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现代化与改革
　　北部新教的现代化精神还引起了南北战争前一些重要改革运动，如节酒、兴办教育和反奴隶制运动 [ 注：反奴隶制运动将在第三章叙述。 ] 等。这些运动来源于19世纪头30年新教复兴运动延续下来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许多福音派新教徒，尤其是有北部背景的教徒，在传教团热情的鼓舞下，决心不仅要改造有罪之人，还要使社会纯洁，清除酗酒、卖淫、愚昧，特别是蓄奴制度。福音派教徒希望首先通过人的改造来改造社会，也就是向人们灌输新教的道德观念——即勤奋、虔敬、自觉、节俭和通过自我约束达到自我进步。
节制饮酒运动
　　节制饮酒运动体现了上述改革主张的全部内容。19世纪初，美国人的烈性酒饮用量大得惊人：相当于现今人均用量的三倍。任何社交场面，若无狂饮，则不足以尽兴。酒很便宜，而且多数地方不征税。它还是人们吸入热量的重要来源之一。许多人每天喝一及耳(四盎司)威士忌或朗姆酒，约翰·亚当斯在早餐前必定要喝一品脱烈性(含20%酒精)苹果酒。到美国访问的欧洲人对美国人“每隔半小时至数小时便喝些酒的习惯”都表示惊讶。
　　节酒运动就是针对这种酗酒现象而兴起的。它开始时是一种地方性的宗教和道德改良行动，到1830年代就形成了全国性的声讨运动。在其鼎盛时期，即1836年，美国节酒协会(一种地方和地区间的联合会)号称有150万会员。但不久之后，该协会就在节酒或禁酒的问题上分裂了。最初，节酒运动是主张节制饮酒，但到了1830年代，其激进派极力主张禁止一切含酒精的饮料。由于要求参加该组织的人完全戒酒，到1840年，其成员大为减少。
　　直到此时，节酒运动仍属于中产阶级新教教徒的运动，它试图通过说教，将其自制与自我约束的价值观灌输给整个社会。在这一点上，节酒运动有利于现代化进程。在工业化社会形成之前，劳动制度是按计件而不是按计时决定的。例如某些工匠在集中精力干完一件工作后就停工数日——很可能是将其时间和钱化在饮酒上。这种不规则的劳动制度不适用于有规律的工厂节奏，因为机器作业要求工人守时、可靠和自制。劳动制度逐渐由计时代替了计件。钟表的大量生产推动了这一转变，而且钟表本身就是美国式生产方法的一项成就。英国和美国的节酒运动都与工业革命同时发生，这决不是偶然的历史巧合。许多雇主为了培养工人的纪律性和坚定性，都支持节酒运动，有的还明令禁止其雇工在工作时或下班后饮酒。
　　许多工人，尤其是爱尔兰和德意志的移民工人曾反对和抵制节酒运动。但到1840年，一些有经验的新教工作者曾向他们灌输节酒观念，并且建立了“华盛顿节酒协会” [ 注：该组织以乔治·华盛顿的名字命名是为了表达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支持共和体制的主张。 ] 。到1847年，其成员已发展到60万之众，他们都自豪地宣称自己克服了酗酒。节酒运动在1840年因用强迫命令代替劝说而衰落了，此时“华盛顿节酒协会”又使它恢复了活力。1846年，缅因州第一个通过了禁售烈性酒的立法，此后十年有15个州通过同样的立法。
　　但是这一法令并没有能认真执行，许多州的法院最终把它撤销或加以控制。节酒运动取得的辉煌成绩，都是道德启发和自觉戒酒的结果。从1830年到1850年，人均酒精消耗量下降了四倍。而在同一时期，咖啡和茶叶的人均消费量则增加了近一倍。这些思想变化是同人们的劳动道德观，如自制、遵守时间和忠实可靠相联系的，其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教育改革
　　南北战争前的另一个重大改革是公共教育事业。经济学家认为，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手段，是发展经济和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教育投资会暂时把青年人从劳力中抽出来，但从长远来看，则提高了他们的适应能力、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1853年，某企业家写道：“聪明的劳动者为其所在企业创造的资本比无知识的劳动者要多得多。”如前面提到的那样，英国工业家认为美国工人的适应能力和美国工业技术的高效率是由于美国的教育和文化水平的提高。
　　像现代化的其它方面一样，教育的发展也与新教教义有很大关系。清教徒十分注重提高阅读《圣经》和理解教义的能力，这使新英格兰社会成为17世纪世界上文化程度最高的。18世纪，信仰长老教会的苏格兰和路德教派的瑞典的教育也赶上了新英格兰，同样是因宗教在起作用。在19世纪的美国，教育水平的提高主要归功于新教各派。新教的影响甚至浸透到公立学校里。
　　早在1830年，新英格兰和纽约州已至少在其四分之三的人口中间建了公立学校制度。在别的地区，尽管地方免费学校、教会学校、私立学校、学校培训班和家庭教师等结合为一体，能够为大多数白人提供教育，但基本上没有新英格兰和纽约两地的那种公立学校制度。即使在这两地，这种制度也是不正规的，基本上没有正规的师资培养场所，教学水准各不相同，学生不分年级，并且很少有人在上完小学后继续升学。
　　 19世纪30年代初，在新英格兰的一些进步人士、特别是霍勒斯·曼的推动下，教育改革运动扩展到了北部的许多地方。作为马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的秘书，曼领导推动制度不健全的公立学校制定规章制度和教师专业化的运动，并将这一改革信息传播到了别的州。他于1839年建立了第一所培训教员的“师范”学校。在此后20年里，北方另外几个州也都建立了这类学校。马萨诸塞州还带头进行了下列改革：使各年级的课程标准化；1852年通过了第一个义务教育法，并将公共教育扩展到中学。到1860年，大多数北部的州建立了至少是8年一贯制的公立学校体系，在5至16岁的儿童中，约有四分之三在校上学。1850年代，南部某些州尽管也进行了某些教育改革，但在内战之前，那里仍无有效的公立学校体系。
　　 1857年，马萨诸塞州主管学校的负责人曾写道：教育的基本任务之一是“通过每天灌输伦理道德和宗教信条”，“培养组织纪律，遵守时间，坚忍不拔和刻苦勤奋的习惯”。由此可见，当时的教育尽管还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许多教育改革者已开始用更为世俗的眼光来看待学校的作用。尤其是霍勒斯·曼，他已经用现代化的观点来看待学校，认为学校是使经济增长和社会变化的动力。1848年他写道：“教育是使国家资源发展或扩大的伟大动力，它比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提到的任何一种生产因素都更强大，是一个国家的总财富中最有效益的资本。”学校教育还给予贫民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所需要的价值观和技能，从而也提高了他们的经济地位。教育“更能使穷人消除对富人的仇恨，并能使他们摆脱贫困”。这一说法可能过于乐观，但确实反映了美国大多数人把教育看成是提高社会地位的手段。
　　当然，学校不是进行教育的唯一场所。除了家庭和教会外，还有许多传播信息和思想的渠道。在公共场所进行演讲就是最重要的渠道之一。改革者们发现，演说是传播其思想的最有效的方式。马萨诸塞州的教育家乔赛亚·霍尔布鲁克于1826年创建了美国科学和艺术学会，这是第一所成人教育机构。它组织演讲者到全国各地的城市和村庄就任何一个可以想象的题目进行宣讲。
　　使19世纪时任何别的通讯工具都相形见绌的是报刊。美国的报刊普及率是世界之最。1830年以后印刷技术的进步使报刊发行量猛增。1835年第一部蒸汽印刷机问世，它使一架印刷机的印刷速度从每小时印200份猛增到5500份，再加上造纸机和切纸机的发明，报纸的价格下降，其结果是发行量大增。在1820年代，一份报纸的售价是5-6美分，十几年后花一美分就能买到数份纽约报纸。由于铁路的发展，城市里的日报能够为农村出版星期周刊。到1860年，霍勒斯·格里利的《纽约论坛报》的星期周刊发行量已增加到20万份。1844年以后，电报机的大量生产，实现了远距离的快速通讯，并在1848年成立了美联社。1825年至1840年，报刊发行量翻了一番，到1860年又翻了一番，总发行量达到33万份。发行量的增长速度是人口增长速度的两倍。到1860年，美国的报纸数量是英国的两倍——也几乎是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
现代化与民族文化的紧张关系
　　美国社会的各民族集团并非完全一致地参与现代化进程和接受现代化的价值观。反对最强烈的是在南部地区(见第二章)。在北部，主要有下列两个集团反对现代化的各个方面和新英格兰的新教徒在现代化中形成的霸权。天主教徒，尤其是其中的爱尔兰人；美国中西部的南方人，其中多数是来自蓄奴州的移民后裔。

天主教与新教的价值观
　　 19世纪，住在爱尔兰本土和美国的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其文化价值观在许多方面是与现代化对立的。贫困和受压迫的经历使他们产生了深沉的近似宿命论的悲观主义思想。既然别人占有了全部财富和权力，自我约束、自我克制和期待未来的做法也就毫无意义了，许多爱尔兰人都不相信改革即“进步”能改善个人或社会境况。
　　罗马天主教的教义也助长了这种保守思想。1859年有个信仰天主教的知名人士写道：“现在过于强调所谓社会进步或文明进步的重要性了。对于那些信奉上帝和来世的人来说，这两者都没有多大价值。”教会反对以新英格兰地区的新教思想为温床而蓬勃发展的改革潮流。天主教的领导人说，这些改革运动“是完全违反过去的原则和信条的，也是违反当今的伦理、宗教、社会和政治的常规的”。“激进的新教主义精神”已经“污染了我们整个社会，并使一大部分公民变成了疯子。”1856年纽约天主教报纸说，在这种狂热思想的蛊惑下，“数年来这个国家正在朝着导致革命的方向滑下去”。1846年至1878年的教皇庇护九世为教会反对现代化和自由主义的立场定了调子。他在他的《谬误之种种》一文里说：“以为罗马教皇能够并且应当附和及赞同进步、自由主义和现代文明的想法是错误的。”
　　这些伦理的和宗教的价值观使保守的、反变革的天主教居民和具有现代化和改革思想的新英格兰新教居民之间产生了隔阂。阶级的差异又加深了这种隔阂：本地出生的新教居民位居中、上层阶级，而爱尔兰的天主教居民则处于下层阶级。双方都以猜疑的眼光看待对方；而这种猜疑在1840年代大批爱尔兰人和德意志人涌进美国之后更为加剧。新英格兰人的某些改革如提倡节酒和公共教育的运动，曾试图将中产阶级的新教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强加给天主教居民，但是，尽管本地或英国移居来的新教居民节制饮酒。而爱尔兰和德意志移民仍酗酒严重。移民儿童的入学率在1850年只占当地居民儿童的三分之一。信仰天主教的父母们对于在公立学校里读《圣经》(钦定本)和背诵新教祷词的做法十分不满，从而在1840年代开始建立天主教教区学校的运动。

中西部：“灰胡桃居民”与新英格兰居民的对立
　　中西部南方的“灰胡桃居民”组成了另一个反对现代化的特殊文化群体。美国向西移民的路线大致与纬度线并行，所以中西部南方的居民大多来自上南部和宾夕法尼亚，北方的大多来自新英格兰和上纽约州(这里的居民也来自新英格兰)。这两股移民在中西部中部的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会合。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油与水的关系。“灰胡桃居民”(这样称呼他们是因为他们穿的家织布是用胡桃或核桃汁染色的)大多是来自南部的卫斯理会教徒和浸礼会教徒。他们在这里发展了以种植玉米、养猪和酿制威士忌酒为主的农业经济。这里的交通网与向南流的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的支流相联接，所以他们的经济和文化是倾向于南部的。
　　在中西部的北半部定居的新英格兰人来得晚些，他们发展的是一种商农结合的多种经营经济。这里的经济发展得较快，到内战爆发前的20年间，北半部比南半部更为繁华。它的贸易是沿着新开凿的运河和新建的铁路网发展的，于是它就和工业化的东北地区联系在一起了。在中西部各州，新英格兰人控制了一些重要的经济部门，如银行、铁路、商业、工业等等。他们也开展了节酒、反奴隶制等改革运动等。及至1850年，新英格兰人居住区的几乎每项现代化指标，包括人均财产、经济增长率、学校和文化程度、铁路和商业、城市化速度、技术革新及对于社会和经济改革措施的支持等，都高于灰胡桃居民区。灰胡桃居民对于他们心目中的新英格兰人的经济霸权和“清教”文化的扩张十分反感。他们顽固地敌视银行、公司、节酒运动和黑人，所以在这些州里，政界在银行法、公司章程、节酒法规、反对蓄奴的宣传和反对黑人的措施等问题上斗争十分激烈。

政党与现代化的关系
　　到1830年代，美国的两党制作为美国政治的永恒特色已经确立。19世纪上半叶有关现代化进程的各种争议，促使两个政党及其各自的选民确立了思想立场。民主派人士继承了杰斐逊的主张，即扩大州权、限制中央集权、继续传统的经济程式及主张宗教多元化。辉格党人士继承的是联邦主义，主张民族主义、中央集权、经济革新和在现有各新教派别的旗帜下统一文化思想。北部的天主教徒和灰胡桃居民坚决支持民主党，新英格兰和英国出生的新教徒则组成了辉格党的强大的选民队伍。在天主教或灰胡桃居民稀少的地区也出现了不同的但又类似的格局。在某些州，如亚拉巴马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则不同，辉格党在城区和与交通线及市场经济相联系的富裕的农业地区占有绝对优势。新罕布什尔州的商人、技术工人和亚拉巴马州的商人、大种植园主多数倾向于辉格党；而与市场经济联系不多的贫瘠地区的农民则倾向于民主党。其它各州也存在着类似的格局，尽管常有些显著的例外。
　　如果从这一格局就得出一个结论，认为辉格党是主张现代化的党，而民主党是主张继承传统的党，那么，这一结论来免过于简单化了。辉格党希望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支持内部改良运动并给银行发特许证，以此来促进经济的增长；而民主党，特别是在1840年以后，反对银行、公司等有利经济发展的机构，因为他们害怕一旦政府用立法手段确立这些机构的经济特权，平等权利可能受到威胁。支持节酒运动、公立学校、黑人权利和监狱改革的大多是辉格党人；反对者大多是民主党人。辉格党人大多具有促使工业化和城市发展的企业家伦理观，而民主党人大多则保持了杰斐逊在农业方面的对立传统，至少在这方面是忧心忡忡的。多数辉格党人对未来充满信心，而多数民主党人则害怕未来。用历史学家马文·迈耶斯的话来说：“辉格党明确地道出了美国人的希望”，而民主党“则表达了他们无休止的忧虑和怨恨”。表1.3列举了1832年至1849年期间7个州(新罕布什尔、新泽西、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弗吉尼亚、亚拉巴马和密苏里)的议会议案表决情况，有助于说明两党的分歧。
表1.3 1852年-1849年7个州议会议案表决情况
赞成的议案 辉格党 民主党
银行(92项) 83% 31%
商业公司(49项) 77% 39%
内部改良(49项) 63% 45%
非赢利志愿协会公司(10项) 71% 37%
社会改革(节酒、监狱改革、收容所改革和取消死刑)(22项) 66% 41%
公立学校(15项) 68% 47%
反对蓄奴制，亲黑人措施(新罕布什尔，宾夕法尼亚、俄亥饿)(19项) 82% 10%
总计(非重要的平均数)(256项) 74% 38%

　　在美国政坛上，19世纪30年代美国第二银行重发特许证问题和19世纪40年代美墨战争问题，使辉格党和民主党发生最激烈的冲突。辉格党支持银行并反对美墨战争，但在这两项争执中都失败了。美墨战争还激化了两党间的另一个分歧。两党都支持美国向外扩张。但辉格党主张通过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从“时间”上进行扩张；而民主党则主张夺取领土，进行“空间”扩张，并在夺取的领土上像各州那样，建立传统体制。民主党人主张把印第安人从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居住地赶走；辉格党人主张维护内战前印第安人仅剩的少许自卫权利，尽管这些权利是微不足道的。“进步”对于辉格党来说，意味着内部发展；对于民主党来说则意味着外部扩张。在一本题为《我为什么加入辉格党》的小册子里，霍勒斯·格里利解释说：“无止境地扩张领土与内部改革是矛盾的。一个国家不可能在全力并吞他人土地的同时又能使自身进行改革。”
　　民主党主张的是杰斐逊的农业思想、小的联邦政府权力、分权各州和领土扩张。这种主张最符合南部的利益，最有利于蓄奴制度。美国这种奴隶制的有体财产被称为“特殊制度”，这毫不因为它在一个现代化社会里像个畸形怪物。两党关于银行、关税、内部改良及其他问题的争执，最后都逐渐成为在奴隶制问题上发生更大冲突的背景。

第二章 内战前的南部
詹姆斯·M·麦克弗森 [美国]
[出自《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1981
南部的经济
　 北部和南部的某些比较
　 南部的“殖民地”经济
　 南部的价值观与经济变革
美国南部的奴隶制度
　 统治民族的民主
　 奴隶的处境
　 蓄奴制与劳动道德观
南部的经济
　　在前面谈的有关美国现代化的一般情况中，南部在许多方面是个突出的例外。农村和农业在各蓄奴州仍占压倒优势。那里的经济也得到增长，但是还没有建立起像样的商业和工业部门。1860年，南部农业是劳动密集型的，这和1800年一样。对于占南部劳力一半的奴隶来说，他们的社会地位根本不可能提高。与教育蓬勃发展和接近普遍认识文字的北部相比，南部促进教育的努力微乎其微，而且文盲接近占人口的半数。在各自由州蓬勃发展的群众性协会、改革运动和自我改进协会等大多未触及南部。各蓄奴州重视传统与稳定，而轻视变革和进步。
北部和南部的某些比较
　　表2.1至2.5列举了北部和南部之间某些重要统计数字差异。表中所指的“蓄奴州”包括1861年仍留在联邦里的四个边界州。如果只指最终脱离了联邦的那十一个州，那么北部和南部之间的差距就更大了。
　　其它方面的资料也证实了这些表反映的情况。马萨诸塞州的工业品产量在1860年就超过了未来邦联各州的总产量；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的产量则分别是未来邦联各州总产量的两倍。生产原棉的南部各州只占全国棉纺能力的6%。1860年，纽约州的银行资本几乎是全部15个蓄奴州的总数；而马萨诸塞州的银行资本则为南部棉花种植州的总数。南部白人的人均报刊发行量不及北部全部人口的一半。南部白人人口占全国白人总数的三分之一，但在1790年-1860年期间，南部人的重要发明只占全国的7%。轧棉机的应用使南部经济发生了变革，但其发明者则是于1792年到乔治亚做家庭教师的马萨诸塞州人伊莱·惠特尼。内战前南部的大部分大学校长、教授、研究院的负责人，家庭教师和报刊编辑都是从北方来的。
表2.1 城镇(人口在2500以上者)居民比率
年份 自由州 蓄奴州
1820 10% 5%
1840 14% 6%
1860 26% 10%

表2.2 农业劳力比率
年份 自由州 蓄奴州
1800 68% 82%
1860 40% 84%

表2.3 1860年农田和农具的价值
地区 每英亩农田价值 每英亩农机农具价值 工人人均农机农具价值
自由州 $25.67 $0.89 $52
蓄奴州 $10.40 $0.42 $30

表2.4 工业投资
年份 自由州 蓄奴州
占全美总数 人均数 占全美总数 人均数
1840 80% $21.02 20% $7.25
1860 84 $43.73 16 $13.25

表2.5 1860年文化程度和受教育人数
地区 识字人数比率 自由人口中5-19岁的在校生 每年平均开学天数
占总人口数 占自由州人口 占奴隶人口
自由州 94% 94% -- 72% 136天
蓄奴州 58% 83% 10%(估计数) 35% 80天

南部的“殖民地”经济
　　自从1610年代弗吉尼亚开始试种烟叶以后，为世界市场种植原料怍物就一直支配着南部的经济生活。在1776年以前，从南部各殖民地运往英国的出口量占总数的五分之四：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州出口烟叶，卡罗来纳和乔治亚出口稻米和靛蓝原料。在独立战争以后，靛蓝作物基本上停产了，烟叶产量也下降了不少。但是，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使商业性种植短纤维棉成为可能 [ 注：1793年以前南部很少种“短纤维棉”，因为这种棉纤维短，与棉籽的粘合力强，用手工剥除棉籽费工，使得这种种植不能营利。轧棉机是一种很简单的装置，用一个带刺的圆筒在一个格栅上旋转，分离棉籽和纤维。长纤维棉质地好(也贵些)，棉籽、棉绒容易分离，所以在1793年前就进行了商业性种植，但它的种植区只限于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沿海地区和海岛上。在惠特尼发明轧棉机(1793年)后，南部广大地区都可种植短纤维棉了。 ] ，而英国和新英格兰棉纺工业的兴起，则对棉花有了新的、巨大的需求。在1800年-1860年期间，南部庄园和农场的棉花产量每十年翻一番。1815年-1860年，棉花的出口量占美国出口总量的一半多。为奴隶制和南部辩护的人颇有根据地争辩说，统治美国经济的是棉花大王。
　　南部作物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的大部分资金和管理人员来自南部以外的地区，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代理人”或称为“代理商人”。这种代理业务始于殖民地时代，那时伦敦的烟叶公司派代理人到弗吉尼亚采购和运输烟草。这些代理人以未来的收成为担保，向种植园主提供信贷并作为种植园的采购员，到伦敦或其他地方去购买消费品。到了19世纪，这种做法自然而然地就转变为棉花销售，只是代理商越来越多的是北方人，而不是英国人。多数(现在估计约有三分之二)代理商尽管住在南部，但实际上是新英格兰人或英国人。
　　当种植园的棉花运到孟菲斯、新奥尔良、莫比尔、查尔斯顿、里士满或几个别的城市以后，就由代理商掌管了。代理商提供货栈，承担运输并推销给买主。他还为种植园主安排保险、信贷和物资供应。他从每一项服务中收取一笔手续费。各种手续费(如果种植园主还债的话，还包括利息在内，正像很多种植园主做的那样)加起来，相当于全部作物收入的20%。这种代理业务意味着南部财富的外流；在内战爆发前不久的一段时间里，估计外流的数目每年在一亿至一亿五千万美元之间。
　　所以，种植业尽管赚钱，但大部分销售利润(暂不算加工为成品后的利润)流入外人手里。南部作为原材料的出口地和工业品的进口地，它与北部和英国实际上保持着一种类似殖民地的经济关系。1847年，莫比尔的一个居民抱怨说：“我们的商业除一小部分外都掌握在北方人的手里。我们的银行股份，八分之七为北方人所有。……我们的批发业和零售业，及一切值得一提的买卖都掌握在新英格兰人手里。……在财政上，我们所受的奴役比我们的黑人更甚。”1851年，亚拉巴马州的一家报纸说，“目前，北方靠着南方已发财致富了。”
　　我们从北方购买全部的奢侈品和必需品。……北方佬辱骂和谴责奴隶制和奴隶主，而我们的奴隶却穿北方生产的衣服，戴北方的帽子，穿北方的鞋，用北方的锄头、犁和其他工具。……奴隶主穿北方的衣服，用北方的马鞍，夸耀北方的四轮马车，读北方的书。……他的产品是用北方的船运至市场的，他的棉花是用北方的轧棉机脱籽的；他的甘蔗是用北方的机器榨糖和加工的；他的河流上行驶着北方的汽船。……他的儿子在北方的大学求学，他的女儿在北方的美容所接受精心美容；他的医生是北方一个医学院的毕业生，他的学校里聘请北方教员；他用北方的发明装备自己。

　　 1852年，想改变这一状况的南方人恢复了“南部商业大会”(它创办于1837年)。这个组织在1850年代后期每年都召开一次年会。其目的是想用南部的钱修建铁路、开辟汽船航线、修筑港口、设立银行、兴建工厂和其它企业，以便使其经济独立于北部。这一运动的领导人还规劝南部同胞购买南部产品、抵制北方的教科书和教员，只资助南方的作家并只去南部的胜地度假等。南卡罗来纳的威廉·格雷格极力主张建立南部自己的棉纺工业，并于1840年代带头在格拉尼特维尔建了一个纺织厂，作为榜样。南方的激进派人士埃德蒙·拉芬只穿南方生产的服装。弗吉尼亚的参议员詹姆斯·梅森自豪地穿着家庭织的布做的衣服出席参议院会议。
　　但是这一切都不奏效。南部商业大会的结果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这个大会逐渐成为主张脱离联邦的分裂主义者的讲坛。表2.4的数据表明，在1840年-1860年间，南部的人均工业投资翻了一番，但这个数字仍低于北方，而且在全国工业生产能力中，南部所占的比率实际上还下降了。新奥尔良的詹姆斯·德鲍是商业杂志《德鲍评论》的出版商，也是南部经济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发观，新奥尔良缺少印刷设备，他的《评论》不得不送到纽约去印刷。在他的广告收入中，四分之三来自北方的企业。该杂志出版了一本有关南部工业潜力的评论集，在北方的销售量竟是南方的六倍。甚至参议员威廉·格雷格也不得不为他的格拉尼市纺织厂雇一名北方人当厂长，雇一名新英格兰人作监工。
　　奴隶既是资本又是劳力，这是南部经济的一个重要事态，可以用来说明它不能实现现代化的原因。在一个典型的种植园里，在奴隶方面投资超过了在土地和农具方面投资的总和。奴隶制农业是不可能走北部农业的道路并发展成为更加资本密集型的农业；恰恰相反，因为资本的增加在这里意味着劳力的增加。种植园主不是投资购买机器，而是购买更多的奴隶。正像现代的一位观察家所说的那样，“出售棉花是为了购买奴隶，即生产更多的棉花去购买更多的奴隶，这个‘无休止的循环’就是一个典型的棉花种植园主的一切活动的目的和方向。”
　　从1793年轧棉机问世到内战爆发前夕，南部的农业技术很少变化。从表2.3上可以看到，由于资本被劳力所吸收，南部的土地和机械的单位产值还不及北部的一半。在1800年-1860年间，南部农业的人均产量确实增加了(可能与北部的速率相当)；但增加的原因主要不是技术的进步，而是种植园劳力安排的改善，以及像所地附图表明的那样，种植园边界向西面处女地推进的结果。
　　所以，南部经济是“增长”了，但不是“发展”了。从表2.2可以看到，1860年南部农业劳力所占的比例与1800年基本一致。南部没有实质性地发展城市的中产阶级和技术工人队伍，没有能形成可提供多种产品和多种服务的多样化经济。由于南部把奴隶、其他种类的人员和不动产都算作财产，1860年南部白人的人均财产($3978)几乎是北部人均财产($2040)的两倍。南部自由民占全国自由民的30%，而在全国最富的人中间，南部占了60%。另一方面，南部人均收入估计只有103美元，与北部的141美元相比，低了27%。
　　有些经济历史学家认为奴隶制是有利可图的，但对谁有利呢？当然是对棉花和甘蔗种植园主(烟草、稻米和大麻种植园的利润可能低些)有利。他们的平均投资收益与北部工业企业家相当，而高于北部的农场主。上南部的许多奴隶主也是有利可图的，他们向西南部的兴旺的棉花种植园提供了他们多余的奴隶。但对奴隶来说就无利可图了。有两位经济史学家曾估计过，棉花种植园里奴隶的收入以食物、衣物和住房计算只占种植园生产总收入的22%。在奴隶解放以后，种植园的劳务支出与总收入的比例就上升到了56%。对于南部的小农场主来说也无利可图。他们被大种植园主从最肥沃的土地上挤走了，也很难从价格不断上涨的奴隶市场上买得起奴隶。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奴隶制经济，那就是看一看这种制度是促进还是阻碍了南部的发展。许多当代的学者对此问题是持否定意见的。南部生活的观察者们，包括到南部访问的法国人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埃利奥斯·凯恩斯和到南部旅行的新英格兰人弗雷德里克·奥姆斯特德，都认为奴隶制造成了南部经济的落后。1831年，托克维尔乘汽船顺俄亥俄河下行，他的左侧是肯塔基，右侧是俄亥俄州，蓄奴社会与自由社会的鲜明对照引起了他的沉思。他写道：
　　河的左岸人烟稀少，时而看见一队奴隶在半荒芜的田野里懒洋洋地走着。……你会觉得这个社会正在沉睡。但是右岸，从远方传来嘈杂的哼哼者，你可以知道人们正在忙于劳作；田地里长着茁壮的庄稼，……舒适的迹象显而易见。人们看起来是富裕的、满足的。他们在劳动。

　　 1850年代，奥姆斯特德在南部作过三次广泛的旅行，每次都写了书。他对南部的看法也像托克维尔一样尖刻。他说，蓄奴州缺乏“自由劳力社会的一些特点，如具有众多的不同工种的技术劳力、本地的多种作物市场、密集的居住区和大量的小资产者的存在。”他还说，如果一个人在离开20年后再回到北部，他会惊奇地发现：
　　 “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房屋、教堂、校舍、工厂、铁路、公路、运河和桥梁更好了；人们穿得更漂亮了；文化修养提高了。但是，如果一个旅行者过了20年又重新回到密西西比，他看到的棉花利润所积累的财富是什么呢？种植园主指给他看的不是房屋、图书馆、教堂、校舍、工厂、铁路或任何类似之物，而是他的黑奴——没有任何别的。

　　南部不能实现现代化和经济独立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没有建立多种经济，即过于依赖一种作物——棉花。1850年代因棉花需求量增加了，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在国民经济从1837年-1843年的危机中逐渐恢复后，棉花价格从1844年的最低点每磅五美分逐渐上升到1850年代的十美分。种植园主于是不择手段地利用每一寸土地种植棉花，而且棉花产量几乎年年创新纪录。这又反过来刺激了奴隶价格的上涨。1850年代，奴隶价格几乎上涨了一倍，因此占用了南部绝大部分现有资金。一位主张在南部兴办纺织工厂的佐治亚人沮丧地反问道：“为什么我们要把棉花运到遥远的北方去加工，尔后以如此高价反销到我们这里来呢？这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余钱都用来购买奴隶了。”尽管盛产棉花的南部在1850年代空前繁荣起来，但其经济更加局限于单一作物的农业了。
　　南部经济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南部的社会价值观。

南部的价值观与经济变革
　　在南部，要求发展工业的呼声常被那些指责企业家伦理观为新英格兰人庸俗的实利主义的声音所淹没。南部人喜欢自我标榜的形象是乡村绅士派，其举止风度是忠厚谦和、热情好客、悠闲自得、善骑猎、对妇女有骑士风度、对同等人尊重、对下等人仁慈。在他们的眼里，新英格兰人则是一批见钱眼开的店小二：精明但无尊严，勤奋但缺少悠闲阶级的风采。一个密西西比人说：“北方人爱赚钱，南方人爱花钱。”作家乔治·卡里·埃格尔斯顿在回忆他于内战后从印第安纳州到弗吉尼亚州去接管庄园遗产时说：“我辞别了发展迅猛的、世界性的和万花筒似的西部，前往生活闲逸、环境恬静的弗吉尼亚，那里没有压力感或紧迫感，没有对未来的忧虑，明天要干的事跟今天完全一样。”
　　 1850年代的许多南部头面人物都同意托马斯·杰斐逊对农民的赞扬，说他们是“真实、纯真美德的特殊宝库”；还同意他关于反对城市工业家阶级的警语，说他们是国家政体上的脓疮。亚拉巴马的一位政治家在内战前夕声称：“我们没有城市，我们不需要城市。……我们不要工业，我们不期望贸易，不期望有机械的或制造业的阶级。只要我们有稻米、甘蔗、烟草和棉花，我们就有钱买到我们所要的一切。”1857年，弗吉尼亚州长亨利·怀斯盛赞奴隶主阶级的绅士风度，说他们“身居僻乡不失文明；生活欢愉不忘仁慈；在社交中举止稳健、优雅，……有闲暇的时间去提高自己在道德、行为、哲学和政治方面的修养。”南卡罗来纳的某种植园主十分反对北方所使用的商业、工业、内部改良、城市和改革运动等专门名词术语的进步概念。他警告说，这些“吱吱喳喳、吵吵闹闹的进步分子”的目标如要在南部实现，“只有靠消灭掉整个庄园主阶级”。这种思想的盛行无疑成了南部经济变革的障碍。

美国南部的奴隶制度
　　奴隶制构成南部独特的社会体制的基础。虽然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南部经济的基本制度是种植园农业，不是奴隶制本身，可是这两种说法并没有多大区别。奴隶制与种植园自17世纪起就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在1850年代，从事采矿、交通、建筑、伐木和制造业的奴隶只占奴隶总数的10%；家奴和从事其它非农业劳动的奴隶占15%，其余占75%左右的绝大多数奴隶是从事农业劳动的：55%种植棉花、几乎全部水稻、甘蔗和大麻及一大部分粮食作物都是由奴隶劳力生产的。
　　拥有奴隶的南部白人家庭只有三分之一，但由于奴隶昂贵，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对比之下，1950年只有2%的美国家庭拥有与一个世纪前一个奴隶价值相当的公司股票。1850年代，近一半奴隶主只有5个以下的奴隶；但是占总数12%、拥有20个或更多奴隶(这个数目通常区别种植园或农场的标准)的奴隶主占有了一半以上的奴隶。

统治民族的民主
　　蓄奴制对于非蓄奴白人有何利害关系呢？对于这部分人，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看法。有些研究者认为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无文化知识并沾点种植园经济的边勉强度日的“穷苦白人”。与此相反，一些南部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些种植粮食并为市场种植少量烟草、棉花或养猪的“朴实平民”是自豪、聪明、欣欣向荣和政治上起重要作用的农村中产阶级。许多现代学者，包括北部和南部的，则把他们看作是反对蓄奴制度的潜在力量，因为种植园制度对他们没有好处，他们感到蓄奴制把一切劳动都降格为奴役劳动了。
　　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全面。为避免偏见，实事求是，必须把农村中三种不同的非奴隶主白人区分开来。一组是“山区”居民，即居住在阿巴拉契亚高地、马里兰西部和肯塔基东部至亚拉巴马北部的峡谷、密苏里南部和阿肯色北部的奥萨克高原的居民。这些地区的奴隶人数很少，其居民大多数是种植粮食和饲养家畜的小农场主。在政治上，山区居民常常在议员名额分配、州政府对内部改良的资助、土地税及奴隶等问题上与山下和低地居民持对立态度。他们是种植园经济的反对派，其态度与南部反蓄奴制第五纵队最为接近。在内战期间，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忠于联邦政府的。
　　第二部分人生活在“松林区”或“杂草地”，那里是沙地或沼泽地，位于北卡罗来纳东部、佐治亚和亚拉巴马南部，密西西比东部和其它许多峡谷地带。这些人最合乎“穷苦白人”的传统形象。他们只种几英亩玉米地或在林区放养几匹骨瘦如柴的牲口。尽管他们有时也向南部较富裕的地区出售少许生猪，总的来说，他们像那些山区人一样，极少参与商品作物经济活动。
　　但第三部分非奴隶主白人，人数最多，在这种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居住在山下或不那么肥沃的沿海低洼地带。他们每年收获一两包棉花，或一大桶烟草，也种些粮食作物。他们在个人利益上和情绪上与种植园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为种植园轧棉花，也有可能向附近的种植园出售自产的猪肉。他们中许多人对奴隶主的地位垂涎三尺，而且也确有某些能干的或幸运的人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南部还存在着传统的亲连亲的关系，一个非奴隶主白人很有可能是位于同一条公路沿线的某个庄园主的堂表兄弟或外甥、侄子。大种植园主还按照习俗，每年举办一、两次野餐会招待穷苦的邻里——尤其是他正在竞选议员的时候。
　　在奴隶主与非奴隶主白人之间，除了存在着他们潜在的阶级矛盾缓和的亲戚关系和共同的利益外，还存在着一种最重要的纽带，即种族联盟。南部的白人尽管并不都拥有奴隶，但却都拥有白的肤色。蓄奴制不仅是一种劳动剥削的手段，而且它还是种族统治的一种手段。不管有多少非奴隶主白人多么讨厌蓄奴制度，但没有什么人认为尚有其他手段可以维护白人的优越地位。亚拉巴马的一个农民对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说，他相信蓄奴制是错的，但是他也不相信解放奴隶是对的。他说：“假定他们自由了，你会发现他们自认为跟我们一样优秀了。……一个黑人以为跟白人一样优秀了，你怎么想？一个黑人登门向你的千金求婚，你怎么想？”另一个穿着邋遢的农民对奥姆斯特德说，他希望“这里根本不存在黑人。他们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孽障。……但是给他们自由，让他们呆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在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赞同解放奴隶。让他们自由并呆在这儿，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都要被他们偷去了，那样谁都没法在这里住下去了。”
　　奥姆斯特德敏锐地指出：“自孩提时起，在白人大众的社会环境中就只有一样东西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有价值一些，那就是黑奴比他们要低贱。”作为南部亲蓄奴制的主要政治发言人、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C·卡尔霍恩也意识到这一点。1848年卡尔霍恩说：“对于我们来说，社会的两大对立阵营不是富人和穷人，而是白人和黑人；所有的白人，包括贫穷的和富有的，都属于上层阶级，受到尊敬，享受平等……从而享有贫困或灾难都剥夺不走的地位和荣誉。”
　　社会学家皮埃尔·L·范登伯格把这种为蓄奴辩解的理论和白人的优越感称为“统治民族的民主”，即属于统治民族居支配地位的种族的人都优越于不属于这个民族的人。统治民族的观念在南部和北部都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亚拉巴马州的南部权利的卫士威廉·L·扬西说：“你的祖先和我的祖先是在两种思想基础上建立这个政府的：第一，白人都是公民，是居支配地位的种族，白人与白人之间是相互平等的；第二，黑人是低贱的种族。”按照这个说法，《独立宣言》里所说的平等是所有“白人”的平等。《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是个奴隶主。以安德鲁·杰克逊的名字命名的“杰克逊民主主义”的核心是平等，但杰克逊总统也是一个奴隶主。杰克逊的民主党人是白人优越论的积极维护者。他们的统治民族的观念帮助他们把北部的爱尔兰人、灰胡桃人和非技术工人吸引到民主党一边来，因为该党宣称，不管他们多么潦倒，他们仍然比黑人优越。像南部的非奴隶主白人那样，他们也害怕解放黑奴，因为黑奴解放了，他们的白色皮肤就无意义了。弗吉尼亚州的州长怀斯说：“粉碎蓄奴制，而且将以蓄奴制的拳头粉碎人人平等的原则。”这就是美国历史上重要的奇谈怪论：对许多白人来说，蓄奴制成了自由与平等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