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东方历史评论》
讲者：巴斯蒂夫人（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法兰西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 时间：2014年3月29日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
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清末的留法学生与中法文化交流”。多年以前，我在中国做过留学生，所以对留学的特殊生活有一些切身的体验。此外，多年来我对从清代末期到民国初期的中国留法学生进行过专门的研究，一方面从法国的各种档案中寻找资料，再把这些资料与中文记载的史料相比较，另一方面也把留法学生的情况与留英、留德、留美、留日的学生相比较。在这两种对比当中，我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研究成果，在此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从民国开始，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留学运动中最重要的部份是留美，中国学生最希望去留学的地方也一直是美国。这个问题在著名学者章开沅先生去年发表的长篇大作《中国人留学史》中也做了强调。在我看来，中国人对留学美国和留美学生的这种看法是一个史实，是意识形态中的一个特色，应该引起重视。引发这种形势的一部分主要原因是这些留学生能讲英语，而且留美归来的学生在中国各界的统制机构获取了不少权力，这一点在民国时期和当代表现得尤为明显。但是从客观上看，很难确定地说在留学问题上哪个国家最重要。在数量上，留日学生和留俄、留苏学生也很多；而在质量方面，各国的影响其实是融合在一起的——科学没有民族性，在美国、欧洲或日本所学的理科、工科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况且还有不少中国学生先后在几个不同的国家留学，他们所汲取的知识是具有多样性的。
在清末，中国学生留美虽然开始得比较早，但最初并未形成一种风气。留法的情况也出现得很早，而且不断持续，那么这些学生本人的经历和他们对当时社会的贡献又如何呢？他们为什么在社会舆论中和一般的学术著作中都被忽略了呢？他们对中法文化的交流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就是我今天主要想探讨的三个问题。
上：清末中国学生留法情况
一
在清末的同治、光绪年间，中国青年有组织地到外国去留学其实并不能算是一种历史性的创举。其实，如果从唐代末年中国人到中亚和印度去学习、研究佛学开始算起，中国人的留学经历已经有了九百多年的历史。自唐代以降直到明末海禁，一直都有中国人走出国门，但主要是从事商业活动，或者处理政治、外交关系，而不是外出学习的，这和清代1656年再次宣布海禁之后的情况大致相同。元代、明代、清代培养的翻译人才都是在首都的学校学习，由外国人来讲授，而不是派学生直接到国外去学习、进修。清代鸦片战争以前仅有的中国留学生大概是天主教传教士所派的教徒，他们到欧洲去进修，然后成为教士。这些学生一般首先到澳门一所1557年成立的修道院去学习拉丁文，有了一定的语言基础之后再到欧洲去学习。
第一位派到法国的教徒学生是1654年到达巴黎的。而著名的黄嘉略则是在1701年到达，后来与一位法国姑娘结婚，并在1716年去世于巴黎。他的贡献非常大，个人的学识也很渊博，他曾经帮助法国学者编辑中法字典，向他们介绍汉字的“部首”。1724年，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开设了一所专门培养中国教徒的学院。1868年意大利统一后，这所学院就直接由国王主持，普通的本地学生也可以到此学习汉语和日语，这就是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前身。从18世纪初到1868年，从中国到欧洲学习的教徒大概有200人，他们当中有十几人到了法国，其中有四人在1829年到1835年间在巴黎遣使会高等修道院学习。此外，还有个别年轻的中国人跟着法国商人来过法国，在这里学习了法语，有的人后来就留居在法国。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教徒大多在中国的上海或者北京学习高中课程，只有极少数人会被派到马来西亚的槟榔屿或者意大利的罗马去学习大学课程。这个时候再没有陪同商人赴法的青年人了，整个19世纪中叶也都没有自费的留法学生。
清末的留法学生运动早在1875年就已经开始，参与的学生有四个不同的来源：第一是甲午战争以前从福州船政局来的几批学生，第二是甲午战争以后从各省来的官费学生，第三是自费学生，第四是来自李石曾个人发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学生。
福州船政局是1864年由左宗棠筹办的一项巨大的工程，其目标不仅在于建造一只近代化的海军舰队，建立必需的各种工厂和船坞，而且还要培养一批具有独立造船能力的技术人才，培养驾驶员、舵手和可以在船上管理和修理蒸汽机的专门人才，还要培养优秀的海军军官，能指挥海军在远洋上航行，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左宗棠只招聘了两位年轻法国海军军官来帮忙，这两个人是在1857年跟着法国海军来到中国，在广州参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然后在浙江和江苏参加了法、英海军帮助清朝镇压太平天国的各种活动的。这两位军官一位名为德克碑（d’Aiguebelle），一位名为日意格（Giquel）。左宗棠曾在1862年担任浙江巡抚，随后又任闽浙总督，在那里组成中法混合军与太平军作战，由此而与他们结识。他对他们的能力评价很高，也非常地信任他们。其中日意格的汉语很流利，比较容易与他交流。左宗棠要求他们做出详细、完整的全面设计，据此在法国购买机器设备，雇佣工程师、技术人员、教员和专门的工人来指挥中国劳动力的工作。1866年，船政局在福州附近的马尾正式创办，清政府批准与日意格签订合同，他成为了船政局的技术监督。合同议定自铁厂开工之日起，五年之内由他们监造大小轮船15艘，并训练中国学生和工人。这时由于左宗棠改任陕甘总督，沈保祯就接任了船政局大臣。船政局的学校制度和教育方法全部是由日意格设计的：他设立了船政学堂，分为前后两堂，前学堂学习法文，以培养造船人才为主；后学堂学习英文，以培养驾驶人才和海军军官为主。同时还有培养技术工人的技工学校“艺圃”，艺圃的艺徒半天上课、半天实习，学习期限是3年。此外还有培养工程绘图人才的学校，教育体制、内容和方法全部模仿法国海军技术学校的制度。另有英语学堂模仿英国海军学校，学习语言、普通知识和各种基础科学技术，并到工厂与工人一起实习，或者上船进行实践。
1873年末合同结束时，任务也完整地完成了，甚至还超过了目标。船政局的大批洋雇员如约解聘，日意格却留任为船政顾问。这时日意格建议把最优秀的学生派到法国和英国继续学习，以掌握最先进的技术，并更多地了解工业近代化的过程。沈保祯和李鸿章支持他的建议，但是因为当时留美学生发生了问题，也就是在台湾发生了与日本的事件，他们忙于前往台湾兴建防守制度，无暇顾及这边的计划。同时，派遣留学生所需要的经费很多，朝廷方面也犹豫不决。
1875年初，沈保祯乘技术监督法国人日意格回国购买新机器之便，派遣五名船政学堂的学生赴英、法参观学习。这五个人中，魏瀚、陈兆翱、陈季同是在前学堂学制造的，刘步蟾、林泰曾是在后学堂学驾驶的。1876年，日意格带领陈季同回到了中国，这时沈保祯和李鸿章再次申请派遣学生到法国和英国留学，朝廷批准了。最初的计划是派往法国31人，派往英国19人，不单有学生，也包括工人艺徒。郭嵩焘申请派遣一批来自湖南的学生，但是因为他们不懂法语，湖南省也没有经费，就被拒绝了。最后这批留学生的经费全部是由福建省提供的，福建巡抚丁日昌便借此减少了学生的名额。1877年7月，派往法国的实际上只有14个学生、4个艺徒、1个文案陈季同和1个随员。这个随员不是船政局的学生，他叫马建忠，来自江苏省，毕业于上海耶稣会徐汇公学，后进入耶稣会初学院做修士，在1870年离开后成为李鸿章的幕僚。1877年他32岁，李鸿章决定以郎中身份派他和福州学生一起到法国学习国际法，同时兼任中国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在这第一批学生中，到法国的共有25人，包括先到的20个学生和后加入的5个艺徒，而在英国的有12人，其中包括后来的著名学者严复。
在第一批福州留法学生之后，先后又有三批学生到了法国，分别是在1882年、1886年和1897年，福州船政局的留法学生一共就是这四批。第一批船政局留学生离开福州以后，船政局里也积极改进教育、促进教学，努力提高学生的水平，使他们以后更加容易参与留学。1879年，在沈保祯报告第一批留学生的回国情况及他们的学习成果的一份奏折中，他就申请了再派遣一批留学生，朝廷也马上批准了他的建议。但是，因为闽浙总督觉得福建地方不能再负担经费，而且沈保祯也于1879年12月底去世，留学生的问题就此搁浅。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再派遣留学生，只能依靠李鸿章的帮助，而李鸿章的主要目的是要加强北洋海军的力量。1880年，他报告朝廷从德国订购了两艘钢甲舰，又派遣了四个学生（包括魏瀚在内）和十个工人赴德国参与这些舰只的制造工作，他们在德国学习、工作了两年，从1881年的1月直到1882年的12月。
1881年，船政局选定了造船学堂的八个学生前往法国，驾驶学堂的六个学生前往英国，但是这第二批学生是在1882年9月才到达法国的。这次教育使团再次由日意格与李风雹担任监督，但是这两位并不领取什么补贴，而这次十万银两的经费也都由福建省负担。后来留学生中有三人被分配到德国，这三个人中有一人在1883年搬到法国学习，因为他受不了吃德国菜和学习德语，也不适应德国的气候，而法国方面当然欢迎他来。这批学生的学习年限定为三年，最后回国的学生是在1886年初到达福州的。
中法战争期间，左宗棠想了各种办法恢复福州船政局在海防方面的作用。战争刚刚结束，继承他两江总督、南洋大臣职位的曾国荃与李鸿章就联合奏请派遣第三批学生赴欧洲留学。这个请求在1885年11月得到朝廷批准，然后选定造船学堂14个学生和4个艺徒到法国、英国和德国学习造船，驾驶学堂9个学生到英国学习驾驶。鉴于以往的3年定期时间短促，学生所学知识很不全面，此次将学习制造的学生的学习年限延长至六年，而将学习驾驶的年限还定为三年。这次三十万的经费依然由福建省负担，由船政局的提调周懋琦担任监督。日意格再次表示愿意担任洋监督，但由于他在1886年2月底去世，这一职位就由斯莱塞格（Louis Dunoyer de Segonza）代替了。但事实上，在1886年4月初乘法国船离开香港到达法国的有船政局的24个学生，此外还有李鸿章所派的9个天津水师学堂的学生。在他们当中，来自福州的16人（14人学习造船，2人为机修工）后来留在了法国学习。1890年夏天，这些学生全部回国了。
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决定复兴海军，招聘法国技术团在福州船政局帮忙，于是派遣了第四批留法学生。这批学生的人数少，只选派了造船学堂的6个人，第二年又加上一个要派到比利时公使馆当翻译的学生。他们在1897年10月离开了福州。这次的经费十万七千银两由福建省的厘金收入、海关收入与船政局本身共同负担。这次只有一位中国监督，是第一批留法人员中的一位不太出色的工程师吴德章，陪同他的有一名翻译沈希南，这次并没有洋监督。由于经济困难，福建地方当局在1900年4月废除了监督和翻译的职位，随后在1900年11月命令全部学生回国，这就是船政局最后一批留法学生的情况。
二
值得关注的是，福州船政局组织的几次留法学习有着自己的特色。他们吸取之前留美活动的教训，对留学政策做了许多改进：
首先，制定了《船政生徒肄业章程》，对学生赴欧留学的组织领导、经费调拨、学习课目、肄业院厂、上舰实习、游历考察、成绩考核、思想督查、学习年限、毕业要求、生活管理、纪律处分等各方面内容都作了翔实而周密的规定。这些严格的规定对日后留欧学习的顺利进行以及取得良好的效果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二，选任合适的留学生监督。任命日意格担任洋监督¬——他本人熟悉船政事务，与学生情谊融洽，且与法国官厂、官学联系颇多，便于安插学生、延请教师。不仅如此，还对两位监督课以重责，规定此次留学所学技艺必须“极新极巧”，如果仍是老样，“则惟两监督是问”；而如果留学生多数成绩优异，则两监督亦有奖励。前三批派遣留学时都采用了这种严格的制度，而第四批没有使用，相应地，成绩也差得很远。
第三，加强对留学生学业的管理。规定每三个月或由监督负责、或聘请外国专家来考查一次，在留学期满时则由监督全面考核，学成者方可回国。规定的学习年限为三年，将成或未成者可申请延长学习半年至一年。留学期间，凡一切功课学习、游历见闻、日常生活都必须详记日记，每半年汇送船政大臣考核一次，并咨送南北洋大臣复核。留学生中如有无故荒废学业、不求进益、有名无实以及有不良嗜好者，由留学监督追究处理。同时，严格要求不允许学生剪除辫子。
第四，注重学以致用。留学生在学习了理论知识以后，必须入工厂或兵船实习。学制造的学生在第二、三学年内每年入工厂实习两个月，学驾驶的学生毕业后上外国兵船实习两年。此外，留学监督可随时带领学生赴工厂、炮台、军舰等处参观，以期学用结合。
第一批留欧学生和艺徒大都较好地完成了学习任务。不过他们没有留下日记，只留下一些法文信件。他们的年龄集中在二十岁到二十三岁，第二批、第三批的学生也是如此。而第四批学生中有些人有三十到四十岁，他们都不是自愿而去的。
在这些留法学生中，有一些比较杰出的人物值得关注：
魏瀚（1855－1922），留法期间学业出色，后来也有不俗的成就。他在民国元年担任福州船政局局长，但一直心存不忿，认为法国人轻视他。他不仅自己终其一生献身于技术的发展，后来还带动了整个家庭参与海军工作，造就了“海军世家”的佳话。
马建忠（1845-1898）和陈季同（1851-1904）则努力地融入法国社会。他们的性格并不相同，陈季同个性活泼开朗，有很强的表现欲，而且口舌伶俐、文笔优美，很快就找到了法国女朋友。1877年，马、陈进入了巴黎自由政治科学学校（E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ques），学习外交和法律。1878年5月，清政府设立驻法国公使馆，马建忠和陈季同同时进入使馆当差，马当翻译，陈当随员。自此，马建忠和陈季同开始以外交官的身份在法国社会展示着他们的个人风采。
郭嵩焘公使十分倚重马建忠。而陈季同则在李凤苞出任驻德公使（1878年11月）后被调往柏林使馆，他在巴黎社会引人注目的表现，要等到他1884年随同李凤苞回到巴黎使署就任代理公使时充当李的代表后才得以完全展现。马、陈在巴黎社会的种种表现，无论与外交事务有无关系，都因他们的外交官身份而光环愈显。其中马建忠不但因其出入巴黎的外交、社交圈子表现出来的多才多艺、文雅博学而受到赞誉，更因为其学业上的成就而受到瞩目——他得到了文科业士和理科业士的学位，是政治学校的毕业生，还获得了巴黎大学的法律学士学位。而他关于富国富民的学说，以及关于如何改革外交制度、养成新式外交官、改革海军制度等问题的倡议，也在巴黎期间渐次形成。马建忠立意要写一本书，名为《闻政》，把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介绍到中国。可惜这样一本书始终没能写成，他的这些思想体现在他的散篇论文里，最后结集成《适可斋纪言》。正是在政治学院系统的学习，奠定了马建忠的思想体系。
与他同时代的一些改良主义思想家大多纯粹通过对现象的观察进行分析，而马建忠的思想之所以深刻，就是基于他深厚的西方学术训练。他能认识到“端吏治、广言路、严考试”对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重要性。他回国后与李鸿章合作，经营各种事业，提倡“上班”制度，也在外交关系中发挥作用。他还撰写了《马氏文通》，引进西方语言学规则研究汉语语法 ，帮助读书人尽快掌握语言文字的规律，从而达到“载道”、“明理”的目的。
而陈季同则是以一个富有东方情调且风流倜傥的文人外交家的身份引起了巴黎社会的关注。日意格、李凤苞带同陈季同出入各种官方行政机构、媒体、学校进行交涉，一方面锻炼了陈的交流能力，一方面也帮助陈季同建立起广泛的人际网络，巴黎上层社会的社交之门就此为他打开。郭嵩焘也非常看重他。他虽然在学业上造诣不深，但却结交了大批学界的名流。1884年，陈季同作为李凤苞的代表，以一等秘书的身份主持使馆。也就是在这时，他开始在Revue des deux mondes分三期连续发表总题目为La Chine et les Chinois 的十八篇文章，在巴黎社会声名鹊起。这些文章后来以Les Chinois peints par eux-mêmes为题结集出版。两年后，他又出版了另一本作品，Le théatre des Chinois。但是，这两本作品是否真的是由他所创作的，这还是有疑问的。1889年，一度被教育使团聘为语言教师的Foucault de Mondion开始在Le Temps等媒体上发表文章，声称这两部作品是由他所写的，并通过法院起诉。在陈季同离开法国前的1891年2月12日，这个案子有了结果——因为陈季同具有外交官身份，法庭根本没有对案子进行深入的审核。在头两本书出版后，陈季同继续活跃在报纸和出版市场上，他又写了6本以上的法文著作，而且，再也没有另外的法国人出来声称自己是真正的作者了。写作和演讲给陈季同带来了巨大的光环。
陈季同所有的演讲和写作有一个根本的主题，就是试图消解法国人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向他们宣扬中国美好的一面。他采取的策略是“矫枉过正”，他也非常清楚自己的这种做法。陈季同的语言不无夸张，但他的风趣、幽默和热情对于消减中法战争后依然在空气中漂浮的仇恨和恐惧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他的翻译自《聊斋志异》的Les contes chinois，则带给了法国人一种浪漫和温情的情调，在法国文学界很受欢迎，对法国当时的作家也产生了影响。
从1885年到1891年，陈季同一直作为驻法使馆的头等秘书负责使馆事务。上流社会的大门纷纷为他打开，而他自己更是乐于此道。清末民初的著名小说家曾朴跟陈季同有过密切的私人交往，他形容陈季同“官职虽是武夫，性情却完全文士”，而法国人对他也有着近乎一致的看法。
后来，陈季同遭遇了债务危机，并且演化为外交丑闻。1892年回国后，陈季同在李鸿章的保护下，在清偿债务后复职起用，但也只能充当临时差委。他在外交上的回光返照之举出现在1895年，当时《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他被李鸿章派遣至台湾协助李经方办理割台手续。看到台湾军民誓死不臣服日寇的决心，陈季同遂以国际公法为依据，提出“割地须问居民能顺从与否”及“民不服某国，可自立民主”，与唐景嵩、丘逢甲等官绅谋求成立台湾民主国。失败之后，他逃跑上海，从事维新救国的事业，创办了《求是报》（International Review）。这份报纸引入西学、倡导维新，成为了当时颇有影响的重要刊物，只可惜资金不继，一年后不得不停办。陈季同晚年生活很困难，写了一些法文话剧和文章，但生活的困境令他的精神也转趋消沉，后来在1907年去世。
马建忠和陈季同的事业和思想都是发端和成熟于巴黎，在那里，马建忠获得了学业上的成就，陈季同作为外交官得到了认可。3年的巴黎生活，可以说奠定了马建忠以后的思想和职业生涯，而陈季同则借此成为了广受欢迎的文人外交官。
马建忠和陈季同回国后，事业上颇为周折。马建忠是学有所成的学者，不同于其他同时代的改革家或思想家，他的思想是建立在他深厚的西学学养上。 他不会提供一套完整的政治设计的理论，然而在专业领域上，他却可以贡献自己的认识、发挥自己的才能，他提出的一些理论也牵涉到了整个政治系统和时代背景的问题。
陈季同在巴黎的大有作为和在中国的仕途困顿则充分展示了他身份转变时遭遇到的两难困境。 在巴黎时他是沟通中法文化交流的使者，更是中国的文化宣导者，虽然实际上他更像是一个“西人”。而在上海时，他则成为了西方文化的提倡者，大力宣扬舶来自欧洲的先进文明，力主办女学，让自己的法国夫人参与起草办学章程，还帮助曾朴走入法国文学。但是，他无法在专业领域里继续发挥作用，也就逐渐成为了边缘人物。
福州船政局的后三批学生与法国社会的接触程度及方式都与第一批不同。一般情况下，他们与法国普通社会、平民社会接触较多，而很少有与上流社会、统治阶层，也就是所谓的巴黎的“头面人物”建立社交关系的机会。他们并没有参与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所以他们对于当时法国社会的影响也不如第一批留学生中的马建忠、陈季同等人。他们与法国的学者、大学教授、工程师以及一些学生关系比较密切，交际的范围可能有限，但是这是中法之间真正的民间文化交流的一个牢固开端，对二十世纪全球化的过程有着一定的意义。
在这些学生中，最出色的是1886年到达法国的第三批。这些留法学生首先在巴黎一座一流的私办中学学习了一年法语和科学，到了1887年秋天，他们当中有两人到高等师范学校的理科当旁听生，三人上了桥梁公路工程学校，三人上了巴黎造船工程技术学校，六人上了巴黎大学法律学院。他们都不是通过考试进入学校的，而有关部门决定因为他们都是外国政府的官员，因此可以免除入学考试。后来，在高等师范学校学习的两人——林振峰和郑守箴——学业十分出色，1889年在巴黎大学理学院分别获得了数学学士学位和物理学士学位。最优秀的郑守箴在当时21位高师大考生当中名列第五，他们是中国最早的得到外国大学基础科学学位的学生。 学习法律的六人也都得到了巴黎大学的法律学士学位，而且当时因为教学改革，他们不再需要写拉丁文论文。这些学生回国后，只有一小部分分配到了船政局工作，主要都是在学堂教学，如王寿昌任法文教习，林振峰和郑守箴任数学、物理科学教习。而大部分人后来都到外地去工作，兴办铁路、兴办矿业、经理武备学堂等。
最后一批留法学生的收获不多，学生们的学业也半途而废了。
在第二、三、四批留法学生当中，没有出现如马建忠、陈季同那样可以引起法国上流社会关注的人物，但是，我认为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他们的实力虽然没有受到舆论的注意，但可能是更为重要的。
首先是在教育方面：留法人员当中，大多数人都参加了教育，而这不仅仅是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没有其他的文化出入。其实，船政学堂留学教育采用了文本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模式和“引进来，走出去”的人才培养战略，培养了第一代多学科人才。对大部分留学生来说，留学经历促进了他们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很容易得到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导致他们对传统教育的怀疑、疏离和背叛。与其他社会成员相比，他们对西方教育的理解和认同更加深刻，因此，留学生们回国之后一旦投身教育事业，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改造旧教育作为自己的历史责任。他们积极投身于各级新式教育机构，大多从事基础性的改造工作，不仅为国内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师资来源和教学科研的基本力量，而且推动了近代高等教育体制的演进和高等教育体系的初步形成。他们开始建立一个不再以伦理道德为核心，而是以科学为中心、重视专业技能、离开科举考试附庸、面向现代世界的教育制度。但是不能忽略的是，这种过程并不顺利，受到留学生自身的弱点制约，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除了在教育方面的作用，船政局普通的留法学生也形成了中国现代工程师的骨干，可以说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新职业。在农业社会，工程师的职能一般由工民担任，而较少由士民担任。士大夫如果进行工程工作，这绝不是他们唯一的或主要的职业。从十九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开始，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现代的工程师是专门的人才，属于士大夫阶层，有专业的技术技能，也有一定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他们不关心政治，但关心公益，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文化和新文学的潮流。而在情绪方面，他们重视小家庭，关照夫人和孩子们，虽然不大关心社会声望，但大都责任感比较强，也希望过上有趣的和比较舒适的生活。
另一方面，他们还会热衷于引进新思想，鼓励新文化的形成。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在第三批留学生当中，法律学最优秀的学生是王寿昌， 他是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的国际法学家王铁崖的祖父。他在回国后担任马尾船政学堂的法文教习，不久后清廷修建京汉铁路，由他担任总翻译。京汉铁路建成后，他被调往汉阳兵工厂任厂长，为湖广总督张之洞所器重，经理与各国之间的事务。民国元年（1912年）春他回到福建，担任福州交涉司司长，负责对外交涉事宜。王寿昌爱好文学，在法留学期间，他接触并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名著。归国时，他带回了小仲马父子的名著等多部法国小说。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初夏王寿昌在马江任职时，好友林纾因为母亲和妻子的去世而抑郁寡欢，来到朋友魏瀚家散心解闷。为帮助林纾走出消沉的困境 ，王便主动与林纾谈起法国文学，向林介绍了法国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并建议与林合译这本名著。因为林纾不通法语，合作是由精通法语的王寿昌口述原著情节，再由林纾笔录的方式完成的。二人合作不到半年时间，此书全部译完，书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经校对后，这部以文言文译成的小说就以王、林二人的笔名“晓斋主人”、“冷红生”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在福州首版发行了。此后这部小说风行全国，接着各种版本不断出现，计有二三十种之多。
总的来说，船政局60个留法学生的角色可能对恢复中国的海权作用不大，但是，他们在文化上具有开拓的意义。不管是在知识结构方面、社会心态方面还是人际关系方面，他们都开启了新的局面和形势。理所当然地，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作用相比于法国社会也是更加值得关注的。
（未完，下周一将刊发下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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