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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枭”· 圣西尔元帅传
原作者Philipp Coates-Wright
I. 一位斯多葛派的养成期(1764—1799年)
自十六世纪以降,古维翁家族就在图尔(Toul)镇内及其附近居住了。十七世纪时,家族分为了两支。一支成功地在18世纪提升了其社会地位,成为小贵族,为法国陆军提供了一大批下级工兵和炮兵军官。另一支则延续了家族传统的屠宰生意。1763年2月8日,让·巴蒂斯特·古维翁(Jean Baptiste Gouvion),一位21岁的制革工人,在安排下与出自当地中产阶级家庭的15岁的安妮-玛丽·梅西耶(Anne Marie Mercier)结为伉俪。1764年4月13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洛朗(Laurent)诞生了。之后所生的两个儿子都在婴儿期夭折了[1]。
在第三个孩子降生于1767年后,圣西尔一生中也许是最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他的母亲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过。虽然不太确定,但她似乎去了里昂,在那里加入了一个半神秘的共济会旁支派系[2]。她将自己的姓氏从“古维翁”改成了“圣西尔”(St.-Cyr)。在4岁时失去了妈妈,然后又很快失去了两个兄弟,圣西尔的童年与快乐渐行渐远。他的密友兼日后的传记作者奥古斯丁·库尔诺(Augustin Cournot)告诉我们,这一切如何在圣西尔身上催生了强烈的个人主义,甚至让他在儿童时期就与同龄人格格不入[3]。这让他变得不爱交际,周身都带着一股忧郁的气质。这种过早的深沉性格与强力的意志可以从他拒绝子从父业的事情上看出来。尽管父亲给予了他很大压力,经常还伴随着肢体暴力,但圣西尔始终对制革业和屠宰业深感厌恶。他凭借自学达到了足以在图尔的炮兵学校当“免费旁听生”的水平。
幸运的是,这里的其中一位老师阿贝·西让(Abbé Siijean)对他怀有兴趣。他在那里学了基础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数学和绘画学得很好。他的堂兄弟路易-让-巴蒂斯特·古维翁(Louis-Jean-Baptiste Gouvin)是一位职业炮兵军官,他对圣西尔说如果后者想加入炮兵部队,他可以充当保护人。不过18岁的圣西尔回绝了这一提议,他对乡下家居感到窒息,又很憎恶他的父亲,于是便怀揣着成为一名艺术家的梦想去了意大利。从那时起留下的画作显露出一种真正的天赋。意味深长的是,他途经里昂,试图找到他的妈妈,不过并未成功。后来他将自己的姓氏改为“圣西尔”。
近年的圣西尔传记作者克里斯蒂亚娜·丹维尔(Christiane d'Ainvil)认为,尽管他很少谈到或者写到他的妈妈,不过这种“默受煎熬展露了他性格的复杂之处,既强硬又易受伤,既独断专行又敏感脆弱”[4]。因此他终其一生也无法平易近人地自嘲。开别人的玩笑还可以,要是开他自己的玩笑他可绝对笑不出来。彻底树立起自力更生信念的圣西尔几乎不能参与正常的社交活动,丹维尔称他是一位“当代的斯多葛派”。
在游荡于意大利各处的四年里,他将精力用于绘画与观察风物。22岁之际,他启程前往巴黎,加入了布勒内(Brenet)的画室,后者是布歇(Boucher)的新古典主义学校的弟子。圣西尔还尝试了戏剧事业,不过剧场经理把他给炒了,因为他过于羞涩以至于台词都说得结结巴巴的[5]。
然而,1789年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位口齿不清而又持有强烈个人主义倾向的年轻艺术家。他在1792年9月1日志愿加入了共和国猎兵第一营。很快,他的同志认可了他的领袖气质与组织才干,待到9月15日,圣西尔已经是一名上士了。与此同时,他坚持要留着“古维翁·圣西尔”这个新姓氏,在那个与贵族有联系的表象就会把人带上断头台的时代里,这种做法几乎是有自我毁灭倾向的,这清楚说明了其因为长期缺乏母爱所造成的情感之深沉,以及特立独行之甚。幸运的是,他持有并表现出强烈的反保王主义和教会态度,加之其真正的社会出身在同志间不是秘密,所以他并没有受难。确实,到9月末,他已经被选为少尉,11月1日又当选为上尉。
到了11月末,圣西尔的营已经被派遣到莱茵军团中,之后在屈斯蒂纳(Custine)将军指挥下驻于马耶讷河(Mayence)前。很快,他们与布伦瑞克公爵的军队打了起来,并表现得不受管束,充满了革命热情而非严守军纪。圣西尔的连队指挥经历十分短暂,这成了他后来难以体恤连队和营队的压力与需求的一个主要原因。正是圣西尔的制图术技巧为他开辟了通往高级指挥官之路,因为有一天屈斯蒂纳骑马经过,看见他正在画霍赫海姆(Hochheim)的位置的草图。屈斯蒂纳抢过画来一看,发现是一幅绝佳的地形图。问了几个问题之后,屈斯蒂纳便将圣西尔纳入其参谋班子中,后者在1793年2月1日获得了参谋上尉(capitaine-adjoint to adjudant-general)的军职[6]。
在盖伊·德·韦尔农(Gay de Vernon)将军麾下绘制地图期间,圣西尔遇见了参谋中校德塞,很快,这两个看上去性情大为相异的人开始了一段十分亲密而持久的友谊。圣西尔总是十分冷淡,行为举止简直冷若冰霜,总是小心翼翼地掩盖自身的想法,甚少与他的参谋来往。而德塞总是急于表露自己的所思所想,在他的“部队家庭”中过着兴高采烈的生活[7]。蒂埃博将军恰如其分地归纳了他们的特点:“这两个人的性情气质带来不同的效果,我对圣西尔的智力上的钦慕伴随着对他本人的厌恶,然而对德塞的仰慕却令我对他的依恋与忠诚水涨船高。”[8]他们也有某些相仿之处:两人都洁身自好,不受腐败风气侵蚀。面对帝国的种种诱惑,圣西尔自始至终保持清廉[9]。与此同时,圣西尔也和奈伊和达武建立了长久的友谊。
1793年9月14日,圣西尔得以初展才干。他受命指挥四个营去击退奥军对朗勒蒙特(Landremont)的突袭。师里的人民代表强迫他接受了参谋中校的晋升(那时战败的指挥官可是要上断头台的),而他也彻底击败了来犯的奥军。这一行动彰显了圣西尔作为指挥官的两个主要特点:其一,他在朗勒蒙特附近的山丘上与山谷里所做的巧妙部署和行军显露了其对山地作战的偏爱;其二,他喜欢营造盛大壮观的效果,在这场战斗中,他先是让一门隐藏的大炮突然开火,然后发动了决定性的骑兵冲锋[10]。利用心理因素来影响敌我双方的军队是他的得意技能之一。朗勒蒙特之战也显示了其特立独行之倾向,因为他决定亲自率领两个拿着长矛的新兵营发起进攻,而不是另外一个由拿着步枪的已婚男子组成的国民自卫军营[11]。
1793年至1797年间,圣西尔都在莱茵军团(后来成了莱茵与摩泽尔军团)中服役,先后在克莱贝尔、奥什、儒尔当、皮什格鲁和莫罗麾下作战。1794年6月5日,他又很不情愿地被人民代表提升为暂任准将,6月10日又升任暂任少将(公安委员会于9月2日批准)。直到公安委员会倒台,处斩落败将领的做法也废止后,圣西尔才乐享这些晋升任命。
圣西尔和他的上司相处得并不融洽。他那一贯的冷淡态度以及提交简报时完全的权威口吻会惹怒上级,就因为这个原因,圣西尔在其职业生涯中所作出的忠告和建议经常会被拒绝。虽然事实证明,圣西尔的预见常常都是正确的,但这只会让其同僚的言词更加恼羞尖刻。
圣西尔在这段时期的最大成就是1796年10月2日的比伯拉赫(Biberach)之战。这场战斗几乎完全是由圣西尔和德塞联手策划的(证明圣西尔有时也能团队合作),圣西尔以其特有的戏剧性风格以及几近拿破仑式的攀登方式向战场的高地进军,他将24门炮派到前线,在炮火的掩护下前进。
莱茵军团对圣西尔的人格有塑造作用。譬如,他以自己的冷淡节制与自力更生品质为傲,不屑于参与政治事务,一心为法兰西服务并与她的敌人搏斗。同时,圣西尔也暴露了自身的弱点,绝大部分是因其参谋军官本质所致。作为一位超群的组织策划与作战部署方面的管理者,圣西尔视手下的部队为工具,只希望他们做好为他所用的准备,而不关心怎么赢取他们的爱戴[12]。但也必须承认,他尽最大的努力去避免无谓的流血牺牲,总是审慎地计算每一步,为部队行动做出最细微的准备安排,考虑到每一行动的可能后果以及可能要付出的生命代价。尽管他极为小心谨慎,但没有人会指责他缺乏勇气。他最重大的胜利,比伯拉赫之胜与波洛茨克之胜,都是靠大胆的战术取得的,而且也不要忘了,他从来没有输过一场仗。圣西尔的作战技巧中最重要的一元是心理学上的。他靠观察敌军的行动来找出将其扰乱的最佳之策,又通过观察自军来估测他们可做出多大程度的努力。就像1812年在波洛茨克,他直到下午较晚时才开战,因为他知道他的部队只能奋战4至5个小时[13]。同时代的人承认,虽然他的部队对他不抱喜爱之情,但他们信任并尊敬他。
自1793年至1797年,圣西尔只短暂地离开过一段时间——那是在1795年初,他回到图尔去结婚。在结婚的事情上,他再次显得鹤立鸡群,因为他的婚姻不是媒人安排的,而是自由恋爱的结果。2月26日,他与19岁的堂妹安妮·古维翁结为伉俪。这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在他们36年的婚姻生涯中从未产生过半点丑闻。有趣的是,据说圣西尔夫人是个外向的人,充满活力(就像德塞那样),与其冷淡内向的夫君大相径庭。二人鲜为人知的家庭生活表明了圣西尔也有十分温柔体贴的一面,也暗示了假若他未曾失却母亲的关爱与支持,不曾遭受父亲的暴力虐待的话,他可能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
在达成坎波福米奥和约后，圣西尔于1798年3月6日被派遣到意大利，从马塞纳将军处接过罗马军团的指挥权。出于很多原因，在罗马的军队正处于哗变的边缘，民众也蠢蠢欲动。此时，圣西尔展现出敏锐的心理洞察力以及出众的口才（比起在巴黎时已经有了很大进步），兵不血刃就顺利重整了部队的秩序，阻止了骚乱的发生[14]。随后，他将许多时间花费在派遣飞行纵队到农村去清扫猖獗的游击队上面。
悲哀的是，圣西尔对意大利的钟爱（源自当艺术家的岁月），以及对其人民和风俗传统的喜爱，加上自身的清廉，恰恰成了自己去职的原因。他得知法国领事从多里亚亲王处攫取了一个饰有宝石的金圣体匣，便马上命令将其归还。但可怜的亲王却十分软弱，把圣体匣当做“礼物”交了回去，而领事们则运用影响力，将圣西尔召回了巴黎，由麦克唐纳接替他的职位[15]。圣西尔恬淡寡欲的荣誉准则赢得了部队的尊敬，但却不受上级青睐。
尔后，圣西尔在1798年8月16日被派往美因茨军团，在儒尔当麾下指挥军团左翼。他和上级的关系一如既往地紧张，提出的忠告总是被忽视。不久，由于儒尔当糟糕的战术部署，他的军队被赶过了莱茵河。当得知马塞纳要代替儒尔当时，失望又疲惫的圣西尔在1799年4月6日获准离军休假，他很鄙夷前者的贪婪成性。
1799年6月24日，他奉命返回意大利，在莫罗麾下任职。在10月16日的诺维之战中，指挥右翼的圣西尔以其精湛的战术技巧率领部下秩序良好地撤退，并让军团余部避免了陷入全面混乱的境地。现在，他指挥着在利古里亚和热那亚的部队。1799年秋，面对奥军的优势兵力，圣西尔发动了一场引人瞩目的战役。
11月24日，在意大利的军队收到公告，要求他们向波拿巴和执政府宣誓效忠。圣西尔让部队宣誓了，不过他自己则出于原则而表现得缺乏热情，因为他很讨厌被卷进政治事务当中，这令波拿巴从一开始就不信任他。尽管如此，圣西尔在战场上无可否认的辉煌成就为他赢得了一把光荣之剑，波拿巴还在一则公告里赞扬了他的才干。
1799年12月17日，圣西尔受命返回莱茵军团，现在的军团司令是莫罗。不幸的是，圣西尔很快又因为他的态度而引来了莫罗的不满，正是在这个时候，圣西尔作为“坏同僚”的传闻开始出现了。尽管完全没有根据，莫罗还是指责圣西尔没有援助友军，后来拿破仑和圣西尔发生冲突的时候也会拿这个说事。不过，奈伊和巴拉盖·蒂利耶将军都在这一时期写了大量的信件感谢圣西尔在战场上的帮助[16]。1800年5月9日，圣西尔在第二次比伯拉赫之战中取得了耀目的胜利。不过，在6月5日，由于无法再和莫罗共处，圣西尔按批准回国休假。
回国后，圣西尔十分难过地得知了德塞在马伦哥的死讯，他失去了也许是最亲密的朋友。波拿巴现在任命他为参政院议员，从1800年9月到1801年2月间，圣西尔表现出了卓越的立法才干。
II. 光荣年代里的斯多葛派(1800—1814年)
1801年2月4日，圣西尔出任驻西班牙大使，负责监督西班牙对葡萄牙的战事。他的气质与西班牙宫廷腐败欺诈的气氛完全不合。虽然圣西尔成功与葡萄牙签订了协约，令后者与英国断交（这场战争的目的），并且将路易斯安那割让给了法国，但他还是高兴地在1803年5月踏上了回国之路。拿破仑曾派塞居尔(Segur)中尉到西班牙给圣西尔布置任务，而塞居尔留下了一段关于圣西尔的有趣描述：“这位将军的外貌与其军事上的名气相一致：高个子，富有男子气概，面容庄重而高贵，处事镇静而又令人印象深刻地质朴。”[17]
不幸的是，圣西尔还没来得及歇口气，又在当月被派往那不勒斯，在那里一待就是3年。他试图与那不勒斯宫廷的阴谋周旋，除此之外，他还在缪拉将军手下任职过一段时间，可以想象二者在性格上会有怎样的碰撞。圣西尔的痛苦还在加重，1804年3月，他必须签署一份宣言，庆贺拿破仑建立帝国。但他拒绝执行这一纯粹的政治举动，他坚信自己是一名军人，不需要参与政治担保，所以没有签名。拿破仑很快展开了报复。1804年5月19日，18位元帅的名单公布了，圣西尔不在其列，但却有苏尔特、贝西埃尔、拉纳这些从来没有独立指挥过的人。作为部分补偿，他得到了胸甲骑兵荣誉上将的称号以及大鹰级荣誉军团勋章。圣西尔以坚忍的缄默掩盖了心中深深的苦涩感。不过，他的确向拿破仑宣誓效忠，并在拿破仑加冕时代表那不勒斯军团发去祝贺宣言，尽管明显缺乏热情。
虽然磨难不断，不过圣西尔在那不勒斯也有享受的时光。他的妻子能够伴随左右，许多喜爱南意大利的宜人气候的艺术家、诗人和哲学家组成了令他感到兴奋而又意气相投的社交圈子。正如保罗·路易斯·科恩(Paul Louis Corne)所见：“他是个优秀的人，富有学识，也许是通晓大屠杀的高尚艺术的人当中最有学问的，他在私下交往中令人愉悦，也是我的一位好朋友。”[18]
随着1805年末的战争的到来，圣西尔已经达成了让那不勒斯保持中立的条约，于是北上支援马塞纳。他指挥意大利军团的右翼，继续封锁威尼斯。罗汉(Rohan)亲王试图解围，但圣西尔在11月23日的威尼托自由堡(Castelfranco Veneto)之战中击败了他，俘虏了亲王的大部分部队。围城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之后，圣西尔受命前往那不勒斯，那边的宫廷已经公开违反条约，与英国人为伍了。但当他发现要接受马塞纳的直接领导后，对这一降级安排怒不可遏的圣西尔，在向佩里尼翁将军移交了指挥权，并给马塞纳和贝尔蒂埃（时任战争大臣）写了辞职信之后，便立马启程返回巴黎。1806年1月5日，圣西尔抵达首都，而拿破仑却立刻命令他返回那不勒斯，否则就要派行刑队枪毙他！
相当泄气的圣西尔只好回到了那不勒斯，这时约瑟夫·波拿巴已经坐上了那不勒斯的王位。由于圣西尔明显地表露出对滞留在那不勒斯的极度厌恶，约瑟夫在8月准许他回国。12月15日，他负责在布伦军营指挥第一预备军。此后的20个月里，圣西尔除了维护港口设施和防御工事之外就是维护港口设施和防御工事。他对这种半闲散状态很满意，因为这样可以花更多时间陪伴妻子，还可以画很多乡村风景画。他还购置了漂亮的勒韦索城堡(Chateau de Reverseaux)，那里是他退避工作压力的静居之所，很快，他也迷上了园艺和农业。1808年，拿破仑确实赏赐了圣西尔30,211法郎的年金，不过比起其他人来说就微不足道了，譬如奈伊和达武，他们的年金达到一百万法郎（译注：奈伊1,028,973法郎，达武910,000法郎）。尽管如此，拿破仑并没有完全否定圣西尔的功劳，后者在1808年5月8日受封为帝国伯爵。
圣西尔的休憩时日终止于1808年8月17日，他被召至西班牙指挥加泰罗尼亚军团。这是他指挥生涯中最成败交杂的一次。虽然要分兵把守几个大城市和继续围攻赫罗纳(Gerona)，但他还是击败了大批的西班牙军，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尽管有科尔达德乌(Cordadeu)、莫利诺斯德雷伊(Molinos de Rey)和巴利斯(Valls)的戏剧性的胜利，但圣西尔没能拿下赫罗纳。应当指出的是，圣西尔意识到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觅食将会相当困难，所以他十分注意确保部队得到足够的补给[19]。（圣西尔似乎是凭经验行事，如果是在丰产的乡村里，他就让上校们去收购粮食；如果是在贫瘠的地方，比如西班牙，或者部下胡乱抢粮，比如1812年巴伐利亚人在俄国[20]，他就亲自尽力寻找补给。）
现在，圣西尔因其离开西班牙的方式而跌到了帝国生涯的最低谷。拿破仑不满于圣西尔在赫罗纳的缓慢进展，于是在1809年5月宣布由奥热罗元帅取代圣西尔。圣西尔终其一生都认为，拿破仑故意否认他有足够的兵力和装备来取得胜利，以此来羞辱他[21]。不过奥热罗却不着急承担这一不合意的任务，他继续留在佩皮尼昂(Perpignan)，声称自己正受痛风之苦。于是圣西尔只能继续指挥，直到胜利将至，奥热罗才接管部队，顺便邀功。圣西尔无计可施，直到10月间以需要直接与战争大臣克拉克商讨作战事宜为托辞到了佩皮尼昂，在那里发现奥热罗健康无恙。于是，他立即拿出从加泰罗尼亚的医疗总监处得来的医疗证明，以示自己身体状况很糟[22]，然后把指挥权交给了奥热罗，并祝贺后者身体痊愈。之后，圣西尔没等回复就走了。拿破仑迅速派人将其逮捕，不过旋即又释放了他。此后的18个月里，圣西尔一直赋闲在勒韦索，而拿破仑派了三个委员会来调查他的擅离职守行为。好在调查发现圣西尔的确病了，不过他还是因为转交指挥权的方式受到了训斥。1811年4月14日，圣西尔被召回参政院，这表示他重新得宠了。很快，拿破仑要让他在征俄战役中派上用场。1812年2月8日，圣西尔受命指挥巴伐利亚人组成的第六军。在这一年里，拿破仑和圣西尔终于和解了。7月22日，在与拿破仑参加了一个长久的会议之后，起身离开的圣西尔似乎已经彻底被皇帝的魔力所倾倒，并且被他的个性迷住了[23]。与其他年份不同，圣西尔的回忆录中1812至1813年的部分包含了更多对拿破仑的赞美。当乌迪诺在8月15日到来后，圣西尔受命前往波洛茨克支援乌迪诺的第二军。乌迪诺毫不掩饰他对圣西尔的厌恶，而圣西尔则要听一个在共和国时期指挥过的军官的命令。不过，很多人对圣西尔的在场表示高兴，即便是不抱好感的马尔博上校也评论道：“圣西尔确乎是欧洲最能干的军人之一···我不知道有谁在战斗中调兵遣将比圣西尔更胜一筹。”[24] 当维特根斯坦于8月16日发动进攻时，乌迪诺面前困难重重，而圣西尔只是跟着他跑来跑去。每当乌迪诺询问建议，圣西尔就回答一句：“元帅阁下，拿破仑封了您当元帅——我是谁，一名将军而已，哪能给您建议呢？”[25] 尽管没有人指责圣西尔追逐私利，但作为一个聪明人，他自然而然地希望自己能够被放在人尽其才的位置上。很多关于他最不受欢迎的特征——譬如嫉妒心与孤僻倾向——的记述都来源于帝国时期，此时的他虽然没有个人野心，但眼看着自己被才能与资历远不及他的人们忽视和闲置，他当然是牢骚满腹。
不过命运女神总算拉了他一把。乌迪诺在16日的晚上受了重伤，于是将看来必输的战事交给了圣西尔。而同样受伤的圣西尔却没有在这一挑战面前退缩，反而斩获了惊人的胜利（详见后文）。
8月27日，圣西尔终于得到了姗姗来迟的元帅杖。按照他一贯的作风，当天他写了一封长长的信给亲爱的妻子，不过只花了一个句子来报告这个消息[26]。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圣西尔都在波洛茨克修筑防御工事，10月中旬的疫情将他的部队降到了18,000人。10月18日，维特根施坦率领50,000大军来犯，结果被击退。不过圣西尔也受了重伤，只能躺在担架上行动。眼看阵地难保，圣西尔下令撤退。10月30日，深受左脚伤势之苦的圣西尔愉快地将指挥权交还给了康复的乌迪诺，然后退到明斯克休养。12月29日，圣西尔痊愈归来，负责指挥巴伐利亚人组成的第六军，该军刚刚得到了10,000人的增援。1813年1月16日，圣西尔与欧仁亲王会合，协力掩护残余法军的撤退。第六军与第十 一军退至柏林后，圣西尔在3月10日患上了严重的伤寒，不得不返回法兰西。
病好后，圣西尔在8月4日出任在德意志的第十四军军长。1813年秋季战役是圣西尔与拿破仑关系的蜜月期。在当时的一封信以及日后的回忆录中，圣西尔热烈推崇拿破仑的天才[27]。拿破仑则认可了圣西尔的才华：“他是我们防线中最优秀的人，尽管我比他更善于进攻。”[28] 圣西尔的防御技巧很快就要接受德累斯顿会战的严峻考验，他得在8月25日至26日期间用区区20,000人抵御225,000人的联军。早在8月21日，圣西尔就预测道，倘若拿破仑前至齐陶(Zittau)，联军便会猛攻德累斯顿，但皇帝不以为然。8月23日，联军纵队果然威逼德累斯顿，于是拿破仑写信给元帅，承认了他的远见卓识[29]。犹豫不决又决断失误的联军没能发动全面进攻，于是拿破仑带着100,000人马及时赶到，赢取了最后一场重大胜利。拿破仑对圣西尔能守住德累斯顿的信心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这也是圣西尔在拿破仑直接指挥下参加的唯一 一场战斗，他们彼此惺惺相惜。纵观9月，圣西尔参加了拿破仑的许多简报会议，他建议用一支联合的法军发动引人注目的进攻，但拿破仑拒绝了，因为他打算用更保守的策略以引诱联军展开决战。
最值得注意的是，圣西尔在10月6日与拿破仑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谈。下午，拿破仑谈到，他准备撤到莱比锡打一场决战，并且完全同意圣西尔的观点，认为在亟需集中所有部队的情况下派兵留守德累斯顿是愚蠢的军略。然而，12个小时之后，圣西尔却接到命令，让他带领两个军驻守德累斯顿。拿破仑并没有对这一突然变卦作出解释，不过至少圣西尔知晓皇帝觉得这很愚蠢[30]。莱比锡之战后，放弃德累斯顿的命令姗姗来迟，而圣西尔已经被重重围困了。圣西尔几次尝试逃到易北河右岸，但没能成功。在粮食即将耗尽之际，他只好在11月11日签署了投降协议。遗憾的是，联军拒绝履行商定的条款，不允许圣西尔的部队返回法国。他们虚伪地表示圣西尔可以返回德累斯顿，但那只会让他的人马饿死，于是圣西尔被迫彻底投降。直到战争结束之前，圣西尔都被囚禁在卡尔斯巴德(Carlsbad)。
III. 现实主义时代的斯多葛派(1814—1830年)
1814年6月，圣西尔终于回到了法兰西，迎接他的是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他回到勒韦索，闭门静思，无视试图用圣路易骑士勋章和法国贵族头衔争取他的路易十八。波旁王朝第一次复辟期间的整整9个月，圣西尔都待在勒韦索，只给路易十八写了几封信，告诉他怎么赢取军队的忠诚：“如果您想将军队收为己用，把上校们留下。”[31] 这个明智的建议一如既往地未经采纳。1815年3月7日，圣西尔受命前往里昂组织对拿破仑的抵抗，他相信路易十八是国家的合法统治者，所以他别无选择。但圣西尔并没有抵达目的地，因为他在3月11日遇到了逃回巴黎的阿图瓦伯爵，获悉里昂已经向拿破仑敞开了门户。3月14日，圣西尔来到巴黎，发现自己置身于极度混乱之中，但他还是很不情愿地接受了命令，前往奥尔良组织一支新的保王党军队。然而奥尔良的军队很快就把白帽章换成了三色帽章，而路易十八逃往根特(Ghent)的消息也传到了圣西尔的耳中，于是满怀厌恶之情的圣西尔即刻回到了勒韦索。拿破仑并没有强迫圣西尔向他宣誓效忠，而是让他安静地待在勒韦索，路易十八的拉拢也被拒绝了。
滑铁卢之战后，6月22日，圣西尔在巴黎担当临时政府顾问。国家正遭到入侵，他认为自己有义务参与抵抗。7月1日，临时政府与多数元帅召开重要会议，商讨要不要保卫巴黎。圣西尔坚决要求战斗，并呼吁民族独立和重建共和国。然而，更为谨慎的声音占了上风，法国政府接受了君主制的二次复辟以及联军对巴黎的占领。
7月7日，国王被联军士兵簇拥着重返巴黎，圣西尔即将开始一段全新的政治生涯。在麦克唐纳元帅的推荐下[33]，路易十八任命圣西尔为战争大臣。圣西尔接受了，一心想要以某种形式保存法国陆军。在这个职位上，圣西尔从7月8日工作到9月25日，事实证明这段经历并不愉快，结局也是悲惨的。他无力阻止原有军队的解散；根据革命早期的步、骑、炮混合兵团，他提出了重建由省级兵团组成的军队的完善方案，但极端分子将其严重削弱了。他们拒绝任何形式的征兵，要求任命无能的王党军官。结果，法国陆军只剩下80,000名士气低落的志愿兵与老兵，最能干的老军官以及非委任军官都被清除出去了。此外，尽管圣西尔激烈反对，但极端分子又一次取得了胜利：他们重组了王家禁卫军，还把蓝色的制服换成了白色。
对于圣西尔来说，剥夺其法律保护的人员名单是真正的悲剧。当最初的名单在议会上公布时，超过1,000人名列其上，圣西尔和其他人成功缩减了人数，并将其分为两类。第一类人员有700人，他们会得到轻微的处罚。第二类的18人则要以叛国罪接受审判，包括他的老朋友奈伊。圣西尔试图组建一个由4位奈伊的元帅同僚——奥热罗、马塞纳、莫蒂埃和蒙塞——以及3位将军组成的军事法庭，希望他们会在最坏的情况下建议将奈伊免职并监禁。但蒙塞拒绝列席，遭到国王的贬黜。另有5人宣称他们因为此案的政治性而无权审理。此时，圣西尔也被极端分子赶出了办公室，无法再为奈伊出力了。作为贵族，圣西尔参加了11月21日的在上议院的审判，投票要求将奈伊驱逐出境，还写了封请愿书，希望国王宽大处理。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奈伊最终还是被枪决。苦恼失意的圣西尔选择了退居勒韦索。
此后的两年里，圣西尔专注于自己的家庭，因为他的夫人在1815年12月30日为他诞下一子。很多同时代人都注意到圣西尔的性格在此时明显柔和了许多。在51岁的时候当上爸爸，圣西尔珍藏给妻子和密友的那份隐秘的温柔，也终于浮出了水面[34]。
这段时期的政治史摇摆于极端保王派和宪政自由派之间，按当时的标准，圣西尔在贵族院的演说具有一股“激进左派的民主味道”[35]。1817年6月23日，极端派处于劣势，国王邀请圣西尔在温和的黎塞留内阁中出任海军大臣，后者接受了，他知道这一任命的真正目的是为他再次执掌战争部做准备。由于法国军队的惯性，担心会再次爆发革命的反法同盟占领军拒绝撤离。现在只有圣西尔被认为有能力重建一支现役新军。国王承诺充当后盾，而整个黎塞留内阁也加以协助，圣西尔便在1817年9月12日再次担当战争大臣。为表诚意，国王在8月31日封他为侯爵，并授予他圣路易大十字勋章。
尽管极端分子激烈反对，圣西尔可以放手去打造一支新军了，他的许多想法在1815年时遭到了阻碍，现在可以有效实施了。他的改革主要在于征兵法，这是他最大的成就。他坚信军队来自国家，应该反映出法国社会的价值观、愿望以及社会构成。他的支持者基佐(Guizot)说道：“在他（圣西尔）看来一支军队就是一个小国家，来源于一个更大的国家，它组织严密···权责分明，训练有素···国家的每一阶级都必须协助建立这支军队。”[36] 这与极端派主张的老式的与国家分离的十八世纪式志愿军大相径庭。圣西尔的“法”以革命原则以及帝国经验为基础。
法国重新引入了有限征兵制，称为“征召制”(Vappel)，所有成年男子（除了指定的熟练工匠之外）都需要抽签决定服役。为了安抚资产阶级，仍旧允许出钱雇人代替服役。晋升规定固定不变，以防止徇私舞弊。非委任军官要能够熟练地阅读写作和掌握数学。能成为军官的人，必须是任职至少两年的士官，或者是军校毕业生。军官必须在每一军阶至少服役4年，然后才有机会晋升，这样可以升到中校。至于上校及以上等级的军官，国王保留任命的权力。有趣的是，圣西尔更青睐三分之一的军官由选举得出的革命原则，但国王完全否决了这一提议[37]。此外，圣西尔还建立了总参谋部队、一所参谋培训学校和陆军军需部队[38]。
最后，在正规军中服役6年之后，老兵们还要在预备役部队中再待上6年。圣西尔的目的是建立一支由老兵组成的240,000人的常备军，以应对敌国的入侵。正如他对下议院所说的：“无论庞大的常备军是怎样组成的，他们总是把国家驱向侵略战争···但我们已经尽力将正规军缩减到最小规模，以此来限制危险。”[39] 道格拉斯·博尔什(Douglas Porch)说：“圣西尔的预备役部队体现了公民士兵的革命理想，他们平时是民众，但随时准备在危险到来时保卫国家。”[40]
圣西尔的改革使军队确为改观，直到19世纪60年代末仍是法国陆军的基础。但在1824年，极端派成功废除了预备役部队，因为他们怀疑它是拿破仑老兵的补充，而且与小型而专业的王家军队原则相悖。圣西尔的公民军队概念要等到1870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之后才能实现，如果他最初的设想能够一直保留的话，这场灾难也许可以避免。
1819年11月，圣西尔因其糟糕的健康状况以及对极端派限制选举权的厌恶而辞职还家。此后，他一直专注于家庭、农务与回忆录写作。1829年时，他的身体已经十分之差，以至于不得不居住在著名的耶尔(Hyeres)温泉处。1830年3月12日，他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在半昏迷状态中弥留5天之后，圣西尔于3月17日逝世。尽管圣西尔夫人是天主教徒，但他终生秉持的不可知论信念得到了尊重，并没有领最终圣餐，他的墓上也没有十字架或者任何宗教图案[41]。
IV. 波洛茨克之战(1812年8月18日)
1812年8月16日晚，圣西尔的部队正处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许多士兵分散在城墙外的园林中，其他人则背水一战。不过，正如马尔博所说：“圣西尔坚定有力的手紧握着指挥的缰绳，几个小时之内战况就会天翻地覆——一个懂得如何激发信心的干将能造成如此之大的影响。”[42]
圣西尔手上有24,000人，而他的对手维特根施坦则有30,000人，于是圣西尔将突袭视为取胜的最大希望。他判断，维特根施坦希望法军撤退，所以圣西尔如他所愿，在17日带领大部分军队退到了迪维纳河(the Dwina)左岸，并疏散了辎重和伤员。当晚，他派人修筑了一座新桥，然后又带兵回到右岸。另一方面，经历了16日的战斗的俄军还在营地里休整，等待三天后的援军。8月18日下午3点，圣西尔估计手下部队能战斗4至5个小时，于是便发起进攻，打得俄军完全措手不及，直到后退了一段距离之后才恢复镇静。弗雷德(Wredes)将军的巴伐利亚师英勇地夺取了斯帕斯(Spas)村的右面阵地，而德鲁瓦(Deroy)的巴伐利亚师在30门炮的支持下攻占了村庄本身。勒格朗(Legrand)将军和韦迪耶(Verdier)将军的两个法国师占据着斯帕斯和波洛茨克之间的中部，梅尔(Merle)的法国师负责掩护波洛茨克前方，而科尔比诺(Corbineau)、杜梅克(Doumerc)和卡斯特尔(Castel)的骑兵则部署在梅尔师和迪维纳河之间的平原上。现在，维特根施坦绝望地试图扭转形势，他把由几个近卫猎骑兵中队带头的预备队投向梅尔师和杜梅克的骑兵师之间。势头很猛的俄军冲到了这些部队的后方，以至于圣西尔的马车（他在8月16日负伤了，不能骑马）都翻倒了，幸好他身穿朴素的蓝色外套，才没有在被俄国和法国骑兵包围的情况下被认出来。圣西尔冷静地赶到留在波洛茨克公墓充当预备队的瑞士旅处，命令第三瑞士团发起反击，贝克海姆(Berckheim)将军率领第四胸甲骑兵团冲锋支援。俄军的进攻由此崩溃，所有俄军都在彻底混乱中向后逃窜。鉴于黑夜已经降临，法军也都筋疲力竭，圣西尔没有进行追击。经此一役，俄军伤亡3,000人，另有1,500人和20门大炮被俘获。法军伤亡不到1,000人。
最后，有必要驳倒马尔博流传下来的几个虚构轶事。第一，圣西尔的确在18日花了整晚的时间给拿破仑写了一份很长的战情报告，列出了许多应该给予奖励和晋升的官兵姓名，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圣西尔——像马尔博所说的——曾经演奏过乐器，肯定不是小提琴，也肯定不是在当晚[43]。第二，圣西尔并没有在波洛茨克之战后的两个月里对部队不闻不问，贝尔特藏(Berthezen)将军和科莫(Comeau)将军都谈到圣西尔是怎样在大多数时候视察部队，并仔细分配适度的补给的。
参考文献
1. C.d’Ainval，Gouvion Saint- Cyr (Copernic, 1981), p. 29.
2. Ibid., p. 31.
3. Ibid., p. 29.
4. Ibid., p. 31.
5. Ibid., p. 34.
6. R. W. Phipps, The Armies of the First French Republic and the Rise of
the Marshals of Napoleon I (Oxford, 1929), Vol. 2, p. 41.
7. Ibid., p. 68.
8. D. A. P. F. C. H. T hiebault, The Memoirs of Baron T hiebault, English ed., Trans, by A. J. Butler (Smith, Elder & Co., London, 1896)，Vol. 1, p. 364.
9. Phipps, op, cit., p. 69.
10. Ibid., pp. 60- 61.
11. Ibid., pp. 61- 62.
12. Ibid., pp. 445- 46.
13. d’Ainval， op, cit., pp. 286- 87.
14. T hiebault, op. cit., p. 363.
15. Ibid., pp. 382- 83.
16. d’Ainval, op. cit., p. 64.
17. P. de Segur, An Aide- de- Camp of Napoleon, English ed, trans. by H. A. Patchett- Martin (Hutchinson, London, 1896), p. 70.
18. R. P. Dunn- Pattison, Napoleon s Marshals (E. P. Publishing, Wakefield, 1977)，p. 238.
19. C_ Oman, A History of the Peninsular War (A.M.S., New York 1980)，Vol.2, pp. 74- 75.
20. J. B. A. M. Marbot, The Memoirs of Baron de Marbot, English ed” trans. by A. J. Butler (Longmans, London, 1894), p. 560.
21. Oman, op, cit., Vol. 3, p. 17.
22. d’Ainval, op. cit., p. 101.
23. Ibid., p. 110.
24. Marbot, op. cit., p. 530.
25. Ibid., p. 532.
26. d’Ainval, op. cit., p. 116.
27. Ibid., p. 125.
28. Ibid., p. 286, quoted from G. de Vernon, Vie du Marechal Gouvion Saint-Cyr (Paris, 1856), p. 380.
29. F. L. Petre, Napoleon !s Last Campaign in Germany- 1813 (new edition, Arms and Armour Press, London, 1974), pp. 188- 89.
30. Ibid., pp. 302- 5.
31. d'Ainval, op, cit., p. 146.
32. Ibid., pp. 157- 58.
33. S. J. J. A. Macdonald, Recollections of Marshal Maconald, English ed., trans. by S_ L. Simeon (Richard Bentley & Son, London, 1893), pp.
436-37.
34. d’Ainval, op. cit., pp. 180- 81.
35. G. de Berthier de Sauvigny, The Bourbon Restoration, English ed., trans. by L. M. Case (Philadelphia, 1966), p. 144.
36. D. Porch, Army and Revolution, France 1815- 1846 (Routledge, London,
1974), p. 2, quoting from F. P. G. Guizot, Memoirs of My Time, (English
Translation, London, n.d.) pp. 166-7.
37. cTAinval, op. cit., p. 193.
38. de Sauvigny, op. cit., p. 285.
39. Porch, op. cit., p. 3, quoting from J. Monteilhet, Les Institutions militaires de la France. (Paris, n.d.), p. 4.
40. Ibid., p. 4.
41. d’Ainval， op. cit., pp. 271, 276.
42. Marbot, op. cit., p. 534.
43. d'Ainval, op. cit., pp. 114- 15, 210.
44. Ibid., pp. 114- 15.
书目记录
克里斯蒂亚娜·丹瓦尔在《古维翁·圣西尔》（Copemic，1981年）中对圣西尔的人格做了十分有价值的深入分析。虽然在严格的军事方面差强人意，但这份以元帅本人及其家人的信件与档案为基础的分析描绘了一个与通行说法相去甚远的形象。在圣西尔元帅的4卷本《回忆录》(Memoires，巴黎，1831年)当中，描述自己功绩时，他会将其置于历史语境中，对时间研究得很充分，有时还有温和的自我批评。可惜的是，书中十分正式的语言会令读者感到极其枯燥。拉姆齐·韦斯顿·菲普斯上校的2卷本《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军队以及拿破仑一世的元帅之升迁》（The Armies of the First French Republic and the Rise of the Marshals of Napoleon I，述及摩泽尔军团、莱茵军团、桑布尔-默兹军团和莱茵-摩泽尔军团。牛津，1929年）详细记述了圣西尔从1792年到1797年间的服役生涯。菲普斯对圣西尔的评判富有洞察力，不羁于那些流行的虚构轶事。查尔斯·奥曼爵士(Sir Charles Oman)的《半岛战争史》（A History of the Peninsular War，A.M.S.,纽约，1980年）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对圣西尔在1808到1809年的加泰罗尼亚战役有公正的描述，但奥曼也复述了许多关于圣西尔的性格的偏见。让-巴蒂斯特·安托万-马塞兰·马尔博男爵(Baron Jean-Baptiste-Antoine-Marcellin Marbot)的《马尔博男爵回忆录》(The Memoirs of Baron de Marbot)的A.J.巴特勒(A.J.Butler)译本（Longmans, Green and Co.,伦敦，1984年），关于波洛茨克之战的记述与圣西尔本人的惊人的相似，而且文笔得要好得多，尽管他依然恶毒地攻击圣西尔的个性。纪尧姆·德·贝尔捷·德·索维尼(Guillaume De Berthier de Sauvigny)的《波旁王朝复辟》(The Bourbon Restoration)的L.M.卡斯(L. M. Case)译本（费城，1966年）对于研究圣西尔担任战争大臣时期的社会与政治背景很有用处。道格拉斯·博尔什的《军队与革命，法兰西1815—1848》（Routledge & Kegan Paul，伦敦，1974年）很好的总结了圣西尔在1818到1819年的军队改革的背后想法，以及实践效果。菲利普·德·塞居尔伯爵(Count Phillip de Segur)的《拿破仑的一位副官》(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的帕切特-马丁(Patchett-Martin)译本（Hutchinson & Co.,伦敦，1896年）对圣西尔的驻马德里大使经历给出了有趣的评论。迪厄多纳-阿德里安-保罗-弗朗索瓦-夏尔-亨利·蒂埃博男爵(Baron Dieudonne-Adrian-Paul-Francis-Charles-Henry Thiebault)的2卷本《蒂埃博男爵回忆录》(The Memoirs of Baron Thiebault)的A.J.巴特勒译本（Longmans, Green and Co.,伦敦，1896年），包含了针对圣西尔的惯常的尖锐人身攻击，不过可作补偿的是，他对圣西尔1797至1798年在罗马的经历作了十分有用的描述。麦克唐纳元帅的《麦克唐纳元帅回忆录》(Recollections of Marshal Macdonald)的S.L.希米恩(S.L.Simeon)译本（Richard Bently and Son，伦敦，1893年）提供了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后即刻发生的事件的信息。F.洛雷纳·彼得(F.Loraine Petre)的《拿破仑在德意志的最后战役—1813》(Napoleon's Last Campaign in Germany—1813，Arms and Armour Press，伦敦，1974年)对1813年时圣西尔和拿破仑的关系有很好的叙述。
年表
1764年4月13日———生于图尔 (默尔特-摩泽尔省)
1782年———————离家，周游意大利，尔后作为艺术家前往巴黎
1792年9月1日————以“洛朗·古维翁·圣西尔”之名志愿加入第一共和国猎兵营
11月1日———————当选为上尉
1792至1797年————在莱茵军团服役（而后在莱茵-摩泽尔军团）
1793年2月1日————被任命为参谋上校盖伊·韦尔农的上尉副官
1794年6月10日———被任命为临时少将（9月2日正式晋升）
1795年2月26日———与安妮·古维翁结婚
1798年3月6日————取代马塞纳担任罗马军团司令
1798年7月25日———因政治原因去职
8月16日———————被任命为马耶讷军团司令
1799年5月14日———在意大利军团指挥右翼
12月17日——————在莱茵军团中担任军长
12月26日——————第一执政波拿巴授予其光荣之剑
1800年5月9日————在第二次比伯拉赫之战中获胜
1801年2月4日————被派往西班牙监督法西对葡战争事宜，尔后担任驻马德里大使
1803年5月14日———被任命为那不勒斯王国的观察军中将指挥官(lieutenant-general commandant en chef of the Corps d'Observation)
1804年7月6日————受封为胸甲骑兵荣誉上将
1805年2月2日————获颁大鹰级荣誉军团勋章
12月15日——————被任命为布伦军营的第一预备军军长
1808年5月8日————受封为帝国伯爵
9月7日————————担任加泰罗尼亚军团司令
1809年11月14日———因为可能的擅离职守指控而停职赋闲3年
1812年2月8日————出任大军团的巴伐利亚军（第六军）军长
8月18日———————在第一次波洛茨克之战中获胜
8月27日———————受封为帝国元帅（第24位受封）
1813年11月11日———在德累斯顿陷落后被俘
1815年7月8日
至9月25日——————担任战争大臣
1817年8月31日———被路易十八封为侯爵，并获颁圣路易大十字级军功章
1819年9月12日
至11月18日—————再任战争大臣，成功在军队大力实行改革
1830年3月17日———因心脏病发逝世于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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