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费希尔勋爵

十、加利波利战役

　英国在加利波利的冒险，是马虎策划和错误判断的结果。除曾敦促攻占达达尼尔海峡的丘吉尔外，这个地区是英国陆军部很少考虑的。只是尼古拉大公于1915年1月送了一封信给基切纳勋爵，请求报答俄国的支持时，才激发了陆军部的兴趣。不过五个月前，俄国不顾一切战略上的考虑，答应协约国的要求，在东线进攻德国以减少西线的压力。现在俄国同时在波兰同德军和在高加索同土耳其军争斗。大公企求“某种对付别处土耳其军的牵制行动，海军的或陆军的都可以”。  
　　英国对土耳其的政策，是丧失时机的政策。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在大战最初几个月英俄猛攻下，不会幸存下来。达达尼尔的陈旧防御是非常脆弱的，土耳其靠近君士坦丁堡的沿岸两座兵工厂，都暴露在战舰的近距离平射火力之下。一支协约国舰队能够不费力地穿过达达尼尔，被土耳其军认为是当然之事。土耳其官方历史以使人惊异的坦率承认：“直到2月25日(1915年)，在半岛的任何地点成功地登陆将是可能的，用陆上兵力攻占海峡也将是比较容易的。”  
　　作为欧洲土耳其西南延伸部分的加利波利半岛，有六十英里长，四到十三英里宽。这条几乎是荒芜的多山狭长地带的加利波利，1915年只有一条泥土公路纵贯全岛。俯视海滨的山脊和陡坡提供了优良的防御阵地，保卫着达达尼尔海峡的欧洲一边，一条四十英里的水道从马尔马拉海流入爱琴海，宽度从一千四百码到四英里不等。在古代以海莱斯蓬特著称的达达尼尔从不冰冻；但它的双向的潮流，疾转的风向和猛烈的风暴，使航行成为难事。  
　　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是理解夺取达达尼尔好处的唯一主要的英国人。从战争爆发开始，他就徒劳地倡导攻打加利波利。英国最近一次演习是在八年以前，帝国防务委员会得出结论，一支军队面对敌人据守的阵地，不能夺取一个滩头阵地。丘吉尔攻占达达尼尔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有限的军事目标。这是通向俄国黑海港口的唯一通道，并将便利同英国的东方盟国的交通。  
　　到1915年1月中旬，英国陆军部按照大公的请求行动。丘吉尔建议，俄军参加协约国两条战线的陆海攻势，从黑海进攻土耳其。俄国人同意这将增进对他们有利的形势，但同他们蓄谋已久的并吞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的意图有矛盾。协约国将分享这一胜利使俄国人感到不安，他们谢绝了丘吉尔的提议。外交大臣谢尔盖·萨佐诺夫承认，“我很不喜欢这种想法，即海峡和君主坦丁堡可能被我们的协约国攻占，而不是被俄军攻占……我很难向他们隐瞒这个消息如何使我感到痛苦。”  
　　即使没有俄国人，英军仍然决心进行这一入侵。老将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约翰·费希尔爵士，在七十四岁时复役。1915年1月初，丘吉尔得到费希尔的支持，打电报给地中海舰队指挥官萨克维尔·卡登海军上将，请他对英法联合进攻作一估计。卡登回答说，这一计划将为协约国开辟达达尼尔。但军事计划人员忽略了一个关键性发展——他们对加利波利的杂乱的和无意义的进攻，最后将推动土耳其军在德国的支援和物质帮助下，加强他们的防御。  
　　由十八艘英国主力舰(包括装备有十五英寸大炮的新式“伊丽莎白女王号”)、四艘法国战列舰和辅助舰只组成的英法联合海军机动部队，于1915年2月19日驶进达达尼尔的入口处。在炮火把外炮台打哑之后，突击部队巡游这个地区，把土耳其遗弃的大炮火门塞住。气候不良使进攻推迟了五天，然后协约国恢复了对入口处其余炮台的零星轰击，迫使土耳其军退却。但是当入侵者向海峡上面攀登时，他们发现土耳其军有坚强的防御阵地隐蔽在悬崖后面。3月3目协约国的登陆被击退了。因为英国计划人员没有把飞机定位包括在内，他们只能向土耳其阵地盲目射击，充其量只获得了微不足道的战果。  
　　开始的时候，无论卡登海军上将或是伦敦海军部都丝毫没有提到，如果这个海军中队冲进马尔马拉海，随后应有什么行动。每个人都认为，只要协约国的海军力量一出现，土耳其军的斗志就会消失。  
　　3月11日，卡登奉命指挥又一次海上进攻，但在达达尼尔海峡清除水雷之前，不得把他的重型舰只开驶进去。突然患病使卡登不得不留在岸上，把指挥权移交给他的主要助手约翰·德罗贝克，他于3月18日重新进攻。海峡已经反复扫荡过，都认为在海峡五英里以内没有水雷了。可是，英军不知道，一只土耳其小船在主要布雷区外放了一排新水雷，它们就被放在早先炮击期间海军舰队停留的地方。  
　　在向炮台射击途中，所有协约国舰只都安全地驶过这个危险地方。由于水上飞机定位的支援，协约国在午后不久，就打哑了大部分岸炮。在法国舰只撤退时，扫雷艇继续在已知的危险区域扫雷。突然战列舰“布韦号”抖动了一下，裂开了，从甲板上喷出高的烟柱和火焰。它在继续行驶中倾覆了，带着它的舰长和六百三十九名水手沉入海底。少数浮起来的幸存者被救了上来。附近船上的有些观察者认为，“布韦号”被一颗土耳其炮弹所击中；其他人则认为，它撞上了一颗水雷。支援舰只都开上来，看到有炮火闪光的土耳其阵地就进行炮击，到下午4时，把全部炮群都摧毁了。未几，未经警告，英国战列舰“不可抗号”和“不屈号”突然倾倒和沉没，步它们后尘的是“大洋号”。德罗贝克海军上将怕再有损失，下令所有幸存的舰只返航爱琴海。等到舰队越过达达尼尔时，由于水雷的爆炸，又有三艘英国战列舰的舰身上发生很大的裂缝，只能蹒跚行驶。  
　　直到大战结束，协约国才知道，在进攻的最初几周，它们就已经胜利在握了。敌人的弹药已经耗去了一半，水雷则已经用光了。虽然协约国希望恢复进攻，但被推迟了，后来又改变计划，部队在加利波利登陆，海军也就随之降到了次要地位。在布尔战争期间曾任基切纳勋爵的参谋长的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将军被挑选来指挥入侵军时，伦敦陆军部并没有制订作战计划。  
　　汉密尔顿只接到粗略的指示，但如何把这些指示发展成为一个紧密结合的战役却得不到帮助。他急急忙忙不带后方勤务人员就赶往东地中海，所确定知道的只是去指挥一支远征军入侵加利波利和消灭敌人而已。汉密尔顿对于他的目标的全部知识，来自1912年的土耳其陆军操典、一张不完善的作战区域地图和在最后一分钟冲进当地书店买来的君士坦丁堡旅游指南。在他离开伦敦的时候，他甚至没有选定在半岛的登陆地点。  
　　由于连加利波利是否有水都不知道，汉密尔顿便命令他的士兵到亚历山大和开罗的市场去搜罗空油筒、汽油听、皮囊和任何其他容器。象在伦敦一样，尽管不准确，所有的地图和旅行指南都被买来，总比没有好些。由于缺乏堑壕战的武器和工具，临时凑合的军用工场生产着迫击炮、手榴弹、掘壕工具和潜望镜。当地的驴夫和他们的牲畜被强征来作交通运输之用。  
　　这种匆忙地临时凑合的作战在物资、后勤和组织上的缺陷，多少为部队的勇猛所弥补了。大部分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还有一个法国师和本地的印度人部队(廓尔喀人)，共约七万八千人，集合起来对付由德国将军利曼·冯·赞德尔斯指挥的、新建的有八万四千人的土耳其第五集团军。土耳其的宿敌希腊，志愿出兵三个师入侵加利波利和从西进攻君主坦丁堡，但沙皇政权激烈反对。俄国宁愿丧失一切，也不愿冒让希腊染指土耳其领土的些微风险。  
　　在舰队撤退后的四十八天喘息期间，赞德尔斯将军组织了他的防御，把几个土耳其师驻守在预料的登陆地点。他得到指挥另一支军队的土耳其陆军部长恩韦尔·帕夏的支援。在备战中一位较次要的人物是穆斯塔法·基马尔，即战后世界众所周知的基马尔·阿塔蒂尔克，他是现代土耳其之父。时间是赞德尔斯的最宝贵资产，而英国的拖延给他的时间太多了。  
　　入侵军的集结待运地区是希腊利姆诺斯岛上的穆兹罗斯港，协约国小舰队是4月23日离开那里的。汉密尔顿按照基切纳的意见，把登陆限于半岛两边的二十英里，由现场指挥官来选择滩头阵地。两天后，协约国在希腊角的四块不相连接的海滩登陆，他们打算从那里向土耳其炮手可以俯瞰英国舰队的阿希瓦瓦高原进发。从加韦泰佩岬的西海岸上行十二英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的两个师也建立了一个滩头阵地，称为澳新军登陆场。  
　　这种任意策划的后果不久就暴露出来了。因为汉密尔顿对加利波利一无所知，他认为执行基切纳提出的准许他的指挥官自由选择登陆的时间和地点的建议很容易。澳新军指挥官将军威廉·伯德伍德爵士，深信夜间登陆将使所冒敌人炮火的风险减至最低限度。但指挥第二十九师的英国亨特-韦斯顿将军下令白天登陆，以便舰队炮击守军。成功的协约国登陆往往是偶然的，并且发生在不象会发生的地点。有一次滩头阵地的建立，是靠一个人的勇敢。萨罗斯湾的部队离岸两英里，那时黑暗笼罩着他们。指挥官B·C·弗赖伯格毫不犹豫地带了一袋不漏水的照光炬，泅过了这段距离，把照光炬在沿海滩一线点亮。  
　　伯德伍德将军的夜间登陆，使他的部队感到为难，他们发现自己处于难以防守的滩头阵地，当这些混乱的士兵寻找方向的时候，宝贵的时间被浪费掉了。陈旧的运煤船“克莱德河号”，改装成把巨大的门安装在船身的登陆艇，可容二千名士兵。当这艘船近岸时，周围都是运载部队的驳船，这时土耳其炮开火了。运煤船的船首栽过沙里，但水太深了，无法趟水。一个生还者回忆，“水象水晶一样透明，我们可以看到，队形整齐、身穿军服的士兵的尸体都躺在水底，他们是在爬上岸时被击中或失足跌下水的。”  
　　第一天上午十时左右，海滩上死伤枕藉。如果从书店里买来的地图都是不准确的，那末伯德伍德在夜间登陆，也并没有把事情改善。他所预料的有一英里的海滩，事实上长不到一英里的四分之三，宽在一百英尺左右，两端都被悬崖峭壁所阻塞。在这块有限的地区，部队、牲畜、炮和补给品乱成一团。除非攻占更多土地，有秩序的安排是不可能的，而夺取更多土地在开头几天是不可能实现的野心。整个澳新军被围困在不到两英里长和一英里五分之四宽的海滩区域。  
　　在得知登陆消息时，穆斯塔法·基马尔在几英里之外的内陆。他统率了八个营和三个炮兵中队，急忙赶到可以俯瞰滩头阵地的崖岸，正好及时击退第一批攀登斜坡的澳新军。以前没有战斗经验的协约国部队，确确实实在对着武器上占优势的敌人作仰攻。他们受到上面炮火的强烈压迫，发现他们在这种多岩石的地形，用小铁锹在结实的灌木根上进行挖掘是不顶用的。他们拼命在这陡峭的丘陵地寻找岩洞般的洞穴。到黄昏时刻，每一边死伤人数都在两千之数，而基马尔依旧掌握着高地。  
　　从山上下来的军医，把不计其数的伤兵运到混乱的伯德伍德的海滩。许多伤员被从这艘船移到那艘船，只是被告知说医生和工作人员带了全副设备和药品供应已经动身来岸，他们的痛苦就拖延了下去。  
　　到4月26日，有一万六千多名澳新军已经登陆，被丢在较低的斜坡和山脊上。将军们和列兵们都住在比邻的地下掩体里，分享同样的紧急口粮。土耳其军的不断炮击，有时阻扰但没有终止澳新军的新接替人员缓慢地爬上斜坡。一直到4月底，赞德尔斯将军都不发动他的主力进攻，宁愿看看协约国如何部署。在协约国企图组织他们杂乱的兵力时，赞德尔斯开始选择他的反攻阵地。  
　　赞德尔斯于5月5日对南面滩头阵地开始主攻，但土耳其军迅即被得到两个新来的旅支援的澳大利亚军击溃。为了摆脱被阻塞的滩头阵地，亨特-韦斯顿企图在5月6日进行突破，但被猛烈的抵抗所止住，双方流血很多。汉密尔顿将军亲自指挥，但情况并不好些。三天激战，包括反复的白刃战，协约国所付的代价是部队的三分之一死伤；而土耳其军依然控制住高地。  
　　当炎夏于5月来到加利波利时，疟疾和痢疾开始使死亡增加。最激烈的一仗于5月末告终，小小战场布满了八千名土耳其和协约国死者的坟墩，使空气中充塞了恶臭。为了防止可以毁灭双方的时疫，伯德伍德将军在其医务工作人员敦促之下，要求和土耳其军实行安葬休战。5月24日，扯了一面白旗，暂停战斗九小时，那时教士、医生和安葬队一起来消除这一威胁。  
　　简短的停战差不多是超现实主义的。所有参加安葬的人都戴了白臂章，禁止携带望远镜、武器或窥伺堑壕。除沿着全线停火外，所有在堑壕里的部队，都不把头伸到胸墙之上。归还敌人的步枪都要取去枪机，但这个不严谨的协定双方都大方地没有执行。当敌对双方在狭窄的无人地带会晤时，紧张不安的气氛弥漫于前线。有些堑壕只相隔三十英尺。澳新军和土耳其军默默无言地开始挖掘深沟或公墓，但不久双方就互敬香烟和用蹩脚的土耳其语和英语打趣起来。双方偷偷摸摸地相互刺探防务。在检验尸体身份时，军官们小心地注意堑壕和警戒系统的配置。传说基马尔穿了中士制服，在邻近澳新军堑壕的地方，和安葬队一起工作了九小时。在分手之前，许多人交换了口袋里的杂物。  
　　在下午三时左右，最后一个死者被慢慢放进安葬的堑壕里，这时一声枪响冲破寂静。在这不安的片刻，安葬队除呼吸外，停止了一切行动，恐惧地意识到他们是处在双方对着他们的几千支步枪中间。没有再听到第二枪，于是人们转过来完成了他们的任务。握手道别后，在傍晚时候每一方回到了他们的堑壕。几分钟后，在土耳其防线的某个地方一支步枪开火了，战场上又再响彻了枪炮声。  
　　在协约国集中力量在陆上打仗的同时，在5月底前，敌人的海军舰只击沉了三艘英国战列舰。一艘土耳其轻型战舰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地溜进达达尼尔，以鱼雷击中了“哥利亚号”。两周后，一艘德国潜艇击沉了“胜利号”。一天之后，“威严号”遭到了同样命运。地中海的潜艇活动使协约国惊慌起来，特别是英国。他们担心“伊丽莎白王后号”的安全，命令它回到一个英国港口。  
　　随着装有十四英寸大炮，能够行驶而不怕水雷的浅水重炮舰的到达，英国在达达尼尔的处境改善了。英国潜艇也进入海峡，驶进马尔马拉海和君士坦丁堡港，使土耳其航运遭受重大损失。一艘装了六千名部队的运输舰，在港口就被鱼雷击中。土耳其的损失，计有一艘战列舰、一艘驱逐舰、五艘炮艇、四十四艘轮船、十一艘运输舰和一百八十五只帆船。英国为这种破坏所付的代价，是在派来的十三艘潜艇中损失了八艘。  
　　8月初，在加利波利西北的苏弗拉湾，用两个师进行一次新的大登陆。它基本上没有遇到出其不意和寡不敌众的土耳其军的抵抗，他们从海滩退到高地待援。可是，优柔寡断的英国指挥官，包括汉密尔顿在内，不向前推进，却浪费宝贵时间去讨论战略。  
　　到了协约国决定进攻时，赞德尔斯已经赢得时间，从博拉伊尔全力抽调了两个师到萨里巴伊尔山脊来，协约国以为这个地方是由登陆时退却的薄弱兵力防守的。在他们认识到优势不在他们这方面时为时已迟，但他们顽强地继续打了差不多五天之久，然后停了下来。由于高地的狙击手和炮手很快削弱了他们的队伍，在海滩上的生活是难以容忍的。8月间，协约国的伤亡在四万人以上。  
　　9月，两个英国师和一个法国师调来萨洛尼卡，汉密尔顿将军则被召回了。他没有获得另外的指挥权。但是直到基切纳勋爵于11月访问加利波利，他才充分领会这场大溃败。他不再需要敦促撤出这个半岛。基切纳的简短停留，恰恰遇到了落到部队身上的一系列困难。在夏季，他们曾忍受了炎热、苍蝇和缺水的严重困苦不便。  
　　11月，雷暴雨之后下了二十四小时的倾盆大雨，继之以雨夹雪，然后转入眩目的暴风雪，地上雪深二英尺。那些住在澳新军洞穴和地下坑道里的人还有一定程度的舒适，而在苏弗拉湾的露天部队就大受其苦了。倾盆大雨使沟壑和溪谷成为咆哮的奔流，冲下了以吨计的泥浆、死了的土耳其人和驮畜。  
　　大自然也并没有饶恕土耳其人。双方可能各有五百人淹死在堑壕里。其他人冻死了。单苏弗拉湾一地，冻疮患者就逾五千人。没有人想得起有过这样猛烈的暴风雨。协约国对这种暴风雨全然没有准备；没有储备额外的保暖衣服。对于从12月19日开始的撤退，除丘吉尔外，在伦敦或加利波利没有一个人后悔的。  
　　在撤离期间，预计会有很大损失，即使不是灾难的话。10月，汉密尔顿将军担心，“认为撤出加利波利而不致损失总兵力的一半，那是不智的……”然而他的继任者查尔斯·门罗将军，主持这次撤退并于1916年1月9日完成，竟无一人伤亡。从每个旅到人数最少的梯队，都是按照他们同四个上船码头的远近，排定撤退时间的。六人到十二人一个小组，列成纵队越过几十条小沟渠，每组殿后的人往往是个军官，由他留下定时导火线，爆炸坑道中的地雷。没有灯火，也不准吸烟，士兵们以坚定的步伐按一小时三英里的速度赶路。  
　　每一单行不停顿地向指定码头进发，脚步声被一条用沙袋铺的路捂住了。将军们和列兵们都挤在机动驳船里，每条驳船装四百人。小心的点数保证不使一个人掉队。唯一的声音，是带着战败的回忆朝大海行驶的驳船发出的阵阵颤动声。土耳其军完全被蒙住了，他们继续向空空如也的堑壕发射榴霰弹和子弹。  
　　关于敌人对这个计谋的懊恼，那时不在这个半岛的穆斯塔法·基马尔说得很清楚：“要是我在那里，要是英国人真的那样溜走而没有损失，我将把我的脑袋打得开花。”但他的德国盟友欣赏这次军事行动的技巧。《福斯报》军事记者发出的通讯写道：“只要战争不息，苏弗拉湾和澳新军的撤退，将在所有战略家眼中，成为前所未有的杰作。”  
　　1915年，差不多有五十万协约国士兵被运到加利波利，伤亡人数在百分之五十以上。远征军包括四十一万英国部队和七万九千法国部队。英国伤亡人数共计二十一万四千，法国为四万七千。土耳其军参战的至少有五十万人，据官方记载，有二十五万一千人遭受伤亡，但这些数字值得怀疑。其他估计的数字要高得多，但不管数字多少，土耳其陆军的精华被摧毁了，在未来的巴勒斯坦战役中，埃德蒙·艾伦比将军所冒的风险减少了。  
　　加利波利玷污了优良的名誉。赫伯特·阿斯奎斯首相把丘吉尔调离内阁，基切纳勋爵也不再拥有政府大臣对他的毫无疑问的信任了。由于把他掌管的军械管理权移交给由劳合-乔治领导的一个新成立的部，他的权力减少了。丘吉尔穿上军服，在法国服役到1917年，那时他又重新得到宠信，被任命为英国军械大臣。

费希尔勋爵

十一、地狱：凡尔登

当1915年行将结束时，中欧强国指望未来的一年是有希望的一年。奥德部队同他们的新盟国保加利亚一起，压倒了巴尔干的塞尔维亚军队，迫使其残部在希腊寻求庇护。沙皇尼古拉的军队败北后仍然晕头转向，容许德军把将近五十万军队调往西线，现在德国可以放手驱动它的力量来对付法国在防守上的战术据点，而不致危及另外地方的阵地了。  
　　德国参谋总长法尔肯海因将军于1915年圣诞节前夜，起草了一份致德皇的备忘录，估计了军事上可供选择的办法。他选择英国作为主要敌人，但是除了进行潜艇战外，入侵是距离太远了。他断言，“英国在大陆上的主要武器是法国、俄国和意大利的军队。”把俄国和意大利排除在外，他主张集中攻击法国，它“在军事上的努力差不多已经到了尽头。如果能使它的人民清楚地懂得，就军事意义而论，他们已经再没有什么可以指望的了，破裂点就会到来，英国手中最好的武器就会被打落了”。  
　　法尔肯海因并不认为大规模突破是必要的。他打算选择一个在情感上被奉为神圣的地区“使法国把血流尽”，“为了保持这个地区，法国将不得不投入他们所有的每一个人”。贝耳福和凡尔登是符合他规定的两个地方，但他赞成后者。凡尔登是个约有一万四千人口的沉沉欲睡的法国省属城镇，由一个凸入德国防线的大规模堡垒综合体保卫着。如果法国选择这里发动攻势的话，凡尔登还令人不安地接近(十二英里)德国的主要铁路系统。法尔肯海因还计算到，凡尔登是巴黎的西北入口，离巴黎一百三十五英里左右。  
　　这个战役的代号是“处决地”行动计划，预定1916年2月21日开始。为了保证得到德皇同意，法尔肯海因建议，派皇储指挥的第五集团军领先进攻，他自马恩河之战以来就已经面向凡尔登了。法尔肯海因没有把备忘录原文给皇储或他的参谋长施密特·冯·克诺贝尔斯多夫将军看。而给他们一份一般命令，要求“向凡尔登方向，进攻默兹地区”。皇储把这个命令认作为他的目标是攻占凡尔登，这却恰恰是法尔肯海因所不要的。如果堡垒在猛攻之下陷落了，他的“使法国把血流尽”的伟大战略就不能实现了。  
　　增援军从德国军队中久经沙场的部队抽调。三个军于1916年1月转给皇储指挥。在休养营地作短暂休息后，勃兰登堡第三军开到了。到2月中，有十三个多师部署在阿尔贡、香巴尼和洛林中间或周围的突出部，在一块二十平方英里左右的防区，集中了令人惊愕的大量兵力。虽然皇储保持了名义上的指挥权，关键性的决定却是八十岁的陆军元帅戈特利布·冯·黑泽勒和克诺贝尔斯多夫将军作出的。整个战役的中心战略，依然由法尔肯海因将军制订。  
　　德国为这个庞大攻势所作的准备，先是惊人地把大炮从俄国、巴尔干半岛和克虏伯工厂等处集中起来。排列在进攻现场周围的，有五百四十二个掷雷器。连同翼侧的武器，有一千四百多门大炮排列在不到八英里长的战线上！在这些大炮中间，有十三尊震天动地的四百二十毫米的攻城榴弹炮。  
　　特别凶恶的是掷雷器，它发射装有一百多磅高爆炸药和金属碎片的榴霰弹。可以看到雷在一个高高的弓形物上一个连一个滚动着，但看到这种前兆往往为时已晚。爆炸摧毁了整段整段的堑壕系统。另一种可怕武器是一百三十毫米的“小口径高速炮”，它以步枪子弹的速度发射五点二英寸的榴霰弹，使法军来不及觉察到就丧了命。德军并不满足于这些武器会实现其预期效果，还采用了喷火器。  
　　围绕凡尔登所进行的精心准备并不是没有引起注意，但法国情报军官提供的攻势已在眼前的警讯，被霞飞所忽视，他全神贯注于即将来到的索姆战役。在列日和那慕尔要塞被大贝尔塔炮攻陷之后，霞飞认为凡尔登堡垒在军事目的上已无用处。有四千多门炮撤离炮台，其中至少二千三百门是大口径火炮。迟至1916年1月，大炮还从炮塔上拆下来，用于另外地方。法国指挥部不去支持凡尔登，使它成为法国最坚强的要塞，而是实际上拆除了它的全部防卫措施。  
　　由于对凡尔登是否不可战胜有相互矛盾的报告，政府于1915年7月派了一个陆军委员会去现场调查。指挥凡尔登防区四周的东线集团军群的奥古斯特·迪巴伊将军，向议会代表团断言，堡垒系统的防卫是充分的。另一位证人凡尔登军事长官库唐索将军，提供了相反证明，他因此而被无礼地免职。  
　　1915年底，南锡议员和卓越的军事分析家埃米尔·德里昂上校所写的一份报告，送到了当时担任陆军部长的加利埃尼将军手中。报告强调迫切需要更多的炮、人力和补给，甚至包括有刺铁丝网在内。陆军委员会的另一个代表团去访问凡尔登，进行调查研究。一份给加利埃尼的肯定了的报告被送往霞飞那里，请他提出意见。霞飞以罕见的愤怒斥责说，“在我统率下的军人，越级把有关执行我命令的怨言或抗议送到政府面前……蓄意深切地扰乱陆军的纪律精神……”在保卫凡尔登的最初时刻，德里昂英勇殉职。  
　　1916年2月21日清晨，天气奇寒。7时15分，沿着六英里前线，隐蔽的德国炮群以一小时十万发的速度，把炮弹射进堡垒综合体。有两百多万发炮弹密密麻麻地落在以凡尔登、布拉邦特和奥尔内的村庄为界的十四英里左右的三角形地区中，把法军的前沿堑壕都炸光了。经过十二小时轰击后，德国搜索部队在黑暗里匍匐前进，以试探法国的抵抗力。  
　　到2月23日夜间，德军没有什么新成就。尽管数量上的优势在火炮方面是七比一，部队方面是三比一，他们只前进了两英里，俘获了不过三千名俘虏。第二天，他们攻破了法国的主要防线，俘获了一万名俘虏，六十五门大炮和大量机枪。与此同时，大量的德国火炮轮轮相接，在他们的步兵部队之前，射出连续不断的滚滚炮弹，夷平了堑壕，炸毁了碉堡，并把森林炸成碎片。  
　　由于进攻的猛烈和零下的气温，法军的士气麻木了。法国从阿尔及利亚征集的轻步兵，即习惯于阿尔及利亚炎热气候的坚强的殖民地居民，在零下十五度时，变得脆弱不堪。2月24日清晨，一营法国轻步兵冻僵到不省人事，当时指挥的少校也倒下了。于是由一个上尉担任指挥，部队不理睬他，背转身来就逃。由于一小队机枪在他们背后开火，士气才告“恢复”。  
　　法国参谋总长诺埃尔·德卡斯特尔诺对这种越来越深的危机感到吃惊，直接和霞飞加以干预，以任命亨利·贝当将军指挥凡尔登的保卫，来制止这个严重危险。贝当于2月25日就新职，同天杜奥蒙被攻占。这座炮台的失陷，是使士气沮丧的一个打击；用贝当的话来说，杜奥蒙是“整个凡尔登防御系统的希望之所寄”。至于其他炮台，霞飞把守军减到不到二十四个中年炮手操纵一座炮塔，还有一个管理人。  
　　在杜奥蒙炮台的斜甲板——围绕着二十四英尺宽的干壕河的陡斜坡——前掘壕固守的一个轻步兵师，在连续的炮击下，已经溃散。勃兰登堡军的一支九人巡逻队，在风雪交加和硝烟弥漫中，跋涉到已被放弃和放下来的吊桥处。其他士兵也跟进，直到有三百个感到惊愕的德军在这座炮台的坑道里徘徊。未发一弹，就攻占了这座强大的杜奥蒙堡垒——但是它却经受过十二万发德国炮弹。  
　　德国政府号召用它掌握的所有夸张词汇，宣扬“靠强攻”占领了杜奥蒙炮台，这是德皇亲自目睹的一个功勋。当一个搞错了的电话报告使德方误称沃炮台于3月9日陷落（它直到6月7日才被攻占）时，事情变得更怪诞了。兴高采烈的德皇，把德意志帝国最高勋章“功勋”章颁给用电话报告消息的师指挥官及其并未攻占沃炮台的部下。  
　　没有补给，保卫是不可能的。除一条二十英尺宽，从凡尔登到西南约三十五英里的巴勒杜克城的次要公路外，德国大炮把所有的路都切断了。沿这条公路有一条单向窄轨铁路，为和平时期的守军运输补给，但现在是远远不够的了。公路旁开辟了采石场，几千名本土军士兵和成群平民一起工作，用铁镐和铁锹拓宽和铺砌路面。  
　　与此同时，贝当把前线分成若干防区，以分配重炮、枪弹和其他补给。每二十四小时有六千辆卡车可以通过这条公路——平均每十四秒钟有一辆卡车，因此有“圣路”之称。有五十多万部队和十七万头供拖曳之用的牲畜沿着圣路运往前线，这应该归功于贝当在后勤工作上的革新。  
　　经过几天的暂时平静后，德国第五集团军于3月5日在另一个地方，即在默兹河的西(左)岸，重新进攻。贝当欢迎这一战术上的失策，因为那条防线是由他最新开到和补给最好的部队防守的。现在陷入默兹河对岸翼侧大炮阵地的凶猛交叉炮火射击下的德军，不得不沿着河的东岸延长他们的战线了。  
　　在控制西岸，被称为“死人”的陡岸周围血战中，双方都遭受可怕的生命损失。密集的高爆炮弹，使大地震撼，把人体、装备和瓦砾象谷壳那样飞掷到天空。爆炸的热浪把积雪都熔化了，在弹穴里灌满了水，许多伤兵就淹死在里面。眼睛失明和血肉横糊的人摸索着到洞穴里图个安全，就倒在他们的同伴身上，把他们淋得浑身是血。  
　　一个法国炮手无意中击中了有四十五万多颗大口径炮弹的德国兵工厂，引起了这次大战中最大的一次爆炸。这批为法军所不知的弹药，被隐藏在斯潘库尔森林里，但不小心地装上了引信。到4月初，整个防区的德军的每一门十五英寸和十六点五英寸的大炮，都被法国炮兵摧毁。法国军事分析家和历史家帕拉将军断定，在最后击败入侵者中，这两件事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贝当于5月1日离开凡尔登去指挥中央集团军群，由罗贝尔·尼韦尔将军接替，他在他的部队中灌输坚决进攻的态度。后来，在敌人被止住在凡尔登后，尼韦尔的口号“他们不得通过”，成了这个国家的战斗口号。德国继续取得轻微的但意义深长的胜利，直到夏季为止，那时协约国的索姆攻势，使法尔肯海因改变他派遣人力和物资的方向。从那时候起，既没有新到的师也没有大量弹药运往凡尔登。  
　　法国于10月24日，用十七万部队、七百多门火炮和一百五十架飞机进行大规模反击，夺回了杜奥蒙炮台。这是夏尔·芒让将军和尼韦尔将军的胜利。从那时起，德军不断地被一码一码打回去。到12月18日，筋疲力尽的入侵者把凡尔登丢给法军。在十个月的残杀中，双方军队发射了四千多万颗炮弹，加上难以数计的成百万子弹。在连续不断的炮击、喷火器、毒气和白刃战的步兵冲锋不能撼动防守者时，德国工兵在法国阵地下面挖洞，爆炸了威力很大的爆破地雷，炸成了许多有十层楼深的坑。  
　　法国打死、负伤、被俘和失踪的伤亡人数，合计在五十五万人以上。德国在类似的伤亡中，损失了四十五万人以上。到仲夏，德皇已很明白，法尔肯海因的战术，也是使德国把血流尽。他于8月28日被迫辞职，毫无保全面子的托词。前一天，使德国大为惊奇的是，罗马尼亚加入了协约国，因为法尔肯海因曾断言，这个国家在9月中收获庄稼前是不会参战的。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把降级的法尔肯海因推到罗马尼亚战线的集团军指挥官的职位上。兴登堡接替他担任参谋总长，以鲁登道夫为他的第一陆军军需兵司令，这个职位相等于他的副手。

费希尔勋爵

十二、索姆

第一次使用坦克  




　　索姆之战(1916年7月至11月)，是霞飞发动的。他的目的在迫使德国从俄国战线撤出部队，予德军以致命打击，并减轻对凡尔登的压力。由于索姆地区没有什么战略目标，英国指挥官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在最初被告知这个战役时，宁愿选择更便于进攻的象佛兰德这样的防区。虽然他并不属霞飞管辖，但他的方针是，如果他感觉不到什么灾祸临头时，在法国以听从法国指挥官的意愿为宜。不久，黑格就完全被霞飞的计划争取过去了，他忘记了选择索姆防区是缺乏战术考虑的，并宣告这条战线是通向胜利的门路。  
　　1916年1月，英国的志愿应募制为征兵制所取代。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进一步抽调援军。黑格提议推迟这个战役，直到这些后备军使协约国占巨大的优势。他还等待更多的枪炮、弹药和一种新的秘密武器——为了保密，诨名叫做“坦克”的机枪破坏器——的到达。但霞飞不听这些。黑格在他的5月26日日记上写道：“我提到的时间是8月15日，霞飞马上很激动，大声说，‘如果到那时我们还无所作为，法国军队就要消灭了。’”进攻日期定为7月1日。  
　　霞飞的原来计划是提供两个法国集团军和一个英国集团军，在一条六十英里的战线上进攻。但当法国军队在凡尔登被击溃时，参加索姆的法军锐减了。最后的阵容是，法国部分在一条二十四英里的战线上收缩到八英里。霞飞开头答应分配的四十个师被减少到十六个师，但在进攻那一天，只有五个师到场。从一开始，这个战役的担子就由英国人挑起了。他们最初所占的份额，增加到一个集团军和一个军，共计二十一个师。八个师的后备军，其中五个师是骑兵，都驻守在后方。  
　　自1914年以来，索姆河是比较平静的。如果这一点促动了霞飞的话，他没有看到德国在沿河的两个方向为加强阵地所作的准备。在坚实的白垩土中，他们精心构筑了分隔开来的地下坑道网，深度有四十英尺。这些堡垒包括厨房、洗衣房、急救站等设施，和庞大的弹药储备。电灯——那时在平民中是罕有的奢侈品——由柴油发电机提供电力。即使最沉重的轰击，也不会打穿这个地下综合体。  
　　对防守者来说，索姆防区提供了最好的有利条件。进出口都隐蔽在村庄住房和附近树林中，而对面山腰上露天堑壕线的白垩土的轮廓十分分明。德军还可以在五千码的距离内，对协约国一览无遗。防御堡垒逐个升高，迫使协约国的进攻者要冒着火力一级一级地爬上来。德军在白垩土丘陵地带的据点，还有蜂窝状的钢筋混凝土重炮炮位，横断交通壕和防御地堡。  
　　英国派来的一个集团军，是为索姆攻势征召的平民，是没有实战经验的训练不足的士兵，他们不能理解老兵的狡猾。这些青年人想象他们跃出战壕，冲向柏林。他们中间很多人在第一天的冲锋中就死去了。  
　　为进攻所作的精心准备，并没有逃过德军的注意。鲁普雷希特皇子在他的日记里，记下了包括来自马德里和海牙的情报在内的许多证明材料，都是引证协约国武官轻率地透露出来的议论。当法国部队向前沿阵地移动时，任何怀疑都消除了。德军差不多猜准了进攻的日子，并迅速作好应战的准备。  
　　6月24日开始，协约国对德国防线进行雷鸣般的炮兵弹幕射击。在六天炮击期间，发射了比大战头十一个月在英国制造的炮弹还要多的炮弹——一百五十万发。这是惊人的场面。许多协约国士兵在夏夜爬出他们的堑壕，就是要亲自看看在敌人阵地上象星星那样闪亮的爆炸。  
　　在索姆，有最好的人，也有最坏的人。在后来成为知名人士的那些人中间，有伯纳德·蒙哥马利和阿奇博尔德·韦维尔；诗人埃德蒙·布伦登、罗伯特·格雷夫斯、约翰·梅斯菲尔德和西格弗里德·萨松。在德国堑壕里怀着期待的心情等待着的，是下士阿道夫·希特勒，“……我毫不羞愧地承认，我被热情所陶醉……并且承认，我跪了下来衷心地感谢上苍，为了荣幸地允许我活在这样的时候。”  
　　后来，梅斯菲尔德在他的《旧时战线》一书中，回忆那些时刻：“差不多在这条旧时战线的每一部分，我们的士兵都得爬上山丘去进攻……敌人有了望哨，具有俯瞰法国的良好视域和优越感。我们的士兵都在下面，除了就在上面的堡垒又堡垒外，什么也看不到，堡垒每天都在加固。”  
　　在弹幕射击的最后几天，下雨使堑壕成为泥沼。德国炮火使英军不得不蹲在胸墙下面，加剧了他们的不适。1916年7月且日上午7时30分，军官们吹起口哨，部队开始离开他们的堑壕。灼热的太阳晒干了士兵，把他们的军服和装备都粘上了泥块。他们一开头就很苦恼。每个士兵有六十六磅的负担，包括两个沙囊、二百二十发弹药、一支步枪、两颗炸弹和其他东西，这个重量比全副武装行军时负荷的重量还重。许多人还装载着额外的工具，如野战电话设备、铁镐、铁锹和装有通信鸽的箱子。毫不奇怪，他们很少人能够准确地射击。  
　　黑格保存着连续的记事录。进攻半小时后，口哨响了，他高兴地记下，所有报告都是“……最令人满意的。我们部队处处都越过了敌人的正面堑壕”。实际上，在德军火力下，在到达正面堑壕线之前，他的部队成千上万地倒下来了。德军根据地图上的座标线，把枪炮火力准确地对准无人地带的每一平方码发射，到日落时，无人地带遍布着六万多死伤的英军。在过去历史上的战役中，没有在一天之内有这种惊人损失的记录。马里·法约尔将军的法国部队，比英国人的遭遇好些。他们的炮兵进攻是节奏均匀的，但数量上太少，不能在德国防线上打出一条通道来。  
　　尽管遭受重大损失，英军还是掘壕固守，并因澳新军和加拿大军的到来而得到加强。个人的英雄主义业绩是不少的，有些很杰出。9月初，加拿大下士利奥·克拉克正在肃清康布雷公路以南攻占的五百码德国堑壕系统的一部分。他的大部分同伴非死即伤。在堑壕里面，克拉克遇到两个军官率领的一队二十个士兵的德军。下士在两次把他的左轮手枪子弹打光以后，用两支被丢弃的毛瑟步枪的子弹射击，打死了一个把刺刀刺进克拉克腿部的军官。在其余德军逃走之前，至少又有十六个德国人被打死或打伤。这个加拿大人向残存的五个德国兵射击，打死了四个。这第五个人和唯一的幸存者，也被俘了。克拉克获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但在把这个消息告知他之前，他已经阵亡了。  


第一次使用坦克  
　　初期战役中德国自动火力引起的高度伤亡率，推动协约国研制了“机枪破坏器”，它能越过堑壕，并夷平有刺铁丝网障碍物。1916年9月15日，英军采用了他们的秘密武器——坦克。这是这次大战中最革命的武器，比攻城榴弹炮或毒气意义要大得多。主要创始人是欧内斯特·斯温顿上校，这位作家在战前写的文章，就想象一架自动推进的机器，类似美国的履带拖拉机那样，能在一条连续的带子上前进。  
　　但英国陆军大臣基切纳勋爵拒绝接受坦克，认为它是“一个美妙的机械化玩具，但价值非常有限”。要不是丘吉尔干预，这个计划也许永远不会离开制图板。在他倡导之下，那时担任海军大臣的丘吉尔，非法为海军建筑总监筹集资金，生产一个操作模型。为了蒙蔽间谍，这个象运水车的车辆，被称为坦克。  
　　到1916年8月，制造出来的四十九辆坦克，仍处于试验阶段，坦克的驾驶人员也大都未经训练，那时黑格不顾参加设计和制造的斯温顿和其他人的意见，命令它们参加战斗。即使是首相阿斯奎斯和现任陆军大臣劳合-乔治的辩解，也劝阻不了他。四十九辆坦克中，只有十八辆到达战场。其中拨给加拿大军的六辆，在战斗前或战斗中都毁坏了。约有十辆坦克隆隆地向吓慌了的德军驶去。一辆坦克的驾驶人员攻占了一个村庄。另一辆坦克夺取了一条堑壕和俘获了三百多名俘虏。  
　　丘吉尔报告说，黑格的决定“以这样小的规模把这一巨大秘密暴露给敌人……使他震惊”。在坦克在机械上还不完善，数量上还不充分和还没有适当训练的驾驶员的情况下，就过早使用它们，用英国历史家B·H·利德尔-哈特的话来说，黑格“……不仅危及坦克的未来的有效使用，还坐失了在敌人还没有准备任何对策之前突然袭击的机会。其后果是延长战争的苦难和损失”。  
　　在坦克到达前不久，劳合-乔治访问了黑格和霞飞。看到了几千匹军马促使他说，对密集的自动炮火进行骑兵冲锋是屠杀，可是指挥官们恳切地告诉他说，文官对军事问题的知识，充其量也是无足轻重的。但黑格还有些理解能力。9月16日，他把五个骑兵师中的三个师调往后方，即调到阿尔贝尔城的后面。其他两个师留在前方——以防万一。  
　　索姆的战斗，是打了一系列仗最后退化为局部性的残酷袭击。到1916年11月，双方都衰弱得无以为继了。单是英国的损失——打死、负伤、被俘和失踪——就达四十二万人。法国类似的伤亡是二十万零四千人，德军则共达六十七万人。鲁登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军队已经战斗到停顿不前，现在完全筋疲力尽了。”  
　　协约国的所得和所付代价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六英里宽的一条三十英里长的狭长地带，而缺乏能进攻战略目标的任何有价值的阵地。霞飞的军事经历随着索姆而告终。在政府大改组中，新总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决定霞飞并不是不可缺少的。黑格不但经受住了政治大风暴，甚至还升为陆军元帅。可是，作为索姆攻势的间接结果，劳合-乔治取代赫伯特·阿斯奎斯而担任首相。

费希尔勋爵

十三、海战

　战争爆发时，偶然的机会和温斯顿·丘吉尔的高明判断，使英国舰队得以把大部分德国海军包围在基尔港和威廉港。当弗兰西斯·费迪南德大公被暗杀时，皇家海军已在进行每年一度的演习。丘吉尔预料会有麻烦，下令舰队继续保持满员的战时编制。这一措施，最后使英国远征军能安全运往法国北部。  
　　柏林海军部知道德国的海上力量在公开战斗中对付不了皇家海军，就靠海上突击舰和潜艇来击沉协约国的船舶。英国则用搜索和歼灭措施来反击，同时部署主力舰队封锁德国。海战主要是孤立的和有限的战斗——有时在遥远的大洋中——使英海军控制了海上航道。但潜艇成为不断增长的威胁，一直到1917年都不能有效地反击，那时成批船舶才由用深水炸弹武装起来的美国快速驱逐舰护航。  


福克兰的灾难  
　　格拉夫·马克西米利安·冯·斯佩海军上将的亚洲中队，是1914年8月驶离本国水域的德国最强大的海军力量。他的装甲巡洋舰“格奈泽瑙号”和“沙恩霍斯特号”，和两艘轻巡洋舰“爱姆登号”和“尼恩贝格号”，都碇泊在山东半岛的青岛，这是德国在远东的唯一殖民地。斯佩知道，如果取道最短的路——英国支配下的苏伊士运河——他的舰只就永远到不了德国。沿太平洋和南大西洋向东行驶，他的安全机会就增多了。在舰长的请求下，“爱姆登号”作为一只单独的袭击舰出发，去摧毁印度洋上的海运商业。  
　　斯佩并没有把他的向祖国返航局限为消极的航行。他在圣诞岛和马克萨斯群岛停下来，切断英国在范宁岛横渡大洋的电缆，并炮击塔希提岛。但他不能在德国的萨摩亚群岛抛锚，因为它已被新西兰部队占据，这个海军中队于10月1日到达复活节岛，与巡洋舰“德累斯顿号”和“莱比锡号”会合。一周内，这些战舰在智利以西五百英里左右的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与运煤船会合，然后向南大西洋航行。  
　　英国人有点觉察到斯佩的路线和目的地，派海军中将克里斯托弗·克拉多克爵士去进攻这个海军中队。他的兵力是一艘陈旧的战列舰，两艘装甲巡洋舰和一艘轻巡洋舰，于11月1日在智利沿海城市科罗内尔外的海面上，与德海军相遇。战列舰的最高航速是每小时十五海里，用来作战是太慢了。克拉多克不用战列舰的十二英寸大炮支援，就莽撞地冲向敌舰。在短促而激烈的战斗中，“好望号”和“蒙默思号”连同全部士兵包括海军上将在内，都沉入了海底。只有轻巡洋舰“格拉斯哥号”逃掉。  
　　伦敦的海军部大为震惊，动员了三十艘战舰，包括九艘法国和日本的战舰，巡航斯佩可能进入的大洋航路。这些部队的部署，将使德国海军中队遇到任何一批战舰时招架不住。率领攻击兵力的弗雷德里克·斯特迪海军上将，向南美洲的东海岸行驶。同时，装有十二英寸大炮的战斗巡洋舰“澳大利亚号”，从其南海巡逻中全速前进。它的装备和速度加在一起，单独就能摧毁斯佩的海军中队。  
　　与此同时，在德国于瓦尔帕来索殖民地举行的胜利庆祝中，斯佩和他的部下都是贵宾，智利官员也出席了。斯佩其余的三只船，那时绕过合恩角进入南大西洋，驶向福克兰群岛的斯坦利港，他打算在那里夺取补给，并破坏无线电塔。由于巧合，斯特迪的海军中队于12月8日刚在港口内，那时“尼恩贝格号”的舱面军官从望远镜中窥视，看到了那几艘战斗巡洋舰的明确无误的三角桅杆。  
　　德国海军立即转向和逃走，较快的英国舰只则在后面追赶，良好的可见度和平静的海面提供了优良的战斗条件。要击沉“沙恩霍斯特号”，用十二英寸炮弹进行三小时的猛击才告成功，两小时后，“格奈泽瑙号”也步了它的后尘。英国炮弹的低劣的穿甲能力——一碰着铁板就爆炸，而不是先穿过外壳——需要消耗极大量的弹药。  
　　较快的“尼恩贝格号”和“莱比锡号”后来在夜间被赶上，在反复齐射下倾覆了。德意志帝国海军损失了四艘战舰、两只运煤船和二千三百名船员——包括斯佩海军上将和他的两个儿子在内。只有快速的“德累斯顿号”在黑暗和大雨的掩护下逃脱了。四个月后，它被追踪到德国船常爱去的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遭到击毁。  


袭击舰“爱姆登号”  
　　三个月来，“爱姆登号”在南太平洋掳掠。舰长卡尔·冯·米勒的三千五百吨袭击舰是快速的，装有十门四点二英寸的炮。米勒打算，不但要击沉货船和切断印度的贸易使它处于饥饿水平，还要在亚洲人中间散布日耳曼人的仁慈比英法帝国主义较为可取的言论。在这一战役的头两周中，“爱姆登号”在孟加拉湾俘获了三十艘商船。米勒把他的这只三个烟囱的船，伪装成有四个烟囱。  
　　虽然“爱姆登号”留下了毁坏的痕迹，使协约国恐怖异常，米勒和他的三百六十一名水手却表现得很有礼貌，在国际法条文的范围内对待他俘获的船员。但是，袭击舰的日子不长了。它的最后使命是炸毁爪哇西南约五百英里可可群岛的无线电塔和港口设施。当地报务员对这只船的伪装烟囱感到怀疑，在“爱姆登号”的报务员能够进行干扰之前，就发出了“在进口处外面有只怪船”的警报。那时一支登陆队破坏了无线电塔和播送装置。米勒不知道已经发出了电报，在等待一只运煤船为他的船加煤。  
　　在五十英里左右外，一支澳新军的大护航队于1914年11月9日早晨接到了电报，澳大利亚轻巡洋舰“悉尼号”立即全速驶往现场。米勒把地平线上的黑烟误认为是运煤船的黑烟，等他认识到这是一艘胜过“爱姆登号”的敌船时，为时已晚了。“悉尼号”除二千吨重量的优势外，每小时较快三海里，并且装有八门六英寸大炮。开炮后不久，“爱姆登号”就成为一大堆熊熊燃烧的木材。为了拯救幸存者，米勒把船的残骸冲上暗礁。由于他曾宽待俘虏，被俘的舰长和他的军官被允许保存他们的军刀。  


多格尔沙洲之战  
　　在战争第一个月中，被击沉的德国轻巡洋舰“马格德堡号”使协约国发了一笔横财。在波罗的海海底清查这只船的内部时，俄国潜水员刚巧碰到了一只铅制的箱子，里面有德国电报密码和北海平方面积海图。一份密码被送给了英海军，因此他们能够破译德国海军的机密无线电通讯。后来德军更换了密码，但还是瞒不了英国皇家海军，它们同时研制了定向无线电接收机，来确定敌舰的位置。  
　　除在远洋建立优势外，英海军决心控制北海。1914年8月底，海军中将戴维·贝蒂爵士组织了一次对在赫耳果兰附近巡逻的德国战舰的袭击，这个戒备森严的设防岛屿保卫着约四十英里以东的德国海军基地。由几艘轻巡洋舰和驱逐舰支援的贝蒂的快速战斗巡洋舰，从雾里猛扑出来，击沉了三艘德国轻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在威廉港的德舰能够启航之前，英国海军中队已经撤走。这次出击大大增强了英国的士气。  
　　德海军对苏格兰和英国沿海地区采取打了就跑的不定期袭击，使自己保持戒备状态。他们的目标往往是平民，而不是防卫得很好的英国军港。1914年12月，德海军在近乎平射射程内，炮击约克郡的两个港口，至少打死了五百个平民。然后他们继续去考验英国的北海防务。1915年1月23日，在没有月光的夜间，海军中将弗兰茨·冯·希佩尔的四艘战斗巡洋舰、四艘轻巡洋舰和十九艘驱逐舰的海军中队，溜出了威廉港。他的目标是多格尔沙洲的英国海军巡逻艇和渔船，这里是英国和丹麦之间北海中途的一片广阔沙洲，以鳕鱼驰名。  
　　英海军靠截获的无线电得知这次袭击，派出一支舰队。来迎击掳掠者。第二天清晨，在赫耳果兰以西约一百九十英里，从福思湾的罗赛斯开来的五艘战斗巡洋舰和四艘轻巡洋舰，同从驻守在哈里奇的部队开来的另外三艘轻巡洋舰和三十艘驱逐舰会合。在贝蒂的指挥下，这个海军中队开出去迎击德国的袭击舰。英国主力舰队司令官海军上将约翰·杰利科爵士，从斯卡帕弗洛驰来和贝蒂会师，但到达太迟，未能赶上这次战斗。  
　　作为希佩尔的先头侦察舰，德国轻巡洋舰“科尔贝格号”从东南上驶，在上午7时过后不久，看到了英国轻巡洋舰“阿雷苏萨号”。互相炮击引起了第一次相遇的贝蒂和希佩尔的注意。他们将在日德兰的有史以来最大海战中再次相逢。希佩尔看到这样一支出乎意外的兵力吃了一惊，立即倒转航程，全速返航到威廉港的安全地区。在接着五小时连续战斗中，速度稍快的英国舰只逐渐缩短了距离。以每小时二十八海里速度冲在前面的贝蒂旗舰“狮号”，缩短了对希佩尔最慢的战斗巡洋舰“布吕歇尔号”的射程，于上午8时62分进行第一次齐射。不久，大部分敌对舰只都全力搏斗起来。英国人感到这是一个有把握的猎获物，把他们的炮对准“布吕歇尔号”。在一个多小时内，这只船因内部爆炸而剧烈摇晃起来，但不肯下沉。  
　　战斗巡洋舰“德弗林格尔号”上的炮手，向贝蒂的旗舰发射许多十一英寸和十二英寸的穿甲炮弹，迫使“狮号”以每小时十五海里的速度落在后面，同时其他英舰追击逃敌。希佩尔不再受到“布吕歇尔号”的妨碍，尽量利用机会加速返航。贝蒂不能用战斗力受到削弱的“狮号”来追击，指定统率“新西兰号”的穆尔海军上将领导追赶，并打旗号“攻击敌人的后方”。小心谨慎到胆小程度的穆尔，看错了贝蒂的命令，集中炮轰已经受创到不能进行任何抵抗的“布吕歇尔号”。  
　　贝蒂立即再打旗号“向敌人靠近些”，于是穆尔就把他的中队向运气不好的“布吕歇尔号”靠近些。现在从船头到船尾都着了火、几门小炮还在无规律地发射的“布吕歇尔号”，于下午12时15分徐徐倾覆了。当希佩尔的舰只在东南地平线上消失时，贝蒂把他的司令旗移至快速驱逐舰“攻击号”，赶上了他的中队，再把他的司令旗移至战斗巡洋舰“皇家公主号”。下午12时30分，海军部的电报警告他，德国的整个公海舰队已经开出，要把希佩尔的舰群护送进耶德湾。在贝蒂向英国返航时，主力舰队开到现场，协助把打坏的“狮号”拖回罗赛斯修理。  
　　多格尔沙洲之战未能以更有决定性的英国胜利告终，多半由于无能的穆尔海军上将，他立即被撤职。德海军的损失是一艘战斗巡洋舰击沉，其他两艘受损，九百五十四名船员阵亡。英国的伤亡包括两艘船受损和十五人阵亡。德国海军部最不安心的是英国人预先知道它的海军行动。此后十八个月中，德国公海舰队入港停泊，把重点放在潜艇活动方面。

费希尔勋爵

十四、日德兰之战

　　1916年1月，好斗的赖因哈德·舍尔海军上将被任命为德国公海舰队总司令。他长期以来对于英国对德国的“饥饿封锁”感到发愁，当德皇在美国干预的威胁下减低潜艇封锁的速度时，他的沮丧加剧了。尽管舍尔好斗，他却避免同较强的英国海军进行全面战斗。他沿着英国沿海地区开始了一系列打了就跑的袭击，意欲吸引英舰追击，如果形势对他有利的话，他就要向这些英舰进攻。  
　　英国有三十七艘无畏战舰级的战列舰和战斗巡洋舰，对付德国的二十三艘主力舰，在大炮威力方面甚至占更大优势——一百六十八门十三英寸半和十五英寸口径的大炮和一百零四门十二英寸口径大炮，对德国的一百七十六门十二英寸口径大炮。英国还有三十四艘重、轻巡洋舰，对德国的十一艘巡洋舰，驱逐舰的对比是八十艘对六十三艘。  
　　舍尔派出小批巡洋舰对付英国沿海城市，多雾的天气阻止了英海军的追击。5月30日，他订出一个方案，想把皇家海军诱入圈套。他的诱饵是游弋在挪威海岸的弗兰茨·冯·希佩尔海军上将指挥的由轻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海军中队。他推论，英国人是不会派出整个舰队来拦截一次有限的侵袭的。在五十英里之后跟踪着的，是舍尔指挥的公海舰队的全部力量。如果英海军出击，希佩尔进行象征性的抵抗后就转舵，把追击者引进舍尔的大舰队的射程内。  
　　德国的出航计划在前一天就被英海军知道了，但舍尔的目的依然是个谜。威廉港的无线电台，继续用舍尔的旗舰“腓特烈大帝号”的呼号广播，使英国海军部认为德国的主力公海舰队仍在港内。将近5月底，英国海军译电员截获了突然出现的大量无线电通讯，表明有异常的海军活动。在看到苏格兰海岸外有一队潜艇时，更增加了英海军的怀疑。海军上将约翰·杰利科和海军中将戴维·贝蒂都感觉到有意外的行动，想出了实际上是一样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要诱使舍尔攻击表面上较弱的英国部队，经过短暂的互相炮击后，英国部队将退向潜伏在地平线外的英国主力舰队。  
　　5月31日破晓前，希佩尔的旗舰二万六千吨的“吕措夫号”，率领诱敌深入的海军中队驶向丹麦海岸直到斯卡格拉克，这个北海伸出的八十英里宽的一条海峡，把丹麦和挪威分割开来。舍尔所以选择这条路线，在于使沿海地区众多的英国间谍，得以报告德国部队的所在。为了进一步表明他的方位，希佩尔的无线电发报机不停地发报。德国人透露的东西确实比他们想透露的多。英国东海岸的无线电探向站，辨出二万八千吨的“巴伐利亚号”是德国海军的主要无线电通讯部队。  
　　5月30日夜，英国主力舰队循着岔开的路线向东行驶，在挪威海岸以西约五十英里处再和贝蒂的舰群会合。贝蒂的诱敌深入舰队由四艘战列舰和六艘战斗巡洋舰组成，而希佩尔的海军中队则包括五艘战斗巡洋舰。双方都有轻驱逐舰进行侦察。  
　　一艘水上飞机母舰，即由丘纳德轮船公司的旧轮船改装的“坎帕尼亚号”，已经装上四十码的飞行甲板，预定随同贝蒂的舰群航行，但由于发生差错，母舰舰长直到贝蒂离开以后九十分钟才接到他的命令。杰利科在午夜首先得知“坎帕尼亚号”不在，那时它单独驶进黑暗中；到上午2时，他才知道它已经离开斯卡帕弗洛。杰利科注意到这艘母舰是在没有护航的，潜艇很多的水域中航行，命令它返回港口。由此而造成的缺乏空中侦察，对日德兰之战起了重大作用。  
　　贝蒂海军上将的航线，大致与杰利科保持一致，但在再往南约七十英里。5月31日下午2时后不久，贝蒂转而向北，于傍晚在斯卡格拉克和主力舰队会合。那时，希佩尔的小舰队在以东三十五英里，按平行的航线向北行驶，同时舍尔的主力舰队以五十英里的距离跟踪在后。这两位德国海军军官都不知道贝蒂就在眼前。  
　　几分钟后，贝蒂的舰只转而向北，东侧翼的一艘轻巡洋舰“加拉蒂号”上的了望员，看到远方的丹麦不定期货船“N·F·弗约尔号”喷出异常多的蒸汽。“加拉蒂号”离开编队，前往查看。与此同时，希佩尔的掩护两侧翼的轻巡洋舰“埃尔平号”，看见了这同一只船，转轮向它驶去。这两艘轻巡洋舰差不多同时候互相认出来了，火速向各自舰队发出警讯，“敌人在望！”  
　　要是航空母舰同贝蒂的中队一起航行，对德海军有利的这场遭遇战是可以避免的，因为敌对双方很可能在再往北的地方遭遇，那就在杰利科的主力的射程之内了。“加拉蒂号”和“埃尔平号”相向全速行进，于下午2时52分相互齐射后停止战斗。只有一发哑弹落在英国船上，当一个水手拣起炮弹，扔向船外时，他的手被烫焦了。在夜幕降临前，二百六十五艘战舰——英国一百四十九艘，德国一百十六艘——和十万名左右海军，在四百多平方英里的洋面上，展开了一场大战。  
　　贝蒂指挥所有舰只“处于全面待战状态”，然后急忙下了一道轻率的命令。他命令他的六艘战斗巡洋舰以每小时二十五海里的最高速度走在前面，同时他的四艘较慢但更有威力的战列舰则落在后面。贝蒂企图同包括希佩尔的“吕措夫号”在内的敌军五艘战斗巡洋舰交战，而牺牲了他在数量上近乎两对一的优势。  
　　希佩尔被英海军看到了，就遵照舍尔的计划，折向东南，向等在那里的主力公海舰队驶去。贝蒂的中队尾随着，希佩尔在二万一千码处开炮。这位德国海军上将主要关心的，是英国十三英寸半和十五英寸炮群对付他的十一英寸和十二英寸大炮，但在短暂的互射中，德海军的射击技术大大胜过英海军。贝蒂的旗舰“狮号”和“虎号”一再被击中。  
　　几乎每次德国齐射都未中目标，或者夹叉射击得这样接近，以致爆炸使英国的船壳钢板都变形了。下午4时，一弹洞穿“狮号”炮塔中部，爆炸了。只有炮塔指挥官、皇家海军陆战队少校F·J·哈维在爆炸中幸存下来，他活命的时间足以拯救这条船。爆炸炸开了炮塔的炮闩，使火药袋着了火。他的双腿炸掉了，垂死的哈维通过传声管下令向弹药库放水。因为他的英勇，哈维少校死后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英海军由于损失了“玛丽女王号”，受到使人震惊的打击，这是一艘装有十三英寸半大炮的二万六千三百五十吨的战斗巡洋舰。德海军穿甲炮弹的一次齐射，穿过了它的九英寸厚的钢板，据一位目睹者说，引起了“一小阵看来象煤灰那样的尘雾……这就是它被击中的地方，但此外再也没有什么了，直到几分钟以后，前面又冒出可怕的黄色火焰和一大片浓密的黑烟，而‘玛丽王后号’本身则再也看不见了”。它的一千二百七十五名船员中只有九名生还。  
　　几分钟后，“不屈号”被从力量相等的二万一千吨的“冯·德·塔恩号”射出的两枚射弹击中。三十秒钟后，看不到烟，也看不到火，这只船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连同一千零十七名船员葬身海底。象“玛丽王后号”那样，弹药库爆炸了。附近友舰上的人惊呆地看到，“各种东西都被炸到高空，一只五十英尺蒸汽推动的舰载水雷艇……被炸到约二百英尺高”。  
　　帽子漂亮地歪戴着的贝蒂，在“狮号”的舰桥上徐步，眺望海上的景色。被击中舰只上的火焰直冲天空。炮弹飞入水中爆炸就象它们击中钢板那样，涌起百英尺高的喷泉。死鱼在水面飘浮，远至目力所能及。在它们中间上下簸动的是挣扎着的人们，血肉模糊的尸体和破船的碎片。他的两只船已被击沉，除“新西兰号”外，其余的船也都受伤。贝蒂决心继续小规模战斗，深信四艘无畏级战舰不久就会和他会合。德国炮弹突然击中“皇家公主号”，把它包围在烟雾和火焰之中。这位海军上将转过脸来，露出烦恼的神色对他的海军将官评论说，“查特菲尔德，我们这些该死的船今天有点毛病。向左转动两个罗经点”，这个方位其实是向着敌人开去。  
　　不久，贝蒂就和海军上将埃文-托马斯的战列舰中队——“巴勒姆号”、“马来亚号”、“勇敢号”和“战仇号”——会合。舍尔的伏击贝蒂的方案现在已被挫败。这位德国海军上将不是去把英国中队诱人希佩尔的战斗巡洋舰和他的主力舰队之间的陷阱，而是不得不伸出他的手来使希佩尔免于必然的毁灭了。  
　　离“狮号”两英里远的一艘轻巡洋舰，在下午4时望见了舍尔的大舰队，立即通知杰利科和贝蒂。贝蒂继续按原来方向航行，直到德国主力舰队隐隐呈现在地平线上为止，然后一百八十度转弯，全速向北行进，以谋求杰利科的大炮的保护。埃文-托马斯没有看见转向的旗号，他的战列舰成为敌舰炮火的目标，在避开德海军之前，遭受了损伤和伤亡。“巴勒姆号”和“马来亚号”被数次击中，“战仇号”的操舵装置也暂时失灵了。英海军也惩罚了敌人；“冯·德·塔恩号”的每一门炮都被扭曲成无用的残铁，“吕措夫号”勉强靠自己的蒸汽继续航行。  
　　下午5时30分，德国先遣驱逐舰看到几艘英国轻型舰只从东北向它们驶来。这些舰只都是侦察舰，属于海军少将霍勒斯·胡德指挥的由三艘战斗巡洋舰组成的舰群，是杰利科派来加强贝蒂的中队的。在短暂的交锋中，德国轻巡洋舰“威斯巴登号”连续遭到猛击，和它的大部分船员沉没了。两艘驱逐舰，即德国的V-48和英国的“鲨鱼号”，也同归于尽。  
　　两艘陈旧的英国巡洋舰，一万四千六百吨的“防御号”和它的姊妹舰“勇士号”，在六千码处和希佩尔的战斗巡洋舰交战。四分钟内，“防御号”被炸裂，它的九百零八名船员牺牲了；第二天，“勇士号”在被拖进苏格兰港口时也沉没了。到此时为止，德国的成绩是击沉对方三艘战列舰、两艘战斗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自己只损失了一艘轻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  
　　这两支大舰队现在正互相向对方冲去，但只有英海军知道这回事。杰利科不断和伦敦海军部通讯，那里的破译专家——被缴获的德国海军密码簿放在他们面前——截住舍尔、希佩尔和柏林海军部之间往返的电讯。依靠无线电探向器和德国海军的北海平方面积海图，英国技术人员确定公海舰队正在变动中的方位。下午5时45分，杰利科接到通知，知道敌人在一小时一刻钟之前在什么地方。  
　　英国舰队以每四艘战列舰成一行、六行并列的队形向南航行前进。每行相距二千码，每只船相隔五百码。这种队形是不合战斗需要的，因为只有少数炮能向前射击；只有各舰依舷侧排成一行，容许每舰的船头炮群和船尾炮群同时瞄准，才能发挥最大限度的火力。  
　　要把战列舰部署成舷侧单行，需要四分钟，但这种动作的先决条件是要敌舰正好在前面，并且已经知道它的准确距离。如果敌人迫近左侧翼或右侧翼，则用另一机动动作，使舰队可以向进攻的兵力列成舷侧单行。杰利科不能决定他的机动动作，直到他知道舍尔的航向和方位。  
　　下午6时，杰利科的“铁公爵号”和贝蒂的“狮号”互相望见了。舰队总司令发信号问道，“敌人的作战舰队在哪里？”但没有接到回答。贝蒂把舍尔的部队丢失了。十分钟后。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在贝蒂用闪光灯信号回答之前，四分钟过去了：“已经望见敌人作战舰队的方位西南偏南。”敌舰正好向英国主力舰队的右侧翼行进。杰利科稍为研究了一下罗盘，然后下令向左舷散开。几秒钟内，他的左纵队全速向前行进，其他五个纵队顺利地鱼贯而行，直到二十四艘无畏级战舰排成一条一万五千码长的作战单行，向东南行驶。  
　　这一机动动作完成之前，舍尔并不知道英国主力舰队就在这个区域。当东北地平线变成一片银白色和桔黄色闪光的全景，继之以一阵冰雹般的巨大爆炸炮弹时，他的轻型侦察舰只几乎来不及向他发信号。杰利科正在做“T”字的战略机动动作，使舍尔的一艘接着一艘的成行舰只，在发挥炮火威力方面大大受到阻碍，而英国主力舰队却能够用所有大炮轰击它们。  
　　皇家海军是在有利条件下射击的。除炮口发出的闪光外，杰利科的舰只被东方天空的阴暗和德舰烟囱里吹向东方的浓密煤烟所遮蔽。十分钟内，舍尔的前沿舰只至少受到十二次使丧失战斗力的命中。“柯尼格号”燃起大火，“吕措夫号”的船头几乎在水线以下，它后来沉没了。“冯·德·塔恩号”的上层结构崩塌，大炮歪倒在躺满着已死和垂死的人的甲板上。  
　　舍尔没有浪费时间。下午6时36分，他发出了标准的海军命令“转向右舷作战”，根据这项命令作战队形转向右舷，倒转航向，各舰一齐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然后在薄雾中消失。在逃走之前，德海军进行了一次突击。虽然“德弗林格尔号”已被命中数次，它向胡德的旗舰“无敌号”发射了临逃前的一次齐射。雷鸣般的爆炸把这艘一万七千二百五十吨的船裂为两半。船首和船尾冲向天空一百英尺，然后这两半截连同全体船员一千零二十六名都沉没了。  
　　德国海军退却后，杰利科惟恐他的舰只遭到敌人丢在后面的水雷(德国海军一个水雷都没有带)或驱逐舰发射的鱼雷的损害，命令他的舰队倒转航向。两个对手谁都望不见谁了。在接着发生的短暂平静阶段，杰利科把他的舰队改编成六个纵队，并把航向改为西南，意欲使他的舰只在公海舰队和德国之间成为一道障碍。航向的稍稍改变，又使杰利科的舰队在舍尔和他的国内基地之间组成一个浅浅的新月状队形。时间在消逝，天色在变暗，薄雾也浓起来了。  
　　下午7时，又见德舰正从西面迫近。舍尔决定穿过英海军的后面向本土突进，但他计算错误，又慌慌张张地撞进了杰利科的大舰队。这时他的“T”字形比以前更有威胁性了。条件再一次于杰利科的舰队有利。舍尔的舰队在西方仍然光亮的天色下现出轮廓，而在德国观测目标的人员看来，英国舰队却只有模糊的形状。  
　　在发现德海军四分钟后，杰利科稍稍改变航向以便缩短射程，并在九千码外开炮。此后的十五分钟，是大炮怒吼和炮弹爆炸的震耳欲聋的地狱景象。舰只象幽灵般地从薄雾中钻出，齐射了一两次，然后又消失了。前沿的德舰都被集中的炮火所覆盖。除炮口的闪光外，舍尔不能看到他的敌人。  
　　为转移英国对他的主力舰队的注意，舍尔下令施放烟幕，以便德国驱逐舰发射鱼雷，但所有鱼雷都没有中的。随后，舍尔指挥他的战斗巡洋舰“冲向敌人；直接冲去”。在这个保护性的烟幕后面，公海舰队的其余舰只再一次倒转航向。当最后一批舰只赶快驶离英海军后．巡洋舰也脱离战斗，和它们的舰队会会。损坏得很厉害的“吕措夫号”被丢下来任其沉没，同时希佩尔换乘“毛奇号”。在他旁边的是他的参谋长埃里希·雷德尔，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成为德国海军总司令。  
　　希佩尔的已经遭到连续猛击的舰只，进一步受损。大量海水涌进裂口。他的所有战斗巡洋舰都载着一千吨或更多的海水；“赛德利茨号”甲板下面虽有五千吨水危险地晃动着，它还是继续航行。(这些船在三个月内都能修复，回去服役，它们设计师的技能是值得称颂的。)在“德弗林格尔号”上，躺着五百多个死人，主炮塔成为一片废墟。戴着防毒面具的幸存船员，踉踉跄跄地躲避下面的火焰发出的致命烟气。  
　　杰利科担心鱼雷，转向与向西逃的德国人相反的方向。距离扩大着，直到下午8时，那时英国海军上将感到已够安全，可以掉头跟踪德国人了，但黑暗使他剩下的胜利机会消失了。下午8时25分，贝蒂的快速战斗巡洋舰开到向西航行的若干德国舰队的射程内，并且开炮。德海军以若干次齐射回击，但不久双方都望不见对方了。  
　　夜间，杰利科不愿恢复战斗。他的较长的大炮射程和数量上的优势，对付偷偷摸摸地进入鱼雷射程的小船，占不到便宜。进一步的危险在于，在黑暗中的意外碰撞或互相射击将危及他的舰只。他知道，舍尔返航的航线将是通过德国布雷区的三条水道中的一条。他打算在舍尔和德国海岸之间的几条途径巡逻到清晨，在白天结束战斗。  
　　英国大舰队改编成三个平行的纵队，把驱逐舰部署在船尾九千码的地方，以防鱼雷。任何被那支纵队看见的战舰，就要被认为是敌人。下午9时17分，这个编队向南巡航，以贝蒂的中队为前卫。一只布雷艇驶到丹麦海岸外面去封锁合恩礁水道，这是舍尔三条可能逃遁的途径之一。  
　　在那天夜间早些时候，这两支敌对舰队按大致平行的航线航行，相距六英里，每方都不知道对方。舍尔十分希望避免再一次战斗或更远离德国海岸。他决心必要时冲过英国的前哨线，于9时10分向合恩礁水道行进。  
　　这次战斗的最后一幕于11时30分开始，那时朝着合恩礁东驶的德国舰队的先头部队，和英国的后卫驱逐舰遭遇。随之而来的是双方混乱的碰撞，在照明弹、探照灯和着火舰只的眩目光辉下进行疯狂的战斗。午夜后几分钟，英国巡洋舰“黑太子号”向重型舰只的模糊轮廓驶去，显然相信它们都是友舰。伯纳姆舰长发出信号，要求对方回答当天的秘密口令。回答来得很快。强烈的光束笼照住了这艘巡洋舰，四艘敌人的战列舰从舷侧开炮，使它变成一团巨大的火球。在震撼夜空的爆炸声中，“黑太子号”连同三十七名军官和八百二十五名水手消失了。  
　　一艘英国驱逐舰向陈旧的“波默恩号”射出鱼雷，这是德国在这次战斗中丧失的唯一主力舰。希佩尔的轻巡洋舰“埃尔平号”在和战列舰“波森号”的一次意外相撞中沉没。英国驱逐舰“喷火号”撞上了德国战列舰“纳绍号”。只有几个人侥幸生还。英国驱逐舰“蒂珀雷里号”——后来沉没——的舰长温图尔匍匐下来；一颗敌弹飕的一声窜过他的头顶，打掉他的帽子，在他头皮上留下一条浅槽。  
　　舍尔的舰队脱身出来，继续向合恩礁驶去，在上午3时30分到达。两艘英国战列舰在不到三英里距离的地方监视着，但没有通知杰利科。英国海军部发来的电报通知他，公海舰队可能向合恩礁航行，但细节则模糊不清。伦敦还忘了通知他，舍尔要求派飞机侦察合恩礁——他的计划的明确证明。拂晓时，杰利科恢复他对脱离主队舰只的搜索，但一无所得。4时15分，海军部报告说，舍尔将要安全到达合恩礁。最后把英国的幸存者都打捞完毕后，失望的杰利科向斯卡帕弗洛驶去。
日德兰之战结束了，每方对于双方的自称胜利展开激烈的争论。从有形的标准来看，德海军所受的损害较小，伤亡也较少。英海军共计损失三艘战斗巡洋舰，三艘轻巡洋舰和八艘驱逐舰，六艘其他舰只受到重创，伤亡人数六千九百四十五人；德海军损失一艘过时的战列舰，一艘战斗巡洋舰，四艘轻巡洋舰和五艘驱逐舰。四艘其他舰只受到重创，伤亡人数三千零五十八人。在实际吨位上，英海军损失十一万五千零二十五吨，德海军损失六万一千一百八十吨。  
　　德国在技术上的熟练显然胜过英国人；他们装有定时信管的穿甲弹穿过英国船壳爆炸，具有很大的破坏作用。英国炮弹不能穿过敌舰钢板，往往碰上就炸。德国船的上甲板在长射程的炮战中提供了较好的防护，鱼雷在它们加固了的舷侧爆炸，造成的损伤也较小。而且，德国在信号技术、测距和夜战设备方面，也都超过英国主力舰队。  
　　在至关重要的防火系统方面，德海军更是优越得多。炮弹在德国炮塔里爆炸，不会引起进一步的损害；防护得很好的垂直通道，防止火势下窜到弹药库。至少三艘英国战斗巡洋舰的炸裂，是由于炮弹在炮塔里爆炸时，引起了下至火药甲板的一系列炸药的爆炸。没有一艘德国船因这类缺陷而丧失。英国海军设计师集中注意力于速度和大口径大炮，而忽视了其他必要的改进，在这次战斗中是很明显的。  
　　舍尔在他给德皇的报告中说，德意志帝国海军能“予敌以巨创，但……即使在公海上取得最有利的战果，也不能迫使英国和解……我们的地理位置与岛国相比的不利之处……不能靠我们舰队来补偿……”。他最后说。无限制潜艇战是必不可少的，“那怕冒同美国作战的风险也罢”。同英国人自称的相反，德国公海舰队并没有被围困在港内。1916年8月和10月，以及1918年4月，舍尔领导了三次突围，出击协约国的航运。英国海军无力摧毁德国海军，从而粉碎了把波罗的海向俄国开放的一切希望，这也许加速了沙皇政府的垮台。  
　　象贝蒂这种身份的人，就吐露过对皇家海军的缺陷感到惊恐，这种缺陷他在日德兰之战前早就应该知道了。在他于1916年11月接替杰利科的一个月前，贝蒂就忧郁地承认，如果德国进攻丹麦，英国主力舰队不能提供什么援助。1918年初，贝蒂在海军部的一次会议上说，“现在必须认为，德国的战斗巡洋舰中队的确比我们的优越。”他还说，日德兰之战后订购的新穿甲弹，在夏季之前，还不能供英国主力舰队使用。  
　　谈到海军力量的有效使用时，这位海军上将断言，“英国主力舰队的正确战略，不再是不惜任何代价力求使敌舰出战，而是使它留在基地，直到……形势变得对我们更为有利。”

费希尔勋爵

十五、潜艇战

　德国是认识潜艇潜力的第一个交战国家。海军军官原来把这种舰艇看作是侦察部队，或保卫港口对付来自海上进攻的防御船只。在大战最初几个星期中，潜艇被用于以机枪扫射北海的英国拖网渔船，但在英国船也装上机枪，或由武装巡逻艇护航时，就不再这样使用了。大战开始时，英国有三十六艘潜艇，全都限作海岸巡逻之用。德国有二十八艘，但只有十艘能巡航到二千英里的地方。  
　　当大战还不到两个月时，潜艇就已显出它的能耐来。U-9潜艇，是三十二岁的奥托·韦迪根在他第一次出勤时指挥的。1914年9月22日拂晓，他的航海日志记录着二百英里平静无事。韦迪根躺在荷兰海岸外水面下六英尺，决定在返回威廉港之前，通过潜望镜作最后一瞥。从朦胧的轮廓立即辨认出是三艘英国装甲巡洋舰的形态。上午6时30分，在水下十二英尺左右，当“阿布柯尔号”驶入他的射线时，韦迪根发射了一枚鱼雷。“阿布柯尔号”的舰长误以为是水雷爆炸，发信号给其他两只船靠近些，以搭救幸存者。但这只船沉没得太快，甚至没有来得及放下救生艇。  
　　在“克雷西号”放下救生艇时，U-9发射了又一枚鱼雷。韦迪根没有移动方位，把第三枚鱼雷射入了“霍格号”，这条船当时正在向四周乱开炮。只有“克雷西号”仍然半浮地在榜徨着。U-9艇长使潜艇浮上水面，把“克雷西号”消灭了。到这时候，幸存者方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次战斗有一千六百多人丧生。  


“卢西塔尼亚号”中了鱼雷  
　　德国没有什么行动象击沉“卢西塔尼亚号”那样激怒美国舆论的了。在一千一百九十八名牺牲者中，有二百九十一名妇女，九十四名婴孩和儿童。1915年5月1日，星期六，这艘巨型邮船从赫德森河的停泊处回来，驶向利物浦。那一天，德国潜艇U-20从埃姆登溜出来，搜捕协约国的航轮。不列颠诸岛周围的水域，被德国政府宣布为战区，所有船只，不论是敌人的或中立国的，都将被送往海底。  
　　丘纳德轮船公司自豪地称赞“卢西塔尼亚号”是“现在在大西洋中航行的最快和最大的轮船”。它的最高速度是每小时二十五海里，比任何潜艇快两倍。英国海军部考虑到这种有利条件，在1915年4月16日致船长的一份机密备忘录中强调指出：  
　　“快速轮船可以靠曲折的航行，大大减少潜艇突击成功的机会。当战舰在潜艇经常出没的区域巡航时，总是采取这种航线的。潜艇的水下速度很低，除非它能记住和预知被攻击船只的航线，要进入发动攻击的方位是非常困难的。”  

　　尽管有这种警告，丘纳德公司的董事们命令“卢西塔尼亚号”以四分之三的速度航行，以节省煤和劳动。由于某种原因，船长威廉·特纳也忽视在显然危险的水域里采取曲折的航线。  
　　5月7日，指挥U-20的瓦尔特·施魏格尔，把潜艇浮在离爱尔兰东南海岸金塞耳老岬约十二英里的海面上，它已经击沉了两只英国轮船和一只帆船。当U-20正在返回基地时，它的了望员望见了一艘轮船。U-20潜到水下四十四英尺，以全速前进，开到轮船前面的攻击方位。  
　　一小时后，潜艇已在这艘七百八十五英尺长的轮船的半英里内，施魏格尔发射了一枚鱼雷。“卢西塔尼亚号”上的大部分乘客午餐刚毕，都在甲板上眺望爱尔兰海岸。他们恐怖地看到鱼雷激起的一道泡沫。鱼雷击中后十八分钟，“大西洋王后”消失于波涛之下。施魏格尔记下了它的苦难：  
　　“成功地击中了右舷的舷门后面，看到了非常强烈的爆炸，引起一片巨大的烟云，喷得比烟囱还高。随着鱼雷爆炸之后，很可能发生了第二次爆炸（锅炉，煤，火药？）。中弹点上面的上层结构和舰桥，都被炸得粉碎。燃起了大火。这只船立即停航，右舷倾侧得很厉害，船首很快下沉。看来好象它任何时候都会倾覆。船上很乱。许多救生艇被放下来了，显然是那些已经不知所措的人放的。索具放松很不平衡，以致有时装满了人的小艇从船首或船尾先碰到水，立即沉没。”  

　　德国为这次鱼雷攻击辩护，指责“卢西塔尼亚号”是一艘装运炸药和军火的战舰。（这只船的舱单列出不过四千二百箱轻武器子弹，和一千二百七十一箱退膛的榴霰弹。）灾难消息在整个德国被欢呼为伟大胜利，可以《科隆人民报》为代表：“我们以欢乐的自豪，注视着我国海军的这一最近功绩。”颁发了“卢西塔尼亚号”奖章，以纪念这次事件。  
　　反德偏见迅即传播在向来宽容的整个英国。人群打破了为德国人所有的店铺的橱窗，捣毁了店里的东西，警察感到有趣地在旁边看着。德国出生的人被从伦敦交易所和国内其他地方的交易所驱逐出来。政府清查了已经登记的一万九千名敌侨，并把年龄在十七岁和四十五岁之间的所有德国男人都拘留起来。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给柏林的一份严厉照会中，抨击这次击沉是违反国际法和对人类的犯罪。他强调指出，美国为了保卫中立国的国民为非军事问题到他们乐于去的任何地方旅行的权利，“不会省略任何言论或行动”。以前从来没有一个中立国，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如此愤怒地向一个交战国挑战的。  
　　威尔逊的警告只不过使德国外交部清醒起来，它害怕美国的军事潜力。但海军军官们加以嘲笑，他们确信能够在公海上轻易地打败美国。为了准备答复威尔逊，外交部要求海军部提供关于“卢西塔尼亚号”事件的所有资料，后者则甚至不答理这个要求。海军将官们对德皇的影响，导致继续进行无限制的潜艇战，这终于将改变对德国的形势。  


伪装猎潜舰  
　　当德国破坏协约国贸易的战役达到危机水平时，急得走投无路的英国海军部研究和拒绝了无数建议。一位无名英雄提供了解决办法。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是针对武装商船的，不加警告就把它们击沉了。可是，对非武装商船特别是帆船，在船员登上救生艇之前是不予击沉的。敌人的登船队接着上船掠夺战利品，然后用炮火把这只船击沉，以节省鱼雷。伪装猎潜舰就是设计出来反击这种做法的。  
　　望见一只陈旧的不定期货船沿着贸易航线笨重地缓缓航行时，德国指挥官把他的潜艇升上水面，向货船的船首开一炮，令它停航。事前经过排练的“惊慌的一伙”军官和水手急忙冲到救生艇那边。有时这些伪装人员中间，有一个穿了船长服装的水手冲出来，高举着装在鸟笼里的一只色彩鲜明的（剥制的）鹦鹉，这一景象往往把德国人逗乐了。  
　　与此同时，隐藏的十二磅炮都瞄准载了掠夺队靠近过来的潜艇。当潜艇进入射程时，大炮周围伪装的护墙随着铰链倒下，英国皇家海军旗也扯上了桅杆。在潜艇能够发射它的甲板炮或急速潜没之前，它成为致命的炮火的目标。只有潜艇被击沉，并且这个事件没有报告给柏林知道时，这种做法才有效。  
　　尤勒斯·西尔伯是德国最机敏的战时间谍之一。他离开本国生活已久，讲得一口正确的英语，的的确确被认为是加拿大人。西尔伯的语言才能使他被欢迎去担任邮政检查工作，虽然事先没有受过任何间谍训练，他的丰富常识使他没有受到怀疑。  
　　有一天，西尔伯打开一个信封，偶尔发现一件突出的情报。寄信人在信里写着，他的哥哥是位海军军官，驻在离家不远的一个重要基地。他正在执行一个将结束潜艇威胁的秘密方案。西尔伯意识到这是一个有高度优先价值的机密，就到写信人所在的港口，以政府检查员的官方身份去访问她，对她在通讯中泄露机密情报提出警告。这位妇女恳求他不要再采取任何将危及他哥哥的前程的步骤。在他们谈话中，检查员套出了许多细节。伪装猎潜舰——每艘都凭秘密的Q号数来辨认——都是不定期货轮、帆船和经过修理适于航海的拖网渔船。伪装船乘上穿着不伦不类商船船员服装的海军船员，装有隐蔽的大炮和鱼雷发射管。西尔伯把情报送到了柏林。  
　　不久，潜艇指挥官摒弃了豪侠作风。没有警告就发射鱼雷。潜艇船员们再也没有苏格兰威士忌酒和英国烟这些乐事了。为了在不相等的战斗中依然能够不沉，伪装船用木材和软木保持浮起。在向不定期航轮发射鱼雷时，敌人的潜艇先观察它所受的损害，然后浮起用炮弹把这只船击沉。  
　　对伪装猎潜舰的舰长来说，他奉命要等到潜艇进入射程时才得开火，是一个关键时刻。任何可疑的姿态都会使潜艇急速潜没，随之而来的是会使伪装船完蛋的又一枚鱼雷。军官和水手“惊慌的一伙”互相推挤地爬进救生艇，放到水面上，拼命划离受损的船。这类机动动作有时使潜艇敢于浮到水面上来。这时炮手就可开炮了。  
　　伪装船Q—5沿着贸易航线曲曲折折地航向利物浦，那时一枚不告而放的鱼雷在它的船壳上打了一道裂缝。严重灼伤的人在机器舱里坚守岗位，直到涌进来的海水迫使他们登上甲板，他们隐蔽地躺在那里，不顾身上痛苦的创伤。将近半个小时，炮手们站在深水中，那时Q—5在徐徐下沉；没有人做过一个错误的动作。  
　　仍然潜在水里的U—83缓缓向它的猎物驶去，对于没有危险威胁感到满意，然后在平射程内浮上水面。潜艇舰长刚从驾驶指挥塔里露出身来，第一发炮弹就把他打死了。中了三十多发炮弹，这只潜艇很快沉没。到掠夺者被送往海底之后，被淹没的Q—5方才呼救。附近的驱逐舰和单桅小帆船赶来营救，驱逐舰把这个半沉没的胜利者拖回港口。  
　　有一百八十多只各式各样和大小不一的伪装船被装备起来，同潜艇作斗争。英国海军部不完全相信它们的能力，最初只作小规模的试验。等到海军部完全承认它们的价值时，德国人也知道这个秘密了。但从1915年7月到1918年11月，伪装猎潜艇仍然击沉了十一艘潜艇，击伤了至少六十艘。  
　　大战期间，约有二百艘德国潜艇被击沉，英国人自称其中一百四十五艘要归功于他们。皇家海军动员了五千多只辅助船舶，数百英里长的钢丝网，也许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深水炸弹、水雷、炸弹、大炮和炮弹，才取得这样的战绩。

费希尔勋爵

十六、空战

空军振翼而飞  
　　1914年8月，交战国的总参谋部认为飞机只有有限的作用。法国对航空的兴趣，只在少数民间运动员中持续下去。霞飞和福煦都对飞行没有一点信心，后者在几年前就不予考虑，认为飞行“对运动来说一切都很好，但对军队来说没有什么用处”。英国军事当局对飞机作为一种武器的威力，也同样抱怀疑态度。  
　　根据一切军事上的考虑，德国在空军方面应该是远远领先的。几年来，德国人为准备战争，已经把他们的资源编入预算了。然而，即使是德国最高统帅部，也不过把飞机看作是个观察哨，在通信兵中给予空军一个无足轻重的地位。到1911年，德国有两个虽小而发达的飞机公司，制造用优良的达伊姆勒和梅塞德斯水冷式发动机发动的阿尔巴特罗斯飞机和阿菲亚蒂克飞机，并且至少还有十四所私立飞行学校。  
　　欧洲进入战争时，最多有三百七十五架可用的战斗机。德国有一百八十架适于执行观测任务的飞机，再加三百架教练机和十三只齐柏林飞船。法国只有一百三十架，英国是六十五架。这些飞机不是为军用而设计的，没有武装，全都用木料和金属线制造，机翼和机身用涂上胶的布覆盖。飞行员比飞机多，但即使如此，只有不到一百个军人懂得怎样飞行。航空军官提出支援地面部队，屡次遭到拒绝。侦察是骑兵的任务，他们抱怨说，低飞飞机发动机的喧声，使他们的马受惊了。  
　　没有本身的传统，处于萌芽状态的空军得临时凑合和发展他们的技术。空中观测是一种前所未知的技术。大部分观测员都是炮兵和骑兵的志愿军官，但飞行员往往是应募入伍的士兵，他们在看到地上的模糊轮廓时，完全不熟悉行进中的部队、大炮装置、弹药堆集等等的形状。由于飞机设计上的原因，要准确地看出敌军集中或运动就更复杂了。观测员从双翼飞机上俯视的视线，常被下翼挡住。他向前看的视线，被发动机、排气管和散热器遮断。从其他角度观测，也被使双翼牢固的支柱和金属线的骨架构造弄模糊了。  
　　毫不奇怪，大战最初几周的航空报告几乎都是一致不准确的，在已经抱有怀疑的指挥官眼中，这对缺乏经验的空军是有很大的不利影响的。德国观测员也不比法国和英国的观测员好些。在8月7日那一周，一支十万人的英国远征军开到法国，然后向东北进发，他们行进了十二天，才被克卢克将军的部队看见。尽管德国飞机每天出动，飞过这个地区，却没有一个空军观测员看到英国军队。（不久之后，空中观测员变得如此熟练，以致部队不得不在夜间行军。）  
　　在1914年，空运士兵的生活是愉快的。飞越敌区是愉快的插曲，那时敌对的驾驶员相互轻快地招招手。哪一方都没有能力做更多别的事情。飞机都没有武装，但驾驶员带有随身武器，主要表明他们是在服军役。每个飞行员都有专职的机械士和个人勤务员。他们全都驻扎在防线后面至少二十英里。德国驾驶员的待遇特别好。他们驻在被占领的法国，挑选不论哪个他们爱好的大别墅或供应丰盛的旅店居住。由于这样的娇养，在1914年，驾驶员飞行时经受的不便比危险更多。因为在寒冷气候下发动机的油凝结到脂肪的稠度，就用不凝结的蓖麻油来代替发动机的润滑油，这样烟雾就从发动机里直接喷到飞行员的脸上。吸入这种烟雾一小时，对人体的影响就和吃了几汤匙泻药一样。  
　　由三十七架陈旧的运动用飞机组成的皇家飞行队，于1914年8月13日飞越英吉利海峡，在亚眠附近着陆。两周后，皇家飞行队打落了第一架敌机，象是牧童包围一条逃跑的小公牛那样。空军上尉H·D·哈维—凯利，由他中队中的两架飞机陪同，正高飞着作例行的巡逻，看到一架德国飞机飞行在下面几千英尺的地方。哈维—凯利使他的两个驾驶员处于戒备状态之后，向他的猎物俯冲。  
　　德国人怕野蛮的英国人撞到他，就向地面飞去。当他平飞时，瞥见哈维—凯利就在他的上面和后面。其他两个英国驾驶员迅即领会了这个战术，从侧翼包围德国人，迫使他着陆。这个吓慌了的驾驶员在他的飞机还在滑跑着的时候，跳了出来，在一片树林里消失了。英国人把飞机烧毁后飞回基地，把这个机动动作教会他们的同伴。皇家飞行队一再运用这种战术对付其他敌机，直到飞机装上机枪为止。  


砖块、投箭和手枪  
　　1914年9月的一天，一位驾驶员认识到战争是残酷的游戏，拔出他的手枪，向一架飞过去的敌机射击，而不是招招手。此后不久，双座飞机的法国观测员开始携带步枪，但烈风和发动机的剧烈震动，大大地损害了它们的准确性。其他观测员带了砖块去扔德国的螺旋桨——甚至去扔驾驶员。有些观测员则用一筒筒的投箭——铅笔形的小钢箭——武装起来，去投掷敌机飞行员。毕竟，这些东西还是用于投箭比赛比较成功。  
　　试用小炸弹和手榴弹获得有限的成功。那时还没有投弹瞄准器，驾驶员或观测员是在飞机边上拿着发射物用眼睛瞄准的。没有考虑到速度或风力影响。皇家飞行队的调查表明，结果是令人沮丧的——为使部队调动陷于瘫痪，曾用一百四十一颗炸弹对铁路车站进行袭击，只有三颗炸弹获得成功。  
　　气球观测员用过降落伞，但飞行员和他们的观测员没有用过。飞机座舱太小，容纳不了降落伞，也没有人想到把飞机的座舱设计得大些，足以容纳它们。如果一架损坏的飞机不能平安地滑行到地面，驾驶员往往就死在飞机残骸里。为了保护飞行员不受低飞敌机或地面部队的子弹射击，他们坐在铸铁的火炉盖上。  
　　随着步枪和手枪相互射击的日益增加，有些协约国驾驶员开始装置机枪。因为还没有人想出办法来通过旋转的螺旋桨发射子弹，机枪被装在双翼飞机的上翼，或装在推进式飞机的前面，这种飞机的螺旋桨是装在后面的。刘易斯机枪的沉重重量，往往使协约国飞机不能飞到非武装飞机所能达到的高度。德国驾驶员不久就学会了不去理睬看不到有机枪的协约国飞机，而对于那些看上去有武器的飞机，则飞在它们的前面和上面。  
　　1915年2月某时，四架返航基地的德国双座观测机，看到一架单座法国飞机对着它们飞来。因为它没有飞行观测员，也看不到有武器，八个德国人在这架飞机飞近时，唯有好奇地看着它。使他们大吃一惊的是，突然通过螺旋桨迸发出黄色的火焰。第一个回合就打死一名德国驾驶员，他的飞机往下旋冲，在火焰中摔毁了。  
　　法国飞机稍稍机动一下，把第二架德国飞机打得爆炸起来。子弹打裂了它的燃料管路，使汽油喷向发热的发动机，大部分易损的机身在残骸碰到地面之前已经燃烧起来。其余几架飞机看够了。它们掉转机尾，赶快飞回基地，所讲的情节受到听者的怀疑。谁听说过子弹会射过旋转的螺旋桨呢！简单的数学告诉他们，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机枪发射子弹的速度是一分钟六百发。根据任何标准来计算，这样一串子弹是不能通过一分钟旋转一千二百转的双叶螺旋桨的。  
　　以后几周内，其他德国飞机也被飕飕地穿过法国螺旋桨的子弹击落。不论编队的德国飞机有多少，一见法国飞机对着它们飞来，所有飞机都急忙飞回基地。但几周以后，战争的好运给德国人以青睐了。一架法国单座飞机在前线巡逻时，由于发动机爆裂和停止转动，飞机迷失了所在的高度。驾驶员慌张起来，滑翔到敌人防线后面着陆。在他还来不及把飞机烧毁时，德国士兵向他猛扑过来。  
　　他是罗朗·加罗斯，战前就以表演特技飞行的驾驶员闻名。他的飞机装备一挺霍奇基斯机枪——由一个美国人发明——装在座舱前面，径直向木制螺旋桨瞄准。面向着枪口的叶片，用楔形的钢片保护着，使打在螺旋桨上的子弹转向。这种设计对于驾驶员几乎象对于他的敌人一样的危险，因为反跳的子弹会击毁发动机或驾驶员。直到他无可奈何地着陆为止，加罗斯已经用他的新奇技术击落了六架德国飞机。  
　　加罗斯的小小的莫拉内飞机，是因汽油管路阻塞而被迫降落的。这根管道弄干净后，用飞机载往柏林，以备参谋部军官和从德国北部什未林飞机工厂赶来的一位青年荷兰平民的检查。把一件标准步兵武器，即一挺帕拉贝卢姆气冷式机枪给了这个荷兰人，要他在四十八小时内复演法国驾驶员的绝技。安东尼·福克被公认为那时欧洲最好的飞机设计师，但他从来没有处理过机枪，更不要说射击了。然而在规定时间内，福克和他的机械士试制了同步机枪，能够射过螺旋弧而不致击中叶片。他的发明包含一个凸轮系统，容许武器只在螺旋桨不和机枪成一直线时射击。福克和他的助手都从未进过机械工程学校。每个问题都是靠高度的机械才智解决的。  
　　福克是荷兰籍，对于提高飞行机器的性能早就表现出显著的才能。1910年，他在二十岁时，就制造和驾驶当时最快和最坚固的单翼飞机。他先把这架飞机献给荷兰军队，但只遭到冷遇，他然后转向法国、英国和俄国。象在荷兰一样，军事当局对福克的年轻和缺乏技术教育，比对他的飞机的固有价值要注意得多。只有德国人承认他的能力，在他们国土上为他提供生产设备。  
　　1915年初，双方都在生产专为军用设计的新的改进的飞机。这是一个作用和反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项革新都被防御的或进攻的发展所抵消，使新的有利条件归于无效，不论它是一架飞得较快、较高的飞机或是一件新武器。福克E-1型单翼飞机及其同步机枪出现六个月后，德国人也以法国人的同样方式，丧失了他们在战术上的优势。为了防止协约国知道福克的机枪的秘密，甚至禁止德国驾驶员飞近前线。但一位飞行员在雾中迷失方向，在协约国领土上着陆。象加罗斯那样，他没有来得及烧毁自己的飞机就被俘了。  
　　数周后，法国和英国飞机都装备了美国发明的刘易斯气冷式机枪，这种机枪能同步射过旋转的螺旋桨。后来，当福克E-111型装备双管施庞道机枪时，德国人暂时恢复了他们的优势。德国在飞机方面的领先，大部分归功于福克，他在1914年和1918年间，设计了近六十种不同型式的飞机。英国人迟迟地认识了他的才能，向他书面提出，如果他到英国来为皇家飞行队设计飞机，就送他一千万美元，但福克直到大战结束后才知道这件事。德国情报机关截获了这封信，当然把它扣留了。  
　　如果说空战最初未给将军们留下深刻印象，它却很快抓住了公众的想象。空中力量在那时还不能成为胜利的决定因素，但它却有军方预见不到的士气价值。德国最高统帅部首先认识航空英雄能使平民群众很高兴。航空功绩被突出地加以报道，报纸上的宣传运动鼓励民间与王牌驾驶员通信。  
　　奥斯瓦尔德·伯尔克和马克斯·伊梅尔曼都是首先吸引公众注意力的人，随后是比较不知名的爱德华·冯·施莱希，绰号“黑武士”，因为在一位亲密战友战死后，他把他的阿尔巴特罗斯双翼飞机漆成黑色。他在大战中幸存下来，获得了三十五次空战胜利，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德国空军的一位将军。在空战中，伯尔克打死四十个人，伊梅尔曼打死十五个人。  
　　协约国也产生它们的空战英雄。法国宣扬，勒内·丰克的记录是七十五架敌机；乔治·居内梅，五十四架；夏尔·农热塞，四十五架；还有许多较小王牌驾驶员。但英国和加拿大的英雄不大著名，因为典型的英国人的缄默，对他们的名字不予张扬。只是在后来，英国公众和全世界才知道他们伟大的空中战士的名字：爱德华·曼诺克，七十三次胜利；加拿大人威廉·毕晓普，七十二次；雷蒙德·科利肖，六十次；还有一批别的战士。  
　　当战争拖长到1916年时，双方厌战的人民都被新生英雄的功勋激起了热情。1916年，报纸登载拉斐德飞行分队美国人的混战的篇幅，要比登载凡尔登和索姆关键性战斗——如果失利，形势将变成于协约国不利——的篇幅多。在美国成为交战国后，前汽车比赛者埃迪·里肯巴克上尉(二十六次胜利)的许多传奇，一再被人添油加酱地传说。  
　　对美国工业力量的信心，使法国人和英国人振作起来，他们热切地注视着天空，指望天空会被来自西方的飞机巨伞所遮暗。可是，当美国宣战时，它的空中力量合计只有一百零九架飞机，大致由海军和陆军的信号兵平分。每架飞机都是为训练目的而设计的，没有一架经受得起即使是短暂的战斗。  
　　航空的骑士风度，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始终。开头，飞行员对他们的盟友和敌人，都同样以骑士身份来对待。驾驶员的不成文法，可以马克斯·伊梅尔曼举例来说明，那时他击伤的一个英国飞行员被强迫着陆。在附近着陆后，伊梅尔曼把他的敌手从残骸中救了出来，并照料他的伤势。这个英国人里德中尉被带往伊梅尔曼的指挥部，他在那里所受的待遇，与其说是俘虏，不如说是客人。两天中间，里德和他的俘获者一起吃饭，喝最好的法国酒。举行了庆祝活动后，这个英国人被软禁在为被俘飞行员准备的俘虏营的舒适营房里。当伊梅尔曼于1916年被击毙时，德国为之举哀。  
　　并不是所有驾驶员都具有伊梅尔曼的豪侠品质。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男爵是德国最大的空中英雄，据他的日记透露，他有两个爱好——杀人和杀动物。由于他的阿尔巴特罗斯双翼飞机漆上深红色，他被称为“红色男爵”，里希特霍芬常请假到德国森林去猎野猪和牡鹿。他还击毁了八十架协约国飞机，打死了八十七人，这是这次大战中任何飞行员最高的纪录，每次胜利之后，他订购一只银杯，上面刻有击落飞机的日期和型式。  
　　这个二十六岁的红色男爵，于1918年4月被击落，英国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他的棺材由六名上尉（里希特霍芬的军阶）和一队驾驶员护送，一个荣誉鸣枪队向他致告别敬礼。他的满盖花卉的坟墓的照片和讣告，由一名英国驾驶员投扔在德国防线后方。  
　　把红色男爵击落，据称归功于两个协约国人。皇家空军归功于加拿大人罗伊·布朗，但据澳大利亚官方历史，里希特霍芬是由第五澳大利亚师第五十三炮兵连的地面炮火把他击落的。  
　　据协约国第四等王牌驾驶员雷蒙德·科利肖——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皇家加拿大空军的空军副元帅——回忆，没有比法国和比利时泥泞战场上空战斗的驾驶员的表演更能吸引观众注意了。  
　　科利肖把空中敌手描绘为“跳华尔兹舞的舞伴”，闪避相互发射的子弹，他回忆道，“当双方的驾驶员战士表演给从下面堑壕里向他们欢呼的步兵观众看时，舞台就在云端。当一架飞机钉住另一架飞机的尾部，华尔兹舞开始了。两架飞机飞行的圈子越来越小，直到最后有一架飞机能向另一架飞机开炮，舞蹈才告结束。敌机驾驶员坚守住飞机不放，即使翼隔靠拢，也拒不离开，就象山羊被蛇呆住那样，直到他被击落。”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设计出来的最著名的机动动作，是所谓伊梅尔曼转。驾驶员在跃升中看来好象要翻筋斗，但在顶点时却来一个半滚，然后改平飞，向与预料相反的方向疾驰。在人名辞典、百科全书和有些军事历史著作中，这一机动动作被归功于伊梅尔曼。但许多幸存的战斗机驾驶员声称，伊梅尔曼从未完成过这个机动动作。  
　　在这样说的人中有科利肖。他写道：  
　　“皇家飞行队的驾驶员总知道，伊梅尔曼并没有发明这个归功于他的机动动作，而是著名的皇家飞行队第六十中队的特技表演者阿姆斯特朗于1916年设计出来的。伊梅尔曼转开头并不包含迅速跃升回转，到了环飞顶点时继之以半滚。开头，它用满方向舵迅速跃升，当飞机在回转的顶点失速时，它向地面降落，以恢复飞行速度，在这样做的时候飞机来了个向后转。  

　　“在1918年发展的所谓伊梅尔曼转，又被认为是皇家飞行队的阿姆斯特朗设计出来的。1918年的说法包含在环飞的顶点来一个半滚。目的是迅速改变航向。索普威思·卡梅尔式飞机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允许在遭到攻击时采取这种机动动作，旨在对一个敌手转守为攻，这个敌手……那时会发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  

　　“1918年的驾驶员，特别是卡梅尔中队的美国人，把1916年所谓伊梅尔曼转的动作和作用，同1918年在环飞顶点作半滚混淆起来，所以他们称1918年的机动动作为‘伊梅尔曼转。’”  

　　科利肖继续写道：  
　　“1916年的福克式艾因德克尔(伊梅尔曼的飞机)在结构上太脆弱，经不起在环飞顶点作半滚的机动动作。可是，更为肯定的是，福克式单翼飞机所装的发动机，其马力不足以担当这个动作。  

　　“从趣味上来讲，人们可以说，在环飞的顶点作半滚，并不是一个从事实战的战斗机驾驶员为了要打乱敌人的枪炮瞄准所高兴做的事情。遭到攻击的驾驶员得到的最初警讯，往往是敌弹的响声和冲击。受攻击的驾驶员会立即采取猛烈的闪避动作——往往造成顷刻的失去控制，但这可以有效地抵消敌驾驶员的瞄准。当攻击来自背后时，从容地把机头向下，以得到作一次环飞和半滚所必需的速度，这显然是愚蠢的。敌驾驶员只要压低他的机头，并轻而易举地跟踪他的目标，直到它转向上飞开始环飞为止。在遭到射击时，需要的是瞬即采取迅速的闪避动作。”  



齐柏林飞临伦敦  
　　德国齐柏林飞船于1915年1月开始空袭伦敦，但只取得零星的战果。它们的任务是飞临英国大城市和投弹，企图迫使政府把部队和武器撤离法国，以保卫英国。伦敦在5月31日夜间，遭到林纳茨上尉指挥的LZ—38飞船的第一次轰炸。探照灯不能照到飞很高的飞船。德国炸弹使七人丧生和三十人受伤，还破坏了一些住宅区和商业区的建筑物。林纳茨证明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在前一次进攻中，他没有能够飞到首都，袭击者丢下了一张纸片警告说：“你们英国人。我们已经来过，而且还要再来。不投降就是死。德国人。”  
　　这个时期被称为“齐柏林大恐慌”。可是，德国人所指望的这种恐惧，由于和二十五年后同样的原因，在1915年也失败了：英国人这个民族，是不会发生恐慌的。而况齐柏林飞船的施虐能力，被它们固有的不利条件所抵消：齐柏林飞船只能在最有利的天气飞行。而且，德国最高统帅部认为，他们的比飞机飞得高的齐柏林飞船，是英国战斗机攻击不到的。实际上，这些“超级武器”完全是没有防御能力的。追击飞机不可能达到硬式飞船的高度，但在巨大的飞船能高飞到安全的高度之前，它们能够轻易地用燃烧弹把它打得满是窟窿。一点火星碰到了非常易燃的氢气，就会使飞船变成地狱，连铝制框架都要熔化。  
　　大飞船还不能在大风中维持稳定。十一艘齐柏林飞船于10月20日夜间飞往伦敦，有三艘一去不返。强风使它们毁灭了。一艘飞船丢下炸弹未获效果，被吹往法国，在那里被高射兵器的火力打落。另一艘在皮卡迪利广场丢了一颗炸弹后，也被吹得失去控制，在法国南部摔毁。第三艘被阵风刮过法国森林，切断了前吊舱及其乘员。然后它被吹往高空，最后看到它在地中海上空失去了控制。  
　　最初对齐柏林飞船的防御表明，英国当局没有对它们予以重视。原来的高射兵器都是向上瞄准的步枪和机枪，没有人相信一架装备机枪的飞机能消灭这个空中巨物。战术是在反复试验中发展的。曾企图飞到齐柏林飞船上面投掷小炸弹，但这些炸弹往往滚离了飞船。  
　　英国情报机关在战前从未去了解齐柏林飞船是如何建造的。伦敦被炸后的某些时候，英国人根据没有逻辑的理由，认为每艘齐柏林飞船在外层和内层之间有厚厚一层惰性气体，也许是氮气，因此可以耐火。当他们最初的轰炸尝试未能使飞船爆炸时，他们又感到迷惑了。后来，进攻飞机装备了十六磅有尖叉的燃烧弹，结果就不同了。同时，有人发明了燃烧(机枪）弹，许多飞抵伦敦的齐柏林飞船就此一去不返。一艘艘飞船象燃烧着的柴堆那样落下去了。  
　　中尉利夫·鲁宾逊在埃塞克斯上空看到第一艘齐柏林飞船的被击落，他的两挺机枪都装有开花弹和燃烧弹。当飞船浮在厚厚的云层下面观察目标地区时，鲁宾逊飞在上面，沿着船身扣两挺机枪的扳机。飞船在一片火焰中垂直落向地面。由于这一功勋，鲁宾逊获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这一周终了前，L—32飞船又被F·索厄里中尉以同样方式击落，得分增加了。第三艘飞船L—33，同时成为飞机和地面高射炮火力的目标。飞船不可思议地没有燃烧，带着微伤着陆了。  
　　英国空军首脑决定最好的防御是进攻，派出几架飞机到齐柏林的国内基地去消灭它们，其中一个基地位于比利时的埃维尔。中尉J．P·威尔逊和J．S·米尔斯驾了法曼式飞机，刚好在黎明前到达齐柏林根据地，在这个地区盘旋以等待有了足够的光线去轰炸机库。地面部队认为它们都是友机，不射击它们。当最初的日光勾出长长的棚厂的轮廓时，两个驾驶员都在二千英尺高度。威尔逊用眼睛瞄准，向这个建筑物的中心扔了三颗六十五磅的高爆炸弹。然后米尔斯把火力对准目标，但被高射火力牵制住了。他升高到五千英尺，径向他的伙伴轰炸升起的烟柱飞去，丢了四颗二十磅的炸弹。一阵眩目的闪光照亮了地面，棚厂里被击中的齐柏林飞船，碎成一堆不成形状的金属。被击中的飞船是L-38，它的指挥官曾于几周前在英国留下了他的拜访名片。  
　　当威尔逊和米尔斯在炸毁L-38时，另一位驾驶员雷金纳德·沃内福德中尉负有破坏比利时的第二个齐柏林基地的使命。沃内福德于6月7日午夜飞近奥斯坦德，使他惊异地眨眼睛。一艘齐柏林飞船徐徐地在前面巡航。这艘新L-37正在进行夜间试验，一批从齐柏林飞船工厂来的工程师和设计师，都登上飞船检查技术上的细节。五百二十一英尺长的飞船由二十八位乘员运转，飞船的浮起靠充了九十五万三千立方英尺氢气的十八个副气囊。驻守在每座发动机吊舱内的机枪手不使沃内福德接近，有几粒子弹打穿了他的飞机的不重要部位。  
　　半小时后，他偷偷地飞在“齐柏林飞船后面，但比它高得多”，后来沃内福德在他的飞行日志上写道，“那时高度到了一万四千英尺，关闭了我的发动机，向它的上面下降。当接近……七千英尺时，我丢下我的炸弹(六颗二十磅的燃烧弹)，在丢最后一颗时，一阵爆炸把我的飞机举了起来，翻了个身。”着火的飞船摔毁在根特附近的女修道院，死了两个修女。齐柏林飞船的乘员，除一人外，统统死了。  
　　沃内福德被迫在敌人防线后面着陆，他决定没有出现德国人就不烧毁飞机。检查了飞机，发现发动机只有一根汽油管折断了。他赶快用自己香烟嘴上的金属包头，临时凑成一个接头。一个人靠转动螺旋桨来开动发动机不是容易的，因为发动机没有空转的速度———只有断断续续地转。在飞机轰鸣着起飞之前，一个单干的驾驶员必须以极大的敏捷跃进座舱，但沃纳福德都对付过去了，安全回到国内。英国感激地授予他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可是十天后，当他从一架新的法曼式双翼飞机的座舱里被抛出来时，摔死了，那时安全带仍然很少。  
　　轰炸伦敦的最后一艘齐柏林飞船是L—31，由德国最使人害怕的袭击者、机长海因里希·马蒂中尉指挥。W．J．坦佩斯特中尉在一万四千五百英尺高度时，看到飞船在十五英里外陷入十二道强光探照灯闪光的包围中。为了飞到他的目标那里，坦佩斯特得飞过“一片爆炸炮火的真正的地狱”。在他离开目标只有五英里时，向油箱供应气压的机械燃油泵停止转动了。这位驾驶员改用紧急备用的手力唧筒，这在一万五千英尺高空是需要巨大的努力的。(那时在空气稀薄的高度还没有氧气系统来支持飞行员。)  
　　这位驾驶员全凭决心，继续用手打气直到他飞进射程，但齐柏林飞船刚刚投弃了它的炸弹，飞得很快。坦佩斯特尽他的余力“给我的油箱以极大的抽动，对飞船笔直俯冲，射出一阵炮火……在我进入射程的时候。当我从它的下面飞过时，我又射出一阵炮火，然后使我的飞机倾斜飞行，在飞船的尾部下面占了位置，沿着飞船下层拼命地把子弹向它打过去。当我正在扫射时，我注意到飞船内部开始变成红色，象一盏巨大的中国灯笼。我已经使飞船燃烧起来。它喷出火焰有二百英尺左右，停了下来，在我来得及避开之前，发出呼啸声直对我冲下来。我竭尽全力垂直俯冲，齐柏林飞船随着我猛闯过来”。坦佩斯特“设法盘旋避开，那时飞船象火炉一样轰鸣着，从我旁边掠过”。当L－31在一丛火花中坠地时，他把飞机作水平飞行，在空中注视着它。  
　　到1916年10月，德国最高统帅部认识到，飞船战是无效的。在十八个月中，只进行了五十一次袭击，在此期间投下了一百九十六吨炸弹，炸死了五百五十七人，伤了近一千三百六十人——在人力和物力严重不足时期，付出这样巨大的代价简直是不值得的。估计有八十般飞船被毁于协约国的炮火和暴风。在报酬递减法则对齐柏林飞船袭击生效之前很久，柏林战略家已在制订计划，制造比空气还重的轰炸机了。  
　　伦敦是德国喜欢轰炸的目标。除由于伦敦是帝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外，还因为它是武装部队的重要中心。到1917年6月，德国人已经有足够的新轰炸机来恢复轰炸袭击了。戈塔式飞机是当时的巨型飞机，可载一个驾驶员和两个炮手，其中一个兼任投弹手。它的翼展近七十八英尺，机身长四十一英尺。它由两具二百六十匹马力的发动机发动，能载运半吨炸弹飞到一万二千英尺的高度。  
　　十四架轰炸机飞离比利时根特基地，编成菱形队形，飞往有一百七十五英里航程的伦敦。在中午的明朗阳光下，它们投下了炸弹，造成近六百人的死伤。约有九十五架驱逐机起飞，但已卸重担的戈塔机迅速获得高度和速度，逃之夭夭。可是，这个宏大战略又一次弄巧成拙。企图迫使英国撤出大陆保卫伦敦，最后差一点造成德国空军的灾难。  
　　由于连续袭击，飞机的损失增加了，最后迫使德国人停止所有的白昼轰炸。改进了的驱逐机和更有力的高射炮，使戈塔机飞得这样高，以致轰炸又回复到早期的丢了就跑。接着英国人制造了四架大轰炸机，即汉德利·佩奇O／100，以资报复。他们的飞机和建造是拼命保密的；但1917年1月飞往法国的第一架飞机，原封未动地在一个德国机场着陆。驾驶员犯了航行上的错误。  
　　到停战日，已有五十多架飞机袭击伦敦，投下七十三吨炸弹，炸死了差不多八百六十人，伤了二千零六十人。虽然英国人为击退侵略者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他们在法国的兵力，但德国也几乎没有得到好处。英国人变得更加决心打到底了，并且认识到建立一个空军部的必要。直到那时为止，空军有两个独立的部分，由没有执行权的空军委员会指导。空军元帅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反对建立一个独立单位，担心“空军部会用不切实际的理论来进行管理”。飞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没有扮演主要角色，可是，它在以后的战争中引进了决定性的立体战争。

费希尔勋爵

十七、尼韦尔的进攻

反抗的序幕  
　　在轻视和不信任部队方面，没有其他西方总参谋部超过法国的了。在战争爆发之前，法国军事领导人估计，后备役军人约有百分之十五将拒绝征募。实际上，这个数字比百分之一稍多一点，而成群结队冲进新兵征募办事处的志愿兵，逾三十五万人。更使最高统帅部感到惊异的，和平时期的三千名逃兵又自动地返回他们的部队。  
　　在一个被政治抗争分裂的国家里，甚至最得人心的法国社会党领袖让·若雷斯的被杀害，也没有引起国内的混乱。同社会党国际的德奥区分部破裂的若雷斯，公开敦促他的追随者参加“为了我们可爱的法国的神圣战争……”，1914年7月31日，在动员前不到二十四小时，若雷斯被一个发狂的青年人打死了。在另一种情况下，他的暗杀会激起全国的罢工和骚动，但由于大战迫在眉睫，事情变了。自共和国于1871年成立以来，从来没有这样团结过。  
　　8月4日，雷蒙·彭加勒总统带了他的战争咨文来到国民议会。在彭加勒发表他的战争演说时，曾经是他的批评者和敌手的人都和他一起站着。他不断被欢呼声和喝彩声打断，勉励所有法国人不管政见不同，团结成一个“神圣联盟”，并“在共同的爱国信念中象兄弟般地联合起来”。  
　　长期以来对军事派系抱怀疑态度的法国政治家现在大大转变，把他们国家的命运付托给将军们。根据从1878年起生效的法律，总统宣布，由于“外国战争或武装侵略所引起的迫近的危险”，处于“戒严状态”是有理由的。虽然这项法令等于在整个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宣布戒严法，国民议会没有辩论就批准了。  
　　不久就很清楚，把这个权力付托给总参谋部是不适宜的。在所有西线部队中，由于他们将军的无能，法国人遭受最不幸的失败。  
　　1916年秋，双方越来越多地开始谈论和平。德国许多主要人物承认，全面胜利不可能，小心谨慎地探听如何按照过得去的条件结束战争。即使是鲁登道夫将军，也不再夸口可以获得决定性结果了。协约国方面，黑格保证在1917年实现最后胜利。如果任何人怀疑这一点，罗伯逊将军就生气。霞飞保证，德国人会被消耗得筋疲力尽，他指望由英国人抵挡战争的冲击。  
　　但霞飞的声望已今非昔比。他铸成的大错使法国付出的代价太高了，他的影响正在迅速下降。1916年头十个月，法国部队阵亡、负伤、失踪或被俘的，逾八十六万一千人。在法国国民议会里，霞飞由于伤亡人员增加和他对他们不关心而受到议员们的抨击。1916年初，国民议会和参议院都举行秘密会议，讨论军事上的挫折。愤怒的议员们反映大众的情绪，必要时准备推翻政界和军界的最高层人物。总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自己的前程也在危险中，仅仅由于以撤换霞飞为条件，才获得信任票。  
　　10月将终时，凡尔登之战看来要失败了，当地指挥官罗贝尔·尼韦尔将军下令进行奇袭。德军措手不及，退出了早些时候他们攻占过的所有地方。对尼韦尔来说，这是鸿运高照的时刻。法国人渴望有一位英雄，就把他称为胜利的缔造者。在白里安的印象中，他是霞飞的适当代替人，于是把霞飞“升迁”为法国元帅，随后把他放归田园去了。尼韦尔夸口说，他掌握着胜利的关键，但他拒绝透露他的战略。白里安也不催逼他。由于霞飞退休，眼下的任务已经足够地完成了。  
　　罗贝尔·尼韦尔将军在被任命为法国陆军总司令时，已六十岁了，他出生于一个具有长期军事传统的家庭。他进过索米尔的骑兵学校，后来又改学炮兵，成绩优良。大战开始时，尼韦尔的军阶是中校，升为上校后，在马恩之战期间，他的大口径大炮知识，得到了用武之地。因为在他前面的法国步兵崩溃，他命令他的炮兵穿过被破坏的防线向前推进，向冯·克卢克将军的部队进行近距离射击。  
　　1916年4月的索姆攻势之前，霞飞已经不满意贝当在凡尔登的战略。他的解决办法是把贝当提升，领导中央集团军群，而以尼韦尔来代替他。不久，这位炮兵专家就着手使德国人停止前进。引起所有协约国遐想的有名的口号“他们不得通过”，虽然常被人认为是贝当所创造，其实是尼韦尔创造的。把他的战略集中于把德军赶回去的尼韦尔，和他的主要助手夏尔·芒让将军筹划了一个计划。他们想收复德军在最初进攻凡尔登期间夺取的杜奥蒙炮台。  
　　五百多门大炮布置在可以俯瞰杜奥蒙炮台的高地上。运来了满员的三个新编步兵师和三营经过战斗考验的非洲部队，他们在一个与杜奥蒙地形相似的地区受过集中训练。把他们分成若干突击部队，为每支突击部队规定了目标，并进行操练，直到所有人都能在黑夜里定出目标的方位为止。以前的战术都被摒弃。这些部队现在都不需翼侧，因为在黑夜里军队是无需保护的。他们只要紧紧跟在迅速推进的炮兵弹幕射击后面，然后出击。  
　　在一切准备就绪时，巨大的爆炸弹幕向炮台发射，几乎达一周之久。1916年10月22日，下午2时，炮火突然改变为先行于前进部队的徐进弹幕射击。于是伪装起来的六百三十门德国重炮开始猛烈轰击。  
　　但并没有部队出现。法国的炮轰，是吸引德军炮火和暴露德军炮位的牵制战术。法国炮手针对他们的目标，予敌人以大量破坏。两天后，半数以上的德国炮群都被炸得粉碎。法国突击部队借助于罗盘，现在恰好在破晓之前用迫击炮冲击前进。没有遇到反抗。两小时内，法国的三色国旗就飘扬在杜奥蒙炮台的上空。这是1914年8月以来的首次大捷，付出的生命代价是比较少的。几周之内，尼韦尔的战略迫使德军退到数月前他们首先攻击凡尔登的防线之后。  
　　尼韦尔于1916年12月12日去尚蒂伊担任法国陆军的最高统帅时，充满了信心。为他的“凡尔登战法”所震惊，人们对他的堂皇宣告是没有争议的：“这个经验是确定了的。我们的战法已经经过试验。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一定胜利。”  
　　尼韦尔不象霞飞和贝当，是能说会道的，这使他说服了许多政客同意他的观点。议会陆军委员会的一位年轻和好议论的成员阿贝尔·费里对尼韦尔写道：“印象良好，清澈的眼睛直视着你，清楚而精确的思想。说话不虚张声势，对每件事都通情达理。”  
　　彭加勒总统和劳合－乔治首相，尽管他俩不信任军人，也都被尼韦尔的风度所迷惑。他甚至迷惑首相，把陆军元帅道格拉斯·黑格置于他的属下，并批准他于1917年筹划的酿成大灾难的攻势。  
　　尼韦尔负责一个复杂的、三头的指挥部。他的两旁，一边是达朗松上校，一边是夏尔·芒让将军。达朗松上校被一位观察家描绘为“非常颀长和瘦骨嶙峋，长着一张桔皮脸和引人注意的眼睛……往往服装不整，头发和胡须凌乱，在走廊散步时把手放在裤带里，目中无人，深深陷入沉思之中，具有一个忧郁的吉诃德的气氛。……”  
　　第一次会见达朗松有令人吃惊的感受。他的全神贯注的眼睛闪闪发光，他的突出的颧骨和非常倾斜的前额被绷紧的淡黄色的皮肤所覆盖。他是个患肺病将死的人，但只有他知道。尼韦尔将军完全受他的影响。达朗松被炽热的信念所驱使着，这个信念就是他是命定要拯救法国的。  
　　他吟诵着，“在我死之前必须赢得胜利，而我活着的时间为日无多了。”达朗松主要策划1917年谢曼—德—达姆的毁灭性战役，这一战役打得法国陆军一片混乱，并导致动摇这个国家的兵变。一个有逻辑头脑的人是会拒绝达朗松的计划的，但在尼韦尔的外观背后隐藏着一团冲动的激情。  
　　尼韦尔的另一个助手芒让将军，是法国陆军中最顽强的指挥官。他的部队给他的绰号是：“吃人的人”和“屠夫”。他是藐视生命的，甚至藐视他自己的生命。四十九岁的芒让是专为战争而活着的，他统率尼韦尔的第三军的第五师。从他的青年时期起，他就把他一生很多时间消磨于海外殖民地，以“平定”不安定的土著。  
　　从芒让回到法国率领一个旅对付德国人时起，他几乎总是睡在沙漠帐篷里。芒让自称非常赞赏他的非洲部队，可是他毫无内疚地命令他们冲向猛烈的机枪火力。他是个职业战士的原型。他的脸和颈项被撒哈拉的风和烈日吹晒成黑色和起了皱纹。一张阔而薄唇的嘴，象是刀的砍痕。他走路时步伐急速，有如雀跃。芒让采取拿破仑的习惯，站立时把手放在背后，头向前伸着，对他周围的人怒目而视。  
　　在凡尔登之战以前，在被他无情地压迫的黑人本土军溃散之后，芒让已由尼韦尔予以复职。此后这两个人的生涯就纠缠在一起，直到尼韦尔的星宿黯然失色。1917年与他的上级一起垮台和失宠，他要求准许他作为一名普通士兵继续作战无疑是真诚的，但他的要求被拒绝了。  
　　1917年元旦后不久，劳合—乔治首相、阿里斯蒂德·白里安总理和一批意大利政界高级人物在罗马开会，讨论大战的令人失望的发展。当时没有将军们在场，这就反映了他们对他们的军事领导人缺乏信心。所达成的唯一明确的协议，是拒绝批准将军们所赞同的即使夺得一个小地区也甘愿大量流血的主张。他们还承认，德奥重新开展的攻势，将迫使意大利人退出大战。为了拯救他们的南方盟国，某种法—英战役是必要的，但没有一个领导人提得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  
　　尼韦尔将军于1月15日谒见劳合—乔治，提出他的包括迅速而集中突击的彻底新攻势的计划，与已在凡尔登成功地证明了的计划相似。英国文职领导人都对这位英俊的将军印象良好。他是新教徒和他的母亲是英国人，构成了又一种联系。没有任何潜在的仇英心理会损害彼此的关系。  
　　尼韦尔的计划引起了首相和有关人员的兴趣。他们了解他的夺回杜奥蒙炮台的战略，对他想大规模应用这同一方法表示赞同。可是，英国总参谋部的有些成员却并不感到有什么吸引力。他们认为，把对杜奥蒙之类单独的要塞进行的个别的、成功的进攻，重复用来对付象德国主要堑壕系统这样疏开的战线，是不一定有效的。  
　　尼韦尔得胜了。劳合—乔治深信他有大胆的想象力，同他手下的将军们说，如果他们有更好的计划，他将倾听。他告诫他们，政府不会批准又一次索姆战役，这是几个月前黑格和霞飞递交的唯一计划。黑格及其在法国的部队，奉命对法国总司令要“遵从其意见”，以“执行所有与作战实施有关的命令”。这样，黑格就从属于尼韦尔了。  
　　许多年来最冷的冬天降临西欧。难得有一天气温升到零上十度。四肢和身体冻伤是普通事情。部队被迫处在这样痛苦的环境中，立即滋长反抗的情绪。  
　　尼韦尔从检查堑壕中士兵邮件的情报处和邮政检查处获悉，“士兵不再知道他为什么在打仗。他对自己防区以外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了解。他已经丧失信心和热情。他把他的生活和犯人的生活相比拟。他机械地执行任务。他会变成最沮丧的受害者，显示出最有害的弱点。”  
　　尼韦尔暂时为这些低沉的怨声分了心，从他豪华的大别墅写信给陆军部长利奥泰说：  
　　“我荣幸地通知你，我已把下述持消极态度者的阴谋报告了内务部长M·马尔维。面临这种对部队士气的严重威胁，我相信必须采取认真的措施。如果你去和M·马尔维联系，立即决定采取措施来终止这些阴谋，我将表示感谢……。  

　　“一年多来，已经有小册子……发到部队手里。它们的分发，已达到流行的程度。在两周期间，我们截获的小册子比1916年我们在三个月期间截获的还多。……它们对于士兵们正在为之而战斗的事业的正义性提出怀疑……断言胜利不可能。……其他小册子都是些最危险的消息和最有害的意见。……这些谩骂攻击的出版物败坏士兵的情绪，使他们气馁和沮丧。……有些士兵和有做宣传工作嫌疑的人经常通讯。……”  

　　在达朗松的敦促下，尼韦尔加快了准备攻势的步伐。法国军队分成几个集团军群：由弗朗歇·德斯佩雷将军率领的北方集团军群，由贝当将军率领的中央集团军群，由米什勒将军率领的强击部队，即后备集团军群。第四个集团军群，是由卡斯特尔诺将军率领的东方集团军群。  
　　尼韦尔的集团军群将领不断接到他关于这个战役的指令。他的基调是明确的：“我坚持，暴力、残忍和迅速的标志必须成为你们攻势的特征，尤其是，第一步的突破，必须一举而夺取敌人阵地和靠他们的炮兵占领的所有地区”(着重点是尼韦尔加的)。  
　　尼韦尔的计划，包括由法军与英军对一个巨大的、无掩护的德国突出部位进行双管齐下的强击。在索姆之战期间，协约国曾削弱沿着埃纳河由东至西形成曲线的德军防线。这个突出部现在仍易受到来自北面的英军和来自南面的法军的攻击。  
　　这个全面计划要求英军先法军几天向前猛冲，以吸引德国防守者向北移动。那时南面，即无掩护的德国侧翼，将受到法军的冲击，预期他们将冲过去，在这个将被埃纳河水所淹没的德国堑壕系统中打开一个七十英里的缺口，然后以决定性的胜利结束。  
　　尼韦尔的计划并不是没有优点的。德国的突出部兵力配备薄弱，易受攻击，在1916年夏的索姆之战，防御部队牺牲惨重。但是，如果德军事先知道，胜利是不可能的。  
　　好几个师被调往德国突出部的南面，以接受凡尔登战法的训练。还开到了新坦克，与徐进弹幕射击配合作战。闪电速度是尼韦尔取得胜利的基础，要在德国炮台能被用来对付进攻的法军之前，就把它们碾碎。  
　　指挥官们被要求估算他们部队随着徐进弹幕射击前进的速度。他们把乐观代替了判断，订出了不可能实现的速度。芒让将军夸说，他的部下能以一分钟三十码以上跑步前进，并且能继续保持这种步伐至少几英里。尼韦尔把这种步伐定为标准。对身肩重负的部队能保持这种速度表示怀疑的军官，发表意见都受到压制。  
　　部队训练得要不断换班前进，以攻击敌人，由生力军走在疲乏的部队前面。两个士兵就能轻易操纵的三十七毫米轻野炮，分配到几千门，想用以把机枪打哑。指望在攻击开始后七小时就能渗透德军最后方阵地的部队，没完没了地被灌输“不断前进”这个中心口号。后勤工作是惊人的。堆积如山的补给被运往前方，构筑机场，巨大的炮位排列得整整齐齐的，望不到它们的尽头。  
　　很清楚，前头是一场大争夺战，甚至空气里都充满着激动。精锐的塞内加尔部队被调来针对着坚强的据点当进攻的先锋。从法属西非的各部族中，征集了约三十五个营。  
　　加入这种五花八门军队的其他部队，包括几个俄国旅，是派来增援人数大为减少的法国陆军的，并且每个人都染上革命情绪。他们的法国军官穿了俄国军服，古怪地以为这样就能鼓励服从。  
　　在凡尔登，是靠对进攻计划进行沉静但充分的说明，来鼓动部队热烈献身的。这一次，尼韦尔担心不那样做他的部队就会背叛，下令进行堪与好莱坞报刊宣传员相比的宣传运动。对战略和目标加以提纲挈领的作战计划都发给士兵。军官对士兵作宣传讲话，以引导他们对决定性的胜利抱有信心。  
　　无可避免，德军也得到了这个情报。在例行的堑壕袭击中，缴获了两份关键性文件，文件表明在兰斯和苏瓦松之间强击的确切界线。威廉皇储记下了这个好运气：  
　　“在里蓬以南第三集团军防区，由第五十一后备师于3月3日所执行的出色的进展，使我们除大量战利品外，还得到了法国陆军的命令。……  

　　“这个计划是尼韦尔于1916年12月16日制订的。这份备忘录含有非常有价值的材料。很清楚，这一次不是有限的进攻，而是考虑到大规模突破性攻势。……备忘录的重要透露，首先是这次进攻所考虑的这次奇袭的特殊性质。这次奇袭是以据说是我方观察到的事实为根据的，即我们的防御炮火……对进攻之前的炮火准备只进行微弱的回击。……我们敢于指望这次奇袭这样就可能遭到最有效的抵抗，并且拔掉最初进攻中的螫刺，经验表明这是最强有力的。……”  

　　在西线互相对峙的，是协约国的一百八十个师对德国的一百五十个师。德军知道他们经受不住对他们无掩护突出部的钳形攻势，撤出了。现在他们的前线是直线，避免了来自两边猛插的危险。而且，多出来的部队可以用来增援平直的防线。  
　　尼韦尔是如此沉浸于他的方案，他从未想到他的敌手会自动放弃七十英里宽的突出部。他也忽视了敌人缴获他的地图、计划和命令的可能性。而他却没有试图去收集德国军事行动的情报。  
　　2月9日天未明时开始，德军开始从突出部撤出。按照以尼伯龙英雄传奇中恶毒的侏儒命名的“阿尔布雷希 [ 注：尼伯龙是德国传奇中的侏儒族，阿尔布雷希是该族的王和首领，他们原有一只魔戒和黄金宝藏，后来被英雄西格夫里特所得，西格夫里特后为阿尔布雷希设计谋害。——译者 ] 行动计划”，开始进行井井有条的破坏计划。德军放弃他们苦战得来的地区，决心让它成为废墟。  
　　没有留下一幢建筑物。拆毁了几千幢农舍和住房，砍倒了果树，炸毁了桥梁和铁路车站，水库和水井都下了毒。当所有部队退到兴登堡防线时，以德国人的彻底性，把大地化为焦土。这个非常坚强的防御阵地从阿腊斯以南延伸到可以俯瞰埃纳河的起伏不平的山丘，法国的后备集团军群就驻在那里。  
　　这里德国防线沿着称为谢曼—德—达姆的山脊，弯向西去。这是一个天然的战术据点，运送补给不会被协约国看见。在战史上，以前的防御体系没有再比兴登堡防线坚不可摧的了。  
　　村庄的夜色消失在火焰中，这是德军放弃他们的突出部的最初证明。在前线的指挥宫建议立即进攻这条受到削弱的防线时，尼韦尔得知敌人撤退的消息。但尼韦尔和他的僚属认为这些报告近似煽动性言论。法国总参谋部发出命令，禁止这类“不服从谣言”的传播。如果尼韦尔要现实地估计敌人的撤退，他就不得不把过去几个月发展起来的复杂的战略，一笔勾销。  
　　分阶段有组织地撤退的德军，在每天午夜开始撤退。到上午4时，大部分士兵已经放弃了他们的堑壕线，留下一个小队机枪哨，来扫射任何前进的部队。破晓时，哨兵们也撤走了。到3月19日，突出部已经空无德军。撤退已经没有损失地完成了。  
　　当法国部队进入这块烧焦了的突出部时，在他们周围的土地是不能居住和危险的。到处都是陷阱。在士兵和装备能够前进之前，得重建被破坏了的公路和桥梁。饥饿的平民需要食物和栖身之所。在地上出没的老鼠比人还多，在吞食死马和德军杀死的其他牲畜。  
　　收复这个突出部，使尼韦尔博得他的国人的欢呼。在各种集会和社交聚会上，平民们都为国家幸而有这样一个杰出战略家来担任总司令而互相祝贺。可是，前线士兵感到，他们的进军不大象是胜利。尼韦尔找不到突出部可资打击，宣称战役将按计划进行，但主要打击方向将是兴登堡防线南端的谢曼—德—达姆。  
　　尼韦尔认为撤走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只要作一些战术上的修改就行了。与此同时，他将遇到国内战线上的另一个问题。白里安总理的政府，已于3月19日被一位八十岁老政治家亚历山大·里博的政府所取代。里博卓越地任命保罗·潘勒韦为陆军部长，他同他的前任是迥不相同的。  
　　因为他负责全面管理战争，潘勒韦坚持要有相当的权力，不象以前的部长们那样，他们从不过问总参谋部的决定。潘勒韦在其他方面也不一样。在青年时期，他就以数学家闻名。这位矮小的学者现在五十三岁，语调尖锐，开始审查尼韦尔的总计划。潘勒韦不象许多政客那样，他是天然襟怀坦率的。也许他的数学天才的国际声望使他除为法国服务外，没有其他个人野心。  
　　当潘勒韦刚到部视事的时候，他就会见尼韦尔，了解他的计划。简短的寒暄后，率直的潘勒韦直截了当地宣称，如果他在霞飞被解职时担任部长，他将选择贝当担任总司令。然后，他转到军事问题上。他告诉尼韦尔，他得悉他的作战计划包括进攻的准确日期4月16日在内，在整个巴黎的沙龙、咖啡馆和别的地方谈论着，他感到不安。  
　　这位部长认为，除敌人有可能知道细节和确切日期外，随着德军的撤走，这个计划当然已被取消。而且，沙皇尼古拉已于3月15日退位，让俄国准备媾和，从而使许多德国师解脱出来，支援西线。当尼韦尔肯定攻势只要稍作变动时，潘勒韦惊讶得直眨眼睛。  
　　尼韦尔解释道，因为突出部不再存在，法国的大炮和部队将去德国前线上打开缺口，然后在迷惑了的敌人后面扇形展开，以摧毁其堑壕体系。尼韦尔继续说道，法国的损失将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兴登堡防线经受不住法国攻城炮的锤打。  
　　尼韦尔说，“我不担心人数，人数越多，胜利越大。”潘勒韦感到迷惑不解。当尼韦尔宣布他的计划时，这个计划听上去好象是霞飞在西线两年造成灾难的智略的重演。  
　　潘勒韦有一种灾难将临的感觉，开始仔细审查尼韦尔的计划。他容许关于他的意图的谣传散布开来。各方面的指挥官立即向他提出许多怀疑。潘勒韦听他们说，由于德国从突出部撤退出来，尼韦尔的全部战略需要修改。这位部长一次又一次地被告知，迫在眼前的俄国的垮台，将使许多强大的德国师来加强已经严密设防的兴登堡防线。  
　　美国对德国日益敌对的态度，被引证为放弃尼韦尔计划的关键性理由。法国不需要单独流血，而应等待到美国参战为止。协约国得到了增援，就能粉碎德国军队。当潘勒韦听到他的前任陆军部长路易·利奥泰曾嘲笑尼韦尔的计划，可能是流行笑剧“热罗尔斯坦大公妃的军队”设想出来的计划时，他的惊恐加深了。但利奥泰没有把他的怀疑当面向尼韦尔提出。  
　　如果需要进一步证明的话，那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法国政界人物夏尔·德弗雷西内提供的。3月25口，他把属于后备集团军群的一位高级军官写的备忘录，递交潘勒韦。据说是代表所有高级参谋集体意见的这份报告，宣称德国人已对法国的攻势作好充分准备。如果德国人击退了进攻，“陆军中几个最好的军，即第一军、第二十军、第二殖民军、第三十二军和此外更多的军，将大批遭到击毙”。  
　　拼命想解决这个问题的潘勒韦，采取了一个不寻常行动。他召见了尼韦尔的三位最高集团军指挥官，请他们各自提出自己的意见。在3月28日被接见的米什勒将军，公然不赞成这次进攻。第二个被接见的是贝当将军。他也看不出尼韦尔的计划会取胜。第三位指挥官弗朗歇·德斯佩雷也同样表示悲观。  
　　为日无多了，潘勒韦决定，说理可能劝阻尼韦尔，于4月3日请他到陆军部赴宴。其他客人包括里博总理和安德烈·马奇诺殖民部长。潘勒韦机智地向尼韦尔说明了所有不利于他的计划的事实，强调了等待美国参战的巨大利益。  
　　尼韦尔重复了他决定进攻的理由。德国撤退，只需要对法国计划作些小变动，任何相反的观点都是无知的产物。尼韦尔再次向他的听众保证，这场大规模进攻将在数周内结束这次大战。  
　　虽然美国离宣战只有三天，尼韦尔低估它作为一个盟国所起的作用。他坚持说，美国提供的任何军事援助不会来到，至少要到下一年。话题回到德国的防御时，尼韦尔充满信心。他说，兴登堡防线在第一次猛攻下就要崩溃。  
　　这位统帅暂停了一下，然后走到一幅巨大的西线挂图前面，手中拿着一根教鞭，横扫了一道宽阔的弧线。他高傲地宣称，所有这一切几天内将是我们的。尼韦尔是充分了解他的听众的。他是在和渴望获得那怕是一点点胜利也好的领导人谈话。差不多三年了。法国只知道失败，耻辱和失望。  
　　潘勒韦部长拉了尼韦尔的手，说道：“将军，如果你进攻的结果，只是归还我们这片广大的领土和它所包含的一切，政府和国家将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并将大大地感谢您。”尼韦尔报之以微笑：“那没有什么，不足道的小小的战术胜利而已。我在埃纳河聚集的一百二十万士兵、五千门炮和五十万匹马，不是为了这样一点点的战果的。这场比赛是不上算的。”  
　　但是德国的防御体系现在已经作好战斗准备，是以完全新的战略为基础的。传统的纵深一英里或更多的一系列堑壕，已为数千个布满机枪的混凝土碉堡所取代。对任何机枪碉堡的袭击，将招致周围机枪碉堡的火力。在机枪碉堡后面，是除天然岩洞外，包含数千个地下掩蔽部的复杂的设置，这些地下掩蔽部在猛烈轰击期间将掩蔽部队。在弹幕射击停止时，防守者将冲向前去，击退可能越过机枪碉堡的任何法国部队。德军的所谓“弹性防御”，是设计出来迅速而彻底地挫败尼韦尔发动的战役的。  
　　尼韦尔应对另一个严重挫折负责。他原来的计划假定，他的四十四个法国师将大大胜过敌人的九个师。但德国已从俄国和其他战线抽调足够的兵力，集合了四十三个满员师，沿着兴登堡防线布防。把这个新比例告知尼韦尔时，他不理会，认为这个情报是不相干的。  
　　在尼韦尔的计划付诸实施之前，还有一个阻碍必须要解决。潘勒韦安排了和尼韦尔的最后一次会议。许多指挥官，甚至平民，都把备忘录送给他，指出进行这次攻势的愚蠢。彭加勒总统出席了这次会议。  
　　4月6日上午10时，在大炮行将轰鸣之前十天，这批人集合在贡比涅的总统个人专用的铁路车辆上，总司令部就在近处，是最近为了准备进攻而迁来的。为鼓励坦率，会议不作记录。只有最高级的政界和军界人物参加。尼韦尔知道会议的目的，现在显得非常冷淡地有礼貌。  
　　彭加勒首先表明，在人力方面已感贫乏的法国，应当避免这个很可能发生的风险，因为如果冒险失败，国家会遭到重大的损失。总统是尊重人的，他给尼韦尔提供了一个放弃这个计划的机会，但仍可保持他的权力和威信。潘勒韦陆军部长讲了同样语调的话。  
　　在所有人表示了同意后，尼韦尔作了答词。他的态度冷淡而超然，并不企图去回答他们的反对意见。他宣称，“我不会在任何借口下，卷入又一次索姆之战的。”他预示，进攻将摧毁法国的消极态度，接着作了甚至他也一定知道不能实现的许诺。为了缓和对丧失人力的担心，这位将军许诺，如果他的进攻在四十八小时内不成功的话，他将终止这场战斗，撤回所有部队。  
　　尼韦尔的话是对着沉默和并不相信的听众讲的。他的集团军群指挥官被要求发表他们的意见。在总司令的冷眼凝视下，可以理解，他们是不表示他们的真实思想的，只有贝当是例外。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们没有执行这个计划的人力物力。……即使这个计划成功，我们也不能扩大这个计划的战果。我们有五十万生力军来作这样一次前进吗？没有。那么这是不可能的。”  
　　尼韦尔打断贝当，说道：“既然我既不能得到政府的同意，又不能得到我部下的同意，摆在我面前的唯一道路是辞职。”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他们的政府已经摇摇欲坠，部长们知道，在大战的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他们是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总司令的辞职的。尼韦尔如果离去，有人将随之而提出组织新内阁的要求。  
　　部长们关心的是保持国家的协调和他们自己的职位，他们自圆其说，即使尼韦尔只获得一点点胜利，风险将自行消灭。即使发生最坏的情况，尼韦尔已经许诺，如果在四十八小时内不成功的话，他将放弃进攻。  
　　4月15日，进攻的前夕，黑暗降临，寒冷的被风刮来的雨开始转为雨夹雪，气温迅速下降。士兵们步履艰难地走向他们的阵地，泥深没踝，上衣被雨打得湿透，慢慢地耗尽了精力。到达他们的攻击位置后，他们在大下特下的雨雪下缩成一团，同时连队指挥官宣读尼韦尔当天的命令：“时间已经来到！勇敢和信心！法兰西万岁！”  
　　在敌人防线后面，德军统帅，巴伐利亚的皇子鲁普雷希特，向士兵们宣读德皇的电报：“你们军队正在经受猛烈的炮击。法国步兵的大进攻每个小时都能到来。整个德国正在期待地注视着它的勇敢的儿子们。为我问候他们。我的心和他们在一起。”  
　　在法国炮兵通宵弹幕射击期间，数十万部队向前移动。尽管冻雨刺骨，士兵们感到一种新的力量，人们对巨大的武力炫耀感到敬畏。那天早些时候，两边的蓝色军服毫不夸张地延伸到地平线。自1914年8月以来，士气从来没有这样高昂过。  
　　拂晓前当突击的哨子吹响时，部队攀登壕内的梯子“登上壕顶”。后备营挨着前进，指望把敌人杀光。但当他们在泥淖中溅着泥水行进时，他们开始感到非常失望。尽管法国大炮的数量庞大，它们轰击不到全部敌区。德国的有刺铁丝网都挂上母牛的颈铃，当法国士兵在黑暗中往铁丝网上绊了一下时，颈铃就发出叮铃铃的响声来。  
　　在法国爆炸的炮弹把有刺铁丝网炸掉的地方，德国人就在当场燃起黄色的火焰来。在火光笼罩下，进攻部队都被火炮和机枪的火力所击倒。以芒让的计算为依据，徐进弹幕射击比士兵能够前进的速度快。没有炮火的掩护，法国士兵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法国士兵不能绕过防守的战术据点和进攻后方的德国阵地，就倒伏在灌满泥浆的弹坑里。爆炸的炮弹和机枪子弹向他们射来。到上午7时，尼韦尔的时间表乱成一团糟。法国的各个营，预定每隔十五分钟就进入进攻堑壕。由于部队步履蹒跚和爬了回来，那些在他们后面堑壕里的人无法前进，而跟上来的人又倒在他们身上，乱成一堆。  
　　在他们指挥部里，总参谋部的成员不懂得已经陷入的绝境，以为有些讨厌的机枪碉堡造成了延误，但这些碉堡很快就会被打哑的。芒让又发出了催促前进的命令。他的被派去执行正面进攻的第六集团军，奉命“……不要容许敌人建立连续的机枪防线。你们必须利用缺口，通过抵抗据点”。  
　　留下的缺口不多，而缺口也都是成千上万法国人走向来世的通道。到中午，雨雪和雪下得很密，使目视通讯和空中观察都不可能。炮手们看不到他们前进的部队。根据混淆的报告而行动的炮兵指挥官，以为士兵们还没有离开堑壕。他们就把掩护弹幕拉回到出发点，并把数以吨计的炮弹向前进中的法国部队猛射。  
　　这是法国人大规模使用坦克的第一次战斗。这种坦克按照制造它们的兵工厂的名字命名，被称为“施乃德”，二百辆坦克的大部分陷入泥沼，成为炮火易于命中的目标。下午2时30分，德军大举反击。到黄昏时刻，法军前进了六百码，而不是尼韦尔规划的六英里。只是由于法国部队的勇敢，才阻止了德军进一步把他们赶回来。象皇储威廉这样的一个敌人也赞扬“法国兵的个人的英勇”。  
　　勇敢的塞内加尔人，第一次辜负了他们的法国伙伴。冰冷的雨雪是他们的致命伤。他们冻伤的手不能拿步枪，他们蹒跚地前进，直到他们的军官被打死。然后他们转过身来，急忙奔向后方。  
　　最为悲惨的，是效率向来低的法国医疗勤务的完全垮台。已经为一万五千名伤员作好准备，但第一天的伤亡人数共达九万人。一所医院只有四只体温表要供三千五百只病床使用。缺乏甚至最起码的医疗设备来照顾伤员，只得让他们躺在泥沼中。  
　　尼韦尔司令部发出的公报，都是为欺骗国民而捏造的。四十八小时倏忽逝去，迫使尼韦尔又一次自食其言。就象卡努特国王不能止住大海一样 [ 注：卡努特(995—1035)是丹麦和英国的国王，古老的诺曼底诗篇描绘他如何在威斯敏斯特命令泰晤士河上涨的潮水退去。——译者 ] ，他也不能撤退他的部队。当形势恶化时，再多的欺骗也掩盖不了真相了。  
　　尼韦尔前进得最远是在4月17日，那时他的部队占领了马尔梅松要塞，这是二英里半的进展。实际上，这是德军为了重新集结而从这一突出部撤走的。此后两周，德军和法军在几乎是固定的战线上激战。在谢曼—德—达姆遭到屠杀的报道在士兵中传遍而被胡乱夸大了。更多地听到孤立的口号声，“打倒战争！”“打倒笨拙的将军！”休假的部队挥舞红旗，口唱革命歌曲。  
　　甚至军官也开始对尼韦尔的战略提出抗议。当陆军部长潘勒韦巡视埃纳防区时，他的最坏的怀疑被证实了。他从军官们那里听到第一手的报告，他们申诉道：“这是倒退。我们没有学到一样东西。我们还在坚持1915年的战法。当然，我们将得到传令嘉奖和勋章，但是我们不在乎。我们宁愿把它们扔到领导人的头上。我们关心的不是荣誉，而是可以节约更多人命的较明智的政策。”  
　　最后，连尼韦尔也认识到，他的攻势是一场大灾难。在这危机时刻，尼韦尔的真相毕露了。他寻找替罪羊，向潘勒韦和其他部长暗示，这次溃败是芒让的过失，但他的企图推卸责任遭到无情的拒绝。  
　　尼韦尔显然是歇斯底里大发作，跑到多尔曼的阿尔弗雷德·米什勒将军的指挥部去，在会议室里大发雷霆，当着后者的僚属面前，尖声谴责他的部下。但米什勒不是一个静静地忍受责骂的人。他不顾军阶，攻击他的总司令。他大声喊道，“你想要我对你的错误负责，我，从未停止过对你的错误提出告诫。你知道这种行为叫什么吗?”他责问着。“嘿，这叫做懦怯！”尼韦尔在他的部下的唇枪舌剑下退缩了，象喝醉酒似地，摇摇晃晃钻进他的汽车，开走了。  
　　在尼韦尔进攻期间，法国官方历史列出的伤亡人数是九万六千人，这是很不可能的。法国军事历史家里夏尔·图曼将军，报告法国的伤亡人数是十八万。图曼在战时担任过前线军官。他对他的同事和同地位的人是完全同情的，没有理由造出这个数字来，使他们丢脸。其他人把损失定在二十万人以上，至于德军，他们给予敌人的打击比他们受到的打击多，承认十六万的伤亡人数。  
　　在二十一个月的战争中，法军伤亡人数已达三百万以上。法国部队都是勇敢的，对战争所引起的苦难也是有思想准备的，但他们再也不肯被赶去受屠杀了。在谋求补救的一切合法手段遭到否定之后，部队爆发了反抗。在此后两个月中，法国陆军处于瘫痪状态。  


贝当恢复士气  
　　反抗于1917年4月29日开始。情绪愠怒，气氛沉重，但军官们装作不见。连队指挥官也不训斥他的不修边幅的士兵，他们留着五天的胡须，故意走过他的面前而不向他敬礼。奉命开赴前线的部队，利用混乱慢慢向后方走去。喝醉了的士兵吊儿郎当地走过军官面前，非常轻蔑地向他们瞪眼。别的士兵喝着从店里抢来的酒，到处横冲直撞，高喊“打倒战争！”反抗甚至蔓延到享受特权的部队，如第六十轻步兵营。这种营由特种士兵组成，每个步兵师都配属一个这样的营。  
　　军事领导人蒙骗政府——但时间不长——错误地称这种反抗为“集体无纪律”行为。总司令部不了解各师的所在。派去逮捕流浪的反抗者的宪兵队，表现得有勇无谋。闹事的人一声狂吼，扯下他们的武器，用连环拳把他们打得不省人事，把他们倒挂在路灯柱上。  
　　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只有两个可靠的师屹立在巴黎和德军之间，德军一点也不知道使法国人震惊的那种混乱现象。法国最高统帅部担心德军可能向俘虏搜集重要情报，不断调动前线的部队。所有被俘的士兵连提也没有提到过这次反抗的事。法国兵反抗无能的领导——但他们不是叛国的人。  
　　当一支经过苦战的部队，只获得短暂的休息，就奉命回到前线时，不服从就往往表面化了。对下级军官——中尉和上尉——并不表示敌意，他们只是传递命令，并且象他们自己那样，也遭受堑壕战的苦楚。但部队对参谋军官公开敌视，抨击他们是“喝血的人”。  
　　在反抗表面化的同一天，惊恐的政府得出结论，如果法国要生存下去，尼韦尔必须滚蛋。没有大吹大擂或仪式，亨利·菲利普·贝当被任命为参谋总长和“政府的技术顾问”，办公处就设在陆军部。对整个国家来说，这一宣布并不意味着什么，但尼韦尔及其参谋人员却看作是凶事的预兆。  
　　在尼韦尔的战役转为大屠杀后，有人率直地要他为了法国的利益而辞职。他决心不让政府省事，坚持要公开解除职务。陆军部长一直支吾到5月15日，然后正式提名贝当为总司令。这对一个六十岁的职业军人，是使人眩目的提升，他在大战开始时，还是离退休已不远的一个无名的上校。  
　　贝当立即把他的前任的参谋人员解职，代之以炮兵人员，他们和他的观点相同，即赢得战争要靠大量使用大口径炮和节约人力。直到他取得指挥权为止，炮兵是次于步兵突击的。大部分炮术训练学校都已停办，把干部放出来投入4月攻势。现在建立了一个炮兵研究中心，在那里把步炮协作作为军事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来教。  
　　贝当把他的注意力转向陆军的内部危机，处理了不满的主要根源——士兵的休假。在这次大战前，军队从不关心休假问题。进攻派的领导认为，闪电般的胜利将使士兵解放几个月，如果不说几周的话。在堑壕战陷于胶着状态时，从理论上说，士兵在前线作战每四个月，就可以休假一星期。但日益增加的伤亡导致人力缺乏，军队就靠削减假期来克服，在进攻之前三个月或更长时间内，所有部队都取消了假期。休假被认为是特权，而不是权利，给假很吝啬。许多士兵在前线过了十八个月而没有得到一次休假。  
　　获准休假七天的士兵，不知道仅仅回家一次要花费多少休假时间。他们被背包和步枪压得重重地，拖着缓慢的步子走好几英里到最近的铁道线，等候火车得等上几小时或几天。除暂时离开敌人的火力外，其他条件都和前线一样。连满足起码的舒适的供应都没有，士兵就在寒冷、雨雪或雨中闲荡和睡觉。车站没有住宿或洗澡的设备。食物很难得到——战时飞涨的物价使士兵无力购买大部分食物。  
　　贝当命令他的指挥官“保证每个人每四个月有七天休假。……要极小心地订出休假时间表……并公布出来让那些有关的人检查”。接着下了另外一些命令。要为休假部队准备充分的卡车运输，把他们从基地运往火车站。增开列车来减少他们等候的时间。在火车站设置专供士兵使用的设备——低价膳食、理发店、盥洗室、免费医疗服务和床铺。  
　　不满的根源都有组织地加以消除，直到陆军的战斗素质——除部队的实力外——得到恢复。贝当使他的战略依据于现在已是盟国的美国的人力。他告诉部下说，“我们必须等待美国人。”在他的统帅下，法国陆军的指导口号是：“多用钢铁，少流鲜血。”  
　　也许法国指挥官没有比贝当更了解部队的性格了。他访问了将近九十个师，听取控诉和消除其原因。如果一项证明是正确的控诉受到忽视，他将指责最高级的师属军官。医疗勤务完全改组，部队指挥官要对它们的有效工作亲自负责。到6月底，秩序和士气都恢复了。  
　　直到最近几年为止，法国最为严密保守的机密之一，就是1917年的这段反抗情节。除法国官方历史有简短记载外，军队用保持缄默把这件事情包起来。贝当难得提起这一事件，也没有留下回忆录。历史家理查德·瓦特认为，“……积极反抗的至少有十万人，也许更多。”  
　　官方报告列举有四百十二个反抗者受到惩罚，其中二十三人被枪毙——就卷入的部队人数而论，这是难以置信的。有多少人经过或未经过军事法庭审判就被处死，依然不得而知。其他反抗的人都流放到魔鬼岛和非洲的劳役营，后来经政府大赦，于1924年回到法国。

费希尔勋爵

十八、伊普雷，1917年

　道格拉斯·黑格爵士从来不完全相信，机枪和坦克已使骑兵袭击成为历史陈迹，并且似乎在宣扬这种观点似的，在整个大战中，他的发亮的长统靴总是带着踢马刺的。他为进攻佛兰德的伊普雷防区战役拟订的1917年计划，使一个日夜渴望的梦想复活了——在夺取奥斯坦德和泽布腊赫德国潜艇基地而向比利时海岸进行扫荡中，来一个大突破，这将使他“有机会大量使用骑兵”。  
　　经过多少世纪的辛勤劳动，佛兰德的田野已从原始的沼泽中开垦出来。但初期战斗的轰击破坏了复杂的排水和堤防系统，后来的雨淋和炮击把伊普雷周围地区搅成一片泥海，星罗棋布着阴暗、污浊的池塘，从活人以及人与动物尸体的废物和垃圾中散发着恶臭。比利时人给总司令部的报告，强调这个地形不适合军事行动。如果马匹和大炮不及时控制住，就会陷进淤泥里去。但黑格却对这个地区的干燥的地图更为神往。  
　　在这一防区，德军沿着从帕尚达埃尔的村庄延伸到梅西纳村庄的一条八英里天然高地掘壕固守。这个山脊的两半边都是以最近的村庄名字命名的。劳合—乔治首相和英国内阁，唯恐黑格选择这种对德军没有战略价值而对英军则充满着危险的作战地点。但黑格受到第一海务大臣杰利科的支持，他关心来自海峡口岸的潜艇威胁，黑格得胜了。  
　　自1914年以来，伊普雷突出部一直由足智多谋的休伯特·普卢默爵士指挥的英国第二集团军防守。他设计了一个方案，在挡住英军突出部东南侧翼的一连串山脊的梅西纳那一边挖掘地道，把它炸掉，这实际上是把它消灭了。威尔士矿工和其他部队劳动了两年之久，这是军事史上最惊人的坑道作业。  
　　在没有遮蔽的明亮灯泡的闪光下，挥舞铁镐和高举铁锹挖掘深至一百二十五英尺的竖井，同时水泵不断嘎嚓地响着。除五英里横坑道外，共挖了十九条坑道，有些近半英里长。这种挖掘出来的坑道中，在紧要的敌人阵地下面，塞满了一百万磅剧烈的爆炸药阿芒拿。  
　　德军也想到用炸药在英军阵地下面挖坑道，他们可能结束这种僵持局面，但他们的坑道作业着手晚得多，从来没有赶上过普卢默的矿工。有些地方，德军挖到六十英尺深。在德国挖洞者朝他们挖来时，英国监听员借助扩音器担心地听着——有一次，德国的一条横巷，其尽头离英国的坑道不到两英尺。在每一口竖井上面，英国人作了记号，写上“深井”字样，但德军没有受骗。  
　　地面上为突袭作准备可以清楚地被观察到，被俘的英国俘虏也谈到这一点——有的甚至透露突袭的日期，6月7日，在此以前要进行七天的炮击。但没有一个人提起坑道方案，在被询问时也全都否认这类冒险行动。怀疑的德军派出突击队，取来了从坑道中挖出来的粘土，这些标本毫无疑问地证实了英军挖掘的深度。然而并未尝试从梅西纳山脊撤出，因为德军相信英军埋藏得这样深的炸药不过能引起震颤而已。  
　　6月6日夜，普卢默赞许地评价这个工作，并说：“先生们，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将在明天造成历史，但我们肯定将改变地理。”  
　　发动进攻的时刻是上午3时10分。半小时前，所有英国大炮都停火，同时部队的枪上了刺刀，在堑壕里待命。3时差几分，德国的绿色和黄色信号弹照亮了夜空，给炮火发出信号。对英国防线进行一阵简短的炮击后，前线又沉寂了。到了发起进攻时刻，电池外壳的插棒式铁心被塞了进去，同时引爆了所有十九条坑道的炸药。当泥土冲向高空时，震波穿过海峡，甚至伦敦唐宁街十号的首相都感觉到。德国防线上炸成的弹坑，直径达三百英尺，近一百英尺深，炸死或炸伤的德军在二万以上。当黎明时天空中最初出现的光线照亮烟尘形成的柱子时，九个师——包括一个澳大利亚新西兰师——上了出鞘的刺刀冲锋。最初的前进没有遇到抵抗，但前线后面的抵抗愈来愈强。到了一整天战斗结束，俘获了七千三百名俘虏，但几天后，普卢默军队的死伤达到二万五千人，未有寸进。  
　　黑格想在8月的骤雨使伊普雷突出部陷入泥淖之前，完成这个军事行动。他的计划包括攻占山脊，然后向海峡口岸前进。普卢默将军已经执行了这个战役的第一阶段，但他对付加强的抵抗缺乏进展，促使黑格提出由休伯特·高夫将军及其第五集团军分享和普卢默同等的指挥权，但实际上由高夫将军指挥这次突击。  
　　不但高夫及其参谋人员不熟悉伊普雷周围的地形，而且第五集团军是一支组织松弛的部队，它的几个师里都有新兵。在接着而来的部队重新组合中，由于普卢默的第二集团军调往右面而左面阵地由第五集团军防守，高夫的大量补给不是到达太迟，就是卸在很不合适的待运地区。  
　　在高夫对面的，是西克斯特·冯·阿尼姆将军及其能干的参谋长弗里茨·冯·洛斯贝格上校指挥的德国第四集团军。英军不知道，德军正在应用洛斯贝格首创的弹性防御新战略。在这种计划下，容许敌人稍有前进，但只有在付出重大伤亡代价之后。  
　　第四集团军的防御包括六条堑壕线，由上面盖着混凝土和排列成菱形的机枪弧形窗加以支持。因为习用的堑壕体系实质上已经放弃，代之以一系列钢筋混凝土碉堡，每个碉堡甚至能经受一颗八英寸炮弹——虽则在直接命中时常常使里面的人受到震荡而死亡。  
　　前沿阵地只配备少量人员，但是当进攻部队进入后方地区时，抵抗越来越强。高夫也不知道德军的新武器——在炮弹中发出芥子气。连鲁普雷希特皇子也是乐观的，他在日记中写道：“对于进攻我心里是十分安定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配置过这样坚强的后备军，他们受过十分良好的训练，知道在被进攻的战线上应尽的职责。”  
　　为使他们的防御更为坚强，德军还把陆地淹没，使每个碉堡的三面都被水包围。每个碉堡的后面有几条小路，以便防守者迅速退却，而进攻者不得不缓慢地前进，从一个水坑跳到另一个水坑，直至距离近到能把手榴弹扔进发射机枪的狭孔中。在以后的战斗中，协约国将使用同样的防御方法。  
　　对黑格的战役计划抱有怀疑的劳合—乔治，组织了一个由内阁阁员、民间知名人士和军界人物组成的军事委员会，目的在于限制黑格的权力。当简·克里斯琴·史末资将军和寇松勋爵两人支持黑格时，他失败了。劳合—乔治再次决定不使他的不稳定的联合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冒险。  
　　在战场上，英军的三千三百多门大炮面对着德军的一千五百门炮。7月22日，英军开始十天的密集轰击，发射了一百五十万发以上的炮弹。7月30日，开始下起季节雨来，使战场成为一大片沼泽。派来侵扰德军防御工事的坦克，无可奈何地陷入困境，它们的装甲钢板太薄，经受不住密集的德军炮火。派来进攻的四十八辆坦克，只有十九辆能勉强投入战斗，其中十七辆迅即被击毁。即使如此，高夫的步兵在一条十五英里的战线上前进了几千码。然后一次反击，迫使他们几乎退到出发的防线。第一天，英军伤亡人数达三万二千人。  
　　黑格的指挥部继续发回欺骗的电报，诸如“在全线进攻中，我们已经突破德军防线”，但最后高夫不得不承认，他的部队无望地陷入困境。于是黑格命令普卢默将军及其第二集团军尽他们的所能去营救，但为时已晚。这个战役拖过秋天，直到11月20日，那时零度以下的气温和地上结冰，为结束这一战役提供了借口。  
　　黑格的冲到英吉利海峡的宏大计划，结果只得到几平方英里毫无价值的沼泽地，包括荒芜的帕尚达埃尔村庄在内。黑格的老对手劳合—乔治在他的辛酸的回忆中写道，这场战斗“连同索姆和凡尔登的战斗，将列为战史上所曾进行过的最残忍、最无益和最血腥的战斗”，并说，这是“在所有灾难记录中无与伦比的顽固和狭隘的自高自大”的结局。

费希尔勋爵

十九、俄国的崩溃

俄国的最后一次大进攻，是在它的最能干的指挥官阿列克赛·勃鲁西洛夫的领导下，于1916年6月4日发动的。对意大利转向协约国方面感到愤怒的奥军，在一次奇袭中，猛攻特兰提诺的意军，使他们退到伦巴第平原。面临肯定的灾难的意大利国王，打电报恳求沙皇来拯救他的政权。尼古拉二世下令对奥匈军队发动东部战役。  
　　勃鲁西洛夫没有提出警告，就沿着二百英里战线出击。他不用大炮弹幕射击准备，完全用奇袭来打击敌人。俄国兵力共计五十一万人，包括四十个步兵师、十个骑兵师和一千七百七十门大炮。这个实力大体上和敌人的实力相等，但当俄军向他们的目标——重要的科韦耳和伦贝格(利沃夫)铁路中心，加利西亚的工业首府——猛冲时，奥地利的防御崩溃了。被出其不意的突击打晕了的奥匈第四集团军和第七集团军（一支不稳定的多民族的混合物）溃散奔逃了。  
　　勃鲁西洛夫的胜利，使他总司令部的首脑们感到惊讶。没有一个人对他的进攻抱有信心，也没有准备为他提供后备军或物资。当他们的进攻在6月底势头稍低时，疲乏的俄军已经俘获了二十万以上的俘虏，他们的前进部队已经望见喀尔巴阡山的山口。要是他得到人力和补给的增援，勃鲁西洛夫很可能使崩溃中的二元君主国当时当地垮台的。  
　　虽然兴登堡极度需要他在凡尔登和索姆的所有后备军，他迅速抽调十五个师来防止奥地利的垮台。俄国总司令部也给勃鲁西洛夫送去为时过迟的支援，但这些支援是用马拉货车在满布车辙的泥路上费力地慢慢运来的，而德国人则沿着高效率的铁路向东疾驰。  
　　到7月中，奥德联军已把战线稳定下来，对俄国的薄弱据点的反复反攻已夺回了许多小块土地，尤其在卢茨克周围。尽管缺乏充分的后备军和军火，勃鲁西洛夫不但固守从奥军手中夺来的六十英里土地的大部分，而且反复进攻。战斗直到9月的第二周才结束，那时奥军和德军的死伤已逾二十五万人，被俘者人数相仿。俄国人则付出了一百万人的惊人代价。俄国农民总是没有武器或弹药的。有时他用刺刀缚在一根棍棒上冲锋，并且缺乏最普通的工具，甚至不得不赤手去折断有刺铁丝网。  


俄国革命  
　　沙皇的军事政策不是屠杀便是停滞不进。随着冬天到来，开小差的士兵在一百万人以上。士气十分低落，开小差的士兵公然住在家里，不受当局的干涉。腐败和低效率沾染到社会的各部分。军队的承包商收了钱只供应补给的一部分，而且常常是质量差的。  
　　可是，对于他的三百年皇朝可能遭到危险的这类预兆，沙皇仍然无动于衷。有人谋求指点他，他都不加理会。当杜马议长提出警告，叛乱正在席卷这个国家时，尼古拉二世写信给皇后：“这个大腹便便的罗德江科，又给我写了一篇胡话，我甚至不愿回答。”连杜马中最保守的党派，也同意必须除掉沙皇。温和的社会党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提倡“必要时用恐怖分子的手段”来一个反沙皇的政变，参谋总长阿历克谢夫着手策划逮捕皇后，迫使沙皇进行改革。但事变的发展代替了他的作用。  
　　1917年3月初，彼得格勒爆发了罢工和粮食骚动。派去了军队，但他们和起义者亲如兄弟。这个政权无论哪里都得不到支持，专制统治等不到被推翻便突然垮台了。3月15日，沙皇把他的退位书送给他最近非常藐视的杜马议长。  
　　以温和派为首的临时政府肯定了它对协约国的忠诚，保证继续作战。工人和士兵组织称为苏维埃的委员会，起初同新政权合作，但不久他们进一步向布尔什维克影响下的左翼靠拢，布尔什维克要求结束战争和废除私有财产。德国谋求同俄国单独媾和，以便在西线集中所有军队。为达到这一目的，代表德国最高统帅部的鲁登道夫，采取有意的冒险行动，以使俄国退出战争。  
　　除坚守他们的防线外，德军停止了东线的一切军事行动。鲁登道夫高兴地注视着温和派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在扩大裂痕。他知道非正式停战阻止这两个派别团结起来共同保卫俄国。政治上老练的德国特务，伪装成士兵，聚集在前线，双方在温暖的阳光下交起朋友来。俄国士兵干脆不理会作战的命令。  
　　为加速使俄国退出战争，鲁登道夫安排尼古拉·列宁和一批革命家经德国从瑞士到波罗的海小口岸城市扎斯尼茨，再从那里赴瑞典的马尔默。在德国的请求下，由瑞典政府把他们运往那时仍是俄国一个省的芬兰。外交部的指令说，“如果不准俄国人进入瑞典，陆军最高统帅部准备使他们经过德国防线进入俄国。”列宁于4月16日到达俄国首都。  
　　俄国稍稍转为左倾。5月中改组的政府由社会党的多数组成，包括担任陆军部长的克伦斯基。俄国已经打得筋疲力尽，协约国却认为没有什么要紧，它通知新政权：不打仗，就不支援！法国特别坚持要从东面进攻德军。它被反抗所震撼，担心——有充分理由——再受到大规模突击就将失败。主要由于作为一个激进演说家而享盛名的克伦斯基，访问前线以提高士气和激励士兵作战，但人家对他的雄辩充耳不闻。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平，土地，面包”比同德国人打仗有大得多的号召力。  
　　克伦斯基的忠于协约国，是毁灭俄国的民主的祸根。他下令由新总司令勃鲁西洛夫发动进攻。这位将军以伦贝格为目标，从精锐的高加索团、芬兰团和西伯利亚团中调集了二十万部队。先头部队是最精锐的哥萨克骑兵旅，但没有可靠的步兵后备军可用。  
　　俄军于7月1日开始进攻，没有遭到德军的抵抗，他们以为停战仍然有效。在开始的奇袭中，俘获德军一万七千人以上，以后几天又俘获了一万多人。在奥德军队于第二周迅速作好进攻准备后，伦贝格未被攻陷。他们因新开到的后备军而得到加强，使用大量野炮在广阔的战线上进行反攻。这对俄军来说是受不了的。在有计划的猛轰下，从有秩序的退却变为全线溃退，德军则在后面穷追。不到一周，在1916年勃鲁西洛夫进攻期间俄军所获得的全部领土，实际上都被收复。在7月底以前，俄国永久退出这次大战了。  
　　前线的纪律荡然无存。开小差成为如此普遍，以致军队自行解散了。在东线至少仍有八个德奥师，但所有追击都已停止。德国最高统帅部估量了这个形势，并且不采取任何可能使俄国人联合起来的措施。反对地主的农民起义席卷俄国，不等土地改革就把庄园夺取了；工人没收了工厂；俄国受到混乱的震撼。  
　　7月失败后，克伦斯基无法制止内乱，人民支持他的一点残余都消失了，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使列宁于11月7日掌握政权。布尔什维克是少数派，得不到公众的赞同，但他们力量的源泉是得到武装赤卫队支持的苏维埃。11月8日，列宁发布和平令。11月22日签订了停战协定，然后于12月初在德军占领的俄国铁路线终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开始和平谈判。  
　　由莱昂·托洛茨基率领的苏联代表团，拒不接受德国提出的要求，即俄国放弃波兰和其他西部领土。而且，托洛茨基认为德国革命迫在眉睫，声明他自己不向代表团讲话，而向德国工人讲话。马克斯·霍夫曼将军坚持要求承担协定的义务，托洛茨基不作明确答复，后来声明俄国不能接受德国人的条件。他的“不战－不和”的声明，激怒了霍夫曼。  
　　由于没有抵抗，于是德军更加深入俄国领土。列宁用不着进一步的敦促。2月19日，在德国人进军后不到二十四小时，这位苏联领袖发出电报，接受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提出的全部条件。可是，霍夫曼将军又前进了两周，他的军队已进到普莱普斯湖和纳尔瓦，使彼得格勒面临入侵的危险。其他德军扫荡到乌克兰的谷仓。  
　　霍夫曼深信苏联领导人不会再拖延时间，于3月3日再同他们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会谈。苏联人给予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自治，而乌克兰和其他俄国领土则继续置于德国占领之下。托洛茨基试图哄骗霍夫曼的策略，代价是高昂的。俄国还不得不把巴统、阿尔特温和卡尔斯等地区交给土耳其。（八个月后，战败的德国放弃了所有征服的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