的注释，包括了不少于277位现代评论家的观点。他的百科全书式的历史书让我节省了不少参考其它书籍的时间。
尽管如此，我被告知自从霍尔姆斯博士的书被出版以来，他的一些观点已经受到了质疑。我大胆的猜测道，并不是因为古典史料汗牛充栋以至于新的知识能够被连续不断的挖掘，而正是因为这些史料往往是零碎的，所以就给予了学术争论与推测以无限的空间。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关于凯撒的活动已经被他本人，他的一些部属甚至有的时候是西塞罗给很好的记载下来了。关于凯撒将道更深刻的论据似乎是不会出现了，并且我知道它们的权威性是一如既往的。因此我无意加入这些学者们永无止境的推测、假想与争论之中，不仅是因为我无力对这些观点进行一个裁决，更重要的是我已经选择霍尔姆斯博士作为我的向导了。
简而言之，这本书是对于一个优异人物的权力政治的研究；他首先是一个赢得了罗马下层民众支持的肆无忌惮的野心煽动家，并且也是一个视军队为政治工具的军人，以独步天下的勇气成为了罗马世界的独裁者（tyrant）。这个词在古典时代专指以不正当手段获得权力的人——通过欺骗或暴力——关键在于夺权的方式而不是其过程。今天的“恺撒主义”又一次困扰了世界（指二战德国或者苏联）；因此我希望这能为我最后的这本著作更增加额外的意义。
J.F..C.富勒 1964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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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历史背景
（1） 共和国的早期政治组织
根据传统的说法，罗马作为一个城邦在公元前753年建立。罗马国王是首席司祭，首席法官和最高军事领袖；并且他由国家领导家族的头头们组成的委员会——元老院——作为建议机构。那些没有什么特权的普罗大众（populus）则被划分为部落会议（作者注：罗慕路斯将罗马的三个部落每一个划分为十个部落会议 译者注：翻译成区大会或者库里亚大会亦可），当这些人组成军队时，则被编入百人队（centuria）。罗马在好几个世纪以来其军队组织就是依据财产划分而定的；较富有并拥有马匹的公民被称为“骑士阶级（equites）”，被编入骑兵。较贫穷的则被分为五个行列，前三线是重步兵，而后面二线则是轻步兵。那些没有财产的则无权装备武器。民众的集会，又被称为“人民大会（comitia）”，其投票并不是以个人而是以团体（指部落会议和百人队）为主体：每一个部落会议和百人队中的多数决定其投票方式，而团体的多数则决定了投票的内容（作者注：到共和国时期部落会议大多被特里布森民会所取代，其组成基础是地域而非血缘）。
公元前六世纪末的时候，贵族放逐了最后一个国王高傲者塔克文(Tarqunius Superbus)，并将王政转化为共和制，接着就产生了一个一直到奥古斯都时期还在困扰罗马人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组织与控制武装力量，让他们能够既抵御外辱，又能使国内公民的自由不受侵犯，很明显这些部队之前是属于王政控制下的。但贵族赖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却并不是直线式的。他们独占了国王的权力——他的统治大权（译者注：imperium 拉丁文）——并把它分给了他们的两个同僚：行政长官和执政官，这两个职位每年都由人民大会选出。正如国王一样，他们被授权添加元老院的新成员，并在选举继任者的时候召开人民大会。他们的权力由短暂的任期和互相间的否决权而受到限制。
元老院的权力建立在其永久性上面（议员席位是终身的），并且自从执政官都特地从元老院的贵族家庭中挑选出来时，元老院的地位就更是稳如泰山。尤其在战时，许多人都在元老院的管辖之下。这个制度的弱点在于，王政社会国王的私人卫兵负起了维持城市秩序的责任，而共和国则从未试图维持一支警察力量，或许是害怕这样做会产生独裁者。最终这就成了共和国灭亡的一个原因，除此之外，缺乏警察力量大大地帮助了公元前494到公元前297年平民对贵族的抗争。
平民的叛乱直指元老院对政府权力的垄断，并追求经济与社会公平。理论上人民是政府一切权力的来源，而平民又是人民的大多数，但他们却完全没有政治权利可言。他们既不能参与到地方官的统治工作，又无法保护自己不受这些官员侵害。平民采取的革新措施就是脱离罗马的社会结构，并加入他们自己独立的团体，这些团体有他们自己的人民大会（concilia plebis），并可以指定其自己的官员：护民官（tribuni plebis）。为了保护护民官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他的人身安全被集体承诺保护。在这个不寻常的时期他们从罗马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从公元前494-287年就有五个这样的脱离罗马社会的行动记录在案，并且可能还有更多。
通过两百年的斗争，平民大会与护民官和贵族这两个互相排斥的势力在国家中达到了调和。即使平民大会并没有包括人民的全体，因此从法理上无法通过任何法律，但它的决议（公民投票）最终还是被赋予了法律效力。因此，在公元前287年，当最后一个脱离社会的行动发生的时候，平民大会就赢得了指派所有官员的权力，之后这个权力还包含了元老院在内。正如执政官一样，护民官在其任期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有权通过新的法案，并且有对不仅是执政官还有其它护民官的否决权。简而言之，这是两个不同集团的统治者同时执行政府职责的二元体制，但却并不是民主制度。
还有两个更深化也是更加重要的改革是必须被提及的。第一个是在公元前336年，行政长官被赋予罗马的司法责任；之后为了便于管理罗马的海外行省，行政长官的数目也被提高了，在各个行省他们被赋予的权力和执政官相差无几。第二个改革发生在公元前327-326年，因为对那不勒斯的希腊城市的围攻时间超过了一年以上，为了保证执政官对围城军队的指挥权（译者注：执政官有权统率军队，但任期只有一年）他被人民大会指派为行省总督（proconsul），并且在围城期间依然保持执政官身份。罗马的这种增加拥有最高统治权（imperium）的官员，但又不试图增加执政官的人数或延长其任期的做法，开始被频繁使用，最终成为了内战的主要诱因并毁灭了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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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外扩张的影响
罗马在226年间通过在雷吉路斯湖战役（(Lake Regillus)）对拉丁城市的胜利（公元前498年），以及对希腊城市塔伦图姆（Tarentum）和勒吉乌姆（Regium）的降服（公元前272年），逐渐将它的规则强加到亚平宁山脉以南的整个意大利上面。这段期间内发生的许多战役是为了保证其在意大利内部的安全。但是一旦勒吉乌姆被占领后，它的问题就变成了如何保卫自己不受西西里岛上的迦太基的威胁——他们之间只隔了一个不到3.5英里的海峡。这个国防隐患最终就引发了第一和第二次布匿战争。
第一次布匿战争发生在公元前264-241年，罗马征服了西西里，把它作为自己的第一个行省。然后在公元前238年，罗马在撒丁尼亚击败了迦太基，并与科西嘉岛一起作为自己的第二个行省。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于公元前218年，并以公元前202年西庇阿.阿非利加击败汉尼拔的扎马战役作为终结。根据和约，整个西班牙都被并入罗马并被划分为两个行省，由此罗马就成为了西地中海的霸主。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马其顿的腓力五世与汉尼拔达成了协议并起兵反对罗马，这就是第一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214-205年），双方并没有什么大的冲突。但在罗马-迦太基和约之后，腓力五世的侵略政策马上就引发了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200-194年），并于公元前197年在库诺斯克法莱战败。这个冲突引发了占据接下来半个世纪的一系列战争。首先是与叙利亚的安条克三世的战争并在马格尼西亚击败了他。然后就是与腓力五世的继承者和儿子帕修斯的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他在皮得那战败，他的王国也变成了罗马的一个行省。之后又爆发了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果是迦太基的毁灭且整个非洲都被并入罗马划分为行省。最后就是公元前148年与阿凯亚联盟的冲突，两年后柯林斯、底比斯和卡尔基斯覆灭。因此扎马战役后的五十六年，罗马又成了东地中海的霸主。
这些战争对共和国的影响是深远的。因为人民大会没有能力迅速作出战争决策，且又由于人民的无知和一盘散沙，战争的指挥权就自动转入元老院之手。元老院就这样从咨议机构变成了超级战争委员会。人民主权是如此屈服于元老院的意志以至于元老院在通过决议前再也不过问平民大会是否同意。更进一步，这些战争的杰出结果更是增加了元老院的威望。
其它改变也紧接着而来，最终毁灭了元老院并使共和国堕落。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资产阶级的出现和金钱经济的发展。
古代战争与现代战争的区别就在于它们是高度盈利的。自从硬币变成了交换中介后，对金银的需求就越来越迫切。由于贵金属矿业刚起步，而罗马的工业又不发达，战争就成为唯一获得它们的手段。除此之外，金钱的短缺也造成了高利率，导致了无法偿还的巨额债款和借债人对债权者的卑躬屈膝。当对金币的需求大于供应时，正如蒙森所说，战争成了“通往劫掠之路”。
坦尼.弗兰克（Tenny Frank ）计算到从公元前200到167年之间，罗马将军总计带回战利品31，000磅的黄金和669，000磅的白银。除此之外罗马还接受了价值接近5，000，000英镑的赔款（作者注：所有的金钱价值转换为英国货币皆以1913年的币值为准）。罗马将军和包税人还以津贴名义征收了大量的金钱。从东部的战争中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利润以至于在公元前167年所有意大利的直接税都停止了，国家的所有开销都由行省的税收补足。
正如贵金属的大量流入造成了腐败，奴隶制的扩大也引发了深远的社会与经济变化，正如19世纪的产业革命一样，因为奴隶制就好似古典时代的蒸汽机。
即使并不知道奴隶制具体在什么时间开始存在于罗马，但也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后奴隶制才得到稳定快速的发展。与现代战争不同，战俘不会被看成是累赘，反而是用来弥补战争费用的赔偿。并且许多时候这些战俘比战利品更加具有价值。因此也就不必对军队后面跟着一群投机商人而感到惊奇，他们通过奴隶拍卖赚取了大量的金钱。有时奴隶交易的数量是令人感到震惊的。皮得那会战后，埃米利乌斯·保卢斯（Aemilius Paullus）将伊庇鲁斯的150，000自由居民贩卖为奴隶；六水河战役（Aquae Sextiae）与维尔凯莱战役(Vercellae)后分别有60，000金布里人与90，000条顿人被马略贩卖；并且在高卢战争期间有一次凯撒就贩卖了53，000个奴隶。对人身的交易是如此的有利可图以至于奴隶繁殖成了一笔相当有赚头的生意。
在早期共和国一个贵族满足于一个奴仆和一个女仆的服侍。但在新时代奴隶市场是如此的供大于求导致一个奴隶的价格是如此的低，就算是极端贫穷的人也能买至少10个奴隶，而富人就能买200个甚至更多了。和在西部抓获的大多数是粗鲁野蛮人的奴隶不同，东方的奴隶大多数是文化人和能工巧匠：雄辩家、文法家、建筑家、艺术家、工程师、医生、金匠、织工、金属工、歌手、舞者、演员——任何能想到的行业的男人与女人。
这些被奴役的男人女人的流入有两大社会影响：一方面它极大地促进了罗马文化的希腊化过程；另一方面通过奴隶解放和变成罗马公民，拉丁血统中混入了大量希腊人、亚洲人、西班牙人、高卢人和其它族裔。
与汉尼拔的长期战争在意大利内部产生了一个经济真空，从东方抽取出来的财富被倾入这里。意大利的农业受到破坏而在南部则是完全毁灭；许多土地所有者在战争中丧命，其它许多人则因为在军队的服役时间过长，以致于他们的土地都被抵押。除此之外，从西西里、萨丁尼亚和北非流入的大量便宜谷物取代了沿海地区附近无利可图的本土作物；在更加富饶的土地上本土作物则被橄榄树和葡萄树所取代，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需要大量的资本，而这是小农阶级根本不具备的。这些情况的结果就是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土地，而奴隶的数量又是如此的充裕，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用土地和奴隶结算。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元老院马上被法律禁止参加任何商业与贸易活动。而那些从骑士阶级中招募的军队承包商——他们已经赚得盆满钵满——制造了大量的财富且在战争中建立了他们作为债权人和银行家的稳固地位，并使高利贷成为了意大利和行省恐怖的来源。在意大利和西西里他们租借了大量的公共土地，并用购买或者武力收购的方式兼并了附近的贫穷农民的土地。又因为奴隶比自由民便宜，所以后者被弃之不用，除此之外这些奴隶也被免除军事服役。这些巨型房地产就被统称为“庄园制（latifundia）”。（作者注：根据普利尼的说法，庄园制“毁灭了罗马”）
因为共和国并无良好的税收制度以搜集行省税收，几乎所有的行省土地都被拍卖到骑士阶级手上，又因为很少有人能富有到建立足够强度的保安系统，于是金融家就联合起来负有包税之责。尽管法律禁止行省总督和地方长官参加到这种包税行动的分红来，但他们中的许多还是参与了。因此各行省常常遭到毁灭性的财富榨取，虽然地方官应该被检举其敲诈勒索的行为，但对陪审员的贿赂往往能使无罪释放。
许多元老院议员，私下里（subrosa）变成了他们的合伙人。“金融家们，”罗纳德. 赛姆爵士写到，“强大到足以毁灭任何想要公正对待行省并想通过重建小农经济来革新罗马社会的政客或将军。”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资本家的影响遍布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据老加图的说法债权人和杀人犯并无太大区别，而蒙森则认为“毫无疑问罗马资本家对减少罗马人口和其活力的贡献一点都不小于哈米卡尔和汉尼拔。”
这些失去了地产或被驱逐出家园的平民大量涌入罗马和其它城市，成为了制造骚乱的无产阶级，他们很快就发现卖选票给官员选举是有利可图的。并且为了赢得这些选民的支持，候选人们在竞选中举办盛大的体育竞赛和角斗士比赛以与其它人竞争。所举办的活动越富丽堂皇，一般大众就越认为他们合适其竞选职位。因为这些活动的举办和选票贿买耗费巨大，他们必须向银行家借债，银行家通过贷款对参加竞选的执政官财产建立了留置权。通过腐化堕落元老院、地方官、将军、士兵和无产阶级，金钱成为了国家中的压倒性力量。因此塞勒斯特（Sallust）写到：“当财富被包裹在荣耀之中的时候，并且荣誉、领地与权力也随之而行时，道德就开始失去它的光泽，贫穷被视为可耻，洁身自好则无法独存。因此结果就是财富、奢华和贪婪，与傲慢一起占据了年轻人的心灵。他们掠夺、浪费；不看重自己所有的东西，而时刻觊觎他人的财产；不尊重谦逊、贞洁和一切人类的与神圣的美德。总之，他们毫无思想且草率鲁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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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变革时代的序幕
海外扩张造成了许多改变，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意大利务农人口的持续下降。因为无产的暴民与奴隶并未被征召入伍——他们是兵役的唯一来源。除非军团的数量能跟上罗马扩张的步伐，并且其损耗能被很好的补充，否则共和国的整个结构都出于崩溃的威胁之下。
问题的解决方法被提比略. 森普洛尼乌斯.格拉古找到了，他是西庇阿.阿非利加的外甥。在公元前134年，他参与竞选护民官职位并在当选后向人民大会提出一项土地法案：他提议公共土地应该被分配给无产者。这个法案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因为这些土地的大多数都被富人租借或者占用了。而当这项法案进行投票时，格拉古的对头，另一位护民官马尔库斯.屋大维就行使了否决权。作为反击，格拉古动用他的护民官权力延迟了所有的行政事务，并无意中采取了一个行动驱逐了屋大维。之后法案就被平民大会通过并且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去重新分配土地。
因为意识到直到任期结束他的对手都无能为力，格拉古决定连任护民官，这是既非法又与传统不符合的。由于害怕失败，竞选那天格拉古决定用武力制服反对者。接着就发生了一场暴乱，他与300名随从都被杀害。对此阿庇安写到：“这一令人震惊的事件，首次在公共集会中的大规模犯罪，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时不时有类似事件发生。”因此变革时代就这样开始了。
此一斗争的第二阶段是由提比略的弟弟盖约——公元前123-122年的护民官——开启的。他重启他兄弟已经失效的土地法案并且颁布了一系列新的措施，包括廉价谷物的贩售和在意大利建立移民地。为了赢得骑士阶级的支持他将元老议员从骑士中清除，然后给予骑士阶级他们失去的元老院席位，因此创造了一个分裂的元老院。他颁布一项法令规定本来完全只是由元老院议员组成的法庭陪审团以后也从骑士中选取，这个措施对骑士们来说又是个新的敲诈勒索的门径。
他的另一个措施是承认意大利的罗马公民权，因为贵族们十分反感这个法案，所以格拉古和元老院间的矛盾就开始走向尖锐化。在公元前122年，这个法案遭到执政官盖约.法利乌斯的强烈反对；他宣称公民权是拉丁人独有的，无论是公众会议，还是体育竞赛和节庆场合，任何多余的席位都不会给拉丁人以外的任何人。因为这种种紧张的现象，元老院说服了一个护民官否决了这个提案。在公元前122年十二月，盖约再次竞选护民官席位而失败，之后就变回了普通公民。
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细节非常模糊。但很明显元老院认识他们的胜利可能不会持久，因此消灭格拉古是一了百了的方法。为了这个目的采取的措施就是提议在迦太基建立移民地的计划应该被否决，而格拉古已经在这个项目上倾注了很多的心血。为了反对这个决定，格拉古带着一群武装侍从来到人民大会。他们表现的是如此的具有威胁性，以致于格拉古最大的仇敌之一执政官卢西乌斯.奥皮米斯号召元老院起来保护法律。这在罗马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行动，之后就被称为“元老院紧急决定（Consultum Ultimum）”，事实上就是戒严令。奥皮米斯被任命以保护公共财产，而当格拉古拒绝听从奥皮米斯的在元老院前现身的召唤时。他在阿文丁上（Aventine）上占领的阵地就被席卷了，他和他的侍从都惨遭屠戮。
当社会逐渐恢复冷静时，“元老院下令在广场上建立一个和谐神庙（作者注：出自阿庇安内战史第一卷26节）”，这是对一个虚假胜利的纪念。不仅是因为格拉古留下的问题仍未解决，更因为这个问题的斗争方式又发生了改变。从为无产者争取土地的斗争已经变为了元老院与骑士间的权力斗争。从此以后，这两个阶级就保持互相竞争和敌对的状态。因为新的金钱经济已经开始取代旧的农业经济，而贿买比重新分配土地更能抓住无产阶级的选票，这就使骑士阶级能够维持住权力平衡。因为元老院掌握了政府，至今为止对骑士们来说建立一个纯粹富人的政府是不可能的，除非依靠军队的忠诚心——这是政治权力的基础。
在旧有的农业经济下元老院的地位是超然的，因为士兵们是由小农经济中招募而来，而农民几乎就是国家经济的全部。但是当这个军事权力的来源逐渐干涸时，征兵就迅速的与金钱挂钩，这并不是说增加士兵的饷银，而是让他们放手劫掠。并且除非政府能够保证士兵能一直烧杀抢掠下去，且士气能因此得到保持，否则任何形式的政体都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又因为人民无法长久忍受无政府状态，这就成了内战的暴力基础，谁拥有军事优势谁就可以成为国家的主人。塞勒斯特正确地把握到了此一事件的本质：“重建平民（暴民）权力就是通往王政之路。”但平民的权力并未被恢复，也不可能会，因为任何时候暴民都不过是政治工具罢了。与骑士阶级和暴民们一手促成的无政府状态不同，再加上元老院权威的丧失，直接促成了军阀政治——这是建立在军事权力而不是依赖军事权力的政府。换句话说，权力的基础成为了上层建筑。这个革命性的改变昭示着下一阶段的历史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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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略的崛起和他的军事改革
盖约.格拉古死后，在骑士们的默许下元老院重拾了权力。但很快两个阶级就因为努米底亚的王朝争端而发生了分裂，塞勒斯特形容道：“这是一场将任何人道与神圣的观念扔进混沌中的斗争的开始，国家卷入了如此的暴乱以致于在战争和意大利的荒废下骚乱才得以停止。”在这个争端中，马西尼萨（扎马战役中西庇阿.阿非利加的盟友）的外孙朱古达夺取了最高权力；但对朱古达来说不幸的是，公元前112年他洗劫了锡尔塔（Constantine），许多意大利商人被杀害。
这对罗马来说无异于是个晴天霹雳，对商人们悲惨命运感到狂怒的骑士们迫使元老院不太情愿地让执政官卢西乌斯. 卡尔普尔尼乌斯. 贝斯蒂亚带领一支军队到了非洲。他随即被朱古达贿赂——朱古达深信“罗马任何东西都能用钱买到”——签订合约后返回了罗马。因为当时已经击败了两支执政官军队的游牧部落金布里人和条顿人已经从伊利里库姆（Illyricum）向西移动到了高卢，所以元老院接受了合约而不是继续推动战争。这大大激怒了那些拥有不满民众支持的骑士们，元老院被迫又在公元前110年派出执政官斯普利乌斯.珀斯图米乌斯. 阿比那思（Spurius Postumius Albinus）去接替贝斯蒂亚军队的指挥权。他发现军队处在兵变的边缘，就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他的兄弟奥卢斯，然后回到罗马去主持执政官竞选。
如果塞勒斯特的话可信，那么军队所处的状态是令人震惊的。他告诉我们朱古达着手贿赂军队的几个百夫长,”一个步兵大队的利古里亚人和两个骑兵中队的色雷斯人，”他写到，“投奔了国王，第三军团的首席百夫长则给予了敌人通过自己布防营地的机会。”为了保全军队，奥卢斯同意经受辕门之辱并在十天内放弃努米底亚。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罗马人能忍受这样的耻辱。
战争在昆图斯. 凯基利乌斯.梅特卢斯（Q.Caecilius Metellus）的热心推动下重新展开，他是一个能干的贵族。他的参谋盖约.马略是一个富有经验的士兵，他从基层爬到西班牙地方长官的位子。马略之后娶了朱丽娅，她是朱利乌斯.凯撒的姑母。由于厌恶长时间的战争，骑士和护民官召回了马略以让他参加执政官的竞选。即使元老院已决定延长梅特卢斯的指挥权，根据护民官的一项提议人民大会投票让马略取代了梅特卢斯。马略立即着手征募他的军队。
塞勒斯特告诉我们：“…..马略征召士兵并不是依据他们的阶级….任何人都可以志愿参军。其中大部分是无产阶级。”这个革新，正如胡格.拉斯特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对造成一系列直到元首制建立才结束的内战所做的贡献比其它任何因素都多。”对新旧两个征募系统的简单比较能让我们清楚认识这点。
旧的民兵制度是根据经济情况和短期服役而设计的。士兵们能够自负武器与装备，而他们的任期是如此之短当他们服役时农场能够靠家人维持。这个系统在战争长期拉锯时变得脆弱，战争拖得越长士兵们的家庭财产就越容易丧失。因此军团士兵追求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解除服役，这件事拖得越久征兵一事就越不受欢迎。
马略意识到征兵的力量并不在其阶级性中体现，而如果他不能组织一个足够强大的军队迅速解决努米底亚战争，那么他在人民中的受欢迎程度就会下降。他的改革措施也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因为征兵的财产资格条件已经被如此的淡化，以至于从无产阶级中征募士兵早已成为了一件寻常的事情。更远来说，早在他以前，军队中的利古里亚轻骑兵和巴利阿里投石兵的数量就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马略军改的创新之处在于，对各阶级士兵的招募并不是优先的事情，重点在那些将兵役当做是有利可图的职业而不是对他们日常生活令人烦扰的困惑的志愿参军者。在老的征募系统中，早早复员是士兵们所渴求的；而在新的征募系统中，这却是士兵所竭力避免的一件事。所以经常发生的一件事就是，当战争结束军队被解散时，其中大部分又会马上重新入伍。因此在和平时期这就是一支常备军，而在战争期间它将领导战争的发展并因为新征募的军团而得到强化。

另一个革新就在于，旧有体制下民兵是在国家指派的将领之下战斗，而这些新征募的军团则是服役于特定的某个将领，而不是他们不喜欢的指挥官（作者注：因为士兵们服役主要是为了劫掠以发财，因此他们更喜欢在公认有能力的将领手下服役。所以当政府需要一支军队的时候，这类型的将领就负有指挥之责，因为他们能够大大地鼓舞征兵。在民兵时期将领被选择不是因为他的能力，而是因为他的政治立场，因此军团遭受了许多失败）。因此士兵们的财富与将领本身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当战争结束时他们不仅需要将领的领导去开启下一场战争，并且也可以让他们搜刮新的战利品。又因为当时没有任何退休金制度，所以将领也需要给士兵们提供土地，当他们的服役结束的时候。无论战争符不符合国家的利益，士兵们都漠不关心，他们的忠诚心是对将领而不是对国家的——他们是雇佣兵。因此，正如罗纳德. 赛姆爵士所言：“将领必须成为政客…因为他的军团士兵就好像一大群委托人一样…但是不仅是这些退伍老兵和他休戚相关，还包括因为他的行省治理被争取到他这边成为了同盟的王朝，追随他的城镇、地区、行省、国家、国王和地方领主。”就像波斯的总督辖地一样，将领们的地方控制让他们成为了国中之国。
因此，除了马略在征兵制度上基本和必要的改革，还有其它革新以外，政治权力的基础就从政府转移到了将领手上。当两三个这样的将领同台竞技时内战就成为家常便饭了。正如拉斯特教授所言，马略是“第一个以彪炳军功指引公民政府的罗马人，并是三世纪士兵皇帝的先行者。”
当马略抵达非洲后他马上开启了战端，当比起梅特卢斯来他并没有更大的成功（见塞勒斯特《朱古达战争》是如何描写马略被努米底亚的战术所困扰的）。最后，在公元前105年战败后朱古达逃命到了他姐夫毛里塔尼亚国王博库斯那里。马略的财务官，卢西乌斯. 科尔内利乌斯·苏拉，一个杰出的年轻官吏向马略建议到结束战争的最快办法就是贿赂博库斯背叛朱古达。苏拉以身犯险到了博库斯那里，并许诺以西努米底亚作为报酬以用来换得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达。此一条约被博库斯接受，战争也因此走向终结。
马略再次当选公元前104年的执政官，此一职位他成功在公元前103、102和101年连任。当他回到罗马时被要求面对一个比难以捉摸的努米底亚人更可怕的对手：金布里人和条顿人。他们已经跨过莱茵河进入高卢并击败了三支执政官的军队。他们商定当条顿人通过山北高卢进入滨海阿尔卑斯山时，金布里人则向东通过勃伦纳山口进入山南高卢。在公元前102年，马略在六水河（(Aix-en-Provence）击败前者，下一年他和他的同僚昆图斯·卢泰修斯·卡图卢斯在维尔凯莱战胜了后者。这两场战役使马略成为人民的偶像。
被自己的胜利所陶醉，马略试图在政坛上也取得同等的成就。如果他能保持住自己的军队，那么他的前途就十分光明，但非常愚蠢的是他将军队解散了。当他发现自己无法兑现自己给老兵们的承诺时，他就转而向民众示好并与他们的领袖阿普利乌斯. 萨杜尔尼诺（Appuleius
Satuminus）和塞维利乌斯.加西亚（ServiliusGlaucia）取得了联系。
在公元前101年，马略准备参加他的第六次执政官选举。在萨杜尔尼诺和加西亚的帮助下，通过贿赂、暴乱、谋杀等手段，他成功当选。马略重启了盖约.格拉古的移民地法案，并制定了一个土地法案提供土地给他被解散的老兵们。除了西西里和马其顿的移民地以外，山北高卢的凯尔特部落也被包括进来，因为新居民中包括意大利人和罗马人，而前者又被给予与罗马人平等的地位，所以遭到了元老院和人民的反对。
向来支持平民派（作者注：平民派即那些寻求无产阶级支持的人。而他们的对头贵族派是对元老院拥有巨大影响的极端保守和富有的党派）的骑士阶级也受到惊吓并抛弃了他们，而当萨杜尔尼诺和加西亚发现马略是个如此笨拙的政治家时，就把他放在一边，决定武力夺权（coup d'etat），并在公元前99年的执政官选举中谋杀了元老院方面的候选人。元老院又再次启动紧急决定，讨厌骚乱的马略成了元老院和骑士们的领头人并镇压了暴乱，期间萨杜尔尼诺和加西亚被谋杀。现在马略搞臭了自己和所有党派间的关系，他预感到骑士和元老院总有一天会抛弃自己，遂秘密前往亚洲。

泥泞中的老虎

（5）第一次内战
马略离开后，局势就倒向了元老院；但是几年后肆意妄为的骑士们完全控制了法庭，将时局推向新的变化。在公元前91年，马尔库斯·李维·德鲁苏斯(李维.德鲁苏斯的儿子，他破坏了盖约.格拉古的移民地计划)，一个拥有巨大财富的贵族，加入了护民官的行列（作者注：通过被一个平民收养的方法做到），意图让法庭陪审团重新倒向元老院，新增300名骑士元老，并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他想一次性通过全部这些法案，但这是与法律相抵触的，元老院宣布其无效，然后德鲁苏斯就被暗杀了。
当意大利人接到了他的死讯时，“他们决定一起起来反抗罗马人，并以全力对他们发动战争（作者注：阿庇安《内战史》第一章，38节）”这场叛乱，就是有名的“同盟战争（social war）”——一场内战：从皮塞努姆（Picenum）开始迅速席卷整个中意大利、萨莫奈（Samnium）和康帕尼亚（Campania）。为了统一指挥叛乱者们在科菲尼乌姆（Corfinium）设立了他们的基地，并意味深长地将其重新命名为意大利。
在公元前90年的春季，已经从东方返回的马略和一个执政官——他的副将——占领了北方的阵地。而其它的执政官，他们是苏拉的副将，和苏拉一起在南方对抗萨莫奈人。接下来埃特鲁里亚和翁布里亚人加入了叛乱者的阵营。罗马的情势是如此的危急，它决定授予所有没有参加叛乱的意大利城市和马上放下武器的叛乱者公民权。这个措施让埃特鲁里亚和翁布里亚屈服了，但其它地区依然持续叛乱。接下来罗马就做了更深的让步，在六十天内回归同盟的依然可以获得公民权，这大大的分化了萨莫奈的叛乱势力，但萨莫奈依然坚持反叛到最后。
当叛乱正在发生的时候，本都国王米特达拉第四世抓住机会进犯罗马在东方的领地。这个任务实施的简单而迅速，因为当地人民欢迎他作为解放者，将他们从罗马包税人和债权人的敲诈勒索中解救出来。有数千罗马人遭到屠戮。
为了应对这个新的危机，元老院授权苏拉，公元前88年的执政官，指导对抗米特达拉第的战争。但是马略为了重新获得他的威望以及获取本都传说中的财富，在许多骑士的支持下，准备驱逐苏拉并取代他。为了做到这点，马略和他的支持者找到了一个现成的工具：护民官苏尔比基乌斯.鲁弗斯，他是一个破产贵族，马略贿赂了他。当苏拉离开罗马并重返部队正指挥围攻康帕尼亚的诺拉时，苏尔比基乌斯通过了几项法令，其中一个是将东方的指挥权交给马略，并且发出命令给苏拉让他马上交出自己的军队。对马略来说很不幸的是，他在征兵上做的改革反过来害了他自己；因为苏拉无意遵守这些法令。他征召的士兵的忠诚心是得到了保证的：他们忠诚于苏拉，但不忠诚于国家。除此之外苏拉自己也十分想劫掠东方，于是他就向罗马进军。
因为罗马的暴民无力给予马略任何支持，苏拉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就占领了城市。罗马落入控制后，苏尔比基乌斯的法令就被取消了，而他和马略被宣布为国家公敌。马略逃跑了，而苏尔比基乌斯则被杀死。接下来，苏拉通过一项法令加强了元老院的地位：任何法案在未经元老院同意前都不得在人民大会前进行表决。然后他主持了执政官竞选，科尔利乌斯.秦纳和格涅乌斯.屋大维当选为公元前87年的执政官。虽然苏拉认为秦纳并不值得信任，但因为急于出发对抗米特达拉第以至于他马上出发前往希腊。
苏拉对于秦纳的看法是准确的。他离开罗马没多久秦纳和屋大维就在意大利公民权的问题上起了争执。而秦纳被元老院从执政官席位上免职并被驱逐出罗马。作为反击，他向意大利人发出呼吁——他向来支持他们的事业——康帕尼亚派步兵来帮助他。同时马略也不再躲藏了，他在埃特鲁里亚组织了一支奴隶军队，并与秦纳商议同时从南北方对罗马发动进攻。一个罗马海港奥斯蒂亚被占领了，由此罗马失去了它的粮食补给。屋大维的军队大多向秦纳和马略投降，罗马被第二次占领。
秦纳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废除剥夺马略法律保护的法令。而马略的心中燃烧着复仇之火，对他在城中的武装奴隶不加管束。屋大维被杀害了，而罗马经历了一个长达五日五夜的恐怖时期，任何敌人，实际存在或假想的，都被无情地杀害。被谋杀的元老院议员的头颅在演讲台上陈列示众，他们的尸体则未加掩埋，给饿犬果腹。
当恐怖开始平息下来的时候，秦纳和马略宣布他们当选为公元前86年的执政官。他们马上剥夺了苏拉受法律保护的权力，驳回了他的法令，没收了他的财产，并且迫使他的家族流亡希腊。这是马略的最后一个行动，因为在他当选第七次执政官后没几天就被别人发现他死在他的床上。他的那群为非作歹的军队也马上随马略而去；他们大量的屠杀让一个马略派昆图斯. 塞多留（Sertorius）感到厌恶，他以支付军饷的名义用他自己的凯尔特部队包围了他们并将其全部屠杀，据说至少有4，000人死亡。接下来的三年在执政官秦纳统治下重建了意大利的和平。
与此同时苏拉并不因为罗马发生的事情而分心。他从伊庇鲁斯前进到皮奥夏并击败了米特达拉第的将领阿里斯顿（Ariston）和阿凯劳斯（Archelaus）。接下来他侵入了阿提卡，包围了雅典，切断了它通往比雷埃夫斯的交通线并夺取了它。又一支本都军队被征召进攻皮奥夏，在一场剧烈的战斗后于凯罗尼亚被击败。在公元前85年的春季，米特达拉第又在希腊大量投入了一支军队，苏拉在奥尔科墨诺斯（Orchomenus）遭遇了它，并在两场分开的战斗中获得了胜利。然后苏拉就穿过亚洲追击瓦列利乌斯.弗拉库斯的军队，这支路经希腊的部队由秦纳在公元前86年派出。在亚洲弗拉库斯被他的副官C. Flavius Fimbria杀害，当苏拉追上后者时，他的军队向苏拉投降而Fimbria则选择了自尽。由于丧失了希腊而亚洲又处于骚乱之中，渴望结束战争的米特达拉第与苏拉开启了和平谈判，在公元前85年和约达成。
苏拉马上就着手重建亚洲秩序。他向行省征收两万塔兰特的赔偿，这笔钱大大地超过了当地居民的财富，追索补偿就被承包给借债人，他们再次给行省带来了灾难。一旦秩序被重新建立后，苏拉就写了一封信给元老院，里面说被征召作战的父亲们马上就要回来了，并且他要惩罚那些反抗他的罪人，但无辜者却不需要感到害怕。
这个声明在罗马造成了恐慌。元老院试图与苏拉协商，但秦纳和他的同僚帕披里乌斯.卡波却准备开战。他们决定主动派出军队到希腊而不是消极等待苏拉到来。在公元前84年，当秦纳试图强迫一支不太情愿的部队出发的时候，他在一场兵变中被杀害。卡波于是放弃进攻，并退守山南高卢。南方的防御任务交给了西庇阿. 阿西阿提库斯和盖约. 诺尔巴努斯，这两个人都是马略派，但他们是如此的无能以至于公元前83年春季苏拉在布林迪西登陆时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反抗。
卡拉布利亚（Calabria）和阿普利亚（Apulia）马上宣布拥护苏拉，剩下其它地区的所有贵族派都聚集到了苏拉的营地之下。他们间有凯基利乌斯.梅特卢斯.皮乌斯（Q. Caecilius Metellus Pius）和李锡尼.克拉苏（M.Licinius Crassus），还有来自皮塞努姆的小格涅乌斯·庞培乌斯（youthful Gnaeus Pompeius）——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庞培，他组织了一只相当可观的军事力量。
苏拉在登陆后就沿着阿皮亚古道前进并遭遇了两名执政官的军队。但执政官们并没有集中他们的兵力而是分开前进，这就让苏拉有机会把他们各个击破。在康帕尼亚的卡普阿附近他击败了诺尔巴努斯，之后他在拉丁大道上加速行军并在替隆(Teanum)遭遇了西庇阿。西庇阿的军队为努尔巴努斯的失败感到震惊，当和平谈判失败时，他们的士气就愈加低下，最终投向了苏拉。苏拉并没有继续向罗马行军，而是把这一年的其它时间都用于固定自己的阵地上。他派出代表到全意大利进行征兵，并安抚意大利人以获得他们的支持。
公元前82年的执政官是卡波和小马略，他们成功地在山南高卢、埃特鲁里亚和萨莫奈征集了大量的武装力量：卡波指挥北方的军队，而小马略负责防御罗马和南部。当战端重启时，苏拉派梅特卢斯和庞培向北以拖住前者，而他自己则向后者进军。他在Sacriportus——位于西格尼亚(Segni)和普雷奈斯特(Palestrina)之间——遭遇了小马略，并带领他被击散的士卒到了普雷奈斯特，昆图斯.奥费拉（Quintus Ofella）被留在这里包围马略。苏拉接下来占领了罗马，但之后马上北上并在克鲁修姆（Clusium ）与卡波打了一场不决定性的战役。同时梅特卢斯也侵入了山南高卢，克拉苏和庞培在翁布里亚击败了小马略。卡波的人马现在是如此的士气涣散以至于他自己也无心恋战，抛弃了他的军队并逃向西西里。
当卡波还在战场上的时候，他一直努力想要给普雷奈斯特解围，现在他已经逃跑了，同时在南意大利来了一支得力的救军。一支由萨莫奈人和埃特鲁里亚人组成的强大军队在特莱西亚的本丢（Pontius of Telesia）和马尔库斯. Lamponius（不知道如何翻译这名字，暂时没理，如果有知道的请告诉我）的统率下前往支援正试图解围的小马略。当苏拉得知此事，他就立马催促奥菲拉进行支援。当他的人马到达时，本丢和他的同僚决定放弃攻势并向罗马进军。早在公元前82年11月1日，他们就着手准备攻占首都。
苏拉直接获悉了这个军事行动，他命令他的骑兵马不停蹄地追击本丢，并带他的军队全速前进，中午时在罗马极北端的柯林门截到了他的敌人。他疲惫的士卒尚未进行休整——他们已经行军了二十英里——就被苏拉组成了战线并投入了战斗。这场战役异常激烈并一直进行到了晚上，苏拉亲自指挥的左翼被击溃和丧失秩序，向城墙那边逃跑，局势十分的严峻，苏拉已经认为他输了这场战斗。但他的右翼，在马尔库斯. 李锡尼.克拉苏的指挥下突破了敌军阵线并占领了他们的阵地。第二天四千名萨莫奈俘虏，还有本丢和另外两名将军被赶到贝罗纳神殿——这里是元老院举行会议的地方——并被屠杀。
普雷奈斯特随即投降并被洗劫，小马略也自杀了。庞培接着就被派去征服西西里和非洲的马略派，之后不久除了赛多留据守的西班牙以外——他在公元前83年被马略派任命为总督，苏拉的权威几乎加诸于整个罗马世界。
罗马被占领后的大规模剥夺人权使马略的屠杀也显得黯淡无光，并不是说程度更加惨烈，而是迫害的系统性和广泛性。所有曾经反对过苏拉，或者帮助过马略派的，都被剥夺法律权力并被当场杀死。在官方名单上大概有4，700或者6，000名无辜者；根据阿庇安的说法，这包括90名元老院议员，15名执政官和2，600名骑士，被私下处刑的恐怕更多。这些被害者接近350，000，000赛斯特斯（价值350万英镑）的财产被充公并分给120,000被遣散的士兵。并且有许多公社全体都受到处罚：埃特鲁里亚被剥夺公民权并降到移民地的地位，萨莫奈被整个的毁灭。为了控制罗马的暴民并且有一支能在紧急时刻保卫自己的兵力，苏拉释放了被剥夺人权的10，000名年轻并精力充沛的奴隶并给予他们公民权，这些人被武装并驻扎在罗马城里。
因为现在已经有两个执政官位空缺——卡波已经死在西西里，为了给自己的权威披上合法的外衣，苏拉授意元老院指定一个临时执政者（interrex最初是在国王死时由元老院指定一个地方法官以行使临时政府权力。共和国时期，如果两位执政官同时死亡或丧失工作能力，元老院就指定一个临时执政者，一直到新的执政官被选举出来前他都拥有执政官的权力），在他的煽动下，一个前所未有的法案被带到人民大会前：苏拉被选举为终生独裁官，并且他所有的行为都是法律上被允许的。A.W.戈姆先生（Mr A. W. Gomme）写到“这是第一次法律将统治大权（imperium）无限期的加到一个人身上，成为了以后元首制权威的基础。”因此苏拉除了名义以外几乎复活了王政，他的问题在于：如何行使自己的帝王权力？
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大大增加了选民数量。然而，只要选举继续在罗马举行，这项措施就没有意义，因为到罗马的距离使他们中的大多数无法把自己的选票送到首都。因此除非投票被分散开来并且在乡镇和村落组织民意投票，这虽然会让进行选举的花费变高，但若非如此选举就会继续被罗马的暴民和拥有选票的党派操纵。
苏拉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采取任何解决措施，他的政策纯粹是反动的。那就是重建元老院旧的权威，也就是说它对地方官和人民的优势地位必须被确保。他完成这个目的的手段就是镇压所有可能的反对势力，而不是消弭那些可能会引起社会问题和内战的消极因素。
他消除了骑士在陪审团中的特权，并使其成员只能在元老院中选出。因为元老院已经由于战争和剥夺人权死的差不多了，又因为元老院旧的300个数额无法支撑陪审团的需要，于是正如之前德鲁苏斯所提议的那样，他增加了300名元老，大多是骑士。更进一步，他规定扩大了的元老院不受监察官的制裁。
他又重新恢复之前的法令：所有法案在接受元老院的检查前不允许在人民大会前通过，并且护民官不允许担任其它任何职位。护民官甚至不允许召开人民集会。人民的投票权虽然没有被取消，但我们可以推测元老院为了方便对付碍事的执政官，这个权力被限制了。
苏拉规定任何人在担任财政官之前不允许被选举为行政长官，并且中间必须有两年的间隔；任何执政官、行政长官、护民官在十年间不得重新参选此一职位。
这些改变只是些行政上的修修剪剪，它们无法解决上述提到的问题。
由于看重军队，苏拉对其也没做任何改变。在当时指派资深地方官（pro-magistrate）而不是地方官（magistrate）出任行省长官已成常态，苏拉将此标准化。他规定任何执政官和行政长官在他们的任期内都必须待在意大利，然后再作为行省长官和总督派驻各行省。因为当时总共有十个行省，苏拉把行政长官的数量从六个增加到八个。这样在两个执政官的前提下就有足够数量的资深地方官。至今为止都是行省长官负有指挥军队之责，他们禁止离开自己的行省，在没有元老院授意的情况下也禁止参加战争。苏拉对行省的征兵系统并未做任何改进以提供给士兵们退休金或者营房，因为虽然平时行省的弱小兵力无法造成什么严重威胁，但在一场重要战争中没人能保证是否会出现一个野心勃勃的地方官在内战中扮演苏拉那样的角色。“苏拉所体现出来的是，”拉斯特教授写到“一套完备的格拉古通过平民大会失败的立法活动被他通过军队全部办到了。”这件事而不是他的立法才是他留给共和国的遗产。
在公元前80年，除了独裁官以外他还给自己和自己的同僚梅特卢斯.皮乌斯加上了执政官头衔。一年后他宣布重新选举是与他的法令相抵触的，并且那一年初他在确保了他的支持者、老兵、城市卫队的忠诚心后解除了独裁官职位。公元前78年六十岁的苏拉在写回忆录时忽然倒地暴毙。他在战神广场上的坟墓上刻着他自己撰写的墓志铭：“我的朋友并没有带给我多大的帮助，我的敌人也并没有带来多大的伤害，但是我都加倍奉还了他们。”

卧龙阁

有英文原版么？翻译的没原版有意思？

泥泞中的老虎

卧龙阁 发表于 2014-3-12 16:57
有英文原版么？翻译的没原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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