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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炮”·莫蒂埃元帅传
原作者兰德尔·加里（Randal Gary）
I.从早年服役经历到占领汉诺威（1764—1804）
要论拿破仑的元帅中个子最高，最忠贞不二，最受广泛喜爱者，非阿道夫-爱德华-卡西米尔-约瑟夫·莫蒂埃（Adolphe-Edouard-Casimir-Joseph Mortier，译者注：Mortier正确译名其实应该是“莫尔捷”，本文依照惯例不变）莫属。这位亲切而不浮夸，也不自私自利的人为法兰西服务了46年，无论是在行政管理还是战斗方面都体现了其价值。1768年2月13日，莫蒂埃出生在法国东北部的卡托康布雷西（Cateau-Cambresis，现在的勒卡托），是富有的布商及农民夏尔·莫蒂埃（Charles Mortier）与其英国夫人玛丽-安娜·约瑟夫·博奈尔（Marie-Anne Joseph Bonnaire）的第六个孩子。爱德华·莫蒂埃曾就读于杜埃（Douai）著名的英语大学（The English College），他未来在萨拉戈萨的敌手乔斯·帕拉福斯（Jose Palafox）也是这里的同辈。许久以后，莫蒂埃谦逊又逗趣地对一个被俘的英国军官说道：“我的英语说得还可以：我在英格兰住过好一段时间，很小的时候，我就是专门去那儿替我父亲散财的。”[1]
爱德华在一个里尔（Lille）商人的办公室待过，不过由于不能恰当地包装钱包而丢了工作。大革命元年，夏尔·莫蒂埃作为卡托康布雷西的代表出席了三级议会，并让他的小儿子去参加敦刻尔克的国民自卫军。爱德华很快就转到了家乡的部队中，并于1791年9月6日在康布雷（Cambrai）被全票选为北方志愿军第一营第六连的上尉，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叔叔兼教父弗朗索瓦·莫蒂埃就是营长。这位二十三岁的军官甚至还得到了提名他担任营长的10票。
莫蒂埃上尉在1792年的第一场战斗中经历了战火的洗礼，那是在比利时边境的基耶夫兰（Quievrain）。作为比隆（Birons）将军的10,000部队的前锋，他所属的由550个志愿兵组成的营在4月29日占领了边境的村庄，并在次日他们的纵队惊慌撤退时仍坚守了一阵子。奥军打死了莫蒂埃的马，却不能冷却这位六英尺四英寸高（译注：约1.9米）的军官的革命热情。他的连参加了热马普之战，并参与攻取了那慕尔（Namur），在迪穆里埃将军蒙受内尔温登（Neerwinden）之败后他才返回法国。1793年5月23日，在法马（Famars）的营地处，莫蒂埃坚守原地6个小时，比其他人都要久，最后他带着150人回到主力部队中。
之后，莫蒂埃的营被调到北方协助援救敦刻尔克，他们向艾泽河（the Yser）边上的埃斯凯尔贝克（Esquelbecq）发起进攻，占领了汉诺威军的一个阵地，最后迫使他们在9月6日撤军。与敦刻尔克的守军会合后，他们在9月8日的翁斯科特（Hondschoote）之战中两次突袭约克公爵的围城军队。9月3日，莫蒂埃在北方军团司令部获升为参谋少校，在团里服役了至少两年的他赢得了军官同僚的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
这位新任参谋官从1793年9月20日到1800年4月15日都向前卫军指挥部提交报告，汇报每天的行动。在瓦蒂尼之战（Wattignies，10月15至16日）前，莫蒂埃少校将磨坊主蒂博（Thibaut）引入卡尔诺和儒尔当的战争委员会中。在这场胜仗中，他不幸坠马，但仍镇静地纵火焚烧了杜尔莱尔（Dourlers）村，最终被奥军的火力打伤。很明显，参谋的工作缺乏吸引力，因为莫蒂埃在战前就请求调到骑兵中。然而，安托万·巴兰（Antoine Balland）将军留住了他的参谋长：“莫蒂埃公民因其行动和对祖国的了解而极有价值···他有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非常合适执行他的职责，令他更有资格的是，他能够唤起我的信心。”[2]
1794年，在桑布尔那边爆发的战斗中，莫蒂埃徒劳地奋战，然后再次负伤，这次是在右腿。巴兰的13,400人的师由克莱贝尔指挥，莫蒂埃在6月26日参加了决定性的弗勒吕斯之战，因而也第二次经过布鲁塞尔。他的参谋工作为克莱贝尔在9月28日到29日渡过默兹河以包围马斯特里赫特作出了贡献。在历时3周的围城战中，参谋长莫蒂埃少校协助进攻圣皮埃尔要塞，该要塞在经受地雷爆炸和炮击后投降了。
在这个冬天莫蒂埃第一次离队，归来后被提升为上校（1795年6月13日）。1795年是艰难但行动不多的一年，不过莫蒂埃也正是在这一年开始了与苏尔特的终生友谊，9月也有一场横渡莱茵河的行动（虽然以撤退和停火而告终）
1796年5月，战端再起，莫蒂埃上校指挥勒费弗尔精锐师的轻步兵半旅，同时也是桑布尔-默兹军团的前卫军。莫蒂埃自从1795年10月就担任师参谋长，可能也要求他那脾气暴躁的参谋长扮演更活跃的角色。3个月间他打了15场仗，6月4日在阿尔滕基兴（Altenkirchen），他第一次骑着他名为“宠爱”（Le Favori）的马，而奥军在两小时内被俘获3,000人。6月16日，他让他的分遣队免于被俘。
到了6月29日，他率领一支由诸兵种组成的小部队，作为勒费弗尔在7月4日的维尔恩斯多夫（Wilnsdorf）之战中的中央纵队，冲破了一个蒂罗尔营并一个猎兵中队。
在弗里德贝格（Friedberg）之战中，莫蒂埃袭击了两个村子之后，开始与奥军谈判，成功让对方签署了法兰克福投降协议（7月14日）。7月22日，施韦因富特（Schweinfurt）在莫蒂埃的3个营，3个骑兵中队以及4门4磅炮面前陷落了。克莱贝尔就8月6日在希尔沙伊德（Hirscheid）的骑兵行动写道：“取代了里什庞斯的莫蒂埃副官，在这一天的奋战中表现得极为沉着冷静。如果一个将军有这样的士兵，那他就不必在意敌军的人数了。”[3] 次日，莫蒂埃的小部队只花了一个小时就把1,500名奥军赶出了埃贝尔曼斯塔特（Ebermannstadt）。
莫蒂埃解救了奈伊在纳堡（Nabburg）的部队后，夏季攻势的胜利就到头了。他现在指挥后卫军，甚至在重新渡过莱茵河之前短暂地指挥了勒费弗尔师。克莱贝尔选择了让莫蒂埃在冬季指挥新维德（Neuwied）的桥头堡。尽管现在处于休战时期，但是直到1797年1月24日，莫蒂埃才能离开“处理家庭事务”，同时也错过了这一年短暂的莱茵战役。不过，不仅奥热罗在勒费弗尔的示意下提名莫蒂埃担任第二十三骑兵团团长，他的临时上司阿特里（Hatry）也让他去负责迫降美因茨，这座城自从1795年9月以来一直都没有被攻陷。在两周内，莫蒂埃就运用外交手腕让美因茨选帝侯接受了法军对要塞的占领。
他给巴黎送去了消息，尔后督政府在1798年将第二十三骑兵团的指挥权给予了他。本来他们还会提拔他为准将，但是他以不合时宜的谦虚拒绝了。除了其中3个之外，莫蒂埃比他的新军官部下都要年轻，他不情愿地接受了克莱贝尔的召唤，加入了征英军团。不过他在巴黎度过两周之后才发现新的目的地是埃及，这时他已错过了这一机会。虽然克莱贝尔为他感到遗憾，不过这也许是塞翁失马。
在近一年的费力但仍可令人满意的骑兵行政工作之余，莫蒂埃还抽空求爱并在科布伦茨娶到了20岁的安-夏娃·伊米（Ann-Eve Himmies）。1799年2月，他们在卡托康布雷西度蜜月，不过因为莫蒂埃被升为准将的消息而终止，这一年他31岁。在前往多瑙军团的途中，他高兴地对轻骑兵迪皮伊（Dupuy）说：“这是我作为将军受到的第一次派遣。下马吧，我们去喝点白兰地。”[4] 3月25日，莫蒂埃率领苏尔特的前卫军在斯托卡（Stockach）陷入了混战，最后他的“骑哨离敌军只有十步”[5]，但是结果却又是一次向莱茵河的撤退。
不过，他这次的行动让他得以转调到在瑞士的马塞纳手下，在苏尔特师中指挥一个旅。8月26日，他接过了指挥权，并第一次在这个战区与俄军交战。“这些有名的军人没有吓倒我们。”[6] 莫蒂埃在给勒费弗尔的信中如此写道，他手下的第一百半旅在9月8日的晚上用刺刀占领了沃利斯肖芬（Wollishofen），杀伤了300个俄军。第二次苏黎世之战中，科萨尔科夫（Korsakov）挫伤了他的师，不过却掉进了马塞纳的陷阱，军团司令感激地在战场上将莫蒂埃提升为少将。
对苏沃洛夫的追击充满艰难。莫蒂埃竭尽全力在9月30日阻止了一场溃败，但在次日，罗森贝格（Rosenberg）亲王的进攻就让他的3,000人陷入了混乱，伤亡达到817人。直到10月3日他才继续追击,缴获了一辆可能是苏沃洛夫丢下的车，不过是一辆“还不值六法郎的马车”[7]。莫蒂埃认为10月6日在阿尔卑斯山上的行军是“在这场战争中最痛苦的”[8]。到了10月31日，尽管障碍重重，他的旅还是将奥军逼过了莱茵河，以此赢得了督政府的感谢，马塞纳也承认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9]。
新世纪的开局让人沮丧。尽管递交了三次申请，莫蒂埃依然没有因为母亲与兄弟之死而得到勒古布将军的批假。相对于意大利军团来说，他更偏爱莱茵军团，所以直到1800年3月他才离开在瑞士的第三师。在卡托康布雷西，他未经允许而花费了一周时间料理家中事务。到了巴黎，他本想去意大利，不过第一执政在4月15日任命他为首都第十七军区司令，21日还兼任鲁昂（（Rouen））地区第十五军区司令。友善的勒费弗尔提拔了莫蒂埃，而波拿巴显然对莫蒂埃的行政才干印象深刻，因为他在马伦哥之战期间写道：“感谢您的活动和监督，我为巴黎感到高兴。”[10]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莫蒂埃将军在旺多姆广场外嘉布遣大道的6间办公室里处理了巴黎的各种军事事务。他手下的职员有27个人，卫戍部队从不到3,000人升到将近24,000人。他为和平的到来以及第一执政带来的改变而欢欣鼓舞。1801年7月，莫蒂埃关于不同军马的饲料配给比率的建议被实施。
他和波拿巴之间的关系开始得挺晚，不过现在却很紧密，于是在战争重开的时候，他自然的选择了占领汉诺威，这是英国在大陆的仅有领土。在和第一执政去过歌剧院之后，莫蒂埃中将于1803年5月3日凌晨1点从巴黎启程。他在奈梅亨（Nimeguen）集结了11,833个步兵，1,732个骑兵和20门炮，并于5月16日——英国宣战的日子——告诫他们，“只有纪律才能带来胜利的果实”[11]。贝尔蒂埃的命令强调要尽量多抓俘虏，以交换法国水手。
莫蒂埃在5天内向威悉河（the Weser）行进了145里，于5月30日征服了汉诺威。德鲁埃（Drouet）指挥的前卫军与17,000人的汉诺威撤退部队发生了两次小规模战斗。根据6月4日的苏林根（Suhlingen）条约，汉诺威军退到易北河后，莫蒂埃便在次日进入汉诺威。他坦白地向贝尔蒂埃说道：“签署投降协议的时候，我没有面包，也无处可得，而且还没有野战医院，离荷兰有45里格，步兵平均只有100发弹药。”[12]
在乔治三世拒绝批准苏林根条约之后，中将的外交手腕得到了很好的锻炼。莫蒂埃从吕讷堡（Lüneburg）给瓦尔莫登（Wallmoden）写信：“元帅，很显然，您的军队拥有全欧洲都知晓的勇气，英国却可耻地让他们白白牺牲···同样确切无疑的是，任何防御的举动都不会有实质作用···还会给您的国土带来新的祸害。”[13] 7月5日，两位指挥官在易北河的木筏上签署了协议，这是提尔西特和约的小小预告。
得到荷兰方面的增援后，莫蒂埃在汉诺威的部队增至38,000人，除了没有将汉诺威的俘虏带到法国之外，已经得到了一切补给。7月21日，他报告称，复员结束后，他得到了14,000支枪，80门炮和3,867匹马。直到1804年2月为止，他一直在剑桥公爵的宫中管理着汉诺威，通过一个汉诺威五人执行委员会来治理民政，不过他拒绝让自己的军队支付它的薪酬。他从邻近的德意志邦国处得到贷款来减轻每个月200万法郎的维持支出，同时也给骑兵配了新马，而不是将多余的马从汉诺威调走。他离开之后留下了一个1,000名法军的汉诺威军团。尽管是作为一个占领者和掠夺者，莫蒂埃在当地挺受欢迎。莫蒂埃夫人还收到了两位汉诺威女士的感谢赠别诗，之后汉诺威自然也好意地将莫蒂埃与后任总督做了比较。
波拿巴对莫蒂埃第一次的独立指挥感到很满意（“您已经给了英国一个致命的打击。”），于是将他召回，让他成为执政卫队的四名指挥官之一，同时指挥卫队炮兵。随之而来的是，1804年5月，莫蒂埃因其不只在战场上的可靠不过经常吃力不讨好的服务，以及讲英语的能力，而得到了帝国元帅的权杖。“任何在他手下任职的军官都会感到骄傲！”[15] 一个曾在亚眠和约时期见过他的英国人如此写道。年方36岁，在17位元帅同僚中只有5人比爱德华·莫蒂埃年轻。唯有他和塞吕里耶是来自巴黎以北的。他的父亲典型地评论道：“叫他继续做一个诚实的人。”[16] 而爱德华现在的收入已经是父母的4倍了。
II.军长与近卫军指挥官（1804—1815）
莫蒂埃给他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于1804年8月7日）取名为拿破仑，这有力地说明了他对帝国的忠诚。新任元帅陪同皇帝视察了英吉利海峡准备用于征英的港口，莱茵地区和意大利。在最后的访问时他再次开始写日记，从1805年5月10日坚持到1820年，并且在临行前主持了对他父亲的参议员提名。
1805年8月21日，莫蒂埃在布伦军营为预备参加征英军团的近卫军在154艘小船上准备10天的口粮，这是他再次来到离母亲的故乡最近的地方。一周后，火炮被搬上岸，拿破仑命令他在一个月内于斯特拉斯堡集结一支5,500人的近卫军。莫蒂埃照做了。但是，当贝西埃尔指挥部队时，莫蒂埃留在了帝国参谋部，在乌尔姆之战中仅仅充当了旁观者的角色。11月6日，莫蒂埃的机会终于来了，激动人心的迪伦施泰因（Dürrenstein）之战弥补了他1799年以来未曾参加战斗的缺憾。
11月19日以来，莫蒂埃负责镇守维也纳，直到奥斯特里茨之战后，他护送10,000名俄国战俘穿过城市。12月11日，他在布吕恩（Brünn）接管了拉纳的第五军，并占领了摩拉维亚（Moravia），直到划定停战线后才在1806年1月撤出。随后他在贝尔纳多特指挥下负责防守和占领南德意志。他们经常待在一起，一同去狩猎。莫蒂埃祝贺贝尔纳多特获得亲王称号时，后者回信说：“没有人比您更够朋友的了。”[17] 莫蒂埃在9月9日被召回巴黎，25日随拿破仑出征普鲁士。
这次莫蒂埃获得了指挥权。在美因茨，第八军从10月1日开始组建，以掩护莱茵邦联，不过缺乏骑兵，参谋和管理，甚至连元帅自己的马都没有。莫蒂埃任命约瑟芬皇后的长兄为第二副官。耶拿-奥尔施塔特之战后，莫蒂埃得以在11月1日率领区区5,500名轻步兵和6门炮就占领了黑塞-卡塞尔（Hesse-Cassel），并将其20,000人的部队缴械。莫蒂埃信心满满地在11月11日重返汉诺威，比他的部队提前一天，他发现“普鲁士人总是受到憎恶。”[18] 手上依然只有150名荷兰骑兵，他在11月19日用迪帕斯（Dupass）师占领了汉堡。所有英国制造的产品都被征用，英国银行家则被投入凡尔登的监狱。莫蒂埃和法国领事布列纳（Bourrienne）劝服了拿破仑让汉堡银行继续保持营业。
第八军占领什末林（Schwerin）和梅克伦堡（Mecklenburg）后，皇帝在信中写道：“在这幸运的时刻中，我不会轻视您指挥的16,000人。”[19] 实际上，12月12日时，莫蒂埃只能在安科兰（Anclam）集中8,900人，以监视施特拉尔松德和瑞典在德意志的的波美拉尼亚省。现在他的部队在波罗的海和威悉河之间，缺乏军粮，鞋子和外套，实在捉襟见肘，而且可能还要去增援大军团。1807年1月20日，莫蒂埃接到在3月1日前占领施特拉尔松德的命令。
他预料到，如果河水在冬季正常结冰的话，将有利于拿下吕根岛（Rugen Island）并夺取什切青（Stettin）的36门攻城炮，于是他在1月28日展开行动。在取得两次小胜利之后，他在30日到达施特拉尔松德。然而，元帅竭尽所能也未能夺取那些火炮。“我们在这里损失了宝贵的时间”，他在2月10日写道，“如此温和的冬季实在是太糟糕了。”[20] 埃森（Essens）男爵将军得到20艘炮艇的支援，率领15,000名瑞典士兵进行了多次突击，不过几乎都没成功。然而，从3月5日开始，为了弥补埃劳的损失，莫蒂埃失去了3个团。
让挫折更进一步的是，元帅被告知无法夺取施特拉尔松德，因而被授意去签订停战协定，然后去围攻坚固的科尔伯格（Colberg），该城的指挥官是普鲁士将军格奈森瑙（Gneisenau）。在莫蒂埃这么做的一周里，埃森将用于掩护的格朗让（Grandjeans）师赶到了什切青。莫蒂埃匆忙率领13,000人返回，包括荷兰和意大利部队。在4月16日到17日之间，雨夹着冰雹一直下，莫蒂埃不停歇地猛攻埃森，俘获了1,052人和6门大炮。安科兰之战终于让埃森愿意坐下来谈判，他们在29日达成了令人满意的停战协议。
5月21日，莫蒂埃军增援了但泽围城战。在弗里德兰之战中，第八军得到东布罗夫斯基的18,000人的波兰师的支援，协助拉纳在早上拖延敌军，晚上又在侧翼进行牵制，使40,000俄军动弹不得。在战斗中，莫蒂埃胯下的一匹马被打死了，而这场第一次在拿破仑指挥下进行的战斗的回报是西里西亚总督之位。他和家人团聚，一起度过了愉快的14个月，并于1808年7月2日受封为特雷维索公爵，伴随而来的是10万法郎的年金，这笔钱很恰当地由汉诺威选帝侯领地支出。
1808年9月，公爵带着久经沙场的第五军赶赴西班牙。这是他迄今为止统率过的最大兵力，包括21,000名步兵，1,500名骑兵以及30门火炮。12月20日，他和蒙塞的第三军联手开始第二次萨拉戈萨围城战。在征战半岛的16名元帅中，莫蒂埃是唯一 一个几乎未尝失利的元帅，更没有被击败过。特雷维索公爵承担了许多艰苦的工作（而他的上司和老友苏尔特却坐享其成）。在萨拉戈萨，第五军派出絮歇师掩护了围城战，从而避免了最糟糕的结果，最后法军伤亡达10,000人，第五军的损失占了五分之一。还有，莫蒂埃告诉贝尔蒂埃，拉纳“几乎总是”[21] 不通知他就直接给他手下的军官发号施令。该城的大教堂的神职人员送了一枚价值10万法郎的钻石花给莫蒂埃元帅，但是他一声不响地就归还给了教堂。
塔拉韦拉（Talavera）之战后，莫蒂埃因为谨慎而失去了进攻败退的联军的稍纵即逝的机会，不过他给予留在那里的1,500名英军伤员的待遇为他赢得了韦尔斯利的感谢信[22]。在1809年8月8日的阿索维斯波（Arzobispo）之战中，他的部队渡过了塔霍河（the Tagus）去攻击西班牙后卫军。苏尔特在11月19日赢得的奥卡尼亚（Ocana）之战中，第五军占了他五分之二的兵力。莫蒂埃的手臂被葡萄弹轻微地擦伤了。他带着四支纵队中的其中一支在1810年1月侵入了安达卢西亚。
2月12日，指挥着9,000人的莫蒂埃试图劝降巴达霍斯（Badajoz），但是有一支13,000人的西班牙军很接近此处，而他自己则孤立无援。在这一年中莫蒂埃又取得了3场胜利，不过直到1811年1月之前都无力再进占埃斯特雷马杜拉（Estremadura）。经过11天的围困后，他成功为苏尔特降服了奥利文萨（Olivenza），然后他们再次向巴达霍斯进发。莫蒂埃在2月7日认出了危险的西班牙突围部队，于是派出了4个营将其击退。2月19日，苏尔特给予了他盖博劳（Gebora）之战的战术指挥权，7,000法军和12门火炮在一个有雾的早晨涉水过河。特雷维索公爵在让步兵正面进攻圣克里斯托瓦尔（San Christobal）高地的同时，发动了一次骑兵侧翼突袭。12,400人的西班牙援军损失了5,000人，还丢失了17门火炮。莫蒂埃则损失了403人，堪称法军最划算的胜仗。
巴达霍斯在3月10日陷落，莫蒂埃被留下占据此地。14日，他的7,000人马行军9英里去围攻葡萄牙的坎波（Campo）要塞。他在贝雷斯福德（Beresford）元帅的英葡联军出现的一周前就将其拿下了。3月25日，莫蒂埃巧妙地率领2,500人从巴达霍斯突围，去解救他运载攻城装备的车队以及被贝雷斯福德追击的拉图尔莫堡将军。将他召回巴黎的命令已经来了，不过猜测一下倘若莫蒂埃还在，是否会影响苏尔特的阿尔布埃拉（Albuera）之战，还是很有趣的。
莫蒂埃被召回后的任务是对青年近卫军进行长达一年之久的补充，组织和训练，为征俄做准备。他到过里昂，尼姆（N?mes），阿维尼翁（Avignon）以及荷兰的一端。
远征莫斯科期间，莫蒂埃手下17,700人的青年近卫军协助在德维纳河（the Dvina）搭桥，他的部队因为炎热，开小差，口粮不足和疲劳而损失了七分之一的兵员。无怪乎元帅失去了一贯的乐观：“从涅曼河到维利亚河（the Vilia），我目光所到之处只有被毁掉的房屋和废弃的车辆···已经有一万匹马因为冷雨和吃了生黑麦而死去···那气味···相当可怕。但是这还不比缺乏口粮更糟糕。我的几个青年近卫军已经饿死了。”[23]
在博罗季诺，莫蒂埃的3个师旁观了这场屠杀，并无记录显示他们的指挥官参与了对动用他的部队的徒劳请愿，不过他很快就和缪拉在追击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周后拿破仑委任他为莫斯科总督：“首要的是，禁绝抢劫！你要用项上人头对此负责。保卫莫斯科不受任何来敌侵犯。”[24] 雇用了至少两个通晓法俄双语的翻译，特雷维索公爵尽其所能去阻止抢劫和纵火（他的住所被迫换了5次）以及收集补给。
10月18日，皇帝将8,500人和49门炮留给在莫斯科的总督，命令他炸毁克里姆林宫。莫蒂埃悲叹道：“为什么偏偏是我而不是别人？”[25] 他的挖壕工兵顺从地在克里姆林宫下埋了183,000磅的火药，然后他在10月24日早上留下，准备见证这场爆炸。然而，雨水打湿了导火索，让一切努力付诸东流。卢比扬卡宫（Lubianka Palace）也没有被毁坏：“莫非莫蒂埃是想放过少数几个没有动过的地区之一，还有弗朗索瓦圣路易教堂吗？”[26] 除了400到500名伤员外，青年近卫军的马车带走了一切，8天后元帅独自率军回到了撤退的主力中。莫蒂埃在雪中靠着饼干，白兰地和马肝撑过了11月8日，这一天他还叫一名哨兵和他一起分享篝火。
11月17日，在克拉斯内，为了让达武军摆脱困境，莫蒂埃向拿破仑承诺道：“陛下，我会在这一天内将敌军挡住。”[27] 他的5,000人的青年近卫军被部署成两条战列而非三条，在齐膝深的雪中第一次全力参加战斗，莫蒂埃答应会“以平稳的步伐”撤退。在别列津纳河西岸，他的兵力已下降到1,500人，莫蒂埃协助将34,000人的俄军逐退，为大军团开路，结果损失了半数的幸存者。被告知拿破仑即将离军返回法兰西后，莫蒂埃元帅平静地通知他的师将军德拉博尔德（Delaborde）：“一件最意想不到的事就要发生了，不过在我看来也是很必要的。让我们顺其自然，不要气馁。”[28]
这位不气馁的元帅难得地在1813年2月1日回到巴黎，两周后又在法兰克福训练新的青年近卫军第一师。在11周内，莫蒂埃率领迪穆斯捷（Dumoustier）将军的10,000人，组成4支4个营的纵队，在吕岑发起了决定性的进攻。在卡亚（Kaja）发动的攻势中，莫蒂埃被压在受伤的马下，不过如拿破仑所说的，付出1,069人伤亡的代价的“青年近卫军已经达到了我们的预期”[29] 在包岑也是如此，莫蒂埃险些被打死迪罗克的那颗俄军炮弹命中。
夏季的休战时分，莫蒂埃回到西里西亚将32,000人的青年近卫军编为4个师。在德累斯顿，他提议为拿破仑的44岁生日祝酒，并参加了一场奖品丰厚的射击比赛。莫蒂埃的精英部队在4天内行进了125英里，于城市的大门处阻挡住了联军，次日早上又和奈伊冒着瓢泼大雨不停歇地将其逐退。近卫军所受的伤亡占法军的五分之一。不论对错，莫蒂埃和圣西尔后来都因为没能在大贝伦（Gross Beeren）援救旺达姆的第一军而遭到责备。
德累斯顿之战后，乌迪诺负责指挥半数的青年近卫军，不过莫蒂埃带着他的两个师去了莱比锡。第一天几乎要让德累斯顿之战再现。看到敌军的骑兵后，莫蒂埃指挥第七和第八狙击兵团组成方阵，对他们叫道：“在下命令前，不要弄出一点声音，也不要开枪。”[30] 他们在50步的距离处拦下了骑兵。当晚，拿破仑命令莫蒂埃率军回撤，去增援和守住埃尔斯特桥（the Elster bridges）。他们领导了典范般的撤退行动，直到林登瑙桥（the Lindenau bridge）被乌迪诺过早地炸断。两位元帅在夜行时轮流担任后卫军，尔后在艾森纳赫（Eisenach）会合，并于图林根（Thuringian）的隘路前阻击尾随的普军。莫蒂埃走了一条在1796年时得知的路线，绕过了敌对的汉瑙，抵达了美因茨。
十一月下旬，他在特里尔（Trier）再渡莱茵河，然后又一次重组青年近卫军。莫蒂埃夫人和他的孩子们在主教宫与他团聚。普军占领荷兰后，莫蒂埃和6,000人的老近卫军被留在了比利时以北。冒着大雪，他们在12月26日进入那慕尔：“这是莫蒂埃元帅，持剑在手，他的杂色坐骑几乎被大衣的宽大下摆遮盖住了。他的弯眉下是一对大眼，笔直的鼻梁，薄嘴唇，还有结实的下巴。他那灰白的头发从太阳穴处退去。他的所有特征都显露出活力，机敏和宽厚。”[31] 他已经45岁了。
莫蒂埃是唯一 一个没有绝望并服从了拿破仑在1814年1月的命令的元帅。他的老近卫军第一师在15天内前进了200英里，从施瓦岑贝格的波西米亚军团手中拯救了朗格勒（Langres）。1月24日，奥布河畔巴尔（Bar-sur-Aube）大雾弥漫，他带着13,000人和12门大炮，以卓越的牵制战术将敌军挡在香槟地区之外，直到拿破仑亲临战场。莫蒂埃继续牵制施瓦岑贝格，而拿破仑则进攻布吕歇尔，此后他又带着9,500人的老近卫军抵达蒙米拉伊，使胜利的天平倾向了拿破仑。莫蒂埃在2月26日与马尔蒙会合。兵力增强至16,500人后，他们在乌克尔河（the Ourcq）与布吕歇尔的西里西亚军团大战4天并取得了胜利。只是因为苏瓦松过早的投降才让敌军跑了。在3月5日徒劳的夺回行动中，莫蒂埃的帽子被打掉了。
在克拉奥讷（Craonne）还有拉昂（Laon），莫蒂埃的6,000近卫军的战斗表现堪称完美，青年近卫军的一个连到了离拉昂最近之处。之后，莫蒂埃最后指挥的部队由3个近卫军步兵师（8,500人），2,480名龙骑兵和轻骑兵以及30门炮组成。马尔蒙只有5,800名战列步兵，而拿破仑让这位更年轻的元帅指挥对布吕歇尔的联合行动。贝尔蒂埃无所挂虑地在3月19日写信给马尔蒙说：“您将协调和指导行动，别让特雷维索公爵心烦意乱。在表面上保持与他意见一致。”[32] 这是不和的肇始。3月18日晚，莫蒂埃勉为其难地服从了马尔蒙的召唤，撤离兰斯（Rheims）与后者会合。两位元帅在次日早上见面，然后莫蒂埃在关于返回兰斯的争辩中获胜，但是却无法将5,000到6,000人的俄军逐出兰斯，因而让联军得以保住他们的重要连结点。
拿破仑在3月20日命令两位元帅哪怕不通过兰斯也要与他会合。莫蒂埃的部队在60小时内行军62.5英里，但却在3月25日于费尔尚普努瓦斯（Fere-Champenoise）前遭遇联军骑兵，损失了所有的火炮和三分之一的兵力。马尔蒙在回忆录中指责莫蒂埃来迟了，但是拉古萨公爵自己坚持在骑兵兵力一比七的劣势下战斗，却仍不相信联军意在巴黎。3月29日晚，两位元帅察看了首都薄弱的外围防御，而他们的部队仍在接近。
黎明时分，莫蒂埃置身于拉维莱特（La Villette）的一个24磅炮要塞中，对他的参谋说：“我们没有足够兵力来长时间抵挡他们的大部队，但相对于以往，今天我们更是为荣誉而战。我们必须首先为巴黎着想，尽可能久地保住我们的前沿阵地。”他用望远镜看到20个哥萨克从勒布尔歇（Le Bourget）路走下来，于是下令让巴黎防御工事自1652年以来第一次开火：“炮手们，让我们看看你们的大炮是不是在昨晚患了伤风。”[33] 在30日，莫蒂埃的6,500人直到早上8点才得以到达位置，但是在按单位地退入城市之前，他们与30,000人的俄军和普军战斗了8个小时。
尽管两位元帅都得到了约瑟夫·波拿巴的谈判授权，马尔蒙在下午4点后并没有通知他的同事。稍后，拿破仑的副官皮埃尔·德让（Pierre Dejean）将军让莫蒂埃派他的参谋长到施瓦岑贝格处，不过只得到了无条件投降的要求。
最后，莫蒂埃在拉维莱特门附近的小雅尔迪内咖啡馆（Petit Jardinet Cafe）加入了马尔蒙的半小时或一小时长的和谈。他最后抽身离去，说道：“我留下马尔蒙元帅去继续谈判，并作出他认为最好的抉择。而我，则要为防卫巴黎采取措施。”[34] 这意味着他的部队会渡过塞纳河与拿破仑会合，他手下的贝利亚尔（Belliard）将军的骑兵在距巴黎10英里处碰上了皇帝。马尔蒙在凌晨2点签署了首都的投降协议，援用的还是莫蒂埃的名字。
到了4月4日，不同于皇帝，莫蒂埃很怀疑马尔蒙，于是让他自己的副官保罗·德·布尔古安（Paul de Bourgoing）上校留在第六军总部。布尔古安在4月5日凌晨5点报告了该部的背叛，然后莫蒂埃即刻派他去枫丹白露宫，保证“我不变的忠诚和青年近卫军的忠心。”拿破仑表示了感谢，他在结尾意味深长地写道：“告诉他我们不会再战斗了。”[35] 特雷维索公爵没有参与到退位中，他恰如其分地与前任君主道别。
效忠于新政权的第二天（4月8日），他给妹妹维克图瓦（Victoire）写信道：
拿破仑皇帝要去厄尔巴岛···也许我该陪他去。如果我能派上任何用场，我会很乐意去，我们希望和平维续。完成了一个正直者的义务后，我对自身已无挂虑···只要我的妻儿享有面包和欢愉，我不在乎有什么降临到我身上···我们一直坐在火山顶上。当我被召到枫丹白露时（在4月4日），我的军队近乎擅离职守···直到我归来后才恢复平静。
附言又补充道：
每个人都试图中饱私囊。我只渴望保存我的荣誉，获得朋友和敌人应有的尊敬。我的所有同事都在让自己出风头。
到了1814年6月21日，解散了青年近卫军后，莫蒂埃元帅已是圣路易骑士，法国贵族和在里尔的家乡地区的第十六军区司令。1815年3月初，莫蒂埃平息了德鲁埃·德尔隆伯爵（Count Drouet d'Erlon）夺取城市16,000名守军以支持拿破仑的企图，在路上逮捕了他的下属。他无视达武再三发出的逮捕波旁王室的命令，直到路易十八经里尔离开法兰西后，他才终结对国王的效忠，并给了参谋选择的自由。双方都发现他的举动无可指摘，拿破仑在杜伊勒里宫接见了他：“啊！您来了，勒勃朗阁下（Monsieur le Blanc）。”[37]
4月29日，皇帝派他从加莱到兰道（Landau），去进行特殊而劳苦的耗时一个月的对边境要塞和国民自卫军的巡视。6月9日，莫蒂埃在苏瓦松指挥4,000人的近卫军骑兵。6月14日晚上，特雷维索公爵在瓢泼大雨中艰难行进，为近卫军炮兵，野战医院和运输车队挑选营地。
拿破仑打算再让他指挥拥有3个师的近卫军，但莫蒂埃的日记解释了为何他错过了滑铁卢：
自从在斯特拉斯堡开始，坐骨神经痛的严重程度日甚一日。14日晚上我感到剧烈疼痛，并伴有寒战，次日整整一天我都卧病在床。M.佩尔西（M.Percy）为我做了检查，警告我疼痛会持续40天。由于我不可能上马，我就遗憾地告诉参谋长（苏尔特）我无法···分享军队的荣誉与危难···我在16日离开了博蒙（Beaumont）。[38]
他在6月15日把两匹好马卖给了奈伊元帅。自从拿破仑到了圣赫勒拿岛之后，有人说如果是莫蒂埃，他不会让莫斯科瓦亲王在6月18日毁了它们或者带近卫军骑兵去撞上威灵顿的方阵。
III.政治，家庭和国家义务（1815—1835）
1815年7月1日，在巴黎第二次投降之前，莫蒂埃成为达武所邀请的在临时政府中担任军职的10位元帅之一。他很不情愿地参与了对奈伊元帅的审判，阻止了在法庭上朗读匿名信，并对奈伊的辩护律师说他应该成为一个农场工人，而不是去判决后者的当事人。如果军事法庭判处奈伊有罪，那么莫蒂埃的请辞书已经装在他的口袋里了。[39] 他的第二个儿子爱德华在10月的死，比1815年的所有变故都更让他痛心。
尽管公爵头衔和勋章直到1819年才得以恢复，他在1816年1月又成为了鲁昂的第十五军区司令。10月，他轻松地当选诺尔省（Nord）的众议院代表。他在1805年置办了普莱-拉朗道（Plessis-Lalande）的不动产和种马场区（都在卡托康布雷西附近），这花去了他不少的时间。他的长女卡罗琳·莫蒂埃在1819年嫁给了一位侯爵，三个女儿中的其他两个则找了伯爵做夫婿。莫蒂埃家族直到1946年第五代公爵时才绝嗣。
1826年，莫蒂埃为他在第五军时的师长絮歇发表了葬礼致辞。特雷维索公爵分别在查理十世和路易·菲利普的加冕仪式上适宜地持带着正义之手王家权杖。后一位国王在1792到1793年的战役中就已经认识了他，并对他表现出特别的青睐。莫蒂埃两次出任俄国大使（1830年和1832年），然后趁着1834到1835年的政治真空成为议会主席和战争部长。在高兴地离职前，他只干了不到4个月，在高级政治事务中并未与苏尔特或威灵顿作对。
以67岁的高龄平静退休，膝下孙子越来越多，这不是他的生活。1835年7月28日，元帅不顾家人的反对，坚持骑着马，跟在路易·菲利普后面参加了对国民自卫军的检阅。中午过后不久，他就左耳中弹身亡了。科西嘉恐怖分子菲耶斯基（Fieschi）用25支枪制成的“诡雷”在第50号寺院大街谋杀了18人。而那位公民国王得以幸免，并继续了他的检阅。一周后他在荣军院的元帅棺木面前含泪说道：“别了，我的老朋友。”[40]
莫蒂埃不只是一个优秀的军长或一个理想的下属，波拿巴曾在1800年一语双关地称他为“短射程的大炮”（the big mortar with a short range）[41]。他很少长期或大规模地独立指挥部队，却一直展现着未尽的潜力，从德意志（1796年,1803年和1805到1807年），西班牙（1810年），俄国（1812年）到法兰西（1814年）。统率着小部队，他依然达到了目的，对被征服地区的管理也很成功。从1802年开始，他只有5任参谋长，最后一位，德拉普安特（Delapointe）将军，从汉诺威时就是他的副官。作为一个训练者，纪律主义者，管理者，尤其是马匹的照管者，他胜于大部分的同僚。身为一个正直谦逊的人，他是无人能及的。
IV.迪伦施泰因之战（1805年11月11日）
莫蒂埃在日记里只用了一个简洁的单句来描述他最血腥最激动人心的战斗：“11月11日在施泰因附近难忘的对俄作战；第四轻步兵团，第一百团和第一零三团抵挡着25,000人的俄军，他们在夜间将后者的行列打开了一个通道。”[42] 仅仅4天前，他才开始在林茨（Linz）负责指挥排列在多瑙河北部的一个临时设立的军团。
决策是缪拉做出的，莫蒂埃在他命令下先来到克雷姆斯（Krems）准备对俄军进行先发制人。元帅在纸面上拥有超过15,000人的兵力和23门火炮，但是在11月6日，他的3个师中的两个（都来自不同军团）是从帕绍（Passau）而不是克雷姆斯出发。没有军团参谋部，而且只有11艘小船用以和南岸的主力部队维持联系。还有，莫蒂埃一直都不清楚在他左翼的克莱因（Klein）将军的龙骑兵师是否由他指挥。到了11月10日，克莱因方面失去了联系，此前他不情愿地将第四龙骑兵团留给了莫蒂埃，这是后者仅有的骑兵。
尽管如此，莫蒂埃元帅还是率领加赞师的5,500人（9个营），沿着狭窄蜿蜒的河边道路取得了良好进展。他用他的11艘船将两个团和3门炮运过了多瑙河，在11月10日下午3点卸载在迪伦施泰因[43]附近。龙骑兵团和第一零三团在当晚抵达了城墙包围的城镇。从居民处没有得到什么情报，只能看见零散分布的敌军部队。莫蒂埃只从苏尔特处获悉，一些俄军已经在9日于克雷姆斯处带着火炮渡河了。库图佐夫抓获了一些违背军令，在远离迪伦施泰因处下船搜寻粮草的脚痛的法军俘虏，并从他们嘴里得知了莫蒂埃只带着一个师在追击。
早上8点，第四轻步兵团遭到了一支从施泰因来的庞大俄军纵队（米罗拉多维奇的16个营）的攻击，莫蒂埃还希望在这天将该处拿下呢。雪花飘扬而下，天气变得酷寒。元帅对和他参加过同一场对抗俄军的战斗（1799年在苏黎世）的加赞很有信心，他手下超过三分之一的战列步兵已经至少服役10年，包括莫蒂埃在汉诺威所率的部队，三分之二在1805年之前已经参加过战斗[44]。莫蒂埃留下一个营和3门炮掩护迪伦施泰因，用第一百团（苏黎世的老兵）和第一零三团的5个营发起反击。上洛本（Loiben）和下洛本村先后易手3次，直到加赞突袭了位于它们上方的高地，擒获了4门炮和400名俘虏。米罗拉多维奇几乎被赶回了施泰因。
用莫蒂埃的话来说，“接近下午2点时，各处的交火明显减少了，战事似乎完全结束了；我打算···守住我的新位置直到···杜邦和迪蒙索（Dumonceau）的（两个师的）到来···我已命令他们强行军来与我会合。”[45] 两小时后，莫蒂埃元帅被来迟的多克托罗夫（Doctorov）的从山上赶来的纵队从侧翼包围，继而丢失了迪伦施泰因。然后他在龙骑兵护送下快马奔回，徒劳地想要赶到杜邦处。加赞师被包围并与多瑙河隔绝了，弹药也很不足。一个缺乏弹药的连沐浴在敌军的炮火下长达一个半小时。
在这个关键时刻，莫蒂埃将高级军官都聚集到一起，打算突围。第一百团的弗朗索瓦·昂里奥少校提议带着他的掷弹兵7人一排地沿着狭窄的道路行进，然后军队叫道：“他们不是乌尔姆之战的士兵。”[46] 莫蒂埃和加赞在首先的两个营组成的纵队中骑着马，参与了这次无人可挡的刺刀冲锋。这个英勇的师一路冲向并冲出了迪伦施泰因，最后终于与杜邦会合。
杜邦在下午的间歇停留于施皮茨（Spitz），不过派出了轻部队。他们被发现在与6,000名俄军搏斗。在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战斗后，400名俄军士兵投向了多瑙河。晚上9点左右，交火停止了。俄国人纵火点着了洛本村，黑暗中火焰熊熊，吞噬了两军的伤员。
由于缪拉意图夺取维也纳而皇帝又疏于监管，掉入陷阱的莫蒂埃不得不亲身上阵砍杀高大的俄军才得突围。次日一整天，维也纳陷落的同时，元帅用船把他疲惫不堪的幸存者运回多瑙河另一岸。11月13日，他又在施皮茨处渡河，再次占领了迪伦施泰因，不过库图佐夫已经把追兵甩开两天的路程了。莫蒂埃在施泰因和克雷姆斯抓获了1,200名俄军，在持续到18日的追击过程中又俘获了132人，此时加赞和杜邦受命前往维也纳，完全被贝尔纳多特的第一军代替了。
莫蒂埃“被迫承受整支俄军的打击，（本来）应该会被粉碎”[47] 他得到了不适当的指令，交通工具，骑兵和火炮。然而，“他的目光和思虑顾及到战场的方方面面，”[48] 凭着久经沙场的部队，他取得了以一比四的战术胜利。莫蒂埃的伤亡大概是2,300人（杜邦方面只有106人），可能包括1,000个俘虏，他估计俄军损失达6,000人，包括5门炮，两面军旗和700到800名俘虏[49]。莫蒂埃元帅婉拒了在康布雷或卡托康布雷西树立他的半身雕像，他说这一天的胜利应归功于他的部队的勇气。
参考文献
1. R. W. Phipps, The Armies of the First French Republic and the Rise of the Marshals of Napoleon I (Oxford, 1926), Vol. 1，p. 80.
2. General Balland to minister of war, December 13, 1793, quoted by F. Despreaux, Le Marechal Mortier, (Paris, 1913), Vol. 1, p. 170.
3. General Kleber to Directory, August 1, 1196, in ibid, p. 345.
4. Phipps, op. cit., Vol. 5, p. 39.
5. Despreaux, op. cit., Vol. 2, p. 59.
6. Mortier to Lefebvre, August 16, 1799, in ibid, p. 100.
7. Mortier to Soult, October 3, 1799, in ibid, p. 140.
8. Mortier, Notes, October 6, 1799, in ibid, p. 144.
9. Massena to Mortier, November 29, 1799, in ibid, p. 163.
10. 波拿巴在1800年5月24日从奥斯塔（Aosta）写给莫蒂埃的信，同上，第196页。离开厄尔巴岛之前，拿破仑在1814年4月16日告诉科兰古说，莫蒂埃是“一个正直的人，不会耍阴谋；执政府时期，我就在巴黎考量过他的禀性了。”出自《维琴察公爵科兰古将军的回忆录》（伦敦，1938年）第二卷，第363页。
11. Mortier general order, May 16，1803, in Despreaux, op. cit., Vol. 2, p. 292.
12. Mortier to Berthier, June 8, 1803, in ibid, p. 329.
13. Mortier to Field-Marshal Count Wallmoden, June 30, 1803, in ibid, p. 354.
14. Bonaparte to Mortier from Bruges, July 11, 1803, in ibid, p. 374. 15. British officer comment, quoted by R. F. Delderfield, The March of the Twenty-Six: The Story of Napoleon's Marshak (London, 1962), p. 130.
16. Charles Mortiers remark at home in Cateau during May 1804, in Des- preaux, op. cit., Vol. 1, p. 5.
17. Bernadotte to Mortier, June 14, 1806, in ibid, Vol. 3, p. 221.
18. Mortier to Ney in Magdeburg, November 12, 1806, in ibid, p. 293.
19. Napoleon to Mortier from Posen, November 29，1806, in ibid, p. 334.
20. Mortier to General Thouvenot (Governor of Stettin), February 10, 1807, in ibid, p. 386.
21. Mortier to Berthier, March 20, 1809, in ibid., Vol.1, p. 8.
22. Wellesley to Mortier, August 22,-1809, in Lieutenant-Colonel Gurwood, ed., The Dispatches of Field Marshal the Duke of Wellington (London, 1838), Vol. 5，p. 74.
23. Quoted by A. G. Macdonnell, Napoleon and His Marshak (London, 1934), p. 240.
24. Napoleon to Mortier, September 14, 1812, quoted in Daria Olivier，The Burning of Moscow 1812 (London, 1966), p. 52.
25. Mortier as originally quoted by E. F. Berthezene, Souvenirs militaires de la Republique et de l'Empire, published by his son (Paris, 1855).
26. Olivier，op. cit., p. 183.
27. H. Lachouque and A. S. K. Brown, The Anatomy of Glory: Napoleon and His Guard (London, 1961), p. 257.
28. Ibid，p. 265.
29. Ibid, p. 294.
30. Ibid, p. 315, quoting P. de Bourgoing，Souvenirs militaires 1791-1815 (Paris, 1897).
31. Lachouque and Brown, op. cit., p. 333, quoting J. Delhaize, La Domination Framaise en Belgique (Brussels, 1912), Vol. 6, p. 152.
32. Marshal Marmont, Memoires (Paris, 1857), Vol. 6, p. 328.
33. Lachouque and Brown，op, cit., p. 396, quoting de Bourgoing, op. cit, n. 30.
34. H. Houssaye, Napoleon and the Campaign of 1814 (London, 1914), p. 425. 35. Lachouque and Brown, op. cit., p. 407, quoting de Bourgoing, op. cit., n. 30.
36. Lachouque and Brown, op, cit., p. 411, and partially in Despreaux, op. cit., Vol. 1, p. 9.
37. Despreaux, op, cit, Vol. 1, p. 10; anecdote from the authors father, Mortiers nephew.
38. Lachouque and Brown, op. cit., p. 475.
39. Andre Dupin Memoires de M Dupin (Paris, 1855), Vol. 1, pp. 34-36. Dupin had acted for Mortier in civil cases before 1815.
40. T.E.B.豪沃思（T. E. B. Howarth）的《公民国王：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的一生》（Citizen King: The Life of Louis Philippe King of the French，伦敦，1961年）第232至234页。元帅的一个雕像（于1838年9月16日揭幕）被竖立在勒卡托的主要广场上。莫蒂埃的妻子在1855年去世。.
41. 蒂埃博男爵中将的《回忆录》英译本（伦敦，1896年）第二卷第54页。蒂埃博于1800年末随第一执政在杜伊勒里宫进行一次接见时，听到波拿巴就巴黎以外的驿马车被抢事件（尽管有武装护送）如此责怪莫蒂埃。这句短语后来成为了大军团中的笑话。
42. Mortier, Journal, in Despreaux, op. cit., Vol. 3, p. 97.
43. Diernstein (the French pronunciation and spelling), Dürnstein, and Dirnstein are all variations. King Richard the Lionheart of England was kept prisoner there by the duke of Austria in 1191. The battle is sometimes known as the Action of Krems.
44. Figures taken from Captain Alombert, Le Corps VArmee aux ordres du Marechal Mortier: Combat du Durrenstein (Paris, 1897); see Annexe II, parts V and VIII, at the end of the book, for notes and statistics on the regiments.
45. Mortier to Berthier from Vienna, November 26, 1805，in Despreaux, op. cit., Vol. 3, p. 104.
46. Ibid, p. 104. ，
47. Ibid, p. 119，quoting Napoleons order to Murat of 7:00 A.M., November 11, 1805, from Melk Abbey.
48. Ibid, p. 109, quoting Colonel Talandier, Relation de la battaille de Diern- stein (Strasbourg, 1835).
49. 德普里奥，同上，卷3，第103页和第105至106页。法军伤亡通常被视为3,000人，不过阿隆贝尔在书中第44页比较了加赞师的兵力（11月1日和22日）之后，认为应该是2,300人，这也是塔兰迪耶（Talandier）的观点。俄军的损失通常被认为是只有4,000人，不过莫蒂埃很少夸大事实，而且他的估算包括了分散在山上的1,500到2,000名俄军。
书目记录
弗里涅·德普里奥（Frignet Despréaux）上校的3卷本的《莫蒂埃元帅》（Le Marechal Mortier）（巴黎，1913—1920年）是一部极有价值的详尽传记，由元帅的侄孙写就，加入了从莫蒂埃的日记中挑选出来的地图，不过很不幸地只写到1807年3月底。这部书借鉴了特雷维索公爵的档案，国家和陆军部的收藏，还有家族传说。里昂·莫里尔（Léon Moreel）的一卷本的《特雷维索公爵莫蒂埃元帅》（Le Marechal Mortier due de Trevise）的内容是通俗生活，带有更多插图，让人不快的是，并没有得到这本书（ordered but unhappily not obtained by this contributor）。
夏尔·德·科斯-布里萨克（Charles de Cosse-Brissac）将军的《La Cohorte, Societe d’Entr’aide de la Legion d’Honneur》（1974年）中的“莫蒂埃元帅在1812年征俄战役”，包括了他担任莫斯科总督的经历。珀西·克罗斯·斯坦丁（Percy Cross Standing）在《骑兵期刊》（The Cavalry Journal）第74期（1929年）第648至656页中写的“莫蒂埃元帅与骑兵武装”徒有虚名，其实质内容是对他一生的很不准确的记述。这位慎言的元帅很少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所以他的很多轶事需要从那个时期的回忆录和其他将领的作品中发掘。
关于迪伦施泰因之战，有阿隆贝尔（Alombert）上校的《Le Corps d'Armee aux ordres du Marechal Mortier: Combat du Durren-stein》（巴黎，1897年），这是一份关于1805年11月7日到19日的记录文献，里面有莫蒂埃指挥下的军官，师和战斗单位的有趣细节，还涉及多瑙河小船队，不过就是遗漏了元帅自己的报告，后者收录在德普里奥的书中。
年表
1768年2月13日 生于卡托康布雷西，现在的勒卡托
1789-1791年 在敦刻尔克和勒卡托的国民自卫军中服役
1791年9月6日 被选为诺尔省志愿军第一营上尉
1792年4月28-30日 在奥地利佛兰德斯的基耶夫兰参加了第一次战斗
1793年10月15日 在瓦蒂尼之战中负伤
1795年6月13日 升任参谋上校
1796年5-8月 在桑布尔-默兹军团（勒费弗尔手下）指挥前卫军
1797年12月17-30日 谈判达成美因茨的投降
1798年1月4日 升为第二十三骑兵团的上校
1799年1月25日 在科布伦茨（Koblenz）与安妮-夏娃·伊米结婚
2月23日 晋升准将
9月25日 被马塞纳在苏黎世提拔为少将
1800年4月15日 被任命为巴黎第十七军区司令
1803年5月3日 因为占领汉诺威被提升为中将
7月5日 在易北河接受汉诺威军队投降
1804年2月2日 成为执政卫队的炮兵兵种荣誉上将
5月19日 受封为帝国元帅（按资历排第十一位）
1805年11月7日-12月13日 指挥多瑙河以北的一个军，取得迪伦施泰因之战的胜利
12月15日 在摩拉维亚和南德意志指挥第五军
1806年10月1日 在北德意志指挥第八军
1807年1月28日 入侵瑞典的波美拉尼亚和封锁施特拉尔松德
4月16-17日 在安科兰之战取胜
6月14日 在弗里德兰之战指挥左翼
1808年7月2日 受封为特雷维索公爵
9月8日 率第五军进入西班牙
1809年11月19日 在奥卡尼亚之战负伤
1812年6-12月 指挥青年近卫军征俄
9月14日-10月24日 担任莫斯科总督
1813年2-11月 在德意志指挥青年近卫军
1814年1-4月 指挥老年近卫军参加法国战役
6月21日 被委任为里尔第十六军区司令
1815年3月 护送路易十八进入比利时；重回皇帝麾下
6月14日 被任命为近卫军骑兵司令，不幸病倒
1816年1月10日 被委任为鲁昂第十五军区司令
10月4日 被选为诺尔省代表
1828年2月1日 成为高级军事委员会成员
1830年12月6日 出任驻俄国大使（1832年再任）
1834年11月18日 出任战争部长及议会主席
1835年3月12日 退出公众生活
7月28日 被菲耶斯基的“诡雷”刺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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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25 21: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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