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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东西主要翻译自马丁·瑞德（Martin Read）的 CAVALRY COMBAT AND THE SWORD
Sword Design, Provision and Use in the British Cavalry of the Napoleonic Era
，The British 1796 Pattern Light Cavalry Sword和Getting the Point: Some Functional Aspects of the 1796 British Heavy Cavalry Sword
原址http://swordforum.com/articles/ams/cavalrycombat.php
原注均保留，参考书目则以查找方便起见而不加翻译。在一些个人认为有必要的地方加了译注，如有错误则均属本人水平所限，与原作者无关。
一、弯刀与直剑：发展史暨绪论
过去一些关于拿破仑时代的历史著作甚至一些专业的军事历史作品，都认为那个时代的重骑兵和轻骑兵分别装备直刃刺剑和弧刃马刀只不过是一种习惯性的选择罢了。虽然在军队中对于武器型号的选择肯定会存在保守的倾向，但先前的这种看法和实际事实是相去甚远的。
事实上在整个十九世纪的欧洲，特别是在英国，都存在着一场关于骑兵部队到底应该选择利于刺杀的还是利于砍杀的军刀的激烈争论。尽管英国对这场争论的记录最多，但这场争论的起源我们恐怕还得追溯到更早的时代，追溯到轻骑兵这个军种开始出现在西欧军队中的时代。
有关历史上这两种形式军刀的起源的情况我们还是相当清楚的。拿破仑时代的直刃军刀应该是滥觞于中世纪那种既可以刺，也可以砍的双刃直剑。后来，板甲的出现促进了那些致力于刺穿它的剑的发展，这些剑有着狭长的剑身和菱形的截面，有时剑身中央还有凸起的棱以增加强度。这些剑最后发展成了专精于刺的长剑（rapier） 。其实在实际战争中几乎只有文职人员才佩带并真正使用那种正牌的又细又长的长剑，士兵们在战斗中需要的是一种更有力的武器，也就是除了长剑之外另外佩带的一把稍短的宽刃剑。这种剑既可以用来刺杀，又可以用来劈砍。它后来变化出许多种不同的形制并且有着各种各样的名称，例如在英国内战中这种剑就被戏称为“好样的硬塔克”（good stiff tuck，tuck本非武器的名称，而是得自于“estoc”，一种细长剑的谐音——译注）。在整个十八世纪中，长剑的长度逐渐缩短以适应普通平民佩带要求，最后变成了所谓的“小剑”。而在比这更早的时代，随着战场上甲胄使用的减少和不对称笼形护手使用的增加，军用刀剑则开始倾向于有着更厚刀背、单面开刃的式样。
弧刃马刀的情况看起来要复杂一些，它可能有两个起源。首先，中世纪的西欧本来就存在一种单面开刃的重型弯刃大刀（falchion），而如果要追溯得更早一些的话，这种弯刃大刀又可能是滥觞于古典时代的日尔曼部族所使用的砍刀（seax，撒克逊日耳曼人之名即得自于这种砍刀——译注）。大概在17世纪早期，这种弯刃大刀进化成了一种更轻的被称为“汉尔”（hanger，得自于阿拉伯语的谐音——译注）的武器，这种武器的形制十分类似于后来的马刀。但弧刃马刀的第二个，可能也是更重要的一个血统来源是东方，一望无际的欧亚大草原很可能才是弧刃马刀的真正故乡。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锋利雪亮的武器的影响在自东向西不断扩大[1]，事实上拜占庭人和俄罗斯人最迟在13世纪就已经开始使用马刀了。稍后这种武器被一批又一批诸如库蛮人（Cumans，欧亚草原上生活的一支突厥系游牧民族——译注）这样的为逃避来自更遥远东方的威胁而来到欧洲的草原民族多次带入中欧。蒙古人和稍后的突厥人在欧洲的出现无疑强化了这种影响，在更广大的范围内促进了马刀的使用。这些都使得中东欧的人们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些武器在骑兵战中广阔的应用空间。相比之下，西欧军队却一直要到十八世纪，随着轻骑兵这个军种的逐步向西传播才开始认识到弧刃马刀的真正实用价值。这个过程在英国尤其缓慢，大约要到十八世纪中叶之后才渐渐开始。
[1]中世纪东欧刀剑形制的发展研究还是一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马扎尔人的主要武器就是马刀。中世纪中东欧地区的某些人们很可能在继续使用弧刃马刀，尽管自匈牙利被土耳其占领后，西欧式的直剑一直能在实战中很好的证明自己。
[2]法国于1692年建立了第一个骠骑兵团。虽然此后的一段时间内这个军种的力量一直在逐步增强，但他们的数量还是要到十八世纪四十年代才增加到有重要意义的地步（1745年法国共有七个骠骑兵团）。相比之下，英国在轻骑兵的发展方面相当滞后。到十八世纪四十年代才有了一次短命的尝试，到五十年代才建立了第一个永久的轻骑兵团。至于西欧军队中轻骑兵的其他早期形式，比如stradiots, jinetes, hobilars ‘Border Horse’等等到了17世纪都慢慢消亡了。因为随着战场上的骑兵越来越少使用甲胄，各种骑兵之间的差别也越来越小（尽管当时骑兵和龙骑兵的区分还很严格）。这些早期的轻骑兵形式对后世西欧轻骑兵的发展似乎没多大影响。
（Stradiots:15世纪80年代左右意大利雇佣军中引进的来自巴尔干半岛的一种土耳其装束的轻骑兵。
Jinetes：最早指西班牙受穆斯林轻骑兵影响而组建的一种使用标枪等武器的轻装骑兵
Hobilars：百年战争时代英国的一种轻装骑兵，又称“边境骑兵（Border Horse）。————以上三条为译注。）
二：军刀的基本设计理念及特质：
一些物理上的简单原理能够很中肯地解释为何直刃和弧刃两种形状的刀剑在战斗中的使用方法之间存在很大不同。我会尽量解释得清楚一些：弧刃马刀能提供一种切割性的打击。当这种类型的刀刃边缘碰到一个目标之后，它在继续砍入目标的同时也在目标表面划过，这种对目标的切割效果增加了最初的砍击所造成的伤害。相比之下，一把直刃武器在砍击时所提供的打击更类似于斧子对木头的斫击。举个例子，你用一把餐刀剁开一块牛排和照日常的方式去切割它这两者之间存在什么区别？那就是这两种刀剑在砍劈效果方面的不同之处。
这种不同之处在刀剑形制的设计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一把弧刃马刀在提供极为有效的切割性砍击的同时，可能因为过于弯曲而无法进行精确而厉害的刺杀；另一方面，大仲马在《三个火枪手》里描写的那种轻刃长剑如果被用于砍杀的话，恐怕都不能对一个穿着普通外套的人造成任何严重的伤害。由于无法提供切割的效果，如果一把直刃刀剑要进行砍击的话，它的重心应当在剑柄的前部，而且必须拥有足够的重量。如前所述，直刃武器的砍和斧子的斫很相似，那么想象一下，一把斧子为什么那么重而且质量都集中在一个长柄的前端？个中原理不难理解。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那种有着轻微弧线的刀剑（比如法军近卫掷弹骑兵和近卫龙骑兵所佩的蒙特劳伦西式掷弹骑兵军刀——译注）。这种刀剑很明显倾向于走一条在两种使用方式下都能起到作用的中庸之道。这种墙头草的做法导致这种刀剑过直而不能进行有效的切割，同时它的弧线又使得精确的刺击变得更难。虽然看起来这种形制的刀剑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表现平平，但它存在难以量化的适应性上的优势，所以仍然有其生存空间。
除了使用技巧之外，直刃刺剑和弧刃马刀还有其他一些特质上的差异。弧刃马刀可以流畅地切割而并不依靠它本身的重量和惯性去斫击敌人，所以可以做得比直刃刺剑更轻巧而易于掌控，同时刀身的形状还带给了武器另一点便利：弧形的马刀可以很方便地从身体的一边移到另一边，而这一点对一个前方存在碍手碍脚的马的头颈的骑兵来说是极为有利的。更重要的是，在白热化的近战中，砍相对刺来说是一个更加本能的动作，因此在一个普通的骑兵手中，利于砍的马刀要比刺剑来得有效。
但是刺剑也有它自己的优势。比如说当面对一个全身上下顶盔带甲的敌人时，刺击几乎是唯一能给对方造成决定性伤害的打击手段[3]。并且刺击也是最能有效运用马匹向前冲击的动能的攻击方式。当冲锋开始时，骑兵应以三分位起势（tierce，击剑术语，指防守三分位，即右肩窝部位的一种起始姿势——译注）持剑，伸直手肘使剑尖直指前方，手稍抬高让剑尖略低于剑柄，扣紧大拇指并且锁住手腕关节（这一点非常重要）。这种握剑姿势使得马匹冲锋的动能大大增加了刺击的力量。这和骑枪的使用方式有几分相似，骑手要做的只不过是对准目标而不必费心去发力，因为仅仅借助马匹的冲力这种刺击的威力已经极为可怖了：如果准确刺中，对方几乎肯定当场毙命。不过，虽然能收到可怕的杀伤效果，但刺击，尤其是在高速冲锋中的刺击有其潜在的危险性。刺中之后军刀很有可能卡在敌人体内而无法抽回，而这在最乐观的情况下也能让骑手失去他的武器。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更坏的情况”的话，我会告诉你在美国内战中骑兵使用的军刀被称为“断腕者”可并不是没有来由的。
[3]这句话只是针对17世纪的胸甲骑兵之类全身披挂的骑兵而言。拿破仑时代的胸甲骑兵只是部分着甲，面部、喉咙、颈部和腿脚都是暴露在外的。对四肢的攻击可能不是致命的，但足以使他们失去战斗力。
三、军刀形制和战斗运用：
从上文中可以看出这两种刀剑在实际战斗中显然各有各的用处。直剑在一场规整的骑兵对骑兵的冲锋中，尤其是在最初的一阵撞击中最能发挥它的作用。而且直剑由于将人和马的动能加于剑的杀伤力上而能够对敌人起到更大的心理上的恐吓作用，一排又一排放平剑身的骑兵猛冲而来是一幅比同样人数的骑兵挥舞着马刀冲来更可怕的景象。反之，弯刀占优势的阶段则在于冲锋过后的混战中。当一队骑兵陷入混战的时候，他们的马会放慢脚步，实际上通常只是在踱步，这样刺击就失去了动力上的优势，同时在混战中骑手还要做许多的环步和快速的兜圈，如此一来每个骑兵就必须经常把他的刀剑从身体一侧移到另一侧来应付四面八方冲过来的威胁，以及攻击他四周围的目标。轻巧灵活的弧刃马刀在这种战斗中明显有着更大的优势。
上面说的是骑兵之间的战斗。在与步兵战斗时，这两种军刀面对组成了方阵并且士气高昂的步兵都没有什么特殊的优势。但由于直剑通常都具有更长的剑身，能够杀伤更远的目标，所以在与步兵之间的战斗中相对弯刀来说会占一些上风。
能够最好说明直剑和弯刀使用方式的不同的可能要算那些同时使用这两种武器的人了，比如匈牙利和波兰-立陶宛的早期骠骑兵[4]。在匈牙利王国在土耳其铁蹄下沦陷的时候，这两种都来自有着轻骑兵传统的西巴尔干地区的骠骑兵基本上是很相似的。但随后波兰骠骑兵的装备变得更重，并且开始扮演战场突击力量的角色。与此同时匈牙利骠骑兵则放弃了他们的铠甲并且开始采用使他们闻名于世的非正规作战方式。最终是后者成为了后来的骠骑兵和所有西欧轻骑兵的祖先，而波兰骠骑兵的影子只能在拿破仑时代所广泛采用的骑兵武器——长矛中略见一二了。这两种骠骑兵最早都在腰带上挂一把弧刃马刀，同时还在马鞍的左侧系一把又长又直的刺剑（波兰语中称这种武器为palasz或者koncerz），波兰骠骑兵在长矛折断后（长矛在冲锋中是很容易折断的——译注）如果还要进行冲锋，就会使用这把直剑，而如果他们要进行混战或者以杂乱的队形战斗时则会抽出他们的马刀，匈牙利骠骑兵也是一样。根据一些同时代人的说法，法国早期组建的骠骑兵也是以这样的方式使用这样的武器的：
“骠骑兵的武器是一把大弯刀，……这把武器是用来左右挥舞或者从上到下砍击的。一些人除此以外还携带一柄又长又窄的剑，他们并不把这柄武器挂在身边，而是系在座骑的侧面，从马胸一直到马臀……他们是用（这柄剑）向敌人冲锋的，……使用的时候，他们把剑柄抵在膝盖上。”[5]
由此可见早期的骠骑兵清楚地了解这两种武器的长处和短处，并且知道该在何时使用哪一种。
早期的骠骑兵经常是军队和社会的精英，他们对自己的武力有着天生的自豪感，同时一般自己解决装备问题，因此可以负担使用两种武器所带来的训练上的和经济上的高昂成本。后来随着战争形式的进一步发展，西欧军队对于量而非质的重视自然就淘汰了这种昂贵的双重装备骑兵。到了这时，骑兵所携带的武器就反映了他们在军队中扮演的角色：排着紧密队形冲锋的重骑兵装备直剑，而主要任务为进行巡逻、监视敌军行动等等一些次要战斗的轻骑兵则选择了马刀。
[4]“hussar”这个词或许是起源于南斯拉夫语的“gussar”，意为强盗。而“gussar”本身又可能来自于一个有同样意思的拉丁词“cursarius”，随后这个拉丁词变成匈牙利语形式的“husz”，原意是“二十”。
[5]皮埃尔•丹尼尔（R.P.丹尼尔）（Père Daniel (R P Daniel)），《法国军事史》（Histoire de la Milice Française）巴黎，1721年。
四、拿破仑战争中的英国骑兵
英国的骑兵和该国的其他军种一样，在很多方面都和欧洲大陆上的那些军队不太一样。英国没有什么骑兵传统，他们所建立的骑兵部队相对来说并不像其他国家的同行们那样张扬，而且英国的农村有能力提供大量的优质马匹，这使得英军中重骑兵和轻骑兵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清楚。而在欧洲大陆的军队里，官方却习惯于把马匹和人员的身材仔细地分成各个等级，并且规定更高大的人和马应归属重骑兵团，矮小一些的则归属轻骑兵团。在英国情况就有所不同。仪表堂堂的人和马当然还是受到欢迎的，但由于骑兵数量有限，英国军队不会像大陆上的做法那样认真地把骑兵从大到小分开，相反地，英国的骑兵团指挥官们都渴望让自己的团尽量装备最好的马匹，并且要求每一个骑兵团都有能力发起一场正式的战场冲锋[6]。如此一来他们当然就不会热衷于根据外形大小来区分轻重两种骑兵了。
基于以上原因，尽管英军的轻骑兵团（包括轻龙骑兵和骠骑兵）与重骑兵团（包括王室卫队Household Cavalry，近卫龙骑兵和龙骑兵）装备的武器、制服等不同，但他们在战场上的效用是差不多的，所接受的训练也是大同小异。正式的训练包括骑术练习、武器使用、战场机动（在这种情况下速度远比队形重要，进行战场机动时骑手往往把他们的马匹驱至最高速）以及进行冲锋等各种操练[7]。除此之外，轻骑兵们还必须在战场这所严酷的学校里学会执行一些其他任务，比如巡逻、袭击等等。
有不少例子能够证明英国轻骑兵在战场上的冲锋能力。在半岛战争期间，特别是在1808年的撒哈冈（Sahagun）和1811年的坎普梅耶（Campo Mayor），英国的轻龙骑兵和骠骑兵们好几次都在双方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战胜了法国龙骑兵，一种从理论上来说比他们装备更重的骑兵部队（法国的龙骑兵虽然有时也下马作战，但他们装备铜盔和直剑，可以执行重骑兵担负的作战任务——译注）；而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一些记录表明英国和英王德国军团的轻骑兵甚至数次击退了法国胸甲骑兵的进攻，而后者可能是当时欧洲装备最重的骑兵部队了。一位当时的英国军官写道：“……他（此处指英国培育的战马）向前冲锋的力量真是巨大，而且说真的，英国的轻骑兵不只是比法国轻骑兵要积极主动得多，而且即使是我们装备最轻的骑兵在冲锋中也比敌人装备最重的骑兵中队有着更大的震撼力。……”[8](这当然有很大程度的夸张，但英国轻骑兵的战斗力的确不弱——译注)
[6]1844年女王下发法令规定：“轻重骑兵应同时能够列队冲锋。”而这只不过是一份迟到的官方书面文件，它所规定的东西在整个英国轻骑兵发展史上一直是既成事实。
[7]骑兵的机动及其他战术的训练主要是根据戴维•“支点”邓达斯爵士(Sir David “Pivot” Dundas) 编写的骑兵队形及运动的规章及说明手册（1796年由英国战争办公室出版）进行的。该手册应当是所有骑兵军官的必读物，但一些不幸的事件说明有一部分高级骑兵军官对这本手册根本一无所知。
[8] 弗莱彻•伊恩（Fletcher Ian），1991年，第31页。引自1811年10月出版的皇家军事年鉴的“英国骑兵”一章。
五、约翰•拉•马修(John Le Marchant)和新时代的英国骑兵
1788年以前英国骑兵团的装备只是取决于他们指挥官一时心血来潮的选择。总的说来各个重骑兵团所装备的刀剑比较相似，而轻骑兵团却使用着各种各样在刀身长度和其他方面都不尽相同的武器。到了1788年这种情况有所改观。当年亨利•西蒙•康威将军（Henry Seymour Conway）组建了一个骑兵军官委员会仔细考察了现役各种形制的军刀，最后选中了其中两种式样，一种装备重骑兵团，另一种装备轻骑兵团。虽然之后的事实证明这两种式样的军刀远称不上完美，而且这次考察的方法也远称不上严谨，但这毕竟使英国骑兵能在革命战争（Revolutionary War）中使用统一的武器作战（独立战争是从1775年到1784年，此处可能指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干涉战争——译注）。战争中在约克公爵（the Duke of York）指挥下的低地国家战役给了验证这些骑兵军刀有效性的一个好机会，但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这两种军刀，尤其是重骑兵式军刀在战斗中存在严重的缺陷。特别是当与他们的奥地利同盟军骑兵所使用的精良武器相比时，这种缺陷就更加明显了。它们的刀身太长（重骑兵的直剑长38英寸，轻骑兵的也有36英寸）、笨重、平衡性不好，当与敌人兵刃相格时容易在手中打滑甚至将刀身折断。 事实上，当时的重骑兵军刀是如此之笨拙以至于骑兵在使用中经常会弄伤自己。
一位曾在第2近卫龙骑兵团服役的骑兵军官见证了这些武器的缺陷，他的名字叫做约翰•盖斯帕•拉•马修（John Gaspard Le Marchant），一个格恩西岛（Guernsey）人。他是个聪明而有才干的战士，尽管革命战争时期他还只是个上尉，但他即将对英国骑兵部队的发展，进而对今后整个英国军队的发展起到深远的影响。我想我们有必要解释一下这个下级骑兵军官（他于1795年才晋升为少校）是如何拥有这样巨大的影响力的。公正地说，他的这种影响力是依靠保护人制，一种在当时的英国军队人事工作中起很大作用的制度而实现的。尽管保护人制由于把一些无用之人提拔到重要的职位上而饱受批评，但它同时也使得诸如威灵顿公爵这样的天才在军队中得到迅速的升迁。尤其对于拉马修来说，他的保护人还是英国最尊贵的人。1789年当他还是第6龙骑兵团的一个中尉的时候，他和他的团队负责护送乔治三世国王，国王当时就注意到了这位气度不凡而又志向高远的军官，并和他建立了友谊。同时这位前途远大的军官还有另一个地位很高的保护人，那就是当时英国杰出的政治家和内阁大臣乔治•杨爵士（Sir George Yonge）[9]。
在低地国家战役期间，拉马修在对英国骑兵的失败做出评估的同时，也认真记录下了同盟军队中奥地利骑兵的训练和装备情况，还画了许多草图。对这些至少是在装备和训练上都明显更优越的奥地利骑兵的观察在他心中激发了要改进英国现役的骑兵部队的渴望。天遂人愿，甫一回到英国，他就得到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来把他的理想变为现实。现在他是第16轻龙骑兵团的少校，并且再一次担任了护送皇室成员的任务，如此也就有了接近乔治国王的机会。经过他的一番努力，乔治国王对他宏伟的设想和细致的观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答应给他以前所无法想象的支持。
看起来拉马修对于骑兵部队应该装备什么样性能的军刀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在战斗时一场正式的冲锋中，士兵手中的武器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东西应该是他们的座骑、士气、纪律和骑术水平。他并不是唯一持这种观点的人，腓特烈大帝优秀的骑兵将领和教官冯•塞德里茨将军（General von Seydlitz）就和他所见略同[10]。既然他认为武器在一场成功的冲锋中只是个次要的因素，那么他也就自然会倾向于给骑兵部队装备那种适于进行接下来的混战的弧刃马刀了。拉马修在设计新的骑兵军刀时并没有闭门造车，由英国马刀的形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来自东欧和来自更远东方的血统。奥地利骠骑兵使用的那种宽刃马刀可能对他的设计有一些影响，但英国的新型马刀显然有着不同的刀身弧线。奥地利1768年式马刀的弧线从刀尖到刀柄都是均匀的，而英国马刀靠刀柄的前半部分刀身只带有平坦的弧线，到了末梢那半段刀身弧线的曲率才开始明显增加，这种形式的设计在许多印度弯刀和其他的东方刀剑上都可以看到。新型马刀另外一些显著的特征，比如在靠近刀尖的地方刀身变宽，和东方的土耳其弯刀（kilic）的刀刃（yelman）也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事实上记录表明，当时拉马修参考过“土耳其式的、马木鲁克式的、摩尔式的、匈牙利式的……总之精益求精”。来自东方的血统也可以从整个十九世纪中英国马刀在印度骑兵中所受到的欢迎程度中略见一二[11]。事实上，印度士兵经常把他们手中的英国马刀重新配上当地风格的刀柄和刀鞘，以使得手中的马刀看起来像是他们从前曾经使用过的那些武器一样[12]。
不管这种马刀的设计灵感得自哪里，它的原型是在一位名叫亨利•奥斯本（Henry Osborn）的伯明翰刀匠的协助下完成的。为了制造出一把比先前的型号更轻更称手的刀，他们可说是煞费苦心，刀柄上所有多余的重量全部都被去掉了。1796年一个由一些将军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审核决定采用这种新式马刀，并给其定名为1796年式轻骑兵军刀，其长度从原型的31.5英寸增加到了32.5-33英寸。不过拉马修还是有一点不满意，因为他所设计的军刀并没有被所有的英国骑兵团统一采用，那些将军们似乎并不情愿让重骑兵也使用这种武器，他们坚持认为重骑兵团应该装备直剑，于是重骑兵团只好换装了另一种直刃军刀。尽管如此，在这种以奥地利1769-1775年间使用的重骑兵军刀为蓝本的武器中还是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拉马修的影响的[13]：它虽然拥有笔直的刀身，但却是专门设计来进行砍切的，有着35英寸长的沉重刀身和圆盘状护手。这就是著名的，也是饱受嘲弄的1796年式重骑兵军刀。这种军刀和它钝的平头刀尖简直就是一场时代的错误。即使刺击并不是被推荐的攻击方式，但作为一把直剑它却无法提供一个可以用来刺击的刀尖，难怪会令人无法接受。不过稍后军队中对这种武器还是进行了非统一的修改，把刀尖弄得更尖锐以使它适合于进行刺击[14]。
这两种式样的军刀由不同的刀具商制造，其中几家甚至担保他们制造的刀身“永不折断”。当然这种担保是有所夸大的，但总体来说这时制造的刀身的质量比1788年时进步了许多，这主要应归功于在武器正式列装前引进了更严格的检验和测试制度。
这两种军刀在英国以外也有广泛的应用，有些国家直接从英国进口，也有些国家根据相同式样在本国仿制，也有些国家两者兼有。这些国家包括葡萄牙、西班牙、普鲁士、瑞典和美国。
[9]乔治•杨爵士（1731-1812），1766-1770年间担任海军大臣（lord of the Admiralty），1782-1794年间担任战争部部长（Secretary at War），1794-1799年间担任铸币大臣（Master of the Mint）。
[10]冯 赛德里茨将军曾规定他的骑兵在冲锋中“要在心中保持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去用你战马的胸部把敌人撞倒。”
[11]1796年式轻骑兵军刀在印度军队中有很长的使用历史。尽管正式上它在1821年被一种新式的型号所取代了，但保存下来的照片表明它在那之后仍然在被使用着，甚至一些欧洲士兵也在平定1857-58年间印度叛乱的战斗中继续使用它。
[12]诺兰•刘易斯，《骑兵：历史与战术 》（ Nolan, Louis. Cavalry: its History and Tactics），波斯沃斯（Bosworth）出版社1853年出版，帕拉斯•艾曼达（Pallas Armata）出版社1995年重新出版摹制本。该书的作者是一个英国骑兵军官，克里米亚战争中在闻名于世的“轻骑兵旅的冲锋”中阵亡。在这本书中他描述了一些由海德拉巴的尼赞（Nizam of Hyderabad，海德拉巴为印度王国，尼赞是君主的称号。当时海德拉巴王国是英军的同盟——译注）手下的印度骑兵使用的重新磨光的1796式轻骑兵军刀所造成的可怕伤口，包括断开的头颅和分离的四肢。
[13]两种1796年式军刀确切的采用顺序很难确定。但是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当时拉马修坚持认为英国所有的骑兵团都应该装备他设计的弧刃马刀。考虑到他先前的经历，当他这方面的努力遭到挫折以后我们可以自然而然地料想到他会推出奥地利式的重骑兵军刀作为一个折中方案。在拉马修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案：这是一把专门用来砍切的军刀，同时又是一把直刃的军刀。委员会曾经考虑过给重骑兵装备法国传统的那种有着更长更狭窄刀身的刺剑，但重骑兵团对此并不热心。
[14]关于1796年式重骑兵军刀平头刀尖的改进有很多种说法存在，有一种认为这种改进在团一级进行。但是保存下来的实物和同时代丹尼斯•迪顿（Denis Dighton，1792-1827，皇家艺术学院的军事题材画家，《纳尔逊之死》的作者——译注）所作的描绘滑铁卢战役中苏格兰灰龙骑兵夺取法军鹰旗的油画（英王室藏品）都显示当时平头和尖头两种刀尖同时在被使用。由此可以推断这种修改也许只是在更低的建制水平中进行，甚至根本就是由士兵们各人自己改进的。
六、英国骑兵的剑术训练
就在拉马修注意到英国骑兵军刀在设计和质量上的低劣的同时，他肯定也注意到了英国骑兵不容乐观的剑术水平。这一点从当时一个奥地利军官轻蔑的评论中就可以略见一斑：这个军官对拉马修说英国骑兵用剑战斗时像是在“娱乐”，令他想起了“砍木头的农夫”。英国骑兵不像步兵和炮兵那样有统一的武器使用训练，同时军刀的使用技巧也不可能像装弹-发射-装弹之类机械性的过程那样很容易地被编成手册上的条条目目，显然骑兵需要接受的是更严格而系统性的实用剑术训练。
在研制新式骑兵军刀的同时，拉马修还在做一件同等甚至更加重要的事：编写一本马上剑术的训练手册。这本手册于1796年出版，书名为《骑兵剑术操练之规章与守则》（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Sword Exercise of the Cavalry）[15]。在编写时他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先前出版的剑术手册以及几本供军官使用的有关骑兵部队使用训练的手册，这些军官手册常常会包括一些武器使用方面的内容。事实上早在17世纪上半叶就已经有一些这方面的手册面世了，其中包括约翰•克鲁索（John Cruso）很有影响的《骑兵军事指导》（Militarie Instructions for the Cavallerie）[16]。但是拉马修这本新手册不同于以前那些供咨询参考之用的出版物，它是一本官方性质的要求部队必须遵守的操典。事实上，这本手册还给英国剑术领域的理论研究带来了一次小小的复兴，1798年C.罗华兹（C. Rowarth）出版了一本有效地把拉马修的成果转化到步兵战斗中的手册，名为《步战中马刀及宽刃剑的防守艺术》（The Art of Defence On Foot with Broadsword and Sabre），此后二十年间，著名的剑术大师哈里•安吉罗（Harry Angelo）也出版了几本关于“匈牙利和高地宽刃剑”以及海军弯刀的使用操练方面的著述[17]。
正像上面已经提到的那样，拉马修对于砍切的攻击动作有着明显的偏好，而这自然会在他编写的剑术操典中有所反映。手册中他认为，在骑兵战斗中刺击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要发动一次刺击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让你的刀尖向目标直捅而去，这在拉马修看来完全可以被一个敏捷的骑兵预料到并且躲避过去。如果处于防守位置的骑兵能够躲开攻击并进入发动攻击的那个骑兵的防守范围内的话，形势就会立即发生改变。如果先前的那个攻击者此时无法及时做出格挡的动作，那么如果他现在能够全身而退那就已经是相当幸运的事情了。他同时指出步战剑术中的刺击动作需要腿和脚的许多移动进行配合，而一个骑在马上、正在进行混战的骑兵显然不具有这种条件，此时他只能完全依赖胳膊的触及范围和腰部的倾斜度去完成刺击的动作，这对刺击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不利因素。相反在马上进行的和在步战时进行的砍劈动作无论是从技巧性还是灵活度方面来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拉马修的手册指定了骑兵战斗中六种进攻性的砍击动作和八种防御性的防守动作。挥砍时应对准敌人的左耳部位，第一式为沿对角线向下的正手砍击，第二式是沿对角线向下的反手砍击，第三式为沿对角线向上的正手砍击，第四式为沿对角线向上的反手砍击，第五和第六式则分别是正手和反手的水平挥砍。防守动作则首先包括一个可以很容易做出大多数格挡动作的起始姿势：以三分位起势，使剑到达持剑者眼睛的高度并保持剑身水平，剑尖略指向前。接下来是分别保护身体左侧和右侧的防守动作，保护马身的左前方（nearside）和右前方(offside)的防守动作，然后是保护持缰手和持剑手的两个防守动作（之所以不说左右手可能是考虑左撇子的情况——译注），最后则是把剑横过头顶以格挡自上而下的砍劈。
手册中重点强调了在完成一个挥砍动作的过程中只能靠肩关节加力，手指和手腕则应放松，而手臂应保持正直。这可以保证砍劈的动作能有最大的打击范围，但更重要的是它还保证了持剑者的肘部免于暴露在外。当时的剑术训练都非常强调这一点，因为弯曲的肘部处在刀身和护手的保护范围之外，在敌人武器的攻击下是非常脆弱的，只有当面对步兵时才可以在挥砍时让手肘弯曲而不会有危险。其实拉马修也承认刺击可以造成更大的杀伤效果，并且在攻击逃跑的敌方骑兵时风险更小（大概是刺的触及范围更大的缘故，最理想的追击部队其实是枪骑兵——译注）。手册还包括了几种在对抗步兵时使用的刺击，以及一种使用刀背格挡步兵刺刀突刺的动作。手册还下力气强调了剑结（swordknot,当时的一种系在刀剑护手上的皮带，可以用来把剑系在手臂上，也有装饰的作用——译注）正确的使用方法，以免骑兵们在激战中丢失他们的武器。最后，拉马修还建议只对军刀的最末6英寸完全开刃。这既是为了让士兵们记住这段刀刃是进行砍切攻击的最佳部位，同时也是为了当整段刀身砍入敌人身体并卡住时更容易把刀拔出来（玩过刀的都应该知道越是轻薄锋利的刀刃就越是容易被卡住——译注）。
训练刚开始的时候，士兵们接受剑术教学时以及对着一个画在墙上的靶子进行操练，此时都是不骑马的。一旦得到指令，他们就尽量整齐划一地完成砍劈或者闪避的动作，攻守次序则由一个教官（fluglemen，即充当指导者角色的有经验的剑手）做出示范，其他人从旁模仿。一旦在地面熟练掌握了各种动作，训练就会转移到马背上。一开始在骑手完成动作的同时只让马匹做缓慢的踱步，随后再让步伐逐渐加大。在操练中练习砍击技术时，除了猛击空气之外还使用几种实体的靶子让骑手感觉砍击时所受到的反作用力，这样在提高士兵的剑术水平的同时也能提高他们的骑术水平，以使得剑术技巧更加有效。其中一种靶子被称为“刃柱（edge post）”，这种靶子由一根竖直插在底座上的柳木杆子和一棵插在杆子上的芜菁甘蓝（即大头菜、包菜——译注）组成（使用过后这棵甘蓝大概就变成人或者马的食物了），靶子的高度可以很容易地由一个特别制作的木架进行调整。此外，还有更进一步的训练方法，那就是著名的“挑圆环（running the ring）”练习，这种练习尤其能提高骑手对他坐骑的控制能力。把一组不同直径的圆环（圆环越小难度就越大）放在一组不同高度的类似缩小了的绞刑架的木架子上，就制成了进行这种练习所需的器械。然后骑手驱马全速冲锋，用刀尖对准圆环刺去。圆环是用一根一定长度的绳子系在木架上的，这样如果骑手刺中圆环后没有能够在绳子绷紧前勒住全速奔驰的马匹的话，他手中的军刀就会令人难堪地骤然被抽掉，当然如果你根本就没刺中那就更丢脸了（这种挑圆环似乎和我们所熟悉的方式不太一样——译注）。这种训练方法相当有效，但不是什么新鲜的玩艺。一种几乎和它完全一样的训练方式早在17世纪就已经在克鲁索的骑兵手册中被记述过了，只不过在那本手册中挑圆环是用来训练那些全身披甲，端着已经几乎完全过时了的骑士枪的重装骑兵的。
最后，士兵们所接受的训练还包括把他们放在各种假想的战场情况下，让他们根据当时的具体态势作出一定程度的主动反应。这能使得他们能够做到“考虑他们自己，并且拥有各人独立行动的能力，而这在服役过程中的作用是无可估量的”。由此可以看出拉马修的训练并不倾向于培养那种只会机械地挥动刀剑的士兵，而是旨在同时提高士兵的技巧、自信心和主动性，这些品质都让战斗中的士兵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战斗力。他的这种训练方式在很多方面都和同时代英国步兵的突袭战训练和轻步兵战术的训练是平行进行的。
[15]《骑兵剑术操练之规章与守则》，Adjutant Generals Office，1796年12月1日出版。
[16]约翰•克鲁索，《骑兵军事指导》，剑桥，1632年出版
[17]“哈里”亨利•安吉罗是当时一所非常受欢迎的剑术学校或说是剑术沙龙的校长，他曾经教过乔治三世好几个儿子所谓“贵族的艺术”。
七、英国骑兵马刀的实战使用
最有资格对军刀作出评价的莫过于那些在战场上亲手挥舞过它或者亲眼目睹过它在战场上表现的人了。以下的几段引文中所提到的军刀都是1796年式轻骑兵军刀，其中第一段展示的是它的一种非战斗用途，尽管在其中军刀的砍劈效果得到了很好的证明。第三和第四段则描述了自上而下垂直向对手头部进行的砍击所造成的惊人效果，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操典手册中所规定的进攻动作（手册中只有对角线四种和水平两种共六种砍劈动作，没有沿垂直方向的——译注），这也说明了尽管操典规定了剑术动作的基本框架，但在酣战中士兵并不会被这个框架所完全束缚。事实上，这和拉马修的意图不谋而合，个人的主动性正是他的战斗体系中关键的一环。不过最后一段引文中所描述的例子却好像是直接从操典中摘录出来的范例一样堪称完美：法国骑兵的刺击被躲过，英国骑兵进入他的防御范围之后砍中了对手的面部，从而立即使其失去战斗力。
威廉•汉中尉（Lieutenant William Hay），在半岛战争中搜集粮秣时：
“顷刻之间我们就冲进了那些不幸的绵羊之中，一只羊在我朋友锋利马刀的砍击下身首分离。就在那时一阵嘈杂的叫喊声从我们背后传来，那是牧羊人赶来拯救他们的羊群了。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威灵顿公爵对那些抢劫当地居民的行为尤其严厉。”[18]
隶属第16轻龙骑兵团的威廉•汤姆金森（William Tomkinson），在1812年的维利亚加西/列尔瑞纳（Villagarcia/Llerena）战役中：
“那些战俘都带着可怕的刀伤，其中一些永远无法康复了。一个法国龙骑兵的头几乎掉了下来，那是由从脖子后面砍来的马刀造成的，这情形我以前从未见过。” [19]
第13轻龙骑兵团的一名军官，在1811年的坎普梅耶战役（Campo Mayor）中：
“那个法国上校（夏莫林Chamorin上校，法国第26龙骑兵团）……，被第13团的一个下士（下士罗根Logan）干掉了；这位下士先是干掉了那上校手下的一个士兵，被激怒的上校驱马冲来向下士发动攻击——这位下士骑着匹好马，并且精于剑术，而那个上校也一样——他们各自防守了几个回合之后，下士两次砍中了对手的面部，在第二次砍击下那法国上校的头盔掉了，而就在这时那位下士发动了致命的一击，几乎把他的头颅一劈两半，砍开了整个脑子，一直到鼻子的部位。”[20]
第11轻龙骑兵团的士兵乔治•法姆（George Farmer），关于1811年在瓜迪亚那河（Guadiana）边发生的一场遭遇战：
“一个法国军官在一具他同胞的尸体面前俯下身去。在刚才的战斗中那个法国佬飞快地伏在马颈上，向哈里•威尔逊的身体刺去并成功刺中了目标。我当时确信可怜的威尔逊一定会立即阵亡的，但尽管还能感觉到剑正在刺入自己的身体，他却以超人的毅力继续将视线集中在面前的敌人身上，并从马镫中站起来给了那法国佬的头部狠命的一击，把对手的铜盔和头骨都一起砍透了，那法国佬的头一直被砍开到了下巴处。我从未见过力量如此巨大的砍击。随后威尔逊才和他的对手一起落马身亡。战斗过后一个法国军官下令检查那被砍透了的铜盔，结果他和我一样对此感到惊奇，因为那头盔上的切口干净利落，简直就像是军刀砍开一颗大头菜时所造成的切口一样（诸位大概还记得英国骑兵的训练用靶吧——译者），而不像头盔两边原先留下的旧砍痕那样仅仅是一处凹陷。”
“在这种小规模战斗中所受的伤都非常可怕。对法国人来说完全由马刀造成的伤口主要是在头面部，这使得这些被砍伤的不幸的家伙面目极其骇人。其实我方伤员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但至少那些贯通伤在大多数情况下要比砍劈造成的伤口看起来要象样一些。值得注意的是法国骑兵十次有九次会使用他们的刀尖刺击，而我们的骑兵则是使用刀刃挥砍的，以我浅陋的见识看来这要有效得多了。尽管如此，我对一个事实还是很肯定的，那就是法国人身上的伤口要比我们的人身上的恶心得多了。不过公正地说，双方受重伤的比例是差不多的。”[21]
第18骠骑兵团的乔治•伍德伯瑞中尉（Lieutenant George Woodberry），在1813年的Morales de Toro战役中：
“我自己刚刚砍倒了一个敌人。当时他的刀尖朝我刺来，我躲开了，然后狠狠砍了他的脸颊横过两眼的部位一刀，我想应该是把他的眼珠砍出来了。这样即使他没死也永远破了相。但在敌人的第一阵火力（法国炮兵）所造成的混乱中，他和其他许多俘虏都跑掉了。”[22]
接下来的两段引文所描述的是1796年式重骑兵军刀在实战中的使用。第二段引文显示了这种军刀，当然毫无疑问是刀尖经过改进的那些，完全可以和法国胸甲骑兵所使用的广负盛名的“克兰让达尔（Klingenthal，法国地名，看来当时法国有以地名来命名刀剑型号的习惯——译注）”式刺剑相匹敌。文中提到的两位英国骑兵看起来都是老练而高效的剑手，这大概能够说明他们所接受的剑术训练是卓越而完备的。
第2龙骑兵团（即苏格兰灰龙骑兵团）的查尔斯•艾华特中士（Sergeant Charles Ewart），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
“正是在那次冲锋中我夺取了敌人的鹰旗（法国第45步兵团的鹰旗，后成为英国灰龙骑兵团的团旗。在这段文字描述的场景发生之前艾华特中士已经砍倒了四个护旗手和一个执旗手——译注）。为它我和一个法国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他先是向我的下盘猛刺一剑，但我躲开了并向他头上砍去，把他砍倒了。之后一个枪骑兵向我冲来，我让那矛从右边刺过，然后砍中了他的下巴，向上直砍到牙齿。接下来是一个步兵，他向我开了一枪没打中，于是就挺着刺刀冲过来，我再一次很幸运地躲了过去并当头把他砍倒，从而彻底结束了这场争夺。”[23]
第73步兵营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在1815年滑铁卢战役中观察近卫骑兵（life guards）和法国胸甲骑兵之间的战斗：
“我注意到了一个同时被两个法国胸甲骑兵攻击的近卫骑兵，他勇敢地进行着这场不公平的战斗，一到两分钟后他在一个敌人的喉咙上刺了致命的一刀，从而干掉了一个对手。他和另一个敌人的战斗又持续了大概五分钟，然后就在那时，这位近卫骑兵的一下反手砍劈击中了他的对手，使那人的头盔和头盔里的头颅一起飞了起来。战马疾驰着跑走了，无头的骑手还笔直地端坐在马鞍上，血象喷泉一样从动脉中溅射出来。”[24]
最后是一位敌军骑兵军官对英国骑兵军刀的看法。他夸大了英国马刀的宽度，但没有夸大它砍劈的威力。
法国近卫猎骑兵团的查尔斯•帕奎因上尉（Captain Charles Parquin）：
“我们的骑兵是习惯于使用刀尖刺击的，而敌人却总喜欢用他们那三英寸宽的刀身进行劈砍，因此他们的二十次攻击中十九次都会落空。不过，一旦敌人的马刀找准了目标，那就会是一次可怕的攻击，胳膊被它干净利落地砍掉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25]
注：
[18] 威廉•汉中尉《在威灵顿麾下的回忆》（Reminiscences under Wellington），由SCI的伍德夫人（Mrs SCI Wood）辑录，1901年。
[19]汤姆金森，由詹姆斯辑录，《1809-1815年间一个骑兵军官在半岛战争和滑铁卢战役中的日记》（The Diary of a Cavalry Officer in the Peninsular War and Waterloo Campaign, 1809-1815），伦敦，1895年。
[20]弗莱彻•伊恩，1999年，第199页，引自1811年4月20日的专递文件（The Courier）。
[21]乔治•法姆，《轻龙骑兵》（The Light Dragoon），乔治•格雷戈（George Gleig）辑录，伦敦，1844年。
[22]弗莱彻•伊恩，1999年，第199页。引自乔治•伍德伯瑞中尉在1813年战役中的日志原稿（修复了几处缺漏的地方）。
[23]爱德华•卡顿（Cotton, Edward），《滑铁卢的声音》（A Voice from Waterloo），第六版，伦敦，1862年。
[24]托马斯•莫里斯中士，《夕拾1813、1814及1815年间的军中生活》（Recollections of Military Service in 1813, 1814, and 1815），伦敦，1845年。
[25]查尔斯•帕奎因，《军事论文集》（Military Memoirs），由琼斯翻译并辑录，伦敦，1969年。格林希尔书社（Greenhill Books）1987年重印。
八、同时代的一些评论：
拉马修为英国骑兵军刀的设计和骑兵训练的进行建立了非同寻常的一整套框架，因此如果注意到当时有许多针对1796年式骑兵军刀及其改型的的反对意见的话，你可能会感觉到很惊讶。其实这些反对的声音和当时将军们之间关于到底是突刺还是砍劈才是更有效的攻击方式的争论有着直接的关系。下面是一些当时典型的对英国军刀和军刀使用的批评。
《一个龙骑兵军官》，写于1831年：
“法国龙骑兵装备着一把长长的直剑，剑柄较重而剑身较轻，这使得剑尖毫不费力就能自然而然地抬起来，而且让整把剑握在手里既轻便又趁手。法国猎骑兵的军刀尽管没那么长并且略带弧线，但实际上和重骑兵式军刀相差并不大，它同样可以用来突刺，并且同时还非常轻巧。相形之下，英国重龙骑兵的军刀就是一把沉重、笨拙、设计不良的武器。它太重、太短、太宽、太像是我们看到过的格雷姆奥迪（Giuseppe Grimaldi，英国18世纪芭蕾舞大师，生性暴虐——译注）在舞台上砍掉一排小孩子的头时所用的家什了。而那些老式轻骑兵马刀的设计全然就是对萨克斯元帅（Marshal Saxe，十八世纪著名法国将领，著有《战争艺术论》——译注）和他设想的一种挑衅，简直就是尽所有可能照着他所建议的反面去做而制造出来的东西，我们仅能肯定的是它被当作烧火棍时的作用。”[26]
第3龙骑兵团的威廉•巴拉格上尉（Captain William Bragge）在他1811-1814年间的信件中提及1812年在维利加西亚的作战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好些法国人带着可怕的砍伤，却几乎没有人死于这些伤口，而这次侦察中却有12名英国龙骑兵在法国人的突刺下阵亡，还有一些的伤势也非常危险。如果我们的人都能够像法国人那样使用军刀的话，法军的死亡人数将三倍于现在。”[27]
这些观点和前文中所引用的11轻龙骑兵团乔治•法姆的评论形成鲜明对照。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所记录的两位刺击的支持者都是军官，而法姆却只是一个士兵，尽管他同时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28]。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不同之处。士兵们（Rankers）加入军队时往往对刀剑并不熟悉，而那些普通的青年军官们则可能在参军之前已经有了相当多的使用武器的经验。在那个时代，每一个年轻的绅士都会被要求精通几门社交技能，包括音乐、跳舞、纸牌游戏、一些法语、骑术以及剑术。在学习剑术的时候，他们使用专门的练习用薄剑或者特意修改过的小剑（这些训练用剑是现代击剑运动中花剑的前身——译注），而这些剑的共同特征就是轻、直，有着细长的剑身并且专精于刺击。可想而知在使用这些剑的剑术教学中必然会强调剑尖的使用而轻视剑刃，这样青年军官们在军队中往往会发现他们的宽刃骑兵军刀以及上头所规定的使用它们的方法都和他们先前所接受的训练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如果要把一部分军官脑中对刺击先入为主的观念完全归于他们早年所接受的“绅士剑术”训练的结果的话可能不甚确切，但通常年轻时的经验对于以后观念的形成确实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力。
但与此同时也有一股完全相反的潮流存在，那就是东方式样的弧刃刀剑在当时的军官，尤其是那些高级军官和轻骑兵军官中间的流行。这些流行的式样中有土耳其式的，也有印度-波斯式的，但都被混称为“马木鲁克式刀柄”（Mameluke-hilted），因为英国人和法国人都是在埃及才真正认识这些武器的。当然了，在那之前英国人已经在印度呆了很久，那里著名的弯刀多少还是能给他们留下一些印象的。值得探讨一下的倒是这些式样的流行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呢，还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慎重选择。虽然从理论上来讲，如果使用效用没有得到证明的话它们是没法流行起来的，不过有一点是相当明显的：通常都是轻骑兵军官才会在战斗中使用东方式样的马刀，而对那些高级军官来说，很少有官方的条令阻碍他们对自己的武器进行装饰，有时几乎每一个主要的指挥官都会佩着一把有着精心雕刻的花纹的东方马刀。[29]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这些对刺和刺剑多有溢美之辞同时又对砍劈大加责难的评论虽然再三被引用，但只不过是一部分英国军官和士兵的经验之谈而已。我们可以肯定对骑兵军刀砍击作用的强调，以及这种用途的军刀的设计制造对于当时整个英国军事体系的建立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注解：
[26]《一个龙骑兵军官》（An Officer of Dragoons），联合服役期刊（United Service Journal），1831年。
[27]威廉•巴拉格，《半岛印象：威廉•布拉格上尉的信件》（Peninsular Portrait: The Letters of Capt. William Bragge），SAC•卡塞尔（SAC Cassels）辑录，伦敦，1963年。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对维拉加西亚这场小规模战斗伤亡情况的相关研究并不支持巴拉格的说法。根据史密斯•迪格比（Smith Digby）的格林希尔拿破仑战争数据丛书（1998年伦敦出版），在这场战斗中英国方面共有14人阵亡，37人受伤，并不是一个很高的阵亡/受伤比。而同时法国方面却共有53人伤亡，还有4名军官和132名士兵被俘。
[28]“Ranker” 这个词在当时的英国骑兵军衔里就是列兵,这种称呼直到20世纪还有一些团队在使用。另一个词“trooper”则通常用作“军衔为列兵的骑兵战士”的简便称呼。
[29]关于高级军官对随身武器的选择倾向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例证。萨拉曼卡战役（Salamanca）的前几天，威灵顿、贝雷斯福（Lord William Carr Beresford，半岛战役中英国名将，后来的葡萄牙元帅——译注）和他们的参谋军官们在法国骑兵的突如其来的一次进攻中被发现了，所有的人都被迫拔刀出鞘并准备保护自己，而他们所佩的刀几乎都是东方式样的弯刀。威灵顿最喜欢的武器是一把印度-波斯式弯刀，刀柄正是所谓的“马木鲁克式”风格，不过包了金并且配有西洋风格的护手（knucklebow）。这个刀柄在托马斯•劳伦斯爵士（Sir Thomas Lawrence，皇家艺术学院院长，著名肖像画画家——译注）1824年为威灵顿所作的肖像画中相当醒目，至今在伦敦的阿普斯利宅邸（Apsley House，韦尔斯利的故居，现辟为威灵顿博物馆，著名旅游景点——译注）中还陈列着这把刀。
八、结语
每每提到刀术和剑术（arme blanche，原文为法语词——译注）时人们就很容易将其和勇武、荣誉、激昂之类的骑士情怀联系起来，特别是当它和博物馆内、电影中、小说里所展示的那些雷霆万钧气势磅礴的骑兵冲锋联系起来的时候就更是这样了。尽管如此，我们所不应忽视的事实是，用剑或者其他冷兵器进行战斗并非什么浪漫的事情。一群手执一码长的锋利金属条的彪形大汉疯狂地冲撞在一起，人人都只想着如何宰掉对方，这种事情只有生性残忍的人才能无动于衷地去参加或者目睹。拿破仑时代和我们发展到今天的世界是不同的，尽管这是老调重弹（cliché,原文为法语词——译注），但仍然值得再一次指出。在现代战争中，轻扣一下扳机，就能杀死一个站在一码外或者是几百码外的人，轻按一下按钮，甚至可以毫不费力地杀死几千英里外成千上万的人。现代的人们已经很难去想像过去的岁月里那些必须进行面对面格斗的战士们心中的感受。在使用冷兵器进行的战斗中，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对手的面孔，你必须直接用手臂的力量去置他于死地，除了可能在战斗中当场阵亡之外，刀剑所造成的创伤足以使你残废或者在剩下的日子里让你永远带着可怕的伤痕。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法国将军杜鲁特（Durutte，法国将军，滑铁卢战役时任第1军第4师师长——译注）在滑铁卢的遭遇。当时他的师在英军的反攻下溃不成军，而他也在不远处遭到了英国范德勒（Vandeleur）旅轻龙骑兵的袭击，先是右手被马刀砍掉失去了抵抗能力，接着脸上又挨了狠狠的一刀，这一刀让他终身残疾并失去了右眼。不过，顽强的他居然奇迹般地从如此严重的伤势中恢复了过来，又捱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表明冷兵器所造成的伤口虽然外表可怕，但通常都比子弹和炮弹所造成的伤口来得干净利落，受损伤的组织范围较少并且伤口感染的几率也较小。因此相对于其它类型的伤口来说，刀伤比较容易恢复，也不容易发生继发性的败血症和坏疽。
高效的武器使用训练和士兵自信心的培养对骑兵部队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算过分。骑兵的战斗天生就比步兵有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和被翻盘的可能，对于一个好的指挥官来说，骑兵是一支潜在的能对敌人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战场力量，但他们作战的持久性远比不上步兵。因此，一支对他们手中的武器和使用手中武器的技术有着充分自信的骑兵部队对敌人的优势将是巨大的，不论英国骑兵在其他方面有怎样的缺陷（比如在追击溃逃敌人的时候经常会失去控制），他们的这些优势是无法抹杀的。在撒哈冈、贝尼凡特（Benevente）以及之后的一些交锋中英国骑兵似乎表现出了一种凌驾于他们敌人之上的精神上的优越感，虽然它还是有待证明的。事实上，在坎普梅耶战役过后，那些骄傲的法国骑兵就已经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在其他战场对抗其他国家的骑兵时他们表现优异，但现在，在伊比利亚半岛上，他们在面对坚强的英国骑兵时开始变得缺少信心和锐气了。这并不是因为法国骑兵打得糟糕，大体上来讲他们还是能够很好抵御英国骑兵的冲击的，比如在坎普梅耶战役中双方的骑兵就只是再三重复着互相冲锋-穿过对方队形-掉头再冲锋的动作，一直到总算进入混战后法国骑兵才不支逃跑。我想这个战例可以说明很多问题：法国骑兵很少出现一触即溃的情况，而且看起来也能很好地化解对方发起的冲锋，但是他们很多次都在之后的混战中被我们的骑兵所压倒并溃逃了。在一场混战中，马匹的优劣、团队的纪律和指挥官的水平都无法对最后的结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单个士兵的骑术以及剑术技能才能左右胜负，而其中后者尤为重要。我认为，质量优良、设计精巧的军刀、精心编排的剑术训练方案、尤其是对骑兵武器充分的后勤保障是这一时期英国骑兵取得成功最主要的因素，而所有这些又都应归功于那位既富有远见卓识而同时又能做到脚踏实地的约翰•拉•马修。
在对正规军及民兵骑兵的剑术教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之后，拉马修于1797年被提升为第7轻龙骑兵团（后改编为骠骑兵团）的副团长，不过他对于军事教育学的强烈兴趣很快又把他从现役中拉了出来。一直以来他都认为有必要建立一所中央军事学校来对军官进行战争艺术的培养，尽管遭到了一些反对，他还是成功地争取到了约克公爵关键性的支持，并开始着手建立皇家军事学院（Royal Military College），这所学校稍后改名为皇家军事专科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也是今天仍然在为皇家军队培养军官的山德赫斯特（Sandhurst）陆军军事学院的前身。1811年拉马修又从该校副校长的职位上转入现役，并在半岛战争中以中将军衔指挥一个重骑兵旅，在这里他终于有机会看到他亲手设计的军刀和亲手训练的士兵在实际战斗中的表现了。在维利加西亚战役中，拉马修带领第5近卫龙骑兵团向拉勒芒（Lallemand，法国将军——译注）的法国骑兵（包括法国第2骠骑兵团、第17和第27 龙骑兵团）冲锋，打得他们落荒而逃。在稍后的萨拉曼卡战役中，拉马修又带领他那一旅勇敢的龙骑兵们发起了最猛烈的冲锋，一排排的红衣骑兵像猩红色的潮水般向敌人势不可挡地涌去，使本来已经摇摇欲坠的法军左翼完全溃败了。然而拉马修没能活着看到英国最后的胜利，就在这次史诗般的冲锋快结束的时候，在亲手用自己设计的军刀砍倒了六名敌人之后，拉马修被一颗子弹击中了下身，以这样一种无可置疑的英雄般的方式阵亡了。其实或许他还应该活得更久的，或许还应该有更多的人记住他，尤其是在他深深热爱并为之毕生奋斗的英国。
以下这段话出自1811年的坎普梅耶战场上第13轻龙骑兵团的一个军官之口，再没有比这段话更适合作为拉马修的墓志铭，以及这篇文章的结语的了：
“法国人当然是优秀而勇敢的战士，但我们优良的英国马匹，以及我们这些家伙所表现出来的高超剑术，已经使得每一场战斗的天平提前倾向了我们。”[30]
注：
[30]弗莱彻•伊恩，第141页和第130页，1999年。引自1811年4月20日的专递文件。
Bibliography
参考书目
Brzezinski, Richard. Polish Armies 1569-1696 Vol. I, Osprey (London, 1987).
Bull, Stephen. “Chopping Wood” Military Illustrated 117, pp 43-47 (Feb 1998).
Chandler, David. The Art of War in the Age of Marlborough. Batsford (1976). Reprinted Spellmount (1990).
Chandler, David. Dictionary of the Napoleonic Wars, Simon and Schuster (New York, 1993).
Fletcher, Ian. Napoleonic Wars Wellington’s Army, Brassey’s History of Uniforms (London, 1996).
Fletcher, Ian. Galloping at Everything, Spellmount (Staplehurst, 1999).
Fosten, Bryan. Wellington’s Light Cavalry, Osprey (London, 1982).
Fosten, Bryan. Wellington’s Heavy Cavalry, Osprey (London, 1982).
Haythornthwaite, Philip. British Cavalryman 1792-1815, Osprey (London, 1994).
Haythornthwaite, Philip J. Napoleonic Cavalry, Cassell (London, 2001).
Hibbert, Christopher. Corunna, Batsford (1961).
Holmes, Richard. Redcoat. The British Soldier in the Age of Horse and Musket, Harper Collins (London, 2001).
Le Marchant, Dennis. Memoirs of the late Major General Le Marchant (London, 1841).
Morgan, John D. "The British Heavy Cavalry Trooper's Pattern 1796 Sword" Classic Arms and Militaria In three parts: Vol.8 issue no.1, pp 22-25, Jan/Feb 2001. Vol.8.issue no.2, pp 26-29, March/April 2001. Vol.8.issue no.3, pp 30-33, May/June 2001.
Muir, Rory. Salamanca 1812,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2001).
Noble, Duncan. Cut or Thrust, Military Illustrated 122 pp 37-39 (July 1998).
Nosworthy, Brent. Battle Tactics of Napoleon and His Enemies, Constable (London, 1995).
Robson, Brian. Swords of the British Army, The Regulation Patterns 1788 to 1914, Revised Edition (London, 1996).
Thoumine, R.H. Scientific Soldier, A Life of General Le Marchant, 1766-1812, Oxford U. Press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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