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谈文化专制（更新完毕）

KleinKlauss

一，秦皇之心


回想我国4000多年的文明史，无怪乎在两件大事间徘徊----统一和分裂，换另一说法：战争与和平，再换一个角度：融合和叛逆。

文化这个东西，首先是商朝兴起的，文字作为占卜的工具，受到集祭司和王权为一身的商王的重视，在繁复的宗教活动中，贵族即所谓会在龟壳上刻字的人在事前受到商王的肯定后成为与众不同的人，而文字和占卜文化，则成为最早期的统治工具---因为其他人不知道商王和他的亲属在刻什么，在间接物质和武力的保障下，隐约的神仙便成为愚民的最好工具，而一切与此关联的，除了青铜武器，便剩下了文字和文化。

这也很形象的说明了文明的一个重要作用----即完善统治和发展国力。

商朝的多神教和神秘主义，在西周时代达到了理性的水平---类似于神权国家，周天子便以天下唯一的独裁者合法存在，而在蒙昧的远古--甚至波斯尚且没有行省制产生前的千年前，血缘便是最值得信任的统治依据，所以天子才封了N多诸侯，兄弟一家四海皆一姓，岂不是很完美？

这里涉及一个人私欲的问题，同样的物质基础，自然产生不同的占有思维。大国和平原国自然比山国和小国有实力，物欲和他欲带来的不和谐是任何宗法和血缘无法调和的。所以才有战国和争鸣，这与其说是一种“民主”不如说是一种混乱，至于说儒家治下的民主，更是粗糙，先不说儒家是在汉朝才被确立为主流，春秋战国时代除了一个鲁国间接吝啬的采用过小部分孔孟思想，其余各国，要么傻瓜林立（周），要么悍妇猛夫（秦，魏等），兵家和法家方成其势，这才造就了秦皇的再统一。

秦始皇并非文化专制之大恶，现在很多浅学之论说起焚书坑儒往往和清朝的那种奴化体制相提并论，和清朝那种神经质的扣字辨句女人般计较的打压相比，秦的文化政策事实上是完全与之不同的。

秦始皇坑儒，始见于关于建国后采用何种体制争论而言，郡县制的优势早有实力派的支持和百余年的实践，而参与讨论的不是“儒”，而是秦朝“博士”，这是一种宫廷顾问式的文人，秦朝建立后，由人文之集中的齐地征召70名博士官，管理皇家藏书以及提供施政意见。博士主张复古，李斯等法家驳之，博士言论脱离实际，故不被采用。

事情与此其实已经告一段落，可是怕就怕公私不分耍无赖矫情，这之后不久，咸阳便有不是博士的文人满世界说皇帝不好，说郡县制是灭国之举，有甚者并诅咒秦朝，总之，极尽无聊。在普遍以法治国的秦朝，平民知识有限，如此煽动，那么皇帝也只好以骊山温泉能养西瓜为最后的对腐儒的教诲，将造谣和碎嘴子460人全部以滚木擂石击毙。

接着，李斯以民间不宜流毒为由，建议将民间流传的私著和除工具书之外的一切盗版书籍统一焚毁。

但是，秦宫廷的博士和其藏书却不在焚毁之列，这很说明问题：1，秦以地方统一中央，他国诸侯叛乱者比比皆是，任何事端都会影响秦朝的安定。2，民智未开，而以煽动为反驳方式，明显不利于国家稳定。3，宫廷藏书和博士官具在，也说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其量化标准在于民间安定，而非文化专制。

秦的这些措施，为之后汉朝的文化复兴和强大提供了基础。秦之后，楚汉战争3年，项王焚秦宫，灭秦陵，很多藏书随着兵灾而损毁。至汉初，河间王在故赵地，故韩地，故齐地，大力搜索经典古书，这很多的斩获，这些就是原来秦朝的博士们保存下的宫廷藏书，由此开创了汉朝从今文还是古文的文化的复制和发展阶段-----这样看来，何以用文化专制来诋毁秦皇呢？就文化而言，主张主流的文化---在秦朝就是法家的服从和理智，主张兼容并包---就是保存了36博士和他们的大量合法藏书，很多时候，方针的执行是需要程度上的合理限制，这种利于稳定国家的限制，何来文化浩劫的无谓指责呢？在无法得知治国之道的前提下，这样的指责看起来可不是那么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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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武帝之德


西汉由一市井无赖刘邦神奇建立起来，就用人而言，刘项皆不读书，但又在不同的领域赢得盛名：项王为千古英名流芳之人，刘邦则无意中建立了华夏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汉朝，其国号汉至今被认作华夏民族的大宗，但是谁也想不到一个混混，居然也有意无意在文化上保持了一种稳健的策略。

陆贾，高帝时代著名的年轻学者，一心向往孔孟之道且试图恢复儒家的正统性----当在一个大一统的汉朝时，这个儒生的希望便有成功的可能。

秦朝的灭亡，在于其法家治国思想的僵化导致民力和资源严重透支从而灭亡。而汉兴时，举国也是人皆茫茫无所寄托的。秦始皇其实并非不知道法家治国的严重性，倘若扶苏继位，那么秦是否是短命朝代也未必可知----从始皇帝统一后封禅，到征齐地博士，到统一文化口径的努力，可以说儒家很可能在扶苏继位时得到复兴。

然而人事纷纭断绝了这种历史假设，汉朝的建国者刘邦地痞出身，但是却知道知识和保护人的价值，从楚汉相争期间对贤人的信任赢得政权的经验中，开国后的刘邦并未将大儒陆贾的建议---即五德循环，制礼保民，道义天下，重伦重理，放入故纸堆之中。反而以《新语》为标志，之后的大才子贾谊，劝慰文帝要以周天子为榜样那般爱民和敬天，加之行政上主张的黄老之学---道家的一个后支，所以直接作用就是在中央形成了一种统治道德，这是保障国力上升的最根本动力。

西汉采用的是郡国制，195bc时，皇帝直辖的郡只有16个，范围为故秦国（含巴蜀）和魏韩国一部分，剩下的2/3的国土，统统由刘姓王室统治。文帝时的郡国制，是在高帝时异姓王叛乱的结果后进行的折中之术。但是根源还在于秦末由项王恢复的诸侯制与秦之大一统之间如何技术的过渡这一历史难题上，在文景时代实行了统治者效法周王的私德，行政上以爱民与轻赋为目的的黄老之道，就产业社会上而言，确实是清静无为的。

但是在政治角力中，便需要儒家做出更肯定的王权确认。景帝时，郡国收入已数倍于中央，更有甚者，郡国王侯自称孤寡，中央政令无法传达，郡国间各自设置壁垒以养重，俨然东周时代的重演。匈奴军队在景帝时不止一次攻进离长安不足百里的甘泉夏宫，而北方游牧的势力则全部由中央设置的太守来抵御，这种体制，简直是亘古罕见，就大一统思维的发展而言，儒家对此局势必将责无旁贷，儒家和法家融合的机会也与此出现-----就是说，儒家的正统被确定为国家的正统，而以法家的手段加以强化。

董仲舒第一次提到了汉朝皇帝以前任何皇帝没有提到的“君权”概念，以往老儒们强调的君君，没有权的保障就是一句废话，而董仲舒作为公羊春秋经的专家，对于周王室的衰落和早期儒家的局限自然是胸有成竹，于是向汉武帝条陈了以“天，地，人”‘五德，阴阳“为主旨的新儒家思想。”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可以说，在汉武帝准备再造第一王朝（秦汉）的大一统时，正是需要这样的政治思维作为表率。

而我们此时说的春秋时”百家争鸣“到了西汉时，除了儒道法三家被合一而用，剩下的兵家，则下降为技术科学，墨家，几乎被黄老时代的清静所颠覆，阴阳家，被儒家汲取精华后灭亡，如此等等，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是一种文明的整合，而非是孔孟时代的翻版----那样只能造成第二个东周。我们所谓的百家，到了西汉正是一种百川汇流的局面，汉武帝延续前朝并加以改良，设立五经七十二博士官，不但在文化上大行复兴，就连民间献书者也络绎不绝，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所谓先秦时期的书籍，其实都是文景武帝时期博士官和太学生们发掘并重新书写翻版的，这之后方有用今文还是用古文的问题--这种文明上的切磋一直到了东汉的白虎观会议达到高潮。可以说，我国最精华的思想宝库，百分之八十是在两汉时期完成的，而这一切的发起者，就是那个被认为是文化”专制“的武帝和他手下的芸芸众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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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迷思之一

周敦颐开创的理学，在两宋时期经过程颐朱熹的润色补充，成为指导宋王朝乃至当时整个汉学界的权威的意识形态。理学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本土化的佛教思想（禅宗）相杂揉得一种唯心之学。个人认为，这种过于冷静理智的学道正是一种因为现实挫折和政治不爽妥协后的心理产物。

北宋开国，历来被认为是毫无道义的，赵匡胤欺负后周的柴世孤儿寡母，陈桥驿兵变后夺取政权，其中侥幸成分很大。而继任后周之宋的主要使命，则必须致力于第三王朝的大一统事业。但是在太宗年受挫于辽，徽宗年灭国于金后，这两个阶段开启和见证了宋朝国运的衰败。再加之文人治军和藩镇频换的内耗之术，宋朝积弱自此从内到外自上而下成为事实。

第三王朝开国便带有如此复杂背景和难以承重之特色，理学主张的天命气质至善完善，宇宙万物格物致知的理论在狭义上本无消极作用，奈何现实不如人意，屡败之辱和人欲之强造成宋人越来越注重清高的内省之前提，于是理学开始超人化，越来越不实用，仿佛如宗教，唯心到欲理不分的地步。虽然，对于政局的稳定和民族自豪感的培养是有益处的，但是在举国沉迷间接成为专制现实的理学至上的苟延和谐之美时，缺乏百家争鸣活力特色的宋朝文明便不可避免的影响了国运和民族命运。

其实宋朝民间不乏精巧聪明之人，在经济和科技上宋朝亦颇有成就，然而功夫用的都不是地方。以今天的观点看，装备先进武器或具备先进生产力的国家怎么可能败于落后蛮野之族？可是宋朝就是开了这个先河，留给后人很多迷思，个人略为述之：在科技不够影响军事实力上升到质的层次时，科技不能作为优势。在经济无法整合区域合作这一目标时，政策就需要介入--一如明朝对鞑靼的边贸羁縻一样，但宋朝没有这么做，原因何在呢？答案便是理学的性理之谈影响了实际情况的判断--说的俗点就是老子看不起鞑子，老子自己爱自己。宋朝皇帝除了太祖太宗之外治国能力皆属末流，于是文官尤其是高级文官便负有权责，不必说范仲淹那样少数的文武之才在理学环境中的无奈，就是王安石的振兴之举也受到保守人士自基层到高层的顽强阻击。保守意味着自满和不肯低头，也许司马光非纯理学中人，但却做了格致心灵而非格致社会之事，使得宋朝最后有望以政局左右经济并军事的积极努力付之东流。

简述宋之军务，当辽，西夏在时，未能把握时机灭之，当金灭辽时，宋军积弱之腐朽又为金人所鄙视，这一切都是在自欺的理学和保守的军事哲学下取得的“成就”，后南宋与金拉锯攻伐，藏，滇等地都自成国家，金末蒙古兴起，宋又拒绝金人之求和并一同拒元的建议---如此僵硬的外交和纵横之术--结果被各个击破，宋人也只有在防守战和文天祥身上体现了理学的优越性。

之后的蒙元，奴隶帝国的性质几乎将中国带入堕落的地狱---我们不得而知元时的乱象具体如何，只是从明朝开国后部分帝王殉葬嫔妃以及明末起义军以及官军的兽行可以俨然看到元朝时人性和人文的堕落是何等的恐怖。

宋朝理学专国一家独大间接以“文化专制”作为方式而带来的最终国灭民死的结果带给我们一些启示：也许自唐天宝后中国文明缺乏后继力和后续发展的成就方才给冤枉的北宋提供了只能主静主理，大玩太极轮的理学环境。在文明缺乏持续动力进行发展时，最不能做的就是拘泥于古代的经典和前世的成就作某种学术提炼，文明处于断层时可以进行文化复兴和再造，但是文明处于发展时期却只能无畏的向前行走并引入更新的或者采取更自由的知识氛围。宋人恰恰如炼丹一样把祖宗的东西一个劲地提纯并虔诚的信任她，却失去了认识当时时局所必需的眼光，胸襟以及勇气，自欺和自负于是带来的毁灭是整体的毁灭----这种情况在满清咸丰时期也一度出现过。幸甚的是当时有曾国藩李鸿章，而宋朝只有贾似道和文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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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迷思之二

明朝以恢复汉统为己任，驱逐蒙古人至草原，又将中国文明以汉朝之标准进行恢复性建设，遗憾的是朱元璋也未能具备广远的眼光来发展儒道佛三家的新内涵，在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中的明初，洪武皇帝对文人是格外的偏爱，对文官则是格外的严苛，故整个文坛受到政体的影响出现分裂征兆。

永乐靖难后，气魄庞大，本应以合理的资源配置来进行外向的和内省的各项军国大事，这样就可以促成一种持续性的发展势头而非是一朝一代的盛世。可惜永乐未能做到尽善，数次下西洋造成的外向竞争型的有利局面被以国本巨耗和资源紧缺为理由吓坏的老成之人在永乐身后大加纠正。除了顺承太祖建设封闭型社会的训导外，恐怕另外的原因，便是修正了的政策压抑了文明的发展，反过来也相互影响。


明朝的八股取士便是这样一种封闭型意识的表现。顾炎武曾深恶痛绝的说八股甚于焚书，以宋儒核定的四书五经为教材，以教材解释教材，不能自由发挥，不能超越纲领。这种方式就明朝建国初年文盲傻瓜满天下的时候尚具备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当普及教育后，不觉之便产生木衲之气，造成的结果可能就是：科举胜利者，对经书和道法有极其严格的自我评价和自我权威---不容他人质疑；科举失败者，对经书和教材有极其变态的迷恋和拘泥，加之太祖皇帝对秀才一级的文人亦有月月福利，故地方形成学霸，整个牵扯的，则是民治效率和纳税体制。

这样，大明产生朋党（高层）和学阀（基层）的气候便由八股造就出来啦！

朋党和学阀学霸这些流毒到了今天依然存在，很多文人动辄以自己被打压便质疑政府是否阴险，可以说，明朝把秀才提升到社会保障特权阶层的举动严重分化了社会，在明朝时，很多地方上的秀才和县府一级的学生不纳税，不劳役，满口道德之词，却行的是剥削民众保全自身富贵之实，于是附庸者蚁聚，形成特权阶层。张居正整饬学政时，以其高明手腕和强大实力，尚且受到不小挫折，但是终究完胜，其中的严重性，张曾有云：浮言肆意，人情不能免，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愿吾贤勉之而已。（清朝时期也有，雍正年实施一体税役制方受到极大阻力）

阳明学派作为儒道佛合流的理学继续，是与经学派道学派等儒家教育派系成为鲜明对比的。作为唯心论者，是八股专制下一缕清新之气。与八股人士不同，阳明派主张正义理，讲究以心智之性去观察事物---针对八股文字游戏而言，文人应该更注重学用兼备。武宗时，阳明公提调赣南军务，不到一个月，即平定宁王叛乱，其用兵之术，深得攻心为上的要旨，而征集兵马的效率，又深以本学派文人亲躬而事成的教诲，故武宗“大将军朱寿”的军队尚行进在南直隶，宁王已经被阳明抓进笼子送过去了。

这种主张积极观察世界的阳明之学比起宋朝程朱理学之大谈天理仁德与性善性恶那种高楼天文之学显然是进步的。说白了，这是中国人观察世界方法即将进入革命性进步的契机，以后部分东林党人大举引进西学和西法，便是来自于对世界观察和事物格致的阳明学之点拨吧！

但是政策因为外敌入侵或内部党争而无法重点培护这些西学东渐的种子。宣德年自安南撤兵，正统年北京吃紧，嘉靖年议大礼或倭寇兴，万历年三大征，这些战争转移了经济建设方向的视线。而自万历年正式在台面上出现的党争，又随着张居正整饬学政后逐渐壮大。号称不忘记大明三百年养士之德的各个朋党，对宦官和外戚形成了很强的道德舆论，彼方则随即应战，由此内耗之势成，直到永历时期，党争依然随着大学士的顺序依次展开。在非官方领域繁荣的明朝学术和多元化文明，却无法改变因为立法而有效的专制科举之流弊，而资源和欲望又随着八股造就的每一个偏执狂进行血腥或无谓的争夺，大明三百年，和大宋一样，都是自己和自己做斗争的朝代。

之后的清朝一直被认为是明朝的另一种延续，当采取了严厉的文化检查和清朝立法下的文化专制后，朋党低调了，民生改变了。只是乾隆后又遇到了宋朝明朝面临的文化苗子干枯而外敌林立的时局，故文化至民国初年可以说专制不专制都无所谓了----因为建设现代化国家而言，古典的中国政治学已经无法胜任，而古典哲学却亟需新鲜血液的补充方能大同，洋务运动就是一个实践，可惜政体和统治者的智商限制了西学东渐的效果，直到1919年德赛二先生的主张，才使得中国文明自唐以后再次主动接受外来营养，今天我等依然处于这个阶段中，借鉴历史才可以知道在此大局下该做什么该想什么，学识决定学术方向，如果只凭皮毛之口号进行文化和文明乃至自身素质的建设，那么无学之缺一定会毁了它的。


由此得出结论，文化专制的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在文盲很多或文明比较单一的时候--比如政治整合期和国家初立期，政策性的文化专制可以实施，作为政策，需要根据现状不同而做出调节；在民智基本具备（知道什么是哲学了）和文明多元化的时候，政策性的文化专制应主要面向于融合法制和道德（需要普遍承认的道德准则），而不能因文化专制过于严苛和打压而造就利益影响下的朋党；当文化专制与法制结合到一定程度时，需要定义道德底线下的文明环境，学术和文化只是如何完善人的智慧和指导建国之策的社会活动。

这就是个人观察自秦汉兴，两宋靡，明清顽后的一些想法。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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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KleinKlauss 于 2006-9-2 11:20 编辑 ]

朔风

原帖由 KleinKlauss 于 2006-8-27 08:05 发表
也说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其量化标准在于民间安定，而非文化专制。

秦的这些措施，为之后汉朝的文化复兴和强大提供了基础。秦之后，楚汉战争3年，项王焚秦宫，灭秦陵，很多藏书随着兵灾而损毁。至汉初，河间王在故赵地，故韩地，故齐地，大力搜索经典古书，这很多的斩获，这些就是原来秦朝的博士们保存下的宫廷藏书，由此开创了汉朝从今文还是古文的文化的复制和发展阶段-----这样看来，何以用文化专制来诋毁秦皇呢？就文化而言，主张主流的文化---在秦朝就是法家的服从和理智，主张兼容并包---就是保存了36博士和他们的大量合法藏书，很多时候，方针的执行是需要程度上的合理限制，这种利于稳定国家的限制，何来文化浩劫的无谓指责呢？在无法得知治国之道的前提下，这样的指责看起来可不是那么单纯！

最有道理的是这一段话啊。
所谓“文化专制”，统治者更多的为了民间的安定；民间安定，国家才能团结，国家团结，民族才能向上。秦皇所作，实际上也是为了国家的整体安定，否则刚刚统一便要燃起战火对于国家来讲实在是大不利。

举个例子就是法国大革命，各种党派言论知识分子满天飞，弄的国家乱遭遭。之后1800年到1804年期间，第一执政逐渐采取所谓的“文化专制”，将几十种报纸限制，他为的是什么？知识分子在报纸上几句空谈就可以煽动起无数暴民，对于刚从革命十年灾难的法国人民来讲，这个苦他们受的起吗？内战会爆发，外有侵略者，内有王党，形势决定政策。

K兄好文，加分。

不倒的鹰旗

但是，看中外历史，凡是文化专制的行动，其目的不都是为了国内的安定吗？
只不过是被现在的教材给大限度地丑化了。

KleinKlauss

1
: 足下的疑问其实答案不单纯在于文化上的限制，还在于特权人士的混乱，文人在宋朝开始成为特权阶级，虽然没有豪强那么贪婪，但是就免税和偷税上，宋之后的文人很是有一套，在本文第三部分（即将写完），便回答这一问题。

KleinKlauss

：东方政治在西汉达到第一王朝的最高水准，其中一个原因便来自于对文化的国家主导。:)

diaoduoxi

我对文化专制的观点与K兄不同，但部分认同k兄关于秦始皇汉武帝之类的文化专制有利于国家安定的说法。

首先，应该区分文化专制与文化毁灭的界限。秦始皇的行为，就是属于文化专制，但还不算彻底的文化毁灭。k兄所举的例子：焚书坑儒，这完全符合文化专制的特性，压制言论，迫害持不同政见者。而所举的另一些例子，比如没有焚毁宫廷藏书，这仅仅只能说明秦始皇没有完全毁灭文化，但贾谊说得好，秦始皇的焚书行为不仅仅是为了国家安定，（或者说为了他自己统治的巩固）还是“以愚黔首”——让百姓长期处于蒙昧状态，这样不就没人可以从理论上，思想上反对他的苛政了吗？所以，无论如何，秦始皇的行为属于文化专制，尽管这样做有一定的理由，但在性质上我认为是文化专制的先驱。

相比之下，汉武帝的做法比较聪明，但仍然是文化专制的另一种表现——推出一种与升迁仕途等挂钩的功利主义性质的权威思想，诱导别人尊崇这种思想达到功利的目的。可以说，后来的科举制度也就是延续了武帝的这种指导思想——既然学习儒学可以加官进爵，那么其他学问，思想自然就得不到社会上的相应，逐渐趋于没落，丧失其影响力，统治者可以迂回地达到控制人民思想的目的。

既然如此，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讨论文化专制在历史上是否完全具有否定意义。我认为，柔性的文化专制有一定的社会调节作用，能够在国民素质普遍低下的时候起到统一思想，安定人心，从而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这只能是权宜之计，在性质上，这种本质上钳制思想和创造力的行为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从而扼杀一个民族的活力，这种事例，我想近代史上已经屡见不鲜了。

所以，历史上的文化专制现象，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合理性，但是在批判其负面作用的时候，我们往往必须追根溯源，不得不对那些历史上起过一定积极作用的文化专制行为进行批判，因为它们毕竟是现代文化专制的源头和传统样板。

diaoduoxi

原帖由 朔风 于 2006-8-27 09:23 发表


最有道理的是这一段话啊。
所谓“文化专制”，统治者更多的为了民间的安定；民间安定，国家才能团结，国家团结，民族才能向上。秦皇所作，实际上也是为了国家的整体安定，否则刚刚统一便要燃起战火对于国家来 ...

我认为古代专制主义统治者的觉悟还没有这样高。他们推行专制的根本目的，主要是为了保自己的天下，至于民族昌盛之类的概念，还只是附属品，居于次要地位。所以，古代专制统治者极少发展服务业，他们修建驰道，兴修水利，主要是为了统治安定的考虑，为人民谋求幸福只是附带的“恩惠”，统治者只要愿意，完全可以取消它们。看看历代官方正史中有关经济的《食货志》，《货殖列传》之类的，往往只是有国计，无民生，这很能说明统治者对人民的态度。

所以统治者的措施只能说是客观上对人民有利，并非他们的主观愿望，否则中国历代政府性质就变成服务型政府了，这是不可能的。

diaoduoxi

现在知道，民主，分权，主义，等政治名词都是18世纪末出现的学术名词，可以说，根本无 法适合在远古的中国或者18世纪前的西欧。中国的思想，大一统在周朝就成为最高理念，周朝的“分权”--实话说这个词勉强的很，本来就是周礼下的家天下诸 侯等为宗主的体制，哪里和近代的党派分权或政府设置有关呢？如果一定要说是，那么只能说是偷换概念阿~

这是另一篇帖子的引用，干脆在这里一并谈了吧，不要见怪

民主，分权，主义，当然是现代意义上的名词，但是它们的含义确实很广泛的，古代人虽然没有系统定义过这些名词，但是不代表古人的行为和思想与这些名词所代表的含义完全无关。比如民主，18世纪以前的古希腊时代，罗马共和国前期，就广泛流行过。虽然他们的民主概念和措施和现代民主不完全一致，但是无疑，在本质上还是相同的——提倡选举，法治和众治。所以，只能说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分权和主义与古代的相似事物不一样，但不能说他们之间完全不同，毕竟这些现代意义上的东西是由古代的传统演化而来的，其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原始儒家的学说，符合当时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情况——封建等级体制，这种体制毫无疑问是与秦始皇以后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相反的。那么，其中蕴含着一定的分散君权的的思想就不足为怪了。当然，不能说这种思想和现代的分权思想一致，但至少在限制君主权力这方面，儒家学说和现代分权思想起到的作用类似，所以，说儒家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始作俑者是不对的。

其次，宋明的理学是没有加强君主专制的意义的，宋人空谈性理，往往是一种生活哲学，就政治上说，毫无作用，明人阳明派，也是教人怎样宽慰心境的，明朝的内 阁自成祖来就是实际的最高行政机关，倘若一定说程诸王学影响了哪一个明朝皇帝----永历皇帝也许算一个？那么颠沛，但是就是心态好。

宋明理学无疑是中国传统王朝后期加强君主专制取向的表现。这里不得不提到宋朝的政治，在外部异族军事力量的步步侵逼和内部阶级对抗的日益严重形势下，两宋王朝确立起完备的君主专制统治。君主被视作国家的绝对权威和民族的至高象征，他将全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力集中于一身，用以防止藩镇割据局面的再度出现，保证赵氏政权的长治久安。有宋一代，虽然农民起义连绵不断，但始终没有构成对君主统治的威胁，且大多乐于受朝廷招安，成为抵御外敌的力量。与此相应，在哲学思想方面，传统儒学再次得到改造，形成所谓“理学”(或所谓“道学”)。理学对国家的完整统一表达了良好意愿，对君主专制统治的加强作了必要的论证。理学家们希望通过对物质生活需要的限制以及自我道德品质的完善，提高民族气节，弘扬爱国精神，求得国家的安定和强盛。中国历史上许多精忠报国、慷慨悲歌的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大多出现于两宋王朝。其实际结果是，王权的对内统治虽然空前强大起来，但是对外则越来越懦怯孱弱，使整个民族不得不长期在屈辱和苦难中挣扎。理学希望用节食、禁欲和道德规范来强化国家的统一，却反而支持了统治集团的穷奢极欲和腐败无能。二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直至宋代灭亡。

由此可见，理学虽然在本义上没有特别地标榜君主高度集权，但是它提倡僵化的世界观和禁欲主义的生活观，无疑为统治者提供了奴化群众思想，号召“忠臣孝子”等等人生观的有力工具。

如果说理学影响了某位皇帝的话，我认为康熙可以算一个，他和南书房的那帮词臣算是儒家提倡的“师友关系”。康熙的为人处事有很强的君子之风，这也是他推崇理学的表现。但是康熙却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过去的道学，总是过错归自己，功劳归皇上；现在的道学，总是功劳归自己，过错归皇上。这就很能说明康熙之类帝王眼中的“道学”，也就是理学，是起什么样的作用了。

达武元帅

从人类文明发展来看,  文化专制只是少数政治家或者独裁者为了实现政治目的而对文化进行的干预，它可以部分改变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的进程，但不会根本改变其总体发展趋势。
       中世纪的天主教宗教思想统治欧洲1000年，但没有阻挡住文艺复兴； 法国路易十六没能阻止住启蒙运动；中国近代先有洋务，后有“五四”，文革后也出现了实践标准大讨论和全面反思。所以一句话：人心所向，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那些专制的文化当初何曾不是先进文化呢？只是后来僵化掉罢了。人类文明是不断推陈出新的，对此我持乐观态度。

朔风

原帖由 KleinKlauss 于 2006-8-27 12:39 发表

：东方政治在西汉达到第一王朝的最高水准，其中一个原因便来自于对文化的国家主导。:)

恩，有道理，思想不统一还搞什么武略，历朝历代皆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