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摄影师镜头中的国事风云：共和国红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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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斯诺带着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走出电梯时，周恩来迎上前去，向他们夫妇问好。
　　“我真是第一个应邀上天安门城楼的美国人吗？”斯诺棕色的眼睛闪着兴奋的亮光。
　　“毛主席让我请你来的。你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周恩来热情地说。
　　“34年前，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是你。你当时用英语跟我讲话，使我很吃惊。”
　　“我还记得我替你草拟了92天旅程，还找了一匹马让你骑去保安找毛主席。”周恩来也接着回忆说。
　　“你安排我见毛主席，采访红军，当时对西方新闻界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今天，让我上天安门……”
　　周恩来接过斯诺的话，说：“在中美两国相互隔绝的情况下，你三次访问新中国，今天还上天安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庆典，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也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
　　斯诺兴奋地说：“我又有独家新闻了。”
　　电梯又一次升上天安门城楼。身着银灰色中山装、身材魁梧高大的毛泽东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缓缓走出电梯。
　　周恩来赶忙上前迎接，并将斯诺夫妇领到毛泽东跟前。
　　毛泽东一见斯诺，非常高兴。他亲切地握着斯诺的手，风趣地说：“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

　　周恩来又向斯诺介绍林彪。斯诺向林彪问好，并打量着这位被写进党章的“接班人”。
　　“斯诺先生是毛主席的朋友，当然也是我的朋友，好朋友。”林彪不自然地笑着回应斯诺。
　　对周恩来为寻求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努力，林彪是不赞成的。他曾私下对人说：“周恩来与美国人打交道，是要倒霉的。”
　　毛泽东握住斯诺的一只手，走向城楼正当中的栏杆边，向广场上的人海挥手致意。我安排城楼下的记者用长镜头拍摄下这一历史的瞬间。
　　周恩来对第二天《人民日报》的版面做了精心安排。他将城楼下记者拍摄的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发表在头版的显著位置。这张向美国发出了含蓄而饶有深义的信息的照片，震动了整个世界。可是一向精明的美国人却忽视了中国发出的信号，直到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他们才意识到中国对美的态度。中美关系才开始有了起点。
　　如果说林彪那次在城楼隐藏了自己内心的不快，那么到了197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他就撕去唯唯诺诺的面纱，公然在高层人士面前表现出他与毛泽东剑拔弩张的关系。
　　可当时人们对写在党章里的接班人，不敢有任何联想和猜测。包括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尽管察觉有些不对头，但绝然不敢多说半句。
　　争权、暗杀、叛逃、摔死……谁也不会料到的。
　　难怪中央向全国人民传达林彪叛党叛国摔死在温都尔汗时，会场上竟有人吓疯了。有人还把尿撒在裤裆里。
　　“五一”那天，我和过去一样，随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拍摄中央领导和首都人民欢度节日的镜头。毛泽东也来了。当然，只要有毛泽东在场林彪也一定会在场，这已成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既定模式。我站在城楼的露天台子上，靠着大殿的门口静静等候，第一个从大殿门出来的是毛泽东，身后紧跟着摇“红宝书”的林彪。我按下快门时，镜头里瘦小的林彪贴在毛泽东高大身躯后面，让人感到滑稽，禁不住掠过一种遗憾：林副主席的形象太单薄了，根本就不上照，站在毛泽东身边，反差更大!
　　镜头里第三个出来的是周恩来，他仍然从容自如……这是属于他特有的风度。
　　后面是康生、江青、董必武……
　　活动时间很短，毛泽东先向城楼上各单位军管会的头头们招手致意，然后来到城楼栏杆前向城楼下欢声如雷的群众游行队伍招手致意，和1966年毛主席登城楼相比，主席的精力和神采都不如那时了，或许这次没穿绿军装而是灰色中山装的缘故吧？
　　下午，部分领导人又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和群众一道游园。
　　毛泽东、林彪没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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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整整跟在后面奔波了一天，拍了十几卷胶卷，派社里的记者送回照片制作车间冲洗印制，要赶当天上机印刷，明天就能见报。
　　离开劳动人民文化宫，我又立即赶到天安门城楼。晚上还有更大的盛会，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放焰火。中央领导人都要出席晚上盛会，这之前我要检查一下拍摄的灯具，防止曝光不足，因为有主席出场，不能多用手灯。
　　我到城楼时，工作人员已开始布置城楼的座席，座席排列一般是按照职位大小严格划分的，台子正中放了一张圆桌，围了几把椅子，两边各又有几张圆桌。正中的那张不用说就是毛泽东和林彪坐的，是张主桌。政治局常委、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坐两边的桌子。中央各部门的领导站在桌子的后面。
　　我仰头看了看天，似乎不作美嘛。阴沉沉的一团乌云好像托着雨水，随时可能从天而落。刚才我给领导人拍照片时还为有这样的天气暗暗欣喜，拍人就需要光线柔和的天气，而现在却担忧起来，晚上的观礼活动可别叫老天爷搅黄了!
　　晚上的活动往往时间长，场面大，准备不好就会出“洋相”。素以“严”著称的总理，绝对不允许我们记者，特别是他身边工作的记者在公开场合出半点差错。跟了总理10多年，没少受批评，也没少受表扬。他的严要求我是熟知的。我觉得我应该做些应付下雨的准备。到大殿的休息室打电话，让社里备些雨具。我的手刚触到话筒，蓦然，一道淡黄色的光射在我的手背上，像个吻印。一抬头，乌云不知移到什么地方去了，窗外一片晴朗。

　　晚霞在长安街的尽头露出了痛快淋漓的笑容!
　　微风徐徐，夕阳已快沉坠到高楼的底层，落在地平线上。
　　街道，华灯初上，在没燃尽的晚霞里像一团团小黄球，洒出微弱却很顽强的光。红霞愈来愈深沉，愈来愈热烈……
　　我异想天开，想永久留住热烈绚丽的晚霞，举起相机描向红彤彤的世界……刹那间，我的希望受到致命的一击。相机里的胶卷全是黑白胶卷!
　　晚霞像嘲笑我的“色盲胶卷”，将最后的余晖涂抹得更加肆无忌惮。
　　这几年，外国趁中国“祖国山河一片红”的时候，彩色胶卷将他们的生活曝光得有声有色的。黑白？黑白胶卷连小孩也不玩，可我们这些堂堂的中国摄影记者，拍摄中国的最高领袖，用的竟是黑白胶卷!就这还前呼后拥，威风得不行。
　　记不得是哪个国家的，好像是比较发达国家的来宾，他们到游泳池拜会毛泽东后，我将他们每人和主席握手的照片，交给外交部礼宾司，由他们转交给外宾。
　　外宾一看照片，皱起了眉：怎么是黑白照片？为什么不给我们彩色的？他们还以为彩色照片让我们中国自己留下了。
　　礼宾司的人打电话问我是不是有彩色照片。
　　当时我心里真酸涩!完全可以想像外国人瞪着蓝眼睛看我们中国伟人的黑白照片，心里是个怎样的惊诧。可我能和他们说什么呢？说我们只有黑白胶卷，那不是给中国人丢面子吗？我只好说：“黑白照片拍出来层次丰富，立体效果好，而且便于长时间保存。一般拍这样永久性照片都是黑白胶卷。”
　　谁都知道蛋糕好吃，却硬说窝窝头养人!
　　我简直是闭着眼睛说瞎话，与其说糊弄莫名其妙的老外还不如说是安慰自己酸楚的情绪。
　　我一想到晚上天空里五彩缤纷的礼花，而手里只有黑白胶卷，情绪顿时一落千丈。
　　这时警卫局的人也来城楼，见我就说：“今晚上毛主席、林副主席都要来看焰火。就你一个摄影记者到前台。”
　　“我知道。”主席一出场，别的摄影记者一般不能随便到跟前，这早已是一条大家都知道的不成文的规矩。
　　“林副主席身体不好，上午才参加活动的，晚上还能来吗？”我心里琢磨着，似乎有种预感，林彪会不会不来？
　　去年8月，林彪从庐山回北京后，好像精神状态不佳，几乎都在北戴河养病。我们工作人员私下里悄悄嘀咕，说林彪其实没什么病，主要是和主席闹意见。主席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他就有情绪。干吗呀!党的副主席都拴在了老牛桩上，还急什么国家主席呀，真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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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幕终于落下。夜沉沉的。
　　天安门广场上人声鼎沸，锣鼓喧天。广场四周的建筑物穿上彩色灯装，光线像笔生动真实地勾画出人民大会堂、英雄纪念碑、历史博物馆交错重叠、跌落起伏的层次和轮廓。“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全世界各民族大团结万岁!”的巨幅霓虹牌耸立在广场上，闪烁光芒。
　　中央领导人陆陆续续来到城楼上，他们先坐在大殿的休息室里休息。不一会，毛泽东也到了，他还是上午的灰色中山装，连帽子也是灰色的。他微笑地到屏风后面坐下休息。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被安排坐到主席的身边。
　　1970年10月1日，全国各大报纸上就发了一张毛主席和美国友人斯诺在城楼上的合影。似乎毛泽东更愿意和外国人在一起。
　　突然，门口一阵涌动，周恩来大步流星走了进来，大家随着他的手势，一看，哦——陈老总大大咧咧地跟着总理身后走进人们惊讶的视线里。
　　久违了，大家好不亲切哟!关切地询问他手术后的恢复情况。老总笑哈哈地一一作了回答。后来总理又将陈毅带到屏风后面见毛泽东。
　　毛泽东迅速抬起眼帘，凝目细望，咧开嘴笑了，忙站起身握住老总的手。
　　刚开刀不久的陈毅，一点儿也不像身患绝症的人，除比以前消瘦了些，还和以前一样精神饱满，潇洒爽朗。当主席问他身体怎样时，他用大巴掌有力地在胸口上拍了几下，“一切正常!主席。”
　　主席望着老诗友由衷地笑了。
　　总理则双手抱臂站在一旁，一言不发，欣赏似地望着这对老诗友风趣地一问一答，脸上露出沉思的神色。他在想什么？过去炮火纷飞的年代还是眼前微妙复杂的局势？
　　城楼上，碘钨灯发出耀眼的亮光。
　　毛泽东坐在中间圆桌的东首，紧挨着的是西哈努克亲王，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右侧……最西侧的位子怎么空着？哎，这不是林彪的位子吗？这时我才发现林彪还没来。我左右环顾了一下，总理的目光也在寻找林彪。

　　毛泽东略略地抬了抬头，朝对面的空座位瞥了一眼，又侧过脸和西哈努克谈话，仿佛根本就没看见那座位还空着!
　　总理不停地看表，浓浓的眉头凝了结，他派秘书去打听林彪的下落。
　　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进大家焦急万分的视线里。
　　5月的天，他披着一件军呢大衣，皱着眉，一脸枯黄的样子，从我身边擦过时，卷过一股浓浓的怪味。我早就听说他患病用吗啡上瘾，要经常使用才能保持身体状况。可能味道就是药味。后来听知情人说，那天晚上，林彪要注射吗啡，不想去城楼，是总理电话再三请他出席晚上的活动，他才不得不来，一副萎靡不振的模样。
　　他冷僻地落座后，一句话没说。和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没有握手，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焦黄的脸……微妙拍摄一般要等正副统帅交谈时才开始。
　　拍电影的人还在对着毛泽东的方向调试镜头。不知怎的，我被眼前的瞬间吸引住了，鬼使神差地立在董必武的侧面，拍了一张主桌的全景。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别是林彪的表情没有进入我们所需要的欢乐情绪，只好放下相机，慢慢地踱到旁边，再回首……啊!我僵住了，浑身的血一下子沉到了脚后跟——林彪不在了!
　　大惊失色后，我又感到自己非常可笑，是不是有点儿神经质？好像非要证实自己的预感似的。林彪能到哪儿呢？还不是去卫生间了!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了，林彪还没出现。我开始着急起来，会不会林彪走了？想到这，我心里惶惶的，希望不是这样。因为拍摄还没开始，林彪怎能就不在了呢？我们拿什么见明天的报纸？直到这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我那个鬼使神差的“瞬间”已成为今晚绝无仅有的独家新闻，仍不失信心地望着卫生间的方向，以为林彪还会出现在我的镜头里。
　　这时，人们目光开始注意主桌上醒目的空座位，大家似乎在猜测，我心里滚过一阵阵的不安和惊恐，林彪究竟上哪儿去啦？他怎么可以当着主席的面不辞而别，他这是什么意思？我简直无法想像“一贯紧跟，无限忠于”的林彪怎么会做出今天这令人费解的举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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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中间要说最着急的是周恩来，他目光频频望向那个空座位，喉结上下滚动着。他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只是将警卫员叫到跟前，耳语了几句。警卫员飞快地跑向城楼大厅……毛泽东不动声色，和西哈努克亲王继续谈话。
　　“嘭——哗”，第一束礼花腾空而炸。
　　城楼上的人们忘记了那张刚才还议论纷纷的空座位，目光刷地被礼花拽到了五光十色的天幕上。
　　毛泽东的头由右侧扭向左侧，目光扫过对面的空座位，没有停留，没有疑问，没有寻究……是否以为那空位子就应该空着？
　　警卫员一溜小跑到总理跟前，总理的浓眉疙瘩打得更紧，神色非同寻常地严峻。我一见，心里暗暗叫到：不好!连忙跑去问林彪哪儿去了。林彪早就回家了!我惊恐地倒吸一口冷气：他为什么要先走？为什么不跟主席和总理讲一声？
　　“我们也不知道啊。”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我背脊上直冒冷汗。
　　拍摄电影、电视的记者还在茫然地四下里张望，等林彪来了好开机拍摄。这可糟了!他们手里还空空的，明天晚上电视不就都砸了吗？我又想起我的相机里那张毫无把握的照片，心里更加地着急。电影、电视、报纸……唉!史无前例的窝囊，窝囊透了!
　　我茫然地回到主桌旁，毛泽东望着绚丽多彩的天幕，微微张着嘴，露出亲切和善还带有童趣的笑容，眼前变化无穷的画面，使他忘记烦恼，愉快地沉浸在色泽、光束、跳跃的遐想中。
　　闪烁的光束投在空落的椅子上，那样地剜目!
　　毛泽东对林彪的不辞而别，表示了毫无介意的大度。
　　“身体不好，先回去了。”西哈努克和董必武询问了几句，一听，也就释然了。
　　这是对林彪突然离去最好的解释。否则人们无法理解林彪的奇怪行为。
　　当时城楼上还有大报的文字记者，他们听到林彪回去了，不再来城楼的消息，个个惊恐地面面相觑，茫然不知所措，叽叽喳喳议论个不停……一切还没有开始，就这样结束了？记者围着大殿的圆柱，雪亮的灯光下，由于惊诧、惶恐、愤然，他们的汗颜由苍白向通红变化。
　　“这不是在开国际玩笑吗？党的副主席怎么能这样随便，想走就走，想来就来？我们还没有开机子，他的座位就空了，这片子怎么拍？”
　　“林彪今天是怎么了，他来的时候就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最多只坐了几分钟就走了，连个招呼也不打，真让人想不到，太意外了!我们连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早知道这样，他一来我们就拍。”
　　“他不辞而别，肯定是赌气。”
　　敏感、胆大、刨根问底是记者要命的职业习惯。马上就有人问：“和谁赌气？和谁？”
　　“还不是和主席呗!”
　　“嘘——”立即有人制止嘴上没门槛的记者。
　　我不由得望了望手里的相机，里面装着毛泽东和林彪惟一同桌的照片，或许能填补这个惊诧的空位，从而挽救今天晚上这离奇事情给老百姓“意识空间”带来的不良影响。
　　礼花仍在不断地“噌噌”地往天上蹿，漆黑的天幕犹如坚硬无比的钢板，一撞上去，礼花就粉身碎骨，飞散着自己多姿多色的肢体。
　　天安门广场，金水桥，天安门城楼……大地仿佛置身在瞬息万变的彩色光环中。
　　夜色多华丽!
　　毛泽东忘情地瞅着一个又一个轰然而炸的巨大“花朵”……周恩来却烦躁不安，不时地望望这边的空位子……我也受了影响似的，一边拍摄照片，一边担惊受怕望着空落许久的椅子。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担惊受怕，就好像看别人争吵，争吵的人并不害怕而在一边看的人却在担惊受怕。
　　在礼花和礼花相衔接的霎时，我突然发现天空怎么这样漆黑幽深，没有月亮，没有星辰，没有一点亮点，我可从没有觉得天空有这么黑，像泼洒了一整版的浓墨!
　　大概这是对比、反差、光激引起的视觉效果吧!
　　第四节 只有一瞬间的假象
　　周恩来用心良苦，努力维护党中央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团结的形象，想法弥补正副统帅之间显而易见的裂痕，他向新闻负责人发了少有的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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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礼花结束了她千折百回的变化和重复。
　　月亮、星辰渐渐地从浓墨底层浮了出来，铺在大海般的天幕上。我又寻回了我所熟悉的星光月色，心灵的震动和害怕似乎平淡了许多。
　　“老杜。”
　　我又一震，是总理叫我。我原地转了个圈，也找不着他在哪儿叫我。
　　“老杜，你过来!”
　　在哪儿？眼前尽是穿梭不停的人影，好容易透过人影缝看见总理在大殿前的柱子旁叫我。
　　他着急地朝我招手，“过来过来，快点。”
　　人这么多，我怎么知道你在哪儿？我嘴上叽叽咕咕，脚却大步地跨了过去。
　　“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你拍摄了没有？”总理劈头就问。
　　“啊呀，我哪儿知道他坐几分钟就走？来不及……”
　　“我问你照了没有？”
　　“啊……照了，就照了一张。”
　　“电影电视呢？”
　　我刚想说没有，见总理着急的样子，话到嘴边变成了“不知道!”
　　周恩来思索片刻，说：“老杜，你去把分管新闻宣传的负责人叫来，都叫来!”
　　我见总理神色严峻，不敢多问，拔腿就朝外走。
　　我在大平台上东寻西找找到了七八个分管新闻宣传的负责人，有几个是军管会的。他们随我走进休息室，总理立即站起身，迎面走了过来。我悄悄地擦着总理背后，隐到旁边的屏风后面。当时见总理气恼的样子，心里发虚，就萌生了个小小的“计策”：先躲在总理的身后，如果他点到我的名，我可以立即投入他的视线中，如果不点我的名，他又可以不看到我。
　　我在屏风后面听到总理一个个挨着点名，心怦怦差点从嘴巴里蹦出来，好像下一个就会点我的名似的。最后他没有点我的名字。是忘了还是没叫我？
　　“电影拍摄到主席和林副主席一起的镜头吗？”
　　“没有……”回答声音很小。
　　“那么电视呢？”
　　“没来得及拍，林……”
　　“没有拍到，对不对？”
　　周恩来讲话不像毛泽东爱讲反话。他讲话一是一，二是二，开门见山，一针见血。
　　“林副主席身体不好，这，大家是知道的。上午他参加了活动，晚上讲身体不好不能来。我亲自请他参加晚上的活动，这样的活动面对人民群众，面对全国的观众。最后他来了。你们是新闻宣传的负责人，你们记者手里拿着摄影机，拍呀!可为什么不拍摄呢？”
　　不知谁这时小声嘀咕了一句：“我们想等主席和副主席讲话的镜头。”
　　总理火了，一手叉腰，一手在空中舞了个弧形。“林副主席来了没有？他毕竟还坐了一会。你们都看见的，你们等什么，等他们讲话？什么时候新闻拍摄规定要等领导人讲话才能开机？你们就是老框框。坐在一起就应当开机拍摄，记者就是要眼快手快，会抢拍。新闻就是时间，新闻等得来吗？”
　　痛失良机的记者和失职的“头头”们一声不吭，后悔地用鞋尖在厚厚的地毯上碾着坑，在自己的裤缝上摩挲出皱褶。
　　……屏气凝吸中似乎连出气的声音都能听到。此时的沉默需要有特别的承受力!
　　我跟总理这么多年，头遭见他发这么大火。吓得窝在屏风后面一动不动。
　　周恩来沉重地叹了口气，口气也缓了些：“人民希望党中央团结，国家安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城楼上和首都人民一同欢度节日的夜晚，这是多么重要的宣传主题，这是安定人心的大事情啊!组织指挥新闻宣传的领导要充分重视。如果人民问，城楼上观看焰火，怎么没有林副主席啊？你们回答说林副主席只来了几分钟。行吗？党中央在人民心中的形象靠你们宣传，不是靠解释。”
　　这时总理的目光落在站在最前排的新闻宣传的负责人的身上。
　　“是!总理，我们回去一定要好好整顿记者队伍，从思想上找原因。以此为戒，杜绝类似事情发生。”
　　“对，要好好从思想上查一查，还有没有政治头脑？有没有工作职责？”
　　“是的，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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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双手抱胸，来回踱了几步。他扬起疲惫的脸，嗓音有点嘶哑，清咳了一声：“今天的活动有些特殊，有难度。这一点我清楚。但同志们都是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要想到随时会出现意外情况，有应付各种变化的思想准备，不能老想办现成事吃现成饭。今天你们不要怪我对你们严厉，严厉一点有好处!你们回去总结经验教训，下不为例!”
　　总理一字一顿说完最后四个字，戛然而止。
　　大家垂着头散开去。我也轻轻地从屏风后面出来，随着人群往外走。
　　“老杜，你等一下。”
　　我的天，心里一哆嗦：总理发现我了!
　　“你快去冲洗照片，一个小时内送来，西花厅。”
　　“嗳!”我松了口气，旋即走进深沉的夜色里。
　　一路上，我为机子里的照片祷告，千万千万要成功啊!
　　暗房里，红色灯光中，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白色相纸在透明显影药水里，一点一点地显影，深色的淡色的在水中快速变化。我喜出望外地将显影好的照片浸在定影水里，细细观看，此时我终于可以吐出一口气了——
　　说实话，这张照片作为资料照片或许比当作新闻照片用更为合适些。
　　——毛泽东侧着脸，凝神在听西哈努克亲王讲话，显而易见，他沉着脸不太愉快。
　　——林彪裹着呢大衣，像农民那样双手操在袖筒里，他躬着背，也侧着脸和董必武交谈，那脸上说不清是愁容还是病容。
　　照片上面人物的情绪痕迹太明显，取景的角度也有点偏……可仅此一张，不用它又用哪张呢？
　　别无选择!
　　车灯又一次划破夜幕，在宁静的马路上疾驶。沙沙……偶尔一个颠簸，我不由自主地合上眼皮，困倦迅速席卷全身……渐渐地我走进另一个世界。
　　“醒醒，醒醒，杜主任。”司机把我从梦中推醒。
　　下了车，双脚像踩在棉絮上，走了几步才完全清醒过来，一看，已站在西花厅的院子里。走到后院，总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轻轻推开门走进去，总理没有发觉我，正埋头在比头顶还高的一叠文件里。我唤了一声，总理才停下笔，手扬了扬叫我坐，我没坐，把照片交给他，不想多占用他宝贵的时间。
　　他戴着老花镜，逐一审看照片，看到毛主席和林彪的照片，问：“就这一张？”
　　“嗯。”
　　“就这一张呵，就这一张。”总理捏着照片的一角，一手支撑下巴，凝眉自言自语。过了一会儿他问我，这张照片能不能在电影电视上用？
　　我不好回答，因为我并不满意这张照片的人物效果。
　　最后总理说：“电视电影就用这张照片，你去办一下。”
　　我离去时，总理又将自己埋进了“文件大山”里。
　　这时已是午夜时分。
　　5月2日，报纸出来了，仅此一张的照片登在头版头条，标题用醒目的黑体字压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同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起观看焰火”。
　　我拿着密密麻麻堆满革命词汇的报纸，心里却空荡荡的。脑海里老是出现那张空着的椅子……
　　当晚，这张照片也定格在电视新闻里，谁也没有发现这只是一张瞬间的照片。
　　第五节 峻岭就是江青
　　林彪最后公开活动是接见罗马尼亚客人，没有想到江青这时插了进来，帮了新闻界一个大忙——亮出一幅林彪学毛选的大照片……
　　林彪从城楼上不辞而别后，有一个多月没有公开露面。
　　再在我镜头里出现时已是6月中旬，天气已渐渐进入夏季，罗马尼亚的客人来到中国。那时毛泽东会见外宾不一定都是在游泳池，有时也到人民大会堂会见客人。
　　这次接见罗马尼亚的客人安排在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这是毛泽东经常会见外宾的地方。心细的读者或许会以为毛泽东是湖南人所以也就喜欢湖南厅。其实不然，湖南厅紧靠着人民大会堂的西大门，不像有些厅要东拐西拐，楼上楼下地跑，一进人民大会堂西南的第一个门就是湖南厅，进进出出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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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工作人员一般称湖南厅为118房间。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抵达118房间不久，罗马尼亚的客人也到了。我忙着拍摄宾主握手的镜头，待宾主落座后，又赶快拍摄会谈的场景。我见会谈的气氛已进入正常轨道，就退出来到门外的大厅里，等会谈结束时再进去拍摄。
　　我刚转了一圈，找了个新华社的记者，叫把先拍的胶卷送回社里冲洗。回到大厅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林彪坐在大厅的西北角，没有坐在沙发上面而是坐在一张椅子上。我以为会谈结束了。再看看，主席、总理的警卫员都还在大厅里，他们也和我一样愣愣地瞅着莫名其妙的林彪。
　　不知林彪什么时候从118房间出来的。
　　我们光着头还热得哧哧直冒汗，他却萎缩成一团，帽檐压得低低的，最叫人惊骇的是他那张没有一丝血色的脸，虽然看不见他整个脸庞，但露出的部分足以使人相信那是一尊陈设的蜡人。当时我还以为他生什么急病，奇怪他的警卫员怎么也和别人一样在旁边张望，不叫车送他们首长上医院？其实，林彪此时正在受着吗啡的折磨，谁也救不了他，只有“救星”药能使他摆脱折磨。他的警卫员们清楚知道他的“病情”，所以在一边并不着急，等待首长熬过痛苦的时刻。
　　可林彪他长长的枯坐，使我这个不明真相的人经历了长长的忧怕!
　　我回到118房间，毛泽东旁边的沙发空着，和“五一”晚上那个空椅子几乎是同出一辙。毛泽东泰然处之，兴致勃勃地舞动着手臂和客人热烈地交谈。
　　房间里不断传来毛泽东朗朗的笑声。
　　周恩来平静地微笑着，时时插上一两句话。
　　康生话不多，镜片后面的目光很深，不容易看清……
　　会谈结束了，林彪还没有进来。

　　待毛泽东他们都走了，我收拾完摄影箱，才离开118房间。到大厅里我看了一眼西北角。林彪不死不活地还坐在那，我真想过去问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这模样怪叫人心惊肉跳的。我略略地迟疑了一下，立即失去了上前询问的勇气，脑海深处映出天安门城楼的夜晚，那五光十色下的空椅子。我从内心惧怕他，躲避他，一想起他皮笑肉不笑的样子，浑身就不自在。
　　我没有停留，快步走出人民大会堂。
　　晚上，我将白天拍摄的照片送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正在大会堂里宴请罗马尼亚的客人。我在西大厅里找到总理，将照片交他审阅，他站着匆匆看了一遍，十分果断地选了三张照片叫我发。
　　我接过这三张照片，心里有点抱不平，总理干吗老是将自己放在后面？明明可以放在前面他还是放在后面，他扣下自己单独的照片不让我发。三张照片依次为：
　　第一张毛泽东和林彪会见客人。
　　第二张林彪单独会见客人。
　　第三张康生和周恩来会见客人。
　　总理亲自审阅新闻照片已有好几年了，每次审阅照片他都很细心，该突出什么，不该突出什么，谁该在前面谁不该在前面等等诸多细节，他都会考虑得全面周到。可近一年里审阅照片，连我这个粗线条的人也察觉了一种变化，总理似乎比以前更细心——一种近似拘谨防备的细心。往日的慎重和今日的谨慎已经有着不相同的内涵。
　　转眼，到了中国共产党诞辰日。正好整整50周年，肯定会大庆一番。
　　我没有想到“七一”毛泽东和林彪没有公开露面。
　　没有他们合影怎么办？报纸发愁啦，党的生日，正副统帅都不露面，说什么过不去老百姓这一关。幸好搞报纸的人都极有想像力，想出一套“鱼目混珠”的办法，还真的真假难辨呢!“七一”那天，报纸的头版头条用了一张以前的照片，林彪手摇“红宝书”紧跟在挥手的毛泽东身后。这个形象是当时的“标准形象”，见报后，谁也没有对这张照片形成的时间发生疑义。不过善良的平民百姓从不会无端地怀疑中国写进党章的副主席会有什么不忠!
　　报纸又一次平安度过重头新闻的敏感日子。人民的心灵被“紧密团结”的大幅照片安慰了。
　　那大幅照片后面是什么？
　　不说是老百姓了，就连中央高层也未必知道“紧密团结”的后面是什么？
　　四平八稳的新闻照片后面埋藏着对权力的争夺!
　　新中国的纪念节日，大多集中在下半年每月的首日。新闻界好容易度过“七一”，马上又跟来“八一”建军节。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节日，没有正副统帅露面更不行。报纸又只好如法炮制。这次发照片，新闻界已是颤颤巍巍的，深怕露马脚。没有想到江青这时插了进来，帮了新闻界一个大忙——《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7、8期合刊扉页，亮出一幅林彪学毛选的大照片，下方署名：峻岭。
　　人们第一次看见林彪不戴帽子，亮出半秃前顶，孜孜不倦学习《毛泽东选集》的照片。无疑，林彪“无限忠于”的形象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和巩固。
　　作者峻岭也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能近距离接触林彪的人一定不是等闲之辈!好奇的视线热点渐渐地凝聚在林彪和作者之间的关系上。消息的渠道有时就和地上的道路一样四通八达。
　　峻岭就是江青!
　　他们从1966年合作《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到最后一次1971年画报发表江青拍摄的林彪学《毛选》的大幅照片。五年间，他们之间有过合作也有过争斗，有过利用也有过帮助。他们的关系犹如微妙循环的圆周，这次合作命中注定是他们最后和开始的重合。
　　越是荣耀夺目的瞬间，往往是最短暂的曝光!一个月后林彪粉身碎骨永远坠入黑暗。
　　消息传来，我倒不是很吃惊，就是有点奇怪，吃了豹子胆的林彪的命竟然还没豹子命大，一上天就摔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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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惊心动魄的1972
　　1971年9月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林彪乘坐的256号飞机坠落在蒙古温都尔汗。剧烈的爆炸声震碎了草原的宁静，冲天的大火映红了漆黑的天空。
　　第一节 毛泽东预感到林彪要对他下毒手
　　9月12日深夜，周恩来全神贯注，抓着电话高声问：“现在什么位置？”大家暗暗猜测：是不是导弹基地出了毛病？
　　后来我听总理的保健大夫张佐良详细叙述，才知道林彪外逃那一刻，总理是多么的紧张。他以惊人的反应速度处理了这个重大事件。
　　1971年9月12日深夜，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灯火通明，政治局的常委们正在这里召开会议。按照惯例，政治局每星期要在这里开二三次会。
　　会议进行到10点半，有人进来和周恩来耳语几句。周恩来警觉地直立起身子，似乎很吃惊。他立即宣布会议暂时中断。
　　顿时，与会的首长们轻轻骚动起来，用不解的眼光相互询问。
　　看来事情发生得很紧急，也很严重，不然总理的神情不会这般紧张!
　　当时江青也在会场，她没有像平时那样大惊小怪的，而是站起来早早离开了会场。
　　等在门外的警卫们，看见大会堂的服务员开始忙进忙出，收拾茶具、毛巾等开会用的东西，知道散会了。不过都觉得奇怪，今天的会议怎么这么早就散了？搁在以往，不到半夜三更是散不了会的。
　　这样的例会，开会的首长一般不带秘书，除周恩来带医生，江青带护士外，其他人只带了警卫。警卫员看见散了会，就起身去照顾自己的首长。周恩来的保健大夫张佐良，没有警卫任务，一散会，他就可以离开大会堂回去。他提起氧气箱正准备走，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叫他不要走。本来他对提前散会就觉得奇怪，现在又要他留下，更觉得纳闷。一向对环境淡漠的大夫，这时也嗅出这里的气氛不对，不对在哪里？他也说不清。直觉告诉他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了。
　　我们在中南海工作的人，必须严守一条纪律：不该问的坚决不问，不该说的坚决不说。当时被通知留下来的几个人，相互也不敢随便打听，默默无声集中在福建厅的外面，等候上面的安排。一会儿，办公厅的领导向他们宣布了几条纪律：不要走，住哪儿，等会儿听通知，不要往家里打电话!
　　一听这没头没脑的纪律，张大夫心里直嘀咕，1965年就跟总理了，前后也七八年的时间，跟总理住过钓鱼台、玉泉山，就是没有住过大会堂。主席倒是常住大会堂118房间。总理今天怎么也要住大会堂呢？我们住哪里还要等会儿再通知，又不让给家里打电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越想越乱，越理不出个头绪。后来干脆就不想了，还是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服从命令总没错!
　　周恩来有个奇特的生活习惯，他外出都是用自己的被褥，哪怕是出国，他的被褥都要带着，尽管这套被褥已经跟他很久，也非常陈旧。可是总理睡觉就是离不开它们，他已经习惯了它的气味，好像盖上它们，才会有睡意似的。这次他住在大会堂，会议厅里也没有现成的被褥，即使有，总理未必还有时间睡觉。但是总理的卫士长还是叫西花厅的警卫员将总理盖的被褥抱到大会堂来。

　　等张大夫回到福建厅，却见总理急匆匆地走出来，往东大厅方向走去，他提上药箱赶紧跟上。总理进东大厅就将门关上，张大夫也不敢贸然进去，就在门外找了个地方坐下。心想如果总理需要用药，他进去也方便。
　　已快午夜，东大厅外的走廊里，仍然像白天一样，人来人往穿梭不停。不一会儿见叶剑英快步走来，闪身进了东大厅。接着，警卫局局长杨德中也来了。
　　张大夫觉得有些困倦，这时周恩来的卫士长跑出来叫道：“张大夫，进来，把药箱带进来。快呀，这是杨局长的命令。”
　　张大夫还以为是总理身体不舒服了，赶紧进东大厅，侧头朝北小厅一望，门开着，总理坐在桌边，全神贯注地抓着电话，高声问：“现在在什么位置？赶快查清楚……，赶快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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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是要用药嘛？张大夫想。他再回头一看，叶剑英低着头，反背双手在东大厅里来回踱步，不停地一圈又一圈地踱步，好像满腹心事。张春桥阴沉着脸，坐在靠角落的沙发里，一口接着一口吸烟……
　　看见这番情景，张大夫刚刚松动的心又紧了起来。特别是总理直呼黄永胜的名字，叫他立即来见他。让人越觉得气氛不正常，总理平时从不这样叫人，不是名字后面带上同志，就是称职务。听见总理这样直呼黄总长的名字还是第一次。
　　黄永胜神色紧张走了进来，一动也不动站在总理旁边。总理也不叫他坐下，仍然对着电话焦急询问：“在什么位置？喂……现在究竟在什么方位？什么方向？怎么会没有呢？赶快寻找!”
　　张大夫暗暗猜测：是不是导弹基地出了毛病，把导弹的弹头给打丢了，没准会落在北京的头上，那就糟糕了!……不然总理怎么会这样着急问位置在哪里？
　　这时已经是13日的凌晨。
　　离北京不远的山海关机场，一架三叉戟飞机正带着巨大气流，强行滑出跑道，载着副统帅夫妇和他们“超天才”的儿子林立果，朝着黑暗的夜空逃窜而去。
　　9月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林彪乘坐的256号飞机，坠落在蒙古温都尔汗。剧烈的爆炸声震碎了草原的宁静，冲天的大火映红了漆黑的天空。
　　山海关到飞机坠毁现场只要一个小时的航程，而不知为什么，三叉戟却在天空上兜了一个多小时的圈子，飞机燃料已经无法支撑他们到达目的地了。后来对于失事现场的调查也说明飞机是因为迫降失败，才造成机毁人亡的结局。
　　回顾这段历史，众所周知，毛泽东在视察南方的途中，及时预感到林彪反党集团要对他下毒手的阴谋，提前回到北京，使得林彪集团妄图制造第二个“皇姑屯”爆炸事件败露，不得不仓皇逃窜。
　　周恩来在大会堂关注飞机出逃动向时，毛泽东已经神秘地从南方回到了北京，陈锡联到丰台站秘密地将毛泽东接到人民大会堂，住进了118房间。大约在午夜一点左右，卫士长走到周恩来身边，轻声说：“总理，主席来了。”总理一听，连忙放下电话，起身往门外走。
　　从东大厅到主席住的118房间，要经过大舞台的后面。总理才走到大舞台北面20米远，就看见主席穿着睡衣朝这个方向走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见总理和主席停下来，握上了手，都自觉地向后撤了几步，让他们两人单独谈话。张大夫更自觉，站得最远。那时主席口齿还非常清楚，不需人在旁边翻译。他们低声谈了一会儿，听见总理提高嗓门，说：“主席，放心。你去休息吧。”主席挥挥手，就转身往回走。
　　事后才听有人说，主席那次说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也有人说：“主席还说了，林彪还是党的副主席嘛，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第二节 不平静的中南海
　　为迎接国庆节，天安门广场，人们在进行列队操练。一墙之隔的中南海却进入了甲级战备。
　　从得知林彪外逃到证实林彪被摔死的10多个小时里，中南海经历了建国以来最紧张的时刻。
　　林彪飞机起飞，中南海立即进入了甲级战备。谁也不能预测林彪投靠苏联后的结果，更没有人抱侥幸飞机会中途突然坠落下去的幻想。
　　负责外事警卫的副团长邬吉成，半夜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上级的指示足以叫这位“侍卫长官”睡意全消，再不敢合上眼睛。“中南海进入紧急战备!你负责布置钓鱼台的战备工作。”
　　“战备到什么程度？”
　　“甲级。部队拉出去，布岗，设置障碍，挖工事。”
　　老天，这不是要打仗了吗？如此严重!邬吉成不敢半点耽搁，保卫党中央是他的天职，他马上执行命令，到钓鱼台布岗，设置障碍，一直忙到天色微微发亮。而汪东兴比他更忙，竟然忘记了给部下才下达的战备命令，电话里怒气冲天地质问邬吉成：“到处找你，你到哪里去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到处乱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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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邬吉成困惑不解，这一顿批评是哪跟哪儿啊？汪主任可不是个好忘事的人，前脚交代的事情，后脚就忘了？什么事使他大动肝火？“不是你通知要进入紧急战备吗？我去布岗才回来。”
　　“噢噢，……我忘了。对不起，对不起。”汪东兴这才想起来。
　　几天后，邬吉成才知道中南海发生了如此惊心动魄的事件!别说汪东兴紧张，谁听了不是一头冷汗？副统帅叛逃，他的几大金刚，都重兵在握：黄永胜总参谋长，吴法宪空军司令，李作鹏海军政委，邱会作总后勤部长。陆海空三军就抓在他们手里。如果敌人来自内部，内乱往往比外患难提防。
　　就在中南海处于高度紧张的日日夜夜里，红墙外的天地却是一派宁静的景象，依然花红柳绿，车水马龙，一派迎国庆的热闹气氛。高高的红墙阻隔了人们的视线，风景如画的中南海已经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进入了严阵以待的战前状态。四处可见设置的障碍物，大板子上钉满了钉子，铁丝网密布……
　　被留在大会堂陪同总理的工作人员，在林彪逃离10多个小时后，才慢慢得知事情的真相。好比大梦初醒，竟然惊呆得半晌无语。
　　13日晚，夜色降临，阵阵微风已经带着秋季切肤的凉意。大会堂东面的天安门广场，却是另外一种情形，首都各界和以往一样，在国庆节的那一天，要列队通过天安门，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因为白天广场上人多，无法排练，只好等到晚上九十点以后，将东西长安街两头卡死，让车辆绕道驶过长安街，腾出大块地方，供人们加紧排练。
　　沉浸在迎节日而操劳忙碌之中的人们，怎能相信近在咫尺的人民大会堂已在高度紧张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这两个世界反差实在太大。可是，这面鼓必须这样敲下去。否则，中国人民的心理承受能力何以能接受这么意外且沉重的压力!

　　灯，在周恩来的书房里彻夜通明。
　　灯，投在毛泽东苍白、憔悴的脸上。
　　灯，在中南海大大小小的会议室里像星星一样闪烁。
　　毛泽东阅尽沧桑，波澜不惊：“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然而，林彪的叛党叛国毕竟震惊中外，党史里史无前例的接班人也是党史里史无前例的驾机叛逃者。毛泽东的心理承受力无法安然接受这枚不是落在他的掩体前而是落在他心灵上的重磅炸弹。
　　他沉默苦思一个多月，终于，病倒了!
　　打那以后，毛泽东再没有气宇轩昂地走上天安门城楼。
　　带来尊严，带来自豪，带来狂热，也带来沉思的城楼，仿佛听见它巨大回音后的不绝回声!
　　1971年初冬。秋尽中南海。
　　曾郁郁葱葱的苍翠在寒风中迅速地枯黄、凋谢、飘零……
　　毛泽东在游泳池住宅里，突然晕倒。巨大的身躯像一堵坚固的墙突然轰然倒塌……砸懵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
　　毛泽东病了。充满生动诙谐和思辩色彩的书房里，开始飘散刺鼻的药味，尽管毛泽东最不喜欢和药打交道，这次由不得他了。
　　患病后的毛泽东坐在凹陷的沙发里，闪动着忧郁的目光，缄默着……他的病一直对外界保密，我们也无从知道主席究竟生了什么病。但他迟缓的动作和痛苦的神情描绘出他重负之下没有轻松自在的生活内容。
　　从一开始我就疑惑主席的病态模样不仅仅是“自然规律”的结果，会不会因为其他什么原因，一种科学仪器和听诊筒所不能探及的更深层的原因？
　　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大病初愈的毛泽东，立即被一种从未有过的惊恐骇住了。他忧伤而黯淡的目光里丝毫看不见病人渴望康复渴望健壮的意念，仿佛陷入失望、苦恼的境地，让精力、生命在苦斗中慢慢地消耗……我手微微地颤抖，不敢按下快门，总觉得调不准焦距，过去的形象现在的形象，在取景框里重叠交融，最后慢慢融化，成为一种困惑，模糊了我的视线。
　　红润、健壮、目光敏锐、谈笑风生的毛泽东几个月前还在我的镜头里熠熠生辉。怎么就迅速消失，一下子转换成苍白、臃肿、神情滞缓、沉默寡言的毛泽东呢？我无法接受这个突变的严峻现实。就像看着一座巍峨的山在眼前塌方、崩落、流失，而自己却无能为力。还有什么比突然失去眼前最完好的形象更令人痛苦和焦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