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奴隶的处境
　　对于奴隶来说，不存在这种奇谈怪论：奴隶制就是奴隶制，自由则是其对立面。奴隶契约赋予奴隶主对奴隶几乎毫无限制的权力：可以买卖；可以不经法庭随意处罚；可以拆散奴隶家庭；可以奸污女奴；甚至可以杀死奴隶而不必害怕承担法律责任。奴隶作为一种形式的财产，在法律上不享有人权。他们在法律上不许结婚，不许占有财产，在多数蓄奴州里也不许学文化。主人可以允许他们建立家庭，挣点钱，或者(少有情况)用钱赎买自由，但是在他们获得自由之前，他们的钱、配偶和孩子随时都有可能被强行夺走。有几个州虽然允许奴隶赎买自由，但获得自由后必须离开该州。1860年在各蓄奴州共有25万自由黑人，其中只有3.5万人生活在下南部的八个产棉州，而且受到各种令人愤慨的限制，因而许多人的生活比奴隶好不了多少。
　　在实践中，奴隶主对奴隶的权力常因自身的经济利益或有时的温情主义而有所约束。主人和监工不可能光靠鞭子维持其统治。由于奴隶的死亡、残废、受虐待或逃跑，即使能生产一点棉花，也是很少的。就像雇主和被雇者之间的关系那样，这里也需要劝说、诱导、奖励和让步。绅士派的种植园主所遵循的“高尚行为”准则也要求他们对下等人施以仁慈。奴隶和主人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信仰的是同一个基督教的上帝。在奴隶和主人之间除了敌对和仇视外，信任和情感瓜葛也是可能存在的。
　　总之，奴隶制既是一种法律的和经济的制度，也是一种人际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其非人道的倾向，并为奴隶提供了创造其各种文化机构的活动自由。这些文化机构会支撑他们在倍受奴役的环境下能够一代代生存下来。在黑人居住区里出现了一些自然形成的领袖，他们往往成为黑人教会“无形机构”的雄辩的传教士。黑人教徒们不顾禁令，避开白人，单独集会做礼拜(有些是秘密进行的)。奴隶们创作的《黑人圣歌》是内战前美国最早的和最感人的音乐，它既反映了黑人无可奈何地忍受痛苦的状况，也表达了他们对自由的向往。南北战争后这种音乐演变成为伤感民歌，最后又发展成为爵士音乐。奴隶制很难使家庭生活稳定，但多数奴隶还是设法建立了牢固的亲戚关系和家庭关系。所以尽管奴隶制起了压制黑人的作用，但积极的黑人文化所表现出的反抗力，提供了奴隶在苦难面前争取生存的见证。
　　与西半球的其他许多地方相比，美国的奴隶主对奴隶的肉体摧残不那么严重。在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或巴西的咖啡种植园里，绝大多数的奴隶生活条件实在恶劣，过着牛马似的生活，寿命很短。在那里因气候和疾病而死亡的奴隶人数要比北美多，为奴隶提供的食物、衣物、医药和日用品更少。在热带甘蔗园里，对劳动节奏的要求要比北面种植棉花或烟叶更残忍。
　　当奴隶制在加勒比地区和南美洲盛行时，非洲的奴隶贸易仍在自由进行。但美国则相反，它的奴隶制达到顶峰只是在1808年禁止贩运非洲奴隶以后。这与奴隶所受到的待遇有重要关系。在拉丁美洲，许多种植园主认为，与其为奴隶创造一个条件，让他们组织家庭和通过自然繁殖维持其人数，不如把他们奴役致死，然后从非洲进口新奴隶来得合算。在美国，奴隶的进口来源被卡死了，种植园主就只能依靠自然繁殖来维持和增加其奴隶“资本”。所以，改善奴隶的健康状况和鼓励生育是符合奴隶主利益的。一名解放了的奴隶说，他的主人“像照料你饲养的一匹马似的，按时让我们吃饱、吃好。”另一个解放奴回忆说：“路易斯安那州有个种植园主喜欢在来人面前夸耀健壮的奴隶儿童，说‘这一个值一千美元’，‘那一个真是个庞然大物’。你看，这完全跟养匹小骡子一样。”
　　 1840年以后，美国的奴隶人口每十年平均增长27%，跟白人的自然增长率几乎相等。这样的增长率在奴隶制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西半球的其他地区，自然繁殖连奴隶的原来人数都难以维持，更不用说增加了。例如，在巴巴多斯，1712年-1762年期间，奴隶人口每十年自然减少43%。在废除奴隶制时，美国的黑人人数是从非洲进口黑奴人数的十倍，而在西印度群岛，则只有进口黑奴人数的二分之一。奴隶贩子一共从非洲运了一千万人到大西洋彼岸，其中只有6%的非洲人运到了美国；而在废除奴隶制时，美国的黑人人数是西半球黑人总数的30%强。
　　这些简单的人口统计数字反映了重要的社会含意。比如，在拉丁美洲，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法律是允许奴隶结婚的，还为他们的家庭提供了某种形式的保护，但在美国，奴隶的婚姻是没有法律基础的。可是，西印度群岛和拉丁美洲的国家依靠进口奴隶来维持奴隶的需求量，而从非洲进口的奴隶中，男性人数几乎是女性的两倍。因此，许多男性奴隶根本没有结婚和组织家庭的可能。相反，1820年后美国的男、女奴隶数目基本相等，多数奴隶都得以组织家庭。这是北美奴隶自然增长率大大高于其他地区的原因之一，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美国发生大规模奴隶起义的次数少于加勒比地区或拉丁美洲国家：有家庭义务的男人比没有家庭义务的人较难参加起义。
　　然而，美国的奴隶家庭是脆弱的，因为它缺乏法律保护，美国奴隶制最大悲剧之一就是奴隶家庭的破裂。即使奴隶主本人不愿拆散其奴隶的家庭，将他们出售，也不能阻止他人在他去世后为抵偿他的债务而这样做。许多研究美国奴隶制的学术报告都证实，被奴隶主拆散(通常是卖掉一人或将两人分别卖给不同主人)的婚姻占奴隶婚姻的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至于被卖掉的子女或被拆散的兄弟姐妹，就不知其数了。

蓄奴制与劳动道德观
　　在现代社会里，人的地位与出身有关，也与个人的成就有关。但奴隶的地位是完全由出身决定的。对于绝大多数的奴隶来说，提高地位的范围是极小的：如从田野作业提拔为司机或室内奴隶。即使那些花钱赎回了自由的奴隶，其地位的变动也受到种族主义和各种限制自由黑人的法律约束。
　　蓄奴制也破坏了南部白人的劳动道德观。由于体力劳动都与奴隶相联系，劳动就成为低贱的，而不是光荣的事了。弗吉尼亚的政治家乔治·梅森承认，“蓄奴制对发展工艺和制造业不利。穷人轻视奴隶从事的工作。”南卡罗来纳州的工业家威廉·格雷格抱怨说，他的州“缺乏勤劳人民应该具备的一切特征。”由于就业机会少和对白人的劳动缺乏尊重，到美国来的移民中只有八分之一在南部定居。从蓄奴州移居自由州的白人是自由州移往蓄奴州的两倍。
　　奥姆斯特德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南部白人和黑人的劳动态度。他在作品里描写了南部草率的耕作、坎坷不平的道路、破烂不堪的公共设施、火车和汽船晚点或无故取消班次，以及整个得过且过的气氛。奥姆斯特德和其他学者一样，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奴隶劳动的低效率。强制性的劳动是不情愿的劳动。奥姆斯特德写道，奴隶们“看来是在做着劳动的动作，实际上不使一点劲”。他认为北部一个自由工人的效率相当于一个奴隶的两倍。他解释说，大多数奴隶缺乏努力劳动和提高效率的积极性，以增加产量。他们缺乏现代化劳动所必须的时间观念。一个南部白人说：“他们的时间对于他们自己毫无价值。”奥姆斯特德认为这个评论是很中肯的。
　　黑人用消极怠工的方式抵制这种强制性劳动。这从黑人的传说和种植园主的档案记录里可以找到印证。例如，他们假装生病、在监工不注意时停止工作、假装听错了命令、破坏工具、虐待耕畜、逃进森林或沼泽地等。奴隶制也是南部农业技术落后的原因之一。南部的锄头十分笨重，据说是因为北方农场通常使用的那种轻便锄头会被奴隶弄坏。北方的农场主开始使用马牵引犁和中耕机之后很久，奴隶们还在继续使用锄头翻地和耕耘。南部农业所用的犁，都是老式的骡拉铁锹似的浅耕犁，而不是19世纪30年代北方普遍使用的马拉模板式深耕犁。南部普遍以骡为耕畜，因为骡虽不如马那样健壮有力，但不需精心饲养，经得起奴隶们的折磨。在1860年，各蓄奴州饲养的骡占全国总数的90%，而马只有40%。 [ 注：经济史学专家罗伯特·福吉尔和斯坦利·思格尔曼不同意“奴隶制效率低”的理论。他们认为，由于管理认真、奴隶积极性高，以及大型种植园经济具有优越性，南部的农业生产效率比北部的高。没有什么历史学家同意这种说法的。参阅福吉尔和恩格尔曼所著的《处在十字路口的时代：美国黑人奴隶经济》一书，及批评此书观点的另外两本书：保尔·戴维的《蓄奴制的帐单》和赫伯特·古特曼的《蓄奴制与数字游戏》。 ]
　　最使蓄奴制与现代化背道而驰的是禁止奴隶学文化。奴隶中至少有90%是文盲。奴隶们虽然创造了丰富的口头文学，但由于不识字，就使他们无法在现代化社会里交流知识、思想和文化。文化程度低是奴隶与自由民之间最大的差异，也是南、北之间最大的区别(见表2.5)。废奴主义者认为，这也是南部“落后”和蓄奴制极不道德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章 关于奴隶制的论战
詹姆斯·M·麦克弗森 [美国]
[出自《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1981
反奴隶制运动
　 废奴运动与殖民地开拓
　 激进的废奴主义
　 废奴主义政治
反奴隶制运动与现代化
　 自由劳力观念
拥护奴隶制力量的反击
　 从必然的罪恶到积极的善举
　 关于雇佣奴隶制的理论
骑士形象
奴隶制与美国政治

反奴隶制运动
　　在18世纪以前，没有什么白人曾对奴役黑人是否合乎道德提过疑问。在人类文明史上，奴隶制在世界各地都是最古老的劳动形式。处于近代文明前期的哲学和宗教都为奴隶制辩护，认为它是维护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多种附属形式之一。但到了18世纪后半叶，流行于英裔美国人和法国人的四种思潮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世界反奴隶制运动兴起的思想基础。
　　第一股潮流是在宗教改革运动后兴起的激进的新教教派，尤其是其中的教友派。传统的基督教教义认为，奴隶制是上帝的意志，是宗教等级的一个必要的部分。宗教改革运动发出爆炸性的力量，对现状提出了各种挑战。在英国和美国，教友会是最成功的教派之一。到1760年，他们就开始清除自己队伍里的蓄奴现象。1775年，他们在美国成立了第一个反奴隶制组织：“宾夕法尼亚废奴促进会”。与此同时，18世纪40年代的“大觉醒运动”(美国新教史上有几个重要的复兴运动，这是第一个复兴运动。)产生了福音派思想，即相信信仰是可以改变的，灵魂是可以拯救的。接着，这个思想使许多公理会和卫理公会的教徒也像教友派教徒那样改变了传统的观点，不再把受奴役视为罪有应得，而认为奴役他人是一种罪孽。
　　第二股思潮是“启蒙运动”，它进一步从理性上驳斥奴役的理论根据，对奴隶制在为最大多数人创造最大利益的社会秩序中的地位提出疑问。第三股思潮是自由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自由经济学反对封建主义和国家重商主义对自由企业和自由劳力的控制。亚当·斯密写的《原富》 [ 译者注：又译《国富论》。 ] (1776)一书是阐述这一理论的最有影响的著作。在这部书里，斯密写道：“表面上看来，奴隶劳力只须养活他们就是了，实际上这是一种最昂贵的劳动。一个不可能获得财产的人没有别的利益，唯有尽量多吃，尽可能少干活。”
　　第四股反奴隶制潮流是1775年以后使大西洋两岸动荡了半个多世纪的一系列大革命运动。在这期间，美国马里兰以北新建的各联邦州、在法属西印度群岛 [ 注：1803年拿破仑在法国恢复了奴隶制。 ] 和摆脱西班牙而取得独立的中美洲和南美洲国家，都废除了奴隶制。1808年，英国和美国也开始禁止其公民从事国际性的奴隶买卖。以后，英国又利用外交手段及其海军力量不断强迫更多的附属国实施这一禁令。1833年，英国在其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废除了奴隶制。1848年，法国和丹麦也在第二次欧洲革命浪潮里效法英国。
　　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成就。将近两百万奴隶因此获得了自由。奴隶买卖虽然还不能说完全绝迹，但也总算受到限制。可是，美国南部、巴西和古巴的蓄奴制度不仅没有废除，而且还因为1800年后这些地方的棉花、咖啡和甘蔗生产的发展而更加强了。其结果是，1850年两半球的奴隶人口比半个世纪前还多。美国人和其它国家的人参与了把奴隶贩卖给巴西和古巴相当兴旺的黑市贸易。有些奴隶贩子在1808年以后还继续非法地把非洲人贩运到美国来。 [ 注：每年约有不到一千的非洲人被贩运到美国。 ]

废奴运动与殖民地开拓
　　在独立战争时期取得不少成就之后，美国的反奴隶制运动就失去了一些势头。南部的杰斐逊主义者们作为种植园主，从蓄奴制中捞到了好处，因而为自由而奋斗的精神就烟消云散了。白人还担心，黑人是下等民族，“野蛮成性”，让许多黑人“解放出来”将构成对社会的威胁。正如托马斯·杰斐逊在1820年所说的，南部已经“揪住狼的耳朵了”，不能松手让它跑。
　　解决这个难题有一个颇得人心的做法，就是以“殖民地开拓”的方法逐步解放奴隶，也就是让获得自由的黑人回到非洲老家去定居。1816年，一些美国名人，如亨利·克莱和布什罗德·华盛顿(乔治·华盛顿的侄子)组织了一个“美国殖民协会”，设法在西非弄到了一块土地，建立了利比里亚国家，把它作为美国自由黑人的天堂，并由该协会资助，把他们运送到那里，帮助他们定居。开始时美国殖民协会抱着很大希望，到末了并没有解决奴隶和种族问题。虽然利比里亚在1847年就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了，但殖民协会及其在各州的附属机构到1860年才勉强送去了不到一万名黑人，而这不过是当时美国黑人自然增长数的0.3%。
　　美国殖民协会主要遭到三方面力量的反对：下南部的蓄奴制拥护者，他们反对妨碍实施蓄奴制的任何工作，尽管那是非常温和的工作；大多数自由黑人，尤其是北部的黑人，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不是非洲人；1830年以后的废奴主义者，他们谴责殖民协会是种族主义者，因为它主张用把黑人赶出美国的办法来解决种族矛盾。

激进的废奴主义
　　 1830年以后兴起了一股激进的废奴主义思潮，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所谓的“第二次大觉醒”的宗教运动。在北方，领导该运动的是加尔文教修正派，他们强调人人都可随意选择自己救世的道路；上帝的恩泽并不是赐给预先选定的人，任何改邪归正、弃恶扬善、信仰上帝并按其意志行事的人都可得到恩泽。这是一种积极的信念。它促发了一系列压“邪”扶正的改良运动，如反对异教，维护安息日制度，反对娼妓、酗酒和奴役他人的行为。这运动继承了清教的“一人之责集体承担，一人之罪集体受惩”的教义。根据这一思想，四海之内皆兄弟，只要还有一个美国人受奴役，全体美国人都应对此承担罪责。
　　查尔斯·格兰德逊·芬尼是“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中最杰出的福音派传教士。他的追随者有善于雄辩的演说家西奥多·韦尔德和富商兄弟阿瑟和刘易斯·塔潘。再加上威廉·加里森，他们都成为1833年成立的“美国反奴隶制协会”的主要发起人。在此后数年里，该组织及其在一些州和地方上的分会迅速发展，到1838年，各地已有1350个分会和25万会员。这些分会出版小册子和报纸，组织演讲会并征集签名向国会请愿，要求抵制奴隶制。
　　这一运动的规模和激烈程度都是空前的。1830年代的废奴主义者与其温和的、循序渐进的前辈不同。他们反对把黑人殖民到非洲去的做法，认为这是奴隶制拥护者的伎俩，是为加强这一制度而给它涂脂抹粉。他们反对同蓄奴制妥协，认为罪恶必须铲除，不能妥协。1831年1月1日，加里森在他的著名的《解放者》报的创刊号上发表了新废奴主义的战斗宣言：
　　我将像真理一样无情，像正义一样严正。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愿温和地去思考、去谈论或去写点什么了。不，决不！你可以让一个家中失火的人温柔地呼救；让丈夫温文尔雅地从强奸者手中抢回他的妻子，让母亲不慌不忙地救出她掉进火海的婴儿。但是，不能让我温文尔雅地对待眼前的这一斗争。我是认真的，我不含糊，我不悔改，我决不后退一步。我的话是一定有人听的。

　　 19世纪30年代的废奴主义者有两个主要的奋斗目标：让美国人民，包括南部人和奴隶主们认识到蓄奴制是罪恶的；为自由黑人争取平等权利。这些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办法都是根据“第二次大觉醒”的宗教运动(或称为“复兴运动”)拟定的。宗教改革者们自己“皈依”废奴主义信仰，就希望改革信仰。他们认为，只要美国人都认识到蓄奴制和种族歧视是对上帝和人类的犯罪行为，就会停止犯罪，克服种族主义思想，废除奴隶制，并让所有的自由民享受平等的权利。
　　但是他们的希望成了泡影。南部根本不理睬他们。南部的一些州和市还出价悬赏买加里森和该运动其他领导人的脑袋。一些冒着生命危险跑到南部去的废奴主义勇士们不是遭到暴徒的袭击，就是被驱逐出境或被关进监狱。有些暴徒还冲进南部的邮电局，抢走或烧毁废奴主义者的宣传品。杰克逊总统支持这种行动，并命令邮政局长禁止邮递这类印刷品，理由是它们有可能煽起奴隶暴动。只有为数很少的南部白人成为废奴主义者，如肯塔基的詹姆斯·伯尼和南卡罗来纳州的两姐妹安格里娜和萨拉·格里姆克，他们不得不移居北部宣布自己的信仰。
　　就是在北部，接受奴隶彻底解放并使他们享受平等权利的废奴主义者也不是很多。受这些目标威胁的经济利益和种族利益太多了。在1830年代，北方暴徒袭击了废奴主义演说家、毁坏了废奴主义宣传品并焚烧了废奴主义者的财产。有些暴徒还袭击自由黑人。暴徒大多是下层白人，他们害怕南方的奴隶解放后会涌到北部来与他们争夺就业机会，分享社会平等权利。但也有一些暴徒是“有钱有势的绅士”，他们大多是与南部有关系的商人、律师以及保守分子。这些保守分子认为，激进的废奴主义者危及了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基础。

废奴主义政治
　　一些废奴主义者在规劝人民接受废奴主义失败之后，开始从事政治活动。1839年他们成立了“自由党”，并提名詹姆斯·伯尼为该党1840年的总统候选人。但伯尼只得了7000张选票，只占选票总数的千分之三。
　　 “自由党”的建立是引起反奴隶制运动分裂的原因之一。以加里森为首的一派反对参加政治斗争，认为这意味着丧失原则。他们反对按美国宪法选举总统，认为宪法是一个亲奴隶制的文件。他们有些人甚至号召各自由州脱离这个维护奴隶制(或“拐骗人口制”)的联邦。他们对一些大的教会组织拒绝接受激进的废奴主义主张十分不满，攻击这些组织是“贼窟”。这使福音派废奴主义者感到气愤。加里森主义者还主张男女平等，这又冒犯了男性废奴主义者，因为后者只支持给男性黑人以平等权利，但拒绝接受男女平等。妇女人权运动使妇女抛弃了废奴主义组织。当她们撰写和演讲关于种族不平等的罪恶时，有些妇女还开始谈论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地位。1848年，一些妇女废奴主义者在纽约州的塞尼卡福尔斯市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女权大会。在8年前，反奴隶制协会的一些成员，如芬尼和塔潘兄弟等，因加里森派成功地使一名妇女当选为协会的执委而退出了该会。这些人后来成为自由党的支持者，并于1840年代另行组建了一些反奴隶制协会。
　　 1840年以后反奴隶制力量虽然分裂了，但仍很活跃，并且起着重要作用。它确实扩大了影响，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那样，自由州与蓄奴州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反奴隶制的政治家比废奴主义者能赢得更多人的支持。但也正如加里森主义者所预言的那样，运动范围的扩大淡化了该运动原有的宗教和人道主义色彩。虽然废奴主义的政界人士及其温和的同事们仍把废除奴隶制和实现民族平等看作是最终的奋斗目标，但他们集中力量防止奴隶制的进一步扩展，而不干预现有蓄奴州的内部事务。这是一种反对奴隶制的立场，而不是废除奴隶制的主张。这种立场被写进了自由土壤党的1848年的政治纲领，也被势力更强的共和党写进了它的1854年的竞选纲领。自由土壤党的多数成员，与多数废奴主义者相比，更关心的是白人的权利，而不是黑人的权利。1856年，《纽约论坛报》著文说：“在共和党里有废奴主义者，也有愿意并确实在为黑人服务的人，但还有更多人，他们主要是为自由的白人劳力争取新的领地，而很少或根本不关心自由黑人和奴隶黑人的权益。”

反奴隶制运动与现代化
　　废奴主义和反奴隶制力量都起源于新英格兰和新英格兰人聚居的北部地区。该运动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如芬尼、韦尔德、塔潘兄弟、加里森和温德尔·菲利普斯等，都是马萨诸塞州或康涅狄格州人。在1840年代担任“自由党”领袖并于1848年协助将“自由党”扩大为自由土壤党的俄亥俄州人萨尔蒙·蔡斯，是在新罕布什尔出生和长大的。在567名废奴主义领导人中，63%出生于新英格兰地区，而当时该地区的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21%。对上纽约州和俄亥俄州一些废奴主义力量较强的县份进行调查，也发现反奴隶制组织与新英格兰人居住区和福音派复兴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无论在英国还在美国，企业家与废奴主义运动领导人的社会背景都很相似。教友会教徒在这两组人中间都很突出，尤其是在英国。参加英国教友会的一些家族，如达比家族、劳埃德家族、巴克利家族和韦奇伍德家族，组成了英国工业革命先锋，并在18世纪为英国的反奴隶制运动提供了许多领导人。同样，教友会教徒在18世纪的美国商业界也很突出，并且在早期的反奴隶制组织里占压倒多数。1830年以后，美国的废奴主义运动的领导权逐渐转移到新英格兰地区的福音派新教徒和唯一神教派的手里，而正是在这时，这一地区和这一些人形成了美国经济中最现代化派别。表3.1说明了19世纪中叶美国废奴主义和工业领导人之间社会背景的相似之处。在一份有关废奴主义领导人(总数为622人)的职业调查报告中，从事工商业的人所占的比例(21%)仅次于神职人员的比例(34%)。
表3.1 废奴主义领导人与企业家的社会背景 [ 注 ]
-- 废奴主义领导人 人口比率 企业家 人口比率
新英格兰出生的 63% 3:1 51% 3:1
公理会教徒 34% 67% 7:1 10:1 22% 40% 5:1 6:1
唯一神教徒 13% 13:1 10% 10:1
教友会教徒 20% 20:1 8% 8:1

自由劳力观念
　　废奴主义者与企业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偶然的。资本主义思想就是自由劳动思想。这种思想认为，新教主张的内在的自我约束，比奴隶制的外部制约能培养出更多的有效的劳动者。以增加工资和提高社会地位作为刺激的积极办法和没有工资和提升机会的消极刺激办法都比鞭打产生的动力更大。某废奴主义者说：“鞭子只能依靠刺激人的皮肉，不能触及他的产生行为动力所在的部位。”反奴隶制的辉格党的一位编辑霍勒斯·格里利写道：“奴役一个人就等于抹煞了他的抱负，他的进取心和他的能力。在人性的构成中，改善生活条件的愿望是使人努力工作的原动力。”
　　提高社会地位的理想是自由劳力观念的核心。《纽约时报》在一篇歌颂北方的自由劳动制度的文章中说：“自由劳动制度可以使今天的穷人成为明天的小地主和商人。”1860年，亚伯拉罕·林肯已是一名颇有名望的律师，他说：“我毫不羞愧地承认，25年前我是一个雇工，铺铁轨或在平板船上干粗活。”但是“自由社会”使穷人“有机会改善他的处境；他知道，在他的一生中，劳动条件并非一成不变的”。林肯还写道，“人人机会均等”的原则就是“为每一个人扫清道路，给每一个人以希望，最后使每一个人都能兴办企业和工业的原则”。
　　用林肯的话来说，奴隶“终生禁锢在受奴役的地位”，自由劳动理论把南部描绘成人民大众贫穷落后和劳动只为少数特权者积累财富的地方。虽然南部人也可以列举出许多白人由穷变富的例子，但自由土壤党人坚信“奴隶制使一切都枯萎、凋谢，……是自由劳动的穷苦白人的祸害。……它使劳动成为一种耻辱的东西，从而使白人感到沮丧，遭受贫穷，并且越来越穷，社会地位越来越低”。1848年纽约一位国会议员说，哪里有奴隶制，“哪里实质上就没有中产阶级。要么是大富翁，要么是穷得使人绝望，这就是固定的社会格局”。
　　简言之，奴隶制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是水火不容的。后来成为自由党和共和党领袖的威廉·西沃德在1835年访问了弗吉尼亚之后写道：“贫瘠的土地、古老而破旧的城镇、坎坷失修的道路，……没有工业、不见进步……，这一切就是奴隶制带来的后果。”他还说，这个制度耗尽了“智力、精力和能力”，所以“这与国家的安全、福利和伟大所要求的一切条件是不相称的”。就像欧洲资本主义必须摆脱陈腐的封建主义的束缚那样，生机勃勃的美国资本主义已经不能继续与陈腐的奴隶制度共存下去了。
　　北善南恶的观点当然会被某些人歪曲。但到1845年以后，由于奴隶制在新获得的领土上扩展势力，冲突越来越尖锐化，因而接受这一观点的北部人也越来越多。反奴隶制阵营里的人把这一冲突看作是关系到美国前途的斗争。自由土壤党的一家报纸说，“我们反对蓄奴制的扩张，因为它削弱了人民的生产力，阻碍人民集结在一起聚居，阻碍了一切公共教育系统的建立。[只要奴隶制在那些新领土上实行]，各州的自由劳动就不可能进行。……如果各州的自由劳动得以实现，南部的奴隶劳动就无立足之地；而且在几年后，这些领土上就会涌现出积极而活跃的人民。”

拥护奴隶制力量的反击


从必然的罪恶到积极的善举
　　反奴隶制运动大大触犯了南部的感情。作为革命传统的继承人，南部领导人起初也承认奴隶制不符合1776年人们为之奋斗的自由理想。在美国独立战争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多数南部人把蓄奴制解释为“必然的罪恶”。既然是罪恶，就应该随着时间和进步的发展而逐渐消亡，但因为是必然的罪恶，就不可能迅速废除，否则将导致南部的混乱。将解放的奴隶向非洲移民的做法旨在用循序渐进的改良办法达到最终消灭这一罪恶的目的，所以在上南部受到人们的青睐。
　　到19世纪30年代，有两种情况的发展使这种“必然罪恶”的观点破产：一、棉花王国的出现，使奴隶制在南部经济中成为空前必需的事物。二、废奴主义运动的发展，使南部处于守势，激起南部从理论上进行全面反击，说蓄奴制根本不是“必然罪恶”，而实际上是“积极的善举”。他们提出以下的论点，说明历史上的伟大社会，诸如古埃及、《圣经》时代的以色列、希腊、罗马帝国、查理曼时代的法国、大宪章时代的英国，都是以奴隶制或农奴制为社会基础的。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R·M·T·亨特说：“历史上没有一个像样的文明制度不是以国内的奴隶制为基础的。”甚至《圣经》也是赞成奴隶制的：使徒保罗就曾规劝奴隶服从主人，并劝告一名逃亡奴隶回到他的主人那里去。1850年，南部一个教士写了一本小册子，可谓这类小册子的典型，其标题就概括了“积极的善举”理论的内容：《南部对北部的责难和挑衅的答辩：蓄奴制是上帝为最完善的社会秩序奠定基础的一种制度，是共和国政府永存的唯一保证》。
　　 “积极的善举”论鼓吹者自信其理论至少在南部赢了一招。1838年，约翰·卡尔霍恩说：“过去许多南部人认为奴隶制在道义上和政治上都是罪恶的，现在这种糊涂的谬论已不复存在了。现在我们认识了奴隶制的真实面貌，它是世界上自由制度的最安全、最稳固的基础。”20年后，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詹姆斯·哈蒙德在谈到那些抱有糊涂思想的南部人时说：
　　 [他们]认为奴隶制是邪恶的、虚弱的、可耻的、罪恶的……，于是恐惧而战粟地等待着不可避免的厄运。但是，一些勇敢的人接受了挑战，迫使南部重新检讨这个问题。其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你再也找不到一个因为蓄奴制度而感到内疚的南部人了。

　　为达到这个目的，南部抵制外部的批评，并压制内部的不同意见。南部建立起思想壁垒；用强制性的手段保持团结，以对付外部的攻击和内部奴隶暴动的威胁。在1831年纳特·特纳奴隶暴动 [ 注：纳特·特纳(Nat Turner 1800-1831)，黑奴，在宗教思想的鼓舞下，于1831年8月在弗吉尼亚率黑奴举行暴动，杀死了至少55名白人，引起南部各地发生一系列恐怖报复行动。 ] 后，南部各州以维护秩序为名，对白人和黑人都加强了控制。几乎每一个南部州都通过了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如路易斯安那州规定，对发表“助长有色人种的不满情绪或煽动奴隶不服从主人”言论的人，要判处21年至终生苦役的刑罚。有些州授权治安法官或别的官员没收持反对意见者的邮件。一些居民区成立了“警戒委员会”或“公安委员会”，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搜寻和侦查图谋在居民区散发煽动性小册子、传单或其他任何印刷品的人，以及为煽动暴动而用不正当手段去影响奴隶的人”。一切陌生人，尤其新英格兰人是怀疑和监视的对象。“警戒委员会”还检查旅店客人或搜查旅行者的行李。许多外地人成为暴徒行凶的受害者，他们被涂上煤焦油，再插上羽毛，有些人还被拷打致死。
　　蓄奴制的代言人对于南部保守的社会秩序十分得意。他们不仅抵制废奴主义，而且抵制影响着北部社会的各种“主义”，如女权主义、社会主义、乌托邦主义、先验论、千禧年主义 [ 编者注：千禧年主义(millennialism)，从基督教神学观点出发的一种历史哲学，源自《新约·启示录》，第20章；宣扬基督教殉教者复活，与基督共同掌权1000年，在此期间，人类所期望的和平与公正将要通过上帝权柄实现。 ] 等等。南卡罗来纳州的某人声称，蓄奴州是“抵制异端分子掀起的各种社会风浪和政治风浪的防护堤”。南北战争前，美国各地有一百多个乌托邦社区，其中只有两个座落在南部。女权运动在波托马克河以南的地区毫无进展，而在那里，白人妇女依然安稳地坐在超然于男人的政治世界和政治事务的受人尊敬的宝座上。南部的一个编辑大惊小怪地指责被“主义”弄得神魂颠倒的马萨诸塞州人竟然“蜂拥着去听一个把丈夫丢在家里看孩子的、穿着布鲁姆女服的不男不女的人演讲”。这样的事在蓄奴社会是绝对不会有的，在那里，“奴隶是最低层阶级，是社会基础，是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坚固的基石，整个社会建于稳定的基础之上，是不会受任何蛊惑而动摇的。”
　　 1855年，里土满某报著文说，南部应抵制异端邪说，防止北部书刊流入。应设法让年轻人留在南部，不让他们到北部去上大学，因为那里的“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报纸和演讲场所，而每个演讲者和编辑都不受健康舆论的约束，公开辩论为人们所信奉的宗教信条”，在那里，天真无邪的青年有可能受到“异端邪说的毒害，这些异端邪说反对一切存在的制度，无视一切有关宗教、法律、道德、财产和政府的公认准则”。所以，年轻人应在南部接受教育，因为这里的“教育具有道德观和宗教的虔诚性，是稳健的，他们不管在校内还是校外，都不会读到与正统基督教、纯真道德、财产权和婚姻的神圣性相违背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