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摄影师镜头中的国事风云：共和国红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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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已在书房里等了一会儿了，客人才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
　　外面见客人走进书房，就赶紧打开主席身后的两组灯，光从侧面约3米高的地方对射而来。光影交叠投在毛泽东和几张相邻的沙发上，光很明亮却不直射人的脸部。层次、背景都出来了。总理也几次抬头观察侧面的灯座。
　　我们挺高兴，觉得光线还不错。两分钟很顺利地拿了下来。退出书房我将开关关了，里面顿时暗了许多，但沙发旁边立着落地灯，毛泽东和客人好像没有什么不良反应，只有总理朝我们门口看了一眼。
　　我们留了一个记者在门外负责开门口的两组灯，我们就先进去等会谈结束，拍摄主席送客人的镜头。门外的这位记者从门缝里看见主席站起了身，以为会谈结束了，就赶紧将门口的灯打开，没想到开错了，开成主席身后的两组灯，一慌，又忙把门口的两组灯也给打开了。屋里四组10盏800w的灯都开了，一片雪亮。拍电影和拍电视的人也没注意光线强弱，以开灯为拍摄信号，打开机子突突直转。我定睛一看，主席不是往门口走而是朝书架方向走去，可能是给外宾取书，这时灯亮了正合他老人家的意，他立在书架前从容不迫地选书……
　　我急得一步奔到门外想关掉两组灯，手触到开关又缩了回来，正在灯下取书的主席，眼睛怎能经得起这一明一暗的刺激？再看看里面的人，吓得我魂都飞了，个个脸被强光照得发白，这光绝对过了……主席咋还不离开书架？咋还不快送客人？
　　顿时脊背冷汗涔涔。
　　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我却像捱了一个世纪，主席才出现在书房的门口。
　　这次拍摄八成要砸了，我心里直嘀咕。
　　照片画面发白，毫无疑问，曝光过了。只好在放大时加曝光时间，还算好，照片补救过来了。总理没有看出破绽，签发了。照片这一关过了，可电影电视呢？电影记者回了话，说光线基本调过来了。电视可苦了，片基小，光过了就无法调过来，画面发白。
　　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里，我们放完电视片，总理就用询问的目光望着我。我心虚，不敢正视他的目光，嗫嚅道：“电视光过了。主席那灯打过了……多开了两组灯……”
　　“这怪你没指挥好。你是组长，电视没拍好，你也有责任!看电影片。”
　　灯灭。小银幕上出现了晃动的人影，解说员轻柔的声音在大厅里回响。总理这时看见毛泽东和客人坐下谈话时，说：“两个人谈话，这样比较好。”
　　画面出现主席送客人的场景时，心里突突地跳，就这时我们将灯开错了。黑暗中，我看总理他微微地点了点头，心想电影片可能要好一些。画面上的车队出中南海的南门，拍摄了街道上的建筑。
　　“这是新角度，拍大街。后面是电报大楼吗？”总理问。
　　“是的。”
　　“电影比电视好一些，但光还是有些过了。”
　　“原来规定好的，到时没想多开了两组灯，不然光不会过的。我们试片时，片子效果还是不错的。”我本想解释光过了不是固定灯的问题。
　　“规定归规定，到时就乱了。这是谁的手……”画面上闪过手的动作。我一看差点没笑出声，这不是我的手吗？打手势叫门外的人关灯，怎么上了镜头？片子又倒回头重放了有手的镜头，“去掉，不能乱。以后要指挥好。”
　　“嗯!”我赶紧应了一声。
　　总理看完片子，说：“片子送钓鱼台。”
　　钓鱼台指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个人。
　　我看了看表，已近凌晨。
　　我们住钓鱼台4号楼，离江青的17号楼不远。我们到那里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没睡，我将放映工作安排好，头好像要裂开一样，算算快一天一夜没有睡上完整的觉。一会儿，张春桥和姚文元脚前脚后来了，刚坐下，江青摇曳着风衣也来了，她很舒服地朝后一靠，双腿搁在一张软垫凳上。不知为什么王洪文没有来，我暗暗观察一下，来的三位似乎已进入审片状态，就没等，便开始放映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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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局长是陕西人，出来了那么多年，仍一口乡音未改。我听他这么说，心里虽没有准确把握，但我们用的是生产的新型摄影灯，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就告诉杨局长：“去年，我们就用了改进过的摄影灯，可能没有这种有害光线吧？”
　　“外国科学发达，人家说得有根有据的。没有当然好，如果有呢？这事情不能马虎。”
　　杨德中说得有道理，拍摄中央高层人士这事可是马虎不得的。我答应他立即去查。
　　放了电话，我心里直纳闷，这些老外，哪儿来的根据？去年2月，尼克松访华时，美国记者还拜倒在我们新研制的新闻灯前，别看他们手里握着世界王牌“西万尼亚”摄影灯，不见得比我们这个好。当时内参还发了题为《国产特种新闻灯大放异彩，压倒所谓世界王牌‘西万尼亚’》的文章……
　　连夜，我就将事情汇报给新华社副社长兼摄影部主任石少华同志，事不宜迟，当即召集外事协作组和有关研制人员开会。会上决定请上海的专家做技术鉴定。
　　第二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见到总理，不等我主动汇报灯光的事情，总理就先问我：“老杜，德中打电话给你了吗？”
　　“打了。我们已连夜布置对灯光进行技术鉴定。”
　　“你上次对我说，美国人说我们的灯好，好在什么地方？”
　　“灯体积小，轻便，亮度大，灯前加了毛玻璃，光柔不刺眼。”我脱口而出。
　　“有没有超量的紫外线和红外线？”
　　“这……这，少华同志已去上海鉴定了。”我有点吭哧。
　　“没有搞清楚，还能用吗？”
　　“……”我无言可答。
　　他叹了口气，痛惜地说：“主席的眼睛与经常受摄影灯照射有关系，医生说的。眼睛就是这个灯照坏的，中央首长里有许多人的眼睛都不行，活动后感到眼睛发胀发花。唉，这怪我没有及早发现这个严重性，强光照多了，慢慢积累就会诱发眼病，以前不知道，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最近，在一个外国的资料上看到，说我们用的摄影灯光强，有紫外线和红外线，对身体有害。你们只管照，也不管有害无害？要有这方面的知识啊!你们是拍摄中央领导人的记者，外国人都知道有害，我们自己还不知道。”
　　总理表情很严肃，好像我们一点都不管中央领导人的眼睛似的，我心里有点委屈。
　　“主席那儿我们使用了固定灯了，没有再使用摄影灯。”
　　“许多公开场合，不是还使用摄影灯吗？”
　　我又哑了。
　　“如果对身体有害，我看宁可不用，或者少用为好。”总理看了看我手里的闪光灯，问，“外国人用的灯有没有有害光线？”
　　“有!当然有!他们的灯没有毛玻璃，光更透更亮。”我不自觉地提高了嗓门。
　　“态度要科学，说话要有根据。你负责搞清楚多少光里含多少有害光线？有多大损害？写个报告，要快!”说到这里，总理起身去福建厅会见外宾，我也赶快奔向会见场地。
　　也真邪乎了，我第一次发现摄影灯的光这样刺眼。就真像总理上次说摄影灯是“杀人武器”一样，心里直发慌，亮了一会灯，却觉得比哪次拍摄都要漫长都要难熬。
　　几天后，石少华同志从上海回到北京，带回了数据，我一看，乐得差点没跳起来。几天落魄的心终于有了底。正好当晚总理要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老挝客人，我可以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让他也了却这桩心事。
　　我们在他前面到了福建厅，我们就先做准备工作。正忙着，总理悄然无声地走了进来，他和上次一样，又将忧愁的目光投在地毯上那几只横七竖八的摄影灯上。这次我心里安稳了，不再发毛了。你看就看呗!
　　总理来到我的身边：“老杜，上海有消息吗？”
　　“少华同志回来了。数据也出来了。”我还故意停顿一下，似乎想制造一点惊人的悬念，“红外线滤去70%；紫外线滤去90%!”
　　我挺神气地望着总理，这回您该放心了吧!
　　“那30%的红外线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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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红外线？天!……总理怎么会想到这个问题？措手不及中我急中生智，“总理，人还是需要紫外线和红外线的，那30%的红外线可能没害。”
　　“可能”激怒了总理，他平素最反对人在他面前使用“可能”、“大概”、“也许”之类的猜测词句，现在他的摄影记者也在含糊地对待关系到国家领导人身体健康的大事。他怎能不生气？
　　“身体需要，眼睛不需要!你是组长，怎么能这样抱有侥幸？要管起来，管好。上次姬外长访问伊朗，中国电视台的记者在宴会上炸灯，那光彩吗？你不检查不报告。为什么出国前你不负责检查摄影灯……什么？你说什么？”他把耳朵侧向正在小声嘀咕的我。
　　“上海也炸过灯!”我又大点声说。
　　总理又好气又好笑地打量了我一眼：“你只举例子，例子多得很，一百个也有，你活到老也是这样。要解决问题，不是举例。伊朗爆炸你不注意。日本爆炸呢？美国爆炸呢？你不重视？伊朗是小国也要重视。离人家这么近拍摄，在人家头顶上拍，不礼貌嘛!夫人的衣服烧了个洞。赔了没有？”
　　“赔了。赔了一块好衣料!”
　　“这就对。那个记者要检查，你负责向我报告。怎么？……不服气？‘可能’？中央领导人的眼睛都是给照坏的。你还‘可能’没有害处。你呀，是个‘三十无害论者’。回去好好想想。”
　　总理说完气呼呼地朝门外走，到了门口还又扭过头补了一句：“不把有害光线搞清楚，你们再照，我就下令不让你们照!”
　　厅里鸦雀无声。我愣愣地望着已经空落的门口。别看我嘴硬其实我心里比谁都急。这摄影灯光线不搞个水落石出，我们怎能心安理得地将摄影灯对着中央领导人？又怎向总理交待？连电视台的记者在国外闯祸总理都将帐记在我的头上……
　　总理曾说我这个人不失倔强个性但很忠实，也说过我技术娴熟但爱骄傲。
　　跟了他十几年，横竖曲直，他都了解。
　　一回到社里，我就将电话追在人家上海人后面，转嫁这种紧迫感和严重感。没有多少时候，三份测定报告送到我的案头上。
　　《三种人像灯的红外线和紫外线照度测定报告》、《新闻摄影灯的红外线、紫外线照度测定报告》和《新闻摄影灯的红外线、紫外线能量测定报告》。
　　其中有一段醒目的黑体字救命般地映入我的眼帘：据上海气象局对上海地区太阳辐射能量的测定数据，在历年4月份上午10时左右的太阳光中红外线能量为每平方厘米30毫瓦左右；波长在350毫微米以下的紫外线能量为每平方厘米500微瓦左右。在离改进灯2型2米处，红外线能量约为上述太阳光中红外线能量的1/120；波长在350毫微米以下的紫外线能量仅为上述太阳光中同波长紫外线能量的1/15000左右。
　　一个1/120；一个1/15000。这绝不是“可能”，而是白纸黑字。
　　我立即报告了总理。
　　原以为这场红外线、紫外线风波可以拉上帷幕了，哪知这场风波的高潮还在后面呢!
　　按理，我只是个摄影记者，最多还是新华社摄影部的副主任。可是外事协作组的组长往头上一套，这就套出了一大堆本不属我管辖的事情来。什么电影电视机器设备的引进；什么人员配备；什么彩色胶卷研制；什么研制无害灯具……等等，五花八门，无所不包。
　　灯光风波想象不到的复杂，也想象不到的曲折！
　　7月底，总理的秘书打电话叫我立即去总理的办公室，有事找我。
　　正是太阳当顶时，酷热难耐的街道上几乎不见行人的踪迹。车子进了西花厅，我一下车，路面像晒熟了一般，脚下立即感到一阵炙热。
　　总理的办公室门虚掩着，我没敲门就轻轻地推开……
　　总理坐在已铺席垫的沙发上看文件。我脚步声惊动了他，目光从垂落鼻梁的老花镜上面射了过来。我看他脸色不太好，心里七上八下的，不敢先开口，只是小心翼翼地坐在他对面的一张椅子上。
　　“老杜，主席书房里的固定灯是你负责安的吗？”
　　“是啊。”
　　“谁同意的？”
　　“江青提议，办公厅主任同意的。”
　　“灯是从天安门城楼上卸下来的吧。”
　　“对!”我心里奇怪，总理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测定了没有？你只给我一个手动摄影灯的测定数据。固定灯呢？为什么不测定一下？”
　　我心里一沉，坏了。我怎么忘了固定灯!这可是最重要的地方啊!
　　“我了解过了，那种灯含有较强的有害光线。立即停止使用!”
　　我无话可说。
　　我望着总理清癯的脸颊，心里充满了失职的悔疚，真不该给日理万机的总理增添这样不该增添的麻烦。他不能再为这些琐碎的事情分心了。这段时间看着总理消瘦下去，听说生病了。可怎不见好起来，怪叫人揪心的。
　　回去的一路上，我都在责骂自己，怎么能有这么大的疏忽呢？这不是昏了头是什么？
　　第二天，毛泽东书房里的固定灯停止使用。从3月装上使用到7月停止，一共使用过四次，幸好发现早，还没酿成不可挽回的灾祸。
　　我们一边等上海制造新型灯具，一边用手灯在主席书房里拍摄。毛泽东更加显得不适，他的一只眼才开刀摘除了白内障，术后的眼睛经常流泪。如果见强光，眼睛难受的程度可想而知了。于是，我们三分钟的拍摄时间，变成了一分钟，这几乎是喘一口气的工夫。
　　一个月后，上海的新型灯具终于到了。电工们连夜突击安装，悬吊在原来旧灯的位置上。我们兴奋得和盖新房上梁似的，终于大功告成，可以松下一口气了。
　　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灯，连续开灯20分钟，灯外的镀膜就掉了，这还过滤个屁啊？我差点没给气疯了。
　　面对“脱皮掉肉”、束之高阁的灯，我们哭笑不得，一筹莫展。
　　说什么也不想惊动总理了。可是精明心细的总理每次都陪外宾到主席的书房，我们手里醒目的手灯，怎能瞒过他那双洞察秋毫的眼睛呢？
　　“想想办法，在北京附近的工厂看看能不能找到这种镀膜工艺。”总理和我们一同想办法。“功夫不负有心人”，10月我们在北京的一家部队研究所里找到了“救星”。固定灯重镀后，一试，令人开颜：50小时也没脱膜。这年代要找个质量过关的产品还真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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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 江青的红都女皇梦
　　江青学摄影始于1962年。她从1955年起就开始病魔缠身，6年间几乎是在病榻上度过的。身体搞成这个样子，她自己也很沮丧，使得本来就任性的个性更加乖戾、暴躁、喜怒无常、妒能嫉贤。如果不是看毛主席老人家的面子，工作人员都不愿意到她身边工作。
　　第一节 毛泽东亲自出面替江青请老师
　　江青生了几年的病，爱使性子、脾气暴躁、喜怒无常、妒能嫉贤的恶名也生了出来，传遍中南海。
　　江青，我听到这个名字要追溯到1946年。那时我还在延安，才学摄影两年，为中央领导人照相不多，江青的名字倒是听到不少。高频率地出现在常去首长那儿的同行们的嘴中，毛泽东的夫人，又是能歌善舞的文艺人士。特别是年轻人集中在一起还喜欢评论谁谁首长的夫人漂亮，谁谁首长的夫人有文化……传言都说主席夫人年轻活泼还漂亮。
　　大家只知道江青是主席的第三位夫人，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可能因为身份地位年龄差距太大，往往能产生好奇，而不会产生指责。因为这种好奇的指使，我竟跑好远去看江青排练节目，觉得大家说得不错，江青的确年轻漂亮。
　　1948年，我跟随一野在攻打洛川战役中，又听到了一个叫“蓝苹”的江青。延安那个江青的形象在心目中发生了偏差。
　　攻打洛川，是一野和胡宗南军队的一场殊死之战。双方你死我活打得难解难分，呼啸的炮弹声和血腥的呐喊声震撼着黄土大地，炸碎了一个又一个血腥的黄昏，又撕醒了一个又一个焦枯的黎明。
　　我随着军部，负责战地拍摄采访。炮火很密集，我出不去，只好窝在掩体里，视野里满是火、满是烟、满是血……我痛苦地看着认识熟悉的战士们，一个个挺邦邦地冲出去，软绵绵地抬了回来。我无法再抑制满腔悲愤，偷偷溜出军部的掩体，和战地宣传队的队员一道跑到前沿阵地。夜色渐渐盖住血红的大地，炮火开始稀落了，宣传队员扯着高亢的嗓音，对敌人阵地发起“心理”进攻——喊话。
　　喊声在空旷的原野上传得很远很远。一会儿，又从很远很远的尽头传了回来，原来敌人也在向我方阵地喊话。
　　我趴在被炸得不成壕沟的土坑里，听到敌人睁眼说瞎话时，忍不住哈哈大笑一通。听着听着，怎么敌人的喊话里出现了江青的名字，并大声吆喝她的历史。
　　第一次我知道江青的艺名叫“蓝苹”，第一次知道蓝苹扮演过“妓女”的角色，也第一次知道她是结过婚的人……敌人的喊话，说不定是无中生有，说不定是夸大其词。但我毫无准备的心灵还是受到了强烈震撼。
　　1964年10月1日。国庆节的夜晚格外让我兴奋，因为我摄影镜头可以伸出红墙，伸向广阔的空间。
　　天安门城楼上，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各阶层人士都到城楼上观看节日焰火。我在城楼上跑东跑西，忙着拍摄领导人的镜头，无心也无时间观看五彩缤纷的焰火。正忙得不亦乐乎时，突然听到有人喊我，左右环顾，没发现谁在喊我，刚举起相机准备照……耳边又响起刚才的喊声。我循声望去，是江青，她站在上一层楼的栏杆前，俯身叫我。
　　江青那时还不是中央领导人，更不是现在人人痛恨的“四人帮”。她在一般人士观礼的席位上。从外表看，她很朴素。一身列宁装，黑色皮鞋，头发剪得很短，年龄看上去要比实际的50岁小得多。她见我到跟前，温文尔雅伸出手，说：“你姓杜，我认识你。你的新闻照片拍得不错。”
　　我有点拘谨，没有说话，只是笑了笑。
　　“你是总理的摄影记者吧？”
　　“是的。”
　　“我请教你一个问题，一个摄影上的问题。夜晚拍摄焰火，怎样才能拍得最好？也就是说最佳效果。”
　　江青说话口齿清楚，讲究文眼和节奏，比我想象中和别人议论中的江青要谦虚也要温和。因为我常和警卫局的卫士们打交道，耳朵装了不少有关江青难伺候的议论，人们似乎不像以后那样惧怕她，背着的时候咬着牙根乱骂她，有人警告过我：“离江青远点。最好不要招惹她，不然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这句警告像在脑海里扎了根。有几次见她往我们在中南海的办公室走来，就连忙找个借口先她而去。几次都未和她谋面。我从心里对她有一种近似天然的戒备。现在见她这样谦虚，没有架子，主动找我问摄影的问题，以前那些成见顿时烟消云散。但是我也没有立即轻率地回答她的问题，我听说她也喜欢摄影，懂得不少这方面的知识。
　　“江青同志，我这方面经验比较少。我主要拍摄人物照片。也说不上来用什么方法拍摄最好。”
　　“那你在主宾席上拍摄人物像时，照片上有焰火吗？”
　　“没有。这要专门拍摄才行。”
　　“效果行吗？”
　　“有时行，有时就不行。”
　　“嗯。”她挺认真地点了点头。
　　我没有能给她满意的答复，心里还有点过意不去。她没再问我什么，叫我除了新闻摄影外还要学习风光摄影。
　　“是的，以后我要学习这方面的知识，请您多指教。”
　　她眼瞳里发出更加谦虚温和的光，连连说：“互相学习，互相学习。”
　　我这时心里有点着急，下面主宾席的镜头还没拍摄完，站在这和江青说话耽搁了不少时间。我几乎魂不守舍，朝下张望的神色可能被江青发觉，“老杜，你去忙吧。不打搅你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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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着如释重负的感激和她握了握手。她的手冰凉冰凉的，听说她身体不好，一年有好几个月是在养病中度过的。可是这么个弱不禁风的女人在人们嘴里怎么成了“谈虎色变”的角色呢？真让人不可思议!也许我只是看到她的表面，并不了解她的内心世界和真正性格。
　　以后，很长时间再也没有和江青单独对过话。
　　江青爱摄影，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对于江青的摄影却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有人说：江青根本就不懂摄影，照片都是摄影师选好景，摆好相机，她只是按快门，“喀嚓”一声拍成的。也有人说：江青会摄影，但是摄影作品都是摆出来的，不是捕捉瞬间。还有人说：江青摄影技术还不错，拍过一些好片子。甚至有人说：江青不仅有较好的艺术感觉，而且学习摄影也很刻苦……
　　江青学摄影始于1962年。她从1955年起就开始病魔缠身，六年间几乎是在病榻上度过的。身体搞成这个样子，她自己也很沮丧，使得本来就任性的个性更加乖戾、暴躁。这期间有几年她离开中南海，离开毛泽东身边，去遥远的莫斯科治病休养。
　　作为女人，她需要丈夫的守护，可是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夫人，她的个人情感必须服从国家利益和需要。正如名言所说：世界上最孤寂的人，就是伟大人物的妻子。
　　然而，江青并不理会自己所处的位置，也不顾自己肩负的责任，一味沉浸在更年期的心烦意乱中，对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产生了许多误会和怨恨。
　　江青生了几年的病，爱使性子、脾气暴躁、喜怒无常、妒能嫉贤的恶名也生了出来，传遍中南海。如果不是看毛主席老人家的面子，工作人员都不愿意到她身边工作。
　　到了1962年，江青的身体逐渐好了起来。因为她得的是妇科方面的疾病，加上她更年期长，症状重，只是体质上好了一些，情绪仍然不稳定，刚才还有说有笑的，转眼怒目圆睁，搞得身边的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毛泽东非常理解江青的痛楚，忧郁的心情是因病而起的。如果江青和工作人员发生矛盾总是替她担待一点，叫工作人员看着他的面子，不要和江青计较。她是病人嘛。希望能为她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顺利度过更年期。
　　1959年和1961年中央在庐山召开了两次会议，江青都上了山。她不是中央领导人，身心轻松，游离于高层政治的紧张空气之外。她十分喜欢庐山的自然景色，对拍摄风景照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到处觅景摆弄照相机。那时的照相机大部分都是德国老牌产品，镜头的清晰度极高，可是全部靠手动操纵，没有一点“傻瓜”可言。一个初学摄影者想轻而易举抢拍一张照片，谈何容易。江青的照相机也是那个时代的产品，外表比较陈旧，镜头质量还是很不错的。江青那时的摄影技术远远没有达到准确掌握百分之一秒瞬间的水平，对选景也欠整体审美构思，拍摄时需要主席身边的摄影记者帮她选景，对焦距，然后由她按动快门。毛泽东一首《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的著名诗词，就是为江青拍摄的庐山留影而题写的。
　　毛泽东的题诗使得她的形象和这一瞬间一同光彩起来。
　　一次偶然的成功有时可以决定一个人终身的兴趣和追求。江青被这个意外的瞬间激励，浑身充满了激情。庐山回来后，对摄影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兴趣。她没有重要的工作位置，闲得无聊，这种表面舒适实际死气沉沉的生活，不是她向往，更不是她不甘寂寞的天性所追求的归宿。她开始琢磨系统地学习摄影，创作艺术作品，她相信她对艺术有着天赋的灵气。可是谁能当她的老师呢？这比选择学习项目还费心思，一般摄影师不够资格。老摄影师名气是很大，但是年高心气也高，并不依附权势，江青未必请得动。即使勉强当老师，师生之间也会性情不投，不欢而散。
　　考虑再三，最后决定请石少华当她的摄影老师。
　　江青之所以看中石少华，一是因他担任新华社副社长、摄影部主任职务。二是他在摄影界享有盛名，有较高威望。抗战时期他就是八路军里赫赫有名的新闻摄影记者，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其中许多是不可多得的高质量艺术作品。解放后他担任领导职务，也没有放下相机，拍摄技术全面……年龄又正值中年……这些正合江青择师标准。
　　石少华却是另有一番心思。他听说江青要他当摄影老师，不是喜悦而是畏惧。他知道江青乖僻的个性，是中南海里出了名不好相处的夫人，别人躲都来不及，自己又何必招惹她呢？考虑再三，觉得不能当江青的老师。这份荣誉实在不是他的个性所能承受的。这里的“老师”，其内涵已不是技术而言：“老师”要面对政治的命运，或荣或辱的风险。如果没有敢冒风险的勇敢和思想准备，这个老师万万当不得!如果不对口味，那么连眼前一点事业都会丢掉。再说，搞事业凭本事，不是凭背景，靠后台。石少华想好后，就以工作忙为由推辞了老师的“荣誉”。
　　日历还没在手中翻过几张，石少华接到通知，说是毛泽东请他去。他赶快驱车往中南海去，车子一直开到毛泽东居住的丰泽园后院的门外。
　　主席会见客人的颐年堂在前院，工作和居所在后院，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菊香书房”。毛泽东在后院看见石少华带着相机，急冲冲地进了院，隔老远就大声招呼他，“进来进来，石少华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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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热情地握住石少华的手，带着长辈的慈祥，轻轻地拍打他肩，请他坐下。
　　“这次我请你来，有事相求。不是照相，但是和照相有关。”毛泽东说到这，故意停住他难懂的湖南话，侧过脸专注地看着石少华，想看看这个广东人的反应。
　　他们的会谈的确很有意思。一个湖南人，一个广东人，口音都难懂，交谈快了，别说外人，就连他们自己相互听起来都费力，叽哩咕噜的，和说外语差不多。不过他们交谈时都知道扬长避短，尽量用慢速讲话，也就不存在语言障碍了。
　　石少华听懂了主席的湖南话，但是没有马上明白主席所指事情，愣愣地望着主席，等他说下去。“江青同志她身体不好，有病，不能从事紧张的工作，你就收她做学生吧，一可以调剂调剂她的生活，二也能学习一点东西。她有这个爱好嘛！……我也支持她学习，给她买了照相机，想多学习一点知识，多掌握一门技术总是好嘛。石少华同志，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收她吧！”
　　石少华万万没想到这件事惊动了主席！他一阵激动，一阵愧疚，当时他怎么就没有替主席着想？让他老人家亲自过问，这不是给他百忙之中添乱吗？说什么他也不能拒绝这情谊深厚的请求。这不仅是伟人的心怀，也是慈善丈夫的心愿。
　　毛泽东虽说不是卿卿我我，喜欢用语言表达自己感情的人，但是，他是一个善于用行动体现深层感情的丈夫。当他知道江青想学摄影，拜师不成，情绪很沮丧时，就主动出面替她讲情拜师。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历来对自己的亲属要求很严，从不会为他们提出特殊要求，只有一个例外，对爱学习的人，他一定支持，提供帮助。毛泽东替江青说话，主要是为了江青的身体。如果能有一样业余爱好作为她的精神寄托，可以分散对疾病的集中力和恐惧感，有利于身体康复。
　　毛泽东见石少华答应了他的请求，执意留他一同吃饭，就像自己拜师成功那样兴高采烈地张罗请客。
　　江青学习摄影和每个学生一样，也有一个由不会到会又由会到精通的过程。她初学时还比较谦虚、刻苦，和老师也能平易相处。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文 革”前的江青和“文 革”后的江青判若两人。一个无权无职，一个则有权有势；一个文质彬彬，一个则颐指气使；一个病态恹恹，一个则野心勃勃。越到后来江青随着地位的变化，权势的增强，她愈加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对艺术追求的初衷渐渐演变为政治交易的手段，将艺术带进她的政治赌场，作为抬高身价的筹码，以赢得更大的资本。
　　石少华给江青的第一个科目是深入生活，多拍有人的场景。这时他忽视了江青不能自由行动的情况，以为对其他人适用的课程对江青也同样适用。
　　江青很认真地接受了老师的建议，和身边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天安门广场，那儿又有人又有景，是一处出照片的地方。可是到了天安门广场，随同的警卫领导不敢让江青四处走动，万一保卫安全出了问题，谁交得了差？江青毕竟是伟大领袖的夫人!
　　江青这时也拗不过警卫领导的劝阻，身不由己离开了天安门广场，到人民大会堂的楼顶，从远处拍摄天安门广场。后来江青又连续几次去大会堂的楼顶拍摄，每次拍摄，都有进步。江青拍摄的兴趣越来越大，病体也不治而愈。她觉得北京太小，希望到各处拍拍。对于学生的好学，老师当然赞同，鼓励她多拍。江青的摄影给警卫局的警卫工作带来了麻烦。“解铃还需系铃人”，办公厅的领导求援似地请石少华不要给江青再出“深入生活”的题目了，不然无法招架江青一会东一会西的“深入生活”。江青一动，警卫局上下都紧张，生怕有个闪失。石少华不得不重给江青出拍摄题目，让她拍花草鱼虫、树木庭院等静物，要求重点掌握画面有层次感，曝光准确，取景角度新颖。江青或许不知道其间的原因，以为摄影教程的进度就是这样安排的，也没有提出什么异议，又开始认真拍摄静物。
　　一段时间江青对摄影入了迷。碰到身体不适失眠，干脆不睡，一人搬个圈椅，坐在楼外面，默默无语，出神地望着月亮，谁也不知道她望月亮能望到什么。
　　看着看着，她突然旋风般地跑进屋，叫工作人员拖出一堆摄影器材，兴致勃勃要拍夜景。她对着大如银盘的月亮，支好三脚架。不过，她拍摄时也不是盲目按动快门，每拍一次记录一次速度、光圈，从百分之一秒开始一直到1/2秒。
　　照片冲出来，江青一看，傻了眼!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每个速度、光圈都使用过，怎么就没有一个月亮是圆的？不是模糊一团，就是变成长条，要不干脆什么都没有。她参加活动时，遇到我，就问：“老杜，月亮怎么会变成长的？”我在中南海常常遇到有人向我请教摄影的技巧，可是江青我对她就不敢随便“指点”，而且她正在学习摄影，更不敢和她多说什么。搞不好落个不懂装懂的印象，只是简单回答说：“可能速度太慢了吧……”就匆匆离开。
　　后来江青请教别人才知道，一般感光度的胶卷是拍不好月亮的。再以后，她用高度感光胶卷拍摄了《月亮哨兵》的作品。当然，哨兵就是她住处的警卫，夜晚下的景色也是她门前的地方。因为她拍摄手法较巧妙，外人还以为是江青深入部队生活的杰作呢!
　　第二节 她不要主席的镜头，要慈禧的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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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跟我说：和江青打交道，凡事要留有字据。以后我发现仅靠字据和江青打交道远远不能相安无事。
　　1969年江青进入政治局，她的权力继“文 革”以来又一次扩大。她性格的弱点也因此暴露无遗。兴趣爱好如“走马灯”般地不住移动；郑重其事地发号施令又能轻描淡写地取消；一面表现自己又一边否定自己；一会儿风调雨顺，一会儿又雷雨交加……因为江青也爱摄影，这不幸的共同爱好使我对“如履薄冰”的恐惧感体会得格外深刻。
　　如果抛开性格不谈，就论她的摄影技术，还算不错的。记得有一次，我去总理那里送照片，总理和邓大姐都在，他们取出一张总理坐着的照片给我看，告诉说，这是江青给总理照的，问我照得怎么样？我这是第一次看见江青的摄影作品。她用光用得不错，追求线条纵横交错的立体感觉和深邃透视的意境。我说这照片拍得不错，总理他们也有同感。
　　后来因为工作的缘故，也有摄影的缘故，和江青的接触渐渐地多了起来，不过此时的江青已不是当年在城楼上见到的温文尔雅、无职无权的江青。
　　她个性很强，最叫人无法理解和接受的是她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性格。有人曾跟我说：和江青打交道，凡事要留有字据。以后我发现仅靠字据和江青打交道远远不能相安无事。
　　1973年9月，我们拍摄了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的新闻片。晚上，我们将样片送到钓鱼台审看。
　　片子不长只有三四分钟。看完片子，江青侧过脸用陌生的眼光望着我们几个记者，沉默不语。我们一般遇到这种居心叵测的沉默最好不要先开口。许久，悠悠传来拖长的声音：“你们呀，拍新闻纪录片的时间也不短啦，翻来覆去老样子呀……不借鉴别人的东西不行呀。你们看过外国的纪录片吗？”
　　她稍稍地顿了一下，憋了劲儿似的话音急转直下：“我们哩，不讲究口型不讲究口音也不讲究口齿，听起来叫人难受，音乐也是刻板单调。”
　　我这里听出点眉目来了，可能要叫我们学习西方国家纪录片的拍摄手法。学习当然是件好事。不过还要再听她往下怎么说，别自作聪明把意思搞错了变成自讨没趣。所以我们只是静静地听着，谁也不多说一句话。
　　“你们看人家把咱们的故宫拍活了，玲珑剔透。我出学费，请你们看英国的《花园》，是个旅游风光片，见识见识人家的东西。你们啦，从来就不愿意学习别人的东西，责任心差，又不虚心！”
　　一顶“帽子”在空中旋了一个圈最后“叭嗒”往我们头顶上一扣。
　　讲话的上半部抬举甲方那么下半部必是贬低乙方。使用一分为二正反归纳法。这是她讲话的特点。
　　我们虽然受到批评，我还要表态：“是这样，我们基本功差，又有条条框框……”我一骇，说走了嘴，这不是更不谦虚了吗？
　　“条条框框？”江青反问道。
　　“主要是主观努力不够，依赖客观，强调条件。我们现存的问题还不少。”我连忙作检查。
　　江青听我这话，多少给她不满的眼神里平添了几许自信。她把身子朝后倚了倚，双脚在软垫上交换了一下位置，接着又陶醉在她刚才有点伤感的情调里，“我不懂英文，但听人家男中音，多柔和，缓急有序。墨西哥的《克莱因》八本片子，不超过30句话。《网》不超过10句话。成本低，质量高，这才叫艺术片！”
　　我听得目瞪口呆。这些片子是从什么地方进口的？我们想搞一点进口胶卷都困难重重。可她一口气就能报一大堆外国片名，可见她看过多少进口片子。
　　江青继续滔滔不绝地演讲：“人家变化多端，讲究色彩、推、拉、移、摇，活得很啦。你们呢，眼界不广，技术又不全面。所以拍出来的东西就死啦！”
　　我心里不是个滋味，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呵。一味叫我们拍活拍好拍出新意，可我们是中南海的摄影记者，拍摄的是新闻纪录片，怎么个活法呢？这能随便创新吗？但这些苦衷绝对是不能也无法对江青说的，她有她的想法，这个想法我不能说是有恶意。就是今天也不能讲江青当时的一番话是带恶意和阴险目的。至于以后她在拍摄片子上作了不少文章那是以后的事情。
　　江青说着说着激动起来，猛一击沙发扶手：“我让你们拍摄《颐和园》，可以拍三次，进行比较。”
　　到这时我才敢证实自己刚才的猜想，但仍不敢答话。
　　“你们再拍拍钓鱼台，好好瞧瞧，别看你三天两头地来，不一定抓得住特征，缺乏事先的构思。”
　　最熟悉的地方也是最没特征的地方，司空见惯便就平淡无奇。人都有这个视觉毛病。
　　“拍这些地方，我们怕泄密。”我终于憋不住说了一句。江青有时激动起来，说话就会离谱。拍钓鱼台？包括江青本人就住在这个地方。我真担忧，现在江青叫我们拍钓鱼台，到时办公厅的领导不批我才怪呢!
　　“怕什么？给总理去说。泄密？人家早就拍走了。你还保密？保个屁!”她眼睛一瞪，“你们放心拍，我支持你们。给你们提供‘伊斯曼’。但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顿时我为我的处境冷汗淋漓。拍也不是不拍更不是，听她的不是不听她的更不是。
　　江青专门为我们放了一场英国的《花园》。片子拍得很优美，那上面的男中音，我虽然没有像江青听出那么多的情感和语言蕴义，但从听不懂的语言音节里品味了一种不同的解说风格。江青在我们看片时，仍不断地继续独白：“北京的春秋季，色彩丰富。景山就可以拍好多，大胆地用逆光，用辅助光，要耐心地等，我拍照片就是用心地等，等水珠等蜜蜂等蝴蝶……细节有时能画龙点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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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摄花花草草，只有江青可以，没有人去追究属于哪种情调。我们就不能乱拍，突出什么不该突出什么，我们是有镜头范围的。不过我听江青说说，也觉得新鲜。
　　摄影最忌讳粗糙和直露。江青也比较讲究这个。
　　拍颐和园？我心里反复掂量，可以试试，这到底是一次实践机会。
　　“我们先好好地构思一下，研究好再向您汇报。”
　　“这就对了!”
　　“我们争取拍出好片子。”我不能把话说死了，要留个回旋的余地。
　　没想到江青的脸刷地拉了下来，眼睛一眨不眨盯着我，嘴角紧紧一抿，然后用舌尖狠狠地弹出：“拍不出好片子，不要来见我!”
　　不要见她？什么意思？这句话把我们才激励起来的兴奋和热情骇吓得无影无踪。放映厅里死般沉寂。
　　江青看出我们情绪低落，缓和口气：“过几天，我将颐和园的照片给你们看看。给你们作个参考。”
　　这个“参考”很快就加入她诸多“空头支票”的行列里。我们直到拍摄完《颐和园》也没有看到她的“参考”。
　　我们离开17号楼，立即被清凉湿润的夜风包围了。憋了一肚子的话却敞开了，撒向月明星稀的秋夜里。“今天算是开了眼界，这些片子只有江青能搞到。我们真拍出像《花园》这样的片子，会不会打成资产阶级情调的片子？”拍电影的记者在里面不开口一到外面便“复活”了，啥话都问。
　　“谁知道？我们的颐和园不好拍。古多今少，容易拍成厚古薄今的片子。”说心里话，我倒不太怕资产阶级，因为这些年动不动就是资产阶级，见怪不怪，大家都麻木了!“我害怕复辟封建主义，人家的《花园》是在人家的社会里。我们也将颐和园拍成那个味道，可能不太合适吧。”
　　“就是呀，人家拍片子不带框框没有压力，当然活了。江青要求那么高，又有个《花园》做范本。我们不仅带框框带压力还带一大堆指示……这片子拍出来还不知是个什么样？风光不风光，政治不政治，历史不历史，艺术不艺术的。”
　　“啊，四不像！”
　　我想笑，笑又笑不起来，却要故作轻松，“不管它，我们先搞起来，江青出‘伊斯曼’，不拍白不拍。这事不能怕，越怕越拍不好。放开好收拢，收拢拍就不好再放开。我看江青几次提到颐和园秋天景色好，片名就暂定‘颐和园之秋’。”
　　我们心里嘀咕归嘀咕，担忧归担忧。《颐和园之秋》摄制组还是很快就组建起来了。我们还通过叶帅借调了直升飞机，从飞机上第一次居高临下拍摄颐和园的全景。
　　第二年的春季我们终于将《颐和园之秋》拍好了，历时半年多。
　　我将3本样片送到江青的秘书手里。
　　春雨绵绵，北京陡增了几分南方梅雨季节感，这可是很难得的。我可不喜欢下雨，外面湿乎乎的，室内灰蒙蒙的。什么情绪都被破坏了。
　　我看见我办公桌上有封钓鱼台来的公函。信没看完心里却大骂一声“他妈的!”，要不是我这身份，这句国骂早就骂给全世界的人听见。
　　江青同志说：最近工作忙，没有时间看，此样退给你。江青同志还说：她没有这个指示，是你们自己要求的，她只是赞同。至于你们拍些什么，那更不能负责任了。目前江青太忙，送来是干扰!
　　江青同志处
　　1974.3.9
　　我感到胸口一阵阵的窒息，一阵阵的钝痛。不过就半年的时间，黑白颠倒竟如此迅猛。我清楚地记得去年9月那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江青所说的每一句话。为保险起见，我们还搞了个谈话记录。要我们学着英国的《花园》拍摄颐和园，赞不绝口的男中音，运用推、拉、摇、移等拍摄手法；甚至为北京没有一部好的风光片而痛心疾首……言犹在耳，墨迹未干，她就瞪着眼睛不认账了。
　　再想想几个月风餐露宿的拍摄和对事业的苦苦追求，心里更加痛苦不堪。写解说词的同志通宵达旦，几易其稿，摄制组的每个成员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实践机会。原来他们只能在红墙里拍拍近景和人物镜头，这次有这么大的天和地，一个个恨不得把命都搭了进去。为了晨曦，为了晚霞，为了阴晴圆缺的月亮，为了姗姗来迟的初雪，甚至为了粒粒水珠，点点飞虫……为了每一个镜头，同志们都付出了艰辛和劳动。你说他们图个啥？
　　我长长地叹了口气，我该怎样向拍摄的同志们去说？
　　我这时发现只有信而没有3盒样片。
　　“那3盒片子呢？”我憋不住喝道。
　　“什么……什么片子？”办公室的同志被我气急败坏的架式吓坏了，战战兢兢地回答说。
　　“就是送去的‘颐和园’片子。不认账也不能把片子吃下肚呀，妈的!”我由衷地骂了一声。
　　我冲出办公室，心情和天气一样坏透了。渐渐地我通体透凉，默默地感受到周身的骨骼、血液和天地之气相通了，冰凉的寒气流进沸腾的血管里，膨胀的情绪开始收缩。
　　不等我将这个气煞人的消息告诉参加摄影的记者们，他们已经知道了，个个气得七窍生烟，可又无可奈何。就像这天它要变就变，谁有办法叫它不变？叫它不要下雨？
　　大家好容易抹淡了这段痛苦的记忆。
　　江青又变啦!
　　两个月后，不知她出于什么考虑，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我接到江青秘书的电话时，还真以为老朋友在拿我开心，佯装安慰我呢。秘书再三申明这次是江青的真指示，绝对是真的。我才相信江青又重提“颐和园”并作了诸多的指示。当时秘书在电话里说了半天才将冗长的指示传达完，归纳起来大概有六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采访技巧还可以，不错，应继续努力。第二，不要叫《颐和园之秋》。第三，要今昔对比，加慈禧的内容，用了多少银子，占地多少等等奢侈的对比。第四，要有四季的特点。第五，要多拍人，说明现在是人民的公园。第六，有了飞机的俯镜头还不够。要拍仰视镜头，从下往上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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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在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见到江青。我暗暗地想，你不提这事，我也决不提这事。可又怕江青提这事的时候，没别人在场，不又等于空口无凭，查无对证了吗。我忙叫了组里的一名记者负责记录江青的谈话。
　　江青见我就问：“秘书给你打电话了吗？”
　　“打了。”
　　“你们拍得不错，技巧有提高，花了工夫了!”
　　我闷声闷气应了一声。如果这话放在刚拍摄完说，或许我们大家会为她的鼎力支持而肃然起敬的。可现在竟提不起我一点激情，哪怕是一点情绪也好!
　　“这次要新旧对比，下功夫拍好。拍出水平来，我给你们作参谋。”
　　上次的“参考”还没兑现，现在又来个“参谋”，这不是“空头支票”是什么？我耐着性子听江青将秘书转达的话又重复了一遍。琢磨品味，好像这次要在新和旧上做文章，这可是个新课题!
　　我将这个消息告诉摄制组的同志们时，并没有期待会有多少笑容。结果出我意外，大家顿时转忧为喜，兴致高涨，都愿意再使一把力，把《颐和园》起死回生救出来。我真感动，都是好样的!
　　酷日中天。我们为拍蜻蜓附点荷叶在烈日下一蹲就是几个小时，汗如雨下……谁也不叫一声苦。撰稿的记者穿梭在各个图书馆，看资料，查历史，再加上新旧的对比镜头。
　　整整一个月的折腾，新的《颐和园》改拍出来了。片子送走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在祷告：保佑历经坎坷的《颐和园》有个好运!
　　三天，只有三天!厄运又降至了……
　　“谁叫你们拍毛主席的镜头的？”
　　“为什么没有旧颐和园的对比？慈禧呢？怎么也没有她的对比？”
　　要不是江青亲口问我，我亲耳所闻，说什么我也不会相信片子不让有毛主席的镜头。我除了困惑外似乎还茅塞顿开。
　　我将我的困惑告诉几乎累得连说话的劲都没有的同事们时，有人懵懵懂懂小声地问：“她不要主席的镜头，要慈禧的镜头。是不是因为慈禧是女皇啊？”
　　我吓一跳!
　　如果真那样，那么这个片子永远也不会使江青满意的。我们也永远改不出来了。尽管我们都很伤心，但不能昧着良心去干。只好眼睁睁地望着《颐和园》锁进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开启的橱柜里。不再提它，让它在历史的河床里沉睡。
　　幸好，历史没有沉睡，1977年，销声匿迹了三年的《颐和园》终于搬上了银幕，一展风采。
　　说来也巧，也可笑。《颐和园》公映的时候，我正在家里受审查，笔下的交代里有一段是听从江青的黑指示拍摄江青梦想当女皇的《颐和园》。
　　第三节 江青会见伍振超
　　一纸数语，生动地刻画了他们四个人的政治性格：江青信口开河，为所欲为；王洪文迎奉势利；张春桥老谋深算；姚文元圆滑。
　　1974年伊始，一场西沙群岛保卫战，打得全中国都沸腾了。一时间，舆论的热点凝集在平日默默无闻的西沙群岛。
　　西沙群岛成了家喻户晓的知名地方，这其中摄影宣传立了功劳。
　　西沙保卫战后，部队摄影员伍振超拍了一些西沙照片送到我们摄影部。照片拍得还不错，就叫我带去给中央的领导看看。领导们看后反映很好，江青指示叫南海部队多做些这方面的工作，宣传西沙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他也没有作出什么特殊的指示。
　　伍振超返回西沙后又拍了大量的西沙风光、人物风情、军民联防、出土文物等镜头。7月，照片似乎还带着南海的海腥暑气，铺满了我们摄影部的桌案。这时的伍振超年轻，肯吃苦，在西沙跌打滚爬，拍出了不少有地方特色的照片。我想一个基层的摄影员能出这样质量的作品，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应该极力扶植。我答应他，这些照片尽快送给江青看。伍振超同时还附了一封信给江青。
　　伍振超的照片和信送走的第三天，7月22日下午，吴德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老杜，你记一下，江青的指示。她看了伍振超的摄影作品，很好。新华社记者应该向伍振超同志学习，他过去的条件很艰苦，但能刻苦拍出这么好的照片。江青要我告诉你和石少华同志。”
　　江青的动作真快!这才几天，关于学习伍振超的指示就下来了。这又够我们忙好一阵的。江青对西沙的摄影忽然升温，我心里有些蹊跷，江青虽说爱好摄影，但她是爱好自己的摄影，而这次是爱好别人的摄影。这很少见!
　　我找到石少华，商量后我们就召集摄影部的同志开会。我将吴德同志的电话内容告诉大家。
　　很快，摄影部就下发了学习伍振超的通知，并同期开办学习伍振超的学习班。一个学习伍振超的热潮随着夏天的暑气，剧烈升温。
　　7月25日，江青的秘书送来一个大牛皮纸口袋，我拆开一看，里边有伍振超的四张照片。江青的信上这样写道：
　　按说这四张照片都应该入选，如排版困难，应选(一)、(二)两张。如果照顾兵种，女民兵则应该穿红衣的，造型甚美，十分英雄气概的第一张。以上意见请酌，附照片四张。
　　退江青 7月25日
　　我觉得奇怪，她叫发的伍振超照片又不是给部里的《中国摄影》而是给《人民日报》的，为什么要通过我转交？我暗暗思忖，这种事情还是少插手为妙，万一有个什么差错，江青能往我身上一推了事，到时我挤在夹缝墙里，“两头不落好”不说，还得“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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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这心思如果用当时的时髦语言叫：活思想、“私”字闪念。还不能叫江青察觉，在她面前做事真要有天衣无缝的本事，不然她“见缝插针，跟你没完”!
　　我还没有想好怎样婉转地推掉这份“中转”的差使，江青的电话又跟在了我的后面。叫我立即转告伍振超和他的伙伴们马上回南海，补拍海军的镜头。
　　我想问她海军的镜头不是有了吗而且还不少，为什么又要重拍？话到唇边又咽了回去，什么也没多问。因为她的话音暗含着“指示”的意思。
　　我问她的秘书才知道江青为什么要重拍海军的镜头——
　　新改装的海军士兵的帽子后面有两根飘带，后来不知出于什么考虑，给去掉了，江青叫伍振超补拍就是补拍海军不带飘带的士兵服装。最主要的是，江青觉得女民兵的镜头太少，要多拍些女民兵英姿飒爽的照片来……
　　我似乎明白了一点。
　　伍振超正在北京，我将江青的指示通知了他们。伍振超很激动，海风镀成紫红色的脸颊充满了惊喜，表示一定要多拍，拍好作品，不辜负中央领导的期望。
　　伍振超走了，却留下一堆叫人头痛的事情。
　　各报记者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知道伍振超的照片是由我这里推荐给《人民日报》的。都涌到我办公室里要伍振超的照片。
　　这些照片是江青的“宠物”，我怎能擅自作主随便拿出去呢？我只好先打发走记者，答应过几天给他们照片。
　　我正准备打电话请示江青这件事，转念一想，不行!电话口说无凭，还是写个报告保险，正好将伍振超已去南海的事情一并告诉她。
　　伍振超等同志拍摄的西沙军民的彩色照片，《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和《广东画报》听说《人民日报》刊用，都向我们要照片准备刊用。现伍振超等同志已去西沙补拍海军、女民兵、西沙出土文物等照片，可否等这些照片补拍来，经您审阅后再向画报和各省(市)报刊发稿。不知这样做是否妥当，请您批示。
　　1974年7月31日
　　下午，我就收到了江青办公室的复函，江青在我的报告上划了“同意”两个字。
　　蓦然，我发现我的名字被江青改了!她在我的报告落款处，勾画掉我的名字，重新填上两个字音相近的字。这是怎么回事？
　　我早就听说江青有给人改名的嗜好。没想到今天轮到我的名下。这叫我无法接受也无法不接受。这可怎么办？
　　我默默地坐在办公室的窗前，直至夜暮。
　　我想到了总理。
　　我要是能见到总理就将江青改名的事告诉他，听听他的意见，总理会帮我拿主意的。以前我们有大事小事都喜欢问总理，向他讨个主意。
　　过了几天，我去医院把江青改名的事情说给他听：“江青说我过去的名字是封建阶级的名字。她现在改的名字既高雅又有新意。”
　　总理静静听我说完，先是哈哈一笑，接着将江青改的名字在嘴里念叨了几遍说：“不顺口嘛!语音平仄和以前对不上了嘛？没有以前的名字好念。”
　　我一听忙说：“总理那我就不用这个名字。”
　　总理沉思了。
　　过一会儿，他环视我们一圈，说：“要注意和江青同志搞好关系，不要和她闹意见。遇到什么事情多作自我批评……我在医院，平时很少管你们的事，遇事要冷静……懂吗？”
　　他的话我不敢往深处想又叫人不得不往深处想。
　　我猛然醒悟，我将失去头顶一方阴凉和脚下一块沃土，处在更加复杂更加微妙的人际关系中，要靠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和方向。
　　我望望总理，心里很懊恼，以前尽给百忙的总理增添工作上的麻烦，现在又给病中的总理出难题。让他怎么说呢？我看得出来他不喜欢江青给我改的名字，但是他却不能说出来，只是绕着弯子教育我们。
　　其实我何必死心眼呢，改就改呗，反正户口本上的名字没有改。只是用来应付江青。给总理的报告我仍用我原来的名字。
　　权当我又多个代号吧!
　　过了“八一”之后，我陪叶帅来到四面皆海、四季如春的海南岛度假。
　　海阔天空，怒涛拍崖，鸥鸟盘翔，白帆点点……一切变得清新、恬静、明朗和单纯，远离拥挤的城市，远离纷繁杂沓的事务，全身心地投入大自然的怀抱里，许久许久我都没有这样悠闲了。
　　叶帅是个好心肠的老人。他见主席去了南方，总理住了医院，以为我能超脱些却终日碌碌，这次度假，他一定要我带上家人和他同往。如果不是叶帅坚持，我从不愿意带着家属外出参加活动。这次叶帅作主，我也无奈，破一次例吧，就一次!
　　大海有着不尽的魅力，诱引着大家都想往里跳，就连七旬的叶帅也跳进海里畅游了一番，最后岸上就剩下我这个“旱鸭子”，我自有我的乐趣，端着机子为叶帅拍摄下了精彩的镜头。
　　在海滨疗养院我见到了伍振超。我临离京时，江青叫我了解一下伍振超他们的拍摄情况。我向他们问了一些情况，并转告了江青对他们的问候和关怀。后来我谢绝了伍振超要我同去西沙的邀请。因为我出来时间不能长，说不定总理有外事活动，如果主席在南方会见外宾，我还要飞到南方去拍摄。
　　伍振超是在我后面回到北京的，但很长时间没有看见人。大概到9月上旬，伍振超才来我的办公室，这次见他和以前大相径庭，踌躇满志。他叫我送照片给江青，我心里不高兴，叫他自己送，他支支吾吾说：“没有……没有见过江青，不好贸然去，以前都是你转交的，这次还请你转交了。”
　　伍振超刚走，部里的《中国摄影》来电话是要举办伍振超摄影展，一时搞得我措手不及，没有一点这方面的思想准备。我作不了主，也无法表态。干脆推给摄影部党的领导核心小组，让他们研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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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决定会见伍振超，那天晚上，叫我一同去，其实我一点也不想去。但又不能违背江青的意志。钓鱼台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来过了，一般没有审片任务，我是不去江青那里的。这段时间也正巧，基本上没有主席和总理会见外宾的纪录片。
　　江青在她的会客厅里，精神极好。
　　往往夜幕来临的时候，也正是她白天的开始。
　　我进去时江青正出去换衣服，她爱出汗，一会儿衣服就湿透了，湿透就换，常常见她为换衣服，忙得护士进进出出的。
　　我刚坐稳，“乔老爷”笑声朗朗也进来了。他一出现，清冷略带尴尬的气氛立即就热闹了，我也一扫愁闷乐了起来。只有伍振超正襟危坐，显得很拘束，似乎不解地望着我们有点粗犷的亲热劲。的确，我和乔老爷不知多少次一同出国，那共同将生命交给蓝天，穿越国界线的患难航程友情，是生活在大地上的人无法体验和理解的。
　　我们正谈笑着，江青换了干衣服，走了进来，我们煞住话头。
　　江青满脸笑容，热情地向乔冠华介绍伍振超和他的摄影技术，说完又将头扭向我：“老杜你要好好地向他学习。”
　　我默不作声点了点头。
　　江青坐下后，慢条斯理地对我们讲：“伍振超同志不怕艰苦，长期在西沙拍摄，拍出了不少的好照片，想办个影展。听说新华社也有这个意思？应该办，叫全国人民都知道西沙群岛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照片就是最好的证据嘛!”
　　“冠华同志，你到联合国要向全世界宣传，那里也是阵地。”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叫乔冠华来的。
　　“老杜，你负责放一套8英寸的照片给老乔。”
　　“我看伍振超同志的摄影展就定名‘南海诸岛之一——西沙群岛摄影展览’。这个任务由新华社承担，另外，还要叫各大报纸刊登照片发消息，扩大宣传影响面。这事老杜负责回去传达，组织这次活动。”
　　“新华社主办不合适，国务院文化组主办可能比我们合适些。因为西沙的照片，有许多是风光艺术照，新闻照片少。”我想把此事推掉。
　　江青愣怔了一下，镜片在灯光下闪动着变幻不定的光斑，口气有些不快：“新闻和艺术是密不可分的。不过……你的意见我可以再考虑。照片你还是要负责冲洗放大，交给老乔。”
　　“那是自然。”
　　会谈气氛显然叫我揉进了不愉快的因子。江青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把我晾在一边，和伍振超讲话，有时也和乔冠华说上一两句话。
　　我正好可以慢慢地吸上一枝烟，心里坦荡荡，便也无愧无悔。
　　12日江青交代冲洗放大伍振超的照片，我14日就将27张照片搞好叫人交给江青，因为她提出要审阅后再交给乔冠华，这是要拿到国际大讲台的国土证据，我决不会出半点差错的。
　　自信的事情往往会带来失望。
　　我从杭州拍摄完主席会见外宾回到北京，江青就叫我立即去她的办公室。她将27张照片往我跟前一放，说：“我选出了25张，这两张不行!”
　　我接过13号照片和25号照片，觉得不错嘛，海军人物镜头挺有精神的。
　　“你没看出，这两张有政治问题!”
　　我为伍振超担心起来，这可是一条可怕的“高压线”，谁碰上谁倒霉。
　　江青见我一副茫然不开窍的样子，生气地用指尖在照片上点点，“这是什么？”
　　“什么？帽子嘛。”我觉得好笑，帽子谁不知道，还要问？
　　江青见我轻描淡写对待她所指的政治问题，更加生气。
　　“这是我们海军戴的帽子吗？大盖帽!只有国民党、北洋军阀、沙俄水兵才戴的大盖帽。”
　　我差点没把魂吓飞了!江青说话还负不负责？海军改装后军官们不都是戴这种大盖帽吗？怎么能这样说海军的帽子呢？
　　我一声也不敢吭，好像我一开口说话，就是参与某种阴谋似的。江青朝我撇撇嘴，似乎觉得在对牛弹琴，没了情绪。她留下那两张有“政治问题”的照片，将其余的25张照片连同一张呈阅单交给我，紧张中我只看见江青刚才冲我说的那番话批在上面，其他也没有敢细看，就赶快离开10号楼。
　　我胆战心惊地回到社里，一个人悄悄抽出批阅单，那上面除了江青的批示，还有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批示。
　　江青：拟同意发25张，第13、第25两张，摄影艺术甚佳，可是士兵头上戴着国民党、北洋军阀、沙俄、苏修的大盖帽，有失我军的革命传统，拟不宜刊登，妥否请洪文、春桥、文元同志批示。
　　王洪文：同意江青的意见。
　　张春桥：这两张照片抽调以后，就没有海军舰艇了，可能使海军同志不高兴，是否还是登载为好。或者找两张没有大盖帽的海军照片。
　　姚文元：同意江青、春桥的意见。可以换一至两张没有大盖帽的。
　　江青开了头后又结了尾：照春桥、文元同志意见办。
　　这一纸数语，生动地刻画了他们四个人的政治性格：江青信口开河，为所欲为；王洪文迎奉势利；张春桥老谋深算；姚文元圆滑。
　　我担心这个批示叫海军部队知道，连伍振超都没有告诉。又再三关照身边看见这个批示的部下，千万千万守口如瓶，谁要是将江青的批示传出去，按违纪论处!
　　过了几天我将这事告诉了叶帅，他听后脸色很不好看，但是没有说什么。不过我心里踏实多了。
　　9月30日，《西沙摄影作品展览》在民族文化宫单独辟馆展出，由国务院文化组主办。
　　海军的大盖帽消失了，舰艇上是一群改装前的官兵。
　　这时我接到正式通知，伍振超调到中央外事摄影协作组，当摄影记者。不过他毕竟是搞创作摄影而不是搞新闻摄影，所以没有多久江青便让他研制国产胶卷。他离开那片熟悉的海疆后，再没有拍出红极一时的作品来。