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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理我……
慢节奏中……
铁元帅：路易-尼古拉·达武传（The Iron Marshal: A Biography of Louis N. Davout）
原作 约翰·G·加拉赫（John G. Gallaher）
第一章 早年
安努城堡（Annoux）坐落在勃艮第省（BurGundian），俯瞰瑟兰河畔利勒（I’lsle-sur-Serein）以北乡村。1770年5月10日，路易-尼古拉·达武降生于安努。他的父亲让-弗朗索瓦·达武（Louis Nicolas d’Avout）（注：达武原姓d’Avout，大革命初期废除贵族头衔，他便把自己的姓改为Davout，但1808年封为奥尔施塔特公爵后他又把姓氏改了回去）并不富裕，但出身显赫贵族世家，家谱可以一直上溯到中世纪。大革命时期，贵族头衔对年轻的路易来说是个难堪的累赘，但是波旁时代，路易正是凭贵族身份接受最好的军事教育、从事不错的职业。
达武家族位列勃艮第省最尊贵世家之中，家族姓氏源于第戎（Dijon）以北23英里的格朗塞堡区（Grancey-le-Chateau）阿沃村（Avot）。中世纪盛期和近代早期出现了阿沃这一名称的各种拼写，1283到1516年的拼法有Avou,、Avo、 Avoud、Avoult和 Avot。我非常确定达武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4世纪早期，若不那么强调可信度，甚至能追溯到13世纪前半期。关于达武家族的最早可靠史料是1278年10月的一份合同。埃普斯（Epoisses）领主纪尧姆·德·梅洛（Guillaume de Mello）和丰特内（Fontenay）修道院做了笔交易，而米勒·达武（Mille Davou）先生作为证人在交易契约上署名。当时达武家族的地产只有阿沃的封地，14世纪晚期，他们通过一系列有利联姻获得额外土地，确立了不错的社会地位。15世纪，达武家族又获得了维涅（Vignes）的封地，于是他们离开阿沃，搬到阿瓦隆（Avallon）以东12英里更豪华的新家。17世纪中期，达武家族分为两支。尼古拉·达武（1661年逝世）有两个儿子，长子弗朗索瓦-雅各（François Jacques）成了维涅领主，次子尼古拉成了安努领主，路易即属于次子这一脉。 路易-尼古拉自然地继承了祖辈的军事才能。他的父亲让-弗朗索瓦是罗什福科团（La Rochefoucauld regiment）（即后来的国王香槟团（the Royal-Champagne））中尉，曾参加七年战争。1759年，他在明登战役中表现优异，而且受了伤。1743年，另一个家族成员Capitan-Major塞萨尔·达武（Cesar d’Avout）死在兰道（Landau）。再往前推一个世纪，即1644年，会发现奥尔良公爵加斯东（Gaston d’Orleans）麾下有一个尼古拉·德·达武（Nicolas de Davot），此人是罗马内（Romanet）领主，1677年他的儿子成了布利尼（Bligny）团中尉。因为达武家族的从军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14世纪，勃艮第流传这样一句谚语：“每一个达武诞生意味着一把利剑出鞘。” 我们对路易的父亲知之甚少。路易的爷爷是尼古拉·达武，奶奶是卡特琳·德·索姆（Catherine de Somme），她的家族来自默兹河（Meuse）上游的吉韦（Givet）。1739年，路易的父亲让-弗朗索瓦·达武出生在安努。29岁那年，他违背女方母亲意愿迎娶了玛丽-阿德莱德·米纳尔（Marie Adelaide Minard）。但是米纳尔夫人很快喜欢上了女婿，因为事实证明让-弗朗索瓦是个体贴的丈夫、合格的父亲。米纳尔小姐生于1741年10月3日，她的家族在声望地位上丝毫不比达武家族逊色。路易的外公外婆是表亲，即艾蒂安·米纳尔·德·韦拉尔（Etienne Minard de Velars）和玛丽-路易丝·米纳尔（Marie-Louise Minard）。路易的外公原是福雷（Forêt）某步兵团中校，曾获骑士级圣路易国王勋章。要说米纳尔家族最显赫的成员，也许当推蒙加诺（Mongarneau）、比莱曼（Bilemain）等地的领主安东尼奥·米纳尔（Antoine Minard）。1544年他出任巴黎议会议长，直到1559年12月12日被一名胡格教徒刺杀。17、18世纪，米纳尔家族的其他成员也曾光荣从军。因此未来元帅的父系与母系世家都有尚武从政的悠久传统。 路易-尼古拉出生不久，达武全家从安努搬到附近的艾蒂韦（Etivey），然后在那生活了大约十年。在此期间玛丽又生下了三个孩子：1771年9月16日，路易的妹妹朱莉出生，两年后弟弟亚历山大出生，1776年四弟夏尔出生。夏尔还不满三岁，达武家族就遭到悲剧性打击——1779年3月3日，让-弗朗索瓦在打猎中意外身亡。小路易突然失去了父亲，此时他还不到九岁。玛丽被迫担负起抚养教育四个孩子的重任。丈夫留下的财产仅够度日，并不丰厚，因此她卖掉了维持费太高的艾蒂韦，买下了拉维耶尔（Ravières）城堡和附近的地产。拉维耶尔装修相对朴素，花费也较少，更适应这位遗孀的需要和经济能力。大革命和第一帝国时期，她一直住在这里，到20世纪时，这幢宅邸仍在达武家族手中。 孀居的日子里，玛丽-阿德莱德得到母亲玛丽-路易丝的很多帮助。巧合的是，路易的外婆也是很早就失去了丈夫。米纳尔·德·韦拉尔夫人睿智精明，很有教养。她谨慎地管理丈夫的微薄遗产，让每个孩子都接受了良好教育，由此可见她为人乐观、处事麻利。米纳尔夫人不仅在经济上资助女儿，还对外孙们的教育起了很大作用。1784年米纳尔夫人去世。路易很爱外婆，小女儿出生后，他给她取名为路易丝，显著地体现了这一点。 1779年秋天，年轻的路易进入欧塞尔（Auxerre）附近的王室高等军校（Ecole royale militaire）就学。正是欧塞尔的基础教育使他得以进入巴黎军校，得以先后为国王、共和国及皇帝服务。根据国王的命令，1777年法国出现了十二所旨在增强军力的地方军校，欧塞尔军校是其中之一。七年战争之耻说明法军需要改革，欧塞尔军校也是路易十六能干的陆军部长克洛德·路易·德·圣热尔曼（Claude Louis de Saint-Germain）改革产物。为了培养合格军官、重塑法军战力，1777年圣热尔曼设立地方军校、重建巴黎军校（圣西尔军校的前身）。入学条件与出身无关，只考察学生能否付清学费、读写是否合格。但若要获得王室的奖学金资助，学生还需提供四代贵族出身证明。六年的军校课程包括历史、地理、语言、数学、绘图，此外还有击剑和舞蹈。 欧塞尔高等军校所在地原为一所“学院”，由阿米约（Amyot）建立，并由耶稣会修士管理，但该团体1763年被赶出了法国。路易入学时，学校日常运作由本笃会修士负责。当时他只有九岁，却要离开家庭在校寄宿。军校课业繁重、纪律严格，从未受过父母严厉管教、习惯了自由自在的小路易很难适应新环境。在副校长兼数学教师夏尔-马里·拉波特（Dom Charles-Marie Laport）帮助下，路易最终适应了军校生活，并学到很多有益的东西。 达武成绩平平，语言学科尤其薄弱：他英语很差；尽管他后来在德语区待了不少年头，他也从没学会说德语。但是达武数学很出色。1783年9月学校颁奖，他因为几何成绩优秀获奖，第二年他又因为代数不错获奖。除了这两个奖项，未来的元帅在欧塞尔再未表现过人才华，不论是军事上还是学术上。 1785年9月，本笃会修士对达武的教育和影响告一段落，他进入巴黎军校学习。为了吸引贫穷贵族的后代为国王效力，贝莱尔（Belleisle）元帅和帕里斯·迪韦尔内（Paris Duverney ）1751年创立了这所可称为法国西点的军校。学员必须先由地方军校推荐，经批准才可入学。达武和其他申请者一样，得到了路易十六及陆军部长德·塞居尔（de Segur）的批准。达武的两年巴黎军校生活几乎无迹可循，但我们清楚他和其他学生接受同样的一般教育：历史、地理、数学、法语和德语文法、绘图、工事、击剑、舞蹈。可能去外国军队服役的学员还要参加伦理学和法学讲座。如果必要的话，有些学员需要学习写作。除了上课，巴黎军校还有射击与骑马训练。大革命之前，军校的马术教育一直享有欧洲第一的声誉。军校还开设宗教课程。波旁时代所有教育都以宗教为中心，它也构成了军校教育中复杂的一面。每天第一件事是早上6点做弥撒，周六会有忏悔，周日有教义问答课程，一年共举办六次圣餐仪式。这种宗教教育并不总能起效，学员拿破仑·波拿巴几乎就是个无神论者。达武虽然没有失去宗教信仰，但他绝不是一个虔诚信徒。 高等军校与贵族和王室有着显著联系，最可体现这一点的就是大革命初年大部分原军校生纷纷自发流亡。考虑到达武的贵族身份和所受的王室教育，他1789年欣然接受大革命信条更显难得。科西嘉穷贵族的儿子拿破仑支持政治变动、拥护社会改革容易理解，但是祖上显赫、世代为国王服役的路易这样做就有些惊人了。 达武在巴黎军校的一些同学后来成就不凡，最著名的便是雷蒙-雅各-马里·德·纳尔博纳（Raymond-Jacques-Marie de Narbonne）。有传闻说达武和拿破仑是同学，但这是假的。1785年9月1日拿破仑从巴黎军校毕业，而达武直到当年9月27日才入学。波拿巴只读了一年就毕业了，如果他按惯例读了两年，他和达武的人生轨迹本可提早十三年交错，而不会等到1798年3月埃及远征前夕那决定命运之刻。 达武在军校读了两年半，超出了一般学时。通过毕业考试后，十八岁的达武成了少尉，加入国王香槟骑兵团。他的父亲和叔叔都曾隶属这个光荣的部队，而他的表亲弗朗索瓦·德·达武正在该团服现役。当时香槟团由杜巴利夫人（Madame Du Barry）的哥哥、上校哈吉古伯爵（comte d’Hargicourt）指挥，达武来后不久富涅侯爵（Marquis de Fournes）接替了哈吉古的职务。 骑士团驻扎在阿图瓦省（Artois）埃丹市（Hesdin），1788年冬天达武来到军中。从军早年，年轻的少尉倍感经济压力，为了支付军队开支，他只能避开所有奢侈消费。达武就职后，国王赐给他一匹马，减轻了新任骑兵军官的装备负担。有趣的是，尽管国王对他有一系列慷慨之举，如提供教育和训练机会、赏赐战马，这个勃艮第青年却不是保王党。1789年夏天法国大革命爆发，少尉达武立刻拥护自由和平等的新思想。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后，达武积极投身政治和社会事务。也许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他叔叔的话——雅各-埃德姆·达武也在香槟团服役，他批评路易：“我的侄子注定一事无成，他绝不会成为军人。他不去钻研（军事）理论，却成天看蒙田、卢梭等哲学家的书。”卢梭无疑对年轻的军官影响不小，因此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他就成了炽热的共和主义者。 因为支持革命，达武一度陷入困境——他被捕了，然后被赶出军队，军事生涯似乎就此告终。香槟团大部分军官都是保王党，他们和埃丹当局一样，根本不能接受大革命基本理念。但是少数军官（主要是低级军官）支持1789年的大变革，他们认为这是社会进步，尤其是政治进步。普通列兵热情支持国民公会和它代表的一切。他们正确地看出强烈反对革命的军官会破坏新政府的法令，因此迫不及待地盼望新规定能及时顺利贯彻。埃丹市民也大多支持巴黎新政府。 1790年4月埃丹初现混乱苗头。4月27日，新成立的国民卫队提议与王室军队联盟。香槟团士兵和低级军官大都同意，但大部分军官（包括全部高级军官）和埃丹政府激烈反对。尽管如此，支持者们依然在市政厅前集会，宣誓效忠联盟。宣告联盟成立的文件被送到国民公会那儿，1790年3月7日通过。文件上有各种签名，路易-尼古拉·达武少尉的赫然在列。 联盟成立后既未引发报复行动，也未造成不良后果，但军中分歧显已暴露，很快其他不和也表现出来。8月1日，香槟团军官邀请国民卫队军官赴晚餐，但他们却将所有低级军官排除在外。接着一个激进的保王党军士晋升少尉，但国王当时禁止这种升迁，因为升职新规定要到10月末才施行。尽管这次提拔符合即将生效的法律，达武仍然认为他有义务反对，毕竟上司们的行为不合现在的规定。 8月下半月出现转折。埃丹城中存在骚动，香槟团也有牵涉，此时出现了第一波真正打击。8月1日晚上的事和那顿晚宴传到了巴黎政府那儿，陆军部长拉·图尔·德·潘·古韦尔内（La Tour du Pin Gouvernet）遂下令将有关人员统统逐出军队。根据部长的命令，8月21日四十九个人被赶出香槟团，其中有些人是服役二十多年的老兵。上层没有审判他们，只是简单地把他们开除了，勒令他们分别回到原单位。达武被激怒了，他为这些人大声奔走，坚决反对此项裁决。愤怒的达武甚至给巴黎政府写了封措辞激烈的抗议信。结果陆军部长一纸秘密逮捕令下来，把他关进阿拉斯的监狱。 香槟团列兵和国民卫队成员也反对古韦尔内的决定，并向国民公会抗议。9月4日，国民公会召开会议，决定派两个议员去埃丹调查香槟团的行为。他们在埃丹待了两个月，听取了不下两百人的证言。议员萨莱·德·舒（Salle de Choux）在报告中写道：“顺便一说……为士兵辩护的香槟团少尉达武先生正为他们蒙受耻辱，他因为陆军部长的密令被秘密关在阿拉斯要塞的地窖，直到又一封密令要求释放他。关押期间他被开除军籍。请勿见怪，达武先生抗议说应制裁陆军部长。” 六周后达武获释，但他已失去军职，被赶出了军队。重获自由后，他当即抗议这项判决，并得到原来战友的支持。达武甚至准备以个人名义起诉古韦尔内，但他失望地发现陆军部长已经下台了。他回归军队，但这场风波让他很难再融入香槟团。达武于是申请延长休假，获准后便返回拉维耶尔的家。 拉维耶尔和他上次离家时已大不相同。失去了母亲的睿智判断和有益帮助，玛丽-阿德莱德再婚了。1789年8月31日她与路易·蒂罗·德·利尼埃（Louis Turreau de Linieres）举行了婚礼。新郎是个年轻律师，比玛丽小上二十岁。整个达武家族都反对他们结合，因此都不肯去当地教区教堂参加婚礼。蒂罗家族是资产阶级和小贵族混合体，他们非常赞同这桩婚事，盛装出席。尽管达武反对母亲再婚，婚礼后他还是默认了既成事实。达武同母亲和继父关系良好，他个人并不讨厌继父。这段婚姻只维持了几年，期间达武同蒂罗一直和睦相处。蒂罗后来积极从政，但为时不长。他当选立法委员会候补议员，但从未出席。1792年他成为国民公会约讷省（l’Yonne）代表，投票赞成处决路易十六及清洗吉伦特派。热月政变后，蒂罗奉命去意大利就任政府督军。但是在波拿巴军中，他因为自然原因早逝了。
22岁的达武
大图地址：http://ww3.sinaimg.cn/large/4d701057jw1e3joq98eptj.jpg
第二章 志愿兵
达武失去军职后只好在拉维耶尔闲居，但他并非无所事事，而是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广泛涉猎当代史、近代史和政治哲学著作。在此期间，他成了更加忠实的大革命信徒。继父蒂罗是公认的共和派，积极参与当地和全国政治活动。受其影响，达武越发坚定地支持革命，但他并不想投身政坛，因此毫不犹豫地抓住了重返军队的机会——约讷省志愿军第3营建立，达武应征，成为一名普通志愿兵。
1791年9月，国民公会下令在全国组建志愿兵营。由于国际局势日益紧张，6月22日路易十六又试图从巴黎逃往瓦雷讷（Varennes），议员们开始考虑整顿军力，准备招募训练10万新兵补充不断减员的正规军。当时，离队现象导致兵员严重不足，9000军官有一半以上或辞职或逃亡国外或兼而有之。迫于形势，1791年秋天政府开始募兵，但征兵工作未能全照计划而行。志愿军羡慕正规军待遇好、升职快，并且固执地相信自己的战斗力不如正规军（不无道理），因而妒意更深。
另一方面，正规军又羡慕志愿军可以自由选举军官。正是新军这一特点给了达武初次展现能力的机会。因为他在欧塞尔军校和巴黎军校上过学、在香槟团服过役，又积极支持大革命，9月23日达武当选约讷省第3营第8连上尉，三天后他又晋升该营中校。弗朗索瓦·迪布瓦（François Dubois）（原du Bois）当选上校，达武在选举中获六百票，仅比他少四十票。
大革命打破了贵族垄断军职的特权，现在人们更倾向任用平民为军官。尽管路易出身贵族，又受过良好教育，但换做波旁时代，他很难会升到中校。他的叔叔雅各-埃德姆·达武在军中混得不错，但也只升到少校；他的父亲是参加过七年战争的老兵，四十岁时还是中尉。路易当选上尉之日，他的弟弟亚历山大也被选为该营中尉。路易成为中校后，亚历山大就接替了他的上尉职务。
同年，在拉维耶尔家中，达武爱上了夏尔-埃利·德·瑟格诺（Charles-Elie de Seuguenot）和玛丽-马格德莱娜·卡松（Marie-Magdelaine Cassons）的女儿玛丽-尼科勒·阿德莱德·德·瑟格诺（Marie-Nicolle-Adelaïde de Seuguenot）。瑟格诺夫妇虽住在第戎（Dijon）郊区，但他们美丽女儿的表亲嫁给了达武母亲的表亲，她便经常来拉维耶尔这边看亲戚。1791年夏天达武与瑟格诺小姐双双堕入爱河，尽管她比他大两岁，9月8日他们还是在双方家长祝福下举行了婚礼。
婚后不久达武就返回驻扎在茹瓦尼（Joigny）的营。9月16日他随军北上，以加入北方军团。1792年春战争爆发，因此直到次年9月他才回家。回到拉维耶尔后，达武得知妻子不忠，于是根据1792年9月20日颁布的法令，以“无法共处、性格不合”为由要求离婚。妻子没有反对，夫妻俩遂于1794年1月3日简单完成了离婚手续。此后十八个月，前达武夫人健康急剧恶化，1795年8月3日就去世了。
1791年9月初达武初回军队，此时法国还能同欧洲诸国及路易国王和睦共处，紧接其后的却是一串剧变：法兰西对奥地利和普鲁士宣战；1792年8月10日君主政体垮台；9月22日共和国成立；1793年1月21日国民公会处死路易十六。整个欧洲都相信1792年春必有一战，约讷省志愿军第3营也组织严格操练以备战。大部分人是头一次从军，因此他们得从最基本的内容开始学习。训练进展缓慢，官兵都倍感艰难，但大多斗志昂扬。漫长的冬季里，志愿兵每日艰苦操练，还得受军纪管束，可以料想多尔芒（Dormans）兵营中必然有人想返回舒适的家。1792年1月，达武中校甚至被迫给约讷省政府写信，要求他们采取措施抓捕逃兵并把他们送回军队。
战争爆发后，第3营离开多尔芒向东进发，就在出发前夕达武卷入了当地纠纷，还成功救了七个人的性命，其中之一便是原芒德主教德·卡斯特拉内（Bishop of Mende, M. de Castellane）。卡斯特拉内迫于立法委员会的起诉逃亡，但多尔芒市民发现了前主教行踪，迅速围住他和六个伙伴藏身的旅馆。人群激奋起来，叫嚷着“把他们吊死在灯柱上”。这时达武带着士兵来了，他对市民们说，若想杀掉主教等人，得先干掉他的队伍。群众顿时无比愤怒，混乱持续了整整三小时才平息下来。最终卡斯特拉内被安全押出旅馆，达武逮捕了前主教，将他送到监狱看管起来，第二天又送他去奥尔良受审。但不管达武是有意还是无意，卡斯特拉内路上逃跑了。离开多尔芒不久押送队伍到达里昂，卡斯特拉内趁机越境逃走。
宣战后第二天，即4月21日，约讷省第3营拔营出发，奉命去凡尔登（Verdun）加入拉斐特（Lafayette）军。但中途军方上层撤回了命令，于是第3营改去色当（Sedan）扎营，不过仍然隶属拉斐特麾下。6月中旬，达武所在的志愿营进驻莫尔德（Maulde）牢固的营房。正是在莫尔德，达武听说了民众攻打杜伊勒利宫、推翻君主政体的消息。贵族青年非常高兴地看到9月22日共和国成立，他从一开始就支持大革命，因此立宪期间他对君主政体毫无好感。1790年他先是被国王的大臣关起来，然后又被赶出国王的军队，是立法委员会让他当了志愿兵，让他在“人民的军队”中重新开始军事生涯，因此他拥护新政府，并用共和国理想鼓舞士兵。
1792年8月16日，达武中校向政府官员汇报了约讷省志愿营第一批伤亡。包括第3营22个志愿兵在内的400人小分队去前哨阵地换班，中途遭遇意外袭击，败下阵来，损失了10人。其中两人隶属约讷省第3营：一个是上尉，据说被俘了；另一个是鼓手，他牺牲了。达武的信中也提及补充兵员问题。“尽管你们宣称招满了志愿兵，我们实际只有55人，还得再招230人才能补满第3营。他们所需的一切军备我们这都有。”
8月中旬第3营被调去孔代（Condé）。到达目的地后，达武得知指挥官拉斐特逃离法国、跑到敌营中寻求庇护。这件事对他冲击不小，因为爱国热情高涨的年轻中校原本以为拉斐特是共和国强有力的支持者。
迪穆里埃成了北方军团新总司令。达武现在归奥莫兰（O’Moran）直接指挥，后者命第3营保护孔代和瓦朗谢讷（Valenciennes）之间的交通线。在此期间达武给约讷省政府写了封信，他提到了9月1日的一次主要战斗，说他的志愿兵赶走6000人、杀敌400人，但没说己方损失。
1792年夏末的主要敌袭来自孔代东南方——不伦瑞克公爵指挥一支普军在科布伦茨（Coblenz）渡过莱茵河，入侵法国隆维（Longwy）。8月最后一个星期普军进攻法军防线关键阵地凡尔登，而它象征性抵抗了一阵就在9月1日投降了。不过不伦瑞克公爵并不打算进攻巴黎——只用42000普军攻打法国首都未免野心太大，而且他也不指望能得到侧翼的奥军多少支援。不管怎么说，现在不伦瑞克公爵位于凡尔登，位于他和巴黎之间的沙隆（Chalons）只有一群混乱的志愿兵（Fédérés）驻守。因此不伦瑞克逗留一阵后还是向西进入阿戈讷森林（Argonne forest），9月20日正是在此爆发了瓦尔米（Valmy）之战——弗朗索瓦-艾蒂安-克里斯托夫·克勒曼在迪穆里埃支援下阻止了不伦瑞克继续深入。
达武一直待在孔代，没有参加瓦尓米战役。克勒曼把不伦瑞克赶出边境后，法国终于再次摆脱外国侵略者。普军撤离使北方军团能够进攻奥地利控制的荷兰。奥莫兰将军侵入比利时，遭遇了一些最顽强抵抗。就在孔代北方，奥军一心固守佩鲁维尔（Peruwelz）修道院，双发爆发激战。达武表现出色，他亲自率志愿兵进攻，1792年10月24日夺占敌军坚守的阵地。
约讷省第3营组成北方军团左翼，随大军进入比利时，紧挨其右便是迪穆里埃直接指挥的军团主力。11月6日主力部队赢得热马普（Jemappes）大捷，法国从此可以占领莱茵河左岸全境。但迪穆里埃犯了个战略错误，他没有将奥军赶到莱茵河东岸，而是滞留在默兹河左岸。达武所在营没有参加热马普战役，而是进军至布鲁塞尔（Brussels）加入围攻。布鲁塞尔沦陷后，约500到600名法军战俘获释，其中就有第3营成员。第3营这一阶段战役的最后一战是安特卫普（Antwerp）围攻。
法军已占领比利时大部分领土。迪穆里埃让军队进入冬营休整，自己则返回正在审判国王的巴黎。这位将军支持更温和的吉伦特派，他试图证明国王无罪，但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还是被处决了。尽管迪穆里埃没能救出国王，他还是实现了其他目标——1793年2月1日国民公会对英国和荷兰宣战，命令迪穆里埃入侵荷兰。审判国王进一步向世界展示了革命遵循的道路，而对英宣战纯粹是赶在英国议会对法宣战前先发制人。3月7日法国对西班牙宣战，紧接着神圣罗马帝国、教皇国、那不勒斯、葡萄牙纷纷加入第一次反法同盟，只有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王国、瑞士和俄罗斯保持中立。共和国四面迎敌，危机重重，1793年2月24日国民公会下令招募30万人。“所有18岁到45岁的单身公民”，法令宣布，“如果不是无嗣鳏夫，都应服役。”这是近代第一份影响深远的全员征兵令，它奠定了接下来的战争整体基调。
迪穆里埃仅带16000人进入荷兰境内（后来又获得5000援兵），这点兵力不足完成任何重要任务。此时盟军发起攻势，试图夺回比利时。迪穆里埃的后方面临攻击威胁，他便丢下所谓的荷兰军团火速南下。赶到布鲁塞尔和列日（Liège）之间后，法军将领决定作战，遂于3月18日进攻驻守内尔温登村（Neerwinden）附近的科堡亲王（Prince of Coburg）。法军中央阵线成功推进，达武和他的志愿兵均表现出众，右翼也取得初步战果，但左翼却崩溃了。结果迪穆里埃战败，法军因此失去整个比利时，只好缩回内线要塞城市防御本土。
内尔温登之败草草终结了迪穆里埃的军事生涯。战后他首次与敌缔结和约，奥地利方面允许他安全撤出荷兰和比利时。迪穆里埃害怕雅各宾派日益平膨胀的权力，厌恶他们对比利时人的所作所为，他认为取得战争胜利、恢复法国秩序的唯一方法是恢复1791年的立宪政体，决定进攻巴黎。迪穆里埃将自己的计划告知奥地利人，他们同意政变期间双方休战。与此同时，国民公会丧失了对北方军团总司令的全部信心，派出四名专员和陆军部长皮埃尔·伯努维尔（Pierre Beurnouville）来拘捕他，准备带他回巴黎受审。但军队忠于迪穆里埃，他可以反过来逮捕专员和部长并将他们交给敌人。然而他错判了列兵们的情感——这些人都不愿意背叛共和国。达武中校命部下向叛变的总司令开火之刻，事情便成定局。
内尔温登战役后，达武回到勒温（Louvain）的强化营。后来北方军团撤出比利时，约讷省第3营也返回南方的孔代营地。全军一片混乱，官兵都在大声讨论叛变之事。迪穆里埃进军巴黎的计划人尽皆知，志愿营的军官们开会讨论应当如何行动。由于个人利益同爱国职责存在冲突，很多人都犹豫不决。这时新组建的公会代表团来到前线，他们签署了迪穆里埃的逮捕令，鼓励军官们支持政府。达武决定采取行动，4月4日上午他带着志愿兵去圣阿芒的总司令部，中途正好碰上刚和奥地利人磋商完毕的迪穆里埃。迪穆里埃起初想拉拢中校和他的志愿兵，然后意识到自己在白费力气，叛变计划已经流产。他转身逃往敌营，志愿兵纷纷向其开火。达武带兵追赶总司令，有两次差点抓住他：第一次是因为迪穆里埃的马不肯跳过水沟，他只好跳上沙特尔公爵（Duke of Chartres）的马和他共骑；第二次是在埃斯科纳河（the river Escaut），逃亡者们为脱身甚至丢下了迪穆里埃的秘书。达武把总司令的坐骑和秘书带回孔代，证明自己曾试图抓捕叛徒。虽然主谋在逃，叛变阴谋毕竟粉碎了，感激的政府很快便回报了给叛徒致命一击的志愿营中校。
迪穆里埃的叛逃对北方军团及其与巴黎政府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不用说它也极大改变了革命进程。因为迪穆里埃和吉伦特派关系密切，雅各宾派趁机以串通谋反罪名攻击政敌，这对国民公会中较温和的共和派不啻于决定性重击，很快他们就会被大批清洗。此事对军队影响同样深刻。革命初年，人们虽然不希望国王的军官逃亡，但至少还能理解他们的行为，即使是拉斐特这样的军官逃走也没产生多大影响，因为众所周知他拥护国王和立宪政体。但迪穆里埃不同，人们一直认为他是爱国者，是共和派，是国民公会的信徒，是革命战争的斗士，因此他的背叛打击了政府和军中很多人。如果迪穆里埃都能背叛公会，那人民代表们还能相信谁呢？每个将军不是都可能反水吗？还有哪个军人值得信任？为解决这些问题，此后雅各宾政府向前线派遣了无数驻军代表。这些公民作为国民公会代表享有绝对权力，他们可以干涉战略和战术，事实上也常常这样做。驻军代表还经常动用逮捕将军的权力，被捕者都被押到巴黎受审，而且往往被判死刑。从此没有一个将军能真正独立决策，直到1796和1797年波拿巴辉煌的意大利战役才改变了这一局面。
北方军团只恢复了部分秩序。拒绝支持迪穆里埃叛变的奥古斯特-亨利-马里·当皮埃尔（Auguste Henri Marie Dampierre）将军成为新指挥官，迅速重组了军队。1793年5月1日，达武因4月4日的功劳晋升上校，开始指挥半旅。他的半旅由第2营、第104步兵团、奥布省（Aube）志愿军第3营和老部下约讷省志愿军第3营组成。年轻的上校直接隶属夏尔-约瑟夫·基尔迈纳（Charles-Joseph Kilmaine）麾下，积极参加了圣阿芒森林（Saint-Amand forest）战役和法尔马（Famars）营地守卫战。法军被迫后撤时，达武的半旅充当后卫。他们直面敌军，每天损失30到40人。但7月初，达武被仓促调至西方军团。
早在1791年，法国西部就出现了不稳迹象。一些省份不能接受共和国宣言、对国王的判决以及政府的宗教措施，公然举起反旗，其中尤以旺代为最。1793年和1794年冬天，不止旺代省叛乱，西部、南部诸多地区，如里昂、波尔多、马赛，都不肯承认巴黎革命政府。1793到1794年间，雅各宾派设法恢复了全国整体秩序，但到督政府时代旺代问题也未解决。
达武不是雅各宾派，他也不赞同其领导人的做法。1793年4月的一件事最能体现这点。两个实为陆军部长眼线的代表来到总司令部面见当皮埃尔，达武正好也在场。谈话中，达武和总司令的副官袒露了他们对马拉、丹东和罗伯斯庇尔的厌恶之情，同时他们又赞扬正被陆军部长等国民公会中极端分子攻击的佩蒂翁、布里索、加代等吉伦特派。“晚餐时，一个代表为了诱使将军们开口，欺骗他们说巴黎的安宁快到头了，因为国民公会已将马拉送上革命法庭。达武和副官们掉进陷阱，他们都说马拉罪有应得，自己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代表对达武的言论颇感惊讶——他不就是那个1790年被赶出王室军队的阿拉斯囚徒吗？正是他1790年为爱国士兵说话，正是他为军民联盟树立典范。代表继续说他很惊讶达武居然如此仇视马拉、罗伯斯庇尔等雅各宾党人。当他沦为专制强权的牺牲品时，难道不是马拉和罗伯斯庇尔救了他吗？达武回答：‘我并不敌视1790年维护我的人。国王也是我的恩人，但我拒绝为他服务。同样道理，我拒绝效忠雅各宾派，他们的理念在我看来太疯狂。’”代表们回去后便在陆军部长面前谴责达武。
大概是好友当皮埃尔以及积极反对迪穆里埃的行动挽救了达武。不管怎么说，这件事说明将他从北方战线调到旺代省并非偶然之举——政界有人怀疑这个勃艮第贵族后裔了。尽管雅各宾派觉得达武有背叛嫌疑，他毕竟有一些权势较大的朋友，这使得他1793年6月3日晋升准将。
达武升职后很快在拉·罗谢勒（la Rochelle）附近加入拉·巴罗利埃（La Baroliere）军，7月18日参加了维耶（Vihiers）战役。会战中，达武指挥一小队骑兵掩护政府军从旺代人面前逃走。官兵普遍不守纪律的现象必定触动了达武。他在这群混乱松散、几难称作军队的人中只待了很短一阵，但他亲眼见证了涣散的军纪是如何把胜利变成溃败的。
维耶战役后达武奉命前往尼奥尔（Niort），然后护送一支分队去莱萨布勒-多洛讷（Sables-d’Olonne）支援通克（Tuncq）将军。在通克的司令部，他收到了7月30日巴黎寄来的信，发现政府升他为少将并调他回北方军团。达武返回巴黎接受具体指令，然后得知他获得里尔（Lille）“马德莱娜（Madeleine）军营”指挥权。陆军部长吃惊地发现达武不肯接受少将军衔和分给他的师。他说自己才23岁，太年轻，缺乏经验，不够资格担负这项使命。达武的拒绝之举很危险也很明智。说危险是因为它会加深政府的猜疑，说明智是因为如果成了少将，只要出一点小岔子，哪怕不是他的错，也意味着要被推上断头台。
很快达武再次被清洗出军队。雅各宾派迅速攫取绝对军政大权，达武意识到他即将被迫退役。，于是1793年8月29日主动辞职，准备返回拉维耶尔的家。正当他在巴黎处理此事时，国民公会下了一道法令，禁止任何贵族在首都、军队和前线20里格（译者注：1里格约等于3英里）范围内露面。达武便请求陆军部长布绍特（Bouchotte）允许他返回拉维耶尔与母亲同住。一同服役于北方军团的好友皮勒（Pille）将军介入此事，帮助他获得了许可。年轻的将军又被赶出军队，不过这次他也不担心再无返回可能，于是充分利用闲暇时间钻研军事历史、参加公民活动。他本想在拉维耶尔好好休息，但他的悠闲生活很快被打断了。
达武回家没多久，当地官员就带着两个警察上门逮捕他母亲。她当场被捕，随即被押赴欧塞尔受审。作为特殊照顾，押送者允许达武陪伴母亲同往。因为路程太远，押解队无法在一天内到达目的地，只好在欧塞尔以东22英里的托内尔（Tonnerre）留宿。达武和母亲都不清楚逮捕缘由。在托内尔，他的母亲被关进当地监狱，而达武设法查清了她即将面临的指控——与流亡贵族通信。此罪名一旦坐实，等待她的只会是断头台。
母亲的罪行源于和友人拉·罗什福科（La Rochefoucauld）一家的交易。恐怖政治开始前，友人一家逃亡了，而她出于好意替他们保管部分财物，为掩人耳目还办理了买卖手续。罗什福科一家逃走后，他们与达武母亲的部分通信牵涉此事。母亲藏在家中写字台的信足以构成死罪确凿证据，而官员们马上就要搜查拉维耶尔，达武必须赶在他们动手前毁掉这些信。
达武当晚住在托内尔旅馆。夜深人静后，他从后门离开，徒步赶回拉维耶尔。他攀上花园围墙，惊醒了妹妹。她悄悄放他进了城堡，没有惊扰仆役们。达武直接去了母亲的房间，在写字台后面找到了她藏在那的信，然后烧掉了这些足以杀死她的证据。天亮前他返回旅馆，因此托内尔无人察觉他夜间曾离去。
次日早上达武陪同母亲去欧塞尔。几天后她在革命法庭受审，但起诉人惊讶地发现他没有充足的证据指控她。审判无果而终，达武母亲无罪释放。这出惊魂噩梦似乎有了个圆满结局，但达武母亲还是被当做嫌疑犯，尽管法院缺乏相关证据。1794年4月恐怖统治达到高峰，她再次被捕。这次达武也未幸免，他和母亲都在监狱里关了三个月。直到热月党人推翻雅各宾派，他们才回到拉维耶尔。
被逐出军队、母亲险些被处死、三个月监禁、国家与军队的整体形势……种种原因使达武严重质疑共和国的信条，他成了激烈的雅各宾派反对者。在他眼中雅各宾无异于恐怖的同义词，他们的专政只会造成政治腐败、军事混乱。达武不理解、更不同情中央政府面临的问题，他只看到他们的弊端和错误。革命之前，年轻的贵族效忠为他提供教育机会的国王；革命初年，他成为共和派，支持自由与平等的基本原则。然而，1793年和1794年的不愉快经历使他转而与雅各宾派对立。经历了恐怖统治后，达武和很多法国人都深深渴望没有恐慌和压迫的秩序统治。波拿巴将军似乎能组织这样一个政府，达武便热情拥护他，也因此成了帝国最忠实支持者之一。
第三章 共和国将军
1794年7月末热月政变爆发。28日，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库东被推上断头台，所谓的热月党人上台执政。雅各宾派及其支持者逐渐失去权势和影响力，而他们迫害的那些人重新在政界得宠，但达武家族并未立刻分享到好处。他们抹不去旧贵族身份，而且仍被当做可疑分子，虽然程度稍有减轻。达武费了一番功夫才回归军队，最后加入摩泽（Moselle）军团。
他之所以能重获军职，主要是两位好友出了力。路易·蒂罗已不再和妻子同住，但他同继子保持良好关系。恐怖政治最后的日子里，达武母子免于处决，我们无从得知这一结果是否有蒂罗的努力，就算他施力相救了，我们也不清楚他是怎么做的。蒂罗权力不大，但毕竟是国民公会中的雅各宾派，热月党人派他去意大利任督军其实是流放他。不管怎么说，蒂罗在巴黎还是有朋友的。离开首都前，他在依然掌管军队的卡诺面前为达武说情，请求卡诺允许继子恢复现役。达武的另一个救星是路易-安东尼奥·皮勒将军，此人现在是陆军部的Commissioner of the movements of the Land Army。10月2日达武曾写信给他求助。
达武通过非官方途径得知他将去布雷斯特（Brest）的西方军团就任准将。当时西部没有重要战事，军队的任务基本就是镇压叛乱。达武渴望去前线，于是再次求助皮勒。10月13日皮勒向公共安全委员会递交报告，建议改派达武去摩泽军团。达武自己解释说他最擅长指挥骑兵，而布雷斯特没多少骑兵，希望上层重新考虑。此外，摩泽军团正好缺两个准将，达武的请求便获准了。他急着重归行伍，当即北上。1794年秋天，在让-勒内·莫罗（Jean René Moreaux）（译者注：此莫罗非彼莫罗）指挥下，摩泽军团主力开赴莱茵河，还有部分军队正围攻卢森堡。
达武离队期间，北方战局风云激荡。1794年6月26日，让·巴斯蒂特·儒尔当将军赢得弗勒吕斯（Fleurus）战役，法军从此可以重新占领比利时北部与西部。9月，儒尔当麾下的桑布尔（Sambre）军团和默兹军团横渡默兹河，22日攻克艾克斯-拉-沙佩勒（Aix-la-Chapelle）。10月2日鲁尔河（the Roer）战役后，两个军团向莱茵河进军。继儒尔当的壮举，摩泽军团和莱茵军团积极行动起来。摩泽军团北进至特雷费斯（Treves），然后沿河两岸而下，10月23日抵达科布伦茨，途中莫罗将军留下一个师围攻奥军固守、储备充足的卢森堡。
1794年末至1795年初，法军一直在莱茵河左岸展开围攻。其中最重要的战役是迈恩塞（Mayence）、曼海姆（Mannheim）（实际上是围攻左岸的桥头堡，城市本身在莱茵河右岸）和卢森堡。达武归队时，卢森堡围攻已有一定进展。现在他隶属德布兰（Debrun）麾下，指挥一个旅，几乎一到岗就着手工作。
11月24日晚，达武大胆突袭敌占格林瓦尔德（Grünwald）。当地三个仓库中存有大量急需储备，但敌军火力太猛，他无法运走补给，只好将其付之一炬。这对法军来说很不幸，因为他们本可充分利用这些物资。寒冷的冬季中，围城部队饱受折磨，军粮、军服、军火、军营全都短缺。无论如何，围攻还是继续进行。莫罗将军后来高烧不治身亡，接替他的安贝尔并未改变作战计划。
到冬末时，布莱泽·科隆班·本德尔（Blaise Colomban Bender）元帅指挥的奥军已濒临断粮。为了催他们投降，达武建议安贝尔进攻敌军手中最后一座磨坊，获准后便筹备摧毁城中地势较低的艾希（Eich）磨坊。他听说驻守泰昂维（Thionville）的奥军最近出了一个逃兵约瑟夫·贡德（Joseph Gund），便说服上司许可此人靠充当向导来换取自由。俘虏接受了达武的条件。1795年3月4日晚，达武率突击队穿越敌方火线。此举相当大胆，他甚至一度落入奥军手心。尽管如此，这小股法军还是烧毁磨坊并安然后撤，只有两人伤亡。同月19日，奥军试图大规模突围。本德尔几乎倾尽全力进攻封锁线中的德布兰师。达武再次投身酣战，因表现出色得到上司的充分赞扬。不巧的是，他未能看到1795年6月7日本德尔投降——奥军大突围后，安贝尔师就作为摩泽军团一员进军至莱茵河参加迈恩塞围攻，让别的军队（注：哈特里（Hatry）将军的两个师）完成他们发起的卢森堡围攻。
迈恩塞围城部队为新成立的莱茵军团和摩泽军团主力。以莱茵河为中心，两路军团的负责范围南至瑞士边境、北至桑布尔军团与默兹军团构成其侧翼屏障的科布伦茨。就算达武真的参加了包围，他在迈恩塞待的时间也不长。5月18日他在莱茵河上据曼海姆约15英里的施佩尔（Speyer）给好友暨国民公会代表布尔博特（Bourbotte）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早日实现和平的渴望。局势比较乐观：1795年4月5日普鲁士与法国签订巴勒（Bale）和约，西班牙与一些德意志小公国紧随其后与法媾和。现在战场上的敌人只剩奥地利军，而他们几乎得不到神圣罗马帝国其余小邦的支援。英国当然仍与法国交战，但它投入欧洲大陆的军队不多，帮助并不大。
7月初，达武仍待在施佩尔，战争也在继续。他写信给马索（Marceau）将军，悲观地认为又要打一场冬季战争。1793年夏天达武在旺代初始马索，他们成了好朋友，还计划一同返回拉维耶尔，那里正在初步筹措马索和达武妹妹朱莉（Julie）的婚礼。但持续的战争打乱了他们的计划，这件事就搁下来了。朱莉没有同马索正式订婚，六年后，即1801年，她嫁给了博蒙（Beaumont）将军。
1795年4月莱茵军团和摩泽军团改由让-夏尔·皮舍格吕（Jean Charles Pichegru）将军接手。1794到1795年间，他因为在荷兰赶跑一支英军赢得声誉；不久前，即1795年芽月12日（公历4月1日），雅各宾派试图政变，而正是他挽救了热月党人。新军指挥官皮舍格吕给了师长们相当大的自由决策权。1795年夏天他待在斯特拉斯堡附近，很少来到包围迈恩塞和曼海姆的大军之中。1795年战役清楚地表明新将军没多少真才实学。更糟的是，从1793年起他的个人习惯就不断腐化，1795年夏天他“可耻地自甘堕落了”。虽说皮舍格吕的不良作风和平庸才干能够原谅，但他背叛祖国和战友的行径就不可饶恕了，早在1795年8月他就开始秘密与敌接头。
夏末，达武随迪富尔（Dufour）师南下围攻曼海姆。这次他看到了战果——1795年9月20日该城投降。尽管围攻走向胜利，1795年战役又在莱茵河下游打响。9月5日，在让-巴斯蒂特·克莱贝尔的有力支援下，仍由儒尔当统率的桑布尔军团和默兹军团渡过莱茵河并拿下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儒尔当即以此为桥头堡将奥军逐至莱茵河右岸。眼下莱茵军团和摩泽军团的战略重点应是大举渡过莱茵河支援儒尔当，为此皮舍格吕进攻奥军一个主要补给点海德堡（Heidelberg）。但他本人却待在莱茵河左岸，而让安贝尔去指挥内卡河（the Neckar）上的军队。他也没有派一支有力武装沿内卡河左岸而上直取海德堡，而是分兵了——迪富尔师去右岸，达武旅充当前卫的安贝尔师去左岸，结果整个行动以惨败收场。达武走得太快了，超出预期进度，9月24日安贝尔和他失去了联系。接着奥军在夸斯达诺维希（Quasdanowich）击败迪富尔，乱作一团的迪富尔师后撤，因为安贝尔停下来帮助其渡回左岸才得救，但这导致在维布林根（Wieblingen）遇敌的达武得不到支援和火炮。奥军清楚他处境不妙，发动进攻，迫使他且战且退。两路法军师只好在曼海姆的大炮下寻求庇护。因为皮舍格吕对奥军右翼和后卫的机动一败涂地，弗朗索瓦·塞巴斯蒂安·夏尔·约瑟夫·克莱法耶特（François Sebastien Charles Joseph Clairfayt）得以全面进攻儒尔当，缺乏支援的儒尔当只得退回他在杜塞尔多夫备下的牢固营地。战役显已失败，法军于是在莱茵河东岸留下一个坚固的桥头堡，然后退回原先阵地。
1795年10月起，曼海姆的部队就由之前在莱茵河上游服役的路易·夏尔·安东尼奥·德塞指挥。16日安贝尔又病倒了，刚刚加入第6师的尼古拉·夏尔·乌迪诺接替了他的职务。虽然乌迪诺1794年6月14日才晋升准将，他的资格仍然比1793年7月晋升准将的达武要高，因为后者的资历只能从1794年9月24日重返军队时开始计算。这种事项规定本会引发嫉妒，但达武和乌迪诺却成了好友，而且整个帝国时期两人一直是朋友。乌迪诺的任务注定不会轻松。克莱法耶特一边进攻北方的儒尔当，一边命多戈贝特·西格蒙德·维尔姆泽（Dogobert Siegmund Wiirmser）遏制后方皮舍格吕的任何潜在威胁。然而，充满干劲的维尔姆泽不满足于消极防御，因此10月18日他在曼海姆前方进攻乌迪诺。尽管皮舍格吕给了德塞充足兵员（两个师，共12979人），他却没有充分调动军队，结果他仅仅避免了一场彻底溃败。独自应战的乌迪诺别无选择，只能勉力一战。一场鏖战后，乌迪诺本人受伤被俘，他的军队则退回曼海姆城内。达武原在防线中央固守，但最终被迫借着德塞亲自指挥的十二个骑兵中队掩护退回城中。维尔姆泽立刻包围了曼海姆，他等不及静观事态发展，11月11日挖掘壕沟，并用攻城炮扫射城池。法军没有做长期坚守准备，既缺食物也缺弹药， 因此11月21日安·夏尔·巴塞·德·蒙塞居（Ann Charles Basset de Montaigu）将军率全体守军投降。
在达武漫长的军事生涯中，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俘，然而他比大部分军官战友们幸运得多。大革命之前维尔姆泽曾在法国服役，和他的叔叔雅各-埃德姆·达武是朋友。奥军将领想到了曾经的友谊，他让达武发誓不再作战，然后便将他放回法国。五年中达武第三次被迫在家待命。和以前一样，他没有在拉维耶尔浪费时间。
前两次赋闲在家时，达武看完了规模不大的家族图书馆所有藏书，这回他幸运地获准使用德·卢瓦夫人（Madame de Louvois）的图书馆。它是勃艮第最好的图书馆之一，位于安西-勒-弗朗（Ancy-le-Franc）城堡。1796年前八个月达武博览古代史，熟练掌握了希腊和罗马的战略战术。直到1796年10月军官交换，他才重返驻于凯尔的莱茵军团和摩泽军团。
达武在家时，莱茵河和巴黎的军事形势都发生了变化。曼海姆投降前不久，即1795年10月，以五个督政官为首的督政府成立，这意味着国民公会和公共安全委员会退出历史舞台，五百人院和元老院取代了它们。法兰西厌倦了战争，它已被革命索要的高昂代价折腾得疲惫不堪。六年的动荡后，不管新政府会如何表现，它好歹给了人民回归正轨的盼头。为了恢复正常必须光荣地结束战争，也就是说政府希望将莱茵河划为法国的“天然疆界”。普鲁士在莱茵河左岸失去的土地可用右岸的补偿，此举出于两个目的：一是结好霍亨索伦王朝；二是对付奥地利，因为他们的皇帝自认德意志小邦保护人并试图控制它们。此外，如果法国得到莱茵河左岸的土地，那么奥地利控制的比利时损失最多。也许该指出英国同样反对法国吞并比利时，尤其反对它占有良港安特卫普，因为岛国政府害怕此港会成为侵英战争的最好基地。督政府据此认定和平的最大障碍是英国支持下的奥地利，必须击败奥地利才能迫使其接受“天然疆界”。
1796年战役的目的是结束这场战争，它的战略是兵分两路进击维也纳：法军主力横渡莱茵河，直下多瑙河谷；波拿巴将军的意大利军团扫荡伦巴第平原，从西南方进军奥地利首都。起初两路进展都很顺利。仍由儒尔当率领的桑布尔军团和默兹军团经过法兰克福、班贝格（Bamberg）和安贝格（Amberg），最后到达波西米亚边境的纳布河（the river Naab）。南方，莫罗的莱茵军团和摩泽军团力克斯图加特和奥格斯堡（Augsburg），抵达英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东边某地。但此后儒尔当和莫罗的进军受挫。卡尔大公的奥军主力击败儒尔当，迫使其直退到安全的莱茵河左岸才停下。这导致莫罗的左翼危险地暴露在敌军兵力下，实际上他与莱茵河基地的联系面临被切断的威胁。莫罗别无选择，只得沿多瑙河而上。他穿过黑森林后退到弗里堡（Freiburg），然后又退回莱茵河左岸。意大利的波拿巴比他们成功得多，他已经到了波河，并顺河而下去包围曼图亚。
直到1796年战役结束达武才返回莱茵军团和摩泽军团。1796年9月他在凯尔，此地为莱茵军团和摩泽军团在莱茵河右岸的两个立足点之一。莫罗将凯尔防务交给德塞，后者有安贝尔、迪埃姆（Duhesme）和圣叙桑纳（Sainte-Suxanne）三个师。达武奉命指挥第3、第10及第31步兵半旅，显然11月22日守军大突围后他才获得此项任命，因为关于这次大败的报告没有提及达武（注：达武也许参加了最后阶段的行动，但缺乏确凿证据）。12月9日，新近接管莱茵军团和摩泽军团的伯龙维尔（Beuronville）将军与奥地利人签订停火协议，因此卡尔大公能从莱茵河下游调来十三个营围攻凯尔。1797年1月9日，奥军挖掘的壕沟网已逼近法军阵地，情势危急。显然奥军若积极发起强攻，法军无法抵抗。当天莫罗命令德塞投降并撤回莱茵河左岸。1月10日法军带着所有辎重体面地撤出凯尔，当晚奥军进驻该城。
冬季，莱茵河沿岸的军队一直在准备春季战役，他们计划同意大利军团配合作战以赢得胜利。1797年的战略同去年的无甚差别——莱茵河上的两路军队进军多瑙河，顺河而下直抵维也纳，同北上的意大利军团会合。当然了，整个革命战争期间始终存在一个根本问题：莱茵河流域的军队缺乏统一调度。巴黎制定好主要战略，安排好各军团行军路线，这对意大利不成问题，因为波拿巴全权指挥，但莱茵河情况就不同了：两个将军谁也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个，后果显而易见——他们几乎不尊重对方。这从伯龙维尔不同莫罗商量就私自与敌停火中可见一斑，莫罗因此丢失莱茵河右岸的两个立足点凯尔和于南格（Huningue），若当时伯龙维尔仍在莱茵河下游构成威胁，卡尔大公就不可能增援凯尔围攻，莱茵军团和摩泽军团也就能保住发动春季攻势的基地，但结果却是莫罗被强大的敌军赶回莱茵河左岸。
最早向维也纳出发的不是屯于莱茵河的法军主力，反而是意大利军团。奥军战败，曼图亚投降，波拿巴从此打通进军路线。3月第二周他已从波河谷地大举东进，插入奥地利西南部。按计划，德意志境内应该同时发起攻势，但莱茵河的法军耽搁了，直到4月13日，桑布尔军团和默兹军团的新指挥奥什（Hoche）将军才结束停火状态。2月卡尔大公转战意大利，但他来得太迟了，无法挽回败局。德意志这边，拉图尔（Latour）总领卡尔大公留下的奥军，但他在桑布尔军团和默兹军团的优势兵力前败下阵来。勇猛的米歇尔·内伊充当奥什的前锋，他在吉森（Giessen）渡过兰河（the Lahn）后发起进攻。
莱茵河更上游处，德塞临时负责莱茵军团和摩泽军团，他计划在斯特拉斯堡10英里以北的迪海姆（Diersheim）渡河。莫罗在渡河头一天返回军中，但实际上渡河行动仍是德塞组织的。法军分成三路纵队渡河，它们分别由多米尼克·勒内·旺达姆（Dominique René Vandamme）、雅尔迪（Jardy）和达武率领。4月20日莱茵军团和摩泽军团渡河，而两天前波拿巴已在莱奥本与奥地利签订全面停火协议。莫罗的渡河行动耽搁了，直到天亮后才能开始，这主要是因为得寻找必需船只。莫罗和德塞已不再惊讶，他们没有推迟行程，决定在大太阳下继续渡河。尽管任务艰巨、损失严重，法军还是建立了一个立足点。达武进攻迪海姆并赶走了奥地利守军，但他的胜利并不长久。敌军以优势兵力卷土重来，夺回迪海姆并打算固守。双方鏖战一日，战局频繁波动，迪海姆七度易手。达武前后得到两次增援，战到夜里终于拿下迪海姆，奥军则混乱地撤走了。桥头堡既已稳固，莱茵军团和摩泽军团主力涌过莱茵河，进攻整个边缘线上的奥军。右翼的达武进攻；中间的旺达姆沿金齐希河（the Kinzig）而上，经奥芬堡（Offenburg）进抵根根巴赫（Gengenbach）；左翼的克洛德·约瑟夫·勒古布（Claude Joseph Lecourbe）进军伦施河（the river Rench）。
莫罗正准备全力进攻，战争却仓促停止了。4月23日，奥军将领送信给莫罗，告诉他法奥两国已在莱奥本签订停火协议。因为莱茵河上两路大军迟迟没有发动德意志战役，他们错失了为实现和平立下大功的机会。积极活跃的波拿巴完全可以宣称他和意大利军团赢得了胜利。如果莫罗和奥什提早三周渡过莱茵河，他们应该能到达巴伐利亚境内的多瑙河流域，也就能分享和平的荣耀了。
第四章 埃及沙漠
达武和德塞的友谊对未来元帅的前途影响深远。德塞将达武推荐给波拿巴，替他在埃及军中谋职，但他的影响力不止于此。1800年达武等人回国时受到热烈欢迎，这很大程度上也要归于德塞——也许更重要的原因是波拿巴对达武态度的转变，但这一点较为隐蔽，下定论难度更大。上埃及战役期间，德塞给波拿巴的信充分肯定了达武的功劳，差不多还能确定他私下与总司令交谈时也替朋友美言。此种影响力无从度量，但显然一直持续到德塞早逝于1800年6月的马伦哥战场。执政府初期达武颇受优待，德塞的影响是一必备原因。 1768年8月17日，路易·德塞·德·维古生于奥弗涅地区的圣伊莱尔-达亚（Saint-Hilaired’Ayat）。和达武一样，德塞也是贵族，而且也凭资助穷贵族后裔的奖学金进入新设立的埃菲亚（Effiat）军校就学。不同之处在于，德塞很可能是班里最差的学生（译者注：表示有些怀疑）。15岁那年他修完了埃菲亚全部课程，接着申请海军学院，结果被否决了，毫无疑问这归咎于他糟糕的成绩单。德塞遂去了布列塔尼步兵团任陆军少尉，六年后大革命爆发时他仍是个少尉。他和很多年轻贵族都看到了凭能力而非社会地位晋升的机会，因此拥护革命。随着1792年战争爆发，升职空间不再受限，德塞7个月内便从中尉晋升准将。他在莱茵军团表现优异，但1797年4月莱奥本停火协议签订后，他就不再安于继续待在莫罗麾下。 1797年夏季德塞去了意大利，他要实地研究刚刚结束这场战争的胜利战役，但他更重要的目的是结识凯旋的波拿巴将军。德塞自己给友人的信如此写道：“我相信莫罗绝不会成就伟业，在他帐下我们只能扮演二流角色。但另一个人（波拿巴）注定会扬名立万，以至于他的下属也能分享荣誉。”毫无疑问，德塞为了结交波拿巴特意安排了此次出行，而且还带上了达武。如果德塞没有早逝，他一定会在帝国元帅中居于高位。 德塞不是个轻易能摸清底细的人。他倾向于隐藏自己的想法，涉及政治立场时从不把话说满。因为他对政客们没什么用，革命期间德塞与各政府的关系动荡不定，但他好像总能保全自己。战争初年，贵族身份给德塞带来麻烦——他的兄弟和亲戚加入流亡贵族的军队进攻法国，他的母亲和姐姐则被监禁。1797年1月，政府决定逮捕被划为政治可疑分子的德塞，他的军事生涯差点就此告终。德塞完全是仗着手下士兵的刺刀才没被专员逮捕，最终他说服了督政府接受他的忠诚。 意大利旅行期间，德塞不仅认识了波拿巴，而且给他留下了相当不错的印象。波拿巴还在寻觅优秀师长人选时，德塞的名声就先他本人一步传到意大利了。看来两人意识到他们需要彼此，很快就成了惺惺相惜的朋友。波拿巴返回巴黎后大受欢迎，并接管准备入侵不列颠群岛的英格兰军团，但他意识到如果控制不了英吉利海峡，入侵英国根本无望，因此放弃了这个计划。1798年春天，波拿巴成了一个新军团的司令。为了迷惑敌人，这支军队名唤英格兰军团左路军，但它实为埃及军团，有时也作东方军团。埃及远征的首席筹划者是新任外交部长，即刚刚褪去法袍的欧坦主教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波拿巴当然也是远征的初始支持者之一，但说服督政府相信远征有利可图的却是“法国海外商业利益代言人”支持的塔列朗。 波拿巴开始为军团招募军官。征途目的地格外机密，除了总司令几乎没人知道。德塞自然是最早加入的人之一。1798年3月22日，他带达武将军去了拉·维克图瓦街（rue de la Victoire），首次将他介绍给波拿巴。年轻的将军很可能没在神秘远征的总司令心中留下什么好形象，因为他给人第一印象不佳。德塞着装寒酸出了名（注：拿破仑：“德塞鄙视安逸享乐，总是衣冠不整，甚至衣衫破烂。”），也许是受了他一些影响，达武也相当不注重衣着。但特别洁癖的波拿巴没有以貌取人的习惯，何况对方还是德塞举荐的人，事实上他也没那条件——波拿巴选择高级军官时没那么多余地。准将以上且有经验的将军人数有限，而且他们未必愿意听从骄傲的新意大利征服者。关于这一点，我们得注意到波拿巴手下大部分高级军官年龄和资历均长于他。但达武身上没有这些障碍，不论年龄还是资历他都次于波拿巴，而且他非常渴望加入他的军队。没有证据能证明1798年之前波拿巴听说过达武的名字，当然了，除非德塞去年来意大利时和他提过。直到此时，达武的名头还仅传于莱茵河沿岸的战友中，波拿巴接受达武完全是因为德塞的推荐。后来在德塞师中，达武初受军权。 远征最初阶段，达武没领到具体任务，而是待在司令部。他去了组织军队、筹备出征的港口之一——马赛。1798年5月8日，波拿巴来到土伦军中。19日舰队向南出发——四百艘船上的大部分士兵和水手此时仍不知目的地。军团约有32000人，主要来自意大利军团最精锐的团。波拿巴从土伦一路南下，途中马赛、热那亚、科西嘉的船队加入大部队（达武即在马赛的船队上）。德塞指挥的部队在奇维塔-维基亚集结，他们航行到马耳他岛才追上远征大军。 英国海军上将霍雷肖·纳尔逊指挥着海军中队，负责调查法军在地中海北岸的准备活动。5月2日，他率三艘战列舰、两艘护卫舰、一艘单桅小帆船从西班牙加的斯港出发，这支小舰队战力明显弱于护送法军船队的十三艘战列舰。法军刚走纳尔逊就到了土伦，他立刻向南航行，以图追上目标。波拿巴以马耳他为第一目的地，他先沿科西嘉西海岸而下，接着东向横穿科西嘉与撒丁间的海域，然后又顺撒丁岛东海岸往南。因此地中海西部突降暴风雨时，英国舰队惨遭蹂躏，而处于岛屿背风侧的法国舰队受损较小。纳尔逊的船队被驱散得相隔好几海里，还有数艘船只严重损坏。他的旗舰“先锋号”（Vanguard）桅杆折断了，只好去圣彼得罗岛（San Pietro）修理，护卫舰则返回直布罗陀重整装备。法军遂于6月9日顺利抵达目的地——马耳他海岸，奇维塔-维基亚的船队已等候三天，于此加入远征军团。 战略要地马耳他位于西西里和北非之间，扼守地中海中部。马耳他骑士团（正式称呼为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骑士团（the Order of the Knights Hospitaler of St.John of Jerusalem））一直控制该岛，到18世纪晚期时已近三百年（注：153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尔斯五世将马耳他岛赐予骑士团，让他们能够继续对穆斯林的圣战）。理论上他们依然坚持讨伐穆斯林的圣战，实则根本打击不了奥斯曼土耳其。骑士们靠劫掠土耳其商船为生，“永恒的战争”早就名不副实，几乎要堕落成永恒的海盗行径了。岛上防务也已松弛，若敌军大举来袭，大部分骑士并不打算认真守卫马耳他。 6月10日法军登陆，次日骑士团团长冯·洪佩施男爵（Baron von Hompesch）派使者去见东方军团总司令波拿巴，要求停火。达武在登陆和实际发生的零星战斗中表现积极。波拿巴立刻着手重整政府。他给骑士们分发抚慰金，加固要塞，为下一阶段的航程装配新鲜补给，留下夏尔-亨利·沃布瓦（Charles Henri Vaubois）率领的3500法军镇守马耳他岛，以防英军进攻。7月18日到19日，波拿巴继续向埃及出发。在马耳他逗留的几天里，他招募了骑士团最精锐的五百名士兵，还有些骑士自愿参加远征。 波拿巴前往马耳他时，纳尔逊修理了船只，并且得到增援。6月7日十一艘战列舰加入他的船队，因此他有十四艘主力舰了。现在英舰的数量与火力与法舰对等，而且其船员的素质与经验优于法方——革命战争期间，每次重要海战都能体现这一点。然而，纳尔逊的护卫舰还没从直布罗陀回来，这让他在地中海追击法军时无法有效巡航。纳尔逊想找到法军、发动会战，6月20日他穿过了墨西拿海峡。同日波拿巴得知英军的规模和动机，他决定不走马耳他到亚历山大港的通常航线，而是更偏其北。纳尔逊猜对了法军目的地，6月22日到23日的大雾之夜，他的船队开到更慢、更笨重的法军舰队南边，抢先抵达亚历山大。6月22日英军看到了一些法舰向北航行，但纳尔逊既缺乏敏捷灵活的护卫舰侦察海面，又不肯分散舰队，于是他继续向东，法军因此安然度过整个远征中最危险的阶段。
1798年，埃及名义上隶属于奥斯曼土耳其，但整个国家其实早已脱离君士坦丁堡的控制，封建贵族马木路克才是尼罗河的主人。马木路克既不是埃及人，大多数也不是土耳其人。他们是从高加索山区买来的奴隶，来自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切尔卡西亚。8世纪到10世纪，卖到埃及的马木路克被训练成士兵，但被授予军权前他们一直是奴隶，接着他们就成了统治阶级的一员，羽翼渐丰。波拿巴到来时，埃及约有10000名马木路克。他们控制埃及，但名义上臣服奥斯曼。他们隆重欢迎苏丹的使者，甚至还给了他一座宫殿，但使者在马木路克政府中没有一点发言权。为了扮演土耳其盟友兼伟大的埃及解放者这一双重角色，波拿巴承认君士坦丁堡享有主权，并将马木路克划为奴役埃及人的异族暴君。 在船上待了六周后，疲惫又晕船的法军士兵终于看到了亚历山大港。早到的纳尔逊扑了个空，他正向东航行，试图在克里特岛或地中海东海岸抓住猎物。波拿巴担心英舰随时会再次出现，命令军队立刻在亚历山大以西6英里的马拉布海滩（Marabout）登陆。尽管天气不好，又是冒黑操作，法军还是完成了这一两栖任务，但因为水手和士兵都没经验，死亡人数惊人。7月2日上午，波拿巴率领疲惫的军队经沙滩去往亚历山大。守军拒绝开门，于是他下令进攻。敌军与马耳他骑士一样，并不真的指望能抵挡侵略者。然而法军既没有炮兵也没有骑兵，更重要的是没有水。如果守军认真防卫，围城战本会拖上几天。事实是法军仅用了一天就攻下亚历山大，双方均无多少伤亡。 在登陆行动和亚历山大攻城战中，达武依然隶属司令部。他参加了战斗，率先攻入城内。7月11日他被分到德塞师，从此有了确定的指挥权——取代死去的米勒将军担任骑兵指挥。法军在亚历山大以南靠近达曼胡尔（Damanhur）的沙漠发现了米勒的尸体，他要么死于阿拉伯人之手要么是自杀（注：德韦尔努瓦上尉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想说米勒死于阿拉伯人之手，但实情并非如此。我和几个同伴去找他，发现他四肢摊开躺在地上，手里还握着手枪，显然他是自杀的……他的战马自己回了营地，这也是个证据。”）。大军从亚历山大向开罗进军时，米勒本与德塞一同走在前头。 法军先是从海岸线南下穿过达曼胡尔，接着东进，前去尼罗河在拉马尼亚（Rahmaniya）的支流罗塞塔河（Rosetta）。向达曼胡尔行军时，法军因炎热缺水饱受折磨。士兵没分到水壶，沿途寥寥几口井几乎不能维持他们的生命。从达曼胡尔到尼罗河的行程只稍微轻松一点。骑兵没有马，装备又更多，结果比步兵更受罪。7月11日军队到达拉马尼亚境内的尼罗河，战胜了最大敌人口渴后着手迎战马木路克。达武正是在此地就任新职。 7月13日，法军在拉马尼亚以南的舒卜拉希特（Shubra Khit）首遇马木路克。骄傲自大的穆拉德贝伊（Murad）率4000骑兵和2000到3000名步兵从开罗北上迎击侵略者。波拿巴知道马木路克来了，7月12日晚命全军沿尼罗河夜行军，天色微明时终于接近舒卜拉希特。波拿巴仿照15世纪瑞士战术，将四个师组成方阵：每边六列深；中央为辎重与少得可怜的骑兵，保护其免遭人数占优的敌军骑兵屠戮；每个角上均置火炮。准备完成后，因为马木路克还没集结起来，法军短暂休息了一阵。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很难称作拿破仑时代的战斗。马木路克一进入法军大炮射程就会伤亡惨重地退回去，杀戮持续一小时后，他们发现方阵每边都有致命的炮火，于是退回最初阵地。此时波拿巴命他的师前进。马木路克等得太久了，结果只能眼看步兵被打垮，于是掉转马头逃入沙漠。与尼罗河左岸的战斗同时，从开罗随穆拉德贝伊北上的炮舰遇上法军补给船，两只小舰队也在河中央为生死存亡而战。尼罗河上这场战斗显然更接近一次公平的较量，事实上埃及人几乎就要赢了，但他们最大的炮船偏偏在此时爆炸沉没。战局旋即扭转，受鼓舞的法军加倍奋战，而敌人很快就斗志尽失、匆匆撤离。这次遭遇战几乎没怎么延缓法军行程。战斗中德塞师一直冲在最前，当日战后继续充当前锋，率众南下。 7月18日法军穿过尼罗河分流处瓦尔丹（Wardan），22日下午2点抵达伊姆巴马（Embama）。他们既看到了吉萨金字塔群，也看到了集结的马木路克大军。波拿巴给接下来的战斗起了个颇具戏剧色彩的名称——金字塔战役，战场上的确可见金字塔，但这场战斗实际发生于这些古老遗迹以北10到15英里。波拿巴复制了八天前舒卜拉希特的阵势，再次将师组成方阵。此前他留下受伤的克莱贝尔将军驻守亚历山大，还派了另一个伤者雅各-弗朗索瓦·梅努（Jacques François Menou）去罗塞塔河控制尼罗河口，现在他手下只剩约25000人。马木路克将军队分为两部分，易布拉哈姆贝伊（Ibraham）率少量军队驻于尼罗河右岸，穆拉德贝伊则率近40000人的主力阻止法军前进。但40000这个数字水分很大，其中只有6000人是能征善战、装备齐全的马木路克，剩下的都是些靠不住的埃及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他们常在最宽松的标准下被称为步兵。 马木路克根本不是训练有素、纪律严整的法军对手，穆拉德贝伊也只知道最基本的战术。波拿巴率先开战，派德塞师和让-路易·雷尼耶师进攻马木路克防线中心，穆拉德贝伊遂派骑兵出击。马木路克的冲锋既骇人又坚决，起初他们的确冲击了德塞师，但无法突破方阵四边。如果单凭个人勇气和马术技巧一决胜负，马木路克当天很可能战胜，但法军的纪律与冷静及指挥官的优秀战术抵消且压制了他们的优势。穆拉德贝伊很快意识到他的军队无望取胜，便率残余骑兵掉头沿尼罗河逃跑，被他丢下的步兵要么被驱散要么被消灭了。此役过后，波拿巴不费一卒占领开罗。 波拿巴还没安顿下来重整下埃及政府，在地中海北部和中部搜索无功的纳尔逊就回来了。8月1日到2日，英军在阿布基尔湾摧毁了法军舰队，这对法国来说不啻一场灾难。此后英国控制了地中海东部，埃及军团与本土的联系几乎断绝，无法得到增援和补给。如果说阿布基尔海战尚未敲响被孤立的法军的丧钟（关于这一点仍有很多争议），它无疑最先充分证明整个远征并不顺利。 波拿巴在金字塔打败了马木路克，但没能消灭它。不仅穆拉德麾下数量可观的骑兵南逃，当时在尼罗河东岸观战的易布拉哈姆军也毫发无损地逃入阿拉伯沙漠、准备来日再战。德塞师奉命追击穆拉德贝伊，8月25日从吉萨出发，这次传奇紧张的行动持续了九个多月。 8月初达武病了，因此最初几个月无法与德塞一同追敌。痢疾是远征期间法军损耗的主要原因之一，达武也感染上了。他在埃及的两年里，此病反复发作。达武在开罗养病，一康复就请求加入德塞，后者因为缺少马匹没有任何骑兵。但波拿巴在开罗也有工作交给他，此外他觉得达武没有完全复原，于是达武现在的任务是重组并装备骑兵。从法国带来的战马因为在海上待了六周状态不佳，而且数量远远不能满足炮兵需求。尽管同马木路克的两次战斗让法军俘获了大量马匹，他们却很少用之于军事。士兵们很快发现马在市面上能卖个好价钱，结果大部分马都被卖掉了，剩下的就成了军官和随军公民的私有财产。为了弥补军用，总司令签署了大量命令征收马匹，限制私用私藏。这些命令得到了有力贯彻，再加上额外采购，达武得以为骑兵团配备下埃及地区最好的阿拉伯马。 1798年10月10日波拿巴在开罗下达的命令初次表露他对达武的赏识：“总司令向达武准将致以政府对其在共和国军队服役表现的肯定之辞。”接着他又赞扬了达武的弟弟夏尔，并将他提为中尉：“同样表彰他弟弟夏尔·达武的效力，从16岁起他就作为志愿兵先后在约讷省第3营和第9骠骑兵团服役，他热情奋发，德才兼备。现将公民夏尔·达武提为第20龙骑兵团中尉。” 骑兵的装配重组完成后，整个11月达武接到了一连串任务。23日他接到命令：“今晚率300骑兵渡过尼罗河，必须整夜行军，以在天明时赶到三角洲岔口并俘获由阿拉伯人护送的1500到1800头骆驼。”他随军带了一个翻译和一些熟悉此国度的当地人。在尼罗河上数艘炮舰助阵下，达武执行了这些命令，赶走了充满敌意、在三角洲地区给法军制造很多麻烦的阿拉伯人，接着他奉命攻占Chobra村并将村长带回开罗，还被特别要求“不要伤害任何当地居民。” 达武待在下埃及的几个月，仍然没有骑兵的德塞师已将穆拉德贝伊逐至南部。德塞的士兵不仅苦于酷热和复杂的地形，也苦于缺乏各种补给。德塞一封又一封地写信给波拿巴，请求送来给养和增援。波拿巴正忙着筹划叙利亚战役，除非确有必要，他不想调走任何士兵或军备，12月5日他终于在回信中说正在满足德塞的要求。“给你1000骑兵、一副3磅炮、两副8磅炮，”总司令致信他绝望的副手，“他们明天去上埃及。”率领骑兵的正是达武，他同五艘炮舰和更急需的补给顺尼罗河而下，12月10日在贝尼苏韦夫（Beni Suef）追上德塞衣衫褴褛的队伍，骑兵的加入使该师兵力增至4000人。 这支小军队的状况因刚刚得到补给暂时改善，12月16日他们离开贝尼苏韦夫追赶穆拉德贝伊。同行的小舰队装载步兵非每日必需的装备，因此他们可轻装行军了。现在步兵平均日行25到30英里，圣诞日进抵阿斯由特（Asyut）。法军发现穆拉德贝伊继续逃跑，于是前进至上埃及首府吉尔贾（Girga），新情报显示敌军将于此一战，但他们到达后发现马木路克一天前就离开了。12月是尼罗河枯水期，加上逆风，水上航行变得缓慢困难，补给船已落在德塞师后面。此外，两周强行军后士兵也已筋疲力尽，因此法军就地驻扎下来。 德塞在吉尔贾待了三周，期间达武和他的骑兵没有闲着。1799年1月3日，他在索哈杰（Sohag）附近侦察，遇上一队阿拉伯人和农兵（埃及步兵）。尽管敌军数目显著占优，达武还是进攻了。短暂的激战后，混乱的阿拉伯骑兵被迫退出战场，法军随即冲击不知所措的农夫，这次战斗便以屠杀告终。此后达武奉命沿尼罗河而下接应舰队，德塞正焦急地等待它们。1799年1月8日，达武率队进入Tahta（大约在阿斯尤特和吉尔贾之间），其后卫遭敌军骑兵袭击。然后上周的一幕重演了：法军挡住了攻击，并迫使乱了阵脚的敌人逃入沙漠。在Tahta达武见到了舰队。现在风向相对有利些，事态逐渐明朗化。1月19日舰队到达吉尔贾，德塞能够继续追击了。 法军滞留在吉尔贾时，穆拉德贝伊正召集军队作战。大批阿拉伯人横渡红海，参加对抗异教徒的圣战，似乎马木路克军队无论在数量还是士气上都完成了备战。1月22日，德塞向Samhud进军途中遭遇敌军主力。战斗进程同下埃及的无甚区别：法军由奥古斯特-丹尼尔·贝利亚尔（Auguste Daniel Belliard）和路易·弗里昂（Louis Friant）（达武未来的姻亲）（译者注：达武和弗里昂都娶了勒克莱尔的妹妹）指挥，排成两个方阵，侧翼安置火炮。2000马木路克骑兵一开战便勇猛地冲击方阵各边，但找不到薄弱之处，便退了回来换阿拉伯骑兵上阵。阿拉伯人约7000名，大部分都是初次对阵法军。贝利亚尔和弗里昂屠戮阿拉伯人时，达武奉命攻击马木路克。“据我所见，这是我们的骑兵最美丽、最壮观的一次冲锋。”德塞给波拿巴的报告如此谈及这场战斗。两军激烈冲撞，马木路克起初固守阵地，但在法军的坚定攻势下慢慢退缩了。整个马木路克军陷入混乱，法军不停地追击他们。马木路克率军逃入上埃及沙漠，达武的部队追了四个小时，沿途留下一串人畜尸首。这是一次彻底的胜利——敌军伤亡惨重、四散逃跑，而法军损失轻微。 穆拉德贝伊在Farshut停了短短一阵照顾伤员，接着继续南逃，德塞在后面穷追不舍。法军沿尼罗河左岸行军，经过了底比斯遗址和对岸的卡尔纳克（Karnak）和卢克索（Luxor）神庙。2月2日法军抵达阿斯旺，派出的侦察兵最远到达第一瀑布。穆拉德、哈桑（Hassan）、苏莱曼（Soliman）及另外八个贝伊撤离埃及，在努比亚寻求庇护。他们的军队士气消沉，因逃兵问题不断减员。此外，贝伊们还互相吵架。不过局势对他们并非全然不利：不断有阿拉伯人跨越红海来当炮灰。 现在德塞至少名义上控制了尼罗河以南至第一瀑布所有区域。他将马木路克的军队赶出埃及，还摧毁了其被迫丢弃在第一瀑布之下的舰队。但受制于军队规模和当地居民的敌意，德塞无法留下守军巩固征服成果。法军一走，刚攻克的城镇、乡村或部落基本就不再忠于他们，因此控制尼罗河中游和下游的任务才刚开始。首要任务是防止马木路克获得补给，为此目的法军艰难跋涉，在尼罗河上来回跑。直到1799年5月夺下红海的库赛尔港（Kossier）、切断阿拉伯人西进之路，德塞才能勉强声明上埃及地区和平了。 累垮了的法军早就盼着休整，但追到瀑布并不意味着他们能歇息了。2月4日，德塞从阿斯旺向北进军，仅留下贝利亚尔的21轻步兵半旅提防马木路克。接下来50天，他顺着尼罗河岸走了约550英里，沿途一直在作战，不过很少有大规模战斗。受鼓舞的农夫们反抗法军，他们总能得到渡红海而来的阿拉伯志愿者增援，因此侵扰德塞的交通线、占领城镇村庄，甚至直接攻击他的军队。 1799年初冬春时节，骑兵指挥官达武参加了大大小小数场战役。2月12日，他在卢克索附近同军力占优的哈桑贝伊激战一场。战场位于尼罗河右岸，周围有拉美西斯二世的神庙。达武率第22枪骑兵团和第15龙骑兵团进攻，而且冲在前头。法军冲锋后陷入混战，一个叫西蒙的骑兵救了达武的命。哈桑贝伊在激战中负伤，但他还是成功率残军逃走了。4月2日，德塞师前卫鲁莽地以少击多，指挥官迪普莱西（Duplessis）也送了命，达武设法挽救了这支队伍。两周后，即4月18日，达武走在一支含步兵的大股军队前列，并且又撞上哈桑贝伊。马木路克首领已经煽动起贝尼阿迪地区（Beni Adi）反抗，达武便将部队分成两路，一路攻击马木路克，一路攻城。短暂的零星交锋后，哈桑贝伊就和马木路克逃入沙漠，留下贝尼阿迪任凭法军处置。当地人坚决抵抗，为了驱走他们，达武命令焚城。战火熄灭后，据统计大约死了2000名马木路克和阿拉伯人。生还者往尼罗河下游逃去，鼓动当地省份起义。达武越向北追击遇到的反抗就越激烈。阿布金格（Abou Ginge）的居民以为法军战败了、正朝三角洲撤退，拒绝给又累又饿的士兵供应急需的食物。达武遂下令将该城焚之一炬，以防其他城市效仿。 达武依然指挥着德塞师可观的兵力，5月1日他在贝尼阿迪遇上穆拉德贝伊，不仅将对方逐入沙漠，还让农兵遭受了惨痛伤亡（约2000人）。除了压倒性的胜利，法军还有别的收获——德韦尔努瓦上尉（Desvernois）俘虏了一支大型骆驼商队。商队从努比亚去往亚历山大，共有897头骆驼。仅仅几个月前德塞还友好对待他们，但此刻达武和德韦尔努瓦认为急需补给的穆拉德贝伊会虏获商队充作己用。“上尉，你运气不错。”据传达武对德韦尔努瓦说，“你这次的行动让敌人的计划泡汤了……你可以分到十二份战利品，你的中尉分六份，每个军士和骠骑兵各分一份。”达武所谓的分战利品再无下文，德韦尔努瓦愤愤地说他没拿到一分钱。骆驼队若落入马木路克手里，无疑将会大大助其继续对抗法军。达武认为他有职责阻止这种局面，另一方面，征用商队财物也可给所有应得者回报。 1799年5月最后一周，德塞命贝利亚尔率一支小分队穿越尼罗河与红海间的沙漠去攻打库赛尔港。贝利亚尔完成了任务，从此阿拉伯人几乎无法进入埃及了，法国也可声称确立起对中埃及和上埃及的统治，至少掌控程度已达目前可用兵力之极限。但这种平静只是相对的，而且也是暂时的。反抗斗争和马木路克的进攻不会停止，不过1798年8月末开始的战役可以说已经结束了。 德塞麾下的4000人苦战在尼罗河上游时，北方局势风云变幻。英军在阿布基尔的胜利终于使土耳其政府明智地决定对法宣战。尽管波拿巴声明自己满怀友谊与善意，土耳其人很快就发现他的真实意图是在埃及建立法属殖民地。为了将法军赶出埃及，土耳其分别在叙利亚和罗得岛（Rhodes）召集了两路大军。趁这两路军队还不能合击，波拿巴率13000人进入叙利亚。1799年2月6日他离开尼罗河岸，3月17日抵达圣让阿克（St.Jean d’Acre）并发起围攻。4月16日他泊山（Mount Tabor）战役爆发，波拿巴消灭了土耳其解围军队主力。5月，围城法军瘟疫泛滥、补给匮乏，而阿克却能源源不断地从海上获得英军支持。波拿巴也收到了埃及送来的报告——亚历山大附近骚动迹象日益明显，说明土耳其军从罗得岛登陆的设想很快就要变为现实。因为这些事情和其他原因（比如欧洲又传来新一轮战争的消息），5月20日波拿巴放弃围城，率病弱的败军退回尼罗河。 波拿巴考虑放弃阿克围攻时，达武正赶往贝尼苏韦夫援救德特雷（Destrees）。马木路克和阿拉伯人已经煽动了整个下埃及起义，他们传播法军战败的流言，激起民众反抗异国统治。沿尼罗河而下时，达武毁掉了反叛的Abou Girgeh村，十几天后，即5月8日又击败了艾尔帕贝伊（Elphi）的马木路克与阿拉伯联军。进入贝尼苏韦夫不久，达武接到了开罗长官迪加将军（Duguat）的命令：肃清首都东部反叛的阿拉伯敌对势力。达武完成了任务，也和撤退途中的波拿巴恢复了联系（5月最后一周他同波拿巴的联络一度切断）。达武之前曾写信给总司令，告诉他自己被召回三角洲及之后的行动。他进入开罗那天，波拿巴写了回信，表示对首都南部的战事满意，并补充道：“我批准你回开罗途中的各项行动。”两周后，即6月27日，达武收到一封信，信中词句第一次真正证明了波拿巴欣赏他。 在埃及的第一年，总司令并未太留意达武。此前他不曾为波拿巴效力，是因为德塞保荐才参加远征，但现在波拿巴注意到他了。6月27日的信任命达武为贝尼苏韦夫、明亚（El Minya）和法尤姆（El Faiyum）三地军区长官，三省军队也都归他指挥。他奉命调动这些部队（既有骑兵也有步兵）清扫尼罗河中游的马木路克和农兵，他们一直在侵扰交通线、袭击据点、制造普遍骚乱，动静北达三角洲。从达武前途的角度看，这封信最重要的部分如下：“获月1日（7月18日），在（会议）桌前将以师长规格待你。”这当然不是晋升达武的军衔，但显然是仅次于其的待遇。此举提升了他在准将同僚中的地位，但最重要的是，它证明了达武在未来皇帝眼中越来越受重视。 不幸的是，达武无法执行这些指令。他被急性痢疾击倒了，7月第一周几乎丧命。7月15日，早有预期的土耳其入侵在阿布基尔附近爆发，消息传来时，达武还在开罗养病。波拿巴以最快速度整合了所有可用兵力对付新威胁。在英国、土耳其、俄罗斯（前不久刚刚对法宣战）联合舰队支援下，约15000到18000名土耳其人顺利登陆。他们没有向亚历山大进军，波拿巴则主动出击。7月25日至8月2日，法军进攻土耳其人在阿布基尔准备好的防守要塞。达武的病还没全好，因此战役期间他主要扮演辅助角色。波拿巴差不多是以一敌二，可能还会对抗更多敌军。达武奉命率一小队骑兵和步兵保护法军后卫，防止附近的马木路克和阿拉伯人与土耳其人协同作战。他的位置使他能同亚历山大的奥古斯特·马尔蒙保持联系。 战斗是在阿布基尔湖和地中海之间的狭窄半岛上打响的。尽管数量占优，侧翼又有炮舰护卫，土耳其军还是战败了，他们不是被赶入大海就是被包围在阿布基尔要塞和附近村庄中。法军立刻实施围攻，要塞没做围城准备，因此只能撑几天，涌入其中的3000到4000人既没有水也没有食物。7月25日达武接过第15龙骑兵团指挥权，在梅努将军麾下参与围攻。上任后两天他率军进攻阿布基尔镇，经历了一场苦战，几乎命丧疆场，但最终拿下城镇。要塞又抵抗了三天，然后也投降了。 这是法军的一次大捷。只有约1200名土耳其人逃回了他们的船，数千人逃跑途中淹死在海里，其他人不是战死就是被俘。马木路克和阿拉伯人仍在抵抗法军，并且希望土耳其的干涉能彻底终结这场战争，因此阿布基尔战役沉重打击了他们的憧憬。至少目前他们的反抗减弱，法军完全掌控了局面。波拿巴正确地预料到法国将有更大的机遇等着他，趁现在军事胜利、局势平稳，他立刻把军队交给克莱贝尔，自己回国了。埃及军团已经减员到快撑不住了，几乎无望从法国获得援助，除非法军能在欧洲战场上取胜并同英国缔结有利和约。自来埃及后军团兵员逐日减少，阿布基尔战后，西德尼·史密斯爵士给纳尔逊勋爵的信如此描述法军状况（可能有些夸张）：“情况有些麻烦，但我们高兴地看到敌军损失惨重，再来几个这样的胜利，他们就该毁了。” 和出发时比，法军现已锐减一半，总司令离开的消息更打击了其士气。大家曾在波拿巴身上寄予信任和生存的希望，留下来的官兵都感觉被抛弃了。早在1799年5月放弃阿克围攻时，克莱贝尔就认定远征不会给法国或自己带来一点好处，现在他倒要指挥这支难逃厄运的队伍。 在阿布基尔摧毁土耳其军后，波拿巴同亚历山大附近的英舰长官、海军准将西德尼·史密斯就交换俘虏举行谈判。协商期间，史密斯同意让法军寄家书回国。所有的信都要先拆封，再经英国指挥官过目并签名。达武也给母亲写了封信：他说自己身体很好（实情并非如此）；说总司令欣赏弟弟夏尔的良好品行，升他为中尉；说弟弟亚历山大表现不错，目前仍在波拿巴参谋部效力。除此之外，他就写不了什么重要内容了。整整一年，达武母亲只收到过这一封信。达武在信里说他没有任何来自法国的消息，这很好地证明了英军封锁有效。 波拿巴走后过了几个月，即1799年8月23日，达武就任贝尼苏韦夫、明亚和法尤姆军区长官，这一地区大约位于中埃及北半部。现在南部有德塞驻守，北部三角洲也因法军最近的胜利平静下来，表面看来新任总司令接手了一个和平政权，但也仅仅是“表面”而已。克莱贝尔相当清楚情势不妙，他给督政官的信详细且略夸张地描述了埃及军团岌岌可危的处境。信寄到时，督政府已经下台，于是它落入第一执政波拿巴手里。 甚至早在波拿巴还没走时，克莱贝尔就公开主张全军撤离。就任军团司令后，大部分军官和绝大多数士兵都支持他的想法。1799年秋冬季节，拒绝撤离的军官以达武和梅努为首（注：梅努比较依恋埃及，1798年他娶了个埃及女人并改信伊斯兰教）。德塞处于两派之间，他并不真心赞同马上撤军，但也明白若无本土援助待下去毫无意义。达武等少数派的观点大致如下：只要法军还能控制埃及，即便是克莱贝尔也无权在巴黎下令前自主议和；虽然奥斯曼维西尔正率领一支大军进入叙利亚，但对法军而言危险也非迫在眉睫；另外，波拿巴回国意味着他们更可能获得补给和增援——至少那些仍然信任他的人如此认为（事实上波拿巴从未认真援助过陷入困境的埃及军团，但尼罗河上的士兵并不知情）；还有一点，既然波拿巴将军已成为法军首脑，1800年春季或初夏很可能会迎来全面和平，若真如此，法属埃及就会成为谈判桌上的重要筹码。 克莱贝尔和他的支持者很熟悉这些论据，但他们从另一视角看问题：既然整个远征显已失败，他们认为自己已被波拿巴抛弃；法军撑不了十二个月，有人甚至认为撑不了九个月。的确，第二支土耳其军登陆时，让-安东尼奥·韦迪耶（Jean Antoine Verdier）只用不到1000人就将两倍于己的敌军逐入大海，但法军情势并未好转。尽管克莱贝尔说他害怕叙利亚境内逼近的土耳其军，他一定也清楚紧要关头自己完全能战胜他们，但他并不想再牺牲1000人，因为这又会削弱他议和的资本。克莱贝尔认为更好的选择是避免进一步牺牲、趁实力仍在时议和，这想法不无道理。他还争辩说，未来一定会有战斗，哪怕没有，军队也会缓慢毁于瘟疫。他麾下的15000人中，有2000到3000人不是生病就是残疾。就算没有史密斯所谓的皮洛士式的胜利，法军也注定失败了。 当代历史学家大都认为克莱贝尔是对的，波拿巴、达武等同时代人则认为他错了，孰是孰非至今仍是个学术问题，实际情况是议和还是启动了。12月22日，克莱贝尔在史密斯的旗舰“皇家老虎号”（H.M.S. Tigre）上与英方会谈。1799年8月17日波拿巴本人也给维西尔写了封信，为谈判做了准备。他在信中初步提到将埃及交还土耳其，条件是土耳其退出对法战争。9月17日，克莱贝尔重申了这一要求。由于英土同盟存在，史密斯爵士也加入议和，这导致三方签订的阿里什（El Arish）和约充满争议。1800年1月28日，克莱贝尔签署了条约。根据条约，法军应在十日内撤离卡蒂亚（Qatiya）、萨利亚（Salihya）和贝尔拜斯（Belbeiss），在一个月内撤离开罗，全军应撤到亚历山大、阿布基尔、罗塞塔这三个港口，然后乘土耳其船只回国。法军可以带上武器和辎重，撤离前奥斯曼会支付他们200万法郎维持生存。 和谈进行当中，达武被解除了中埃及的职务。他被派到尼罗河下游的东部支流达米耶塔河（Damietta）附近，10月第一周在曼索拉（Mansura）建立指挥部。奥斯曼维西尔仍然坚持穿越叙利亚，尽管速度出奇地慢。圣诞节前正式和谈已开始，但土耳其军没有停下脚步。12月30日意外发生了：阿里什的法军投敌，降下三色旗并向土耳其人大开城门，但土耳其人一点也不感谢他们，反而屠杀惊呆了的降兵。完全是因为英国少校卡扎尔（Cazal）阻止，这场暴行才没有进行到底。随着土耳其军接近，达武奉命驻守贝尔拜斯。为了保护首都，他的军队横踞从阿里什到开罗的公路。1月中旬克莱贝尔也来到此地，尽管他急切盼望和平，但若维西尔一意孤行，他仍会与之一战，不过此时已无再战必要——1月13日，法国代表德塞、公民普西耶尔格（Poussielgue）及英国代表史密斯爵士携磋商好的条约来到阿里什。 整个会谈期间，达武始终坚称只要还能自保埃及军团就不应撤离。他认为阿里什的屠杀不能靠说辞弥补，只能以行动偿还。1月20日，克莱贝尔在Salahieh召开军事会议。他召集了九位将军，试图让他们支持和约。仍不完全赞成撤军的德塞与坚决反对的梅努都不在，出席的所有军官均同意总司令的意见，唯独达武例外。达武立场坚决，最终他发现自己势单力薄，为了求得全体一致，只好在支持克莱贝尔的文件上签名。克莱贝尔不断告诉自己这个选择是正确的，站在他的立场上，我们得澄清他让下属军官签字并不是急于分摊责任——种种迹象表明他完全可以不经他们同意径直行动。为了保护将军们，克莱贝尔得知第一执政波拿巴强烈反对阿里什和约后就烧毁了这份文件。 不论各方出于何种目的，埃及战役总算要结束了。1月末，埃及没有人能预见到疲惫思乡的法军得一年半后才能重返故土。当时，一些高级军官向克莱贝尔、史密斯和土耳其人请求尽快回国，并获准许。达武和德塞也位列其中。达武的请求基于他糟糕的健康，作为欧洲人，他的身体一直不能适应埃及气候。十二年后，他会从莫斯科出发，踏上近500英里冰封之路到达波兰，而他离开埃及时的身体状况比那会儿还差得多。2月12日达武获准离开，遂来到阿布基尔等待返航。1800年3月3日，他和弟弟亚历山大乘“星星号”（Etoile）回国。 达武从阿布基尔起航之日，德塞也在亚历山大上了一条拉古萨商船。两艘船先后经过罗得和西西里的港口，经历了一番艰难的航行，但它们接近法国海岸时却被英军护卫舰扣押了。英国船长说法国人的通行护照只有经地中海舰队基思上将（Keith）签名才有效。两艘船被押到来航（Leghorn），而基思勋爵刻薄地对待法国将军，让他们在医院里隔离检疫一个月。军官们与其说是英国海军授予通行证的合法旅客，不如说是战俘，直到伦敦方面直接下达释放令他们才重获自由。4月29日两艘船继续航行，结果在公海上又给扣下了。幸运的是，这回他们遇上的不是英国人，而是土耳其海盗。英国人也许不那么看重史密斯的签名，但海盗们倒挺尊重维西尔的签名，放他们走了。两艘船继续驶往土伦，5月5日抵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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