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共和党提名林肯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满怀信心地于5月16日在芝加哥召开。一切都决定于他们的候选人。共和党确信，不论他们提名谁做候选人，都将获得至少五六个北部州，但得不到任何南部州的支持。要取得多数选票，他们还必须赢得宾夕法尼亚再加上伊利诺伊或印第安纳州的支持——这三个州在1856年大选时全都倾向民主党。这样便排除了萨蒙·P·蔡斯。这三个州认为他太激进了。来自密苏里的爱德华·贝茨希望似乎大一些。他是个圆滑的前辉格党人。骑士风度的霍勒斯·格里利支持他仅仅是由于他能获得下北部地区的选票。但是，爱德华·贝茨曾在1856年支持过美国人党，这将妨碍他得到德裔美国人的票数。贝茨对自由土壤党的冷漠态度也背离了党的反蓄奴制的思想原则。宾夕法尼亚的西蒙·卡梅伦有把握得到他本州的支持，但仅此而已。其诚实多少有些令人生疑，卡梅伦曾经是民主党人，后又是辉格党人和一无所知党人。
　　最重要的候选人是受到上北部大多数代表支持的西沃德。但他有两个不利条件。首先是他长期的政治生涯。他作为州长和参议员，树敌很多，其中就有在他自己的纽约辖区内与他作对的格里利。其次，西沃德曾反对“1850年妥协案”，他当时的“高等法律”演说以及1858年关于“不可约束的冲突”的演说，都使他以激进派而闻名。来自下北部的共和党领袖们担心西沃德不能赢得他们那些州的支持。
　　所有这些因素都加强了亚伯拉罕·林肯作为候选人的地位。林肯最初只获得伊利诺伊州代表的支持。但他的竞选主持人巧妙地又为他拉到了一些地区的选票；特别重要的是，在第二轮投票中还获得了一些主要州的选票。林肯具有各种赢得信任的条件。他在以前辉格党人为多数的共和党中是个前辉格党人。他谴责蓄奴制是道德败坏，但不同意采用过激的行动来反对它。他既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曾在与道格拉斯的竞选中获得了很高声望，但他没有长期从政，所以没有树敌过多。他反对本土主义，但不像西沃德那样明显地使自己脱离本土主义选民。他出身卑微，他的“诚实的亚伯”和劈木人的形象，都是他的政治资本。
　　与1856年相比，1860年的共和党竞选纲领显得不那么激进。1860年修改了关于多妻制和奴隶制是“野蛮时期的孪生遗物”的提法，谴责布朗的袭击是“最大的罪恶”；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缓和关于在各准州排斥蓄奴制问题的语调，并肯定“各州有权制定和管理自己的内部体制”。为改变党的本土主义形象，竞选纲领反对“在国籍法方面做任何修改”，因为那将“剥夺或损害”移民的权利。1860年纲领比以往的纲领更加关注地区集团的经济利益：它包括一项宾夕法尼亚保护性关税的条款；为吸引中西部选民，它主张制定宅地法；它还要求为河流和港口拨款，并要求政府资助建造横跨大陆的铁路。这个纲领兼容了辉格党和自由土壤党的主张，温和但坚定地表达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自由劳动思想。正如它自诩的那样，它是美国历史上最简明和具体的纲领——一个大幅度吸引北部选票的最成功的纲领。
　　候选人与纲领要相得益彰。5月17-18日夜，来自北部地区的代表们通宵达旦地紧急磋商，试图一致推出一位足以阻止西沃德的候选人。林肯的那些竞选主持人不知疲倦地到处活动，说只有他们的候选人才能赢得整个北部，他们向印第安纳州的凯莱布·史密斯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西蒙·卡梅伦许下了内阁职位。林肯曾指示其竞选代理人“不要做任何将使我受到约束的许诺”，但其主要代理人则讲，“林肯不在这里，不知道我们同谁会晤。所以，我们就继续干下去，就好像我们未曾听到他的指示，而他则不得不认可”。
　　在第一轮投票中，林肯获得102票，西沃德获得173.5票(须达233票才能被提名)。西沃德获上北部132票，而林肯只有19票。在从新泽西到衣阿华那关键的六个州，林肯获得62张选票，而西沃德只有3.5票。在第二轮投票中，宾夕法尼亚和新英格兰一些州的代表转向了林肯，使他获得了181票，与西沃德的184票半对峙。在第三轮投票中，更多的选票转向了林肯。他共获231.5票，仅差1.5票就可得到提名。俄亥俄州代表突然起来宣布，他们的4票改投给林肯，于是整个大厅陷入了戏剧般的沉寂。芝加哥宠儿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全州沉浸在喜庆的欢乐中。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的是缅因州国会议员，前民主党人汉尼巴尔·哈姆林。

民主党一分为二
　　查尔斯顿大会失败后，民主党两翼都在为6月18日巴尔的摩的新大会做准备。多数脱党分子希望参加大会，并联合北部执政的民主党人再次击败道格拉斯。但道格拉斯派民主党人在一些南部州组织了自己的代表团。大会就重新接纳南部脱党分子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最后，大会接纳了一部分，但拒绝大多数对抗已选定道格拉斯派候选人的州的代表，从而导致南部人第二次退出大会。这次退出的共有110人，超过了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一。他们离开大会去召开了自己的“南部权利”大会。脱党分子依据蓄奴法纲领提名肯塔基州的约翰·C·布雷肯里奇(布坎南的副总统)为总统候选人；而忠于北部的那派仍提名道格拉斯。全国上下都迅速地为四个党竞选做好了准备，每个党都意识到这次竞选是它们历史上最关键的时刻。
竞选运动
　　斗争很快变成了不同地区的两党竞选：在北部是林肯对道格拉斯，在南部是布雷肯里奇对贝尔(立宪联邦党候选人)。共和党人连一票也不指望从南方10个州获得；而道格拉斯也同样没有希望从那10个州得到支持。北部大多数老辉格党和美国人党的选民都转向了共和党。布雷肯里奇只有代表布坎南政府时才得到北部民主党主要成员的支持，而作为南部权利派就别再指望获得北部选票。很明显，击败林肯的唯一办法就是三个反对党的联合，这样他们就可能赢得整个南部，以及三、四个重要的北部州。
　　但这一联合还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障碍。民主党令人痛心的分裂几乎是难以得到谅解或被忘却。一大批狂暴分子分明是在努力破坏党的统一，以保证选出一位“黑人共和党总统”，于是乃激发南方的分裂情绪。即使在那些抱怨分裂的南部民主党人中间，鸿沟也太深而无法逾越。南部达成的唯一联合是得克萨斯州的贝尔-道格拉斯派，他们共获得24%的选票去反对布雷肯里奇。一些政党领袖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在纽约、宾夕法尼亚、罗得岛和新泽西州拼凑起了选票联盟。但这已无济于事，因为林肯已经在前三个州赢得了多数去抵抗反对派的联合，并在新泽西得到了半数以上的选票。
　　看来林肯将获得几乎全部的自由州的选票，这使保守派产生一种沮丧的和宿命论的情绪。与此同时，一种群众性的歇斯底里风浪，就像1789年夏季在法国农村发生的那种“大恐慌”，席卷了整个南部。约翰·布朗的阴魂已经笼罩着南部人的思想。共和党总统一旦当选，就会使南方人担心北部废奴主义者将派出几十名约翰·布朗。每一个陌生人都成了废奴主义者的代理人；每一位带有神秘面孔的黑人都成了潜在的纳特·特纳。南方报纸报道说，成百个纵火、投毒、谋杀事件都被认为是奴隶们干的。一些犯有暴动嫌疑的黑人和白人被私刑处死，很多人遭受鞭挞，或浑身涂满柏油，再沾上羽毛。成百名北部白人被勒令离开，违者处死。那年夏季南部发生的严重干旱加重了这种歇斯底里气氛。
　　支持贝尔或道格拉斯的南方报纸认为，布雷肯里奇的宣传工具是存心制造暴动恐慌，来为他们的候选人争取选票。一家报纸说，那些恐慌故事“据查，才发现都是编造出来的，而且它们全部都是夸大其词的”。现代历史学家们同意这种判断。但无论是真是假，这些故事造成了几乎无法忍受的紧张气氛，使南部的革命迫在眉睫。1860年，下南部地区几乎每一位发言人都不止一次地警告说，如果共和党候选人当选，他们就将脱离联邦。就连贝尔和道格拉斯的宣传工具也发出类似的警告。佐治亚州立宪联邦党领袖本杰明·H·希尔说：“这个政府不能与黑人共和党并存共处。”亚特兰大一份道格拉斯派报纸宣称：“不管后果如何，即使波托马克河水被鲜血染成红色，即使宾夕法尼亚的街道铺满10英寻 [ 译者注：英寻，测量深度的长度单位，合6英尺，或1.829米。 ] 厚的碎尸，……南方也决不会接受让亚伯拉罕·林肯就任总统这样的屈辱和难堪。”
　　共和党人并不认真对待这些警告。他们有充分理由怀疑这些警告是为了吓唬北部选民不投共和党的票。南部人早在1850年就曾以分裂相威胁，后来在1856年总统竞选中，在1859年对众议院议长席位的争夺中，以及在其它一些场合都曾提出这种威胁。一位共和党人、芝加哥市市长断言：这些最新警告仍然属于“那套恐吓、要挟北部屈服于南部的主张和暴政的老把戏”。德裔美国人领袖卡尔·舒尔茨回忆说，当初彭宁顿当选为众议院议长时，南部议员们都跑了出去，但他们喝了杯酒，又返回来；等林肯当选以后，他们将喝两杯酒，然后依旧返回来。
　　林肯也不相信“会发生任何瓦解联邦的尝试”。竞选期间，他注意按照惯例保持总统候选人的缄默不语。当选举日临近时，他拒绝了保守派朋友们要他发表一个公开声明以使南部平静下来的请求。“我的话怎样才能使恐慌平静呢？”林肯问道，“是打算不要政府干预各州内的奴隶或蓄奴制吗？这一点我早已反复讲过，再要重复就会成为笑柄，就显得怯懦，胆小……[并且是]鼓励鲁莽的坏人相信他们是在和一个前怕狼后怕虎的人打交道。”
　　当然，随后发生的事件表明南部关于脱离联邦的威胁并不是讹诈。然而，除了否定他们曾坚持的一切主张外，看不出共和党人在大选前还能为此做些什么。亚特兰大一家支持道格拉斯的报纸宜称，“我们认为，任何人……凡不敢宣布他……相信奴役非洲人的蓄奴制为社会、道德和政治的幸事者都是南部制度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共和党无论怎样试图表示和解，都无法使南部人听信，除非他们表示笃信蓄奴制。
　　南部认为关键问题是共和党对蓄奴制的威胁，而北部民主党为迎合时尚则把种族主义作为旗帜。民主党的漫画和横幅标语宣扬“黑人共和党”的胜利将使北部变成一所“黑鬼平等”的疯人院，种族混合，全是令人作呕的模样。漫画表现一些黑人正在吻一些白人妇女，而林肯和霍勒斯·格里利却亲切地看着这一切。这种宣传在纽约州尤其盛行，那儿的共和党议会正在组织对一项宪法修正案的投票，该修正案旨在取消对黑人选民的250美元财产限制的歧视性条款。由于认识到这一问题容易受到攻击，共和党发言人和报纸大多对此修正案采取回避或冷淡态度。林肯在纽约州获得了54%的选票，而该修正案却只得到37%的赞成票。尽管纽约州北部反奴隶制各县一致拥护这项修正案，但全州共和党人只有三分之二投了赞成票。
　　共和党人在上北部地区把精力集中于蓄奴制问题，而在下北部则强调经济问题：中西部地区的宅地条款，宾夕法尼亚的关税条款，以及有关这些地区的河道、港口和横跨大陆铁路等条款，这些地区将因这些措施而受益。林肯的故乡斯普林菲尔德举行的一次共和党集会，在27条横幅标语中只有两条涉及蓄奴制问题。宾夕法尼亚一位民主党人抱怨说：“共和党人，在他们的讲演中，关于黑鬼问题什么都没有说，全都转向了关税问题。”事实上，民主党人已经轻易地把这些问题交给了共和党人。在1859年-1860年国会期间，民主党人曾投票否决横跨大陆铁路法案、河道与港口法案，以及提高1857年低关税标准法案。布坎南总统否决了宅地法。如果需要的话，这就是向北部选民明确地表明，南部及其“不反对蓄奴制的北部走狗”正在阻挠那些对国家的发展和繁荣至关重要的措施。
　　 1860年共和党人同废奴主义者的关系是复杂的。许多废奴主义者指责共和党是——用加里森的话说——“一个随波逐流、左右逢迎的怯懦的党”，因为它更致力于限制而不是消灭奴隶制。共和党的自我表现说明，它是一个真正的“白种人的党”，因为他们试图把准州留给白人自由劳工，这也使废奴主义者恼火。林肯的声明也是这样说的，它反对干涉各州奴隶制，反对消灭州际奴隶贸易，反对废除逃亡奴隶法。在多数地区，共和党人不敢接近废奴主义者，因为同这些“狂热分子”的联合将失去选民。
　　但在上北部一些地区，尤其是新英格兰，共和党同废奴主义者的关系是密切的。共和党马萨诸塞州长竞选人约翰·安德鲁和密歇根州长竞选人奥斯汀·布莱尔都是十足的废奴主义者。许多共和党参议员和众议员，以及佛蒙特州的全体共和党人事实上也都是废奴主义者。一些彻底的废奴主义者也都为林肯竞选。大多数加里森分子私下里都认为，尽管共和党有缺点，但“林肯的当选将标志着朝正确方向的发展”。“激进废奴党”，即原自由党的一小部分残余，于1860年召开会议，并提名赫里特·史密斯为总统候选人。但这个“第五党”的提名，几乎也就等于是做个姿态，史密斯所获选票是微不足道的。政治废奴主义者大都参加了共和党，他们构成了共和党的一个激进的基层组织，使这个党在上北部地区增添了革新的战斗的调子。
　　竞选运动在北部也同南部一样充满激情。南部恐惧盛行，而共和党人却在北部唤起人们的热忱。横幅标语、游行、群众集会和歌曲使这次竞选运动比1840年竞选时的小木屋和烈性苹果酒更富有特色。“把木料截成横木的候选人”林肯是自由劳动者的象征，具有非凡的魅力。在“共和党广泛觉醒”横幅下的庞大游行队伍，高唱政治歌曲，手持火炬，跨越围栏的横木。(一年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将扛起旧式步枪，并高唱《约翰·布朗的尸体》歌曲行进在队列中)。
　　道格拉斯一反惯例，亲自到全国各地从事竞选活动。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自己赢得胜利的希望很小。但他认真对待南部脱离联邦的威胁并努力勇敢地面对它们。他在演讲中意味深长地呼吁全体美国人民应该团结在联邦周围。道格拉斯不顾疾病和劳累，坚持着艰难的步伐。就许多方面讲，这是他最出色的时候——尽管爱动脑子的观察家们指出，现在全国刮起的旋风正是6年前道格拉斯本人在堪萨斯惹起的。
　　道格拉斯在衣阿华从事竞选活动时获悉共和党在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和印第安纳等州10月份的选举中取得了胜利。道格拉斯说：“林肯先生是下届总统，我们必须争取拯救联邦，我得到南部去。”他冒着很大的人身危险到下南部地区从事竞选活动，每一次停留都谴责分裂。选举日那天，他在莫比尔。看到亚拉巴马州人对林肯的胜利的反应后，他返回旅馆，他的秘书说：“从未见过他如此绝望。”

结果
　　从民主党的角度看，结果的确令人失望。林肯赢得了除新泽西外全部自由州的选举人票(在新泽西，他获4票，道格拉斯获3票)，和北部54%的普选票，在北部各州，(除加利福尼亚、俄勒冈、新泽西三州外)获得了超过其联合对手的绝对多数。这样，即使他的对手全都联合起来，他在全国也能得到多数选举人票，正如下表所示。林肯没有获得蓄奴州的选举人票，也几乎没有获得边境各州除一些县镇以外的普选票。道格拉斯在北部位居第二，但他仅仅赢得了密苏里州以及新泽西的那三张选举人票。贝尔获得弗吉尼亚、肯塔基和他的故土田纳西州的选举人票。南方其余各州的选举人票则归于布雷肯里奇。
1860年竞选获票统计
候选人 自由州(18) 蓄奴州(15) 总计
普选票 选举人票 普选票 选举人票 普选票 选举人票
林肯 1,838,347 180 26,388 0 1,864,735 180
富森 580,426 -- 15,420 -- 595,846 --
道格拉斯 815,857 3 163,568 9 979,425 12
布雷肯里奇 99,381 0 570,091 72 669,472 72
贝尔 76,973 0 499,441 39 576,414 39
(反林肯)总计 1,572,637 3 1,248,520 120 2,821,157 123

　　在上北部——新英格兰和纽约州北部、密歇根、威斯康星、明尼苏达等州北部，加上俄亥俄、印第安纳、伊利诺伊和衣阿华等州的新英格兰人各县，林肯获得了多于60%的选票。在其余的自由州地区他只赢得了50%的选票。因此，是北部坚决反对蓄奴制的势力赢得了这次大选，并在国会的共和党议员中占有支配地位。这一事实并非没有被南部人察觉。
　　直到1856年还没有一个大党鲜明地表示反对蓄奴制。仅仅4年之后，北方州就选出了一位主张最终废除这一制度的总统。新奥尔良一家报纸认为，这是“极大的凶兆。除各种问题和疑问之外，它表明绝大多数北部人以单纯南北地区性的仇恨看待我们南部。”《里士满观察家》直率地说：“关于北部保守主义无效地要求详细检查选票的空谈现在也许被驳回。一个以憎恨奴役非洲人的蓄奴制为唯一思想感情基础的党，现在已是统治力量……不落入联邦这个陷阱，就能够改变[这些]或削弱它的力量。”
　　反蓄奴制的人们对林肯当选的反应，似乎证实了南部人的恐惧。废奴主义者温德尔·菲利普斯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曾经尖锐地批评共和党的缺点。但在选举后第二天，菲利普斯在波士顿对庆祝的人群说：“有史以来，由奴隶选择美国总统还是第一次(欢呼声)。我们已经采取断然行动了。”道格拉斯说，蓄奴制势力统治国家的日子不长了，“林肯的当选挫伤了他们的威信，打破了他们的统治。这表明了这样的可能性，就是选出的总统即使不是废奴主义者，至少也是有反蓄奴制名声的人”。作为总统的孙子和儿子，自由土壤党和曼彻斯特共和党的创始人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宣称，随着林肯的当选，“一场伟大的革命确实发生了……这个国家已永远抛弃了奴隶主的统治”。
　　作为对北部这场革命的回答，南部发动了脱离联邦的反革命。

iron duke

还是WARSTUDY上的书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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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贴转载这么长的书，起码索引点击功能都没有了。

diaoduo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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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危机年：1859年-1860年  
詹姆斯·M·麦克弗森 [美国]  
[出自《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1981  
约翰·布朗与哈珀斯渡口事件  
民主党查尔斯顿大会  
共和党提名林肯  
民主党一分为二  
竞选运动  
结果  






约翰·布朗与哈珀斯渡口事件  
　　自1856年在堪萨斯作为游击队首领取得功绩后，约翰·布朗就一直在研究制订一个在南部打击蓄奴制的令人敬畏的计划。布朗是个相信上帝的惩罚和公正的加尔文派教徒。他特别喜欢《圣经》中的一句话：“不流血就不能免除罪孽。”他确信，奴隶制的罪孽必须用血来偿还。怀着真诚的宗教狂热，他坚信自己是执行上帝这一任务的工具。他计划率领一支突击队进入弗吉尼亚的山区，在那里把低地种植园的奴隶吸引到他的旗帜下。他将武装他们，并建立一个临时的自由人共和国，扼守要隘，抵御反攻，然后沿着阿巴拉契亚山脉向南推进，号召奴隶起义，直至可恶的奴役体制彻底崩溃。  
　　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计划，但布朗竭力说服一些废奴派领袖，让他们相信计划是可行的。1856年-1859年期间，他穿梭于堪萨斯、东北部地区，以及加拿大的逃奴聚居区，征募志愿兵，筹集资金，并为计划中的黑人共和国起草宪法。格里特·史密斯、托马斯·温特沃思·希金森、西奥多·帕克和其他三位马萨诸塞州的废奴主义者建立了一个“秘密六人小组”，帮助布朗在新英格兰筹款。这些钱名义上用于堪萨斯，实际上是用来购买武器和给养，以帮助布朗进击南方。  
　　支持布朗的废奴主义者确信道义上、政治上反奴隶制的行动已经失败。随着“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通过、布坎南当选总统和德雷德·斯科特案的裁决，奴隶制已经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暴力的反击是对那些胜利的唯一回答。“秘密六人小组”虽然不清楚布朗进攻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但了解并赞成他的总的意图。他们把布朗看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19世纪克伦威尔铁骑军，……继承了因克伦威尔的逝世而一度中止的英格兰清教事业——社会新生事业”。 [ 译者注：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领导人，英格兰将军和政治家，1653年起建立独裁统治并自立为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护国主。他曾于1642年返回家乡创建一支训练有素的“铁骑军”，全部将士均由清教徒组成。在随即爆发的两次内战中，他率领“铁骑军”及后来的新模范军战胜了王党军队，并处死了国主查理一世。恩格斯说他“兼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于一身”。 ]  
　　布朗计划夺取弗吉尼亚州的哈珀斯渡口的联邦军火库，用从那里夺取的武器武装他期待加入其行列的几千名奴隶。1859年夏季，他在哈珀斯渡口对岸的马里兰州境租借了一个农场，并开始在那里集结他的由17名白人和5名新加入的黑人组成的袭击部队。布朗曾试图说服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加入他的队伍。布朗对道格拉斯说：“为了特殊的意图，我需要你，当我进攻时，成群的蜜蜂将飞离蜂巢，我想请你帮忙把它们收入蜂箱。”但道格拉斯拒绝参加，并试图劝阻布朗的鲁莽计划。他认识到，入侵弗吉尼亚并以24人的“部队”进攻联邦军火库是一种毫无希望的愚蠢行为。  
　　哈珀斯渡口位于波托马克河和谢南多厄河汇合处，高山环抱，是一个军事陷阱。布朗的作战计划令人难以置信地不成熟。他未能将他的意图告诉这个地区任何一个有关的奴隶。他忽视了对哈珀斯渡口周围做地形侦查，以确定撤退路线。他没有准备给养，也没有建立一条防线，以抵御必然招致的反攻。当他在1859年10月16日夜带领18人攻占军火库时，他们甚至没带干粮。  
　　当这个小分队夺取了毫无防备的军火库、兵工厂以及来福枪厂，达到了初步的目标后，布朗似乎不知下一步该做什么。他坐等奴隶们前来增援，但参加进来的黑人只是一小群惊慌失措的奴隶。他们是被布朗派出的巡逻队招集来的，另外还有白人人质。  
　　这时，事件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10月17日，当地居民和附近军队被动员起来。他们占领了波托马克河与谢南多厄河上的桥梁，切断了布朗的退路，把袭击者赶出了军火库、兵工厂和来福枪厂。三个当地人(其中有一个是自由黑人)和几个布朗的人，包括他的两个儿子在激战中死去或受重伤；七名袭击者逃跑(其中两人后来被抓获)；其余人被迫退到坚固的消防站。布朗和4名受伤的袭击者在这里进行了最后的抵抗。10月17-18日夜间，一支由罗伯特·E·李上校和J·E·B·斯图尔特海军上尉指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部队包围了消防站。第二天清晨，布朗拒绝投降。海军陆战队采取强攻，以死一人的代价攻克了消防站。他们至少杀死了两名袭击者，打伤了布朗。  
　　布朗解放奴隶的战争前后历时36小时即告结束。17人被打死，其中有10名袭击者。布朗及其他6名被俘的同伙最后被处绞刑。没有一个奴隶自愿参加这次暴动。布朗留在马里兰农舍里的一个手提箱装满了他同“秘密六人小组”以及其他北部同情者的通信。当这些信件被查获并公之于世后，“秘密六人小组”(除希金森仍挑衅地坚持其立场外)全都躲藏起来或逃到了加拿大。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曾到国会听证会做证人，但无一人被起诉犯有同谋罪。  
　　从某种意义上讲，袭击哈珀斯渡口是一次不幸的悲剧性的失败。但从广泛的意义上讲，如果布朗的目的是鼓动一次暴力反抗以解放奴隶，也许他会取得出乎料想的成功。有迹象表明布朗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希望他的牺牲将使他在许多北部人的眼中由一个狂人变成为圣人，而在南部却激起了恐惧和暴怒，从而加速最后决战的到来。当弗吉尼亚州法院迅速地以谋杀、叛逆、暴动罪对他进行审判期间，布朗拒绝了一切暴力营救计划或以神经病为借口的办法，去逃脱刽子手的绞索。他对亲友们说：“对我来讲，受绞刑比其他任何事都更有意义。”  
　　在11月2日被判决到12月2日被绞决期间，布朗的言行赢得了无数北部人的敬佩。他以尊严的态度面对死亡。对于他，可以确切地说，他的生命中没有任何东西像他的结束那样更与他相称。他在法庭关于对自己的判决的演说结束语直接成为一篇杰作：  
　　正如我所想像的，这个法庭也承认上帝的法律是有效的。我知道我所吻的这本书是《圣经》，至少是《新约》。它教导我，如果我希望别人为我干任何事情，我也应该这样回报他们，它还进一步教导我，要记住那些被奴役的人们，对他们负有义务。我努力遵循这些训示。我说，我还太年轻，而不理解上帝是一个偏心眼的人。我相信，为了上帝的那些被藐视的人的利益，就如我坦白承认的那样，我干了我已经干的事，是正义的事，并非错误的事。现在，为使审判尽快结束，如果认为必要，我将付出我的生命，让我的鲜血，我的孩子们的鲜血和这个蓄奴制国家千百万被邪恶、凶残和不正义的法规剥夺了权利的人的鲜血流到一起，我说，就这么办吧。  

　　 12月2日，布朗镇定地走向绞刑架。他交给监狱看守一张字条：“我，约翰·布朗，现在坚信只有鲜血才能洗净这个罪恶国土的罪恶。”  
　　布朗在判决后的行为提高了他的声望，成了北部废奴主义者眼中的圣徒。拉尔夫·沃尔多·埃默森说，布朗将“绞刑架看作十字架一样光荣”。亨利·沃兹沃恩·朗费罗把布朗的绞刑日视为“一次新革命——其重要性毫不亚于以往的革命——的纪念日”。一些著名共和党人虽争相与布朗划清界线，但他们有些人也承认其理想是高尚的，只是手段不好。马萨诸塞州共和党一颗正在升起的明星约翰·安德鲁说，约翰·布朗的行为可能是鲁莽的，但是，“约翰·布朗本人是正确的”。温和派报纸《斯普林菲尔德共和党人》宣称，再没有什么事件“能够比这个绞刑更引起人们在道义上对蓄奴制的敌视。这并不是因为布朗的行动得到普遍赞成，因为这些行动并不可取。而是因为他的精神和品质被承认是伟大而高尚的”。在布朗被绞死的那天，北部许多城市教堂都敲响了钟声，并鸣放礼炮。在许多祈祷会上人们都做出了要纪念这个日子的决定。这种哀悼的浪潮是罕见的，它表明反奴隶制的决心已经深深地渗透北部人的思想意识。  
　　北部人对布朗的这种同情在整个南部引起的震动，比袭击事件本身更加强烈。无论北部共和党人对布朗的行为怎样表示不赞成，无论北部保守派和民主党人怎样集会谴责布朗和所有同情他的人，南部人只看到对布朗牺牲时表现的悲痛。他们认为，布朗就是废奴主义者，废奴主义就是共和党人，共和党人就是整个北部人。南部许多地区感到了恐慌。奴隶巡逻兵加强了他们的警戒。志愿民团擦净了武器，严阵以待。  
　　布朗袭击事件发生后，分裂情绪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咄咄逼人的《查尔斯顿信使报》欢呼：“妥协的日子已经过去。”哈珀斯渡口事件甚至使“最执拗的联邦主义者确信，南部在联邦中是没有和平的”。一位前辉格党人也悲哀地附和说，这一事件“对于南部各州的老练而坚定的保守主义者来说，简直就像是进行了一场思想、感情和愿望上的彻底的革命”。  
　　北方民主党人试图利用这次袭击事件，用斯蒂芬·道格拉斯的话说，他们把这一事件看作是“共和党的学说和主义的自然的、合逻辑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由于威廉·H·西沃德是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的主要竞争者，所以民主党集中火力对付他。他们指责他关于“血腥和残酷”的不可遏制的冲突的演讲，是对布朗的血腥和残酷行动的鼓励。民主党成功地使共和党陷于被动。马萨诸塞州州长亨利·威尔逊承认说：“布朗事件把我们由一个灿烂辉煌的境地抛向被动挨打的境地。……如果我们在明年的大选中败北，那全要归咎于愚蠢的不实际的布朗运动。”  


民主党查尔斯顿大会  
　　但一些政治事件很快使民主党，而不是共和党，在北部陷于被动。南部民主党人决定把起草联邦奴隶法条款写入民主党纲领，从而否定道格拉斯的“弗里波特理论”并拒绝推举他为总统候选人。1860年1月，亚拉巴马州民主党在威廉·朗兹·扬西的敦促下指示其代表，假如奴隶法条款被否决，就退出全国代表大会。12年前，当同样的条款被否决时，仅仅有一位代表跟随扬西退出全国代表大会。但是这一次扬西可以指望有更多的伙伴。  
　　 4月23日，当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召开时，道格拉斯似乎仍控制着多数代表，但却下降到不足三分之二。1836年以来，民主党提名总统候选人必须获得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在查尔斯顿，群情激昂。北部代表在这充满敌意的土地上感到完全是外人。当政策委员会向大会提交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提案时，紧张气氛进一步加剧起来。扬西大步走上讲台为奴隶法条款演讲时，南部党员高声欢呼。扬西说：南部必须保护它的财产，“我们的立场是要求你们让步。北部的先生们，我们南部人侵犯过你们的权利吗？……我们的制度处在危险中；我们的和平将被破坏；我们的财产将被毁灭；我们的名誉受到威胁”。道格拉斯派代表主张重申1856年关于人民主权的条款，并增补一项条款，说明将遵守最高法院对准州议会在蓄奴制问题上的权力作出的裁决。 [ 注：由于在德雷德·斯科特案中，关于准州议会对蓄奴制的权力问题没有被提交法院裁决，所以塔尼就此问题的声明始终只是一个附带意见。 ]  
　　除此之外，北部代表别无出路。奴隶法条款将给他们脸上抹黑。南部人要求他们承认扩大蓄奴制是有益的。一位俄亥俄州代表激动地辩解道：“南部的先生们，你们误解了我们，误解了我们！我们是不会那么做的！”  
　　争论几天后，对纲领进行最后表决，人民主权条款以165票对138票取得优势(自由州，154票对30票；蓄奴州，11票对108票)。共有南方8个州的49名代表按照预先的安排，跟随扬西退出了大会。他们到另一个大厅开会，通过了南部权利纲领，并观望着主要会场将采取的步骤。即使在这些南部的代表退席后，道格拉斯仍未能在剩余代表中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更不用说获得大会主席所要求的总数的三分之二了。经过57轮的投票后，疲倦的代表们决定休会，待6个星期后再于巴尔的摩复会。  
　　民主党的领袖们希望大会的拖延能使情绪冷静下来，并为通过条款进行明智协商。但喜气洋洋的南部人固执己见，拒绝和解。他们有些人认为，脱离民主党就是脱离联邦的第一步。在南部人退出大会的当天夜里，激动的人群聚集在查尔斯顿法院前聆听扬西的演讲。他没有使他们失望。他结束演讲时大声说：“或许现在，历史学家的笔正在写着一次新的革命的历史。”庞大的人群“为独立的南部共和国三次欢呼”。  
　　正当沮丧的北部民主党人从查尔斯顿返回的时候，从前傲慢的辉格党的残余于5月9日在巴尔的摩召开大会，组成了“立宪联邦党”。它事实上是1856年美国人党抛弃了本土主义后的复活。立宪联邦党人的实力集中在上南部地区。该党采取了一个老生常谈的纲领，表示支持“国家宪法，各州联盟，法律实施。”它提名田纳西州的约翰·贝尔为总统候选人，马萨诸塞州的爱德华·埃弗雷特为副总统候选人。这些人没有机会获胜，他们顶多通过掌握足够的选票在国会的选举中阻止共和党的胜利。  


共和党提名林肯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满怀信心地于5月16日在芝加哥召开。一切都决定于他们的候选人。共和党确信，不论他们提名谁做候选人，都将获得至少五六个北部州，但得不到任何南部州的支持。要取得多数选票，他们还必须赢得宾夕法尼亚再加上伊利诺伊或印第安纳州的支持——这三个州在1856年大选时全都倾向民主党。这样便排除了萨蒙·P·蔡斯。这三个州认为他太激进了。来自密苏里的爱德华·贝茨希望似乎大一些。他是个圆滑的前辉格党人。骑士风度的霍勒斯·格里利支持他仅仅是由于他能获得下北部地区的选票。但是，爱德华·贝茨曾在1856年支持过美国人党，这将妨碍他得到德裔美国人的票数。贝茨对自由土壤党的冷漠态度也背离了党的反蓄奴制的思想原则。宾夕法尼亚的西蒙·卡梅伦有把握得到他本州的支持，但仅此而已。其诚实多少有些令人生疑，卡梅伦曾经是民主党人，后又是辉格党人和一无所知党人。  
　　最重要的候选人是受到上北部大多数代表支持的西沃德。但他有两个不利条件。首先是他长期的政治生涯。他作为州长和参议员，树敌很多，其中就有在他自己的纽约辖区内与他作对的格里利。其次，西沃德曾反对“1850年妥协案”，他当时的“高等法律”演说以及1858年关于“不可约束的冲突”的演说，都使他以激进派而闻名。来自下北部的共和党领袖们担心西沃德不能赢得他们那些州的支持。  
　　所有这些因素都加强了亚伯拉罕·林肯作为候选人的地位。林肯最初只获得伊利诺伊州代表的支持。但他的竞选主持人巧妙地又为他拉到了一些地区的选票；特别重要的是，在第二轮投票中还获得了一些主要州的选票。林肯具有各种赢得信任的条件。他在以前辉格党人为多数的共和党中是个前辉格党人。他谴责蓄奴制是道德败坏，但不同意采用过激的行动来反对它。他既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曾在与道格拉斯的竞选中获得了很高声望，但他没有长期从政，所以没有树敌过多。他反对本土主义，但不像西沃德那样明显地使自己脱离本土主义选民。他出身卑微，他的“诚实的亚伯”和劈木人的形象，都是他的政治资本。  
　　与1856年相比，1860年的共和党竞选纲领显得不那么激进。1860年修改了关于多妻制和奴隶制是“野蛮时期的孪生遗物”的提法，谴责布朗的袭击是“最大的罪恶”；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缓和关于在各准州排斥蓄奴制问题的语调，并肯定“各州有权制定和管理自己的内部体制”。为改变党的本土主义形象，竞选纲领反对“在国籍法方面做任何修改”，因为那将“剥夺或损害”移民的权利。1860年纲领比以往的纲领更加关注地区集团的经济利益：它包括一项宾夕法尼亚保护性关税的条款；为吸引中西部选民，它主张制定宅地法；它还要求为河流和港口拨款，并要求政府资助建造横跨大陆的铁路。这个纲领兼容了辉格党和自由土壤党的主张，温和但坚定地表达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自由劳动思想。正如它自诩的那样，它是美国历史上最简明和具体的纲领——一个大幅度吸引北部选票的最成功的纲领。  
　　候选人与纲领要相得益彰。5月17-18日夜，来自北部地区的代表们通宵达旦地紧急磋商，试图一致推出一位足以阻止西沃德的候选人。林肯的那些竞选主持人不知疲倦地到处活动，说只有他们的候选人才能赢得整个北部，他们向印第安纳州的凯莱布·史密斯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西蒙·卡梅伦许下了内阁职位。林肯曾指示其竞选代理人“不要做任何将使我受到约束的许诺”，但其主要代理人则讲，“林肯不在这里，不知道我们同谁会晤。所以，我们就继续干下去，就好像我们未曾听到他的指示，而他则不得不认可”。  
　　在第一轮投票中，林肯获得102票，西沃德获得173.5票(须达233票才能被提名)。西沃德获上北部132票，而林肯只有19票。在从新泽西到衣阿华那关键的六个州，林肯获得62张选票，而西沃德只有3.5票。在第二轮投票中，宾夕法尼亚和新英格兰一些州的代表转向了林肯，使他获得了181票，与西沃德的184票半对峙。在第三轮投票中，更多的选票转向了林肯。他共获231.5票，仅差1.5票就可得到提名。俄亥俄州代表突然起来宣布，他们的4票改投给林肯，于是整个大厅陷入了戏剧般的沉寂。芝加哥宠儿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全州沉浸在喜庆的欢乐中。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的是缅因州国会议员，前民主党人汉尼巴尔·哈姆林。  


民主党一分为二  
　　查尔斯顿大会失败后，民主党两翼都在为6月18日巴尔的摩的新大会做准备。多数脱党分子希望参加大会，并联合北部执政的民主党人再次击败道格拉斯。但道格拉斯派民主党人在一些南部州组织了自己的代表团。大会就重新接纳南部脱党分子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最后，大会接纳了一部分，但拒绝大多数对抗已选定道格拉斯派候选人的州的代表，从而导致南部人第二次退出大会。这次退出的共有110人，超过了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一。他们离开大会去召开了自己的“南部权利”大会。脱党分子依据蓄奴法纲领提名肯塔基州的约翰·C·布雷肯里奇(布坎南的副总统)为总统候选人；而忠于北部的那派仍提名道格拉斯。全国上下都迅速地为四个党竞选做好了准备，每个党都意识到这次竞选是它们历史上最关键的时刻。  


竞选运动  
　　斗争很快变成了不同地区的两党竞选：在北部是林肯对道格拉斯，在南部是布雷肯里奇对贝尔(立宪联邦党候选人)。共和党人连一票也不指望从南方10个州获得；而道格拉斯也同样没有希望从那10个州得到支持。北部大多数老辉格党和美国人党的选民都转向了共和党。布雷肯里奇只有代表布坎南政府时才得到北部民主党主要成员的支持，而作为南部权利派就别再指望获得北部选票。很明显，击败林肯的唯一办法就是三个反对党的联合，这样他们就可能赢得整个南部，以及三、四个重要的北部州。  
　　但这一联合还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障碍。民主党令人痛心的分裂几乎是难以得到谅解或被忘却。一大批狂暴分子分明是在努力破坏党的统一，以保证选出一位“黑人共和党总统”，于是乃激发南方的分裂情绪。即使在那些抱怨分裂的南部民主党人中间，鸿沟也太深而无法逾越。南部达成的唯一联合是得克萨斯州的贝尔-道格拉斯派，他们共获得24%的选票去反对布雷肯里奇。一些政党领袖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在纽约、宾夕法尼亚、罗得岛和新泽西州拼凑起了选票联盟。但这已无济于事，因为林肯已经在前三个州赢得了多数去抵抗反对派的联合，并在新泽西得到了半数以上的选票。  
　　看来林肯将获得几乎全部的自由州的选票，这使保守派产生一种沮丧的和宿命论的情绪。与此同时，一种群众性的歇斯底里风浪，就像1789年夏季在法国农村发生的那种“大恐慌”，席卷了整个南部。约翰·布朗的阴魂已经笼罩着南部人的思想。共和党总统一旦当选，就会使南方人担心北部废奴主义者将派出几十名约翰·布朗。每一个陌生人都成了废奴主义者的代理人；每一位带有神秘面孔的黑人都成了潜在的纳特·特纳。南方报纸报道说，成百个纵火、投毒、谋杀事件都被认为是奴隶们干的。一些犯有暴动嫌疑的黑人和白人被私刑处死，很多人遭受鞭挞，或浑身涂满柏油，再沾上羽毛。成百名北部白人被勒令离开，违者处死。那年夏季南部发生的严重干旱加重了这种歇斯底里气氛。  
　　支持贝尔或道格拉斯的南方报纸认为，布雷肯里奇的宣传工具是存心制造暴动恐慌，来为他们的候选人争取选票。一家报纸说，那些恐慌故事“据查，才发现都是编造出来的，而且它们全部都是夸大其词的”。现代历史学家们同意这种判断。但无论是真是假，这些故事造成了几乎无法忍受的紧张气氛，使南部的革命迫在眉睫。1860年，下南部地区几乎每一位发言人都不止一次地警告说，如果共和党候选人当选，他们就将脱离联邦。就连贝尔和道格拉斯的宣传工具也发出类似的警告。佐治亚州立宪联邦党领袖本杰明·H·希尔说：“这个政府不能与黑人共和党并存共处。”亚特兰大一份道格拉斯派报纸宣称：“不管后果如何，即使波托马克河水被鲜血染成红色，即使宾夕法尼亚的街道铺满10英寻 [ 译者注：英寻，测量深度的长度单位，合6英尺，或1.829米。 ] 厚的碎尸，……南方也决不会接受让亚伯拉罕·林肯就任总统这样的屈辱和难堪。”  
　　共和党人并不认真对待这些警告。他们有充分理由怀疑这些警告是为了吓唬北部选民不投共和党的票。南部人早在1850年就曾以分裂相威胁，后来在1856年总统竞选中，在1859年对众议院议长席位的争夺中，以及在其它一些场合都曾提出这种威胁。一位共和党人、芝加哥市市长断言：这些最新警告仍然属于“那套恐吓、要挟北部屈服于南部的主张和暴政的老把戏”。德裔美国人领袖卡尔·舒尔茨回忆说，当初彭宁顿当选为众议院议长时，南部议员们都跑了出去，但他们喝了杯酒，又返回来；等林肯当选以后，他们将喝两杯酒，然后依旧返回来。  
　　林肯也不相信“会发生任何瓦解联邦的尝试”。竞选期间，他注意按照惯例保持总统候选人的缄默不语。当选举日临近时，他拒绝了保守派朋友们要他发表一个公开声明以使南部平静下来的请求。“我的话怎样才能使恐慌平静呢？”林肯问道，“是打算不要政府干预各州内的奴隶或蓄奴制吗？这一点我早已反复讲过，再要重复就会成为笑柄，就显得怯懦，胆小……[并且是]鼓励鲁莽的坏人相信他们是在和一个前怕狼后怕虎的人打交道。”  
　　当然，随后发生的事件表明南部关于脱离联邦的威胁并不是讹诈。然而，除了否定他们曾坚持的一切主张外，看不出共和党人在大选前还能为此做些什么。亚特兰大一家支持道格拉斯的报纸宜称，“我们认为，任何人……凡不敢宣布他……相信奴役非洲人的蓄奴制为社会、道德和政治的幸事者都是南部制度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共和党无论怎样试图表示和解，都无法使南部人听信，除非他们表示笃信蓄奴制。  
　　南部认为关键问题是共和党对蓄奴制的威胁，而北部民主党为迎合时尚则把种族主义作为旗帜。民主党的漫画和横幅标语宣扬“黑人共和党”的胜利将使北部变成一所“黑鬼平等”的疯人院，种族混合，全是令人作呕的模样。漫画表现一些黑人正在吻一些白人妇女，而林肯和霍勒斯·格里利却亲切地看着这一切。这种宣传在纽约州尤其盛行，那儿的共和党议会正在组织对一项宪法修正案的投票，该修正案旨在取消对黑人选民的250美元财产限制的歧视性条款。由于认识到这一问题容易受到攻击，共和党发言人和报纸大多对此修正案采取回避或冷淡态度。林肯在纽约州获得了54%的选票，而该修正案却只得到37%的赞成票。尽管纽约州北部反奴隶制各县一致拥护这项修正案，但全州共和党人只有三分之二投了赞成票。  
　　共和党人在上北部地区把精力集中于蓄奴制问题，而在下北部则强调经济问题：中西部地区的宅地条款，宾夕法尼亚的关税条款，以及有关这些地区的河道、港口和横跨大陆铁路等条款，这些地区将因这些措施而受益。林肯的故乡斯普林菲尔德举行的一次共和党集会，在27条横幅标语中只有两条涉及蓄奴制问题。宾夕法尼亚一位民主党人抱怨说：“共和党人，在他们的讲演中，关于黑鬼问题什么都没有说，全都转向了关税问题。”事实上，民主党人已经轻易地把这些问题交给了共和党人。在1859年-1860年国会期间，民主党人曾投票否决横跨大陆铁路法案、河道与港口法案，以及提高1857年低关税标准法案。布坎南总统否决了宅地法。如果需要的话，这就是向北部选民明确地表明，南部及其“不反对蓄奴制的北部走狗”正在阻挠那些对国家的发展和繁荣至关重要的措施。  
　　 1860年共和党人同废奴主义者的关系是复杂的。许多废奴主义者指责共和党是——用加里森的话说——“一个随波逐流、左右逢迎的怯懦的党”，因为它更致力于限制而不是消灭奴隶制。共和党的自我表现说明，它是一个真正的“白种人的党”，因为他们试图把准州留给白人自由劳工，这也使废奴主义者恼火。林肯的声明也是这样说的，它反对干涉各州奴隶制，反对消灭州际奴隶贸易，反对废除逃亡奴隶法。在多数地区，共和党人不敢接近废奴主义者，因为同这些“狂热分子”的联合将失去选民。  
　　但在上北部一些地区，尤其是新英格兰，共和党同废奴主义者的关系是密切的。共和党马萨诸塞州长竞选人约翰·安德鲁和密歇根州长竞选人奥斯汀·布莱尔都是十足的废奴主义者。许多共和党参议员和众议员，以及佛蒙特州的全体共和党人事实上也都是废奴主义者。一些彻底的废奴主义者也都为林肯竞选。大多数加里森分子私下里都认为，尽管共和党有缺点，但“林肯的当选将标志着朝正确方向的发展”。“激进废奴党”，即原自由党的一小部分残余，于1860年召开会议，并提名赫里特·史密斯为总统候选人。但这个“第五党”的提名，几乎也就等于是做个姿态，史密斯所获选票是微不足道的。政治废奴主义者大都参加了共和党，他们构成了共和党的一个激进的基层组织，使这个党在上北部地区增添了革新的战斗的调子。  
　　竞选运动在北部也同南部一样充满激情。南部恐惧盛行，而共和党人却在北部唤起人们的热忱。横幅标语、游行、群众集会和歌曲使这次竞选运动比1840年竞选时的小木屋和烈性苹果酒更富有特色。“把木料截成横木的候选人”林肯是自由劳动者的象征，具有非凡的魅力。在“共和党广泛觉醒”横幅下的庞大游行队伍，高唱政治歌曲，手持火炬，跨越围栏的横木。(一年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将扛起旧式步枪，并高唱《约翰·布朗的尸体》歌曲行进在队列中)。  
　　道格拉斯一反惯例，亲自到全国各地从事竞选活动。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自己赢得胜利的希望很小。但他认真对待南部脱离联邦的威胁并努力勇敢地面对它们。他在演讲中意味深长地呼吁全体美国人民应该团结在联邦周围。道格拉斯不顾疾病和劳累，坚持着艰难的步伐。就许多方面讲，这是他最出色的时候——尽管爱动脑子的观察家们指出，现在全国刮起的旋风正是6年前道格拉斯本人在堪萨斯惹起的。  
　　道格拉斯在衣阿华从事竞选活动时获悉共和党在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和印第安纳等州10月份的选举中取得了胜利。道格拉斯说：“林肯先生是下届总统，我们必须争取拯救联邦，我得到南部去。”他冒着很大的人身危险到下南部地区从事竞选活动，每一次停留都谴责分裂。选举日那天，他在莫比尔。看到亚拉巴马州人对林肯的胜利的反应后，他返回旅馆，他的秘书说：“从未见过他如此绝望。”  


结果  
　　从民主党的角度看，结果的确令人失望。林肯赢得了除新泽西外全部自由州的选举人票(在新泽西，他获4票，道格拉斯获3票)，和北部54%的普选票，在北部各州，(除加利福尼亚、俄勒冈、新泽西三州外)获得了超过其联合对手的绝对多数。这样，即使他的对手全都联合起来，他在全国也能得到多数选举人票，正如下表所示。林肯没有获得蓄奴州的选举人票，也几乎没有获得边境各州除一些县镇以外的普选票。道格拉斯在北部位居第二，但他仅仅赢得了密苏里州以及新泽西的那三张选举人票。贝尔获得弗吉尼亚、肯塔基和他的故土田纳西州的选举人票。南方其余各州的选举人票则归于布雷肯里奇。  
1860年竞选获票统计  
候选人  自由州(18)  蓄奴州(15)  总计  
普选票  选举人票  普选票  选举人票  普选票  选举人票  
林肯  1,838,347  180  26,388  0  1,864,735  180  
富森  580,426  --  15,420  --  595,846  --  
道格拉斯  815,857  3  163,568  9  979,425  12  
布雷肯里奇  99,381  0  570,091  72  669,472  72  
贝尔  76,973  0  499,441  39  576,414  39  
(反林肯)总计  1,572,637  3  1,248,520  120  2,821,157  123  

　　在上北部——新英格兰和纽约州北部、密歇根、威斯康星、明尼苏达等州北部，加上俄亥俄、印第安纳、伊利诺伊和衣阿华等州的新英格兰人各县，林肯获得了多于60%的选票。在其余的自由州地区他只赢得了50%的选票。因此，是北部坚决反对蓄奴制的势力赢得了这次大选，并在国会的共和党议员中占有支配地位。这一事实并非没有被南部人察觉。  
　　直到1856年还没有一个大党鲜明地表示反对蓄奴制。仅仅4年之后，北方州就选出了一位主张最终废除这一制度的总统。新奥尔良一家报纸认为，这是“极大的凶兆。除各种问题和疑问之外，它表明绝大多数北部人以单纯南北地区性的仇恨看待我们南部。”《里士满观察家》直率地说：“关于北部保守主义无效地要求详细检查选票的空谈现在也许被驳回。一个以憎恨奴役非洲人的蓄奴制为唯一思想感情基础的党，现在已是统治力量……不落入联邦这个陷阱，就能够改变[这些]或削弱它的力量。”  
　　反蓄奴制的人们对林肯当选的反应，似乎证实了南部人的恐惧。废奴主义者温德尔·菲利普斯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曾经尖锐地批评共和党的缺点。但在选举后第二天，菲利普斯在波士顿对庆祝的人群说：“有史以来，由奴隶选择美国总统还是第一次(欢呼声)。我们已经采取断然行动了。”道格拉斯说，蓄奴制势力统治国家的日子不长了，“林肯的当选挫伤了他们的威信，打破了他们的统治。这表明了这样的可能性，就是选出的总统即使不是废奴主义者，至少也是有反蓄奴制名声的人”。作为总统的孙子和儿子，自由土壤党和曼彻斯特共和党的创始人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宣称，随着林肯的当选，“一场伟大的革命确实发生了……这个国家已永远抛弃了奴隶主的统治”。  
　　作为对北部这场革命的回答，南部发动了脱离联邦的反革命。

第九章 脱离联邦与即将来临的战争  
詹姆斯·M·麦克弗森 [美国]  
[出自《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1981  
下南部诸州脱离联邦  
脱离联邦是革命，还是反革命？  
北部对脱离联邦的反应  
　 布坎南总统与这场危机  
　 妥协方案  
林肯的立场  
成立邦联  
上南部  
林肯就任总统  
萨姆特要塞与和平的结束  
　 林肯与萨姆特要塞  
　 邦联打响了第一枪  






下南部诸州脱离联邦  
　　当电波传出林肯当选的消息后，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就召开了会议，宣布退出联邦。在以后的6周内，其余6个下南部州的议会也召开了会议。经过短暂而紧张的选举，选民们选出了他们的代表。每个州议会脱离联邦的法令都以悬殊的(大都以压倒的多数)票数获得通过。 [ 注：各州脱离联邦法令通过的日期与表决结果：南卡罗来纳州：12月20日，169:0；密西西比州：1月9日，85:15；佛罗里达州：1月10日，62:7；亚拉巴马州：1月11日，61:39；佐治亚州：1月19日，208:89；路易斯安那州：1月26日，113:17；得克萨斯州：2月1日，166:80。这7次会议表决的比例数为：赞成脱离联邦的占83%，反对脱离联邦的占17%。在其中5个州的会议上曾预先就是否延缓单独退出联邦，以待整个南部统一行动的提案进行了表决，结果都被否决了，但差数不大，赞成延缓的平均比例数为40%，反对的为60%。这就从某种形式上表明了这7个州的大多数代表是赞成脱离联邦的。 ] 到1861年2月9日为止，亦即林肯当选后三个月，这些脱离联邦的各州代表们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举行会议，通过了一部美利坚诸州联盟临时宪法，并选举了杰斐逊·戴维斯为临时总统。顺便作个对比，第二次大陆会议用了14个月的时间才通过了“独立宣言”，而从1786年召集第一次会议到起草合众国宪法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法国国民议会开了两年会才颁布了1791年的新宪法。  
　　尽管脱离联邦运动在下南部地区进展得异常迅速，但团结的表面现象却掩盖了内部的分歧。到1860年12月为止，就已出现了三种基本观点：头一种也是最激进的一种观点是“立即脱离联邦”。持这种观点的人主张，每个州单独就可脱离联邦，不必等待整个南部采取集体行动。这些立即脱离主义者的势力主要集中在那些拥有奴隶最多的县，这些县在1860年时支持布雷肯里奇。但是，许多不占有奴隶的民主党人和占有奴隶的辉格党人由于预见到共和党对白人特权和奴隶制的威胁，也被卷进了立即脱离派阵营。第二种观点主张“合作”，它的支持者们主张，要等到整个南部对林肯当选作出有系统的集体回答后再行动。这些合作论者主要得到拥有较少奴隶的山区县和支持贝尔或道格拉斯当选总统的地区的支持。第三种观点是彻底反对脱离联邦，这些“无条件联邦主义者”大多数居住在边境州，只有极少数来自下南部地区。  
　　除了脱离主义观点占主导地位的南卡罗来纳，合作论者投票人数占下南部投票人总数的40%。这使许多北部人过高地估计了南部联邦主义的力量。他们没有认识到合作论和联邦主义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合作论者又分成三个相互分离又相互联系的派别，他们分别称为“合作论脱离主义者”，“最后通牒主义者”和“有条件的联邦主义者”。所有这三个派别都承认脱离联邦的权利，只是在方式和时间的选择上存在着分歧而已。人们经常对此产生模糊认识。《新奥尔良新月报》在1861年1月5日抱怨说：“在新奥尔良无人知道‘合作’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些人将它理解成‘延缓’，一些人理解成‘与其它州商议’，一些人理解成‘顺从’。”实质上，合作论脱离主义者希望南部作为一个整体采取行动，因为他们深信，各州分别退出联邦将会使力量分散和削弱。最后通牒主义者希望南部各州在向共和党人发出最后通牒方面达成协议，迫使共和党人作出让步。如果他们拒绝了，那么南部就退出联邦。有条件的联邦主义者则极力主张南部暂缓行动，以便给继任的林肯政府一个表明其和平诚意的机会。他们说，只有北部采取了侵犯南部权利的“公开行动”时，南部才应采取脱离联邦的极端行动。  
　　在合作论者当中，只有有条件的联邦主义者还对维持联邦的统一抱着较大希望，但他们只集中在佐治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其它州的合作论者坚信，他们捍卫南部利益的热忱决不亚于那些立即脱离主义者。亚拉巴马州的合作论者坚决表示说：“我们决不同投降派搞联合。我们藐视黑人共和党的统治……。我们要反抗……。但是我们的反抗是基于和其它蓄奴州共同协商并采取一致行动的反抗。”最后通牒主义者要求共和党人所作出的让步乃是让其放弃自己的立场。他们要求制定一个适用于所有准州的联邦奴隶法规，要求保证不对州际之间的奴隶买卖进行干涉，废除北部各州的人身自由法，补偿由于北部未实施“逃亡奴隶法”而使南部奴隶主蒙受的财产损失，此外，他们还要求北部作出其他类似的让步。  
　　共和党发言人很快就鲜明地表示该党拒绝作出让步的立场。这使合作论者一下子后退到防守的地位。到1861年1月，下南部各州单独退出联邦已势不可挡。当一些州退出后，它们马上就派遣特使去参加将要召开的会议。这些特使在会上发表激烈的演说，敦促尚未退出联邦的其他州加入那些已经脱离联邦的队伍中去。群众集会的抨击和报界的大肆宣传增加了压力，从而使合作论者陷于瓦解。连有条件的联邦主义者也见风使舵了，他们唯恐这样干下去会被当作南部的叛徒。最杰出的有条件的联邦主义者，佐治亚州的亚历山大·H·斯蒂芬斯被选为南部邦联的副总统。  


脱离联邦是革命，还是反革命？  
　　许多南方人士称脱离联邦行动是一场1776年模式的革命。林肯当选的消息传来后，《查尔斯顿信使报》声称：“茶叶已经倒入海中，1860年的革命开始了。”原路易斯安那州道格拉斯派民主党领导人皮埃尔·索尔也在总统选举后说：“如果要在耻辱和革命之间作出选择的话，我就选择革命。”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朱达·P·本杰明把这种“正在席卷一切的狂涛般的激情”说成是“一场革命”，“一场最激烈的革命，如同园丁的水壶扑不灭燎原大火一样，这场革命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  
　　本杰明对这场席卷南部的狂潮的看法是正确的。在一些群众集会上，人们常对号召南部独立的演讲人报以暴风雨般的欢呼。脱离联邦的号召就像是一个导火线，使一年前约翰·布朗起义以来所形成的使人们近乎歇斯底里的紧张局势达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一位南部人这样写道：“人们的情绪如此高涨，这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一个弗吉尼亚保守分子哀叹道：“一些人寻求变革的欲望和许多人寻求刺激的贪心使人们丧失了理智，变得为所欲为了。”  
　　许多脱离主义者希望他们的这场革命是一次不流血的革命。然而援引《查尔斯顿新月报》编辑罗伯特·巴恩韦尔的话说就是，他要吃所有那些因为搞分裂而被处死的人的肉；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詹姆斯·切斯纳特据说曾扬言要饮为这个事业所洒的血。一家佐治亚州报纸宣称：“如果打内战的话，我们一定在亚特兰大奉陪。”  
　　尽管脱离主义者希望和平，但他们知道大多数革命的胜利只靠能暴力取得。所有正在脱离联邦的州都加强了民兵建设，并抓紧组织新的志愿兵连队，这些人称自己是后备民兵。这些南方州一边宣布退出联邦，一边攻占联邦的军火库和要塞，用缴获的武器装备自己的民兵。临时邦联政府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征召一支十万人的军队。  
　　虽然许多邦联人士把自己脱离联邦的行动比作1776年模式的革命，但是脱离联邦这个字眼，顾名思义，并非是一场革命。反对一个合法政府的武装叛乱无疑是非法的，但是大多数脱离主义者却坚持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完全合法的，并不违反宪法。得克萨斯州参议员路易斯·T·威格福尔说：“假如我相信脱离联邦的行动是一场革命，而且这场革命与我发誓要遵守的合众国宪法直接发生冲突的话，我就不会赞成脱离联邦了。”然而他确实是拥护脱离联邦的主张，像大多数南部人一样，他相信宪法中的“契约”理论。这个理论是由来已久的，可以追溯到1798年的弗吉尼亚和肯塔基两个州立法会议通过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指出，合众国宪法是州与州之间的一个契约，在行使某种统治权方面各州仅赋予联邦政府以代理人的权力，而从未赋予其统治权。各州既然有权召集立法会议，那么它就可以退出这种契约，并且以另行召开会议的方式来充分行使统治权。脱离联邦的几个州在1861年间就是这样干的。  
　　当然，许多邦联人士既相信脱离联邦的法律权利，又相信其革命权利。一位南部理论家说道：“一个州脱离联邦的权利与人民要革命的权利之间并不矛盾，一个是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另一个是上帝赐与的天赋人权。”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正像邦联领导人对他们的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所考虑的，较少强调革命的权利，而着重强调脱离联邦的合法权利。他们坚持认为，脱离联邦行动的合法性超过了革命性，其用意在于使邦联得到全世界的承认。另外，还有一些人担心过头的革命宣传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因为“自由”与“权利”这两个词对奴隶和对奴隶主来说含义毕竟大不相同。尽管正在脱离联邦的几个州援引了《独立宣言》中关于旧政权之消亡与新政权之诞生的一段正义言辞，但却不敢提及其中关于确认人人生而平等，人人享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这一段。  
　　废奴主义者和共和党人也不失时机地指出了保卫蓄奴制的这场革命的不协调性——的确不符合逻辑。一位废奴主义编辑撰文说，脱离联邦运动是“有史以来最离奇古怪的革命”，“一场使非正义行为更有保障、暴政更加巩固的革命！”《纽约论坛报》将共和党人的观点作了最好的总结，它说：“杰斐逊先生起草的《独立宣言》是为了捍卫天赋人权而反对现存的制度；而杰斐逊·戴维斯先生加以可笑地丑化，是为了一种非正义的、过时的和腐败的制度的利益而去反对人们在思想上对天赋人权的领悟。因此，那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反革命——一场代表黑暗、专制和压迫的叛乱。”  
　　面临着这样的挑战，邦联领导人回答说，他们的确在捍卫现存的制度。杰斐逊·戴维斯说，“我们的行动不是一次革命，我们并不是为了人权在进行一次堂吉诃德式的斗争，我们的斗争是为了捍卫财产继承权”，特别是奴隶财产的继承权。南部最著名的记者J·B·D·德鲍强调说：“我们不是革命者，我们正在抵制革命。我们拥护联邦宪法的真正原则。我们是保守派。”1861年3月21日，邦联副总统斯蒂芬斯声称，“目前这场革命”是一场“依照我们的文明形式来维持黑人的适当地位的革命”。《独立宣言》中所确认的平等是错误的。他还说，“我们的新政府是基于相反的思想而成立的，它是根据如下的伟大真理而建立的：那就是在黑人与白人之间没有平等可言，占有奴隶——使之成为优等种族的附属品——是白人自然而正常的情况。我们的新政府是世界史上第一个以这种自然的、富有哲理的和符合道德规范的真理为基础的政府。”  
　　在脱离联邦的危机中，南部人从数以百计的共和党人的演讲和报刊社论中摘引一些言论，企图证实只有共和党人才是革命分子，而不是他们。南部人说，共和党人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所拥戴的人就是西沃德和林肯，这两个人是他们的领袖。如果说谁能代表共和党人的意愿的话，那么就是他们。西沃德在他的题为《不可抑制的冲突》的演讲中，已经预料到自由劳动思想将最终取得胜利。他在1858年曾讲过：“我知道，你也知道，一场革命已经开始。我懂得，全世界都懂得，革命决不会倒退。”林肯在他的“家不和”演说中宣称，“奴隶制正走向最后的灭亡，这是民心所向”，共和党人就是要顺应民心。  
　　南部所惧怕的就是蓄奴制的灭亡，不管它在最终发生还是眼下。不论共和党人表现的姿态多么温和，也不论他们许下多少次诺言，说这些州的蓄奴制在他们的统治下将受到保护，但他们要摧毁这个制度的决心是无可置疑的。《新奥尔良三角洲报》警告说，任何人都“不可上当受骗，相信黑人共和党是温和保守的，而非激进的和进步的党。事实上，它从根本上是一个革命党”。  
　　脱离主义者对共和党的未来行动方案作出了可怕的想像：即取缔这些准州的蓄奴制，从而产生许多新的自由州，因此南部在国会中将处于被压倒的境地，并且被自由州所包围；林肯将向最高法院派去共和党的法官，从而把作为保护南部的堡垒的最高法院变成毁灭性的工具；国会将废除“逃亡奴隶法”，奴隶们将成千上万地逃往北部，国会将不惜动用一切联邦财产，如要塞、军火库、海军造船厂与海关，去消灭华盛顿特区的蓄奴制，林肯将利用总统身份，从边境州开始，在南部成立一个共和党，这并将使不占有奴隶的白人“赫尔珀化” [ 注：参阅欣顿·罗恩·赫尔珀：《迫在眉睫的南部危机》，见本书第7章。 ] ；最可怕的是，当新的约翰·布朗们率领造反大军开进南方时，政府将袖手旁观。一位南卡罗来纳人听说了林肯当选的消息后说：“既然激进的黑人共和党人大权在握，我看他们会使我们全成为约翰·布朗。”另一位附和道：“我们的州即刻就会处在一场革命中。”  
　　许多南方人不仅害怕黑人共和主义，而且害怕“红色”共和主义。他们对自己稳定、保守的社会秩序感到自豪，而把共和党看作一个包罗所有“主义”的政治团体，而且这些“主义”已使北部社会遭到磨难。一位南卡罗来纳的教士说道：“卷入这场冲突的党派不仅仅是废奴主义者和奴隶主，他们一方面是无神论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红色共和党人、激进分子，另一方面是社会秩序和有限自由的支持者。”一位里士满的编辑写道，共和党对宅地法的支持证明该党受到了“平均地权论”革命原则的影响。一位佐治亚州人解释说，脱离联邦这场“政治革命”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必然与共和党的统治一起到来的“社会革命。”  
　　南方的政治技能和它在民主党内的统治地位使蓄奴州在政府中拥有过高的权力。在1789年至1861年期间，美国众议院的36名议长中就有24名，参议院的36名临时主席中就有25名是南部人。在最高法院的35名法官中就有20名来自蓄奴州；而且从1789年以来，南部一直在法院中占有多数。在72年中就有49年是南部人而且是奴隶主担任美国总统。在另外的12年中，包括19世纪50年代那关键的1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也是由北部民主党人中“同情南部蓄奴制的北部人”任总统。林肯的当选预示着所有这一切的结束。它标志着这个国家已经历了一次重要的政治转折，未来将由北部的思想意识和体制来统治。这对旧南部来说，意味着一场灾难。因此，它的领导人发动了一场反革命的独立运动，为的是逃避这可怕的后果。一位脱离主义者承认：“这是在绝望中采取的手段，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我们正处在绝望的时刻。不仅我们的财产，还有我们的荣誉、我们的生命以及我们的一切都牵连在内。”  


北部对脱离联邦的反应  
　　正当下南部地区迅速而果断地采取行动时，北部还处于摇摆与混乱中。即将下台的官员的通病削弱了政府采取行动的意志。布坎南与当时的国会虽大权在握，但却没有应急的措施。11月选出的总统和国会要等到翌年3月4日才就职，到那时，邦联将成既成事实。即使共和党人在冬季掌管了政权，他们也阻挡不住脱离联邦的洪流，因为他们对此还没有明确的对策。  
　　总统选举后的几周内，大多数共和党入主张“缓进待机”的“费边政策”。他们稳坐钓鱼台，既不鼓励脱离联邦分子，也不削弱南部联邦主义者。林肯和西沃德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他们希望这股脱离联邦热任其自流，而不会有一两个以上的州退出联邦。尔后，南部会再度恢复理智和忠诚，“犯错误的姊妹”会回到联邦来的。当然，这是对下南部形势的错误估计，这一点很快就被后来发生的事件所证实了。  


布坎南总统与这场危机  
　　当此之际，布坎南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一局势。他处境困难。他相信由于林肯的当选而引起的这场危机是林肯的责任。但布坎南的任期还有将近4个月，在此期间他还要负宪法的责任。他希望他无论如何能使政府的正常工作维持下去，在他3月4日卸任之前一直保持太平无事。然而他受到了来自他们党内南北两派斗争压力的冲击。他身边的大部分顾问都是南部人：财政部长豪厄尔·科布是佐治亚州人，内政部长雅各布·汤普森是密西西比州人，这些人都是脱离联邦主义者，都在华盛顿静待他们的州脱离联邦；陆军部长约翰·弗洛伊德是弗吉尼亚人，他被指责犯有渎职罪并被怀疑犯有向南部军火库运送军火的叛国罪，他也将很快宣布赞成脱离联邦。  
　　尽管他的政府倾向南部，布坎南仍不同意分裂联邦。他在12月3日提交国会的近乎公开的年度咨文中，称脱离联邦为非法行动。这位总统说，联邦不“仅仅是各州自愿联合在一起的一个整体”，还是一个主权国家，“任何一个契约成员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废除它。”共和国的缔造者们从未“犯过让这个国家自行解体这样荒唐的错误。”因此“脱离联邦是不折不扣的变革”。所有的民族都有权进行反对残酷压迫的变革，但是遵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的总统选举则不能“证明推翻这部宪法的变革是正确的”。联邦“是用我们先辈的鲜血凝成的，它象征着过去的光荣，寄托着未来的希望”。如果它由于某个州自己的意愿而被破坏，那么1776年实行共和自治的伟大实践就会前功尽弃。“我们80多年来在世人面前所树立起来的榜样不仅会完全丧失，而且还会被当作人民不适于自治的确凿证据。”  
　　大多数共和党人和北部民主党人都称赞总统的这段咨文。它表达了民族主义的精髓，以后北部为此整整战斗了4年。但是布坎南的下一个观点却和他这段美妙动听的联邦主义的言辞相矛盾，总统说，虽然政府必须继续在各个州“实施法律”，它却不能“强迫”一个脱离联邦的州回到联邦里来。共和党人嘲讽了这种所谓实施与强迫间的区别。西沃德嘲笑道，总统已经说明“任何一个州都无权退出联邦，除非它想要退出”，“总统有责任实施法律，除非有人反对他这样做”。  
　　怎样才算构成“强迫”只是一个解释的问题。少数共和党人积极主张诉诸武力，如果需要镇压这次叛乱的话。这样做毫无疑问即为强迫。在1860年12月期间，大多数共和党人还不想用这种手段，但他们确曾认为政府应该保卫它在南部的要塞及其它财产，应该收缴关税，并同正常情况下一样行使政府的其它职能。如果南部诸州加以反抗的话，他们将对一切后果承担责任。当然，对脱离主义者来说，这样的政策就是强迫。得克萨斯州参议员威格福尔说：“如果合众国总统派海军舰队去利物浦，并企图在那里实施合众国法律、征缴税收，而我们对它的旗舰开炮的话，难道有人会说英国政府应对这场随之而来的流血战争负责吗？”  
　　布坎南在他的咨文中谴责了共和党人和废奴主义者造成了这场危机。“蓄奴制问题接连不断的大肆宣传”启发了奴隶们“对自由的朦胧认识”，在南部造成了一种恐惧气氛。如果北部不停止批评奴隶制和不保证实施“逃亡奴隶法”，联邦的分裂将不可避免，而且南部将“被证明对政府进行革命的反抗是正当的”。为了平息南方振振有辞的牢骚，布坎南提出了一个宪法修正草案。草案中提出要维护各准州的奴隶制，废除北部各州的人身自由法。总统还提出购买古巴，使联邦增加一个新蓄奴州，以此作为妥善措施，帮助南部消除不满情绪。  


妥协方案  
　　布坎南的提议与12月间提交国会的数十种妥协方案大同小异。为了研究这些妥协案，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成立了一个33人(每个州出一名)和一个13人的特别委员会。几乎所有的妥协案都具有两个共同点：北部应作出一切让步，共和党人须放弃其在各准州禁止蓄奴制的主张——该党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成立的。对于大多数共和党人来说，这是不能容忍的。一家共和党报纸在一篇有代表性的社论中指出，我党“决不将近来取得的胜利成果拱手相送。如果大多数人的意志不再成为这个国家的统治力量，那么，自由政府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废奴主义者宁肯分离，也不愿用“妥协”作为可耻的贿赂去换得南部的忠心。加里森废奴主义者们早就把宪法斥之为“与死亡订立的契约”，把联邦斥之为“与地狱达成的协议”。他们敦促那些自由州从罪孽深重的拥有奴隶的联邦内解脱出来。既然蓄奴州已经得到了解脱，加里森废奴主义者欢迎他们离开。他们深信脱离联邦的行为将会使南部孤立，使它的蓄奴制受到全世界舆论的谴责，使北部不再履行将逃亡奴隶送回南部的义务，使美国军队不再成为镇压奴隶起义的工具，使蓄奴制加快最后灭亡。一些非加里森主义者也赞成分离反对妥协。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说：“如果联邦只是靠向奴隶主作出新的让步得以维持的话，如果联邦是靠榨取黑人的血去凑合的话，那就让它灭亡吧。”在1860年至1861年的冬季，鼓吹这种观点的废奴主义者在北部许多地区遭到了暴徒的殴打，民主党人和保守的共和党人指责他们煽动南部脱离联邦。  
　　一些共和党人赞同废奴主义者希望南部退出的观点，如果以屈从南部的要求为代价来换得联邦的话。霍勒斯·格里利的颇有影响的《纽约论坛报》也表示了“让犯错误的姊妹和平地离去”的愿望。但是格里利和其它一些激进的共和党人为掩饰他们对退出联邦的公开默许而提出了种种条件，而实质上这些条件就是将南方毫无意义地拱手相让。到1861年1月为止，国会中的共和党人都坚决反对在准州蓄奴制问题上作出让步。格里利和大多数持“和平离去”观点的共和党人亦开始将脱离联邦分子斥之为叛徒。  
　　但是，在1月份之前，一些保守的共和党人还曾暗示一种在领土问题上妥协让步的想法。他们赞成把旧“密苏里妥协案”中规定的分界线向西延伸到加利福尼亚边境的提议。此项提议正是肯塔基州的约翰·J·克里坦登向参议院的13人委员会提交的复杂的妥协案的核心内容。克里坦登妥协案包含一系列实际修正条款：承认并保护北纬36°30′以南“现有全部领地或此后获得的领地”上的蓄奴制，而该纬度以北则禁止蓄奴制，禁止国会取消华盛顿特区或一个奴隶州境内由国家管辖的任何地区的蓄奴制；禁止联邦干涉州际之间的奴隶买卖；保证奴隶主在搜捕逃奴时不受当地的阻挡。这些修正条款将具有永久的约束力，永远不得撤消和修改。还有一些国会决议案也成了克里坦登妥协案的组成部分，有助于巩固“逃亡奴隶法”，并废弃所有与之对立的州级法令。  
　　克里坦登相信他的妥协案将得到南、北双方大多数人的支持。他建议将其提交全国公民进行表决。但是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反对它。这份“妥协案”不仅否定了他们的党的政纲，而且将支持在加勒比海和中美洲掀起新的帝国主义浪潮，以便将蓄奴制扩大到“此后获得”的领地上去。一些共和党人说，克里坦登的这份提案“将成为一项针对所有在从这里到火地岛拥有一块地盘的民族、部落和国家的永久性战争协定条款”。它将把美利坚合众国变成“一个豢养奴隶和扩大蓄奴制的庞大帝国”。共和党于12月28日在参议院13人委员会中投票否决了克里坦登妥协案，当克里坦登在1月16日将他的提案提交参议院讨论表决时，共和党人又以微弱的优势击败了克里坦登。 [ 注：在参议院委员会中的表决结果为7:6，多数票中有五票是共和党人投的。参议院的表决结果为25:23，所有占多数的25票均为共和党人所投，来自6个不久之后退出联邦的州的南部民主党代表弃权。 ]  


林肯的立场  
　　虽然林肯在此期间未公开发表演说，但他在防止在领土问题上作出让步方面仍然起了重要作用。他暗中传话给共和党人，“在蓄奴制扩张问题上不要妥协，一旦我们这样做了，他们就会重新骑在我们头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前功尽弃，并且迟早还要从头开始……。接踵而来的是他们将侵犯我们整个南部领土，并在那里建立蓄奴州……。双方的较量定会开始，并且越早越好。”两年前，林肯在他的“家不和”演说中就曾说过，在蓄奴制问题上“一定会经历一场危机”。国家一定会面临这样一个抉择，到底是成为一个自由社会还是成为一个蓄奴制社会。如今“较量”已经开始，林肯无意退缩。他于1月份说：“如果我们投降了，我们的末日，以及我们政府的末日也就到了。他们将为所欲为地重新对我们故伎重演。不到一年，我们将不得不以古巴作为他们留在联邦里的条件。”  
　　林肯私下对南部朋友们保证，他的政府将不干涉这些州或华盛顿特区的奴隶制问题，不干涉州际间的奴隶买卖，将实施“逃亡奴隶法”，敦促北部诸州废除或修改他们的人身自由法。在脱离联邦的那个冬天，有4个北部州的确照此行动了。在林肯的支持下，国会中五分之二的共和党人参与表决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该修正案提出保证南部的蓄奴制不受侵犯，联邦政府将来也不对其进行干涉。 [ 注：这个第十三条修正案是内战爆发之前由俄亥俄和马里兰两个州批准的。最后，一个与之截然不同的第十三条修正案成了宪法的一部分，即在所有的州取消蓄奴制的修正案。 ] 但是除此以外，大多数共和党人不愿越雷池一步。正如林肯于12月22日给他的老朋友亚历山大·斯蒂芬斯的信中所写的那样：“你认为蓄奴制是正确的，并应加以推广；而我们认为它是错误的，并应受到限制。我以为摩擦就在于此。”  
　　摩擦的确在于此。下南部之所以准备退出联邦是因为一个认为蓄奴制是错误的政党掌握了政权。任何妥协也抹不掉这个事实。尽管当时有许多观察家和一些历史学家都相信克里坦登妥协案在北部和上南部拥有广泛的支持者，看来任何可以构想出的妥协都不能阻止下南部诸州退出联邦。从危机一开始，脱离主义者就造出了类似的舆论。12月13日，在还没有任何一个州退出联邦，也未对任何妥协案作出表决时，下南部的30名国会议员和参议员就向他们的选民发表了一篇讲话，他们说：“该辩论的都辩论完了，一切通过委员会、议会法规或者宪法修正案的帮助在联邦中得到救助的希望都破灭了，我们相信南部不再被那些新保证的假象所欺骗了。……南部人民的荣誉、安全和独立只能从南部邦联那里得到。”杰斐逊·戴维斯在12月2日说：“任何人的力量都不能拯救联邦，所有的棉花种植州都将退出联邦。”一周之后，朱达·本杰明宣告说：“我们对和解已完全无能为力。”  


成立邦联  
　　于是，南部邦联制宪会议的代表们根本不理睬在华盛顿所发生的一切，于2月4日在蒙哥马利市集会，仅用了4天的时间就炮制了一部临时宪法。这部临时宪法出笼如此迅速，因为它大部分抄袭了合众国宪法。一个月之后通过的永久性邦联宪法也如法炮制，但其中确实加进了一些新的重要条款。序言删去了合众国宪法中关于公共福利的规定，并赋予各州有新的特权，规定各个州可以“根据主权和独立的地位”行动。邦联宪法还明文规定，在一切蓄奴州和准州保护蓄奴制。它禁止保护性关税(以此和国家岁收相区别)，并取消国会用于内部改良的拨款。所有这些条款的制定都是为了加强蓄奴制和各州的权力。  
　　邦联宪法与合众国宪法的不同之处还在于，总统的任期为6年，总统有权否决单项拨款案，授权国会允许内阁成员在国会议员席上有发言的权利(这一点从未实行过)。2月9日，会议选举戴维斯和斯蒂芬斯为临时总统和副总统。之后，国会决定在11月进行正式领导人的选举，并定于在1862年2月22日为他们举行就职典礼。在此之前，参加制宪会议的代表(包括由其它准备退出联邦的州选出的代表)作为临时国会行使职能。  
　　那些在南部脱离联邦问题上积极煽风点火的激进派，在蒙哥马利会议上仅处于次要的地位。扬西甚至连代表资格都没有。尽管戴维斯自林肯当选以来一直是脱离联邦主义者，但却被认为是温和派。斯蒂芬斯一直是一个有条件的联邦主义者。这次会议选举这些人的目的是向上南部还未退出联邦的州作出一个温和的姿态。宪法中禁止同外国进行奴隶买卖的原因也在于此。一些激进的脱离主义者企图打开对外奴隶买卖的大门的做法只会疏远上南部，使邦联得到欧洲各国承认的希望破灭。因此会议未使这种交易合法化，而是禁止了这种交易。  


上南部  
　　上南部8个蓄奴州的动向成了关键问题。没有它们，邦联的工业生产力仅占联邦各州的5%，人口不足联邦的五分之一(白人人口仅占十分之一)。邦联政府派特使前往这8个州用利益和感情去劝诱他们。但是，脱离联邦运动到2月为止似有偃旗息鼓之势。弗吉尼亚、密苏里和阿肯色3个州的选民们把大多数有条件的联邦主义者选为州议会代表。阿肯色和密苏里的议会于3月通过表决反对脱离联邦。虽然弗吉尼亚从那时起一直拖长会议以静观事态发展，但它终于4月作出了同样的决定。肯塔基和特拉华的立法机关拒绝召开会议。在北卡罗莱纳和田纳西，选民们也抵制会议的召开。马里兰的联邦派的州长不顾压力，拒绝召集州议会开会讨论脱离联邦问题。  
　　这些事态似乎坚定了共和党人对南部联邦主义的信心。但上南部的联邦主义者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效忠联邦的两个条件：即将上任的共和党政府必须保证蓄奴制不受侵犯；不许对邦联诸州实行“高压政策”。许多共和党人愿意至少满足其中一半条件。西沃德是持这种观点的核心人物。林肯已经邀请这位纽约人出任国务卿，但大多数观察家们预料，西沃德作为一个声望和经验都在林肯之上的人，将成为政府中的“首要人物”。西沃德本人也希望如此。他是共和党“自愿重建联邦”方针的最积极的鼓吹者。这种观点认为，如果共和党人不对脱离联邦诸州采取挑衅行动，并作出一些暂时的让步，上南部就会留在联邦内，而下南部最终也会回来的。西沃德于1月27日向林肯建议说：“我们的种种想法都应该是调和的、克制的和耐心的，这样就为在准备脱离联邦诸州组建一个联邦党创造了条件，而这个党将会把他们拉回来。”  
　　同时，西沃德还支持吸收新墨西哥(包括现在的亚利桑那)为一个州的提议。这明显地违背了共和党的纲领，因为蓄奴制在这块领地上是合法的。林肯勉强同意了这项提议，因为很明显，州的体制不会在那里得到巩固。但是，一些南部国会议员认为新墨西哥一事是一个花招儿，想用妥协的假象分裂上南部和下南部，因此他们投了反对票。四分之三的共和党人也投票反对。众议院于3月份否决了这项议案。  
　　更值得注意的是，弗吉尼亚立法会议向各州发出邀请，要求每个州都派出代表参加2月4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和平会议”。上南部主要想以此为自愿重建联邦寻求某种基础。但是这项计划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西沃德及其同僚极力劝说大多数共和党统治的州派代表参加，以示诚意。但邦联诸州坚决不参加，而反对妥协的共和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尽管许多尊贵人物参加了大会(前任总统约翰·泰勒任大会主席)，也没有对解除这场危机提出什么新的建议。经过三周的努力，会议仅拿出了一个“克里坦登妥协案”的修正稿，除此之外就再没有更能说服人的东西了。因为国会曾驳回过此类提议，故也驳回了该修正案。然而，这次和平会议的确在把上南部的力量吸引到联邦派这方面来起了一定的作用，使这些州不致在林肯宣誓就职总统前一个月内采取脱离联邦的行动。  


林肯就任总统  
　　西沃德的所作所为使反对妥协的共和党人大为恐慌，他们唯恐林肯会过分听从这位纽约人的意见。同西沃德一样，林肯也希望按照南部联邦主义的主张实行自愿重建联邦，但他又害怕过分的克制会导致脱离联邦的合法化。在林肯的构想中，他的任务就是使国家权威在南部的象征始终成为联邦主义者的灯塔，同时使南部人相信政府不威胁他们的根本利益。林肯在他的斯普林菲尔德至华盛顿的2月之行中，沿途向迫切想见一见这位并不怎么出名的草原律师的人群发表了许多简短的演说。因为他不希望被误解，所以他的大部分演说都属陈词滥调，似乎不把这场危机放在心上。在许多观察家看来，林肯的这些演说表明了他在此严峻时刻不够坚强。  
　　事实总归是事实，林肯企图在他的就职演说中表现出一种自信而强硬的态度。在这篇演说的最初的草稿中这样写道：“我要用我所掌握的一切权力收回业已丧失的国家财产和土地；要维护、占有和控制这些以及所有其它属于政府的财产。”西沃德和其它一些顾问都劝林肯删掉有关收回被侵占的联邦财产的部分，西沃德为缓和整个演说的基调，还对其它一些地方提出了修改意见。林肯演说的最后定稿——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总统就职演说——是一篇在剑与橄榄枝之间保持一种谨慎的平衡的演说。它一开始就向南部保证——这样的保证已经有了一百次——政府无意干涉各州现存的蓄奴制度。“国内某些地区”对联邦政府如此敌视，以致妨碍了政府正常地行使职能，政府将“暂时”停止行使这些职能活动。这就是摇向南部的橄榄枝。林肯还说，但是联邦是“永恒的”，脱离联邦就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如能得逞，将意味着可以由少数叛逆分子任意分裂政府。林肯企图“尽一切手段在所有的州内严格执行联邦的法律，这是宪法明确赋予我的责任”。政府将“维护、拥有和控制它的财产，并且收缴关税和进口税”。“除了为实现这些目标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外”，将不会发生“军事入侵事件——不会诉诸武力。”最后，这位新总统以雄辩的言辞结束了这篇演说，其中部分是西沃德所建议修改的：  
　　决定这场严酷内战的权利操在你们手里，在我的心怀不满的同胞们手里，而不是在我的手里。政府不会进攻你们。如果你们自己不以侵略者的面目挑起冲突的话，冲突是不会发生的。上帝那里没有记载着你们推翻政府的誓言，而我却有最庄严的誓言，决心“维持、保护和捍卫”联邦政府。  

　　我们不应成为敌人。尽管热情会奋发冲动，但它不应割断我们感情的纽带。在这片幅员辽阔的国土上，从每一个战场、爱国者的坟墓到每个人和家庭，记忆中神秘的琴弦，一旦再次被我们的造物主美丽的天使所拨动，将会奏起强烈的联邦和弦，这是注定会发生的。  

　　从1861年3月4日起，当代人与历史学家一直为这篇演说的含义争论不休。那些要执行法律，收缴关税以及维护、占有和控制联邦财产的诺言是意味着高压统治吗？它是说将重新夺回被邦联诸州占领的军火库和要塞，还是说要守住那仅仅四个仍被联邦政府占领的要塞——位于查尔斯顿港的萨姆特，彭萨科拉湾的皮肯斯以及位于佛罗里达群岛的两个并非重要的要塞？怎样收缴那些关税，由驻守沿海的舰艇来收吗？如果政府让实施法律所必需的机构——联邦法庭、地产管理部门、邮局以及诸如此类的机构空缺着，又如何在“国内某些地区”实施法律呢？林肯有意把这些问题说得模棱两可，以免得罪上南部并在最大程度上给自己留有余地。  
　　各阶层和党派对这篇就职演说的反应不一。脱离主义者指责演说是一份“宣战书”；大多数共和党人赞扬它的坚定性；许多北方民主党人批评它不是太模糊就是太有火药味。而斯蒂芬·A·道格拉斯却认为它是个“和平礼物”。这篇演说首先是针对上南部有条件的联邦主义者的，他们中许多人的反映虽不热烈，却是令人满意的。一位北卡罗来纳人问道：“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南部人还能期望更高的要求吗？难道这些令人振奋的保证还不足以诱使整个南部去等待北部认真的重新考虑吗？”  


萨姆特要塞与和平的结束  
　　林肯演说的主要目的在于赢得时间——分裂联邦的热度消退的时间，设想中的大批南部联邦主义者重新获得上南部的时间，自愿重建进行过程所需的时间。在林肯就职的第二天，他就得到了一个坏消息，他接到罗伯特·安德森少校的报告说，倘若萨姆特的驻军在几周内再得不到给养的话，他们将被迫放弃这个要塞，这个消息似乎使他无法赢得必要的时间。两个多月来，萨姆特一直是联邦在南部存在的象征，一个同它的固有的军事重要性极不相称的象征。当此之际，联邦政府将要么被迫采取行动——果断而迅速——要么放弃它在下南部这个最后象征其权威的要塞。  
　　萨姆特位于查尔斯顿港入口处一个岛屿上，是一个将要建成的要塞。当南卡罗来纳于12月20日退出联邦时，这个要塞还未被占领。派驻这个地区的80多名美国士兵中的大多数都驻守在莫尔特里要塞，这是个废弃的工事，它修筑在从萨姆特至这个港口一英里处的一块狭长的陆地上。这里的守军指挥官是罗伯特·安德森。他是肯塔基人，不像他的前任马萨诸塞人那么有刺激性，因此被派到查尔斯顿。陆军部在听取了安德森关于莫尔特里不能抵御来自陆地的进攻的报告后，于12月11日向他下达了命令，指示他如果他认为进攻已迫在眉睫的话，可自行决定将他的指挥所转移到萨姆特。安德森预料到这次进攻是有充分根据的。南卡罗来纳此时正准备退出联邦；它的官员们正要求查尔斯顿要塞投降；民兵连队正在武装起来进行操练。12月26日夜幕降临后，安德森悄悄地盖住了莫尔特里的炮筒，将队伍转移到了萨姆特。  
　　安德森确信这次转移有助于维护和平，因为莫尔特里的薄弱能招来进攻，而萨姆特的坚固能阻挡进攻。但这次转移极大地激怒了南卡罗来纳人，所引起的强烈反响传到了白宫。此时，南卡罗来纳独立共和体的使者们刚刚抵达华盛顿，准备谈判关于要塞的投降和其它合众国财产的交出问题，并声称目前这些财产归南卡罗来纳所有。他们认为，既然布坎南曾誓言不改变查尔斯顿的现状，那么对萨姆特的占领就是违背了布坎南原来的誓言。  
　　然而政府感到南部在这个问题做得未免欺人太甚。北部报刊高呼安德森为英雄。一位颇有影响的布坎南民主党人这样写道，“我从未见过人们在一个问题上这样万众一心，如果召回安德森或放弃萨姆特的话，我们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无人反对去攻击南部。”由于脱离主义者的辞职以及由具有坚强的联邦主义性格的北部人取而代之，布坎南的内阁正在实行大改组。国务卿杰里迈亚·布莱克是宾夕法尼亚人，司法部长埃德温·M·斯坦顿是俄亥俄州人，陆军部长约瑟夫·霍尔特是一位来自肯塔基州的联邦主义者，这些人都一跃而成了这个重新组成的内阁的强有力人物。他们使政府挺起了腰杆，拒绝了南部人要布坎南从萨姆特撤出军队的要求。布坎南一口回绝的强硬态度使南卡罗来纳人甚为吃惊。  
　　总统又进一步采取了行动，命令给安德森派去增援。军方决定不派军舰前往，只派一艘没有武装的商船去执行这项任务，这样不致引起公众的注意和刺激。于是，被租用的“西方之星”号轮船满载着200人的部队和给养于1月5日启航了。尽管是秘密行动，还是泄露了消息，南卡罗来纳的民兵正准备用机关枪迎接它。这次他们比萨姆特要塞主动，因为官方送给安德森的有关这支增援部队的通知被送错了地点。1月9日，当“西方之星”号驶进港口时，岸上的炮群便向它开了火，船长还未来得及掉转船头驶回北方，船便被一发炮弹击中。由于没有接到命令和不愿挑起战争，安德森在这次事件中没有还击。  
　　北部对此事件极为愤慨，而南卡罗来纳对联邦的侵略行为的谴责声和再次要求萨姆特投降的呼声却甚嚣尘上。尽管双方都充满了战争的叫嚷，战争并未爆发。布坎南政府与南卡罗来纳一起订立了一份非正式的停战协定，暂时稳住了局势。其它州的脱离主义者都劝南卡罗来纳人暂且委曲求全，等待邦联完成组织机构并建立了军队。3月1日，杰斐逊·戴维斯命令邦联陆军准将皮埃尔·古斯塔夫·T·博雷加德负责指挥查尔斯顿的驻军。这个任命使得头脑发热的卡罗来纳人不能再介入萨姆特问题。同时，邦联仍尊重原来美国海军与佛罗里达民兵签定的一份休战协定。协定中规定，如果海军不往岸上运送增援，南部军队便不袭击位于彭萨科拉的皮肯斯要塞。邦联派特使去华盛顿谈判有关这两个要塞的投降问题。  


林肯与萨姆特要塞  
　　 3月5日，亦即林肯就任总统的第二天，他便得知安德森的给养很快就要用完，这就是林肯所面临的形势。目前的状况不会维持太久，关键是如何去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共和党中的鹰派坚持认为，即使冒战争风险，也要增援萨姆特。从北部四面八方发来的信件和电报都是同样的意见。一位新闻记者告诉林肯：“放弃萨普特[原文如此]，先生，就如同约翰·布朗的肉体死亡了一样，你的政治生命也就完结了，你只能战斗。”康涅狄格州一家颇有影响的报纸的一位编辑告诉海军部长说：“我宁愿做一名志愿兵，冒着地狱的炮火驶进那个海港，也不愿看见我们的国旗受辱，我们的政府陷入混乱。”但是，以西沃德为首的鸽派却敦促撤离该要塞，以避免战争，并使自愿重建的大门洞开。西沃德不仅仅是推荐此方针，他未经林肯许可，实际上就在华盛顿向邦联的使者保证交出萨姆特，他还向报界透露了类似意见。  
　　虽然林肯的确曾一度倾向于西沃德的方针，但他从未作出过这种决定。总司令温菲尔德·斯科特告诉林肯，增援那个要塞是不太可能的。据3月15日内阁的一次表决情况透露，仅邮政局长蒙哥马利·布莱尔一人明确表示赞成增援。面对他的顾问们提出的这些撤离要塞的建议，总统“坚守、占领和控制”这个要塞的决心动摇了。但在3月的最后两周中，鹰派得到了持北部观点的上南部的支持。共和党人开始认为政府应采取某种行动以维护其主权。共和党的报纸纷纷发表社论，标题为：“我们有政府吗？”、“要有一项政策”、“抓住要害问题”等。北部人民的焦虑与紧张的情绪几乎达到了难以克制的程度。一家报纸说：“几乎什么情况都比再一次踌躇不前强。”美籍德意志人的首领卡尔·舒尔茨向林肯反映了民众的呼声，并向他汇报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对政府的不满意见。舒尔茨说：“只要政府奋起进行抗击，如增援萨姆特，自由州的公众舆论将立即支持你。”  
　　这些都增强了林肯最初要坚守要塞的决心。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原海军军官古斯塔夫斯·V·福克斯的建议也增强了总统的决心。福克斯提出了一个行动方案，给养和增援部队可以在夜间运进萨姆特要塞，如果邦联的炮火进行阻止的话，要塞和运输船两侧战舰的炮手可以压住敌人的炮火。林肯接受了这项方案，并于3月30日命令福克斯准备这次远征。与此同时，他还批准了——已是第二次批准——对皮肯斯要塞的增援。 [ 注：3月12日，林肯已命令增援佛罗里达的皮肯斯要塞，这比增援萨姆特的可行性还要大一些，因为皮肯斯位于港口入口处之外，因此不像萨姆特那样容易招致进攻，而萨姆特则被邦联数门大炮所包围。皮肯斯也不那么带有刺激性，因为它对双方来说并不像萨姆特那样是强大力量的标志。但是几周过去了，林肯没有得到他增援皮肯斯的命令是否得到执行的信息。直至4月6日，他才得知他的命令并没有被执行。那里的海军指挥官执行的是只要邦联不攻击要塞，就不增援的原协定，并且拒绝接受新的命令，除非他的海军部上司直接向他下达命令。林肯于4月6日再次下令增援皮肯斯，皮肯斯才终于得到了增援。整个内战期间，这个要塞一直掌握在联邦政府手里。 ] 除了西沃德与内政部长凯莱布·史密斯，全体内阁成员的态度与两周前相比来了一个大转弯，都拥护坚守萨姆特的决定。  
　　这项决定使西沃德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他的和平政策将垮台，他对邦联特使所下的保证将被斥为骗局，他要作为首要人物的希望也将破灭。出于想弥补这个损失的邪念，他在4月1日写给林肯的备忘录中再次提出放弃萨姆特的建议(虽然已增援了皮肯斯)。但是这个文件最重要的特点是关于外交政策方面的建议。西班牙已经出兵干涉混乱的圣多明各政治问题；法国正用贪婪的目光注视着墨西哥。西沃德想从西班牙和法国那里“得到解释”，如果解释不“令人满意”就宣战。他还想从英国和俄国那里“寻求”关于违犯门罗主义的“解释”。西沃德相信，对外战争会使这个国家重新团结起来。若想实施好这项政策，必须要有强有力的领导，而且西沃德羞羞答答地要求去承担这个责任。林肯温和然而坚定地拒绝了这些不寻常的建议。他还提醒他的国务卿，无论作出任何决定或发布任何命令，“我必须执行它”。西沃德碰了这个钉子后再未写过这类备忘录。他从内心不再怀疑究竟谁是这个政府的首要人物。  
　　总统的确答应在下达远征萨姆特的启程命令之前会见弗吉尼亚联邦主义者的发言人。林肯于4月4日同弗吉尼亚的代表进行了谈话，但会见毫无结果，没有留下任何有关这次谈话的记录，也没有留下会谈特征的可靠证据。无论是什么情况，这次会谈似乎降低了林肯对南部联邦主义者的信心，至少是暂时的。他就在那天(4月4日)下定了决心，继续萨姆特远征。他给安德森少校送去一封信，告诉他增援部队和给养正在运送途中。  
　　自福克斯最初提出那个行动方案之后，这次远征的性质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增援萨姆特的整个企图毫无疑问地会挑起武装冲突，而北部就将表明它是侵略者。这样将促使上南部倒向邦联一边。于是，林肯想出把增援与运送给养分开进行的办法，先运送给养，增援部队与战舰整装待命，只要邦联一阻截给养船，就采取行动。他将把这些打算都通知南部的官员们，如果他们向没有武装的运输船开火，他们将对破坏“为忍饥挨饿的人们运送粮食的仁慈的使命”的行为负完全责任。  
　　人们有理由相信邦联将阻挠给养上岸，但也不能断定他们就一定这样做。如果他们不这样做，还能维持查尔斯顿港的现状，至少可以维持短暂的和平，而自愿重建政策还有得以贯彻的希望。如果南部真的向给养船开火，挑起内战的责任将由杰斐逊·戴维斯来负。4月6日，林肯派一名特别信使去查尔斯顿，给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送去一封信，通知他“希望向萨姆特要塞供应给养，只有粮食。如果南部不反对这样做的话，北部决不在事先未通知对方的情况下运进军队、武器和弹药，除非南部人进攻要塞”。  


邦联打响了第一枪  
　　邦联接受了林肯的挑战。根据邦联的一贯方针，戴维斯政府不可能作出其它的选择。萨姆特对南部来说和对北部一样，是强有力的主权的象征。如果外国军队在其主要港口之一占领着一个要塞，邦联就不能成其为一个现存的国家。邦联临时国会于2月15日就已通过决议，“不论是通过谈判还是诉诸武力”，必须“尽快”夺取萨姆特及其它要塞。谈判的途径已经堵死，唯一的选择就是诉诸武力。无休止的拖延已经使南、北双方的神经紧张到几乎破裂的程度。此刻采取任何行动都不能优柔寡断。邦联的领导人还坚信，一场实战将会把上南部推到他们一边来。弗吉尼亚的脱离主义者们已经送信到查尔斯顿，他们表示如果南卡罗来纳“发起进攻”，弗吉尼亚将即刻与它的姊妹州并肩作战。  
　　 4月9日，邦联内阁通过了进攻萨姆特的一项致命的决议。戴维斯命令博雷加德要求要塞驻军在给养船到达之前投降，如果遭到拒绝，就让设在萨姆特周围的重炮进行轰击，以武力迫其投降。在通过这项决议时，仅国务卿罗伯特·图姆斯一人持反对意见。据说他曾对戴维斯说，这“将使我们失去所有的北部朋友，你将荒唐地捅了一个马蜂窝，此刻悄无声息的大群黄蜂会蜂拥而出，把我们叮死。这种做法实属毫无必要，它使我们步入歧途，它是致命的。” [ 注：此话为图姆斯的第一个传记作者普莱曾特·A·斯托瓦尔在他所著的《罗伯特·图姆斯》一书(纽约，1892年)第226页中的引言。虽然人们可以怀疑这是否为图姆斯所发表的那颇具预见性的意见的原话，但后来的自传作家和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这段引言是最可靠的。 ]  
　　安德森拒绝了投降的要求。但是，他说如果他是孤军作战，又得不到接济的话，他将很快被迫撤离这个要塞。当博雷加德要他决定一个撤离的时间时，安德森决定，如果4月15日前得不到给养，他将在那时撤出要塞。这个回答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邦联知道运送给养的船只正在驶近港口。4月12日凌晨4时30分，邦联的大炮向要塞开火了，联邦运送给养的远征队眼睁睁地看着而爱莫能助。由于指挥的失误，它的最具威力的一艘战舰掉转船头向皮肯斯要塞驶去了，远在公海的其它军舰又来不及支援要塞。经过34小时的炮轰，联邦军队终因寡不敌众而投降(邦联发射了4000发炮弹，而萨姆特仅发射了1000发)，炮火摧毁了要塞的大部分。尽管在这第一次交战中双方无一人伤亡，但一场血腥的战争却由此开始了。  
　　 4月14日，邦联降下了美国星条旗，将邦联星棒旗插上了萨姆特要塞。内战开始了。它开始的方式正应了图姆斯的预言。一场反革命竟如此有效地使一场它要避免的革命取得了胜利，这在历史上还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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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同室操戈：上南部  
詹姆斯·M·麦克弗森 [美国]  
[出自《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1981  
冲突之形成  
最初发生的冲突  
东部边境州：马里兰与特拉华  
西部边境州：肯塔基与密苏里  
　 肯塔基  
　 密苏里  
西弗吉尼亚  
东田纳西  






冲突之形成  
　　萨姆特要塞投降的第二天，林肯发布了征召75000名州民兵到联邦服役90天的命令，镇压一次“强大的而无法以正常司法程序去压制的叛乱”。总统发布这道命令就是接受了南部要打内战的挑战，这场战争不是持续90天，而是4年，并且将推翻旧南部，在战争中联邦得到维护和改造，但以至少牺牲62万人的生命为代价。  
　　萨姆特要塞陷落后的数周内，战争热潮横扫南北。一位吓破胆的波士顿商人在看到乐队狂奏、旗帜飘扬、演说家们怒吼以及人们群情激昂的情景时写道：“骚乱被煽动起来了，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这等群情激昂的情景。”一位被纽约规模盛大的联邦集会惊呆了的纽约人也写道：“仿佛我们直到现在才有了生命，才有了一个国家。”一位在南部旅行的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看到数不清的人们“涨红着脸，瞪着暴怒的眼睛，尖声地喊叫着”，那造反的叫喊声与乐队演奏的“邦联军歌”此起彼落。  
　　炮轰萨姆特事件使分裂的北部团结起来了。斯蒂芬·道格拉斯从病床上爬起来去见林肯，要他相信民主党支持一场维护联邦的战争，他说：“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中立者，不是爱国者就是叛徒。”在这个政治舞台的另一端，一些废奴主义者一向反对用妥协来说服那些脱离联邦的州回归联邦，而现在则提出用武力迫使他们回来。废奴主义者相信，即使这些被召唤回来的州存在着奴隶制，政府也逃不出这场冲突。在华盛顿积极备战的热潮中，一位废奴主义者写道：“我听见老约翰·布朗在敲他的棺材盖，并且在喊‘让我出去！让我出去！’奴隶制灭亡的日子不远了。我们要用血的代价将它消灭。阿门！”民主党人支持打一场战争是为了恢复旧联邦，而废奴主义者盼望打一场战争是为了有朝一日建立一个新联邦。在这存在分歧的土壤中埋下了歉收的种子，但是在1861年4月，北部还是空前绝后地团结起来了。  
　　北部的州长们热烈地响应了林肯的征兵号召，几乎所有的州都主动提出要超额完成所规定的征兵任务。但是，由于一些州的民兵减员和训练不足，许多新兵缺乏组织性、训练、武器和装备。马萨诸塞是立即拍来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电报的州。约翰·安德鲁州长比他的同代人都更早地预见到了这场战争，他在萨姆特打响之前几个月就已将马萨诸塞的民兵动员组织起来了。一听到林肯的号召，他马上就响应说：“命令已收启，我们从哪条路线出发？”4月17日。也就是两天之后，他打电报给陆军部说：“我们有两个团今日下午出发——一个开往华盛顿，另一个开赴门罗要塞；第三个团明日出发，第四个团在周末之前出发。”  
　　林肯的征兵号召发出后，每个忠于联邦的州都募集了一定数量的军队。依旧留在联邦的8个蓄奴州中的6个州长公然违抗林肯的命令。田纳西的州长宣称：“田纳西不为强权统治派出一兵一卒，但是如果为了保卫我们的和我们南部兄弟的权利，我们可提供50000人的兵力。”弗吉尼亚的州长在拍给总统的电报中说，既然总统已“选定去打内战”，弗吉尼亚将加入南部姊妹州的阵营。北卡罗来纳和阿肯色也作出了类似的回答，早已打算脱离联邦的肯塔基和密苏里的两个州长拒绝服从林肯的命令。  
　　田纳西、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和阿肯色的州长们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这几个州的民意。文化和思想的纽带把这些州的大多数人和下南部连结在一起。只要林肯不对邦联实行高压政策，他们才奉行有条件的联邦主义；如果强迫他们作出选择的话，他们宁肯要南部主义，而不要民族主义。4月15日在里士满，欢呼的人群打出了一面邦联旗，并从州军火库拖出了大炮，把它推到了国会大厦前，向着这面旗鸣了一百响礼炮。在罗利、纳什维尔和小石城也发生了类似事件。4月17日，仍在进行的弗吉尼亚州大会经过两个月徒劳的妥协努力，以88票对55票表决通过了一项退出联邦的法令。紧接着，阿肯色于5月6日以69票对1票表决通过了退出联邦。北卡罗来纳州大会于5月20日一致同意退出联邦。在选民们原来反对召开会议的田纳西，州议会通过了加入邦联的决议，此项行动于6月8日以二比一以上的多数获得公民投票通过。  
　　对邦联来说，这四个州的效忠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弗吉尼亚、田纳西和北卡罗来纳的白人人口在十一个邦联州中分别排第一、第二和第三。包括阿肯色在内，这些上南部州的工业产量占邦联的一半以上，粮食产量占一半，拥有将近一半的马和牛，提供了占整个邦联军队五分之二的兵员。没有上南部，邦联的军事力量就不可能有生命力。  
　　但是，后来脱离联邦的这些州的高地和山区各县仍对联邦怀有深厚的感情。出于长期以来对低地蓄奴区的仇视，田纳西东部和弗吉尼亚西部地区在表决时强烈反对脱离联邦，即使在炮轰萨姆特之后也是一样。在诺克斯维尔，一向直言不讳的编辑威廉·G·“帕森”·布朗洛曾发誓同“脱离联邦运动的领导人战斗到地狱封冻，然后再到冰上进行战斗。”田纳西的参议员安德鲁·约翰逊拒绝跟随他的州加入邦联，坚持留在美国参议院，这是唯一一位这样做的邦联州的参议员。1861年8月，在加入邦联的田纳西州举行了特别议会选举之后，获胜的田纳西东部三个地区的联邦主义派候选人没有去里土满，而去了华盛顿，在联邦国会中得到了席位。三名来自谢南多厄河谷以西地区的弗吉尼亚国会议员也依旧效忠联邦。在这些地区和从阿巴拉契亚高地一直延伸到亚拉巴马州北部地区的联邦主义者已成了邦联的肉中刺。  


最初发生的冲突  
　　还在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正式退出联邦之前，它们的军队便出动掠夺它们境内的联邦财产。4月18日，当1000名弗吉尼亚民兵出现在哈珀斯渡口的高地时，美国的47名驻军放火烧了军火库和军械库后就逃走了。弗吉尼亚人迅速地冲进大火，抢救出大批制造步枪的机器。与此同时，数千名弗吉尼亚民兵乘火车前往诺福克，去攻占戈斯波特海军造船厂，这是南方拥有的最大修造能力的造船厂。坚守这个造船厂的年迈的指挥官被华盛顿含混不清的命令搞糊涂了，决定放弃，并且不等这些民兵将他的数量有限的水兵和舰只打垮就毁掉船厂设施。4月20日夜间，这些联邦官兵打算烧毁厂内的六艘战舰，炸毁干坞，塞住1200门大炮的炮口。但是，他们仓惶中干得极不彻底，致使弗吉尼亚人夺得了大部分完好无损的机器和大炮。这些大炮被迅速运往南部各个要塞，同时邦联海军也着手修复吃水线以上已经烧毁的一艘美国海军威力很大的蒸汽护卫舰“梅里麦克”号。  
　　这些战略要地之轻而易举地被夺取证明了联邦在上南部军事设施之脆弱。在1861年4月那些激烈紧张的日子里，被蓄奴州包围并充斥很多邦联同情者的华盛顿也害怕会发生脱离联邦的政变。脱离联邦的情绪在马里兰非常强烈。4月19日，一伙巴尔的摩暴徒袭击了马萨诸塞第6团的几个连，这是安德鲁州长的开往华盛顿途中的第一支民兵部队。士兵们开枪还击。混战结束后，有4名士兵和12名巴尔的摩人阵亡，许多人受伤。遭到袭击的第6团于当日晚抵达华盛顿，但在他们身后，愤怒的马里兰人焚毁了铁路桥梁，割断了电话线，从而切断了首都与北部的联系。  
　　因这次事件而得意忘形的《里士满考察家报》怂恿弗吉尼亚人进军华盛顿，彻底清扫一下“那个肮脏的鸟笼”。邦联的陆军部长预言，他的国家的旗帜将于5月1日之前飘扬在美国国会大厦上空。据说还有更多的北部军队正在开往华盛顿的途中，但由于与外界隔绝，政府不知道他们在何处。最后于4月25日，一列满载着精锐的纽约第7团的火车喷着阵阵烟雾驶进了首都，紧随其后的是满载着来自罗得岛和马萨诸塞州民兵的其它列车。善于随机应变的本杰明·巴特勒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人，被安德鲁勉强任命为这个州4个民兵团的指挥官。巴特勒命令马萨诸塞第8团在切萨皮克湾的海角处下了车，在那里征用了一艘汽船，将他的部队载到安纳波利斯，然后命令团里的机械师和铁路工人修复被破坏了的车辆和从安纳波利斯至华盛顿的铁路线。到4月底为止，首都的驻军已达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利用巴特勒修复的铁路线抵达华盛顿的。  


东部边境州：马里兰与特拉华  
　　此时华盛顿安全了，但马里兰还存在着问题。亲邦联的部队此刻正在武装和操练。公众的压力迫使联邦派州长托马斯·希克斯召集议会开会。林肯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激烈措施，以防后患，因为一个政府的首都被敌人的领土包围着，政府就无法行使职能。他在马里兰部分地区暂时废止了“人身保护令”(实质上等于宣布了军事管制法令)。联邦军队占领了巴尔的摩和其它军事要地。由于武力威慑和西部各县对联邦日益加深的感情，该州议会驳回了脱离联邦的提议。  
　　然而，马里兰仍然是一个分裂的州。30000名白人(和9000名黑人)加入了联邦陆、海军，为联邦作战；大约20000人投奔了南方，为邦联作战。联邦政府逮捕了许多参加亲邦联活动的马里兰人，其中有一个叫约翰·梅里曼的人，根据“人身保护令”，于1861年5月请求释放。罗杰·托尼审判长作为此案的巡回法官，发布了一份判决公文袒护梅里曼，否定总统有暂时停止“人身保护令”的权力。林肯为拒绝遵从托尼的判决，他指出，宪法第九条第一款允许“在发生叛乱和入侵时，由于公共安全的需要”，暂时停止实行这项法令。托尼则坚持认为只有国会才拥有这个权力，但是林肯统帅着军队，他的解释被普遍接受了。  
　　虽然特拉华有很多南部的支持者，但是这个州追随联邦这一点从未发生过根本的动摇。蓄奴制在那里实际上已经消亡(20000名特拉华黑人人口中仅有不到1800人是奴隶)。那里人口最稠密的威尔明顿及其周围地区的经济与宾夕法尼亚联系紧密。该州州长是联邦主义者，州议会于1861年1月3日一致反对脱离联邦。特拉华为联邦陆军和海军输送了将近10000名白人和1000名黑人的兵员；但这个州为邦联作战的可能不足1000人。  


西部边境州：肯塔基与密苏里  
　　战争给肯塔基和密苏里带来的是痛苦的分裂和残酷的暴力。正如控制住马里兰对华盛顿的安全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意义一样，控制住这些西部边境州对西部战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密苏里的白人人口数量超过任何一个蓄奴州，除弗吉尼亚外，肯塔基的白人数量比任何一个邦联州都要多。它们拥有相当丰富的资源。密西西比-密苏里河水系交通网使密苏里的军事战略地位更加突出，而在肯塔基边境地带，俄亥俄河、密西西比河、田纳西河和坎伯兰河在此汇合，使该州成为部队与给养运输的重要的军事联络站。据说，林肯曾说过，他若想得到上帝的保佑，就必须得到肯塔基。  


肯塔基  
　　 “同室操戈”这个词没有比用于肯塔基更合适的了。肯塔基同为亚伯拉罕·林肯和杰斐逊·戴维斯的故乡，它既继承了亨利·克莱的民族主义，又被蓄奴制和血缘的纽带同南部连在一起。肯塔基的军队在从夏洛至亚特兰大的战场上相互厮杀。亨利·克莱的七个孙子中，有三个为联邦而战，四个加入了邦联的军队，约翰·J·克里坦登参议员的两个儿子，一个是联邦军队的将军，另一个是邦联军队的将军。肯塔基的另一名参议员约翰·C·布雷肯里奇于1861年辞去了职务，加入了邦联军队，在那里升任陆军少将，他的三个儿子也为邦联作战，而他在肯塔基的两个表兄却参加了联邦军队。林肯夫人有四个兄弟和三个姐夫，其中有一人是邦联的陆军将军。  
　　面对眼前的两条道路，肯塔基最初试图保持中立。贝里亚·梅戈芬州长发表了一项声明作为对林肯关于征兵号召的回答。他在声明中说，肯塔基决不“为征服它的南部姊妹州的邪恶目的”送去一兵一卒，但是考虑到该州大部分地区对联邦的感情，梅戈芬也同样拒绝了杰斐逊·戴维斯的征兵请求。为此，肯塔基议会召开了特别会议，发表了一项保持中立的文告，警告联邦和邦联双方不要派军队进驻或通过肯塔基。  
　　无论是林肯还是戴维斯都决定暂时尊重肯塔基的中立立场，因为很明显，无论任何一方破坏了这种中立，都会将肯塔基推向对方的怀抱。林肯用于马里兰的策略在这里是行不通的。但是，这个州很快便成了在它的边境以南地区集结的邦联部队的骡马、皮革、粮食以及肉食的丰富的供应基地，路易斯维尔和纳什维尔铁路成了对南部进行军用物资兴隆交易的干线。梅戈芬州长还秘密地允许南部代理人在这里征兵，许多肯塔基人偷越田纳西边境加入邦联军队。  
　　林肯的不干涉政策可能在军事上对邦联有利，但却在政治上使联邦大受裨盖。1861年，肯塔基举行了三次特别选举：一次为5月召开的边境州大会，一次为6月国会的特别会议，一次为8月产生的州议会。联邦主义者在每次选举中都以绝对压倒的多数取得了胜利。与此同时，各方的支持者们正积极备战，以防对方突然采取军事行动。梅戈芬把邦联的支持者组成了“州自卫队”，联邦主义者则针锋相对地组织了“家乡自卫队”。林肯批准发给家乡自卫队5000支步枪，联邦主义者在夜间偷偷地将这些武器运过了俄亥俄河。总统还派遣萨姆特要塞守卫者、土生土长的肯塔基人罗伯特·安德森到辛辛那提去接收肯塔基的志愿者参加联邦军队。  
　　由于出现了双方都在边境地带扩充军事力量以及州自卫队与家乡自卫队对峙这样一种局面，肯塔基保持中立地位的日子便屈指可数了。联邦军队几个团在尤利塞斯·S·格兰特将军的率领下，在俄亥俄河对岸的伊利诺伊州开罗集结待命。邦联的利奥尼达斯·波尔克将军担心这些部队会攻占控制着肯塔基州哥伦布的密西西比河地带具有战略意义的高地，因此决定偷偷地抢在他们之前，由他抢先占领哥伦布。他的部队于9月3日成功地达到了这个目的。波尔克的担心是不乏根据的，他的做法在军事上是正确的，但是他的抢先行动在政治上是失策的。肯塔基的联邦主义的议会谴责了邦联“侵略者”，并且请求合众国政府将他们赶出去。9月6日，格兰特乐于表示支持，协助占领了位于田纳西和坎伯兰河河口处的帕迪尤卡和绍斯兰。沉默寡言的格兰特具有钢铁般的意志、使人折服的实力和使一切事情成功的力量，但他却因酗酒和流浪而使自己的声名受到损害。他对这些河流要地的占领对邦联来说是个凶兆。  
　　肯塔基妄图以中立来避免的这场战争，现在已经迫在眉睫了。虽然该州少数脱离主义者于1861年11月召开了一次会议，通过了一项脱离联邦的法令，并且“加入”了邦联，但这个州依然正式留在联邦内。内战期间，将近50000名肯塔基白人(以及24000名黑人)为联邦军队作战，而服役于邦联军的估计有35000人。  


密苏里  
　　一系列截然不同的事件使密苏里留在了联邦内。如果说内战是1854年从密苏里-堪萨斯边界开始，并在那里持续了11年而非4年，这种说法并非言过其实。内战开始后，许多边境暴民作为邦联军的成员为保卫蓄奴制继续战斗，而自由州堪萨斯的废奴游击队员则于1861年穿上了联邦军制服。 [ 注：关于暴民，可参见第6章。废奴游击队员(jayhawkers，根据一种想象中的鸟命名)是边界暴民的具有自由土壤党倾向的对手，同他们的敌人一样，他们也采取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搞袭击、埋伏和恐怖活动，于是密苏里的战争变得更残酷。 ] 一名前边境暴民头目克莱本·杰克逊在1860年当选为密苏里州州长。当林肯要求从该州征兵时，杰克逊给了他一个挑战性的答复：“你的征兵号召是非法的、违背宪法的、反叛性的、非人道和残暴的，不能予以响应。”他不等联邦的拥护者们组织起来就使密苏里加入了邦联。他控制了圣路易斯警察局，并且开始动员民兵，由亲邦联的军官担任指挥。4月21日，一些民兵部队占领了堪萨斯城附近的利伯蒂美国军火库。但在杰克逊心中还有一个更大的争夺目标——圣路易斯军火库，该库拥有六万支滑膛枪和一些其它军用装备。他秘密地要求杰斐逊·戴维斯派一支炮兵部队袭击该军火库，戴维斯批准了。5月8日，8只贴着“大理石”标签、其实里面全是大炮和火药的箱子从下游运到了圣路易斯。  
　　但是，杰克逊没有料到还有两位比他更强硬的对手。圣路易斯军火库的代理指挥官是美国第二步兵团的纳撒内尔·莱昂上尉，莱昂是来自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坚韧顽强的新英格兰人，他在战前驻防堪萨斯时就已受到强烈的反南部宣传的影响。他的极端的联邦主义思想得到了小弗朗西斯·P·布莱尔的支持。布莱尔是来自密苏里的国会议员，林肯的邮政局长的弟弟。莱昂和布莱尔计划把这些步枪大部分运过河，转移到伊利诺伊，其余用来武装主要由圣路易斯的美籍德意志人组织起来的志愿军——密苏里联邦主义的骨干力量。莱昂将这些部队的4个团编入联邦军队。5月10日，他率领这4个团的官兵，连同正规军的两个连去包围亲邦联派的民兵营地。这些民兵因寡不敌众就投降了。当这些俘虏被押经圣路易斯时，那里聚集了一大群人，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喊着，并以欢呼声表示对杰斐逊·戴维斯的拥护。他们还向这些“德意志雇佣军”扔石块，并用左轮手枪威胁他们。后来一个醉鬼朝一名军官开了枪，于是士兵们也开火了。这场冲突结束后，死伤了28人。当天夜里，暴徒们涌到街上游行。第二天又爆发了一场新的冲突，至少又有6人丧生。  
　　这次事件揭示了密苏里的内幕。许多有条件的联邦主义者倒向脱离联邦派一边，包括前州长、领导着亲南部派军队的斯特林·普赖斯。该州议会通过了杰克逊州长的建议，宣布全州处于战备状态。在另一方，莱昂被提升为陆军准将，并被授权统率密苏里州的10000联邦军队。6月11日，莱昂在一次与普赖斯的会见中，同他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并撕毁了那个正在实施中的休战协定，而温和派曾千方百计想通过这个协定在密苏里制造一种肯塔基式的“中立”。  
　　莱昂对这位弗吉尼亚出生的贵族普赖斯说；“我宁肯看着你……以及这个州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死去，并被埋葬，也不愿向密苏里州让出一瞬间的支配我的政府的权利。这就是战争。”  
　　莱昂率领他的部队沿密苏里河开到首府杰斐逊城，而普赖斯则进一步向上游退却至布恩维尔。莱昂派1700人的部队随后追击，在6月17日的一次小规模战斗中，他打垮了普赖斯的民兵，并将他们的残部赶到了密苏里州的西南角。普赖斯的残部企图在那里重整旗鼓，与阿肯色的邦联军队汇合，为南部赢回密苏里。与此同时，已于3月驳回退出联邦法案后休会的密苏里州议会又重新开会，履行州议会的职能。它宣布州长的职位空缺，任命了一位新州长。克莱本·杰克逊则采取了以牙还牙的措施，组建了一个亲邦联的影子政府，并于11月被邦联正式承认。  
　　 7月25日，约翰·C·弗里蒙特抵达圣路易斯，就任“联邦西部战区”指挥官。弗里蒙特曾为原落基山脉的探险者，加利福尼亚的“熊旗”起义的英雄，共和党第一位总统候选人。他既有军事经验，又有政治手段。但是，密苏里混乱的形势却使他难以应付。游击战在全州各地开展起来，两支邦联部队正在南部边境地带集结，准备进犯。在弗里蒙特抵达后4天，一支6000人的叛乱部队从田纳西渡过密西西比河，占领了新马德里，直接威胁着驻守在伊利诺伊州开罗河水流汇合处联邦军队。  
　　弗里蒙特决定增援开罗，但他不得不首先阻止驻守密苏里西南部斯普林菲尔德的纳撒内尔·莱昂的6000人部队的增援。莱昂的对手是由斯特林·普赖斯的密苏里人和原得克萨斯突击队员本·麦克卡洛克将军率领的邦联的支持者组成的杂牌军，面对两倍于自己的敌人，莱昂的部队有半数即将届满三个月的服役期，而且缺乏给养，远离基地，他面临这种种问题，唯一的出路似乎只有撤退。但他又不愿未经战斗就放弃密苏里南部。他受到一种鲁莽和跃跃欲试的冲动所驱使，决定在离斯普林菲尔德10英里处的威尔逊克里克对邦联军队的营地发起突然袭击。他果断地将他的小股部队分兵两路，由弗朗兹·西格尔将军率领1200人从侧翼袭击邦联军队后方，他亲自率领4200人从正面进攻。两队人马于8月10日拂晓发起进攻。由于是奇袭，联邦主义者开始时打得很顺利，装备极差的叛乱部队在联邦军队的钳形攻势下仓惶撤退。然而，在关键时刻，西格尔透过硝烟看见一支穿蓝军装的部队(联邦军装颜色)出现在他的前方，他以为那是莱昂已经攻破了邦联军队的阵线，于是命令部队停止开火。然而穿蓝军服的不是友军，而是一个路易斯安那的团。如同战争初期双方许多部队一样，他们穿的军装也是自己选择的颜色和式样。这些路易斯安那人未受任何阻击便用毁灭性的火力压住了西格尔的军队，把他们打退。莱昂此时面对三倍于自己的敌人，拼死抗击敌人的不断的攻击，但他的部队伤亡太大，弹药也所剩不多了。莱昂阵亡后，当时战场上未负伤人中的最高指挥官(一名陆军少将)决定下令撤退。这些联邦军队官兵狼狈不堪地撤回斯普林菲尔德，又向北撤退100英里，到达铁路终点罗拉的军备供应站。  
　　邦联在威尔逊克里克这次规模虽小但却凶残的战斗中所取得的胜利(双方各死伤1200人)使密苏里南部和西部有直接遭受邦联侵犯的危险。普赖斯率领着10000人向北前进，边走边招募新兵，一路直趋密苏里河。在列克星敦，普赖斯以18000人的兵力包围了只有3500人的联邦驻军。弗里蒙特从与游击队作战的任务中几乎抽不出什么兵力来，但他还是设法拼凑了两个小型旅去增援列克星敦，这支增援部队的人数太少，并且为时太晚了。9月20日，联邦驻军投降了。  
　　弗里蒙特在两个月内就丧失了将近半个密苏里。他的问题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作为一个战区的指挥官，他面临着一系列等待处理的复杂问题，军备承包契约必须签订；给养、武器、马匹和大炮必须立即得到供应；海军炮舰必须修造；新兵必须加以组织和训练；交通要道易阻塞问题必须解决；同情叛乱的分子必须受到监视；联邦主义者内部纷争的派系必须统一。弗里蒙特对于处理这些问题无能为力，而又得不到千里之外的华盛顿政府的帮助。由于他太老实，被急于靠军需发财的承包商弄得不知所措，贪污受贿的报道屡见不鲜。联邦密苏里最强有力的政治人物，国会议员、现任陆军上校布莱尔也转而反对弗里蒙特，并开始策动将他调离此任。  
　　弗里蒙特被这些问题搞得心烦意乱，而对游击队日益增长的活动又惶惶不安，因此他采取了孤注一掷的作法。8月31日，他发布了一项命令，宣布全州实行军事管制，在联邦防线后抓获的游击队员将处于死刑，没收密苏里境内所有邦联支持者的财产，并解放他们的奴隶。这项命令的发布等于捅了马蜂窝。废奴主义者和许多共和党人将弗里蒙特捧为懂得如何将叛乱分子斩草除根的将军。但是，一位密苏里东南部的游击队头目宣称，如果北方佬杀死他们一个人，他就将“林肯的走狗绞死、挖心和分尸。”从密苏里到马里兰，拥有奴隶的联邦主义者威胁说，如果弗里蒙特解放奴隶的命令付诸执行，他们就叛逃。因关系到边境州是否忠于联邦的重大问题，林肯认为不能让弗里蒙特的行动付诸实施。他通知这位将军，未经华盛顿方面批准，不得处决一名游击队员。同时，他还私下建议弗里蒙特修改他的没收财产和解放奴隶的命令，使其同国会在8月6日颁布的没收财产法一致，国会在没收财产法中规定，只有邦联用来作战的财产和奴隶才予以没收。弗里蒙特拒绝采纳林肯的建议。于是，林肯公开命令他修改他的公告。  
　　总统还决定更换一个密苏里的指挥官，那里搞军备承包契约的受贿丑闻人人皆知。弗里蒙特深知只有依靠军事上的胜利才能拯救自己，他聚集了38000人，由自己亲自指挥。这些联邦战士把普赖斯的军队几乎再次赶到了阿肯色一线。但是，正当弗里蒙特准备同敌人进行最后的较量时，一道解除他指挥权的命令于11月2日送到了他的指挥部。他的继任指挥官认为部队已过于疲乏，遂下令将其撤到密苏里中部的基地去。11月19日，亨利·W·哈勒克将军接管了新开辟的密苏里战区的权力(还包括肯塔基西部，格兰特也划归哈勒克指挥)。哈勒克是从事军事研究的学者，他有几部战略方面的专著和译作(绰号“老脑筋”)，是一位谨小慎微的将军，靠书本指挥作战，他具备弗里蒙特所欠缺的行政能力，很快便将密苏里混乱的组织机构整顿得井井有条。  
　　在内战期间，大约80000名密苏里白人(以及8000名黑人)在联邦军队服兵役；至少有30000人参加了邦联军队，有3000多人参加了南部游击队。游击队中有臭名昭著的威廉·匡特里尔，他的队伍里时常混有像科尔·扬格、弗兰克和杰西·詹姆斯这样的亡命徒。这些游击队的破坏能量简直超乎他们的人数比例。堪萨斯废奴派游击队员立即组成了反对这些游击队的兵力，他们越过边境进行的袭击活动，使堪萨斯在那血雨腥风的日子里不断地进行残酷战斗。尽管密苏里地处这场战争主要战场的边缘地带，而它遭受袭击、小规模战斗以及游击队骚扰的破坏却要比其它州严重得多。  
　　后来，这四个边境蓄奴州经历了各不相同的过程，尽管它们有相当数量的人支持邦联，但它们还是留在联邦内。这场战争本身还创立了一个第五联邦边境州——西弗吉尼亚。  


西弗吉尼亚  
　　弗吉尼亚西部地区有横贯其间的巴尔的摩和俄亥俄(巴-俄)铁路线，有流经该地区或其边界200英里的俄亥俄河，故被称为战略要地。1861年5月，邦联军队在哈珀斯渡口以西地带切断了巴-俄铁路线，从而对这个重要地区进行了第一次打击。乔治·B·麦克莱伦将军承担把他们赶出这个地区的任务。他在俄亥俄州组织了一支20000人的军队，并派遣了一支先头部队于5月底渡过了河。这支部队占领了巴-俄线上的格拉夫顿，然后又向南行进了15英里，于6月3日拔除了邦联在菲利皮的一个小前沿哨所。邦联向弗吉尼亚西部派去了由罗伯特·加尼特将军率领的增援部队。加尼特在菲利皮以南20英里处的山里把守着两个山口。此时，在哈珀斯渡口的邦联驻军受到联邦军队从背后向他们推进的威胁，另一支联邦军队在正面的波托马克河对岸集结，他们只好撤退到温切斯特附近一个更易于防守的地带。  
　　联邦军队此时控制了巴-俄线，但麦克莱伦的计划还不仅仅是夺回这条铁路。他率领12000人分两路前去袭击加尼特的5000人部队。一路佯攻劳雷尔山的最难攻克的山口，另一路于7月11日猛攻里奇山的邦联阵地。麦克莱伦采纳了威廉·S·罗斯克兰斯将军制定的作战计划，并派他的旅从背后包围并袭击叛乱部队，而主力部队则从正面发起进攻。罗斯克兰斯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任务，他的部队勇猛地冲进了邦联军的设防，将幸存者赶进了贝弗利城。550人在那里举手投降。麦克莱伦的正面进攻显得薄弱，使其余的敌人向北溃逃，在途中与另一支从劳雷尔山撤退下来的邦联军汇合。7月13日，联邦的追击部队在卡里克斯浅滩袭击了邦联军的后卫部队，加尼特在企图集合他的溃散的部队时被打死。  
　　联邦军队以不足100人的伤亡代价给邦联造成了10倍于自己伤亡人数的损失，其中包括700名俘虏。被打败的南部军队向东逃窜，将阿勒格尼山脉以西的大部分弗吉尼亚领土让给了联邦。虽然取得这些胜利的许多功劳应归于麦克莱伦的部下，特别是罗斯克兰斯，但是麦克莱伦善于在撰写电文中标榜自己。北部的报刊称赞这位34岁的将军是“年轻的拿破仑”，说他将开进邦联的山区的侧翼，并将长驱直入里士满。但是，即使在崎岖的阿勒格尼山道上运送给养这样困难的问题得以解决的话，麦克莱伦的兵力太少而难以胜任。麦克莱伦的大部分兵力要用来保卫铁路和防御游击队和骑兵部队袭击其他军事要地以及对付意料中邦联军队的反击。  
　　里士满政府派罗伯特·E·李去夺回弗吉尼亚西部。李是旧军队中最有希望的军官之一，他已于4月18日拒绝了林肯要求他负责指挥联邦陆军的任务，并于两天后辞职。李对蓄奴制不感兴趣，并反对脱离联邦，但他又不愿“用我的手去打击我的故乡。”在国家和故乡之间，他选择了故乡。他在里士满当了一段文职将军之后，于7月28日到西部山区担任正在重新组织的15000人邦联部队的总指挥。这些部队面对的是占领着弗吉尼亚的整个阿勒格尼的11000人的联邦军队。李决定袭击驻扎在奇特山山口的一个联邦旅，而通过这个山口，就是连结谢南多厄山谷的斯汤顿与俄亥俄河岸的帕克斯堡的大道。由于暴雨的阻截以及部队中流行的麻疹和伤寒病的困扰，他手下三分之一的人都病倒了。李的复杂的围攻部署于9月12日化为泡影，他只得不战而退。  
　　后来，李南下至卡诺瓦谷，负责约翰·弗洛伊德和亨利·怀斯的旅的指挥工作。弗洛伊德和怀斯是弗吉尼亚的政治家，这两个人并不是积极去打击敌人，而是把大部分精力用于勾心斗角。李将怀斯调回里士满，从而结束了他们之间的争斗。但他诱攻罗斯克兰斯指挥的一支联邦部队的计划却落空了。此时，罗斯克兰斯已退回到严密防御的地位，使李难以进攻。疾病、中伤、将领间的不和以及在崎岖山路上运输给养的重重困难已经将李压垮了。虽然他将罗斯克兰斯阻挡在谢南多厄谷以外，他的3个月的远征却宣告失败了。南部报纸称他为“李婆婆”，批评他连吸引北军作战的本领都没有，更谈不上动摇他们在弗吉尼亚西部的统治了。李还未来得及树立起自己的威信，就险些由于出师不利而毁了自己的名声。  
　　联邦在弗吉尼亚西部所取得的军事上的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这个地区的居民很少有人拥有奴隶。数十年来，这里的人们一直对苛捐杂税以及被排斥在州政府之外而怨声载道。他们同那些“潮汐区贵族”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们的经济与文化倾向于其东面的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当弗吉尼亚退出联邦时，许多返回家乡的阿勒格尼会议代表决心脱离弗吉尼亚。联邦军队到达这里时，发现群众集会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许多西北部的弗吉尼亚人像欢迎救世主一样地欢迎联邦军队。来自整个阿勒格尼34个县的代表们在惠灵举行了两次会议。在第二次会议上，他们于8月2日表决通过了将自身组成为弗吉尼亚合法政府的决议。紧接着这次会议又通过了一项法令：于1861年11月在惠灵召开立宪会议，成立一个新的州，这个州将被命名为“卡诺瓦”(后来改为西弗吉尼亚)。此项动议以公民投票的方式获得通过，在表决时，只有效忠联邦的人才允许投票。1862年6月，一个联邦主义的“议会”宣告了这个新州的诞生。该议会从理论上代表整个弗吉尼亚，但实际上仅代表西部诸县。这种做法在技术上应验了美国宪法的规定(第四条第三款)，即未经所在州议会的批准，不得在所在州境内成立新州。  
　　尽管这些程序是非正规的，联邦国会于1862年终于承认西弗吉尼亚为一个州(在要求其废除蓄奴制之后)。这个新州有50个县，然而在其中将近半数的县内，可能亲南派占大多数，这些人表示宁愿作为邦联的弗吉尼亚的一部分。西弗吉尼亚送25000人参加了联邦军队，尽管他们中许多人仍受着叛乱游击队的约束，这些游击队在整个内战期间都出没在这一带山区。大约有15000名西弗吉尼亚人为邦联作战。同密苏里一样，西弗吉尼亚在这场大规模的战争中打自己的内战。  


东田纳西  
　　林肯政府希望东田纳西能发动一次联邦主义的起义，像西弗吉尼亚一样使那个地区重归联邦。1861年9月，在联邦军队占领了肯塔基北部后不久，联邦代理人即同东田纳西的联邦主义者取得了联系，准备共同发起地方起义，由北军从肯塔基穿过坎伯兰隘口侵入东田纳西。这支入侵的小部队的指挥官是乔治·H·托马斯将军，他是弗吉尼亚人，一直效忠联邦。  
　　 10月底，田纳西的联邦主义者按计划开始焚毁桥梁，破坏邦联的运输线以及为他们的北方救世主而去削弱敌人的抵抗力，但是北军没有到来。联邦俄亥俄战区指挥官唐·卡洛斯·比尔将军担心邦联可能会对肯塔基中部发起突然袭击，便撤销了托马斯的入侵计划。他说，道路糟糕透顶，山道崎岖不平，冬季已经来临，一支联邦占领军即使能够到达那里，也难以在如此困难的郊野坚持下去。他坚持认为，正确的军事行动路线应该是紧靠田纳西中部和西部的河流沿岸一带。由于得不到外界的支持，东田纳西的抵抗力量于11月被打垮了。邦联士兵逮捕了许多联邦主义者，处死了五名，其余的全被囚禁起来。  
　　比尔对这次冬季进攻所持的悲观态度是正确的，但是来自政府方面的不断的压力使他违心地命托马斯于1862年1月南下。冬季的雨水使托马斯的马车和大炮陷入泥潭中，深至车轴，那道路比印第安人的小路强不了多少。他手下的5000人中有五分之一的人生了病，或在赴洛根交叉路的90英里的行军中掉了队，而那里距离坎伯兰山口还有80英里。一支4000人的邦联部队在乔治·克里坦登和费利克斯·佐利科弗的率领下，于1月19日拂晓在洛根交叉路给了托马斯一个突然袭击。联邦的士兵们虽然一开始被打得向后败退，但他们很快集合起来，发起了猛烈的反击，击毙了佐利科弗，彻底打败了叛乱分子。这对托马斯来说是一次关键的战术上的胜利，但其战略意义却微乎其微。在寒冷的冬季，若想在坎伯兰河以南的荒山野岭中向前推进是不可能的。直到春天，西田纳西的重要战役将联邦军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这边的战场。使林肯感到悲哀的是，东田纳西注定还要被邦联控制一年半的时间。  
　　纵观全局，1861年上南部重大斗争的结果可能对联邦有利。尽管这个地区有4个州(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田纳西和阿肯色)倒向邦联一边，这个损失仍可由同上述州人口数量相等的5个边境州来弥补(包括西弗吉尼亚)，这5个州支持联邦。这5个州的粮食、耕畜、铁、铅、盐以及其它军需物资的产量高于邦联的4个州。联邦控制的肯塔基北部以及密苏里提供了通向西部战场那些主要河流系统的战略要道，这使北部在1862年通过水路成功地向邦联纵深地带入侵。虽然联邦边境州有将近10万人为邦联作战，而在上南部的邦联州，最终为联邦作战的人数至少有45000名白人和相同人数的黑人。  
　　然而，在1861年春季，大多数事态还要看将来的发展。在这场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内，双方的主要精力还只用于宣传鼓动、训练和装备各自的陆军和海军以及制定如何用兵的战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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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战争动员  
詹姆斯·M·麦克弗森 [美国]  
[出自《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1981  
组织武装部队  
　 对战争之无准备状况  
　 征兵与给养  
　 陆军编制  
　 领导者与部队训练  
海军与海上封锁  
　 邦联海军  
　 联邦海军  
　 封锁  
　 “莫尼特”号与“梅里麦克”号  
　 封锁之结果  






组织武装部队  


对战争之无准备状况  
　　没有一个国家像1861年美国那样对一场重要战争缺乏准备了。不足16000人的正规军分成小部队分驻在全国各地，大部分驻扎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将近三分之一的军官正准备辞职而加入邦联。设在华盛顿的陆军部还在昏昏沉沉地干着和平时期的例行公事；8个军事机关的指挥官们除一人之外，全都是1812年战争以后一直服役的老军人。总司令温菲尔德·斯科特年已74岁，并且患有浮肿和头晕病。那里没有一个像总参谋部这样的机构，没有精确的军用地图。当亨利·W·哈勒克1862年着手指挥西部战场的战役的时候，他使用的是从一家书店买来的地图。西点是一所优秀的军事学校，但它的过硬专业是工程学、数学以及筑城学，这所学校的学生几乎不学战略学、参谋工作及战场上的战术指挥。西点军校的许多毕业生，包括乔治·B·麦克莱伦、尤利塞斯·S·格兰特、威廉·T·谢尔曼、托马斯·J·杰克逊、杰斐逊·戴维斯以及布拉克斯顿·布雷格都已辞去军职而从事文职工作。  
　　海军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90艘军舰中只有42艘能使用，其余大部分都停泊在远处水域的军事基地，仅有三艘能用于执行美国沿海的紧急任务。海军受的是深水作战训练，对沿海和沿岸的实战则缺少经验，而这在内战中将是非常需要的。的确，海军的军官们对外国的沿海防御工事和要塞比对南部的更了解，因为他们从来未想过会攻打自己的要塞！  
　　从理论上，州民兵是一支由所有适龄青年组成的后备军，但实践起来又是那样荒谬可笑地缺乏理论根据。民兵在战争中经常是不太可靠的；到19世纪30年代，它已成了和平时期被人嘲弄的笑柄。民兵的集会往往成了狂饮的节日。这些民兵组织很不认真对待操练。一些民兵团是墨西哥战争期间招募而来的，他们没有参加过战斗，因为那次战争依靠的主要是志愿军团。到19世纪50年代，自愿原则已普遍取代了全民义务兵役制。精锐的志愿兵连队在南北各地普遍组织起来。一些州认识到这种必然趋势，将这些连队按民兵建制而组织，让他们去做一切实际工作，但是自愿的，有选择的，而不是强迫的，绝对的。他们主要是社会团体而不是军事组织，因此不需要真正的军事训练和纪律。然而，正是这些人首先响应了1861年的征兵号召。  
　　南、北双方都普遍认为，这场由民兵参战的战争不会长久。美国人是以墨西哥战争作参考，那场战争的实际作战阶段仅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结果征服了一个比邦联还要大的国家。最近的一个例子是，1859年的法-奥战争持续了不到3个月。萨姆特要塞陷落后，《纽约时报》预言道，南部的这种“地方动乱”只要“30天”就能平息下去。《芝加哥论坛报》认为它可能需要两个或三个月。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没有大多数人那么乐观，但也坚信这场战争会于1862年春取得胜利。邦联的估计更不现实。许多南部人看不起北方的新英格兰人，认为他们是“庸俗的，狂热的，骗人的跳梁小丑”。一位北卡罗来纳人称北方人为懦夫：“只要对着那些地地道道的新英格兰人开三、四炮，他们就会像绵羊一样地四处逃散。”许多南部人相信叛军能够以一当十，因为“北部军队是由世界上的渣滓组成的，而我们的官兵均有崇高而古老的南方高贵血统。”  
　　当然，并非所有的南部人或北部人都抱这种幻想。杰斐逊·戴维斯和他的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试图告诫他们的下属，这场战争将是一场持久的、艰苦的战争。在萨姆特刚一陷落，威廉·T·谢尔曼就撰文说：“我认为这将是一场持久的战争——非常持久的——比任何一位政治家想象的都要持久的战争。”谢尔曼在评论林肯关于征募75000名服役期为3个月的民兵的号召时说道：“你也是想用水枪喷灭一座熊熊燃烧的房屋的大火。”  
　　但这只是在1861年春天热血沸腾时期少数人的意见。双方的男人在战争结束前都踊跃地报名入伍。他们都怀着想看看战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模糊而又非常罗曼蒂克的思想。他们幻想中的战争该是在灿烂的阳光下，军乐队、旗帜、大队人马迈步通过广阔的战场，走向光辉的胜利。即使有牺牲，也是光荣而毫无痛苦的。谁也不去想象那泥泞的道路、令人窒息的尘烟、筋骨酸痛的疲劳、烧灼般的干渴、饥肠辘辘的绞痛、行军或露营中刺骨的寒冷和令人头昏的炎热；那枯燥的军营生活，部队简陋医院中痢疾患者肠肚撕裂的疼痛或伤寒病人神志昏迷时的胡言乱语；战斗中的硝烟、轰鸣、混乱和恐惧，外科手术帐棚中的斑斑血迹、高声尖叫和截下的肢体。即使预见到一场持久战争的人也绝难想象这场战争需要动员如此多的人力物力，绝难想象这场战争最后会如此野蛮地摧毁这些生命和资源。  


征兵与给养  
　　林肯认识到，即使打一场短期战争，三个月的兵役期也是不合适的。5月3日，总统发出号召，招募42000名服役期为3年的志愿兵，为扩充正规军而补充23000名新兵并直接为海军招募18000名水兵。林肯采取这些措施的唯一法律根据，是他作为总司令在战争的非常时期所拥有的权力，但他希望国会在7月14日开始举行的特别会议上批准他的行动。国会批准了他的行动。在他提交给特别会议的咨文中，还要求批准至少再招募40万志愿兵，国会批准了50万。最后，根据1861年总统与国会的这个决定，共招募了70万，其中大部分新兵的服役期为3年。一些服役期为3个月的团又重新被改为3年，许多其它民兵部队的士兵在他们服役期满后又应征到服役期为3年的新团。  
　　征召一个3年服役期的团的过程是这样的：一些重要人物成立一个征兵办公室，并负责组织征兵集会，当入伍的人满100名后便被编成一个连，当时的十个连组成一个团。根据长期以来在民兵和志愿兵中形成的传统作法，大部分连的士兵选举产生连级军官(上尉及中、少尉)；而连级军官再选举团级军官(上校、中校和少校)。州长正式任命团级军官，但通常任命那些由下级军官选举上来的人。实际上，各级军官的选举常常取决于他们组建连队时所起的作用或者他们的政治影响。军官的当选往往是对他们的领导资格在形式上的认可。征兵与部队编制主要以地域为基础。一个连，有时甚至整个团的人都来自一个城镇、县或市。联邦军队中许多团的组成是由种族决定的。许多团，有时整个旅主要由美籍德意志人或美籍爱尔兰人组成。  
　　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内，军服和其它装备由各州或地方提供。这就使得军装的颜色和式样各不相同，从深蓝色上衣和浅蓝色裤子的正规军军装到根据著名的阿尔及利亚法国殖民军军装制作的华丽的“义勇军”军服。最初，一些联邦团穿灰色军装，而一些南部同盟部队着蓝色军装，结果在早期的战斗中经常造成悲剧性的误会。直到1862年，联邦军队的军装才一律改为蓝色。  
　　北部征兵过程明显表明，地方一级的积极性很高，然后上至陆军部，效率一级不如一级。征兵动员工作也是各行其是。陆军部长西蒙·卡梅伦力不胜任。当各个团开到各州集合地点或训练营地时，都出现军用物资严重缺乏和混乱现象。尤利塞斯·S·格兰特将军在1861年11月从他的伊利诺伊开罗基地发来的报告中抱怨说：“运输工具严重不足。我没有救护车。收到的衣服大都质量低劣而且数量不足。……军需部门的资金太少，因此政府的贷款已经用完。”格兰特在圣路易斯的上级亨利·W·哈勒克将军以简短的语言作了形容：“这里的情况一团糟。”  
　　由于1861年急需签定战争物资承包契约，出现了一系列的丑闻和对牟取暴利的指控。少数服装承包人供给部队的是用碎羊毛料压制而成的布片制做的军装，这种布料被称为“软再生毛”，只穿几个星期便撕裂了。直到国会设立了一个监察委员会，由埃德温·M·斯坦顿于1862年1月接替了劣迹昭彰的卡梅伦的陆军部长职务，契约和供给联邦军队的给养才真正照定单和效率办事。迄1862年为止，北部军队大概成为有史以来全世界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但是毫无作战准备的整个社会还需要整整一年才能适应这场战争的需要。  
　　从某些方面来说，南部的战争动员工作较北部进展得迅速。尽管邦联开始时没有正规军或海军，并且几乎不具备创建海军的条件，但南部的许多志愿兵连在他们的州一退出联邦就立即改为战时编制。1861年3月6日，在攻打萨姆特之前5个多星期，邦联国会就批准招募了10万志愿兵，5月又颁布了两个再增加40万人的征兵法令。虽然南部的人力资源还不到北方的三分之一，但到1861年7月，它进入战争状态的部队却已几乎相当于联邦的三分之二。  
　　南、北双方的征兵过程颇为相似，州和地方采取主动，向陆军部输送志愿兵的数量超过了其装备能力。被脱离联邦州夺取的美国军火库内存有15万支滑膛枪，但其中大部分都过于陈旧，许多已不能使用。邦联的志愿军士兵大都携带自己的武器。许多连队开始时背的是散弹枪、猎枪以及老式燧发枪。在1861年，各团都穿各自的军装，样式与颜色之杂与联邦军队一样。邦联规定了学生灰为统一军装颜色，但却从未能统一起来。许多士兵根本穿不上像样的军装；最常见的颜色是“灰胡桃”色，一种由灰胡桃树皮或胡桃壳制成的染料染成的灰褐色。  


陆军编制  
　　联邦和邦联陆军在编制上大体相同，基层部队是团；三个战斗兵种是：步兵、炮兵和骑兵。步兵是炮兵和骑兵的中坚力量。内战期间，联邦征召了相当于2047个团的陆军兵力：1696个步兵团，272个骑兵团和78个炮兵团。邦联方面团的数目或大概数目不详，因为当时的纪录丢失或毁掉了。但据估计有764个到1000个团。  
　　一个步兵团有10个连，每个连的正式编制为：82个二等兵，13个中士和下士，2个少尉(邦联一些团设3个)和一个上尉。团指挥官是一名上校，其次是一名中校和少校，再其次是一个小型的参谋部。因此，一个步兵团的正式编制大约1000人。新兵入伍时，大多数团都接近这个总数；但疾病、伤亡以及开小差现象很快便使这个数字减少。到战争第二年，双方的老团平均战斗人员不足500人；到第三年和第四年，平均为350人或不足；到1863年为止，许多团实际参战人数还不到200人。  
　　各州宁愿成立新团，也不愿补充老团，使其达到应有的编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每一个新团都通过任命战场指挥官，为州长提供一次官职任命权，赋予有雄心壮志的人以使命，而这些人若加入到军官编制已满的老团的话，他们就得不到被任命的机会；二、各团按地域编制使前方将士同后方同胞之间产生了一种固有的彼此感情相通和自豪的关系，如果一个团里掺进了外地人，这种感情就会被削弱。大部分地区后来都为“它们的”老团补充一些新兵，但这些团的编制一直未能满员。1862年夏秋之际，在联邦陆军招募的服役期为3年的42.1万名新兵中，仅有5万人被编入老团。指挥作战的将军们一再批评了这种效率低而代价高的征兵制度。但这是一个民主社会为供养一支由民兵组成的志愿军所花费的代价。随着征兵任务的到来，应征者与补充者可以被分配到老团去。由于邦联的征兵比联邦开始得早，它各个团的编制稍微接近满员——但双方的差距不很大。  
　　联邦骑兵团每个团有12个连，而不是10个连(在骑兵中称骑兵队)，除这一点外，其编制与步兵团相同。炮兵有两种：驻守永久性要塞的重炮部队和跟随快速部队作战的轻型或野战炮兵部队。因为邦联自攻下萨姆特要塞后极少进攻联邦要塞，一些联邦“重炮”团在战争后期被改编成了步兵团。野战炮兵的基本战斗单位是炮兵连，装备有4-6门大炮及炮车和用来拖拉大炮和炮车的4-6匹马。炮兵连的指挥官是一名上尉，它的编制大小与步兵连相同，所不同的是炮兵连在编制上一般要保持接近满员，因为发射炮火和管理设备必须有足够的人负责。  
　　步兵团，间或有一些骑兵团被组成旅，由一名准将指挥。起初是4个团组成一个旅，在以后的战争中，随着团的编制的缩小，又扩大到5-6个团。3个或4个旅组成一个师，师长通常由少将担任。在内战的第一年左右，陆军只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师，但到了1862年，双方都采用了军这种更大规模的编制，一个军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师(通常为3个)。在邦联，军长由中将担任，而在联邦陆军中由少将担任(1864年至1865年期间，北方除格兰特外，再没有比少将军衔更高的军官)。炮兵连根据战斗势态的需要，可以组成旅、师或者军。  
　　联邦与邦联在陆军之间有一个十分有趣的不同。联邦政府向它的骑兵和炮兵调拨马匹，而邦联则希望这些兵种的官兵们自己解决马匹问题。由于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买得起军马，这就在邦联军队中，特别是在骑兵与步兵之间造成了等级差别。从某种程度来讲，邦联像保留贵族的珍藏一样保留了中世纪的骑兵传统(“武士”或骑士)。然而，在实际上等级差别并不大，尤其是在邦联西部的陆军中，在那里当一个人没有战马时，他有机会偷一匹或从敌人手里缴获一匹。内森·贝德福德·福里斯特所属部队的骑兵几乎不是人们所想象的贵族。偷马探险是骑兵的一种重要才干，而且被福里斯特麾下认为是一种高超技艺。  


领导者与部队训练  
　　在许多方面，邦联军队同它的敌人一样实行充分的民主，或许比它的敌人还多一些。约翰尼·里贝的连级军官也同样通过选举产生，甚至有的团级军官也如此。无论是北部还是南部，职业军人都对这种作法表示遗憾。但在志愿军里，士兵们对选举这类事已经习惯了，他们选举自己的州长、国会议员及总统，所以在他们看来，选举军队领导人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正如杰斐逊·戴维斯所说的那样：“这些部队来自平民。……由这些人组成的部队，谁又那么善于评价一个连、一个营或者一个团的指挥工作是否得当呢？”任何一个聪明的公民都能学会政治家或军人的技能，这是美国人的一种信念。大多数平民都深信，一个普通的律师或商人能够“一开始就将他的所有专业特长教会给一个普通军官，并且使其在一年后在该行业中击败自己”。  
　　人们不难想象这种制度会给军队纪律带来何种影响。士兵们起初只愿遵从那些他们认为合理的命令。有些人认为过去在家乡时是同自己地位平等的邻居，此时已是佩带肩章的上级，人们对此很难转过弯儿来。如果执行纪律就意味着自己可能在选举中下台，或者可能在战后本县的选举中遭到失败，军官们就不愿执行它。军官们被他们的部下瞧不起也是常有的事。许多军官对如何训练和指挥士兵知之甚少或毫无所知。一名宾夕法尼亚士兵于1861年写道；“罗伯茨上校对大部分简单军事动作要领一窍不通。我们的团没有一套管理制度……。我们只能被称作一群不能与敌人交战的乌合之众。”但是，如果相信邦联职业军人的话，那就是他们的敌人情况也并不妙。哈珀斯渡口驻军指挥官约瑟夫·E·约翰斯顿将军于1861年7月抱怨说，他的军官和士兵是如此之缺乏“纪律和训练”，因而“无法将他们送上战场”。在谈到一个团时，约翰斯顿说：“我不愿用一个正规连去换一个整团。”  
　　由于认识到一个军官能力应具有起码水准，联邦军队于1861年7月对军官们进行了一次考核。不及格者将由及格者来接替。虽然这种考核并没有废除新团的军官选举制度，但却起了一定作用，使得那些选拔出来的军官具有一定的水准。老团里的提升晋级依靠的是功绩，而不是选举，尽管州长对军官的任命仍起作用一事表明，在这个问题上从未消除政治色彩。到1863年，联邦军队实质上已废止了军官选举制度。邦联在这一点却落在其后。虽然南部于1862年10月建立了军官考核办法，但直到战争快结束时，邦联国会才废除了连队实施的军官选举制度。  
　　尽管如此，在战争的最初一两年间，邦联军官的素质或许比联邦的同等级别的军官要强。南部的军事传统以及像弗吉尼亚军事学院这样的高等军事学府培养的一大批毕业生，为它的军队提供了大批训练有素的指挥官。1861年弗吉尼亚诸团的军官中有一半是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毕业生，该学院的1902名毕业生中就有1702人在邦联军队中供职，南部其它州的高等军事院校毕业生去向也大体如此。而北部在这一点上是望尘莫及；联邦军队大多数连、团级军官不得不在实践中学习军事业务。  
　　 1861年从美国正规军辞职后加入邦联军队的313名军官也成了邦联军队的领导骨干。当然，其它767名正规军军官仍留在联邦军队，但遵照温菲尔德·斯科特作出的一项政策性决定，他们大多数人仍留在联邦正规军里，没有被派到志愿军团队去发挥他们军事教官和指挥官的骨干作用。斯科特需要在策略上保持他认为可以完全依赖的这个唯一战斗实体——正规军作为志愿军的榜样，而不是作为他们的领导。后来，虽然有几百名正规军军官被允许加入了志愿军，但许多人在整个战争期间仍一直在这支小小的正规军里任上尉、中尉或少尉，而志愿团却在那些从平民中提拔的上校的指挥下一路跌跌撞撞。南部在利用训练有素的军官去熏陶它的志愿军方面较北部领先了一大步。  
　　双方大多数将军都出身平民。在583名被联邦军队授予将军军衔的军官中仅有194人(占33%)在战争初期在正规军供职，有70人(14%)上过西点军校或其它军事学校。在邦联的425名将军中有125人(占29%)来自正规军，有69人(占16%)上过包括西点在内的高等军事院校。  
　　双方军队中非职业军人出身的军官可以分成两种类型：因政治影响和派系关系而被任命的“政治将军”和大多由于战功卓著而从较低级军官提升的“平民将军”。这些政治将军得到了一个军事上无能的名声，这多少有点咎由自取。虽然南部也有一些这样的人，如人们公认的约翰·弗洛伊德、吉迪恩·皮洛、亨利·怀斯和罗伯特·图姆斯，但“政治将军”这个字眼通常指像本杰明·巴特勒、纳撒尼尔·班克斯、约翰·麦克勒南德、小弗朗西斯·布莱尔等这样的北部人。那些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其中有些是战前的民主党人，在军内担任职务是为了赢得北部各选区对这场战争的支持。他们有些人得到任命是对他们招募大批志愿军的奖赏；有些人的任命是由于有重要州长或国会议员的举荐；有些人是因为他们是种族集团的领袖，如弗朗茨·西格尔和卡尔·舒尔茨均在美籍德意志人中享有重要的地位；而“爱尔兰旅”的指挥官托马斯·马尔则为了这场战争协助动员了他的同胞。  
　　这些政治将军的指挥能力相当于选出的连级军官的指挥能力，但两者都是民主社会的民兵部队所必需的。职业军人不满意这种状况，但也不得不承认其必要性。哈勒克将军在就任总参谋长之后感叹道：“将重要的指挥权交给像班克斯、巴特勒、麦克勒南德、西格尔以及卢·华莱士这样的人简直比谋杀强不了多少，但似乎又势不可当。”这种政治任命制度有利也有弊。格兰特一开始就被任命为少将旅长是由于他的朋友伊莱休·沃什伯恩，一位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国会议员的影响。谢尔曼得到同样级别的任命是由于政治上的裙带关系，这种裙带关系还包括他的弟弟、俄亥俄州的参议员约翰。一些最有政治性影响的将军逐渐成了最高级别的军人，而许多西点军校毕业生却令人惊叹地名落孙山。不管怎样，职业军人掌握着大部分最高指挥权：在60次最大的战斗中有55次是由他们指挥的，西点毕业生承担了双方军队的全盘战略指挥任务；在其它5次战斗中，也有一次是由双方的职业军人指挥的。南、北双方的一些政治家和非职业军人抱怨说，“西点派”形成了一个封闭集团，它剥夺了外界的贤能者被提拔的机会。  
　　在内战开始的第一年，大部分军官和类似军官的人都是未经过训练的新兵。按照欧洲军队的标准，美国新兵简直就是武装起来的群氓。军官们在训练他们的士兵们之前，必须先教会自己。在反映内战的文学作品中尽是描写上校和上尉为了比他们的士兵先学一步而在午夜煤油灯下学习关于操练及战术法典的情景。这种情况也同样发生在北部最高层领导人中，如亚伯拉罕·林肯为了当好总司令，阅读了大量有关战略方面的书籍。最后，这些美国志愿军成了顽强的、有实战经验的老兵——可以同任何欧洲军队在军事技术上匹敌；而且他们在动力因素上占有优势，因为他们有比历史上任何军队都高的文化素养，他们作为普通公民和选民更懂得为什么而战。  
　　这些民兵所具有的平等主义思想还要求军官不仅仅是指挥员，还应该是领头人。尽管内战期间指挥员可以待在后方指挥所，但屡建战功的指挥员都是亲临前线，而不是在后方指挥所指挥作战。从双方军队的伤亡比例来看，军官阵亡率高于士兵。邦联陆军伤亡人数占全军总人数的12%，而在战争中伤亡的将军却占将军总人数的18%；联邦将军的阵亡率占将军总人数的8%，而全军阵亡率占总人数的5.5%。  


海军与海上封锁  


邦联海军  
　　如果说在内战开始时邦联陆军的备战工作好于它的敌人的话，那么海军的情况则正相反。实际上，邦联几乎没有什么海军。在1861年期间，美国共有1457名海军军官和7600名水兵，其中只有237名军官和一小部分水兵叛逃到邦联。南部人是尚武而不善航海的人民。主要的造船业都在北部；全国的商船都归北部所有；大部分商船船员都是新英格兰人。在这种情况下，邦联海军部长斯蒂芬·马洛里在白手起家创建一支海军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邦联自己制造或在战斗中缴获了130多艘战舰，大部分都属只能装载一门炮或几门炮的小艇，但到战争末期，他们已经造好的或正在制造的装甲战舰就有37艘，其中有一些是“撞角舰”，舰首装有沉重的铁角，专门用来撞沉敌人的军舰。但因为南部缺少工业生产能力，致使邦联没有一家机械厂能制造一台足以发动这些军舰的引擎，所以大部分撞角舰只能闲置一旁。  
　　但是，邦联也确实为海军参战搞了一些技术革新。著名的是重新改造了被缴获的“梅里麦克”号战舰，使之成了第一艘参加战斗的装甲舰。南部还研制了各种不同的水雷(叫作“鱼雷”)，这些水雷炸沉或炸毁了43艘联邦军舰。邦联制造了若干艘“鱼雷艇”，这是些雪茄烟状的小型半潜水舰艇，载有一颗装在圆筒上的水雷，这只圆筒从船头伸向前方。南部还制造了世界上第一艘战斗潜水艇邦联“亨利”号，这只潜水艇在试制过程中曾三次潜入水底，每次都牺牲一些船员，但后来终于在1864年2月17日在查尔斯顿附近海面用鱼雷击沉了一艘联邦封锁舰，结果“亨利”号同这艘封锁舰同归于尽。  
　　邦联海军最突出的战绩就是对商船袭击。起初这种古老的官方海盗行动是由私掠船来进行的(由交战一方的政府特准的私人船只，用来掠捕敌方商船)。1861年4月17日，杰斐逊·戴维斯向所有愿意劫掠北部商船的船只颁发了特许证。许许多多的私掠船很快驶出各个小海湾，沿南方海岸掠捕没有武装的商船。  
　　林肯拒绝承认邦联为合法政府，并发表声明进行还击，宣布被俘的私掠船员将以海盗罪被处以绞刑。戴维斯则立即发表声明说，只要绞死一个私掠船员，就要绞死一名联邦战俘。到1861年秋，一些被俘的私掠船员被半死不活地囚禁在北部监狱中，等待审判。尽管法官们和陪审团不愿作出判决，但私掠船中臭名昭著的“戴维斯”号的船员还是被宣告有罪，在费城被判处死刑。戴维斯为了不自食其言，在联邦战俘中实行抽签，中签者——其中包括保罗·里维尔的孙子——将被绞死，如果北部执行费城的宣判的话。林肯犹豫了，最后改变了原来的主张。1862年2月3日，他宣布私掠船员将以战俘论处。  
　　但是到这时，由于联邦之封锁以及中立港拒绝私掠船捕获的船只入港，掠捕商船的活动才告结束。袭击商船的任务改由邦联海军巡洋舰承担，他们一改私掠船过去的做法，不是将捕获的船只卖掉，而通常是将它们统统毁掉。20艘灵活、行动迅速和全副武装的叛乱巡洋舰在海上游弋，搜索北部商船。在这些巡洋舰中，有几只是英国制造的，最闻名的是“亚拉巴马”号，在利物浦制造，大都是由英国水兵操作。船长是拉斐尔·塞姆斯，亚拉巴马人，退出美国海军后成了邦联最早的海上英雄。“亚拉巴马”号在1862年9月至1864年6月9日在法国瑟堡附近的海域被美国舰“基尔萨吉”号击沉为止，至少摧毁了62艘商船和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其余闻名的掠捕商船的武装快艇是“萨姆特”号、“佛罗里达”号以及“谢南多厄”号。它们的英勇行动使美国商船陷入了瘫痪，始终未能恢复元气。这些武装快艇摧毁了257艘商船和捕鲸船，使700只商船改挂外国旗，并迫使其余大多数船只停泊于港内。如此少量的船只取得了这样令人瞩目的战绩，但对整个内战的胜负所起的作用却是微不足道的。  


联邦海军  
　　邦联海军在极其重要的南部沿海和江河上无法同它的敌人抗衡。联邦海军在内战中起了决定作用。尽管战争初期能被调动执行紧急任务的军舰为数甚少，但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和他的精干的副部长，新英格兰同乡古斯塔夫斯·V·福克斯立即租用或购买了民用船，将它们改造成战舰，并着手签订制造新舰的合同。到战争的最后一年，联邦海军已从1861年时的42艘战舰发展成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一支拥有各种类型战舰的强大舰队，从吃水浅的炮舰到装甲炮舰共671艘。这些战舰承担了3500英里海岸线的封锁任务，迫使从诺福克至新奥尔良的邦联一些要塞投降，并闯进南部的内河系统，直捣邦联的腹地，从而保护了联邦沿海与内河运输给养的庞大舰队。陆海军在南部诸河流沿岸采取的联合军事行动不仅对西部战场起了关键作用，而且在战术学上也是一个重要的创新。海军在为北部赢得胜利中所作的贡献是同它的人数不相称的。联邦海军大约有10万官兵，仅占陆军总人数的5%。  
　　联邦海军比联邦陆军更正规。极少人因政治原因而到舰艇上任职，连那些确信任何人都能学会陆地作战技术的人都承认，海上作战需要更多的专门技术。联邦海军很快成立了军官考核机构，在1861年期间任命了1000名新军官，其中大多数是从商船船员中选拔出来的，水兵也是通过同一渠道招募的。同志愿兵不同的是，他们从参军的那天起，除了枪炮射击技术外，就已经懂得航海技术。1861年6月，韦尔斯任命了一个海军战略委员会，在陆军里未曾设过相应的机构。  


封锁  
　　海军的主要任务是封锁。4月19日，林肯正式宣布对邦联港口实行封锁。既然国际法承认封锁可以作为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武器，那么对邦联的封锁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了其交战国的地位，而这一点正是林肯在宣布将私掠船作为海盗论处时所极力加以否定的。虽然联邦的封锁随着战争的进展逐月加强，但却从未完全奏效。对南部189个装卸货物的港口和海湾都进行巡逻是难以做到的事情。但在5月1日，亦即宣布实行封锁后的第11天，海军捕获了第一艘试图突破港口封锁线的船只。在其后的3周内，所有的南部主要港口都处于被监视中。到1864年底，联邦执行封锁任务的军舰就有471艘。  
　　邦联需要欧洲的军火和物资，欧洲需要南部的棉花，而通过封锁线运送这些东西又有利可图，这就使突破封锁线的船只生意大为兴隆。其中一些船是破旧的、行驶缓慢的货船，但只是由于战争第一年封锁中存在的漏洞，它们才取得了成功。随着封锁之加强，冒险性也不断加大，但牟取的利润仍不断增加。英国制造了船体光滑、速度快、专门用作突破封锁的轮船。这些船被漆成灰色，不容易被发现，几乎全部烧无烟煤；而且在设计上干舷低、吃水浅，向后倾斜的烟囱能够和甲板叠合在一起。这些船多次避开了北部执行封锁任务的军舰，在昏暗的月光下，在南部各港口溜进溜出。拿骚、伯米达和哈瓦那成了这些突破封锁线的船只往来的主要港口。在威尔明顿港下方的开普菲尔河口处有许许多多的小港和浅滩，这是联邦海军在巡逻中最感头疼的港口。  
　　大部分突破封锁线的船都属私人所有，但随着战争的发展，邦联政府及各州政府拥有的这类船只也越来越多。邦联陆军部长试图要求私人船只至少将三分一的货运量以合理的运费率用于军用物资的运输。但当时运输丝绸、酒及其它消费品的利润最高，许多船主愿意运送这类货物，而不愿为军队运军火、军鞋或咸肉。最后于1864年2月，邦联政府禁止奢侈品的进口，并要求所有的船只以固定运费至少腾出一半的货运量为政府运输。  
　　汉普顿水道和基韦斯特的各海军封锁舰队基地距离像查尔斯顿、萨凡纳和新奥尔良这样的敌人要塞600英里以上。这就意味着执行封锁任务的军舰返回基地补充煤、给养及维修船只所用的时间同它们执行封锁任务的时间相同。而海军不可能将每一个突破封锁线的船和私掠船往来的小港都进行巡逻。因此，联邦海军战略委员会于1861年7月作出了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定：攻占南部沿海的一些小港和港口，关闭这些突破封锁线的船出入的港口，为封锁舰队多建立一些基地。  
　　 8月27日，这支由7艘军舰和900名士兵组成的首次陆海军联合远征队在本杰明·巴特勒的率领下到达了风暴袭击过的哈特拉斯角附近的海域。这支舰队用炮火迫使保卫哈特拉斯港的两个要塞投降。巴特勒的部队占领了这两个要塞，北部人从此控制了这个在以前的6周内至少通过了100艘突破封锁线的船的通道。两周之后，联邦海军又未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密西西比州的比洛克西附近的希普岛，并在那里为巡逻格尔夫港的联邦海军建立了一个基地。  
　　南卡罗来纳的罗亚尔港是南部沿海最好的自然港。它位于查尔斯顿和萨凡纳之间，是头一个被联邦海军选为南大西洋封锁舰队基地的港口。陆海军远征夺取这个港口的准备工作于1861年秋在悄悄地进行。舰队司令(后来的海军少将)塞缪尔·杜邦指挥这支由14艘战舰、26艘运煤和运输给养的船以及25艘运载12000名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官兵的运输船组成的舰队。虽然哈特拉斯附近的一阵强风破坏或严重损坏了几艘运输船，但是舰队的其它船只于11月初到达了罗亚尔港湾附近的水域。装有43门重炮的两个要塞保卫着这个港湾，但杜邦的战舰载有120多门炮。11月7日，杜邦的舰队排成长椭圆形，驶入两个要塞之间，以每分钟24发炮弹的发射率连续猛烈地轰击两要塞。邦联的托马斯·德雷顿将军(美国海军攻击舰之一的“波卡汉塔斯”号舰长珀西瓦尔的弟弟)决定放弃已成了一片废墟的要塞。联邦陆海军占领了罗亚尔港和从萨凡纳至查尔斯顿之间的整个一连串的沿海岛屿。南部的白人撇下10000名奴隶和数以百计的富饶的长绒棉种植园，纷纷逃往内陆。  
　　进攻罗亚尔港的胜利大大出乎联邦的意料。当海军在这里建立一个庞大基地的时候，陆军没有准备向内陆乘胜进逼，但加强对这些岛屿的控制。在之后的几个月中，海陆军协同远征，夺取了南至圣奥古斯丁的沿海要地；4月，在海岸附近岛屿一带活动的陆军炮兵轰击并攻陷了萨凡纳的普拉斯基要塞，从而关闭了这个突破封锁船的港口。  
　　北卡罗来纳也未逃过这股蓝色浪潮的进一步冲击。安布罗斯·E·伯恩赛德将军，一位满脸络腮胡子的罗德岛人，组织了一个由有丰富航海经验的新英格兰人组成的分舰队。1862年1月，伯恩赛德的11500人的分舰队在一支由浅水炮舰、拖轮、运输船和驳船组成的小型舰队的配合下，在哈特勒斯港渡过浅水地带，沿帕姆利科湾驶至罗阿诺克岛。这个岛控制着帕姆利科和阿尔伯马尔海峡之间的水路，因此也同样控制着除威尔明顿之外的每一个北卡罗来纳港口的河口。邦联在这个岛上设了要塞，但他们2500人的部队没有丝毫的优势。在2月7日至8日的水陆联合进攻中，汽船将长长的一串满载士兵的破浪艇拖至浅滩，战舰同时驶于两旁，掩护他们登陆。伯恩赛德的士兵潮水般地涌上海滩，成扇形散开，勇猛地扑向叛军的战壕。当联邦的炮舰从敌人前方冲破水道障碍时，他们从背后夺取了敌人的要塞。这是一次非常顺利的战斗，联邦方面仅以278人的伤亡代价共抓获了2000名邦联俘虏。在之后的几周内，北军又占领了长达150英里的北卡罗来纳海湾各港口的大陆地带。  


“莫尼特”号与“梅里麦克”号  
　　在1861年秋至1862年冬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内，邦联方面从沿海地区得来的都是坏消息，然而他们仍指望用一件强大的新式武器来扭转局势。自从他们于1861年4月夺取了诺福克海军造船厂以来，就一直在重新改造被缴获的“梅里麦克”号，想把它改造成一艘带撞角的装甲舰。由于缺乏一些原件，这项工作进展得很缓慢，但到当年冬天，这艘重型装甲舰已接近制成。它不是世界上第一艘装甲舰。法国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曾使用过装有铁甲的“流动炮台”；法国海军在1861年就有一艘装甲舰，英国海军有两艘。1861年10月，联邦海军与出生在瑞典的发明家约翰·埃里克森立约承购一般完全新型的装甲舰“莫尼特”号。它的船身只有吃水线那么低，有一个装有两门炮的转塔，整个军舰看起来像“一个放在圆卵石上的罐头盒”。大约就在“梅里麦克”(重新命名为“弗吉尼亚”号)正准备从诺福克启航，与汉普顿罗兹的联邦封锁舰较量之时，“莫尼特”也在纽约制成了。  
　　 1862年3月8日，“弗吉尼亚”号发起了攻击，在夜幕降临之前，摧毁了两艘军舰，使另外三艘搁浅后在次日被摧毁。联邦军舰轰击它的炮弹从它的装甲外壳上弹出去，没有对它造成任何损伤。华盛顿为此大为恐慌。然而就在当日晚，“莫尼特”号到达了汉普顿罗兹，并于翌晨与“弗吉尼亚”号交战，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在两艘装甲舰之间展开的战斗。经过3个多小时的近战，双方水兵都感到精疲力竭，战斗宣告停止。两艘舰各直接中弹20余发炮弹，均未造成严重损坏。“弗克尼亚”号装甲舰失去了对联邦封锁的威胁。虽然这次交战未分胜负，但“莫尼特”号却显示了它的优越性。由于它吃水更浅(吃水深度为11英尺，而“弗吉尼亚”号则是22英尺)，因此它的速度更快并具备更强的机动性；因船身低矮，它的中弹范围减少了三分之二，它的双炮转塔对准一个方向所发射的火力相当于“弗吉尼亚”号的10门轻型炮。当诺福克于1862年5月落入联邦之手时，“弗吉尼亚”号装甲舰不得不凿沉，因为它太不适于航海而不能逃往公海，而且又因吃水太深而不能沿詹姆斯河航行。然而“莫尼特”号却成了内战期间联邦制造或开始制造的58艘装甲舰的样板舰。邦联对联邦海军的主要海上挑战宣告失败。  


封锁之结果  
　　联邦封锁的效果在内战期间曾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并且长期以来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邦联的国务卿坚持认为它是一个“名义上的封锁”，是不会受到国际的承认的。为了支持这种观点，一些历史学家列举了数字或估算数字，指出南部至少出口了100万包棉花，进口了60万支步枪，50万双军鞋等等。1861年期间，至少有十分之九的突破封锁线的船通过了封锁线。到1865年，联邦海军将这个比例缩小至二分之一。但在整个内战期间，突破封锁的成功率据估计达8500次，而联邦海军捕获或摧毁的突破封锁线的船仅1500艘。因此人们争辩说这次封锁是失败的。  
　　但是，这些数字又能证实一种相反的观点。重要问题不在于有多少船只突破了封锁线，而在于如果不实行封锁，会有多少货物被运过封锁线。内战的后3年出口的100万包棉花同战前3年中出口的1000万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内战前的4年中，有20000艘船只进出南部各港口，其中大部分船的货运量都超过了内战期间这8500艘突破封锁线的船的货运量。许多突破封锁线的船在被追击时为了加快航速，不得不向海中投弃一部分货物。联邦的封锁将南部的海上贸易减少至正常情况下的将近三分之一。况且战争年代还属非常时期，因为南部缺乏工业基础，需要进口大量的物资投入战争。尽管封锁在战争初期并未显示多么重要的军事意义，但它最终对战争的胜负却起了重大作用。

第十二章 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  
詹姆斯·M·麦克弗森 [美国]  
[出自《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1981  
人力和资源  
　 邦联的征兵法令  
邦联的有利条件  
　 战争的目的和士气  
　 地理和后勤  
邦联的游击队  
人力和武装  
　 骑兵部队  
　 炮兵  
　 步兵  
　 来复枪  
　 南部和北部的战时生产和供给  
为战争筹措资金：邦联  
为战争筹措资金：联邦  
　 美钞的产生  
　 战时公债  
　 国家银行  




　　美国内战往往被人说成是第一次“现代”战争。这种说法的含意也总是不明确，因为每一次战争都比前一次更现代化一些。不管怎样，许多被称为第一的东西都与美国内战有联系。第一次广泛地将铁路和电报用于战争；第一次使用装甲舰对装甲舰作战；第一次更多地使用装有来福线的野炮和轻型武器；第一次使用连发步枪；第一次试验性地制造原始机关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第一次在战斗中使用潜艇，并普遍实行阵地战；第一次大量地使用气球进行空中观察；第一次在美国历史上普遍征兵入伍；第一次把大规模生产的“美国体制”应用于制造军用物品。  
　　但是，在许多方面，美国国内战争与其说是现代的战争还不如说是传统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与半世纪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更酷似50年前的拿破仑战争。尽管它使用铁路和汽船，军队还是靠畜力运输军需品。在冬季和大雨时节，战役进展缓慢或停滞不前，这是由于存在着拿破仑所称的战争中的“第五因素”——泥淖。尽管连发式武器和射击方法是先进的，但大多数步兵还是背着前膛枪；而且在战争的第一年，大部分都是滑膛枪。骑兵仍然是一支重要的兵种。以火力代替人力的现代思想观念还处于开始阶段。武器和机器在这次战争中至关重要——但人和马匹则更为重要。  


人力和资源  
　　在1861年，联邦适合当兵年龄的白人差不多为邦联的三倍半。当然，在南部，奴隶是一种军事力量，因为他们可以做北部自由人所做的战争后勤工作，从而使同等数量的白人解脱出来而到军队服役。另一方面，北部也吸收以前的奴隶参加军事劳役，最后为军队征募了15万多人。总的说来，估计有210万人为联邦作战，有80万人为邦联作战(准确的数字不详，因为联邦的记录列举了征募的数目，而对此数目必须核对，以避免重复计算再次应征入伍的人。此外，南部邦联的许多记录已遭毁坏)。在北部，只有一半以上适龄男人在陆军或海军服役；而在南部，有将近五分之四的白人在陆军或海军服役，如此众多的兵源只有在奴隶制存在的情况下才成为可能。  


邦联的征兵法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南部为保护个人和各州权益去反对中央政府而进行备战，不得不比北部提早一年制订征兵法令。最初几个月掀起的志愿从军的热潮，到了1861年秋就开始逐渐减弱。有一名叫约翰尼·列布的人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道：“我对士兵的生活已有足够的了解，确信它并不像所吹捧的那样。”一位邦联的将军在10月20日从弗吉尼亚前线来信写道：“第一次迸发出来的爱国热情使许多人参加军队，但他们现在后悔了。这里冬天的前景正使人不安，他们在开始想方设法回家去。”入伍的邦联士兵有一半以上是一年服役期的志愿兵，他们是在1861年春入伍的(其余是3年服役期的志愿兵)。在1862年，正当北军发动春季攻势而大部分军队的军心动摇的情况下，邦联议会在12月通过了一项法令，给那些重新入伍的一年志愿兵以50美元的奖金和一个月的休假。如果重新入伍兵不喜欢旧团队，可以参加新选出的军官领导的新团队。1862年3月，担任杰斐逊·戴维斯军事顾问的罗伯特·E·李，极力主张通过一项国家征兵法，作为避免灾难的唯一办法。  
　　邦联议会在4月份立法规定，从18岁至35岁的健壮白人男性(包括那些正在服役期满的)，应入伍服役3年。对于那些从事某些军用品生产的人以及民兵军官、文职人员、牧师和教师，法令豁免了他们的兵役。最后列出的一项豁免充满了灾难，因为许多新的学校突然兴办起来，明显地超过了对教师的需求。1862年通过了一项补充征兵法令，规定凡拥有20名或20名以上奴隶的任何种植园，有一名白人可免服兵役。邦联还允许应征入伍的人雇用他人代替服役。欧美过去已有这样的惯例(在独立战争期间，国家征兵曾允许请人顶替)。这种顶替服役办法是为了改善强制性的征兵。但这只是对那些有钱雇人顶替的人有利。到1863年，顶替服役的市价上升到600元邦联货币(约金本位600美元)。随着“二十黑奴法”的实施，这种顶替办法产生了一种辛酸的说法：这是“一场富人的战争，但却是一场穷人打的仗”。  
　　由于邦联的兵员短缺日益严重，乃加强征兵法。在1862年9月把服役年龄最高界限提高到45岁，到1864年2月又提高到50岁(最低年龄界限从18岁降到17岁)。1863年12月废除了顶替服役的条款。曾经代人服役的人符合应征条件。豁免服役的范围也加以修正(尽管有争议的“二十黑奴法”条款仍然以修正形式保存下来)。1864年2月通过的新征兵法要求正在服役的全部男子都留在部队，从而确保1861年征募的三年服役期士兵在期满也不能回家。  
　　征兵法不得人心，在南部的一些地方就不能实行，特别是在非乡村地区和一些山区。在非蓄奴的地区，“富人的战争”的论调特别强烈。一位亚拉巴马山区农民这样说：“他们所需要的就是把你调动起来，去为他们那些可恶的奴隶打仗；在你打完仗之后，你一无所获，他们也对你漠不关心。”在某些非乡村地区，逃避兵役和开小差的人组织武装团伙，杀了一些征兵官员，抗拒整个邦联当局。  
　　南部的一些主要政治人物还宣称。征兵违背了邦联正在奋斗的目标。佐治亚州好斗的州长约瑟夫·E·布朗说：“在佐治亚州退出联邦前的任何美国政府法案对宪法赋予的自由权利的打击，也没有像这个征兵法那样厉害。”布朗竭力挫败征募士兵的做法。他委派许多佐治亚州人担任免除服兵役的文职官员或民兵军官的职务。这个州的民兵军官之多，到了官多于兵的地步，因此一位南部邦联的将军以厌恶的口吻叙述一个典型的民兵连队，说它由“三个校级军官、四个参谋、十个上尉、三十个中尉和一个有肠胃病的列兵所组成”。其它一些州长，特别是北卡罗来纳州的泽布伦·万斯也以公民自由权和各州权益为理由反对征兵。他们的反对已成为各州权益与中央集权之间巨大冲突的一部分，从而妨碍了邦联的战争工作。  
　　但是，尽管征兵法遭到反对，而且在执行中效果不大并发生种种舞弊现象，但它的确为邦联军队招来了士兵。倘若不是征兵，南部就很难使战争坚持到1862年，因为征兵法除输送新兵到部队之外，还使老兵不能退役。在邦联军队服役的人数可能总共有12万人，估计有70000人是顶替的。实际上有多少人顶替服役还是个待解决的问题，因为许多有关顶替的证明文件都是假的。不管怎样，与联邦军队8%相比，邦联军队中征来和顶替的士兵大概占20%。在南部，强制志愿兵重新入伍，这就意味着每一个邦联士兵在战争期间长期服役，除非战死或因伤病退役。而在联邦则相反，服役期满的士兵不能被征用，或被强制重新入伍。所以，虽然在联邦服役的士兵总数比在邦联服役的士兵大两倍半，但在部队中老兵的数目在任何时候都相差不大。因为一个老兵被认为最少可抵得上两个新兵，所以邦联在人力方面上的劣势实际上不是那么大。  
　　然而，在发动战争所需的资源方面，南部的弱点比人力方面的弱点还要大。北部拥有接近90%的全国工业生产能力。在某些对军工生产重要的工业中，联邦的优势甚至更起决定作用。根据1860年的统计数字，北部的大小舰艇就比南部多11倍，北部比南部多生产14倍生铁、16倍纺织品、23倍火车机车，31倍枪支(但是，枪支的重要市场往往是在南部)。在食品生产方面，北部的优势稍高于二比一(或按人口计算大约和南部一样)。但是，联邦每平方英里铁路密度大两倍以上，机车和汽车的总数多出几倍。南部在铁路方面的劣势由于缺乏补充能力而剧增，造成了运输紧张，往往使前方缺少食物和补给品。北部牲口稍占优势，但不足二比一；邦联的许多牲口是在上南部一些地区，而这些地区不久便被联邦军队所控制。  


邦联的有利条件  
　　由于上述的劣势，南部人怎样才能指望取得胜利？有一个邦联的新闻记者这样写道：“有些条件要比数字更能加强军队。”他坚持认为：南部“在某些有利条件方面可以抵消北部在物资资源方面所占的巨大优势”。  


战争的目的和士气  
　　最重要的有利条件是从作战双方相反的战争目的中产生的。邦联“取得胜利”的目的不是要侵占北部，也不是摧毁其军队；他们只是坚持防卫，防止北部摧毁南部军队。南部人寻求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那种精神，当时英军的物质优势比1861年北部的优势大得多。他们也注意其它小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在菲利普二世统治下的西班牙竭尽全力不能扑灭尼德兰的反叛。奥地利军团向小国瑞士进军而徒劳无功。杰斐逊·戴维斯在1861年4月26日给邦联议会的第一篇战争咨文中这样说过，像那些热爱自由的叛逆者那样，“我们不谋求任何征服、任何扩张，也不谋求我们刚刚组成的邦联各州作出任何让步。我们所要求的是不要干涉我们”。  
　　为了取胜，北部不得不入侵、征服和摧毁南部的力量和反抗意志。侵略和征服在逻辑上比保卫领土难得多。英国军事专家回顾1776年英国军队的经验，在1861年承认，像邦联那样大的国家是不能被征服的。在内战早期，伦敦《泰晤士报》曾这样评论：“把反叛者从波多马克河南岸赶走甚至占领里士满是一回事，但征服和永久控制几乎像欧洲俄罗斯那样大的一个国家则是另一回事，……任何独立战争莫不以胜利告终，除非在这一战争中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就像英国在独立战争时期不得不放弃对殖民地的征服一样，所以，北部也将不得不放弃征服南部。”  
　　那种无形的但却是重要的精神因素对一支为保卫自己祖国而战的军队来说是十分有利的。一位邦联首领这样写道：“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战斗，为我们的生存而战斗，我们就具有巨大的有利条件。纵观全球，难道说100万在本土保卫自己抵御外侮的军队从单纯军事观点来看，不比入侵别国的500万外国军队更强大吗？”当邦联变成了侵略者的时候，这种士气上的有利条件就转向北部了。在葛底斯堡战役的第一天，一位联邦的官员就这样写道：“我们士兵战斗的热情比他们在弗吉尼亚时高三倍。宾夕法尼亚州遭到侵略，而我们正在自己的本土上进行战斗，这种信念强烈地影响着他们的情绪。”当邦联在葛底斯堡战斗后撤到弗吉尼亚时，李将军的一位参谋军官说：“必须承认，我们的士兵在波多马克这一边(南边)作战时，情绪是饱满的。……他们不愿在人民对他们抱有敌意的国家里作战，而今天他们每一个人都确实比三天前强两倍。”  


地理和后勤  
　　南部重要的军事优势之一是地理条件。邦联拥有很大的国土——75万平方英里——有1776年时的13个殖民地两倍大。邦联东部的地形有利于抵御入侵。阿巴拉契亚山脉是一重难以对付的屏障。它抗拒敌人的突破直到1864年谢尔曼入侵佐治亚。弗吉尼亚的谢南多厄河谷形成一条入侵的自然通道，但它有利于邦联而不利联邦，因为它走向西南，而远离里士满和弗吉尼亚的主要战场。的确，邦联三次利用这河谷入侵和威胁北部(杰克逊在1862年，李在1863年葛底斯堡战役和朱巴尔·厄尔利在1864年)。因为在那一地区，从河谷直指重要的北部城市，其中包括华盛顿本身。南部大部分地区林木覆盖，为军队防卫作战提供了掩护。  
　　在华盛顿和里士满之间，东西横贯6条大河和无数的溪流，每一条河溪都是一道防御线。相反，在邦联西部地区，河流系统却对入侵军队有利。坎伯兰和田纳西河是入侵田纳西、北密西西比和北亚拉巴马的通道，而密西西比河却像是一支射向下南部心腹地区的箭。  
　　但是，除了河流，入侵军队还得依靠铁路和公路，而铁路特别容易受到游击队和骑兵的攻击，他们创造了破坏路轨、桥梁和机车车辆的技艺。联邦工程技术兵团的修复工作也变得同样的熟练(一个北军建筑连队曾建造一座有40万板英尺木材合成的800英尺长的桥梁，从树木到桥架只用四天半时间)，但北部的军事调动由于后方供给线受到破坏而经常延误或停顿。这样，几百名游击队或骑兵就可以使全军无法行动，并迫使它派遣数以千计的士兵去护卫交通。  
　　部队一旦从军需运输终点站或水路补给基地开出，其行军队伍、炮兵和给养车队就不得不从陆路行进。联邦在南部作战，平均每40个士兵有一辆给养车，每2-3个人有一头骡马。一支10万人的入侵军就要负担2500辆给养车和至少35000头牲口，每天就要消耗600多吨或更多的补给物资。南部道路情况恶劣在军事上使邦联大占便宜。大部分都是泥土小路，又没有沟渠或别的排水设施以防雨季不能通行。给养车和炮车往往陷入泥泞，深达车轴，特别是在弗吉尼亚，那里的红土形成了一种几乎象流沙一样的泥浆！内战题材的文学作品有很多是有关泥土的故事。一位在1862年参加过弗吉尼亚半岛战役的联邦军官坚持说，他曾看到过一头军骡除了两只耳朵外，全都陷进泥浆不见了。但是他承认“这是一头小骡。”  
　　当然，道路很坏，这对叛乱者或北军来说都是一样。但一支军队在本土作战，比较接近基地，所需的补给车也少一些，因为他们可以从友好的乡村征收到很多粮草。另外，南军士兵的行装也比北军要轻一些。邦联步兵行军携带用毯子包着仅有的用品而不带背包，没有帐篷也可以过得去，吃的也较少，因此行军装备一般是30-40磅，还包括步枪和弹药。而联邦士兵的全副装备约50磅。北方军工生产十分充裕，使得某些联邦将领对军需挥霍无度，因而使部队的供给难以维持。阿伯拉罕·林肯曾经愤怒地告诉过一位将军：“辎重的增大和堆积至今几乎成为我们的祸根。”直到1864年，北部某些指挥官才懂得早在两年前邦联将领理查·尤厄尔所发表过的意见：“过多的辎重使部队无法沿着通向胜利的大道行进。”  
　　联邦军队越向敌区深入，其补给线就越长，因此就越需要派部队保卫补给线。到1864年谢尔曼抵达亚特兰大的时候，他的全部军队只有一半是在前线的，其余部队则固守在从查塔努加和纳什维尔到路易斯维尔全长470英里的铁路生命线上。作为入侵军，联邦军队还得派出大量部队去执行占领任务。  
　　因此，到1864年初，在联邦军队服役的661,000名士兵中，不到半数在前线作战；而邦联在总数278,000名士兵中可能有四分之三的人在前线作战。所以南部通常对战败(“先生，他们永远不会击败我们，除非他们是四比一。如果我们走运，或人数不是那么悬殊，我们就会赢得我们的事业而独立了。”)的解释需要作一些修正。的确，有一位撰稿人认为，在50次主要战斗中，联邦参与战斗的人数平均比敌军多2%。这样说可能是对联邦在人数上的优势打了折扣。一份根据对此问题的精确统计研究所列出的60次战斗得出的计算数字表明，联邦军队比邦联军队人数平均多37%。即使是这样，也离许多有关内战史所叙述的“压倒的数目”相去甚远。  
　　邦联打防御战的其他有利条件是内线交通、熟悉地形和道路、情报网优越。“内线”一词，简言之就是在弧形防卫线以内的部队从一地转移到别地的距离比在外线作战的入侵部队所经的距离要短。在弗吉尼亚战场就发生过多起这样的事例。最明显的是在1862年7-8月间，李把军队从半岛转移到拉帕哈诺克，距离约75英里，而驻守波多马克的联邦军队得走三倍那么远的路程，部分地方还要经水路。有些联邦的队伍抵达过迟，不能参加布尔河的第二次战役。  
　　在南部，偏僻的乡村道路纵横交错。这些道路在任何地图上都是没有标出的。只有了解当地情况的人才能引导部队沿路行进，而许多道路通过茂密的森林，这样可以隐蔽行动，避免敌人发觉。但是一步走错，就会使整师人迷失方向而陷入绝境。在这里，邦联却有很大的优越条件。叛军利用这样的道路向敌军发动突然袭击。这种袭击的范例是杰克逊对钱瑟勒斯维尔发动的侧翼攻击。这次袭击是沿着过去为炼铁炉运送木材的狭窄小道经过一天的行军之后进行的，由炼铁炉主人的儿子作向导。还可以举出很多袭击事例来说明联邦军队由于地图不准确或没有地图而在这样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  
　　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曾经这样写道：“如果我只关心自己的荣誉，我总会选择在自己的国家内打仗的，因为在国内每一个人都是密探，敌人采取任何行动我都不可能不知道。”罗伯特·E·李也会这样说的。在抱有敌意的居民中活动，联邦军队在军事情报方面是明显地处于劣势。一位北部官员报告说过：“甚至连妇女和儿童都争相出谋划策去收集并送给敌人一些我们力图保密的情报。”邦联对通过这样渠道取得的情报往往采取保留态度，而主要依靠他们出色的骑兵部队。当然，骑兵部队在友好的居民区比在敌对的居民区中能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可以举出许多由平民密探传递的重要情报的实例。最著名的是1862年杰克逊的谢南多厄河谷战役中比利·波德的工作。  


邦联的游击队  
　　关于南部游击队对战争的影响，历史学家的意见还不一致。布鲁斯·卡顿撰文说，游击队的多次的袭击“使联邦高级指挥陷于混乱，使入侵者得不到有关对方的部队和位置的准确情报，切断了供应和交通线，并有效地使联邦在人员方面拥有的巨大优势失去作用。”游击队领袖约翰·辛格尔顿·莫斯比的传记作家声称，游击队1864年在弗吉尼亚联邦战线后面的活动，是“使战争延长到1865年的重要原因”。但其他历史学家则认为，游击队对邦联的事业则弊多于利。据称，他们耗尽了正规军队的潜在的人力，他们野蛮地攻击平民百姓和后方军事人员，使南部的事业信誉扫地，从而引起了无情的报复。根据这种说法，对联邦补给线成功袭击的功绩不应归于游击队，而应归于像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和约翰·亨特·摩根那样的指挥官所领导的骑兵部队。  
　　事实真相可能就在这两种论断之间。虽然关于游击队使战争拖长一年之久的说法是夸大其词的，但莫斯比的游击队的确给联邦的指挥官以无穷的困扰，也的确妨碍了联邦在谢南多亚河谷的活动。在别的战场上，游击队也在联邦的后方挑起了动乱。关于不是游击队而是邦联骑兵完成这些任务的论断，是没有认识到在游击队与骑兵两者之间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有时也是很小的。几乎全部游击队都是骑马，绝大部分人作为“游骑兵”与邦联军有某种关系。很多骑兵人员与摩根、福雷斯特和其他骑兵部队将领并肩作战，他们都是当地人，在进行袭击之后又恢复为典型游击队模样的平民百姓。  
　　游击战在南方曾享有颇富魅力的声誉，这是源自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沼泽狐”弗朗西斯·马里恩的英勇行动。在邦联陆军部的同意下，1861年成立了几支游骑队，特别是在弗吉尼亚西部，他们骚扰联邦占领军，反复切断巴尔的摩到俄亥俄的铁路线。在密苏里和阿肯色的邦联将领们支持威廉·匡特里尔和其他游击队领袖早期的行动。联邦的将领则组织反叛乱的部队，跟踪并摧毁叛军游击队，但正像近期的战争那样，这些行动多遭失败而很少成功。  
　　 1862年4月，南部国会批准正式组建游骑兵部队。这些游骑兵部队将成为邦联军队的编制。莫斯比的游骑兵是这些部队中最著名的。莫斯比的勇敢行动(包括在离华盛顿仅10英里远的地方把联邦将领从床上活捉的事迹)成为传奇，从而赢得了J·E·B·斯图尔特和罗伯特·E·李将军的赞赏。莫斯比的队员的装备与其他游击队不同，他们常常穿着邦联的军服；他们常用抢来的联邦军外衣作为伪装，这样他们就能随便通过北军的阵线。  
　　尽管游骑兵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但到1863年，一些邦联领袖开始对游骑兵的价值堤出了疑问。许多未来的新兵都愿意加入这些游骑兵部队，因为纪律比较松弛，生活富于冒险性，而且可望得到战利品。大部分游击队比“砍杀队员”(联邦方面给他们起的名称)好不了许多。用一位联邦的官员的话来说，他们是“为杀人而杀人，为爱财而掠夺”。在这些砍杀者中最著名的是匡特里尔。他在邦联军队中任上尉。1863年他带领人马袭击堪萨斯州的劳伦斯。这是一个古老的自由的要塞。他烧毁了这个不设防的城镇，残酷地屠杀了183名男性居民。这一次袭击和其他由密苏里游击队搞的声名狼藉的袭击使所有游击队员得到一个砍杀队员的形象。1864年1月，邦联议会废除了承认游击队的法律，并命令他们与正规军合并，但这只是一纸空文，大部分游骑兵部队仍继续活动。  
　　如何处置被俘的游击队使联邦政府颇伤脑筋。在内战初期，有些将领威胁说要处死他们，但这样只能以牙还牙地使被俘的新英格兰人得到相应的报复威胁。1862年联邦陆军部决定把游击队员作为一般战俘对待，只要他们为邦联正式承认。但是，由于游击队的暴力升级，而许多游击队员不穿军服或不受官方的约束而行动，因此联邦指挥官在俘获他们的时候，有时就把他们杀死。1864年7月北部议会批准了这种做法。当菲利普·谢里登于1864年8月在谢南多厄河谷统率联邦军队时，格兰特告诉他：“莫斯比的人一经抓获，不用审判就可就地绞死。”谢里登的一个名叫乔治·A·卡斯特的骑兵指挥官处决了六个游骑兵，因此，莫斯比让6个被俘的卡斯特的骑兵在行刑队面前抽签处死。  
　　作为邦联游击队活动的游击队员，可能不超过10000人(不包括正式的骑兵部队)。似乎有理由这样说，他们对联邦战斗力的损害比前线同等数量的军队的危害要大一些。他们在别的战役中，以游击战的方式，牵制了比自己大数倍的担负防卫或搜索破坏任务的正规军。但是，不管游击队的军事价值怎样，可以肯定，游击队的袭击和联邦部队的报复加剧了敌意和暴力行为，从而促使这场内战成为一场全面的战争——一场不只是军队的，同时也是人民参与的战争。  


人力和武装  
　　凭着在本土进行自卫战的多种有利条件，打成僵局将是胜利。也许南部的想法是对的，他们认为一个南部人能对付10个北部人——或者最少3个。在内战初期，邦联的普通骑兵或步兵也许都比敌人强些。南部大多数孩子把骑马和狩猎作为成长过程的必要部分。大部分叛军士兵不用教练就会射击，而许多北部人则需要学习射击。军事价值观念对南部文化来说，比对北部文化更为重要。不那么现代化的南部社会表明了在内战前半期的军事优势，但在战争中人和马匹的传统军事素质逐渐地让位于工业和战车的现代化优势。  


骑兵部队  
　　邦联在初期享有骑兵部队的最大优势。骑兵曾引证卡尔·冯·克劳塞维兹 [ 译者注：克劳塞维兹是普鲁士19世纪时的将军，卓越的战略家，写有《战争论》等几部著名的军事科学著作。 ] 的名言，说一个国家将会打一场与其社会制度相称的战争。南部没有好的道路，南部人不得不从小就骑马，而大多数北部人是坐着马拉车旅行。训练一个骑兵比训练一个步兵或炮兵需要更长的时间。正规军的骑兵军官大多数是南部人。在领导方法、骑马技术和同等重要的马匹饲养工作中，邦联的骑兵一开始就得心应手。骑兵吸收了南部人那种随遇而安的素质。谢尔曼将军贴切地描述了这种素质：  
　　南部血气方刚的青年人；种植园主的儿子，城镇的律师，台球和各种运动的好手……。他们在本质上恨北方佬，对他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毫不在乎。他们只要有良好的马匹、丰足的草料和开阔的土地，就心满意足。……他们是卓越的骑士，一流的射手，而且完全不顾后果的。……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骑兵。  

　　在战争的头两年，邦联骑兵围绕着北方骑兵兜圈子。用一位英国观察者夸张的话来说，这些北方骑兵“甚至在马小跑时也很少骑上”。这不是一件小事，因为骑兵在内战期间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他们不久就被废弃。他们是陆军的眼睛，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敌人兵力多寡和行动的情报，同时掩护自己的陆军免受敌人骑兵进行同样的侦察。这种侦察作用在南部森林地带变得特别重要。叛军骑兵在内战头两年间使北方佬相形见绌。骑兵的另一任务是在前方或行军部队或作战部队的两翼进行巡逻，以防突然袭击和侦察敌人侧翼的活动。在战争初期，邦联骑兵这种工作也做得很好。铁路的重要地位也提高了骑兵作为一支深入敌后的袭击部队所起的作用。  
　　马刀已几乎成为礼仪上的一种武器，有些骑兵不愿佩带马刀。骑兵的主要武器是后膛装弹卡宾枪。因为南部卡宾枪短缺，许多叛军骑兵都携带散弹枪。大部分骑兵还带左轮枪。骑兵部队在某些战斗中实际上是徒步的，他们主要利用马匹作为向战场快速运输的工具。美国内战使骑兵的马下战术有了新的发展。福雷斯特就是这方面的革新者之一。谢里登在1864年指挥波托马克骑兵队时就进一步应用了这种方法。虽然骑兵比步兵打的硬仗少，但步兵那种半嘲笑半嫉妒地提出“谁曾看见过一个阵亡的骑兵？”的问题是不反映现实情况的。到1863年后期，一些联邦骑兵队配备7响卡宾枪，这就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火力，并在马下战斗中使同等数量的步兵无法匹敌。火力的加强，再加上马术、领导方法和经验的改进，使联邦骑兵到1863年达到了邦联骑兵同样的水平；并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又使他们在一个拼一个方面占了优势。  


炮兵  
　　正像邦联初期的骑兵优势反映南部社会现代化前各方的情况一样，联邦在整个战争中的炮兵优势也反映了北部的技术优势。关于制造大炮、炮弹、火药和引线的工业实力，当然是北部强于南部。旧军队的炮兵军官大部分都是北部人。在北部，很多人具有数学才能并受数学方面的培训，这对于射程和仰角的计算是非常需要的。  
　　在战争头两年，邦联方面俘获的大炮要比它自己制造或进口的大炮还多。这些战利品不仅包括在退出联邦时从要塞和诺福克海军造船厂夺来的重炮，也有在战场上缴获的野炮。可是，到了1863年南部生产了大部分大炮，主要是在里士满的特里迪加钢铁厂的出品。邦联方面制造了将近3000门榴弹炮(北方7000多门)，并在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白手起家建起了世界最大的火药厂。但是，许多南方制造的榴弹炮有缺陷，而且容易爆裂，炮弹引线也不可靠(联邦方面的也一样，但缺点少一些)，使大部分炮弹过早或过迟爆炸，或者根本不爆炸。  
　　内战时期的榴弹炮有两种基本类型：滑膛的或有来复线的。有来复线的大炮是新式的。在1859年，法奥战争中曾用过一些有来复线的大炮，但在美国内战时，才使这种大炮得到首次广泛应用。有来复线的炮筒使炮弹射程更远，速度更快并更加准确。联邦的榴弹炮约有一半是有来复线的，邦联的榴弹炮三分之一也有来复线。大炮的炮弹基本上有三种：炮弹、远程实弹和对付步兵进击近距离防卫榴霰弹(霰弹筒或葡萄弹)。榴霰弹是装在炮弹之中，炮弹爆炸时发出几百个小子弹(霰弹筒)或9个高尔夫球大小的炮弹(葡萄弹)。一门榴弹炮向近程的军队发射榴霰弹的效果就像一支锯短了的散弹枪的效果一样。尽管有来复线的榴弹炮威力更大更准确，但炮兵仍喜欢使用12磅的拿破仑式的滑膛炮。炮弹引信不可靠降低了有来复线的远程炮的价值。而可以发射多种炮弹的拿破仑式滑膛炮，则是发射榴霰弹的最好的火炮。  
　　最早的粗制机关枪是在内战期间研制出来的。R·S·威廉上尉为邦联发明了用旋转的凸轮轴操纵的枪支，凸轮轴从漏斗以每分钟20发的速率向后膛送入子弹。显然这种枪早在1862年就用于战斗了。当时最少制造了24支，但容易发生故障，没有多大作用。北部研制的两种快发的枪支也是这样，它们是“咖啡碾磨机枪”(林肯给它起了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的输弹器酷似一个咖啡碾磨机)和格林式机枪，都是由印第安纳的理查·格林发明的。这种多管的格林式机枪在正常转动时每分钟可打250发子弹，成为战后现代机关枪发展的模式，但由于机枪可靠性差，在战争时期无法在重要的战斗使用。  


步兵  
　　尽管骑兵有魅力，炮兵有威力，但步兵仍是内战军队中最重要的军种。在联邦的作战部队中，80%是步兵，骑兵不足15%，炮兵约占6%。在邦联的军队方面，炮兵的比例是一样，骑兵高一些，接近20%，而步兵较低，只占75%。步兵蒙受了80-90%的战斗伤亡。步兵在内战中的相对重要性比其他任何战争都要大一些，因为来复枪已取代滑膛枪成为步兵的武器。  


来复枪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已经懂得，在滑膛枪管里刻上螺旋槽沟使子弹急速旋转就会增大射程和准确程度。狩猎武器通常是有来复线的。18世纪的一些军队就有专门的来复枪团。但直到19世纪50年代滑膛枪还是步兵的主要武器。为什么这样？因为用来复枪发射的子弹大，是难以穿过前装式枪枝的枪管的。一枝来复枪打过几次之后，黑色炸药的渣滓积存在槽沟里，不擦干净就不能再装子弹。因为快速装弹和确保连续而持久的发射是军用武器的重要条件，所以来复枪只能在特殊的情况下使用。  
　　枪支设计者长期以来一直试验各种办法，以克服这些缺点。法军上尉克劳德·E·米尼埃曾被委托解决此一问题。他在1840年代发明了一种细长的子弹，子弹后面带有铁质或木塞质插头插在底座，一触发底座就会膨胀至来复线。子弹的直径比枪管口径稍小，能容易装入枪膛。当子弹发射通过枪管时，膨胀的底座能使槽沟保持干净。米尼埃弹造价很贵，而且因采用木质或铁质底座，容易发生故障。内战时期来复枪使用的著名“米尼埃”弹是由哈珀斯渡口军火厂的一位名叫詹姆斯·H·伯顿的美国人研制出来的。它没有插头，而在底座上刻有一个凹窝，发射子弹的火药爆炸时产生的气体能促使底座膨胀起来。  
　　这种简单的发明使军事技术发生了变革。滑膛枪最大的射程约250码，但士兵很少能命中80码以外的任何目标。在1861年，伊利诺伊团队有经验的射手用滑膛枪朝着180码以外的面粉桶打了160发，只打中了四枪。与此相对比，新式的斯普林菲尔德和恩菲尔德来复枪的射程则超过1000码，有效射程约400码。新罕布尔什一个团队在1861年10月得到斯普林菲尔德来复枪后，有个士兵写信回家告诉父母：“我们有一天外出试了一试这种枪，射程600码，有360发打中了老杰弗里那样大小的目标。”在射程上增加了5倍，这就大大地加强了步兵对付骑兵和炮兵的力量。这么一来，骑兵袭击步兵就等于是自杀，因为骑兵还未接近步兵，而大部分马匹和骑兵就已被打中了。由野炮部队随进击的步兵一起进军或打头阵的拿破仑战术不再有效，因为当炮兵靠近敌人能作出较大的杀伤前，炮手和马匹已被击中了。  
　　来复枪在战术防御上比进攻有较大的优越性。传统的战术是用步兵对防御阵地发动密集的正面攻击，防守者在进攻者用刺刀逼近他们之前，仅仅有用滑膛枪打一两枪的时间；但使用来复枪时，防守者能在5倍远以外的距离对进攻者射击。进攻的行列很少能靠近到能使用刺刀的地步(内战伤员受刺伤的不到1%)。但西点军校出身的司令官对来复枪的新威力不够重视，因为他们在西点军校教科书中学过拿破仑战术，并曾经历过墨西哥战争，而在这一战争中密集攻击往往是成功的。双方的将军们晚到1864年时，还下令作正面攻击，结果遭到反击，伤亡惨重。  
　　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防守方面也从阵地战的发展中得到好处。当然，战地壕沟不是新鲜的东西，但来复枪的出现就迫使部队比以前更需要寻找隐蔽的地方。到1863年，两军的士兵实际上在每个军队部署区都修建壕沟和胸墙工事。1864至1865年各次战斗在弗吉尼亚和佐治亚州乡村留下的创伤，恰似一批大鼹鼠曾经在那里挖沟打洞。精锐部队在牢固的战壕里可以抵御3-4倍那么多的进攻部队。就像机关枪和战壕完全支配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一样，来复枪和战壕支配着内战后期的战场。  
　　然而，在1861年，双方大部分团队都用滑膛枪，因为在战争开始时，还没有足够的来复枪去装备为数不多的正规军。联邦和邦联政府、一些州政府和一些私有公司都派出代理人到欧洲，他们在那里竞相出价购买英国和欧洲大陆多余的武器。联邦和北部各州在欧洲共买了100多万支滑膛枪和来复枪，其中有些没什么价值，但大部分是有用的。到1863年，国内军火工业为联邦军队生产了足够的来复枪，从而停止了向外国购买。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美国兵工厂生产了近80万支来复枪，私家制造厂另外制造了斯普林菲尔德型来复枪90万支。北部工厂和政府兵工厂在内战期间生产了250万支各种小型武器，这一空前成就标志着军火工业的现代化效率。  
　　邦联是无法赶上这一产量的。邦联内部来复枪生产情况不明，可能不超过25万支。此外，南部进口了60万支来复枪，其中大部分是恩菲尔德型。在内战开始第一年，邦联极需武器；在1862年，得胜的叛军缴获了10万支联邦来复枪，偷越封锁线的船只又带进20万支，从而使南部的小型武器不再短缺。到1863年，双方的大多数步兵都配备了现代化来复枪了。  
　　这些枪尽管是“现代”的，但仍旧是单发的前装枪。这种武器要装上子弹，程序很复杂。士兵从弹药盒里拿出用纸包装的装有子弹和火药的子弹筒，用牙齿把纸撕开，将火药倒下枪管，把子弹放进去，用通条把子弹和火药向下夯实，把击铁板搬起一半，在火门上安上火帽，扳动击铁，瞄准，然后发射。有经验的士兵每分钟能打2-3发。在战斗中，人声嘈杂，情绪激动，许多士兵因有一两步发射程序没有做好，枪就不能发射。筋疲力竭、心烦意乱的士兵，没有弄清楚怎么回事，又夯下一筒子弹，这样地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甚至许多次都发射不成。在葛底斯堡战役后，在战场上发现24000支装了子弹的来复枪，其中有一半的枪管里有两枚子弹，有6000支装着3枚以上的子弹。有一支出了名的样板枪，在枪管里竟塞满23发子弹。一个士兵即使每个动作都正确无误，但通常是站着或跪着去装子弹(虽然有些敏捷的人学会在躺下时也能装上子弹)，因此，就使自己暴露在敌人炮火之下。  
　　显然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在来复枪的枪闩处装上子弹。军队的后膛枪已配备多年了。令人烦恼的是，这种武器还存在一些缺陷，主要是火药爆炸热烟从枪闩冒出，这就使枪支发生故障，因为枪管发热而无法迅速使用。在19世纪50年代，有几位发明家(包括成为联邦将领的安布罗斯·E·伯恩赛德)研制出铜质子弹筒或其他装置，大大地解决了泄气的问题。后装式的卡宾枪一生产出来，就配备给了联邦骑兵；而一些叛军骑兵也装备了这种卡宾枪，这是他们缴获的，或从里士满兵工厂少量产品中得到的。康涅狄格州精明的新英格兰人也发明了后装式的连发枪。性能最好的是斯潘塞7发卡宾枪，它用枪托上的弹簧夹供弹，这种枪支是1864-1865年北军部队最喜欢的武器。  
　　后膛装弹和连发的技术不仅用于卡宾枪，也适用于来复枪(两者主要的差别是来复枪的枪管较长，所装的炸药量较重)。但美国军械局对于为步兵配备后膛枪的意见迟迟不予接受。愤怒的进步人士把军械局局长詹姆斯·里普利称为“不识时务的里普利”，因为他反对用后装式来复枪。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如果里普利在1861-1862年订购大批后膛枪和连发枪，战争就可能会缩短一年或更多一些时间。事实上，在林肯强迫里普利在1863年9月退休前，并没有生产多少后装式步枪。  
　　但这个问题又有另外的一面。里普利和其他官员最初对后膛枪和连发枪所持的怀疑态度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们辩解说：第一，在1861至1862年，这些新式武器的优点还没有得到证实。如果等到全部军队都用上这种可靠的斯普林菲尔德式前装枪时再抽调资源进行转产，那是愚蠢的。第二，由于从欧洲买回和国内生产一些型号的前装枪，军械局要为不同的团队供应合适的弹药已感到十分困难，而更不用说还要为当时已有的十几种不同的后膛枪提供弹药了。第三，士兵使用后膛枪可能浪费弹药，因此就加剧了已经严重的后勤问题。虽然最后证明用后膛枪和连发枪武装的士兵在发射中比以前更有效和准确，但是，在战争早期乱放枪、浪费弹药的情况就足以表明这种争辩是有道理的。尽管前装枪有缺点，但在战场上尸体遍地也残酷地说明斯普林菲尔德式和恩菲尔德式前装枪是致命的武器。  
　　但是，反对里普利的一部分指控是有根据的。后膛枪尽管有缺陷，但还是较好的武器。如果不是里普利反对，就能早一点生产更多这种枪。为联邦军队总共制造了约10万支夏普式单发后膛枪(9万支卡宾枪、1万支步枪)、55000支伯恩赛德式单发卡宾枪、85000支斯潘塞式7发卡宾枪及步枪和至少有10万支其他型号的后膛枪和连发枪。这些枪支在内战后期给北军士兵带来了强大的优势。  


南部和北部的战时生产和供给  
　　邦联士兵的武器装备虽然往往比他们的敌人差，但在1862年以后军械已不再短缺。邦联军械局的后勤工作是很成功的。这种成功的缔造者是军械局长乔赛亚·戈加斯，宾夕法尼亚人，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并娶了一个南部女子为妻。戈加斯在开始时除了里士满的特里迪加钢铁厂外就别无所有。他创办了几十个工厂，生产了大量军火弹药。他有即兴创作的才能。他向南部教堂和种植园发出呼吁，把钟交出来熔化铸成大炮。南部妇女从夜壶尿碱中滤取硝石去制造火药。军官们打扫战场回收铅去制造子弹。军械局官员到农村去找蒸馏器具，以便熔化后取铜去制造步枪雷管。戈加斯的成就可以用他在1864年4月8日日记中的话作最充分的描述，他写道：“曾作为陆军部供应最差的一个局”，  
　　但军械局现在是最好的。大的兵工厂已经在里士满、费耶特维尔、奥古斯塔、查尔斯顿、哥伦布、梅肯、亚特兰大和塞尔马等地建立起来了，在奥古斯塔建起了极好的火药厂。……我在彼得斯堡建起了炼铅厂；……在梅肯建起了制造重型武器的火炮铸造厂，在梅肯、哥伦布、佐治亚和奥古斯塔建起了铸铜厂；在北卡罗来纳的索尔兹伯里建起了制造子弹和炮弹的铸造厂。……在这里(里士满)已经建起了卡宾枪制造厂，在阿什维尔建起了来复枪厂(转移到南卡罗来纳的哥伦比亚)……在这里，3年前我们不能生产一支枪炮、一支手枪、一把马刀、一颗子弹、一颗炮弹(除在特里迪加工厂以外)、一磅火药，可现在我们能大量地制造所有这些军火来满足我们庞大军队的需要。  

　　但是，当我们谈完邦联军械局再转向邦联的兵站局和军需官员局的时候，就出现了不同的景象。像拿破仑说的那样，如果一个军队饿着肚子进军，那么南军的机动性则是格外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难得有足够的食物。南部铁路很坏、急剧的通货膨胀所引起的经济混乱以及兵站总监卢修斯·诺斯罗普的工作无能(据说他的留任完全是出于戴维斯总统对他的偏袒)，这一切使得食物供应成为邦联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在1862-1863年冬季，李的部队每天定量减少到4盎司咸肉、8盎司粗玉米粉，偶尔有一把米或黑豆。数以千计的人有坏血病，只有春天到来能使士兵们吃上檫树树根和野葱时这种病才会消失。1864年1月李曾写道：“除非有转机，否则我担心军队就不能保持战斗力，也不能确保不遭瓦解。”  
　　士兵可以穿着破烂衣服打仗，许多南军就是这样干的。但是，如果没有鞋穿，要每天行军20英里或在冬天站岗放哨，那是很困难的。可是，邦联方面的士兵也办到了。有些南部士兵几乎是在任何时候都没有鞋穿的。当李的军队在1862年入侵马里兰的时候，有数千士兵掉队落在后面，因为他们不能光着脚在多石的马里兰道路上行进。这些人如果在安蒂特姆的战斗中出现，他们就可能是另一种情况了。  
　　联邦的军队有时也缺乏适量的食物。在1862-1863年间，由于兵站部的腐败和无能，在波托马克河军队中发生了食物短缺和坏血病。但在大部分时间里，北军的供应都是丰足的。兵站总监蒙哥马利·梅格斯是一个出色的官员。北部的工、农业所生产的军服、大衣、鞋子、猪肉和“硬饼干”(联邦的一种3英寸见方大的定量供应的硬面包)和其他物品很丰富，使北军士兵浪费了不少供应的东西。一位联邦将军承认：“用我们浪费掉的东西就足够供应一支相当于我们的军队一半的法国军队。”  
　　最后，北方经济的巨大资源和生产力使联邦军队能够压倒邦联方面在本土防御作战所拥有的优势。从兵对兵来看，北军士兵并不比南军好多少；起初他们可能并不好，但北军比南军人数多，而他们的装备和给养都比较好。  


为战争筹措资金：邦联  
　　邦联经济最严重的缺陷是它本身的财政结构。南部由于主要把资金投入土地经营和奴隶买卖方面，所以没有建立起能适应战时经济要求的国家财政体系。邦联不得不印发货币以促使金融发展，但通货膨胀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上升，不可抑制。  
　　这是战争的一种残酷嘲弄，因为邦联的财政部长克里斯多弗·梅明格是主张使用硬币的，他认为滥印纸币是筹集钱财最危险的办法。为战争筹措资金有三种办法——征税、借债和财政部证券(纸币)——梅明格主张采用第一种办法，但邦联议会对增加新的税收又抱谨慎态度。美国人已经有35年不给联邦政府付内部税收了，政府战前有节制的预算资金是由关税和土地买卖提供的。南部的立法人员认为战争的时间不会太长，加重赋税会减弱人们的爱国热情，因此在1861年8月以前都没有通过一般的税收办法。当时征收的少量的直接财产税可通过这样的办法予以减轻，就是只要他们在1862年4月1日以前向邦联财政部交付税收的话，可以减少税收限额的10%。除三个州外，其余州都这样做了，但不是收税而是发行了州债。  
　　比征税更令人惬意的是发行债券，由后一代人偿还，他们可能会享受到战争一代的牺牲而赢得的独立所带来的好处。邦联的第一批债券(1500万元)在1861年的一派爱国热情中完全被认购完了。但是，这一债款吸收了南部的大部分现有硬币，但却支付不了上升的耗费。资金的短缺萌发了一种“产品公债”的巧主意，这将会使农民以收成的部分所得作抵押以购买相当于他们抵押品市价的债券。这种产品公债，在1861年5月第一次批准发行5000万美元；到8月份，增加到一亿美元。但反应是令人失望的。抵押物来得慢，政府要费劲去收取。棉价迅速增长促使棉农拿着棉花等待高价，甚至偷运棉花越境到敌方赚取北方的黄金。邦联的产品公债只发行了3400万元——大部分是在战争后期，这时候货币已经贬值到几乎不值钱了。  
　　为了填补财政上的缺口，国会在1861年和1862年先后发行了11900万美元和4亿美元的纸币。一旦以这样大的规模开始印发货币，就势必如火上加油——印得愈多，达到同样结果的需求就愈大。在由于封锁、联邦入侵和南部铁路状况恶劣造成各种物资短缺的同时，这样发行纸币就使物价指数在1863年达到162（1861年1月为100)。州、市政府在货币泛滥中又印发了他们自己的纸币。印刷粗劣的伪造邦联纸币也广为流传。南方转向物物交换的经济，因为贷方要求用货物支付而不要贬值的货币。农民抱怨说，庄稼被军需官员以大大低于市场的价格强行征购。工资赶不上物价的增长。南部的实际工资在战时最少下降65%。城市居民应付不了扶摇直上的食品价格和房租。在1863年，一些城市都因食品短缺而引起骚乱。  
　　到1863年，每个人都认识到滥印纸币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在1861年曾经反对过高税收的各家报纸却改变腔调，令人奇怪地说什么人民要求纳税。国会对此作出反应，并在1863年4月24日通过了值得注意的综合税收提案。提案包括：消费品8%的消售税，批发商10%的所得税，货物税，商业和专业的执照税(后来的修正案对拥有土地和奴隶增收5%的税收)。累进所得税从收入一千美元和一千五百美元的1%到收入超过一万美元的15%。另一个罕见的特点是对农产品实行“实物税”。农民在留下家庭的定量粮食后，要把余粮的十分之一交付政府。  
　　这些税收是失败的。由于联邦入侵的压力，邦联政府又面临崩溃，因而逃避税收的现象很普遍，而强制征收又难以正常进行。在两年之中，税收款以严重贬值的通货计算只有11900万美元。实物税只有价值6200万美元的产品。后一种税收特别不得人心。靠近战场或铁路的农户发现，他们应交的税额全都被税务官员所攫取，而远离军队或运输线的农户却交得很少或根本不交。当存放在政府仓库里的实物税粮食因缺乏运输工具而腐烂时，农民更痛心不已。  
　　 1863年7月邦联在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军事失利之后，通货膨胀就愈加恶化了。唯一的补救办法看来就是加快印刷纸币。到1864年春，人们要用46美元才能买到三年前一美元的东西。邦联议会为了改变这种趋势，要求把财政部证券变为低息的公债(实际上是一种强迫性借贷)或以三张旧券换两张新券的比率去兑换财政部新证券。这种不公正的赖债方式的确使通货稳定了几个月，但这是以破坏邦联财政信誉为代价的。到了1865年春，物价上升到战前的92倍。  
　　不妥当的财政政策是邦联失败的原因之一。政府靠各种税收占其收入不足5%，靠贷款占收入35-40%，余下60%是靠发行流通券，这种办法是解决灾难的不错的诀窍。但它逐渐削弱了老百姓的信心，使大多数人遭受苦难。急剧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是以一种没收性赋税沉重地转嫁于穷人身上。然而，邦联议会和财政部不应受到各种指责，他们力所不及的种种因素——联邦的封锁、北部的军事胜利、欧洲国家政府拒不承认邦联——也起了作用。但是，主要祸害是南部失去平衡的农业经济，它不能适应现代的全面战争的要求。  


为战争筹措资金：联邦  
　　起初，联邦政府对为这场重要战争筹集资金方面似乎并不比邦联有较多准备。在1857年经济恐慌后的萧条已减少了税收的收入。正当经济正在恢复的时候，退出联邦的危机又使它陷入衰退的境地。联邦预算从1812年战争以来，第一次出现了赤字，而且持续了4年。林肯任总统时，国债比以往高，政府公债券以低于票面值的价格卖出，财政部发行的证券几乎全部卖空了。新的财政大臣萨蒙·P·蔡斯的任命不是因为他具有财政知识(微乎其微)，而是他有政治影响。  
　　即使蔡斯是一位财政天才，1861年美国的金融体系也很难调动起来应付战争。虽然，北部的经济是世界上最先进经济之一，但杰克逊的民主党人将一个过时的财政结构强加给联邦政府。1846年独立财政法案曾禁止政府把资金存放银行，并要求对政府的一切支付或政府的一切支付都用硬币进行。这就使15年前已经开始的运动达到了顶点，以致破坏了美国第二银行并使联邦政府脱离国家的银行和金融系统。各州特许成立的银行和作为通货流通而发行的纸币，在信用上有很大差别。在1861年有7000种不同的纸币在流通，其中有许多是伪币，有许多实际上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发行纸币的银行已经破产了。在这种金融动乱中，在私营企业已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秩序和实力，因为健全的银行主要是在活期存款体制上起了作用(与现代的支票帐户类似)，即使不甚健全的银行发行的纸币也提供了一种交换媒介，以低于票面值的不同折扣在市面流通。但联邦政府的工作仍然是处于金融的马车时代：“一吨吨黄金还得用大车来回拖运。用马和挑夫花多少小时去做的事，记帐员只需片刻就能完成。”  
　　这样的一种制度可能在和平时期是可行的。在和平时期，联邦政府在经济上起的作用很小。19世纪50年代，政府的年度预算平均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2%(现在是22%)。但内战改变了这一切。在战争期间政府的开支跃升到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的15%。南北冲突使政府的金融结构不得不实行现代化。正当南部经济表现出不适应全面战争要求的时候，北部经济的潜在力量使联邦在1865年出现比以前更健全的财政体制。  
　　但是，在战争的头一年，联邦财政部的形象是很不好的。1861年8月国会的确采取了空前的步骤，在收入超过八百美元时征收3%的所得税。但这种所得税到1863年初才征收。同时，财政部不得不主要依靠国会批准的借贷权力。政府按惯例向东部的银行借为日常工作所需的短期贷款。蔡斯想改变这种方法，直接提出向公众发行公债。人民的战争应该用人民的借款去维持。这就成为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发行巨大公债的起源。在美国内战中，这种新奇主张是逐步开始实行的。1861年秋天，银行签署发行第一批公债15,000万美元。费城的杰伊·库克的小银庄成功地促使公众认购这些公债。但是，在别的地方，公开销售的还不多。普通公民从未见过政府公债，更谈不上想去购买了。况且，公债必须用硬币购买，而很少人有多余金币。  
　　钱币的问题也使银行感到困扰。银行的储备可能要下降而低于支承纸币和活期存款所必需的数量。后来，在1861年11月，由于捉住了乘坐英国“特伦特”号船旅行的邦联使者，从而使北部和英国之间爆发了潜在的灾难性外交危机。股票和公债下跌，金银被囤积起来，或流出国外，北部好像又在走向财政危机。“特伦特”号事件的和平解决并没有使这一危机得到缓和。12月30日，所有银行和财政部都停止支付硬币。有一段时间，士兵和政府承包人都没有薪水，银行也没有用金元兑换它们的纸币，从抱着悲观的态度的人看来，好像北方就要因失去信用而输掉这场战争。  


美钞的产生  
　　但是，国会用一种办法解决了这一危机。这种办法对国家未来的金融历史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国会辩论中出现三种主要提议。蔡斯提出建立全国性的银行系统，使银行以政府公债为后盾去发行纸币，而政府公债又以国库储备为后盾。这是一种具有远见而最终会取得成果的建议，但它不能及早实施以应1862年早期的急需。若干银行家提出第二个选择的建议：发行在“市场发售”的公债——即不管公债的价格，即使售价低于票面值也行。这就会把硬币从囤集中取出，使它们在市场上流通，从而给政府提供必要的资金。这样可以使银行家和投资者获大利，因为他们将以打折扣的价格买入公债，而最后得到的是票面值的钱加利息。国会否定了这种意见。第三种提议就是联邦已经实行的那种做法——印制法币，这是国会选中的一个提议。国会在1862年2月25日通过“法定货币法案”，批准发行纸币15,000万美元——这就是有名的美钞。  
　　国会只是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制定了这部法律。这部法律符合宪法吗？把美钞变为法定货币去偿付原来签约的债务，这是不是违犯契约？这样做是明智的吗？就像美国独立战争时发行的纸币曾经贬值或者像邦联发行的纸币正在贬值一样，美钞会不会贬值？美钞是正当的东西吗？有一位银行家说：“举国一致认为，金银是价值的唯一真实的尺度。这些金属是上帝为这一用处而准备的。”国会的民主党人以3:1的比数投票反对“法定货币法案”，正如其中一位民主党人所说，因为它把“国家推向一系列的试验，在我们掌握国家权力之前，管理这个国家的明智人士甚至也不会允许进行一系列的试验。”共和党对这种试验更加开放，以3:1对此法案投了赞成票。而大多数都是怀着焦虑的心情这样做的。国会财政委员会主席威廉·皮特·费森登说：“它使我的政治、道德和民族荣誉的概念受到震动。这事情本身是不对头的，但在这危机时期使政府没有资源则是不可想象的。”蔡斯是一位在思想上支持硬币的人，他勉强地支持这种纸币只是因为“马上行动十分重要。国库已几乎空虚了”。  
　　法定货币法案使赞成者的希望得到了满足，但没有使他们的恐惧得到证实。它给政府提供金钱去支付其应付的款项，结束了银行危机，并给硬币严重短缺的经济输入了流通的媒介。虽然美钞与金元相比是逐渐贬值的，但联邦并没有经受过毁灭邦联财政的那种恶性通货膨胀。为什么没有呢？第一，联邦美钞与邦联的纸币不同，它是法定货币，是除了进口税款和国债利息之外公私债务均可接受的货币。银行、契约者和政府本身，除了上述的例外，必须按票面值把美钞作为合法的货币去接受。一些反对这些例外的共和党人提出质询，说公债持有者为什么可以得到用黄金支付的利息而对冒着生命危险的士兵只能用纸币来支付？赞成用金元支付利息的人据理力争，说这一种政策对吸引国内外投资者是必要的，他们可以以票面值去购买1862年2月政府批准发行的占6%的5亿美元的公债。这种辩解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没有以黄金作为保证去支付利息以反对通货膨胀，这些公债就不可能按票面值售出。要求进口税用硬币支付的要求，就保证政府拥有维持以黄金支付利息的手段。  
　　选定发行美钞时间的偶然性是成功的第二个原因。联邦军队和海军在1862年冬、春的胜利提高了北部的士气，并有助于美钞在新的活泼轻快的气氛中流通。联邦美钞比以前任何流通券较少贬值的第三个原因是国会原先的想法，认为必须征收新的和繁重的战争税。1862年7月1日林肯签署的岁入议案实际上对一切都要征税：它对收入在600美元至10,000美元的征收3%的所得税，对10,000美元以上的征收5%的所得税(1864年作了修正，收入在600美元以上的提高到5%，收入在10,000美元以上的提高到10%)。从烟、酒到游艇和台球要抽货物税；收取执照税、印花税、遗产税和几百种产品的附加税。还提高了关税，并保护生产厂家免去内部税征收的附加费用。在战争的后三年，这些税收提高到6亿美元以上。在这同期还售出了105,000万美元的公债，各种税收吸收了战时经济发生的通货膨胀的一部分压力——尽管后来三次发行了美钞而把通货总额提高到44,700万美元。  


战时公债  
　　美国财政部发售了各种令人迷惑的战时公债。最普通的就是有名的“5-20年”公债(偿还期最快是5年，最迟不超过20年)占6%，销售了6亿美元以上。在1862年夏季，这些公债销路不好。邦联在弗吉尼亚的军事胜利抵消了联邦早期在西部所得到的利益。欧洲对邦联的承认看来已迫在眉睫。只要前景不明，公债6%的利息对投资者是没有吸引力的。到晚秋时，财政部几乎面临像1月份时的那种严峻的危机。在此关键时刻，蔡斯指派杰伊·库克作为特别代理人去发售滞销的5-20年公债。库克以高度的活力和技巧解决这个问题。他在报纸上大登广告，宣扬购买公债既有爱国主义，又有实惠。他组织了2500个分销代理处在北部每一个地方销售公债。库克使人们自觉自愿地购买了政府的公债券。差不多有一百万北部人——每四家人有一家——买了战时公债。这就有助于迫使普通人不仅献身于战争工作，而且献身于为战争筹措资金的日益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制度。它也有助于使库克的银行变成美国最主要财政机构之一。  


国家银行  
　　根据内战的经验，财政方面创建了国家银行体系，这个体系一直保持美国金融结构的主导地位，直到1913年为联邦储备系统所取代。创建国家银行有几个动机：需要建立一个战时公债市场；具有辉格党特色的共和党人希望恢复被杰克逊派破坏的集中的银行结构；财政界的许多领袖，特别是在东北部，希望确立一种更加稳定的纸币通货。在1863年2月，国会通过了国家银行法案(1864年6月补充了第二法案)，法案规定了一些准则。根据准则，一个银行可取得联邦颁发的执照，并可发行高达其所持有的美国公债价值的90%数额的国家纸币。这种立法是要以统一的国家体系代替过剩的州立银行和其纸币，这得到了78%的国会共和党人的支持，他们勉强地压倒了对法案投反对票的91%的民主党人。  
　　为国家银行颁发营业执照的工作起初进行得很慢，因为许多州立银行看到参加联邦系统没有什么好处。到1864年末，领到营业执照的国家银行不足500家。而还有1000多家州立银行仍在营业。在胜利的民族主义情绪冲击下，国会在1865年3月颁布了对州立银行纸币征收10%的税。这样不久就达到了从流通领域中驱逐这些纸币的目的，并迫使大多数州立银行申请联邦的营业执照。到1865年末，1294家国家银行就拥有多达尚存的349家州立银行5倍的财产。到1873年，州立银行的纸币实际上已不再出现了。 [ 注：但不是州立银行。的确，到1873年，州立银行数目达到1330家，而其财产总额差不多是1968家国家银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国家银行必须购买最少等于其资本的三分之一数额的美国公债。这一要求使许多小银行失去信心，特别是在西部和南部地区，不敢申请国家的营业执照。因此，大部分国家银行集中在东北部。这种事实，再加上把全国纸币限制到3亿美元的数目(后来稍有提高)，就使地区性的纸币分配严重不均，这就伤害了西部和南部的经济，并使这些地区在战后产生了对金融改革的要求和通货膨胀。 ]  
　　邦联靠印发纸币筹集资金的60%，靠税收筹集不足5%，而联邦战时资金包括13%的纸币和21%的税收。正当邦联通货膨胀率超过9000%的时候，北部的生活费约上升80%，然后慢慢下降，到战争结束后趋于平稳。 [ 注：通货膨胀率与黄金超过票面价格的情况不同，是通货贬值的另一标志。前者以一美元可买的东西来衡量其变动，后者则以一美元的价值与黄金价值的比例来衡量其波动。虽然这种波动对国内物价有些影响，但它主要是反映美元的国际地位。随着在1862年停止硬币支付和发行美钞，美国实际上放弃了金本位制，即使它在国际贸易上仍使用黄金。美元的黄金价值随着军事局势的变化而发生很大波动。在1864年7月黄金价格升高到284(即用2.84美元通货才能买一美元的黄金)，当时格兰特和谢尔曼好像是在彼得斯堡和亚特兰大之前处于困境，邦联将领朱巴尔·厄尔利领导部队对华盛顿郊区进行了一次袭击。到战争结束时黄金跌到了127。 ] 作为对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通货膨胀率为80%，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72%。在内战期间，由于工资的上升比物价上升的比率低，实际工资在北部下降约20%，但到1866年恢复到战前水平，随后又继续上升。联邦没有实行配给或对物价实行控制，在克服第一年的缺乏经验和危机之后，就成功地为战争筹措了资金。北部人民除了棉布之外，对食物和各种必需用品并无严重缺乏的现象。北部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既能生产枪炮，又能生产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