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费希尔勋爵

前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空前的全球性大战斗，卷入这场战争的有六大洲的二十八个国家。差不多动员了六千五百万人。尽管死亡人数永远不可能确知，据研究估计，直接因这次大战而战死或伤病致死的战斗人员在一千万至一千三百万之间，不同程度地严重负伤的约有二千一百万人。大战使若干古老的君主政体消失，即使在战胜国中间，也根本改变了权力分配的关系。  
　　到1917年，有三百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是那么虚弱，它未经挣扎就灭亡了。大战结束时德国一片混乱，许多城市在内战中毁灭，饥民同感到幻灭的军队联合起来，放逐了德皇。奥匈帝国往日的强大，化为泡影。英、法两国丧失了一等强国的地位，而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财政和工业力量最强大的国家。  
　　决意保持中立的伍德罗·威尔逊，在1916年所以能重新当选总统，主要因为“他使我们不参战”这个宣传口号，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法未能做到的事，德国却做到了。它的无限制潜艇战，终于驱使美国加入了协约国。  
　　所有欧洲国家都承认战争是“国家政策的工具”。在这样爆炸性的气氛中，每个国家都需要一个同盟国，因为单靠自己，是既不强大，也不安全的。在大战之前，六个欧洲国家结成两个对立的阵营。英、法、俄的三国协约，面对着德、奥－匈（一起称为中欧强国）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商业竞争和局部战争不祥地经常爆发，没有人保护的领土迅即被占领。  
　　欧洲经历过紧张和松弛，但没有经历过安宁。1905年和1911年的两次摩洛哥危机，几乎使英、法卷入对德战争。奥地利贪得无厌，在1908年兼并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三年后，意大利从奥斯曼帝国夺取了的黎波里。在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由于保加利亚、希腊和塞尔维亚的联合行动，土耳其人遭到了又一次耻辱的失败。在下年的报复性战斗中——交战国的结盟关系已有不同——保加利亚被希腊、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土耳其的联盟所击败。  
　　在协约国中，法国渴望收回于1871年丢失给德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自命为它的“斯拉夫兄弟”保护人的俄国，对奥地利入侵巴尔干半岛各国表示不满。而沙皇想把俄国势力扩大到君士坦丁堡的野心，使所有强国感到担心。同时，英、法阻挠德、意对非洲的野心。  
　　以有“海上霸主”声誉感到自豪的英国，确实能够夸说，在英国的国旗上是日不落的。英国只有四千三百万人口，却统治了世界面积的大约百分之二十五，在这些土地上居住着四亿二千五百万人民。伦敦太全神贯注于巩固它的洲际帝国，以致无力策划战争，但德皇威廉的不断增长的海军力量，却是白厅的政策制订者感到焦虑不安的一个问题。  
　　在所有欧洲国家中，战前德国在工业发展上最为惊人，并且具有很高的经济和文化水平，尽管有德国国民议会，老百姓在外交政策的制订中却起了橡皮图章的作用，以致这个议会被著名的社会主义者议员奥古斯特·倍倍尔称为“专制政治的遮羞布”。结果，德国外交政策的特征，是德皇威廉及其参谋部的战争边缘政策和普鲁士将军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箴言“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结合。奥地利有这个强大的和富于侵略性的同盟国的支持，就会承担它所策划的对塞尔维亚的局部侵略，从而导致了大战的爆发。

费希尔勋爵

一、在萨拉热窝的暗杀

　　对于哈普斯堡皇位的继承人弗兰西斯·费迪南德大公和他的妻子索菲来说，1914年6月28日本来是个吉祥日子。这一天是他们结婚十四周年纪念日，为了表示庆祝，他们曾到约在六年前并吞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去作了一次特别访问。  
　　当女伯爵索菲·肖特克充当大公的堂姐妹伊萨贝拉公主的宫廷女侍时，她博得了大公的欢心。可是，在弗兰西斯·约瑟夫皇帝看来，她同侍女差不多。老皇帝担心他的侄儿选择一位有失皇族身份的配偶，在准许这件婚事之前，整整烦恼了—年。作为他表示同意的代价，他强迫弗兰西斯·费迪南德放弃他的子女任何要求高位或充当他的继承人的权利。结果，恩斯特、马克西米利安和索非这三个孩子以及他们的母亲，在哈普斯堡皇室的古老宫廷中，继续受到冷遇。  
　　1909年，弗兰西斯·约瑟夫皇帝稍发善心，授予索菲以霍恩贝格女公爵的称号，因此许可她在舍恩布龙宫照料宫廷事务。即使如此，宫廷的礼仪禁止她和她的丈夫同坐大公的马车，她也不能和他同坐在剧院的皇族包厢里。每逢宫廷大典，当索菲进入时，折门只开一半。  
　　访问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省的动机，是大公想使他的妻子得到她在维也纳得不到的皇室荣誉。他作为武装部队的检察长，将视察驻在那里的两个奥地利军的一年一度的演习，然后访问省会萨拉热窝。索菲和她的军职身份的丈夫一起旅行，就可以受到同等的礼遇。弗兰西斯·费迪南德对这种双份的周年纪念日礼物，是感到非常高兴的。  
　　当萨拉热窝的简短访问开始时，六辆车篷折迭起来的游览车都停在火车站。第一辆车里坐的是萨拉热窝市长费希姆·埃芬迪·楚尔皮茨和他的警察专员盖尔戴博士。第二辆车载着弗兰西斯·费迪南德，索菲坐在他的右边。波斯尼亚军政府长官奥斯卡·波蒂奥雷克将军坐在左边可以折迭的座位上。司机的旁边是大公的侍从官哈拉希伯爵。  
　　这是一个温暖、晴朗的星期天，皇室汽车的长列，缓缓地驶过人群拥挤但疏于保卫的街道。数千名本地区的部队都在野外演习。（按照大公的请求，萨拉热窝宣布禁止军人进入；弗兰西斯·费迪南德不想使他的访问与炫耀军事力量联系起来。)只有稀疏的宪兵警戒线布在路旁。  
　　因为6月28日是圣维图斯节日或维多万，这是巴尔干斯拉夫人的一个特殊假期，节日气氛的街道上，挤满了熙熙攘攘的波斯尼亚人。直到1912年为止，维多万是纪念土耳其在1389年科索沃之战中获胜的国哀日，当时塞尔维亚王国被摧毁，基督教居民遭受奴役。但是，自认两年前土耳其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败北以来，维多万成为全国欢乐的佳节了。  
　　从若干报道看来，这种欢乐情绪并未因哈普斯堡皇室的来访而受到打击。观众是热烈欢呼还是有礼貌地欢呼，看他们如何感受而定。虽然大公本人并不对波斯尼亚的被奴役负责，许多人却把他看作是奥地利压迫的象征。  
　　有七个塞尔维亚的暗杀者埋伏在预告要经过的道路旁，他们发誓要干掉大公。最年长的二十三岁，五个都是十九岁，有一个是十七岁。上午10时后不久，官方的车队进入萨拉热窝。共谋者利用马虎的安全防卫措施，栖身在与米利亚茨卡河并行的阿佩尔码头这条大路旁。  
　　当车队经过市中心米利亚茨卡河上的楚穆尔亚桥，驶进阿佩尔码头时，第一个暗杀者出现了。桥上站着这批凶手中孤身的穆斯林穆哈迈德·迈赫迈德巴西克，但是他没有动静。（后来他自称，有一个警察走过来站在他前面，所以他无法扔炸弹。）  
　　相距不远的是奈杰尔科·察布里诺维茨，他瞄准大公的羽毛头盔，把炸弹猛掷过去。司机看到这种手势，立即加快车速，炸弹落在折迭的帆布车篷上，再弹回到地上，在第三辆汽车的前面爆炸，炸裂了它的前轮胎。飞起的碎片击伤了波蒂奥雷克将军的副手埃里克·梅里齐中校和几位旁观者。受轻伤的有索菲的女侍女伯爵兰尤斯，她坐在同一辆车中。  
　　这个企图暗杀的人吞下了一小瓶氰化物，就跳进那时水位很浅的河里。他迅即被打捞出来，几分钟内几个老百姓把这个呕吐着的青年拉上河岸，连连殴打，直到警察前来调停。这个出生于萨拉热窝的印刷工人因服了毒药，痛苦得很厉害，但极力保持头脑清醒，对密谋毫无吐露。弗兰西斯·费迪南德对察布里诺维茨不甚介意，却对受伤害者很关心。“快来，”大公催促说，“这个家伙有精神病，让我们继续按程序进行。”  
　　在伤者被送进医院的同时，这批人迅速驶往市政厅，经过守在路旁的另外三个共谋者，但他们并没有企图行刺。坐在第一辆车上的楚尔齐茨市长，显然没有听到为人群的喧闹所掩盖的爆炸声，当他就要宣读他准备好的欢迎词时，觉得胳膊被人紧紧抓住而吃了一惊。“市长先生，”暴怒的大公嘶声叫道，“我到这里是来访问的，却被以炸弹相待！这真是岂有此理！”歇了一下，他平静下来：“好吧，现在你可以讲了。”  
　　仍然摸不着头脑、被他的来访者的大发脾气弄得不知所措的楚尔齐茨，发表了一篇过分颂扬的讲话，结语是：“上帝维护按使徒教义行事的皇帝陛下，我们最仁爱的君主弗兰西斯·约瑟夫皇帝。”同时，索菲已经使她的丈夫镇静下来，他对市长的赞美之词的反应是庄重的，最后说了声，“我保证，我对你们的好感和关注不会改变。”  
　　这番异乎寻常的情景，曾由参加这次典礼的一位当地官员的儿子在二十五年后加以描述。当丽贝卡·韦斯特夫人访问萨拉热窝，为写一本关于南斯拉夫的书《黑羔羊和灰猎鹰》收集材料而去访问他时。他回忆说：“……我们都默不作声，并非由于对他（弗兰西斯·费迪南德）有什么深刻印象，因为他一点也不是我们波斯尼亚理想中的英雄。但是我们都感到尴尬，因为我们知道，只要他一走出去时，他肯定会被干掉。不，这个问题不需要谁来告诉我们。但我们知道人民对他和奥地利人是抱什么态度，并且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扔了炸弹没有成功，另一个人会扔另一颗炸弹，如果他失败了，又会有另一个人起来，……这给与会的人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举行典礼后，弗兰西斯·费迪南德立即发了一个电报给皇帝。他然后问波蒂奥雷克将军，他们是否应当继续按照已经宣布的下午计划进行，得到的保证是不可能再有什么行刺的企图。在继续按照他们的程序访问国家博物馆之前，大公坚持要去探望陆军医院里的炸弹受害者。他极力主张索菲不要陪他去、“不，”她坚决要求说，“我一定要和你去。”  
　　市政厅外面，汽车都在等着把这批人载往目的地，这次除一个人改变座位外，其余的次序都和以前一样。哈拉希伯爵不再坐在大公车上前面司机的旁边，而是站在汽车左面的踏脚板上，手按着刀柄，以保护殿下夫妇。因为第一颗炸弹就是从左面扔过来的，所以伯爵选择这个位置以防止可能出现的重演。  
　　当这个行列驶抵离市政厅不远的一座桥时，经过了相距不过几英尺的另一位密谋者，但他楞住了。车队按照计划是要沿码头驶往医院的。可是，市长的司机并未被告知已改变计划，而向右转入弗兰西斯·约瑟夫大街，朝着博物馆驶去。大公的司机顺从地跟着前面那辆车走，他也不知道已经改变计划。  
　　在发生错误转向后片刻之间，波蒂奥雷克将军命令司机掉头，向相反方向行驶。这辆车子恰恰停在加夫里洛·普林齐普的面前，他是共谋者之间最坚决的一个。这个十九岁的凶手，迅即拔出； 一支比利时小手枪，仅相隔五英尺之遥，平射了两发。哈拉希伯爵依然站在对面的踏脚板上戒备着，只吓得目瞪口呆。  
　　第一粒子弹射入了大公的脖子，切断了他的颈静脉。索菲的腹部被第二粒弹丸洞穿，切断了一根动脉。这对夫妇惊呆了几分钟，依然挺直坐着，呆滞的目光凝视着前方。波蒂奥雷克以为他们平安无恙，但有再发生行刺企图的危险，于是取消了医院之行，命令司机回到军政府长官府邸。当车子掉头转向时，哈拉希侧过身来想靠近些讲话，血从大公的口里喷到了他的侍从官的右颊。  
　　索菲看到这一情景，喊道，“看到老天爷面上！你怎么啦？”她然后从她的座位慢慢地滚下来，把她的脸贴在她丈夫的膝盖上。大公鼓起他的余力，恳求说：“亲爱的索菲！亲爱的索菲！死不得，活下去，为了我们的孩子！”当他的绿色羽毛的将军盔帽掉下来时，哈拉希把他撑起来，问道，“殿下伤得很厉害吗?”大公用越来越虚弱的声音咕哝着，“没有什么。”他几次重复了这句话，然后昏迷过去。上午11点钟后不久，大公和大公夫人都因内出血而死去。  
　　伤了两条人命后，普林齐普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部，但一位旁观者抓住了他的胳臂，同时警察把他包围了。在短短的挣扎期间，他设法从一个小瓶中吞下了氰化物，但如同察布里诺维茨的情况一样，他剧烈地痉挛、恶心和呕吐。这剂毒药不是太稀，就是太陈了。  
　　正在萨尔茨堡附近巴特伊施尔的夏季别墅休憩的弗兰西斯·约瑟夫皇帝，从他的七十七岁的侍从官爱德华·帕尔伯爵那里得知这一凶杀案件，帕尔从电话中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在拍纸簿上写下了这一讯息。这位老皇帝看了这个讯息，就闭上了眼。“可怕！”他然后咕哝着，“触犯全能的上帝是不能不受惩罚的。老天爷恢复了我不幸未能维护的秩序，”暗示罪行不管多么可怕，却为哈普斯堡皇室面临的问题提供了合乎需要的解决办法。他对他的继承人以犯贵贱通婚之罪来反对皇朝而遭到神的惩罚，显然表示敬畏。  
　　那天较晚的时候，德皇在他的游艇“霍亨索伦号”上获悉这个消息，那时正在庆祝连接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德皇威廉(后来重新命名为基尔)运河建成十九周年纪念日。在停靠在旁边的一艘汽艇上，一位海军将军把电文折迭在一个金制烟盒里，把它掷给等候在那里的人。威廉是真心喜爱他的朋友和猎伴弗兰西斯·费迪南德的。读了这个报告后，他脸色发白，一声不响地回到他的特等舱房里去。  
　　表示同情的电讯来自世界各地。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发了一个电报，表示“美国政府和人民的真诚慰唁，和我本人的深切同情”。英国的乔治五世国王，宣告他的宫廷将志哀七日。为了不被人超过，沙皇尼古拉志哀十二日。  
　　在那命运攸关的星期天的其余时间里，萨拉热窝是平静的。第二天清晨，一帮流浪的克罗特人和穆斯林劫掠了塞尔维亚人地区，对谋杀进行报复。住宅、学校、商店和俱乐部都被毁坏，其中的居住者受到袭击。波蒂奥雷克把部队调进市区，迅即建立了秩序，但已有五十人左右受伤。唯一死亡的人，是落在自卫的塞尔维亚人手中的一个暴徒。  
　　对一般世界来说，这一爆发意味着地方性事件的结束。财政大臣莱昂·冯·比林斯基拨款偿付塞尔维亚人的受伤和财产损失，提供了奥地利爱好和平的表面证明，但这一行动遭到波蒂奥雷克将军的愤怒反对。
                                                
                                                黑手党  
　　只有一个共谋者逃脱，但警察得到的补偿多于所失。他们搜捕可疑分子和颠覆分子布下的网，意外地捉到了一个名叫丹尼洛·伊利茨的人，他是共谋的一员。到那时为止，普林齐普和他的同犯一口咬定，他们罪行都是单独干的。但吓坏了的伊利茨，他年已二十三岁，提出愿以口供来换取他的生命。（按照奥地利法律，死刑仅适用于年龄在二十岁以上的人，伊利茨认为两个同犯已经供认，并且牵连到他。）到了月5日，又有三个策划者被捕。但伊利茨并没有供认一切——仅以使警察感到满意为度。  
　　虽然已有六个主要嫌疑犯牢牢在握，笨拙的官员仍所知不多。奥地利政府把这件案子交给当地的警察法官莱奥·普菲费尔，他漫不经心和毫无计划地审问这六个人。拘留犯很快断定普菲费尔的无能，不断翻供和改变解释，从而把他完全弄糊涂了。他们的遁词和谎言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六个人被关在分开的但是毗邻的牢房中，可以在墙壁上敲打暗号，互通消息。经过酷热的7月，从他们矛盾的供词中理出了许多线索，但没有一条线索是追究到底的。  
　　普菲费尔知道，炸弹、手枪和氰化物都是一个叫米兰·齐加诺维茨的人从塞尔维亚搞来的，但他从未查出阴谋者同塞尔维亚的恐怖分子团体“团结或死亡”——更以“黑手党”著称——的联系。这个团体建立于1911年，“为实现民族的理想，联合所有塞尔维亚人”，成员大都是军官和政府官员。法官也不知道，他的六个拘留犯都是这个杀人帮的工具。  
　　黑手党的指导者德拉古廷·吉米特里耶维茨上校，也就是塞尔维亚陆军情报部的部长。吉米特里耶维茨绰号阿皮斯，即“蜜蜂”，是个有干劲的参谋军官，把暴力看成好象就是目的。  
　　弗兰西斯·费迪南德早被定为暗杀的对象，因为他提出过，将来当上皇帝，要以“三位一体”来取代“二位一体”，给予波斯尼亚以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同等地位。这一政策对于黑手党要建立一个南斯拉夫联盟的目标是个威胁，因为这些改革将减少斯拉夫人对君主政体的憎恨和敌意。阿皮斯推论，没有根深蒂固的不满，塞尔维亚是不能把巴尔干半岛联合起来的。  
　　阿皮斯并不是恐怖主义的新手。1903年，当他二十六岁时，他就是暗杀塞尔维亚的亚历山大·奥布雷诺维茨皇帝和德拉加皇后的魁首。策划者在夜里闯进宫去，把这对夫妇从一间密室里拉出来，反复射击和砍劈，然后把血污的尸首从楼上抛下来。  
　　为了排除这个皇朝要求皇位的未来继承人，阿皮斯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杀害了所有还活着的皇亲。不仅如此，他还杀害了未能逃往国外的所有内阁大臣。1911年，他派了一个年轻的恐怖分子到维也纳去杀害皇帝，但这个任务失败了。  
　　在塞尔维亚进行抗争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尼科拉·帕西茨总理谨慎小心地把他自己的情报人员渗入黑手党，其中的一个情报人员在1914年6月初通知他，阿皮斯已经明显表示，要置弗兰西斯·费迪南德于死地。帕西茨下了密令要在塞尔维亚边境把暗杀人员逮捕起来，但被属于黑手党的边防人员阻止了。  
　　于是总理通过他的特使通知维也纳，但由于通知得含糊其词，没有引起警觉。约万·约瓦诺维茨特使是个泛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他简单地同奥地利财政大臣比林斯基交换了一下意见，比林斯基听了以后感到很平静或者印象不深，以致他没有理会这个问题，而不向他的政府报告。究竟帕西茨的含糊其词的警告是有意，还是出于害怕，这无从确定。一个明确的警告终于会促使奥地利警察逮捕策划者，从而使人们认为他自己也有黑手党的嫌疑。  
　　帕西茨作为一个搞阴谋和暗杀的老手，天赋他活命的技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当他企图杀害米兰皇帝而面临死亡的威胁时，他从塞尔维亚逃往奥地利。在1903年暗杀了亚历山大皇帝之后，帕西茨回到塞尔维亚，他在那里一直统治到1926年去世为止，很少间断。帕西茨很了解他的塞尔维亚人，预知很多人会把暗杀者捧为英雄的。他也懂得，如果他出卖黑手党的阴谋者的事被人晓得，他的政治生涯——也许还有他的生命——就要立刻完蛋。帕西茨安然不动。后来，在1920年，他取得了死于1918年4月28日的加夫里洛·普林齐普和他的两个同伙谋杀者的骸骨，从监狱的墓地迁葬萨拉热窝墓地的荣誉冢。普林齐普开枪射击大公夫妇的那座桥，用他的名字命名，凶手的足迹，也被嵌在决定命运时刻他所站立的人行道上。在凶杀现场为纪念大公及其夫人竖立的纪念碑，已被面对足迹的建筑物墙上的一块黑色大理石饰板所取代，上面用金字刻上：“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加夫里洛·普林齐普于1914年6月28日圣维图斯节日创始了自由。”  
　　在他的战后八年余生中，帕西茨这条“巴尔干的老狐狸”，继续拒不透露他所知道的谋害策划，也不透露他为什么不坚决反对他一定预料到会成为宣战借口的事件。这种缄默加上他对普林齐普的颂扬提醒人们，塞尔维亚政权远不是无可非议的。  
　　专业的恐怖分子是很少得到善终的。他们几乎无可避免地招致强大的敌人，由他们来最后算帐。阿皮斯也决不例外。到了1916年底，帕西茨提议把他和黑手党毁灭掉。在塞尔维亚军队被奥地利人击溃，退到希腊后，阿皮斯在萨洛尼卡被捕，受到军事法庭的审讯。和他一起处于被告地位的人中有穆哈迈德·迈赫迈德巴西克，他是唯一漏网的萨拉热窝阴谋者。在一个明显的阴谋中，黑手党的头子被控策划颠覆帕西茨政权，并与这个国家的敌人签订和约。相距萨拉热窝暗杀三周年纪念日还有两天，它的组织者就被塞尔维亚行刑队的步枪所枪决了。

费希尔勋爵

二、奥地利策划侵略

在暗杀事件后一个多星期，奥地利外交部保持沉默，但许多报刊和其他机构却鼓动反塞尔维亚情绪。维也纳的广告牌宣称：“所有塞尔维亚人必定灭亡”。但这些似乎都是一时的爆发。在被杀害的假定继承人和他的妻子埋葬两天之后，弗兰西斯·约瑟夫皇帝没有参加葬礼就回到他的夏季别墅去了。  
　　弗兰西斯·约瑟夫的侍从官、忠心耿耿的帕尔伯爵，对任何说他的君主要指望一场战争的暗示，都置之不理。他解释道，“这不过是又一次悲惨事件而已，它在皇帝的一生中是经常发生的。我不认为他会从任何别的见地来考虑这个事件。”帕尔提到的是1889年在迈尔林的悲剧，当时皇储鲁道夫开枪打死了他的十七岁情妇费特泽拉女男爵，然后自杀，他还提到九年后伊丽莎白皇后被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所暗杀的事。  
　　帕尔显然没有意识到，在维也纳，事情正在发生新的转折。除阿皮斯之外，对大公之死最为兴高采烈的人是奥地利外交大臣莱奥波尔德·冯·贝尔希多尔德伯爵，他长期以来就想伺机消灭塞尔维亚。和他一起的，是奥地利参谋总长弗兰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男爵将军。几年前，康拉德就怂恿皇帝对塞尔维亚打一场预防性战争，但碰了钉子。  
　　贝尔希多尔德（他的知友称他为波尔迪）是个花花公子，他当上大臣的资格是他属于一个贵族的、富有的和有势力的家族。他现在求助于一个反对塞尔维亚的文件，这个文件早已准备好，只等待适宜的时机拿出来。但在他迫近有进无退的一步时，他请求德皇威廉帮忙。7月5日，德皇和他的总理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向贝尔希多尔德保证，奥地利可以“肯定地指望德国将作为一个盟国和友邦作它的后盾”。  
　　同一天，康拉德将军谒见奥地利君主，要他对开战点头，但是这位八十二岁的老皇帝仍旧能充分控制他的理智：“……如果它们全都向我们猛扑过来，特别是俄国，我们怎能开战呢？”对这个问题将军回答道：“但是我们不是有德国的再次保证吗？”这位谨慎的君主用怀疑的眼光望着他问道，“你对德国有把握吗？”  
　　为得到必要的保证，贝尔希多尔德的内阁秘书亚历山大·霍于奥斯伯爵，乘车前往柏林，带了一封弗兰西斯·约瑟夫写给德皇威廉的询问信，由奥地利驻柏林使节马里希·施策居尼伯爵转交。弗兰西斯·约瑟夫询问，如果奥地利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它能依靠德国吗？施策居尼星期天在同德皇的一次愉快的午餐会上，得到了答复。会谈未作记录，但施策居尼大使报告，“即使事态发展到奥匈帝国同俄国开战的极端，我们依然得到保证，德国出于它通常作为一个盟国的忠诚，将站在我们一边。”  
　　德皇的大臣没有一个人参加这个宴会。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海军上将在瑞士度假。参谋总长赫尔穆特·冯·毛奇正在卡尔斯巴德饮用矿泉水。那天晚些时候，贝特曼－霍尔韦格总理是第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高级官员。第二天，其他大臣都听到了他们皇上的具有约束力的许诺。尽管没有一个人表示异议，威廉似乎急于想平息任何不安的情绪。他向海军首脑评论说，“我不相信会有任何严重的战争发展。沙皇自己不会站在弑君者一边的。此外，俄国也好，法国也好，都没有准备打仗。”  
　　处理了当天的许多问题后，威廉的白色和金黄色游艇向北驶去，穿过挪威峡湾作二十天的巡航。随着德皇的离去，大部分大臣也都度假去了。后来，温斯顿·丘吉尔冷冷地说，威廉的保证是“以整个德意志帝国资源为担保而随便填写的一张空白支票”。  
　　当弗兰西斯·约瑟夫收到德皇的空白支票时，他的和平感突然化为乌有。他喃喃自语说，“现在我们不能再回头了。将要有一场可怕的战争。”  
　　匈牙利总理伊斯特冯·蒂绍伯爵，担心入侵塞尔维亚会招致同俄国打仗。他还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并吞了塞尔维亚之后，在二元君主国中，匈牙利的地位将降为奥地利的一个很小的伙伴。贝尔希多尔德庄严地保证塞尔维亚继续独立，但在他的卷宗中有许多肢解塞尔维亚的计画。蒂绍受了贝尔希多尔德的欺骗，勉强同意支持奥地利。  
　　7月23日下午6时正，奥地利使节弗拉基米尔·冯·吉斯尔男爵，代表他的国家向塞尔维亚政府递交最后通牒。由于战略上的原因，日期和时间都是事先决定的。八天前，法国总统雷蒙·彭加勒和总理勒内·维维亚尼，巡航到圣彼得堡作国事访问。他们预定在7月23日下午开始返航，贝尔希多尔德想在他们开船远离海岸之后作出他的要求。  
　　奥地利大臣击败和摧毁塞尔维亚的决心是这样的坚强，致使他的最后通牒排除了进行谈判的丝毫可能性。最苛刻的要求之一，是可以在塞尔维亚自由进出并由奥地利的官僚干预萨拉热窝的阴谋的调查。鉴于奥地利对阿皮斯及其黑手党全然无知，这种干涉塞尔维亚的内政，是奥地利人的蓄意挑衅。  
　　另一条坚持要贝尔格莱德放弃针对奥地利国民而发的“有害的宣传”，这项措施要由奥地利监督执行。贝尔希多尔德和他的同伙，只给塞尔维亚的屈服以四十八小时时间。当最后通牒的消息在第二天早晨传到威廉那里时，他正在北方水域他的游艇上逍遥。读了最后通牒文本后，他装作一副轻松的开玩笑神气。他嘲弄他的海军副官冯·米勒海军上将说，“一份神气活现的照会，可是吗？”  
　　在四十八小时限期届满之前几分钟，一个颀长、尊严、飘垂着白胡子的人出现在奥地利大使馆。帕西茨总理带来了他的政府的答复。这个文件证明大臣之间曾经历过许多痛苦的辩论。它经过反复修改，直到最后时刻。唯一的一架打字机被筋疲力尽的秘书用得发生故障，需要修理。帕西茨封套里的文本都是手抄的。  
　　对于一位总理来说，尽管他的国家小，充当信使是肯定不合外交惯例的。当递交文件的时间到来时，帕西茨求助于他的大臣们，但是由于他们都悲痛欲绝，这项任务无疑只有他来担当了。在帕西茨恭敬地宣读之前，吉斯尔大使对内容就揣测说，“你们的一部分要求我们接受了……至于其余要求，我们寄希望于你们作为奥地利将军的忠诚和骑士气概。”  
　　塞尔维亚政府的答复是力求和解和充满希望的。它提醒维也纳它在巴尔干战争期间爱好和平的态度。塞尔维亚准备正式谴责那些反奥地利的人的行动，但它不能接受侵犯其主权的两项要求。如果奥地利不满足，贝尔格莱德建议提请海牙法庭仲裁。  
　　威廉接受了这个答复。他宣称，因为塞尔维亚已经屈服，战争的原因消失了。他建议，奥地利应当把塞尔维亚作为“质押领土”，抵押给奥国直到它履行了保证为止。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萨佐诺夫也接受了塞尔维亚的答复，并建议同维也纳谈判。但是奥地利决心消灭塞尔维亚，并不满足于外交上的胜利。甚至在最后通牒限期四十八小时届满之前，奥地利部队已在塞尔维亚边境动员了。  
　　在公布最后通牒之后，传来了同塞尔维亚破裂的消息，这引起了欧洲大陆的惊慌。俄国通知奥地利，攻击塞尔维亚会引起俄国的立即动员。由于贝尔希多尔德只打算对塞尔维亚进行局部性突击，他依赖他的德国盟友迫使俄国让步。他对近代史的误解，只能加速战争的到来。  
　　1908年，当奥地利并吞俄国的“小斯拉夫兄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时，圣彼得堡感到无可奈何的愤怒。那时沙皇政权由于在1904－1905年的战争中败于日本，接着在1906年又非常困难地镇压了革命起义，仍处于筋疲力尽中。但是到了1914年，俄国感到已经充分恢复过来，可以动员了。  
　　贝尔希多尔德的侵略性得到德国最高级人物的支持。冯·毛奇将军坚持认为，“难得的有利形势应当用来进行打击”，强调“法国的军事形势是十分困难的，俄国没有自信心，而且今年的时机是有利的”。  
　　柏林的外交大臣戈特利布·冯·雅戈认为，奥地利的大胆加上德国的支持，“最有可能使俄国安静下来”。沙皇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对这一威胁的反应是不祥的：“俄国不能容许奥地利打垮塞尔维亚，变成巴尔干半岛诸国中最占优势的国家”。现在，德皇感到讹诈和威胁都已无济于事，极力主张通过商讨来解决争端。但是他自己的不可抗拒的黩武思想正在得势，已经无法阻止了。  
　　因为俄国和法国的同盟会加剧这场危机，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于7月26日参加进来，提议德、法、英、意开会调停奥、塞不和。柏林干脆拒绝了他的提议，说这一争端仅同两国有关。奥－德战略的中心一着，是使冲突局部化，在让奥地利摧毁塞尔维亚的同时，由德国的军事力量威慑俄国，使它不敢采取行动。  
　　7月27日，格雷再次建议调停。可能出于德皇的敦促，贝特曼－霍尔韦格总理在一封信中向贝尔希多尔德提议，要他重新考虑格雷的建议。他还说，如果拒不同意，会导致世界舆论以为奥地利和德国在故意发动一场战争。作为答复，奥地利于7月28日对塞尔维亚宣战。翌日，贝尔希多尔德答复说，他未能考虑格雷的建议感到抱憾，因为它“已被事变所压倒了”。  
　　为了使他的皇上在宣战书上签字，贝尔希多尔德把一份报告放在他面前，声称塞尔维亚士兵已经向多瑙河上奥地利的部队运输船舶开火。这个文件的末尾以妄自尊大的蔑视口吻说，“……更有甚者，塞尔维亚部队已经袭击在特梅斯－库宾的帝国皇家部队的一支分遣队。”没有一个塞尔维亚人开枪射击。这完全是谎言，旨在促使感到勉强的君主开战。  


有进无退的一步  
　　当俄国在7月29日下总动员令时，一切“局部化”的希望都被抛弃了。两天后，柏林向圣彼得堡和巴黎发出最后通牒。俄国被命令要“在十二小时内停止对奥地利和我们的每项战争措施”，并“明确地通知我们”。外交大臣萨佐诺夫说明，时限太短促，不能停止动员，但只要继续谈判，俄国部队将不越过他们的边境。  
　　对战争不感兴趣的沙皇尼古拉，打电报给威廉：“了解到你是被迫动员的，但愿从你那里得到象我给你的同样保证，即这些措施并不意味着战争，我们将继续谈判……。”柏林的答复是在8月1日宣战。  
　　给法国的最后通牒，要求知道它“在俄德战争”中的态度。柏林给巴黎十八个小时答复，并挥舞着铁拳说，“动员就无可避免地意味着战争。”德国军国主义者长期以来就策划对法国打一场预防性战争。因为他们的总计划是按着两线作战设计的，法国总得被迫打仗。如果它宣布中立，柏林的使节奉命提出要求，凡尔登和土尔的要塞要受德国军事管制。  
　　虽然法国只有十八个小时要作出答复，德国却一直等到8月3日才宣战。威廉和他的总理——不象参谋总长那样——对两线作战疑虑重重，开始设法避免战争。他们抓住英国格雷大臣最后的建议，只要俄、奥、德之间还存在和平解决的希望，法国应当在军事上保持中立。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法国的文官政府下令边防部队撤到边境后面六英里多，作为和平意图的证明。但是在宣战之前四天，德国的巡逻队就开始越境进入法国了。  
　　8月2日早晨，贝耳福的一个法国哨兵，查问一个中尉率领的德国巡逻队的口令，中尉立即向这个士兵开枪。法国兵举起他的步枪瞄准和射击了三次，打死了那个军官。安德烈·珀若下士然后丢下他的枪，摇摇摆摆走了几步，就倒下来死了——这是西线上被杀的第一个士兵。当8月3日宣布公开敌对行动时，贝特曼－霍尔韦格总理准备了一个借口。他指责法国派了一个飞行员“在卡尔斯鲁厄和纽伦堡的铁路上丢炸弹”。  
　　德国驻伦敦大使卡尔·利希诺夫斯基皇子，是他的国家和西方之间维护和平的热心拥护者。在一封与其说是表述事实不如说是表述主观愿望的给柏林的电报中，他说格雷的建议“似乎意味着，如果我们不攻打法国，英国将保持中立，并将保证法国的中立”。得意洋洋的德皇对着参谋总长毛奇宣称，“那末，我们的全部兵力前进吧，只向东方。”  
　　毛奇感到苦恼。据他在回忆录中说，他极力主张他的君主打消这种想法，因为“这是不可能的。由几百万人组成的军队的前进……是多少年来辛辛苦苦地工作的结果。一旦计划好之后，是无论如何不能改变的”。他对德皇的粗暴的反驳感到刺痛，“你的伯父会给我不同的回答”，这是指老一辈的毛奇，十九世纪为德国赢得军事胜利的大战略家。  
　　威廉最后对毛奇的恳求作出让步，但坚持越过卢森堡和法国的边境要推迟二十四小时。毛奇在他的日记中哀叹道：“这对我是巨大的震动，好象什么东西打击我的心脏一样。”到了傍晚，他的悲伤一扫而光，因为来自伦敦的“好消息”清楚地表明，英国不会保证中立。这位如释重负的参谋总长，立即下令按照入侵的时间表开动。他的军队的行动是高效率的，德军进入卢森堡比预定时间提前一整天。  
　　虽则英国希望大陆的争端用和平协定来解决，犹豫不决的内阁却既不能起指导作用，也不能起领导作用。强有力的警告说不定会使德国悬崖勒马的。法国总统彭加勒一次在他办公室召开的会上告诉英国大使说：“如果英国立即声明它要支持法国，就不会有战争，而德国也将马上改变它的态度。”但是伦敦因循拖延，直到它的唯一选择是参战为止。  
　　由于法德边境的防御工事很坚强，不易入侵，德军不顾那个小公国的统治者的抗议，于8月2日首先侵入卢森堡。同一天，柏林要求比利时允许德军无限制地通过，以侵入法国。这是违反英德和其他国家于1839年签订，保证比利时永久中立的公约的。阿尔贝国王对这个要求的反应毫不含糊。比利时“不会牺牲它作为一个国家的荣誉，同时背叛它对欧洲的责任”。它“一定要用它的力量击退对它的权利的每一个攻击”。  
　　英国的签订比利时中立公约，并不是单单为着对一个弱小国家的崇高关怀。它的海上优势不能容忍一个强大的大陆国家（象德国那样）控制极为重要的海峡沿海地区，包括第一流的综合性港口安特卫普在内。当德国人于8月4日侵入比利时时，英国正式参战，成为当时唯一对德宣战的国家。英帝国的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变成交战国，南非也于1915年1月参战。  
　　贝特曼－霍尔韦格曾把伦敦保证比利时的永久中立称为为了“一片废纸”，现在对英国的参战非常愤怒。他的愚蠢的评论，会被协约国的宣传人员利用，产生破坏的作用。  
　　战争开始几天之后，他的前任伯恩哈德·冯·比洛皇子疑惑地问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贝特曼－霍尔韦格以绝望的姿势举起他的瘦长的胳臂咕哝着，“啊，要是我知道就好了。”供认甚至在事后都缺乏认识，也没有使这位总理感到羞愧。数月后，他又转而预言：“我指望这场战争不超过三个月，也许充其量四个月，我们的整个政策正以此为根据。”  
　　战斗的阵容不久就包括其他国家在内。门的内哥罗加入塞尔维亚这一边，反对奥地利。长期以来对俄国的图谋君士坦丁堡感到惊慌的土耳其，同中欧强国结盟。意大利宣布中立，声称奥、德从事侵略已使它们所订的条约无效，并于1915年对它从前的伙伴宣战。保加利亚不久参加中欧强国的阵营，所有巴尔干国家最后都卷进去了。  
　　在远东，日本保证支持它的盟国英国，它乐于利用这个条约，把德国驻防军队从中国山东省的战略性口岸城市胶州赶走。英国的殖民地印度，也自动地承担义务。三年之内，美国也将参战，它是世界各国卷进去的最后一个国家。

费希尔勋爵

三、实力与战略

　普遍的兵役制和改进了的铁路网，使大部分交战国能迅即动员职业军队后面的后备军。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德国把它的常备军从七十九万一千增加到五百万；奥匈帝国从四十五万增加到三百三十五万；法国从七十九万增加到四百万；俄国从一百二十万增加到六百万。英国没有大量的常备军；十六万英国远征军后来增加到九十七万五千，包括自治领和殖民地部队在内。  
　　敌对的军队都组成相似的编队，但编队的规模不同。每个师从一万二千人到二万二千人不等。一个师通常由一位少将统率。两师或更多的师编为一军，由一位中将率领。两军或更多的军成为一个集团军，由一位上将率领。有些国家，特别是德国，以数字来表示军队的番号。集团军、军和师都有一个分成四、五个科的参谋部，通常包括后勤、情报、作战、补给和训练。  
　　再往下分，一师包括两个或更多的旅，每个旅由一位准将或旅长统率；一旅代表两个或更多的团，每团由一位上校管辖；一团等于三个或更多的营，营的首长是一位中校；一营由四个连组成，每连由一位少校或上尉统率；一连由四个排组成，每排由一位中尉指挥。  
　　大部分战斗是由步兵、骑兵和炮兵进行的，但技术进步产生了许多后勤部队，它们等于并且常常超过前线部队的数目。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如奥地利和俄国，仍然信赖过时的战争观念。从十九世纪遗留下来的骑兵，只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起了较大作用。一个骑兵旅通常包括由九千二百名骑兵和九千八百匹军马组成的三个骑兵团。  
　　在那些时候，骑兵代表军事上的精华。戴了华美头盔，用矛和飞舞的马刀冲锋的德国枪骑兵，只有密集的火力才能加以摧毁。法国和英国骑兵的进展也并不更好。由于机枪和榴弹的使用，不久就把马匹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后方和用于运输，使从前的骑士不得不默默无闻地徒步作战。  
　　炮兵由许多有四门到八门炮的炮兵连组成。三个到四个炮兵连组成一个炮群或炮兵营；两个或三个炮群等于一个炮兵团。当时射程已经增加得很远，炮兵能把炮弹射向远非炮手所能看到的目标，因此飞机和气球被用来测定敌方目标，并报告击中和不中。  
　　最初，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在大炮方面胜过别国。德国埃森的克虏伯工厂和波希米亚的斯科达工厂，是整个欧洲最杰出的兵工厂。法国的七十五毫米炮是轻便的，机动的，并且是当时大炮中最快的，但这种三英寸的炮只对无掩蔽的部队有效。它不适宜于长距离炮击，比不上威力很大的德国榴弹炮。此外，法国参谋部把炮兵看作是对步兵的次要的补充；他们认为，集体精神将更能补偿技术上的不足。(法国的眼光并不比美国内战时将军们的眼光进步多少，他们把炮兵看作多余的拖油瓶孩子。)  
　　1914年，德国有三千五百门中炮和重炮，而法国的大炮则不到三百门。每一个德国的军有三十六门一百零五毫米的榴弹炮，再加上十六门一百五十毫米榴弹炮。德国还有四千五百多挺机枪，而法国只有二千五百挺。甚至在轻炮方面也是德国占优势，它有六千多门七十七毫米炮，而法国只有三千五百门七十五毫米炮。  
　　俄国对中欧强国的最大威胁，在于它有六百万部队，但是那个大吹大擂的蒸气压路机，开动起来效率很差。大都是文盲的部队虽由勇敢的士兵组成，但他们由贵族和有钱的人组成的军官团所受到的训练很差，那些人的战争知识，还局限于使用军刀和剑。另方面，他们的贪污本领却是高度发展的。  
　　由于俄国的辽阔的陆地面积和不发达的铁路系统，它的不利条件进一步增加了。它要进入海洋，则遭到冰块或敌人巡逻艇的封锁。前线常常缺乏火炮和机枪。很多士兵甚至没有步枪——部队作战时。有些人的武装往往只有缚在一根棒上的刺刀。  
　　1915年英国历史家伯纳德·佩尔斯访问了前线，一位俄国士兵忧愁地说，“先生，你知道，我们除了士兵的胸膛外，没有武器。”对此另一个士兵补充说，“先生，这不是战争；这是屠杀。”第一年，俄国伤亡人数共计二百万。  
　　所有体格健全的德国青年都要服兵役，合格的青年尽管他们家族有权势，也无人能避免征召。需要服役两三年的时间，依服役的部门而定，接着是五年半的正规军后备军。然后转到战时后备军。这是第二后备军，时间十二年；到三十九岁时转到最后的后备军战时民兵，一直到他们的四十五岁生日为止。在这些人的后面，是除在后方和安全地带从事有限的任务外不适宜任何服役的男子部队。  
　　德国不象其他国家，它发展了一个由军官和军士组成的很有效率的核心，能把一大批新兵和后备军组成一支优秀的战斗力量。战争爆发时，约有二百万人结合在受过良好训练的职业士兵组成的核心周围。  
　　在民主国家军队中感到陌生的德国军官和士兵之间的密切友谊，是陆军元帅冯·毛奇在十九世纪中提倡的，并由其继任人继续推行。德国军官关心他们部队的福利，就象他们关心保养上了油的机枪一样。战争期间，当有些指挥官不必要地派士兵去送死时，德国将军们却是效率最高和最少浪费他们部队的。  
　　最初德国还在轻武器方面占优势。步兵用毛瑟枪装备，这种枪很坚实、准确，甚至在今天也是在运动员中最流行的枪支。德国参谋部也懂得马克沁机枪的战略价值。  
　　奥匈帝国有多种语言文字的不利条件。大部分军官都是日耳曼人，但部队中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能讲德语。这个二元君主国既不关心，也不能团结它的形形色色的民族。奥地利的官方历史非常坦率地承认，“往往排长本人也不能使他所收集的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人懂得他的话。”  


施里芬计划  
　　1870年，路易·拿破仑皇帝的法国政府，由于对普鲁士宣战而自我毁灭。普鲁士人在他们共同边境的战斗中摧毁了法军，然后长驱直入，包围和攻陷了巴黎。为了消除任何未来的法国军事威胁，新统一的德国并吞了阿尔萨斯，和包括要塞城市梅斯在内的洛林的一部分，使法国暴露于未来的入侵前面。  
　　法国军事工程师于是以沿着一百五十英里法德边界的四个城市为中心，构筑了一系列堡垒。东南从瑞士的坚不可摧的屏障阿尔卑斯山开始，坚固的混凝土堡垒从贝耳福、厄比纳尔、土尔和凡尔登伸展开来。在厄比纳尔和土尔之间设计了一个宽阔的缺口，作为准备敌人进入的巨大陷阱，然后用从掩护得很好的混凝土箱形掩体中发射的交叉火力加以歼灭。凡尔登以北约二十英里，就是卢森堡、比利时和崎岖的阿登森林。  
　　面对着这种难以克服的棱堡，从1891年到1906年任德国参谋总长的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伯爵，设计了一个通过广阔的比利时平原侵入法国的战略。这个小小工业化国家，提供了有充分铁路、公路、河流和运河的一条不费力的通路，而且它和法国的边境是不设防的。施里芬将军对于比利时在列日和那慕尔面向德国的设防据点感到愤怒，他抱怨它的军事防御旨在“……阻止德国侵入其领土，但它对法国的边境却不设防”。对于比利时担心德国而不担心法国的原因，这位将军装作不知道。  
　　施里芬这位能干的战略家，是军事史上博览群书的人之一。他从坎尼之战中得到许多启示，汉尼拔用包围两翼和后卫击败了较强的罗马人。施里芬将军的相似的计划集中在梅斯，这是一个最靠近法国边境的德国城市，距离巴黎一百七十八英里。  
　　以这个筑垒地区为枢轴，由七十九个师组成的右翼，将以闪电战经过比利时进入法国，后面马上由战时后备军之类的第二后备军跟上来。由八个师组成的较小的左翼，将留在法德边界。象一扇巨大的旋转门一样，德国人在这个绕着枢轴旋转的运动中，将一直横扫到法国沿海地区，从北面、西面和南面包围巴黎，然后转向东面。  
　　如果法国士兵离开他们的洛林要塞，把八个德国固定师赶向莱茵河，这样就更好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东进的德国人将从后面来攻打法国人。法国的要塞炮只面对德国，不能转向西面来对付从法国方面进攻的德国人。  
　　施里芬制订的战略，包括一支十万人的英国远征军“和法国人协同作战”在内。考虑到俄国的原始铁路系统会造成蜗牛般步伐的动员，施里芬只在东线安排十个师以推迟沙皇部队的前进，直到法国被压倒为止。在他临终时，这位伟大的战术家据说曾强烈要求：“战争一定会来……要加强右翼。”  
　　他的继任人毛奇将军改变了这个计划，以应付他认为是不同的情况。他不去加强右翼，反而减少右翼的实力三分之一，在左翼增加了八个师——此举对法国是幸运的。由于其他障碍和延误，毛奇缩短了以梅斯为枢轴而转动的德国入侵战线，以致他的部队开到巴黎的东面而没有加以包围。几个星期后，当德国人企图用正面突击攻占巴黎时，他们在马恩之战中被击退了。
                                       进攻学派  
　　尽管法国的堡垒系统在那时是最好的，越来越多的年轻军官却开始对于在参谋部占优势的固定防御战略提出疑问。这个新的进攻学派找到了卢瓦佐·德·格朗梅松上校作为他们的代言人，他的观点影响了于1912年升为参谋总长的约瑟夫·霞飞将军。  
　　这个进攻到底的学说在1914年初被正式接受了，并被称为第十七号计划，因为它是1870年以来被批准的第十七个计划。这项计划甚至不包含临时凑合的土木工事和筑垒的规定。格朗梅松上校明确而中肯地说：“对进攻来说，只有两件事情是必要的：了解敌人在什么地方和决定应该怎么干。至于敌人想干什么是无关紧要的。”  
　　初期的战斗经验表明，第十七号计划糟糕得很。法国军队以十九世纪最好的队形出现在战场上，戴了白手套、修饰得漂漂亮亮的军官走在他们部队前面六十英尺，部队则穿了暗蓝色短上衣和猩红色裤子。伴随他们的是团旗和军乐队，以使敌人胆战心惊。  
　　目击由此而造成的大屠杀的一位英国军官回忆道：“每当法国步兵前进，整个战线就立即完全被弹片所覆盖，倒霉的士兵象野兔般地被打翻。他们都很勇敢，不断冒着可怕的炮火冲锋前进，但毫无用处。没有一人能在向他们集中射击的炮火中活下来。军官们都是杰出的。他们走在部队前面大约二十码，就象阅兵行进那样安详，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见一个人能前进五十码以上而不被打翻的。”  
　　第十七号计划不久成为法国军事史上凋谢的一叶。也许它的恰当的墓志铭就是格朗梅松上校的弹痕累累的尸体，他是在一次轻率的步兵冲锋中被杀的。花了生命和领土的可怕的代价，法国参谋部最后不得不承认，在现代战争中，防御措施也起了不可缺少的作用。

费希尔勋爵

四、侵入比利时

陆军设计和发展的德国复杂的铁路系统，都派有军官监督每一条线路。从铁路区段到最短的支线，未经参谋总长批准，是不能铺设或改动的。通向西部边界的双轨，每天可容五百五十列列车通过莱茵河的桥梁；在二十天内，他们用一万一千列列车，运送了三百多万人。在战争的最初两周，每十分钟，就有一列长长的运兵列车通过科隆的桥梁。  
　　有一百二十多万士兵将要形成横扫比利时和卢森堡，进入法国的旋转的一翼。虽然有史里芬计划，因为荷兰的中立不能侵犯，这巨大的人流得通过一块大约七十五英里宽的地区前进。时间表不容许任何拖延——前进部队按照规定必须在法国有时间充分动员之前把它压倒。  
　　但是，不攻克列日，侵入比利时是不能成功的，在这个坚强设防的入口的那一边，横着广阔的平原和法国。有四条来自德国的铁路线在这个战略城市集中，然后扇形展开。列日建在横跨默兹河的一个高高斜坡上，对所有的通道都一览无遗。十二座威力强大的炮台——河的两边各有六座——把一块直径约十英里的地区围了起来。它们的相互支援体系受到各座炮台之间三英里缺口的限制，但在需要时候派出机动部队，被认为是有效的代替物。  
　　8月4日早晨，德国前进部队逼近默兹河上的维塞，正好发现桥已被炸毁，比利时士兵都聚集在西岸。统率两个骑兵团和六个步兵旅的奥托·冯·埃米希将军，立即选择了一个适当的变通办法。两个骑兵团向南疾驰三英里，涉水过河。维塞的比利时守军生怕被围，迅即朝南向列日撤退。傍晚，德国步兵也在维塞渡过了默兹河，向堡垒进发。  
　　在德国人侵入的时刻，他们开始枪击平民，以报复冷枪狙击。人质都被兜捕起来处死；房舍遭到炮击或烧毁。如果发展成为逐屋战斗，野炮立即把村庄夷平。毛奇写信给康拉德将军说，“我们在比利时的进军肯定是残忍的，但我们是在为我们的生命而战，谁挡路，就必须自食其果。”  
　　德国的战略设想是几乎不停顿地通过比利时，预计没有或很少抵抗。在比利时存在八十三年中，阿尔贝国王的国家从未打过一次仗，并且因为它的安全有赖于作为一个“永久中立国家”，军国主义是被人看不起的。但是德皇威廉的战争恫吓，迫使比利时政府在1913年采取征兵制，这一措施更加降低了人们对军队的本来不高的尊敬。直到1910年为止，军队甚至没有一个总参谋部。  
　　阿尔贝国王新动员的军队由十六万五千人的部队组成，其中大约半数部署在列日和布鲁塞尔之间。比利时的战略依靠列日和那慕尔的炮台推迟敌军的前进，直到法、英军队能够到来。列日指挥官热拉尔·勒芒将军，得到派来的后备军的增援，使他的兵力达到四万人，并奉阿尔贝之命，防守列日“到底”。  
　　列日的筑垒是由一位杰出的军事工程师亨利·布里亚尔蒙特将军设计的，在1913年完成之前花了大约二十五年时间。它是由装有装甲炮塔的，形状象平坦的三角形小孤山的钢筋混凝土构成，拥有四百件武器，从机枪到八英寸大炮都有。这个结构本身的设计，是要经得起包括这种尺寸的炮弹的轰击。三角形的每一角，都装备着较小口径的速射炮的炮塔。  
　　每座炮台的周围，都是三十英尺深的干燥的深沟；加上强光的探照灯，以防止夜间的奇袭。这些灯和重炮一起，可以降到地面以下，那里有地下坑道把整个系统互相联系起来。所有的大炮都俯视着由德国来的四条铁路。勒芒将军留下二万五千名要塞部队，派了一个师去加强位于掩护布鲁塞尔的热特河畔的阿尔贝国王的军队。  
　　冯·埃米希仍然认为比利时人会不战而降，派了一位使者打着休战的旗帜，要求列日投降；否则的话，他宣称，这座城市将遭到空袭。勒芒服从他的国王的命令，拒绝了。几小时内，德军大炮狂轰东面炮台和城市本身，但仅仅削去一些混凝土而已。第二天，从附近科隆起飞的用内燃机推动的齐柏林飞船飞临上空，丢了十三颗炸弹，炸死了九个平民。这样，战争范围开始有了新的扩大。  
　　德军队潮涌般地反复冲锋，特别对东面的弗莱龙炮台和埃夫涅炮台，但是被火炮和机枪的联合火力所击退，炮台前的尸体堆积到齐腰高。所有默兹河上在列日南面和北面的桥梁都已被毁，企图用浮桥渡过默兹河的部队遭到炮火的扫射。  
　　只有德军的一次突击可算部分成功。当第十四步兵旅的指挥官被杀时，他的部队遇到第二集团军的副参谋长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他立即担任指挥。第二天夜间，鲁登道夫率领他的部队，经由弗莱龙和埃夫涅之间的缺口进入列日。但是炮台仍都在比利时人手里；列日已被侵入，但还远没有被攻克。  
　　对炮台连续进行炮兵和步兵的突击都无效果，直到8月10日，那时冯·埃米希攻占了第一座炮台。二十四小时内，第二座炮台也陷落了。  
　　德国人于是搬来一门大炮，它将使炮台化为瓦砾，并使举世震惊。到那时为止，英国的十三英寸半的海军炮，是这种炮中间最大的。但是克虏伯的军械工人，设计了一门十六英寸半（四百二十毫米）的攻城榴弹炮，可以把一吨重的炮弹射到九英里外。每颗穿甲弹有一个定时信管，只在目标被穿透后才定时爆炸。这门榴弹炮是一种巨型炮，绰号“大贝尔塔”，是照弹药制造者的妻子贝尔塔·冯·克虏伯的名字命名的。(在以后的战争中，还出现一门惊人的巨型炮。)  
　　到了8月16日，十二座炮台中的十一座遭到连续猛轰后屈服了。那天晚些时候，勒芒指挥部所在的隆森炮台，被直接命中而摧毁，他本人也被打昏。他同平民比起来，受到俘虏者的尊重对待。冯·埃米希拒绝取下他的军刀，还接受代他带个信给阿尔贝国王。8月20日，胜利的德军开进布鲁塞尔。  
　　对勒芒的抵抗所引起的推迟，估计不一。英国军事史家把受挫时间定为“四、五天”。其他资料提出，入侵者只比预定时间晚一天或两天。英国的官方历史记载，“列日是丢失了，但由于推迟了德国的进军，它对比利时的协约国的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费希尔勋爵

五、马恩之战

　　在8月份中，德国最高统帅部已习惯于几乎时时刻刻收到捷报了。8月间分别打了四仗，所谓边境之战，卷入了差不多三百五十万部队；不超过十天就结束了，德军沉重地打击了协约国的主力部队。与此同时，法国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急于收复他们失去的省份，于8月14日越过边界进入阿尔萨斯-洛林，结果却被赶了回去。  
　　因为霞飞设想，部队不多的德军不能在卢森堡之西前进，所以法国的第三、第四和第五集团军，奉命于8月22日经由阿登森林前进。法国统帅部深信，德军将避免困难的阿登地形；结果，就没有想到要为全面战斗进行侦察或任何其他准备工作。一份给所有指挥官的命令说，“在8月22日，预料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对抗行动……哪里遭遇敌人，就在哪里打击他们。”进攻学派的策略，仍然支配着法国的战术。  
　　霞飞以为德军不过十八个师；他们的实际兵力，连同组成依轴线旋转经由比利时进入法国的第四集团军和第五集团军，总共二十五个师。  
　　不象法军那样，德国前进部队对阿登森林进行了侦察，并在主力进入森林时布置哨兵。侦察告诫他们，法军正在迫近。在一次侧翼进攻中，德军攻击了毫不怀疑的法军，迫使他们在第二天赶快退却。  
　　8月22日至23日，在蒙斯之战中，亚历山大·冯·克卢克将军的第一集团军，除了击退赶向这个地区支援比利时人的法军外，还击退了英国远征军。在桑布尔河，法国第五集团军被德国第二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击溃。最激烈的战斗集中在四天之内，即从8月20日到8月23日。十天内法国的伤亡人数共达三十万，这是格朗梅松上校的年轻军官追随者们所遭受的最大损失。  
　　与此同时，德军正在南向马恩河和巴黎前进，打击他们路上遇到的任何协约国部队。8月26日，克卢克的第一集团军在勒卡托之战中突袭英国远征军，迫使它进入疲惫的后卫战。三天后，德国统帅部从科布伦次迁往卢森堡。当帝国列车滚滚向西时，德皇的副官冯·米勒海军上将注意到他的皇上“……因流血而狂喜”，高兴地指着“六英尺高的尸堆”。  
　　在确信胜利的情况下，无论毛奇也好，他的幕僚也好，都未考虑到协约国撤到准备好的阵地的可能性；他们认为法军和英军都已最后被打败了。间谍的报告表明，虽然平民都离开巴黎，部队却开到了，但毛奇没有把这个情报转送给两位关键性的陆军将领，即克卢克和第二集团军指挥官卡尔·冯·比洛。  
　　由于德国最高统帅部和其军队之间距离的拉长，无线电通讯变得更加杂乱了。在战争的那些早期日子里，德国最高统帅部限用一架粗制的，不用电线的(后来的无线电)接收机；第一集团军则限用一架发报机。结果，只能拍发最紧急的电讯。野战电话系统也并不发挥较多作用。它不是为长距离通讯设计的，而且破坏活动和事故损坏造成通讯的不断混乱。不久，克卢克不得不自己作出决定，但无法告诉毛奇他正在干什么。可是，退却中的法军不但能利用缩短距离的野战通讯设备，还能利用他们的民用电话系统。  
　　在法国的防务中，巴黎长期以来起着战略作用。所有主要铁路线都集中和通过这一政治文化中心，它由十四座内层炮台和二十五座外层炮台环绕保护着。但在法军被迫退到桑布尔河以前，很少想到要保卫巴黎。四个师和一个本土军旅(每师都有两个骑兵中队)，一个独立骑兵旅和六个炮群(七十二门大炮)，组成了巴黎驻防军队。尽管这些军队不久就增加了一倍，驻防军队要成功地抵抗克卢克的第一集团军的攻击，在指挥上是不良的，在训练和装备上也是不够的。  
　　陆军部长阿道夫·梅西米于8月25日命令霞飞将军派遣“一支至少有三个军的军队……到巴黎的掘壕野营去保证防卫……如果我们的军队被迫退却的话”。梅西米对实际情况的不了解，也许是由于霞飞习惯上对政府隐瞒不利的消息。第二天，军事危机尖锐化了，驱使政府进入近乎惊慌失措的境地，但放弃首都的建议遭到拒绝，因为巴黎的陷落将预示法国的崩溃。梅西米不满巴黎军事长官奥古斯坦·米歇尔将军的工作，用约瑟夫·加利埃尼将军来替换——此举是法国的一大幸事。  
　　霞飞拒不执行梅西米派遣三个军的命令，坚决主张他需要每一个士兵来阻止德军的前进。他答应派遣军队，但只有在巴黎立即受到威胁的时候。(实际上霞飞建议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不同德军斗争就投降。)同时，他下令莫里斯·萨拉伊将军从凡尔登撤退，只是由于梅西米坚决反对这一建议，才使法国免于灾难。到了8月31日，政府计划迁往波尔多，让首都处于军事区域。这座城市的防务仍交给加利埃尼，但现在他归霞飞指挥。梅西米由亚历山大·米尔朗取代，他提出的需要更多部队的迫切要求，只是激起了霞飞如下的回答：“德军不是几天时间到得了巴黎的。”  
　　法军总司令那种海龟似的镇定自若，使那些感到在战斗最激烈时刻需要迅速作出决定的人怒不可遏。虽然形势到了紧要关头，霞飞却继续每天至少要吃两顿美餐，并且为了晚上入睡不受干扰，他保持他的晚上十时正就要休息的习惯。很少有一位将军敢于拿任何消息来打搅他。即使当德国人于1916年发动凡尔登战役，传送消息的信使却被简短地告知，霞飞已经就寝，不能惊醒他。  
　　霞飞还避免接电话。他的命令是由副官通过电话发布的，副官也接听所有打来的电话，这样给他以思考的机会。有时一位重要的部长要他亲自接电话，他也设法推托。除了听以外，他既不回答，也不评论；事实上，他几乎从不表示任何态度。他对任何信电或正式备忘录，也显出同样不信任，象是一个狡猾的乡巴佬，多疑地拒绝在任何书面上签字。据一位同时代人回忆，霞飞的即刻反应是“把它里面翻到外面，检查每一个细节，常常唯恐落入陷阱或圈套”。  
　　当陆军部情报首脑卡朗瑟上校于1915年初谒见霞飞，为极端需要重炮兵想得到他的同意时，这位总司令和蔼地聆听着，偶尔点点他的大脑袋。受到鼓励的卡朗瑟，继续诉说许多事实和数字。越来越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的上校，意识到他是在独白；霞飞一言不发。他最后象慈父般地轻轻拍一下这个已经筋疲力尽的情报军官，示意要他离去，含糊地评论说，“你总是喜欢你们的炮；那好极了。”  


保卫巴黎  
　　加利埃尼是另一种人——一位富有想象力的战略家，他的无限精力使人看不出他的六十五岁年龄和衰退的健康。(在早些时候，他担任过马达加斯加总督，霞飞在那里是他的部下。)他对这座一半已经荒废的城市，发表了一份值得纪念的声明：“共和国政府的成员已经离开巴黎，去给国防以新的推动。我受命保卫巴黎和抵抗入侵者的责任。这个责任我将贯彻到底。”后来加利埃尼又自言自语地说：“政府已经迁往波尔多，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同居民一起，他们直到现在是受了骗人的公报的欺骗。”  
　　几小时内，一小支由士兵组成的队伍开始构筑堑壕和路障，并增援周围的炮台。回顾1870年巴黎围城时，饥民吃动物园里的动物和家里供玩赏的动物，加利埃尼在这个城市的体育场跑道上和公园里，养满了牛、绵羊、猪、山羊和马。乘机牟利是被坚决制止的，因为他说，“不但有必要使巴黎不缺食物，而且还应吃到和现在同样的面包。”酒的供应置于严格监督之下。对可能资敌的任何机器或设备，都作出了迁移的安排。不但在爱弗尔铁塔下面，而且在横跨塞纳河、瓦兹河和马恩河的八十座桥梁下面都埋藏了炸药。  
　　但是加利埃尼本人并不满足于仅仅防守巴黎。一位飞行员在9月3日晚些时候回来报告说，德军纵队正在改变他们的进军路线。第二天清晨，空中侦察和骑兵侦察都证实，德国人的确修改了他们从正面攻击巴黎的计划，已经转向首都郊外的东南郊。对地图的简短研究向加利埃尼显示，德军的新路线提供了一个侧翼攻击的大好机会。他喊道，“我不敢相信有这样的事情，这太好了，使人不敢信以为真。”  
　　当五个德国集团军逼近巴黎时，同德国最高统帅部的时断时续的无线电联系突然中断了。除一起前进的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外，没有一个指挥官能准确地知道其他集团军的方位，现在毛奇的改变史里芬计划不得不开始付出代价了。原来计划的这个战略，是故意削弱德军的左翼，引诱法军右翼从筑垒的堑壕出击，然后转而受到绕着轴线旋转过来的德军右翼从背后的攻击。但面对法国堡垒系统的在左翼的德军将领，劝说毛奇加强他的队伍，这一违反史里芬计划的改变，却使法国士兵安全地守在他们的地下据点里。毛奇还抽调了两个军（四个师）到东线去对付俄国人，从而削弱了他的右翼。  
　　因为入侵是一个庞大的突然袭击的车轮运动，最外层的部队(克卢克的第一集团军和比洛的第二集团军)必须竭尽全力，较快和较猛地冲向前去，才能和内层的部队相呼应。缺乏作战情报的克卢克，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即他是在什么地方同协约国军队对峙。他完全不知道法国第六集团军正在迫近他的右侧翼，却接受比洛的建议，由他们实行联合的向内旋转的扫荡，以袭击法国第五集团军。当克卢克和比洛向巴黎的前面和东面前进，而不是在巴黎的后面和西面前进时，史里芬计划又被进一步歪曲。这次调动还缩短了德军的右翼八十英里。  
　　与此同时，加利埃尼于9月3日派了一个使者去见霞飞，告诉他这个有利形势，并争取他同意反攻，他刚从巴黎西南约一百二十英里的奥布河畔巴尔回来。加利埃尼对霞飞及早作出决定的能力感到绝望，他本人乘车驶往英国人驻防的默伦，希望赢得他们的支持。  
　　英国指挥官约翰·弗伦奇爵士不在指挥部。连他的参谋长也不在。接着出现了异乎寻常的情景。对他们这一个月的败绩感到焦躁和苦恼的英国参谋人员，鲁莽地告诉他们的不速之客说，如果英国稍微知道法国人在军事上的无能，它决意不会参战。恼火的英国人们没有心绪作出有鉴别力的判断，而加利埃尼的外貌又不象军事人员，他从一副夹鼻眼镜斜眼看人，在他争辩着想争取英国人支持时，眼镜不牢靠地颤动着。当参谋人员注视着他的不整洁的制服，蓬松的小胡子，黑钮扣的长统靴和黄色的护腿时，怀疑的态度增加了。后来一位英国将军评论说，“英国军官决不会同这样一个丑角式人物谈话的。”  
　　不久，弗伦奇的参谋长阿奇博尔德·默里回来了，但表示对加利埃尼攻击德军右侧翼的计划“十分讨厌”，并告诉他，在约翰·弗伦奇爵士不在的情况下，无论如何不能作出决定。加利埃尼徒劳地等候英国指挥官回来，浪费了宝贵的三个小时。他离开时除了过后再打电话来的诺言外，一无所获，而过后再来电话这句话等于承认，英国人将在第二天继续退却。这个决定一部分是由于霞飞打电报给英国指挥官，他写道：“在目前形势下，我的意图是退到塞纳河后面。如果德军继续朝着东南偏南方向运动……也许你会同意，即你们的行动可能以运用于马恩河和塞纳河之间的这条河的右岸为最有效。”既然打电报的人不能理解采取果断行动的需要，也就不能完全挑剔英国人把他们自己同德国人分隔开来了。  
　　9月4日一早，加利埃尼的电报就被放在霞飞面前，霞飞在批准莫努里的第六集团军部署去攻打德军之前，等待了四小时。为了某些莫测高深的原因，这位总司令坚持在马恩之南进攻。在那天傍晚，他得知弗朗歇·德斯佩雷将军的第五集团军准备参加这一攻势，可以在9月6日早晨开始积极的战斗，但霞飞除了吃一顿长时间的悠闲的晚餐外，既不作出决定，也不发布命令。  
　　9月5日正午，当克卢克集团军经过巴黎东面，可以望见爱弗尔铁塔时，他的右后方侧翼受到莫努里集团军前进部队的袭击。英国人在南面隔得太远，不能立即形成威胁，所以克卢克从这方面调了两个军去加强挣扎着想抵挡法军的那些军。一支单薄的骑兵屏护部队，被用来接防面对英军的二十英里宽的缺口。莫努里要求增援——这一要求启发加利埃尼组织战史上第一支摩托化纵队，即马恩出租汽车队。  
　　准备战斗的第七师刚刚到达巴黎，但没有通向前线的铁路运输可用。甚至用急行军的速度赶到那里也太迟了。加利埃尼自有他自己的办法，发布命令征用“所有机动车，包括出租汽车在内”。在巴黎的各个地区，警察停住了出租汽车，命令乘客下车；他们征用了大约七百辆汽车。整个夜间，两汽缸出租汽车辘辘驶往前线。只走了两个来回，就输送了整个师。德军立即感到对他们后侧翼的压力加剧了。要是加利埃尼再得到他几天前迫切要求的两个军的支援——但它们只是零零星星地开到——马恩以南的德军可能全部被包围起来。  
　　虽然克卢克全神贯注于击退莫努里的兵力，南面二十英里宽的缺口却使弗朗歇·德斯佩雷的士兵得以打击比洛暴露的侧翼，那时克卢克得悉英军正在迫近莫努里和德斯佩雷之间缺口的中心，这是使他计划退却的一个信号。弗伦奇将军和他的部队于9月9日到达。  
　　统率在东面面对法国的德国第六集团军的鲁普雷希特皇子，无法援助在马恩的入侵者。土尔和厄比纳尔法国炮台的威力强大的大炮，在奥古斯特·迪巴伊和诺埃尔·德卡斯特尔诺将军的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支援下，打死了巴伐利亚人队伍的大部分，迫使这位皇子于9月8日通知德国最高统帅部，他的军队不能再前进了。  
　　面对凡尔登东北萨拉伊将军的第三集团军的德国皇储，他的遭遇也并不好些。从凡尔登炮台发射的势不可挡的炮火，迫使威廉皇子的第五集团军停止前进。其他两个德国集团军，即维滕贝格公爵统率的第四集团军和马克斯·冯·豪森将军统率的第三集团军，在圣贡沼泽地带遭到德朗格尔·德卡里将军和费迪南·福煦将军部队的痛击。  
　　这种战斗很多是令人发愣的一系列残酷的散兵战，在小村庄里打进打出，受惊的居民发现他们已被交叉火力截住。德军不能得到他们十分需要的胜利，于9月8日拂晓，对福煦的军队发起大规模的白刃战。至少有一个军被迫退却，但法国炮兵的坚固的密集队伍，使德军的尸体在战场上堆积如山。对于福煦所表示的传奇式蔑视来说，这一战是值得纪念的；“我的侧翼被迂回了，我的中央撤退了，但我进攻！”  
　　以后没有多久，德军就从马恩地区开始撤退了。到了9月11日下午，已成为普遍的和持续的撤退，那时德军到达埃纳河北岸事先选好的阵地。马恩之战，大都由沿着二百英里前线无数凶猛的、短促的、混乱的冲突和战斗组成。协约国和德国的伤亡人数，每方大概估计为二十五万。在战斗期间和五十五英里的退却中，德国因被俘获而造成的损失，共达一万五千人和四十门大炮。为了避免在马恩溃散，德军退得井井有条，成功地击退了协约国的追兵。  
　　在德军中士气依然良好，但在最高统帅部却深感绝望。这一场败仗粉碎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同时，它使毛奇丢失了前程，他本来是首先对这次大战负很大责任的。德皇威廉的自负也受到挫伤。由于毛奇保证鲁普雷希特皇子的巴伐利亚人将攻占南锡，威廉带着一队衣着灿烂、头戴华美盔帽、身上穿有浮雕胸甲的白色和金黄色制服的胸甲骑兵，等待举行他的入城仪式。但是法国炮兵用这样致命的准确性扫射着每一次进攻的潮涌般的人群，甚至毛奇也被这种屠杀吓呆了。9月11日，他下令鲁普雷希特停止这种自杀性的冲锋。南锡依然未被攻克。  
　　毛奇对于使他的君王失望感到心情沉重，第二天他写信给他的妻子：“形势大坏。巴黎东面的战斗对我们不利……战争开始时给我们的巨大希望已经粉碎……我们最后将在两线作战中疲于奔命！这同我们这个战役的辉煌的开端真是天差地别！现在这是个痛苦的幻灭，我们必须对这场浩劫付出代价。”  
　　德国参谋军官鲍尔上校，记下了一场难忘的情景：“绝望的惊慌严重地支配着全军，或者更正确地说，支配着较大部分领导人。看来……最高统帅部惊慌得最厉害。毛奇完全垮了。他坐在那里，苍白的面孔凝视着地图，对一切感觉都无反应，成了一个绝望的人。冯·施泰因将军(毛奇的副手)确曾说过，‘我们一定不要慌乱，’但他又不挑起担子来。他本人已经没有信心，他讲话中流露出他的感情，‘我们讲不出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因为在马恩之战中失利，毛奇丢脸地被免去德国最高指挥官之职。据前总理冯·比洛说：“后来，毛奇流着泪向我诉说，那时(1914年9月)他的健康已经受损伤，以致感到这些日子的苦恼是‘难以形容’的。皇帝……突然解除毛奇的指挥权，把此职给了他的陆军大臣冯·法尔肯海因将军。这件事情暂时得保密，以免震惊全国。这就是为什么现已成为傀儡的毛奇，为了粉饰表面，每天不得不参加讨论战略的原因，在那里，没有人征询他的意见或把他当作一回事。他不得不坐在他从前的对手，现在是他的继任人的旁边，一言不发。后来他告诉我：‘但丁的地狱容纳不了我被迫在那时遭受的这些痛苦。’”  
　　如果约翰·弗伦奇爵士听从加利埃尼立即采取联合行动的建议，马恩之战会以德国人的惨败而告终。西里尔·福尔斯在所著《大战》中写道：“大部分英国历史学家，尽力把英国远征军前进的故事写得尽可能好些。事实上这次前进是爬行。主要的责备毫无疑问必须落在约翰·弗伦奇爵上头上，看来他从未感到他实际上是在进入一个空隙，而且也从未要他的部队猛进。还有一件毫无疑问的事是，在法英部队中，有着某种小心谨慎，有时蜕化为懦怯。”  
　　“指挥官们不相信潮流已经转向，老是猜疑他们是否正在走进一个庞大的伏击圈内。不管怎样，从9月7日到9日，英国步兵一天前进的速度只有八英里左右，如果速度再加快一半，只要有十二英里，就足以切断克卢克的三个军同其余德国队伍的联系，并在莫努里正在进攻他们正面的同时，使英军得以从背后攻击他们。”  
　　六星期的战争造成法军的令人痛苦的损失。开头的时候，部队实力超过一百二十五万人。到9月中，死伤或被俘的有六十万人，这对一个在人力上比较贫乏的国家来说，是一个令人瘫痪的打击。到了年底，法国的伤亡人数增加到七十五万。  
　　德国用八十七个师参加战争(对法英的七十二个师)。史里芬计划曾规定，要有九十七个师才能征服法国，其中的七十九个师组成经过比利时的庞大突击旋转运动。毛奇却派七十八个师到西面，五十三个师进行旋转的攻击。他还调了两个军(四个师)去东线，进一步削弱了这支部队。对于他们领导人的错误判断，德军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费希尔勋爵

六、东线，1914年

坦能堡会战  
　　俄国同德国和奥匈帝国有一条共同边界，延伸一千一百余英里。那时是俄国一个省的波兰，形成一块二百五十英里宽的突出部，这个突出部向西突出二百英里，在西部和西北部与德国毗连，在南部则与奥匈帝国邻接。它的西部边界离柏林只有一百八十英里。它的北面是东普鲁士，这块八十英里宽的德国领土夹在波兰和波罗的海之间。俄国一次胜利的大规模进攻，就能把它同整个德国切断。  
　　哈普斯堡皇室还有一个易受袭击的省份加利西亚，它的富饶土地被喀尔巴阡山脉同奥匈帝国的其余地方隔了开来。东线交战国家的战略，都旨在适应这些地理条件。  
　　在法国帮助下制订的俄国军事计划，为两种可能性作准备。如果德国先进攻法国，俄国就同时打东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加利西亚。另一个计划纯粹是防御性的，适用于德国最初向俄国强行推进。  
　　奥军也有两个计划。一个计划是设想只同塞尔维亚打仗，把奥地利六个集团军中的三个集团军用来进攻塞尔维亚，其余三个集团军用于加利西亚以挡住俄军。另一个计划是同俄国和塞尔维亚两国作战，在这种情况下只派两个集团军进攻塞尔维亚，四个集团军则驻守加利西亚战线。  
　　东普鲁士由堡垒地带拱卫，意在防止俄军越过波兰边境前进。沿着维斯瓦河上游和省会柯尼斯堡周围构筑了坚强的据点。穿过东部边境就是五十英里宽的马祖里湖，成为严格限制俄国进犯道路的天然障碍。奥地利利用喀尔巴阡山脉，从克拉科夫经过伦贝格(现在的利沃夫)到罗马尼亚边境，设置了筑垒防御工事。在俄国和它的波兰省之间，在平斯克这个中心的周围，都是普里皮亚特沼泽，有三万八千平方英里的沼泽地、杂树丛和几条泥土道路。  
　　德国的铁路系统包括十七条通向东普鲁士的路线，可以每天行驶五百列列车；这样的系统可以在短时期运送一支庞大的军队。多条支线从干线分叉到许多边境地区，以迅速调动部队应付突然事件。奥地利则造了七条铁路线经由喀尔巴阡山脉通向加利西亚，每天的运输量是二百五十列列车。俄国从主要内地城市到华沙只有六条铁路线，支线也太少，没有什么军事价值。  
　　为了拦阻来自西面的入侵，俄国铁路的轨距比德国所用的轨距宽。边境地带故意让它成为被森林和灌木丛隔断的半荒芜荒地，未铺砌的道路下大雨时就变成一片泥浆。由此而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当俄军走近这些边境地区时，它的运动慢得象运货马车的速度那样。这种运输系统使已经转动不灵的军事机器无限的紧张。当没有准备的俄军经法国坚决要求，轻率侵入东普鲁士，以减少德国对西线的压力时，事情就将更糟了。  
　　一直到1913年都担任俄国参谋总长并将统率参战军队的伊凡·吉林斯基将军，向法国保证，动员后两星期，八十万俄军就会作好战斗准备。到了8月中旬，有六十五万多人已经准备就绪，这一业绩使德国人感到惊愕和担心。初期德国在西线的胜利，引起法国人连续恳求俄国打击敌人。  
　　战争爆发后仅两天，法国使者莫里斯·帕莱奥洛格就敦促他的主人在东普鲁士发动攻势。沙皇的伯父、总司令尼古拉大公，是一位专心致志的亲法者，他向大使保证说，“我甚至可以不等我的几个军全部集合。我一感到足够强大，我就进攻。”可是，这位热心的俄国人，忽视了为他们的军队准备充分的食物、补给或运输工具。  
　　吉林斯基的兵力共计三十个步兵师和八个骑兵师，分成两个集团军，由亚历山大·萨姆索诺夫将军和帕维尔·连年坎普夫将军统率。连年坎普夫统率第一(维尔纳)集团军，萨姆索诺夫统率第二(华沙)集团军，都以他们的城市基地命名。  
　　为了侵入东普鲁士，这两个集团军都必须走马祖里湖区域两边的固定路线，连年坎普夫沿着北部边界前进，于8月17日越过边境，萨姆索诺夫则预定两天后尾随前进，取道南部边缘地区。  
　　早些年代史里芬在马祖里湖花了很多时间，在考虑对付这种类型调动的最有效措施。他命令，集中充分兵力对付最先出现的俄军，然后进攻另一支军队。这一战术十分出色地简单，但在东普鲁士统率德国第八集团军的马克斯·冯·普里特维茨将军，害怕作出决定。懦怯加上情报不确，使他错误地分散兵力，然后对连年坎普夫的第一集团军进行正面攻击而不是进行侧翼攻击。这一战役于8月20日在贡宾南（现在的古谢夫）附近展开；奥古斯特·冯·马肯森的第十七军首当其冲。连年坎普夫担心被包围，在他将要退却之际，得悉德军已经撤退。萨姆索诺夫同一天到达边境，他的部队和马匹饥疲交加，他的第二集团军显然不适合立即投入战斗。  
　　当萨姆索诺夫的部队和他们筋疲力尽的情况被报告给普里特维茨时，他不可理解地疑虑重重。那天晚些时候，他告诉两位部下：“先生们，我想，你们从南方前线得知这个新消息的吗？军队正在脱离战斗，退到维斯瓦河后面去。”虽然有人力陈胜利是肯定的，也没有用处。普里特维茨厉声说，这是最后的决定，他说完就走了。与此同时，马克斯·冯·霍夫曼上校草拟了一个进攻计划给普里特维茨的参谋长瓦尔德泽伯爵，即打击萨姆索诺夫的左侧翼。三个师将从贡宾南撤出，以加强当地部队。  
　　在动员的第一天就被指派为第八集团军作战军官的霍夫曼，明显地比他的同僚高明。他是参谋部的俄国问题专家，他讲读俄语都很流利。多年来他积累了关于他的敌人的丰富知识，特别是连年坎普夫和萨姆索诺夫之间的对立。日俄战争期间，霍夫曼曾以官方观察员的身份在场，那时他无意中目睹一场难忘的吵架。在满洲沈阳火车站的月台上，两位怒目相视的俄国指挥官正在互相破口大骂。突然间，他们挥拳打了起来，直到一方把另一方打倒在地。(胜利者萨姆索诺夫曾引起这次争斗。当他的打得筋疲力尽的西伯利亚哥萨克人被迫放弃一座有价值的煤矿给日本军队时，连年坎普夫一再不顾要他以骑兵师去支援的命令。)霍夫曼猜测，连年坎普夫又将拒绝援助萨姆索诺夫，这次他将在贡宾南地区逗留不前。  
　　关于俄国人正在传送非密码电讯的报告，受到德国高层军官的深切怀疑。只有霍夫曼相信这不是一项策略——他在满洲看够了俄国人的散漫情况。在一位已死的吉林斯基参谋人员俄国军官身上发现的文件中所透露的设计的路线和部署，和被截获的这类电讯相一致。俄国野战军队是没有密码或密码人员的。俄国高级统帅部似乎没有想到过需要训练担任这种任务的报务员。  
　　数小时后，普里特维茨回来了，听取和批准了霍夫曼的计划；退却到维斯瓦河后面的命令已经遗忘了。第二天，萨姆索诺夫的军队停止前进。两天后，普里特维茨正忙于为他的对付萨姆索诺夫的战役增添最后细节时，来自科布伦次德国最高统帅部的晴天霹雳般的消息，打击了第八集团军。毛奇发来的一个电报通知普里特维茨，他和瓦尔德泽被新总司令保罗·冯·兴登堡将军和新参谋长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取代。半小时后，第二个电报通知麻木了的普里特维茨和瓦尔德泽退役，这好象是事后想起来的主意。  
　　这个秘密很快就解决了。普里特维茨于8月20日离开他的部下后，打电话给马肯森说想退到维斯瓦河后面，然后又打电话给毛奇，报告他的决定。在他回到司令部后，他忘记告诉他的参谋人员他曾打过电话。这样，没有一个人把普里特维茨决定向萨姆索诺夫进攻一事打电话告诉毛奇。毛奇长期以来就想把普里特维茨撵走，这个宫廷宠臣的好吃的习惯要比他的军事才能有名得多，曾因此得到“胖家伙”的绰号。普里特维茨的高位，是德皇给这个擅讲故事和淫秽闲谈的人的奖赏。  
　　鲁登道夫被选择接替瓦尔德泽为第八集团军参谋长，是赏识他在列日转败为胜的作为。他在8月22日得悉他的升迁，那时他正在那幕尔附近比洛的第二集团军中，自从列日失守后那慕尔是比利时的最坚强的堡垒城市。德国最高统帅部在一封感谢电中告诉他：“你或许能够挽救东线的形势。我不知道哪一个人曾得到我这样的完全信赖。德皇也完全信任你。当然，你无须对东线已经发生的情况负责。”  
　　鲁登道夫立即坐了一辆参谋部汽车，向科布伦次疾驰而去。路上他在日记上写道：“我路经瓦弗。昨天它还是一个和平城镇。现在，它正在燃烧中。居民向我们的部队开枪。”在科布伦次的那天晚上，德皇和毛奇接见了他，对他简单介绍了情况。三小时后，他乘了一列专车开往东线。预定只在一个地方停车，就是在汉诺威，第八集团军的新指挥官将在那里和他会合。保罗·冯·兴登堡将军在六十八岁时退役后再复役，他的年龄和其他现役指挥官的年龄相仿佛。  
　　兴登堡没有被请去科布伦次对他介绍情况或和他磋商。接受任命后，他只从电报上知道要他去乘鲁登道夫的列车，列车将在黎明前到达汉诺威。这种程序反映了德意志帝国军队的严格的等级观念。鲁登道夫是受命负责东线的人，但他的中下等阶级出身——可以从他的名字前面没有“冯”这个字看出——使他不能被任命为指挥官。  
　　鲁登道夫无意识地几乎使霍夫曼的计划流产，这个计划是他将要采纳和加以发展的。在离开科布伦次之前，他就通知第八集团军各军的指挥官，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主意作战，从而消除了普里特维茨的最后一点权威。在连年坎普夫战线的奥古斯特·冯·马肯森将军的第十七后备军和奥托·冯·贝洛将军的第一后备军，放慢了他们向西撤退的速度，停下来休息了一天。当第八集团军的指挥部从阿伦斯泰因迁往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将在那里下车的马里恩堡时，又耽搁了一下。  
　　8月24日，弗里德里希·冯·朔尔茨将军的第二十军在一次同萨姆索诺夫部队的小规模战斗中被打败，然后有一个师撤退到比较牢固的防御阵地。萨姆索诺夫误认为这种运动是第八集团军的全线退却，下令穷追，他的非密码电报被德国的信号兵截获了。实际上，朔尔茨并不面临直接威胁，因为萨姆索诺夫的部队非常疲劳，不能追击。据截获的无线电，有一个军在十二天中，经过深没脚踝的泥土“道路”，已经跋涉了一百五十多英里。  
　　马肯森和朔尔茨意识到这是决定性的一击，就向南面退去，只留一个象征性的骑兵师，面对连年坎普夫的二十四个步兵师。两天内，大批德军通过高效率的铁路运往一百多英里外的西南方，有九个师以上在面向东南的一条七十英里弧线上重新集结。萨姆索诺夫向着故意加以削弱的中心进发，继续追击“退却”中的敌军。当萨姆索诺夫开进那个软弱的，正在退让的中心时，德军的两翼已经加强，要对他的两个侧翼发动令他惊愕的打击了。  
　　俄国骑兵侦察的报告说，德国的阵线暗示要进行侧翼袭击，这使萨姆索诺夫减低了追击的速度。他发电给吉林斯基，建议暂停前进。吉林斯基深信德军正在按照普里特维茨的计划退却，把萨姆索诺夫的警告看成是懦怯。他安然坐在离前线近二百英里的沃尔克沃西克指挥部里，命令萨姆索诺夫不要再“扮演懦夫角色，继续进攻”。  
　　在8月25日到26日夜间向德军中心进发的萨姆索诺夫右翼，离开他的其余部队三十英里左右，同从贡宾南出发的德军两个军接触。虽然疲乏但吃得饱饱的德军，面对一支困乏和半饥饿的俄军。经过短暂和混乱的战斗后，俄军蹒跚后退，德军则如释重负地瞪着眼睛看，疲劳得不能追击了。  
　　一个俄国师的几个连，他们背向着伯绍湖，晕眩地走进了水里，有些人淹死了。德国宣传工作者把它渲染为传奇，说是兴登堡把萨姆索诺夫的军队驱入沼泽，死者数万人。在牵涉到他自己威信时总是注意使记载保持准确的鲁登道夫，斥之为“神话……附近根本没有沼泽”。  
　　8月27日黎明开始，对俄军来说是世界末日，那时埃尔芒·冯·弗朗索瓦将军的第一军，在乌斯道防区炮轰萨姆索诺夫的左翼。德国信号兵截获了萨姆索诺夫求援的电讯，但吉林斯基和连年坎普夫都不理睬他的请求。饥饿和士气低落的俄军，无可避免地队伍溃散，惊慌逃走。尽管他的部队处境危险，萨姆索诺夫还是命令他的中央部队进攻，造成德国人的短暂的不安。但是饥饿和迷乱的俄军，让他们象羊群那样被兜捕起来。延伸四十英里的德军，只要把俘虏圈指点给这些勇敢的人们就行了，他们已经战斗到超过他们的耐力的地步。俄国第二集团军全部损失；五个军的指挥官中，二人被俘，三人因无能而被立即撤职。萨姆索诺夫没有遭到他们那样的命运。在8月28日傍晚，他独自闯进了森林里去，举起手枪对准太阳穴，扣动了扳机。他的被德国人埋葬的尸体，于1916年通过红十字会交给了他的妻子，以便埋葬在他的祖国。  
　　这一战役是德国的胜利，俄国的灾难。有九万二千多人被俘。被杀和失踪的估计有三万人。第二集团军约有五百门炮被毁或被缴获。吉林斯基关心萨姆索诺夫的命运，命令连年坎普夫去找现已不存在的第二集团军的方位。但是连年坎普夫掉头就逃，因为获胜的第八集团军对他的部队集中了火力。在二周后的马祖里湖战役中，德军肃清了东普鲁士的所有俄军。  
　　与德军伤亡一万人相比，连年坎普夫部队的伤亡共达十四万五千人。对这种不相称的损失感到歇斯底里的连年坎普夫，抛弃了他的军队，飞快逃回俄国。吉林斯基对他的懦怯行为大发雷霆，打电报给大公，极力要求把他立即撤职。据彼得格勒卫戍司令诺斯科夫说：“连年坎普夫……中断了他的进军，借以避免援助萨姆索诺夫。他甚至被指责为通敌：‘他是个德国人，你还能指望他做什么别的事情呢？’”总司令不但把连年坎普夫贬黜，还把吉林斯基撤职，“因为他失去理智，不能掌握作战”。  
　　毛奇谨慎地选择公布胜利消息的时间，以抵消在马恩的败北。当消息发布后，兴登堡一夜之间就成为一个狂欢国家里受崇拜的人物。真正应当享受这次胜利荣誉的霍夫曼却被忽视了，但曾推敲过霍夫曼的战略的鲁登道夫，却分享了一些赞誉。可是，霍夫曼的才能也不是完全没有受到注意。他晋升为少将，继鲁登道夫任东线参谋长，但他继续对兴登堡不满。在兴登堡去德国最高统帅部之后，霍夫曼假装敬畏的神情告诉到战地来访问的人说：“这里是战斗前陆军元帅睡觉的地方；这里是战斗期间他睡觉的地方；这里是战斗后他睡觉的地方。”  
　　霍夫曼还领会到一个英雄名字的超凡魅力的价值。8月28日，鲁登道夫曾率众向一个叫弗勒格瑙的小村庄前进，他在萨姆索诺夫败北之前数小时，用这个村庄的名字发布命令。他和兴登堡认为这场战斗应当用这个村庄的名字命名。离此不到两英里是小村庄坦能堡。霍夫曼提议，没有比这个名字更合适的了，因为这里是1401年战斗的现场，那时条顿骑士团被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打垮。坦能堡就是这样为人们所记忆的。  
　　当毛奇通知鲁登道夫，从西线派出的两个军和一个骑兵师正在来东线途中时，胜利已在眼前了。受到普里特维茨忧虑的影响，毛奇削弱了他的右翼，提供不必要的支持去对付俄国，这一决定给了协约国在马恩获胜以充分的力量。  


加利西亚战役  
　　奥地利总司令康拉德将军，对发动一场战争要比打一场战争更为擅长。他在战前的计划，是压服塞尔维亚，同时派出大批军队到加利西亚，对俄国发动攻势。但当康拉德把他的六个集团军分到两线作战时，他实际上取消了胜利的机会。他派波蒂奥雷克去塞尔维亚战线，进一步减少了那些机会。波蒂奥雷克作为波斯尼亚总督，自从未能保护弗兰西斯·费迪南德不被暗杀以来，一直没有恢复过来。现在他忧虑而懦怯，担心自己也可能遭到暗杀，拒绝在他部队前露面，而在远离战场的地方作出他的“决定”。  
　　因为塞尔维亚的东邻保加利亚在1914年仍然中立，奥地利就只能在塞尔维亚的北部和西部边界进攻。这方面的进入受到多瑙河、萨瓦河和德里纳河这类天然障碍的阻挡，这些河流只能用小船或木筏渡过，而河那边又都是山区。在数量上被大大超过的塞尔维亚军队别无选择，只有进行阻滞战斗，直到协约国能够前来支援。塞尔维亚指挥官拉多米尔·普特尼克将军，缺乏火炮、自动武器和运输工具，只能靠最近在巴尔干战争中经过战斗训练的老战士们来弥补这些不足。最重要的，普特尼克善于调动敌人在最有利于他自己的地形作战。  
　　8月12日，包括十九个师的三个奥地利集团军侵入塞尔维亚。（波蒂奥雷克错用一个军在波斯尼亚执行占领任务，并浪费其他部队去追击很熟悉山寨地形的门的内哥罗人。）普特尼克沿着河流边界驻扎一些部队，而把他的军队的主力集结在德里纳河和萨瓦河汇合处形成的一条弧线上。塞尔维亚军在奥地利的进攻下继续退却，一直退到适合普特尼克战术需要的防区为止。  
　　然后在8月16日，普特尼克沿着亚达尔河上一条三十英里的战线出击。在日落前，生还的奥军都拼命逃回德里纳河。然后普特尼克进击奥地利的左侧翼，它迅速溃散并退却，伤亡甚多。奥地利的溃败更为突出，因为六十七岁的普特尼克是个卧床不起的病人，时有病痛，他是在卧室里指挥这个战役的。  
　　康拉德不知道对他的部队的严重打击，在那天晚上坐火车来到加利西亚的设防城市普热米什尔。他第二天得知这个消息，就命令波蒂奥雷克从其多瑙河防区调第二集团军的一个军去增援面对塞尔维亚军的奥军。波蒂奥雷克需要整个第二集团军，但康拉德决定抽调这支军队的其余兵力到加利西亚来。（援军两天才开到战场，为时太晚，不能对波蒂奥雷克有什么帮助。）下一天在雅达尔继续战斗，在酷暑中持续了一周。在沙巴茨周围进行激烈的战斗，直到8月30日。  
　　只有拼命的后卫战斗，才能使奥军摆脱出来。奥军于9月1日返回他们的本土，共计伤亡四万人，而塞尔维亚军则相对地未受什么损失。但后者在被奥军传染的斑疹伤寒流行病中，付出了惊人代价——到1916年4月这场灾害消退时，有七万多士兵和不知多少万平民死亡。  
　　康拉德现在把他的全部注意力转到俄军这边来。所有最初的有利条件都在他这方面。从约在维也纳东五十英里的多瑙河开始，喀尔巴阡山脉形成了一条八百英里弧线，直到罗马尼亚东南为止。它的宽度从七英里到二百三十英里不等，中部在七十英里左右。既没有天然道路也没有大河流域把这个障碍分开，但穿过山脉通向加利西亚的七条奥地利铁路线，可以不费力地防守或在必要时封锁。喀尔巴阡山脉以北，是克拉科夫、普热米什尔和雅罗斯瓦夫这些设防城市，还有维斯瓦河和桑河保卫着。  
　　如果康拉德要他的部队掘壕固守，俄国的冲击是闯不过这些障碍的。但他误信人言，以为俄国人尚未充分动员人力，易受攻击。他计划从加利西亚发动迅速的攻势，以攻占华沙和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之间的铁路线，但显然没有想到，如果俄国人实际上已被动员起来，在他的军队和他们接触时他们会干些什么。在战前十年间，俄国从它的高级间谍阿尔弗雷德·雷德尔上校那里获悉奥地利的各项有价值的军事秘密，他甚至在被任命为奥匈帝国陆军情报处主任以前，就有系统地把他的国家出卖了。雷德尔在 1913年是奥地利第八集团军的参谋长，那时他的间谍活动无意中暴露了。但是，如不全盘打乱中心战略，康拉德竭其全力也无法彻底改变他的基本作战计划来蒙骗俄国人。  
　　康拉德要求德国第八集团军从东普鲁士发动攻势。他遭到毛奇的拒绝。哈普斯堡的统帅需要德军横扫涅曼河之东，然后打击俄国的右侧翼。他渴望把奥地利首战的胜利归功于他的皇帝，因此他继续深信，在他的军队抵达布格河时，德军一定会采取行动。  
　　康拉德轻率地派出三十个师，组成三个集团军，于8月22日向卢布林进发。在队伍前列奔驰的都是穿着彩色制服的轻骑兵，渴望去杀哥萨克人，这种轻骑兵是五色缤纷的十九世纪的遗物。但看不到哥萨克人。尼古拉·伊凡诺夫将军把他的骑兵放在后卫，表面上处于孤立地位，实际上他们都被安排在分隔四个俄国集团军的几条宽阔的走廊中，以引诱奥地利部队进入俄军侧翼将全部暴露的阵地。  
　　这种纵深防御战略非常适合俄国的辽阔领土，伊凡诺夫的战略仅仅同用来对付拿破仑的措施略有不同而已。当哥萨克军被入侵者望见后，他们就转而向东疾驰，其速度以快到不被奥军赶上为度，这样奥军就被诱入了一个危险地暴露的阵地。伊凡诺夫及其同僚指挥官阿列克赛·勃鲁西洛夫、尼古拉·鲁斯基和保加利亚出生的拉德科·德米特里耶夫，不象坦嫩堡的俄国指挥官，都是能干的战术家，他们谐和地计划和协同他们的战斗。  
　　到8月25日，奥军已经深入俄国的波兰。于是勃鲁西洛夫攻击奥地利的右翼，迫使其退入加利西亚，尽管他的部队在数量上被敌军超过。俄军紧紧跟踪追击，到达这个省的工商业中心伦贝格（利沃夫），于9月3日入城。勃鲁西洛夫然后分兵，遣其左翼迅速封锁喀尔巴阡山山口，以防奥军退入，并遣其中央部队和右翼直趋普热米什尔。与此同时，鲁斯基将军的军队有效地楔入了正要逃走的奥地利第三集团军和其国内基地之间。  
　　在伦贝格以西加利西亚主要铁路枢纽站腊瓦－鲁斯卡亚，德米特里耶夫将军的军队对奥军竭力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急调已经遭到连续猛击的第二集团军从塞尔维亚前来支援，但这支单薄的不可依靠的部队到达太迟了。俄军的联合起来的侧翼猛袭，把奥军赶回喀尔巴阡山一线，留下十五万多奥军在普热米什尔，这座城市在被包围六个月之后陷落了。当俄军入城时，大部分居民都站立不起来。饥饿已把他们化为活骷髅。与此同时，勃鲁西洛夫切断了他的经过布科维纳省的一条长而宽的地带，攻占了省会切尔诺夫策，然后向匈牙利进发。  
　　伊凡诺夫在加利西亚的胜利，把西里西亚暴露在俄国的入侵前面。因为西里西亚平原直接通向德国心脏，兴登堡觉得他必须行动，而且必须迅速行动。9月28日，一支专门组成的、由奥古斯特·冯·马肯森将军领导的德国第九集团军，乘火车去增援奥军。康拉德对装备不良的塞尔维亚军队击败他的军队非常愤怒，要波蒂奥雷克于11月开始另一次入侵。战斗是断断续续的，但很残酷，俘虏很少。贝尔格莱德于12月1日陷落，但甚至这次胜利也是短暂的。普特尼克进行反击，肃清了首都的奥军，然后把他们赶出国去。伤亡估计在十七万五千人左右，双方约各占一半。即使在这个生活方式随随便便的政权下，波蒂奥雷克的无能毕竟也太过分了。他遭到撤职，并且被人遗忘了。

费希尔勋爵

七、埃纳的初战

9月13日，在德军转而面向追击他们的协约国军队时，他们在西线有一个最坚强的阵地。在贡比涅和贝里奥巴克之间，河流蜿蜒向西，约有一百英尺宽，十二英尺到十五英尺深。两岸的低洼地延伸了一英里，突然上升为一条三、四百英尺高的悬崖，然后又缓缓下降到与高原相齐。德军驻守在离山顶两英里的较高的北面，藏身在覆盖着正面和斜坡的浓密的灌木丛后面。  
　　没有藩篱的乡村的低矮庄稼，使协约国军队没有天然的藏身之处。几条深长而狭隘的小路以直角插入悬崖，把渗入者暴露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在北部高原的军队，俯临着广阔的射界。  
　　在9月13日至14日有浓雾的夜间，大部分英国远征军靠浮桥或部分炸毁的桥梁渡过埃纳河，在右边的布尔科曼和左边的韦尼泽尔登陆。在韦尼泽尔东面的希弗勒，是德军选来作为最坚强阵地的悬崖。与此同时，法国第五集团军在贝里奥巴克渡过埃纳河，攻占了东面最高点谢曼－德－达姆，这是一座峻岭，按路易十四为他女儿造的一条皇室马车路命名的。沿整个战线都设立了联络点。在谢曼－德－达姆的东面，法国第四、第五和第九集团军，只在他们于9月13日进驻的阵地外面稍微有了一点进展。  
　　在雾夜的浓雾掩护下，英国远征军朝着通向高原的小路前进。当雾在明朗的朝阳下消散时，他们遭到交叉火力的无情扫射。那些突入山谷得不到雾障保护的人，遭遇也并不好些。一国德国战士报道这场屠杀说：“在沿河的灌木丛那边，突然看到第二线散兵在前进。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至少有十步。我们的炮兵开炮了，每次至多打到一个人。这第二线步兵继续前进，总是推进得越来越近。在第二线散兵后面二百码，出现第三批和第四批人群。我们的炮兵疯狂射击，但很少效果。然后是第五线和第六线散兵，秩序井然，有同样考虑周详的非常精确的间隔。这是经过良好训练的勇敢敌人的壮观的表现。我们都十分钦佩。”  


堑壕战开始了  
　　不久就很清楚，双方没有一方推得动另一方，而且既然没有一方想退却，就成为相持不下的僵局，使对抗的双方在今后四年中固定在一条狭长的地带上。9月14日，约翰·弗伦奇爵士下令全部英国远征军掘壕，但没有挖掘工具可用。士兵们到附近的农场和村庄搜索鹤嘴锄、铁锹和其他工具。部队没有经过阵地战的训练，不过在地上挖浅坑。最初只是想提供掩蔽，以防敌人的观察和炮火。不久，壕沟就挖深到七英尺左右。其他防护措施包括伪装和在壕壁上打孔，然后用木头支撑起来。  
　　堑壕战对德军来说也是新鲜的，他们的训练和装备旨在打一场在六周内获胜的运动战，但是他们很快就使他们的武器适应新形势。攻城榴弹炮现在把大量炮弹射入协约国军队的壕沟，熟练地使用迫击炮、枪榴弹和手榴弹（于9月27日第一次对英军使用），使德军能给协约国士兵以重大杀伤，而协约国士兵既无这些武器的训练，又无这些武器的装备。探照灯、照明弹和潜望镜本来都是用于其他用途的德国装备的一部分，但也被有效地移用于堑壕战。  
　　重武器的短缺妨碍了英军。只有他们发射六十磅重炮弹的炮（一个师有四门），其威力才足以从埃纳河南岸轰击敌人的炮兵阵地，而这些炮在口径、射程和数量上都比德国炮差。装备有六英寸炮的四个炮兵中队（共有十六门），急忙从英国调来。同德国的八英寸榴弹炮相比虽有逊色，但稍有帮助，如果不是有很大帮助的话。当代的一篇资料报道，“他们向德国人发射每一发这种炮弹，德军就要发射二十发炮弹。”防御火力只有步枪，和分配给每营的两挺机枪。英国正规军都是优秀的射手，但甚至他们总共的发射准确性，也不能与德国的机枪和手榴弹匹敌。  
　　英军很少在他们的飞机上装备无线电收发报机，那些最初装备的，只用于报告部队的运动。但飞行员认识到指示炮火或发现炮位的好处，是很自然的。9月24日，飞越德军战线的中尉B·T·詹姆斯和D·S·刘易斯，发现了给英国阵地以很大损害的三个隐蔽得很好的敌人炮兵中队。他们用无线电发回了炮兵中队的方位，然后嗡嗡地飞了一大圈，等待观测炮兵爆破弹的位置。下面是在空中记录的第一次指示方位的电文：  
　　“下午4时2分??稍为不到一点。发射。发射。  

　　下午4时4分???再发射。再发射。  

　　下午4时12分??稍为不到一点，方向可以。  

　　下午4时15分??不到。过了，过了，并且偏左。  

　　下午4时20分??你们正好打在两个炮兵中队中间。在你们上一发炮弹的两边各搜索二百码。射程可以。  

　　下午4时22分??你们打中了。  

　　下午4时20分??打中。打中。打中。  

　　下午4时32分??不到五十码左右，并偏右。  

　　下午4时37分??你们上一发炮弹射在作战中的三个炮兵中队中间，在你们上一发炮弹周围三百码内搜索，你们就能打中。  

　　下午4时42分??现在我正返航。”  

　　防空火力是散漫和不准确的。英国远征军只使用击发弹，据加拿大的资料，这种击发弹“几百颗中没有一颗打中空中目标，并且落地时往往落在英国防线的某些地点，在那里爆炸了”。  


奔向大海  
　　在意料不到的堑壕战后的三周期间，双方都放弃了正面袭击，逐渐开始企图包围对方的侧翼。这一时期被称为“奔向大海”。因为德军想打协约国军的左侧翼，协约国军则设法打德国的右翼。费迪南·福煦元帅写道，“这种对称运动的结果，北翼越来越加速向北海前进。这样下去，大海标志着运动的终点，尽管大海从未成为运动的目标。”  
　　因此西线成为四百多英里固定的、弯曲的、往往呈锯齿形的连续的堑壕系统。从比利时的海峡城镇纽波特开始，堑壕线向南伸展数百英里，在努瓦荣折向东南，经过兰斯、凡尔登、圣米耶尔和南锡，然后再折向南面，到贝耳福以东二十英里的瑞士北部边界。  
　　在埃纳之战中打得筋疲力尽的英国远征军，仍处于比较不活跃的状况。同德军在“奔跑”中交战的主要是法军，但英军在德军前进时日益感到惊慌。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决心阻止德国人攻占其他海峡港口，这些港口能被用来作为袭击英国航运的基地。在9月下半月，他到法国去安排英国远征军转移到北面。到10月10日，除一个军外，所有部队都已到达圣奥梅尔—阿兹布鲁克防区的集结待运地区，最后一支部队在那里与主力部队会合。这个小心伪装的调动，一直到10月8日没有被德国空军侦察发现，到了发现时也为时已晚，不能集结适当兵力对付英军了。  
　　与此同时，当战斗北移时，比利时军日益成为对德军交通线的威胁。德军在9月28日策划攻占安特卫普港并摧毁比利时军。这座重要的海岸城市，由陈旧的堡垒系统拱卫着，甚至经不起六英寸炮弹的轰击。外圈的十八座堡垒离城从七英里到九英里不等，内圈堡垒离城一英里到两英里。每座堡垒有两挺机枪，但既缺乏电话通讯，也缺乏观察炮火的手段。每英里放置一门六英寸大炮，但没有一座堡垒有高爆榴弹或无烟火药，周围几千英亩地方都已肃清——入侵者将利用的防御措施——以提供没有障碍的射界。  
　　9月29日拂晓，在六十五岁时才被从退役中征召的汉斯·冯·贝泽勒将军，在一条面对外层堡垒圈的弧线上，摆了六个师。曾在列日和那慕尔摧毁防御工事的重型攻城榴弹炮，放在远离比利时炮兵射程之外的地方。在飞机指示定位的支援下，德国炮兵很快就找到了他们的目标。比利时大炮喷出一阵阵浓厚的黑烟，露出它们准确的方位，而被防守者肃清了的田野使堡垒毫无隐蔽。两座堡垒顷刻之间化为瓦砾，其他堡垒也一一相继陷落了。没有等待战争的结果，比利时政府和六万五千名部队当夜就迁往奥斯坦德，留下一支八万人的军队阻住敌人。第二天，全部外层堡垒都被打垮，促使大批平民向中立的荷兰撤退。英国一个皇家海军陆战师在德军进攻期间加入防守部队，但甚至这支联合兵力也不能挡住德军的大规模进攻。经过六天的顽强战斗，剩下的守卫部队越过斯凯尔特河，退到荷兰的南部边界，同时其余比利时军队向南退却，最后附属于福煦将军的第九集团军。

费希尔勋爵

八、东线，1915年

　二元君主国的军事命运不断衰落。到1915年4月，俄国在沿喀尔巴阡山脉的广阔战线上，支配着每一条通向匈牙利的公路，而且俄国的占领普热米什尔设防城市，威胁着奥地利的后方。康拉德认识到，单靠他的军队，是推不动尼古拉大公的军队的。此外，南面酝酿着的危机，使奥地利处于危险中。意大利尽管正式宣布中立，正在开始摆脱柏林和维也纳。  
　　俄军也不是诸事顺遂。他们在马祖里湖的冬季战斗中被逐出东普鲁士，德军于1月31日首次在马祖里湖战役中使用毒气。不管射向他们的氯气炮弹有多少，俄国人却丝毫没有提到这一新武器。也许零下的气温和设计不善使它不起作用。  
　　对于胜利者的新欢呼，为兴登堡赢得了陆军元帅的军阶，由他统帅东线的全部军队，鲁登道夫则成为他的参谋长。在德国人看来，这两个人代表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可以用拼合文字"H_" [ 注：由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这两个姓的第一个字母H和L拼合而成。——译者 ] 来表示。两个人现在都坚决认为，如果手头有足够的部队，可以在一个战役中把俄国击败。法尔肯海因不同意。他深信战争将在西线取胜，决定把他的主力集中在那里，只有在奥地利出现困境后，他才勉强把四个军从法国调往加利西亚。  
　　这些军编入由坦能堡胜利者之一马肯森将军领导的第十一集团军，以及由陆军元帅、巴伐利亚皇子莱奥波尔德领导的第九集团军。从绝对数字来看，战斗的列阵是使人印象深刻的。一百七十五万多俄军和一百三十万奥—德部队对峙着。可是，沙皇军队在数量上超过其联合的敌人这件事无关紧要，因为它在质量上完全被敌人超过。  
　　等到战斗开始，德国人才充分认识到俄军的虚弱情况。三分之一以上的俄军连步枪都没有。其他人很多是用墨西哥、日本和夺来的奥地利武器装备，要建立任何有效的补给和分配系统都是不可能的。发给部队的弹药对他们的枪不适用，在战斗中损失的火炮，补充率很低，以致炮兵中队的炮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指挥官为了保存弹药，甚至奉命每门炮每天不得发射炮弹三发以上。  
　　在敌对两军之间的无人地带，是一个开阔的丘陵地形，每一英亩都被这里许多村庄的居民用来种庄稼或放牧。哪一方都不多管平民的这种日常活动，在德军开始攻势之前几天从这个地区撤退所有非战斗人员时，俄军也显然漠不关心。前方的步哨彼此相距平均三千码的距离。俄军并不注意德军所挖掘的深沟，而满足于仅足以隐蔽跪着的士兵的堑壕。俄军还选择丘陵和村庄作为支援阵地——这是一个严重的战术错误，国为德国大炮很容易发现这些射击的目标。  
　　4月30日在夜幕的掩护下，德国步兵前进到他们可以很快越过正面堑壕的阵地，发射榴霰弹火力，迫使俄军低下头来。拂晓时，德国炮兵进行了四小时雷鸣似的弹幕射击，德国飞机也突然出现，丢下了这次大战的第一批炸弹。到中午时刻，俄国最前面的几条防线已被攻占。大批被弹幕打得晕头转向的士兵，只是举起双臂踉踉跄跄向前走去。  
　　第二天，莱奥波尔德皇子的第九集团军所属的受过专门训练的部队，发动有限的毒气进攻，以便分散俄军对马肯森准备攻占果尔利策和塔尔诺夫的注意力。圆筒的阀门打开后，氯气随着微风飘向俄国战线，但是风向的变动却把毒气吹回没有戴防毒面具的德军这一边。马肯森的军队未受这次挫折的影响，他能够联系奥地利的第四集团军，对果尔利策和塔尔诺夫之间的防线进行成功的联合进攻。当马肯森沿着整个加利西亚战线狠狠地把他们打回去时，俄军不久就大批退入喀尔巴阡山防区。到6月底，单单他的军队就俘获了十五万三千名俘虏和三百门火炮。  
　　现在德国人致力于布格河和维斯瓦河之间的广阔防区，大部分俄军集结在那里。在这次两路并进的大规模进攻中，兴登堡向东南前进，从东普鲁士越过那累夫河，直趋布格河，同时马肯森向北方前进，直趋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平行的卢布林—赫尔姆地区。冯·加尔维茨将军的第十二集团军，把整个俄国第一集团军挤回到那累夫河，同时莱奥波尔德皇子的第九集团军正在迫近华沙。  
　　大公的唯一选择，是使他的军队从华沙这个突出部分脱身出来，留一支十万人的后备军在莫德林这个设防城镇，以掩护俄国第一和第二集团军退却。一个月来，德军重重打击了这支勇敢而虚弱的防守部队。他们的防御在8月20日终于崩溃了，就在俄军主力从华沙逃到维斯瓦河东岸十五天之后。所有幸存者都被得胜的德军俘获，他们现在占领了整个波兰，俘获了七十五万俘虏。  
　　大公军队的随军英国联络军官少将艾尔弗雷德·诺克斯爵士，预见到俄国的溃败。年轻的新兵只训练了四周，就被送去参战了，往往还没有摸过步枪，更不必说射击了。没有武装的后备军蹲在后方，等待从一位负伤或死亡的伙伴那里接过一支步枪。身居高位的俄国军官和官员，不去设法解决这样那样带关键性的军事问题，而是视若无睹。  
　　保加利亚于10月11日宣布加入中欧强国这一边，并且迅即和奥地利一起，向塞尔维亚进攻。但是因为法尔肯海因不愿把他的兵力分散得太单薄，他中止了德国在东线的所有主要攻势，把德国在那条战线的活动降低到局部性战斗的规模。到1915年底，东线从波罗的海的里加到邻近罗马尼亚边界的切尔诺夫策，绵亘六百英里。这一年俄国的损失，死伤逾一百万人，还有一百万人被俘。在1914年五个月期间的伤亡，是又一个二百万人。  
　　兴登堡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偶尔“在我们同俄国人的战斗中，我们不得不把堑壕前成堆的敌尸搬走，以肃清射界，来对付新的进攻浪潮”。  
　　9月初，沙皇尼古拉把大公撤职，由他亲自掌握军权。这是在沙皇皇后阿列克桑德拉和他们的“上帝的仆人格列戈里”——尼古拉这样称他——推动下作出的政治决定，格列戈里是一个半文盲的西伯利亚农民，他非常恰当地姓拉斯普庭(放荡的人)。拉斯普庭的催眠能力使沙皇夫妇的患血友病的儿子止血，博得了这位非常迷信和倔强的沙皇皇后的虔信，她把他推崇为现代基督。拉斯普庭利用她作为支配意志衰弱的沙皇的工具。  
　　阿列克桑德拉的信件，不断规劝她的丈夫显示“你的意志和权力的统治……把你放松了的缰绳抓得紧紧的……我对你容忍就象容忍一个幼弱的好心肠孩子那样……我是怎样地希望把我的意志注入你的血管……俄国喜欢受鞭策”。沙皇对他妻子的吩咐何等柔顺，在他签署的一封信中反映出来，“对严厉的训斥表示感谢……你的可怜的、小小的、意志薄弱的丈夫。”  
　　这位头上留下伤痕（他在本乡因为偷马而被棍子打的）、好色的酒鬼拉斯普庭，掌管着或者影响着大部分的高级任命和实际上所有的契约。他的权力遭到广泛的憎恨。拉斯普庭有一次想为部队作祈祷，曾写信给在莫吉廖夫司令部的大公，请他本人访问前线。尼古拉复信说，“马上来，我可以把你绞死！”使参谋部感到沮丧的是，拉斯普庭往往事先要知道一个进攻日子，以便“为胜利祈祷”，这个要求是不能拒绝的，因为它是通过沙皇皇后而来的。  
　　军务使沙皇感到厌烦。在大肆宣扬之后，他把自己安置在大公从前的司令部里，但把处理军务的时间限制为一天一小时。从上午1l时到中午，他静静地坐在镀金镶嵌细工的办公桌后面，那时由他的参谋长米哈伊尔·阿列克谢夫将军向他报告。在沙皇偶尔发言时，这通常是传达沙皇皇后的命令或问题。战役都是由专心致志，辛勤工作的阿列克谢夫策划，而用沙皇名义宣布的。

费希尔勋爵

九、伊普雷，1915年

毒气战  
　　自1914年晚秋以来，西线变得沉静起来了，尤其是比利时的佛兰德省，企图突破的顽强的德军不断被击退。进展都以码计，往往在又一次凶猛的小战斗中被夺回。在这个防区中，有一座古老的有护城河的城镇伊普雷，它位于形成十七英里纵深突出部的一条协约国战线后面，这条战线从斯唐斯特拉特西北五英里开始，弯曲地绕到伊普雷南面约三英里的圣埃卢瓦。炮轰几乎摧毁了有五百年之久的历史性大教堂伊普雷的克洛思会堂，但德军为这一行动辩护说，这些建筑物的塔楼被用作观察哨。  
　　双方所用战术基本上受到佛兰德地形的制约，德军认为这种地形“不利于从东到西的进攻”。低洼地被半圈丘陵所破坏。在伊普雷西南山脊上五百英尺高的康默尔山，具有决定性的战略价值。如果德军能够攻占这个阵地，这座城镇就将陷落。山脊为火炮集中射击提供了观察和置放场所，可以轻易地使炮群不被在较低地方的守军所看见，同时增援部队和补给从后面运上来又不会被敌人看到。  
　　8月中旬，一个加拿大旅开到伊普雷突出部，使法国人得到非常需要的休整，在加拿大军看来，法国的堑壕工事还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长长的堑壕没有护墙为纵射炮火提供防御。在低地区域，地下高水位使掘到两英尺以上就不能再掘下去了，还迫切需要把胸墙用沙袋或泥土堆高到四英尺或者更高些。那些法军筑的胸墙，其厚度不足以抵挡子弹，有些堑壕连这种薄弱的防御工事也没有。没有一条战壕有防护来自后面炮火的背墙。  
　　法国的士气还从卫生设施中反映出来，据加拿大官方历史宣称，这些设施都“处于可悲和非常污秽的状况，所有下面塌陷的小堑壕，都用来作为公共厕所和埋葬尸体的地方……他们后面的堑壕和地面，都乱扔着死人，有的已埋葬，有的未埋葬，许多浅葬的坟墓严重妨碍着挖壕”。  
　　不久，胸墙都加高和加厚了。在有可能的地方，加拿大军就加深现有的堑壕，还开辟护墙和新的交通壕。所有堑壕都互相沟通，人们可以走到任何防区去，不致暴露于敌人炮火之下。连续的有刺铁丝网，保卫着整个系统。  
　　在加拿大军调来防守伊普雷的同时，按照德国参谋总长法尔肯海因的命令，奥—德军队集中在加利西亚，“永远消灭俄国人的进攻力量”。为了转移协约国可能的怀疑，他命令西线德军进行各种活动，结合“留在那里的为数不多的兵力所能发起的进攻”。这种性质的方案并不含有实质性的前进，而是试验新计谋或新武器的绝好机会。德国军史记载，“在4月22日开始的伊普雷之战，德国方面的起因是想在前线充分试验毒气这一种新武器。”  
　　1915年4月22日是晴朗温暖的星期四，但在伊普雷突出部很不宁静。前三天，从可畏的四百二十毫米榴弹炮发射的一吨重高爆炮弹，已把周围土地打得天摇地动。德国在伊普雷和附近村庄的目标，大部分是非军事性的：街道、公路和桥梁被选为目标，但威力强大的炮弹也摧毁了教堂、公共建筑物、住宅和生命。炮击区域主要在伊普雷的北面和东面。平静阶段从早晨晚些时候到下午4时结束，那时起这座城镇北面的法国防区受到猛烈的轰击，弹幕再徐徐移到加拿大军前线。  
　　九十分钟后，炮击停止了。在朗热马尔克和伊泽运河之间的阿尔及利亚狙击兵和非洲轻步兵，注意到有一片奇怪的、略呈绿黄色的云徐徐地向他们袭来。没有人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在这片云飘到他们面前时，他们开始窒息，痛苦地喘不过气来，许多人倒下来，闷死了，他们的眼睛、鼻子和喉咙好象被酸性物质烧灼似的感到烫痛。有一百六十多吨氯气，从德国堑壕特置的圆筒里放了出来。这种毒气差不多比空气重三倍，它乘轻微的东北风，沿地面滚滚而来，坠入堑壕。当英国部队看到发出尖叫声的幸存者抓住喉咙，盲目地四散奔跑时，他们首先认识到这个新武器。但受到毒气窒息而没有完全丧失战斗力的加拿大军，顽强地保住了这条战线。受毒气袭击的法军留下了四英里半没有防卫的缺口，但德军前进了两英里就停住了，等待毒气飘过去。法尔肯海因断言，及早开始毒气进攻，比突破敌人战线前进更为重要。  
　　那天深夜，加拿大军狂热地工作着，填补这个缺口，并把火炮拉进阵地，德军照明弹照亮了夜空，使他们暴露于炮火之下。尽管还有氯气的余迹，加拿大军把他们的左侧翼延伸到法国防区，构成一条薄弱的战线。一等兵弗雷德里克·费希尔建立了高度英雄主义的功绩，他带了一挺机枪一步步地前进，阻住敌人。他以生命为代价，获得了英国最高奖赏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要是德军沿着这个没有防卫的缺口前进，他们就可以把伊普雷突出部分割开来，包围五万英国和加拿大部队。  
　　德军使用毒气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尽管协约国固执地漠视警告。法军前一个月俘获的俘虏，就提到毒气筒，但不知道所用化学品的类型。这个情报刊登在3月30日于皮卡迪印行的《法国第十集团军新闻简报》上，但是法国指挥官没有采取行动。4月13日，一名德国逃兵向朗热马尔克附近的法国第十一师提出了更强烈的警告。两天后，法国第五军经过师一级下达到营一级的《情报摘要》报道，“俘虏所说的装有窒息性毒气的管子，已经放在炮群中，沿前线每四十公尺有二十管。”他拿出发给这种装置操作者的一个简单防毒面具，给俘获者看。  
　　一个从敌人战线后方回来的比利时间谍宣称，德军将用毒气进攻，但他既不知道毒气的名称，也不知道使用的日期。比利时陆军新闻简报报道，德军在根特的一份高度优先的命令，要准备二万个防毒面具，以“保护士兵不受窒息性毒气的影响”，但这种毒气的名称不知道。这个报道还明确指出德军的进攻位置恰恰就是德军发动进攻的那个地方。  
　　但只有一个人——指挥第十一师的费里将军——相信这个危险是真的，并把他的关心转达给邻近的英国指挥官们。费里还通知了他的上级，他的军指挥官带了一名从法国司令部来的联络军官来访问他。费里因为他没有经过霞飞司令部的正式渠道，而擅自直接向英军提出警告而受到申斥。他建议炮击德国堑壕以减少毒气进攻的危险，却遭到拒绝，并奉命要祛除他心里的非非之想。(后来费里被撤销了指挥权，就是因为他是正确的。)  
　　最后的警告来自德军本身，他们在4月17日的无线电广播中谴责英国人说，“昨天在伊普雷东面，使用了有窒息性毒气的炮弹和炸弹。”在采取任何新的暴行之前，德军最高统帅部往往把他们的行动推在协约国身上，以便在“道义上”为报复作辩护。  
　　英国人为侦查警告的证据作了草草的尝试，但对德军堑壕的空中侦察一无所得，圆筒伪装得很好。英军指挥官休伯特·普卢默将军爵士，怀疑德国人是否会采取这种不义的行动，他只是把这种“姑妄听之”的警告转达给他的部下，而对这个问题置之度外。  
　　4月24日德军第二次毒气进攻被加拿大军挫败，他们认出略呈绿黄色的气体正在向他们徐徐飘来。但是，由于德军最高统帅部怀疑毒气的效力，就认为最初使用毒气来对付整个敌军没有战略价值。但他们却不适当地用于小战区，因此效果微不足道。  
　　匆忙地临时准备的防毒面具发给了士兵，但是由于还不知道这种化合物的化学成分，这些防毒面具并不特别有效。与此同时，一位法国间谍夏尔·吕西托正在摸清敌人这个使人惊骇的武器。吕西托伪装成德国的旅行推销员，进入莱茵兰去获取德国军火生产的报道。克虏伯在埃森和曼海姆的巨大工厂是最严格保密的。在曼海姆，这位情报人员看不到有毒气压缩在大小合适的圆筒中运往前线，但铁路油槽车正在向东北方向驶去。  
　　吕西托不久就知道这些车辆开往何地和为什么要开去。他向地图一瞥，就知道油槽车是开往埃森的。这位情报人员装成一个出入于克虏伯工人常去的当地酒吧的人。他很善于窃听，慷慨地以一瓶瓶的啤酒款待他的新相识，转而从他们的闲谈中吸收情报。吕西托结识了克虏伯工厂的一位孤独的老警卫，他对于有这位殷实的旅行商人做朋友感到很高兴。  
　　吕西托的耐心得到了丰富的报偿。这个警卫不久就谈到一次确实值得注意的试验——从一门大炮中发射毒气炮弹。这个特务假装既关心又怀疑的样子，提议按一笔吸引人的赌注打赌。这位工厂警卫为赢得二千马克，同意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邀请他一起去亲眼日睹一次实际的军事演习区的实验。他们选择了一个不引人注意，但可清楚地看到实验场的地方。载运德皇威廉和军政高级官员的一长列汽车停了下来。军乐队演奏军事歌曲，同时一支仪仗队举枪致敬。  
　　一门巨大的海军炮和一门三英寸炮作好表演的准备，在将近一英里外山丘上一群在吃草的绵羊就是目标。野战炮射出的炮弹，爆炸时声音较轻，完全不同于标准的爆炸。几秒钟内，海军炮射击了。每个炮弹都没有向羊群瞄准，但每次爆炸后，有一阵略呈绿黄色的云状毒气徐徐升起，向羊群飘去，象低低地移动的雾一样覆盖在它们的身上。在雾散开后，所有绵羊都死了，集合的人群也走了。  
　　几天后，相当大的一块毒气炮弹碎片，已经放在一位杰出的化学家的巴黎实验室里，他的分析应能使协约国造出防毒气的防毒面具来，然而早期的防毒面具都不起作用。最初制成的，是一层纱布衬垫，周围裹以经过化学处理的废棉花。另一种防毒面具是“救火帽”式的，就是一个用油脂浸渍的灰毡兜帽，上面有小小的云母片隙缝可以望见外面。毒气容易渗过松宽的针脚，从兜帽下面往上升，其结果是戴这种兜帽的人，比不戴的人更易感到窒息。  
　　在协约国手中，有逃兵供给的虽然简单但较有效的德国防毒面具，但他们在从事毫无价值的设计中却不加以利用。当步兵在了解到没有有效的防护物可用时，他们对毒气的恐惧加剧了。英国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报道，“毒气是个可怕东西，没有人相信防毒面具的功效。……标着‘紧急’字样的粉红色军队打印信件，不断从司令部寄来，说明如何使用这些防毒面具。信件都是前后矛盾的。最初说防毒面具都要浸湿，后来又说要保持干燥，然后规定要把它们放在小背包里，旋又规定不要用小背包。”到了仲夏，研制了一种改进的防毒面具，但直到1915年11月，协约国才得知敌人怎样做防毒面具的。加拿大军第七营，在一次堑壕袭击中，捉到了十二个德国俘虏，他们的橡皮防毒气面具被加拿大情报部门认为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1915年1月对俄国人发射毒气炮弹的效果微不足道，使德国人感到失望，在埃森试验的那些毒气炮弹是新型的。乘风向的毒气进攻后来被放弃了：有时一阵异常的风，会使有毒的云吹回到他们自己的防线来。不久，固定的圆筒被毒气炮弹取代，这种炮弹可以打进敌人的防线，使部队没有时间来躲避这致命的雾。这种炮弹的弹药装得少些，以便为液体毒气留出空间，而在爆炸时液体就变为气体。  
　　炮弹设计得可从所有火炮和迫击炮发射，少装弹药的炮弹把射程限制在五英里左右。这种炮弹飞行时不稳定地旋转，爆炸时声音较轻，是容易辨认的。后来德国人使用光气，这种无色毒气比空气重三倍半，比氯气的杀伤力大十倍。除具有窒息性外，光气对于引起心脏的总崩溃能起后发作用。在通风地区，毒气和光气在三到六小时内消散。  
　　协约国以牙还牙，着手制造它们自己的毒气炮弹，但德国人保持了主动权。1917年7月，他们采用芥子气，这是一种油状腐蚀剂，能使皮肤起泡，引起溃烂，只有经过很长时期才会蒸发。芥子气造成部队的恐怖。协约国用路易氏毒气反击，这同样是一种剧毒的起泡剂。德国人还研制一种能渗透防毒面具的化学品，使戴防毒面具的人猛烈地打喷嚏，恶心，呕吐，迫使他们扯掉防毒面具。紧接着这种突击就发出时间上经过小心安排的其他毒气。大战期间，对协约国至少发射了十二万五千吨毒气。到了战争的最后一年，百分之五十的德国炮弹都充了毒气。双方化学战的伤亡人数都大大超过一百万，其中十分之一死亡。  
　　德国对于泄露了即将进行毒气进攻的那个逃兵，是决不饶恕的。第十一师的前指挥官在战后一篇文章中轻率地提到他的名字。根据这个证据，德国最高法院于1932年判处他监禁十年。他是不可能恢复自由的，1933年1月，纳粹掌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