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摄影师镜头中的国事风云：共和国红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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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杜修贤:著名“红墙”摄影师
　　见过杜修贤的人都会说他是条汉子!
　　是的，一米八的个头，宽阔的背脊，古铜色的脸膛，还有岁月的风霜染白的平顶“刷子”短发……构成了陕北汉子犹似黄土高坡那般浑厚雄壮、坚韧倔犟的独特气质。
　　一旦和他相识，很快你就会发现这“独特气质”中隐藏着许多精彩的细节。
　　比如，他从不给我介绍他那只端相机的手有何等奇功，可以稳稳托住按动1/4秒的快门。他只是用手夹着一根燃烧的香烟，烟已快燃到烟蒂，2寸多长的灰白烟灰虽弧形状弯曲着，随着他摆动的指尖一会儿举向嘴边，一会儿落于膝盖，烟灰却垂而不落，直到这根香烟吸尽丢在烟缸里，烟灰这才粉身碎骨。这是一种罕见的平衡之功，令我目瞪口呆……
　　再比如，他没有过多的语言讲述他一生的经历，也从不去评论中南海里的历史事件和风云人物，而是带我走进照片构成的历史瞬间里。那哪是什么瞬间啊，而是一条由千万个瞬间汇集而成的历史长河，河宽而深。上面闪动着耀眼的光芒，卷动着激腾的浪花，也旋转着湍急的水涡……伟人领袖也好，风云人物也好，都在这条历史长河里挥展身手，表现才略。他们在镜头里沉浮、流动、定格，几乎每一个瞬间都能构成一个永恒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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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修贤曾握住过中国最高新闻媒体的触角，在政坛新闻上“行走”了10多年。然而，离开中南海20年后，他还是那样不善侃说,看上去有点威严冷峻，回避着好奇者刨根问底的纠缠，更不允许作家们任意的文学加工。
　　他说，他这一辈子只讲真实和真情。杜修贤的政坛镜头和红墙故事就能给人们带来亲切、真实，也带来沉思和震撼。
　　和他熟了，开始窥视到他那似乎严厉的外表下善良温和的心灵，他走上摄影路之前的穷困与艰辛。
　　故事滔滔不绝流出他的心窝，故事也滔滔不绝流过我的笔端……
　　为了让镜头内外的故事叙述得亲切自然，故采用第一人称，让红墙摄影师走近您的身边，走进您的回忆中……

　　1926年11月，我出生在陕北米脂县城。母亲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她盘膝坐在炕头的背影，手里是我们儿女身上永远缝补不完的破衣烂衫。父亲在当时小小的米脂城里，算是个有文化的人了，他打得一手好算盘，祖上曾是个大户人家，不知在哪一脉蔫了香火，渐渐地败落了下来，到父亲这一辈除穷得只剩下认识几个字外，几乎一无所有。
　　我们一家租住在破烂不堪、极便宜的土垒房里，父亲的算盘已系不住我们兄弟姐妹不断增长的嘴。哥哥姐姐五六岁就上街拾菜叶和瓜皮，充填家里煮饭锅里的容量。盐水煮菜叶，盐水煮瓜皮，我们天天吃这些，我几乎记不起来白面馒头的模样，更不要说回味它的滋味了。
　　母亲也常出门，她做有一手好针线，常到有钱人家做针线活，得来一点工钱，筹划全家人的油盐酱醋和针线布头。
　　贫穷一直像影子一样追随着我家。小小的我用稚弱的肩头，挑起了沉重的生活重担，并开始试图寻找改变自己命运的途径。
　　在我有了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后，更是家徒四壁，最后只好住到山梁高处的窑洞里，因为窑洞愈高租价越便宜。
　　我提着哥哥姐姐曾提过的篮子，走上街头。
　　西瓜堆旁，我汗流满面立在灼人的阳光之下，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每一张瓜汁四溢的大嘴，极有耐心地等待瓜客们啃完最后一口。就在他们放弃瓜皮的刹那间，我的篮子便准确无误地接住那片甩落的瓜皮。几十年后，我细细回想当时的情景，专注等待瞬间的耐性和对瞬间的准确反应，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就已开始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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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我11岁。穷山恶水的土坳里几乎与世隔绝，好像战争与这个世界相隔很远。但自从我的哥哥被征兵去了南方的抗日前线，我们家就开始感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威胁。终于有一天，一封来自长沙的“光荣信”——我的哥哥在长沙会战中战死，母亲几乎塌了精神支柱。她整夜整夜地哭啼，把眼睛都哭坏了……
　　春耕在即，有田地的庄稼汉站在地边，似乎看见了金黄季节，憋着劲地朝手心吐唾沫，心焦地等着开犁。没田地的汉子们只好排在大户人家的门外，指望用廉价的劳动力换取昂贵的生存资格。
　　米脂高府是这远近闻名的富贵大户。门口排了打工的长队，我也在其中。
　　春寒刺骨。一批批汉子刷了下来，哭丧着脸走了。我却留了下来，因为我告诉高府女主人，我会洗碗扫地干一切家务活。
　　整整一年，从日出干到日落，我是一个不知疲劳的佣人，终日忙碌。可是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想起满脸辛苦的母亲，未尽的男儿责任强烈地咬着我的心。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穷人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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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岁的我，走上一条不知漂泊何处的路，那心情那痛楚那苦涩那孤独根本无法用白纸黑字表达清楚。
　　那一夜，我行走在漆黑的山道上，暗夜隐没了山梁和山坳，只能隐约地勾画出轮廓。寒冷侵遍了全身。黄土坡的怀抱里有人可以在安逸中睡觉，白天也不用劳动。而我的母亲、父亲整日操劳，全家却要挨饿……
　　我痛苦不堪地想着，脚下的路离故土越来越远。
　　天放亮了，晨霭里，我看见远方有城墙的影子。走近一打听，是绥德县，和米脂邻近的一个县。这一夜我竟然赤脚走了40多里地。
　　又饥又渴，双脚火辣辣地痛。

　　我忽然惊奇地看见几个穿灰色制服的人走了过来。咦？什么兵？是不是红军？我曾在米脂城里见过红军，听说是穷人的军队，我走上去向他们打听“你们是什么兵？”
　　“八路军，共产党的军队。”
　　“八路军和红军一样吗？”
　　“一样，以前是红军，现在打日本鬼子，改成八路军。”
　　一个念头在心里猛然腾升，我似乎看到了一线曙光。“我能当红军吗？”
　　“那你到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试试，那里正在报名呢。”
　　只要有饭吃，去哪儿都行。当时我不懂得革命道理，只要有饭吃不饿肚子就是最大的满足。
　　我随着教员的指头在表上填上了自己的名字，看着自己歪斜的笔画，心里就有一种好梦难圆的惴惴不安。
　　教员的指头又指着下一栏，叫填写父母的姓名。我僵然，赧颜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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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识字？……小兄弟!你不够学校招生的标准，过几年再来，好吗？”
　　我红着眼圈退出了人群，依依不肯离去。
　　“小同志，你愿意在这里扫地打水当勤务员吗？”一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注视着我。
　　“我都会做。”他的问话我并没有听懂。什么叫勤务员？管它三七二十一，先答应了再说。“先生，我给人家扛过活，能做许多许多的活计，先生，留下我吧!”

　　“叫同志，革命队伍里不叫先生。”
　　“同……同志，让我留在这……革命队伍里，我会干好勤勤……务员。同志，留下我吧。”我急切地使用刚学来的新词句，结结巴巴地恳求这位教员，这是最后的希望。
　　我终于留在学校里当勤务员了。
　　如果那次我被拒之门外，真不知会漂泊到何时何地，我的人生道路会是怎样的。
　　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会有读书识字的一天，能懂得革命道理，懂得知识，懂得许多上辈人听都没有听说过的事情。被“穷”的苦闷抽打的灵魂，现在豁然开朗了，仿佛打开一扇天窗，灵魂在没有压迫没有饥饿没有痛苦的乐园里徜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也像巨大的支柱耸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
　　如磐石般的支柱虽然经过风蚀雨淋，但，一直耸立着、支撑着，直到今天。
　　1940年的夏天，学校里的一位教员生了重病，要到延安治疗。病人去延安需要有人护送，学校领导问我。
　　“200多里的路，靠双脚走，行吗？”
　　“行!”我的坚强自信和成熟，赢得了学校的信任，终将这副重担搁在我的肩上。
　　马一前一后担着用席子扎成的“架窝子”，病人躺在上面。我们上路了。
　　延安革命的圣地，它在向我招手，我感觉到了。
　　我看见了延河边的宝塔山。激动、兴奋冲击着每一根疲劳的神经，浑身的血呼呼直奔。就连奄奄一息的教员也双目生辉，像回到久别的故乡一样，病自然也就减退了三分，竟奇迹般地坐了起来，苍白的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红晕。
　　将病人送进延安总医院后，我按照学校的吩咐，到中央出版发行部报到，据说他们那里缺人手。
　　我被分配在中央出版发行部青年队工作，还是勤务员的工作。
　　不多久，我又调到新华书店当勤务员。日复一日地推移，我头顶上的“员”也随之不停地变动，通讯员、书店店员、书店管理员……
　　新华书店的对面是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的电影团，在那儿还开了个小小的摄影室。
　　我常去玩，渐渐地我迷上了摄影。神奇的照相机好像有着无尽魅力，老是牵着我的腿去和它“相会”。时间一长我萌动着一种愿望，有朝一日也能拥有一部照相机，“喀嚓”、“喀嚓”照下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
　　愿望在1944年初实现了。
　　我参军进了八路军电影团，成为一名学摄影的新兵。
　　吴印咸当时是电影团团长，也是我们的老师，我有了一部德国“蔡斯”相机，后来又有了一部苏联老大哥的相机。
　　我痴迷了，从没有什么东西像这样让我着迷过，仿佛每一个画面都有着永不褪色的魅力。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了。吴印咸和我们学员分别了，他去了东北战场，而我随十八集团军也上了西北战场，也就是后来的第一野战军。
　　战争锻炼人，也锻炼了我的拍摄技术。
　　全国解放时，我已是一个熟练的摄影记者了，后来在兰州军区画报社当了摄影组的副组长。我的官当得并不好，但照片还是很有出息的，报刊上常有它醒目的一席之地。
　　从那时到现在，许多许多岁月在手指间流逝走了，我也经过了很多的大风大浪，但要我忘记初衷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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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走进中南海，走进西花厅
　　1960年元月，我刚满33岁，正式接到新华社的通知，派我去中南海跟随周恩来总理，专门负责拍摄他活动的新闻照片。和我一同确定为专职摄影记者的还有侯波、孟庆彪、张彬，他们分别负责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的摄影活动。中南海的摄影师绝不是一般按按快门、调调焦距的摄影师，这点我很清楚。这不仅要求摄影技术的臻熟，更多是政治上的成熟。
　　第一节 正式担任周总理专职摄影师
　　中南海西花厅里周总理和邓大姐那富有感染力的笑声，至今都留在我温馨的记忆里。
　　北京的冬季寒冷异常。风很硬，像刀在脸上刮，连胡茬根都在颤抖。可是在这个不受欢迎的季节里，我们摄影记者还要去冰天雪地拍火热沸腾的场景。幸好那时人年轻，耐寒，不大把天气放在眼里，干得挺欢，照片发稿也多。
　　1960年元月，我正式接到新华社的通知，派我去中南海，跟随周恩来总理，专门负责拍摄他活动的新闻照片。和我一同确定为专职摄影记者的还有侯波、孟庆彪、张彬，他们分别负责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的摄影活动。记忆里这是新华社第一次明确分工跟随中央领导人的摄影记者。那年，我刚满33岁，已拍了16年的照片。
　　我走进了人们向往、世界注目的中南海。
　　中南海的摄影师绝不是一般按按快门、调调焦距的摄影师，这点我很清楚。这不仅要求摄影技术的臻熟，更多是政治上的成熟。
　　这天，中海和南海的湖面，一抹展平。晶莹的冰将所有的生气死死地封在底层，留着光洁却寒冷的美丽和太阳默默相对。
　　我到中央警卫局报到，转了组织关系。按规定，我们专职摄影记者的党组织生活由警卫局统一管理，侯波担任中南海摄影组的组长，我是副组长。
　　第一次走进西花厅，也说不清是紧张还是新奇，心里绷得紧紧的。我握了握手里的“莱卡”相机，尽量分散这种命运转变带来的不自然情绪，表现出轻车熟路、稳操胜券的老练模样来。
　　客厅在前院，是清代的皇家建筑，看上去似乎富丽堂皇，郁积着贵族的气息。定睛细看，就会发现，门窗檐柱上已油漆斑驳，露出了陈旧的木质，那骄横盛世的皇家气息已被岁月风化，变成了漫长历史演变的物证。室内简朴的陈设更将这种气息消弥殆尽，都是极普通的桌椅，沙发不仅式样陈旧还显得特别的笨重。
　　一会儿，周恩来总理走了进来。我正站在客厅的一边。我看见总理走上前和电影记者握手，就跨到跟前为他们拍照。连着拍了几张，总理走过来和我握手，刚握上手他突然调过头对别的记者说：

　　“嗳……嗳，我和老杜握手怎么没有人照相？”
　　我忍不住笑了：“相机在我手里，别人照不成啊!”
　　总理朝另外一个记者招招手。“我和老杜再握一次手，你们给照一下。”
　　我高兴极了，和总理留一张单独合影，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读者可能有点奇怪，整天和总理在一起，怎么照一张照片还那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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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是一个和蔼慈祥的人，同时也是个严厉严格的人，到他身边之前，我就知道了许多“纪律”，比如不能抢镜头，不能主动提出和领导人合影等规定。那时的人也很老实，不让合影就不合影，决然想不到找机会单独合影。所以许多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至今都没有一张和总理的单独合影。
　　总理和我单独握手后，看看我，若有所思。
　　“嗯……我以前看见过你……面熟嘛。”
　　刚才那一笑驱走的紧张又跟了过来，脸热良久，舌尖上也没能弹出一个音符。
　　以前见过？我脑海里迅速筛找记忆……
　　1945年我在延安见过周恩来，那时他从重庆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在机场上，我挤在人群里，紧张地抓着一部苏联老大哥的照相机，一会儿举起，一会儿落下，奔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满以为能拍下周恩来潇洒、沉静、健美的身影。还没等从成功的幻觉中醒过来，猛然发现镜头盖没打开。巨大的懊恼顿时像刀在胸腔里剜，剜得泪都快出来了。怎么节骨眼儿上就出岔子呢？年少气盛颇为自负的我差点没把相机给砸了。那次纯属摄影新手的常规错误，竟使毫无过错的苏联相机在我手里一生都黯淡无光。
　　那次机场上人山人海，我淹在里面，连个头顶也没有冒出来……这绝不可能算是见过。
　　以前见过？1954年从兰州调到北京分社，后又到中央新闻组，倒是常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可……那些会议和活动往往场面较大，人数也多，尽管有时镜头离总理很近，但他都在聚精会神地讲话，怎么可能会注意我这个普通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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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他确实记住了我，从他确信无疑的神态可以看出。
　　“我能到总理身边工作，一是组织的安排，二是……是我的运气好哪!”憋了半天，说出这么一句话。
　　总理盯了我一眼，那眼神叫我吃不准他是不是要责备我，心里不觉慌了起来。
　　“那哪能靠运气？工作要靠自己的努力嘛。你说是不是？老杜。”
　　刚才总理叫我老杜我就不自在了半天，他多大我才多大呀……
　　“总理，您就叫我小杜吧，这样合适些……”
　　不等我说完，总理摆摆手，“哎，我们都是革命同志，不分年龄大小，老杜小杜还不一样吗，没那么多规矩。”

　　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我看见总理也笑了，心才松弛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总理抬手看看表，可能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就拍拍我背着的充电器，说：
　　“挺沉的，先放下吧。”
　　那时用的闪光灯没有干电储存功能，靠充电器供电。一个充电箱起码五六斤重，背久了还真的压肩，木涩涩的。
　　“总理，这些机器都不能离身，这是规定。”
　　“噢……规定，规定就不要违反了。你们很辛苦，要背这么多的机器。”

　　总理不无同情地望着我们几位记者，个个脖子上至少吊着两部机子，再加上碗口大的闪光灯，一副五花大绑的样子。
　　我们告诉总理，习惯了，一点也不累。他感叹道，到底人年轻啊。用手搔了搔自己已经开始花白的头发。可我一点也不觉得总理是个花甲老人，特别是他那双浓眉下的炯目，使之容貌生辉，英姿勃勃。以前我只知道总理潇洒而庄重，练达而忠笃的风度颇为众人欣赏、称赞。相形之下，他内在的美德和海涵气度比外表更有征服力，一种深沉持久的征服力。这使周恩来的魅力经久不衰，子子孙孙仰慕不止。
　　会见外宾后，周恩来提议我们一同到后院坐坐。
　　后院是周恩来和邓大姐居住、工作的地方。
　　院子里有几株高大的海棠树，每年4月，粉色花朵缀满枝杈，阵风吹过，花瓣纷纷扬扬，漫天飞舞，壮观至极。
　　这天，我见到了邓大姐。她身穿深紫色的呢外套，披着雪白的纱巾，和蔼可亲地迎接我们。
　　我们落座后，邓大姐一一询问了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她听说我有两个女儿，眼瞳里跳出只有女性才会有的怜爱神情。连连说：

　　“女孩儿好，女孩儿好。女孩儿大了知道疼父母……女孩儿好。”
　　看得出来，这个庭院缺少孩子的笑声。邓大姐是多么喜欢孩子!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孩子，几乎都到总理和邓大姐家里玩过，有时，邓大姐主动打电话让把孩子带过来玩玩。
　　十多年，我拍过不少总理、邓大姐和孩子在一起的开心镜头。
　　我离开西花厅后院时，邓大姐嘱咐我：“老杜，有时间带女儿们来玩玩，啊，一定带她们来玩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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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邓大姐的终身遗憾
　　我们离去时，邓大姐一直相送到大门口才收住步，还亲了亲两个泪汪汪不想走的孩子，我妻子眼眶红了，移开视线……
　　后来我和妻子带着女儿们去西花厅时，我们的三女儿刚出世不久，我妻子抱抱又放下，考虑再三，还是放下了襁褓中的婴儿和一摞尿布。
　　“这是进中南海，你当去逛街呀？也不看看带这么多尿布雅观吗？”
　　我没好气地对妻子说。
　　两个女儿进了西花厅就乱蹦乱跳的，以为进了什么公园，不等我们拉住就撒开两条小腿不见了影子。邓大姐从屋里出来，一见，爱得跟什么似的，跑上前去，一手拉着大的一手抱着小的，眼睛还四下里寻。

　　“老三呢……小的那个呢？”
　　妻子朝我投来责备的目光，对邓大姐说：“孩子太小，一会儿就哭闹，怕……打搅大姐的工作。再说带小孩子出门，不……不方便，就尿布……”
　　“啊呀，那有什么关系呀。我就想看看这般大的奶娃娃，闻闻奶香，毛茸茸的多可爱。唉……”
　　她不无遗憾地用手比划婴儿的模样。
　　看到邓大姐这样喜欢孩子，我心里也后悔了。不该顾及这顾及那的，将小女儿留在家里，结果给邓大姐留下了深深的失望。直到我们再三保证：下次一定将毛娃娃带来!大姐的脸上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孩子调皮，又有个面慈心善的奶奶宠着，欢得恨不得上天入地，满地毯上打滚。我们在一旁又急又气，几次想上前去制止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们。
　　邓大姐不让。
　　“嗳，孩子调皮爱动，不是坏事。说明她们爱动脑筋，有个性。聪明的孩子往往是调皮的孩子，不要管得太严。”
　　时间真快，我们该告辞了。邓大姐笑眯眯地拉着孩子们，走到屋外，选好背景，搂住两个孩子合影留念，镜头里的热烈场景真让我感动也让我心酸……普天下的女性都能生儿育女，可我们的大姐选择革命的同时也选择了终身缺憾，放弃了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这高尚而高昂的代价，竟是这样的残酷……
　　我们离去时，大姐一直相送到大门口才收住步，亲了亲两个泪汪汪不想走的孩子，我妻子眼眶红了，移开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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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小家伙走出好远，还不住地回首，望着向她们依依招手的邓奶奶。
　　“下次别忘了带毛娃娃来玩哪!”
　　春风从我们的背后送来了大姐的叮咛。
　　至今想起我都不能原谅自己。小女儿两岁我都未能兑现自己向大姐许下的承诺。这不难兑现的承诺竟在繁忙和顾忌中无限地拖延，如果不是在机场相遇，如果又没带小女儿……我真不知道会将大姐的愿望拖延到何时。
　　1964年夏季，我随总理出访。妻子携已由奶娃娃长成小娃娃的老三到机场送我。邓大姐在候机厅里看见了我们，连连朝我们招手，叫过去。孩子胆怯地望着蹲下身和她平视的陌生人，想哭。可邓大姐高兴极了，搂过孩子，对着小脸庞“叭”就是一口，拉住小手，说：
　　“啊呀呀……瞧瞧，我们的奶娃娃长这么大了。你这么一点大时，我就让你妈妈带你来玩……你妈就不带你来，你说，这是妈妈不对，是吗？”
　　孩子不再害怕了，而是扭动着头，冲着邓奶奶“咯咯……咯”傻笑个不停。
　　邓大姐“咯咯……咯”笑得更开心。
　　我赶紧抢拍下这幕洋溢天伦情趣的生动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