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摄影师镜头中的国事风云：共和国红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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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人有病，天知否
　　邓小平从一个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一下子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总理，这绝对大大触及了江青团伙的权力利益，给他们灿烂的仕途涂抹了可怕的阴影，至少是一道障碍。这是他们最不能容忍的事实。他们把账结在周恩来头上，想寻找时机抓住“小辫子”，一把揪到底……
　　第一节 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成立
　　患病后的周恩来对我们依然严格要求，然而，一无所知的我却给总理增添了许多麻烦。
　　外交活动一多，记者们可有事做了，忙得不亦乐乎，也乐此不疲。
　　这可急坏了中央警卫局的警卫人员，他们有时面对“无冕之王”一筹莫展。刚把好前门，后门里溜进一帮子记者，前后门都把好，什么时候又出现了侧门。总之，记者是无孔不入，无缝不钻的。有一次，总理会见外宾的场地记者很多，秩序混乱。外宾一出场就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搞得宾主都很窘迫。他十分气愤，冲着在场的警卫局领导喊：“这都是什么单位的记者？谁叫来这么多记者的？记者一多，场面就乱，又缺乏管理。啊……各家报纸只管自家的新闻，拼命地挤拼命地抢，要管起来!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产阶级的新闻。这个乱劲，还要不要中国的国际威望？”
　　没过几天，周恩来将分管新闻的领导和警卫局负责外事警卫的领导叫去，提议摄影、电影、电视三家统一管起来。有外事活动好统一协调，统一指挥，以免再发生记者多缺乏管理的混乱场面。
　　当时警卫局副局长狄福才是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军代表，他和新华社军管组组长张纪之当晚召集新华社、新影厂、电视台负责同志和我们中央新闻组的人开会，传达了总理的指示。会上商定成立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他们提议我担任外事摄影协作组的组长，新影厂的牟森、电视台的李华为副组长，还确定了六名拍摄记者的人选。
　　7月14日，也就是会议的第二天，狄福才同志将会议情况和人员组成名单写成书面报告了总理。没想到当天总理就批阅了。
　　他用铅笔在报告眉头批示道：
　　拟同意。即送康生、江青(暂不送)、春桥、文元同志核阅。退外交部、中联部传阅后，退张纪之、狄福才同志办。
　　周恩来
　　1972年7月14日
　　7月21日，我们第一次以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的名义拍摄艾尼大使任期届满的告别宴会。
　　宴会晚上7点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举行，各国使节均被邀请出席宴会。
　　这样的活动，这样的场景，我已是“身经百战”，可以说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然而，作为一名冲锋陷阵的“士兵”，或许我是杰出的。作为一名初上“战场”的指挥官，我却是缺乏指挥经验的，所以导致“初战失利”。

　　第一次统管摄影电影电视的拍摄，我心里没底，特别对我不熟悉的电影电视的拍摄。结果我将照相拍摄交给了组里的另一名摄影记者，而自己跟着电影机子拍摄。
　　万没料到我认为最熟悉最好拍的照片出了乱子!
　　“总理叫你!”警卫员急匆匆地把我从电影摄影机旁叫开。
　　什么事？警卫员也不回答我，只是快速地带我穿过宴会的桌隙，走到主宾桌前，总理用我所熟悉的严肃眼神盯着我：“你关键时候不起作用!”
　　“我？”
　　“你!”
　　我不知总理为何而发火，望望他异常严肃的面孔，又不敢问，只是规规矩矩垂手默立。
　　“我和阿富汗大使握手，有两分钟，你们的摄影记者叫都叫不回来。嗯，你到什么地方去了？”
　　有这事？我吓一跳。“我去问问。”忙转身去找那位闯祸的摄影记者。
　　记者也知道自己捅下漏子了，吓得躲在宴会厅边上的过道里。一见我，可怜得差点没哭出来。“我不是不给总理照，我……机子里没胶卷了。”
　　嗨!这……我又好气又好笑，摄影记者没有胶卷，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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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多带些胶卷，这下好了，总理正发火哩。”我埋怨道。
　　“这不能全怪我，外交部只交代我拍一张总理和叙利亚大使握手的镜头……”
　　我一听这话，愈加哭笑不得：“够呛!你怎么这样死性呀!总理和谁握手你都要拍，完了外宾是要和你要照片的啊!”
　　“我哪知道，我又没有经验，第一次……”记者苦着脸小声嘀咕。
　　“怪我没给你说清……”这时我的心猛然一紧，一道锐利的目光从不远的地方射来，投在我们身上。我的天，是……是总理，原来他一直注视着我和记者，和他目光相遇后，他朝我招招手，我心颤颤地跑了过去。
　　“怎么？他还不服气!”
　　“不是不服气，他的胶卷用完了。”
　　“什……么？这不是奇怪的事情吗？拍摄照片机子里没有胶卷。这样怎么工作!”
　　“是的，他正在作检查呢。”我赶紧为记者开脱。
　　“等会……等会找你说话!”
　　总理生气地丢给我一句提心吊胆的话就转身和身旁的外宾交谈了。

　　今天这顿批评我是吃定了!我怏怏地离开。还没走几步，后门又有人叫：老杜，总理叫你。
　　不是待会才找我吗？反正早批评晚批评都是个批评。我便硬着头皮又走到总理身边，连怎样检讨的话都想好了。
　　“老杜，你立刻去社里放大两张主席穿便装的照片，作为礼品送外宾。”
　　我满脑子装着挨批评的准备，怎么全都对不上口了？竟不甚理解地愣怔望着总理。总理见我愣在那里，说：“唉，你还有什么事？”
　　还等挨批评？反应过来的我二话没说，转身疾步就往外走。总理大概见我神情古怪，不放心地在后面叮咛了一句：“宴会结束时你要送来，我还要去主席那里，请他签字呢。”
　　我选好底片，到社里的冲洗车间放大。因是急件，很快照片就出来了。我一看，还真亲切哩。这些年看惯了毛泽东穿军装的照片。自从林彪摔死后，我的镜头里就再没有看见毛泽东穿绿军装。
　　这一忙，我倒将摄影记者闯祸的事给忘了。
　　回到宴会厅，宴会还没有结束，我将照片交给总理，转身准备走。“哎哎……别走……你们记者只管照指定的，照完就走，叫都叫不回来。更叫人奇怪的是机子里没有胶卷!这像个记者吗？”总理又续上了刚才的责备。
　　“总理，我有责任。我没有过细地安排和组织。”
　　这是真话。我的确没有想到新记者拍摄这种大场景缺乏应变能力。这不能全怪记者，我也缺乏经验，自己是搞摄影的，就放松了摄影，把精力放在电影和电视上，造成工作被动。
　　总理见我态度诚恳，火也消了一半。“资产阶级的记者抢着争着照……你们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这碗饭好吃，不费劲。是不是这样？老杜。”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他也笑了。“这事我批评了你，是要你管好手下的记者。不要把我的话当耳旁风。记者一定要管起来!”
　　我默默地点点头。
　　这时李先念走到总理的身边，耳语了几句。总理即起身往外走，原来外宾已在门口等着和总理握手告别。
　　虽说我这时松了口气，可心里不是个滋味。第一次活动就搞得这么糟，惹得总理发那么大的火，实在不应该!
　　“吃一堑长一智”，这以后，只要有活动，我都要亲自向记者交代注意的事情和检查设备。如果是重要活动，我就要自己拍摄，决不敢有半点马虎和疏漏。
　　说也奇怪了。总理在以后的活动里，只要是脸生的记者，他都要紧盯着多看几眼，还要向我询问几句记者的情况，生怕记者再捅漏子似的。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里总理和外宾合影，记者用的是立式大相机，人家都准备好了。这时，总理却高声叫道：“老杜呢，叫老杜来照。”搞得人家记者挺难堪，我也弄得不好意思。当时我想，谁拍还不一样？干吗搞得人下不来台。
　　总理却不这样认为。
　　“你们拍的照片外宾要带回国内，你们的拍摄就是中国水平的拍摄。拍得好坏，不仅仅表明拍摄技术和材料质量的好坏，也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化素养，工作态度的水准。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你们的镜头就是对外介绍中国领导人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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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总理这么一说，心里还真的受到了震动。以前拍摄照片仅仅是凭着朴素的阶级感情，从未将小小的照片放在这样的高度联想过、比较过。为什么总理对我们记者严格要求，有时甚至近于严厉，在我有了比较具体的体验后才有了深刻的理解。在中南海，我们已超出记者特定职业的含义，在我们拍摄活动中，我们不仅要使用记者共性的眼和耳的具体器官，我们还要启用记者个性的思和想的抽象功能。我们不允许有充分自由的想像力，我们要做的是尽可能完美的表现力。
　　总理不仅在工作上严格要求，在生活中他也不放过我们的枝微叶细的毛病，并能准确地“借题发挥”，叫人心服口服。
　　我记得在1970年我刚被总理“救”了回来，紧接着随总理去朝鲜访问。
　　金日成设宴招待中国代表团，他们拿出朝鲜最有特色的狗肉宴。从冷盘到炒、煮都是狗肉，无论是色泽还是造型，十分精美。我也算是个走南闯北见过大世面的人了，可我的食谱却不和我的足迹并驾齐驱，无论我怎么进行现代旅行，味觉却是原始的，保持黄土高坡的本色。我看着满桌的狗肉，傻眼了，又不好吱声，就悄悄地跟服务员要了一盘朝鲜泡菜，这很像家里常吃的酸菜。
　　周恩来坐的主桌离我们工作人员的桌子还隔着好几张呢，可怎么发现我……或许他以前就知道……或许他只是偶然发现……反正我与生俱来的狭窄味觉被总理发现了，这该是多么狼狈的时刻!
　　总理举着酒杯，绕过旁边的桌子，来到我们的桌前。总理敬酒，我们都起了身，同举酒杯……总理这眼光咋这奇怪？瞅我啥呀!我慌乱地避开他的视线……“同志们工作辛苦。我借东道主的好酒，敬大家一杯!”
　　“总理辛苦!”
　　“大家随意。”总理自己先抿了一口。
　　“干!”热烈、清脆的玻璃杯撞击声在我们几个爱喝酒人的手里格外悦耳。嗓管一阵热辣，酒“仙”汩汩地涌进心窝。
　　总理没有离开，又将我刚才避开的奇怪目光投向我。我开始惶然，不知做错了什么？一无准备，便束手无策。
　　“老杜，你为什么不吃狗肉？”
　　噢……就为这个!

　　“总理，我从来没有吃过狗肉。”
　　“没吃过就不吃？没吃怎么知道好吃还是不好吃？人家辛辛苦苦做出来的菜，你却不吃，这是对人家的不尊重，也是对人家的劳动不承认嘛。”
　　这么严重!我不敢吭气了。在我的感觉里，仿佛猪才是可食的肉，而狗不是。虽然狗肉已变成佳肴发出诱人的喷香被端上盛宴，可我只将它当成满足视觉的艺术品。
　　“今天，你一定要吃一块。尝尝味道，看是不是能吃？你呀，这是偏食!”
　　大家掩嘴偷笑，等看我的“好戏”哩。
　　我没有办法，不吃，总理肯定不依。伸出筷子在跟前的盘子里胡乱地夹了一块，往嘴里一塞，几乎没沾牙边就直接吞进胃里。
　　大家哈哈大笑，说猪八戒吞人参果也没杜山这整吞的水平。
　　总理也跟着笑道：“你呀，看起来倒很机灵，怎么就没有味觉呢？”
　　俗话说“十个傻子不同样”，我想我就是属于第十一种傻型。越是高级越是昂贵的好东西在我嘴里越是不屑一尝。大家十分客气地送我一个雅号：高级土八路。正如20年后我出纪念总理画册不要分文稿酬被大家诙谐称为：廉价处理的议价老头。
　　我的偏食毛病不知怎地传了出去，有一天，我去叶帅家给他送照片，叶帅约我第二天去他家吃午饭，我欣然答应。
　　第二天上午，我如约去了西城区柳荫巷叶帅的家。好热闹!一大家子哟。
　　第一道菜怎么是盆汤？噢，我想起来了，叶帅是广东人，广东菜就是先喝汤后吃菜。
　　叶帅指着汤对我说：这汤是鸡汤。我知道你不吃蛇肉，蛇肉汤最后上。
　　叶帅不会骗我。我放心大胆地盛了小碗鸡汤。一喝，嗳，真鲜香!一口就喝了一碗，接着又盛第二碗，汤刚到嘴边，只听见叶帅的女儿“扑哧”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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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什么？”
　　刚才还认乎其真的叶帅，这时也沉不住气了，随着全家人放声大笑：“哈哈……老杜，这是蛇肉汤哟，你喝了一碗还不够，还要喝……两碗，哈哈……”
　　“啊，你们怎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你还喝？怎么样，蛇肉味道不错吧？”
　　“是不错。”我只好如实说。
　　这以后我还真的爱吃蛇肉了。不过有这回经验教训，再在宴会和谁家里吃饭时，就格外地谨慎小心，先看清是什么才下筷子。
　　在上海因为这偏食的毛病又被总理一顿批评。
　　“老杜，人有五觉：嗅觉、味觉、视觉、听觉和触觉，这五觉才构成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实觉。你不要小看这实觉，少一觉都会影响实觉的准确性。你缺乏味觉，对事物的认识就不会全面。照相也一样，不要以为只要有视觉就行了，不行。其他四觉的参与是很重要的，这样拍出的照片才会客观、真实，五觉等于实觉。这个道理你懂吗？”
　　总理语重心长，言简意赅的一席话，至今我都无法忘怀。
　　第二节 玉泉山的日子
　　1973年1月5日，周恩来突然尿血，中央同意做进一步检查。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终于离开了西花厅，来到玉泉山接受检查。

　　1973年1月5日，天色还没有亮透，周恩来刚刚结束案桌的工作，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他已经整整工作了20多个小时，如果抓紧时间，还能睡几个小时。
　　值班的同志见总理走进卧室，也松了一口气，急忙回到自己的房间，倒下快散架的身子，蒙上头好好睡一觉。
　　不知过了多久，朦胧间，医生突然听见警卫秘书变了调的喊声：“张大夫，张大夫，快起来，快起来。”
　　他被某种不祥之兆撞击，顿时清醒了过来，一跃而起，跑向门口……只见警卫秘书手里端着盛满鲜血的尿壶。看见这个触目惊心的颜色，再看看警卫秘书惊恐的神色，不用问，他什么都明白了。
　　血尿。日夜提心吊胆的事情终于来临!
　　“尿……都是红的……全是血……”警卫秘书的脸色都变了，双唇直哆嗦。
　　走进总理的卧室，见总理躺在床上，脸冲着房顶，一声不吭。
　　医生连忙进卫生间，再看马桶池，里面鲜红鲜红的。他这时想到总理有心脏病，千万不能让总理承受尿血的恐惧。他疏了疏自己紧张的情绪，想了几句宽慰话，让总理稍稍宽宽心。
　　他才开口，周恩来扭头朝他直摆手，叫他什么也不要说。
　　跟随多年的医生突然明白，一个对周围非常敏感，对事物掌握极其细致的人能不察觉自己身体发生的变化？能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难怪他极力回避这个话题，只是一味工作、工作。他在用有限的生命争时间，抢时间，用自己血肉之躯填写每一天。
　　大家心里苦涩苦涩的，也茫茫然，仿佛不知道应该向谁去求援。主席也重病在身……原来和总理熟识的老帅们也都打入冷宫，分散在天南地北，远隔千里。那时还不叫“四人帮”的那几个人对总理一直是横加刁难，他们绝不会帮助总理的。
　　自从1971年底，毛泽东突然被一口痰堵住，窒息引起心脏停跳，经过医务人员全力抢救，才渐渐恢复了知觉，但是他硬朗的身子板和健康的体魄再没有恢复。他日夜被病魔纠缠着、苦恼着。双脚肿胀得厉害，几乎隔几天就要换双布鞋，鞋子越穿越大，行动越来越困难。
　　周恩来义不容辞担负起组织医务人员为毛泽东治疗的重任……可是如今总理在尿血，谁又来为他承担？
　　猛然，大家想起了叶剑英元帅，对，叶帅!
　　他与总理个人感情不错，在中央会议上又能说上话，那几个人也不敢怎么样他。
　　他一定能起作用的!
　　叶剑英当时住在北京的西山。
　　医生们马上驱车去向他求援。一见叶剑英，医生竟然有一种见到亲人的感觉，长时间的委屈和害怕好像找到了可以依靠可以宣泄的怀抱，他们禁不住泪水再次夺眶而出，还没开口却先哭出了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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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剑英一见医生这般伤心，估计总理发生了严重的事情，但还没有意识到有这么严重。他听完保健大夫的讲述，愣怔了许久说不出话来，不相信似地望望你望望他。
　　到底是一位见过世面，经过大风大浪考验的老人，他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极力宽慰两位泣不成声的大夫，理解他们孤立无援的痛楚。
　　“别着急，你们别着急。我想办法报告主席，向主席说明情况。”
　　“叶帅，您一定要说明这一点，膀胱癌不同其他癌，不是不治之症。治疗得早是可以根治的，是有救的……叶帅您一定要这么说啊，总理一定有救的。”
　　“好好，我按照你们的意见说。现在你们别着急，要注意总理心脏，他的心脏有病，不能再增加他的思想负担。想办法先止血，稳定住病情。尽量争取早些做检查。你们放心，主席会帮助总理渡过难关，会同意总理做进一步检查的。”
　　有了叶帅这句话，他们才感到心里好受些。
　　几天后，中央批准了专家们的医疗报告。
　　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终于离开了西花厅，来到玉泉山接受检查。为了对外保密，专家们在玉泉山布置了一个治疗室。
　　傍晚，暗红色的晚霞撒在垂日的天尽头，凝重且肃穆。它注视着黑夜即将来临的大地，撒落它一天里最后的祝福，然后从屋脊的瓦楞上收去最后一缕红丝。
　　玉泉山，中央领导人居住的地方，开始陆陆续续亮起了灯火。
　　医生们在临时布置的手术室里做好了最后一道术前的准备。这之前，医生们已经确定了好几种治疗方案，如果检查癌症病灶很小，就一次烧掉，检查治疗一次完成，不让总理再受一次罪。但是这个方案只能根据检查的情况灵活掌握。如果癌症病灶很大，这个方案就不能用了。只好先检查，后治疗，分为两步实施了。
　　手术台历来是生命的生死台，它几乎能改变甚至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在周恩来躺卧的手术台上，紧张的气氛像凝固一般，专家们心里都沉沉的，重重的，随着每一次手术器械落盘的声响，心越揪越紧，汗水不知不觉细细密密从额上渗出……
　　膀胱镜终于照见了发病部位，专家们眉眼露出了笑意。癌症病灶直径还不到一公分，表面仅有些毛茸茸，说明癌症还在早期，治愈的可能非常大!手术台医生们闪动的眼神成了彼此心灵沟通的语言。

　　负责主治的吴阶平院长一声不吭，立即用电烧手术器械烧掉了病灶，只有几秒钟，癌的病灶消失了，不再出血了。
　　医生们欢欣鼓舞，连忙把手术成功消息报告给门外的领导。同时也将手术情况汇报给毛泽东。不到半小时，毛泽东住处就回电话过来：“主席的原话：医生们做得好!感谢他们!”
　　悬在心头的石块，终于可以落地了。
　　邓颖超也等在手术室的门外，听见丈夫手术很成功，她的心情并没有完全轻松，当听见毛泽东来电话祝贺，她却哭了。她内心深处的担忧和多日的紧张，随着无言的泪水滚淌。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坚强的邓大姐都没有落过泪。可这次她……泪水沾襟。在场的人谁也无法分担邓大姐内心的痛苦，更无法用语言去宽慰她。
　　手术治疗后，生命活力又一次回到周恩来体内，尿检再也看不见红血球。气色和精神也明显好转。随后又在风景秀丽的玉泉山休息了20多天。
　　周恩来在手术前是天天见报的重要人物，可是一下子沉默了20多天，外界马上敏感起来，放出五花八门的传说，什么中国总理已被停职，什么周恩来身患重病……正好那个年代中国高级领导人老是频繁被打倒，周恩来一有风吹草动自然会牵动外国新闻界的神经。
　　4月8日，日本相扑首次来中国表演访问。周恩来借此机会向外界亮了相。会见后，他径直回西花厅，又开始他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
　　在他日程中有一个更重要的亮相等待他去实现。4月12日，周恩来在大会堂宴请西哈努克时，请去了邓小平，当周恩来和邓小平款款走进记者镜头时，第二天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传遍世界：邓小平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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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不仅清除了肿瘤，同时也了却了一个心愿!心情轻松的周恩来决定到大寨等地走走，一方面陪同外宾，一方面自己也休息休息。
　　回想1972年在从广州回来的飞机上，大家最为兴奋的是，总理主动提出和飞机上工作人员合影，这在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我一上飞机，就可以喘口气了，肩头卸下沉重的摄影箱，坐进舒适的座位上，顿时瞌睡袭来，很快我就进了美妙的梦境中。突然张大夫跑过来，使劲地推我：“老杜，快起来，总理要照相。”
　　这怎么可能？总理忙成这样，难得的休息还要拍照？总理几乎每天收进了镜头，这时他要拍照？我以为他们逗我，是想把我骗到他们那里打牌。可是张大夫神情特别认真也非常着急，“真的，总理真的要和我们合影!”
　　我赶紧跟张大夫后面到总理的后舱，进去一看，总理身边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有陪同出来的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还有机组的乘务人员和总理身边的警卫、秘书等人。
　　大家一见我进来，马上让我拍照。我用眼神请示总理，是否可以？
　　总理坐在座位上，手里拿着画报，他微微向我点点头。看来是总理主动提出的。我马上放开手给大家拍合影，先是杨德中局长单独合影，后是专机的女同志，再是男同志，最后才是身边的同志。我看看拍的差不多了，准备收机器，总理朝我招招手，老杜，你还没有照呢？
　　我一愣，我不知拍了多少合影，这次总理怎么要我也来一张合影？心头的疑问只是一闪而过。我和总理合影非常少，这次有这样的机会，我当然不能放过，赶紧将相机交给总理的卫士，然后，我坐到总理身边的座位上，“咔嚓”一声，这是我有生之年第二次和总理单独合影，也是最后一次和总理合影。
　　后来大家才知道总理患重病了，以后可能不再坐专机了，他是有意识地提出和大家合影的，因为平时他知道我们都想和他留一张合影的愿望。一想到总理善解人意的厚道和善良，至今心里还感到很酸涩，也对总理细致情感惊叹不已。
　　第三节 共产党人要尊重历史
　　1973年夏天，周恩来抱病回到延安，群众围住总理的汽车，看见警卫一身泥土，总理说“要作检讨，应该我作！”
　　从大寨回来不久，北京天气渐渐热了起来，总理的病情还比较稳定。这时，越南的客人又到了北京，提出去延安看看。总理欣然答应，他说，“我自己解放以后一直没有回过延安，也想去看看。”总理去延安，总是喜欢用“回”这个字眼，好像人们常说回家一样。6月9日这一天，一架飞机由西安起飞，径直北上。
　　机翼下，是黄土高坡，充满着神秘。是一方千年苦水浸泡，孕育华夏民族的地方。那圆圆厚厚的塬，层层叠叠的田，细细弯弯的沟和那密密匝匝的窑洞，都会激起人们对遥远文明时代的遐想。
　　机舱里，周恩来没有沉浸在遐想之中，而是沉静地和外宾交谈。当一个呈Y形的山沟展现在飞机的机翼下时，他倾了倾身子，双眼紧紧贴着机窗，忘情地凝视着这片特殊的土地……

　　这个Y形的山沟就是共和国神圣的诞生地——延安。这也是周恩来日夜思念的“故乡”啊!
　　周恩来在阔别了延安20多年后，终于又回到了曾经和毛泽东等领导人运筹帷幄，主宰中国命运，不是故乡却胜似故乡的黄土地!
　　面对度过了13年艰难岁月的延安，总理的神情特别兴奋，就连我们也很激动，延安这块与中国革命命运紧密相连的地方，曾经记载过我们的昨天。
　　这千年万年堆积而成的黄土地，曾经敞开博大的胸怀，拥抱着从危难中走过来的革命力量，它用乳汁哺育了成千上万的优秀干部，成为举世闻名的革命圣地。延河水、小米饭养育了革命的成功，也养育了共和国第一代的领袖们，可是却养育不富今天的延安人。这里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山沟沟。周恩来在延安交际处住下，顾不上休息，叫来警卫局的领导，无比深情地说：“延安，我已经20多年没有回来过了，这次回来，我要多看看。午饭吃了，我们就去宝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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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饭后，随行领导知道总理身体不好。特别是警卫局的领导，已经知道总理患绝症，就劝他休息一下再去宝塔山。总理摇摇头，执意不肯休息。
　　来到宝塔山下，总理围着斑驳陈旧的古塔细细地端详，一会又转到一块红色木牌前，他停下脚步，微微眯起眼，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身后跟着的人觉得有趣，也凑到跟前看，原来是党中央在1949年从北京给延安政府的复电全文。总理边看边说：“党中央在延安13年，这次要好好看看延安啊!”总理转到山崖边时，远远眺望延安城，感叹道：“延安变化不小啊!1938年底，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开始轰炸延安，连续轰炸了两天，后来经常来轰炸，想炸平我们党中央的机关。我们那时住在凤凰山，没有炸到。可是延安城里损失非常严重，几乎不剩一间房子，满地碎砖烂瓦，只有山坡上的窑洞还能住人。不过敌人越炸，我们越强大，不仅学会了怎样防空，还用敌人的炸弹皮造武器。这不是我们的钢铁公司吗？”说到这，大家都笑了。
　　总理上宝塔山时，外宾正好被安排去其他地方参观，没有同来。总理就不让惊动延安保卫部门，宝塔山上也就没有实行警戒。总理一行人上山时，还有其他游人和老乡在山上。一个学生模样的后生一眼认出总理，兴奋地大叫：“总理来了!总理来了!”一喊惊四方!人们哗地涌了过来，都想亲眼看一看总理，谁也不肯后退。警卫人员拼出浑身的力气好容易让周恩来上了汽车，可是总理不让关车窗，将手伸出窗外和群众握手……回到驻地，总理看见警卫们有的把鞋都挤掉了，浑身是泥水，连忙过来，拉起一个战士的手说：“对不起，我给你们闯了祸。”
　　周恩来在延安枣庄住过许多时候，这次他陪外宾来枣庄故地重游，情绪格外兴奋。走一路说一路，几十年前的事都记得。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领导人住在枣庄上面的窑洞里，一人一个院子。刘少奇的窑洞没有牌子，草长得很多。总理走到这里，站了下来，看了许久，刚才的情绪一点点地被压抑。他解开衬衣的钮扣，让喉结滚动了几下，什么也没说。走到枣园下面的平房前，这是红军到延安后盖的，是中央的办公用房。讲解员指着两间房子说：“这里是周总理的秘书居住的房间。”
　　“不对，这是陈伯达住的房间。”总理当即更正讲解员的介绍。“是谁住过，就是谁住过!要尊重客观历史。”
　　后来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里，总理将纪念馆的领导人叫到跟前，对他们说：“你们纪念馆里陈列的只有毛主席、朱老总、任弼时、陈云和我。这只是中央领导人的一部分人，还有许多当时领导人。如刘少奇、邓小平，还有许多老帅都没有。纪念馆是历史的记载，要符合客观历史。今天上午，我看见枣园里刘少奇的窑洞没有牌子，为什么不挂个牌子？现在是现在，不能连历史都不要了嘛!”

　　在场的人好像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总理讲的话？他们犹豫地问：“可是这些人是被打倒的……”
　　总理异常严肃，“现在是现在，过去是过去。共产党人要尊重历史!”
　　总理到延安后，就打听当年的邻居们现在都在什么地方，想看看他们。后来，总理听说一个邻居住的不远，就叫当地的人带他去看看。走进这位老邻居的窑洞，总理沉默了，老百姓的日子苦啊!眼前的贫穷情景，总理一眼就看了出来。虽然老乡一再说，他们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可是总理没法松开他的眉结。
　　总理离开老乡窑洞时，一定要请老乡到他住的地方吃饭。主食是小米饭，黄橙橙、香喷喷的小米饭端上桌，总理眼眶却红了，他吃不下饭。默默注视着老乡在一旁大口大口地咀嚼香甜的小米饭。
　　一颗泪珠从总理消瘦的脸颊上滚落下来，滴在饭桌上，总理连忙擦去，埋头吃饭。这颗泪珠没能瞒过老乡，老乡看见总理落泪了，心里发慌，悔不该大口吃饭，让总理知道他们的生活贫困吃不上细粮。老乡惶恐不安起来，不敢再添饭了。总理却坚持要为他添饭，让他再多吃一点。老乡几乎是含着泪吃完了总理为他添的这碗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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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命运注定要让重病的周恩来备受磨难吗？难道周恩来的人生就是备受考验的人生吗？化疗才进行了两次，周恩来又一次面临精神的重创。
　　周恩来回到西花厅不久，中央叫他写党内十次路线斗争。
　　整整半个月，周恩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日夜趴在桌子上，写了撕，撕了又写，熬红了眼睛，熬酸了筋骨。因为老是低着头，他的眼肿了，接着脸肿了，腿肿了，后来连全身都肿了起来。但他全然不顾，还是不断写，不断撕。
　　邓大姐也不知道总理在房间里干什么，又不能进去说服他注意休息，着急地在门外来回踱步。身边工作人员知道一点内情，可这是中央内部的事情，他们也不能多嘴。可是看见总理这样不顾惜身体，没日没夜地写东西，心里又是着急又是难过，知道总理背负了沉重的精神压力，心里更加的痛惜!
　　要说最着急的是医生们，总理从把自己关起来写材料起，就拒绝进行化疗。周恩来不见客，不开会，不刮胡子，一脸苦戚，一腔愤慨，长书万言。为保护比生命还重要的政治生命奋笔疾书，也为保护安定团结的大局而不惜委屈着自己。
　　委屈自己，痛苦自己，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有些人有健康的心脏，却包裹在狭小的胸膛里，有强壮的身体却没有硬朗的脊梁。然而，周恩来有病的心脏却在顽强不屈地跳动，虚弱的身躯坦然地承受起屈辱!
　　人只有在深哀和极乐时，才能显露你所有的真实，或是崇高或是卑俗。
　　后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作关于党内十次路线斗争讲话时，身边的工作人员才明白总理为什么拒绝治疗，原来他正在忍受心灵的煎熬，怎么有心情去治疗呢？
　　好容易度过煎熬心灵的炎夏，淡淡的秋季还给了周恩来稍稍宽松的环境。这时党的十大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周恩来在会议上心情还是比较愉快的。总理带病坚持参加小组的讨论，认真记录，随时解答代表提出的问题。

　　“十大”之后，周恩来又陪外宾去了洛阳，回来不久，大概是10月下旬的一天，周恩来在大会堂福建厅约人谈话。
　　这天有些奇怪，医生们老是觉得隐隐有预感，会出点什么事情似的。观察尿色是最直接掌握病情的方法，医生非常注意总理的小便情况，每隔两三小时就提醒总理解手。这时他们发现总理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有解手了，应该进去催促一下。周恩来一见医生进来，马上意识是叫他解手了，没有等医生说话，主动起身去了卫生间。
　　周恩来解手出来，看了门口医生一眼，什么也没有说，一扭头走向座位。可这一眼却叫熟悉他的医生心跳，这是什么样的眼神？这么古怪？医生随后一步冲进卫生间，完了……尿血……顿时脑子轰的一声，只觉得血沉到脚后跟，整个房间都在眼前转动。
　　这意味着周恩来很可能不再属于1/3治愈的病例!
　　大夫第一反应是赶紧给总理服镇静药，怕他心脏出问题。然后写了个条子给在场参加会见的叶剑英：叶帅，总理刚才小便出血，看来已经复发。
　　不一会儿，叶剑英神情紧张地走出来，“怎么回事？张大夫，总理怎么了？”
　　张大夫急切地向叶帅汇报了刚才发生的情况。说到总理几个月心情不好，拒绝化疗，癌细胞又抬头时，眼眶又红了，咬着嘴唇，默默低下了头。
　　……叶帅长长叹了口气。
　　“别紧张，要沉住气，我来想办法，我来想办法。”说真话，此时此刻叶帅就是他们医生的救星。如果不是这样，他们的肩膀真不知道能不能扛得住这个严酷的现实。
　　厄运又一次降临在周恩来头上，癌症复发的痛苦远远比初期发病要严重得多，这次出血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要迅猛，量也多。每天失血达100CC以上。这样严重的病情不要说是发生在一个已经七旬老人身上，就是年轻力壮的人也吃不住劲的。
　　医生一边等待医疗方案的批复，一边尽力控制病情的恶化。万般无奈中，只好先给周恩来输血，可这是治表不能治本的措施，根本的医治必须手术。周恩来毕竟是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他住院治疗是要经过中央批准的。这一点医生能理解，但是报告上去却迟迟得不到明确答复。这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这时又发生了一个意外的事情，周恩来的治疗方案更加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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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中美两国政府相互设立办事处，两国的国旗首次在对方首都的上空升起。
　　由于中美两国长期在国民党台湾政权问题上的对立，加上两国社会制度的悖行，这给中美外交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1973年底，基辛格再次访华，周恩来抱病接见了他和他的随行人员。
　　在基辛格访华前，周恩来就基辛格来华可能触及的敏感问题和毛泽东交换了意见，并统一了看法。毛泽东和周恩来都知道，当时两国的矛盾焦点仍在“核保护伞”和台湾问题上。这在1972年尼克松将手伸过太平洋和共产党中国握手言和时，就感觉到台湾问题将是中美之间举足轻重的实质问题，也是美国人手里既重要又棘手的王牌，希望它在中美的谈判上赢分，保住那份独占多年的利益；又害怕出牌不当，输了台湾，又将自己利益赔进去。尼克松在上海签订两国公报时，就表现出美国政府既固执又圆滑的复杂心情。
　　然而，“一个中国”这是中国政府绝对原则的立场问题，决不可能在这上面作丝毫的让步。美国政府正面进攻不行，就采用迂回进击的方式，试图寻求一种中立解决的途径，要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作出某种承诺和让步。这样美国至少可以体面地丢掉几十年苦心经营的地盘和伙伴。
　　几天的访问，基辛格越来越觉得台湾问题棘手，丝毫没有进展，竟成了他心头日渐沉重的心病，他在多方接触试探后，不但没有找到突破口进击，反而被中国外交家无懈可击的辞令搞得无从开口。
　　负有重要使命的基辛格怎能甘心就这样离去？
　　“叮铃铃……”电话声骤然在钓鱼台4号楼值班室响起，这已是下半夜天快亮的时辰。第二天上午，基辛格就要乘专机离开中国，而他偏偏在离去的前几个小时突然地提出要拜见周恩来。周恩来这几天因为会见外宾住在钓鱼台4号楼。早已沉睡的4号楼一下子紧张起来，这个去叫醒才睡下不久的总理，那个打电话给“游泳池”主席的值班室。
　　总理很快就起了身，疾步来到办公室里，他想电话请示毛泽东：是否可以进行这次会谈？毛泽东身患重病后，病情和情绪一直不稳定，很难掌握毛泽东的思维规律。周恩来有点忐忑不安，不知主席睡了没有？反馈回来的答复不出他所料。“主席才睡，服了几次安眠药才睡着的，现在说什么也不能叫醒主席。”
　　睡着了就不能叫醒？当今的人说什么也不能相信。可是在那个年代里，凡是在红墙里工作过的人都知道，睡眠对于晚年的毛泽东，是件十分痛苦的事情，也是一件重大的事情，每次睡眠犹如面临大敌，要经过一番痛苦折磨，才能入睡。一旦睡着就不能半途而废，否则再继续睡眠更加痛苦不堪，无论怎么吃药，只能几天几夜昏昏然却苦苦无法入眠。

　　周恩来深知毛泽东的病情。他反背双手，来回踱步，沉思良久，这时基辛格又第二次求见……
　　周恩来决定会见基辛格，当即通知翻译来客厅，因为时间急促，都来不及通知我们新闻记者到场，基辛格一行就带着晨星的寒意，急切切走进周恩来的客厅。
　　此时的基辛格决然想不到他的冒昧行为会给周恩来日后工作带来什么样被动局面和不必要的麻烦。
　　会谈的核心问题周恩来是早有思想准备。他和基辛格会谈时，有理有节，谈锋凌厉，措辞得当。再三说明中国的一贯立场，同时也耐心地做了许多解释。
　　基辛格带着遗憾也多少带着敬佩，在晨曦中离开了。
　　基辛格如期飞离中国的时候，周恩来也来到了毛泽东居住的“游泳池”，将会见谈话内容报告给已经起身的毛泽东。毛泽东静静听完了汇报后，没有提出什么不妥，他收下了书面报告，和以往一样起身目送周恩来走出书房的大门。
　　日历没有撕去几张，周恩来得到消息，说他擅自作主接待了基辛格，这不符合外交原则，再说接待计划里也没有基辛格回拜周恩来这一项活动。
　　周恩来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他放下国事大事和自己的重病，离开总理的岗位，又一次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写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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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无愧于自己。但是他又不得不委屈自己，为许多人着想，包括正在大刀阔斧工作的邓小平。因为邓小平从一个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一下子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总理，这绝对大大触及了江青团伙的权力利益，给他们灿烂的仕途涂抹了可怕的阴影，至少是一道障碍。这是他们最不能容忍的事实。他们把帐结在周恩来头上，想寻找时机抓住“小辫子”，一把揪到底。可是又慑于总理在人民中间的崇高威望，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对周恩来，江青一伙是既恨且怕。这次毛泽东发话了，他们以为整倒周恩来的时机到了，便添枝加叶在毛泽东面前进谗言。
　　王洪文得到了主持批判周恩来会议的大权。
　　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升格为有外交部、中联部等外事单位领导参加的扩大会议。
　　会议地点跨出中南海，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
　　第一次“过关”没有通过，第二次、第三次……也没有，当时到会的许多领导人都不知道总理作检查的内幕，有的人在会上不明真相，顺着王洪文、江青一伙的导向，向总理发难。
　　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看到江青一伙这样荒唐刁难周恩来，不顾自己戴了五六年的中国第二号党内走资派的“大帽子”，不改刚直不阿的禀性，在会上为总理打抱不平，说了几句公道话，这可好，正中他们下怀，整治周恩来时理所当然把邓小平也顺带捎上了。更加险恶的政治旋涡里，批斗周公的浪潮在江青一伙的推波助澜下，愈加狂热……
　　此时的周恩来正在大量尿血。
　　这来自精神的压力和身体病魔的折磨，使得周恩来不堪屈辱，迅速苍老，每写一次检查，身体和灵魂就遭到一次无情的重创。因为严重失血，他的十指颤抖得相当厉害，他能把握住自己广袤空间的思维，却把不住小小的笔杆，写每一个字如在力擎千钧啊……
　　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总理的脾气，事无巨细，总是要亲自处理过问，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叫别人帮忙的。而这次，周恩来病痛缠身，精疲力尽，说什么也无法完成天衣无缝的检查，这时他想到外交部长乔冠华，这位才华出众的才子，不仅外交口才出类拔萃，笔下功夫也颇为深厚，又是相识几十年的忘年好友。周恩来觉得可以信赖他，但又怕连累他，没有独自叫乔冠华到西花厅来，而是在会后叫住参加会议的乔冠华夫妇，还有外交部另外两个负责人，要她们一同到西花厅坐坐。到西花厅后，周恩来对乔冠华说：“冠华，我的检查请你帮着改改。”心直口快的乔冠华没有犹豫，爽朗地答应。“行啊，我帮总理看看。”

　　另外两个负责人阴沉着脸不吭气。周恩来连忙也请她们帮着看看。一个不动声色，不吭一声。另一个扭了扭腰肢，满脸不情愿，说：“你自己写吧，我们不看了。”周恩来立即明白其中的微妙，会见基辛格她们也是直接的见证人。
　　“好好，我自己写我自己写。”周恩来连连说。
　　守在门外的警卫秘书看到总理悲切的表情，心如刀绞，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伤心地掉头就跑，撞开卫士值班室的门，泪水刷地就跟着流了下来，痛苦地自责：“我们为什么没有多学点文化啊，哪怕帮总理写上一行也好啊，总理手抖得笔都握不住了，我们却不能帮他!不能帮他啊!”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察觉了江青一伙的不良动机，感到情况不对头。他立即中止这件事情的追究，也不允许其他人借题发挥，干扰总理的工作。“批评一下可以，打倒不行。”又指示销毁一切有关这件事情的材料。
　　这段不愉快插曲就这样从历史的档案里消失了。
　　江青整倒周恩来的计划因此而化为泡影。但是，她不甘失败的个性又开始酝酿新的计划。不久，一场借批林批孔的名义，实质指向周恩来的恶作剧如涨潮般地迅速席卷全国……众所周知的“一·二五”大会在首都体育馆召开……
　　美国人罗斯·特里尔著的《毛泽东的后半生》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