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第十三章 内战外犯  
詹姆斯·M·麦克弗森 [美国]  
[出自《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1981  
布尔河第一次战斗  
麦克莱伦和波托马克军  
欧洲与战争  
棉花王的幻想  
封锁与外交关系  
“特伦特”号事件  






布尔河第一次战斗  
　　战争最重要的战略发展之一是政治决策。在5月21日，邦联议会接受弗吉尼亚的建议把首府从人口过于拥挤和衰败凋敝的蒙哥马利迁移到繁华的工商业中心里士满。邦联把首府设置在离华盛顿100英里以外，把弗吉尼亚的北部作为战争的主要战场。虽然里士满在工业上的重要性无论怎样都将成为冲突的焦点，但它的政治重要性使邦联放弃西部，而把主要战略考虑集中于弗吉尼亚战场。最后邦联在西部打输了这场战争。  
　　如果防御战略符合南部的战争目标，那么北部决定恢复联邦就需要制订某种进攻计划。5月3日司令官温菲尔德·斯科特提出这样的一个方案，他将通过封锁海域并派遣一支小舰队南下侵入密西西比直捣墨西哥湾，以便从四面包围邦联，这样就可“包围造反的各州，比用其它方法能较少流血去迫使他们就范”。  
　　虽然封锁已经存在，斯科特提出南下密西西比河的建议预先考虑到后来西部战争的过程。但1861年他的这个计划有两点错误。第一，在封锁南部之后，斯科特计划按兵不动，等待邦联窒息而亡和南部的联邦分子重新掌权。斯科特本人是弗吉尼亚人，他还抱着一个幻想，认为如果北部的行动坚决而有所节制，他的南部兄弟会醒悟过来的。其次，斯科特的计划是需要时间的——用5个月的时间建造炮舰和训练士兵，再用几个月时间沿下游作战并进行有效封锁。但是，北部对南部的联邦主义已经失去信心了，而舆论要求立刻进攻去“粉碎”叛乱。当斯科特建议的细节泄漏之后，报纸把它嘲讽为“蟒蛇计划”。编辑们号召行动起来。6月26日起，有影响的《纽约论坛报》在报头连日刊登“向里士满进军”的口号，还发表社论，叫嚷不许反叛的议会在7月20日开会。  
　　在欧文·麦克道尔将军指挥下的35,000人的联邦主力部队从华盛顿越过波托马克河扎营。在25英里以外，博雷加德将军指挥的20,000邦联军队在布尔河的南岸部署，控制着马纳萨斯的主要铁路中枢。在谢南多厄河谷西北50英里处，在美军前兵站总监、现为邦联高级军官的约瑟夫·E·约翰斯顿将军指挥下的1200名南军对抗着罗伯特·帕特森指挥的一倍半的联邦军队。罗伯特·帕特森已69岁，是1812年战争的老兵。林肯命令麦克道尔起草一个对马纳萨斯地方博雷加德军队发动进攻的计划。麦克道尔是以前正规军的少校，在战斗中从来没有指挥过多到一个排的战斗，但他有参谋工作的经验，并曾在西点军校教过战术。他提出的计划是一个好的计划——对有经验的军队来说。正当帕特森进攻约翰斯顿在河谷的部队以阻止他们支援博雷加德的时候，麦克道尔就从华盛顿出发，佯攻布尔河强兵守护的浅滩和桥梁，并派出一支大的纵队包围邦联防卫地带，并渡河进攻他们的侧翼。林肯欣赏这个计划，但麦克道尔表示，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最少数周——去训练他的没有经验的队伍，但林肯不肯等待，他说：“你们没有经验，这是事实，但他们也没有经验。你们都是一样地没有经验。”总统要麦克道尔采取行动。  
　　麦克道尔发布命令要在7月16日开始前进，但一开头就出了问题——像他所担心的那样。帕特森被来自华盛顿的含糊的命令弄得晕头转向，因而对在河谷进攻约翰斯顿表现不太热情，随后就撤退了。这时候，邦联已从在华盛顿邦联间谍网的头子罗斯·奥尼尔·格林豪那里了解到麦克道尔的计划。杰斐逊·戴维斯命令约翰斯顿用马纳萨斯隘口铁路运走大部分军队去支援博雷加德。约翰斯顿留下一个骑兵队作掩护，在詹姆斯·E·B·(杰布)斯图尔特的指挥下，欺骗帕特森，而调他的大部分军队向铁路终点的兵站进军。帕特森受到斯图尔特的进攻花招所迷惑，他甚至在7月20日之前还未发现约翰斯顿已经撤离。到这个时候，只有一个邦联河谷旅已抵达马纳萨斯。帕特森不能在河谷扼制住约翰斯顿这一事实表明，即将来临的战斗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也说明了在上一章所说过的邦联所拥有的三个优越性：优越的情报来源、优秀的骑兵部队和在内线调动部队的能力。  
　　尽管邦联拥有种种优越条件，如果麦克道尔能够按计划那样快速运动，联邦也可能保持优势。但从亚历山德里亚到布尔河的进军变为一场混乱和延误的恶梦。这就说明了一个军事原则，对于训练不足的队伍来说，恪守行军纪律比恪守作战纪律还难办。在7月份炎热天气，士兵们在全线面临很多问题的时候，每次停下就是几个小时。队伍从阵线退下来就去摘黑莓或在荫蔽处睡觉。缺乏经验的军官不懂得怎样使成千名士兵听从指挥。部队行军22英里就需要两天半时间，这样的距离在战争后期老兵们只要一天。由于需要重新发给由粗心的士兵消耗或损失的配给物和弹药，需要勘查这个绘制得很差的、罕为人知的地形图，又进一步耽搁了时日。麦克道尔终于在7月21日(星期日)准备行动。在这一天从华盛顿来的马车坐满了国会议员和各种观众来看“鞭打叛匪”。  
　　麦克道尔的侧翼纵队12,000人在凌晨两点起床，在黑暗中蹒跚地穿过矮树丛林，越过萨德利斯普林斯浅滩后就布署散开，这比原计划迟到3个钟头。与此同时，联邦其它部队佯攻布尔河的石桥和下游滩头，扼制住那里的邦联军队，而由侧翼部队包抄了他们。起初，虽然时间迟缓了，但行动还是有效的，联邦军团匍匐越过沃伦顿关卡北面的田野，没有连续进攻，而是把数目超过自己的邦联军队赶走。这支邦联军队已经调离阵线以对付他们左翼受到的威胁。其他联邦部队涉水渡过浅滩，参加进攻。由于左翼的溃败，邦联方面急忙增援，其中包括弗吉尼亚人托马斯·J·杰克逊指挥下的一个旅，他在亨利豪斯山担任守卫。到中午，叛军被迫退到山上。巴纳德·比将军企图重新组织南卡罗来纳州的溃散的队伍，指着杰克逊的队伍高声叫着：“瞧，杰克逊像一堵石墙屹立着！振作起来，支持弗吉尼亚人！”即使巴纳德·比本人已战死，但他们的确振作起来了。这就是“石墙”杰克逊传说的由来。  
　　正当博雷加德和约翰斯顿到达亨利豪斯山亲自指挥他们重新组织的军队时，联邦军队因胜利而喜气洋洋，但他们的组织涣散。他们停下来重新编队，准备继续进攻。经过两小时后，从下午2时至4时，剧烈的战斗在山上此起彼伏。在某一地方，因各种军服引起的混乱使联邦的一次攻击受到损失。一个穿蓝色军衣的团队开出森林向两个联邦炮兵连移动，联邦军队误认他们是支援的步兵就停止射击，直到这支原来是第33弗吉尼亚团突然举枪瞄准他们，在射程范围内排枪射击，杀死许多炮手，打垮了这两个炮兵连。战斗继续着，但在这个地方联邦军队前进的势头减弱了。麦克道尔在战斗最剧烈的时刻，亲自给旅、甚至团发号施令，但在英勇战斗中他忽视了全面指挥的职责，未能把后方的两个预备旅调到前方来。  
　　相反，博雷加德和约翰斯顿现在已牢牢掌握着他们的军队，包括从山谷调来的最后一个旅，他们刚在马纳萨斯下火车，并在下午4时行军进入战斗部署。博雷加德在这些部队和其他部队的支援下，发布命令，以他的生力军进行反攻。南军向前冲锋，发出南部人的呼啸。高声悲壮的尖叫，这种著名的呼啸所起的作用和北军士兵在战斗中发出的低声呼喊所起的作用一样——它使紧张的神经松弛，在同伴间产生一种团结和力量感。南方人的尖叫声的出处不明(有人说是源于猎狐者的喊声，其他人把它比似为呼唤猪猡的声音)，据说是一种可怕的声音。一个联邦的老兵写道：“在凶残地区的这一边没有那样的大喊大叫。在这种情况下，使你的斗志下降的这种特殊感觉是永远无法表达的。你需要去体会。如果你说你没有体会到但只听到了这种狂叫声，那么你就是不曾身临其境。”  
　　许多北军士兵在异常酷热的7月，缺食缺水，一直行军战斗了13个小时，已经弄得筋疲力竭了。在这种可怕的反攻面前，他们顶不住了——起初是慢慢后撤，但在被迫越过布尔河后队伍就更加混乱。随着红日西沉，许多北军惊慌失措，使撤退变成了溃败。这说明了另一军事原理：有秩序的撤退对没有训练的军队来说是最难执行的军事调动。一些军车和在混战中抓来的老百姓的狂乱马车纠缠在一起。北部一个国会议员被俘了，另外几个政治要人力图把散兵集合起来，但被怒目的士兵推到一旁，这些士兵只想着怎样逃跑脱身。人流一整夜向华盛顿涌去，而撤退的速度要比进军时快得多。  
　　布尔河之战(邦联方面称为马纳萨斯之战)是南部决定性的策略胜利。实际上每一方都有18,000人参加(双方也有几个团队未投入战斗)，邦联战死的有387人，北部战死的有481人；邦联伤者1,582人，北部伤者1,011人。北部有1,200人失踪，大部分是被俘。在这场战斗中，约有七分之一的伤员后来因伤死去，所以每一方战死和受重伤的人数约有600人。虽然按以后的内战标准来看这是一场小的战斗，但它是到那时为止在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和代价最高的战斗。  
　　当杰斐逊·戴维斯本人在胜利的高潮抵达布尔河战场的时候，他敦促约翰斯顿和博雷加德向华盛顿推进。但约翰斯顿认为，他的军队在胜利的时候比联邦军队战败时更加混乱。后来，南部就未乘胜追击的责任问题发生了争论。博雷加德指责戴维斯不赞成前进，而事实上对方却是曾经主张前进的。不管怎样，邦联是很难攻克华盛顿的。麦克道尔在森特维尔已经建成了由生力军担任的坚强后卫，这也许能够阻止敌人的进攻。其他的联邦士兵部署在波托马克河沿岸的防御工事里，这是难以逾越的防线。战斗后第二天，大雨倾盆，道路变为无底泥潭。而且，邦联方面并不具备向前推进的后勤能力。在马纳萨斯地方的供给品已几乎耗尽，战斗后有些士兵空腹行军，超过了一昼夜的时间。  
　　布尔河战斗对这个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邦联方面来说，好像一个南部人就可战胜十个新英格兰人——即使数量相等和南军差一点被击败。他们在大多数战斗中坚持防守，这通常是一种有利条件，对没有经验的军队来说尤其应该这样。然而，邦联的第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使弗吉尼亚的南部军队产生了一种信心，这给他们在未来的战斗中以心理上的优势。也许，更重要的是，它使这一战场上的一些联邦官兵产生了一种自卑感。也许，正像南部人经常声称那样，南军毕竟比北军强。这种潜在的自卑情绪，将在以后两年的东部战场证明它具有重要的军事影响。  


麦克莱伦和波托马克军  
　　因胜利而激起的兴奋促使南部后方过于自信，许多人认为战争已告结束。然而，与此同时因败北而引起的震惊使北部不得不面对现实。春天时人们表现出强烈的乐观主义情绪，现在则以不屈不挠的倔强精神所取代。如果南部人认为北军因挨了一顿打就撤走了，此时他们也很快就有不同的认识。3年服役期的志愿兵涌向征兵站。政府迅速行动，改组东部的最高指挥部。从弗吉尼亚西部得胜刚刚归来的乔治·B·麦克莱伦被派到华盛顿新近命名的波托马克军任指挥官。麦克道尔被降为师指挥官。帕特森由于未能把约翰斯顿阻于河谷，他的职务由马萨诸塞的政治将军纳撒尼尔·P·班克斯所代替。  
　　麦克莱伦当时只有34岁，曾参与墨西哥战争并表现杰出。他在欧洲学习过军事，从1857年至1861年相继出任中西部铁路的主任工程师、副总管和总管之职。他后来曾这样写道，当他在7月26日抵达华盛顿时，他“发现无军队可供指挥——只集中了一些团队，畏缩在波托马克河畔，有些完全是新兵，其余由于最近的败仗而情绪低落”。虽然这是有些夸大，但情况是够糟的。麦克莱伦以坚定的手腕重新组织和训练这些军队。不称职的军官被免职，新招来的士兵在严格训练下由新兵变为战士。他们重新得到在布尔河失去的某些自尊感。作为一个出色的组织者，麦克莱伦正是1861年军队所需要的人。  
　　报界为麦克莱伦欢呼，称他为拯救这个国家的人。有些热心人谈起他时，把他当作下一届总统(他是民主党人)。阿谀奉承使麦克莱伦冲昏头脑。他逐渐不把自己当作总统和将军的下属，而作为他们的主宰。在给妻子和友人的信中，他不自觉地流露了救世主的情绪，他写道：“我收到一封又一封的信，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谈话，要求我去拯救这个国家，还暗示总统职位、专政……等等，通过某种奇特的魔力作用，我已成为这个国家的强有力的人……。上帝已使我肩负重任……。我奉命去完成这一重任。我那以前的生涯似乎不知不觉地奉献给这一伟大目标。”麦克莱伦的士兵增强了他的自负。他写给妻子的信说道：“你不知道，当我来到士兵中间时，他们是何等的兴高采烈。你从未听到过这样的呼喊……。我可看到每一只眼睛在闪耀着。”对于林肯和斯科特将军，他写道：  
　　我在不遗余力地提高我们的实力，但老将军总是在碍事……。人民要求我去拯救这个国家，我必须这样做，不能顾及任何妨碍。……总统是个傻瓜，老将军又昏聩无能。……如果(斯科特)不能在我的前进道上被挪开，我就不留任，而要辞职，让政府好自为之。  

　　在11月1日，斯科特终于辞职了，而由麦克莱伦取代了他的职务。当林肯告诫他说，司令官和波托马克军指挥官的双重任务是十分繁重的，这位将军回答道：“我能胜任。”  
　　布尔河战役后三个月，在弗吉尼亚战场没有重大的行动。正当麦克莱伦训练日益增多的军队(到10月份人数为12万人)的时候，约翰斯顿在森特维尔也同样地训练不足50,000邦联军队。南军把前哨推进到可以看得见华盛顿的距离之内。在那里，双方的警卫队伍互相监视，偶尔也互相射击。就在这一阶段，有位北部妇女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波托马克河边静悄悄”，南方的一位作曲家把它配上乐谱。萦绕心怀的调子和伤感的诗句使这首歌成为在波托马克河双方最流行的战时歌曲。  
　　这些日子是舆论声中麦克莱伦的甜蜜岁月。但是，当晴朗的10月天气已经过去，而麦克莱伦的“雄师”却按兵不动时，政府和公众开始不耐烦了。麦克莱伦已经开始显露终于导致其垮台的种种弱点。他的第一个弱点就是过度地追求尽善尽美。他的准备工作是做得很好的了，但准备工作再完善也永远不能使他满意。军队永远处于几乎待命行动的状况。与此有关的是麦克莱伦一直夸大对手的实力。当约翰斯顿只有41,000人可待命出动的时候，麦克莱伦估计敌人的数目有15万人，并以此作为延宕的理由，直到他能把自己的队伍壮大到20万人为止。麦克莱伦的情报处，以著名的“平克顿侦探所”的阿伦·平克顿为首，因常常过高估计邦联军队的规模而使这位将军产生恐惧。但麦克莱伦相信他自己的想法。他也认为南部军事优越，因而使他常常夸大了敌人的力量。  
　　麦克莱伦缺乏伟大将领所必备的那种精神和道义上的勇气、行动的意志和欣然面对真正的可怕时刻。为了掩盖他的弱点，他居心不良地想找替罪羊。他给妻子的信这样写道：“我是处在这样一个可怕的地方。敌人兵力比我们大三四倍。总统、老将军不能也不愿看到事态的真相……。我在每一转折关头遭到了反对和欺骗……。”  
　　麦克莱伦瞧不起林肯使他在判断上犯了严重错误。例如，他没有让政府知道自己的计划。当他不得不说明不采取行动的理由时，他怒冲冲地回答或不作答复。在私下里，他把内阁说成是“鹅群”，把总统说成是“原始大猩猩”。有一次林肯想了解有关他的计划时，这位将军悄悄溜走，“以避开‘闲逛’的总统之类的一切敌手”。在几个晚上以后，在1861年11月，林肯和国务卿西沃德过访麦克莱伦，有人告诉他们说将军已外出，但很快便会回来。当麦克莱伦回来并知道有客人时，他不予理睬竟上楼去了。林肯和西沃德又等了半个钟头，一个仆人才终于告诉他们说，将军已经睡觉去了。  
　　麦克莱伦并不掩饰他对废奴主义者和激进共和党人的鄙视。早在一年前，他的一些亲密的政界朋友曾是布雷金里奇的民主党人。他那赞成蓄奴的思想倾向和拒绝打击叛军的行动在一些共和党人中产生了阴郁的想法。在10月1日，蒙哥马利·希莱尔说道：“林肯已开始怀疑起来。”怀疑麦克莱伦对北部事业的忠诚是没有根据的，但他的确委派同伙的民主党人担任一些重要的职位。他们像他一样想在克里坦登妥协的方案基础上恢复联邦。他们对蓄奴制是“软弱的”；在某种意义上，对南部也是软弱的。由于进过西点军校，又与南部军官在旧军队共同服役(麦克莱伦在1861年11月曾写道：“一些邦联的将军曾是我的挚友。”)，他们不可能同意共和党人激进的、自由劳动的思想意识。他们不愿意去打那种废奴主义者和激进分子开始所要求的那种战争——即摧毁蓄奴制并以自由土地概念去改变南部的一种战争。麦克莱伦写信给一位有影响的民主党的朋友这样说：“请帮助我摆脱黑鬼。我在为保持联盟的完整而战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不能参与黑人问题。”  
　　麦克莱伦的个性和政治观点就这样与军事战略和战争目的掺和在一起了。在军队和共和党的高层集团之间危险的两极分化发展了。波托马克军开始参与了政治，这对其未来的战斗力产生严重的后果。  
　　这种分化首先从鲍尔布拉夫战斗及其后果开始。当麦克莱伦命令查尔斯·P·斯通将军派出他的师的部分侦察人员越过波托马克河向弗吉尼亚的利斯堡以弄清那里的邦联旅的实力和活动，而斯通在10月21日这样做时，这场战斗就打响了。南军伏击蓝衣北军团队，迫使他们跳下峭壁落入河中，有几个企图游到安全地方的士兵也被击毙或溺死了。200多名联邦军士兵伤亡，700多名被俘。被杀的有爱德华·贝克上校，他是侦察部队的指挥官、俄勒冈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也是林肯总统的密友。这次战斗的军事意义虽然不大，但却是一次耻辱的失败。然而，它的政治意义却是很大的。1861年12月，国会组织一个联合委员会调查“当前的战争行动”，特别是鲍尔布拉夫和布尔河的战斗情况。调查战争行动的委员会是受激进的共和党人支配的，它产生的影响有利也有弊。它调查了军队的医疗服务、与敌人的非法贸易以及军备承包合同。它有助于加强这些方面的工作效率和忠于职守，但它也使民主党的将军们感到烦恼，并强化了影响波托马克军的政治紧张局面。  
　　斯通将军是委员会调查的第一个目标。斯通作为西点军校的学生和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人，曾经命令加入他的部队的逃亡奴隶回到主人那里去。就为了这一件事，他受到州长安德鲁的谴责，并在议会上受到查尔斯·萨姆纳的抨击。据说，他还曾在利斯堡与邦联军官有过接触。他是个不忠的人吗？他是不是有意派遣贝克和联邦部队进入鲍尔布拉夫伏击圈？委员会调查了针对斯通的流言蜚语。虽然这位将军的罪名毫无疑问是赞成蓄奴制，而且可能与邦联的朋友保持不明智的接触，但说他不忠的种种传说没有一件得到证实。委员会威吓斯通，拒绝让他盘问证人，甚至不告诉他对他的具体告发罪名。没有出庭受审，也没有军事询问，他在1862年2月入狱6个月。虽然后来恢复了他的工作，任次要的指挥官，但他这一生算是给毁了。  


欧洲与战争  
　　大规模的内战会变为国际战争，这是一个规律。但美国内战却是一个例外。虽然南部寻求外国介入，而欧洲大国也想来美国混水摸鱼，但邦联甚至没能得到一个欧洲国家政府的承认。这一失败有许多因素：北部的外交技巧、欧洲在波兰和丹麦的利益转化为国际性危机、大部分欧洲人怀有反蓄奴制情绪、英法害怕与北部交战带来的后果，等等。但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邦联军队未能取得连续的胜利足以使欧洲各国政府相信南部可以维持其独立。外交胜利是以军事胜利为转移的。外交政策的节奏是受到战争的结果所支配的。在1862年秋，邦联军队所表现出的威力几乎赢得外国的介入，但7月份联邦在安蒂特姆的胜利保持了外交承认的成果，而南部则是鞭长莫及了。  
　　欧洲对美国内战的态度，通常可归纳为以下一些看法。据说上层阶级，特别是在英国，一直是亲邦联的，因为南部种植园主和欧洲贵族之间存在着姻亲关系。英国的纺织工业依赖南部的棉花。英国制造厂主和船运商人高兴看到他们的竞争者新英格兰人的失败。欧洲各国政府看到北美共和国的削弱也不觉得遗憾，因为共和国显著的发展会威胁他们在西半球的利益。欧洲的统治阶级高兴地看到美国民主试验的垮台，而这一试验的成功会激起他们国家中那些蠢蠢欲动的群众起来仿效。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和自由中产阶级据说是同情北部的，把它看成世界上共和主义和进步思想的伟大象征。联邦的胜利是自由劳动和民主的胜利，它的影响会推进欧洲自由主义的事业，而邦联的胜利将象征着蓄奴制和反动的胜利。  
　　虽然这些看法颇具真实性，但这样的概括过于简单化了。新近的研究揭示出欧洲方面的态度是相反的和矛盾的。诚然，英国工人一般说来是同情北部的，但兰开夏纺织工厂的工人失业使那里的许多工人赞同进行干涉去支持南部以取得棉花。另一方面，许多英国制造厂商发现战时的北部是有利可图的客户而不是竞争对手。欧洲一些自由主义者看到，只要北部只是为联邦而不是为解放而战，那么在联邦的事业中并无道义可言。同时，作为反对现有政府的叛逆者，南部的贵族在欧洲统治阶级中引起了忧郁和羡慕。虽然一些英国政治家内心希望北部共和国垮台，但另一些人又害怕，这个接着而来的权力真空会在西半球产生纠葛和不稳定局面。法国统治者拿破仑三世的确利用美国的冲突在墨西哥扶植了一个傀儡王朝。但有着权力平衡政治传统的法国，并不比俄国更渴望看到美国海军力量的衰落，因为它对英国的海上霸权起着抵消的作用。  
　　出于对实力和国家本身利益而不是出于意识形态或社会舆论的种种考虑，最终确定了欧洲对美国内战的政策。在这种政策的演变中，英国是事关重大的国家。作为世界上工业和海上的大国，英国的利益深受美国内战的影响，而英国也是最能装备以进行干预的国家。拿破仑三世玩弄企图单方介入的把戏，但最后因为没有英国的合作而不采取行动(在墨西哥是例外)。  


棉花王的幻想  
　　在1861年，南部的外交政策建立在“棉花就是王”这种理论上。按照这种理论，英、法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靠棉花。英国五分之四的棉花是来自南部。中断棉花供应就会使英国经济崩溃，使工人濒于挨饿，并使政府垮台。英国会被迫打破这种封锁从而挑起与北部的战争，这样将确保邦联的独立。  
　　南卡罗来纳的议员詹姆斯·哈蒙德在他1858年著名的演说“棉花王”中曾花言巧浯地问道：“如果有三年不供应棉花，情况将会怎么样呢？英国就会马上垮台，而且除了南部，整个文明世界将跟着垮台。不，你们不敢就棉花发动战争。任何世界上的大国都不敢就此发动战争。棉花就是王！”在1861年，邦联方面很少人怀疑这种论点的逻辑性。密西西比州州长曾对一位英国的战地记者说：“独立自主的密西西比州没有英国比起英国没有密西西比州能大干一番事业。”另一个南部人说：“呃，先生，我们只要切断棉花供应几个星期，就能在大英帝国制造一场革命。”一个查尔斯顿的商人相信，如果联邦的封锁减少了英国的棉花进口，“你们将会把他们的舰船沉入海底并承认我们。我想，在秋季前就可见分晓了。”  
　　邦联并不想单靠联邦的封锁来祈求保护棉花王的统治权威。南部公共安全委员会颁布了棉花出口禁令。棉花禁止出口，虽然从来就没有被邦联议会批准，但在南部却得到广泛支持，并且得到彻底执行。1860年的大部分棉花已经装船外运，但1861年的大部分棉花却滞留在南部。1862年南部种植园只种植常年棉花面积的三分之一，而把其余的土地用于粮食生产。1863年和1864年棉花产量更少，不到战前平均产量的八分之一。1862年英国从邦联进口的棉花大约是1860年的1%。  
　　但是，对棉花王的理论来说，可惜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棉花丰收已使原棉和棉织品供过于求。颇有讽刺意味的是，1861年的棉花禁运实际上对正因市场棉花过剩而苦恼的英国纺织公司是有利的。直到1862年下半年，大量倾销的棉花发生严重歉收才严重地影响英、法两国。  
　　即使没有1861年棉花过剩的那种偶然情况，禁运也不可能引起英国的干预。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不大可能屈从于经济讹诈。棉花王的统治权威是一种幻想。英国在印度和埃及开辟了另外的棉花来源。虽然这种棉花的质量比南方棉花差，而且数量最初也很小，但到1864年，英国棉花进口已上升到将近美国内战前平均进口量的四分之三。大部分棉花是从印度和埃及进口，但也有一些来自联邦控制的南部港口，有些来自邦联。到1863年南部也改变了它的禁运政策，试图尽量通过严密封锁线运出棉花以支付军备进口所需的费用。  
　　英国干预的经济动机在1862年末达到了高潮。当时棉花荒处于最严重关头，数以千计的兰开夏工人在受苦。但是，如果英国的这个经济部门因美国战争而暂时萧条，而其它部门就会兴旺繁荣。即使在战前，纺织厂在英国已逐渐失去其重要地位。联邦和邦联购买战争物资刺激了钢铁、造船和军火工业的迅速发展。这些部门的战时繁荣吸收了许多失业的棉纺工人。对其他工人则增加穷困救济使之度过难关，直到1863年棉纺厂恢复生产。最后才真相大白，是密西西比州需要英国，而不是英国需要密西西比州。  


封锁与外交关系  
　　联邦的封锁成为战争第一年外交上的主要问题——不是由于其经济影响，而是由于其法律与政治上的纠葛。林肯宣布封锁，这是违背了他坚持这场战争只不过是内部暴乱的观点，因为封锁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武器。1861年5月14日英国政府发布了中立声明，从而把交战一方的地位授予邦联。其他欧洲国家跟着发表中立声明。承认南部的交战地位，就给南部在中立国签约借债和购买补给品的权利和在公海执行交战任务的权利。北部对此极为愤怒，而南部则喜不自胜，因为双方都认为这是在外交上承认邦联的前奏。但实际上，英国除了承认邦联的交战国地位外，没有选择余地。欧洲的一些外交使节对北部所爆发的忿怒表示惊讶。正如英国外交大臣约翰·罗素勋爵所说的那样：“交战国权利的问题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一个事实问题。”  
　　与北部的恐惧和南部的希望相反，承认交战国地位并不是走向外交承认的第一步。事实上，欧洲宣布中立从长远看是对联邦有利的，因为声明里包含着正式承认封锁的意思。根据国际法，封锁必须对中立国实行确实有效的法律约束。但“确实有效”不过是定义而已。它是否意味着每一个港口一定要用军舰组成的一条密不透风的警戒线封锁起来？作为前几次欧洲战争中立国的美国，曾坚持这样的理解，但作为世界上主要海上大国的英国一直认为，如果巡逻战舰力求不让船只进出敌人港口，这种封锁是合法的。这两种不同的解释曾使这两个国家在1812年陷入战争。但是，现在处境不同了，美国是海上交战的一方，而英国是最主要的中立国。联邦采取了英国关于封锁效果问题的传统立场，而邦联重申美国传统立场。英国有理由宣布封锁是非法的，如果英国这样做的话，因为邦联的使节提出了一长串曾偷越封锁线的船只的名单。英国政府不希望制造先例，以免在未来战争中使他们的海军自食其果。1862年2月15日，外交大臣罗素勋爵宣布联邦的封锁是合法的，只要战舰在港口巡逻时“有足够的力量以阻止越过港口或对进出港口船只产生明显危险。”联邦的封锁当然是符合明显危险这一标准的。  
　　在以前的战争中，英国海军曾提出了“继续航运”法规，以证明攫取中立港船只上的货物是合理的，如果有理由认为这些货物最终是运往敌人港口的话。在半世纪前，美国反对这种法规，但是，现在联邦海军要比英国走得更远。通常送往邦联的军用物资是从一个欧洲港口运进南部海岸较近的另一中立港；在那里，再把这些物资装到偷越封锁线的船只上。联邦的战舰在英国商船抵达拿骚、哈瓦那和其他换船港口以前就开始捕获它们。在“斯普林波克”号(1863年)事件中，纽约处理战利品军事法庭曾坚持没收开到中立港的英国商船“斯普林波克”号，理由是船货最终是运给邦联的。英国政府不管商人的愤怒抗议，除把这一先例记录在案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1863年，联邦海军把继续航行法规扩大到陆地运输。这一年，为邦联运货最繁忙的中立港之一是马塔莫罗斯，它是墨西哥的一个城市，在得克萨斯的格兰德河口的对面。1863年2月，海军在加勒比海的圣托马斯附近捕获英国商船“彼得霍夫”号。“彼得霍夫”号是开往马塔莫罗斯的，它装运的是一些供给物品和其他军用走私物品。一个战利品军事法庭坚持把这些物品没收，因为有证据证实货物将从陆路越过边界运进邦联。英国报界不止一次地叫嚷着对狂妄的新英格兰人进行报复，但英国政府承认美国“继续运输”的法规，并把这些先例记录在案，以备后用。半个世纪之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早期，美国的这种做法得到了恶报，英国利用继续运输的法规反对美国经中立国荷兰运送军需品到德国。  


“特伦特”号事件  
　　有一宗联邦干预英国船只的事件几乎引起一场英美战争。1861年11月8日，美军舰“圣哈辛托”号拦住了英国邮船“特伦特”号，它是从哈瓦那启航开往圣托马斯的。在“特伦特”号船上，有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梅森和路易斯安那的约翰·斯利德尔，他们是邦联派到伦敦和巴黎的代表。“圣哈辛托”号舰长查尔斯·威尔克斯派出一伙人上船逮捕了梅森和斯利德尔，带走后把他们投入波士顿的联邦监狱。  
　　此一事件使北部大为庆贺，把威尔克斯捧为英雄。众议院颁给他一枚特别奖章。消息传到英国，报界和公众极为愤怒。首相帕尔麦斯顿子爵对紧张的内阁说道：“你们可能忍受得了。……但我可忍受不了！”英国海军调出舰只增援北美海军中队，陆军准备派远征军到加拿大。大西洋两岸都普遍议论着战争。  
　　但是，这样的战争不会给任何一方带来好处。双方很快便认识到这一点。英国写好了一个措词激烈的照会(但不是最后通谍)，要求道歉和释放梅森和斯利德尔。艾伯特亲王在临终前又表示意见说，威尔克斯的行动可能不是奉命行事，因而缓和了照会的语调。这样就让联邦政府作出让步而不失面子。事实上威尔克斯是凭自己的意愿行事，他的行动的合法性由于国际法模棱两可而受到怀疑。在公海上搜查和没收走私货的正当权利已被确认，但外交官是否属于“私货”，还不太明确。如果威尔克斯曾押送捕获船的船员登上“特伦特”号，把它带到战利品军事法庭上去，英国会毫无办法反对美国。国务卿西沃德在技术上利用这一点承认威尔克斯做得不对。林肯下令释放梅森和斯利德尔，而英国也把这作为是道歉，接受了美国的做法。这一危机乃宣告结束。梅森和斯利德尔取道往伦敦和巴黎，在那里，他们试图为争取外国的承认和干预而白白地花了3年时间。

第十四章 北部瞩望之春  
詹姆斯·M·麦克弗森 [美国]  
[出自《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1981  
亨利要塞与唐纳尔逊要塞  
夏洛战役  
　 会战后的败退和追击  
联邦在西部的其他胜利  
　 新奥尔良的陷落  
　 联邦胜利的步伐停滞不前  




　　尽管联邦军不久就要赢得一连串激动人心的胜利，但1861年1月的华盛顿依然笼罩着阴郁的气氛。“特伦特”号事件余波未平，释放梅森和斯利德尔已使舆论界大失所望。北部的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已暂停硬币支付，军备承包契约的丑闻充斥报纸头版版面。波托马克军，除派出的四个团在鲍尔布拉夫战役受挫外，6个月来迄未采取重大行动；而这时麦克莱伦将军正患伤寒病。甚至乔治·托马斯将军在肯塔基的克罗斯罗兹的大捷，也未能消除阴郁气氛，因为胜利到此便停滞不前了。在密苏里军区司令亨利·哈勒克将军寄来的一封信，阐释了他的部队不能沿密西西比河挺进的理由，林肯在信函背面写道：“事态令人极为沮丧。要是到处都这样，将一事无成。”有一天，无精打采的总统来到兵站总监蒙哥马利·梅格斯的办公室，对他说：“将军，我该怎么办？民众已经不耐烦了。蔡斯财力拮据……上将患了伤寒。情况严重啊。我该怎么办？”  
　　 1月17日，林肯颁布“第一号作战命令”，命令全军于2月22日(华盛顿诞辰纪念日)向前推进。这一颇欠高明的策略，林肯曾希望它能缓解人民的焦虑情绪，并且可以推动一下麦克莱伦，然而这一纸命令并未产生军事效果。但它确实迫使麦克莱伦告诉林肯，他计划把波托马克军经水路运往切萨皮克湾，在那里登陆后，对森特维尔和弗雷德里克斯堡的邦联军翼侧发动攻击。当林肯正在反复考虑此项计划时，从西部却传来了富有戏剧性的消息。  


亨利要塞与唐纳尔逊要塞  
　　 1861年，邦联政府任命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勿与弗吉尼亚的约瑟夫·E·约翰斯顿混同)为西部军区司令。他是肯塔基州人，旧军队高级将领之一，曾被联邦授予最高指挥权，但他愿意归附南部。当唐·卡洛斯·比尔和尤利塞斯·S·格兰特统率的联邦军于1861年秋占领肯塔基北部时，约翰斯顿构筑了一道横贯该州南部的防线，调集重兵据守鲍灵格林和密西西比河畔的哥伦布。比尔计划对鲍灵格林发动春季攻势，但是当他正在筹划之际，格兰特就抢先行动了。  
　　约翰斯顿防线最薄弱的环节，就是亨利要塞和唐纳尔逊要塞，它们位于肯塔基与田纳西州界南侧的田纳西河畔和坎伯兰河畔，相距12英里。联邦以一支由三艘木质舰和四艘装甲炮舰(尚有更多的舰只在建造中)组成的舰队控制了水路。统率这支舰队的旗舰司令是安德鲁·富特，一位倔强而滴酒不沾的康涅狄格州新英格兰人。他对亨利要塞和唐纳尔逊要塞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与格兰特的看法不谋而合。哈勒克也觉察到此点，遂授权格兰特进攻亨利要塞。格兰特亲率15,000人，在舰队配合下，向田纳西河上游进发，在距该堡四英里处登岸，准备从背后袭击，而舰队则从河上炮轰。而后来的情况是，在步兵开抵战场之前，炮舰已单独干起来了。亨利要塞位于低洼地，地势不利，逼近的北军对它的威胁几乎像暴涨的洪水。2月6日下午1点，富特的炮舰猛烈开炮；该要塞也毫不示弱地还击，一颗炮弹击中了一艘装甲舰的锅炉，使该舰失去了战斗力。然而，南军火力终于被压制住了。守军的大多数经由陆路逃往唐纳尔逊要塞，邦联军指挥官于下午3点投降。  
　　这场短促战斗的后果非同小可。现在联邦炮舰沿着田纳西河巡弋，直达亚拉巴马州的弗洛伦斯。格兰特挥师循陆路朝唐纳尔逊要塞进军，而装甲舰则顺流而下，驶入坎伯兰河，再次配合陆军行动。约翰斯顿濒临绝境。防线已被突破；由于联邦军已控制了田纳西河，鲍灵格林和孟菲斯之间的铁路联系亦被切断；驻守亨利要塞的格兰特威胁密西西比河畔哥伦布的邦联军据点的侧翼。如果唐纳尔逊要塞亦告失守，驻守鲍灵格林的约翰斯顿主力部队，势必受到格兰特在后和比尔在前的夹击，而纳什维尔本身亦难以困守。如果把可以调用的兵力都集结在唐纳尔逊要塞，就会冒损兵折将的风险；如果率军撤退到田纳西州中部的新防线，唐纳尔逊那支势单力薄的守军，将像熟梅坠地一样落入格兰特之手。约翰斯顿采取了折衷措施，把驻守鲍灵格林的半数兵力派往唐纳尔逊要塞，这样就使该要塞守军达到17,000人，而他则率剩余部队向纳什维尔撤退。指挥唐纳尔逊守军的将领不是别人，正是约翰·B·弗洛伊德，此人是弗吉尼亚州的政客，在弗吉尼亚西部失败后，乃被派到肯塔基来。  
　　格兰特麾下那支满怀信心的大军，集结于唐纳尔逊，并在该地得到增援，兵力扩大到27,000人。格兰特打算部署部队从陆地一侧包围该堡，而富特舰队则从河上轰击，像对付亨利要塞一样，迫使它屈服。但是，唐纳尔逊要塞却显得棘手得多。占地15英亩的土木工程要塞，掩护着架设在河岸峭壁上的12门重炮。要塞外围，是沿着山脊开挖的环形战壕，这些山脊可以俯瞰险峻的林木茂密的深谷。假如能够不使可畏的炮舰靠近的话，那么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是可以固守战壕，至少能抗击两倍之敌。战役伊始，邦联军颇为得手。他们在2月13日击退了联邦步兵发动的不成熟的试探性进攻。翌日，装甲炮舰驶来发动进攻，原来这些庞然巨物毕竟不是坚不可摧的。经历一场激战，南军炮兵竟准确地击毁了其中的三艘，负伤的富特(后因伤重而死)下令停止进攻，  
　　虽然邦联军首战告捷，但弗洛伊德及其部属依然感到进退维谷。北军使他们陷入水陆被围的困境；看来投降只是时间问题了。当天夜间，邦联军的军官会议决定于2月15日晨突围，以便让守军逃出。正值联邦军右翼部队准备进早餐之际，万名南军士兵发出尖锐的呼号声，突然冲出森林，滑膛枪喷吐着火舌。鏖战数小时之后，南军迫使联邦军右翼后撤，从而打开了通往纳什维尔的通道。在这场激战中，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上校所部弃马奋战的骑兵营战功卓著。  
　　后来事态的发展一直是引起争论的话题。突围之路已经打通，但邦联军吉迪恩·J·皮洛将军却命令部队返回战壕，弗洛伊德略经思考，竟同意了这一命令。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此举确实令人费解；另一些人认为南军指挥官在顺利实现突围计划时，骤然不知所措。事实真相看来是南军冒着滴水成冰的严寒长时间苦战，已疲惫不堪，组织涣散，在撤离以前需要稍加歇息，以便重新整顿，补充装备。  
　　然而，这次停歇是致命的。格兰特在作战时没有在场，而是在上游3英里处的旗舰上与富特磋商军情，上风使他听不到战斗的喧响声。他返回前线后，发现自己的右翼已溃退，他临危不惧，镇定自若。他推测南军一定是抽调了右翼兵力去进攻他的(右翼)，乃命令左翼部队攻击正面敌壕。衣阿华和印第安纳士兵在呐喊声中占领了防御薄弱的第一道堑壕；与此同时，格兰特在右翼重新组织士气低落的伊利诺伊和俄亥俄的两个团发动反攻，收复了早晨失守的大部分阵地。  
　　 2月15至16日夜，邦联军军官再次召开军事会议，不顾福雷斯特的强烈反对，决定投降。弗洛伊德唯恐由于自己在布坎南总统时期任陆军部长时的行径可能被指控犯有欺诈、叛国罪，便把指挥权移交给皮洛。而皮洛是一名政客，也担心落到联邦手里，便将指挥权移交给西蒙·B·巴克纳，而巴克纳对这种怪事并未觉得可笑。当弗洛伊德和皮洛带领2500士兵乘船逃之夭夭，福雷斯特带领700骑兵蹚涉洪水漫没的道路出逃时，巴克纳就准备率残部13,000人投降了。具有讽刺性的是，当格兰特在旧军队失意潦倒之时，巴克纳曾资助过他。然而，当巴克纳请示投降条件时，格兰特无意以德报恩。他答复说：“除立即无条件投降外，没有谈判的余地。我准备马上攻击你的阵地。”  
　　这番话使格兰特名声卓著，不过，唐纳尔逊大捷的影响超乎个人。这个要塞的陷落提高了北方的士气，而南方却是士气消沉。邦联驻英代表詹姆斯·梅森从伦敦来函写道：“最近亨利要塞和唐纳尔逊要塞的失守，已经使此间朋友们深感遗憾。”事态还会更糟。由于联邦海军此刻已控制了坎伯兰河，纳什维尔势难据守，邦联军遂于2月23日撤离。该城是工业和交通的重要枢纽，也是沦于北军的南部第一个州府。  
　　剩下来的问题便是撤退到密西西比北部科林斯铁路接轨点的艾伯特·西德尼的约翰斯顿指挥部了。他们在该地与撤离肯塔基州哥伦布的守军以及来自下南部的援军会合了。3月间，在距科林斯仅20英里的田纳西河畔的匹兹堡码头，格兰特建立了前进基地。他得到3个生力师的增援，其中之一是由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指挥的。哈勒克现在任田纳西-密苏里战区总指挥。他命令比尔手下的俄亥俄军从纳什维尔进军，与格兰特的西田纳西军会师，以便75,000人的联邦部队此刻协同对在科林斯集结的45,000邦联军发动攻势。  


夏洛战役  
　　但是，约翰斯顿无意坐待格兰特的进攻。博雷加德将军在弗吉尼亚州和杰斐逊·戴维斯发生龃龉后，已被派往西部。约翰斯顿打算和他协同作战，趁河水泛滥、桥梁坍毁，因而使增援格兰特的比尔部队受阻之际，向格兰特的40,000大军发动突然袭击，以夺回主动权。约翰斯顿拥有一个突出的有利条件——联邦方面没有任何人预料到他会发起攻势。在纳尔逊要塞陷落后，邦联军溃退，这使格兰特确信南军士气已一蹶不振。在匹兹堡码头，北军竟把时间消磨在操练上，并不挖掘壕沟，因为他们的指挥官热衷于打进攻战，毫不采取防御措施。  
　　约翰斯顿拟命令部队从科林斯出发，进抵靠近联邦防线的宿营地。他们将在4月4日从这里发动拂晓攻击。可是出师不利。约翰斯顿发现麦克道尔9个月前在布尔河战役时就已发现的情况，即一支缺乏训练的庞大队伍，不可能火速地由此地转移到彼地。邦联军费时3天才完成了18英里的进军。可以肯定，突然袭击的优势已经丧失，比尔和格兰特此刻已经会师，博雷加德想完全取消此项计划，撤回科林斯。毫无疑问，他的这个想法是正确的。邦联士兵已大喊大叫地进入阵地。他们已和谢尔曼的师的前沿骑兵前哨交火。格兰特明白南军在打什么主意了，或许要进攻驻守在下游5英里处克鲁普码头的分遣师，但他电告哈勒克说，他“几乎不相信会对我们发动全面攻击”。该师一名敏感的上校报告说，南军在森林里集结，谢尔曼轻蔑地对他说：“把你们那个混帐的团开回俄亥俄去吧。博雷加德决不是一个大傻瓜，竟然会离开他的作战基地，来我们的基地攻击我们。除科林斯驻军外，没有更近的敌人了。”可是恰恰在这个时刻，约翰斯顿在两英里远的地方作出了决定。他最后已使部队逼近了敌军的地点，因此便不会倾听撤退的意见了。约翰斯顿于4月5日傍晚对军长们说：“纵使他们拥兵百万，我也要进攻。先生们，明天拂晓我们将出击。”  
　　翌晨，南军向谢尔曼的军营发动第一波攻击。该军营位于一座叫做夏洛的木质小教堂附近。像某些报纸事后报道的那样，北军并不完全感到吃惊。联邦巡逻队拂晓时出发巡逻，曾与邦联军散兵遭遇，并高声叫喊着退回自己的防线，这样就为正面的两个师(分别隶属谢尔曼和本杰明·普伦蒂斯，均由未经训练的新兵组成)赢得了时间，奋起迎击朝他们涌来的灰色波浪。  
　　在那漫长的一天，40,000邦联军缓慢而牢固地击退了33,000名联邦军(格兰特的分遣师直到夜幕降临才赶到战场)，双方伤亡惨重。在茂密的树林里和在小块的林间空地上，各旅各团都失去对士兵的控制，战斗分成了许多片，猛烈交火。格兰特正在下游7英里处的指挥部进早餐，听到了射击声。他命令抵达的比尔军先头部队开赴战场，还征用了一艘轮船，急忙赶到前线，在那里和师长们共同协作，支撑了摇摇欲坠的蓝衣军战线。到下午3点，一个战斗格局已经形成。联邦军的两翼被打得均已后撤，只有普伦蒂斯率该师残部及其他师的一部，据守着设在一条凹陷道路的中部防线，邦联军贴切地称这条路为“大黄蜂窝”。当约翰斯顿在这一防区附近亲自指挥一次进攻时，他受了致命伤。博雷加德接替指挥。南军并不包围和绕过大黄蜂窝，而是调来62门大炮，以密集炮火连续猛轰，企图突破北军的中部防线。毫不放松的南军终于包围了普伦蒂斯，他于下午晚些时候率2,200名残部投降，但已经为格兰特沿匹兹堡码头的山脊构筑一道坚固的防线赢得了时间。将近黄昏时，比尔军的第一个旅渡河与格兰特会师；两艘炮舰和山脊的50门大炮，向邦联军队倾泻炮弹；博雷加德明智地决定，拒绝派出他那支疲惫之师参与一次决定性的拂晓攻击。  
　　南军已把蓝衣军击退两英里多，但未达到突破的目的。这时，形势对格兰特有利。他那个失去联络的师，终于从下游抵达这里，同时比尔指挥的三个师也在夜间过了河。次日，格兰特将增加25,000名生力军，而邦联军却不能指望得到增援。夜幕降临，雷雨交加，浇淋着2,000名阵亡的士兵，还有上万名横卧沙场的伤兵。双方士兵几乎没有能够睡眠。炮舰彻夜不停地以8英寸炮弹轰击那些疲惫的邦联军宿营地。当潮湿的早晨终于来临时，坚强的北军便发起全线反攻。他们逼使南军步步后退，越过昨日战场，直到午后3时许，博雷加德才停止抵抗，开始踩着污泥向科林斯困乏地后退。联邦军似乎已满足于收复原先营地，仅略事追击，就受到福雷斯特所部骑兵的阻击。  


会战后的败退和追击  
　　许多历史学家批评格兰特没有乘胜给予一次强有力的打击，而这种打击本来是可以置南军于死地的。的确，邦联军向科林斯退却时陷在泥泞的路上。战斗结束后的当天上午，一名军长布拉克斯顿·布雷格写道：“我们的处境真可怕。部队溃不成军，士气低落。道路简直无法通行。口粮告罄，草料全无。”然而，正像布尔河战斗后的情况，胜利者像败北者一样，也是溃不成军，疲劳不堪。尽管比尔的一些部队比较缺乏经验，格兰特本人却不能给他们下达命令，而比尔又缺乏战场杀戮本能。  
　　一场重要战斗刚一结束就去追击败敌，这决不像纸上谈兵那样轻而易举。士兵们情绪倦怠，体力耗尽。他们在战斗以前就经常长途跋涉，一连数日吃不饱，睡不好。只要行动尚处在昂奋状态，体内肾上腺素的循环倒还可以使他们坚持下去，而战斗了几个小时以后稍一停歇下来，就会出现情绪松懈，口渴难忍，找水喝便成为头等要事。夏洛战斗结束后，一名联邦士兵在家信中写道：“我们追击他们约四分之一英里，我们一停下来……便躺在地上休息。哎哟，妈妈，可累死我啦！战斗的兴奋已经消失。……到处是成堆的尸体和伤兵。我给一些可怜的伤兵喝水，接着又到附近一座被遗弃的营地去搜寻食物。”在另一次战役后，一名幸存者说道：“我一生中从来亲眼见过这么多精神崩溃、疲惫不堪的士兵。我像一匹马一样病倒了，浑身沾满血污和汗垢，我们好多弟兄由于过度疲劳而呕吐。……我们舌干口渴，因缺水而皲裂，我们的脸被火药和烟尘熏黑了。”  
　　一支败军往往具有不顾困乏而仓猝逃命的动力，但对胜者来说，进一步鼓劲就更难了。经过了几次战斗——如著名的安蒂特姆战斗和葛底斯堡战斗——联邦军拥有了新的久经沙场的部队作为后备，这些部队本来应该用于奋力追击逃敌的。但是，大部分时间都像在夏洛一样，士兵打仗过于疲劳，除休息和为自己的幸存而感到惊奇以外，什么也干不成了。而且在内战的多次战斗期间或战斗之后，例如在夏洛，大雨搅得道路泥泞不堪，阻滞了追击。  
　　夏洛战斗至今仍是西半球历史上最可怕的一场大屠杀，尽管它在以后的内战战斗中在这方面名列第七。每一方的阵亡数字都超过了1,700人，伤者逾8,000人。在总数达16,500伤兵中，有2,000人将迅速死亡。夏洛是美国在整个内战中经历的一次洗礼。“唉，太骇人听闻，太可怕啦”，邦联军的一名幸存者写道：“祈求上帝让我永远不再参与这样的场面吧……。一旦得到解脱，我将毕生充当和平拥护者。”  


联邦在西部的其他胜利  
　　 1862年春季的一些时候，邦联似乎就要垮台。在一个月前，联邦军在夏洛以西四百英里的皮里奇会战告捷，把南军(除游击队外)逐出了密苏里，联邦达到了控制阿肯色州北部的目的。1861年11月，当弗里蒙特离开密苏里以后，塞缪尔·R·柯蒂斯将军便开始担任该州联邦军主力战地指挥。在一次冬季战役中，柯蒂斯的12,000名士兵把斯特林·普赖斯部下的8,000名密苏里籍邦联军诱入阿肯色州，在那里普赖斯再次和本·麦卡洛克率领的一支小部队会合。这支16,000人的南军混合部队(包括切罗基部族印第安人三个团) [ 注：切罗基部族是五个“开化的部落”中最大的一个(另外几个是奇卡索族、乔克托族、克里克族和塞米诺尔族)，早在该世纪初，东南各州的白人就把这些印第安人的大多数逐出世居土地，美政府将他们重新安置在印第安人领地(即今俄克拉荷马州)。1861年，邦联与五个部落的一些首领议妥联合协定，让他们在邦联议会中派驻代表，给南方军队提供兵员。但大约半数的开化部落的印第安人继续忠于联邦。大体上说，纯血统的印第安人都留在联邦方面了，而混血种的则归属了邦联。后者中的一些人拥有黑奴。亲联邦印第安人反对亲邦联的印第安人的战斗，均局限于印第安人地区；皮里奇战斗是主要的例外。切罗基首领斯坦德·沃蒂擢升为邦联军准将，直到邦联军其他部队投降之后，他才率部投降。 ] ，由好战的厄尔·范多恩担任全面指挥。柯蒂斯把其蓝衣军部署在阿肯色州北部的皮里奇正南一带。为避免正面进攻，范多恩绕过皮里奇北侧，在夜间从翼侧迂回，于3月7日晨袭击联邦军的后方。柯蒂斯的侦察员曾就邦联军的动向提醒过他，于是他便叫他的部队改变主意，准备迎击进犯者。他的炮兵击溃了切罗基团，一名狙击手击毙了麦卡洛克将军，蓝色防线遭到数量上占优势的南军步兵接二连三的冲击，竟岿然未动。翌晨，柯蒂斯准确地断定范多恩弹药告罄，乃发起反击，在一些地区击溃了南军。  
　　随着邦联军在密西西比河东西两侧的退却，控制这条大河的时机已经成熟。南军已在密西西比河的第10号岛上设防；在那里靠近肯塔基-田纳西边境的地方，密西西比河形成一个巨大的S形。只要邦联军据守此岛，北军的舰艇就不能顺流而下。哈勒克命令约翰·波普将军组成拥有20,000兵员的密西西比军，与河上舰队协同作战，夺取第10号岛。波普从该河的密苏里一侧驱退了邦联军，他的工兵开凿出一条穿过沼泽地带的运河，以便使运输船能绕过该岛；在岛上的炮兵火力拦截下，两艘装甲炮舰夺路闯过去了；然后波普调用炮舰和运输船，在该岛的下方将部队摆渡过河，他们在那里占据了田纳西河一侧河岸。那7000名守军，陷入北军部队和炮舰的四面夹击，遂于4月8日投降，还交出重炮150门。就在同一天，吃了败仗的邦联军，正踉踉跄跄地踩着泥浆，从夏洛朝科林斯转移。  


新奥尔良的陷落  
　　恰恰在北部庆祝田纳西大捷的时候，从下南部也传来了海军获得赫赫战果的捷报——占领新奥尔良。邦联军最高指挥部认为，联邦对密西西比河下游构成的主要威胁将来自上游，因而抽调了海湾沿岸部队(他们参与了夏洛会战)，还派遣了8艘炮舰驶往北部，以便在孟菲斯上游对抗联邦河上舰队。为了防御来自海湾的攻击，新奥尔良只剩下3,000民兵作为陆上防卫力量、两艘尚未造成的装甲舰、数艘武装汽轮以及位于城市下游70英里处河道两侧的要塞。这正是联邦军来犯之路，而且这次远征是由出类拔萃的战时海军司令戴维·G·法拉格特领导的，南部的厄运正在于此。  
　　法拉格特出生于田纳西，和一个弗吉尼亚女子结了婚，但他依然效忠星条旗。内战爆发时已年届六旬。他九岁便参加海军，成为海军军官候补生，并参与了1812年战争和墨西哥战争。作为一个斗志旺盛的人，法拉格特相信，可以把战争尽量推进到舰船能够驶到的腹地去。1862年，他统帅的海湾远征军，包括载炮210门的17艘木质战舰、20艘迫击炮艇以及本杰明·巴特勒指挥的15,000名士兵。4月中旬，舰队朝上游进发，驶抵新奥尔良以南的两个要塞。在那里，海军准将戴维·D·波特指挥的迫击炮艇，开始发炮轰击，长达一星期之久，发射了17,000颗13英寸炮弹，但未能把要塞摧毁。这些场面虽壮观但毫不奏效的烟火，使法拉格特越来越感到焦躁不安，于是他决定让战舰闯过这两个要塞。4月24日凌晨两点，舰队起锚，逆着流速每小时3海里的急流，排列成单行溯河而上。两要塞的百门大炮开炮射击；战舰的全部舷侧炮齐射反击；无畏的南军舰队试图撞击几艘联邦战舰，并且推出火攻木筏以对付其他舰艇(几乎使法拉格特的旗舰着火)。一个联邦军官把当时的场景描绘得像是“世间所有的地震，所有的闪电雷雨，在2英里的空间内一起怒吼，霎时间一切都爆炸了。”尽管炮声惊心动魄，战况猛烈，法拉格特毕竟闯过去了，战舰仅沉没一艘，三艘失去战斗力。他驶抵新奥尔良，该地那支孤立无援的民兵，慑于舰炮威力，未发一弹便弃城逃窜了。4月25日，该城向法拉格特投降。下游两要塞内的邦联军士兵哗变，向巴特勒投降；而巴特勒留下一个团驻守，统率其余健儿北上去占领南部最大城市和主要港口。  
　　法拉格特并未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战绩。他率舰7艘继续沿河北上，在那里，巴吞鲁日成为第二个陷落的州首府，由于联邦舰队的火炮瞄准它的街道，它就像新奥尔良一样投降了。纳奇兹城也未抵抗就投降了，然而，维克斯堡——凭仗高踞悬崖之巅的重炮群——拒不投降，于是法拉格特便向下游撤退。到5月底，从新奥尔良到维克斯堡，密西西比河是一条400英里长的联邦交通干线。为了避免受制于敌，北面的河上舰队夺路下驶到孟菲斯，6月6日，联邦装甲舰和撞角舰在那里击沉或俘获了邦联军河上舰队8艘舰船中的7艘，当时，怏怏不乐的孟菲斯市民在悬崖上目击了这一场景。该城投降了。  


联邦胜利的步伐停滞不前  
　　当美国海军正在赢得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胜利之际，西部大军的情况如何呢？夏洛战斗后，邦联把一切可调用的部队都集结在科林斯，使全部兵力达到70,000之众，其中有四分之一是列入病号册的。而哈勒克在夏洛旧战场集结的联邦部队兵力达10万余人，亲自担任指挥，开始徐缓而有条不紊地朝科林斯推进。作为墨守典籍的军人，哈勒克更相信18世纪关于攻占“战略要地”的军事思想而不重视歼灭敌军。因此，极其重要的科林斯铁路接轨点，便成为他的目标。如果博雷加德不战而弃守的话，哈勒克会感到高兴，博雷加德这样做了，他在5月底悄悄地溜走。哈勒克认为这一行动是联邦的胜利，但格兰特却认为是祸患，因为他相信，采取坚决的行动本来是可以歼灭一部分邦联军的。  
　　可是这时候，正值格兰特烦恼失意之时。从旧军队时期起，他一直以豪饮闻名军界，自从唐纳尔逊之役使他声威远扬以后，他嗜酒的传闻又不胫而走。夏洛会战以后，谣言纷起，传说联邦军因指挥官在那里酗酒而感到愕然。林肯并未听信这些无稽之谈。 [ 注：关于格兰特嗜酒的传闻，是以琐事为根据的谣传，是对名人进行诋毁的一个实例，谣言经报纸和闲言的补充而变成“事实”。1854年，格兰特上尉被派往加利福尼亚前哨基地，就开始明显地贪杯，试图消除厌烦乏趣和离妻别子的孤寂之感。为避免因渎职罪而受军法审判，他辞去军职，后来从事各种职业，无何显著成就，直到1861年才重返军界，任伊利诺伊志愿军某团上校。1864年，擢升为三星军衔，引起其他许多雄心勃勃的军官的嫉妒，他们遂散布关于他嗜酒的流言。根据格兰特传记的作者，即著名的内战史学者布鲁斯·卡顿的说法，在战争期间，格兰特饮酒甚少——比联邦军其他将领少——而他履行职责的能力，却从未因酒精而削弱过。 ] 总统对一个带来这种谣传的来访者说：“我不能不要这个人；他能打仗。”  
　　但是，哈勒克显然认为可以不要他，因为在科林斯战役中，他将格兰特委任为副指挥，使他闲置而无所事事。格兰特要求调动，甚至考虑辞去军职，可是在谢尔曼的力劝下，他留任了。7月间，哈勒克赴东部后，格兰特开始担任田纳西西部和密西西比北部所有联邦部队的指挥官。  
　　可是在那以前，哈勒克已经把他那支庞大的部队划分成几个部分。比尔率军35,000人，对查塔努加发动一次无效的攻击(最后受到挫折)。其他部队开赴阿肯色，以对付邦联军在那里的新行动。其余的部队则分散在他们过去4个月里攻占的45,000平方英里的邦联领土上，占领城市，防守交通线。许多历史学家对哈勒克分散兵力的做法一直持批评态度。他们争论说，在占领科林斯后，如果50,000大军集拢在一起，他们本来是能够南下攻取维克斯堡、杰克逊，甚至莫尔比的。这个论点有点道理。但它忽视了派遣大批部队守卫补给线、管理占领的城市以及处理占领区全部问题的需要。它还忽视了夏季在美国南部作战发生的疾病问题。  
　　 1862年春，驻守科林斯的邦联军中发生了可怕的瘟疫。在出征科林斯期间，联邦军也遇到类似问题。联邦军占领该城之后，连哈勒克、波普和谢尔曼在内的几名将领也患了病(谢尔曼患了疟疾)。疾病也使联邦军对维克斯堡的最初战役遇到困扰。  
　　 1862年6月，法拉格特再次率舰队和3,200名步兵向上游进发，奉命攻占维克斯堡。联邦河上舰队从孟菲斯驶来支援。防守维克斯堡的，有60门重炮和由范多恩指挥的10,000名士兵。海军的迫击炮和舰炮天天猛轰防御工事，但收效甚微。步兵在该河U字形急转弯处的地峡开凿了一条水道，指望急流将它冲宽而成一条新航道，俾使北军舰船能绕过维克斯堡。但该河并不听命协作。维克斯堡三面环河，还有无法通行的沼泽，只有东面能受到陆路攻击，而那里又有一道高耸的山脊作为屏障。发动这样的攻击，不仅需要数量庞大的部队，使后勤供应难以解决，而且联邦现有的士兵和水兵中，有三分之二因疟疾、痢疾和伤寒而躺倒。数以百计的士兵病得奄奄一息，加之大河水位下降(危及法拉格特的深水舰)，联邦军遂在7月底放弃了对维克斯堡的首次攻击。法拉格特朝南撤退，河上舰队则驶向北部；邦联这才暂时占有从维克斯堡到路易斯安那州哈得孙港之间200英里的密西西比河航道。在这一航道上，他们也设防了。  
　　尽管1862年未能攻占维克斯堡，从2月6日亨利要塞陷落到6月6日孟菲斯陷落的4个月，是联邦在西部获得显赫战绩的时期。“对南军的每一次打击都极其奏效”，1862年5月23日，《纽约论坛报》为此而高兴地说，“叛军惊慌失措，没精打采。预测这场斗争的结局，现在已无须去作漫无边际的预言了。”  
　　 1862年5月，南军的确士气消沉。他们不仅在西部溃退，而且在东部，麦克莱伦的波托马克军10万劲旅，距离里士满已不到5英里。联邦在弗吉尼亚的其他部队，每条战线的兵力在数量上都超过了邦联军，看来已作好在7月4日前粉碎叛乱的进军准备。然而，在那个日期以前，在李和杰克逊的英明指挥下，已扭转了弗吉尼亚的局势，并使北部迅速取胜的希望成为泡影。

第十五章 杰克逊和李的回击  
詹姆斯·M·麦克弗森 [美国]  
[出自《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1981  
弗吉尼亚州的半岛和河谷战役  
　 麦克莱伦向里士满进军  
　 杰克逊在河谷  
　 七棵松战役  
七天战役  
　 在死者与生者中间  
联邦陆军与全面战争  
第二次布尔河战役  






弗吉尼亚州的半岛和河谷战役  
　　随着弗吉尼亚1862年春季的来临，麦克莱伦将军在筹划一次用心良苦的侧翼行动，以波托马克军攻打森特维尔的邦联军，以避免代价颇高的正面攻击。为了抢在这一行动之前，邦联军司令约瑟夫·E·约翰斯顿破坏了这一行动计划，并于3月初便向南撤退到40英里处的库尔佩珀。在那里，他能够更有效地保卫里士满，使它不受来自各方的威胁。当麦克莱伦在考虑下一步行动的时候，北部的新闻记者们巡视了邦联军撤离后的防线，发现了几根涂着黑漆的圆木，很像加农炮，再加上其他物证，显示约翰斯顿的阵地并非那样坚固，军队也不像麦克莱伦声称的那样众多。“假炮”使麦克莱伦不胜尴尬，也助长了共和党不断增长的疑窦，认为他确实不愿击溃南军。3月11日，林肯解除了麦克莱伦的司令官职务，因为他身为出征大军的指挥官，在即将上阵之际，无法履行对联邦全军的责任。这是合乎道理的，但也暗示着对麦克莱伦的不信任。  
　　由于邦联军这时隐蔽在拉帕汉诺克河的那一侧，麦克莱伦计划把自己的出征基地进一步向南推移，把波托马克军用舰船运送到切萨皮克湾，直抵约克河和詹姆斯河之间半岛顶端的门罗要塞。此举使部队处于可以在靠近里士满的地点建立基地的有利地位，从这里渡过两条河，便可到达邦联首都里士满。但是，这将使里士满而不是南军成为第一位目标，这与林肯考虑的顺序恰恰相反。在林肯看来，它还有缺陷，一旦南军从西部或南部发动进攻，就使华盛顿处于防务空虚的状态。麦克莱伦答应把足够的部队留在华盛顿附近保卫首都，还向林肯提出保证，他进军弗吉尼亚半岛，势将迫使邦联军远离华盛顿，而撤向东南去对付里士满面临的威胁。林肯勉强批准了这一计划。  
　　 3月末，一支由300余艘舰艇组成的舰队，开始把70,000士兵，还有马匹、货车、军需品以及300门大炮，从亚历山德里亚运往门罗要塞。欧文·麦克道尔将军统率的一支数达35,000的精锐部队待命留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稍后移师南进，与麦克莱伦配合，攻击半岛南部的邦联军防御阵地。除波托马克军外，还有另外两支联邦军也在弗吉尼亚战区作战：一支是纳撒尼尔·班克斯所部25,000人在谢南多厄河谷；另一支是约翰·C·弗里蒙特统率的8,000人在弗吉尼亚西部，他是林肯因受国会压力而被委以指挥权的。其中一些部队是麦克莱伦考虑留下来保卫华盛顿的。麦克莱伦实际留在华盛顿防御工事里的团，也比他答应留下的少，而且差不多都是新兵。总统对首都的安全感到忧虑，对麦克莱伦感到气恼，因为他对此显然漠不关心。  
　　林肯认为，班克斯在河谷的兵力雄厚，对付斯通沃尔·杰克逊在该地的那支为数不多的军队绰绰有余，遂下令将班克斯的一个师调往距华盛顿较近的马纳萨斯。然而，这是无视杰克逊的非凡才干而作出的决定。杰克逊笃信宗教，个性内向，不可捉摸，他在南北战争中最后成为最优秀的将领之一。他发布命令，防止班克斯把任何军队从河谷调到弗吉尼亚东部去。3月23日，杰克逊率领仅有4,200人的部队，大胆地袭击了驻守克恩斯顿村的一个人数比自己大两倍多的师，该村位于温切斯特的南面。他虽被击退，损失惨重，但这次战术性失利却证明是一次战略性胜利，其后果非同小可。林肯推想，杰克逊驻守河谷的兵力很可能比原先设想的多，于是便命令班克斯全军留在该地，而从麦克莱伦部队中抽调一个师增援西弗吉尼亚州的弗里蒙特。为了在华盛顿附近保持足够的兵力以保卫首都，林肯命令麦克道尔的一个军留在弗雷德里克斯堡附近，而不按原先计划去和麦克莱伦会师。  


麦克莱伦向里士满进军  
　　麦克道尔一个军的留守，是引起麦克莱伦及其支持者大为不满的几件事情的第一件事。他们指责说，共和党政府无意让他这个民主党将领获得成功。这一指责毫无根据。不管怎样，在4月份的第一周以前，麦克莱伦已拥兵70,000(还有30,000人迅即抵达)，而相对峙的是在约克敦革命战争时期旧战场 [ 译者注：约克敦革命战争旧战场：位于弗吉尼亚东南部的约克河畔，1781年，华盛顿率军在此围攻英将康沃利斯统率的英军，并迫使他投降。革命战争即指1776年-1783年的美国独立战争。 ] 附近的半岛南部挖壕据守的邦联军，有15,000人。麦克莱伦对这条堑壕防线只是围而不打。他过高估计了据守约克敦防御工事的敌军人数。邦联军指挥官约翰·B·马格鲁德将军竭力促成麦克莱伦的错觉。马格鲁德这位业余戏剧表演迷，给联邦军做了一番表演。他使他的部队往返行军，将炮兵部队不停地转移，凭借这种办法给人们造成他的兵力比他实际兵力要大的印象。  
　　林肯对麦克莱伦在约翰斯顿把大部分军队转移到半岛以前未能摧毁约克敦防线，感到失望。4月9日，总统警告麦克莱伦说，旷日持久的围困，只能证实人们对将领不愿作战的疑虑。“对你来说，你很有必要去进行一场攻击……。我从未怀着比此刻更加强烈的亲切感给你写信，或跟你谈话，也从未以更加充沛的意志支持你……可是，你必须行动。”尽管约翰斯顿已将40,000余士兵调到了半岛，麦克莱伦的唯一行动便是慢慢地紧缩包围。约翰斯顿视察了约克敦防线以后，评论说“只有麦克莱伦才不愿进攻。”  
　　麦克莱伦终于在5月初以前把大炮拖入包围圈阵地。但是，约翰斯顿并没有坐待大炮将他的防御工事炸得肢离破碎，竟然于5月3日夜撤离战壕向里士满退却。联邦的几个师追击退却的南军，5月5日在威廉斯堡袭击了他们的后卫部队。一场激战之后，已耽搁了追击，邦联军已经撤走，并有足够的时间掩护后勤供应车队撤退。滂沱大雨把道路变成泥淖，联邦军继续追击已陷入困境。雨几乎持续了一个月，在此期间，多种瘟疫在流行，在泥泞深不可测的道路上铺上大量木排(即铺上圆木和木板)，在暴涨的河上架起无数的桥梁，还有无休止的咒骂——可是几乎没有战斗。  
　　邦联军的退却使诺福克不得不弃守，这样就打开了联邦军舰驶入詹姆斯河的通道。5月15日，包括“蒙尼陀”号在内的5艘炮舰，溯河而上，进攻里士满下游7英里处的德鲁里高地的邦联军要塞。政府准备撤离首都，但联邦海军却在德鲁里高地受到打击。“蒙尼陀”号的大炮无法仰射足以命中100英尺高度的高地邦联军炮队，其他炮舰遭到南军炮火和沿岸狙击手的重创，他们把甲板上的北军水兵逐个击倒。假如里士满要被攻占，麦克莱伦的军队本来是应当攻占它的。  
　　在5月20日以前，约翰斯顿已在离城5英里处构筑了一道防线，邦联军60,000人在那里与联邦军10万人相对峙。援引阿伦·平克顿的特工的报告，麦克莱伦估计约翰斯顿的兵力有15万之多，他要求增派援军，才能发起攻击。林肯允诺把麦克道尔部的40,000人调拨给他，这支部队能马上从弗雷德里克斯堡进军，与仍留在邦联军和华盛顿之间的麦克莱伦右翼会师。然而，“石墙将军”杰克逊在谢南多厄谷河的战绩，再次打乱了联邦军进攻里士满的作战计划。  


杰克逊在河谷  
　　 3月，克恩斯顿之役结束后，杰克逊就撤向河谷(向南)，班克斯警惕地跟踪追击，但不时受到南军游击队的骚扰和骑兵的袭击。在4月末，杰克逊招募了新兵部队，并得到理查德·尤厄尔将军指挥的一个师的增援，使他的全部兵力达到17,000人，北部面对着班克斯的15,000人(班克斯的一个师已撤回去增援攻击里士满的部队)，西部面对着弗里蒙特在数处分散布署的15,000人。作为杰斐逊·戴维斯的军事顾问，罗伯特·E·李，在里士满向杰克逊建议，在河谷再发动一次佯攻，以阻止联邦进一步增援里士满前线。杰克逊其人还真是将此建议付诸实施的最恰当的人了。他甚至对自己的军官们也守口如瓶，以免泄密。他把半数部队开往东部，越过蓝岭，然后让他们在夏洛茨维尔附近乘上火车，接着又把他们运回西部的斯汤顿。而斯汤顿是受到弗里蒙特部分军队威胁的一个重要供应基地。这一路线曲折的行军已迷惑了敌军，5月8日，在斯汤顿西部山区进行了一场激战之后，杰克逊将弗里蒙特的两个旅驱往北部。  
　　当游击队搞得弗里蒙特心神不宁的时候，杰克逊又挥军东进，发现班克斯的另一个师已奉命与麦克道尔会师，以实现与麦克莱伦预期的会合。因为这正是杰克逊极需防范的，于是他便迅速采取行动，攻击班克斯。班克斯的部队已减至8,000人，遂沿河谷大道撤至斯特拉斯堡，并派出一个团到弗兰特罗亚尔，扼守卢雷河谷的山口。杰克逊装作跟踪班克斯到斯特拉斯堡，但突然转向东部，翻越马萨努登山抵达卢雷。他在此地顺便率领尤厄尔师，进军弗兰特罗亚尔，并在5月23日击溃了该地联邦守军。在全部的军事行动中，杰克逊那支由特纳·阿什比指挥的无畏的骑兵队，颇有成效地掩护了杰克逊的行动(即阻止联邦骑兵接近，使他们无法发觉杰克逊的真实意图。)在此次战役中，南军步兵行军迅速，行程颇远，因此以“杰克逊的步骑兵”而闻名。  
　　杰克逊行动疾速而诡秘，已使班克斯迷惑不解，而对弗兰特罗亚尔的袭击更使他不胜震惊。这时邦联军位于他的翼侧10英里处，兵力比他多两倍。杰克逊敦促部队前进，以切断班克斯撤往温切斯特基地的退路，但是困乏的“步骑兵”已经在前4天沿着恶劣的道路行军70英里，行动破例地缓慢下来。班克斯使他的大部分军队进入温切斯特的阵地，但杰克逊毫不放松地连夜追踪，于5月25日拂晓发起攻击。联邦军在短促抵抗后便溃散了。班克斯残部涌向北部，直奔波托马克河。杰克逊希望追击并歼灭敌军，但他那支疲惫不堪的步兵再也走不动了，而阿什比部下那支纪律松弛的骑兵队，在掠取了缴获的北军供应品后，作为战斗部队已经解体了。尽管班克斯使大部士兵渡过波托马克河，但杰克逊的军队已俘虏或击伤击毙3,000名联邦士兵，并缴获数量可观的运货车、供应品、药品、大炮和马匹。  
　　关于班克斯溃退的夸大其词的报道，引起了北部的惊恐。据报道，杰克逊正率军40,000部队横渡波托马克河，向华盛顿进军。林肯并不相信这一报道。他对事态的反应并不是为首都担忧，而是想不等杰克逊部队撤回河谷便设下罗网加以歼灭。总统再次命令麦克道尔暂停向里士满推进，并命令他派出20,000人赶赴斯特拉斯堡，直插杰克逊的后方。他命令弗里蒙特率15,000人从阿勒格尼山脉出发，进抵哈里森堡公路，如果杰克逊远离公路，便加以拦击。他命令班克斯重新改组所属部队，重渡波托马克河，从北部追踪杰克逊。如果运筹得当，杰克逊部队将陷入联邦40,000人合围大军的罗网之中。  
　　由于杰克逊发动河谷战役的目的是阻遏麦克道尔驰援麦克莱伦，林肯已经因为让李和杰克逊占了便宜而受到了非难。但林肯首先消灭杰克逊的决定，可以视为正确的军事部署。因为将领们行动缓慢，又不协调，后来计划失败了。弗里蒙特从西部而不是依照林肯的命令从南部逼近斯特拉斯堡。5月30日，弗里蒙特和麦克道尔的先头师师长詹姆斯·希尔兹将军相距仅20英里，在杰克逊穿过斯特拉斯堡逃窜的路线上集结了25,000人。两支军队均比邦联军更靠近斯特拉斯堡。然而，由于道路泥泞，也由于邦联骑兵队的佯动，更由于缺乏战斗士气，联邦部队行动缓慢，而杰克逊军队在罗网布好之前，却急行南下，沿河谷碎石公路逃逸。  
　　弗里蒙特和希尔兹向南分别沿着马萨努登山两侧的公路追击杰克逊。邦联骑兵队比联邦军抢先抵达卢雷河谷的三座主要桥梁，把它们付之一炬，阻滞了希尔兹的追击，而杰克逊的后卫部队还焚毁了河谷公路的一座桥，使弗里蒙特的行动放慢了。两支联邦军可能会师的唯一剩下来的一座桥梁，位于里帕布利克港，那是座落在斯特拉斯堡以南60英里处的一个村落。杰克逊首先到达该地，部署自己的师守卫桥梁，留下尤厄尔部6,500人对抗在克罗斯基斯的弗里蒙特所部12,000人，该地是位于北部数英里处的另一村落。6月8日，弗里蒙特在那里对尤厄尔发动了并不凌厉的攻势，在开始无何效果的炮击以前，只从24个团中派出了5个团的兵力。翌日，杰克逊率领尤厄尔部队的半数士兵开赴里帕布利克港，参与对希尔兹师的两个旅的进攻。由于在数量上以二比一超过联邦军，杰克逊希望迅速歼灭对手，然后转而挥师进击弗里蒙特。然而事态的发展难从人意。希尔兹的部队出人意料地顽强。杰克逊在经历数小时的苦战之后才将他们击退，但自己的部队却损失惨重而不能追击弗里蒙特了。邦联军撤到蓝岭，烧毁了里帕布利克港的桥梁，延宕了弗里蒙特的跟踪。  
　　军事院校仍在研究杰克逊的河谷战役，把一支利用地形和机动性的小部队如何获得战场优势而战胜兵员众多但失之分散的敌军当作一个范例。在一个月内(5月8日至6月9日)，杰克逊的17,000人部队挺进了350英里，四战四胜总兵力比自己大两倍的三支敌军，使敌军遭到的伤亡比自己多两倍，缴获大量的急需物资，并且使约60,000敌军无法行动。杰克逊使林肯三次搁置调遣麦克道尔全军驰援麦克莱伦的计划：3月间克恩斯顿会战和5月间温切斯特战役之后，还有6月间里帕布利克港之战后。虽然麦克道尔的一个师最后确实和麦克莱伦会合了，而其余三个师仍留在谢南多厄河谷内或附近一带，以对付令人生畏的杰克逊决定采取的下一步行动。后来麦克莱伦对国会“战争指导委员会”说，“要是麦克道尔将军的部队在5月与波托马克河军会师……我们就会在一周内攻占里士满了。”虽然人们对此有理由怀疑，认为不论麦克莱伦拥有多少军队，他也不肯进攻，但事实到底是，杰克逊发动的河谷战役已经达到了罗伯特·李和戴维斯预期的全部目的。它还扩大了邦联军在弗吉尼亚的一系列胜利，从而使南军取得对敌军的心理优势。  


七棵松战役  
　　当5月31日杰克逊正在逃脱林肯设在斯特拉斯堡的罗网时，半岛上的军队正在里士满以南5英里处进行一场大规模战役。奇克哈默尼河流经里士满和麦克莱伦设在约克河畔的供应基地之间。为了保卫这一基地，为了使自己的右翼与预期从北部开来的麦克道尔军队会师，麦克莱伦的部队部署如下：把部队两翼设在奇克哈默尼河的两岸。该河在最佳季节也毗连沼泽地带，5月的大雨已使它变为狂奔的激流。5月30日一场倾盆暴雨，使联邦两翼大军之间唯一赖以联系的4座桥梁遭到被冲毁的危险。约翰斯顿利用这场暴雨的有利时机，于5月31日投入三分之二的兵力，向大河南侧的联邦两个军的一个军猛攻。  
　　如果得手，这次袭击也许会使麦克莱伦遭到致命的打击。然而，口头的而非书面的命令，竟引起南军一片混乱。约翰斯顿的作战计划，要求三个师从三个不同的方向进军。这对他那个缺乏经验，人手不足的参谋部是过于复杂而难以掌握。詹姆斯·朗斯特里特将军的一个师走错了路，竟跟邦联军另一个师纠缠在一起。预定的拂晓攻击一直拖到下午才发动。几个旅还没有投入战斗，其余的旅零零散散地发动了进攻。这就给联邦将领提供了增加援军的时间。麦克莱伦命令埃德温·萨姆纳将军，一位在内战前经历了42年戎马生涯、皮肤被刺伤过的宿将，率军渡过奇克哈默尼河，加强联邦军翼侧。尽管桥面水深没膝，倔强的老“雄牛”萨姆纳，使包括炮兵在内的全部人马都渡过了河。他的先头师反击南军，在薄暮时遏止了他们的前进。翌晨，邦联军重新发动攻击，但战果甚至不如前一天。到了下午，他们几乎已被驱退到七棵松和费尔奥克斯(此战役即以两地命名)之间公路一带的出击点。这是一场伤亡颇重的混战，战斗在森林和沼泽地里进行，无法协同作战，而且有些伤兵一陷入泥浆中便溺毙了。双方投入战斗的兵力大约都是42,000人，南军伤亡达6,000人，北军达5,000人。  
　　这次战斗并未取得重大的战略效果，但对双方最高指挥官确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麦克莱伦见到遍横战场的“血肉模糊的尸体”，便丧失了斗志。他写道：“代价如此惨重，我看胜利并无诱人之处。”麦克莱伦关怀士卒，这是他素孚众望的一个原因。然而，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麦克莱伦钟爱士兵，乃是一种危险的感情。这使他忘记了无法否认的事实，即士兵为战斗而存在，而且可能死亡。”这就使他更加主张调兵遣将和围困，而不是作战。  
　　如果七棵松战役使联邦指挥官更为谨小慎微，而它对邦联领导人的影响却截然相反。约翰斯顿在第一天的战斗中就负了伤。接替他的是罗伯特·E·李。因为李早期在弗吉尼亚西部表现并不突出。他的任职几乎未能使南部感到振奋。麦克莱伦评论他的新对手时说：“肩负重责，谨小慎微，意志薄弱……，一旦繁重任务急迫，就缺少精神上的坚定性……，可能会表现出怯懦，优柔寡断。”可是一名熟识李的南军军官说，尽管他举止文雅，有贵族仪态，但却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他的名字可以叫‘大胆’。他将有更多的冒险机会，而且要比这个国家其他任何将领来得更快。”  
　　李把他的军队命名为北弗吉尼亚军。他即刻着手筹划对麦克莱伦的优势兵力发动一场进攻。6月12日，他派遣J·E·B·斯图尔特将军执行骑兵侦察任务，以便发现麦克莱伦的准确位置。斯图尔特作为一个无畏的、精神抖擞的传奇式人物，具有一个骑士的典型形象。他是一个优秀的骑兵统帅。他不仅搞到了李所需要的情报，而且还凭高明的骑术在麦克莱伦大军的周围活动。在为时3天的冒险中，以1,200人包围了10万敌军，抓了一些俘虏，破坏了联邦军的补给品，智胜追踪的敌骑，回师时仅损失一名士兵。斯图尔特对李说，麦克莱伦的右翼“没有掩护”(没有天然屏障如河流、山脉的防护)，容易受到包围。  


七天战役  
　　麦克莱伦已经把他的大部分军队调往奇克哈默尼河南面，留在北岸的仅有菲茨·约翰·波特的一支30,000人的增援部队。李决定向这支部队发起攻击。为了达此目的，他打算将杰克逊的部队从河谷调来，以18,000人袭击波特的翼侧，而半岛部队的45,000人则横渡奇克哈默尼河进攻正面。这一行动的风险是，当他加强自己的左翼以进攻麦克莱伦的右翼时，奇克哈默尼河南侧的70,000名联邦军可能冲垮他们正面对峙的25,000邦联军。然而李了解麦克莱伦，所以认为值得去冒这个风险。为了使北军产生错觉，李首先派出一个师给在西部90英里处的杰克逊。联邦情报员及时密报了这一调动。但与此同时，杰克逊却极秘密地利用铁路、公路，把军队运送到里士满正北，他从那里将能和李发动协同攻势。  
　　这段时间麦克莱伦在干些什么呢？两周来他几乎每天向林肯保证，天气一旦好转，而“必要的准备工作”完成后，他就开始进军，但同时，他要求政府能否给他增派更多的兵员。他抱怨说供应匮乏和援军不足，但并没有什么根据。虽然他未能得到麦克道尔的整军的增援，可是其中一个较大的师已抵达他那里，而且从4月份起，他原来的部队已经得到总数达35,000人的增援，6月20日，他拥有的战斗部队将近10万人。即使在杰克逊抵达之后，邦联军兵力仍不足90,000人，但麦克莱伦的蹩脚的情报处竟把此数字夸大为20万——这便成为他按兵不动的理由。然而麦克莱伦于6月25日搞了一次武力侦察——显然这便是他久已应诺的进攻的开端。  
　　但在第二天，李部渡过了奇克哈默尼河发动了攻击。从那时起，南军便掌握了主动权。虽然进攻开始时不甚得手——出人意外的是，失利主要归咎于杰克逊。李的部署是要求杰克逊的三个师袭击波特的右翼和后方，这将是李军各师进击梅卡尼克斯维尔村附近联邦军前线的信号。可是素享盛名的杰克逊步骑兵在6月26日并未抵达战场。位于中央的由A·P·希尔指挥的邦联军先遣师等不及了，遂于下午3时发动进攻，将联邦军警戒哨逐出梅卡尼克斯维尔，但随即遭到驻守在村东沼泽地一条小河彼岸的蓝衣军的扫射，伤亡颇重。杰克逊在不到3英里处听到了射击声，但未去支援希尔。人们对杰克逊在这一次以及后来以“七天战役”闻名的日子里所表现的奇怪行动议论纷纭。据说联邦军焚毁桥梁，砍倒树木以阻塞本来就难通行的道路，使他迟迟不能向梅卡尼克斯维尔村进军；据说李的命令含糊不清，邦联军参谋部工作失当；杰克逊部队经历河谷战役和后来向里士满的行军，已感困乏；在熬过几个近乎不眠的夜晚之后，杰克逊本人已是精疲力竭，缺乏生气。不论理由如何，杰克逊并未像他在河谷那样对半岛发动同样的进攻。  
　　 6月26至27日夜间，波特将他全军撤到盖恩斯磨坊正东的博茨韦恩沼泽地后侧的坚固防线。李跟踪而至，并于6月27日下午以57,000之众对波特的已经加强的34,000人的部队发起全面攻击。杰克逊再一次缓慢地进入邦联军左翼阵地，李的中间各师接二连三地受到猛攻而后退，直到薄暮时分，全线最后出击，才突破了北军防线。波特在夜间渡过奇克哈默尼河退却了。  
　　当这场战斗继续向北推移时，大河南面的部队在干些什么呢？约翰·马格鲁德的演戏才华再一次起着作用。李命令他搞些演习和游行，以这些花招使麦克莱伦认为他准备进攻。马格鲁德重演了约克敦故伎。他的炮兵隆隆轰鸣；步兵步伐整齐地前进和后退；军官们站在能听到联邦军前线动静的森林里，佯作向团队高声发令，有些连队对北军阵地发动短促突击。诈骗术真起了作用。麦克莱伦果然给华盛顿拍发电报说，他在奇克哈默尼河两岸受到“占压倒优势兵力的攻击”，虽然事实上他在该河南侧拥有的兵员优势是2.5比1。  
　　麦克莱伦决定把基地转移到半岛另一边更加安全的詹姆斯河去。当天夜里，他便下令部队南撤到詹姆斯河。紧接着，他给陆军部长斯坦顿发出电报，表示当天的事情已使他不知所措：  
　　因为我部兵力过少，此次战役失利了。……政府不必要也不能追究我对战斗结局的责任。……我看到那么多的同伴阵亡和负伤，使我只能感到政府没有支持这支军队。……假如我现在挽救了本军的话，我要坦率地告诉你，我不会感谢你，也不会感谢华盛顿的任何人。你为了牺牲本军，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 注：电报局里的一个感到愕然的上校，在拍发电报给斯坦顿之前，删掉了最后两句。 ]  

　　写出这番话的人，居然是个吃了败仗的将领，尽管他统率的军队在人数和装备两方面都超过敌军。拿破仑说过，战争中真正举足轻重的不是士兵，而是这种人——负责指挥的将领。麦克莱伦印证了这一点。  
　　李打算趁联邦军横过半岛撤退之际冲击其侧翼和后卫。他的计划从纸上谈兵来说是高明的，但师长们执行起来却感到棘手。他们两次袭击退却中的蓝衣军——6月29日在萨维奇车站，6月30日在格伦代尔。邦联军每一次都未能很好协调他们的攻势；在格伦代尔，他们8个师只将两个师投入了战斗。另外两次杰克逊也贻误了战机——一次是在奇克哈默尼河上一整天搭桥，而不是涉水而过(水位已下降)；另一次是因对方炮火狙击和白橡林沼泽地一座断毁的桥梁使自己受到制约，而没有命令各师涉过浅滩，直逼格伦代尔的联邦军侧翼。  
　　 7月1日，联邦军构筑了一道横过莫尔文高地的坚固的防线，该高地是高达150英尺的斜坡，两侧是深壑，正面是长而开阔的火力阵地。蓝衣军炮队在正面横列配置了100门大炮，另外150门配置在侧翼，作为后备。这阵地看来坚固难攻，但李认为，撤退的北军胡乱遗弃的装备就说明了士气颓败。他相信，再发起一次攻击，在他们抵达詹姆斯河并取得炮舰掩护以前，可能歼灭之。邦联军炮兵发射密集炮火以削弱敌方阵地，然而，联邦军大炮却发射出犹如外科手术般精确的反击炮火，将他们的大炮一一摧毁。李决定命令步兵无论如何要发起攻击。用邦联军将领丹尼尔·H·希尔的话说，随后发生的“不是战争——而是屠杀”。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均被联邦军发射的炮弹和榴霰弹粉碎了。在莫尔文高地，北军炮兵比内战期间其他战役更显示出优势。邦联军伤亡有半数是炮火造成的，这对这场战争的每一方的确是仅有的一次。后来希尔声称，拥有邦联军的步兵和北军的炮兵，他就能举世无敌。  
　　莫尔文高地之役，是“七天战役”最后的战斗。蓝衣军撤退，以便在哈里森码头休息和重新装备，而南军则医治创伤。虽然李在第一个月的指挥中成就是非凡的，但他感到失望的是，麦克莱伦未遭到更严重的损失便逃之夭夭。李一反常态，大发雷霆，对他的一名将军厉声说，这一事态的发生，是“因为我不能使我的命令得以贯彻执行”。后来李把几名将领从弗吉尼亚战区调走，并把该军的八个步兵师改编成两个军归朗斯特里特和杰克逊指挥，才纠正了参谋部和指挥机构的弱点。  
　　无论南军统帅部存在什么弊端，都比不上作为作战将领的麦克莱伦的缺陷。在整个的“七天战役”中，联邦军实际上仅受挫一次——盖恩斯磨坊之战——邦联军伤亡20,000人，联邦军16,500人(后者中的6,000人是失踪者，大部分是被俘者；如果只计算阵亡者和伤者，南军伤亡近20,000，北军约11,000)。莫尔文高地之战结束后，邦联军损失严重。甚至包括麦克莱伦的门徒菲茨·约翰·波特在内的几名联邦将领，都建议反攻。麦克莱伦不但没有采纳，反而下令撤往哈里森码头，据说脾气急躁的师长菲利普·卡尼此时曾说：“我们不但不该撤退，而且应该穷追敌军，攻占里士满。……我对你们大家说，这样一道命令只有懦夫和叛徒才会给予支持。”  


在死者与生者中间  
　　像西部的夏洛战斗一样，“七天战役”揭开了东部全面战争的序幕。那么多北军和南军曾怀着无忧无虑的浪漫主义投入战争，这情怀已一去不复返了。纽约义勇兵一个团的上校参加半岛战役归来后写道：  
　　出征和归来形成多么鲜明的对照！我们出征时是春天，快活、漂亮，所需的一切应有尽有。战鼓咚咚响，军号呜呜吹，带有褶纹的洁净丝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秋天未到，我们就踏上了归途，悲伤、疲顿、混身泥垢，军服褴褛……。红色马裤哪里去了？义勇兵短上衣哪里去了？穿着军装的那些人[哪里去了]？……在威廉斯堡阵亡了，在费尔奥克斯阵亡了，在格伦代尔阵亡了，在莫尔文高地阵亡了；受伤或生病躺在医院里。  

　　战役结束后，那些曾参与掩埋死者的士兵，有时滔滔不绝地描述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经历：“那困扰着我们的景象和臭味，简直难以形容——死尸膨胀到原先的两倍那么大。由于受到恶臭气体和蒸气的压力作用，有些尸体竟然爆裂。腐臭气令人作呕，……不一会儿我们都感到恶心，并口贴地面俯卧着，我们大多数人大口大口地呕吐着。”但是，有许多士兵对死亡景象变得无动于衷了。一个新英格兰人写道：“我们看到死人与看到死猪一样满不在意。”而一个沉思的南军士兵则仔细地说：“我不可能描述这一转变，也不知道是何时发生转变的，然而我知道发生了转变，因为我此刻差不多以这样的感情看待一个士兵的尸体，倘若那是一匹马或一头猪，我也会有同感。”61年的孩子们已经成为62年的老练战士。  
　　随着战争越来越残酷和更具破坏性，双方士兵的相互态度出现了一些怪现象。一方面，仇恨的程度随着杀戮的程度已逐步升级。“七天战役”以后，一个弗吉尼亚籍列兵在日记中写道：“祈求上帝替我们向穷凶极恶的敌人报仇。……‘要宽恕你的仇敌’是上帝的箴言，[但是]，怎能宽恕我们正与他们进行斗争的那样的仇敌呢？掠夺我们的财产，把我们从家园和朋友那里赶走，在战场上杀死我们最优秀的公民，罪行确凿，不容宽恕。”另一个南军士兵在1862年春致妻子的信中说：“教育我的孩子们要怀着刻骨仇恨去仇恨他们，在任何情况下，若不是想法消灭对方，就永远不许他们见面。”北部士兵作为侵略者而不是被侵略者，很少表现出这种赤裸裸的仇恨。然而，北军是可以犯下野蛮暴行的。在半岛战役期间，关于南军虐害俘虏和伤员的残暴行径的许多传闻，在联邦军营中流传着。一个纽约团对此深信不疑，发誓要以牙还牙。当一个邦联哨兵拒绝他们提出的投降要求，反而射杀他们的一个伙伴时，激起怒火的纽约州人便把他抓获，正像一个旁观者所报道的那样，“用绳索套住他的脖子，把他吊在树上，把他那悬空的身躯当作射击靶子，接着割断绞索把他放下来，用刺刀捅了十几下，随后把他拖到大路上，他们在那里守候着，直到一长队运货马车把他的尸体辗成肉酱。”  
　　另一方面，南军士兵与北军士兵之间的友善交往已成为传奇轶事。他们操同一种语言，享有共同的历史和多方面的共同文化，彼此以弟兄或堂弟兄——有些情况确是这样——相称。他们在安闲的时候，有时把滑瞠枪架起来，以烟叶(北部很罕见)换咖啡(南部几乎搞不到)，一起玩纸牌，同声咒骂他们的军官和挑起战争的政客。7月4日，在莫尔文高地附近前哨线之间的一小块黑莓地里，发生了一桩典型事件。“我们的士兵和北方佬达成了互不射击的协议”，一个南军列兵写道，“并且都从阵地走出来到黑莓地里，每方的哨所仅留下一名士兵看守武器，一起采摘黑莓，谈论战事，交换烟叶和咖啡，还交换报纸，彼此和睦而亲切，似乎过去的七天里未曾发生过一场相互的厮杀。”此类事件——曾发生过多次——反映出内战的嘲弄和悲剧。  


联邦陆军与全面战争  
　　麦克莱伦在里士满前沿的挫败，使北部的舆论从春季异常欢欣的高潮，坠入夏季绝望的深渊。“此间人们的沮丧情绪十分严重”。纽约一个知名人士于7月份报告说。民主党人抨击林肯和斯坦顿未支持麦克莱伦；不少共和党人谴责麦克莱伦是赞成蓄奴制的，是叛徒，林肯是让他担任指挥官的傻瓜。总统郁郁寡欢，但并不惊慌。他宣布说：“我希望把这一斗争坚持到胜利，或直到我离开人世，或我被征服，或任期届满，或国会、国家把我遗弃。”和平调解的希望已经消失。双方都无意和解；双方都无意让步；双方都不肯罢休，直到双方遭到彻底的、毁灭性的全面失败而不得不那样做。  
　　早在一年前，联邦军在布尔河的败北，使北部大为惊骇，从而使北部更加坚决地去争取胜利。无数的新兵成群结队地涌向军旗，政府改组了指挥机构。1862年的“七天战役”后，又出现了这种势态。但这一次北部公众的反应颇不一致，缺乏信心。  
　　当务之急便是征募新兵以加强部队，重新发动进攻。林肯担心在弗吉尼亚撤退之后号召征兵，会被认为惊惶的征兆，于是便安排由北部州长“吁请”总统下令各州征募30万名服役期为3年的新志愿兵，以便“继续扩大联邦军近来取得的战绩”。林肯于7月2日据此行事，给各州按人口数分配了名额。”未来的上校和上尉再一次在各县奔走，号召男子报名应征，为上帝和国家作战。纽约的废奴主义者詹姆斯·S·吉本斯，虽是教友派教徒，但“在紧急情况下很有理智地动了肝火”。他谱写了一首在征募集会上演唱的爱国歌曲：“亚伯拉罕爹爹，我们来啦，又来了30万人。”  
　　然而，这一次30万人可不是爽快地招募来的。厌战情绪已取代了战争狂热。有几家报纸极力主张征兵。可是，敌视征兵的情绪如此强烈，政府决定首先试试可供选择的办法。不过，在1862年秋季，制定一项准征兵法令还是必要的。8月4日，陆军部长斯坦顿给各州发出征调通知，要求征募服役期为9个月的30万民兵(除一个月前征募的服役期为3年的志愿兵外)。斯坦顿援引最近通过的《民兵法》(7月17日)的一项条款，宣布凡是完不成分配名额的州，将受到民兵法的约束。根据陆军部颁布的繁琐条例，凡超额完成志愿兵分配额的州，每超额一名服役期为3年的新兵，就等于民兵分配额中4个服役期为9个月的民兵。这一条例旨在对各州施加压力，激励志愿参军，以避免征募。这在大多数地区是行得通的——不过很棘手，而且预示将来会出现麻烦的。尽管一些州不得不凭借民兵征募法去这样做，但大多数州终于完成了分配名额。这在一些地区激起了反征募骚乱，尤其在宾夕法尼亚煤田的美籍爱尔兰人和在威斯康星的美籍德意志人中间。有些州允许被征人雇佣顶替者。有几个州和地区为服役期3年的志愿兵付出100元或更多的补助金。他们认为，给那些放弃理想职业而参军的人发放补助金以赡养士兵家属的作法，是合理的。但是，这笔支付款项却把雇佣因素引入了志愿从军中，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会越来越糟。1862年7、8两月的征调令，最终得到421,000名服役期为3年的志愿兵，以及87,000名服役期为9个月的民兵。这次招募不是靠全国征募，而只是因为征兵工作中潜伏的威胁才得以完成的。  
　　这些措施给军队征募了新兵。但是，即将指挥他们的新军官如何呢？林肯在6月就把约翰·波普从密西西比召回，任命他统率新组建的弗吉尼亚军，那是由弗里蒙特、班克斯和麦克道尔所部的个别部队组成的，它们在谢南多厄河谷抗击杰克逊的战役中表现不佳。波普因在西部战区军功卓著，又因发表声明批评麦克莱伦和反对蓄奴制而赢得了激进共和党人的支持。可是，波普统辖新部队一开始就不顺利。7月14日，他向部队讲话，声称东战区部队比不上西战区部队，说“在那里我们常常把敌军撵走”。他希望弗吉尼亚军抛弃诸如“构筑坚固阵地并据而守之”，或者保护“撤退路线”之类的念头。“让我们研究敌人可能的撤退路线，而不要管我们自己的了。让我们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前进就能取得成功和光荣，殿后就潜伏着灾难和羞辱。”不管斯坦顿是否记下了这番话，如波普后来所言，这番话简直不是博得东战区士兵忠诚的最好方式。  
　　波普的下一步行动也触犯了众怒。他宣布，他的部队将没收叛乱者的财产，一旦需要就为部队所用；要处死游击队员，并拘留那些帮助和支持他们的平民，要把拒绝忠于合众国的平民从联邦境内驱逐出去，如果他们返回，就以密探论处。这些严峻的命令，使波普成为邦联所憎恨的人物；而邦联认为这些命令就是北方佬嗜好掠夺和屠杀的铁证。罗伯特·E·李写道：“必须镇压这个卑鄙的波普。”李说，他可能宽恕他的支持联邦的一个侄子，但是，他永远不会由于他是波普参谋部的成员而宽恕他。  
　　尽管波普关于游击队员和平民的命令并未实施，但那些关于叛乱者财产的命令，不管有无具体指令，正由这支大军和其它联邦部队执行着。入侵军所到，沿途的平民财产已成为整个战争的一个首要目标。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弗吉尼亚北部的战役使所有的县都遭到蹂躏。如果一座桥梁被破坏，工兵营会毫不迟疑地拆毁最近的房屋或谷仓进行重建。一连好几英里的树木和栅栏都不见了，而成为士兵营火的燃料。农民的牲畜和玉蜀黍谷仓无一幸免于难。甚至麦克莱伦统辖下的士兵竟把詹姆斯河畔一些古老而漂亮的种植园住宅洗劫一空。尽管南部的传闻夸大了北部入侵者的恣意破坏，但事实情况是够严重的。士兵认为他们的行为是正当的，他们争辩说，同叛徒作战而不触动他们的财产，简直毫无意义。这是不容置疑的逻辑。这一逻辑构成了1862年7月17日国会批准的一项没收法令的基础。它也构成8月从华盛顿发给格兰特将军的命令的基础：  
　　最理想的是，你要扫清西田纳西州和北密西西比州的全部有组织的敌人。如有必要，拘捕一切积极同情分子，或者把他们当俘虏拘留起来。或者把他们驱逐出境。要严厉对待那个阶层，把他们的财产没收充公，一旦玉蜀黍长到可以作粮秣时，你们就从密西西比叛逆分子手里把能够搞到的一切补给品都弄到手，现在该是他们开始意识到存在战争的时候了。  

　　有一个不赞成以这一方式进行战争的联邦将领，他便是麦克莱伦。7月8日，林肯亲临哈里森码头，视察“七天战役”后波托马克军的状况。磋商以后，麦克莱伦递交给林肯一封信，概述了关于正确指导战争的意见。他写道：“战争不应该着眼于去征服任何州的人民，不论对没收财产，对人们进行政治处分，对各州领土进行整顿调整，或对强行废除蓄奴制，全都不应作片刻考虑，……宣布激进的观点，尤其是涉及蓄奴制的激进观点，将会迅速瓦解我们现在的军队。”  
　　林肯看这封信时，默默无语。但是，臆猜他的想法并不困难。麦克莱伦的观点和林肯六个月前的观点是相似的。但在那六个月里，势态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战争已冷酷无情地爆发。林肯业已决定起草一项解放宣言。麦克莱伦关于战争目的和策略的观点已不合时宜。更糟的是，这些观点看来是在争取两年以后民主党总统选举的提名。纽约民主党知名人士已经在探询麦克莱伦对此问题的看法。这个将领表示赞成“软性”战争，这就加深了共和党人对他无意从事这一战争事业的猜疑。如果林肯需要一个敢作敢为、顽强作战的将领，一个相信只能依靠残酷无情、毫无保留地战斗才能克敌致胜的人，那么看来麦克莱伦并不是这样的人。  


第二次布尔河战役  
　　 7月11日，林肯将哈勒克从西部召回，任命他为陆军总司令。麦克莱伦把这一任命看作是给他的一记耳光，因为现在他不得不在一个“我知道此人将是我的部属”的人手下供职。林肯希望“老智囊”将调整联邦全军战略，并筹谋发动新的大胆攻势。但在这方面他将大失所望。哈勒克原来是一个学究式的、碌碌无为的和缺乏想象力的人。他不久便安于日常例行公务，很少从事战略计划和指挥工作，而林肯正是为此才调他来到华盛顿的。后来，总统把哈勒克说成是“只不过……一等办事员”。然而，哈勒克的才干却不应该轻易抹煞。他是个有能力的行政官员。他能把陆军部颁布的文官指令用军事术语转译给将军们，能把军事报告用政府能够理解的语言转译出来。他的命令和报告条理清晰，精确谨严。在战时迅速发展的军事官僚机构中，这些都是重要的才能。哈勒克也许当过办事员，但至少是个一等办事员。  
　　哈勒克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对待驻守哈里森码头的麦克莱伦的90,000大军。麦克莱伦说，如拨给我50,000援军，我就要攻占里士满。他不久就把求援数字增加到10万，他估计与他对峙的李军有20万之众。林肯大为失望，并对一名内阁成员说，如果他调拨给麦克莱伦20万士兵，那个将军就会突然发现李已拥兵40万。林肯曾经希望，麦克莱伦的90,000大军从东面，波普的45,000人从北面，同时向里士满挺进，就可能使李军陷入巨钳的夹击之中。然而，波普和麦克莱伦互相藐视；麦克莱伦几乎没有进军的迹象；他的部队正因疾病而受到削弱，而遍地沼泽的半岛上最严重的疾病流行季节就要来临。林肯和哈勒克终于决定将波托马克军从半岛撤出，经水路去加强波普从北部发动的攻势。  
　　麦克莱伦强烈抗议这一决定。他对这一决定的反对和他对政府的蔑视， [ 注：此时，麦克莱伦在私人信札中写道，林肯“是老顽固，而且又很缺少才华”，斯坦顿是个“十足的恶棍”，整个来说，政府拥有“一班残忍的家伙。……我无法向你表达我对这些人的蔑视。” ] 在他将迅速而有效地执行对自己所鄙视的将领给予增援的任务时，并没有显示出来。既然他部下的许多官兵都持这种态度，那么当他们到达波普那里时，怎么会在他指挥下奋力作战，便成为一个严重问题。  
　　甚至在麦克莱伦接到从半岛撤军的命令以前，李就已派遣杰克逊率军24,000人去反击波普的南进了。杰克逊希望重演河谷战术，决定在其它联邦部队开到之前，就向他的老对手班克斯指挥的两个先头师发动突然袭击。可是这一次，班克斯竟于8月9日在锡达山首先发动了进攻。战斗初起，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北军便把南军打退，甚至击溃了杰克逊最老的部队，著名的“石墙将军”旅。但是，杰克逊把援军调了上来，狠狠地打击了蓝衣军。  
　　这次战斗之后，李以赌注断定，麦克莱伦肯定将永久撤离半岛。他率领另外30,000人的部队北上，在波托马克军增援波普之前，与之决战。在十天的军事调遣期间，李迫使联邦军后退渡过拉帕汉诺克河，但未能创造有利的进攻时机。由于麦克莱伦大军的先头师这时已与波普会师，李决定将部队作一次特别大胆而冒险的调遣。他把部队分为两部分，先派遣杰克逊军进行大迂回的侧翼进军，绕过波普的右翼，切断他的供应线。在两天内(8月25-26日)，杰克逊的步骑兵疾走50余英里，袭击了马纳萨斯的联邦军巨大的补给品仓库。那是内战期间极了不起的一次进军。杰克逊迅速撤返。他那些饥肠辘辘、双脚疼痛的士兵尽可能地夺取了全部的联邦供应品，不是吃掉便是带走，并把残余的东西付之一炬。  
　　波普希望，在李和朗斯特里特军与杰克逊会师之前，要把这场灾难转而成为击溃杰克逊的良机。可是，首先他必须找到杰克逊。诡计多端的“石墙将军”，使所属的3个师从马纳萨斯到布尔伦河旧战场正西的树木繁茂的山脊地带，沿各自的路线行军。8月28日，当一系列有关南军行踪的相互矛盾的报告不断送到波普司令部时，他竟发出了混乱而且相互矛盾的命令，枉费心机地想查明杰克逊的行踪。似乎毫无目标的行军和逆向行军，引起官兵们尤其是波托马克军的菲茨·约翰·波特部队官兵的诅骂，说波普是犯大错误的人。波特像麦克莱伦一样，是亲蓄奴制的民主党人。他感到甚至比自己的上司对波普及支持他的反蓄奴制的共和党人还怀有敌意。早在两星期前，波特曾给一个民主党人编辑写信说，政府对弗吉尼亚战役指挥无方，活该败北。他以令人震惊的声明作为结束语，“要是这支军队留在华盛顿去铲除那些断送我们国家的政府当政者就好了。”  
　　 8月28日薄暮，波普的一个师发现了杰克逊。当这个师不知不觉地走近隐蔽在树林中的邦联军时，杰克逊就忍不住向他们发动了攻击。在沿着沃伦顿公路展开的这场激烈而持久的战斗中，蓝衣军直到夜幕低垂一直顶住了人数两倍的敌人。一份份突然发出的命令再一次到达在8月29日拂晓开始集结在杰克逊正面的联邦部队。南军已沿着一条未竣工铁路的路基和沟渠摆好了阵势。当波普各师在当天进抵杰克逊正面时，这个联邦将领便命令各师向南军防御工事猛攻。波特军开到联邦的左翼，处于向杰克逊侧翼进攻的位置，但由于没有明确命令，而且又因斯图尔特骑兵队扬起的尘雾竟使他误信他的前面有一队实力强大的步兵，因此波特没有采取行动。虽然步兵支援部队正在途中，尚未到达杰克逊那里，但由于波普忘记派遣一支劲旅去封锁索罗费尔隘口，朗斯特里特军已经在前晚夺路通过该隘口。8月29日正午，朗斯特里特(与李结伴)已经抵达波特的正面。由于未发现这些敌军已经开到，波普为时过晚地命令波特在下午晚些时候攻击杰克逊侧翼。由于朗斯特里特的出现，波特感到不可能服从命令，于是就按兵不动。因此他后来受到军法审判，并被撤职。 [ 注：波特继续指挥波托马克军第五军，一直到11月。1862年12月和1863年1月，军事法庭举行审讯。波普指控波特蓄意违抗进攻命令。波特争辩说，他不能服从命令，因为朗斯特里特的部队位于他的正面，并与杰克逊的侧翼相衔接。尽管军事法庭陪审团当时并不晓得这一点，其实这是千真万确的。根据缴获的邦联军记录资料以及战后南部军官的作证，才真相大白。经过大量的辩论以后，波特终于在1886年推翻了军事法庭的判决，争论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在某种程度上，波特是共和党敌视麦克莱伦式将领的牺牲者。但是，除了拥兵11,000人在附近发生激战时拒不采取行动外，波特还对波普、对共和党人以及对解放奴隶，怀有不加掩饰的敌意，使他受到充分怀疑，即在与波普协作方面比他本来可能做到的要少。 ]  
　　在8月29日傍晚以前，联邦大军右翼那一半兵力，在对杰克逊军发动的6次伤亡很重的攻击中，已连连受到重创；而双方的另一半兵力却依然闲散无事。当天夜间，邦联军撤回一些连队以加强他们的战线，并准备第二天再搞一次侧翼行动。波普仍未觉察到朗斯特里特的30,000部队就在战地，竟错将这些行动当作撤退的准备。大约在8月30日中午，他派出自己的前卫各师去切断臆测中的退路，但是，他们迅即发觉杰克逊部队已摆好阵势，严阵以待。一场恶战再一次沿着未竣工的铁路线展开了。有一些邦联军的团队因弹药耗尽，便向北军猛掷石块。穿蓝军服的进攻者，在数处突破了南军防线，迫使杰克逊求援。此刻，李命令朗斯特里特倾全军兵力进行反击，直扑联邦军左翼。朗斯特里特的士兵发出南方那种震耳的狂嘶嚎叫，迅猛冲锋，几乎未遭抵抗，因为波普为加强对杰克逊的攻击，已撤走联邦军左翼防务。朗斯特里特的反击，迫使整个联邦战线后退了一英里多，在那里部队在黄昏时拼命死守亨利豪斯山，才终于顶住邦联军的推进。夜间，这支士气沮丧、吃了败仗的联邦部队，困乏地朝森特维尔撤退。李并不径直跟踪，而是派遣杰克逊那些疲惫的、饥饿的士兵进行另一次大迂回侧翼进军，冒着滂沱暴雨，绕过波普的右翼。9月1日，这些部队与两个联邦师遭遇。在一场倾盆大雨中，两军在尚蒂利短兵相接，邦联军受到了阻遏。与此同时，波普把其余部队撤回华盛顿，充实首都防务。  
　　联邦军再一次在马纳萨斯附近遭到耻辱的挫败。李的50,000余众，反以伤亡9,200人为代价，使波普的60,000大军遭到16,000人的伤亡。败绩对北部来说更加令人惊愕，因为在波普发出杰克逊不日即将“就擒”的自夸函电之后，消息便接踵而至。这次战斗之后，互相尖刻指责。波普指责麦克莱伦和波特不予协作。麦克莱伦本人已在亚历山德里亚，他在那里曾抵制了哈勒克关于火速派出他的一个军支援波普的命令。8月29日，当战斗蔓延到南部时，麦克莱伦向林肯建议，最好的做法也许是调动一切可调用的部队集中保卫华盛顿，“让波普自己去摆脱窘境”。战斗结束后，林肯对私人秘书说，麦克莱伦的行为是“不可宽恕的”，他“希望波普吃败仗”。7名阁员中有4名在信上签名，要求林肯撤销麦克莱伦的职务。斯坦顿认为麦克莱伦应受军法审判，而蔡斯则说应该把他枪毙。  
　　可是，麦克莱伦既未被枪毙，也未被解职。林肯让他留任指挥波托马克军，该军已收编了弗吉尼亚军。而倒霉的波普则被流放到中西部担任无关紧要的指挥。共和党人感到这是不得不忍受的屈辱。但在此情况下，林肯觉得没有选择的余地。军队士气低落，几乎就要爆发反对波普的哗变，许多士兵认为他应负战败之责。尽管林肯已失去对麦克莱伦的信任，甚至试图把最高指挥权授予安布罗斯·E·伯恩赛德(他谢绝了)，但他了解麦克莱伦是能够重整军队和重振部队士气的唯一人选。总统承认麦克莱伦“不顾给国家造成的后果，搞垮了波普”，“表现恶劣”，但却对密友们说：“没有别的办法。麦克莱伦已掌握了这支大军。”没有别的人能够“把我们这些军队整顿得有他的一半那么好。……即使他不能亲自战斗，却擅长使别人乐于战斗。”而在一场对国家和蓄奴制的前途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战役中，这是格外急需的，因为李正在带领他那支衣衫褴褛的、可畏的、骨瘦如柴的灰胡桃人渡过波托马克河进犯马里兰州了。

第十六章 蓄奴制与内战：北部的政策 1861年-1862年  
詹姆斯·M·麦克弗森 [美国]  
[出自《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1981  
北部的战争目的与政策  
　 林肯的领导  
　 联邦的意旨  
蓄奴制问题  
　 反蓄奴制的论据  
　 蓄奴制与共和党  
　 国会与蓄奴制  
　 林肯与蓄奴制  
北部对南部的同情者  
　 民主党人与解放奴隶  
联邦军队与解放奴隶  
把获得自由的奴隶迁往殖民地  
林肯关于解放奴隶的遁词 1862年8月-9月  




　　内战最初两年间的军事、外交和政策，是在有时不公开承认蓄奴制问题的情况下产生的。蓄奴制是南北冲突的根本原因，而这一冲突已引起了战争。南部已经脱离联邦，以维护它的特殊制度，使它的前途免受已经察觉到的共和党的威胁。尽管邦联内部存在着严重的不满情绪，但北部就战争目的发生的分歧却比南部严重。南部是为争取独立而战斗。只要北部单纯为恢复联邦而战，北部的团结就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然而，究竟要恢复什么样的联邦，这一难题不久就使北部分裂了。正像废奴主义者和激进共和党人所期望的那样，是一个没有蓄奴制的联邦呢？还是像民主党人所坚决主张的那样，“联邦保持原样，宪法保持原样”呢？究竟南部是在保持原来的权利和政权的情况下回归联邦呢，或是以自由劳动的北部为模式进行重建呢？关于对最终目标的争执，不久又转为对手段的争执。究竟是一场为争取全面胜利而进行的全面战争呢，或是进行一场有限战争，以期早日召开和会，并通过妥协去恢复联邦呢？  


北部的战争目的与政策  


林肯的领导  
　　 1861年夏秋两季，由于执行一些错误的政治路线，北部的团结是脆弱的。共和党是一些人士的联盟，这些人早在数年前曾经是辉格党人、民主党人、一无所知党人、自由土壤党人或废奴主义者。北部民主党人依然带有道格拉斯与布坎南派别斗争的痕迹。在一些忠诚的边境州，几个派系争夺新“联邦主义”派的领导权。林肯的任务就是将这些迥然不同的人士组成一个政府，这个政府能够在打赢战争的同时，还要就胜利包含些什么作出明确规定。这本来是艰巨的任务，几乎是办不到的。林肯作为战争的伟大领袖，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当同时代人询问林肯对这一问题或那一问题的政策时，他有时答复说：“我的政策就是没有政策。”对被激怒的询问者来说，这一答复似乎是无礼的，或含糊其词的。林肯并无那个意思。他确实有一项政策——要赢得战争和恢复联邦。但是，因为询问者时常就如何做到这一点尖锐地提出对立观点，他知道过早地答复他们提出的具体问题，很可能破坏支持战争的不太稳定的情绪。林肯善于选择时机。他懂得如何作出一系列小的决策而为一项重大决策奠定基础。他知道如何等待最适当的时机宣布主要政策，例如，解放奴隶，而与此同时还要容忍那些谴责他的软弱领导的人们所进行的批评。对废奴主义者来说，他的行动似乎太迟缓了，对保守主义者来说，他的行动又实在太快了。但是，正如总统本人有一次对一名属僚所说的，如果有一半人认为你已走得太远，而另一半人认为你走得不够远，那么你可能已做得恰到好处。  
　　林肯和内阁的关系，提供了说明他的领导才能的一个很好的范例。内阁体现了共和党的每一观点，从边境州的保守主义(司法部长爱德华·贝茨)，到反蓄奴制的激进主义(财政部长蔡斯)。它包括从前的辉格党人(西沃德、贝茨、内政部长凯莱布·史密斯，以及林肯本人)，从前的民主党人(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和邮政局长蒙哥马利·布莱尔)，一名自由土壤党人(蔡斯)，以及陆军部长西蒙·卡梅伦，他是一名曾与辉格党人和一无所知党人偶尔合作过的前民主党人。在1861年总统候选人提名时，认为西沃德在蓄奴制问题上持过激观点，在内战期间他成为内阁成员中最保守的阁员之一。埃德温·M·斯坦顿是前布坎南派民主党人，于1862年1月取代了不称职的卡梅伦，成为仅次于蔡斯的最激进的内阁成员之一。4名内阁部长——西沃德、蔡斯、贝茨和卡梅伦——均是1860年总统候选人提名中与林肯角逐的人。蔡斯参加内阁后，继续谋求最高官职。他野心勃勃，踌躇满志(一名参议员曾经说过，“蔡斯是个善良的人，但他的神学观点是不健全的。他认为三位一体还有个第四者。”)，在财政部培育了一批政治助理骨干，这些人为提名他作1864年总统候选人曾进行了活动。他还与国会内批评林肯的共和党人策划密谋。内阁中有一些阁员成双结对，长期进行个人之间的明争暗斗，与这些思想和政治发展趋势交织在一起。  
　　这样的内阁肯定要发生倾轧，而不是协调一致。但是，总统以其老练机智、坚韧耐心和幽默感，把他们结成一个富有成效的集体。林肯让每个部长主管该部的纯行政事务。但凡属政策问题，由总统作出重大决定。他宣布诸如《解放宣言》和任免军队指挥官之类的重大行动，而不提交内阁辩论。蔡斯抱怨说，在存亡攸关的战争问题上，整个内阁“很少磋商，也可以说根本不磋商”。林肯愿意与内阁成员个别地商议此类问题。他与斯坦顿和西沃德极其亲密地共事。总统兼有无比的坚毅和随和，作出决断时表现出外柔内刚，又有幽默机智，这就使他能够支配他的属僚，而看不出有任何支配。“他和部长们的关系一向是完全真心诚意的，没有矫揉造作的，”陆军部长助理回忆说，“从未表现出他是上司的想法，但是，作出一个决策的往往是他的意志，他的命令。”  
　　林肯与国会的关系，同样显示了随和与坚毅相济。在与战争不相关的财政和国内立法问题上，他听从国会领导人的意见。在这方面，他符合辉格党内一个软弱的行政官员的传统作风。但是，凡是在涉及战争和重建的一切问题上，林肯行使的权力或许比其他任何总统都多。他对总统的战争权力的解释可谓大得惊人。他说道：“我想，在非常时期，我能以军事为理由采取行动，而国会按照宪法是不能这样做的。”由于在他的整个总统任期处于非常时期，他采取了许多行动，以致引起民主党人甚至某些共和党人都公然指责他“专横”和“独裁”。  
　　在内战的最初80天里，林肯的行动确立了他行使行政权力的基调。在炮击萨姆特要塞之后，他没有立即召开国会紧急会议(像杰斐逊·戴维斯所做的那样)，而是在7月4日才召开会议。在此期间，林肯根据自己的权限采取了许多大胆的步骤。他在4月19日宣布下令海上封锁，实际上就是宣战。 [ 注：林肯下令，是否合法，最高法院于1863年在“海上捕获案”中作出裁决。原告论证说，以违反海上封锁令而被没收的船只，是在1861年7月13日国会宣布存在战争状态以前遭到非法捕获的，表决结果是五票比四票，最高法院确认总统在战争紧急状态下采取的行动是合法的。最高法院这五名法官中有三名是林肯任命的。首席法官塔尼坚持异议说，镇压叛乱的权力不等于进行战争的权力。 ] 根据5月3日的行政命令，他扩充了正规陆海军并超过了法定限额。他还下令征募服役期为三年的志愿兵，这通常是国会的特权。在从4月到7月，林肯发布4个公告，宣布在全国许多地区暂停执行人身保护法。他还把200万元交给纽约的一个委员会，用于“保卫和支持政府所需的军事措施”，尽管宪法规定“除了法定拨款，不得从财政部提款”(第1条，第7款)。  
　　 1861年夏，国会特别会议追认批准了林肯为动员和扩充军队所采取的行动，“似乎这些行动都是事先在国会明确授意下完成的”。三分之二的民主党人和边境州联邦派不是弃权，便是跟多数共和党人一起投了赞成票。大多数民主党人也投票赞成扩军和筹措战争经费的议案。 [ 注：由于边境州政党忠诚的实况是混乱不清的，本届国会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精确数字很难详细说明。众议院有共和党人106名；民主党人42名；“联邦派”28名，大多数来自边境州，参议院有共和党人31名，民主党人10名，“联邦派”6名。 ] 这个反对党尚未分裂成后来为人们所知的民主党主战派和民主党主和派。这种分裂的根源在于民主党人的见解，他们对一些战争议案持反对态度，或者给予勉强支持。但是，两党合作的精神到这时为止还占着主导地位。  


联邦的意旨  
　　两党合作精神所以占着主导地位，是因为大多数北方人，包括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认为，联邦的概念具有如此卓绝的价值，几乎可与宗教等量齐观。芝加哥一家报纸宣称，叛乱“已蹂躏了宪法，蔑视了一切法令，践踏了那面一直是光荣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美国自由的旗帜”。4年后，林肯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用这些话概括了内战的意义：“双方都反对战争，但其中一方宁愿发动战争而不顾国家的生存；另一方宁愿应战也不肯让它毁灭。于是战争就爆发了。”  
　　 19世纪中叶，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欧美两洲都融合在一起了。1848年的欧洲革命，是自由主义及民族主义的起义。依照林肯的观点，南部为维护蓄奴制而战，这使它与欧洲的反动势力沆瀣一气了。在东半球，帝国政府企图从上述这一地区扑灭民族主义；在合众国，各州独立主义的势力企图从内部破坏它；在东半球和西半球，因循守旧和特权威胁着民主的民族主义。林肯在1861年说道：“实质上这是人民的争论。”  
　　就联邦方面而言，这是一场维护世界上这个政府的形式和实质的斗争。这个政府的主要目标就是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给所有的人提供一个不受任何约束的开端。以及生活历程中的一个公平机会，……渗透于这场斗争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需要……证明民众的政府并非荒谬。现在我们必须解决这一问题，一个自由政府中的少数派是否有权在他们选定的什么时候瓦解政府。  

　　斗争“并不完全是为了今天”，林肯接着说，“而是为了遥远的未来”。它“不只关联着这些联邦州的命运。它给整个人类提出了一个问题”，正像两年后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所表明的，即一个国家“信仰自由，奉行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是否能够永世长存”。欧洲的自由主义者受到了联邦事业同样景象的激发。约翰·斯图尔特·米尔写道，邦联的胜利，“将是邪恶势力的胜利，它将鼓励进步事业的敌人，而使整个文明世界的朋友们沮丧。[美国内战]注定要成为人类事业进程的或好或坏的转折点”。  
　　这一想象——尽管朦胧不清，而且常常无法言喻——却在1861年促成了北部的联合。不久，它突然出现在歌曲里。联邦军中最流行的歌曲就是《约翰·布朗的尸体》，它以士兵所熟悉的野营布道会赞歌的曲调作谱。它是马萨诸塞一个团于1861年春首先唱起来的，到年底为止，已在全军风行传唱。它那轻快的节奏使之成为一支绝佳的进行曲。它适用于任何即席独唱——世俗的或宗教的，雅俗共赏。流传极广的歌词提到约翰·布朗的尸体在坟墓里腐烂了，提到约翰·布朗到上帝的军队里去当兵了，还提到把杰夫·戴维斯吊死在一棵酸苹果树上了。无论独唱词是什么，合唱句总是以约翰·布朗的灵魂正在继续前进结束。  
　　后来，朱莉娅·沃德·豪把这首歌收进民族文学里。她的丈夫塞缪尔·格里德利·豪曾经援助过真正的约翰·布朗。1861年1月，她参观了华盛顿附近的军营后，半夜醒来，强烈的创作欲使她奋笔写下了《共和国战歌》的歌词。虽然把杰夫·戴维斯吊死在一棵酸苹果树上的主张要比捣毁贮存“愤恐的葡萄”的葡萄产地的想法在军中更加普遍，但这首根据约翰·布朗之歌改编的高雅的歌词在《大西洋月刊》刊出后，也同样受到欢迎。在葛底斯堡演说之后，《战歌》的歌词作为北部为之而战的最崇高的表现形式，已世代流传下来。两者都以某种方式将意图诉诸上帝的令人敬畏的利剑威力，这把利剑已使那么多人失去生命；他们为使自由得以永存而献出了最后的满腔热诚。  


蓄奴制问题  
　　热望使人类获得自由的崇高词藻反映的问题，乃是1861年北部为恢复蓄奴制的联邦而进行的战斗。林肯在7月4日向国会提出的咨文中，重申就职演说中的誓言：他“无意直接或间接干涉南部各州已经存在的蓄奴制”。3周后，国会几乎一致通过克里坦登-约翰逊决议案，确认进行这场战争不是为了“废除或干涉那些州的权利和已建立的制度”，而仅仅是为了“捍卫和维护宪法的无上权威和保存联邦”。难怪在战争的这个阶段，大失所望的欧洲自由主义者开始质问：既然“北部不宣布废除蓄奴制，又从不假惺惺地声称为反对蓄奴制而战”，那么为何“我们能够完全接受呼吁，对联邦的事业表示热烈同情”呢？  
　　国会中投票赞成克里坦登-约翰逊决议案的大多数共和党人，当然都是反蓄奴制的。林肯也不止一次詈骂蓄奴制“是对黑人、白人，也是对国家的极大不幸。……蓄奴制极不公正的行为……使我们共和政体的楷模失去在世界上应有的影响——使自由制度的敌人以其花言巧语嘲笑我们是伪君子”。  
　　一点不错。既然如此，林肯为什么不宣布不仅为联邦而战，而且为自由而战，从而对这种嘲笑作出反应呢？因为作为所有州的总统，他依然认为，宪法保证诸州的蓄奴制，使自己受到约束。联邦政府进行战争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即脱离联邦是非法的，尽管邦联诸州暂时处于叛乱分子控制之下，却仍然是联邦的合法组成部分。林肯和国会确保蓄奴制的另一原因，就是需要保持边境蓄奴州的忠诚。除此之外，则是两党支持战争的愿望。在1861年大选中，自由州选民几乎有半数投了反林肯的票。北部民主党人是赞成蓄奴制的派别。战争政策中出现任何反蓄奴制的迹象，都可能导致北部的分裂，并得罪大多数民主党人。  


反蓄奴制的论据  
　　废奴主义者和一些共和党人不同意这个分析。几个知名的反蓄奴制的国会议员在表决克里坦登-约翰逊决议案时弃权或投了反对票。对大多数废奴主义者来说，让奴隶获得自由比联邦更有重要意义。既然“生死盟约”因南部脱离联邦而遭到破坏，加里森废奴主义者就支持联邦的战争，因为他们相信“与南部奴隶统治者的死亡格斗”，必定会成为与蓄奴制本身的死亡格斗。正如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于1861年5月所说：“美国人民和华盛顿政府可以暂不承认这种格斗，但是，‘事情的不可抗拒的逻辑’，最终将把它强加于他们，因此目前在这块国土上进行的战争，乃是一场维护和反对蓄奴制的战争。”  
　　但是，由于北部是为了维护蓄奴制的宪法而战斗的，解放主义者就不得不寻求宪法之外的理由去反对奴役制——这些理由能迫使人们足以克服已使北部长期容忍蓄奴制的那种冷漠、保守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惯性。废奴主义者马上想到解放奴隶的“军事必要性”论据。他们坚决认为，蓄奴制对南部的战争尝试关系重大，而废除蓄奴制对北部的胜利更为必要，所以希望把他们的主张写入尽可能被广泛接受的政纲——一个能够博得全体联邦派同情的政纲，不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是激进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是平等主义者还是种族主义者。尽管他们自己想以正义和道德为理由提出解放奴隶，但他们在战争早期的基调中却回避了这一主题。查尔斯·萨姆纳于1861年11月写道：“你们将注意到，我提议不进行废奴战争，解放奴隶将严格地作为军事必要性的一种措施提出……而并非以博爱主义为根据。……废除蓄奴制不会成为战争目标，只不过是战争的一种动力。”  
　　蓄奴制对邦联的军事价值是显而易见的。邦联11个州共有350万奴隶，几乎构成总人口的40%，又占劳动力的大部分。南部的报纸自诩说，蓄奴制是“邦联的可靠支柱，因为这使它能够按照白种人口比例投入战地的兵力比北部多得多”。邦联的钢铁业、盐业的重要矿山工人，半数是奴隶。迄至1864年，邦联的两个主要兵工厂，里士满的特里迪加钢铁厂和塞尔马的海军工厂，黑人占劳动力的三分之二。邦联军队医院的护士，至少有半数是黑人。奴隶充当厨师、仆役、马车夫、建筑工人，甚至是邦联军随军乐师。奴隶所处地位举足轻重，所以军事当局从战争初起就强制他们服劳役，并大大早于邦联着手征集白人男子入伍。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有理由惊呼，“这叛乱的真正核心是以奴隶形式出现的黑人。夺取黑人手里的锄头，你就能打中要害而将叛乱消灭。”  
　　废奴主义者坚持认为，解放奴隶只有根据“战争法”才能完成。随着宣布海上封锁和把南军俘虏作为战俘的决议，冲突已具有战争的性质，而不仅仅是国内叛乱了。废奴主义者坚决主张，邦联诸州的蓄奴制不再享有宪法的保护，但应以国际法取而代之。国际法确认，没收敌方财产是一个交战国的权利。奴隶属于敌方的财产；而这些财产的一部分正是直接用来支持叛乱，所以应该加倍没收。  
　　 1861年5月，根据这一理论，第一个采取行动的是一个使人觉得不太可能的人，他就是本杰明·巴特勒将军，原为布雷肯里奇的民主党人，现任弗吉尼亚海岸门罗要塞联邦部队指挥官。作为一名机敏的政治家，巴特勒已经觉察从故乡马萨诸塞刮来的反蓄奴制的风浪，因此就准备向共和党激进派迈出朝圣的第一步。5月23日，当3名在邦联军防御工事服劳役的奴隶逃入巴特勒的战线时，他拒绝把他们送还原主，而把他们当作“战时逃奴”。这一名词颇受欢迎，凡是战时进入联邦军战线的其他奴隶均被称为战时逃奴。消息很快就在弗吉尼亚半岛的奴隶中间不胫而走。到了8月，麇集巴特勒军营中的战时逃奴已达千名，于是废奴主义者便制订建校计划，并给他们派去传教士。  
　　交战国的没收权已写入林肯于1861年8月6日签署的法令中，它规定没收包括奴隶在内的用于支持军事叛乱的一切财产。这一没收法令仅适用于当时联邦部队力所能及的少数奴隶，而且并未明确规定要解放他们。但是，像巴特勒的战时逃奴政策一样，那是开头细小而以后大有希望的解放奴隶事业。它也表明背离了仅在两周前通过的克里坦登-约翰逊决议案。在那两周期间，联邦军在布尔河败北的意义十分深刻。战争决不会是短暂而轻松的。对战争政策进行重新评价，结果对奴隶主叛乱采取更为严厉的态度。大多数共和党人此刻至少愿意考虑采取有限步骤去反对蓄奴制，以作为一种取胜手段，即使它尚不能作为目标。但是，民主党人却不是这样想的。国会凭政党路线所投的票表决没收法令时，共和党人除6名外，其余都表示赞成，而民主党人除3名外，其余都反对。这是两党战时阵线第一次真正的裂痕。  
　　在后来的几个月里，由于冲突转向全面战争，这一裂痕变得更广阔了。蓄奴制问题在联邦国会1861至1862年的会议上成为中心问题。当1861年12月国会再开会时，7月份曾投票赞成克里坦登-约翰逊决议案的众议院53名共和党人，改变了投票态度；因此，众议院不再确认该决议案。对蓄奴制的态度问题，不仅把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分隔开来，而且使得共和党内3个派别界线分明：保守派、温和派和激进派。  


蓄奴制与共和党  
　　所有共和党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反对蓄奴制的。但在程度上确实存在差异。保守派希望奴役最终消亡，但他们是渐进主义者，相信各州会自愿采取行动，而不愿联邦采取强制性行动，而且主张把解放奴隶和向海外迁移自由奴结合起来。激进派是不折不扣的反蓄奴制鼓吹者，他们想借助于国家政府的军事力量立即消灭这种制度。温和派是不那么容易划分的一派。他们憎恶蓄奴制，并希望宁早勿迟地废除，但担心鲁莽行动会造成社会影响。在战争早期，他们与保守派很难区分；然而，随着战斗日益加剧，全面战争的紧急行动迫使他们更加靠拢激进派。  
　　首要的温和主义者当然是林肯本人，他在1861年12月3日首次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说：“在考虑镇压叛乱所采取的政策时，我一直是焦虑和慎重的，希望为这一目标而发生的这场无法避免的冲突不会成为一场残酷无情的革命战争。”总统的渐进主义性情，以及自负地深信大多数北方人和边境州联邦主义者一样，不容许对蓄奴制采取过激行动，这些曾是他修正弗里蒙特将军1861年9月在密苏里颁布的解放奴隶命令的理由。为了相同的理由，林肯于12月采取了使激进派大为恼怒的另一行动。陆军部长卡梅伦未与总统磋商，便把赞同解放并武装那些进入联邦战线的奴隶的一节写入他致国会的报告中。林肯获悉此事，便下令收回该报告，删除该节。数周之后，卡梅伦就像在他之前的弗里蒙特一样，被撤职了。在这两个事例中，渎职和在军备承包合同中接受贿赂是撤职的主要理由。然而，在激进派看来，似乎强有力的反蓄奴制人士正从政府和军队里被清洗出去，而赞成蓄奴制的一些将军，例如麦克莱伦和比尔，却春风得意。  
　　与林肯不同，废奴主义者和激进的共和党人确实相信会有一场“残酷的和革命的”战争。一名废奴主义的编辑希望内战变成“光荣的美国第二次革命”，以完成第一次革命的未竟事业——“全国废除蓄奴制”。《纽约论坛报》1862年1月24日的一篇社论，把联邦的危机比作1789年大革命时的法兰西危机，这一定会使保守派感到沮丧。法兰西共和国为内部派系斗争所困扰，并受到内部反革命和来自外部的外国干涉的威胁，仅仅依靠向全欧输出革命才幸存下来。“像1793年的法国领袖们一样，”《论坛报》宣称，“我们必须让被压迫者获得自由并向他们提供保护，对压迫者发动战争。”国会最激进的共和党人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同样直言不讳。“要解放每个奴隶——杀死每个叛逆者——烧毁叛逆者的每一座宅邸，如果这样做对维护这座自由宝殿是必要的话。”史蒂文斯这样说。我们必须“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一场激进的革命，并改造我们的制度”。  
　　尽管激进主义者从未构成共和党的多数，但他们却是党内最富有进取心的派系。这是一个强而有力和坚定不移的少数派，他们明确知道他们需要什么目标和怎样达到目标。他们往往占有优势，尤其在危急之际。激进派控制着国会主要委员会主席职位。在参议院，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萨姆纳和亨利·威尔逊分别担任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新罕布什尔州的约翰·P·黑尔任海军事务委员会主席，密执安州的扎卡赖亚·钱德勒领导商务委员会，俄亥俄州的本杰明·韦德担任准州委员会主席兼战争指导联合委员会主席。在众议院，激进的宾夕法尼亚人加卢沙·格罗和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坦任两项最重要的职务——议长和岁入调查委员会主席。几名在1862年经常支持激进立场的温和派共和党参议员，也身居委员会主席要职，著名的有伊利诺伊州的莱曼·特朗布尔(司法委员会)，以及缅因州的威廉·皮特·费森登(财政委员会)。  
　　新英格兰是国会激进主义的发祥地。众议院最杰出的10名激进主义者中，有5名(连史蒂文斯和格罗在内)是在新英格兰出生成长的。在参议院，12名激进主义者中有8名、13名温和主义者中有9名均是新英格兰人，而在7名保守主义共和党人中只有两人是新英格兰人。新英格兰在参议院的影响非同小可。来自该地区的参议员据有11个委员会的主席职位，出生于新英格兰的人担任其他11个委员会中的5个委员会主席。只有一名新英格兰参议员不担任委员会主席职务。新英格兰一直是废奴主义的根源，并且是南北战争前期实行现代化的先导；现在该地区在筹划内战时期反蓄奴制的现代立法方面亦起着支配作用。  


国会与蓄奴制  
　　 1861至1862年，即使国会想回避蓄奴制问题，也办不到。联邦海军攻占南卡罗来纳沿海岛屿，曾把万名战时逃奴带到联邦战线内部；每周还有数百人源源涌进奴隶地区的蓝衣军营地；联邦军在田纳西州和路易斯安那的推进，又带进了数千名。这些战时逃奴的合法身分依然含糊不清，但是，弗吉尼亚和南卡罗来纳州有些北部指挥官，已经把他们看作自由人。另一方面，边境州的联邦将领竟根据忠诚的奴隶主的要求交还了逃奴，密苏里州的哈勒克将军颁布了一道完全拒绝逃奴进入他的战线的命令。由于没有华盛顿的指令，军事区的战时逃奴问题形成混乱和矛盾。  
　　国会共和党人在几个方面抨击了蓄奴制。迄至1月中旬，至少有了项涉及解放奴隶和没收叛乱者财产的各种议案，已由委员会提出了报告。第一个行动便是3月13日通过的陆军新法规；它规定禁止陆军军官把逃亡奴隶引渡给原奴隶主，违者受军法审判。议事日程的下一项是在4月16日讨论华盛顿特区废除蓄奴制问题，决定付给奴隶主的赔偿金平均每名奴隶300元。继此之后就是制定法律在华盛顿特区为黑人儿童建校，允许黑人在特区法院作证。6月，国会在全部领土取缔蓄奴制，并批准与英国缔结的一项新条约，以便更有效地制止大西洋奴隶买卖。  
　　尽管这些法令至关紧要，但对蓄奴制仅仅是触动了一下。而意义更加深远的则是没收叛乱者所有财产的法令。这是根据“战争法”和宪法所规定的国会权力，为惩罚叛逆而采取的一项全面战争措施(第3条，第3款)。正如7月17日法案最后通过的那样，这第2道没收法案规定没收反对合众国的叛乱分子的财产，并且具体说明凡是逃入联邦战线内的属于叛乱分子的奴隶，“将被作为战俘，并将永远获得自由”。  
　　这一法令远远超过了以前在8月份颁布的第一道没收法令。它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和目的。但事实上，它的眼前效果和长远效果都是有限度的。根据这一法令规定的财产没收和奴隶解放，将取决于确定奴隶主是否已曾参加叛乱的法律程序。由于林肯相信，战时解放奴隶的问题必须由作为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总统来处理，所以他几乎并未以这样的身份根据第二道没收法令采取行动。这一法令的解放条款不久就因总统本人发布的反蓄奴制的行政法令而蒙上了阴影。  


林肯与蓄奴制  
　　 1862年春夏的几个月间，林肯似乎无意做反对蓄奴制的事情。5月间，占领南大西洋沿岸岛屿和飞地的联邦部队司令戴维·亨特将军，发布了解放“南部军区”全部奴隶的命令；从理论上说，这一军区包括南卡罗来纳州全境，佐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林肯取消了该命令，声明自己保留作出如此重要决定的权力。废奴主义者和激进派都谴责总统。“吞吞吐吐”、“踌躇不决”、“敷衍塞责”、“优柔寡断”、“意志薄弱”、“昏聩糊涂”，这些都是他们加给林肯的定语。“显然，他的血管里没有一滴反蓄奴制的血液，”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写道，“让[边境州的]‘忠诚’见鬼吧，那只是靠容许它操纵政府的政策才得以保持的！”  
　　加里森错了。到1862年春季，林肯已逐渐相信战争必须结束蓄奴制。但他仍然希望以尽可能少的革命分裂，逐渐地实现奴隶解放。这就有助于解释他在1862年提出的关于边境州自愿解放奴隶的建议。3月6日，总统在致国会的特别咨文中，建议通过共同决议，向任何“能够采取渐进方式废除蓄奴制”的州提供财政援助。国会通过了决议，共和党人全体一致赞成，民主党人有85%表示反对。但是，边境州的发言人却抱怨联邦的强制手段，并就拟议中的赔偿费数目以及国会为此目的拨出专款的宪法权力争吵不休；他们还表示担心种族战争和经济崩溃，即使按林肯的建议，在30年内逐渐实现奴隶解放。总统感到失望，遂于1862年5月再次向边境州呼吁。林肯说，如果他们采纳他的计划，那么解放奴隶所产生的变革“将像天堂的甘露一样缓缓降临，既不会分裂，也不会毁坏什么”。但是，如果他们什么事都不干，激进派将抢先得理。总统告诫说，“你们不能对时代的趋势视而不见。”  
　　尽管北部解放奴隶情绪的势头不断增长，但边境州的代表仍然对趋势视而不见。波士顿一家保守派报纸于1862年夏评论说，“这一年超乎寻常的现象，便是这个[解放奴隶]决议招来的超乎寻常的紧张局势。一年前，人们无论如何一想到采取这非常手段，也许会犹豫不前。大多数人目前不想追求它，但是，我们明智地说，他们大部分对此是有所准备的。”7月12日，林肯再一次召边境州代表来到白宫。他这次恳求合作是以坦率的警告作后盾的：“战争事变无法避免。如果战争旷日持久地打下去，……仅仅是倾轧和摩擦，就能断送你们各州的制度……。你们不会再有宝贵的东西代替它。”在取消亨特将军的解放奴隶的命令时，“我即使不惹人发怒，也使许多人不满，而我们国家又不能失去他们的支持，然而事情到此并非了结。在这方面我依然承受着压力，而且压力与日俱增。如果你们同意我的要求，会使我感到宽慰”。林肯的恳求再一次没有被人理睬。表决结果是20票对9票，边境州的代表们拒绝了他的计划。  
　　当晚，林肯决定发表一项早在几天前就开始起草的解放宣言，那是麦克莱伦在“七天战役”中从里士满前线被打败以后的事。总统已经得出结论，这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早在一年前就已申明的结论：“反对奴隶主而不反对蓄奴制，只不过是半心半意地工作，做起事来两手瘫痪无力。”7月13日，林肯把自己的决定私下透露给西沃德和韦尔斯。7月22日，他召集内阁会议，向部长们正式通报。邮政局长蒙哥马利·布莱尔反对发布这项宣言，因为他担心那可能使民主党人在秋季大选中获胜。内阁其他部长则以不同程度的热忱表示赞同。可是，西沃德指出，由于“我们[在军事上]受到挫折而使公众情绪沮丧”，这个宣言“可能被认为是一筹莫展的政府采取的最后一着，是要乞求援助”。他建议林肯“暂缓发布，直到在军事胜利的支持下再向全国发表”。  
　　林肯接受了西沃德精明的劝告。但是，结果等了漫长而恼人的两个月，在这期间北部的士气到这时已下降到最低点，关于蓄奴制的舆论进一步趋向两极分化，弗吉尼亚军队在布尔河遭到第二次令人屈辱的挫折。  


北部对南部的同情者  
　　战争使北部民主党人处于窘境。该党逐渐分裂成“主战派”和“主和派”。凡是对击败邦联似乎是必要的措施，民主党主战派通常均表示支持。有些民主党主战派人士成为共和党人，有少数人——例如本杰明·巴特勒，陆军部长埃德温·M·斯坦顿——终于完全转向该党的激进派。民主党主和派起初赞成依靠军事力量维护联邦。但是，当冲突转向全面战争的时候，他们便开始指摘共和党关于摧毁南部并按照北部自由劳动的模式改造南部的决定了。反对共和党的战争政策，有时变成反对延续战争。尽管共和党竭力渲染这是亲邦联的立场，但未必是这样。民主党主和派极力主张通过谈判和妥协恢复联邦，但他们中间比较鲁莽的人，有时以这样的方式讲话或行动，乃至对共和党人指控他们的不忠提供具体事例。民主党内“主和派”和“主战派”的相对实力，随着北部在战争中的运气而起伏变化。不过，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例如解放奴隶和军事拘捕，两派都一致反对政府。  
　　在1862年夏季，由于北部的士气骤然低降，民主党“主和派”，即“对南方的同情者”(亦称“铜斑蛇”)的希望随之萌发。“铜斑蛇”像许多政治绰号一样，乃是敌手杜撰出来的贬词。1861年秋，俄亥俄的一些共和党报纸把反战的民主党人比喻为有毒的铜斑蛇。这个名词不久就流传开来，并且不加区别地用于全体民主党人；可是，此处加以改变而专指民主党主和派。虽然“铜斑蛇”得到北部每一个社会经济集团的支持，但他们极其雄厚的实力却集中于中西部的南部地区的灰胡桃居民以及城市天主教移民中间。这两个群体都厌恶黑人、废奴主义者、禁酒改革者、北方新英格兰人，以及破坏传统文化基础的现代化变革。由于战争表现出共和党反蓄奴制运动的势态，灰胡桃人和天主教异教徒就变得日益反战了。  
　　在战争期间，经济问题继续加剧了中西部的南部地区反新英格兰的情绪。该地区在国会内的代表，一致投票反对国家银行法令、所得税、关税法以及战时其他财政法令。他们重弹杰克逊派老调，斥责“这个荒谬的银行法案”和“新英格兰金融垄断”。1863年中西部一个民主党人说：“图谋摧毁诸州的固定制度，逐步建立一个中央金融专制政府。”另一个问题：“难道我们将永远沦为那些残酷无情、专事投机的新英格兰人的奴隶——受关税敲诈、赋税剥夺和铁路垄断资本的诈骗吗？”  
　　种族文化的敌对状态，使这些反新英格兰经济的态度更加强烈了。俄亥俄州国会议员塞缪尔·S·考克斯于1863年说道，正是新英格兰人“破坏宪法、蔑视法令和偏爱黑人的伪善”，才逼使南部脱离联邦的。新英格兰人“要把政府变为道义革新协会的倾向……是国家目前特殊的祸根”。罗马天主教的许多报刊，都参与了对“偏袒黑人的新英格兰人”和“引起这场战争的伪善的废奴主义清教徒”的攻击。  
　　在中西部的南部地区，人们纷纷议论把该地区组建为“西北邦联”，与南部议和，重建旧联邦，而不要新英格兰。尽管事后认识到这一方案似乎是异想天开，但在战时却是被严肃地提出来的。考克斯说：“由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灌溉的诸州要成立一个独立共和国，已是所有其他西部人街谈巷议的话题。”邦联的代理人在中西部暗中活动，煽动反战情绪。“金环骑士团”(1850年建立的秘密团体，提倡南部向加勒比海扩张)在中西部组建分会，发起创立西北邦联。尽管共和党人夸大了这种活动的程度，企图诬蔑民主党人不忠，但金环骑士团和类似团体的存在并不是神话。  
　　由共和党战争政策造成的急剧变化，威胁着铜斑蛇的价值观和信仰。这便是民主党主和派采用“今日宪法，昨日联邦”口号的原因。他们说，战争的延续将产生“可怕的社会变革和革命”。“这种最激进、最革命和具有破坏性的教条”，“靠战争风行一时；这就是消灭我们制度的全部结构的教条”。首要的“铜斑蛇”分子就是来自俄亥俄州的国会议员克莱门特·L·瓦兰迪加姆。他是弗吉尼亚州一个家族的后裔，并和马里兰州一个种植园主的女儿结了婚。瓦兰迪加姆明白他想恢复的是什么样的联邦。他写道：“我内心的愿望是，恢复联邦，按照40年前联邦的样子。”他在1861年1月说道，“一旦共和党的这场战争延续下去，在我面前什么都看不到，只有普遍的政治和社会革命，无政府状态和流血，与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相比，可谓仁慈的天祸。”  


民主党人与解放奴隶  
　　反对解放奴隶，不仅成为“铜斑蛇”分子重整旗鼓的主要口号，而且也几乎成为全体民主党人的口号。“我们的意见是，美国……将成为白种人的国度，……而黑鬼永远不能跟白种人平等，”一个民主党参议员在一份典型的声明中说道。一个殷富而又有影响的纽约民主党人宣称：“尽管杰夫·戴维斯不是善良之辈，但公正的历史将断定他的地位肯定会大大超过给我们引来这场革命的废奴主义畜群。”纽约大主教约翰·休斯宣布，天主教徒“决心要战斗到底，以维护国家宪法、政府和法律。但如果……他们将为废除蓄奴制而作战，那么，他们将的确会厌恶地避开一个并非爱国的任务。”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像1862年解放奴隶问题那样使政党发生如此严重的分裂。这一点可以根据对国会1862年表决四项反蓄奴制议案的剖析得到证实：禁止送还逃奴的陆军法规议案、华盛顿特区解放奴隶议案、在准州禁止蓄奴议案以及第二项没收法令议案。参众两院的共和党议员投票表决这些议案的结果是99%投赞成票，而民主党议员表决结果是96%投反对票。假若国会中很多共和党议员的选民坚持反废奴主义和反黑人情绪，那么对解放奴隶议案实质上的一致支持，表明了思想的威力和全面战争的紧迫，而去克服“例行的政策”。然而，正像蒙哥马利·布莱尔曾经告诫过的那样，在1862年秋季的选举投票中，共和党人也会面临麻烦。  
　　种族恐惧感激发了北部许多白种人的反废奴主义情绪。民主党的报纸利用了这种恐惧感。它详细论述了解放奴隶将使大批自由黑人涌进北部的问题。“[没收法令]行将解放的几十万奴隶，如果不是几百万人的话，将来到北部和西部，”《辛辛那提调查者报》声称，“或许将成为我们白人技工和劳动者的对手，通过竞争使他们失业，或许他们只得像乞丐和罪犯一样靠公费供养起来。”其他编辑警告说，将有“两三百万半野蛮人”来到北部，与白人工人的“子女们”混杂在一起。纽约一家民主党报纸经常刊登报道和社论，并冠以这样的标题：如“白人至上抑或与黑人混合？”“黑鬼能征服美国人吗？”“黑人非到北部来不可吗？”“工人阶级与黑人可同等看待吗？”密尔沃基一家德文报纸发出了行动口号：“工人们！当心啊！组织起来，反对这个将使你们遭到穷困和毁灭的危险因素吧。”  
　　毫不奇怪，白人劳工在头面人物的指点下，于1862年在北部六个城市聚众滋事，爆发了反对黑人的骚乱。大多数暴徒是美籍爱尔兰人，他们袭击充当码头装卸工和舱面水手的黑人雇工或破坏罢工者。有时，暴徒们涌进黑人聚居区，在街道上和家宅里袭击他们。在伊利诺伊州南部，灰胡桃农民和农业工人袭击从田纳西州带来帮助收割的战时逃奴。  
　　怀着对解放奴隶的恐惧感的，并不仅仅是灰胡桃人和爱尔兰人。共和党人悲叹地承认，北部大部分地区均受到种族歧视的影响。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国会议员乔治·朱利安说道：“我们的人民对黑人即使不是极度憎恨，也是十分憎恨。”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莱曼·特朗布尔承认，“西部存在极其强烈的反感——我知道我的州是这样——反对让自由黑人来到我们中间。我们的人民不想跟黑人往来。”。许多士兵也是同样情况，但如果共和党反蓄奴制政策持续下去，这些士兵将被要求去为解放奴隶而战斗。  


联邦军队与解放奴隶  
　　北部士兵的种族情绪，反映了他们原来所在的社会。尽管有些人参军是为反蓄奴制而战，但一名细心的学者研究了联邦士兵数以千计的信札和日记后断言，在冲突期间的任何时候，对解放奴隶本身真正感兴趣的士兵不会超过十分之一。”许多士兵同意那个士兵的说法：“我出来参军是为恢复联邦而战，使蓄奴制不进入准州，而不是为了解放黑鬼。”有些北军士兵毫不掩饰他们的种族歧视观点。一个纽约人于1861年写道：“我认为解决如何处置黑人问题的最好方式，就是把他们枪毙。”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场全面战争需要把南部白种人当作敌人，把南部黑人当作潜在的同盟者，这使得大多数北部士兵改变信念：解放奴隶——即使不是正义行动，至少也是战争的需要。1863年3月，一个明尼苏达州士兵写道：  
　　直到这场战争已使我决定相信蓄奴制的罪孽比我们政府所能承受的还要深重，我才赞成废除蓄奴制——于是，我参加了一场解放奴隶的战争。……我相信蓄奴制是……属于黑暗时代的制度——而且像我们这样地位的国家，长久保存这种野蛮行径是不幸的，这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在我看来，这场叛乱只不过是那个畸形怪物的垂死挣扎。  

　　战时逃奴把北部士兵当作“救星”来欢迎，给他们提供食物，引导他们找出在丢弃的种植园里埋藏财宝的地点，还为入侵部队充当向导、侦察员和密探。奴隶们时常庇护逃脱的联邦军战俘，帮助他们返回北军战线。这种友善的表现必然影响北方士兵的态度，其中有些士兵便以教逃奴读书写字或以其他方式帮助他们，作为报答。俄亥俄州一个团的反蓄奴制的士兵募集捐款，将一名有前途的逃奴送到奥伯林学院。其他获得了自由的奴隶也得到类似的帮助，前往北部。  
　　大部分涉及黑人的真实材料出自战争的下半期士兵的信函，这些信函多数是由新英格兰人及上北部其他反蓄奴制地区的士兵写的。社会阶级在种族态度上也有差异：受过相当教育的军官和男人比受教育较少的列兵和男人，可能更多是反蓄奴制的。尤其在战争的前两年，后者中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是司空见惯的。这些士兵时常残忍无情地对待那些天真地把他们当作“救星”来欢迎的奴隶们。驻扎在弗吉尼亚州的一个骑兵于1861年11月写道：“纽约第47团约有8-10名士兵，追逐几个黑人妇女，但她们逃脱了，于是，他们便抓住一个7-9岁左右的黑人女孩，把她强奸了。”一个康涅狄格州籍的士兵从弗吉尼亚州写信说，他的几个同伴抓获了“两个黑鬼少妇，……将她们头朝下提着，把烟叶、碎木屑、枝条、点燃的雪茄和沙粒塞入她们的臀部。”  


把获得自由的奴隶迁往殖民地  
　　总的看来，尽管北方军队终于成为一支解放大军，但它的许多士兵充其量只是勉为其难的解放者。然而，一个赞成解放奴隶的伊利诺伊州士兵却在1862年10月宣称，“我不赞成解放黑人，让他们获得自由，与我们混杂在一起，林肯的意图也不是这样，但是，我们要把他们打发走，让他们移民出境。”当时林肯发表的意图的确是这样。1862年8月14日，总统曾将华盛顿的5名黑人领袖邀请到白宫，并极力要求他们考虑移民出境的主张。林肯对代表团说，蓄奴制是“强加给每个人的最大错误”。然而，即使制度被废除，种族差异和偏见将依然存在。“你们的种族在我们中间生活，他们中的许多人饱经苦难，而我们的种族也由于你们的存在而蒙受忧患。在美国，黑人绝少有平等的机遇。况且他们不愿意你们获得自由，尽管这可能是无情的，我们的民众的有色人种同我们在一起生活，……我的意思不是要讨论这个问题，而是把它作为我们应该处理的一件事提出来。即使我愿意，……我也不能改变它。所以，隔离对我们双方都比较好。”林肯恳求听者召集几百名黑人伙伴研究一项海外移民计划，以证实种族问题这一“解决办法”的可行性。  
　　不出所料，北部的黑人和废奴主义者均谴责总统的建改。30年来，他们一直反对移民，而在胜利的前夕，他们现在更无意罢休。费城的一位殷富的黑人废奴主义者罗伯特·珀维斯直言不讳地写信给林肯说：“你跟我谈到‘两个种族’及其‘相互对抗’，这是无益的。就人权而言，只有一个种族，那便是人类。……先生，这是你们的国家，同样也是我们的国家，我们不愿意离开它。”大多数激进派共和党人，至少在私下流露了同样的观点。蔡斯在日记中抱怨林肯在建议中承袭种族偏见。“坦率地反对肤色偏见该多么好！要作出明智的努力，让自由民在美国建立家园。”  
　　然而，这仍是北方少数人的意见。从托马斯·杰斐逊到亚伯拉罕·林肯，美国第一流的政治家们得出相似的结论：只有把获得自由的奴隶殖民海外，解放奴隶工作才行之有效。否则，南部将忍受种族战争的恐怖，而获得自由的人不是遭到灭绝，就是沦为依靠社会福利生活的堕落阶级。1862年解放奴隶的实际前景，加深了这些忧虑。废奴主义者“可能随心所欲地轻率地说，蓄奴制的终结就是冲突的终结，”波士顿一个保守主义者告诫说，但是，“巨大的困难才刚刚开始！这问题乃是一个意义深远、令人生畏的种族问题。”  
　　不管移民的实际成就如何，但它是上策。林肯决心颁布一项解放宣言，认为最好把这个苦丸药裹上一层移民糖衣。甚至有些激进分子也接受了这一论调。“我实际认为[移民]是令人讨厌的骗人鬼话，”有个人说道，“可是，那将合乎民众的心意。”1862年，国会拨款60万元，作为获得自由的奴隶自愿移民的费用。共和党激进派最初反对此举，但是，当事情已清楚表明这项拨款对保证通过1862年的没收法案是绝对必要时，他们有一半人最后才改变了主意。  
　　海外移民最后变成一个骗局。林肯设法招募了450名黑人，让他们定居海地沿海一个岛屿。然而移民队却遭受天花病和白人承办者胡作非为之害，该人已与政府签订了包揽这一冒险事业的契约。政府于1864年承认此举是错误的，遂派出一艘海军舰船接回了368名幸存者。到这时，战争的势头已使北部舆论摆脱了1862年的保守主义思想，移民的事再也不提了。一个废奴主义者为这个可悲的插曲发表了如下恰当的墓志铭：“由此可见，‘保守主义’吹嘘的明智原来是如此愚蠢，而‘狂妄的激进分子’的‘狂热’以经验证明却是绝顶明智。”  


林肯关于解放奴隶的遁词 1862年8月-9月  
　　在决定颁布解放宣言至实际发表日期的10个星期内，谨小慎微和拐弯抹角的战略支配着林肯的公开宣言。在北方士气急剧下降的这段时间，激进分子从左的方面非难他保留麦克莱伦的指挥权，以及拒绝宣布解放奴隶，而民主党人则从右的方面抨击总统，并且指望秋季大选获胜。林肯表面上始终保持镇定自若，态度暧昧。他拒绝过早地透露解放宣言，唯恐把保守分子和民主党主战派推进“铜斑蛇”的怀抱。同时，他还暗示即将发生的事，免得激进分子彻底背弃他。林肯的时机选择观念从未像在1862年晚夏这些窘困的日子里显得那么好。  
　　表现林肯战略的一个例证，便是8月22日答复霍勒斯·格里利发表于《纽约论坛报》的一封公开信，题为《两千万人的呼吁》。格里利抱怨“联邦事业因错误地尊重南方的蓄奴制而受到损失”。他恳求林肯把战争转变为争取自由的讨伐运动。总统在这一不寻常的公开答复中，作了谨慎的解释：“我在这场斗争中的首要目标乃是拯救联邦，而不是去拯救或摧毁蓄奴制。如果不解放任何奴隶能拯救联邦，我愿意那样做；如果通过解放全体奴隶能拯救联邦，我愿意那样做；如果通过解放某些奴隶而不顾另一些便能拯救联邦，我也愿意那样做。”林肯在结束时说，这体现了他的“公务观点；而我无意改变经常表示的个人愿望，即四海之内人人享有自由”。这里给保守分子和激进分子留下某些回味：一个断言是，为了联邦而非解放奴隶是北方的战争目标；但也有个暗示是，为了拯救联邦，解放奴隶可能是必要的。  
　　林肯在9月13日答复一批曾把自由请愿书带到华盛顿的芝加哥牧师时，把赞成释奴和反对释奴同样地加以权衡。总统承认“蓄奴制是叛乱的根源，或者至少是它的必要条件”。他还承认“解放奴隶将在欧洲对我们有所帮助，使他们相信激励我们的是某些东西，而不是勃勃雄心……，到那时，由于撤走他们的劳动者，叛军毫无疑问将受到削弱，而这是有重大意义的”。另一方面，随着邦联军的进攻和联邦军的溃退，由我发布一个解放宣言会有什么好处呢？……我不想发布一份全世界必然会视之为不起作用的文件，好象教皇对彗星颁发训令一样！当我甚至不能在叛乱诸州实施宪法时，难道我的话能解放奴隶吗？”  
　　这里还有使双方回味的事。林肯的声明可看作是一种表态，即他认为一纸解放命令是不起作用的。但是，由于总统讲话时那份实际的宣言就藏在办公桌抽屉里，所以他的真实想法是，宣言只有在联邦军赢得一次重大胜利时，才会起作用。到那时，他可能会在南部实施解放法令和宪法。因为当林肯会见芝加哥代表团时，他的脑海里在考虑马里兰正在展开的一场决定性的戏剧性战役。

第十七章 第一个转折点：安蒂特姆与解放奴隶  
詹姆斯·M·麦克弗森 [美国]  
[出自《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1981  
安蒂特姆战斗  
邦联军侵犯肯塔基  
　 佩里维尔战斗  
艾尤卡战斗与科林斯战斗  
《解放宣言》草案  
林肯与公民自由权  
1862年北部的选举  
解除麦克莱伦和比尔的指挥权  
1862年的欧洲与美国内战  






安蒂特姆战斗  
　　在通常情况下，第二次布尔河战役结束后，李的那支获胜部队人困马乏，早就该扎营休息和重新装备了。食物粗劣，成千的士兵赤着脚，而他正面的联邦军几乎比他的多两倍。然而，李凭借重大冒险行动在此之前已打破了对方优势；现在，他打算在一次大胆的战役中冒更大风险，为邦联夺得马里兰州，并赢得英法的外交承认，甚至可能迫使联邦求和。要入侵北部，还需要在秋收季节把军队从受到战火摧残的弗吉尼亚调出来，并使这支饥肠辘辘的南军士兵在一个时期内要依靠敌方领土供养。  
　　在斯图尔特的骑兵队掩护下，北弗吉尼亚军于1862年9月4日在距华盛顿40英里的上游，开始涉渡波托马克河。但是，由于缺少鞋子，或由于吃了未熟的玉米棒和未熟的苹果而得了病，已有数千名士兵落在后面。另外还有许多士兵在摊牌战斗之前，因精疲力竭或双脚淌血而掉队。9月7日，邦联军集结在弗雷德里克。令人失望的是，投奔南军旗帜下的马里兰人寥寥无几，因为马里兰州西部在感情上倾向联邦主义。李希望向南山(蓝岭延伸入马里兰的部分)西部移动，以便开辟一条进入谢南多厄河谷的供应线。不过，在采取这一行动之前，他需要消灭哈珀斯渡口的万名联邦守军。9月9日，他命令杰克逊的一个军和朗斯特里特军的部分部队，集中围攻并占领哈珀斯渡口。完成此举后，他们将汇合其余部队，按既定计划行动，在哈里斯堡切断宾夕法尼亚铁路。李再一次——这是三次战役的第三次——违背了军事教材的准则，分散了兵力。这种作法以前很起作用，因为李对敌手缺点的估计是准确的。他估计麦克莱伦行动迟缓，希望在联邦军追上他之前重新聚合部队。  
　　在此期间，麦克莱伦已有效地训练了波托马克军，正率该军80,000人朝北部移动，寻找叛军位置，他估计南军兵力为12万(是实际兵力的两倍半)。6月13日，麦克莱伦突然交了意外的好运，这样的事几乎没有几个将领曾经遇到过。在弗雷德里克一个弃置的邦联军营地，一名联邦军下士偶然发现一份由李签署的命令文件，这张裹着三支雪茄烟的命令文件原来是一个粗心的南军军官遗失的。这个文件使麦克莱伦对李军行踪了如指掌。李的军队划分5部分：3个独立纵队集中围攻哈珀斯渡口；两个师在黑格斯敦；另一个师在特纳山峡附近的本兹伯勒，国家公路在该地横贯南山。在这5部分中，每一个部分距其余任何部分至少相距8或10英里；间隔最远的两部分在波托马克河两侧，相距达30英里；麦克莱伦及其大部分军队距最近的邦联军部队仅12英里。正如历史学家布鲁斯·卡顿所描述的那样：“没有一个内战将领曾经得到这样一个天赐良机，能将敌军一下子消灭一大半。”麦克莱伦兴高采烈。他对一名将领说，“我手里有一张牌，如果我不能靠它击败‘博比·李’，我情愿回家。”  
　　然而，麦克莱伦在采取行动之前等待了16个小时之久，而不是即刻进军，强行通过南山各隘口，袭击李的分散的各师部队。当他的两个军抵达特纳斯隘口，另一个军进抵距此以南5英里的克兰普顿斯隘口时，李已得到报告，匆忙派兵扼守要隘。9月14日下午，联邦将领威廉·B·富兰克林的第六军冲过克兰普顿斯隘口，挥师南下，朝俯瞰哈珀斯渡口的马里兰高地推进，但是当围攻该渡口的邦联军几个旅转身迎战时，他们竟胆怯地停止前进了。这时，在特纳斯隘口经过一整天鏖战之后，人数处于优势的邦联军伤亡达2,700人，而联邦军伤亡为1,800人。于是，李朝夏普斯堡村退却。虽然他的入侵计划宣告破产，但麦克莱伦的迟缓多给了他一天工夫，使他那溃散的部队得以从毁灭中解脱出来。他准备下令撤到弗吉尼亚。但是，当他获悉杰克逊部队已于9月15日晨攻占哈珀斯渡口并俘获守军时，他便改变了主意，命令部队集结，在夏普斯堡迎战。  
　　继之发生的安蒂特姆战役(南部称之为夏普斯堡战役)，是邦联军进行拼死防御，联邦军坐失良机的一段战史。李的部队占据了村正东面纵贯南北长达4英里的低矮山脊，左翼靠着波托马克河，右翼俯临安蒂特姆河。根据一些理由(或许由于他们缺乏铁锹和斧头)，邦联军竟未挖掘战壕，一年之后这一疏忽还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由于士兵掉队，也由于在南山的伤亡，李的兵力已不足45,000人，要对抗麦克莱伦的75,000人。9月15日下午，在杰克逊从哈珀斯渡口赶来跟他会师之前，李在夏普斯堡的部队只有19,000人。可是，麦克莱伦再次小心翼翼地移动，误失了以压倒优势的兵力在15日发起攻击的机会。翌晨，杰克逊各师从哈珀斯渡口陆续到达，尽管联邦军在战场拥有60,000余兵力对付李的30,000人，但仍然按兵不动。时间一点一点地流逝，而麦克莱伦经过慎重考虑，才拟定了次日进攻的计划，到那时麦克莱伦全军和李的除了A·P·希尔师(留驻在哈珀斯渡口监督投降)以外的整个部队，都将排成队列。  
　　 9月16日下午，约瑟夫·胡克和约瑟夫·曼斯菲尔德指挥的联邦第一军和第十二军，渡过安蒂特姆河，准备翌日进攻由杰克逊据守的邦联军左翼。伯恩赛德指挥的第九军，拟在邦联军左翼强行渡河。联邦其他三个军将留作后备，以支援这些攻击，如果李一旦抽调中央防线兵力去驰援两翼，就实行中央突破。  
　　这是个完善的战斗计划。胡克在拂晓以雷霆万钧之势发动的攻击首传捷报。他的绰号“战斗的乔”果然名不虚传。他那12,000名士兵从一片树林中猛然冲出，此后这片树林就以“北森林”而闻名。大炮和滑膛枪火力摧毁了邦联步兵正在潜伏着的40英亩玉米地。“在我写报告的那个时候，”胡克后来报告说，“在玉米地的北部和大部，每棵玉米秆都像被刀子削得短短的。阵亡者恰好成排地躺着，正像几分钟以前他们曾摆好的队列那样。命运之神从未让我目睹一个比这更加血腥淋淋的凄惨的战场。”很多参战者后来撰文提到这次战役时，都承认这是他们经历的最激烈的战斗。半野蛮的“战斗狂热”使士兵着了魔，驱使他们采取勇敢的或拼命的行动，实为世人所罕见。蓝衣旅蜂涌穿过玉米地，冲到“西森林”的边缘，挨近一座属于和平主义的邓卡德教派的白色小教堂。在那里，约翰·B·胡德的灰衣师终于阻止了联邦军，迫使他们退回玉米地的那一边。不久以后，曼斯菲尔德军的联邦生力军，便从“东森林”越过玉米地发起攻击，迫使已崩溃的邦联军战线退入并穿过“西森林”。但是，当数以百计的士兵倒下时，联邦军的攻势再一次停顿了。曼斯菲尔德阵亡，胡克负伤，大部垮掉的师经过3个小时未见缓和的拼杀后，均撤回整编。上午10点左右，联邦将领埃德温·萨姆纳率第二军朝“西森林”进击。他的先头师已深深楔入阵地，突然有两个邦联师出现在它的左翼，将致命的炮火倾泻于北军各旅之间，20分钟内就击毙2,200人。接着杰克逊横越玉米地发动反攻，但被击退，伤亡惨重。这块玉米地已变成了无人地带。据一个士兵回忆，那里尸陈遍野，人们走过去时踩不到地面。  
　　正午以前，邦联军左翼的战斗结束了。每一方都打得对方再无招架之力。13,000士兵非死即伤。因为联邦军的进攻是按顺序而非同时发动的，所以进攻已告失败。邦联军已得到时间转移部队，并调来后备队，以对付攻击。麦克莱伦必须对此承担部分责任。他的战役部署阻止了曼斯菲尔德与胡克的联合进攻，而他本人也把萨姆纳发动的攻势耽搁了一个多小时。  
　　麦克莱伦还要对联邦军未能实行中央突破负责。萨姆纳军的两个师已从攻击“西森林”转向左面，在一条低洼的农田道路上闯入一条邦联军战线，此后这条路就以“流血巷”闻名。在那里，邦联军拼命死守，已挖好壕沟达三小时之久，直到一道被误解的命令让联邦的两个团对该路进行侧射，把那些未当场倒毙或负伤的据守者赶走。邦联军中央防线大大敞开了。“在这个局部战场上，没有任何邦联步兵部队能够顶住一场凌厉的攻势，”一名南军将领写道。“当罗兹旅离开那条低洼的道路时，”朗斯特里特部下一名炮兵军官补充说，“李的军队已经毁灭，邦联的末日即将到来。”富兰克林部下尚有第6军的8,000名生力军可实行突破。他请求麦克莱伦让他放手行动，但是，这个指挥官为上午的大残杀所震惊，担心会受到一支他认为在数量上处于优势的敌军的反击，遂以“发动攻击未必审慎”的话回绝了。稍后，另一名联邦将领力劝麦克莱伦派遣富兰克林军的一个师和波特的第五军的两个尚未确定用场的师，穿越实力削弱的邦联军中央防线，但麦克莱伦再一次拒绝了。  
　　在此期间，联邦左翼的伯恩赛德情况如何呢？麦克莱伦整个上午反复命令他让精锐的第9军向前推进，渡过安蒂特姆河，击退邦联军右翼。但是，这一行动说时容易做时难，因为该防区河上的唯一桥梁，正处于邦联军炮兵和步兵的严密控制之下。不过，伯恩赛德本来可以干得更好些。在那个季度，安蒂特姆河有数处可以蹚涉而过，但伯恩赛德却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那座桥。在下午早些时候，他的几个旅终于发现了浅滩；大约与此同时，其他部队强行闯过了那座桥。但是，当时伯恩赛德各师未能及时进行布署，直到下午3点才开始进击实力已经削弱的邦联军右翼。蓝衣军的挺进一时所向披靡，直逼夏普斯堡近郊，距李军向波托马克河浅滩退却的路线仅半英里之遥，看来邦联军又要一败涂地了，这时突然间，伴随着南军嘶号声，A·P·希尔师迅猛冲进战地，该师来自哈珀斯渡口，以7小时行军17英里。当他们猛烈冲击联邦军侧翼，并阻遏了联邦军当天的最后推进时，希尔的一些老战士穿的是缴获的蓝衣军服，从而加强了奇袭的效果。  
　　夜幕降临战场，惨状难以描绘：2,100名北军和2,700名南军士兵阵亡，另外有18,500人(两军差不多各占一半)负伤，其中3,000人受了致命伤。那是战争中杀人最多的一天。 [ 注：作为比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D日(指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美军伤亡6,000人——大约是安蒂特姆会战伤亡数字的四分之一。美军在安蒂特姆一天的战斗中阵亡、受致命伤人数，相当于1812年战争、墨西哥战争和美西战争伤亡总数的两倍以上。 ] 双方的全部连队实际上已经毁灭，而团甚至旅的伤亡普遍达到50%。在十天后视察了这个战场的一个英国军事观察员写道：“在大约7-8英亩的森林里，简直没有一棵树不是满布弹头和弹片痕迹的。难以理解，在这里的那种炮火下，谁能逃生。”  
　　这样的勇猛和牺牲得到了什么呢？会战在战术上未分胜负；但对邦联军来说，却是一次战略失利。李怀着一举结束战争的雄心前往北部；随着希望的破灭，他那支丧失了战斗力的军队，一瘸一拐地返回弗吉尼亚。但是，麦克莱伦的失败更为严重。他有数次已胜券在握，只因指挥失策和怯懦不前，才失之交臂。同时投入战斗的联邦军兵力，从未超过20,000人。这使得李可以把部队从安宁无事的地点调到受威胁的防区。占联邦军四分之一以上的20,000名士兵，几乎未参与作战。这就使麦克莱伦致妻子信中的说法成为笑柄：“我信赖其判断力的那些人对我说，这一会战我打得太好了，并说是一种艺术杰作。”  
　　 9月18日，旭日东升，看得出遭到痛击的邦联军仍在原地。麦克莱伦在上午得到13,000名援军。连同先前未确定用场的20,000人，这使他得到的生力军比李的全军残部还多。但麦克莱伦仍不重新进攻，李遂于9月18日夜渡过波托马克河，逃之夭夭。第二天北军略事追击，被南军后卫部队击退。李部平安无事地撤到温切斯特，而联邦军却在埋葬阵亡者，为伤员建立野战医院。有5个星期之久，波托马克军主力不愿再次渡河进入弗吉尼亚。林肯抓住安蒂特姆会战把它当作是期待中的胜利，以便发表《解放宣言》。但是，总统对麦克莱伦大失所望，因为他再一次犯了错误，而未能把敌军团团围住并加以消灭。不过，林肯目前暂缓在东部战区采取重大军事决策，因为西部的局势正濒临危急关头。  


邦联军侵犯肯塔基  
　　 5月底，博雷加德从密西西比的科林斯撤退后，他在杰斐逊·戴维斯的眼中声望已经大为下降。戴维斯任命布拉克斯顿·布雷格取代博雷加德，担任邦联密西西比军的指挥官，后者原先曾在该军任指挥官，是一个严格执行军纪的军官。7月，布雷格将该军划分为三部分。他留下16,000人由厄尔·范多恩指挥，另外16,000人由斯特林·普赖斯指挥，防守密西西比州。他率领余下的30,000人经绕远的铁路线抵达查塔努加，支援埃德蒙·柯尔比·史密斯的18,000名邦联军部队防守田纳西州东部，以抵御正在推进的比尔指挥的俄亥俄军。虽然联邦军只须再走四分之一那么远的路程，而且早在6星期前就出动了，但布雷格在比尔抵达查塔努加之前，就捷足先登了。  
　　比尔的难题说明了在敌方领土上铁路后勤的困难情况。在此以前，西部的联邦军主要依靠水路获得供应。但是，1862年夏季的干旱，迫使比尔依靠铁路，当他通过亚拉巴马北部向东进军时，只得重新修筑铁路。游击队的袭击，使他一向慢腾腾的行动更像蜗牛爬行了。比尔是个像麦克莱伦一样的民主党人，主张“软性”的战争，不肯残酷无情地对付游击队，也不肯依赖农村供养他的军队。当他在7月迫近查塔努加时，他开辟了一条通过纳什维尔到路易斯维尔的新铁路供应线。但是，他的烦恼才刚刚开始。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和约翰·亨特·摩根发动的骑兵袭击，屡次切断铁路线，阻滞比尔的前进。倒霉的联邦骑兵，几乎无力抵抗野蛮凶悍的南军骑兵，后者依靠农村生活，袭击后便混入当地村民中间。  
　　这时，布雷格一到查塔努加，便采取攻势。杰斐逊·戴维斯命令布雷格和柯尔比·史密斯侵犯肯塔基，把比尔引出田纳西。邦联首脑人物相信，肯塔基人渴望从北军压迫者手中解放出来。入侵军带去15,000支额外的步枪，以便武装他们指望入伍的人。起初诸事顺利。柯尔比·史密斯的万名士兵，绕过联邦军扼守的坎伯兰隘口，长驱直入，进抵肯塔基中部；在这里，他们于8月30日打败并俘虏了里士满(位于列克星敦正南)的大部分联邦守备部队。布雷格率军30,000从查塔努加向北进发，迅即穿越田纳西，循着一条位于史密斯以西百英里远的平行路线，进入肯塔基境内。比尔只得放弃延误时机的查塔努加战役，全速北上，以阻止南军攻占路易斯维尔。  
　　虽然邦联军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但那些衣衫褴褛、赤着脚的士兵在肯塔基也像在马里兰一样认识到，侵入联邦领土是一回事，而留在那里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回事了。邦联军士兵在行军和作战方面是很出色的。但是，南部缺乏把一次大规模袭击变成一次真正入侵的后勤能力。当南部军队走过那里的城镇时，尽管邦联国旗迎风招展，漂亮的姑娘们满面笑容，但肯塔基人原来和马里兰人一样，并不乐意参军。那一万支步枪就闲置在货车里。柯尔比·史密斯果然占领了州首府法兰克福，并且准备举行邦联州长就职盛典。但是，只要比尔的大军继续留在肯塔基，另外80,000名北部新兵在路易斯维尔和辛辛那提受训，那就毫无意义了。除非能够设法消除这些支持联邦的士兵和工业能力，肯塔基州的大多数居民不论对南部的感情多么强烈，但会重新考虑公开宣布对邦联的忠诚。  
　　到9月中旬，比尔已得到格兰特的3个师援军，当时已拥兵50,000。在此期间，邦联军俘虏了肯塔基州门弗德维尔另一支数达4,000人的守军。北部非难比尔的声浪已臻高潮。不管邦联军入侵的根本弱点是什么，看来是一次辉煌的胜利。南军俘获了8,000名联邦士兵，已将另外50,000人的部队调出田纳西，并且正在威胁着路易斯维尔，乃至辛辛那提。比尔似乎没有采取行动去阻止他们。哈勒克预先告知一个西部军官，比尔若不“迅速采取行动”，他将被免职。“政府似乎决心要对失败的将领动用断头台，”哈勒克接着说，“将领若不是犯有过失，这样做看来相当困难，不过，或许此刻对我们来说，像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样，某些严厉的措施还是需要的。”在9月底，林肯的确想用乔治·托马斯取代比尔；但托马斯坚决反对，表示在战役前夕不宜更换指挥官，从而使命令才暂停发布。  


佩里维尔战斗  
　　比尔终于出兵袭击南军。他派出两个师向法兰克福发动佯攻，使邦联州长就职盛典陷入一片混乱，并把柯尔比·史密斯部队和布雷格军的一个师从主战场吸引过来。比尔军的其余部分成三路纵队，向佩里维尔进发，而布雷格在那里集结了他的剩余部队准备迎击。接着而来的战役准备工作，颇受寻找水源的影响，因为除较大河流外，干旱使一切水源都干涸了。联邦一个军绕道去寻水；这时另一军的先头部队于10月7日黄昏抵达佩里维尔时，他们立刻发动进攻，企图控制该市西南2英里的多克特河，结果没有成功。菲利普·谢里登师的一个旅又发动拂晓攻击，不仅占领了那条河，而且攻占了彼岸的高地。年仅31岁的谢里登，身材矮小，罗圈腿，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冲劲。在他攻占并据守高地而打退一次反攻之后，比尔军的余部排成纵队进入左右两翼阵地，形成一道6英里长的战线。  
　　但是，当时主动权却转移到邦联军手里，而他们在战场只有16,000人，相当于比尔军的三分之一。利奥尼达斯·波尔克将军指挥布雷格军的部分部队，他是基督教主教团主教。他向联邦军左翼发起全面进攻，仅留下两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旅，向联邦中央防线和右翼示威。南军进击联邦左翼那些素乏训练的部队，守军未来得及进行抵抗，便后退一英里多，还被击毙了两名将领。在此期间，谢里登抓住战机反击正面的缺乏战斗力的邦联军，逼使他们穿过佩里维尔村，迅速后撤两英里。  
　　于是，到黄昏时，战场北半部的军队已逆时针方向调转了四分之一大圈。比尔军右翼那一半根本未参战。由于风向和大气条件(通称为声屏)的突变，他们什么也没有听到，甚至未觉察到左面一两英里外正进行一场激战。由于同样的理由，比尔本人直到下午将尽的时候才知悉战况。那些交战中的军队(联邦军23,000人，邦联军15,000人)伤亡颇重：4,200名北军和3,400名南军士兵阵亡、负伤或失踪。比尔打算在翌晨倾全力投入攻击，但是，布雷格却在夜间悄悄溜走，与柯尔比·史密斯部队会合了。不过，即使联合起来，两支邦联军的数量也少于对方。他们还缺乏供应品，更为大批伤病员所拖累。布雷格心灰意懒，决定撤离肯塔基。比尔畏怯地追踪，尽管掌握着大好时机，却没有进攻溃退的邦联军。  


艾尤卡战斗与科林斯战斗  
　　布雷格作出撤退决定的一个理由，乃是发生在距此300英里远的密西西比北部的一系列战斗。范多恩和普赖斯统率的人数不多的邦联军在该地的任务，就是阻止格兰特增援比尔；而且，如果可能的话，便进攻北部，与布雷格的进攻相配合。但是，格兰特和罗斯克兰斯 [ 注：波普将军于6月份调往东部战场后，罗斯克兰斯便到西部担任密西西比军团指挥。 ] 已使这两个目标落空了。曾在佩里维尔作战的数千名联邦士兵，连同谢里登部在内，都是格兰特派给比尔的援军。在两次战斗中——艾尤卡和科林斯——罗斯克兰斯破坏了普赖斯和范多恩侵犯田纳西西部的计划。  
　　 9月中旬，普赖斯占领了密西西比东北部的艾尤卡。格兰特想出一个方案，要围歼处于两支即将会师的联邦军之间的14,000名邦联军。罗斯克兰斯率9,000士兵从南部开来，而爱德华·奥德将军麾下的来自密西西比军的8,000人，则从西部沿铁路线逼近。然而，把两支分隔的部队在战场集拢起来的困难程序出了岔子，在没有无线电通讯的情况下，这种事屡见不鲜。罗斯克兰斯姗姗来迟，并于9月19日遭到普赖斯的袭击；可是他坚守了阵地，而声屏却使奥德未听到战斗的声音。当晚，普赖斯觉察到他已陷入罗网，遂沿一条未被封锁的道路逃出，与西面40英里处的范多恩会合，而联邦军则折返科林斯的基地。  
　　 10月3日，范多恩和普赖斯的混合部队，对驻守科林斯的罗斯克兰斯所部兵力相等的蓝衣军(22,000人)发起猛攻。在最初的突击迫使北军后退两英里之后，南军因夜幕降临便停止前进。翌晨当他们重新进攻时，联邦军顽强的抵抗竟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邦联军遂朝南退却；而罗斯克兰斯部队的战斗力过于削弱，无力追击，格兰特新派来的一个旅仅仅拘留了数百名南军掉队的士兵。在艾尤卡和科林斯两次战斗中，联邦军伤亡总数是3,300人，邦联军伤亡5,700人，占兵力的四分之一。  
　　从9月17日至10月8日，邦联军对联邦领土的三次尝试性进犯都被击退了。这是南部通过军事协调进攻去夺取胜利的雄心勃勃的尝试。尽管李将在1863年6月再次侵犯北方，但全部的邦联主力军再也不会同时向北进军了。尽管三大战斗——安蒂特姆、佩里维尔和科林斯——没有一次是联邦的不容争辩的胜利，它们共同标志着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它们扼杀了欧洲承认邦联的机会；它们还改变了战争的性质，把维护联邦的战争一变而成为为维护联邦与自由的战争。  


《解放宣言》草案  
　　安蒂特姆会战结束5天之后，林肯召集内阁会议，宣布发表《解放宣言》的决定。几个月来，总统已提醒顾问们，他已设法说服边境州采取反蓄奴制的行动。目前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采取进一步行动”。“不久，他们就[可能]接受，即使不是即刻；因为他必定相信蓄奴制[已]受到奴隶主的致命打击——它不可能在叛乱过后残存下来。”至于北部民主党人，林肯不愿再说服他们，因为“他们的会议经常用来反对我们可能采取的方针”。  
　　 1862年9月22日的法令实际上是宣言的草案，因为它宣布从1863年1月1日起，仍处于叛乱状态的任何一个州的奴隶，“将在那时及以后永远获得自由”。宣言认为只以军事需要为理由解放奴隶是正当的，赞成获得自由的奴隶志愿移民，重申林肯关于在忠诚的蓄奴州逐步解放奴隶的主张。这种保守态度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一革命性措施在全国引起的反响尚不确知。总统宣布此文件，在某种意义上旨在使它不致引起轩然大波，并使释奴手段看起来不过是赢得战争的必要条件。大多数激进主义者和废奴主义者都理解这一点。“一份拙劣的文件，然而却是一个强有力的法令，”这是马萨诸塞州激进派州长约翰·安德鲁对宣言的评论。一名加里森派废奴主义者认为，从语言纯正癖者的观点看来，宣言尚有若干瑕疵。但是，“我不能拘泥于这些。欢乐、鸣谢、感恩、新的希望和勇气，充满了我的胸怀。”  


林肯与公民自由权  
　　签署《解放宣言》两天之后，林肯便发布第二道法令；这一法令暂停执行人身保护法。批准对“全部南军士兵、暴乱分子和他们在美国国内的支持者、煽动者，以及一切妨碍志愿兵应募、抵制民兵征募或者犯有不忠诚罪行的人”实行军事逮捕。民主党人公开指责这一行动是与解放奴隶酷似的专横产物。两份宣言给反对党提供了1862年国会选举的主要争论点。在谈论这些选举之前，有必要研究一下战时北部公民自由权问题。  
　　尽管战时没有固定的报刊审查制度，在1862年1月以后，政府确实利用对电报的军事管制，控制了记者的电讯。邮政局不时从邮件中清除“叛逆倾向”的报刊。将领们有时查禁卫戍区内的某些报纸，因为它们把军事情报提供给敌军。政府有好几次勒令某些报纸有限期地停刊。查禁报纸事件，大多发生在蓄奴州的占领区，虽然也有几次著名的事件发生在北部。北部的暴民曾捣毁了几家属于“铜斑蛇”的报馆及印刷机。至少有两伙肇事暴民是由联邦士兵领导的，他们并未因这类行动而受到惩罚。  
　　在1861年内，国务院负责加强国内的安全。西沃德组织了特工和情报人员的秘密情报网，他们的热情往往超过了他们的判断能力。政府在边境州逮捕了数以百计的人，而且不经审讯便拘留起来。在马里兰州，联邦军关押了数名州议会议员和一名州法官。军队还在南部占领区和边境州逮捕并惩处了许多间谍、破坏者和游击队员。  
　　根据1862年2月总统的命令，林肯把国内全部安全事务的责任转移到陆军部。斯坦顿减少了逮捕数字，并建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当时正在拘留中的犯人案件。他们大多数人在宣誓表示忠诚之后释放。当北部确信不久即将赢得战争的胜利，遂在1862年春季几乎停止逮捕了。然而，夏季的挫败，迅速滋长的“铜斑蛇”情绪，以及1862年秋对民兵征募工作的抵制，引起军事逮捕的新高潮。林肯9月24日宣布暂停执行人身保护法，主要是针对对征募工作的抵制的。  
　　在战争期间，总计联邦当局至少逮捕了15,000名平民。这是对公民自由权的过分压制吗？不少同时代人肯定会这样想。他们对逮捕敌特和破坏者，或者在交战的战区对游击队员和间谍进行军事审讯，都不表示怀疑。(有些评论家甚至赞成对逃避征募的人，和怂恿开小差或抵制征募的人，实行军事逮捕和审讯，虽然这些活动有些是发生在北部诸州，那里的民事法庭正在履行职责。)但是，他们谴责任意逮捕编辑、政府官员和其他一些人，他们的唯一罪行是书面或口头反对政府的战争政策，或是赞成和平。其中有些被捕者是谣言阴谋的牺牲者，这种谣言阴谋已成为心理战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有些人被监禁几个月，一直未受到起诉。这一切似乎可以证实，政府关于公民自由权的记录是很糟的。  
　　但是口头反战活动与明显的叛逆活动的界限，往往不易划分。发表煽动性的言论鼓励新兵拒绝打一场废奴主义的战争，这究竟是在行使言论自由呢，还是在帮助和支持敌人呢？林肯生动地陈述这一问题说：“对那个引诱士兵开小差的狡诈的煽动者，我连一根毫毛都未碰过，我能忍心枪毙一个头脑简单的年轻逃兵吗？……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使煽动者住嘴，挽救那个小伙子，不仅符合宪法，而且是极大的仁慈。”总统坚决主张，在严重的紧急关头，逮捕过多要比逮捕过少好。他写道：“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人身保护法的掩护下’，叛乱者指望在我们中间稳固建立一支很有效的间谍、告密者、接济者以及他们事业的同谋者的队伍。”民事法庭办事极为缓慢，而没有处理非常时期的这些案件，如果根据人身保护法予以释放，等候审讯，这些人就会继续从事叛逆活动。军事逮捕的目的是预防，而非惩罚。人们遭到拘留，所以他们就不能援助叛乱了；在危险过去以后，他们不经审讯迟早便会获释，要求更早而非更晚。林肯承认，这些都是强硬措施，在和平时期是违反宪法的，然而“在叛乱和入侵的情况下”，是符合宪法的。林肯用一个朴实而给人深刻印象的比喻写道，“我不会听信，由于事实表明特效药不是健康人的有益食品，它就不是病人的良药；我更不会听信，由于事实表明在和平时期采取强硬措施是不合法的，而政府在叛乱时期采取同样措施就是违宪的。”  
　　一位认真研究战时公民自由权的学者替林肯政府辩护。他觉得，大多数拘留犯在监禁期间受到宽待。大多数人是“根据充分的理由”而锒铛入牢的。大多数人在遭到比较短暂的拘留之后便获释，除非证实犯有像从事间谍活动或叛乱之类的实际罪行。在军事委员会审讯平民时，通常是因为在战争区内犯有军事罪。15,000起逮捕案的绝大多数，均发生在南部占领区或边境州内，而这些地区由于游击队活动和间谍活动实际上已成为战争区的一部分。“考虑到紧急情况的迫切需要，在实行逮捕时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克制。……在没有通过‘惩治间谍条例’或‘惩治叛乱法’的情况下，政府因受到严重辱骂而深感痛心。为了维护言论自由，乃至容许人们发表极端叛逆言论。”虽然军队在边境州监督投票以排除未宣誓效忠的选民投票，但整个战时实行自由选举，政府候选人却经常落选，而且在1864年的一些时候，看来林肯本人也难以重新当选。比诸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严厉执行惩治间谍及叛乱的法令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拘禁美籍日本人，1861至1865年这一更加严重的国内危机时期，侵犯公民自由权的问题看来的确轻微。尽管如此，但在1862年的选举中，民主党人却从“任意拘捕”中捞取了政治资本。对民兵征集工作的怨愤也对他们有利。然而，根据大量的讲话来判断，唯一最重要的争论点还是《解放宣言》。  


1862年北部的选举  
　　民主党人呼吁选民在1月1日林肯发布最后的解放宣言以前，抛弃共和党人。在纽约州，这里的民主党州长候选人霍雷肖·西摩希望选举使他一举蜚声国内；当地党的喉舌宣称，“投票赞成西摩，就是赞同保护我们白人劳工免于跟南部黑人合伙与竞争。”中西部的民主党演说家声称，“北部的每一个白种人，凡是不愿被一个自由的黑鬼替换掉的，都应该投民主党的票。”  
　　许多观察家把选举的结果视为对共和党人和解放奴隶的强烈非难。民主党人在众议院净增32个席位。几乎全部新增席位均来自下北部——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民主党人也赢得了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州长职位，并且控制了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的议会。(仅有的偶然情况是，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的州长及议会选举是在奇数年举行的，而且1860年伊利诺伊和印第安纳已选出了任期4年的共和党州长，阻止了这些州政府在1862年以后受到民主党的控制。)民主党人是充满活力的。报纸的典型大字标题宣称：“废奴主义遭到惨败”，“不准解放奴隶”。按照俄亥俄众议员塞缪尔·S·考克斯的看法，选举产生了一个新的训条：“你切勿以释奴造成民族混杂，而降低白种人社会地位。”  
　　几位历史学家赞成对1862年选举作出的这一评语。其中一人写道，“投票的意见清楚地表明，北部人民反对《解放宣言》，反对政府侵犯个人权利，并反对征兵。”然而，事实上这次选举结果决非如此。对共和党人来说，那是一次挫折，但不是失败。共和党人赢得了整个新英格兰、上北部、太平洋沿岸两个州和边境诸州。毫无疑问，联邦军队不准脱离联邦主义的同情分子参与边境诸州的投票；但即使没有这些边境州，共和党人也会保持对国会以及除了两个州长职位和两个州议会外的所有州的控制的。从任何意义上说，如果这次选举是就解放奴隶与林肯对战争的指导问题进行公民投票，那么北部大多数选民都是支持这些政策的。  
　　 1862年12月，当国会召开留守议员会议时，共和党人重申了解放奴隶问题。首先，他们否决了一项由民主党提出的众议院决议，该决议宣布，政府中的任何人，“为了颠覆或干预美国任何一州的权利或现有体制”而打算进行战争，便是犯了“重大的违宪罪”。于是，依靠全党一致的投票，众议院通过一项支持《解放宣言》的决议。最后，国会通过法案，要求解放奴隶以西弗吉尼亚取得州地位作为条件。 [ 注：这一授予权力的法令规定，凡是1863年7月4日以后出生的人应获得自由，所有其他的25岁以下的人，将在25岁生日时获得自由。西弗吉尼亚把这些条款编入了它的1863年宪法。但是，渐进主义的特点不久就被《第13条宪法修正案》清除了。 ]  
　　然而，在1862年12月，谣言纷起，说林肯行将撤消《解放宣言》。这些流言出自1862年选举后民主党人不切实际的愿望，并从林肯12月1日致国会的咨文中增添了活力。总统建议修改宪法，规定在“当今存在蓄奴制”的每一个州内有赔偿地、逐步地(延续到1900年)解放奴隶。焦虑不安的共和党人询问，如果林肯打算发布一个解放宣言，那么他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建议呢？  
　　但是，那些把咨文看作是代替解放宣言的人，并没领会它的实质。林肯还说，在9月22日宣言的前提下，他的建议不会贻误任何工作进程，并说所有“凭战争机缘”获得解放的奴隶，将“永远获得自由”。总统已明确表示，战争必须以某种方式实现自由的新生。  
　　公民同胞们，我们不能规避历史。……我们在光荣或屈辱中经历的火的考验，将照亮我们，乃至最近的一代……。安宁的往昔的信条已不适用于动乱的今天……。由于我们遇到新的情况，所以我们应该重新思考，重新采取行动。……在把自由赋予奴隶的时候，我们保证自由人获得自由。……我们必须解放自己，然后才可以拯救我们的国家。  

　　林肯私下向共和党人再次保证，他对于解放奴隶不会动摇。“总统是坚定不移的”，查尔斯·萨姆纳对波士顿的朋友们说，“他说，即使他能够，但他不愿意搁置《宣言》；即使他愿意搁置，他也不能够。”  
　　 1月1日，林肯签署文件，宣布凡当时尚未被联邦军占领的邦联任何州的地区内所有的奴隶应获得自由。 [ 注：被《宣言》豁免的邦联的一些地区，包括弗吉尼亚的几个县和路易斯安那的几个教区，还有整个田纳西州。因为这些地区(除田纳西东部外)已被联邦军占领，由总统任命或批准的军事或民政当局管辖，实际上它们已是联邦的一部分，所以不受《宣言》的约束，《宣言》作为军事措施，只施用于敌方领土。东田纳西所以被豁免，是因为林肯认为，那里的白人居民是忠于联邦的。 ] 南部首脑人物指摘《宣言》居心叵测地煽动奴隶暴动，或者是伪善的北方佬的诡计，只“解放了”北部鞭长莫及的那些奴隶，而使其余的人处于奴隶状态。北部民主党和保守派以类似调门作出了反应。很多激进派人士对豁免边境州和被占领的邦联地区感到烦恼。他们因伦敦《观察家》的嘲笑而辗转不安，该刊说《宣言》的原则“不是一个人不能公正合法地拥有另一个人，而是如果他不忠于合众国的话，他便不能拥有他。”  
　　但是，这样的评论并未领会要点。《宣言》乃是对付敌方人力资源的一种军事措施。根据战争法则，总统和军队有权夺取这些资源；但对于不归敌方所有的奴隶，他们并不拥有宪法所规定的权力。在联邦控制线以内的田纳西、路易斯安那、弗吉尼亚及别的地方，已经有10万或更多的战时逃奴因战争的现实而得到解放。西弗吉尼亚已决定信奉自由。强大的解放奴隶的团体正在密苏里、马里兰和田纳西崛起，他们不久也要将这些州解放出来。《解放宣言》宣布了一个新的战争目标。从此，联邦军就正式成为一支解放军。北部现在正在为建立一个新联邦而战斗，而不是为了恢复旧联邦。  


解除麦克莱伦和比尔的指挥权  
　　 1862年9月，有些共和党人对联邦军，尤其是波托马克军及其民主党各级军官对《解放宣言》会作何种反应，一直忧心忡忡。尽管存在令人焦虑的理由，实际上绝少有士兵扔下武器或拒绝为黑人的自由而战的。当然，士兵们会有不少怨言。波托马克军的一名列兵披露说，他的弟兄们正在说“他们不愿为争取黑鬼与白人平起平坐而打仗，说他们一直在受蒙骗，还说他们只是为了维护联邦才当兵的，不是为了别的”。  
　　不过，更具有代表性的是印第安纳第9团一名上校的一封信，他说尽管他的士兵很少是废奴主义者，“却希望摧毁能够给予叛逆者以力量的一切东西”。所以“这支军队愿支持《解放宣言》，并且用刺刀去贯彻执行”。早在1863年，陆军总司令哈勒克就曾把这样的话传给格兰特：“战争的性质在去年内已发生极大变化。现在跟叛逆者和解的希望已不可能了……。我们必须战胜叛逆者，否则就将被他们征服。……从敌军退出每一个奴隶，都相当于使一个白人士兵失去战斗力。”  
　　然而，正如他们的共和党评论家担心的那样，麦克莱伦及其波托马克军的某些军官对《解放宣言》作出了反应。麦克莱伦私下谴责《宣言》“开创奴隶战争”。菲茨·约翰·波特将军称《宣言》为“一个政治懦夫的荒唐宣言”，还说它在“军中引起不满”，作战的士兵“对战争感到厌倦，渴望早日看到战争体面地结束”。有些军官甚至敦促麦克莱伦进军华盛顿，胁迫撤销《宣言》。麦克莱伦参谋部的一位少校承认他曾说过，李的军队并未在夏普斯堡被歼灭，因为“那并非一场游戏，客观情况是两军之中没有一个显著优于对方；双方将继续呆在战场直至精疲力竭，那时我们将和解，并拯救蓄奴制。”林肯将该少校撤了职，并解释说，“我认为他那糊涂的叛逆言论纯系‘参谋的闲言’，我要惩一儆百。”麦克莱伦觉得这种“参谋的闲言”正成为这样的问题，以致他在10月7日发布一道特别命令，指出制订政策是政府的责任，而军队的责任是执行。但与此同时，麦克莱伦的命令毫不隐晦地涉及即将来临的国会选举：“如果他们犯了政治错误，只能在民众的投票行动中找到补救办法。”  
　　尽管麦克莱伦的民主党政策显然使他和政府受到损害，但由于他的军事上的错误终于使他垮台。这位将军由于坚信他打的安蒂特姆战役是一大“杰作”，所以首先希望按自己意愿。会战三天以后，他写信给妻子说：“我坚决主张把斯坦顿免职，把哈勒克的总司令职位让给我。……对国家来说，对我来说，唯一安全之计就是把他们这批人统统免职。”麦克莱伦很少对现实如此盲目。事实的真相是，他在安蒂特姆未能有力地穷追逃敌，不久他的军事生涯就终结了。华盛顿发来一封封电报，催促他趁南军依然步履踉跄之际，给他们以痛击。而同样数量的复电发回到华盛顿，电文尽是解释延误的理由：敌军在数量上占优势；他应该训练新兵；他对敌军的情况极为吃惊，因此必须等到为他的士兵提供了新的军装和鞋子才能进军！  
　　林肯在10月1至4日视察了部队，亲自催促麦克莱伦采取行动。总统返回华盛顿后，让哈勒克给麦克莱伦发出指令；若是别的将领，就会考虑这一强制性命令了：“渡过波托马克河并攻击敌军。趁道路良好之际，你部必须马上采取行动。”麦克莱伦仍然按兵不动。10月10日至12日，斯图尔特的骑兵再次绕着整个联邦部队兜了一圈。他们挥师侵入宾夕法尼亚，北上直到钱伯斯堡，避开了被派去追踪他们的联邦骑兵，并且带回1,200匹马和数十名俘虏，而仅仅伤亡了两个骑兵。过了几天，麦克莱伦辩解说，他的进军必须继续拖延，直到把不堪再用的马匹都换掉为止，林肯愤然发出讥讽的复电：“请原谅，试问自从安蒂特姆战役把一切都弄得疲惫不堪以来，你军的军马究竟干了些什么？”  
　　麦克莱伦对这份刺激性的电报的忿怒反应，在致其妻的信中有所披露：“国家的利益需要我屈从来自那些人的一切，而我知悉他们的社会地位、学识和道德上都远逊于我！从未有过比‘大猩猩’更适用于某人的确切称号了。”当麦克莱伦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的军队终于开始采取行动了。但是，横渡波托马克河竟费时6天(而李军在安蒂特姆战役后，仅一夜之间便渡过该河)，接着又费时7天向南移动了50英里，才抵达弗吉尼亚的沃伦顿附近。李将他那支人数较少的部队分为两部分，把朗斯特里特军摆在敌军和里士满之间，而杰克逊则留在麦克莱伦侧翼的河谷中。  
　　行军神速的南军再一次从沉闷的北部军队手里夺走了主动权。林肯忍耐不住了。11月7日，他解除麦克莱伦担任的波托马克军的统帅职务，任命勉强从命的伯恩赛德接替他。士兵们感情激动地送别麦克莱伦，而有些军官再次窃议向华盛顿进军，但终成泡影。林肯向私人秘书解释这一决定时说：“我严厉命令他前进，……他[依然]以缺东少西的微小借口而拖延行动。我开始担心他在搞骗术——他无意损伤敌军。我要查看他在通往里士满的路上怎样拦击敌军。我决定把这一命令作为考验。如果他让敌军逃脱，我就将他撤职。他果然这样做了，于是我就解除了他的职务。”  
　　另外一名纵敌逃遁的将领也在10月底被撤职。跟麦克莱伦一样，唐·卡洛斯·比尔是民主党人，此人毫不隐讳其反对释奴的观点。但与麦克莱伦不同，他不为他的士兵们所拥戴，他们知道他们在佩里维尔战役中未受到很好的调遣。当那些筋疲力尽、数量处于劣势的邦联军从肯塔基撤退到查塔努加的时候，林肯极力敦促比尔追击溃逃的敌军，并为了联邦而保证田纳西东部的安全。然而，尽管比尔的俄亥俄军有半数以上并未在佩里维尔作战，但这位将军却认为，在重新发动进攻之前，需要重新装备和整编。这种论调听起来和麦克莱伦一模一样。被激怒的总统“不理解为什么我们不能像敌军那样进军，像他们那样生活，像他们那样战斗，除非我们的军队和将领承认甘拜下风。”因为比尔不愿像林肯所期望的那样进军和战斗，总统遂任命威廉·S·罗斯克兰斯接替他的职务。随着指挥权的变动，军队也更名为坎伯兰军；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它的邦联军敌手也把密西西比军改称为田纳西军。  


1862年的欧洲与美国内战  
　　 1862年夏秋两季，不时出现外交活动的激浪，其节奏是受军事形势的变化所支配的。李在弗吉尼亚取得的胜利，似乎增强了欧洲的信念，认为邦联军永远不会被征服。当“七天战役”的消息传到法国时，拿破仑三世指示外交大臣：“询问英国政府现在是否是承认南部的时候。”7月18日，英国议会就承认邦联的动议展开辩论。尽管该动议因时机未成熟而被撤销，而那场辩论却使外交大臣罗素勋爵相信“绝大多数人是支持南部的。”财政大臣威廉·格拉德斯通于7月26日写道：“我们确实希望这场流血的、毫无意义的冲突应该停止。”后来，格拉德斯通在纽卡斯尔的一次演说中说道：“杰斐逊·戴维斯和南部其他领袖已建立了陆军；看来他们正建立海军；而且他们已建立的还不止这两者，他们已建立了国家。”这番话由于出自这样一个有影响的人士之口，这就被看作是英国即将承认邦联的信号。美国驻伦敦公使馆沉浸在忧郁气氛中。“这种趋势此间时时刻刻[在]上升，变得比‘特兰特’号事件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对我们更加不利，”美国驻英公使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的儿子兼秘书亨利·亚当斯写道。  
　　第二次布尔河战役和李侵犯马里兰的消息，使承认南部的趋势更快地发展起来。罗素对首相帕尔默斯顿提议，英法两国联合从中斡旋。他在9月17日写道，如果北部拒绝，“我们自己应该承认南部诸州是一个独立国家。”帕尔默斯顿则比较审慎。他想等待这时正在马里兰进行的战斗的结局。“如果联邦军遭到惨败，[北部]可能出现更加理智的精神状态，[并且]会立即接受斡旋，我们就应该趁热打铁。另一方面，如果他们得胜，我们可以等候片刻，注视事态的发展。”  
　　安蒂特姆会战的结局，使帕尔默斯顿更加审慎。虽然数周以来一直存在斡旋的想法，但这时帕尔默斯顿却反对迅即采取行动。“整个事态困难重重，”他在10月间写道，“只有敌对的两军之间再发生一些决定性事件，……形势才会明朗化。……我们只能继续旁观，直到战争发生决定性的转折。”当拿破仑三世于10月底提议法、英、俄联合提出一项停战6个月和暂停封锁的建议时，倾向联邦的俄国拒绝了。11月份，英内阁讨论一项法英联合提议，但只有格拉德斯通和罗素表示赞成，所以未采取行动。  
　　由于安蒂特姆会战和《解放宣言》的意义已被人们充分理解，反奴隶制度的英国显然不可能承认亲蓄奴制的邦联，而后者的胜利前景看来不再令人乐观。英国发生了戏剧性的亲北部的舆论倾向。1月23日，亨利·亚当斯从伦敦写信给在波托马克军的弟弟说，“《解放宣言》在这里为我们发挥了很大作用，比我们以前的全部胜利和一切外交手段所起的作用更大。它正在引起对我们有利的强大反响。……我们倍受鼓舞，兴高采烈。只要你们在国内不遭失败！我们将要使国外对叛逆分子寄托的希望遭到前所未有的挫败。”  
　　然而，在1862至1863年冬春两季，联邦军确实遭到许多失败。邦联的信心增长了，而北部的士气相应地再次跌落下来。

第十八章 北部失望之冬  
詹姆斯·M·麦克弗森 [美国]  
[出自《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1981  
弗雷德里克斯堡之战  
北部的信心出现危机  
西线的战争：维克斯堡  
西线的战争：斯通河战役  
维克斯堡战役：第二阶段  
　 失败之冬  
　 春天的成功  
乔·胡克与“举世无双的部队”  
钱瑟勒斯维尔之役  






弗雷德里克斯堡之战  
　　 1862年11月，新任命的波托马克军团司令安布罗斯·E·伯恩赛德在弗吉尼亚州似已作好战斗准备，去执行林肯为取得军事胜利所制定的方案——艰苦行军和艰苦作战。伯恩赛德建议，与其把易遭袭击的奥兰治-亚历山大铁路当作他的供应线，继续从沃伦顿南进，倒不如从那个方向发动牵制敌人的佯攻，同时把大部分军队调往法尔茅斯。法尔茅斯位于弗雷德里克斯堡的拉帕汉诺克河对岸，他在那里可以得到水，还有一条短距离的安全的铁路线提供给养，而且可以由此渡河，直捣里士满。伯恩赛德行动迅速，他的先头部队在两天内就推进了40英里，抵达法尔茅斯；到11月19日，全军都已到达。这次调兵的速度之快，颇使罗伯特·李感到意外，有好几天，李都不知道伯恩赛德的去向。好像就这么一次，北军的进军瞒过了叛军。  
　　但是，当联邦军到达法尔茅斯时，形势开始变得不妙起来。伯恩赛德下令用来在拉帕汉诺克河上架桥的浮舟莫名其妙地出了差错。(浮舟是若干依次抛锚的平底船，用于在水深的江面上架浮桥。)由于哈勒克和几个工兵军官把事情办得一塌糊涂，浮舟直到11月底才抵达，这就使罗伯特·李能够不等联邦军架好桥，就把兵力集结于弗雷德里克斯堡后面的高地上。联邦军对下游14英里的河段进行武力侦察；他们发现，邦联军兵力太强大，在那里不能避敌渡河。所以伯恩赛德只得着手制定就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渡河的计划。12月11日，天还没有亮，工兵们就在大雾的掩护下开始放置浮舟。大雾消散后，埋伏在沿岸房屋里的叛军狙击手开火一一射杀这些工兵。联邦军炮兵轰击了小镇，但狙击手们仍在残垣断壁中开火。最后，身穿蓝色军装的三个团的志愿兵乘船横渡，发动了一次进攻，在逐街的巷战中赶跑了狙击手。浮桥已架好，大军于次日渡河，只等12月13日，大雾一散就发动进攻。  
　　罗伯特·李把他的74,000人部署在小镇西面和南面绵亘七英里的山头上。左边离河不远处是沼泽地，而且它的中部地带险峻而崎岖不平，联邦军无法从这些地点发动进攻。因此，邦联军的主要防御工事就集中在小镇正后方的马赖高地和南面三英里处的普罗斯佩克特山，前者由朗斯特里特的军团据守，后者由杰克逊据守。联邦部队共113,000人，编为三个“大师”，每个大师下辖两个军。左路大师由威廉·B·富兰克林指挥，计划攻击杰克逊的阵地。右路大师由埃德温·V·萨姆纳指挥，准备进攻马赖高地。胡克的中路大师是预备队，其任务是进行突破。  
　　联邦军首先攻击杰克逊的阵地。乔治·戈登·米德指挥的穿蓝军装的师一度突破叛军防线，而后又在猛烈的反击下退却。如有适当的支援，米德极有可能突破邦联军的右翼。尽管伯恩赛德在下午三点左右曾几次下达紧急命令，要富兰克林全力以赴，再次发动进攻，但富兰克林却从未想过要把他指挥的50,000兵力投入一半以上去作战。  
　　由于右翼毫无希望获胜，富兰克林又在联邦军的左翼失败，于是北军在那天取胜的微弱希望便成画饼了。在马赖高地下面，有一条凹陷的道路，朗斯特里特的步兵就沿着这条路，部署在一堵石墙的后面。高地上的炮兵控制着一片半英里宽的空旷地带，这是联邦军攻击部队的必经之路。正如朗斯特里特的一位军官所说的那样：“我们一旦向那片地开火，就连一只小鸡也休想活下来。”身穿蓝军装的北军士兵并非小鸡，他们向马赖高地发起了七次英勇的进攻，虽然一无所获。一位新闻记者写道：“要使士兵们表现得更加英勇，或者使将军们显得缺乏判断力，那是人性难以办到的。”一位来自纽约的步兵说道：“我们看来想把地狱拿到手。”  
　　 12月初令人舒畅的夜幕终于降临时，石墙前面的几英亩地里到处都是死去的和奄奄一息的士兵。联邦军伤亡12,600人，邦联军伤亡不足5,000人，什么目的也未达到。当寒夜里伤兵们正忍受着难以言状的痛苦时，伯恩赛德则在为其流血不止的士兵而伤心不已，并为富兰克林未能在联邦军左翼开拓其良好的开端而愤慨。伯恩赛德曾打算在第二天亲率他过去指挥的那个师去冲锋，但由于部下的劝阻，他放弃了这个疯狂的念头。在停火间隙，埋葬了死者之后，联邦军于12月15日夜撤过了河。  


北部的信心出现危机  
　　南部在弗雷德里克斯堡之战后松了一口气，而北部的失望情绪变得尖锐起来。《哈泼周刊》大声疾呼，人民内心充满了痛苦。“他们沉默地和坚强地承受着愚蠢、背叛、失败、生活必需品的匮乏、亲友和资产收入的丧失。几乎每一种痛苦都能使一个勇敢的人倍受折磨；但是，人们不可能指望他们会容忍这次发生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屠杀重演。”军需兵司令蒙哥马利·梅格斯写道，“整个国家不知不觉地已精疲力竭，信心和希望正在破灭。”就连《芝加哥论坛报》编辑约瑟夫·梅迪尔这样坚强的激进分子都被失败主义情绪所压倒。他担心：叛军不会败北，“在1863年势将达成停战协定”。林肯获悉弗雷德里克斯堡之战的结局后，曾对一个同事说：“要是还有比地狱更糟糕的地方，那末，我现在就已身历其境了。”  
　　弗雷德里克斯堡之战引起了一场政治危机，这把林肯的地狱弄得更糟了。在12月的那些惨淡的日子里，军事上的失败已成为华盛顿各种不满和谣言的催化剂。共和党对政府处理问题的作法表示不满，主要集中在国务卿西沃德身上。在南部脱离联邦的1860年-1861年的冬天，西沃德曾力图妥协，因而不为激进派所信赖。人们认为，他是内阁中的“魔鬼”，是只“看不见的手”。他对林肯所施加的保守影响危害了总统那充满活力的领导，尤其在有关奴隶制和军队司令官的任命等问题上。在12月16日和17日的两次长时间的秘密会议上，共和党参议员除一人外，都投票要求改组内阁，以确保“目的与行动上的协调一致。”这个针对西沃德的决议是在财政部长蔡斯的鼓动下通过的。蔡斯是西沃德在内阁中的主要对手，他与激进的参议员们过从甚密。参议员们的这个谋划如获成功，那末他们的权力就会增大。  
　　此事是迄今为止对林肯的领导地位的最严重的挑战，同时也给最高层造成了一次组织机构的危机。林肯如果像他所说的那样，“屈从”于参议院的要求，那么就会失去对政府的控制。这样，美国就会更接近于议会制政府。参议院举行秘密会议的消息泄漏出去后，华盛顿流传着新的谣言：全体内阁成员，甚至包括林肯本人，都将辞职。这次危机使总统感到“十分震惊”。林肯把对西沃德的“有害影响”的指控看作是一个“可笑的谎言”。他曾对一位朋友倾吐真言道：“这些人希望得到什么呢？……他们希望摆脱我，而我有时多半是愿意满足他们的。……自从昨夜得知秘密会议的情况后，我深感痛心，平生还没有哪件事使我更痛心的。……我们现在濒于解体。我看上帝似乎在同我们作对，我几乎看不到一线希望。”  
　　当林肯于12月19日会见一个由八位参议员组成的代表团时，他已经重新平静下来。西沃德为了摆脱压力，已经递了辞呈，但林肯并未透露消息。他未加置评地聆听参议员们的讲话。他们“认为西沃德对指导战争并不热心，而且似乎把他当作我们遭到失败的真正根源”。总统并未表态，只是邀请代表团次日再来，进一步讨论。次日，这些参议员再次来访，林肯在出色的表演中，施展出他在政治上的精湛艺术。参议员们惊讶地发现，总统已把除西沃德以外的全体阁员都叫到场。林肯发表了一篇既得体又强硬的讲话。他说，他总是尽可能地就重要决定与内阁磋商，然而决定还是由他独自作出的；内阁成员虽然有时存有异议，但政策一经决定，就为全体阁员所支持；还说西沃德是位重要的政府成员。随后，总统转过身去，面向内阁成员，请他们证实。大家的目光注视着蔡斯，他被十分巧妙地推到这种尴尬的地位上。蔡斯曾经对这些参议员说，西沃德对内阁的不和谐负有责任。现在，他如果否认这一点，就会和参议员们一起丢脸；但是，他如果再次断言，又会失去总统对他的信任。蔡斯喃喃地说了几句话，对林肯的讲话表示赞同，但为了挽回面子，又遗憾地表示，对重大的决议，内阁并未更充分地讨论。参议员们对这个场面感到泄气，并对蔡斯表示失望。他们知道，林肯已经获胜。  
　　次日，深陷窘境的蔡斯来到白宫递交辞呈。总统迫不急待地说：“交给我吧。”蔡斯不情愿地交出辞职信。林肯阅毕，得意洋洋地说：“这下子可是快刀斩乱麻了。我现在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这个难题。”共和党的参议员们再也不能既让西沃德辞职，又保住蔡斯了。林肯用一个古典的隐喻来形容他的胜利：“现在我可以运用自如了，在我的两个口袋里各装着一个大亨。”总统拒绝了两个辞呈；内阁依然如故，危机过去了。阴沉的政治气氛顿时一扫而光。这场交锋对总统和国会的共和党人来说，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然而，林肯这次证实了自己是主人。他这样处理了这件事而没有得罪任何人，这在政治艺术上是一个有益的教训。  


西线的战争：维克斯堡  
　　从西线传来的军事消息也不那么鼓舞人心，无法抵消东线的弗雷德里克斯堡之战结束后在北部引起的低落情绪。1862年进攻肯塔基失败后，邦联军改组了西线指挥机构。约瑟夫·约翰斯顿于11月来到查塔努加，全面负责西部军区的工作，从而统一了邦联在该战区的指挥权。宾夕法尼亚出生的约翰·C·彭伯顿将军在联邦军中有两个兄弟，这次，他以密西西比州的邦联军统帅的身分来到维克斯堡。布雷格仍指挥集结于纳什维尔南面30英里处的默夫里斯伯勒的田纳西军。邦联军在密西西比河以西的阿肯色州拥有25,000军队。12月7日，位于阿肯色州西北部的普雷里格罗夫发生了一起使人对联邦事业多少起到振奋的事件。在那里，10,000名叛军袭击了联邦军驻扎在该地的两个师。当联邦军的另一个师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邦联军的侧翼时，叛军大为惊慌，尔后即被击退。普雷里格罗夫之役的胜利使阿肯色北部处于联邦的控制之下。但是，邦联军仍有足够的实力防止联邦军向小石城挺进。在西线，联邦军将着重对付维克斯堡以及田纳西中部的布雷格所部。  
　　联邦军三路并进，企图在维克斯堡实施首次突破。由于没有统一的指挥以及叛军的迅猛反击，联邦军未能达到目的。联邦方面的田纳西军区司令格兰特通过密西西比州北部发动了一次陆上攻势，从敌人背后袭击河上要塞。这时，林肯任命纳撒尼尔·P·班克斯为路易斯安那州的联邦军司令，以接替引起争议的本杰明·巴特勒。林肯希望由班克斯率领一支远征军沿密西西比河北上，从南面攻击维克斯堡，同时让其余的联邦军从北面对其实施包围。但是，占领后的路易斯安那的行政管理问题和位于哈得孙港的邦联军的坚固要塞，都使班克斯无法向巴吞鲁日以北派出一兵一卒。在没有通知格兰特的情况下，林肯还批准另一位政治将军——伊利诺伊州的约翰·A·麦克勒南德率领一支去下游的远征军从孟菲斯出发去远征维克斯堡。格兰特得知此事后，要求澄清他在密西西比战区的权限。政府向他保证，在位于田纳西河和密西西比河之间，南至维克斯堡的军区范围内，他可以掌管全部75,000军队，由于对麦克勒南德不信任，格兰特派谢尔曼前去指挥为参加麦克勒南德的远征而集结于孟菲斯的军队。麦克勒南德于12月底来到孟菲斯。他发现，他不但没有自己的部队，而且仅仅是格兰特手下的一位军长，而谢尔曼为了策应格兰特的陆上攻势，则早已率领他的那个军顺流而下，去攻打维克斯堡的防线了。麦克勒南德大怒，然而林肯确认了格兰特的权威，于是麦克勒南德也就无可奈何了。西点军校毕业生格兰特战胜了政治家麦克勒南德。  
　　在邦联军的两位将军范多恩和福雷斯特之间也存在着竞争，然而所采取的形式却不同。他们在12月中旬同时率骑兵袭击格兰特的供应线。福雷斯特率2,100人巧妙地躲过一支支联邦巡逻队，毙伤、俘获联邦军2,000余人，切断田纳西州杰克逊城以北60英里长的铁路线和电报线，缴获10,000支步枪及其他设备，离去时只损失了500人。与此同时，范多恩的3,500名骑兵迫使霍利斯普林斯的联邦驻军投降，并摧毁了格兰特在该地设立的一个补给站。这再次证明，小股骑兵有能力使依靠铁路供应线深入敌方领土的大军陷于瘫痪。格兰特不得不下令停止向维克斯堡推进，返回田纳西州。  
　　格兰特改变计划，对谢尔曼承担的那部分攻势构成了威胁。这是因为谢尔曼的背水进攻寄托着这样的希望，即格兰特从叛军背后发起进攻，将使邦联军削弱维克斯堡的防御。由于福雷斯特切断了电报线，谢尔曼无从知道格兰特的进攻已经受阻。在维克斯堡以北三英里处的奇克索陡崖上，叛军集结了14,000人。谢尔曼如果打算登上干燥的陆地，对维克斯堡采取进攻，就必须占领这些陡崖。尽管进攻的联邦军与守军之比高于2:1，但邦联军深沟高垒，拥有足够的大炮来控制沙洲，而联邦步兵要通过周围布满沼泽的长沼，沙洲是必经之路。联邦军于12月29日发动的攻势从一开始就毫无希望。谢尔曼的四个师伤亡几达1,800人，而邦联军的伤亡才200人。联邦军向上游撤退，回到距维克斯堡20英里的那个疾病蔓延的沼泽地营地，而这时北部的公众才得知，又一个12月攻势失败了。  


西线的战争：斯通河战役  
　　联邦军在12月的第三次主要攻势曾出现败北的危险。罗斯克兰斯在10月30日接管坎伯兰军团时就知道，政府希望他把叛军逐出田纳西中部。由于骑兵的尾随袭击而拖延多天之后，罗斯克兰斯的42,000部队于圣诞节的次日从纳什维尔出发，前往默夫里斯伯勒与布雷格的36,000之众的田纳西军对阵。他们发现，邦联军在城西北一英里处很浅的斯通河两岸严阵以待。12月30日夜，两军仅相距数百码露营。双方的军乐队同时在袭人的寒气中鸣鼓奏乐，唱起对台戏。一方高奏邦联国歌《迪克西之歌》，向对方的《扬基歌》发出挑战……。到最后，有个军乐队奏起《家，可爱的家》来，其他乐队接着奏下去，直到两军的乐队都奏起来；而且成千上万的士兵，无论是北方佬还是叛军，共同唱起了熟悉的歌词。或许，他们之中还有人对这场战争的悲剧性嘲弄大惑不解：在这场战争中，他们可以彻夜合唱，第二天又互相残杀。  
　　布雷格无意撤退，甚至无意保持守势。他把大部分兵力集中在左翼，以便在拂晓时进攻联邦军右翼——企图夹击背水的联邦军，使之进退两难，同时切断其供应线。12月31日拂晓，邦联军发起进攻。与在多纳尔森和夏洛发生的情况一样，这回他们又赶上北方佬正吃早饭。叛军的杀声回荡在低矮的柏树丛中和光秃秃的田野上。在这场攻势下，身穿蓝军服的联邦军右翼的两个师被击溃了。身穿灰军装的叛军骑兵闯入联邦军背后，在装载着军需品和弹药的篷车中引起一阵大乱。然而，罗斯克兰斯临危不惧，亲自在最前列纵横驰骋，重整部队。同他并肩战斗的参谋长被一发炮弹炸掉了头颅。部署在联邦军正中央的谢里登师岿然不动，这使罗斯克兰斯来得及在纳什维尔山的前面组成了一道新的战线。不到中午，邦联的进攻就在这里停顿下来。  
　　这场战斗是这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战斗之一。枪炮声震耳欲聋，士兵们纷纷采摘棉花堵耳朵。在联邦军左翼的中心，乔治·托马斯麾下的一个旅控制着朗德福里斯特树林沿铁路线的一小片林区，它成为重建的联邦军战线的一个转折点。布雷格为了摧毁它，决定竭尽全力发动一场进攻。为完成此举，他率领约翰·C·布雷肯里奇的一个扩编师渡河。下午，该师向朗德福里斯特树林发动攻击，但一次又一次地被挫败，而且损失惨重。  
　　是夜正值新年除夕，阵地上无人奏乐，伤兵的呻吟声和喊叫声响成一片。布雷格电告里士满，他已大获全胜。的确，他似乎是赢了。他还声称：“敌军正在溃退中。”然而，敌军并未溃退。罗斯克兰斯手下的几位将军劝他撤退，但是“老罗西”(他的部队这样称呼他)决定坚持下去。尽管双方都把各自的一个师调到河东，但次日并未发生什么战斗。布雷格在1月2日发现，联邦军仍留在原地，遂(不顾部下反对)下令向河东的联邦军发动攻击。布雷肯里奇的那个师把联邦军步兵赶下山头。但是，联邦军炮兵——有58门大炮集中在河对岸——从侧翼近距离射击，炸得叛军血肉横飞。  
　　次日，双方遭受重创的部队固守在自己的阵地上，他们知道，不是己方就是彼方很快就会被迫撤退。双方的伤亡率在这场战争中是最高的：邦联军的伤亡、失踪人数达33%，而联邦军则为31%。布雷格手下的将军们已对他失去信心。南军正由于给养不足和连日冬雨而遭到磨难，而联邦军却从纳什维尔运来新的给养，看来要永远守在阵地上。因此，在1月3-4日夜间，邦联军开始撤至南面35英里处的达克河后面的新战线，住进建在那里的冬季营房。  
　　于是，罗斯克兰斯就侥幸地反败为胜。尽管此役伤亡惨重，然而，因弗雷德里克斯堡大溃败以及维克斯堡前沿的失败而士气低落的北军，在获悉来自斯通河的消息后，又开始振作起来。林肯对此深表感谢，他致电罗斯克兰斯：“上帝保佑你们，大家都和你们在一起。”后来，总统写信给这位将军说：“我对每件事都将铭记在心，永志不忘。”并说：“你给我们带来一个来之不易的胜利。这次如果遭到失败，那国家就很难保全下来。”  


维克斯堡战役：第二阶段  
　　在斯通河战役结束后的四个月里，两军都等待着春天的来临，到那时道路就不再泥泞。因此，无论在哪个战场，都没有发生大的战斗。格兰特企图利用这段时间占领密西西比河以东的高地，以便向维克斯堡发动一次攻势，但最后还是一无所获。地形是他的最大障碍。维克斯堡建在一座200英尺的山崖上，这使那里的炮兵得以控制河道。要想从正面发动进攻，简直无异于自杀。在河西，除水位低的地方外，无法在迷宫般的河川支流和沼泽地上作战，况且，1862年-1863年的冬天又格外潮湿。在河东，从维克斯堡到孟菲斯连绵250英里的弧形地带是一条山脉。这条山脉把一片平均宽达60英里的德尔塔低洼地封闭起来。如今，这里是一片良田，拥有很好的排水系统；但在1863年还到处都是纵横交错的沼泽、河川和茂密的森林。宜于作战的，只有维克斯堡东面和南面的一片旱地。摆在格兰特面前的问题是，让足够数量的军队携带物资给养开进去，击退敌军，占领要塞，并与控制着维克斯堡以北河段的联邦舰队重新取得联系。  
　　从地图上看，由田纳西州经陆路到达那块旱地是最简单的办法。但格兰特早已尝试过，未取得成功。而逆流而上，撤回到孟菲斯，再从陆路出发，在北部人看来又像是退却。因此，无论如何也要背水向维克斯堡发动攻势。格兰特在1月底顺流而下，去亲自指挥在维克斯堡上游不远的西岸安营扎寨的部队。这是因为，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不受信任的麦克勒南德将军军阶最高。  


失败之冬  
　　是冬，格兰特尝试着从五条不同的路线把部队和给养运过河。其中，试图绕过维克斯堡的那些堡垒，以使炮艇、运输船和部队在城下安全通过的路线有三条：(1)谢尔曼的那个军从夏天就动工开挖那条运河，但洪水在3月淹没这个地区后，他们就放弃了这一努力，不过，洪水并未切断通过这条运河的那条理想的深水航道。(2)其他部队在北边几英里处开始挖另一条运河，以便在维克斯堡以南和密西西比河的条条支流接通。然而，这些支流水太浅，除最轻便的运输船外，什么船只都无法通过。(3)另一个军开始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要打通一条400英里长的水路，它从位于维克斯堡以北极远处的普罗维登斯湖，经过支流与河流一直通到位于该堡下游很远处的雷德河。该部在付出大量的劳动来锯断水面以下的树木后，也放弃了这条水路(因其只宜吃水浅的汽艇通行)，而赞成两种显然更有希望的尝试，即经由德尔塔那无边无际的水路运兵，从北面威胁维克斯堡的侧翼。  
　　第一个尝试就是派出亚祖水道远征军，炸毁赫勒纳对面的大堤，使炮艇进入了属于亚祖河支流错综交叉的河网。在这些险恶的水路上，炮艇经常搁浅，低垂的树枝砰砰地敲打着船上的大烟囱。这些水路把海军的负责军官搞得狼狈不堪，一筹莫展。在炮艇无法通行的一段狭窄航道，邦联军集中起重炮，炸开一道拦河坝，迫使北军船队调转船头。最后，另一个尝试是组织斯蒂尔河的拜乌远征军，使海军通过德尔塔条条连结的水路。在这场冒险中，此时担任密西西比分舰队司令的戴维·波特率领11艘炮艇穿过比船身宽不了多少的弯曲的航道。随着这支奇怪的小船队进入丛林深处，叛军持斧砍倒树木，横倒在船只前后的水中，一度曾出现使整个船队无法脱身，束手就擒之势。然而谢尔曼令其步兵登岸，赶跑了邦联军。于是，疲惫不堪的水兵把船驶回密西西比河，一路上，树枝不断地扑打、撞击着船舷。  


春天的成功  
　　尽管遭到这些挫折，格兰特从未丧失攻克维克斯堡的信心。没有哪个战役更能表现出他在压力下的冷静、获得成功的意志、以及用这种意志从容地影响部下的能力。到3月底，在他心中酝酿多日的一项计划已臻于成熟。由于各种绕过维克斯堡的努力都已失败，他打算命令波特驾驶炮艇和供应船直接从炮兵阵地通过，同时让各路大军沿西岸向南前进，与位于维克斯堡以南的舰队会师。士兵们将在那里渡河，向彭伯顿防御工事的不牢固的下腹地发动一次攻势。这个计划虽然简单，却十分大胆。一旦开始作战，就断了退路。因为一旦过了河，在打回位于维克斯堡一带或该堡上游处的密西西比河以前，格兰特与其基地的联系将被切断。  
　　谢尔曼和波特反对这项计划，而林肯则表示怀疑。但是，和罗伯特·李一样，格兰特是位伟大的将军，因为他愿冒大风险。他于4月5日把所辖三个军中的两个南调。这两个军奋力穿过深深的泥淖，把凑合用的木筏拖过河川支流，时而架桥，时而敷设木排路，或边走边开出新路来。在4月16-17日的两个无月亮的黑夜，波特的12艘船静悄悄地顺流而下，驶向维克斯堡。突然，叛军的监视哨在两岸燃起篝火，把天空照得通红。维克斯堡的重炮向船队开火，船队颠簸着全速通过由枪弹和炮弹织成的长达四英里的交叉火网。所有船只都挨炮火击中，多数都腾起火焰，还有一艘沉没。但其余的船只都得以通过，仅有一人阵亡。几天过后，6艘运输船和12艘驳船试图在夜间取得同样的战绩，却运气不佳——有6艘驳船和一艘运输船(装载着医疗用品)沉入水底，但全体船员都获救了。  
　　现在，格兰特的大部分部队都集结在维克斯堡以南，而且物资充裕，可供短期使用。部队乘摆渡过河，直抵位于维克斯堡以南35英里处的布鲁因斯堡高地。正如格兰特后来叙述的那样，他经历了：  
　　一种难以比拟的解脱感。……现在，我身处敌占区。一条大河和维克斯堡要塞把我和后勤基地隔开。可是，我这次却是在干燥的地面上，且与敌人同处于河的一侧。从12月直到现在所进行的一切战役，一切劳动，一切艰难困苦和损失……都是为了完成这一目标。  

　　格兰特在密西西比登陆时并未遭到抵抗。因为他前曾命令部队作转移敌人注意力的运动，使彭伯顿受骗而把大部分兵力分散到别处。在格兰特和他的两个军渡河的当日，谢尔曼就与另一个军在维克斯堡以北的奇克索陡崖附近佯攻。而与此同时，本杰明·格里尔森上校则正在指挥这次战争中最为壮观的一次骑兵袭击。这位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前音乐教师格里尔森就组建一个极好的骑兵旅。这表明，联邦骑兵终于达到了邦联的骑兵实力。格里尔森率1,700名骑兵出发，迅速深入密西西比州腹地，直奔彭伯顿在杰克逊城以东的铁路供应线。格里尔森的骑兵在不断击退尾随的邦联骑兵的同时，不但扒掉了50英里长的铁路，还吸住邦联军的一个步兵师，使其围捕联邦骑兵的企图枉费心机。16天以后，联邦军部队终于在离出发地点600英里的巴吞鲁日抵达联邦防线。他们毙伤叛军100名，俘获500名，所付出的代价仅为24人。  
　　他们的战绩可以与处于巅峰期的福雷斯特或斯图亚特媲美。这也意味着，格兰特的23,000人于5月1日抵达吉布森港时，迎战的邦联军只有8,000人。联邦军冲过守军阵地后，格兰特即率谢尔曼军顺流而下。现在，与他的44,000人对阵的，是彭伯顿的32,000人以及约翰斯顿努力集结于州首府杰克逊城的数千人。格兰特下令，把那些从附近的种植园缴获来的四轮马车及其他车辆装满弹药及其他军需品，并下令部队尽量把能带走的干粮全装进干粮袋，随后，他放弃河边基地，停止与北部的电报联系。在杀回维克斯堡以前，他的部队将“靠农村来维持给养”。  
　　在所有北部人看来，格兰特在此后的两周中失踪了。在此期间，他的部队跋涉180英里，在与分散之敌作战中，四战四捷。这些分散的敌军如果合为一股，其兵力几乎同格兰特的部队一样多。随后，格兰特的部队把邦联军围困在维克斯堡的防御工事内。用一位英国军事历史学家的话来说，这个战役“光辉地证明了下述战术准则的正确性：猛打，反复打，不停地打”。  
　　格兰特指挥部队迅速运动，神出鬼没，把邦联军搞得晕头转向。他没有径直向维克斯堡进军，而是往东向杰克逊城进攻。格兰特的策略是拿下这个州首府并在那里击败约翰斯顿，消除后顾之忧以后，转而西进，以期在维克斯堡附近击败南军主力。邦联军企图对这些行动予以反击，却又被意见不一所困扰。约翰斯顿敦促彭伯顿从维克斯堡开拔并与他会师，以便在尽可能远离维克斯堡的地方攻击格兰特。可是，彭伯顿早已接到杰弗逊·戴维斯的命令，要他不惜一切代价守住维克斯堡，故拒绝远离河岸去冒险。彭伯顿虽是宾夕法尼亚人，但他决定站在妻子的弗吉尼亚同胞一边。他不愿因不适当地冒险而使人们怀疑他对邦联的忠诚。5月12日，联邦的一个军在位于杰克逊城正西的雷蒙德歼灭邦联军的一个小支队。14日，联邦的两个军把约翰斯顿临时拼凑的军队赶出了杰克逊城。谢尔曼的那个军留下来破坏该城的铁路和工业设施，而格兰特则率余部西进，去攻打彭伯顿部队。这位不走运的彭伯顿将军一直在缓慢地向南移动，打算切断格兰特那条(不存在的)供应线。5月16日，联邦的两个军(29,000人)在位于杰克逊城和维克斯堡中途附近的钱皮恩山与彭伯顿军的一部(21,000人)遭遇。  
　　接着打响了这个战役中的决定性战斗。要不是因为麦克勒南德指挥失当，这次战斗的决定性意义本来会更为深远。在詹姆斯·B·麦克弗森将军指挥的军猛攻联邦军右翼时，左翼的麦克勒南德却踌躇不前，贻误战机。彭伯顿移师至最激烈地拉锯争夺的几个战斗地点。他眼看自己的几个团溃不成军时，乃决定撤退。他有一个师被北军分隔切断退路，只得东南逃窜，逃离维克斯堡。不算该师，彭伯顿在此次战斗中损失了3,851人(格兰特损失了2,441人)。但是，格兰特认为，如果麦克勒南德更机警一些，本来可能歼灭更多的叛军。  
　　翌日，向前推进的北军在维克斯堡以东10英里的大布莱克河与邦联军殿后部队遭遇。毫无斗志的守军不堪一击，大多数人撤退过河，烧毁河上的桥，但是，尚有1,700人留下束手就擒。约翰斯顿再次要求彭伯顿北进与他会师，但彭伯顿仍是置之不理，撤回维克斯堡工事内，让分散防守峭崖及附近渡口的几个旅向他靠拢。彭伯顿在解释他保卫维克斯堡的决定时写道：“我仍认为，对邦联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地点。”  
　　格兰特已得到加强的45,000部队从陆上包围住维克斯堡，同时联邦炮艇从河上切断了该城与外界的联系。格兰特相信，邦联军一再失败，士气已经低落，于是，他在5月19日下令向维克斯堡的堑壕发动进攻。然而，叛军的士气已经恢复，并在这次战役中第一次击退身穿蓝军装的北军。这似乎证实了这一格言：堑壕里的一个士兵至少抵得上空旷地上的三个士兵。维克斯堡深沟高垒，其防御工事在这场战争中最为坚固。这些工事沿山脊构筑，前有深壑，并有砍倒的树木作掩护，而且树枝还给进犯者施以困扰。  
　　尽管如此，格兰特还是决定在5月22日发动另一次进攻，而且事先他做了细致的准备工作，并用大炮轰击敌阵。他希望避开在疫病流行的夏季围城。他还担心，长期围困会使约翰斯顿得以在他的后方组建一支劲旅。22日上午10时，联邦的三个军全部出击，沿四英里长的战线同时发起进攻。进攻的一方一度在好几处突破敌军工事。但是，他们抵挡不住邦联军颇具威力的排枪射击，无法站稳阵脚。在5月19日和22日的两次进攻中，北军的损失与此前三个星期的征战所造成的伤亡不相上下(约为4,200人)。  
　　两次进攻的失败，这迫使格兰特下决心对该城实施围困。戏剧性的5月的征伐战结束了。但是，即使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比起在弗吉尼亚战场发生的事件来，这个战役在南部和北部都不那么引人注目。  


乔·胡克与“举世无双的部队”  
　　弗雷德里克斯堡失利后，波托马克军的士气降到最低点。有四位亲麦克莱伦的将军直接向林肯诉说伯恩赛德不称职，其中有威廉·B·富兰克林，他作为左翼指挥官，未能利用联邦军在此役中唯一的一次突破。但另几位反麦克莱伦的军官，特别是胡克将军，亦批评伯恩赛德，特别是胡克将军随随便便就向新闻记者信口开河，乱讲伯恩赛德做工作一塌糊涂，管理无能，还说缺少一位“独裁者”来治理国家。这种情绪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渗透到士兵那里。来自缅因州的一个士兵写道：“让一帮无赖和蠢才来领导伟大的自由事业，其全部表现乃是腐败，其结果乃是灾难、可耻和丢脸。”使事情变得更糟的是，伯恩赛德是一个糟糕的管理人员。尽管国家富饶，而且以其全部资源作为他的后盾，物资在军需仓库堆积如山，但驻扎在法尔茅斯的部队到冬季却在营房里受罪，他们食物不足，医疗条件很差，军纪松弛，疾病流行——甚至还有坏血病。1863年1月，开小差的士兵数量增加到每天至少200人。一位军官把1862年-1863年的冬天描绘成为“此次战争中的瓦利福奇”。 [ 编者注：瓦利福奇(Valley Forge)又译福吉谷，美国独立战争时，乔治·华盛顿率领的1.1万军队在布兰迪恩战败后，于1777年12月-1778年6月驻扎于此。瓦利福奇位于费城(当时为英军占据)西北约36公里的斯库尔基尔河西岸，扼险易守，为战略要冲。 ]  
　　最使人不能忍受的一次打击是以“泥泞进军”而驰名的没有打响的战斗。决心再交好运的伯恩赛德命令他的部队进逼并渡过拉帕哈诺克河，从侧面攻击弗雷德里克斯堡以北的邦联军。诋毁这位将军的人反对这个计划。一位军官写道：“富兰克林对这一情况已多次讲过，并大声呐喊，他已使他的整个指挥完全陷入混乱，因此遭到失败则加倍令人信服。他的所做所为使他注定要失败。”在一个暖和异常的冬日——1月20日，他们在干燥的道路上开始行动。然而，那天夜里一场大雨把道路浇得一片泥泞，使全军深陷在其中，动弹不得。那大炮，那载着浮舟的四轮车，用三匹马去拉也是纹丝不动。河对岸的叛军士兵欣喜地看热闹，并且手中举着许多嘲笑人的画有箭头的招牌：“此路通往里士满。”  
　　两天过后，伯恩赛德放弃了这一行动，下令部队返回营地。随后，他即前往华盛顿要求林肯批准他撤换那些捣乱的将军——首先是富兰克林和胡克，否则他就辞职。林肯乃把富兰克林和另外几个将军调出波托马克军；但总统也知道伯恩赛德已失去部下的信任，便接受了伯恩赛德的辞职，任命胡克接任指挥！  
　　其实，这一任命并不像它在表面上那么令人震惊。胡克尽管对伯恩赛德捣了鬼，还是受到部队和公众的欢迎。林肯知道，胡克是个有名的酒徒和色鬼(据称，俚语hooker“一大杯威士忌”或“一个妓女”之意即源出于这位将军的名字)；总统还知道，他是位敢作敢为、劲头十足的将军，并希望他把这种精神注入部队。林肯在任命胡克的同时，还给他写了一封劝告信：“我曾听说，你最近说过军队和政府都需要一位独裁者，我相信你是说了这话的。当然，并不是因为这一点，而是因为我没有考虑这一点，才授予你指挥权的。只有那些取得成功的将军才能树立为独裁者。我现在所要求于你的，是军事上的成功，而我将冒独裁的风险。”  
　　胡克一开始干得很好。他整顿了日用品供应和军需服务工作，提高了食品质量，清扫了肮脏的兵营，改善了战地医院，并使病员减少一半。他加强了军纪，同时又宽厚地准予休假。他取消了大师编制，重建过去的军，并通过给每个军都设计徽章来使各部队都增加自豪感。他把分散于整个部队的骑兵旅或骑兵团整编为一个军，从而提高了骑兵的效能。林肯于3月10日保证对归队的逃兵实行大赦后，士气上升了，开小差的减少了，许多逃兵归队了。不出两个月，胡克使军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一个士兵恰如其分地写道：“在胡克手下，我们开始了愉快的生活。”  
　　从不谦虚的胡克夸口说，他已创建了一支“举世无双的部队”。他对总统说，问题不在于他是否会拿下里士满，而在于何时拿下。他希望上帝降仁慈给叛军，因为乔·胡克是不会施以仁慈的。林肯对胡克的夸口感到不安，这使他不祥地想起了约翰·波普。林肯慧眼识人，担心胡克的吹牛是他掩盖他没有把握。他中肯地说道：“在一切动物中，母鸡是最聪明的，因为它在下蛋前从不咯咯地叫。”林肯可能对军中的一个老传闻已有所知：胡克是一个玩扑克牌的超级好手，“当他到了关键时刻应该争取胜过千筹的时候，就偃旗息鼓了”。总统于4月亲临军中时，给胡克的临别赠言是：“你下次战斗，要投入全部兵力。”  


钱瑟勒斯维尔之役  
　　波托马克军团在以前历次战斗中从未全力以赴。胡克要是遵从了林肯的劝告，凭借他那比罗伯特·李沿拉帕汉诺克河部署的60,000人几乎多一倍的115,000大军，极有可能大获全胜(在此之前，朗斯特里特已率两个师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两州的分界处执行分遣任务)。北弗吉尼亚军团也挨过了一个艰难的冬天。士兵的粮食定量降低了；由于弗吉尼亚农村打过仗，饲料已经告罄，马匹都饿得奄奄一息。但是，士兵的士气仍然旺盛。他们沿河掘了一条25英里长的堑壕，这使他们对抵挡住任何数量的北方佬都信心十足。  
　　胡克无意重演伯恩赛德那种徒劳的正面进攻。他制定了一个极好的战术性计划，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执行得很好。他把五分之二的步兵留在弗雷德里克斯堡附近进行另一次正面佯攻，同时亲率其余的部队溯河远上，在那里蜂涌地涉水过河，活捉了颇为吃惊的邦联军哨兵，然后移师东进，去围拢叛军的殿后部队。(与此同时，胡克把大部分恢复了锐气的骑兵派去实施纵深袭击，以切断罗伯特·李的供应线。结果此举成为一个错误，因为这次袭击没有给敌人造成什么严重损失，但胡克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却没有足够的骑兵出去侦察。)4月30日傍晚，在罗伯特·李的弗雷德里克斯堡前线上仍有40,000联邦军，而同时离罗伯特·李在钱瑟勒斯维尔附近的殿后部队仅8至10英里的联邦军则有70,000兵力。钱瑟勒斯维尔是弗吉尼亚州怀尔德尼斯地方的一个位于十字路口上的旅店。此处长着茂密的次生林和密密麻麻的矮树丛，没有开垦地。  
　　胡克和他的将军们得意洋洋。第5军军长乔治·戈登·米德宣称：“干得好，老乔！我们已位于李的侧翼，他对此还一无所知。”其实不尽然。罗伯特·李知道联邦军的位置，但他正左右为难，举棋不定。他显然只有两种选择：或是向里士满撤退，但这样则暴露了部队的两翼，从而招致敌人的攻击；或者命令部队面向来敌，以对付来自钱瑟勒斯维尔的更大威胁，但这样又暴露了殿后部队，招致敌人从弗雷德里克斯堡发动的攻击。  
　　罗伯特·李自是有其特殊之处，两者都没有做。他再次冒大险，分兵两路，留下朱巴尔·厄尔利率领10,000人据守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堑壕，余部则进军钱瑟勒斯维尔。5月1日，钱瑟勒斯维尔的联邦军向东移动两英里，到达怀尔德尼斯以北的一片旷野。但是，当他们与邦联军的先头部队交火时，胡克突然命令其部队撤至钱瑟勒斯维尔附近的防御阵地。因为这意味着把主动权让给罗伯特·李，胡克的几个军长都表示反对。这还意味着，怀尔德尼斯的密林将抵消联邦军的数量和炮兵两方面的优势。为了解释这位过去以“善战的乔”而闻名的将军作出的这个奇怪的决定，人们提出了许多理论。最为可信的解释是：在一场决定胜负的战斗中，身负指挥重任的胡克不知所措了。在可向对手下千筹赌注的时机下，这位扑克手竟踌躇不前，毕竟在巨额赌注越下越大时，他就赌不赢像李那样的赌徒了。  
　　正如他的一个将军后来所写的那样：自5月1日下午始，胡克在心理上就成了一个“挨打的人”。罗伯特·李再次对敌人的弱点了如指掌。斯图亚特的骑兵发现，位于钱瑟勒斯维尔西面三英里处的胡克的右翼“没有掩护”。尽管邦联军已经分兵多路，但罗伯特·李决定再次分兵。5月2日，他派杰克逊率28,000人迂回行军14英里，前去攻击联邦军侧翼，同时让余下的18,000邦联军步兵继续保持高度警惕，与三倍于己的敌人对峙。这是罗伯特·李迄今为止最富冒险性的一次赌博。因为，胡克如果发现了这一行动，可能在杰克逊未部署好兵力攻击其右翼之前，就在罗伯特·李的两部之间打进楔子。  
　　联邦军的侦察兵发现了杰克逊的行踪，胡克向据守右翼的第11军军长奥利弗·O·霍华德将军发出警告，要其加强防御阵地。但是，当杰克逊的部队经过其前沿时，胡克不但没有下令全力进攻，反而只派出两个师进行武力侦察。这次侦察报告说，杰克逊的部队正在南移。于是，胡克便相信邦联军正在退却！胡克和霍华德都因此而放松了警惕，尽管霍华德那个军的前哨一再警告说，叛军正在森林近处集结。  
　　 5时半，第11军的12,000士兵中有许多不是在玩牌就是在做晚饭，杰克逊手下的叛军突然大声呐喊，冲出森林，不费吹灰之力就击溃了联邦军的侧翼。第11军下辖多个德裔美国人组成的团。在其他部队看来，他们的威信颇低；而这天的战斗也丝毫没有提高他们的威信。有些团遭到突然袭击之后，开始虽然顽强地战斗，但却从未有机会再次组合队形。联邦军各团在形成一条稳固的战线并在天黑时迫使猛攻停顿以前，被邦联军向后压退了两英里以上。杰克逊急于切断联邦军与拉帕汉诺克河的联系，他策马向前，为夜间进攻实施侦察。邦联军的一个连把正返回自己战线一边的杰克逊一行错当成联邦军的骑兵，这些神经质的邦联军士兵放了一阵排枪，击伤了这位将军。次日清晨，杰克逊的左臂被截去了。罗伯特·李闻及此事时说道：“他失去了左臂，而我却失去了右臂。”  
　　尽管杰克逊的进攻取得了成功，但胡克在次日仍有获得击败罗伯特·李的良机。联邦军在怀尔德尼斯把邦联军的两部分部队分隔开来。联邦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同时在黑泽尔格罗夫占据着一个高地。这个高地是炮兵可以有效作战的仅有的几片林间空地之一。胡克误认为黑泽尔格罗夫是个暴露着的突出地块，于是就在黎明时下令将其放弃，从而铸成了他的大错特错。临时指挥杰克逊那个军的斯图亚特很机警，迅速地把50门大炮转移到山坡上，从那里连续猛轰联邦军工事，并由邦联军步兵反复发起进攻。联邦军遭受重创，不得不退出阵地。  
　　胡克只投入一半兵力，他把林肯的“投入你的全部兵力”的劝告置诸脑后，没有命令闲置的两个军投入战斗。在战斗期间，胡克正倚着钱瑟勒旅馆的一根柱子，一发炮弹击中了这根柱子，把他震得失去了知觉。尽管头昏眼花，他还是不把部队交给极想让联邦军每个师都投入战斗的一位老资格的军长。上午10时左右，联邦军撤退到钱瑟勒斯维尔北面的新阵地。此时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留下的25,000联邦军终于占领了城外的高地。罗伯特·李在得知这支部队正在接近其背后时，再次在钱瑟勒斯维尔分兵，给斯图亚特留下25,000人去牵制那里的75,000联邦军；而他则率其余部队出发去增援厄尔利的10,000部队。5月3-4日，在发生于钱瑟勒斯维尔和弗雷德里克斯堡之间的一次激烈战斗中，邦联军把在前线上占有优势兵力的联邦军赶过了河，而这时胡克却率领大军在西边仅几英里处按兵不动。随后，罗伯特·李调转兵力与胡克对抗，但是胡克放弃了战斗，于5月6日渡河来到拉帕汉诺克河北岸。  
　　对“举世无双的部队”来说，这回败得痛苦而屈辱。然而，首先是胡克被打败，而不是他的部队被打败。联邦军在这次战斗过后，士气并不像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结束后那么低落，尽管联邦军方面在四天的战斗中伤亡17,000人(邦联军的伤亡是13,000人)，钱瑟勒斯维尔之役一直被称为罗伯特·李的“最伟大的杰作”，然而，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胡克的战地指挥在这场战争中显得最为糟糕。尽管邦联取得这次大捷，但由于杰克逊于5月10日死于负伤后并发的肺炎，所以最终失去的还是比得到的多。  
　　根据一位访问者的说法，林肯得悉来自钱瑟勒斯维尔的消息时，脸色“苍白”。他大声喊道：“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全国将会说些什么？”在这个绝望之冬的其他失败(据公众所知，格兰特仍陷在维克斯堡附近的沼泽地里)之后，接踵而来的钱瑟勒斯维尔之战的失败很可能是对联邦事业的一个致命打击。但是，恰恰相反，这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在1863年的夏、秋两季，联邦军的几个决定性胜利将使战局变得有利于北部。

第十九章 第二个转折点：葛底斯堡、维克斯堡和查塔努加  
詹姆斯·M·麦克弗森 [美国]  
[出自《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1981  
葛底斯堡战役  
　 葛底斯堡战役  
　 战斗的后果  
联邦在西线的胜利  
　 攻下维克斯堡和哈得孙港  
　 邦联军撤出田纳西州  
奇克莫加战役  
查塔努加的几次战斗  
1863年的战争与外交政策  
　 莱尔德撞角舰  
　 在墨西哥的阴谋  






葛底斯堡战役  
　　南部对钱瑟勒斯维尔大捷的欢欣鼓舞的气氛，掩盖了邦联日益加剧的问题。封锁在加强，通货膨胀在恶化；格兰特从四面八方紧紧围住维克斯堡；班克斯在逼近哈得孙港；罗斯克兰斯似乎已做好准备，要把布雷格赶出田纳西中部；联邦军正准备对查尔斯顿实行水陆联合进攻；波托马克军团在拉帕哈诺克河北岸处于临战状态。南军在各条战线上都为数量上居优势的敌军所包围。  
　　邦联内阁和高级将领在5月举行了几次会议，以制定一个对付这种形势的战略。朗斯特里特提议，由他率领两个师西进，增援布雷格，向罗斯克兰斯发动攻势。此举如获成功，将不但解放田纳西州，还将迫使格兰特放松对维克斯堡的包围。但是，罗伯特·李反对这个计划。他说，铁路太糟糕，无法把大军西运；即将到来的夏天无论如何也会迫使维克斯堡那些水土不服的北军撤退；最重要的战场是弗吉尼亚，北弗吉尼亚军团不但不应削弱，反而应予加强，以便再次向北部发动进攻。这样将解除里士满受到的威胁，使部队能够从富饶的宾夕法尼亚农村得到补给；用迫使那里的联邦军增援东部以减轻西部邦联军受到的压力；通过显示南部战无不胜的力量来加强北部的民主党主和派；能够重新提出欧洲承认邦联的问题；并有可能占领华盛顿或其他北部城市。罗伯特·李以其崇高威信而力排众议。政府批准了他的进攻计划。  
　　罗伯特·李对弗吉尼亚战场存有狭隘的偏见，因而一直受到人们的批评。作为一个为保卫他所在的州而参战的弗吉尼亚人，他缺乏从南部作为整体的全局观点出发的广大战略眼光。邦联军看来虽然在弗吉尼亚取得胜利，但却在西线输掉这场战争。罗伯特·李认为，攻入宾夕法尼亚州将迫使格兰特和罗斯克兰斯放松对西线的控制。其实，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从另一方面看，若不是因为罗伯特·李在弗吉尼亚州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战术性胜利，南部可能会更早地输掉这场战争。如果邦联军打赢了下一场葛底斯堡战斗，就不会听到任何人议论罗伯特·李的战略眼光有何不足之处了。  
　　朗斯特里特指挥的几个师返回李的军团以及来自其他地方的增援，使李的实力大增，达到75,000人。他们在6月初开始行动。为了弄清叛军在搞些什么名堂，联邦军的骑兵试图渗入斯图亚特的骑兵掩护部队。他们于6月9日渡过拉帕汉诺克河，在库尔佩珀附近的布兰迪车站突然发动了这场战争中最大的一次骑兵战斗。尽管北军骑兵最后被赶过河去，但他们打得很不错。里士满报纸就斯图亚特及其“趾高气扬的骑兵”在布兰迪车站遭到突然袭击一事，纷纷加以指责。这种批评激怒了南部优秀的骑兵。斯图亚特急于再搞一次戏剧性的骑兵行动，这一行动对行将到来的战役将造成严重的后果。  
　　然而，最初一切都很顺利。邦联的先头部队(原为杰克逊统辖的那个军，现由理查德·尤厄尔指挥)不是俘获就是驱散了驻扎在温切斯特和谢南多厄河谷内几处地方的联邦军，并于6月中旬越过波托马克河。胡克向林肯建议：由于邦联军正在北进，他应该南下攻占里士满。林肯否决了这一建议，并向胡克提出了战略方面的正确忠告：“我认为，你的真正目标是李部，而不是里士满。”尽管胡克行动快速地把部队集结在邦联军和华盛顿之间，但他还是诉说：叛军人数比他多；政府没有支援他；如果他得不到政府的信任，他永远也不会获胜。这听起来像是麦克莱伦的腔调，使人痛心。林肯开始疑虑胡克不敢再同罗伯特·李作战。总统以前曾考虑过把胡克从指挥岗位上调开的问题。当这位将军在哈帕斯费里驻军问题上同哈勒克发生争吵而递送辞呈时，林肯批准了他的辞职，并于6月28日任命乔治·戈登·米德继任司令官。这使米德颇感意外。  
　　邦联军的进击对北部人思想产生的影响，同与罗伯特·李的愿望恰恰相反。它非但没有激励反战情绪，反而在多数北方人中激起了愤怒的感情，从而镇住了同情南部的“铜头蛇”，使他们噤若寒蝉。入侵的南军抢走了可以找到的一切牲畜、马匹、四轮车、食品和鞋子(付给或答应付给邦联的货币)，并在所占领的城镇征收贡物。他们还俘获了一大批宾夕法尼亚黑人，把他们解送南部为奴。所有这些同样激起北部人的愤怒和痛恨，而这种情感是南部人在保卫其领土时曾经有过的。  
　　米德接过指挥权那天，罗伯特·李的三个军有两个驻在钱伯斯堡；尤厄尔的那个军有一部分驻在约克城，其余的部队则位于哈里斯堡附近。斯图亚特的骑兵已经开走，纵深直入去袭击联邦军殿后部队。过去对麦克莱伦发动的类似袭击曾使斯图亚特名声大噪，而这次行动却只会给他带来这样的指责：罗伯特·李在最需要眼睛时，夺去了他的“眼睛”。罗伯特·李希望跨过萨斯奎汉纳河，扒掉位于哈里斯堡和兰开斯特之间的宾夕法尼亚铁路。可是，斯图亚特不在身边，这使他对联邦军的位置一无所知。当一位侦察员报告说，联邦军已渡过波托马克河并挥师北去时，罗伯特·李才慌忙派出传令兵，召集分散的各师。罗伯特·李打算在葛底斯堡以西8英里处的卡什镇集结兵力。米德早已部署好部队，把守通往华盛顿和巴尔的摩的各道关口。双方都无意在葛底斯堡交战。但是，在7月1日清晨，前往葛底斯堡抢鞋子的一个邦联步兵旅在途中与城西的两个联邦骑兵旅交火。有10多条四通八达的道路在葛底斯堡汇合。北军的骑兵指挥官约翰·布福德早已认识到该镇在战略上的重要意义。布福德命令骑兵下马，以击退冲过来的叛军；同时，双方的传令兵急忙去召援军前来增援。于是，美国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一仗打响了。  


葛底斯堡战役  
　　邦联军距葛底斯堡较近，故能较快地集结起来。他们在7月1日调来25,000人投入与联邦军19,000人的战斗。在这一天的很长时间里，在人数上居劣势的北军在最后撤离前，拼死打退了南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上午10时左右，英勇顽强的联邦第一军赶来解救布福德的骑兵，遏制住葛底斯堡以西的邦联阿·P·希尔那个军的数次猛攻。联邦第一军军长约翰·F·雷诺兹被狙击手击毙。中午过后，联邦第11军赶到，在镇北占据一块阵地，与南下的尤厄尔部遭遇。不走运的联邦“德裔师”两翼薄弱，再次被原由杰克逊指挥的那个军击溃，使得葛底斯堡以西的联邦阵地在打完这场战争中最为艰苦的一仗后也垮了。北军无秩序地从城里撤出来，占领了公墓岭的一块阵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公墓大门上挂着一个牌子，写着：“在此使用枪炮者，一经发现，将依法严惩不贷。”  
　　罗伯特·李于下午三点左右到达葛底斯堡。由于斯图亚特不在身边，也不知联邦其他部队在何处，所以他仍不愿主动挑起一场大战。但是，部队作战的胜利，改变了他的想法。他命令尤厄尔“如果可行”就酌情决定攻占公墓岭。杰克逊统帅该军时，这样的一纸命令就会导致一次全力以赴的进攻。可是，尤厄尔则举棋不定。他知道，联邦军已在山上掘壕据守，部署了不少大炮，最后决定不发动攻击。随着夜幕的降临，人们已开始讨论葛底斯堡的许多“如果”中的一个“如果”：尤厄尔如果在7月1日进攻公墓岭，他是否会将其攻占？他如果成功了，这次战斗乃至这场战争的结局是否会相同？  
　　是夜和次晨，双方现有部队大都进入了阵地。联邦军阵地活像个鱼钩，带钩的一端从卡尔普山弯向公墓岭，钩柄向南沿着公墓岭那低矮而狭长的山脊伸至小朗德托普山 [ 投笔从戎注：Little Round Top，也常见完全意译为“小圆顶”，本书译者使用了部分音译。 ] 和朗德托普山之间的钩眼。由于卡尔普山和朗德托普山分插成为两翼，而且由于此防线呈凸状，使援军能迅速地从一处调至另一处，所以联邦军阵地极易防守。呈凹形的邦联军防线的长度几乎是联邦军防线的两倍，而且两端之间的交通极为不便。  
　　 7月2日晨，朗斯特里特研究了联邦军阵地之后，他断定联邦军阵地十分巩固而不宜进攻。他建议罗伯特·李督师从侧翼向南迂回，在联邦军与华盛顿之间选择易于防守的阵地，并迫使米德前来进攻。但是，罗伯特·李的斗志正旺，相信自己的军队战无不胜。如果没有足够的骑兵，朗斯特里特所鼓吹的那种侧翼运动是危险的。而且罗伯特·李认为，由于给养有限和交通线容易遭到攻击，要么硬着头皮打一仗，要么就得撤退。因此，他没有接受朗斯特里特的建议，而决心进攻联邦军的两翼。尤厄尔仍认为右翼太强，罗伯特·李因而命令朗斯特里特在联邦军左翼发起第一次进攻，而与此同时，尤厄尔将在朗斯特里特的大炮轰鸣声中向公墓岭和卡尔普山发动第二次进攻，以防米德增援左翼。  
　　由于朗斯特里特并不相信罗伯特·李的作战计划，所以对这次进攻的指挥缺乏积极性；还由于直接通向攻击地点的近路处于联邦军的一个信号站监视之下，朗斯特里特的部队就不得不反向行军，走另一条道路，结果直到接近傍晚时才发动进攻。防守联邦军左翼的是第三军军长丹尼尔·西克尔斯，此人是位前坦慕尼协会的政治家，因曾谋杀妻子的情夫而臭名昭著。西克尔斯违背命令行事，把他那个军从公墓岭山脊南端的低地推进到沿埃米茨堡路的较高的地方，给联邦军防线增加了一个突出部。西克尔斯的推进使小朗德托普山处于无人防守的状态。联邦军的古弗纳·K·沃伦将军发现这个情况后，立刻认识到，让邦联军占据这个山头，就会使叛军炮兵纵射整个联邦阵线。沃伦立即把第五军的两个旅派往小朗德托普山，他们只比冲上来的邦联军早到几分钟。在乱石遍地的山坡上，双方展开一场拼死的拉锯战。北方军坚守住了小朗德托普山。但是，联邦军还是在西克尔斯的阵地突出部西北角的桃园、麦地和魔窟——此地位于从小朗德托普山流下的一条沼泽般的小河对面，似砾石组成的一个迷宫——几处地方恶战后撤退；这几个地方也因而闻名于世。邦联军各部的攻势虽很凌厉，但配合不好，各旅零星地各自为战，所以联邦军官来得及向受威胁的地点调遣部队。联邦军在公墓岭的主要防线防守稳固。到黄昏时，叛军已经精疲力竭，放弃了对右翼的进攻。  
　　朗斯特里特在左翼开始进攻时，尤厄尔的大炮早就开火了。可是，尤厄尔并未派步兵攻打卡尔普山和公墓岭，而是同联邦炮兵打了一场毫无结果的长达三小时之久的炮战。当他的步兵最后向前推进时，有两个旅渗入了公墓岭(由倒霉的第11军据守)东侧的联邦军阵地，另一个旅则占领了卡尔普山南坡的若干联邦堑壕——被派去增援联邦军左翼的部队已先行从这里撤离。但是，在尤厄尔的防区，也是由于进攻的各旅之间缺乏配合，遂使邦联军坐失良机，无法利用已经成功的突破；傍晚时分，进攻初见成效，但得不到支援；而联邦军的援军把叛军赶下公墓岭，并在叛军到达卡尔普山的制高点之前就遏制住它的进攻。  
　　阿·P·希尔的那个军在第一天遭到伤亡，朗斯特里特的那个军(乔治·皮克特的师除外，该师直到天黑时才赶到)在次日被打得七零八落。朗斯特里特再次恳求罗伯特·李迂回到联邦军左翼。罗伯特·李不予理睬。他知道，在两天的战斗中，联邦方面的三个军(第一军，第三军和第十一军)同样被打得焦头烂额。这次，罗伯特·李极为失误，未能洞悉其对手的心理状态。他认为，这些伤亡已使联邦军士气低落。他还认为，攻击联邦军两翼会迫使米德削弱其中部。罗伯特·李不顾朗斯特里特的反对，决定集结三个师的兵力，由皮克特的生力军开路，攻击联邦军的中部。这是个错误的决定。北军士气旺盛；米德巴不得敌军进攻他的中部。而且，被选中的攻击地点是由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所辖的第二军的两个师防守的，它们都是波托马克军团的精锐部队。  
　　然而，在皮克特于第三天向葛底斯堡发起攻击之前，卡尔普山的枪声就在这天拂晓打响了。这是联邦军发动的进攻，以求夺回失守的堑壕。在长达六小时的鏖战中，他们不但攻占了堑壕，还把大部分叛军通通赶下山。中午时分，一阵可怕的沉寂笼罩着这片土地。在步兵发动进攻以前，朗斯特里特调集了143门大炮轰击联邦军的中部。斯图亚特的骑兵在前一天夜间刚刚抵达，此时就大摇大摆地向战场的东面开去，以便皮克特发起正面攻击时，从背后攻击联邦军中部。可是，斯图亚特的骑兵在联邦骑兵的截击下受挫，因而从未到达距联邦军后方两英里半以内的地方。这场为时三个小时的交战之所以闻名，是因为一位年仅二十三岁的联邦将军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指挥一个旅发动了几次猛烈攻击。  
　　 1时许，两发信号弹的声响打破了葛底斯堡的沉寂。突然，邦联军射出的炮弹铺天盖地而来。联邦军的炮兵开始回击，接着，就开始了这场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炮战。起初，邦联军的炮击还准确，并造成伤亡。但是，随着大炮的后座力使炮架的架尾下沉，炮弹开始高飞起来，落到联邦步兵的后面。这些步兵蜷缩在一堵石墙和一些胸墙后面。浓烟滚滚，南军炮兵观察哨无法说出其炮火的效果如何。一个多小时过后，联邦军的许多大炮停止了射击。这是为了对付预期的邦联军进攻而保存弹药，同时为了欺骗敌人，使之认为联邦军的炮兵已丧失了战斗力。  
　　邦联的炮手中计了，他们以为，其炮火已击毁北方佬的大炮；近3时许，邦联炮兵停止了炮击；身穿灰军装的邦联步兵开了上来。当13,000名叛军以阅兵的分列式队形接近联邦军战线时，北军的大炮突然开始猛射，把邦联军的队伍切成数段。随后，北军步兵向正在疏散的南军纵列队伍打出阵阵排枪。虽有少量叛军冲过石墙，但不是被立刻射倒，就是被俘。皮克特自己的那个师，三个旅长有两个阵亡，一个负重伤。他的十三个上校，个个非伤即亡，无一幸免。在其余的几个旅中，军官的伤亡数字，几乎也有这么多。在这场战争的最著名的一次冲锋中，进攻部队只有一半回到自己的战线一边。李将军骑着战马来到他们中间，试图用以下的话作为安慰：“这都是我的过错。”“你们务必帮助我。“凡是没负伤的，都要重整旗鼓。”  


战斗的后果  
　　罗伯特·李和朗斯特里特热狂运筹，修补其防线，以迎接意料中的联邦军反攻。然而，并未发生任何反攻，负伤的汉考克要求米德发动攻势，但是，小心谨慎的米德，只当了六天指挥官，其中就有三天为部队的生死存亡而战斗，现在却没有心情去利用机会。他担心部队因伤亡惨重和精疲力竭而丧失了战斗力，不能发起攻击。不错，联邦军损失惨重，有3,155人阵亡，14,529人负伤，5,365人失踪——伤亡总数为23,049人，占部队86,000名作战人员的四分之一强。战场上尸陈狼藉，其惨状为这场战争所仅见：数千匹死亡或奄奄待毙的战马与死亡或奄奄待毙的战士交错枕藉。但是，米德尚有一支20,000人的预备队，这些人在为时三天的战斗中，没有参加什么军事行动。一位比米德更敢作敢为的将军很可能让这支生力军充当反击先锋。邦联军比联邦军的伤亡更为惨重。他们的炮弹几乎耗尽，在52名将官中，有17人非死即伤，而其他人员伤亡介于25,000人到28,000人之间——为参战的75,000名作战人员的三分之一强。  
　　米德的谨小慎微在战斗结束后，依然如故。罗伯特·李的军队7月4日在战壕里整整待了一天；接着，在满怀希望地开始北进的整整一个月后，这支部队垂头丧气地冒着暴风雨撤往弗吉尼亚。林肯从一开始就认为，邦联军的进攻不但不会构成威胁，在更大程度上倒是个机会——是个在远离后方基地的地方削弱并有可能消灭叛军的机会。在总统的敦促下，陆军总司令哈勒克一再给米德发电，指示他“向前推进，在李渡过波托马克河以前向其发动进攻。”联邦军骑兵对罗伯特·李率师撤退加以骚扰，击毁了他们在波托马克河上架的浮桥。由于近日多雨，该河的水位太高，无法涉水而过，遂使罗伯特·李陷入困境。掉队和开小差已使李部的作战人员减至42,000人，而米德则得到增援，其兵力恢复到85,000人。然而，米德本人却精疲力竭，对哈勒克不断地发来的催促电报显得心烦意乱。他慢吞吞地尾随着罗伯特·李，对是否进攻邦联军设于威廉斯波特的筑垒防线犹豫不决。此时，邦联军的工兵则在拼命地飞架一座新桥。在7月13-14日夜间，叛军从新架起的桥上逃之夭夭，仅损失了几百名殿后部队。  
　　林肯得知此消息后感到极为懊恼。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写道：“我只有一、两次看到总统如此烦躁，如此垂头丧气。”林肯说：“我们已经胜利在望，只要伸出手去，一切就都是我们的。但是，无论我怎么说或怎么做，都无法使军队前进。”当哈勒克函告米德，总统很不满意时，这位性情暴躁的将军就递上了辞呈。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因为米德尽管行动迟缓，但葛底斯堡之战而为公众所大加赞扬。在取得这样一次胜利后解除一位将军的职务，这对政府来说，如果不是更糟的事，似乎也是一件蠢事。哈勒克再次向米德保证，政府对他很信任，并拒绝接受辞呈。林肯伏案给米德写了一封信，以平息将军的怒气。但总统本人的不悦却使这封信有悖他的初衷，所以他始终没有发出这封信。他在信中先对米德的胜利表示祝贺，然后这样写道：“我亲爱的将军，我相信，你并未意识到李的逃遁所带来的不幸有多大。你完全可以抓住他。联系到最近取得的其他胜利，如果抓住他，就会结束这场战争。现在看来，这场战争将无限期地拖延。”林肯所说的“最近取得的其他胜利”，指的是夺取维克斯堡和哈得孙港，以及罗斯克兰斯把布雷格逐出田纳西中部。  


联邦在西线的胜利  


攻下维克斯堡和哈得孙港  
　　在5月22日进攻失利后的六个星期中，在维克斯堡，联邦军坚定不移地加强了对它的包围。工兵在邦联军防线下挖掘坑道，并于6月25日在坑道中实施地雷爆破，但与之配合的进攻却未能取得突破。另一地雷准备在7月6日爆破，届时格兰特计划发动一场全力进攻。但是，不待北军发动进攻，叛军就够呛了；他们的口粮已经减到定量的四分之一；昼夜受到大炮和迫击炮不停地轰击的威胁；白天还有狙击手对他们放冷枪；他们已疲惫不堪，几乎处于饥饿状态。留在维克斯堡的平民住在洞穴里，分吃士兵那点配给的食物，到后来，就用骡肉和老鼠来充饥了。他们把获救的唯一希望寄托在约瑟夫·约翰斯顿身上，他集中各部队残余力量，组成一支30,000人的军队，滞留在东面20英里处的大布莱克河的对岸。但约翰斯顿缺乏给养、武器和交通工具，而格兰特的防线却因拥有70,000名顽强而装备精良的老兵而得到加强。6月15日，约翰斯顿向里士满报告：“我认为，维克斯堡已经没有救了。”  
　　被困在维克斯堡的许多士兵也是这样想的。6月28日，他们向彭伯顿将军发出呼吁书，其结尾是：“你如果不能给我们口粮，你最好就投降。”7月3日，彭伯顿打着白旗越过防线，同格兰特谈判投降条件。当然，双方对此时在遥远的宾夕法尼亚发生的形成高潮的这些事件，都一无所知。维克斯堡要塞于7月4日正式投降。30,000名邦联战俘宣誓(即他们发誓，在交换战俘以前，不拿起武器)后，被释放。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趁机逃回家园，再也不打仗了。  
　　 7月4日天黑以前，谢尔曼率军50,000，尾随着正在兜圈子的约翰斯顿的部队。约翰斯顿把这些邦联军撤回到杰克逊城，希望诱使谢尔曼派步兵猛攻那里的坚固的防御工事。但是，经过若干激烈的小冲突，谢尔曼开始包围该城，以便像在维克斯堡那样使守军遭受饥饿而屈服。这正是约翰斯顿所担心的。因此，他于7月16日夜开始悄悄地撤退，把密西西比中部拱手让给联邦军。  
　　邦联军的损失还不止于此。5月23日，联邦军的班克斯将军以15,000部队以及法拉格特舰队的几艘军舰包围了哈得孙港。这个港口周围的堑壕以及沟壑、树林和河川的浅水支流等天然防御屏障，比起维克斯堡的设防，毫不逊色。班克斯于5月27日和6月14日曾两次发动进攻，两次均被击退，使联邦军的伤亡10倍于守军。第二次进攻失利后，班克斯就主张迫使守军因饥饿而屈服，而这次守军所遭受的饥饿之苦更甚于维克斯堡。一位邦联军士兵在日记中写道，人们吃光了“所有的牛肉、所有的骡子、所有的狗、所有的耗子”。维克斯堡投降的消息传来后，哈得孙港的指挥官别无选择，只好在7月8日投降。邦联被一截为二。此时，密西西比河便成为联邦军的一条交通干线。7月16日，泊在新奥尔良码头的一艘商用汽船就来自圣路易斯，一路上并未受到什么骚扰。密西西比河两岸的叛军狙击手虽然令人生畏，但林肯说得好：“江河之父将平静地回归大海。”  
　　人们普遍认为，格兰特指挥的维克斯堡战役是这场战争中最为成功的战役。他的部队毙伤敌军10,000，又俘敌37,000(维克斯堡30,000，在此以前7,000)，其中包括十五位将军，而自己的伤亡却不到10,000。他们还缴获了172门大炮、60,000枝步枪。一位著名的英国军事史家写道：“我们必须追溯到拿破仑指挥的历次战役，才找得到时间同样长，损失同样小，而战绩又同样辉煌的战例。”林肯对维克斯堡的结局感到很高兴，这与在葛底斯堡战役后坐失良机大不相同。总统说：“格兰特是我需要的人；在今后的战斗中，我也是他需要的人。”  
　　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的损失从根本上动摇了邦联。一位在维克斯堡被俘的邦联军列兵写道：“现在，我看，现在南部已没有任何维持下去的前景了。我们丧失了密西西比河，我们的国土被分割，剩下的已经不值得为之战斗了。”一位曾在葛底斯堡战斗过的叛军士兵后来写信给他的姐姐说：“我们挨了一顿狠揍。……他们处处都在狠揍我们。……我希望他们会讲和。这样，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就能重返家园。”维克斯堡的失守，使杰弗逊·戴维斯“至为忧伤。……我们现在正处在政治生存的最黑暗时刻。”邦联军械处主任乔赛亚·戈格斯于1863年7月28日在日记中写道：  
　　各种事件以灾难性速度接踵而来。在短短的一个月以前，我们显然就要取胜。李当时在宾夕法尼亚州威胁着哈里斯堡，甚至威胁着费城。看来维克斯堡要嘲弄格兰特的一切努力……。但现在，眼前的景象之暗淡，就仿佛早先它有过光明的时刻那样……。人的力量居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造成如此变化，真令人难以置信。我们昨天还驰骋于成功之巅——而如今，我们的命运似乎就要彻底完蛋。邦联现在摇摇欲坠，行将解体。  



邦联军撤出田纳西州  
　　 1863年7月，南部在一连串灾难之后又增加了一个，这就是布拉克斯顿·布雷格的部队从田纳西中部的撤退。1862年底的斯通河之战结束后，在近半年时间内，两败俱伤的双方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在默夫里斯伯勒以南交战。尽管罗斯克兰斯的坎伯兰军团所拥有的步兵团几乎比田纳西军多两倍，但邦联军在骑兵方面还是占优势。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和约瑟夫·惠勒率骑兵向罗斯克兰斯的交通线发动了好几次袭击，而约翰·亨特·摩根则开始发动一场颇有声势的然而收效甚微的袭击。他一直挺进到印第安那州和俄亥俄州，最后他和他的大部分人马一起被俘。游击队亦给联邦方面的供应线造成严重的破坏。罗斯克兰斯采取了报复行动，派出一支骡队进行袭击(他的马匹不足)，深入邦联军后方，切断了查塔努加和亚特兰大之间的铁路线。但是，福雷斯特在亚拉巴马州追上了这些袭击者，并将他们俘获。  
　　华盛顿不断地催促罗斯克兰斯发动攻击布雷格的战役。就在林肯等得不耐烦时，罗斯克兰斯终于在6月24日采取了行动。他一旦行动起来，就不顾一连两周下雨，快速和机智地把手下的63,000人部署就绪。在坎伯兰的丘陵地带，有45,000邦联军踞守在四个隘口后面的坚固防御阵地上。罗斯克兰斯一面用骑兵和一个军的步兵佯攻西面的隘口，一面派出三个军穿过或绕过其余的隘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邦联军在弄清是谁在进攻他们之前，不是被赶出阵地，就是被从侧翼绕过。  
　　布雷格被迫撤回塔拉霍马之后，又大吃一惊，因为这时联邦军的一个装备着可连发七弹的新式卡宾枪的步兵旅乘车迂回到邦联军的后方，并威胁了他们的生命线——铁路。他再次后撤，一直撤退到查塔努加。罗斯克兰斯在一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里，仅以伤亡560人的代价，就把敌军几乎压到佐治亚州境内。来自华盛顿的电报通报葛底斯堡大捷和维克斯堡大捷的消息，使罗斯克兰斯很生气。他回电说，他希望陆军部不要只“因他写下的不是血书”，就无视他取得的成就。  
　　查塔努加是个战略地位很重要的城市，位于田纳西河流经坎伯兰山脉时冲刷而成的山峡中。它既是邦联控制下的两条横贯东西的大铁路的枢纽，又是通往田纳西东部和佐治亚军事工业区的门户。由于北军攻占维克斯堡已使邦联被分隔成两块，那么再经查塔努加进入佐治亚州，又把邦联分隔成三块。林肯极力敦促罗斯克兰斯乘邦联军立足未稳之机，迅速攻击查塔努加。但是，这位受到坚决支持的将军则坚持认为，不修复全部铁路和桥梁，不把新的后勤基地堆满物资，就不能向前推进。罗斯克兰斯还要求另一支联邦军同时从肯塔基向诺克斯维尔推进，以保护其左翼。这就是安布罗斯·E·伯恩赛德指挥的那个新组建的俄亥俄军团。他在被解除波托马克军团的指挥权后，就被派往西线。8月中旬，两支联邦部队开始向前推进。伯恩赛德的24,000部队迫使在数量上居劣势的邦联守军要么从诺克斯维尔撤退，要么投降。多数守军投奔驻扎在查塔努加周围的布雷格的主力部队。9月3日，伯恩赛德进入诺克斯维尔，终于达到了林肯所期望的解放田纳西东部的目的。  
　　与此同时，罗斯克兰斯再次显示出他那一旦行动起来，就能迅速而机智地调动千军万马的能力。他一面以三个旅的兵力佯攻查塔努加北部各交通要冲，一面率领大部分部队在该城南部的几个地方同时横渡田纳西河。布雷格受佯攻的迷惑，以为“耗子从这么多洞里同时窜出来”，他发现在城南出现的联邦军已从两翼威胁着他在查塔努加的强大防御工事。随着联邦军越过崎岖的山口挥师东进，直指布雷格的生命线——西部通往大西洋的铁路时，这位邦联将军于9月9日撤离查塔努加。  


奇克莫加战役  
　　这是罗斯克兰斯在两个月内第二次把布雷格调离战略要地。可现在战争的命运开始发生变化。布雷格施展了他的骗术诡计，把“逃兵”派往联邦军战线，传播邦联军士气低落以及撤退的谣言。罗斯克兰斯急忙率部队前进，以切断这想像中的撤退。他让三个军分别穿过相距各20英里的山峡。然而，布雷格非但没有撤退，反而在查塔努加东南集结兵力，以打击彼此分离的联邦军各部。布雷格已得到密西西比州的约翰斯顿两个师的增援，从而使他的兵力与罗斯克兰斯相差无几。在里士满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戴维斯和罗伯特·李决定让朗斯特里特再率领两个师驰援布雷格。邦联铁路当局虽然条件有限，但倾其全力把12,000部队以及全部装备、大炮和牲畜从弗吉尼亚州运到佐治亚北部。由于伯恩赛德的部队已封锁了经由诺克斯维尔的近路，邦联军的增援部队就不得不途经亚特兰大，沿着不同路段遭到破坏的铁路线而绕道965英里。此行花了10天，只有不到三分之二的部队按时抵达，参加战斗。但是，他们的到来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朗斯特里特抵达以前，布雷格曾有三次机会，可以伏击罗斯克兰斯的分散的部队。但是，他的军长们每次都找到了不执行进攻命令的借口。这些流产的邦联军调动使罗斯克兰斯开始意识到他的危险处境。他命令各部队在查塔努加南面十二英里的奇克莫加河谷集结。随着朗斯特里特的第一个团于9月18日下火车，邦联军各部即开始强行通过奇克莫加，企图包抄联邦军左翼，并切断联邦军与设在查塔努加的基地的联系。翌晨，全面战斗爆发。这次战斗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次战争中最为激烈，然而又最令人迷惑不解的一次战斗。战场的很大一部分覆盖着茂密的树林和灌木丛。能见度有限；各师、各旅都各自为战，与全面的战斗计划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一位联邦军将领把奇克莫加战斗说成是“一场疯狂的非正规战斗，与大规模的游击战颇为相似”。  
　　尽管双方都未在9月19日取得任何优势，但邦联军的几次以师为单位的进攻，已迫使联邦军收缩防线。乔治·H·托马斯指挥的联邦军左翼承受着大部分压力。托马斯预料邦联军会在早晨再次攻击他那个军，于是就说服罗斯克兰斯加强左翼。布雷格的确打算袭击联邦军左翼。可是，他在9月20日晨的进攻发动迟缓，而托马斯则有援军助一臂之力，打退了邦联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双方都损失惨重。  
　　后来，邦联军来了好运气，从而使战斗变得对他们有利。一位联邦军参谋没有看见一个联邦师在弥漫的硝烟和树丛中列成阵势，于是就报告说，联邦军右翼有个缺口。罗斯克兰斯命令另一个师前去堵住这个假想的缺口。于是，当这个师从阵地上撤下来，去填补那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缺口时，却造成真正的缺口。恰巧，朗斯特里特就在这时径直向这个因联邦军这次错误的调动而造成的缺口发动进攻。中午时分，叫喊着的叛军突破了这个缺口，切断了两个联邦师与其他部队的联系，进击右翼的余部，并大有楔入托马斯部队背后之势，而此时托马斯的部队还在拼命地对付正面的敌人。罗斯克兰斯与溃退的联邦军右翼部队不期而遇，他和各师的残部一起逃往查塔努加。然而，托马斯仍保持镇静，把三分之二的兵力坚持在阵地上。幸有两个后备旅及时赶到，他才免遭一场大难。由于两个后备旅的增援，托马斯在联邦军右翼建立了新的防线，击退了邦联军的好几次全力进攻。就在这天夜里，联邦军撤往查塔努加。托马斯因其非凡的指挥才干而得到“奇克莫加岩石”的美名。  
　　奇克莫加之战是邦联军的一次重要的战术性胜利。罗斯克兰斯电告华盛顿：“我们遭到极大的灾难。”消息传到里士满，一位政府职员兴高采烈地在日记中写道：“这次大捷的后果将是激动人心的。整个南部将再次充满爱国热忱，而北部则将相应地意气消沉。……可以断言，联邦政府现在必须认识到，分布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的南部人民是不可征服的。”  
　　但是，南部的胜利是以伤亡18,454人的代价换来的，几乎占参战人员的30%。联邦军的伤亡也几乎相等(16,170人)。但是，北部的损失可以弥补，而南部则不能。结果，奇克莫加战役成了邦联军的最后一个有意义的进攻性胜利。这场胜利还表明它是一场没有战略性后果的胜利。由于布雷格未能乘胜扩大战果，罗斯克兰斯仍占据着查塔努加。  
　　相互责难困扰着邦联军的高级指挥层。由于布雷格未能利用朗斯特里特的突破，也由于他没有在次日趁联邦军仍然混乱之机再次发动进攻，布雷格麾下著名的将军们一起指责他作战的战术拙劣，而好争论并爱吹毛求疵的布雷格则指责他的几位部下动作迟缓或不服从命令，他把两位军长撤职。后来，争吵竟闹到这种地步，杰弗逊·戴维斯为此从里士满长途跋涉到布雷格的司令部去平息这种讨厌的争论。但这位邦联总统竟把问题处理得极其糟糕了。他当着布雷格的面询问每个主要将军：是否认为部队需要一个新统帅。每个人都说要个新的统帅，但戴维斯却决定仍由布雷格指挥！约翰斯顿和博雷加德是南军数一数二的将领，都可担当此任，然而却不为戴维斯所青睐。戴维斯仍然器重布雷格，然而却没有几个人同意这个看法。  


查塔努加的几次战斗  
　　奇克莫加战役结束后，林肯处理指挥问题时更为灵活巧妙。邦联军已把罗斯克兰斯围困在查塔努加：布雷格的部队已占领该城东面的传教士岭，并把大炮架到雄伟的卢考特山顶，从而控制住西面和南面的全部道路。北方佬能够利用的唯一的供应线是条迂回的道路，需要翻山越岭才能到达北部。不过这条道路在雨天几乎无法通行，而且在任何气候条件下都很容易受到叛军炮火的轰击。然而，联邦政府还是决定增援罗斯克兰斯。陆军部命令谢尔曼指挥的17,000人从密西西比州东进，并用火车把波托马克军团的20,000人从1,200英里以外的弗吉尼亚调到查塔努加。林肯再次起用约瑟夫·胡克，让他在新战场上指挥波托马克军团的两个军。这次战争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后勤成就就要算部队的这次调动了。北军从弗吉尼亚调往田纳西的部队几乎是邦联军上个月调动数量的两倍，但距离更远，需时更短。  
　　但是，只要查塔努加的部队得不到给养，把这些士兵部署到那里就毫无意义。坎伯兰军团有面临长期饥饿之虞。到10月中旬，已有数千匹战马死去，士兵的口粮也减到定量的四分之一。奇克莫加的失利似乎使罗斯克兰斯一蹶不振，无力应付这场危机。10月17日，林肯把从阿巴拉契亚山脉到密西西比河之间的联邦所有军区通通交给格兰特将军全面指挥。格兰特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让托马斯接替罗斯克兰斯的职务，担任坎伯兰军团司令。他的第二个行动是亲自往查塔努加。正如一位军官后来所写的那样，当格兰特抵达时，“我们开始看到事情在进展。我们感到每件事情都按照计划进行。”格兰特执行了一个事先制定的作战计划，以打破对给养的封锁。10月27日夜，一个联邦旅乘架设浮桥用的平底船悄悄地顺流而下，前往布朗渡口；同时另外两队人马则从陆路前去攻击把守通往渡口的各条大道的前哨。联邦军在拂晓时分开始出击，先是把邦联军赶跑，击退其反攻，随后即架好浮桥。于是，他们在卢考特山顶的邦联军大炮射程以外建立了一条新的供应线(饥肠辘辘的联邦士兵给它起了个“饼干线”的雅号)。  
　　由于驻扎在卢考特山谷的兵力不足以防止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布雷格根据戴维斯总统的命令于11月4日派朗斯特里特率15,000人(后又增加了5,000人)前去把伯恩赛德赶出诺克斯维尔，因而又犯下了一个更大的错误。朗斯特里特认为这是甚为愚蠢的行动，这使布雷格的兵力减至45,000人，而这时新抵达的胡克部则使联邦军的兵力骤增至将近60,000人。朗斯特里特还认为，就他所接受的任务而言，他的兵力是太少了。后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邦联军于11月29日向诺克斯维尔防御工事发动的攻击被击退了，南军损失很大。  
　　谢尔曼率另一支部队——田纳西军团的17,000人再回到查塔努加，于11月15日抵达，从而使联邦军拥有了主动权。联邦军的三大主力——坎伯兰军团、田纳西军团和波托马克军团——各有一部在格兰特统帅下组成联军共同作战。这是在这次战争中唯一的一次。布雷格在400英尺高的传教士岭上据守着一条六英里长的防线，山脚下和山顶上都掘有战壕，而在陡峭的半山腰，还有一条未修完的散兵壕。邦联军的三个旅占据着高达2,000英尺的卢考特山。内战的全部经验告诉人们，从正面攻击传教士岭无异于自杀。因此，格兰特的作战计划要求，由谢尔曼率田纳西军团的四个师在岭北端实施侧翼攻击，同时由胡克率三个师直接进攻，或者绕过卢考特山，穿过其间的山谷，直扑传教士岭，进攻那里的叛军左翼。托马斯的坎伯兰军团担任的是次要任务，即威胁邦联军中路，以防敌军向两翼增援。托马斯的部队急于为奇克莫加的失败报仇，因而为充当这个消极角色而恼怒。他们坚决要格兰特收回成命：“他们不得跃出战壕出击。”  
　　 11月24日，胡克的几个师经过连续的小规模战斗，精彩地完成了第一项任务，把数量上居劣势的叛军赶下卢考特山。由于这些战斗被大雾遮掩，故称为“云端战斗”。次晨，雾散日出，卢考特山顶上的一面星条旗在两军面前迎风招展。这时，谢尔曼的几个师却遇到了麻烦。他们在攻下传教士岭北端的一座小山后，发现这座小山不过是条支脉，一条乱石嶙峋的峡谷把它与主脉分隔开来，那边盘踞着帕特里克·克利伯恩的加强师，这是布雷格手下的最好的一个师。11月25日晨，谢尔曼手下经过战斗锻炼的西部人向该阵地发动进攻，但未能成功。尽管格兰特派兵增援，谢尔曼仍是毫无进展。  
　　当胡克率师赴传教士岭另一端时，由于查塔努加河上的桥遭到破坏而耽搁了几个小时，当他抵达后，格兰特即命令托马斯向传教士岭下的第一道叛军战壕防线实施牵制性攻击。托马斯的士兵以曾在奇克莫加溃退的部队中的两个师为先导，斗志昂扬地开赴前线，一举攻占了这些地势较低的战壕。然而，他们一旦攻占了这条战壕，就立刻把自己暴露在叛军于山腰和山顶的第二道和第三道战壕组成的火力之下。联邦军的若干团开始向山坡进逼。很快，在一片兴奋的叫喊声中，全线同时向前推进，越过由战壕组成的第二道防线。格兰特怒气冲冲地问道：“是谁下令让他们攻上山的？”谁也没有下达这道命令。它不过是在士兵们开始行动后，由第一线指挥官临时下达的命令。正像格兰特和托马斯在一英里以外的后方指挥所惊异地观察到的，联邦军在这次进攻中，比皮克特在葛底斯堡的进攻显然更没有希望，但他们蜂涌向前，直插顶峰。  
　　但是，布雷格的工兵军官犯了个错误，他们把高处的战壕筑在该岭地形上的制高点，而不是筑在略低几英尺的“军事上的制高点”，以使地面上的一些隆起地块挡不住其火力。因此，迎面而来的北方佬发现了这些沟壑和小洼并在它们的掩护下向前推进，一直推进到足以向叛军防御阵地纵射的距离内。倾刻间，惊慌失措的邦联军垮掉了，数千名士兵非逃即降。一位军官写道，大获全胜的联邦军“完全陶醉在兴奋之中”。他们在这嘲弄人的胜利中高喊着“奇克莫加！奇克莫加！”，同时还看着身着灰色军服的叛军“仓皇逃下山去，遁入林中，一路上丢下不少背包、滑膛枪和毛毯”。  
　　格兰特认为，“再也没有别的部队像布雷格的军队那样遭到痛打的了”，所以希望组织一次猛烈的追击，以全歼之。可是，克利伯恩那个师并未后退一步，从而有效地发挥了殿后作用，使布雷格得以在南面25英里处的佐治亚州的多尔顿附近建立一条坚固的防线。打了几个小仗后，天气变得恶劣起来，两军各自返回冬季营地。  
　　猛攻传教士岭是这场战争中最辉煌的战绩之一。当有人谈起布雷格曾认为他的阵地坚不可摧时，格兰特微笑着说：“嗯，它曾经是坚不可摧的。”坎伯兰军团完全收复了奇克莫加。不仅如此，该军团还最终完成了在维克斯堡和葛底斯堡突破邦联军后方以后所开始的一连串胜利，尽管前面还有一些流血最多的战斗。查塔努加的失守也决定了布雷格的命运。这位将军私下向戴维斯承认：“这场灾难不容辩解。作为一个指挥官，这是罪有应得。我们两人恐怕都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即在一片反对声中仍决定我留任指挥官。”戴维斯勉强任命约瑟夫·约翰斯顿接替布雷格担任田纳西军司令的职务。  
　　查塔努加大捷进一步证实，格兰特是联邦最伟大的将军。从此以后直到1864年3月，他担任联邦陆军总司令。和格兰特一起成为联邦最后胜利的缔造者的，还有另外三位也曾在查塔努加作战的将军——谢尔曼、托马斯和谢里登。他们四人皆来自西部战场。1864年，他们之中的两位——格兰特和谢里登——前往东线的波托马克军，试行他们制定的克敌制胜的方案。  


1863年的战争与外交政策  
　　 1863年1月，亨利·亚当斯 [ 编者注：亨利·亚当斯(1838-1918)，美国历史学家，名记者、作家。185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内战期间，其父亲弗朗西斯·亚当斯任联邦政府驻英国公使，他任父亲的私人秘书。著有《美国史》、《民主：一部美国小说》等。 ] 在伦敦撰文称：除非联邦军队再遭到一次灾难性打击，否则邦联就没有希望得到外国承认。钱瑟勒斯维尔就是这样的一次灾难。之后，罗伯特·李入侵宾夕法尼亚和格兰特进攻维克斯堡的初战失利，都使人们重新谋求邦联得到外交承认。6月22日，拿破仑第三曾就联合承认南部而采取行动的问题与英国议会的亲邦联议员进行磋商。对这一行动很不幸的是，被选中于6月20日在英国议会提出此动议的人是约翰·罗巴克，他是一个被亨利·亚当斯恰如其分地形容为“比半疯还半疯”的人。罗巴克在一篇漫无边际的讲话中，不慎重地泄露了他和拿破仑第三的谈话细节。议会对这种追随法国的想法，顿时爆发出一种沙文主义的愤怒。帕默斯顿否认政府已从巴黎收到有关此问题的任何官方文件(这是有点儿诡辩的)。拿破仑第三对罗巴克的辜负信任颇为懊恼；于是，此事以彻底失败告终。这不但使亲邦联派普遍丢了脸，更使罗巴克信誉扫地。随后传来葛底斯堡战役和维克斯堡被攻下的消息，这对寄希望于英国的南部来说，则是致命的一击。亨利·亚当斯在7月23日写道：“现在人们立刻承认，谋求外来干涉的一切想法都已破灭。剩下的唯一冲突机会是铁甲舰事件。我们以极大的努力注视着这些铁甲舰。我认为，我们将会解决。”  


莱尔德撞角舰  
　　亚当斯提到的铁甲舰与“莱尔德撞角舰” [ 译者注：莱尔德撞角舰：这是一种在舰首装有金属撞角的军舰，由苏格兰探险家、造船技师莱尔德(1808-1861)设计并由他创立的莱尔德造船公司制造的。 ] 有关，这种战舰在1863年几乎使英美关系陷入危机，麻烦的根源在于英国对自己的1819年中立法作了模棱两可的解释。该法禁止“提供装备和设备、安装或武装”战舰以用来反对任何与英国处于和平状态的国家。1861年6月，佐治亚州人詹姆斯·布洛克率一个使团来到利物浦，为邦联购置或建造战舰。布洛克是一个顽强而机智的代理人，以有限的财力取得了出色的成果。他为邦联签了一个合同，建造两艘威力很大的商船劫掠船，这就是后来的“佛罗里达”号和“亚拉巴马”号。这两艘商船劫掠船击沉或俘获了一百多艘过往的美国商船。布洛克在利物浦的对手是美国领事托马斯·A·达德利。这位领事雇用特务、密探、双重间谍专门收集违犯英国法律而为邦联建造上述两艘商船劫掠船和其他军舰的证据。布洛克也用自己的间谍去对付他们，如伪造船舶国籍文件，向达德利的密探递送假情报，还制造假象，以便这些船只在驶离英国以前不能在法律上证明其真正用途。  
　　英国为它的中立法提出了狭义的技术性辩解。外交大臣罗素勋爵说，只要这些英国建造的船只没有在英国领土上“安装和武装”成为战舰，就没有违反中立法。“佛罗里达”号驶离利物浦时没有武装，只是后来在巴哈马群岛(这本身即为英国领土)才被改装成为商船劫掠船的。到1862年7月，由于有明显的证据表明“第290号”船将以同样方式驶离英国，罗素才下令没收该船。可是，就在这个命令由于法律上的模棱两可和官僚们的玩忽职守而被耽搁下来时，布洛克从一个双重间谍那里听到风声，于是不等没收令下达就把已造好的船开出海上去“试航”。该船再也没有返回港口，而是驶往亚速尔群岛，在那里按预定计划装备成一艘专门袭击商船的驱逐舰，从而开始了它以“亚拉巴马”号命名的海上作业。  
　　布洛克还与莱尔德造船公司签订合同，建造两艘铁甲战舰，舰首的水下部分装有七英尺长的大铁钎。这类“莱尔德撞角舰”的威力超过任何船只，是专为撞毁联邦封锁舰队的木船而设计的。布洛克千方百计地保守机密，不泄露这种战舰的真正用途。他甚至把这舰只的所有权转让给一家法国公司，而这个法国公司表面上是为埃及的帕夏购买这些船的！但是，达德利的侦探们搜集到的证据堆积如山，都说明这些船是为邦联建造的。1863年的整个夏天，美国驻英公使弗朗西斯·亚当斯不断质问英国外交部，并含蓄地威胁说，如果允许撞角舰溜走，就要开战。罗素理屈词穷地答道，没有确凿的证据，他也无可奈何。9月5日，亚当斯写了一份气势汹汹的照会，其结尾的措词是：“我如果向阁下指出这就是战争，或许是多此一举。”  
　　次日，英政府扣押了这些船只，后来又买下，交给皇家海军。当外交信件公布时，亚当斯在美国几乎成了英雄，显然，由于他的“这就是战争”的照会才迫使约翰牛让步的。其实，在收到亚当斯照会的前两天，英政府就已决定扣押这些撞角舰了。然而，事情出现这种结果的确应归功于亚当斯。他在前几个月提出的强硬抗议，再加上西沃德在华盛顿对英国大使持同样强硬的方针，都始终对英政府保持着毫不松动的压力。英国商人和海军军官担心，如果一个中立的美国为英国的敌人建造驱逐舰，那末，在未来的一场战争中，结局甚为可虑。因此，他们也向女王政府施加了压力。  
　　对邦联来说，在外交政策处处不尽人意的一年中，没收莱尔德撞角舰事件是最沉重的打击。求得英国承认和调停的一切希望都已破灭。现在，在英国建造战舰的机会看来也丧失了。由于受挫，邦联把英国一些领事(他们仍被官方派驻联邦)驱逐出南部城市，并把詹姆斯·梅森专员从伦敦调至巴黎。这就等于外交关系的破裂。然而，这无损英国一根毫毛，而且，对邦联来说，除了或许保持住其受到损害的尊严以外，也毫无作用。从现在起，邦联的外交将集中于法国了。  


在墨西哥的阴谋  
　　起初，那个地区的事态似乎还很有希望。法国皇帝对南部的同情是众所周知的。自1862年始，拿破仑第三就使帝国在墨西哥参与了一场冒险，而联邦的胜利则会危及他们的成功。1861年的墨西哥在政治和财政上的不稳定，引起了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军事远征，以索回墨西哥欠下它们的外债。经过谈判解决后，英国和西班牙于1862年撤出军队。但是，拿破仑第三把一些不可能满足的要求强加给软弱的墨西哥政府，并于1863年增兵35,000人。这些军队占领了墨西哥城，并于1863年6月推翻了自由主义的领袖贝尼托·胡亚雷斯。  
　　与此同时，邦联已与墨西哥北部省份的反胡亚雷斯的酋长们结成准同盟关系，这些酋长们又从偷越德克萨斯边界的走私贸易中捞取好处。到1863年，南部外交的主要目标是与法国签订一个协议。根据协议，邦联承认法国控制下的墨西哥政权，以换取法国对邦联的承认。当拿破仑第三策划选择奥地利的费迪南德·马克西米利安大公为墨西哥国王时，邦联使者就到马克西米利安那里建议结盟。尽管这位奥地利人有这种愿望，但其主子拿破仑第三并不真心愿冒与美国交战的危险。国务卿西沃德巧妙地在两个极端之间指导着美国外交政策：其一是放弃门罗主义；其二是公开与法国决裂。他彬彬有礼然而却坚定不移地警告拿破仑第三，美国不会容忍外国干涉墨西哥。但他同时也含蓄地暗示：法国如继续不承认邦联，他的国家就有可能承认马克西米利安。  
　　这种胡罗卜加大棒政策相当奏效。在欧洲的冲突中越陷越深的拿破仑第三逐渐对墨西哥失去兴趣。他与邦联使者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阻止法国为邦联建造战舰。邦联谋求欧洲的承认和援助的最后一次认真的努力已遭到失败。邦联于1865年垮台后，对天真的马克西米利安来说，拿破仑第三在墨西哥冒险的结局是悲剧性的。邦联军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后，美国把50,000名经过战斗磨练的老兵派到德克萨斯-墨西哥边境；而同时，西沃德对法国越来越大地施加压力，以使它的军队撤出墨西哥。法国于1867年撤军时，马克西米利安政府随之垮台，马克西米利安本人则为胡亚雷斯派系的人处决。

第二十章 1863年的战争问题与政治  
詹姆斯·M·麦克弗森 [美国]  
[出自《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1981  
瓦兰迪加姆与铜头蛇争夺权力  
身穿蓝军装的黑人  
　 海军中的黑人  
　 征募黑人士兵  
　 参加战斗的黑人士兵  
北部的征兵  
士兵在内战中的社会经济状况  
北部对征兵的反抗与骚乱  
解放奴隶事业的巩固  
邦联内部在政治上的不满  
　 对杰弗逊·戴维斯的批评  
邦联的人身保护法和州的权利  
　 反对派领袖们  
无政党政治的不利之处  




　　北部在1863年下半年取得的军事胜利对联邦和邦联的内政产生了强大影响。在波托马克河以北，这些胜利完全改变了过去半年一直在加速发展的后方对前方的支持日益减弱的现象。特别是葛底斯堡战役使北部人民兴高采烈，恢复了信心。一位纽约人得悉宾夕法尼亚这一战役的结果后写道：“这次胜利所产生的后果是无可估量的。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政府的力量都增强了好几倍。……铜头蛇至少在目前是不可能有任何作为了。”但是，在葛底斯堡战役之前，铜头蛇的势力已发展壮大，他们几乎使社会濒于分裂，在政界要重新组合，并使北部的战争努力发生动摇。  


瓦兰迪加姆与铜头蛇争夺权力  
　　 1863年春，克莱门特·瓦兰迪加姆正在俄亥俄州竞选民主党的州长提名。他在寻找一件有助于自己作出牺牲并得到提名的事件时，发现伯恩赛德将军无意中成了他的盟友。伯恩赛德的政治判断力表明并不比他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所表现出的军事判断力好些。他被免去波托马克军团的指挥职务后，便被任命为俄亥俄军区司令，司令部设在辛辛那提。 [ 注：联邦军和邦联军都建立了名为“军区”的地区军事组织机构。每个军区由一位负责指挥的将军领导，负责军区管辖范围内的作战和军事行政事务。某些军区的边界线和名称经常改变，这对研究南北战争的人来说，是产生极大混乱的根源。最活跃的联邦军区设在作战地区以及被占领的邦联各地。然而，联邦各边疆州以及北部各州亦自行组成军区。部队在这些军区内负责击退入侵、镇压内部暴乱、防范间谍活动及破坏活动，负责征兵等。在1863年，俄亥俄军区由田纳西河以东的俄亥俄、伊利诺伊、印第安纳、密歇根和肯塔基各州组成。 ] 在这里，他发现自己身处铜头蛇的老窝，而此时又恰逢反战情绪上升时期。4月19日，他发布“将军第38号通令”，宣布他的军区将不再容许叛国行为。  
　　在5月1日的一个讲话中，瓦兰迪加姆故意向这个命令挑战。他把几个月以来所讲过的问题又说了一遍：这场战争是一次极其糟糕的失败；解放宣言应予否定；征兵和暂停执行人身保护法是违反宪法的；选民应该废黜“林肯王”；北部应该停止战斗，宣布停战，邀请邦联参加和会，以恢复原先的合众国，如有必要，就排除新英格兰参加。根据伯恩赛德的解释，这就是叛国。5月5日凌晨2时，一连军队来到瓦兰迪加姆在代顿的家，破门而入，将其逮捕。  
　　回顾一下过去五个月中在北部发生的那些政治事件，就能了解采取这一行动的背景。尽管历史学家对瓦兰迪加姆到底有多少追随者说法不一，但是，其势力的强大足以对北部在这个令人不满的冬天要把战争继续下去的愿望构成威胁。许多民主党政治家和编辑都在要求抵制解放奴隶，抵制征兵，甚至抵制这场战争本身。伊利诺伊州的一位前州长宣称：“尽管这些目标在这个[解放]宣言中是作为公开承认的战争目的而宣布的，然而南部既不可能也不应该被征服。”衣阿华州的一位民主党编辑认为，解放宣言使人们有理由在北部反对革命。他写道：如果人民“具有一点点在喀提林 [ 编者注：喀提林(Catiline，约公元前108-62)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贵族，他曾阴谋反对元老院。 ] 被逐时曾激励着罗马的那种精神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把[林肯][连同]内阁、国会等等通通扔到波托马克河里去。”在中西部几个县各自举行的民主党代表大会决议指出：“两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依靠武力是永远不能恢复联邦的”，同时号召“停止敌对行动”，并挑衅性地保证“我们不支持现政权为了实行邪恶的废奴而对南部继续进行十字军征伐；……我们将誓死抵抗把我们的任何公民征入军队的一切企图”。这种情绪不仅限于中西部的民主党人。纽约的忠实党徒举行的一次大规模集会的决议指出，“这场北部政府对南部进行的战争是非法的、违宪的，不应继续下去”。民主党的一个不热情的主战派霍雷肖·西摩在当选纽约州州长后，被推到了党的全国领导层。他在就职演说中说，“沾满鲜血的、野蛮的和革命的”解放奴隶政策将毁掉这个国家。  
　　言论是无足轻重的，而且大量的堂皇言论与信口空谈并无二致。但是，这种言论一旦导致人们采取行动，就像在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发生的情况那样，很危险了。这两个州在1862年的选举中已产生了民主党的州议会。这两个议会在就战争政策所进行的激烈摊牌中，同共和党的州长(于1860年当选)分庭抗礼。两个州的众议院都通过决议，号召停战，召开和会。伊利诺伊州议会甚至提出参加这样会议的几名特派代表。印第安纳的州议会轻蔑地否决了共和党州长奥利弗·莫顿的年度咨文，反而投票赞同纽约州州长西摩的那种“崇高的爱国激情”。两个州的民主党人都提出了可以使本州部队撤出战争的议案。  
　　理查德·耶茨州长在他所在的伊利诺伊州排除了这种威胁。他援引了一条含糊的宪法条款，从而使议会休会。印第安纳州州长莫顿做不到这一点，也无法成功地否决任何议案，因为，按照印第安纳州的宪法，简单多数即可推翻一项否决。但是，该宪法具体规定：议会必须有三分之二的议员出席，才构成法定人数。在莫顿的纵容下，共和党人不出席州参议院的会议，以致达不到法定人数。足足有两年，这位意志如钢的人在没有议会、没有任何拨款的情况下治理这个州。他靠银行和铁路的贷款，靠共和党控制的各县的捐款，以及陆军部的一笔250,000美元的补助金作为本州的活动经费。这是一种违背宪法但具有革命性的作法，不过这是革命时期。莫顿提醒陆军部长斯坦顿：“这项事业要是失败了，那你我都将遭受迫害，被关进监狱，被逐出这个国家。”斯坦顿不无夸张地答道：“这项事业要是失败了，我活不活也就无所谓了。”  
　　民主党主和派不仅在里士满而且在北部诸州都很有影响。邦联陆军部的一个公务员在1863年2月报告说，“一些来自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的公民”已到达南部首都，  
　　与我们的政府就结束战争的最佳办法进行磋商；若此举失败，就将提出西北部各州和邦联之间进行调整的某种方式，作为反对北方[即新英格兰]各州和联邦政府而实行的新的联合。……我毫不怀疑，如果战争继续进行到年底，我们就将看到这种态势：对美国政府作战的北部人比对南部作战的奴隶还要多。  

　　铜头蛇操纵的报纸公开鼓动军人开小差。人们读了这些报纸，就给他们当兵的儿子写这样的信：“我很遗憾，你们在进行……这么一场并不神圣的、违宪的可恶的战争，……这场战争除了使黑人获得自由，使白人沦为奴隶以外，别无它图。……回家吧，你要是不得已当了逃兵，是会受到人们保护的。”来自铜头蛇势力嚣张的地区的部队开小差的最多。1863年初，第128伊利诺伊团除35人外，全部开了小差。这些逃兵宣称：他们愿“躺在树林中，直到背上长起苔藓，也不帮助解放奴隶”。第109伊利诺伊团获悉奴隶解放宣言的内容后，有半数的人开了小差，而另一半人则变得很不听话，致使格兰特将军解散了这个团。两个团都来自伊利诺伊州南部的巴特纳特地区的县份。  
　　为了反击民主党主和派，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主战派组织了忠诚分子团体和出版机构，以动员人们对战争的支持。1863年，这些组织又合并为全国联盟(由共和党人控制)和效忠者联盟(以民主党主战派为主)。他们在是年的春季选举中获得首次成功， [ 注：与现在不同，举行州选举的时间在当时是因州而异的——有的在春天，有的在8月、9月或10月，有几个州在11月(与现在相同)。 ] 尤其在新罕布什尔州和康涅狄格州，而这两个州的民主党人却十分卖力地选举反战州长。这些选举向共和党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民主党主和派如果可在新英格兰获胜，就肯定会在其他各州取胜。全国联盟动员了全部财力，联邦政府尽力予以资助，陆军部批准本地士兵放假参加投票(经验表明，压倒多数的前线士兵投共和党的票)。即使有这么多的帮助，共和党人在康涅狄格州也只获得51.6%的选票，在新罕布什尔州获得43.8%的选票。只是新罕布什尔州的第三党——民主党主战派候选人拒绝接受民主党主和派的多数地位，并把他们之间的较量纳入议会内，共和党候选人才成功当选。  
　　在这种充满阴谋性谣言的政治气氛中，伯恩赛德以发表反战言论为理由逮捕了瓦兰迪加姆。一个军事委员会判决，在南北战争期间监禁这位俄亥俄人。一位联邦法官拒绝下令把瓦兰迪加姆交由民事法院监管。民主党人——甚至一些共和党人——谴责这种诉讼程序。纽约州州长西摩说道：政府的作法是“卑怯、野蛮和不光彩的。这岂止是走向革命的一个步骤，这就是革命。……它确立了军事专制主义。……如果它得到支持，那么我们的自由就荡然无存了。”  
　　俄亥俄民主党人一致提名受害的瓦兰迪加姆为州长候选人。尽管林肯对此事感到为难，但他拒不否定伯恩赛德将军或军事法庭对瓦兰迪加姆定罪的判决。反之，他使用了高明的一着：他把处罚由监禁改为流放，从而使这位铜头蛇的义士黯然无光。打着休战旗的联邦士兵一路护送瓦兰迪加姆来到布雷格将军在田纳西的防线。邦联军勉强接受了这个令人疑信参半的礼物。  
　　瓦兰迪加姆乘船偷越封锁线，从南部逃到加拿大，企图在那里指挥他在俄亥俄竞选州长的运动。爱德华·埃弗里特·黑尔写的一篇颇受欢迎的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人》，使人们清楚地接受瓦兰迪加姆遭到放逐的教训。瓦兰迪加姆的一些律师把此案告到最高法院，并在最高法院辩论说，军事法庭在战区以外审判一个平民是违反宪法的。但是，最高法院于1864年2月拒绝复审军事委员会的判决，因而实际上维持了对瓦兰迪加姆的有罪判决。 [ 注：1866年，人们的战争热情已部分地冷下来后，最高法院推翻了一项案情相近的军法判决。那个判决是在1864年对一位印第安纳州的铜头蛇兰丁·P·米利根作出的，其根据是，即使在战时，只要民事法庭在发挥作用，就必须由民事法庭审判平民。这项原则会使对瓦兰迪加姆的有罪判决无效。但是，法院这一判决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瓦兰迪加姆案，是有争议的。因为，他已于1864年返回俄亥俄州，而且林肯政府也允许他不受干扰地呆在那里，甚至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 ]  


身穿蓝军装的黑人  
　　瓦兰迪加姆事件是在民主党人畏惧黑人的心理日渐增强的情况下发生的。政府决定招募各黑人团队，则进一步助长了这种趋势。1863年2月，一位反对黑人士兵法案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大发雷霆道：“这是个白人有、白人治、白人享的政府，应该由白人来管理、防御、保卫和维持。”43位民主党国会议员签署了一份环形签名请愿书，谴责征募黑人士兵是共和党企图建立“黑人与白人一律平等”的邪恶的阴谋的一部分。  
　　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正确的。黑人士兵为北部而战的一个后果就是把取得人身自由的革命向种族平等推进一大步。这很早就是北部黑人和废奴主义者的目标，他们要求把招募黑人入伍放在首要地位。正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所说的那样：“一旦让黑人获取黄铜色的人身特权证，让他带上饰有鹰像的衣扣，让他扛上一支滑膛枪并在兜里装上子弹，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否认，他已获得了公民权。”  
　　尽管黑人在独立战争和1812年战争中都曾持枪作战，但他们后来很快地被解除了武装。1792年的一项联邦法令禁止黑人参加州里的民兵，而且也没有任何黑人获准参加正规军。1862年，反蓄奴制的将军们在堪萨斯州以及在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占领区招募黑人士兵时，政府就不予支持。只要北部仅仅为恢复联邦——原先的联邦而战斗，那末林肯政府就会认为不得不让这场战争一直成为“一场白人的战争”。  


海军中的黑人  
　　然而，海军历来有一些黑人水手。战争一爆发，联邦海军就不管什么人都用，其中包括来自北部各海港的自由黑人和来自南部的逃奴。他们大都以奴仆身份当司炉和抬煤的脚夫，但也有些黑人执行战斗任务。早在1861年8月，在成功地袭击哈特勒斯湾要塞时，就有一队由逃奴编成的炮手在“明尼苏达”号旗舰上操纵一门大炮。九个月后，一个名叫罗伯特·斯莫尔斯的南卡罗来纳奴隶立下了这场战争中最引人注目的战功之一。他在查里斯顿港强行夺取了邦联舰只“普兰特”号，驶出港口投奔联邦封锁舰队。在战争后期，斯莫尔斯“舰长”就在联邦海军当领航员，之后，进入政界，开始其杰出的从政生涯。总计有好几千黑人在联邦海军服役。他们在海战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征募黑人士兵  
　　 1862年，有些共和党人受到黑人参加海军作战的事例的鼓励，要求也征募黑人在陆地作战。到底雇佣体格健壮的逃奴比武装他们为联邦以及为他们自己的自由而战会好多少呢？当北部因缺少白人志愿人员而使政府在1862年夏下令起草民兵法时，上述论点变得更有说服力了。1862年7月17日颁布的两项法律，开创征募黑人士兵的时期。没收法的一项条款授权总统，“用他能做出最佳判断的方式”雇佣逃奴，以平息叛乱。民兵法的一项条款授权当局“在发现黑人能够胜任任何陆军或海军中的勤务时，可以招募他们服役”。  
　　这些法律都未要求总统征募黑人当兵。林肯临时把这些法律条款解释为授权他征募逃奴服劳役——自然，军队一年多以来就一直在这样做了。林肯大抵已下定决心武装黑人，他只不过在等待适当的时机来宣布。他在处理此事时，沿用了解放奴隶的政策从制定到宣布的10周中所使用过的老办法。1862年8月4日，总统对来自印第安纳州的一个代表团说：“武装黑人会使忠诚地拥护我们的各边疆州的50,000步兵反对我们。”六个星期后，他对芝加哥的一个代表团说了相同的话。但与此同时，陆军部长斯坦顿却在8月25日悄悄地批准卫戍南卡罗来纳州沿岸诸岛屿的联邦司令官征募5,000名自由民入伍。  
　　到1863年初，林肯已成为征募黑人士兵的热情支持者。总统在3月对田纳西州的军人州长说：“对恢复合众国来说，有色人口是一支极其有用但尚未利用的力量。只消把50,000名业已武装起来，受过训练的黑人士兵部署在密西西比河两岸，就会立刻结束这场叛乱。只要我们认真地抓紧此事，又有谁会怀疑我们能达到这点呢？”  
　　政府开始以实际行动支持总统的上述言论。陆军部设立了有色人种部队局来协调征兵工作。在路易斯安那州，班克斯将军开始组建一个“非洲军”。曾为马萨诸塞州组建两个黑人团的北部废奴主义者乔治·L·斯特恩斯把征兵工作带到纳什维尔，以征募那里的黑人入伍。在已占领的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将军们组建了一些黑人团。最为重要的是，政府把洛伦佐·托马斯将军派到密西西比河流域去征募自由民入伍。这位从未上过战场的文职将军极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把办事能力与办事技巧融为一体，这种技巧对说服那些顽强但有种族意识的西部士兵接受这项新政策是必要的。到战争结束时，托马斯已招募76,000名黑人士兵，占黑人士兵总额的41%。  
　　 1863年春，格兰特麾下的一名伊利诺伊州士兵写道：“真诚地忏悔对灵魂是有益的。……在一年前的1月份，我不愿听到任何有关解放奴隶的事情。去年秋天，我冷静地接受了征募叛乱分子的黑奴的作法。今年1月份，我毫不犹豫地欢迎解放奴隶；而现在……我变得毫无[种族]歧视，看不出他们为何不能当兵。……我几乎在开始考虑如何在[黑人]团里给自己谋个一官半职。”这个士兵的“忏悔”暗示在某种条件下成立黑人团是可以接受的。这个条件就是少尉以上的全部军官及某些军士必须是白人。获得晋升的机会有助于许多白人士兵改变对武装黑人政策的看法，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种族主义军官，他们难得尊重部下。  
　　一开始任命白人军官是有道理的，因为有任何军事经验的黑人是罕见的。在由以前的奴隶建成的团队，非文盲士兵是绝无仅有的。但是，从北部征募的各黑人团也由白人当军官，尽管这些团里有些黑人士兵颇具备充当军官的潜在能力。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愿从士兵中提拔有能力的黑人，就显然是出自种族偏见了。废奴主义者和黑人领袖虽曾抨击这种歧视政策，但收效甚微。在战时组建的166个黑人团中，被任命为军官的黑人不足百人(不包括军医和牧师)，其中没有一个军官的军衔超过上尉。  
　　在1864年以前，一直普遍存在的另一种歧视就是黑人士兵和白人士兵间的薪饷的差别。根据1862年民兵法，黑人士兵的薪金定为每月10美元，而白人士兵却有13美元，外加3.5美元的服装费。废奴主义者有力地斥责了这种歧视。1863年8月10日，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晋见林肯，抗议这种薪饷待遇的不平等。据道格拉斯后来回忆，总统对他说：  
　　雇佣有色人种军队对有色人种来说，有很大好处——这一措施在战争初期未能成功地采用，有人对征募黑人当兵是否明智仍持怀疑态度——他们的应征入伍极大地触犯了广泛存在的偏见，……他们没有得到同白人士兵相等的薪饷，看来是一种必要的让步，以便为他们真正作为士兵服役而扫清道路。  

　　尽管在1864年做了部分匡正，报酬方面的不平等不过是把各黑人团当作二等士兵对待的几种表现之一。有些团起初就是从事劳役的部队，他们挖掘堑壕，装卸军需品，为白人部队担任沉重的勤务工作。甚至当黑人士兵组成战斗单位时，也时常携带低劣的武器和装备。林肯原打算让黑人部队守卫要塞、保卫军需品临时仓库和辎重车队、担任后勤杂务，以便减轻在前线作战的各白人团队所承受的压力。这个想法出于三种考虑：(1)对黑人是否会成为善战的士兵持怀疑态度；(2)相信自由民深入南部担任驻防任务更能适应气候，而北部士兵在那里却深为疾病所困扰；(3)后方勤务工作会减少被俘的可能。  
　　最后一个因素是个严肃的问题，因为邦联政府曾用处死和沦为奴隶来恐吓被俘的黑人团官兵。作为报复，林肯于1863年7月30日在一项政令中宣布：只要有一名联邦俘虏在违反战争法情况下被杀害，就会有一名叛军战俘被同样处死；只要有一名联邦士兵沦为奴隶，就会有一名邦联战俘从事苦役。这项命令只部分收到预期效果。邦联并未处决被俘黑人团军官，并通常把那些战前即获自由的被俘黑人当作普通战俘对待。但是，黑人投降后被害的事件却发生了好几起。1864年4月12日发生于田纳西州皮洛堡的事件最引人注目。有几位被俘的自由民显然是被处死了；有的重新交给故主为奴；另外一些黑人战俘则在邦联防御工事里从事强制性劳动。由于难以得到南军对待黑人战俘的确切情报，林肯政府并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地进行报复，邦联亦拒绝交换黑人战俘，从而中止了交换战俘计划，并导致战俘在1864年人满为患、死亡率过高的悲剧发生。  
　　由黑人接替白人担任杂役、体力劳动及卫戍任务，有助于说服白人士兵赞成武装黑人，但也使黑人团沾上低人一等的污名。这些黑人平日拖着长步，胡乱弹着班卓琴和听天由命的陈规陋习，使北部人怀疑黑人的军事能力。甚至有些废奴主义者也拿不准，这些生来就习惯于畏惧白人、服从白人的奴隶，是否会在作战中顶得住这些同样的白人。《纽约论坛报》1863年5月1日写道：忠诚的北部人“已普遍愿意让[黑人]参战。但绝大多数人却不相信他们会认真参战。许多人希望黑人将被证明是懦夫和逃兵——其他人则对此甚为担心。”在黑人团任职的上校们恳求将军们让他们参加战斗，让这些士兵有一个验证自己的机会。  


参加战斗的黑人士兵  
　　黑人部队在维克斯堡战役中两次参战，改变了许多白人所持的怀疑态度。5月27日，两个路易斯安那黑人团参加了对维克斯堡下游的邦联要塞哈得孙港所发动的进攻。尽管联邦军在进攻中受挫，伤亡惨重，但黑人士兵的英勇作战却使许多北部人大为吃惊。一位白人军官写道：“你根本就想像不出，前几天的战斗是如何消除了我对黑人部队的偏见的。”《纽约时报》评论道：这次战斗“解决了一个问题，即黑色人种能够作战。”10天后，在维克斯堡北部、濒临密西西比河的米利肯斯本德，新组建的几个逃奴组成的团队帮助击退了邦联企图在河西冲破联邦军防御阵地所发动的一次袭击。当时驻在格兰特部队的助理陆军部长写道：“黑人在米利肯斯本德作战之英勇，完全改变了部队对雇佣黑人军队的看法。我听说，那次战斗结束后，那些在私下曾对让黑人参战的想法冷嘲热讽的优秀军官，都同样深深地表示赞许。”  
　　尽管黑人在此后的两年中参加了几次大的作战行动，但比起白人来，他们还是更多地从事卫戍和勤务工作，而较少参加战斗。黑人和白人的伤亡率即反映出这一点。联邦的白人部队几乎有6%的人员阵亡，而黑人士兵阵亡者只占1.5%。另一方面，黑人部队的病死率(19%)几乎是北部白人士兵的两倍。作为卫戍部队，许多黑人团队没有机会参加战斗，却备受高病死率之苦。尤其是固守一处的士兵，那里的供水变质，细菌繁衍迅速传染疾病而置人于死地。黑人士兵的医疗条件也不如白人。黑人部队只有为数极少的黑人军医(只有8人编入现役)，而白人医生都不乐意到黑人部队去。  
　　到1863年10月，已经组织起58个黑人团。北部人最初对他们所持的反对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已消除。确实，占领了南部的一些地区后，联邦征兵人员有时使用强行抓丁的办法，把仓皇而不愿当兵的逃奴赶到一起，强征入伍。在北部，甚至爱尔兰裔美国人也开始认识到，黑人有阻挡叛军子弹的一些用处，否则，这些子弹很可能射向他们。这就是“列兵迈尔斯·奥赖利”(一位爱尔兰出生的新闻记者兼军官查尔斯·哈尔平)写的一首题为《黑人被杀的权利》的流行歌曲的主题：  
　　有人告诉我们那是奇耻大辱：  

　　去招募黑人入伍；  

　　而遭杀戮的威胁，  

　　又非我白人莫属；  

　　可至于我啊，千真万确！  

　　我们这里很自由，  

　　我要让黑人替我去遭杀戮，  

　　在这年头的朝朝暮暮。  

　　在这年头的朝朝暮暮，伙伴们，  

　　在这天的时时刻刻，  

　　被杀戮的权利我要与他共享，  

　　而我一丝怨言不吐。  

　　到1864年，民主党在黑人士兵问题上的立场已经后退，只反对为黑人争取同等薪饷、同等入伍津贴和同等待遇。看来，黑人的唯一权利，就是被杀权。在废奴主义者的极力敦促下，国会的共和党人终于在1864年6月通过一项法案，给白人士兵和黑人士兵以同等薪饷。但是，反对派迫使这项立法作出了某些妥协。为了取得共和党保守派的支持，国会领袖们不得不接受一项议案，规定黑人士兵享受同等薪饷而补发薪饷的差额仅从1864年1月算起；除此之外，在内战爆发前即获得自由的黑人从入伍之日起领取同等薪饷。这项立法亦未能使奴隶出身的士兵取得同等的联邦入伍津贴。其他形式的歧视亦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即使存在着这么多的不公平现象，招募179,000黑人士兵(以及大约20,000黑人水兵)一事，仍对未来具有决定意义。黑人为联邦而战，将有助于他们的种族取得自由。黑人帮助北部打赢这场战争，也使他们自己在战后赢得平等的公民权。  


北部的征兵  
　　到1863年初，人们已逐渐明白，北部将像南部在一年前那样不得不征兵。前一年秋天起草的民兵法就说明这个情势。当时已征募的服役期为九个月的士兵(共90个团)，将在1863年年中服役期满。1861年征募的服役期为两年的40个团也将期满。尽管这些士兵中的一部分可望再次应征，但却极少有新兵自告奋勇前去应征。因此，1863年3月3日的兵役法规定，凡身体合格，年龄在20岁至45岁之间的男性公民(再加上已申请入籍的外侨)，均符合征兵条件。  
　　兵役法虽然在表面上是一部征兵法，但其真实目的还是刺激人们志愿参军。根据总统在联邦历次征兵前(1863年7月、1864年3月、7月和12月)所发出的号召，陆军部给每个选举区定出一个兵额指标，这个兵额指标是根据合格男子减去已参军服役人数后的比数而提出的。但是，每个选举区都有50天的时间可使志愿兵的数量达到配额指标。只有在志愿人员的数量达不到指标时才使用征兵办法。州的官员和地方官员都千方百计确保志愿兵人数达到指标，以避免征兵的污名。  
　　补助金是刺激志愿人员的主要手段。后来，这逐渐变成联邦征兵制的最大弊端(南部缺乏资金，在强制和劝导两者之间，更多地依靠前者，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一点 [ 注：南部有几个州和县向志愿人员提供少量入伍津贴，通常为50美元。邦联国会于1861年12月11日批准向为期三年的志愿兵追加50美元，并于1864年2月17日投票，决定发给每个入伍人员一张面值100美元的债券。 ] )。因为新兵来源减少，迫使各选区不得不提高价码，竞相争夺志愿人员。有钱的选区诱使人们离开他们居住的选区，到给钱最多的地方入伍。1863年10月，联邦政府制定一条法令，发给每个服役期为三年的志愿兵300美元的入伍津贴。到1864年，某些选区的新兵从联邦、州和地方领取的津贴总额可能增至1,000美元以上。在战争期间，北部政府付出的入伍津贴数额超过五亿美元。一时间，专事招徕新兵的大批“入伍津贴掮客”冒了出来(他们提取部分津贴金作为佣金)。这个征兵制亦产生一批“入伍津贴扒手”，这些人在一个选区入伍，领到补助金后，便不辞而别，然后再易地重演故技。有些新兵这样干了几次；有个人竟承认自己曾这样干了32次之多。  
　　顶替和赎身的作法同样地臭名昭著。联邦草拟的征兵法与邦联的征兵法不同，它没有规定职业上免服兵役的条款。可免服兵役的人只包括：身体不合格者和唯一供养寡妇、或贫困父母、或孤儿或没有母亲的儿童的人。但是，北部法律的确援引邦联的先例，允许应征人员提供替身。为防止替身价格像南部那样地涨到天文数字，这一征兵法允许应征人员支付300美元的赎身费，但这只能免征一次，将来不能再免。  
　　尽管在征兵中实行赎身以逃避兵役的作法在今天似乎令人震惊，但这在1863年却有过去的许多先例可循。然而，行骗和对不公正现象的告发都不可避免地与这些作法有关。“替身掮客”通过收取一定比例的替身佣金而致富。掮客与负责体检的军医狼狈为奸，把身体不合格的新兵送到部队。那些出生入死的老志愿兵对这种征兵制允许以赎身逃避危险的方式感到不满。这些老兵常常排斥加入他们部队的替身兵。军官们在报告中对替身兵的军人素质说法不一，但多数人持否定意见。这些人的逃跑率似乎高于平均率。  
　　赎身特权亦引起人们的愤懑。由于很少有蓝领工人拿得出300美元(至少是半年的工资)，这种征兵制自然就歧视他们。就像南部早先的情况，人们开始大声疾呼：这是一场富人的战争，但只有穷人去战斗。鉴于日益强烈的抗议，国会于1864年7月废除了赎身的作法，当然，那些出于正当的道德或宗教理由而拒服兵役者例外。但正如反对此举的人所预见的那样，替身价格立刻飞涨；于是，比诸过去，更少的穷人能花得起这笔免征的钱。  
　　人们通常认为，内战中的征兵制代价高昂，是个严重的失败。只有46,000人被直接征入联邦军队，而替身兵却有118,000人。加在一起，这164,000人以及早先入伍的数千名民兵，还不到联邦士兵的10%。显然征兵是失败的。但是，当人们回想起该法案的真正目的是刺激志愿人员入伍时，就会出现一幅不同的景象。在实行征兵法的两年中，有将近100万志愿人员应征入伍或再次志愿应征入伍。因此，研究联邦征兵制的多数近代学者都得出这一结论：这个征兵制度尽管有许多缺陷，还是发挥了作用的。然而，这一制度实在搞得太不适当、太不公平，因此在未来战争中乃不实行征兵方法了。  


士兵在内战中的社会经济状况  
　　内战真是一场富人战争而穷人战斗吗？联邦军士兵和邦联军士兵入伍前的职业资料使人们对这种普遍的看法产生怀疑。表20.1把联邦军士兵参军前的职业与来自的各州的全体男性的职业作了一个比较。乍看起来，该表似乎证实了“穷人战斗”的说法，因为白领工人与专门职业似乎在军队中没有充分表现出来。但我们不应忘记，士兵多为青年(平均年龄是24岁，且有近五分之二的士兵入伍时才21岁，或不足21岁)，而1860年的职业状况则代表着各种年龄的人。对19世纪美国职业流动性的研究表明，从事体力劳动或农业劳动的大量青年是在一生中稍后时期，才转入白领阶层或专业阶层的。考虑到这一点，联邦军队似乎就很能代表北部居民了。要说稍有区别的话，则是非技术工人未能充分表现出来——部分原因是爱尔兰裔美国人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后面将讨论这个问题。  
　　有关邦联军士兵的职业资料十分缺乏。研究这一问题的唯一学者是贝尔·威利，他利用各团的连队花名册，对七个州的9,057人做了抽样调查，其结果见表20.2。显然可以从该抽样调查看出，非技术工人在邦联军中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另一方面，以士兵中的年轻人为例，白领工人的职业，特别是专业性之类的职业则比例过大。  
　　除非南北两部应征入伍的农民都比居家农民贫穷(这从其他证据看似乎是不可能的，邦联有“20种黑人”免予征兵 [ 投笔从戎注：此处翻译有误，应指按“二十黑奴法”，凡拥有20名或20名以上奴隶的任何种植园，有一名白人可免服兵役。 ] ，这虽臭名昭著，然而在统计上却无足轻重。)，否则，这些在职业方面的抽样表明，这场战争无论在北部或南部，在很大程度上都不是一场穷人的战斗。  
表20.1联邦军白人士兵入伍前所从事的职业抽样与来自联邦各州全体男性在1860年所从事的职业比较  
职业类别  联邦军士兵(美国卫生委员会抽样)  联邦军士兵(贝尔·威利抽样)  全体男性(据1860年人口普查)  
农民和农业工人  47.5%  47.8%  42.9%  
技术工人  25.1%  25.2%  24.9%  
非技术工人  15.9%  15.1%  16.7%  
白领工人和商人  5.1%  7.8%  10.0%  
专业性职业  3.2%  2.9%  3.5%  
其他职业及职业未详者  3.2%  1.2%  2.0%  

表20.2来自亚拉巴马、阿肯色、佐治亚、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各州的邦联军士兵入伍前所从事的职业与这些州的白人男性在1860年所从事的职业比较  
职业类别  邦联军士兵  白人男性(据1860年人口普查)  
种植园主、农场主和农业工人  61.5%  57.5%  
技术工人  14.1%  15.7%  
非技术工人  8.5%  12.7%  
白领工人和商人  7.0%  8.3%  
专业性职业  5.2%  5.0%  
其他职业及职业未详者  3.7%  0.8%  

　　关于内战的另一个长期流传的神话是：北方佬征募了一支由“外国人”组成的军队为其打仗。1864年，一位义愤的南部妇女对一位纽约官员说：“不错，北方佬！你们的整个军队是由爱尔兰人、荷兰人和黑人组成的。”《里士满观察家报》宣称，联邦军队主要由“德国和爱尔兰的地痞流氓”组成。将近一个世纪后，一位南部历史学家仍坚持认为：“北部士兵多为外国雇佣兵。”  
　　但事实却与此大相径庭。联邦陆、海军中的210万士兵中，约有50万人(占24%)出生在国外，有20万人(占9%)为黑人。移民不但构成北部士兵的少数，而且在服兵役的适龄男性中，其比重还不够大。联邦陆军的白人士兵有26%是在国外出生的，而联邦各州的适龄白人男性却有31%生于国外。对移民没有充分表现出来这一点，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没有申报的外侨不属应征范围。因此，尚未申请入籍的移民不受强制性征兵的约束。我们占有的资料表明，国外出生的四大主要民族中的两个民族——英国新教徒和德国新教徒——的入伍人员比重与其男性居民的百分比相当；但是，爱尔兰和德国的天主教徒则不然。其原因可能是，压倒多数的天主教徒支持民主党，并反对这场日益成为共和党的和反蓄奴制的战争。  
　　由于国外出生的人有90%居住在联邦各州，联邦军的移民数量和比例就理所当然地比邦联军的高得多。但是，人们普遍认为邦联军各团“除极少数例外的团外，通通由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组成”的说法，也是一种神话。埃拉·朗的细心研究所提供的资料表明，9%或10%的邦联军士兵出生于国外。由于南部适龄男性只有7.5%的移民，这意味着国外出生的人在南军中的比例过大，这与北军中国外出生的人比例过小正好相反。所以如此，原因尚不清楚。这可能与邦联军中替身兵比例较高有关，其部分原因是从不属于征兵对象的外国移民中招募，部分原因是南部未能招募黑人当兵。而黑人参加联邦军，则减轻了对出生于国外的居民群体的压力。  


北部对征兵的反抗与骚乱  
　　虽然穷人和国外出生的人都按适当的比例担负战斗任务，但是，征兵对这些群体造成的社会影响和心理影响最大。联邦征兵法成了民主党人和民族文化论者反战的触发因素。民主党的报纸和政治家煽动反对征兵的情绪。当兵打仗去解放黑人的前景加倍激怒了畏惧黑人的民主党选民。在一些城市，反对征兵的抗议变成了暴力行动。在中西部巴特纳特的几个区，武装团伙袭击并谋杀了征兵官员。  
　　反征兵和反黑人的不满情绪犹如两颗火星，在纽约市引发了一场大骚乱。骚动于1863年7月13日开始，爱尔兰工人和妇女组合的暴民横行大街，火烧征兵办事处，抢劫和焚烧共和党的要员的住宅，企图捣毁《纽约论坛报》大楼未逞。暴民们的主要目标是黑人。在一片“杀死黑人”的喊叫声中，他们至少杀死了十几个黑人，烧毁了黑人孤儿院。由于大部分民兵已开赴宾夕法尼亚州参加葛底斯堡战役，所以这座城市像滚雪球一样迅猛增长的暴力面前，不堪一击。在骚乱的第四天，警察和从宾夕法尼亚州匆匆赶来的几个团的士兵终于控制住纽约市。波托马克军团的部队向暴徒开枪射击，其无情的程度与他们两星期前在葛底斯堡枪击叛军不相上下。这次骚乱所造成的损失令人咋舌。当时估计的死亡人数高达1,200人，但最近的研究已把数字降到大约120人，其中多为被警察和军队杀死的暴徒。这是美国史上最严重的一场骚动，生动地揭露了美国社会日趋紧张的种族、民族和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  
　　骚动的后果之一是：中层和上层纽约人的反爱尔兰人情绪重新高涨，这接着又在1863年7月以后几个月中成为对民主党主和派普遍抱反感的组成部分。民主党人，即使不是铜头蛇，也在这种强烈的反响中进退两难。西摩州长的威望受到最严重的损害。他在发生暴乱的第二天赶到纽约，企图说服暴徒们平静下来。他发表了一篇讲话，一开头就称暴徒为“我的朋友们”。共和党报纸从未使他忘记这个错误。的确，许多北方人认为，西摩的不少讲话都责难解放奴隶、责难征兵，因而煽起这场骚乱的责任。  
　　纽约等地的反征兵暴乱平息下来后，征兵工作有了进展。尽管北部的厌战情绪和失败主义情绪使铜头蛇在1864年夏大有东山再起之势，但民主党主和派毕竟是强弩之末，再也不会像他们在1863年春时那么有力了。甚至在纽约骚乱以前，由于联邦在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大获全胜，北部多数地方的反战情绪就开始低落下去。北部人在解放奴隶和解放黑人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在1863年7月也在向积极的方面转化，但这决不是因为各黑人团队对联邦事业作出了贡献。  


解放奴隶事业的巩固  
　　 7月18日，即平息纽约征兵骚乱两天之后，联邦军的两个旅袭击了邦联扼查尔斯顿港门户的炮台瓦格纳要塞。这是为夺取查尔斯顿但未能制胜的一次战斗。这次进攻被击退，伤亡惨重。这在内战中本是常事，然而，这次进攻所以独特，是因为由一个黑人团，即第54马萨诸塞团打先锋。该团的英勇战斗以及其伤亡之大，使它名声大噪。当白人暴徒在纽约市四处袭击黑人仅仅几天之后，黑人士兵就树立了这个为联邦捐躯的榜样，不能不说是最为戏剧性的了。共和党各报都提出了这个明显的道德规范问题：为联邦而战的黑人比那些发动骚乱反对联邦的白人更应该获得权利。《纽约论坛报》评论道，此役“使瓦格纳要塞之对有色人种的声威高扬，正像90年前邦克山之对北部白人的声威大振一样”。《大西洋月刊》写道：“透过那黑夜的炮火烟幕，有色人种的英勇气概在那些视而不见的人们的眼前闪光。”  
　　到1863年7月止，解放黑人的支持者和黑人士兵一直处于守势。现在，他们正好赶上将于这年秋季举行的重要的州选举，可以转入攻势了。激进的编辑们和演讲人用新的语调讲话，大胆而自豪。解放奴隶不再是一种政治责任。人们捍卫解放奴隶事业将不再是出于军事需要。现在，共和党人把它当作一场拖延已久的有关正义与权利的革命事业来加以维护。黑人士兵之英勇和铜头蛇叛徒之怯懦成了共和党人谈论的主题。林肯本人在8月26日的一封公开信中定下了调子。这封公开信在其后的政治运动中成为一份重要文件。林肯在这封致反对解放奴隶的人们的信中写道：  
　　你们说你们将不为解放黑人而战，而有些黑人看来却愿为你们而战。……我军的一些战地司令官为我们带来了最重大的胜利，他们相信解放奴隶政策并使用有色人种部队，给予叛军迄今最沉重的打击。 [ 注：此处指的是格兰特于8月23日写给林肯的一封信：“我衷心支持武装黑人问题。武装黑人与解放黑奴共同构成对邦联空前沉重的打击。……我们武装黑人，就多了一个强劲的盟友。他们将成为优秀的战士。而且，把他们从敌人那边争取过来，就在同等程度上既加强了我们，又削弱了敌人。”(林肯文件，国会图书馆)。 ] ……  

　　 [在取得最后胜利时]一些黑人不会忘记，他们曾沉默无言，咬紧牙关，目光坚定，手持刺刀，帮助人类完成这一伟大的成就；而与此同时，我担心，有些白人不会忘记，他们心术不正、鬼话连篇，曾千方百计地设置障碍。  

　　尽管有些民主党主和派隐约地觉察到北部舆论的转变，但仍企图一意孤行。用一份民主党报纸大标题上的话说，他们在1863年秋季选举中的政纲是：“不要废奴主义，不要解放奴隶，不要黑人平等。”民主党竞选发言人反复谈论“崇拜黑人的共和党”。在俄亥俄州举行的党的集会上，年轻的姑娘们举着横幅，上面的口号是：“爸爸，把我们从与黑人的平等中拯救出来。”  
　　最重要的秋季选举是在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俄亥俄州。遭放逐的克莱门特·瓦兰迪加姆在加拿大的温泽指挥他的州长竞选活动。宾夕法尼亚的民主党州长候选人是州最高法官乔治·E·伍德沃德——一位铜头蛇的同情者。这两个州的选举和其他地方不那么公开的竞争，成了对林肯战争政策的公民投票。据吉迪恩·韦尔斯说，总统对选举结果感到“忐忑不安”。“他对我说，比起他1860年那次当选，他对这次选举结果如何更为担忧。”他的焦虑很快就消失了。这些选举表明是对政府的响亮的支持。共和党在各地大获全胜。特别是在俄亥俄州，瓦兰迪加姆一败涂地，只得到10万张选票。共和党人赢得了俄亥俄州下届议会四分之三的席位。甚至在霍雷肖·西摩的纽约州，共和党人也在近三分之二的议员选区获胜。  
　　和春季选举一样，士兵的选票对共和党人是举足轻重的。有几个州曾安排士兵缺席投票。此外，陆军部再次批准成千上万的士兵休假，前往不准缺席投票的州，特别是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州去投票。尽管此举暂时削弱了波托马克军，但政府认为，政治上的胜利比军事上的风险要值得。作战人员有92%投了共和党候选人的票(而“在家的选民”只有56%投了共和党的票)。俄亥俄州的士兵只把5%的票投给瓦兰迪加姆。士兵的选票似乎进一步证实了共和党人的论点，即爱国主义等于共和党纲领。  
　　 1863年秋季选举推进了解放奴隶事业。伊利诺伊州的一份报纸在1863年12月写道：如果早一年就解放宣言举行公民投票，那末“几乎可以断定，多数人会表示反对，而在这之后不到一年，就为压倒多数所赞同”。一位纽约上层人士在1864年初写道：“1860年以后人们对蓄奴制问题的看法发生了转变，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有谁能对此作出预言呢？……上帝饶恕我们在三年前有眼无珠。”林肯在1863年12月提交给国会的年度咨文中承认，解放宣言发布后曾经有过一段“暗淡无光而令人难以捉摸的时日”。但是，从秋季选举以后，“联邦朋友们一度濒于分裂的危机就成为过去了。”  
　　这种变化的一个迹象是，废奴主义者的威望提高了。他们大声疾呼多年而无人理睬，现在却突然发现自己是光荣的预言家。1860年时，废奴主义者曾遭到暴徒袭击，而如今，人们却向他们欢呼。两相对照，《纽约论坛报》评论说：“历史在如此迅速地演变的过程中，并非经常展现出这种强烈的对比。”老废奴主义者刘易斯·塔潘回忆道：“真正的改革者在孤军奋起时无一不被人嘲笑和轻视。比起大多数改革者来，我们正较早地从备受诋毁的境地中解脱出来，因为我们毕竟是活着听到过去的反对者说：‘我错了。’”  
　　也许，巴尔的摩的一位自由黑人的一段日记对1863年这个奇迹之年做了最好的评论：“今年所发生的许多变化，在年初都曾经是或可能是不可想像的。在今年即将结束之际，我成了一位为本种族的事业而战的士兵。我的上帝，请保佑这一事业，使我得以在即将到来的一年里把它推向前进。”  


邦联内部在政治上的不满  
　　如果说，1863年下半年发生的事件在北部使联邦事业和奴隶解放事业得到迅速发展，那末在南部，这些事件却使长期无法摆脱的政治不和的苦难变得更为深重。  
　　过去，老南部一直为其政治领导而自豪，就像他们为其杰出的军事才能而自豪一样。这个地区出了华盛顿、杰弗逊、麦迪逊、杰克逊、卡尔霍恩和克莱(生于弗吉尼亚)这样一些人物，因而它深信它的政治家以及士兵会使北方佬感到自愧不如。由于许多南部人寄予的期望如此之高，所以政治领导平庸的现实给予他们一个震动。除经济资源的动员以外，再没有哪个领域像对政治领导的动员那样清楚地显示出北部的优势了。一些州长的例子颇具启发性。南部的几位州长与其说是起建设性作用，倒不如说是起绊脚石作用。把他们与生气勃勃的北部州长——特别是马萨诸塞州的安德鲁、印第安纳州的莫顿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柯廷——相比，适成鲜明的对照。  
　　邦联国会也没有对战争努力作出什么积极贡献。其许多立法不是无足轻重，就是为时过晚。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直到战争进行了一半时，它都未能通过一个全面的征税法案。对有些重要法律，动辄予以废除或修正，因而产生混乱，不可能实施。国会议员们把大量时间和精力花在吹牛皮和满口脏话的演讲上，或耗费在立法程序的细节中，或互相攻讦上。两院经常召开秘密会议，不公布任何辩论记录，于是，一些夸张的和令人不安的有关幕后情况的流言四起。可是，斯蒂芬斯副总统却挖苦说，国会召开秘密会议大概是再好不过的了，“这样可使立法机构的一些最不光彩的场面免得张扬出去”。  
　　这些“不光彩的场面”有许多是因南方人自尊心过强和热衷于使用暴力而造成的。1863年的一天，邦联的两位最有名气的政治家——佐治亚州的本杰明·希尔和亚拉巴马州的威廉·扬西在一次参院的辩论中对骂起来。闹到最后，希尔把一个墨水瓶向扬西扔过去，将其面部打破。田纳西州的国会议员亨利·S·富特同其他议员打了好几次架。他在斗殴中挥舞各种武器，包括他的双拳，雨伞、长猎刀和左轮手枪，等等。1863年4月，众议院记录员在里士满国会广场开枪打死主任记录。更有甚者，几位国会议员在公开场合喝得酩酊大醉，成了里士满生活的臭名昭著的丑闻。1863年，一位有影响的南卡罗来纳人在致参院临时主席罗伯特·M·亨特的一封信中写道：“一些有害影响看来控制着阁下的各委员会。请原谅，多数议员是否总是喝得醉熏熏的？人们在开始这样认为了。”到了1863年，南部国会的威信已经降到最低点，此后便再也没有起色。  
　　南部还未搞邦联闹分离的几十年中，其政治家已经惯于在联邦国会搞防碍议事进程战术，而现在成为邦联时，他们感到旧习准改。一位亚拉巴马人在1863年访问里士满后下断言道：“许多人在搞垮旧政府方面天赋很高，但却不能建立一个新政府。”再者，不是国会而是军队吸引去许多邦联最有能力的领袖人物。1861年，有好几位邦联立宪会议议员和临时国会议员加入了军队，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经验不足的人。曾在美国国会工作的邦联立法人员不足三分之一。与此相比较，战时联邦国会的成员却有一半以上曾在国会工作过。  
　　服兵役更具吸引力这一点，也困扰着邦联内阁。戴维斯最初遴选的两位内阁成员都谢绝了任命，而去接受旅长的职务。另有两人亦于1861年辞去内阁职务而从戎。除朱达·P·本杰明一人成功地历任司法部长、陆军部长和国务卿的职务外，邦联内阁成员在能力和地位上无一人能与林肯内阁的西沃德、蔡斯、斯坦顿和韦尔斯相当。戴维斯政府的批评者将其内阁形容为一出“滑稽剧”或一群“滑稽可笑而一钱不值的人物”。这些说法虽有欠公允，但内阁与国会一样终究都是比较平庸的机构，在解决邦联的当务之急方面没有什么作为。人员调动过于频繁，不利于政府发挥效率。六个内阁职位，先后有十六人任职，而联邦内阁的七个职位则先后有十二个人任职。邦联先后有五人担任陆军部长和三人担任国务卿，而联邦则只有两人和一人分别担任过这两个重要职务。  


对杰弗逊·戴维斯的批评  
　　南部人对国会和内阁的批评，比起他们对杰弗逊·戴维斯的肆意谩骂来，就不算什么了。强有力的罗伯特·图姆斯写道：总统是个“虚伪的和伪善的……家伙。”密西西比的一位著名人士认为，戴维斯是个“可耻而愚蠢、暴躁而傲慢的独眼暴君。”戴维斯的头号冤家对头是佐治亚人，尤其是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及其同父异母兄弟林顿。林顿·斯蒂芬斯写道：“戴维斯先生是个昏头昏脑的疯子，他心胸狭窄、自高自大、虚情假意、野心勃勃，是个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无赖和傻瓜。”亚历山大·斯蒂芬斯认为，戴维斯“优柔寡断、怯懦易怒、性情乖戾、固执己见”。他竟声称他“对他[戴维斯]的憎恶”与他对“我[亚历山大]的那条可怜的聋瞎老狗相等”。现代的历史学家避免作出这种辛辣的批评。但他们之中却有若干人同意戴维·波特的见解。波特写道，戴维斯的领导构成了“他个人的失败记录，这对战争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假如联邦与邦联互换总统，那末，邦联就可能会赢得独立了。”  
　　但是，没有哪个人可以单独为邦联的失败承担这么大的指责。南部的许多战时问题都是总统无法控制的。然而，戴维斯作为一个领袖，无疑是有严重缺点的。他严肃、无幽默感，而且随着战时的压力越来越大，他的神经痛和消化不良的痛苦日益严重，使得情绪很坏，时常冷言冷语地冒犯别人，树敌成癖。他作为一个治国者，把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琐事末节上。海军部长马洛里写道：他召集的内阁会议开得很长，“他不由自主地越扯越远，偏离正题，花上四、五个小时都做不出一项决定，而各部部长的桌子上却堆满了需要他过目审批的文件。”戴维斯是西点军校毕业生，他的第一个抱负就是指挥邦联军。因此，他试图亲自抓陆军部的工作。五个陆军部长中有两位，“事无巨细，全都请示”戴维斯。另一位部长未与总统相商就作出决定，于是戴维斯对之否决。事情过后，这位部长就辞职不干了。与林肯不同，戴维斯最关心的是证明自己正确，而不关心结果如何。他不会承认错误；他缺乏林肯具有的与批评者和与那些仅在方法不同而大目标一致的人们共事的能力；他亦缺乏林肯那种政治上的敏锐，那种平易近人的特征，那种与各阶级的人交往对话的天才和那种讲明战争的目的和意义的口才。  
　　到战争的第二年，对戴维斯的重大反对开始表面化。他的政权凭着布尔河大捷所产生的余威，还能平稳地渡过1861年下半年。已经组织起来的政党在脱离联邦的危机中都已无踪无影。出于联合起来反对北方佬的共同考虑，南部民主党人和辉格党人一致同意不恢复各自的党组织。在1861年11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没有一个候选人反对戴维斯和斯蒂芬斯。在这次选举中，许多地区的国会候选人都是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竞选的。选举运动没有发生问题，投票也搞得很轻松。戴维斯于1862年2月22日冒着暴风雨宣誓就职时(直到那时为止，他一直是临时总统)，政府仍然表现出超党派的一致。  
　　但是，那场暴风雨预兆即将到来的事件。1862年春出现了一个反政府派别，这是军事挫折和政策行动所造成的。戴维斯尚未宣誓就职，亨利要塞、多纳尔森要塞和罗阿诺克岛就已落入北军之手。举行就职典礼的次日，纳什维尔被联邦军攻陷，此后，新奥尔良、孟菲斯和田纳西州的大部分地区亦很快易手。戴维斯本人在密西西比的种植园亦为北方佬接管。通货膨胀开始日益加剧，对南部经济产生致命影响。国会于4月通过了不受欢迎的征兵法。更有争议的是1862年2月27日通过的一项法律，它授权总统暂停实行人身保护法。  


邦联的人身保护法和州的权利  
　　和他们的联邦对手一样，邦联军的一些将领在1861年逮捕了有不忠行为的平民，他们无视人身保护法，拒不把这些平民交给法院。对这些作法，戴维斯政府既没有支持，也没有否定。1862年2月，在格兰特即将进入田纳西州、麦克莱伦即将进入弗吉尼亚州之际，邦联国会授权戴维斯“在他认为有遭受敌人进攻的危险并出于保护的目的而需要发布戒严令的城镇和军区”，暂停实行人身保护法。戴维斯随即在邦联的几个地方公布了戒严令。南部一些将军在西部某些地区也根据自己的权限照此办理。戴维斯对他们大加斥责，宣布他们的戒严令无效。然而，在西部遭到入侵并发生战斗的危机关头，里士满下达撤销戒严令的命令是无足轻重的。1862年8月，布雷格将军甚至在远离战线的亚特兰大公布了戒严令，理由是该城作为交通和供应中心，具有重要性。  
　　这些作法激起了南部人的抗议声浪。他们担心，“军事专制主义”将危害他们正在为之奋斗的宪法所规定的自由。副总统斯蒂芬斯说：“让取得独立第一，谋求自由第二的想法见鬼去吧。我们一旦失去了自由，就可能永远无法复得。”斯蒂芬斯敦促州长们“反对并谴责这种恶劣的行动”。佐治亚州的约瑟夫·布朗是首先这样做的，他称暂停公民自由为“武力剥夺”。  
　　由于这些抗议，国会同意该法于1863年2月期满。翌年，有好几位州法官发布命令，释放那些被控开小差、不忠和逃避服兵役的人。这样就使一些地区的邦联官员无法实施征兵。在维克斯堡、葛底斯堡和查塔努加相继战败以后，形势变得危急起来。开小差的士兵增多了，秘密的联邦主义团体在内地变得更为突出。1864年2月，国会应戴维斯请求，同意制定一个新法案，以暂停执行人身保护法，同时指明该法将于7月31日期满。  
　　戴维斯有权暂停人身保护法的期限只有18个月。他运用这一权力要比林肯用得少。林肯与邦联总统不同，在1863年3月得到国会批准之前，他就行使这一权力将近两年了。然而，这件事在邦联激起的反政府情绪至少不比联邦低。随着征兵和强行征用供应品，此事促使了反对派的出现。这些反对派在战争的后半期使政府无法发挥应有的工作效率。  


反对派领袖们  
　　尽管每个州都有反政府发言人，但反对派还是集中在北卡罗来纳州，特别是在佐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州长泽布伦·万斯唯恐失掉他那个州的特权。在每件事上——从任命北卡罗来纳州的将军直到在偷越封锁线的国营走私船上的载货空间——他都与邦联政府争吵。在佐治亚州，有三位颇有影响的政治家——图姆斯、斯蒂芬斯和布朗——加入了最坦率的反政府集团。图姆斯因未能当选邦联总统而感到沮丧，后指挥部队也未能取得多少战功。他于1863年3月辞去旅长职务，此后即成为严厉批评戴维斯的人。副总统斯蒂芬斯于1862年离开里士满，在此后的战争期间，他很少回去，而情愿呆在佐治亚州，他对每个扩大杰弗逊·戴维斯的“独裁大权”的措施都予以抨击。布朗州长是个持不同政见的人。他对“极权化”的战争措施越来越反感，从而促使他用妨碍议案通过的办法进行抵制。  
　　不管出于何种动机，戴维斯的反对派总是冠冕堂皇地打着州权的旗号进行反对。布朗在1862年写道：“我的立场就是那些老牌州权领袖从1798年至今所采取的立场。我参加了这场革命，贡献出我的一份力量，以保持各州的权利，并防止加强政府。在达到这一目标以前，不管谁当权，我还是要造反的。”州权在南部是一项如此根深蒂固的原则，即使是出于全面战争的需要，也不能完全克服它。杰弗逊·戴维斯、罗伯特·E·李和其他邦联领导人极力主张征兵、戒严令以及其他一些集权措施是必要的，他们把现实主义置于古老的原则之上。然而，斯蒂芬斯及其同事却不愿这样做。随着邦联的处境在战争的最后几年每况愈下，政治上的不和已发展起来。在危机面前，邦联不但未能同心协力，反而四分五裂了。  


无政党政治的不利之处  
　　林肯政府也面临着强烈的反对派。这些反对势力在军事受挫时期变得更为强大。但是，联邦政治与邦联政治在结构上的一个重大的差异，却减轻了北部的分裂程度：北部存在着政党，而南部则没有。南部没有政党，却反常地产生了反对势力。这一势力之所以变成失控，恰恰是因为它具有超政党的性质。由于没有党的机构，这种反对就成为个人的和派别的活动，有时是不负责任的。根据邦联宪法，戴维斯没有再次当选的资格，所以他无意建立党组织，由于不存在一个与忠诚、拥护和切身利益相联系的政党，戴维斯便无法采取组织手段争取人们支持他的政策。1863年11月的国会选举就是在超政党的基础上进行的。戴维斯政府的政绩是主要问题，但候选人对政府政策的支持或反对是以个人身份进行，而不是以政党为基础的。反对意见不是通过有形的组织渠道，而是来自四面八方，很难对付。在国会选举中，公开反政府的候选人在国会选举中取得了重大收获，但他们在众议院以大约十五个席位之差，在参议院以两个席位之差，未能取得控制地位。但是，当戴维斯政府保持了国会的微弱多数时，由于没有一个党组织，政府就很难调动这个多数。  
　　北部则恰恰相反，林肯是一个朝气蓬勃、组织完备的党的领袖。而且组织得同样好的反对势力的存在有助于共和党人在重大问题上的团结。林肯在面临激进共和党人的批评时，战争的势头则推动温和派转向解放奴隶和全面战争的激进政策，从而在历次选举和重要的国会投票中使党团结一致。北部的州长几乎都是共和党人，这就在各州与中央政府之间建立起忠诚和互利的关系。  
　　到1863年，由于战争的影响，北部的经济力量更加强大，而使南部变得更为虚弱。邦联无论是在战场上或是内部战线上，都正在输掉这场战争。

第二十一章 后方  
詹姆斯·M·麦克弗森 [美国]  
[出自《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1981  
战争对北方经济的影响  
　 农业  
　 运输业  
　 工业  
　 内战与经济增长  
　 战时非军事立法  
劳工与战争  
南部对经济的不满  
与敌人进行贸易  
内战军队中的疾病和医疗情况  
妇女与医疗工作  






战争对北方经济的影响  
　　 1863年，伴随着军事与外交上的胜利，联邦迎来了经济上的空前高涨。北方在军需生产的刺激与军事胜利的鼓舞下日益强大，与此同时，南方则因遭到入侵和破坏而日渐衰弱。《纽约太阳报》对即将结束的战争评论道：“叛乱之初，叛军领导人最欣赏的论调是，如果南部不再与北部进行商业贸易，那么‘纽约大街上将杂草丛生’。” [ 注：这确实是南部的一种论调，1861年6月，南部的几家报纸都转载了《路易斯维尔信使报》上一篇题为“他们大街上的杂草”的文章，有人声称在繁华的纽约大街上确实看到了杂草在生长。其他人则描述了纽约“寂静的街道，无人居住的旅馆……。曾引为自豪的都市的繁荣已经消失，……因为南部的贸易决不会恢复。纽约必定要衰落。” ] 但实际上，“北部贸易和军火贸易的猛增”完全弥补了中断南北贸易所造成的损失。“就纽约而言，近两三年内商业上出现的普遍繁荣，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农业  
　　特别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北部农业的战时记录。从1849-1859年的十年间，美国的小麦产量增长了73%。尽管受到南部脱离联邦及边界各州的动乱的影响，美国在1862年及1863年的小麦产量均超过战前1859年的全国纪录。北部各州的玉米产量也超过了战前的水平。1860-1862年，由于西欧谷物歉收，美国的小麦、玉米、猪肉和牛肉的出口量，尽量在战争期间，实际上增加了一倍，甚至联邦军的粮食人均消费量也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军队的消费量。  
　　尽管内战期间，美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农业正规劳动力应征入伍，但美国仍然在增加出口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北部在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机械耕作才使这一成就成为可能。19世纪50年代是美国迅速实现农田机械化的十年。收割机和割草机的产量增至三倍。装在许多收割机上的自动耙地机象征着节省劳力的进一步发展，收割机、割草机及其他农具的使用，使妇女和儿童能够弥补由于男人在前线打仗而造成的人手不足。1863年，伊利诺伊州一位牧师写道：“昨天我看到我们教区的一位居民的妻子坐在收割机上赶着牵拉的几匹牲口，她的丈夫在维克斯堡。”另一位目击者写道：  
　　机械如此完美，似乎不太需要人力了。……在过去的几周内，我们曾看到一位健壮的妇女，她的儿子在军队里，她赶着她的牲口割草。她悠闲地坐在割草机上，轻松地一天割七英亩，这种情形标志着把机器运用于生产的一场伟大的革命。  

　　用“革命”来形容农业机械化并不十分恰当。更确切地说是战争加速了战前出现的现代化的趋势。在食品生产和加工方面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战前就已经出现了罐装的水果、蔬菜及炼乳，但是联邦军队的需求对这些工业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19世纪60年代，水果罐头和蔬菜罐头的产量从500万听增长到3000万听。1859年盖尔·博登建立了第一座炼乳厂。到1862年夏季，他同军队签订的合同使他扩大生产，每月达到17,000夸脱 [ 译者注：1夸脱等于四分之一加仑，约等于1.14升。 ] 。一年之后，他的工厂的日产量就达到这一指标。  


运输业  
　　经济运输部门几乎同农业一样发展得很顺利。尽管战争初期封闭了密西西比河，但内陆河道所有的运输工具在总量上却增加了。为支援联邦军的西部战场，维克斯堡上游的河流网上运载着大量的军用物资。东西大湖和水路运输量在不断地增长，尤其是运给东部战场军队并用作出口的大批粮食的运载量不断增长。战争期间伊利运河每年运输的吨数比19世纪50年代多54%。尽管邦联的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艇把大多数商人船队都赶出公海，但内陆水域贸易的增长加上联邦海军的需求给造船业带来了繁荣兴旺。美国战时四年中所建造的商船吨数相当于战前和平时期的两倍。1864年建造的总吨数到1908年才被超过。  
　　尽管发展如此之大，但战时铁路运输的发展更超过了水路运输。19世纪50年代铁路建设迅速发展，运输能力已经过剩了，特别是在阿勒格尼河西部；但是战争的需要又很快使铁路运输达到并超出其运载能力。1860年至1865年，北方几条铁路的运输量增长一倍，利润也增长一倍，有几条铁路还第一次付出了股息。在大部分北方铁路线中，只有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线容易受到敌人的破坏，但是即使如此，这两条铁路也从战时增加运输量中获得了利润。  
　　战时大量的军需运输要求繁忙的铁路线敷设复线，在几条河流上架起新铁路桥；使轨距标准化或增添一条第三铁轨，或准备额外车轮，以便运输的货物无需转换车辆就能在不同轨距的线路上运送；建设联合终点站，以避免货物或旅客经过一个城市中转时，要从这条线路转到另一条线路而造成延误。这种改进大部份来自政府的压力。1862年1月，国会授权总统“在他认为公共安全可能需要时”对任何铁路实行管制。虽然林肯难得行使这种权力，但有了这种授权就能使铁路把优先权让给军事运输。政府对华盛顿和纽约之间四条不同的铁路线提出了大量的要求，这些铁路公司大都把铁道铺设复线，并于1863年把他们的路轨经费城连结起来。然而纽约至华盛顿的铁路交通在整个战争中一直是容易堵塞的一条隘道，虽然有几位北部官员曾谈过要在那里建设一条政府所有的铁路，但没有实现。  
　　然而，在攻占后的南部地区，陆军部大规模地参与铁路建设，美国军用铁路局(USMRR)于1862年2月成立，以在弗吉尼亚北部铺设几英里线路而开始其工作。当南进的联邦军队延长了他们的补给线时，美国军用铁路局又接管了攻占的南部铁路并修筑了新的线路。到战争结束为止，美国军用铁路局管理着2,105英里的铁路线，并拥有419辆机车和6,330节车皮，从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铁路部门。  


工业  
　　当战争促进了经济的运输部门时，对北方工业的影响也是不寻常的。由于战争造成棉花短缺，作为首屈一指的工业——棉纺织品的产量下跌了74%；不过毛纺织品生产增长一倍，部分地弥补了这方面的损失。位居第二的最大的消费品工业——制鞋业，由于失去了南方市场而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虽然军队的合同在很大程度上迅速填补了这方面的损失，在战争的头一、二年，南部市场的丧失也损害了其他工业；到1863年-1864年，军工生产才开始兴起。战争最初的两年间铁的生产下降了14%，但到1864年，仅仅联邦各州的铁产量比先前创全国记录的1856年的产量还高29%。1861年，煤的产量下降，之后几年又升到了新的高度；1861年-1865年，光是北部煤的产量就比1856年-1860年南、北的煤总产量高出21%。其他与战争有关的工业——枪支、火药、皮革(用来做马具和骡具)、铜(用做步枪子弹的火帽)、货车等等，从战争开始时起就迅速地发展起来。这些工业到1864年使得联邦各州的生产指数比1860年的全国生产指数提高13%。  
　　战争也加速了机械化及工厂生产作业的扩展。战争期间尽管缺少熟练的工人，但枪支的生产也能得到迅速发展，因为在半个世纪之前，第一批工业之一采用了可以互换的机制部件的原则。北部另外两种工业的经历也说明了战争如何加快了机械化的趋势。到19世纪50年代，缝纫机的发明已开创了缝制成衣的生意。但是战争时期对军服的突然需要成为服装业进一步机械化和标准化的促进因素。1860年至1865年间，缝纫机的数量增加了一倍。陆军部给服装制造商提供关于士兵系列等级尺寸。这就产生了服装标准“尺码”的概念，而且在战后又成为民用服装的标准“尺码”。战争也加速把新技术应用于制鞋业。大约30年前，制鞋业已开始从小作坊制作发展为工厂制作。在19世纪50年代，一种用于缝制皮革的缝纫机投入使用，加速了这个过程；在1858年，马萨诸塞州的一位发明者莱曼·布莱克获得了一项专利，他改进了一种能把鞋面和鞋底缝在一起的绱鞋机器。特别是自从许多熟练的制鞋工人参军之后，为供应军队的定货，用手工制的旧方式是太慢了，因此战争给布莱克的发明开创了一个市场。1862年马萨诸塞州的企业家戈登·麦凯购买并改进了布莱克的专利品，开始向制鞋厂商销售这种机器。到1863年底，这些机器已缝制了250万双鞋。  


内战与经济增长  
　　上一代的历史学家根据这些和其他因战争刺激而引起的北部经济变革，称赞内战使美国发动了工业革命。查尔斯和玛丽·比尔德把内战称为“第二次美国革命”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最近几十年，经济史学家从两个方面抨击了这个论点。他们争辩说，(1)从19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就已经发生了促进经济现代化的基本改革，而战争可能加速了其中某些进程，但并没有引起直接的根本性变化；(2)19世纪60年代的十年证明经济增长速度确实缓慢了，因此与其说战争促进不如说可能妨碍了工业化。  
　　第一个论点是有说服力的。运输工具的改革、制造业、美国成批生产法以及19世纪工业化的技术革新，都发生在战争之前。因此显然内战并没有开创美国经济的现代化。战争是现代化的胜利，而不是现代化的起因。  
　　第二个论点初看起来好像也不无道理。根据大量的统计数字，19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的增长比率比1840年-1930年之间的任何十年都低。19世纪40年代，美国的商品产量增加51%，50年代增加62%，70年代增加62%，80年代增加63%，90年代增加36%，但是在19世纪60年代只增加了22%。19世纪60年代人均产量实际上减少了3%，与其他五个十年相比，其中每个十年都平均增加20%。60年代制造业的产值增加了25%，而1839年以后，19世纪剩余时期每十年则平均增加94%。60年代农业产量增加15%，而其他几个十年则平均增长35%。从1850年到1873年，在战争期间每年铺设的新铁路只有1,000英里，而其余时期平均每年铺设3,000英里。根据一位著名的经济史学家的意见，这些统计数字集中到一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内战阻碍了美国工业的发展”。  
　　但是前一段的统计数字包括了南部。考虑到战争给南部的资源、生产能力以及消费者购买力带来的巨大破坏，人们毫不奇怪，19世纪60年代从全国来说是经济增长较低的十年。当联邦各州在战争期间出现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邦联的经济混乱带来的损失要大于它的经济的增长。战后加速度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遭到破坏的南方经济的重建，并表现出19世纪60年代停滞后赶上来的过程。1840年-1860年间，美国经济人均商品产量平均每年增长1.45%，但19世纪60年代略有下降后，在1870年-1880年间人均增长率平均每年是2.6%；1880年后增长率又下降到2%以下。因此在1880年美国经济的人均产量保持原来的水平，正如1840年-1860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持续稳定，而内战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  
　　然而就统计数字来说，战争既没有加快也没有妨碍长期的增长速度。但它的确根本改变了财富和产量的地区性分布。1860年，南部白人人均占有财富比北部白人高95%；到1870年，北部人均占有财富比南部白人多44%。1860年北部和南部的人均商品产量(包括农业)大体相等；到1870年北部的人均产量比南部多56%。1860年南部占有的国民财富是全国的30%；到1870年只占12%。  


战时非军事立法  
　　政治权力的地区性转移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战争不仅解放了奴隶，而且也把正在现代化的北部资本主义从南部的思想意识影响下解放出来。这种解放的重要性早在1862年就已经变得很明显，战时财政立法制定一种统一的货币(绿背纸币和国民银行券)以及一个全国性的银行组织。1862年国会在南部民主党议员缺席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通过三个重要的法案。这三个法案反映了辉格党-共和党的现代化目的。这三个法案是：宅地法、土地赠予学院法以及太平洋铁路法。  
　　宅地法承认居住五年之后，根据请求，移民可以获得160英亩公共土地的所有权。1860年共和党纲领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解放土地”，这一条作为一个问题在国会中已长期受到南部人的阻挠，并且在1860年被布坎南总统否决。共和党摆脱了南部梦魇般的压力后，于1862年5月20日通过了这个法案。战争结束之前，根据这个法案大约有20,000农民占有了300万英亩土地，法案最终处理了8,000多万英亩土地的归属和所有权。  
　　土地赠予学院法为几所著名的大学打下了基础(它被称作莫里尔法是用议案的提案人、佛蒙特的国会议员贾斯廷·莫里尔的名字命名的)。莫里尔法案以比例代表为原则，按每个国会议员和参议员30,000英亩公共土地拨给每个州。出卖这些土地的收入将用来在每个州至少创办一所学院，以开展“农业和机械技术”的教育。教育改革者们近30年来，为使高等教育更适应于大多数美国人的经济追求，强烈要求通过这样一个法案，但是南部人和民主党人以前曾加以阻挠。布坎南1859年否决了这个法案。林肯在1862年7月2日签署了莫里尔法案。该法案对高等教育产生的影响，是美国历史上联邦扶植教育的最重要的实例。  
　　太平洋铁路法案在19世纪50年代曾受到两党的支持，但是由于铁路是沿着北部路线还是南部路线来修筑的争执而使法案形成僵局。南部脱离联邦后，问题才得到解决。1862年7月1日通过了这项法案，规定东部的终点站在奥马哈，西部的终点站在旧金山湾。法案规定，修建每英里铁路至少拨给6,400英亩公共土地(后来又加了一倍)，联邦贷款16,000美元。根据这个法案成立了“联邦太平洋铁路公司”和“中太平洋(后来改为南太平洋)铁路公司”。1869年两个铁路公司把他们的铁路在犹他州普洛蒙托莱接轨。1864年，国会特许成立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圣保罗到西雅图)，而且拨给更多的土地。先后拨给其他铁路公司的土地加在一起，总数达1.2亿英亩。  
　　事实上，三个法案有时是互相矛盾的。无代价授予定居者土地不时受到向铁路部门和各州拨地的干扰，它们把土地当作银行贷款的担保，或把土地卖给最高的出价人。但是，批准这些法案的共和党人打算把它们当作补充措施，以促进非蓄奴地区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事业：宅地法以土地的形式给农民提供资本；莫里尔法规定向人力资本投资，帮助农民和“技工”变得更加富裕，劳动生产率更高；给铁路贷款和拨给土地是要把大量的社会间接资本吸收到经济建设中去。  
　　第三十七届国会(1861-1863)制定了多项立法，它们永远改变了社会和经济的面貌。法定货币法，国家银行法，宅地法，莫里尔法，太平洋铁路法，国内税收法和没收法，都象征着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的胜利。由于确信这种胜利，北部在战争中取得的胜利产生了广泛的乐观主义。1865年，参议员约翰·谢尔曼在给他兄弟的信中写道：“实际上是，如果战争以我们的资源无损的情况下结束，那么首要的资本家的主张将得到高度和充分发挥的机会，其程度大大超过我国过去所进行的任何一项事业。他们在谈论百万位数时，其信心和以往谈论千位数时一样。”  


劳工与战争  
　　在北部，用一种怀疑的态度来看待战时这种发展的是一群蓝领工人。他们中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是在国外出生的，主要是爱尔兰人。他们对共和党的战争目的和方针缺少热情。特别是当他们没能完全分享到战时繁荣时，许多工人拒绝同中产阶级一起为现代资本主义的胜利而欢呼鼓掌。工资的增长比物价的增长低20%还多，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工资才开始赶上来。  
　　工资低的原因之一是劳动力的成分发生了变化。50多万熟练和半熟练的工人都加入了联邦军队。雇主为弥补他们的空缺，雇用或提升了一些半熟练和不熟练的工人，包括妇女和儿童。1860年，妇女大约占生产劳力的四分之一，主要集中在纺织业和服装制造业上；但战争期间妇女占的比例至少升到了三分之一。代替熟练男工的妇女和其他补充人员做同样的工作而取得的报酬较少，这是因为他们在工作中缺少经验，他们的生产能力也比较低——这有助于说明19世纪60年代期间为什么人均产量下降3%的原因。  
　　为了使工资的增长跟上生活费用的上涨，工人们偶尔也进行罢工。其中有许多次罢工取得了胜利，特别是1863年-1864年熟练和半熟练工人所进行的那些罢工。从此以后，绝大多数熟练工人的工资保持和生活费用相同的水平。主要是半熟练和不熟练的工人，特别是妇女，他们的工资收入越来越落在后面。如果罢工不影响军队作战，联邦政府很少进行干涉。在边境各州和已占领的田纳西，联邦官员确实曾几次使用军队去阻止或驱散过罢工。1864年3月，在纽约州科尔德斯普林的帕罗特枪炮厂，政府也曾经派出两个连的士兵去逮捕罢工领导人(这事发生在1864年军队发动战役的前夕，帕罗特工厂制造的大炮将在这些战役中起重要作用)。  
　　战时罢工的胜利使熟练工人产生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新感受。大多数罢工以及从罢工中产生的工会都是自发的和地方性的；于是，许多全国性的工会应运而生，这些工会战后成为工人运动高涨的基础。工会会员人数在19世纪50年代末期还为数极少，到70年代初猛然增加，那时产业工人加入工会的人数比19世纪任何时期都多。  
　　大多数外国出生的工人都是民主党党员，他们对现代化和解放奴隶抱有同样的党派敌视态度；而大多数本地出生的工人都是共和党党员，他们赞成自由劳动的思想甚至到了为解放奴隶而欢呼的程度。有几位劳工领袖明确表达了同激进共和党人相同的观点，认为必须摧毁现代化以前的南部奴役劳动制度，并且给予所有工人以均等的就业机会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拥护1865年1月卡尔·马克思给亚伯拉罕·林肯的信中代表国际工人联合会所阐述的观点：  
　　欧洲的工人们确信，美国独立战争曾为中产阶级开辟了占优势的新纪元，同样美国反蓄奴制战争也将为工人阶级带来占优势的新纪元。他们把它看作是一个即将到来的真正的新纪元，它将注定由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亚伯拉罕·林肯为了解放被奴役种族和重建一个社会去领导全国进行史无前例的战斗。  

　　有几位废奴主义者和激进的共和党人在战后劳工改革运动中成为积极分子，最著名的有温德尔·菲利普斯和本杰明·巴特勒。但是战后年代，共和党人与劳工领袖们各自在理解自由劳动思想方面出现了日益扩大的分歧。工人们在要求平等权利和就业机会均等方面，失去了共和党的信任。用劳工领袖艾拉·斯图尔特的话来说，他们开始要求：“同等分享他们的工业创造的财富。”到1870年为止，三分之二从事劳动的美国人都是工资收入劳动者，而不是业主。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竞争的资本主义自由劳动思想、个人主义、社会流动性、自我奋斗和阶级调和看来对他们那种从属的雇佣劳动的地位越来越没有关系。他们正在意识到劳工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一个独立阶级，他们的需求和资本的特权是矛盾的。内战既是自由劳工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促进有高度阶级觉悟的工人运动的因素，这种运动最后抛弃了那种为保守的资本主义利益效劳的思想意识。  


南部对经济的不满  
　　邦联在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的两次战争失利后，使邦联后方最严重的问题更加恶化，这就是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在随后三个月内，物价上涨了58%。1863年10月22日，里士满一位人士在日记里写道：“昨天在卡雷伊大街上，一位可怜的妇女向一位商人买一桶面粉。商人要价70元。那位妇女惊叫道，‘天呀！我怎能付得起这样的价钱？我有七个孩子，我可怎么办？’商人冷酷地说，‘我可不知道，太太。要不你就吃你的孩子吧。’”  
　　四个月之后，在里士满一桶面粉的价格是250元。许多南方人身处这种凄惨的窘境，但又丝毫不了解其原因何在，于是，他们就为这种苦难寻找替罪羊。众人的目标集中在“投机商”和“敲诈勒索者”身上，人们认为他们囤积居奇，以便在因此而引起的物价上涨中获利。新闻界和舆论界也严厉谴责这些“卑鄙可耻的人”，他们“如果可能的话会把宇宙的空气都装在瓶子里，然后每瓶以这样的高价出售”。杰斐逊·戴维斯大声疾呼，反对“这些卑劣的投机商企图垄断市场，并且从我们的保卫者的鲜血中赚钱”。在另外的一些场合，一旦提到别人时，有些南部人就把他们的愤怒集中在犹太商人身上。用邦联国会议员的话说，“他们像埃及的蝗虫那样云集在这里，吞没了国家的财物，抽尽了国家的供应品，垄断了国家的贸易……。当战争结束时，大概就会发现几乎所有邦联的财产都落到犹太人夏洛克的手里。”  
　　当然，在邦联有“投机商”，但大多数商人，不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在困难时期他们都力图正派地谋生。他们是受害者，而不是通货膨胀的根源。虽然他们出售货物可能获利50%，但是如果在他们卖和买的这段时间里总的物价标准已上涨45%的话，那么他们获利就很少。邦联有几个州通过“镇压垄断者”的法令。它们要镇压的垄断者指的是那些据说从垄断日用品市场中获利的批发商。1863年4月，邦联税收法规定对批发商的利润征收10%的追加税款。这法令没有一条是可行的，因为在邦联财政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估评盈利多寡并找出阴谋的证据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  
　　 1863年的征收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针对投机商的。因为农民和商人常常拒绝按政府规定的价格把食物和日用品出售给军队，所以军需官员就采取了征收供应品的方法。这就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为了纠正滥用职权并使征收手续合法化，1863年3月26日，邦联国会通过了“调节征收法令”，该法令给征收官员规定了准则，每当这些官员就制定一个合理价格与销售者持不同意见时，可以根据法案提出公断。然而同其他许多邦联财政立法一样，这项法案也没有达到目的。由于在葛底斯堡战役和维克斯堡战役之后突然爆发通货膨胀，征收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距扩大，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实际上农民逐渐变得不愿意按任何价格去接受邦联的钱。军官们为供应品已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他们强夺所需要的一切，而只给愤怒的农场主打个白条借据。到战争结束时，据估计，这些借据尚有五亿美元未付清。  
　　征收政策不是减轻而是加剧了物资不足和通货膨胀，因为当征收官员走近时，许多农民都把粮食藏起来，把牲畜赶进树林里。其他人也完全拒绝去种庄稼。征收法还使许多南部人起来反对邦联。路易斯安那区的农民们告诉一位邦联官员说，“他们宁愿看到北方佬也不愿见到我们的骑兵。”这话表达了广大农民的共同情绪。几乎南部每个州长都斥责征收法。各州的州权倡导者们，特别是佐治亚州州长约瑟夫·布朗，竭力给征收官员制造困难。戴维斯的政敌们把征收法当作他们攻击政府的主要问题之一。威廉·扬西愤怒谴责道，“自由人民在同入侵者公开战斗中被击败”要比“偷偷摸摸地使自由权和宪法保护权屈从于军事独裁”好得多。但是不管怎样恶劣，征收法在南方大部分地区还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一条政策，军队要获得任何供应品都将是十分困难的。  


与敌人进行贸易  
　　邦联的另一个明显的不可避免的弊病乃是与北方佬进行贸易。与敌人进行贸易的问题同战争那样由来已久。在独立战争时期及1812年战争中，美国人已证明自己同敌人贸易是内行的。在内战中，他们表明他们更加内行，而且内战与以前的许多次战争相比，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诱惑力。南部拥有大量的为北部所急需的一种农产品——棉花，同时南部也急需大量的鞋、盐、药品、军需品以及其他货物，但这些物品主要是从外部世界才能得到。战前南北经济是互相依赖的；战争期间，政府和将军们的所有法规都无法制止一种比和平时期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利可图的贸易。在孟菲斯或新奥尔良买一磅棉花只要10到20分钱，而在波士顿或纽约能卖80分钱。在北部买一袋食盐只要1.25元，运到南部可以卖60元。有些胆大的人想方设法以棉花去换取食盐。尽管邦联禁止棉花出口，南部人仍把棉花卖给北部人或欧洲的投机商；而邦联的官员们却注意到了另一个方面：因为用这种贸易挣来的黄金和绿背纸币，能够去购买枪炮和鞋子。尽管联邦政府封锁南部，但它允许——或者说至少不禁止——某种在一定程度打破封锁的贸易。  
　　 1861年双方政府官员都禁止与敌方贸易。但横跨双方的边界有一千英里长，它大部分都贯穿边境各州，并把边境各州分成两个敌对的部分。大量的走私活动是通过寂静的森林或是黑夜中穿过没有巡逻队的河流来进行的。海上也进行着违法贸易。纽约的商人把作战货物用船运到百慕大或拿骚，然后从那里再把货物装上偷越封锁线的船只运到威尔明顿或查尔斯顿。  
　　随着1862年联邦攻占南部的大片地区，进行走私交易的机会大大地增加了。根据“商业随国旗而行”的名言，财政部颁布了许可证，同意在占领区进行合法贸易。这种自由贸易政策有两个目的，即在占领区恢复正常的商业活动和拉拢南方公民回到联邦中来——因为，根据政策，只有那些作了效忠宣誓的人才能在北方出售棉花或从北部购买货物。实际上，这种许可证办法根本行不通。有执照的人和没有执照的商人都成群结队地带着绿背纸币、黄金、咸猪肉、鞋子、羊毛毯——甚至黑色火药涌入占领区，去换取由种植园主或代理商出售的棉花。在这些种植园和代理商中，真诚地进行过效忠宣誓的人并不多，没有宣誓的倒是不少。通过边境上的孟菲斯，大宗走私贸易在进行，这些走私货物越过叛军的防线，在1862年-1863年间为密西西比和田纳西的叛军提供了大量补给品。  
　　格兰特将军和谢尔曼将军痛恨这种贸易。谢尔曼写道：“我们不能同时和某些人又进行战争又进行贸易。”他发出许多命令限制或禁止这种贸易，但其中某些命令被华盛顿否决了，而其他一些命令实际上是无法执行的。南部妇女年届穿多褶多环衬长裙者，都是经验丰富的走私者。有一位孟菲斯妇女穿着这种裙子，但其多环的裙衬架看来可疑，经搜查发现有12双靴子在她的衬架上系着，靴子里装有药品、威士忌酒和其他物品。还有一次，在孟菲斯有一支精心安排的葬礼队伍，从城里抬出一口棺材，结果发现里面全是准备送给邦联范多恩将军的部队的药物。  
　　更严重的是北部军人参与了这种贸易。一位派去调查孟菲斯事件的陆军部官员十分遗憾地说，利润或贿赂的诱惑“已经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它腐蚀败坏了军队，使军队士气低落。每位上校、上尉、或是军需官员都与棉花投机商秘密合伙，每个军人都梦想着在他的月薪中增加一包棉花”。1863年，格兰特写道，这种贸易“正在削弱我们33%的力量……。我敢说，去年在田纳西西部诚实的人没有赚到钱；但在那期间，那里倒有许多横财可发”。  
　　聚集在孟菲斯的北部商人中有些是犹太人，这促使格兰特在1862年12月17日发布了他一生中最草率的一个命令：“犹太人，作为一个阶层，违反财政部制定的各项贸易法规，也违背各项[军事]命令，为此，这项命令到达后的24小时之内必须把他们驱逐出境。”格兰特的做法在北部激起了某种程度的动乱。没超过三周，华盛顿传来撤销这项命令的指示。格兰特很快照办。哈勒克告诉格兰特说，“总统并不反对你们驱逐叛徒和与敌人进行贸易的犹太商贩”；但是鉴于这项命令“排斥了整整一个宗教阶层，而他们中的有些人正在我们的队伍中进行战斗，因此总统认为有必要撤销它”。 [ 注：其他几个指挥官，包括谢尔曼也宣布了犹太商人有罪的命令，一些邦联的官员也同样这样做。在里士满，一位陆军部的秘书写道：这些“犹太敲诈勒索者比起林肯的军队已更多地损害了我们的事业”。(约翰·琼斯：《邦联州首府一位南部陆军秘书的日记》，2卷[1935年，纽约版，1866年费城第一次印刷]，第1卷，第221页)这些评论就像通常所持的态度一样，是荒谬的，因为只是一小部分商人和投机商是犹太人。如同所有的战争那样，南北战争有其崇高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有爱国者，也有奸商，但是前者和后者都并不明显地属于任何阶级或种族。 ]  
　　本杰明·巴特勒是联邦高级军官，1862年4月至12月他是新奥尔良占领军的司令官。他没有采取行动去阻止与敌人贸易，实际上，要是他能听听别人的批评，那么情况会完全相反。  
　　巴特勒是个在战时最暖昧和最引起争议的人物之一。他在新奥尔良的统治给他赢来了远扬国际的臭名，也受到南部人经久不衰的恨。他最初的行动就是发布一项命令，任何污辱联邦士兵的女人“都将被看作是妓女在经营其副业，或以此论处”。 [ 注：虽然发布这项命令或许是鲁莽的，不过是在大量惹人恼火的事发生后发布的。新奥尔良的妇女曾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来侮辱北部士兵。最后一件非常无聊的事是，法兰西人社区的一个女人把便壶内的尿泼在舰队司令法拉格特将军的头上。 ] 几个星期之后，巴特勒把一名从公共建筑物上扯下美国国旗的平民处以极刑。远至伦敦和巴黎，这些行动增加了外国对邦联的同情。在本地附近，南方人给巴特勒取的最温和的绰号是“畜牲”。杰斐逊·戴维斯发布了公告，把他斥为歹徒；并且命令说，如果一经抓获，“立即将他绞死”。  
　　但是“畜牲”巴特勒对新奥尔良实行了迄今最有效和最有益于健康的管理。他清理了污浊的下水道，建立了新的排水系统和卫生条例，并且着手一项雄心勃勃的公共工程计划，为穷人和失业者提供就业的机会。这项计划的大部分资金来自巴特勒所没收的邦联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这些做法使他赢得了另一个绰号“泥铲”巴特勒；因为，据说，他和他手下的官员们偷了南部人的白银。  
　　为把城市经济从封锁而导致的萧条中复兴起来，巴特勒也采取了某些措施。他所振兴的大部分贸易，是把诸如盐、鞋子、食品这类军需品换成棉花和糖，但这些军需品都到了邦联部队手里。这种令人厌恶的气氛和遍布新奥尔良的投机活动，使巴特勒获得了不好的名声。人们没有发现将军本人有过任何违法的事情(一位徒劳无功的财政部代表汇报说：“巴特勒是聪明人，想去发现他要隐瞒的问题，无论如何是困难的。”但是他的兄弟安德鲁，领陆军上校军衔，陪同他来到新奥尔良，据说他使用不必受检查的手段而发财致富。  
　　 1862年12月，纳撒尼尔·班克斯将军接替巴特勒之后几天，有位公民送给他十万元的贿赂，如果他能批准一项用南方棉花换取北方食盐的交易，而这宗买卖已得到邦联当局的批准。廉洁的班克斯在一封私人通信中伤心地写道：“来到这里，我对国家才感到失望……。每一个同政府有关系的人都在忙于盗窃他人的财产。他们能得到糖、银餐具、马匹、车辆等一切东西。已经和敌人公开进行贸易……。照这样下去，我们绝不会胜利——我们的人必须停止盗窃，不然就会断送国家。”班克斯控制了这种最坏的恶习，但是他决不可能彻底阻止这种非法贸易。一位外国观察家写道，当这么多的钱处于得失攸关时，即使“有一道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中国长城”也无法阻止这种交易。  
　　 1863年3月，联邦国会通过了接收财产法，这项法案打算通过政府没收全部邦联所有的棉花来减少私人交易。1864年1月，财政部发布了严格的条例来管制非邦联棉花(即曾经进行过效忠宣誓的人所有的棉花)的购买。1864年7月，国会废除了公民在占领区进行贸易的许可制度。  
　　但是这些法令和条例对非法贸易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政府用这样一种方式强制他们，规定买棉花继续用现金支付，而后来这些现金却流入邦联的手中。林肯允许这样做，因为他相信由北部人购买棉花比起让同样的棉花穿过封锁出口到欧洲，对联邦更有益，而不利于邦联。总统向一位愤怒的将军说明了他的理由，这位将军曾试图在他的管辖区内禁止棉花贸易。林肯指出，棉花价格比战前标准上升了六倍多；“而敌人在一定的时间内，比方说在一年内，至少要运出六分之一那么多的棉花，好像没有封锁一样，敌人用这批棉花赚得的钱，就像在和平时期棉花大丰收时赚到的那么多。”于是，南部就能用外汇来购买武器和军需物资。因此允许个别商人贩买棉花“这不只是对个人利益和贪婪金钱的让步”，因为运到北部的每一包棉花都是不许出口的。“只给敌人枪比起像现在这样既让他得到枪又让他得到弹药要好”。  
　　在制止这种贸易方面，邦联的将军们同他们的联邦对手相比，也没有取得多大的成绩。靠近联邦边境的南部居民为了出售棉花很快就进行了效忠宣誓。就像走私商品通过防线时用贿赂去引诱北部士兵动心一样，“一双长统靴和一瓶威士忌酒”就能买通邦联警戒哨兵而达到同样的目的。一位邦联官员抱怨说。每个卷入的人都是“腐败和堕落的”。“棉花不再促进我们的实力，现在已成为削弱我们战斗力的最大敌人。北方佬的黄金迅速完成了联邦军队决不可能取得的东西——征服[我们的]人民。”邦联政府在理论上也同意这种观点。里士满的陆军部长写道：“与敌人进行的所有贸易都是败坏风纪的，非法的，当然应该反对，但与此同时，……如果不允许某种程度的贸易，我们的军队将不能生存。”杰斐逊·戴维斯勉强同意了这种贸易，如果这种贸易是“绝对必要”的话。  
　　对南部来说，这种贸易几乎一直是绝对必要的。尽管林肯的论点和邦联官员的抱怨是对立的，这种走私贸易毫无疑问对邦联比对联邦更有利。历史学家詹姆斯·福特·罗兹对这种贸易的判断看来是公正的：“它对南部是一种难免的祸害，但对于北部虽是一种祸害，但并不是难免的。”它还是造成战后十年腐败风气和投机活动的祸根。  


内战军队中的疾病和医疗情况  
　　内战时期士兵死亡的主要原因是疾病。士兵们病死比战死要多一倍。而对每一个病死的人来说，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里病员死亡单上还有许多其他的人。最初一个团的编制有1,000人，而到部队开始进入战斗时常常减员一半，疾病和残疾是主要的原因。  
　　新兵体检常常很草率，有时根本就不体检。1862年7月，对联邦征兵手续的一次调查中推断：“去年对新兵进行草率和表面的体检至少占所征志愿兵的25%，这种检查不仅毫无用处，而且确实是一种累赘。”此后体检比较严格。但是数千人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新的疾病环境，身处在这种环境，就是健康的新兵也会得病。在双方军队中，农村兵比起城市兵更容易得病。这些农村兵已经一直处在袭击农家青年的多种细菌的侵袭下。在联邦军队中，来自中西部几个州的新兵患病死亡率比起来自东北部几个城市化的州高43%。  
　　两次广泛的时疫流行袭击内战部队。第一次是一种流行性儿童传染病——主要是麻疹和腮腺炎——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得这种疾病。虽然死者很少，但是这些疾病能使由大量新兵组成的部队一时失去战斗力。第二次是由于污水、变质食物、曝晒和蚊子引起的战地流行病。内战时期主要的致命疾病是痢疾及腹泻、伤寒和疟疾。在军营内，原始的卫生条件或不注意卫生，常常使水遭到污染，残留的废物垃圾招来了苍蝇和啮齿动物如耗子、松鼠等。甚至当军医颁布适当的卫生规则时，士兵们有时还是不注意。罗伯特·E·李在1861年写道：“我知道，我们可怜的病号遭到这么多的折磨，但他们是咎由自取，因为他们没有按我们的要求去做。他们比小孩还要差劲，因为我们可以强迫孩子们去做。”  
　　由于内战士兵病死的人数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军队死于疾病的人数大概多十倍，比死于战场的大约多八倍，因此许多历史学家得出结论说：“医疗服务是内战中最惨痛的失败之一。”当然，内战中肯定会有不胜任的或放荡的医生，随军医疗队中存在官僚主义错误、军官对士兵的卫生漠不关心和医疗工作中有守旧思想等等，都负有责任。但是，这些只代表了事情的一个方面。根据当时的标准，内战时期的医疗和军队的卫生状况是非常好的。虽然病死与战死的比例为二比一，但却优于墨西哥战争(1846-1848)的七比一的比例，也优于西班牙与美国的战争(1898)的六比一的比例。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中的英国军队的比例几乎是四比一，在拿破仑一世进行的历次重大战争中一直是八比一。在克里米亚的盟军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疾病死亡率是25%，与内战军队相比，它四年内疾病死亡率是13%(联邦军队10%，邦联军队是20%)。美国军医总监的看法是正确的，当时他有见识地写道：“联邦军队中病死与战死的比例比起有史以来所了解到的任何军队的死亡率都要低。”  
　　但是根据20世纪的标准，内战军队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是触目惊心的。正如战时军医总监后来用事后聪明的观点解释说：“内战是在医疗上的中世纪之末进行的”。路易斯·帕斯特、约瑟夫·利斯特和其他欧洲人刚刚开始细菌学的研究，这一研究将在一个世代内引起医学知识的彻底革新。内战时期的医生不知道引起痢疾、伤寒或疟疾等的原因。对有关环境卫生、洁净饮水或均衡饮食的重要性在思想认识上还处在摇篮时代。几乎没有人懂得需要对外科医疗器械进行消毒，以防感染。由于医疗技术还处在原始阶段，医生们知之不多。他们的无知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虽然内战对医学没有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在军队医疗上确实引起了重要的创新。1861年的医疗服务是不健全和不成熟的，而到了1863年已得到了极大发展，而且实行专业化。在萨姆特要塞陷落的时候，美国军医总监已年届80岁，他是参加过1812年战争的退伍军人。他的继任者60岁，同样满足于旧军队中那种浑浑噩噩的官僚主义习气。但自1862年4月，33岁的威廉·A·哈蒙德被委任为军医总监起，联邦军卫生局才有幸得到了强有力的具有进取心的领导。而邦联军卫生局的情况也是如此，同样受到资源少的限制。1861年4月，美国军队只有113名医生，其中24名辞职去投奔邦联。到战争末期已有15,000多名医生在联邦军和邦联军中服务。战前军队里没有综合性医院；在1865年已有350多所，其中许多新的“帐篷”式医院在长达半个世纪内，成为标准的陆军医院。  
　　大约在战争的第一年，伤员的战地治疗程序是混乱的。团队的乐师(其中许多人小于18岁)、炊事员、大车把式以及其他非战斗人员都被派去抬担架；平民经常被雇来驾驭救护车。战斗激烈时，这些平民和青年人往往惊慌地逃走，留下无人照顾的伤员躺上几小时或几天。结果战士们常常离开前线，把受伤的战友抬到后方，这样就减少了部队的战斗力。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862年8月，麦克莱伦将军下令波托马克军团成立一支野战卫生队。这个卫生队工作十分有效，并被其他联邦部队采纳，最后在1864年3月，得到美国国会的委派令。野战卫生队的成员在战斗期间和战斗之后活跃在战场上，急救受伤的士兵，把他们抬到旅或师的后方战地医院，并且驾驭马拉的救护车把伤员从战场疏散到后方医院。邦联成立了类似的“医疗队”。这些医疗单位一直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军队的样板。  
　　美国卫生委员会力主建立野战卫生队，并进行其他方面的改革。卫生委员会这个组织被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说成是美国创造能力的典范，它创建了志愿社团，去完成在欧洲通常由国家或教会所完成的任务。战争初期成立的卫生委员会作为一个民间团体，谋求政府的批准，以帮助军队卫生局解决某些卫生问题，这些卫生问题曾使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英国和法国军队死去许多人。卫生委员会在解决了军队敌视“参与工作”的平民问题之后，在1861年6月得到了陆军部的正式承认。  
　　卫生委员会变成北部妇女为战争效力的主要机构。虽然它的国家官员及其公职人员都是男人，但是管理7,000个地方性机构的志愿人员，大部分都是妇女，她们收集生活用品，举办大型“卫生展览会”进行筹款并干护士工作。委员会建立补给站，为部队分发衣服、食品和药物。它给往返前线的康复士兵和休假士兵提供食宿。它向团的宿营地派卫生检查员，就诸如公共厕所、下水道、供应水及炊事这类问题对官兵们进行指导。它给士兵们提供蔬菜，这是按部队标准定量经常短缺的品种。它搜集急需的药品和绷带，迅速送往战地医院。它派出自己的医生和护士到军队医院里工作。1862年它租船从夏洛和弗吉尼亚半岛撤退伤员，当半岛上的部队缺少救护车时，它为他们提供了救护车。  
　　 1861年卫生委员会的官员们批评军医总监及其手下的工作人员像“老朽的饭桶，可恶的绊脚石”。这个旧的军医机构愤怒地反唇相讥，说他们是“蛊惑人心的说教者、乡下医生和好胜的女人。”但卫生委员会是受到士兵们的如此欢迎，它的工作效率如此显著，它在国会中的影响如此巨大，因此它能在1862年推动通过一项改组卫生局的议案，并稳妥地保证哈蒙德被任命为军医总监。这开创了卫生局与委员会之间合作的时代，从而产生了像野战卫生队这样的创新事物。 [ 注：这个委员会及哈蒙德将军与陆军部长埃德温·M·斯坦顿在1863年发生冲突的原因还不完全清楚。有时斯坦顿阻挠该委员会的活动。他不喜欢哈蒙德，并在1864年解除了他的职务。然而那时哈蒙德实行的改革已经成为军队规范化的工作程序了。 ]  
　　其他志愿社团也协助卫生委员会做了工作。有几个国家团体为士兵们提供帮助并赡养他们的家属。西部卫生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它为密苏里和阿肯色的联邦军队开展救护与医疗工作。罗马天主教仁爱修女会向军队医院提供国内训练有素的护士。1861年11月，一群新教徒的牧师和基督教青年会的官员组织了基督教委员会，向前线宣传基督教青年会的教义。一年之内，这个委员会就变成了一个大型组织，并给军队以比精神安慰更多的东西。基督教委员会的志愿人员给伤员们提供食物和护理，给医院图书馆提供大部分的图书和刊物，并给康复期的士兵们分发毛毯、棉衣，甚至药品。这些活动有时导致了他们与卫生委员会的对立，卫生委员会比较世俗化的领导人对基督教委员会的那种传道热情总是皱眉蹩额，表示不满。  
　　这些志愿团体对联邦军队的健康状况作出了很大贡献。它们在医疗史上也具有长久的影响。卫生委员会逐渐形成了一种着重科学调查、讲究实效和严谨的博爱主义的哲学思想，从而成为战后慈善事业的一个特点。它给美国公共卫生联合会提供了样板，该组织是曾在卫生委员会内积极工作的人于1872年创建的。美国公共卫生联合会在以后美国医学和公共卫生的现代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南部组织起来的救护和医疗工作比起北方来不那么集中。尽管当地到处都成立了帮助士兵和医院救护的团体，但是，邦联并不存在卫生委员会或基督教委员会这类对应团体。虽然这些团体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邦联的士兵们在医疗护理上比起联邦士兵还是差些。每六个受伤的邦联士兵中有一人死于创伤，而联邦军是七个伤员中有一个死于创伤。邦联士兵的患病死亡率是联邦军的两倍(这里应特别指出战斗中的死亡率也是两倍之多)。这并不是邦联卫生队的过失，而主要是食物短缺、经济崩溃和资源遭到破坏，以致影响了邦联各方面进行的战争努力。生病或受伤的战士不能得到充足的食物或适当种类的食物。虽然大部分原因也是由于联邦封锁造成药品短缺，但是有关邦联医疗工作的最详尽的研究资料认为，在家庭手工制作和与北部的违法贸易大大弥补了药品短缺。但是南部铁路的逐渐崩溃，以致某些地方在最需要药品的时候也得不到供应。  


妇女与医疗工作  
　　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在北方，妇女在内战医疗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她们不仅在民间志愿团体中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而且数以千计的人还作为专业护士和志愿护士在军队医院里服务。1864年，一位名叫玛丽·沃克的妇女在联邦军队中当医生。她在佐治亚被邦联军俘获，当他们“看到这是只有在腐化堕落的北方佬国家才能出现的事情时”，都显得惊异。  
　　沃克在任职之前必须克服男人的敌视，那些自愿去做护士的妇女多少都会遇到这种敌视。然而，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树立的光辉榜样开始使护理职业有了尊严，而以前这种职业一直被蔑视为一种低下卑贱的职业。人们认为，妇女比男人具有更好更温柔的性格，因此最适合做护士。然而在1861年多少还存在着相反的看法，特别是在南部，军队医院那种粗鲁、男性和令人难堪的人体环境不是有身分的妇女去的地方，特别是如果她年轻、漂亮又未婚，就更不应该去这个地方。1861年6月，联邦政府任命著名的疯人院改革者多萝西娅·迪克斯为女护士的总管。迪克斯规定所有护理职业的申请者“外表”必须朴素，而且至少要30岁。有位失望的申请者抱怨说：“恶魔迪克斯……不愿接受任何漂亮的护士去工作。怎么想到起用这样一个老家伙去管理别人呢。……是哪个蠢汉决定的事？”某些妇女设法通过了迪克斯的仔细检查后，还必须克服军医的偏见，譬如有这样的军医，他抱怨北部的个个传教士都“愿意把其教区内最烦人的老处女作为有经验的护士介绍进来”。这位军医说，他已经被其中的几位妇女弄得烦死了，“每个人的鼻梁上都架着眼镜，眼睛里流露出一种真诚的目光，注视着她准备占有的男人”。这位医生补充说，她们到来之后，医院的死亡率增加了，“或许是这些眼镜造成的”。  
　　北部妇女逐步克服了这些偏见。1862年7月，军医总监哈蒙德下令军队的综合性医院的护士至少有三分之一必须是妇女(其余大部分或是选派的，或是康复期的士兵)，这项命令帮助了她们。在北部，大约有3,200名妇女在军队中当护士，占护士总数的四分之一。在南部，虽然许多做奴隶的妇女一开始就在军队医院里服务，但是让有“身份的”白人妇女做军队护士还是较晚一些。直到1862年9月，邦联国会才正式承认女护士。尽管白人妇女在邦联军队护士中所占的比例比联邦要小，但从那之后南部军队开始欢迎妇女了。然而在南北双方，另外有数千名妇女作为医院的志愿者或是卫生委员会、基督教委员会以及类似组织的雇员在工作。有些志愿者是“慷慨的女慈善家”式的人物，士兵们不喜欢她们，但是大多数都是忘我地努力工作的妇女，并赢得了官兵们的尊敬和赞扬。  
　　女护士主要在远离战斗前线的综合性军队医院内工作。但有些也具有战地医院的危险和艰苦。克拉拉·巴顿，后来成为美国红十字会的创立者，曾经为许多联邦战地医院尽过力。1862年夏天，有几位妇女继在夏洛战役之后，又在里士满附近的战斗时于后方医院里工作。1863年，许多北部妇女来到葛底斯堡；在那里她们既帮助照顾联邦伤员，也帮助照顾邦联的数千名伤员。玛丽·安·比克尔戴克是最著名的前线女护士。她是伊利诺伊州的一名寡妇，以热爱士兵而被称为“比克尔戴克妈妈”，她特别关心田纳西军士兵的保健工作。由于格兰特和谢尔曼将军的支持，她战胜了来自医生和高级官员们的反对。她是谢尔曼允许与他的部队在一起的几个平民之一。她赢得了这位顽固将军毕生的尊敬。  
　　内战时期，妇女从事护士工作提高了护理职业在美国的地位，正如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从事护士工作对英国的影响一样。1861年，妇女中央救助联合会在纽约市提出一项训练护士的计划。在战争期间或战后不久在北部一些城市建立了另外几所护士学校。在这方面，内战对医学的现代化和专业化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二十二章 战时重建与自由民  
詹姆斯·M·麦克弗森 [美国]  
[出自《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1981  
解放奴隶  
自由民的地位  
　 自由民的土地问题  
　 自由民的教育  
　 政府和自由民  
政治上的重建  
　 路易斯安那  
　 韦德-戴维斯法案  
重建与总统选举内幕  




　　 1863年12月8日，林肯发布了“大赦和重建宣言”。林肯根据宪法就对反对合众国的罪犯实行大赦所赋予的权力，提出对那些曾参加过叛乱而现在宣誓忠于合众国及其所有法律和有关奴隶制宣言的人，实行“全部赦免”并恢复其“除奴隶外”的全部财产。(邦联政府的内政外交官员，陆海军的高级将领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邦联分子不在赦免的范围之内。)无论任何时候在任何一个州，宣誓的选民人数达到了1860年选举时投票人数的10%，这个忠诚的核心就可以重建一个州政府，而林肯答应给予行政上的承认。“这类州政府所通过的关于该州自由民的任何条例，其中应承认并宣布永远给他们自由，为他们提供教育；该条例作为临时措施，但可以符合他们当前作为劳动的、没有土地的而且无家可归的阶层的状况，都不会受到国家行政部门的反对。”自然，决定该州是否派出众议员和参议员的权力是属于国会的。  
　　这个文件是深思熟虑后的产物。它论述了战争中最主要的社会与政治问题，并制定了如下政策：(1)承认到目前为止新奴隶解放所已取得的成就将是重建的先决条件；(2)但是，南方各州暂时可以颁布劳动合同法或其它措施，以便从突然解放所引起的混乱中恢复秩序；(3)一些州从政治上回归联邦将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对叛乱分子将不施于严厉惩罚，不没收其除奴隶之外的一切财产，并且在开始阶段不要求选举人数超过10%。  
　　 1863年下半年间，林肯在联邦军事胜利的条件下，有系统地阐述了这些条款。现在联邦军队几乎占领了整个田纳西以及路易斯安那，阿肯色，密西西比和弗吉尼亚的大部分地区。为了在这些地区恢复(或叫“重建”)民选文官政府，已需要制定一项政策。林肯的这个宣言旨在迎合这种需要。另外，总统希望他对大赦的慷慨保证会引起更多不热心的邦联分子重新归顺联邦，从而进一步削弱邦联。但是，这些复杂的条款分裂了共和党，并且在总统与国会之间引起了对立。要阐明这些复杂的问题，需要从三个不同的但又互相联系的问题即奴隶解放、自由民的地位和政治上的重建来进行分析。  


解放奴隶  
　　虽然所有的共和党人都想把解放奴隶作为重建的条件，但是其中许多人——包括林肯——都怀疑战时反对蓄奴制的行动在战争结束之后是否还能合法有效地存在下去。那些根据战时权力可以没收敌人财产的行动，在和平时期就可能不会具有宪法上的合法性。共和党人普遍都赞成来到联邦境内的奴隶，根据没收法、解放宣言或是占领南部的联邦司令官的军事命令——如纳撒尼尔·班克斯的那些军事命令，获得自由；这些军事命令还废除了路易斯安那战前宪法中的奴隶条款。林肯再三声明，只要他当总统，已获得自由的人将不会再沦为奴隶。但是法院在战后会承认这种身份吗？而还未来到联邦境内仍在邦联的三百万奴隶以及没有落实这些政策的边界各州的五十万奴隶，他们会怎么样呢？即使废除蓄奴制已成为重建的一项条件，一旦某个州回归联邦，宪法上也没有任何条款去阻止一个州重建蓄奴制。  
　　到1863年底，共和党人已断定唯一稳妥的办法就是应有一条要在各地废除蓄奴制的宪法修正案。林肯说：“仅这么一条就能对付和控制一切无端指责”。1864年4月，参议院表决，以38票对6票通过了第十三条修正案，有两名民主党人加入了共和党的大多数，但是，民主党在1862年国会选举中所得的席位，使北部民主党人和边境各州的保守主义者能够在众议院阻挠议案的通过。1864年6月15日，众议院对修正案的表决是93票对65票(只有三名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要达到必须的三分之二多数还少十三票。  
　　众议院要通过第十三修正案必须等到下一次国会会期，而在此之前，共和党在1864年总统竞选的胜利已说明了北部舆论的倾向。与此同时，为解放奴隶而进一步采取宪法步骤的动议权转向边境诸州和已占领的部分邦联州。早在两年前，边境诸州曾推翻了一项有补偿的、逐步解放奴隶的提案。现在的议题是立即和无条件地废除蓄奴制。正如林肯在1862年曾预言的，整个战争的“磨擦力”正在磨掉这些州的蓄奴制，直到只剩下法定外壳，而不会留下任何东西。  
　　在马里兰和密苏里，由于许多亲蓄奴制的人在邦联军中服役而不在家里，同时其他邦联的支持者因拒绝效忠宣誓而被剥夺了公民权，因此联邦反蓄奴制的人在1864年取得了对这些州的政治控制。即使如此，争取解放奴隶的斗争还是势均力敌的。6月24日，在马里兰制宪代表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废除蓄奴制的修正案。进行新宪法公民表决时，大多数平民竟然投票反对废除奴隶制的修正案，只是由于在马里兰的联邦士兵们的支持才以2,633票对263票的表决，为在1864年10月13日批准修正案提供了微弱的多数。1865年1月11日，密苏里州制宪代表会议通过一项废奴修正案，关于修正案的公民表决，再一次突出地表现出极其势均力敌的投票情况(修正案包括另外几个有争议的特点，其中有全部剥夺邦联支持者的投票权)。只是由于赞成修正案的士兵的多数票压倒了反对修正案的平民微弱多数票，从而在85,478的总票数之外增加了1,862票的数差，使新宪法获得通过。  
　　这些票数的接近以及许多将要投票反对新宪法的人被剥夺了投票权，意味着奴隶解放在马里兰和密苏里几乎不是林肯最初所希望的那种“自愿”措施。在战争前后废除了蓄奴制的其它三个州：路易斯安那，阿肯色和田纳西可以说也是同样的情况。在1864年，有来自路易斯安那和阿肯色已经占领的地区代表所参加的制宪会议，以林肯关于重建的“百分之十计划”作为改革的一部分，废除了蓄奴制，而且那些合格的投票者都从责任感出发而批准新宪法。1865年1月10日，田纳西的制宪代表会议通过了一项解放奴隶修正案，2月22日，田纳西的联邦主义投票者通过了这项修正案。虽然参加这次表决的投票者的比例比路易斯安那和阿肯色要大，但总数还是相差很远，没有达到占全部选民的大多数。  
　　在这五个州的大部分地区，适应商业的城市居民和欣欣向荣的非蓄奴农场主一般都支持解放奴隶的运动。例如，在马里兰，废除蓄奴制的冲突，按一位历史学家后来说的是在“潮汐区各县的固定不变的农业社会”和“北部及西部正日益发展的工商业及农场主”之间发生的。援引来自巴尔的摩其一位支持者的话说，解放奴隶所取得的有限胜利表明一个“与北部进步和繁荣结成的新联盟”。  
　　具有守旧传统的民主党势力在肯塔基和特拉华阻碍强烈的奴隶解放运动的发展，即使在特拉华，实际上是个自由州，那里的22,000黑人中处于奴隶地位的还不到2,000人。直到战争结束后第十三修正案批准八个月，在肯塔基和特拉华才正式出现奴隶解放。  


自由民的地位  
　　简单的概括无法说明奴隶们获得自由的种种途径。当奴隶主在北部军队到来之前逃走时，成千上万的奴隶便成了“投奔北军的黑人”，逗留在后面的奴隶把“北方佬”当作解放者去欢迎。其他奴隶得知穿蓝色军服的联邦部队就在附近，便离开种植园奔向他们的阵地。1864年-1865年当谢尔曼军经过佐治亚和南北卡罗来纳时，几万奴隶尾随在队伍后面。有些奴隶帮助北部士兵劫掠村中首富；而另外一些奴隶又帮助太太们埋藏银子。受信赖的家庭佣人和马夫往往最先把种植园丢给北部人；而另外一些人则一直对老主人忠诚到底。许多逃亡出来的奴隶为联邦指挥官作向导和侦探，但另外一些逃奴却假装一无所知或拒绝向入侵的北军提供情报。只有一个结论是可靠的：大多数奴隶欢迎自由，不管这种自由到头来是含含糊糊的还是幻灭的。到战争结束，在邦联的350万奴隶中大概有150万已经直接地受到北军入侵的影响，而且其中50多万人是在联邦牢固控制地区之内。  
　　联邦政府对这50万逃亡奴隶从来没有制定一项统一的坚定的和深思熟虑的战时政策。军队、财政部(该部控制没收充公的财产)、各宗教团体以及北部为给自由民提供救济和教育而组织的自由民协会各行其事，各自为政。占领军司令部的军官掌握最大的权力。从他们最初企图应付逃亡的奴隶进入时起，就提出了某些似乎是“政策”的东西。在最初阶段，这种准政策也掺杂许多混乱、困难和不公正。  
　　这些逃亡奴隶拥挤在临时准备的营地里，曝露在日光和风雨中，加上疾病，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北部士兵有时还“没收”黑人好不容易随身带来的粗陋财产。士兵与黑人妇女之间的性接触造成了性病流行。为了改变这种混乱局面而建立秩序，为了防止部队的风纪败坏和剥削逃亡奴隶，联邦的指挥官们建立了分散的自由民村，指派部队军官作为自由民的管理人，特派一小队士兵保护村子以防范北部非法活动者和邦联游击队(这种村子起到组建黑人团的作用)，给自由民提供口粮、衣服和药品，号召北部的传教团体和志愿团体给予援助，和以尽可能快的行动去动员身体强壮的黑人去当劳工，并最终去当兵。  
　　在所有这一切当中，军队首先考虑的是军事效能。人道主义显然是第二位的。军队并没有考虑自己是从事改革的团体。军队的主要目的是把这些逃亡出来的黑奴组织起来，以便把他们对军事行动的干扰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使他们对军事行动的支援发挥最大的劳动效能。陆军和海军让这些逃亡黑人当赶大车的把式、装卸工人、轻工兵(建筑工人)、医院的卫生员和护士、炊事员、洗烫衣服的女工、仆役、砍柴工，等等。  
　　奴隶做上述工作不同于他们为邦联军队做同类工种的唯一地方是他们作为联邦劳工具有自由，并且得到工资。但有时在性质上也没有多少差别。邦联的官员们未经本人同意强制黑人服兵役，而联邦的官员们也常常这样做。从理论上讲，为联邦工作的黑人能够得到工资，但其中许多人几乎没见过一美元，因为他们的工资已经从衣服、亲属的赡养、每日口粮或医疗费中扣除了。邦联的官员或监工可能一直是苛刻的工头，而某些北军的宪兵司令、军需官和自由民的管理人在这一方面比起他们也不相上下。许多投奔北军的黑人无法解释，他们的旧的地位与新的身份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  
　　曾在联邦入侵者占领的种植园劳动过的许多自由民都能提出这同一个问题。那类种植园的某些承租人就是见钱眼开的北部佬；另一些承租人是已经进行过效忠宣誓的南部人。在密西西比河流域下游地区，许多种植园主进行了效忠宣誓并带着从前的奴隶继续经营自己的种植园，其唯一不同的是付给奴隶工资。但是说到在军队中的黑人劳工，他们的工资似乎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一个北部白人工人要确认这个制度就是自由劳动制度可能会有困难。在已经占领下的路易斯安那，纳撒尼尔·班克斯发布了规章条例，而且在路易斯安那北部密西西比河流域，军官们都仿效这些规章条例(在这两个地区，三分之二的自由民在联邦有组织的控制之下生活)。根据这些规章条例，劳动被确定为“公共义务”，懒惰和流浪被视为“犯罪”。所有尚未被雇佣的强壮的自由民都需要到公营工厂去劳动。一个逃奔出来的奴隶可以选择自己的雇主，但是一旦签订了合同，他就必须为这个雇主干活直到合同满期。规章条例上规定了最低的工资，还有口粮和住房。但是考虑到衣物、医疗费和病假等等这么多的折扣，实际上大多数种植园的雇工都在为吃住而紧张地劳动。宪兵司令接到命令要在工人中推行“持续的忠实干活，品行端正，遵纪守法和完全服从”。废奴主义者的指责这些规章条例是对自由劳动的歪曲。由于揭发了许多白人承租者的恶劣行径，以及他们与某些宪兵司令之间的互相勾结，而这些宪兵司令所起的作用与旧的奴隶警察所做的几乎一样。这一切使废奴主义者们的愤怒变得更为强烈。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对自由民的福利事业，有些部队军官还是同情和关心的。格兰特委派一位随军牧师约翰·伊赖上校任密西西比河流域自由民的行政官，他和南卡罗来纳及佐治亚沿海岛屿的军事行政官鲁弗斯·萨克斯顿将军对自由民的福利事业特别关心。在已占领的地区，许多自由民，特别是那些有手艺的自由民，得到优厚的工资。军队往往插手保护工人免遭农场主虐待，以便使农场主遵守对待工人的例规。种植园的承租人并不都是西蒙·勒格里 [ 译者注：西蒙·勒格里是斯陀夫人著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残酷的奴隶主，他把汤姆打死了。 ] 。签订合同与工资的概念其本身在南方种植园里就是新鲜的。它是从半封建朝着现代自由劳动社会迈出的重要一步。  
　　并非所有没收的种植园都租给了私人。许多仍然在政府手中。这些种植园里的自由民都是在管理人的指挥下劳动着，这些管理人都是由北部自由民援助团体派去的。这种模式在南卡罗来纳的近海岛屿以及在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的占领地区，都是共同的。这些管理人不同于承租人或农场主，他们对帮助那些逃亡奴隶转变为自由民比起在农作物种植上获利往往更有兴趣。但获利的动机也是存在的。赞成蓄奴制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蓄奴制对于南部主要的农作物经济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北部反蓄奴制的人渴望证明自由黑人劳动的有益性。虽然战争的混乱和破坏使农作物的产量低于战前水平，但是战时棉花价格的飞涨，使大多数种植者都获了利——因此反对蓄奴制的人们都断言自由劳动的尝试是成功的。  
　　诚然，无论是那些仁慈的“管理人”还是拼命追求利润的承租户，在白种人的监督下组织种植园工人的做法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家长式统治。但是，当军官和文官们面对大量被赶出家园、衣衫褴褛和正在患病的奴隶时，他们都认为他们面对的是一种客观条件，而不是一种理论。在军队把大部分健壮的成年男性逃奴抽出来充当劳工和士兵之后，自由民管理人手下只剩下妇女、儿童和年老体弱者了。在这种环境里，难免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家长式作风。可能出现的情况或是玩忽职守，或是发生可怕的死亡率，后者比诸家长式作风受到的指责更加严重，可能成为罪责的原因。  
　　但事实上，在战争期间，逃奴营地里的死亡率可能高达25%。虽然这个数字看起来是触目惊心的，但是如果对比一下南部邦联士兵以及联邦军队中的黑人士兵接近20%的疾病死亡率，那么这个数目就不算很高了，因为在黑人队伍中没有老人或儿童。由于战争而被迫背井离乡的白人难民的死亡率也很可怕。在联邦军队和慈善团体对那些逃亡出来的黑人进行组织、训练和救济之前，在这些逃奴中就出现了最严重的疾病和死亡的灾难。他们决定把所有健壮的黑人都安排去工作的一个原因就是要把他们从有害健康的宿营地疏散开，因为营地里人员拥挤和肮脏，而且传染病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  


自由民的土地问题  
　　对白人管理人或承租人家长式统治的一个明显的可供选择的作法就是把没收来的土地，要么直接出租给自由民，要么直接出售给自由民。这是北部激进分子所极力主张的，而且在占领的南部，日益推广执行。到战争的最后一年，在联邦控制之下的农田几近20%是由黑人单独耕种的。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出现在杰斐逊·戴维斯和他的兄弟约瑟夫在维克斯堡南部戴维斯-本德的种植园里。在1864和1865年黑人农民在戴维斯-本德租借了数千英亩土地并且成功地种植了棉花和粮食作物，他们中许多人都是这位邦联总统从前的奴隶。在1865年的棉花收获中，他们净获利159,000美元。这些自由民形成了一个自治区，有他们自己选出的黑人行政司法长官和治安推事。在南部其它地区，特别是近海岛屿，自由民在战争期间可以购买土地。  
　　这样的机会给黑人朝自耕农的地位提供初步的开端，这种地位已经成为他们的主要愿望。大多数废奴主义者和激进的共和党人也都预见到未来的南部是属于拥有土地的黑人农民。但是，这种美景却遇到了强大的干扰。例如，1863年-1864年，在近海岛屿上的自由民购买了5,000英亩土地，但北部的投资者却买了20,000英亩土地(其中一些土地后来被转卖给黑人)。这些北部买主中有许多像其它地方的北部承租人一样，表现出南部种植园主战后所持的态度，他们愿意要无土地的黑人劳动力而不愿要拥有小块农田的黑人自耕农。  
　　宪法看来禁止在南部进行真正的土地改革。1862年7月，林肯曾扬言要否决第二个没收法案，因为按照他的观点，没收邦联成员拥有的不动产违反了宪法上关于剥夺财产法的禁令。这个议案规定只没收犯人生活范围之外的财产。 [ 注：宪法第三章第3条规定：“国会有宣告惩治叛国罪之权，但剥夺叛国罪犯的公民权时，除剥夺公民权终身者外，不得涉及剥夺继承权，亦不得没收其财产。”第二没收法曾规定没收邦联成员的财产，作为惩办他们反对合众国的叛乱。但由于这条规定会妨碍那些受到这种惩罚的人的子女继承这份财产(“丧失继承权”)，林肯曾扬言说，如果国会不修改这项法令以防止上述情况，他就要否决这个议案。由于作为宪法这一条款的根据的英国法律，只应用于不动产，林肯认为奴隶作为财产，应该豁免丧失继承权的律令——换句话说，奴隶能被合法地没收，而土地却不能。 ] 由于总统的坚持，国会通过了一项说明性决议，禁止剥夺邦联继承人财产的任何企图。当然，这样就使没收法作为一个土地再分配的手段失去了它的价值，根据1861年直接税收法，近海岛屿的土地已被出售而不支付税款，这个税收法为重新分配南部土地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但是在那里也同样隐隐出现了难以应付的法律和行政两方面问题。  
　　激进分子们对于他们所认为的宪法上模棱两可的说法，已无法忍耐。一位废奴主义者说：“根据文明国家所有法律和习惯法，反政府的叛乱者应被没收其财产。”自由民如果没有土地，才仅仅得到一半的自由。“为了安全、和平和持久”，激进分子们坚持认为，“必须主要在经济和工业上进行重建；必须着手在南部安置一部分忠诚的居民，这些居民不仅是作为耕种者，而且是作为合法的真正的土地拥有者。……在一个自由民主社会发生的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任何国家，在那些国家，一切土地归一个阶级所有，而耕种却归另一个阶级。”  
　　 1863年12月，林肯发表大赦宣言，将财产(除奴隶外)归还给已进行过忠诚宣誓的邦联分子，这就进一步破坏了土地改革的良机。虽然数千名南部人排除在这种大赦之外，但林肯公开表示以后有可能把他们包括进大赦之列。一位愤怒的废奴主义者说：“假如总统把土地的所有权都归还给这些叛国分子，那么没收法就是一场闹剧，而且这场战争将是一次巨大的失败。”  
　　 1864年初，激进的国会议员乔治·朱利安提出了一项法案，把1862年的宅地法扩充到南部那些被丢弃和被没收的土地。朱利安的这一法案提出，对于每一个自由家庭的每个人，南部联邦主义者以及联邦军队的退役军人，授与40或80英亩的土地。虽然这个提案与林肯的政策似乎有矛盾；但朱利安声称，已经获得总统的同意，将签署废除1862年关于限制没收犯人的生活资料的决议案。无论这个说法是否真实，众议院和参议院都以不同的方式分别通过了废除1862年的决议案。但是出于宪法上的顾忌及某些共和党的保守思想，他们甚至对削弱叛国者的财产权表示犹豫，所以阻止了废除议案或者说阻止了朱利安土地再分配议案的最后通过。国会所通过的与此最接近的立法是1865年3月关于成立自由民管理局 [ 译者注：自由民管理局(Freedmen's Bureau, 1865-1872)，又译作“被解放黑奴事务管理局”。 ] 的一项法律条款。这个条款规定每个南部自由民或联邦主义者可以租用40英亩被遗弃或被没收的土地，他们在三年之后，凭“合众国转让这种土地财产所有权”就有选择购买土地的权利。  
　　在国会通过这项法案时，一个大规模的土地再分配方案已经在进行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创始这项计划的人——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对激进分子和自由民来说，已经毫无用处。当谢尔曼的军队通过佐治亚并在1864年12月到达萨凡纳时，数千名衣衫褴褛的自由民正七零八落地跟在队伍的后面。谢尔曼同20名黑人领导人举行了会议，他们告诉谢尔曼：“我们能够最好地照顾自己的办法，便是拥有土地。”会议之后，谢尔曼在1月16日发布了一项特别命令，规定从查尔斯顿到杰克逊维尔海岸线和30英里的内陆河岸作为自由民重新定居区，而且给每个家庭40英亩土地。这些土地自由民们在国会“将来规定土地财产所有权”之前将获得“土地占有权”。到1865年6月底，军队已经在这个地区安置了四万多名自由民。未来将由国会决定是否能把这种“土地占有权”转变成为真正的所有权。  


自由民的教育  
　　土地所有权是未来基本美好前景的一个支柱，另一个则是教育。对教育的追求比起对土地的追求取得了更多的成就。北部在南部创办学校的改革运动是一项在从前邦联地区实地进行的现代化的革新。  
　　 1863年，在占领下的路易斯安那，一位北部传教士写道，他的周围都是：  
　　穿军服的黑人，穿着破烂衣服的黑人，住在木屋里的黑人，生活在帐篷里的黑人，生活在用树枝覆盖在几根横杆下的黑人，生活在没有横木的大堆树枝堆下的黑人，露宿野外以青天作被窝的黑人；他们都满怀着希望……，每个人都在祈求接受教育，为了学习而愿意去做任何工作。他们永不离开我们的房间，他们高呼要“书！书！”还问：“何时开学？”  

　　废奴主义者率先在北部各地建立自由民援助协会。一位废奴主义者写道：“废奴主义者对于受他们保护的自由民的责任将不会随着法律上废除蓄奴制而中止。”这个运动的下一步就是自由民的教育。“我们的责任是帮助黑人渡过难关。”战争期间，自由民救济协会至少派出了一千名教师，他们在占领区创办了学校。这些教师成为战后最初几年来到南部的2,000多名教师的先行者。有一位第一批到达南卡罗来纳波弗特的北部教师在1862年写道：“我们已经开始做了反蓄奴制的工作，而且我们认为它是一件崇高的工作，从事这项工作十分高尚。”大约三十年过后，黑人领袖杜波依斯写道，这些教会的教师中四分之三是妇女；他们都是在内战时期没有得到歌颂的男女英雄人物，“他们在19世纪进行了一场最精采的和平战斗。……[他们]的到来不是使黑人在原来的地方保持不动，而是使他们跳出蓄奴制曾吞噬他们的龌龊污浊的地方……。这就是新英格兰给自由黑人的礼物。”  
　　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是白人。1861年9月，在弗吉尼亚州的门罗要塞建立的第一所自由民学校就是由一名自由黑人妇女执教的。在19世纪60年代期间，在自由民学校的4,000名教师中大概有20%是黑人。南部的黑人们用自己的财力创办和资助了其中许多所学校。  
　　然而，如同杜波依斯所提示的那样，自由民的教育主要是一项新英格兰事业。五分之三的白人教师出生在新英格兰。最大的自由民团体是美国传教士协会(公理会)，它得到的大部分赞助都来自新英格兰。最有势力的非宗教团体是新英格兰自由民援助协会。有位教师写道，他设想其使命是在亚拉巴马建立“一种真正的新英格兰文明”。另一位教师则希望新英格兰学校女教师的改革运动将提供足够的教师“使整个南部成为一个新英格兰”。  
　　北部教师们在教育的这一方面上所想到的比作为初等教育基础的读写算要广泛得多。他们希望在南部灌输新教的伦理道德的价值观和自由劳动的思想意识。这些价值观的核心就是劳动的必要性和高尚性的观念。北部的传教士们指责某些联邦的指挥官在占领下的南方实行强制劳动的管理条令。他们认为劳动的道德观必须通过教育才会成为个人品德的一部分，不能由外界强加于人。最好的纪律就是严于律己。有位废奴主义传教士写道：自由民“需要接受清教徒关于劳动光荣的教义”。蓄奴制由于把劳动同奴役联系在一起，就把劳动的崇高性贬低了。为了帮助自由民“抛弃蓄奴制的教义”，学校对学生“授以勤奋、家政安排以及节俭方面的课程”。他们教育学生，“勤劳对自由来说是值得赞美和必需的，而懒惰既不道德又可耻”。传教士认为，获得自由的奴隶们需要接受“新英格兰的教堂和学校……培育秩序、节制饮酒、纯洁净化和诚实”并教育他们成为“像北部人那样勤奋、崇尚经济和节约。”  
　　在战争期间，自由民学校中的黑人估计达到了二十万。在阿波马托克斯战役之后，已发展起来的自由民教育计划已取得巨大的进展。这些学校发动了一场扫盲突击运动，这场扫盲运动后来由按照北部教会学校创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南部新的公立学校体制继续进行下去。  
　　自由民管理局是私人援助团体的一个重要伙伴。这个局从1865年至1870年在学校方面花费了其预算的三分之一。该局全称是“难民、自由民及荒废土地管理局”。建立自由民管理局提案最初提出是在1863年，但由于众议院和参议院就该局应隶属于陆军部还是财政部发生争执，一直拖到1865年3月3日才成立。国会最后决定把它隶属于陆军部。这个局的工作在占领下的南部成为军队战时经验的楷模。这个局由于安置了白人和黑人难民，因而起着一个救济机构的作用，它在农场主与自由民之间草拟劳动合同并加以实施；它与志愿会社合作开办自由民学校。  


政府和自由民  
　　联邦政府对自由民工作的纪录交错着成功与失败、人道主义与剥削，慈善与残酷等的事例。政府的政策往往看上去是混乱的和目光短浅的；而政府则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势。解放四百万奴隶和重建因内战而瓦解了的一个奴隶社会完全都是新的经验。没有什么现成模式去指导人们处理这些问题。政府没有做过要负责处理庞大的难民人口问题，没有设立官方机构去实施一项巨大的福利与就业计划。联邦军队和政府都在黑暗中摸索。他们开创了先例。历史上没有第二个社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解放了如此众多的奴隶；没有第二支军队曾经完成过这样一场社会革命。没有第二个国家曾建立过自由民管理局去处理已获得解放的奴隶的问题；没有第二个社会把如此巨大的努力和金钱倾注在对以前的奴隶的教育上。尽管这些努力可能是微小的，但按照当时的标准，这些努力都是革命的。  


政治上的重建  
　　任何一项对自由民的政策，其命运最终取决于政治重建的情况。林肯愿意采用一种温和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总统曾是亨利·克莱 [ 译者注：克莱(Henry Clay, 1777-1852)美国爱国者，政治家，是内战前数十年间，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之一，创建辉格党，主张解放黑奴；曾任众议院议长，数度参加过总统竞选，但都不成功；曾任昆西·亚当斯政府的国务卿。 ] 派的一位老辉格党人。他在南北战争以前，曾与南部辉格党人有过热诚的关系。他知道，这些人中有许多在1861年还是有条件的联邦主义者。他的“百分之十重建计划”就是呼吁这些老辉格党人和其他联邦主义者挺身而出，并重申他们与联邦的同盟。对林肯来说，重建的任务是一种恢复而不是一场革命。由于新联邦不会有蓄奴制存在，所以可以肯定，恢复联邦决不是恢复“原样”。但是，总统很愿意同意获得赦免的南部领导人“采用某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去缓和“整个劳工革命”所造成的冲击，并因此能够使黑人和白人“摆脱彼此间的老关系而逐步自己生活”。  
　　废奴主义者和激进派并不希望缓和革命所造成的冲击。温德尔·菲利普斯说：“[必须]打碎墨西哥湾沿岸各州的整个社会制度。这主要是一场社会革命……。寡头政治是南部的结构，统治着南部，而且发动了这场战争。只有消灭这种寡头政治和那种社会形式，才能结束这场战争。”仅次于菲利普斯的是国会议员撒迪厄斯·史蒂文斯，他是把重建当作革命的最坦率的鼓吹者。当时欧洲的观察家把他形容为“历史上最激进之一的革命”中的“罗伯斯比尔，丹东和马拉”。他宣称，重建必须“改变南部的制度、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必须粉碎他们各种制度的基础，并奠定新的基础，否则我们的鲜血就白流了，我们的财富也就白白地消耗掉了”。  
　　在被占领的南部，许多激进的军官和官员都持这种观点。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上校在南卡罗来纳州写道：北部的价值观和制度一定要在战后推广，只有“变革，革新和同化被征服的人民的制度，生活和风俗”，才会做到这一点。一位路易斯安那州的财政事务官在1864年说：“在一场革命中不[可能]有中立可言。它一定要造成社会的根本变革；这[已经]成为每一场大革命的历史。”但是，温和派亦引证历史来支持他们的进化论观点。班克斯将军(他负责路易斯安那州的林肯重建计划)写道：“世界历史表明，得不到控制和不加合理限制的革命会产生反革命。”  
　　在1864年上半年，这些对立的观点在共和党内形成有关重建问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一场僵局，但是，这场较量几乎使党陷于分裂并威胁到林肯的再次当选。  
　　林肯的政策是以其联邦不可分离的理论为基础的。由于各州不能合法地脱离，于是就仍留在联邦内。因此重建的任务就是要确立一个法律手续，以便使忠诚的公民借此重新取得对他们州的控制。然而，在实际意义上，邦联各州无疑是处于联邦之外的。多数共和党国会议员不希望准许前叛乱分子仅凭一次效忠宣誓就返回联邦。共和党人出于对前邦联分子的不信任，希望只把重建工作委诸毫无疑问的联邦主义者去做。他们打算提出几个条件，以保证黑人的自由和公民权。为了证明对宪法所确认的州权进行干涉是正当的，他们提出了多种理论。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宣称，由于南部各州确曾脱离过联邦，所以根据国际法应作为“被征服的区域”来对待。但多数共和党人认为这种说法过于激进了；这些共和党人倒倾向于查理斯·萨姆纳的论点，南部各州因脱离联邦而搞了“州自杀”。由于它们已丧失了宪法赋予它们的权力，所以它们恢复到这样的准州地位：只有在满足了国会所规定的条件时，它们方可作为州而被重新接纳。但是，这种准州化的观念某些共和党人也认为是太过分了。在1862年，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共和党众议员联合民主党众议员以及边疆州的国会议员，挫败了准州化的重建措施。  
　　同时，林肯通过1862年在邦联四个州的占领地区任命军事长官，已在国会取得了主动权。虽然这是针对占领区管理需要一个临时政权作出的着重实效的反应，但林肯显然有意把此举作为走向总统重建计划(即通过行政决定而不是通过国会立法去制订重建政策)的第一步。在这同时，共和党温和派国会议员对准州化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变通办法。宪法第四条第四款规定：“合众国应保证本联邦各州实行共和政体。”按照宪法制定者的本意，“共和”只意味着非君主政体。但是，和宪法其它部分一样，为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这个词组是可以作出新的解释的。对1863年的共和党人来说，反叛和蓄奴制可被解释为对一个共和政体的否定。无疑，这会引出某些麻烦的问题。如果邦联各州的蓄奴制是非共和主义的，那么忠诚的边疆诸州又如何呢？不过，到了1863年，共和党以宪法该款为基础进行重建已取得了一致意见。无论是国会准州化的想法，或是总统的各州的关系牢不可破的理论，都没有消失。然而，二者都已包含在共和政体的这个概念中，而这种模棱两可的概念几乎可以为任何事物提供法律根据。  
　　但是，“共和政体”这个词组并未消除林肯与激进派在观点上的区别。温德尔·菲利普斯说道，总统赦免叛乱者并让他们参加重建的政策“使南部的大地主依然把持政坛并使黑人的自由徒具虚名”。菲利普斯警告道：这些获赦的邦联分子一旦重新掌权，“阻挠这场革命的势力就会轻易地得到行政当局的帮助，尽管行政当局也希望黑人应当获得自由，但它却没有为他们设法做点别的事……。麦克莱伦在战场上曾经干了些什么事呢——‘他干的是尽可能减少伤亡！’而林肯在国内事务中又在干些什么呢——‘尽可能少地进行变革！’”  
　　激进派不仅要求在南部实行土地改革，而且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也在开始鼓吹黑人的投票权了。他们这样做，既是出于正义的原因，也是一种权宜之计。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废奴主义者一直在试图为北部黑人赢得平等的选举权；而现在他们已准备把这一斗争扩大到南部。他们说，如果得不到选举权，获得自由的奴隶就没有能力对抗旧奴隶主阶级发动的反革命政治行动，也就永远不能保卫自身。废奴主义者还认为，自由民在下南部地区形成唯一保留的联邦主义大集团，如果没有他们的投票权，一个重建州的忠诚基础就会很脆弱。如果不给那些曾为联邦工作和战斗的人们以投票权，但同时却把这一宝贵的权利赋予那些曾拿起武器反对联邦的人，那么还有什么正义或健全的政策可言呢？1864年初，菲利普斯几次在挤满听众的大厅里发表演讲，他说：“黑人已经获得了土地和接受教育等各种权利。我们在离开他们以前，我们应当让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拥有投票权和有就近的校舍。如果这些我们办不到，那么北部就已经让狡猾的政客窃取了战争的果实。”  
　　在1864年，这一主张对多数共和党人来说是过于先进了。北部选民只是在最近才用战争手段来解放奴隶，所以几乎尚未准备好实现政治平等。但是，如果此时只有最激进的发言人公开主张黑人拥有投票权，那么这场战争的历史就说明哪里有激进派先行，哪里就有共和党的多数跟着干。萨蒙·蔡斯在1863年的最后几个星期与好几位共和党人进行私下谈话后写道：“我发现，几乎所有愿意让有色人民参加战斗的人现在都愿让他们参加投票。”  


路易斯安那  
　　路易斯安那发生的事件使林肯和激进派就重建所持的对立观点愈益尖锐化。在新奥尔良，为数颇为可观的中产阶级和技术熟练的工匠阶层——其中包括大约一万名战前的自由黑人——成为真正激进的重建的核心。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曾反对脱离联邦，他们与蓄奴制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也不大喜欢这种制度。1863年，他们的政治领袖们成立了自由州全州委员会，并敦促召开大会，拟定一部新的州宪法。与自由州委员会打交道的一位财政事务官写道：“我仿佛置身于一个新世界中。大多数人都同我们过去一样地激进。一个由有才智的自由民组成的有色人种代表团被批准与会。这比诸俄亥俄州的行动，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班克斯将军则喜欢路易斯安那的联邦主义温和派，而不喜欢激进的自由州委员会。班克斯并未像激进派所希望的那样召开制宪大会，而是按照曾根据废除蓄奴制的军事命令而修改过的战前宪法进行了一次州级官员和国会议员的选举。林肯急于加快路易斯安那的重建进程以作为各州的样板，因而要求班克斯率先搞下去。  
　　班克斯处于可以影响选举结果的地位，联邦军方控制着选民登记手续。班克斯对温和派领袖们予以保护。许多选民在不遵照这位指挥占领部队的将军的意愿之前，都要三思而行。果然不出人们所料，在1864年2月22日举行的这次选举中，温和派轻而易举地获胜了。班克斯对结局所起的作用激怒了激进的自由州人，并疏远了强有力的国会共和党人。为了部分地弥补已经造成的损失，林肯催促班克斯向温和派施加压力，以便在预定4月召开的大会上制定一部自由州宪法。与此同时，自由州委员会委派新奥尔良黑人社会的两位领袖携带要求给黑人投票权的请愿书前往华盛顿。林肯为这些人的教育程度和口才所感动，便写信给新当选的被占领的路易斯安那州州长迈克尔·哈恩。制宪会议将决定新时代选民的资格。总统写道：“我提出一个坦率的建议供你参考，是否可以不将某些有色人种人士拒诸门外——如那些很聪明的，尤其是那些曾在我们队伍中英勇奋战的人。他们在将来某个艰难时期，可能会帮我们把这块自由的宝石保持在自由的体系内”。  
　　这封信表明，林肯已打定主意迁就激进派。但是，要使这个建议在路易斯安那州得到采纳，他还需要做更多的事，而不是给黑人以投票权的“坦率建议”。尽管班克斯施加了压力，大会只是就未来黑人选举问题授予州议会以自由决定的权力。新宪法的确禁止了蓄奴制，并为两个种族创建了公立学校体制。但这并未使激进派平静下来。对宪法投赞成票的，只代表该州男性成年白人的10%。国会的共和党人认为，这样的基础对重建来说是过于薄弱了，特别是因为路易斯安那新政府的成员没有一个激进派——最可靠的联邦主义者。如果这就是林肯的重建政策的样板，那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共和党国会议员不愿参与其事了。  


韦德-戴维斯法案  
　　但是国会拥有某种追索权——它有权拒绝接纳路易斯安那州的代表，而且它的确这样做了。它还拒绝接纳阿肯色被占领地区按照林肯的政策选出的国会议员，并拒绝计算这两个州和田纳西州在1864年总统选举中所取得的选票。国会并不限于采取上述消极行动，它还企图再次抓到重建的主动权。一位精疲力竭的国会议员写道：“每个人都忙于解决叛乱州问题的计划，每天至少有六个计划以议案形式提出。”经过近五个月的辩论，共和党人于1864年7月2日通过了一项由马里兰州众议员亨利·温特·戴维斯和俄亥俄州参议员本杰明·韦德提出的议案。韦德-戴维斯法案在几个重要方面与林肯的计划不同：它所要求的不是10%，而是50%的选民举行忠诚宣誓来开始这一程序；它不是让这批人来选举新的州级官员，而是首先把代表的选举委托给制宪大会；它不是允许所有进行宣誓效忠的白人在这次选举中投票，而是给那些参加“严格宣誓”并起誓说明他们从未自愿帮助过叛军的人以选举权；该法案规定对自由民的自由给予具体的法律保护，这些法律保护将由联邦法院执行。  
　　然而，韦德-戴维斯法案同林肯的计划一样，把重建程序局限于白人选民范围内。该法案在通过国会的错综复杂的进程中，曾一度给所有“忠诚”分子以选举权；但是，为使法案在休会前获得通过，韦德作了最后的努力，竟同意一项只给白人以选举权的修正案，以挽救这个法案。大多数激进派(激进派在此时约占共和党众议员和参议员的三分之一)可能是乐于让黑人也拥有投票权的。但是，他们出于某种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走在全国前面”的打算，还是同意了排除黑人的投票权。他们还希望，50%的要求和对白人选民的严格限制将把重建推迟到战后；而到那时，北部日益增强的激进主义就可能支持黑人投票权的要求了。  
　　尽管国会共和党人几乎一致投票赞成韦德-戴维斯法案，但是林肯还是行使了很少使用的搁置议案的宪法条款，而总统根据宪法的这一条款，只要拒绝签署就可以把会议结束前通过的法案予以扼杀。林肯发表了一个声明来解释他所采取的这一行动：他不愿批准一个使他委身于任何一个复旧计划的法案，特别是因为这个法案将毁掉他正在努力扶植的路易斯安那和阿肯色的脆弱的政府。但是，林肯声称，他愿在任何一个“愿意采纳该法案”的州实行韦德-戴维斯计划，然而在总统的温和计划可作为一种选择方案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无疑是极小的。  
　　林肯由于冷漠地不把国会放在眼里而激怒了韦德和戴维斯。他们二人于8月5日发表了一个措词激烈的宣言。“国会通过了一个法案，而总统拒绝批准，随后又发表声明，只要他认为合适，就酌情实施……。其蓄意践踏人民立法权威的行径是前所未有的。”韦德和戴维斯代表国会共和党人进行挑战，并警告林肯：他“如果希望得到我们的支持，就必须使自己就严格厉行总统的职责——服从法律并执行法律，而不是立法——用武力镇压武装叛乱，同时把政治上的改组留给国会。”  


重建与总统选举内幕  
　　在一次其结果有可能决定国家生活的政治运动中一位总统竟受到他所属的政党的领导人士甚为尖刻的攻击是罕见的。但这种情况也不怎么令人感到意外，因为重建问题早就和党内宗派活动纠缠在一起了。林肯在1864年初是否会再次获得提名，还没有把握。当时的传统是一届总统只当一任。自1832年以来，还没有哪位总统曾经连任过；自1840年以来，还没有哪位在职总统获得其所属政党的再次提名。有好几位共和党人认为，自己至少和林肯一样够格当总统。  
　　这些人中最主要的一位是萨蒙·蔡斯。他野心勃勃，很不自量。蔡斯在1864年利用财政部的赞助组建了一个为他提名的政治机构。这一努力使他赢得了那些不再对林肯的重建政策抱有幻想的激进分子的支持。但是，支持蔡斯的人干得很不高明，正像1862年12月的内阁危机一样，使这位部长再一次受到愚弄和羞辱。在2月初，有一本题为《下届总统选举》的亲蔡斯的小册子在一些著名的共和党国会议员的免费签发下在中西部地区散发。几天以后，蔡斯的竞选经理人、堪萨斯州参议员塞缪尔·波默罗伊发表了一个“纯属私人”的通报，极力吹捧这位部长具有总统的潜力。波默罗伊的通报很快就泄露给新闻界。对这些文件的反应使时机未成熟的蔡斯反而自食其果。事实表明，林肯在党内获得的支持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正当蔡斯在财政部建立一个机构时，总统已利用其它各部的赞助几乎在北部各州都建立了强大的组织。有14个州的共和党议会或大会——其中包括蔡斯的家乡俄亥俄州——通过决议保证再次提名林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也提名林肯。拥戴蔡斯的运动垮掉了。 [ 注：波默罗伊通报公之于众后，陷于窘境的蔡斯递交了辞呈，但林肯却愿意让他留在内阁中，这样对总统再次获得提名的威胁会小些。可是，四个月之后，当蔡斯就赞助问题进行辩论时再次提交了他的辞职书，林肯此时已稳当地再次获得提名，于是接受了这份辞职书。 ]  
　　某些反林肯的激进派又把希望寄托在约翰·弗里蒙特将军身上。弗里蒙特于1862年6月辞去他在谢南多厄河谷的司令职务后，便一直在纽约“待命”。自从他1861年在密苏里州发布解放奴隶的命令失败后，他在废奴主义者和激进的美籍德意志人眼中就一直是英雄人物。这些集团的代表于5月31日在克利夫兰集会，提名弗里蒙特为总统候选人，其政策宣言要求修改宪法，以“保证人人在法律面前绝对平等”，并把没收的叛乱者的土地分配给“士兵和定居者”。  
　　但是，这个显然激进的政纲因有民主党渗入这一运动的迹象而受到了玷污。大会提名毕生是民主党员的约翰·科克伦将军为副总统。政纲中的一条谴责政府压制言论自由和暂停人身保护法——这些都是民主党的问题。大会自称“激进民主党”，这就给这对陌生的伙伴的政治联盟作了一个极好的总结。尽管有些废奴主义者跟随温德尔·菲利普斯去支持弗里蒙特作为候选人，但多数人都同意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观察，即弗里蒙特已成为希望分裂并征服共和党人的那些诡谲的民主党主战派所利用的对象。没有一个著名的共和党人支持弗里蒙特。  
　　当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于6月7日在巴尔的摩召开时，林肯的各位竞选经理人已经有效地控制局势了。只有激进的密苏里州代表团反对再次提名总统为候选人。为了扩大号召力，大会自称为全国联盟派，并提名田纳西州的民主党主战派安德鲁·约翰逊为副总统。政策宣言避开了棘手的重建问题，赞同林肯的战争措施，反对除邦联军无条件投降以外的任何和平条件，并赞同一项废除蓄奴制的宪法修正案。  
　　这次全党和谐一致的行动掩盖了一直存在的因重建问题而造成的分裂。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国会共和党人对林肯的提名感到不快。在幕后，有好几个激进分子继续苦心孤诣地寻求某种途径来让一位更能令人接受的被提名人来取代林肯。总统对重建法案的拒绝签署已使共和党人的不满具体化了。韦德-戴维斯宣言构成了一个很不协调的计划的组成部分。这个计划打算召开新的大会来提名本杰明·巴特勒将军为总统候选人。人们希望，民主党主战派将会追随这位候选人而团结起来，弗里蒙特将撤销其候选人身份，而林肯认识到这个不可避免的事态，届时将会退出竞选。  
　　在1864年8月那种阴郁的政治气氛中，居然有相当多的聪明人认为，这样一个异想天开的计划能够成功。为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必须注意1864年历次战役的情况。因为，根据最后分析，1864年选举的关键并不是重建问题，而是战争与和平问题。由于格兰特和谢尔曼以惊人的伤亡数字打过几仗后已在里士满和亚特兰大城下受阻，北部在该年开始时对军事胜利所寄予的高度期望已经化成泡影了。到8月为止，厌战情绪和失败主义情绪就像浓雾一样，笼罩着北部的政治舞台，人们在浓雾中摸索着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